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第1篇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两难困局

当代资本主义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多次自我调整，试图以此克服其固有矛盾。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评价和解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调整使“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噩梦，仿佛都已经迎刃而解，不攻自散。”“如今资本主义经过大量改革之后，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调整使资本主义成了“终结历史”的理想乐园。针对上述观点，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反驳，认为调整只是资本主义统治策略的改变，“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这些特征，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尖锐。”资本主义的调整“在不折不扣地证明着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如何评价和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涉及到对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正确认识和我们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战略选择。因而，这一问题尚需深入考查，立论有待于完善和深化，同时也还需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做进一步的把握。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两次重大调整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把工人当成雇佣奴隶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它实行单一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度，推行着野蛮而残酷的剥削方式，它使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在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等破坏性震荡中，在反复地破坏生产力的过程中进行着恶性循环。20世纪30年生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有3750家银行倒闭，140万家工商企业破产，1700万人完全失业，约有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全国18569家银行总共库存现金不过60亿美元，却要应付410亿美元的存款。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死亡”。

为了避免死亡，资本主义的决策者做出了无奈的抉择：放弃早期资本主义的传统模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制度框架内的调整。凯恩斯主义者们为资本主义社会开出了“起死回生”的药方。第一，“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不可能通过劳工市场的自动调整而消失，因为“非自愿失业”存在的根源是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第二，需求本身会创造供给。因此，国家政府应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萧条期间，政府应当增加它的支出，这不仅仅是用于救济，而且是为了公共工程。这样做将有助于抵消私人企业的衰退。当繁荣恢复时，政府的收入将增加，用于救济和公共工程的支出将迅速收缩。这时，盈余将代替以前的赤字，它将被用来偿付在萧条时期所发行的无利息负担的国库券或被出售的债券。”第三，“当商业活动正在衰退，或者停滞和处于低水平时，……减税和预算赤字与其说是不稳定的政策，不如说是稳定的政策。”“在这样一个时刻，政府应当尽可能多地支出，尽可能少地征税。”

与凯恩斯主义相呼应的是罗斯福新政，其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国家整顿、加强和管理银行、信贷和货币制度；开征高额累进的财产税，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举办救济事业，以此防止资本过分集中，缓解贫富差距；规范劳资关系，适当提高劳工的社会地位；政府干预经济，国家投资兴办公共工程，推动工农业复兴。

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使资本主义走出了“死亡之谷”，找到了缓解经济危机的办法。此后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然频频发生，但像1930年代那种使资本主义“窒息”的灭顶之灾再没有出现，相反却使资本主义迎来了1950—1960年代的“黄金时代”。

尽管如此，凯恩斯主义并没有使资本主义摆脱噩梦，它给资本主义又带来了新的“痼疾”。要使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的折磨，凯恩斯主义的对策就是政府干预经济，进行公共投资，刺激需求，构建社会福利制度，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使之具有一定的有效需求能力。所有这些都需要增加政府开支。问题是，政府的钱从何而来？在通常情况下，解决这些开支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增加税收，二是用经济高涨时的财政收入盈余来“补偿”经济危机时政府投资造成的亏空。然而，战后资本主义的实践表明，由于经济危机频频发生，政府频繁采用公共投资，拉动需求的“反危机”手段，再加上欧洲各国实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致使经济高涨时的财政收入盈余根本“补偿”不了政府频繁投资和庞大的社会福利造成的亏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便一步步地陷入了经济困境：税赋的日益加重抑制了投资的增长和劳动的积极性，进而使经济发展趋缓，失业压力增大；财政开支日益增大，致使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财政赤字急剧增加，进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上述经济困难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年复一年的累积，终于酿成“癌变”——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危机爆发。1973—1975年经济危机其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工业生产指数分别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降了15.3%、20.2%、12.9%、13.2%、4.7%和13.5%。1974—1979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0.7%，1980年只增长0.2%。伴随着经济的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美国、西德、英国的失业率分别从危机前的4.6%、1%和2.2%上升到危机时的9.1%、5.2%和4.9%。

本来，经济危机的常规表现是生产相对过剩，商品滞销，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拉动需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就能见到成效。但这次经济危机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生产急剧下降的同时，物价却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加剧。危机期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上升7.4%、18.9%、12.7%、43.9%、19.1%和24.6%。此后，通货膨胀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痼疾。在“滞胀”危机面前，凯恩斯主义失灵了。正如美国学者哈伯勒（G.Haberler）指出：“如果我们遇着一种老式的跟物价下跌在一起的经济衰退，那末万事如意：多开支一点，物价下跌和产量降低就将被扭转过来。但是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结合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向经济衰退作战，我们就刺激了通货膨胀，而如果我们向通货膨胀作战，我们就刺激了经济衰退。”

在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主张全盘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政府角色最小化、社会福利弱化的新自由主义成了取代凯恩斯主义的“救世良方”。

20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决策者改弦更张，相继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开始了第二次政策调整。玛格丽特．撒切尔甚至把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作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并全盘接受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

撒切尔政府全力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在“私有化无”的政策推动下，英国于1980年代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将大批国有企业的财产卖给私人，大大缩小了国有企业的规模和作用。从1979至1989年，英国先后出售50余家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总额达250亿英镑。〔有40%的国有经济被私有化。与此同时，撒切尔政府将减少社会福利和对富人的征税视为刺激经济增长“最显而易见的原则”。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对资本收入征税从最高税率98%降到40%，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幅度削减到22%。

美国的里根政府则将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张作为“里根经济学”的基本主张。他们认为，第一，“通货膨胀和低速增长是政府庞大化的产物”。货币当局须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防止政府从通货膨胀中获得非法收益，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搞通货膨胀的动机。第二，政府应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供给学派的代表者吉尔德指出：“竭力从富人那里拿走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的投资，而把资金给予穷人，就会减少他们的工作刺激，就肯定会降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并限制就业机会”。

正是上述理论使里根政府把降低税率、削减福利、减少政府干预当成施政的关键词。1981年，联邦政府对一个收入最高的公民征收的所得税最高可达75%，1989年，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降到33%。〕里根政府坚持认为，“给穷人的越多，就会降低对于劳动的刺激。”〔因此，在政府的预算方案中明显削减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

上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于克服“滞胀”危机确实产生了效果。美国经济从1982年开始回升，1983年增长3.4%，1984年增长6.9%。从1982年底到1987年初，美国经济保持了50个月的低速增长。通货膨胀率也由1981年的10.4%降为1982年的3.9%。此后，1983、1984年的通货膨胀率均为3.8%，1985年为4%，1986年为3%。英国在撒切尔夫人当政的十年中也创造了经济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在2%以上。其中，1982至1988年经济增长在3%以上；通货膨胀率由1980年的19.7%，降到1986年的3.3%，此后，通胀率一直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所以有人说：“撒切尔革命”“最为显著的功绩是治愈了长达百年的‘英国病’，英国经济终于甩掉了‘欧洲病夫’的帽子”。

