电影创作论文第1篇

进入80年代后期，中国步入了文化转型阶段，经济上的全面进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各类影像、传播设备的普及，而文化产品也日渐受到了市场的青睐及相关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影像的生产及消费获得了双重重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电影和电视成为影像文化的主要传播阵地。经历了十多年的文化、思想冲击，新时期的文化学者及知识分子也开始潜心于影像文化的分解、研究。前所未有的大范围的影像文化普及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价值观，知识分子不再谈论宏大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周遭世界的感受和认知上，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使得中国迅速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后现代文化在我国获得了空前发展，依附于传统政治的文化迅速独立出来，娱乐、消费成为全新的文化习惯。就在这种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电影也积极响应这种时代的变化，从形象及内涵上发生了较为彻底的转变。获得转变的中国电影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观众的感受。

电影创作者也愈发清楚同样经历了历史阶段性转变的观众在消费及审美上的迫切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对电影创作的反作用力。因此，怎样满足已经变化的大众口味就成了电影创作者面对的一个难题。

创建健康的公共影像空间

创建健康的公共影像空间是电影创作者面对观众去展开创作首先要应对的困难。走过2011年的中国电影，除了130亿的天文数字，还有那无数的各种骂架、挑唆以及卑劣的营销。要追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不能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前的中国电影市场热钱涌动。自从中国电影新世纪初全面迎来市场化以来，大量的各路投资就纷纷进入其中，地产商及广告商的不断介入，将电影完全变成了与艺术渐行渐远纯粹的商品。当下的电影似乎经历自己深沉的变质，在投资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下，创作者似乎已不再有什么深刻的艺术追求，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票房的追求上，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充斥市场的有票房无口碑的大量劣质影片，营销者的吹嘘和观众们的口水，都是最好的验证。

从生产到消费，整个电影创作和消费环境欠佳。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级的电影院和电影幕布，并没有改善中国电影观影环境，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千古道理之下，日益高涨的电影制作资金使得电影工作者招架不住，绝大多数从理想主义者蜕变为纯粹的文化商人。当高额宣传费用成为这个时代的真谛，其代价就是制作费越来越低，电影质量参差不齐，票房口碑双赢的硬道理已被抛在脑后。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创建美好而实在的公共影像空间，首先要改善投资环境和创作环境，健康的投资动机和创作动机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优秀影片的产量，减少乃至杜绝欺骗观众的劣质影片充斥银幕。

除了投资方面的问题以外，创建健康的影像空间还要解决中国电影市场的卖座类型单一的难题。就2010年上映的电影来说，在过亿的17部影片中，动作片、喜剧片、爱情片三种类型片占了将近80%，其他电影类型皆尽缺失，没有完善的类型体系。更为严重的某一时期单一类型的过于集中，2011年的小成本恐怖片扎堆，市场上的小成本劣质恐怖片占据着银幕，从《绝命岛》到《密室之不可靠岸》，从《紫宅》到《床下有人》，因为成本低，经得起失败，那么就容易走上流水线，被大量制造出来，不遗余力地投放市场，依赖投机心理在票房上碰撞。这其中，上半年口碑最差的恐怖片恐怕是《B区32号》，而下半年则是《孤岛惊魂》，这部前期并不被看好的作品，结果竟然令人意外地获得8000多万的票房，成为下半年的典型例证。回顾已经过去2011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低成本恐怖片已成为小成本山寨喜剧之后被追逐的对象，差不多平均每个月都有几部作品，年产量30部左右，占上映电影总数的1/10。严重缺失的电影类型和类型电影生产上的投机心理是中国电影市场进入良性循环的瓶颈，丰富多样的类型电影生产才是将电影观众留在影院的关键。

时代在变化，任何文化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时代文化要求，电影生产也不例外。电影生产选择符合时代文化要求的电影题材才能给电影观众以最大的实在，创建健康的公共影像空间既是电影创作者的时代责任也是对电影观众的责任，而转型中的中国文化所面对的三种重要的文化隐喻更是这种责任的一种历史性放大。在布尔迪厄的文化理论观点看来，知识分子脱离其所谓的高雅品位及对经典文本孜孜不倦的探求，将其视野扩展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放下对文化制造机消费的垄断，这种做法不仅有益于文化在民间的普及也会引发大众审美趣味的革新，甚至会是一场势在必行的文化变革。这样的变革预示了前景广阔文化产业的茁壮成长。

营造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质

毋庸置疑，大的社会环境的变换定会带来观众审美取向的变化，但是将这种变化融入中国电影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强有力的融合才是主题，不管纷繁的形式改变还是内容的重复变化都从根本上体现出了固有的民族特性，民族特性是中国电影百年的精神精髓。所以说，面对电影观众的电影创作者除了创建美好而实在的公共影像空间之外，还要精心营造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质。

首先营造电影民族特质是华夏观影心理结构的需要。“观赏电影的心理结构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精神积淀组合而成，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理论认为，每一个体心理深层结构包含着祖先在内的各个时代人们的心理体验。许多无意识的概念产生于人类的史前史中，表现在远古的神话里，这一蕴藏在人的心灵深处的潜在力量对人们精神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根据当时的社会存在，将这些精神观念理论化，便对后代的社会意识、文化精神发生深远的影响，无怪乎《论语》的思想，儒家的观念成为影响几千年中国人发展的思维模式……”①而且个人的情感观点与社会上层建筑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思想无法分割，那么对观众个体的研究不能不追溯到古代文章中保留的经典传统思想，不能不重视观众对传统的习惯性顺应。

而营造电影民族特质的重要的难题在于，如何才能让传统文化精华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对象，并且在此基础上摆脱“中国制造”的尴尬。但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无法进入电影制造业，也就是传统文化的阐释和推广，只能在知识界内部运行，而制造业的大门是闭合的，它似乎缺乏向外吸纳文化的机能。这种自闭性结构则会引发以下两个不良的后果:第一，困难重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无法有效地被现代日常生活接纳而加快其衰落速度;第二，中国工业制造无法获得来自本土文化的支持，在高层次的创意、设计上很难获得进一步的推广。面对这样的事实，华语影坛却有一个怪现状，就是大家在拼命制造不接地气的虚假时尚游戏，从《杜拉拉升职记》到《非常完美》，在时代、文化背景的完全缺失下，成为不伦不类的纯粹模仿。事实上以中国时尚业的落后程度，怎么也模仿不出《穿普拉达的女王》那样的精神气质，最后只能成为附庸风雅的影像产品的典型代表。

电影创作论文第2篇

电影的投资人和制作者把注意和关心的精力过多地用在了技术和投资的方面，而电影和美术创作所应该关心和表现的文化和故事的价值思考;文艺作品所应该关心的本身的文化实质;相关的地域、时代所涉及的文化价值等核心问题则被忽略和淡化消解。对于现代这种密集的特技制作、大量资金投入和标准的预告促销等商业手段，见多识广且效果上审美疲劳的观众来说，这样的制作和推销电影策略不但已经让人疲劳和厌倦，而且还有讽刺性的负面的效应。从近几年上映的美国大制作电影《变形金刚》系列电影的相关评价和反映，就可以明确的印证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以及评论。似乎大投资、大制作、大炒作等热闹的商业现象的背后，与之直接对应的则是普遍的人的价值标准的缺失和失重式的混乱。

反观《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正与上面所列举的大投资和大制作电影相反。“平凡”的主题、“平凡”的主角、“平凡”的画面效果、“平凡”的故事结果却带来了不平凡的影片的成功和甚深、广大的文化影响力。这两部动画电影的成功，与所取得的世界性的影响力度和范围早就超过了动画片的范围，甚至是其他的这些年所拍摄的欧洲的电影也难以企及的。究其成功的最大原因，首先在于它们的“平凡”。如果能够冷静地把这样“平凡”的成功，心平气和地与现代的许多的物质、特技和效果至上的纯粹的商业电影简单的做一个对比，在剥下商业外衣后我们不难看出《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这两部动画电影表面上的“平凡”却正是这个商业时代的许多的影视创作所缺乏的“不平凡”。

“人文关怀”的启示

站在文化和电影创作的角度，大家都期望能够看见新的故事、新的电影、新的作品呈现。但是观众却更希望这些作品所讨论的问题和观念，或者价值标准等问题能够和自身相关;或是和当下关注的社会、环境、人文问题相关;或能够被关注和讨论，能够让自己在观看电影的同时自发、自觉地产生关注和认同。在当代快节奏的生活氛围和当代文化圈子的包围中，有许多时尚和现象总是不停地变化和翻新，而这些文化现象所代表、所对应的许多基本的、传统的文化价值却被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所认同、所坚守。这类的作品中，许多优秀的与典型的作品都取得了其他同时代的相同或者类似作品所没有奢望过的商业、艺术的成就，具有跨越文化和国家地域的文化影响力。不但如此，它们的艺术生命力也是其他的作品所不可比拟的。这样成功的例子很多，就像捷克的电视动画《鼹鼠的故事》、日本的《聪明的一休》、中国的《大闹天宫》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成功的典范。

其实这个道理反过来想很简单，在现在、当下这个时代，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域甚至单独的个人都在很多的方面有着超越以前任何历史时代的紧密的联系，似乎每个人都会有如这个世界在缩小这样的错觉。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联系、抗衡与共存也是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而每个人作为组成世界的个体在生存权利、生理、心理、人格尊重等许多的方面有着同样或者类似的价值诉求。这些价值诉求如果能够巧妙地作为电影或者动画创作的主题，而且能够在艺术表达上处理得比较得当的话，则很容易产生超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艺术魅力，就好像中国的观众同样会喜爱美国或者欧洲的某些经典的电影，而国外的艺术家或者观众也同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武术和相关的电影艺术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或者关注一样的道理。这样成功的例子在现代和当代实在很多。比如较为典型的成功范例电影《女巫布莱尔》和《哈利•波特》电影系列。

而《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这两部动画电影则正是在大家所熟悉的自行车赛、魔术等题材上面来构成自己的故事，并且通过故事中的主人公平凡的生活目标诉求和遭遇自然地流露出对于弱势文化与弱势人群的生活状态的关注。这样的人文关怀很自然地得到了大部分观众的认同、关注与思考。在关注、同情影片中人物的遭遇的同时，观众其实也找到了自己的问题的同情和共鸣。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创作影片的导演所希望的，也是当代影视作品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通过有限的个人力量和电影故事，去尽自己的力量关心更多需要关心的人。

“地域文化”的魅力

特别在当代这个媒体、互联网泛滥的时代，说起“地域文化”视乎是一个落后的话题。可是在这个时代很令人奇怪的是，许多的现象和许多人的兴趣、甚至文化的关注要点却反复纠缠在“地域文化”这个主题上。这样非常成功的例子很多，如最为普及和最受关注的美国职业篮球比赛和黑人的爵士音乐。这些本来是产生于典型的地方性的体育竞技和种族歧视下的黑人文化，经过这些年的文化推广和商业宣传，也成为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的当代美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还有代表法国文化的时装与美食;日本的浮世绘与茶道;德国的汽车制造业等。如果把视线放回到动画创作领域中，也会发现相同的案例。比如类似的题材或者故事，在恰当的融合了地方文化的元素以后，则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魅力。而且这种力量远远大于“1+1=2”，影响范围也难以估量。以大家最为熟悉和认可的好莱坞动画为例。好莱坞作为现代动画电影鼻祖，它所产生的世界性的文化形式和商业影响力毋庸置疑。仅就动画长片来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迪斯尼就注意到了“地域性文化”题材的独特魅力和影响力，创作出在全球市场大获成功的影片《花木兰》系列，还有《阿拉丁》《风中奇缘》《埃及王子》等动画片成功也是如出一辙;而在相同时期的其他传统题材的迪斯尼动画却因为题材缺乏新意，在商业和电影领域屡遭打击。