然而，新自由主义也不是灵丹妙药，它虽然在克服“滞胀”危机上有所成效，但它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副作用”更加严重。

首先，新自由主义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强资本、弱劳工态势的加深。美国自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据《商业周刊》报道：美国最大的900家大型跨国公司1999年的利润增长率为19%，而这一年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上升了1.8%，工人的收入与公司利润明显不成比例。1978—1995年，美国非农业生产性雇员小时可支配工资与可支配收入是下降的，尽管这期间公司的利润大幅度增长，但直到1999年，非农业生产性雇员的收入仍低于1970年代水平。与此同时，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明显降低。根据1999年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性中心”公布的报告，1995年美国88%的贫困儿童可以得到食品券，到1998年则降到70%。1999年，美国食品券月平均开支为1850万美元，远低于1996年的2550万美元。1980年代后期，法国把1258种药品的报销数额从70%降为40%，同时还限制百分之百报销医药费的人数。

其次，新自由主义遭到民众的激烈反对，导致社会危机频发。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使中下层民众利益受损，美欧各国民众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复活了的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市场经济、加强竞争、优胜劣汰的口号下使资本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故此，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导致了一次次的社会危机。

2003年5月，法国掀起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全国性抗议、罢工浪潮。近80个城市交通受到影响，80％的航班取消，巴黎的邮政、公交几乎瘫痪。这股浪潮甚至波及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示威人群高喊：“退休制度，社会保险，我们曾为赢得这些福利而战，我们也将为捍卫它们而战斗！”类似的游行示威及罢工在法国接连不断。2005年10月4日，展开有100万人直接参与的全国大罢工，2006年掀起300万人的罢课、罢工浪潮。值得深思的是，77%的法国民众支持罢工。

类似法国那样的抗议示威和罢工活动，在他国家也都频繁发生。为抗议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改革措施，德国民众于2003年进行了抬棺游行；2005年掀起示威抗议运动。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过于强硬与无情”。英国民众的罢工、抗议活动连年不断。2006年3月28日，大约150万英国地方服务业人员举行了英国8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对“退休权利的侵犯和养老金的削减”。

民众的示威和罢工运动连年发生，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危机频发。这是西方国家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救世良方”时所未曾料到的。

二、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两难困局

资本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困扰和走向灭亡的厄运，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和自我调整。然而，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条件下的调整，并没有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迎刃而解”，也没有使资本主义“全然改观”，相反，这种调整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无法解脱的两难困局：

要逃避1930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和灭顶之灾，就必须按照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取向对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而这种调整却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胀”危机。要使资本主义摆脱“滞胀”危机，就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向“自由”资本主义复归。而这种复归又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遭到了民众强烈的反抗，引发了执政者的执政危机和社会危机。搞凯恩斯主义导致“滞胀”危机，搞新自由主义遇到民众强烈的反抗，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左右为难、“回天乏术”。

就西方各国横向比较而言，资本主义也面临两难困境：要使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活力需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公平正义“指数”太低。“在美国竞争包含的机会要比德国或法国大得多，不过不公平的程度也大得多。”反之，要使社会比较公平与和谐，需坚持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模式，但这又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遭受“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低的效率”的折磨。何去何从，难以决断。

两难困局使资本主义主流社会产生了两难的心态：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发展受阻；摒弃凯恩斯主义，社会矛盾激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民众强烈反对；摒弃新自由主义，经济失去活力。在左右为难、前后矛盾之中，资本主义的决策者们合乎逻辑地磨光了原有的棱角：在资本主义政治光谱中原本代表右翼势力的政治人物开始转向“中右”立场，原本的左翼政治集团开始持“中左”立场。“激进”与“保守”的划分几乎已无实质性意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动态均衡态势：统治集团的各个主流派别都只能做出折中性、妥协性的政策选择：既不敢（或不愿）完全摒弃凯恩斯主义，同时也有意接受新自由主义，其决策中既有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也有新自由主义因素。然而，这种折衷性的选择仍无法使资本主义摆脱困境。其直接后果是：经济依然低迷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危机频发。如此困难的形势实际上折射出的是资本主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境地。

三、当代资本主义两难困局的理论启示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是资本主义难以“自救”的预示。两难困局的出现表明，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不可能真正“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战后资本主义各国所推行的凯恩斯主义，实质上就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干预，来缓解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由于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触动根本制度，因而不可能克服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根本矛盾。不仅如此，由于凯恩斯主义频频通过政府干预为资本主义缓解矛盾，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严重背离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产生出“滞胀”怪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进一步加深。

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统治者又举起了新自由主义旗帜，实质上就是要使资本主义从当今的“社会资本主义”退回到早期的“传统资本主义”，从“文明”的资本主义退回到“野蛮”的资本主义。统治者企图靠扼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靠腰斩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胜利成果来找回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现代版的结合形式。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非但未能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民众的激烈反抗，造成了频频发生的社会危机。

由此证明，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止痛剂”，根本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企图依靠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微调”就能让资本主义成为“终结历史”的理想乐园，不过是资本主义主流社会自欺欺人的幻想。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预示。两难困局的出现从反面说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痼疾的唯一路径，只能是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即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由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取代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是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矛盾的根本途径。

第三，当代资本主义在两难困局中显露出不可逆转的历史过渡性质。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经过多次调整，尤其是经过凯恩斯主义调整，毕竟有了重大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各国推行凯恩斯主义的过程，实际上是借鉴社会主义成功做法的过程。这一过程离社会主义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它不是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显示，而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预示，它不是在强化“正统”资本主义的“元素”，而是在为社会主义因素的产生发挥着催生作用。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架构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的同时事实上已发生了部分质变。

其中，国有经济、合作经济的发展，意味着“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向混合经济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或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合作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一种过渡形式”。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让位于按照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收入再分配均等化政策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所有这些，“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都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当代资本主义第2篇