几年后，作为迪斯尼对手的梦工厂又再度将中国元素挪为己用，奉献出全球影迷皆喜闻乐见的动画电影《功夫熊猫》。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在于梦工厂懂得将美国英雄主义的文化特点和其他典型性地域文化进行结合，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加入本国特有的诙谐和幽默从而达到超越表象的，新颖的视觉感受。再如《功夫熊猫2》的导演詹妮弗•尼尔森就明确谈到《功夫熊猫2》故事本身其实质还是典型的美国梦，她在访谈中曾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该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如何成为英雄?我得承认，完全是西方的故事结构，或者说就是所谓典型的美国梦。”《功夫熊猫》系列在实质上和好莱坞之前创作的等动画长片是一样的。无论是片中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或印第安的土著文化，还是阿拉伯的民间故事、乃至《圣经》故事等，相对于美国本土文化来说统统都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异域”文化;而这些“异域”元素的引入，其目的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魅力。这样的例子在电影作品中同样不少见，以好莱坞英雄主义为主结合中国武侠电影符号而风靡一时的《骇客帝国》电影系列就是同样的例子。

“拿来”与“坚守”

反过来，如果把上述的成功总结为“1+1＞2”的话。国内的动画创作者们不但要有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的精神，还能够谦虚认真的地接受其他文化的优点。如果将其转化成为我所用，动画创作者们还必须先明确我国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加以有意识的坚持和有选择的吸取，才能够真正把“地域文化”的魅力发挥出来，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作品，重新创造中国动画的黄金时代。就像《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它们既没有好莱坞那样的大投资，也没有《变形金刚》这样的复杂的拍摄和制作的技术。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平淡和自然，却能够拿到多项国际大奖，同时也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思考。如此的成就也是值得我国的动画创作者认真研究的典范。动画《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首先，导演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或者扩大一些可以说是欧洲动画、甚至低成本投入(和好莱坞相比)动画的位置。仔细分析起来可以看出，导演所讲述的是欧洲、法国自己的故事，如环法自行车赛和传统的魔术等许多过时的表演都是很典型的代表欧洲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电影创作论文第3篇

对于李行电影的总体评价，论者一般认为他延续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的形式与风格，在台湾创出新的乡土写实电影传统，为台湾原创电影的发展，奠定技术与美学的基础。关于李行对台湾电影美学方面的影响，台湾电影史学者卢非易给予很高评价，他在《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一书中讨论台湾电影于创作环境先天不良的条件下依然陆续出现优秀的创作时，便以李行的作品作为典型：“……《王哥柳哥游台湾》开发出台语喜剧原型，《街头巷尾》为健康写实电影定下基调，《秋决》奠定儒家电影的伦理风格，《海鸥飞处》重赋爱情文艺类型新生，《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引介本土反思与乡土意识，以致《原乡人》领先探讨中国/台湾情结。可以说，李行始终能步于众人之前，呼吸时代的新空气，一再地带动台湾电影的发展方向。”(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266-267页。)

李行近30年的导演生涯、50多部作品，其创作始终不出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家庭伦理的主题圈子。从中不难看出李行关注现实的品格、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创作立场和“文化中国”的气质、在意识形态与艺术追求的中间地带从事“主流”电影的创作、尽可能兼顾政宣要求和风格化的艺术表达、坚持将伦理道德的理想渗透进商业化的剧作构思、百般眷恋的乡土情结和爱国情结等等。以上也是历年众多论者一再论及的内容，在此不必重复。不过，同时也有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就是李行电影还一直受到争议及批评。李行自己也很清楚，对于他的电影，有两方面始终是激烈争议的引发点。一是他的“煽情”作风，一是他的“保守”的伦理观念。那么我们就从李行作品的争议处入手展开评析，在下文我们将会发觉，这两方面的批评，也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先说“煽情”。其实，与其判定李行是“煽情”，不如说他是十分的“重情”。李行作品一贯“重情”，尤重传统的伦理亲情。关于亲情的描写，在他的健康写实电影(如《街头巷尾》)、哲理电影(如《秋决》)、爸爸电影(如《路》、《吾土吾民》)、琼瑶电影(如《婉君表妹》、《哑妻》)、乡土电影(如《中的一条船》)、寻根电影(如《原乡人》)中都有鲜明体现……这是与中国人的抒情文艺传统一脉相通的。

关于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其源流之久长，影响之深远，无论怎样描述都不为过。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一文里讲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区别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不仅仅是侯孝贤电影的学理脚注，也同样适用于李行的电影。她借用学者陈世骧的观点，从诗经开始梳理这条抒情传统的线索，楚辞、汉乐府、赋、元小说、明传奇、清昆曲，可说都是由名家抒情诗品“堆叠”起来的。(注：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台湾三三书坊1989年8月版，第12-16页。)不仅从民间文化的“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角度来看，这一抒情的品质，堪称民间文艺世俗精神的核心；而且根据考古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考察与研究，抒情传统不仅仅局限在“小传统”，并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同源。(注：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RobertRedfield发表《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SocietyandCulture)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小传统”(littletradition)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这一对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之中所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但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大小传统文化也可称为“高文化”与“低文化”、“古典文化”与“俗民文化”及“学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RobertRedfield认为自己这一组大小传统的观念最适于研究古老的文明社会，如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社会。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43页。)

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一批竹简，共13000字，含18篇学术著作，即著名的“郭店楚简”。据学者庞朴介绍，“郭店楚简”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从不知道的“儒家之秘”，其中就涉及重情的思想：“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儒家相信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因此所有有关儒家修养的书都好象是道貌岸然、远离七情六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这一次竹简的出土基本上摧毁了我们的观念。竹简里面有好几篇谈情的重要性——道始于情。人道从哪儿来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从性来的。因为儒家认为性本善，从性善里面派生出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可这一次它明确说，道始于情，从情开始了人的道德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这个思想我们以前不敢想也不敢说，这是儒家的一个秘密。”(注：庞朴《郭店楚简探秘》，《北京晚报》2001年4月6日，第26版。)

既然“道”始于情，那么“文以载道”的“文”、“影以载道”的“影”也应当有“情”。而“情”、“道”之间的渊源，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有情的宇宙观”。关于“有情的宇宙观”，学者韦政通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儒家为主，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仁，仁的基本性质是感通，所以能感通者在有情。……仁，内在于人说，为人心；超越于人说，又是万物之性。仁周流于人与自然之间，促成人与自然的相感通，人与人的相感通，以及物与物的相感通。从儒家的观点看，万物莫不相感通。万物莫不相感通，也就是万物莫不有情……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乃一生化的历程，是一有情的生命体。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就是说，人能由感通之道，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意思。了解这一类的玄思，必须了解它的基础是定在情字上：人与人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物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天地万物，统被连系在情的交光网中，此之谓有情的宇宙观。”(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

在“有情的宇宙观”基础上，韦政通先生又说：“中国传统中第一流的文学，不是纯粹写景的山水文学、自然文学，而是融情于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感的性情文学。”(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归根结底，亦在一个“情”字。由是观之，李行导演一贯的“重情”作风实在是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深入影响所致。

至于李行的“保守”，我们知道李行选择坚守“影以载道”的传统立场不改变，一开始是由于在台湾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电影从业者不得不苦苦寻找政治、商业和艺术三者之间的通约点，结果是找到

一种折中方案，“拍摄一些既反映台湾现实又符合政宣要求，宣扬中国伦理道德，在票房上也能有起色，不担风险的电影”。(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2页。)同时，李行自己讲：“我的作品重点，多半强调父母子女间的亲情，这一点，与我的家庭环境极有关系，在我的感觉里，上一代与下一代应该是协调的，不应该是叛逆的、相抵触的，人类感情，没有比父母对子女更真诚无私，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是传统保守的中国人典型，所以我最服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958年，四位台港地区的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的副标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标志台港地区新儒家作为一个思潮的崛起。而当时的政府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来支持。由6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台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积极动员权力体制内的各种电影资源——李行是“中影”公司的大导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而为他所拳拳服膺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恰巧与政宣内容不谋而合。所以，他的“保守”作风，他的一系列“保守”作品，还有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不容忽视。

那么“传统的伦理亲情与教育，正是李行导演作品中的主要元素，也可以说是他的美学核心，他的导演三昧”(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这亦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之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中性、在艺术上符合表达愿望的主题区域和题材空间。至于李行在后来政治限制相对宽松的时期仍旧坚持其“保守”作风，如何看待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毕竟创作者有坚持自己风格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无论怎样的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

二、影以载道：美是道德的象征

李行的电影，是以传统的眼睛看传统，以之为“健康”标准拣取现实素材，有论者认为是将现实渲染、美化、构造成传统眼光下的现实：在传统眼光先于一切、居高临下的注视下，一切社会现实的外在现象，经过过滤、筛选，都被儒家的传统精神统摄起来、凝聚起来。“事实上就是传统的伦理主题落实到某种层次人的生活中，而使得观众能更真实地领会其情感而已。”(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3页。)

无论多么剧烈的内在或外在冲突，无论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多么疏远、多么隔膜(如《路》、《浪花》、《原乡人》)，在“仁爱”精神、忠恕之道的感召下，对立都化解，问题都消弭，隔膜被穿透，距离被拉近，在心有灵犀般的感动、共鸣中，走向人际和谐的圆满，在作品中的小世界实现儒家的道德希冀与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亲亲爱人”的实践与圆满。

李行的“保守”，尤其他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也和“有情的宇宙观”有着微妙联系。中国的传统哲学，受“有情的宇宙观”影响，始终没有能够和文学划清一条界限，“情”与“理”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为了以文载道，多少损失了文学的独立性，即，给文学的表达定下一套先验的哲学理念，虽然这一理念与情感有关，可一旦成为定式，就难免理念先行而情感在后的说教嫌疑。儒家思想对中国文艺作品的这一消极影响为诸多论者提及，而在李行的电影中也确有说教过多的痕迹。同时，这种天人感通的哲学传统，造就了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泛道德化的伦理主义系统。在儒家的道德思想中，视道德原理为“先验”的道德原理，“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先验(apriori)一词，借用自康德哲学。根据康德的解释，先验就是先乎经验的意思，同时，也包含对于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在里面。凡是先验的原理，都不必由经验来证明，它是不证自明的。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属于这种先验的道德原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就是，只要我要求实现仁，那么仁就可以实现。实现仁的条件，既不依靠知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经验，唯赖人的意志。还有孟子著名的四端之说，作为儒家的四大德目，代表儒家所厘定的行为规范。这些德目的根源是为人心所固有的。(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页。)这样把儒家的道德抬高到的层次，倒颇能帮助我们理解，李行的人伦道德的理想为什么始终渗透在他的电影作品里，构成贯穿其整个电影艺术生涯的重要特色。从而，李行作品中这一普泛存在的、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姿态与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同源共流，面对受过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中国/台湾观众，正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因而一度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李行的健康写实作品，撷取现实的素材，按照儒家的精神进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提升现实；与其说是描述现实，不如说是美化现实。道德精神的和谐与完满是李行作品主题一贯的、先验的归宿。所以，李行的大多数作品，不是“现实”的，而是理想的；不是再现的，而是象征的。内中渗透出的影以载道的“理趣”，成为其美学风格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专门论述过“对美的理知兴趣”，他把审美判断理解成不仅仅是纯粹的审美，而且是部分地具有理知性的趣味判断。“当心灵思索自然美时，就不能不发现同时是对自然感兴趣。这种兴趣是临近于道德的。”(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的译文为“当心意思索自然的美时，就不能不发见自己在这里同时对于自然是感到兴趣的。这种兴趣按照它的亲属关系来说是道德的。”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145页。)在此，道德的理念通过“象征”而感性化，成为审美——“趣味归结乃是判断道德理念的感性化的能力(通过二者在反思中的类比)”。(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译文为“鉴赏基本上既是一个对于道德性诸观念的感性化——通过对于两方的反思中某一定的类比的媒介——的评定能力”，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204页。)康德在美的分析中把“纯粹美”/“自由美”和“依存美”区别开来：前者如花、鸟、贝壳、图案画、无标题音乐，属于纯粹的形式美，是非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后者是指“依存于一定概念的、有条件的美，它具有可认识的内容意义，从而有知性概念和目的可寻”，即并非以线条等纯粹形式而引起美感的对象如人体、园林、建筑等等。(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3页。)康德将“依存美”看作是高于“纯粹美”的，指明“依存美”才是真正的美的理想，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著名美学命题——例如白色象征纯洁，或把自然景物类比于一定的观念而成为美等等。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松、菊、竹、梅四君子象征道德的高尚贞洁，与康德这里讲的意思倒相当一致。”(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6页。)