金融资本横行，金融衍生资本泛滥，使得银行资本越来语与实物经济脱离，金融资本泛滥，实物经济却相对乃至绝对萎缩。国家为刺激经济增长，更多赚取利润，总是竭力鼓吹社会高消费”。金融资本的迅速壮大，而实体资本相对缩小是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更新固定资本的成本越来越高，生产力越发展，资本有机构成就越来越高，当新的资本投入实体经济不能带来很大的利润，甚至有可能导致亏损，并且周转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时，许多闲散资本就不再投入实体经济，转而投入资本利润率高，赚钱快的金融资本市场，催生了资本泡沫的膨胀。由此，资本逐渐脱离了生产领域，进入了消费领域和信贷领域，通过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投机圈钱获取高额利润成为当前资本运行的主要形式。金融资本的膨胀使得实物经济和符号经济严重脱节。金融资本高度虚拟化，日益演化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符号经济系统。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及其导致的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金融资本就完全只是个符号，而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恰恰相反，金融资本与国际上主要工商业巨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金融资本本身就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互持股而实现的融合，以虚拟化为表现形式的金融资本恰恰是以超级垄断的实体资本为基础的，金融资本是工商业巨头为了更快更多的获取超额的垄断利润而制造出来的附属品，只是这个曾经的附属品现在成为国际总资本的主要形式。是工商业巨头最重要的利润来源，金融资本不但没有危害工商业垄断资本的地位，反而使得这种地位更加稳固，因为中小工商业者本身就无力衍生出具有统治力的金融资本。因此金融资本的统治，实质也是工商业垄断资本的统治。国际垄断资本不断壮大，资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断增强，并突破国家的界限向外扩张，国际垄断资本渗透到地球的每个角落，在全世界确立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经济中已处主导地位，控制世界经济的运行，一种覆盖全球的垄断资本网络已经形成。金融资本从生产领域脱离并向全球的扩张，使得各国的国内市场被国际垄断资本联系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大市场，而国际垄断资本成为这个世界市场的主宰，掌握着市场的话语权，不仅加强了全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且使整个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并将这种分化逐渐巩固下来，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根据各种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拥有不同的实力，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而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第一等级，以金融贵族和工商业巨头为主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着世界资本和世界市场的绝大多数。第二等级，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具有一定的资本实力，但无法与国际垄断资本家对抗，部分国家的工商业者体现出民族资产阶级的特征，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有利益上的冲突，不愿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盘剥和压榨，想通过建立独立的摆脱国际资产阶级的奴役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在国内市场的统治地位。但一般事与愿违。因为民族资本主义已不是当今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它阻碍了世界资本的流动和统一市场的形成，是历史的倒退，迟早被国际垄断资本所吞并，而大多数此等级的资本家无力对抗国际资本的强大实力，为了自身能得到生存，为了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能分得部分利润，都逐渐成为国际资本家的人，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买办。第三等级，数量众多的小资产阶级，这部分资产阶级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市场掠夺，逐步丧失了自己的市场份额，并大量破产，被抛向了无产阶级的队伍，但作为一个等级，特别是服从于垄断资产阶级资本流通的需要而被迫成为一个高消费，超前消费的群体而存在，通过过度的消费支出进一步被国际资本剥夺和压榨。第四等级，处于这个体系最底层的被剥削，被奴役的广大无产阶级，并且随着春岁月227大量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其数量将越来越多，成为一股巨大力量。第一等级的垄断资产阶级不仅奴役着全球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也不同程度地打压全球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加速全球向两级分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格局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不再通过国家垄断的形式来征服和统治世界，而是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实现资本的统治，”跨国公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表现，这是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无法满足资本继续积累和集中的需要，必然要突破国家对其资本规模的限制，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在封建贵族统治的政治环境下，为了打破封建的，地方割据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资产阶级必然要建立一个统一市场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为目标，以便能迅速的占领国内市场，不论是建立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共和制的国家，都是为了资产阶级控制国内市场的利益，并通过国家资本的形式促进资本向外输出，占领地区和全球市场。但是，当资本主义要将其生产方式推向全球每个角落时，国家资本主义就体现出局限性了，资产阶级又必然要再次突破国家的界限，建立统一全球市场的超级经济组织，这时跨国公司和跨国经济组织就出现了。“垄断资本超越国家界限、摆脱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榨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倾向明显增强。”垄断资本由私人资本变成了国家资本，而又再次变成了一种私人资本，不过新时期的私人资本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对国家垄断资本的超越，是控制全球的国际垄断私人资本，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国际化后的必然表现形式。但是，不等于说国家资本就不存在了，任何跨国公司都以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为实力后盾，通过兼并重组消灭其他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实现国际资本对几个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控制，跨国公司一方面以母国政府作为自己的保护伞，但又同时要摧毁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政府，因为这些国家的存在阻碍了跨国公司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的绝对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观点，人权高于，有限的论调就是为了服务于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成为干涉和消灭他国政府的一种思想宣传武器，消灭作为其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而对于发达国家的国家政府来说，国家也逐渐丧失了社会治理和管理机构的作用，国家政治逐渐内容空心化，成为跨国公司用于侵略他国，保持国际垄断资本全球统治的手段，国家日益显著的，裸的成为资产阶级统治，压迫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政治工具，越来越明显地将国家这种暴力机器的本质毫无遮掩的表露出来。过去是企业依靠国家发展自己，国家作为企业的保护盾牌，而现在则相反，跨国企业和机构成为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国家仅仅作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手中的一个武器而存在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全球化和阶级关系的等级化必然导致世界政治格局也逐渐等级化。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断地削弱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意义，通过消灭各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国家，资本主义未来的政治统治形式是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逐渐融合成一个由金融资本统治的帝国，而这个全球大帝国也抛弃了一切所谓形式上的民主，自由，变成资产阶级独裁，专制的君主政体。但是在目前各个国家还存在的形势下，通过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作为由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向全球统一的资本大帝国转化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各国根据自身的实力和地位分别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处于不同的政治地位，跨国公司基本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也就成了作为第一等级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而其中美国所拥有的跨国公司最多，是国际金融贵族和工商业寡头的主要积聚地。而其他发达国家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消耗，实力的削弱也无力单独领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由此美国就充当整个资本主义王国的“国王”，而其他发达国家也就组成为协助美国统治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贵族阶层，第三世界国家中比较发展的国家代表了世界主要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处于被国际资本剥削和压迫的地位，虽然国家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但是这些国家是要被跨国公司所消灭的对象，这些国家成为垄断资本全球统治的阻碍，许多国家在金融资本的打击下逐步变得贫穷，有些国家由于发达国家的军事侵略而被颠覆，只保留了完全没有国家，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傀儡政府，由此这些国家就下降为第四等级的国家。第三等级国家的地位相当于世界资本王国中平民。而最不发达的国家则在政治形式上代表了世界的无产阶级，这些国家名义上是独立的，但是实际上完全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国家毫无尊严，只是一个国家形式的外观，除了维持这个国家机器存在的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傀儡机构而外，整个国家的国民只是被国际垄断资本榨取血汗的对象，这些所谓的国家相当于世界资本王国中的奴隶。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的统治就这样在世界范围了建立了符合他们利益需要的资本王国，而这也仅仅是过渡形式，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性的新美利坚帝国”，这是美国政府的根本战略（实际上是共济会所代表的金融寡头的利益诉求）。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为了对付封建帝国和消灭弱小国家的口号，而根本目标不是什么民主，而是君主，是资本帝国的全世界的专制统治。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必然要求。为了垄断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为了统一全球市场，必然要逐步消灭清除发展中国家对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阻碍。他们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玩弄双重标准，发达国家一方面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一方面又加大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是以国际资本主义为中心、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的不平等经济结构。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了经济全球化的代价，发达国家根据资本周转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手段用于满足国际垄断资本获取全球利润的需要，在资本对外输出时实行贸易自由主义，促进资本全球流通和扩张，国际资本到处投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大量外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制造了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稀释了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而当大量的消费品输入到发达国家后，发达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满足国内居民的消费，而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也完成了产品生产的阶段，获取了大量的利润，资本必须从世界各国回流到发达国家，同时要防止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避免本国通货膨胀，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作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厂，不论在经济周期的哪个时段，都没有自己经济的独立性，不过都在服从于国际垄断资本赚取利润的需要。在外国资本投资，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本国劳动人民大量创造的财富通过加工出口成为发达国家的贡品，而留下了纸面上的经济数据和被金融贵族所控制的能任意贬值的美元。而在国际资本回流，本国经济萧条的时候，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再加上外资输入时期所造成的流动过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过低的收入根本买不起本国生产的商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像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只能将大量积累的过剩商品予以销毁，作为发达国家的代工厂，由于外资的回流及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本国资本家无法进行再投资，促进生产，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状态。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变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甚至发达国家通过有意制造金融危机而将消除自身的债务，将负担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身上。经济运行的周期性也必然周期性地产生经济危机，只不过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的控制，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表现为全球经济危机，发达国家通过金融资本的运作，掠夺了大量的全球财富，转移了国内的社会矛盾，而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经济地位更加恶化，生活更为贫困。资本全球化的扩张正不断削弱着各个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并最终使各个民族国家在国际资产阶级所同化过程中趋于消失，并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向着全球化，更加尖锐化发展，世界更加不平等。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建立，就是使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成为代表财富的一级，世界各国人民成为贫困的一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各种政治，经济措施不仅没有设法消除这种矛盾，反而使这种矛盾更加尖锐化和全球化，为了压制各种矛盾，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各发达国家都大力发展军工企业，军工产业甚至成为除了金融资本外的主导产业，它的发展既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统治的必然结果，也是这种统治的必要保障，一方面用先进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强大军事力量压迫人民并镇压世界人民反抗，另一方面，军工产品也为金融资本找到一个投资市场，大力发展军事武装，也有利于金融资本的周转。发达国家通过舆论宣传，制造世界各地的民族，宗教冲突，培植当地武装，既能促进自身军火的交易，也有利于促进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削弱各民族国家对本国的统治，乃至为国际资本颠覆其他国家的政权，为国际垄断资本对当地的控制扫除政治障碍。金融和军事就是国际垄断资本统治世界的两大武器，因此，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会维护世界的和平，因为和平不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和平就意味着资本扩张的停滞，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大力发展军事武器，鼓励军备竞赛，不断加大军事投入，武器不断更新，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对其他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全球统治提供坚强的实力后盾。战争是国际垄断资本的生命，发达国家利用各种借口不断制造动乱，不断发动战争，侵略弱小国家，通过各式战争和政治手段逐步将一切国家消灭，同时用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消灭世界各国以中小资本家为主的中间阶级，使世界的阶级对立变为最简单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将世界所有的人民都变成被他们奴役的奴隶，在世界上建立其所追求的终极大帝国。

三、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第3篇

新资本主义有三个主角：跨国公司，参与者，与作为旁观者、伙伴和人质的国家。这里主要讲跨国公司、参与者这两个角色，国家这一主角就自然明了了。（版权所有）

跨国公司

我们注意到跨国公司的几个要点：

（1）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它到世界各地寻求市场份额取得市场地位；它收购兼并企业。但是收购和兼并的目的不在于获利和增加生产能力，而是为了增加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

（2）跨国公司不是自然而然产品的社会化。80年代跨国公司主要是扩大生产领域，铺开经营阵线。现在则是想搞专业化生产，发挥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扬长避短。这就意味着风险也增大了。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就面临一对矛盾的两个诱惑：获利的专业化和减少风险的多样化。

(3)跨国公司也会涉足到金融业务。生产性跨国公司也拥有自己的金融部门，它们就在做着股票买进卖出的工作。

参与者

主要的参与者有如下几类：

一是国际投资者。他们占有世界58%的金融资本，控制了按世界平均人数计算每人四千美金的财力。其主要分布于保险、退休养老基金、互冲基金等领域。

二是家庭式资本主义。

三是二战后繁荣过30年的资本主义。如福特公司的流水作业线、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等。这类公司的管理人员其理念是，利润不是唯一目的，目的是把业绩做上去，扩大量。

四是我们指称的新资本主义。这类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信贷基础上而不是直接把钱投进去。新资本主义的基础就是直接金融。据资本市场的直接需求而决定策略。新资本主义的另一特点是资本股权的高度分散。所以公司的精力放在股票价值上而不是公司的眼前利润上，通过发行股票而占有资本，获利更大。投资人关心股价升涨。因此，体制性投资人想取得最大的收益。

对于新资本主义的反对意见

新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把自己大众化。即搞人民资本主义。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这不可能，反对意见如下：

金融市场制造了不平等。大投资者制造市场;大投资者投资引导大家的投资;因此我们面临的是垄断而非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

反对对企业认知的肤浅，及对整个经济认知的肤浅。这种肤浅导致他们对经济的评估是从外部去看经济的运作。金融资本的银行评估企业则是从资金进出账情况来评估。这样，作为体制性投资者的银行往往就大错特错。另外也存在一些金融委员会，只是听企业领导的话，他们对子公司的内幕也是不了解的，知之甚少。第二种就是经济审计部门。搞审计可能对公司的状况也知之不多。审计师对跨国公司的作弊防不胜防。第三种就是金融顾问(分析师)，如会计事务所。可分析师对于企业资产的评估也是没有太大客观依据的。

直接金融投资总的来讲成本要贵得多。因为在金融市场中需要中介人。而中介人的收费是令人咋舌的。他们需要的报酬比公司上层所要花的费用还大。因此，金融市场实际上是高风险的市场。投资人有风险，企业也有风险。为了保护自己，就需要一个衍生产品。问题是，当今世界上衍生产品市场经济已经到了非常大的规模。只要把金融市场参与者加起来，他们每一环节都要捞一把。有一个提法是，这种金融投资的回报达20%-50%。但买股票的人可能只能拿到5%，甚至5%都拿不到，所以直接投资方法要比信贷的成本大得多。