在李行的代表作中，《秋决》(1971)极其典型地传达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理趣、理念，片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象征意涵，成为探讨儒家哲学及伦理的形象化概念，达到“趣味与理性的统一，即美与善的统一”。我们不妨将李行长兄李子弋对该片剧本第十二稿的读后意见录在下面，文章不啻为影片道德象征理念的上佳阐述：

“《秋决》应有三条主轴：第一、与生俱来本质上‘道欲并存’的人性可塑性。第二、刑罚教化‘刑期无刑’的矫正性，自我反省、悔改重于刑罚的惩治。第三、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奉献与柔顺妇德，所彰显的无私的爱，会开启人性至善之门。

秋决，是中国法治的精神，以秋天肃杀、收敛，蕴涵着下一个春天生命的再生。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在于‘生生不息’，中国的文化价值，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充满生命精神的世界，它是一种生命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生生是后一个生命接替了前一个生命，是一种圆的转换与传承。

中国人对生死的看法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秋决正是这种生生死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时序与生命转换。

因此，《秋决》的男主角，是‘道欲并存’人性可塑性的象征，女主角则是柔顺妇德、母爱光辉，牢头则是‘刑期无刑’鼓励反省悔改的力量，通过秋的肃杀一个旧生命的衰退，开启春天苏醒一个新生命的成长，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转换。”(注：黄仁编著《行者影踪——李行·电影·五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股份公司，1999年12月版，第28页。)

《秋决》以死囚裴刚由暴戾乖张到良心发现的心路历程为叙事主线，穿插塑造了仗势护犊继而悔恨不已的奶奶，性格温婉柔顺、甘愿传宗接代的莲儿，以及正义严峻又慈悲若父的牢头、代表性恶的小偷与彰显良知的书生等几个人物形象，再辅以诗性象征意味的四季自然景色的描写，俨然是探讨人性、亲情、天命、生死、道德等等诸多人生终极问题的哲理电影诗。影片完成后，李行称它是过去十年来以伦理为主题的毕业论文。

追溯该片之主题渊源自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我们知道，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本来就有把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先验地看作一致的倾向，后世理学家据此发展出“致良知教”，即认为良知天然植于人心，可由人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良知的最大特点。这里举一实例说明之。已故的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1909—1995)有一件难忘往事，曾深刻影响其哲学观念：“30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十力)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的根据是康德……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注：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08页。牟宗三正是在熊十力的启发下开出“道德的宇宙论”，视道德的秩序为宇宙的秩序，再融汇康德先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要，依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路，推展出一整套现代新儒学的“先验道德论”哲学架构。另外，关于“良知”的先天自存于人心，可参考王阳明《大学问》第26卷所讲：“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良知到底是不是“呈现”，从理性的角度，既无从证明，也无从证伪，只能是悬案。新儒家继承宋明理学传统把它理解为德性之知的“呈现”，已越出科学的界限而进入信仰的领域，故而有的学者干脆把儒家文化系统看作“宗教、伦理、政治”的三合一。

为了使《秋决》有力彰现儒家之自然与人伦同源不二的信念，李行和编剧张永祥屡易其稿，惨淡经营，借用情、景、人、物、事在凸显“道”与生命的联系，视天、地、人为一整个的生命系统——“天地之大德曰生”——把自然和人伦统一在天道运行、生生不已的哲学境界里，这样一来，就把伦理道德的终极依据形象化地展示出来。

关于此中蕴涵，可再参考国学大师钱穆的一段文字：“这一个道，有时也称之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但天地间岂不常有冲突，常有克伐，常有死亡，常有灾祸吗?这些若从个别看，诚然是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但从整体看，还只是一动，还只是一道。……从道的观念上早已消融了物我死生之别，因此也便无所谓冲突、克伐、灾祸、死亡。这些只是从条理上应有的一些断制。也是所谓义。因此义与命常常合说，便是从外面分理上该有的断制。所以义还是成就了仁，命也还是成就了性。每一物之动，只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只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自成为人文。”(注：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34页。)

三、时代/个体局限：在政治、商业的夹缝生存

李行电影创作的黄金年代是20世纪60—70年代，台湾此时正处于经济起步的历史阶段。从经济角度上看，台湾正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官僚资本、私人资本迅速增长，连带着电影投资也大幅提升。从政治角度上看，政府鼓励本土电影发展，并限制外国片进口，在政策方面为台湾本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支持空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氛围里，老百姓自然会有对电影的消费需求，又值台语片渐渐走向颓势，国语片急需找到新的表现方式。而且这一表现方式既要能够兼顾政治宣传目的，又得符合市场的需求、观众的口味。在电影艺术方面，世界兴起写实主义的电影浪潮，波及台湾，它成为“(健康)新写实主义”电影应运而现的又一催化剂。

然而表面安逸的社会征侯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紧张。当时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背景下处于两极对立的时刻。“保守的威权统治与政治压抑仍继续强化，以确保一个低风险的稳定投资环境。”(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7页。)

“鉴于过去上海左派电影的庞大影响力，政府仍小心翼翼地钳制电影内容与意识。60年代的主要片商戴传李，曾提及当时噤若寒蝉的状况：‘有轻描淡写社会的不平，但不敢深入说明，太露骨的话，不要说惹事上身，只要禁演，就赔大了。’电影检查的严苛与近乎神经过敏的自我约制，使台湾电影始终谨守在政府许可的意识范围内。这样紧张兮兮的创作气氛，贯穿了整个60、70年代。”(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8-99页。)比如台湾当时的文艺政策中有所谓的“六不”，即：“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103-104页。)在如此鲜明的意识形态限制之下，确实是先验地、强迫性地决定了健康写实电影的扬善隐恶的根基品性和价值起始点。作为从台语片时期走过来的成功导演，李行为了在这一社会氛围中生存，也面临自身的表现方式、风格的转型。因为他必得在夹缝中求生存，一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一面是观众口味的要求，并且艺术家还有强烈的表达个人关怀的愿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要想三者兼顾协调，诚非易事。

李行作品中的所谓“健康现实”的美，是作者的审美理想以“现实”的表象外化在银幕上，至于它与客观现实的真正关系，往往成为论者争议的引爆点，至今仍褒贬不一。尽管李行在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夹缝中生存下来，在限制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既然是时代背景限制下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时代的烙印，无法真正逃离时代的局限性。李行的局限，一方面是他的伦理观念及教化主题上的局限，一方面在于他实现其电影美学风格的手法的局限。

在道德伦理主题方面，李行若有意若无意地流露出对当时意识形态的迎合，即对现实父权/威权文化的某种依附或妥协。陈飞宝中肯地指出李行电影“遵古守旧、不做任何改变的思想，与当时台湾社会趋向开放的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对代沟问题的探讨，他总是远离台湾政治社会生活，远离现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对中国固有伦理和传统的具体分析，单单强调下一代向上一代迁就和妥协，这是很不够的、片面的”。(注：陈飞宝编著《台湾电影史话》，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03页。)

在电影美学、电影风格方面，则属焦雄屏最具代表性，她提出以李行的《蚵女》、《养鸭人家》、《路》为代表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

“一、背景多设在台湾某农村、乡下、渔港等地，以农渔的生产为题材，在外景实地拍摄，避免了以往片场显出的虚假狭陋景观。

二、人物普遍是劳动的普罗阶级，如《养鸭人家》的农户与养鸭户，《蚵女》的殖蚵女郎，《路》的筑路工人和近邻的贫破木屋区。不过，这些演员并未掌握角色的现实原则。扮劳动妇女的女星常挂着一脸都市妆上戏(如：眼影、假睫毛等)。男星则吹着飞机头、穿着花衫西裤演农夫。其面貌与写实的外景并不搭配。

三、标准国语的演员，使电影极不写实。这是台湾充满南腔北调的时代，农渔村更是一片台语。但是，训练有素的话剧传统演员，吐着咬音标准的台词，使人产生错乱。

四、健康写实脱不了宣传政策的任务。虽然放弃了的陈词，但是宣扬台湾的经济变化以及政府德政都不遗余力。

五、这些电影都存有保守的意识形态，先验地巩固父权思想及封建伦理。也因为背后已存有既定的意识形态结论，‘健康写实’完全不能如‘意大利新写实主义’一般采取开放的形式，电影的终结往往是一家团聚，误会冰释，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和天伦之乐超过一切。”(注：焦雄屏《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第157页。)

综观以上五点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对于“健康写实”电影的评价，除了第一条带有某种程度的肯定语气之外，其它四条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其二，前三条写出电影在拍摄手法上的局限与不足，后两条则在电影传达的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指出其局限性。其三，从拍摄手法的陈旧，到主题、意识形态的保守落后，这些问题几乎在80年代崛起的台湾“新电影”全部纠正过来。因而，在这些批评意见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时代的电影美学观念。也正是在新的美学观念引导下，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80年代“新电影”导演们形成了大大区别以往的电影创作气候，开拓出台湾新生代电影发展的新局面……

结语

综前所述，本文首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情的宇宙观”对李行的“重情”作风的影响，与我国自《诗经》就开始的抒情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其次，说明儒家传统的泛伦理主义倾向，直接导致李行作品中“先验”的主题意念，即“美是道德的象征”这样一种将哲学观、道德观、审美观合而为一的创作追求。接着，又指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政治和商业的双重限制，李行在创作上的某些局限。基本肯定的一点，是李行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奉持者兼代言人，他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终生不渝的最高信仰，从“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的角度上看，是没有任何距离感的完全认同，即认同传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

不过也要特别说明，认同传统文化、信仰传统精神的人，不一定就是极端的守旧派或者(狭隘、庸俗意义上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主义者。比如李行的《贞节牌坊》，就是同情、肯定女性正当的要求，反对并谴责了残酷无人性的封建贞洁观，有其进步意义；再者，他所宣扬的传统伦理道德，也只是强调仁爱之心、忠恕之道，崇尚克己奉献、向往亲情和谐……是对传统之积极面的认同，决非对封建糟粕认同，像后期作品《原乡人》、《中的一条船》中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当为我们全体中国人所信奉。因之，笔者以为应主要从积极方面看待李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体现。

传统是复杂的，现实是复杂的，传统和现实的关系，以及传统与未来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人们常说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依据的正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李行的电影创作，正给予我们这方面的重要启示——正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关于“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的自由”的精辟论述：“文化始终有两个源头：一是传统，二是创造的自由。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连贯性，就没有历史沿革的合理性。这儿说的传统决非那种阻碍创造性发展的守旧，而是跟过去的创造、过去的文化价值的一种内在的联系。没有创造的自由，文化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不断提高和上升的活力，就是消亡。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发生跟过去决裂的现象，激烈地对抗过去，特别是对抗刚逝去的过去。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文化生活中也要闹革命，但伟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过去却始终会保存于深层处，人们总会向它回归……没有跟过去的联系，没有记忆，就不存在文化，就像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一样。”(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陆肇明、东方珏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7-218页。)

附录：李行电影导演年表

1958年《王哥柳哥游台湾》(上、下集)

1959年《猪八戒与孙悟空》、《猪八戒救美》、《凸哥凹哥》

1960年《台湾地下水》(纪录片)

1961年《台湾教育》(纪录片)、《王哥柳哥好过年》、《武则天》、《两相好》

1962年《金凤银鹅》、《白贼七》、《王哥柳哥过五关斩六将》、《白贼七续集》

1963年《街头巷尾》、《新妻镜》

1964年《蚵女》(与李嘉合导)、《养鸭人家》、《婉君表妹》

1965年《哑女情深》、《贞节牌坊》

1966年《还我河山》(与李嘉、白景瑞合导)、《日落日出》

1967年《路》

1968年《玉观音》、《情人的眼泪》

1969年《群星会》、《喜怒哀乐》(第三段《哀》与白景瑞、胡金铨、李翰祥合导)

1970年《母与女》、《爱情一二三》

1971年《秋决》

1972年《风从哪里来》、《大三元》(与李嘉、白景瑞合导)

1973年《彩云飞》、《心有千千结》、《婚姻大事》

1974年《海鸥飞处》、《海韵》

1975年《吾土吾民》

1976年《碧云天》、《浪花》

1977年《风铃风铃》、《白花飘雪花飘》

1978年《中的一条船》

1979年《小城故事》、《早安台北》

1980年《原乡人》

1981年《又见春天》、《龙的传人》

1983年《大轮回》(与胡金铨、白景瑞合导)

电影创作论文第4篇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迅介绍了数据库电影的相关情况，他认为，数据库电影的位置处于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或者说它立足于新媒体但是要包容传统媒体，包括多媒体的融合。数据库电影不太关注讲故事，而是关注搜索、认知和导航。数据库的叙事结构显示出选择和结合的双重过程，用不同类型的数据库创造一种多故事、多事项，按照多主题联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信息结构。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林玮分析了互联网多媒体跨界的三种形式：大数据、众筹和网络售票。他认为互联网的跨界传播的商业模式是可疑的。互联网的思维不过是一个商业模式发生了变化，可能对电影内容的影响还非常低。近两三年来的电影创作的典型特征是奇观在消退，生活在回归，主要原因是创作者生活体验与生活经验的变化。浙江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王国富介绍了浙江电影产业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他指出，浙江电影产业有以下特点：其一是浙江电影制作主体阵容整齐，浙江影视公司将近1000家，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二是浙江影视基地产业链完善，如横店影视基地，资源集中，从电影的立项到最后的审查都可以在横店举办。西溪创业园也有30多家公司，“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有将近200家的影视主体。其三是浙江电影产量位居全国前列，浙江一年电影立项有100多部，完成制作的将近有50多部。目前浙江电影正开始进入转型升级的时代，浙江本土制作电影正在崛起，并开始进入主流电影市场。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卫东认为，如果青年导演能够得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的一些辅导，使他们能够加深对这个社会的观察，这对他们的电影美学可能没什么帮助，但是对他们穿透迷雾，让自己能够更深地呈现很有意思的故事或者是发现一些故事是很有帮助的。电影该如何争取更大的受众群体，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青年电影导演其实就是一个企业家，必须完成创新才能完成剧作。躬逢盛事，年轻人应该为生在这样的时代而感到庆幸，应该准确地、创造性地发现并讲好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

二、网生代的创作态势

随着互联网多媒体的演进，青年导演的创作环境与传统导演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与会专家们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认为，当前的电影导演界出现了多代同堂的格局，既有五六十年代的导演们，他们有张艺谋、陈凯歌等等，也有近五年内陆续崛起的生于七八十年代的新力量，他们中有张猛、滕华涛、徐峥、赵薇、韩寒等等。新生代青年导演的电影美学趋向，既有传承，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北京爱情故事》《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延续小人物的悲喜剧的叙事范式，也有创新，汇入了新世纪的时代元素。如网媒电影，它依托国际互联网来发行营销，代表作是《失恋33天》；书媒电影则依托印刷来传递的电影模式，这里有两个成功的案例：其一是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其二是韩寒的《后会无期》，这两位富有争议的80后作家，其作品已经培育起数量众多而又相对稳定的粉丝群，正是凭借这些粉丝群，他们进军电影赢得了同样的成功。因此，青年导演的影片是多样的、复杂的，不能一刀切。与其说青年电影趣味正引领中国电影，不如说它正折射这种多样而复杂的电影世界、文化世界，乃至于我们注定要生存下去的生活世界。所以不要简单地用悲观的情绪来衡量今天的电影，关键要看到它的多样性、复杂性，做更加细致的区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认为，青春创作蔚为大观是中国电影的新阶段，青年创作力量是最不可忽视的因素，扶持青年是时代需要。青年绝对是主体，青年导演创作明显迎来了意外和良好的局面。电影跨界的主题肯定涉及到互联网，一旦网络新生代成为主体的观众，网络受众的需求将决定着电影的生死。当前的电影生态特征可以概括为跃进性的电影市场、破规则化的电影创作模式、网生代的受众需求、移动媒体造就的电影营销宣传，粗鄙化的娱乐表达。现在的电影产业发展对于年轻人来说是良机。电影在高科技和互联网作用下，在新一代网生人和时代迁变的事实面前，在创作门槛放低和创作收益升高的情形下，对于青年创作有什么样的期望呢？第一，要大胆创意不拘一格，第二，要关注时代、追踪现实，这个才是青年人的优势。第三，个性保存，找到潮流。第四，正视长处，规避短板。第五，寻求价值，放长眼光。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副主任刘浩东从青年导演与资本结合的角度对青年导演的创作做出了相关分析。

他认为，创作群体必须和市场和资本结合，这就是一种博弈。所有导演都有一个用武之地，就是在类型片的市场上寻到自己独特的东西。每个导演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要生产适合中国市场的类型片，既能把自己的才华表现出来，又能让人们刮目相看的片子，同时使这样的类型片能够输入。此外，电影创作有很多不可预料的东西。从编剧到导演，是一个消减与增分的过程。所谓消减，当组建团队彼此合作做片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导演的每一个构思和演员之间的交流都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设想，这是消减的过程。电影创作同时也是一个增分的过程，团队成员能给导演好的建议，使创作向好的方向发展。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胡志毅以浙江影视创作为例，认为浙江电影的发展经历过一个从无到有的历程，近年来涌现出阿年等年轻导演群，并制作出《感官时代》《邮递员》《来世有缘还叫你爸爸》《我的电影会说话》《爱谁谁》《恋爱大赢家》《我愿意》等影片。互联网时代网生代这一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电影新势力的崛起，因为年轻人本身就是要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浙江传媒学院副院长项仲平指出，浙江影视近年发展势头比较好，得益于其巨大的电影市场和得天独厚的政策的优势。但是，他也指出，浙江电影创作存在短板，认为在今后的电影领域浙江如果不占一席之地，要形成南方的影视中心是非常困难的。他呼吁浙江要从现在开始抓住青年导演的培养，这才是保持后续发展的关键之一。浙江的影视主管部门要重视浙江本地青年导演的培养工程，浙江要像重视新闻队伍一样重视浙年导演以及青年人才的培养。第二，浙江的企业要从企业持续发展的角度，加强对浙年导演的孵化和成才培养的投入。第三，影视专业院校要为浙江培养青年导演做出积极的贡献。北京劳雷影业有限公司总裁方励从自身制作经验出发，探讨了青年导演的创作路径。他认为，大数据是一种总结分析，而电影是创作，如果只是分析电影观众的所好，那么这种分析会成为过去式，分析完了，两年过去了，两年以后观众喜欢看什么呢？新媒体对电影的影响是在传播渠道上，电影的内容还是要打动人心。今天的电影状态是缺好电影、缺人才、缺真正能够埋头做事的人。年轻导演不要受市场上资本的影响，要走入观众的内心，不能活在光鲜亮丽里面，要活在大众里面，才有可能打动观众。如果要走职业导演的路线，就一定要有一个团队来做，不要一个人做。青年导演要了解这个时代、观众、历史、时空，经常要生活在人群里面，经常观察行人。一定不能脱离生活，要多走多看，要多下基层底层，不同的地域，各种生活形态都得熟悉，否则好的东西出不来。

三、新媒体时代的电影传播

新媒体时代，电影的传播逐渐突破旧有格局，展现出新的融合特征，与会专家们也就此发表了各自观点。浙江东海电影集团董事长倪政伟认为，互联网企业通过大数据介入到电影产业中，电商掌握了用户的知识结构、年龄、文化程度等数据，以此作为下一步制作电影的依据。以后的院线模式、营销模式、观众的观影模式等会不会被互联网革新，这些都值得探讨。上海戏剧学院教务处处长厉震林则认为，新媒体时代，青年导演面临的电影传播生态有下列特点，首先，知识分子的解魅化。青年导演不可能像以前的导演走到哪里都是光环，他们会面临这样的困境，现在就是一个艺人时代。其次，技术迷思。技术发烧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消退需要一个过程。这是青年导演在技术上遭遇的比较大的问题。再次，艺术取向发生变化。人文精神可能会变成当代杂耍。青年导演要有一定的方向，价值观是很重要的，要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历史观和审美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陆绍阳认为，烂片高票房的问题涉及到的是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前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历史性的关系，是一种纵向的因果关系。但是现在的相关性是建立在共识性的基础上，更多的是横断面。从历史性到相关性是不是一种进化或者是一种进展呢？也不能简单地说，其实只是一个历史性的坐标，一个横向的共识性的坐标，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这个世界。所以像《小时代》这样一些作品，它的传播有可能是跟这个社会发展到现在整个生活方式的转变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的话，可能会使我们更完整地看待这个世界。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周铁东从“类型”的概念出发，分析了类型与观众、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类型是一种创作方法，类型是一种营销手段，类型是一种工业属性。从创作角度来说，创作者、投资人和观众，必须是三位一体。