现在的金融市场助长了腐败。投资人买不买股票决定因素是什么呢?是对股票的预期。生活中有一个现象，因特网上股票还很热门，而企业实际已经开始亏本了。往往在买股票时有很高的期望值。因为买股票的人是指望将来升值的可能性。这样一来，腐败和贿赂就不可避免了。企业的领导人对公司情况再清楚不过了。但他们越做假对他们的好处越大。只要他们股票市值很高，他们就可以去买新的公司。他们通过纳斯达克为自己创造很大的剩余价值。公司上层可以先表示要买股票，定好价钱(这是他的权力)，等股票涨的时候才用，一旦涨上去了，他马上就卖出去了。公司经理层也有好处，因为他们的报酬与股票价格相联系。这样，公司的股东与经理层形成同谋。银行不希望失去客户也要作同谋。审计师不希望丢失客户对这些骗局也会睁只眼闭只眼。还有一些身居要职的人可能事先会知道一些情况，他们也会从中获利。而作为金融警察性质的委员会(如证监会)可能会查处，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

金融市场不稳定性造成。在买股票过程中，如果你的意见与众人不合，你就会采取与他们一致的行动。因为你不可能去买人家认为不好的股票。所以企业金融评估是由自己主观决定的，而不是由客观情况来决定。因此，金融市场起伏不定。由此可以断言，这就是金融市场固有的经济泡沫。问题是我们在这样的泡沫中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我们已经形成了群体性信仰，没有个人的看法，"从众心理"严重。

新资本主义的寿命有多长

我个人认为，从长期来讲，金融资本主义即新资本主义寿命长不了。

1.从经济角度来看，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回报不丰。至少可以说它不会促使经济的快速增长，原因一，制造不断与日俱增的不平等。它只能去刺激社会上层奢侈性的消费。少数人的奢侈消费绝不可能和老百姓大众消费相提并论。二，这种投资往往不会做长期投资，它希望捞现钞。所以直接金融投资方式成本很高。三，金融投资人眼睛就盯着股票升值，他绝对对环境成本不感兴趣。四是，从劳工的成本来讲，环境往往要增加他的成本。由此可以说明生产力的回报是不高的。从最近二十年来看，除了美国的高新技术之外，很清楚一点是回报率是不高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样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很快取得高的速度。

2.从社会政治层面来看，新资本主义支撑不了很久。有三个理由：

一是企业老板利益对员工利益的胜利。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是，评估企业出现新的标准，即企业管理的"经济增值标准"。只有所有的持股人钱增加了，才能说明它增值了。很简单的理由，你投资，就相当于你把钱借出去，你就是公司的债权人，相应的就要承担风险，要有回报。你拿到的收入就是超额利润。这样就有两种态度：一是风险不能承担太大，但还要保证收入；二是风险越大赚得越多。但是现在的投资则二者都要达到，既要有稳定的进账，又要有高额的利润。金融投资人指望的就是这个。回过来，金融投资人有这样的要求，那就要求企业、企业职工创造这样的价值和业绩出来。作为企业领导，你要保证你的收入稳定，那你企业职工的收入就不稳定，那么劳工关系如何达到妥协呢？这就是企业老板利益对员工利益的胜利。

当代资本主义第4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关系；启示

中图分类号：D5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0－0186－02

中国是“后马克思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生产大国，这源于中国是目前社会主义实践的最大阵地。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看来，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之飞跃。如果理论不能够指向于实践，则意义何在？基于“一球两制”的基本现状，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生存”无法摆脱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以往脱离了现实考量，仅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傲慢姿态显然无法适应这种需要。于是，探寻“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命题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的“过去的日子”一样压迫着中国的理论界，而这样的寻找必然是要基于新的了解、新的思路与新的判断。

一、理论争议之不逮与谋求发展之为先：思维与操作

1.社会主义思想的嬗变：思维方式之变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要求改革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就与之相伴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即“两个必然”）。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将历史上出现过的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制度形态做出一一对应，比如说奴隶社会用金属消灭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用冶铁摧毁了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用枪炮使封建社会殆灭，而这之间的过程伴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行，在新的生产力发挥巨大作用以后，人们恍然发现新的生产关系已不容置疑建立。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同时标识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内蕴依存”的关系树立了资本主义天然的敌人，也注定了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先天的斗争性。

马克思理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理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的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1]（即“两个绝不会）这表明社会主义主流理论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认识的逐步深刻。

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遇到的挫折，许多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的“失败论”与“破产论”；反驳者则坚持马恩的“必然论”是客观规律的反映，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过是技术层面的变化，社会主义遇到的困难是偶然现象。两种论述形同芒刺，但是实际都来源一个前提：只有资本主义的失败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成功。其实，战后资、社两方的新变化正好验证了马克思关于“两个绝不会”的论述，这就是“一球两制”的理论依据。

2.资本主义制度的解剖：实际操作之变

第一，资本主义的分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属于生产力范畴，包括资金、设备、科学技术等，由于无阶级性，可以并且必须学习继承，因为“历史不外乎是各个世代的一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2]第二层是生产关系范畴，经过“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诸如金融制度、贸易制度与市场机制等中性的反映“生产规律”的生产关系[3]，亦可借鉴使用；另一个部分是决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关系，例如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等，与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容。第三层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分为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文化上层建筑，需要区别对待。

第二，社会主义的需要：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生依赖，所以“我们不妨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4]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5]，在“四项基本原则”的保障下，社会主义发挥后发优势，师夷长技，吸收资本主义的长处是为了坚持和发展自身。而判断是否吸收的标准，“应该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而不在于姓“资”还是姓“社”。

二、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厘清：思路与进路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当代”这个时间概念作一个限定，否则将进行模糊的争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至今基本经历了从“盲目对抗”到“战略合作”的阶段，而“当代”的概念需要从“战略合作”阶段开始计算，亦可以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开始研究。选取这个节点的原因是它突破意识形态方面的禁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互相开始打量和正视自己的对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新的调整、社会主义阵地大门的敞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的出现与应用都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打下了新的注脚。因此关于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样具有攻击色彩的论调将在“和平与发展”的全球语境下逐渐淡化，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成为新的关系处理思路。

1.对立与统一：基于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之现状

本质上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决定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具体在经济上表现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和按资分配为主体与公有制为主体与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对立。资本主义二战后对生产关系作出部分调整，通过“凯恩斯主义”来调控经济，但未改变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本质；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早就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烙印，仅存其工具属性。

政治上，资产阶级与人民当家做主和不但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资本主义国家战后进一步发展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使其政治统治形式更加完善，但并未改变资产阶级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以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民主为特征，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扩大完善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备的结合[7]。

意识形态上，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对立。在任何社会中，只能是统治阶级的的思想占据正统地位，而意识形态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别的肇始。

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关系，指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联结、渗透和贯通的性质。具体表现为相互依存关系和借鉴合作关系。

2.辩证之否定：基于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

从横向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是现状，从纵向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所固有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改良措施所带来的所谓资本主义第二个“黄金时代”并未改变基本矛盾的性质，遑论消灭矛盾。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质变，而质变就是辩证的否定过程。新事物一方面克服旧事物，另一方面又保留和继承旧事物中的积极东西，这种保留加克服的过程，被称之为“扬弃”。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一方面摈弃资本主义的糟粕，一方面保留和改进其精华，使之成为可以为我所用的有利方面。因此，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辩证之否定的关系。