从传播的角度来说，作者、文本和读者必须是三位一体。从作品必须到产品，作品到产品的过程是一种可持续的投融资过程，是一种创作过程，一种制作过程。通过营销和发行的手段将产品变成商品，从而最终使它有作为商品的价值，作品、产品、商品必须三位一体，最终统一于观众。《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副主编董阳从文艺评论的角度提出了电影价值观与文艺管理的问题。他认为，电影的价值观与文化管理不仅是政府问题，也是学术问题。电影背后的哲学观念落后，对观众心理机制的科学认识不足，是当前电影传播受限的隐形障碍。很多迹象表明，当前电影观念还停留在机械反映论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机械反映论到现代心理学的转变，那么对电影的理解就还停留在前现代，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创作和管理就会滞后和掣肘。要改变管理和艺术在某种程度上的迎合关系可以从电影的格局观念对观众的认识、文化管理的公共转型、文化管理的系统思路等三条路径加以解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黄钟军分析了弹幕这个最直观的跨界观影形式。他认为，弹幕目前只是在几部影片当中昙花一现，不会成为年轻人主要的观影方式。观众对弹幕电影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弹幕本身对电影本体会带来特别大的破坏，封闭的、传统的电影叙事的完整性被打破了，电影的感染力也消解了。第二，弹幕电影比较适合第二次观影，对一次性观影的观众来讲是不适合的。第三，弹幕电影只是一种群体社交的新模式，是一种新的电影营销手段。《当代电影》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徐辉则着重从电影节的角度分析电影的传播方式，她以法国西部城市拉罗谢尔举办的电影节为例，指出该电影节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吸引大家参展：其一是关于人物的，一般每年会选取几个活跃于当下欧洲影坛的导演，比如说2014年有来自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导演本人会来到现场，以引起公众的关注和热情；其二是发现新导演的作品，培育和发现新人，这是举办电影节一个重要的宗旨所在；其三是经典电影回顾展，通常是关于默片的回顾展，展现某大师级导演的所有作品，并有音乐伴奏，以示对大师的敬意。此外，由于电影节举办地是在海边的一个旅游城市，吸引了很多北欧的电影人和游客，他们纷至沓来，一边度假一边看电影。杭州作为一个风景旅游城市，在今后举办浙年电影节的过程中可以多借鉴国外电影节的举办经验。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第二届浙年电影节麒麟奖评委范志忠，分析了本届青年电影节入围作品的三个生态。生态之一是很多入围电影坚持了一种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和表达。这一系列的电影都表达了一种主流观众人群，主流的意识形态。通过反映主流的价值观，电影获得当地政府的关注，取得当地政府的投资，并且在特定的频道播出。第二个生态表现为青春叙事，展现了青年电影人的成长、挫折和苦闷。从内容上来说，每个青年人的成长历程，在进入到青春的状态，客观上要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这就构成了电影的戏剧张力。这样的电影构成了这两届的入围电影的主流。还有一类电影属于类型化的电影尝试。类型化是主流商业电影的制作范式，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青年电影就是通过在各种电影节的展示，而成功实现转型。在互联网之前，电影的传播平台只能在电影院，互联网之后则可以在移动媒体等实现多屏传播，从而很好地拓展了电影传播空间，对青年电影而言，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四、结语

电影创作论文第5篇

我们认真审视这些年中国电影发展的具体情况，就不难发现，对于现实和人民群众的关注，对时代的关注，恰恰成了一种缺憾。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有违于电影艺术的传承，另一方面又不适合现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对于电影发展的要求和呼唤。

中国电影要在不断创新中坚持走现实主义道路

从我国有电影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延续着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已经有100多年，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好像是火把，一代代传承下来，发展下去。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展开了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伟大宏图，我们中华民族的心理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这样如火如荼的时代强音，却没有相应产生出大量反映这个时展变化的作品，不能不说，这是我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的一点遗憾，不管是思想匮乏，还是题材距离现实太远，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思考其根本缘由，经常发现一样的困惑，那就是缺乏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和探索。

好莱坞各种类型的电影风靡全球，但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奥斯卡奖往往把最高奖项给予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据统计，近八年来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全都是关注现实社会的佳作，美国是全世界电影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全世界商业电影产量最大的国家，却不断产生具有很高艺术性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好作品，这也提醒我们认真思考。现实主义是完善的创作思想，其最主要的有这几个方面的特征：创作诉求、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从创作诉求方面来看，以美国导演摄制的《华尔街》来分析，奉行现实主义精神，就使创作电影的人，无论编剧、导演，还是演员，都要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而且要在深入生活，思索生活的前提下，认真遴选现实主义的题材。据说，《华尔街》导演的父亲就是一个经纪人，所以他常年近距离观察和思考这种生活，并在作品里展现了对拜金主义的批判。

从创作思想的方面看，有很多低级仿效，面对丰富而鲜活的生活，不去挖掘和思考，或者归根结底就没有这种思想。举例来说，奥斯卡获奖电影《撞车》因为创作者坚持现实主义思想，认真的体察生活，思索人性，从而产生了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美国是个多种族的国家，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汇聚在这个国度里，各种矛盾和纷争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这部电影的创作者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观察社会，深入思考，从而产生了这样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让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彼此仇恨、彼此攻击的人，在遇到了一次车祸以后，形成了互相理解和包容。

现实主义创作和商业化并非完全矛盾

电影走到这个时代，已经形成了很庞杂的体系，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某一模式作为唯一的标准。有些人提出，现实主义是唯一高明的创作观念，其实这种提法和认识都是片面的、不切实际的，并不是只要提到现实主义，就一定是艺术家。电影发展到现在，各种表现形式百家争鸣，包括摄制的方法，都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所以说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其他各种类型电影，都适应了不同观众的不同需求，都具有自己存在的价值，甚至是电影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电影创作论文第6篇

《黄土地》完成之后在学院首次放映，对学院是个很大的震动。我记得从放映厅出来，有同学问我这部影片怎么样，我只回答说，没有好莱坞。至于其它方面我还得看第二遍再说。这时我正准备随电影学院代表团访美，我想把这部片子的镜头拿去给美国学生看。但是电影局还没有通过，我告诉张艺谋，一有消息就告诉我。就在离开北京的前几天，张艺谋来告诉我，影片电影局已经通过。于是我请他立即从他们工作样片把每个镜头都剪几个画格给我。我都没有来得及做成幻灯片，就带着一些镜头去美国了。我在北岑加州大学和UCLA的TESHOME教授的博士生班上给学生看了《黄土地》的一些幻灯画面。仅仅是这些画面立即引起了学生的莫大兴趣。后来台湾的王菲林和焦女士等同学跟我把这些幻灯片讨去了。这是《黄土地》第一次与国外的电影界见面。

回来以后，陈凯歌、张艺谋、何群三人到我家来长谈到深夜，他们告诉我拍这部影片的种种体会，如陕北的实际情况给他们的震动，腰鼓队再次给他们的震动。这次长谈我偶然地做了录音，因为我刚得到一个MINI录音机，想试试它的性能。可是后来我弄不清楚转到那一盘大录音带上了，我的录音带有几百盘，我始终没有时间和决心去找。留待以后吧。我现在只提这次长谈中涉及的一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问题。

谈话间，陈凯歌很突然地把话题转了，他对我说，"周老师，将来的争论不在理论界，而是在创作界。"他说这话是因为当时理论界在戏剧性等问题上已经开始有争论，我也参与了我场争论。我问凯歌这话怎么说。他说，"不是南北之争，而是东西之争。"我对这话好象有所悟。我问他是不是指沿海和整个中国大地之争。他说是的。我说那园林是雕虫小技。是整个祖国和这园林之争。他说是的。我说，我支持你们。我至今支持他们这个观点，遗憾的是，谁知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坚持这个观点。好象已经没有了，也许是为了生意经的关系。斯特劳亨在拍完《贪婪》之后，接着拍了《风流寡妇》（MERRYWIDOW），他跟采访的记者说，我要养家活口。

这里我就要谈一下我们对这雕虫小技的认识。

中国的土地辽阔而美丽，可是那些封建士大夫已经可怜到完全丧失了欣赏我们的祖国大地的能力。他们要在一个小小园子的围墙里搞一个假的风景。他们把那围墙刷白了，就跟国画的背景一样。在这白墙前用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堆成一座假山，他们喜欢假的东西，这叫以假乱真，近年来特别强调这一点。山上的树木花草全都是盆景。也就是说，祖国大地上的森林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把一棵树种在花盆里，不仅不让它自然生长，而且还要人为地、残忍地用绳子把它盘来盘去弄扭曲了，据说那是"美"。就象我小时候听大人说的，马戏团把逃荒的孩子买下来，养在坛子里，不让他长大，然后在马戏团里展出，或表演节目。大陆、台湾的祖宗是同一个。记得第一次看台湾的电视连续剧《星星知我心》，里面有一段情节：在一个闪回的段落里，孩子们的爸爸（那时还没有死）清早在凉台上摆弄他的盆景，胖叔叔出来看到，大发感慨地说了一句，"是啊，树要栽培，人也要栽培。"多么可怕！自然的他们不要，他们非要把人曲扭拐弯地弄拧了才罢休，并美其名曰栽培，培养。那曲扭拐弯的树有什么好看的！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多丑！假山前再有一两条弯弯曲曲的小径，这叫曲径通幽。整个就象是用望远镜头拍下来的压缩空间。那桥本是交通手段，越直越好，可非要把它变成九曲桥，转了天也到不了对岸。我太缺乏这种诗意了。这叫有意境：曲扭的山、曲扭的树、曲扭的桥。还差一个曲扭就完成了这封建士大夫的病态审美观，那就是秀才或官老爷踱着方步后面跟他的三寸金莲的小脚娘老婆逛园林，那曲扭的三寸金莲完成了这病态的审美观。

这一代年青人不要这个，好样的！我非常赞赏他们。我也问过到中国来留学的外国学生对园林的感受，他们的回答是，DEPRESSED。这就对了，中外现代年青人的感受是一样的。

的痛苦经历和不可挽回的时光的损失（抗战只不过八年！是念三个博士学位的时间，可有人觉得阳光灿烂！）使他们想要在自己的作品里寻找祖国广阔的空间（物质的和精神的）。有人非常可怜幼稚地把这种追求看作是表现中国的落后面，是反动（有人在香山编写电影大百科全书的理论部分时一致认为的）。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只明白两件事：一，有谁在表现中国的落后面，以及二，影片中的任何人物是穿着裤子的，还是脱了裤子的。甚至有人赶时髦地说他们的这种探索是幼稚病（那是对比着娱乐片而言）！

可落后面不是这帮年青人造成的，他们正是其中的受害者。甚至有教授说，他们的这种探索是幼稚病！如此幼稚教授！

田壮壮的《盗马贼》之后，出于种种的原因（包括以上提到的，另外还有没有提到的），这一代人的追求就在一阵乱棍中夭折了。真正的第五代也就结束了。

在艺术作品中，任何观念都需要通过它的语言体现出来。我现在就来谈谈他们是怎样探索电影语言的。

怎么当第五代红起来的时候，许多无干的人，甚至在起初是反对他们的人都冲到前面去了？我要提一些与第五代的成长有直接关系的，可是没有冲到前头，并且至今没有人提的人物和事情。

在校期间，这一届的学生正好赶上时机看到了至少有四百部以上的外国参考影片，而且大都是经典影片。（不象现在那样几乎专看好莱坞电影儿），他们看的好莱坞影片不多，而且到了三年级已经不喜欢看好莱坞电影儿了。发展很正常。可是后来电影学院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好象搞娱乐片就要看好莱坞电影儿，可是就没有人问一句，为什么大家看的那些好莱坞电影儿的导演们却在看经典影片呢？值得庆幸的是，78届的学生占了这个便宜。我记得我曾问过导演系的金涛，他的毕业作品的画外空间用得很不错，他的这种空间观念是从哪里学来的。他想了一想说，看电影学来的。他们是看来的，但由于是第一次看，所以自己还不完全明白是怎样受到影响的。我参与了选片和购买录象带的工作。我非常清楚，他们看的经典影片都是什么，以及他们受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也有一些他们本该看到，或者本该看上数遍的影片，却没有机会给他们看。因为不仅电影学院这个最高学府的校址被一些商业单位和生产单位侵占与瓜分了（在文明社会里......正如徐悲鸿亲手创办的北京美专的旧校址的命运一样），而且电影学院在前拥有的一批经典影片资料也被电影资料馆侵吞了。全是趁火打劫。电影学院的学生要看原来是本校拥有的影片，还得花钱去租！比上不足（如波兰的罗兹电影学院），比下有余（如后来的电影学院的学生）。