三、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启示：结论与讨论

1.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不能局限于某一个时代，亦不可拘泥于一事一物，用战略的眼光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理解。当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和困难时，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通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社会主义必然会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速度，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正确看待全球化的基本局势

中国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亦步亦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与融入全球一体化并重的原则。全球化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实行改革、扩大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意味着挑战，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觉防御“和平演变”的异化。

3.清楚认识目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现状[7]

社会主义诞生以来，虽然经过不懈努力以后，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不过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不小差距。一者资本主义出现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过几十年；资本主义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而然发生的，而社会主义国家未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强行步入社会主义阶段，存有“先天不足”。因此，社会主义的建设主体一方面在成绩面前不可妄自尊大，另一方面在差距面前不可妄自菲薄。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意味深长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和那个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奋斗。”只有通过不息的奋斗和清醒的认识，社会主义制度才会真正巩固并得到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71.

[3]朱洪强.试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9）.

[4]列宁选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7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59.

当代资本主义第5篇

一、资本主义的本质隐蔽性更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一直存在，但是却不会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为人们直接感知，而是看不见、摸不着，具有隐蔽性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本质更加隐蔽。和过去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生活的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多个方面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新现象层出不穷，资本主义的本质隐蔽性更强。究其原因，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新科技革命的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激光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新技术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尤为迅速。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迅速发展极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为资本家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局部调整提供了可能。资本家可以充分利用科技成果，采取更加隐蔽的剥削方式和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家是用野蛮、粗暴的手段获得利润最大化，那么现在所采用的手段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比较文明。不仅如此，在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生产日益社会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增强，跨国公司明显增多，金融资本影响巨大,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资本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利润最大化。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虽然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是整个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基础，但所有制结构呈现复杂化和多元性特征，纯粹的个人所有制不断萎缩，国家资本所有制、合作制经济迅速发展，股份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这些新变化，使得资本主义本质更为隐蔽。

(二）当代资产阶级学者的欺骗性辩护

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始终。但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学者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局部调整和变化为借口，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本质理论已经失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已经改变。一些资产阶级学者鼓吹“技术统治论”、“信息社会论”，信奉科学技术能革除资本主义的所有弊端，认为资本主义会伴随科技的发展永恒存在。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宣扬“福利国家论”，把资本主义社会美化为消除贫困、人人利益均沾、为全体社会成员谋利益的社会。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学者鼓吹“阶级调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视而不见，大肆宣扬的“人民资本主义论”、“法人资本主义论”、“资本主义中产阶级化”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已经消失，劳资对抗不再存在。肆意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极力否认或闭口不谈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是这些资产阶级学者的共同特点。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多，人们的联系日益频繁。借助现代传播媒介，资产阶级学者为资本主义所做的这些欺骗性辩护在国际上影响甚大，蒙蔽了很多人，使得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隐蔽性更强。

(三）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概念和“劳动价值论"的曲解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要理解资本主义本质，就必须正确把握“资本”和“劳动”这两个重要概念。什么是“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920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的理解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一般通过货币表现出来，但资本不是一般的货币，并不是所有的货币都是资本，只有能够带来价值增殖的才是资本。第二,资本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但却为资本家所有，是资产阶级统治劳动的力量和工具。当代，由于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引导，更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一些人忘记或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观点，反而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有关资本的理论倍加推崇。一些人滥用“资本”概念，随意使用“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管理资本”等概念。他们既不深人思考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不考虑这些概念的使用环境和运用学科，仿佛当今社会一切都能成为资本,一切都是资本。甚至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养家糊口的工资也是资本。如果按照这种思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很可能会这样分析:工人阶级拥有人力资本、技术资本，而资本家拥有货币资本和管理资本。为了赚钱，工人阶级把其人力资本、技术资本投人生产，而资本家投人货币资本和管理资本，各种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生产出来的产品按各生产要素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照此分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也就不存在剥削关系。既然如此，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也就不复存在，资本主义的本质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以上错误的根源在于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概念。

对于“劳动”概念的理解同样存在以上问题。何谓“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即劳动是劳动力的实现，是劳动者运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他们认为，劳动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质特征，劳动创造了人类和人类社会，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重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在当代，有些人却歪曲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否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他们认为既然劳动和资本都是价值的创造者，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也就不存在。这种理解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劳动价值理论的错误理解和歪曲，对“资本”和“劳动”概念的滥用，混淆了人们的视线，掩盖了资本的本质，模糊了资本、劳动的区别和对立，干扰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解，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隐蔽性更强。

二、透过社会表象揭露资本主义本质是一项重要任务

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隐蔽性对我国产生消极影响。一些人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和新现象所蒙蔽,失去清醒头脑和辨别是非的能力，看不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一些人为资本主义社会大唱赞歌,认为西方什么都好。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他们倍感诧异，甚至矢口否认。甚至有人怀疑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缺乏自信，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失去信心。面对这种情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有所作为，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为此，需要在以下两方面下工夫。

(一)真实、全面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以及列宁时代的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发生并且正在发生很多变化。要想深刻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必须密切关注这些新变化，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方方面面的现象，掌握丰富的、真实的资料。为此，必须拓展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渠道。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的了解渠道不仅有限,而且存在缺陷。从现实情况来看，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渠道之一是出国，到资本主义国家实地考察，直接观察了解。但是出国考察名额十分有限，只有极少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能够走出国门、外出考察，绝大多数马克思理论工作者只能守在国内。即便那些能够亲身到资本主义国家实地考察的理论工作者，由于语言障碍或经费限制，也很难保证他们的考察不是走马观花或蜻蜓点水。了解渠道之二是在国内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途径间接了解。但是这种了解直观性不够，资料鱼目混杂且已经被别人加工，不是第一手资料，需要搜集者做大量的“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工作。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需要拓宽了解渠道，真实、全面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重要新变化。

(二）掌握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

马克思关于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理论为我们透过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揭露当代资本主义本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只有切实掌握这些理论，我们才能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但是，虽然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主观上确实想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理论、劳动价值论以及资本主义本质理论缺乏深刻理解，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揭露较为空洞、肤浅、缺乏深度和说服力。有些学者虽然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有关知识，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了解甚少，缺乏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力。当代中国，西方经济学在学术界很流行，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日益边缘化。一些年轻学者谈起西方经济学知识口若悬河，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却缺乏基本了解。更有甚者,少数人还利用西方经济学观点随意曲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岂不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论、劳动价值论以及资本主义本质理论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永不会过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仍然是无限的贪欲，是统治一切的社会力量，劳动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

当代资本主义第6篇

［关键词］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弗洛姆；列斐伏尔；马尔库塞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1－0023－03