我从来不小看"看电影"这项学习，它往往胜过老师的讲课。

另外导演系的带班老师是司徒兆敦。司徒在这期间拍了一部电视剧《路》，在这个电视剧里至少有三段的画外空间用得非常出色。比如说，当周里京（人物的名字忘了）躺在草地上，跷起二郎腿在那里挖苦修路工人时（子子孙孙地修下去），导演只拍了那只摇来摇去的鞋底。整个躺在草地上的人是在画框下面的空间，平添了许多趣味。周里京在跑公路的段落里，半路停下来帮人修车时，一下子就钻到卡车底下（画外空间）去了，动作那么快，你还以为他掉出去了，由此突出画面空间的意识。而这一届班的三个毕业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画外空间。遗憾的是三个毕业作品被学院领导枪毙了两个。

1986年学院代表团访美时，带去了这个届同学们的一个期中作业，叫《当我们还年青的时候》。当我们放给纽约大学的学生看时，他们都纷纷在问，这部影片为什么是这样拍的。当我告诉他们，这些年轻人是在寻找一个新的空间。这些美国学生都非常好奇。他们的系主任MILNIE说，他希望他的研究生能拍出这样的实验影片来。他在斯德哥尔摩时就向我们要了这部影片的一个录象带。（洋人看懂了，可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院长却说没有看懂。可见教条主义之害，弄到连最高学府的头头都看不懂电影了。）

这一届的学生毕业后，有一批毕业生分配到广西厂。不久他们：张君钊、张艺谋、何群来找我，说他们要把郭小川的一首长诗改编成故事片。要我给他们出主意。这可是难为我了。我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把诗改编成故事片。那非同小可。我没能给他们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另外，这几个初出茅芦的孩子选了这么难的一个题材，可以想象得到，恐怕很难得到厂领导的批准。可是广西厂有一位颇有威望的"老"导演郭宝昌（北京电影学院前的毕业生，他们都叫他郭爷），全力支持他们，所以厂里就同意他们开拍了。那时，真是郭爷长郭爷短的，没有郭爷的支持，或许《一个和八个》就不会那顺利地拍摄出来。片子成功后，好象哪儿都没郭爷的事了。现在似乎大家都把他淡忘了。郭爷似乎也没有把这事搁在心上。可我心里为他鸣不平。那些无干的人都因为写第五代而红起来了。出现了多少文章，可就是没有人提到我们的郭爷。

再说一句题外话。电影学院的前院长沈嵩生（已故，不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说看不懂电影的院长，沈院长是后来接任的）是代这一届的学生受过的总代表。大家可以去问当年参加了为沈院长退休而召开的会议的所有的系主任，广电部派来的那位代表在会上指出沈院长在任期间的错误之一就是支持第五代。（在这之前，我当天就听说，一位电影元老居然亲自跑到电影学院来批评沈院长的教学哲学。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念大学的时候，校园还是相当神圣的，没有人敢随便明目张胆地闯进来的。便衣特务那我就不知道了。上海的张骏祥老师，上海电影局局长，上影厂厂长，在第五代露头之后，要亲自办一个跟北京电影学院不一样的电影学校，最后是委托上海戏剧学院代召一个电影导演班，并声称绝对不要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来讲课。我们也一致抵制，绝对不会去给他们上课，而且我在给上戏其它班上课时，声明上影那个班不准蹭听我的课。后话是，第二年学生反了，实在办不下去了，只好到北京电影学院来讨救兵了。）再加上第五代拍摄的影片屡遭禁映，我们也就可以明确第五代进行创作的真正"语境"了。凭良心说，电影"滑蛋"的庆祝活动有第五代的份儿没有？这是不是都是事实的存在？为什么要装聋做哑，真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会出现那样一些人对第五代，比如说，张艺谋、陈凯歌的创作的得失是那么地幸灾乐祸，什么后殖民啦，什么张艺谋的神话破产啦，他们啦等等。脱离了这个真实的"语境"来对第五代妄加评论，参与讨阀，这叫居心险恶，有一个算一个。不要装聋卖傻。（我不太了解发表这类观点的人，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有些什么来头？谁派来的？后台是谁？）

当他们完成了《一个和八个》之后，到北京来送审时，这几个年轻人又来找我，要我去看他们的完成片。据说电影局已经通过了。我当然怀着很浓厚的兴趣去看这部由长诗改编的故事片。我看完之后，他们又来找我，要我给他们提提意见。我老老实实地跟他们说，不是我给你们提意见，而是你们告诉我，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超越了我所理解的空间观念。于是他们就向我介绍了他们的拍摄经过。

学生超过老师，这是正常的。也是当教员的人企求并引以为荣的事。

在《一个和八个》里给我启发最大的就是小护士和徐科长在荒滩上的那一个段落。徐科长从上边请示回来，带来很不好的消息。他在一个近景中坐在石滩上一面摆弄那只駁壳枪一面在发愣。这时从画面外传来小护士的声音："徐科长回来啦。"徐科长稍稍向左回了一下头（这个动作暗示观众，那声音来自左面的画外空间）。小护士接着吞吞吐吐地说，"我觉得王指导员，他不是坏人。你给他说说情嘛。"徐科长无可何地站起来向左走去。摄影机跟摇一段，接着徐科长出画，小护士被纳入画面（就停在左画框边，大半身景），她站在那里向右画外望着，我们听见徐科长远去的脚步声。这个镜头的空间处理是利用双向出入画的运动把空间溶为一体：徐科长的出画动作把画内空间延伸到画外，小护士入画则把画外空间带入画内。这样画内画外的两个空间就溶合为一了。

而象在《黄土地》中，老农一家和那战士在黄河边吃饭的那个段落，摄影机一下子向上摇到天，在底线只剩下老农的头部。然后又下摇到地，天空只剩下上边框的一线天。我记得在学院第一次观看时，全场都很震动。这个语言太棒了。虽然后来有人，尤其是西方的电影学者做了非常深奥的解释，我都不同意，因为在这一点上我当时还是比较直接了解他们的思想的。这个上下摇摄是代表那些农民靠天吃饭的天地思想。不是象那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创作者的意识形态，一个说是创作者的什么儒家思想，另一个又说是什么道家思想，都想自己标新立异，弄出点儿什么玩意儿，借中国的第五代也出个名。当BBC四频道来采访我时，我着重谈了这一点，并和采访者达成协议，如果不用这一段，那就不要用我的采访。可是他们的播出节目里恰恰去掉了我认为最重要的话。这简直是狗胆包天！而那位似乎成为那次报导的香港女士连一句具体而有分量的话都没说出来，就会没完没了地重复当时最时髦的话"Theytriedtoidentifythemselves."这话谁不会说？所以后来我声明从此后拒绝BBC的任何采访。

那些外国人还要争，在国外是谁第一个发现《黄土地》的。公认的是PAULCLARK在香港电影节上发现了《黄土地》，然后把它弄到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上去的。据我所知，在此一年以前，伦敦的一家电影院已经正式公映了这部影片。这是《黄土地》第二次在国外露面（第一次是我前面提到的幻灯片）。这事情是英国电影评论家TONYRYAN帮忙安排的。我还保存有该影院公映《黄土地》时的海报。是那位影院经理寄来给我的。这段事大概只有少数几个有关的人知道。

后来，虽然第五代已经名存实亡，但是从他们现在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开放空间的处理。

第五代的作品再"臭"（后来者语），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第五代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对中国电影语言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只能遗憾地说，他们失去了（或者说被剥夺了）继续做下去的机会。

可是台湾的杨德昌和侯孝贤却做下去了。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存在的东西我不会说不存在。我在下一章将要谈到他们在空间上的突破。

电影创作论文第7篇

配乐包含主题音乐、背景音乐、场景音乐。而歌曲主要指主题歌和插曲。但如果按照音乐和画面的关系来分，分为有源音乐和无源音乐。有源音乐即音乐是来自画面中的音源，如主人公演唱或演奏的，录音机里播放的等等。无源音乐指音乐的音源来自画面以外的，具有强烈的主观创作色彩。我们这里谈到的影视剧中的歌曲可能是有源的，但大多数以无源音乐居多。影视剧歌曲不但旋律上口，而且歌词通常也能被大众接受，它表达的意义更加直接，可以快速地引起观众的注意力。主题歌是对整个电影、电视剧内容的高度概括，它根据片中反映的时代用特定的风格刻画剧中人物和抒发某种情怀，而它的旋律又可以作为主题音乐的素材，根据画面、节奏、情绪的变化使其在配器上、调式上、节奏上、风格上、速度上加以变化。分为片头曲、片尾曲、首尾呼应式、主题歌群等几种类型。如果作品只有一个主题曲，多数选择在片头出现。如雷蕾作曲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片头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作为电视剧的开篇给人们以警醒的提示，她用传统的京韵大鼓和交响乐队的编制引起了具有非常规的艺术效果，是很好的创新尝试。另外一种就是把主题歌放在片尾，它是对作品全面的总结、概括或是延续。如电影《泰坦尼克》的片尾主题曲《我心永恒》，在诠释了一个爱情的悲剧后似乎还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如果片中是双主题歌的话，可能存在片头和片尾都有主题歌的形式，同时，这两个主题歌在风格、速度、情绪等很多方面都可能不同，但他们有相同的主题，构建的是同一个故事基调。如王黎光先生作曲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片头曲《清官谣》和片尾曲《故事就是故事》。前者气氛活跃，喜剧气氛浓郁，京味儿十足，配器传统，由男歌手演唱，后者气氛抒情，引发思考，配器现代而浪漫，由女歌手演唱。两者头尾呼应，各具功能又都为作品服务，相得益彰。最后一种形式比较少见，如83版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就是安排了几个主题歌在一起构成一个群，《铁血丹心》、《东邪西毒》、《华山论剑》。这种模式大多是影视剧作品题材较大，分为几个部分，每个部分确定一个主题歌，他们既是一个整体又分别讲述各自的重点，形成了一个较大的主题歌群体。插曲是在电影、电视剧剧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歌曲。它往往针对某一个剧情、某一个画面、某一个局部的情绪，在关键的地方出现，起到烘托气氛、表达感情、推动剧情或专场的作用。电影《红高粱》的插曲《妹妹你大胆的往前奏》红极一时，很多明星都翻唱过，甚至是郭达也把它搬到小品的舞台上以另一种艺术形式再现了它当时的影响。作曲家赵季平深深的了解西北人的性格，体会着主人公内心的情感，把获得了爱情后的一种释放和愉悦表达地淋漓尽致。

二、动画电影《终极大冒险》中的歌曲创作

2013年暑期档推出的3D动画电影《终极大冒险》被誉为中国动画电影的转折点，我想这主要指的是它的收视人群，中国动画电影因为没有分级，所以这次面向成人的动画电影就显得非常的特殊。其影片风格也是时尚、新奇、城市风兼具轻喜剧和悬疑探险性质，所以在众多国产动画片中脱颖而出。《终极大冒险》的配乐可圈可点，它的音乐制作团队是以田亮、龙龙、谈丽君为首的一群奋战在大都市的年轻人，这和影片的基调很符合，所以创作出来的作品也能引起观众的共鸣。本片的配乐制作量是较大的，音乐基本上铺满了全片，而且音乐的旋律线条起伏较大，给作曲增加了难度。同时还请来了英国的混音师，对声音的效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配乐部分外其歌曲创作风格非常多样、旋律上口、歌词语言夸张，极具感染力，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一）主题曲《我要打老板》主要出现在开场时男主人公糯米的手机铃声中和片尾上，属于说唱类型。浓重的电子配器，以“李小龙”招牌动作的叫声作为引子让听众感受到“我要打老板”的“架势”和“决心”。歌曲第一个部分使用了“说”的方式来叙述“我要打老板”的源起，第二个部分用低沉的男声，旋律线条在三个音之间反复摇摆。副歌部分给人印象最深，“我要打老板”的主题出现，把作者的感情宣泄到最大化。前两个部分是八句段，副歌部分是四句段，典型的单三部曲式，让听众感觉到熟悉、简单、上口，而且歌词生活化，道出了上班一族在都市中打拼的心声，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作品。

（二）插曲《海的房间》出现在剧情转折处，苏打和糯米确定恋爱关系后的一段幸福、快乐的生活，起到了压缩时空的作用。该作品的创作起初并非是为《终极大冒险》量身定做，作者谈丽君还在四川音乐学院读大学本科二年级，她和她的乐队一起根据生活的感受，迫切地想把自己在海里建造房子的美好愿望表达出来，于是《海的房间》诞生了。后来经过田亮、龙龙等人的重新编曲以后，这个作品变成了既有摇滚的乐风又不失清新的感觉。作品还使用吉他的效果器，营造了一种阵阵海风吹来的南国风情，电吉他的华彩又让人感觉到在海上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冲浪，使观众沉浸在主人公快乐的生活中，所以非常适合本片的情景。

（三）主题曲《只为你歌唱》出现在影片的高潮处，女主人公苏打在众欢呼声的拥簇下演唱出这一首清新、浪漫的歌曲。作品开始用简单的几个音符营造出非洲热带地区草裙舞摇摆的风格，沙锤和吉他的简单搭配让观众感受到清晨的无忧无虑，两段陈述下来，主人公的烦恼、惆怅瞬间被坚强与自信替代，一个属七和弦的低音下行，音乐转到副歌部分，高潮来临，只为你歌唱，为坚强的信仰自豪的歌唱，配以“啦啦啦”的衬词，显示出骄傲、坚强、善良、自信的女主人公的性格，带着梦想和追求自由的奔向远方。

（四）片尾曲《老腔-我和你做动画》，这是本片最具特色的一首作品，由陕西华阴老腔艺术团创作并演唱，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也是该片的总导演孙立军作词。老腔是一种板腔体戏曲剧种，原本是用在皮影戏中，其声腔非常高亢有力、气势磅礴，落音又引进渭水船工号子曲调，常采用一人唱众人和的拖腔，伴奏常用一种叫檀板的拍板来打节奏，另外还有钟铃、六角月琴、胡琴等，形成了融唱、和、敲、弹为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有特点。音乐导演田亮特意回到老家陕西收录了这首作品，孙立军团队的动画制作人员还为此制作了MV,作品以幽默的方式对动画人进行了一番自嘲，在传承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为本片增添了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五）片头曲《堵车歌》，伴随着主人公糯米的出现，在繁华的大都市，不管是交通还是职场都让人窒息的透不过气，所有的汽车喇叭声汇成交响，编制着城市中的无奈。作品反映了当下年轻人想逃离这样的紧张而闭塞的环境，渴求寻找现实世界中没有的乌托邦，和影片的整体基调非常吻合，同时也可以引起观众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共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品的配器也别具风格，以戏曲开场的锣鼓家伙为引子，再用电声乐队装扮城市的喧闹，用小锣贯穿作品的始终充当句读，诙谐、讽刺地批判社会生活，间奏中再次出现戏曲的锣鼓镲以及结尾的大锣和开场做了呼应，使作品更加完成，风格更加统一，另外该作品的歌词通俗、上口，副歌一个“堵”字的诠释，让这个作品迅速在观众中流行开来。

三、结语

电影创作论文第8篇

一、体验类节目的优势和特点

1．体验类节目找到了电视观众收视兴趣和经济生活现状的结合点。体验类节目是指：记者以第一人称形式对客观新闻事实进行亲身体验采访，从而获得真实报道的电视报道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经济报道“重理论轻现象，重物轻人”缺乏新闻冲突和可视性的问题。市场经济初期，制度和法律规范的不完善必然使经济生活中存在种种尚待完善的问题，这些与观众息息相关的领域正是他们最为关注的焦点。《体验》节目的选题正是选准了这些极具现实意义和新闻冲突的热点问题予以报道，从而达到了把报道经济生活与满足观众需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例如，98年3月我们选择夜间消费为报道点，对零售、餐饮、医药、交通、售后服务等领域进行了体验报道，体验过程中许多不合理现象被反映出来：百货商场在规定时间之前很早就或关门大吉，或早早停止服务，售货员整装待发，顾客不得不争先恐后地“逃出”正在徐徐落下的铁门；饭店里下班前服务小姐开始用扫地、抹桌、撤菜等种种形体语言向顾客抗议；同等的消费在自助餐厅却会发现白天尚有的几种价值最高的菜品被夜色吞没了。同样，夜色也掩盖了许多其他丑恶，白天不准销售的处方药，夜里到处可以买到；白天救死扶伤的医生晚上对根本没病的记者毫不检查就睡眼朦胧地开出了一大堆药；白天刚经严格整顿的出租车，夜间却在计程器上大做手脚……这一切真让我们为夜间出门的消费者捏了一把冷汗。更“精采”的是保证二十四小时售后服务的商家和厂家的维修人员晚上居然会对焦急的求助者说：“我们的二十四小时服务只是指接电话。何时维修？那就请您请假在家等着吧！只要您不怕扣奖金。”于是所谓二十四小时服务就成了无味的销售噱头。这些具有现实性.冲突性还有些戏剧性的题材能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一旦搬上银屏就极具可视性，易于在广泛的收视群中获得认可。因而《体验》节目98年创下了济南电视台经济类自制节目最高的收视率，并超过了同期一些影视剧的收视记录。

2．体验类节目具有双重视角的特色，其采制记者具有记者和消费者的两种身份。在传统新闻报道中，记者只能站在一个旁观的角度，以全知全觉的评论者的立场报道客观事实。为了保证客观公正性，记者不能过多做表达主观色彩的报道，对广大受害者也只能表示同情。体验类节目则不同，在采访过程中，记者首先是以消费者的身份去体验现实生活，去感知现实生活中普通消费者的喜怒哀乐，其次才是以记者的身份记录客观现象，揭示深层问题,进行公正评论。这双重的身份既保持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良知、新闻敏感和客观公正，又能以消费者的身份感触各类社会现象。同时，以消费者的身份体验生活,可以接触到平时以记者身份无法采集到的新闻事实。第一人称的直接体验能真正感受消费者的境遇和心情，从而与观众产生双向的共鸣，配合现场主持的背景交待，和事后以记者身份对被体验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进行深度回访，做客观的分析点评，就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报道形式。另外，以消费者的角度反应现实的过程还极具不可知性。这与传统新闻在已知新闻背景、新闻事实的情况下，回溯式的采访制作有着很大的不同。记者采访体验前虽然有着充分的策划，但在体验过程中，无法以记者身份驾驭事态发展，从而会有许多事先绝难料到的事件发生。这当然有利有弊，然而如果真实地记录这一过程就会使节目极具趣味性。如在体验交通服务时，记者遇到一位态度友善的司机，他把我们这些故意操着外地口音的记者热情送达目的地。一路攀谈，介绍泉城风土人情、名胜古迹，付款找零及时，毫无“宰客”迹象，我们一面惊叹遇到了“雷锋”叔叔，一面为泉城出租车的整顿有力而欣喜。看来，交通体验要从正面报道反映了，可是一位同事却根据他的经验告诉我们同样路程绝用不了这么多车费，惊疑之余，我们以记者身份拦面的重走了一遍原路程，结果令我们苦笑不已，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这位“雷锋叔叔”温柔一刀多“宰”了我们三分之一的车费。当我们通过主管部门找到这位司机时，他坦承计价器做了手脚，这一波三折的体验被我们如实地反映到节目中，成为节目中的一个亮点。

3.体验类节目具有电视形象艺术的强烈感染力。&127;以消费者身份体验现实生活的报道形式不是电视所独有的，报刊、杂志、广播过去也很早就以相同手法报道过一些类似题材。这些媒体在体验时，不必使用复杂的隐蔽拍摄设备和技术，因而体验的范围更大，难度更小，加之文字的可塑性更强，所以也能形成较强的感染力。然而与电视的动态画面表现形式相比，这类媒体的体验文章就显然在真实性和现场感、亲和力上都稍逊一筹，这类作品往往只令人感到是换了一种写作手法而已，文章的主人公仍然只是一名记者，而他所反映的事实也未必都是他亲身体验得来。这其中是否难免会有些主观臆测或艺术加工的成份，读者往往不得而知。而电视体验类节目借助隐蔽采访拍摄技术，如实地记录整个体验过程。纪实性镜头的最大优势就是真实，观众跟随记者的暗访镜头如身临其境，与采访人一同经历种种冲突，很容易被记者的报道强烈感染，带来独特的审美和理性沟通。

二、电视体验类节目的局限性

剑有双刃，优势往往可以转化为缺憾，电视体验类节目做为一种新生的节目形态还远未达到成熟的境界。

1.电视体验类节目受选题范围的局限。体验类节目独特的表现形式决定了它无法反映经济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那些时效新闻、实用常识、理论分析、信息知识类的题材，就很难以体验的形式报道。只有既具备一定新闻冲突，又能用消费者身份体验暗访，同时易于隐蔽拍摄的素材，才能形成体验。这些都大大局限了体验类节目的选题范围，使之无法任意自如的驰骋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往一个绝佳的题目，由于无法以体验的手法表现不得不割爱，或另选其他形式制作。

2.受双重身份的影响。记者的客观立场与消费者的主观判断不易协调。在采访过程中，不合理现象的冲突气氛往往影响记者的情绪，感性认识干挠了记者的理性思维。甚至在后期编辑制作过程中也影响到记者的客观立场，常使报道中不自觉地加入了一些主观色彩过重、过于情绪化的叙述和评论。同时记者的采访习惯也常在体验过程中不经意地流露，从而影响了消费者的身份，往往为了达到采访目的向暗访对象提出一些平常消费者轻易不会提出的问题，引起被采访者的警觉，打草惊蛇导致体验的失败。

3.反面报道的局限性。在体验节目中批评性的反面报道往往是节目的卖点，观众最感兴趣的总是那些对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和鞭挞，然而揭露经济生活中的黑暗面，只是体验节目的手段而绝非其最终目的。使问题得以解决，保证经济生活步入正轨良性发展，才是我们的责任和目标。有些体验类节目只停留在暴露表象，以尽力曝光为能事，只重过程而不重因果，在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之外对解决问题善现状却毫无益处。在制作过程中如果仅以批评揭露为出发点那就大大限制了体验节目社会功能的发挥，使之沦为一般性批评报道，而丧失了其对经济生活的促进作用。