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又一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它的代表人物有：布洛赫、列斐伏尔、萨特、梅洛・庞蒂、弗洛姆、马尔库塞等，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流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理论重心向主体的转移，而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条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将人自身视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整合了现象学、心理分析等当代思潮，通过对人存在的描述、人特性的把握，阐释了主客体辩证法，进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透视了历史前进的可能。这一做法完全偏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从而回到了他们所放弃的人本主义立场。

西方马克思主义朝人本主义的转向，在理论上得益于20世纪新人本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人学化阐释的兴起，而后两者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紧密相连。20世纪30年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加速了机械化进程，从而使得生产越来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社会管理过程。与此同时，个人则越发凸显为生产链条中的一个原子，丧失了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而成为体制的奴隶。此外，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各国在世界范围的争夺越发激烈，从而引发了战争。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西斯的暴行所带来的伤痛，动摇了建立于理性之上的关于未来的乐观信念，悲观的情绪笼罩了欧洲。而自然科学领域相对论和测不准原理的提出，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对人无意识的发掘都动摇了原本坚不可摧的理性。哲学家们在对理性主义和主客二分进行反思的同时，不得不对人作出重新估量。在这一情形下，新人本主义应运而生。

新人本主义这一思潮囊括了多种理论流派，这些流派在探讨人的途径和对人性的描述上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继承了传统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它们与高喊“人死了”的结构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们的目的不是消解人的主体性和自我，而是关注传统人本主义探讨人的方式破灭后，人如何以新的方式站立。传统人本主义者将理论视作自律的领域和意义的来源，并试图在某一确凿的原则之上构建出一整套规范以指导人的现实生活，认为人的类本质的实现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而到了新人本主义这里，现象学的转向推动了哲学家的视角从思维下降到了存在，一切本质、原则都被悬置，哲学不再以居高临下的目光俯瞰现实，而是要从个人的存在探讨意义之展现。由此，新人本主义转而关注人的非理性和日常生活状况。理性不再是衡量一切的尺度，相反它需要从情感、欲望、意志、身体中重新确立自身。主客二分不再是理论的前提，而成为从人的生存中开出的向度。

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而言，尽管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强调主体，但是他们并没有将人直接视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长点，而是试图在保留历史矛盾之根本性的前提下，引入韦伯、精神分析等相关资源对其进行补充。然而，在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这种客观矛盾的根本性地位几乎被瓦解了。马克思的理论被视作关于人的本质和自我实现的学说。究其理论契机，一方面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主体的关注适应了新人本主义的潮流，从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新人本主义的整合提供了可能；［1］另一方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则为马克思理论的人学化提供了文本依据。很多思想家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现了马克思哲学的中心思想。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理论作的人学化处理，并不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传统人本主义样貌的还原，而是出于理论需要，基于新人本主义立场而进行的再创造。也正因如此，我们不难发现，让人本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为欣喜的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辩证法，及其社会理论中所阐述的经济、社会关系对人生活的影响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拜物教理论、物化理论和异化理论。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理论与新人本主义所提倡的对人生存的关注有契合之处。弗洛姆和萨特都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和存在主义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二者都关注现实的、个体的人的真实存在，都是对现实中人的非人化的抗议。通过对马克思理论的新人本主义阐释，他们根除了马克思对社会现象的解剖背后那条基于对内在客观矛盾的分析而运衍出的历史发生学逻辑，而代之以存在主义、心理分析等关于人的平面描述，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被简化为二元式的超越与制约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新人本主义的框架下整合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相关因素，而不是相反。

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起点展开论述。一方面，他们把人视作超越性的存在，认为人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超越了自然，而且否定了既定的社会状况，成为历史及其自身的创造者。因此，人的本质就体现在历史辩证的运动中。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思想家提供的理论资源，指出：人首要的并非一种理性存在，而是感性的生命。个体的情感、行动、欲望是人直接的、先行的存在状态，理性的认知则是一种反思性的，从人的存在结构中引申出的活动，它的重要性在于帮助人认清现实，对其进行超越，成就人感性生存的丰富性和人的全面发展。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列斐伏尔汲取了尼采生命本体论和权力意志哲学的营养，认为人虽然因其本能局限与自然有着直接统一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总体性的生命的超越性存在者”［2］，因此体现人类价值并作为历史起点的个体实践就不仅局限于占有自然的生产活动，而且拓展为“个体本真生命的诗性创造”。［3］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则将人看作类的存在物，即“人是一种使‘类’（他自己本身的类和其他存在物的类）成为他的对象的存在物。”［4］人的这一特性暗含了他改造存在物并实现自由的可能，而劳动便是根植于这一活动的对人内在性的揭示。进而，由人的这一特性，他得出人与对象物的关系首先表现为感性的关系，由此，人首先便是感性的存在。马尔库塞对人的这一描述为其以后整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埋下了伏笔，“感性的存在”变为“”，劳动则成为释放的途径，而人对自然的超越亦被表述为文明压抑的必然性。而另一位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代表弗洛姆也从人和自然的分裂入手，将人的本质置于人类的生存境地，并希望通过精神分析来保证这一本质设定的客观有效性。在《健全的社会》中，弗洛姆认为人脱离自然也即意味着他陷入生存的两难境地。而理性、自我意识、创造力既是导致人类存在困境的罪魁祸首，也是帮助克服这一状况的必要条件。人生存的两难以及克服两难的内在要求和能力产生了人之为人的需要，包括交往的需求、超越的需求、寻根的需求、身份感的需求及方向和贡献的需求。这些需求较之生物本能更为重要，更为根本。

人存在的图景不仅为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种理想状态，而且确立了一种价值尺度用来批判现实。在这一参照系下，异化成为人类历史的必然现象，表征为个体特殊性的丧失、人格的扭曲、主体意识的失落，它不再仅仅表现为传统异化理论中那种本质与现实存在的直接冲突，以及经济生活中与物质匮乏相关的某种不合理状况，而可以弥漫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他们对人性的具体看法，以及在分析人的存在结构和人与社会关系中所采纳的切入点及方法的不同则决定了他们分析现实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的差别。

例如，列斐伏尔将人类未来的远景设定为“总体人”的实现，“‘总体人’作为一种解放的艺术形式，是尼采式的‘酒神精神’和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融合”，［5］是“超越当下日常生活矛盾与冲突的永恒艺术理想瞬间，是与历史与生活具体内容无关的永恒形式”。［6］而通过对个体实践的总体性特征的分析，他确立了分析社会的方法。对人而言，任何存在物都是等待加工、创造的对象，都是作为实践或实际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物被整合为总体，融入了总体性的创造过程并最终作为新的结构产出。劳动实践的总体性形成决定了认识世界需要采取的总体性的辩证方法。列斐伏尔认为，传统的知性认识虽然也帮助人克服了局限，但它是非批判的、拜物教式的，它把事物视作孤立的、抽象的存在而忽略了它们的总体性，忽略了它们的产出是一个过程。而辩证方法的特性就在于它可以从孤立的存在物中看到全部存在物。而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则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日常生活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得以萌生与成长的土壤与滥觞，也是这些活动的汇聚地，纽带与共同的基础。”［7］日常生活体现了人类实践的总体性，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可以被看作日常生活平面上的凸起，而政治异化、劳动异化等则是日常生活异化的方面。