4.隐蔽采访手段的局限。这首先是个技术性问题，专业电视节目对播出画面的把关限制严格，平时拍摄时对拍摄站位、角度、光线、平稳性都有极高的要求。而体验所惯用的隐蔽性采访由于不能让采访对象察觉，就无法象平时一样自由调整角度，选择照明光线，特别是夜间或较昏暗的房间(这往往是暗访中易“出彩”的地点)，平时可以用新闻灯补光，这时则不可能高举灯光暴露身份。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画面质量，镜头的摇晃偏离，画面倾斜、黑暗等情况时有发生，这给后期编辑带来很大难度，为了体现真实性，保持镜头的完整，往往不得不使用一些质量较差的镜头。我们常自嘲这类节目是以“摇摇晃晃的镜头和不标准的普通话(为了麻痹被采访者，&127;记者常以方言与之交流)取胜”，这虽是玩笑，&127;却也说明了纪实手法在体验节目中的重要性，然而大量运用纪实镜头，毕竟影响了电视镜头的审美功能，并非长久之计，而如何取舍仍然存在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

三、对体验类节目今后良性发展的一些想法：

1.在选题上尽可能开阔思路，不局限于狭小的消费领域，应立足于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同层面发掘选题，使节目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既服务又引导，把宏观经济发展与百姓生活的关联作为出发点，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复杂的经济现象以体验的形式付诸通俗化、大众化、形象化。

2.引进先进技术，拓展表现手法。电视摄录技术的发展给体验节目的隐蔽性采访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摄像机的体积不断缩小，对环境光线的适应能力不断加强，铁背心等稳定设备的运用都使隐蔽性拍摄在逐渐摆脱环境的束缚而日趋完美。我们应当尽快更新设备、适应新技术、利用现代化手段，加强体验类节目的表现力。在利用新设备的同时，也应当创意新的表现手法，不再局限单纯的暗访式采制方法，大胆引进创新诸如电话采访，通过互联网络跟踪调查等新的形式。技术和手法的结合将给体验类节目带来新的活力。

3.批评功能和服务功能的结合。在对不合理现象予以批评报道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忘记生活节目的服务功能。告诉观众“怎么样”的同时，也要教给观众“怎么办”，体验过程中要加入更多的信息量，可以适当开拓非批评报道的服务形态，即对不同层次、位置的经济服务机构进行体验调查，根据结果可以得出谁优谁劣的结果，从而使观众了解如何鉴别产品、选择服务、保护权益。另外树立一批正面形象也让商家厂家能够依靠榜样的力量，引导自己向正确方向发展。

4．客观立场和主观评论的结合。为了避免记者双重身份的相互干挠，我们在实际操作中，采取了事实报道与分析评论分开的策略，即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暗访时，尽可能抛开记者身份，真实记录一个普通消费者可能遇到的现实过程。其间基本只交待现象事实，不进行过多的评论而在其后重新以记者的身份对采集到的现象进行客观评述。结合自己以消费者身份得到的感触，二者互为依托，以此完成体验记者双重身份的辩证统一。

电影创作论文第9篇

微时代下方兴未艾的微电影凭借着丰富的题材，自由的创作、快捷的传播、低廉的成本优势，以窥斑见豹的态势向人们演绎着自己的影像图腾，以一种全新的影像叙事风格大大地拓展了注意力经济的疆土，“飞入寻常百姓家”，造就了微时代的草根盛宴。但也许“从微电影出现的那一刻起，甚至在其概念酝酿之初，其中的大部分领域已然变成媒体新一轮资本游戏的掘金地。”［2］日益成为各业界关注的广告营销新战场。在《一触即发》、《哨声嘹亮》、《11度青春》、《酸甜苦辣》系列、《奇迹世界》等视频的背后充斥着的是雪弗兰品牌、佳能相机、凯迪拉克汽车、九游网络游戏等各种商业实体欲言又止的利益诉求。产品广告的植入和品牌的定制早已经成为资本在微电影的创作之中的商业考量。诚然，在微电影的诞生之日就与广告结下了不解之缘，但过度的“暧昧关系”必将削弱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诉求，从而沦为一种浅薄无营养的快餐文化或是披着剧情外衣的高级广告。品牌成就微电影的同时，也像一把斯巴达之剑悬在微电影的创作之中，引发人们对微电影创作自由度的疑虑。微电影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徘徊，但就像徐峥参演的《一部佳作的诞生》所诠释的:“与其纠结于文艺片与商业片之间，不如重视影片细节上的艺术审美追求，只有让作品走进观众的心，最终才能赢得商业上的成功。”与此同时，微电影创作的微门槛唤起众多“电影游民”的影像冲动。他们在自由的网络时代中争先恐后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微角色”，沉浸在影像表达的感性狂欢中，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微时代下的网络媒体环境为非精英式的影像表达提供了多元化的创作土壤。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作品，以底层叙事的方式切入当前社会发展的“微现实”传递出发人深省或感人至深的正能量。如四川大学的王余亮《山隅》以一种原生态的摄影方式记录大山深处爷爷奶奶的生活状态，诠释一种对生活恬静淡然的态度。《迷失的家园》通过物种与环境反差对比的手法，以镜头语言讲述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庭发生的真实故事，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当然在这些眼花缭乱的作品中，笔者也发现某些微电影将其沦为他们情感的宣泄工具，甚至无法掩饰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扭曲的心态。“这些叙事的方式是以一种自我防御的姿势将自身构建成与外在世界暂时隔绝的空间，用‘空间伪装自身’，无意识地维持着一种斗争和防御的姿势。改变的仅仅是犹如海市蜃楼般外部世界的视觉侵略性。”［3］在《红领巾》的对白中曾有“小学不正常，长大就流氓”之类近似群体扭曲的价值观说教;《我要结婚》中诸如“郑钱花”、“姜来有”的未来期许中，也隐藏着对“富二代”的微妙的“仇富”心态。虽然它们直面了现实的生活状态与现象，但缺乏了深沉的理性思考，主题呈现或是与审美价值擦肩而过或是停留于表象的结合，无法展现人性、情感的力度与深度，虽然迎合了受众的宣泄心理，但亦消解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吸引力。

二、微电影艺术创作中的“微情怀”

黑格尔说过:“作为艺术品应当具有意蕴，即内在的情感、精神和灵魂。”［4］而各类艺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电影艺术作为第七艺术因其独特的艺术形态构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意蕴。微电影所追求的艺术情怀就是指微电影中所具有的艺术意蕴，可以指向作品影像语言或人物形象所传递给受众的人生感悟、审美情趣、生命体验以及思想、精神、哲理等价值取向，是一种言尽意无穷的艺术境界。美学家苏珊•朗格就曾指出:“呈现就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电影从本质上看像是以梦的方式进行表意。”［5］微电影作为电影在新媒体时代的新模式可以借助这种独特的表意方式满足了大众在碎片化时间中对于电影之梦的审美追求。它以独具创意的故事主题、朴实写意的影像视听、个性化的叙事风格演绎着自己的艺术魅力，以一种新型的艺术样态书写自己的艺术情怀，诠释着每个人的电影梦，虽微，亦微而足道。

(一)虽辞微，但其意旨深远微电影的“微”之义不仅仅在于微小、微型，而其精髓在于精益求精的选题创意，以微知著，其辞虽微，但其志可洁，虽微言亦可大义，一叶而知秋。没有复杂的时代精神，也没有深沉多元的主题架构，只有单一的主题阐释，但必另辟蹊径，怀有“纵横自有凌云笔，俯仰随人已可怜”的情怀，仅仅一个故事，一段情怀，一次追忆，亦或是个体情感的释放与审美理念的浓缩，没有宏伟的故事篇章，只有小人物、小命运，但能达到“四两拨千斤，杯酒释兵权”“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的艺术效果。将深沉的表达蕴涵于影像符号之中，不禁让观影者内心产生情感的共鸣。在(时长5分钟)《看球记》中当成年的儿子骑上父亲的肩膀看球的瞬间，浓浓的“父爱亲情”便以这种独特的风格得以诠释。在2010年的《老男孩》通过讲述一对不再青春年少的老男孩重登舞台追寻青春与梦想的故事，以真实细腻的姿态触动到了广大的“70、80”后内心深处，打开了他们记忆的闸门，激起了他们缅怀自己青春与梦想的情感共鸣。

(二)虽景微，但可自成天地微影像中的一个画面、一句对白、一个镜头都可以让微电影成为捕捉时间消逝与空间跳跃性的美的艺术。巴拉兹贝拉曾说过:“在优秀的影视作品中，许多生活中隐蔽细节的发现往往是归功于特写，这些特写并不是单调乏味的，它们往往既有现实性又富有抒情味，体现出一种穿透现实的力度，以独特视觉效果冲击着人们的心灵。”［6］微电影因自身时长的限制，其镜头语言的表现方式必然从宏伟叙述和广阔的图景转向聚焦视角致微。因此，微电影故事中呈现的画面、声音、色彩、光影的细节塑造、人物形象的象征性以及语言对白的隐喻性将成为展现作品艺术气息的重要元素，大面积地选取特写与近景也将在所难免。一部优秀的作品常常利用与日常生活贴近或相关的自然情感资源或带有普遍性的大众诉求指向，通过特定的画面与画面之间触碰，强烈而鲜明的底层叙事色彩绘制，俘获观众的心，满足平凡大众的心理诉求。《老男孩》中鲜有广阔纵深的外景空间镜头，却通过泛黄怀旧的影调、校园大喇叭、蓝白校服、游戏机、教学楼场景、吉他、校园街头的青年小团体这些特定镜头与场景，以简练却不简单的方式在影像与社会现实的相关联性上刻画上时代的痕迹，寥寥几笔勾勒出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图景仿像，瞬间将“70、80后”观众拉回他们自己的校园记忆中，感慨那个年代我们一同经历过的心路历程与社会变迁。

(三)虽个性，但不失微美新媒体技术的革新，特别是DV技术的普及打破了传统胶片时代精英人士才能驾驭影像的神话，让电影这个高雅艺术平民化，让每个怀揣电影梦的普通人也可以通过DV机以自己的叙事风格拍摄属于自己的微电影。多元化的主题、独特的叙事环境、紧凑的叙事节奏造成了微电影叙事策略上的独具一格。微电影主题的取材虽广，但没有采用传统长片中的多元主题建构，常常以贴近现实又容易被人们忽略“微现象”为切入点，向观众呈现出一幅鲜活的生活横切面。移动多媒体技术地出现，让微电影从暗房走向了天空，让影像在人们的指尖中“流淌”，在互动中让微电影成为人们精神交流的新载体，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电影艺术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互动的转向。若奈特曾经说过，作品的叙述方式常常与它所叙述的故事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这层意义上讲，微电影的故事风格常常决定了它要选择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的线性叙事电影不同，在微电影中往往摒弃传统的叙述方式，进一步淡化、凝练故事发展中的前期铺垫与次要部分，简洁明了地预设悬念，设计一环扣一环的情节与矛盾，灵活地采用倒叙、交叉叙事、插入叙事、时空交错式等叙事结构以及应用色调、音乐、象征性影像语言等手法，在短促的时间内，营造出一种能引起观众对故事深层内涵思考的韵味和情绪，让观众感受到微电影与长片电影别样的艺术表达形态。在作品《回到过去说爱你》中就大胆地采用时空交错式叙事方式，令观众在时空交错中目睹了一场感人的爱情故事，提醒当代的年轻人许多事情过去了就无法挽回，要学会珍惜现在。影片《调音师》中采用闪回与倒叙的剪辑手法，向观众展现了一个伪善的调音师形象，隐喻着人性的选择的重要性。全片十三分钟以平静而略带悲伤的音乐，古典而富有感染力的镜头，鲜明又独具特色的剪辑手法，渲染出悬疑惊悚的氛围。结尾用音乐表达出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内心活动。在跌宕起伏的电影情节中以一种开放式的结尾引发人们无尽的联想和深刻的反思。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