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则试图对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进行改造。他们认为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是揭露个体虚假意识的形成、社会控制的内在化的有力武器，然而，由于他没有对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作出区分，所以心理学只能对文明进行一般批判，而无法面向具体社会现实，也无法为未来提供希望，为个体解放提供出路。因此，在对本能理论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思想家们都努力地将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因素引入精神分析，以实现心理学与社会学的有机结合，从而使之在论述文明对个体压抑的同时又能对社会作出具体的分析。在《与文明》中，马尔库塞指出文明与人的异化是相伴生的，异化的消除即意味着的解放。同时，他将压抑区分为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后者是一定社会结构造成的附加压抑，与现实的操作原则相关。“基本压抑”、“额外压抑”、“操作原则”最终定格为马尔库塞分析、批判现实的基本架构。弗洛姆认为人各种需要的满足，人的理性、自我意识和创造力的充分实现构成了健全的人格。而在现实社会中，人的需要和潜能与特定社会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则形成了不同社会性格，社会性格的具体样态及健全与否则是透视社会的工具。由此，社会性格的不健全即意味着人的异化，异化就成为病态心理的一种形式。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压抑人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社会把自身的需求转化为人的内在需求，从而造成了自我的失落，人格的缺陷，使人以被动的姿态接受世界，体验自身。所以，弗洛姆又说“异化就是一种认识模式，在这种认识模式中人把自己看作一个陌生人，可以说，他疏远了与自己的关系，他并不感到他自身是世界的中心，是其行为的发出者――而是他的行为及其结果已经成为他的主人，必须俯首听命，甚至顶礼膜拜。一个被异化的人与自己失去了联系，正如他与任何其他人失去联系一样。他同别人一样，像物一样地被认识。他虽然有各种感觉和常识，但是同时却与外部世界失去了有机的联系。”［8］

具体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的剖析，尽管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社会的框架不一样，批判的立足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多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通过政治机制来对人进行显性的统治，而是借助广告、电视等传媒对人的生活包括语言、情感等进行了全方位控制。由此，人在当代异化主要有如下表现：（1）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被管理的社会，人则成为管理程序中的物；（2）消费丧失了与物体自身性质的关联，不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创造性体验，而成为受控的、纯粹的占有过程。人将所有的商品视作自身价值的代言人，从而沦为消费的动物；（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4）人与人自身相分离；（5）人丧失了人格和自由，丧失了心理上的真实感受和鉴别力。［9］

以弗洛姆为例，他认为随着垄断的出现，消费社会的来到，新的社会关系形成了，异化也出现了新的内容。生产、经济和政治构成了一整套命令系统和反应机制，因而无论是政府职员还是经理人、工人都成为庞大社会运作结构中的一部分。在社会的洪流中，个人需要外界的指引才能开展行动，获得确定性。但外界按照自己的步伐，在不断更换中抛弃了个人，使人疲于奔命。即便是股东也因为丧失了与企业的实质性联系，成为金钱的奴役。整个社会以货币作为交换的中介，人的能力由金钱衡量，其工作报酬由金钱支付，然后用金钱去购买物品，金钱成为一切的表达方式。在这一机制下，无论是工作还是商品都丧失了具体的质的差别，仅仅表现为量上的不等，都可以进行交换。一切以交换价值衡量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商品的买卖过程中，而且成为人们的生活的态度，成为人对待自己，对待他人的态度。由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性格表现为接受倾向和市场倾向的结合。“在接受型倾向中，个人觉得‘所有的善的来源’都是外在的。”［10］他们习惯于从外部寻求自身的归依，而放弃自身的能动性，从而表现出对权威的顺从。而市场型倾向则是现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主导性格倾向，特指：“以作为商品的人自身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人的价值经验为基础的品格定向。”［11］在资本主义社会，人自身成为一种商品。为了成功地销售自己，他不仅要有技能和强力，而且必须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被市场接受。由此，人必须将自己作为一种商品来审视，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塑造自己，以市场价格作为自身价值的标准。如果人无法凭借自己内在的肯定性力量确定自我，而必须依靠外在的多边的竞争和价格反观自身，那么必然经常感到焦虑和不安，从而陷入一种强迫性的状态。他必须不断地追求，以此获得外界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力量和这些力量所创造的东西都成了与他自身疏远了的某种不同于他自身的东西，成为某种为他人所判断和利用的东西。”［12］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出现的人本主义转向是思想家们在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时所作的理论反应。他们以新人本主义为纲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将人的本质视作对既定现状的不断超越，并融合了生命哲学及精神分析在内的人学研究成果，从而扩大了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理解，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人的新方式，深刻展示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然而，他们分析现实的理论路径消除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于社会基本矛盾推衍出的实体性逻辑，由此，社会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人主体性的制约、对人感性个体经验的扭曲之上，对社会的分析成为人之应然状况映照下的对控制手段的分析，对社会批判也成为二元式的价值否定。与此同时，这一举措使得社会解放的根基不再在于社会客观矛盾运动而完完全全根植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正因如此，一方面，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衰落时，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很自然地或者把目光投向别的群体，在边缘人中寻找革命的可能，或者寄希望于审美、艺术上的瞬间超越，或者完全陷入了悲观的境地。另一方面，由于实体性逻辑的缺失，主体的改造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而人类解放的实现则成为无法达到的彼岸。在这个意义上，人本学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未来的设想仍然是乌托邦。

参考文献：

［1］［9］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南京?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1．156－157．

［2］［3］［5］［6］［7］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72．75．91．91．104．

［4］陆俊．马尔库塞［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94．

当代资本主义第7篇

关键词：批判理论；金融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

作者简介：汪行福，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

2003年，詹姆逊说：“想象世界的终结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要容易得多”1，我们似乎只有在人类灭亡时才能见证资本主义的灭亡。2005年，齐泽克说：“想想今天处境的奇特性。在三四十年前，我们仍然在谈论什么是未来：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如此等等。但是在今天，已经没有人辩论这些问题了。我们默默接受了全球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要呆的地方。……事情显得如此悖谬：想象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终结比想象对资本主义极其温和的改造要容易得多。”2但是，在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等抗议运动之后，时代精神似乎发生了改变，主要表现为：一是资本主义批判主题的回归；二是阶级斗争语言再次回到思想的中心；三是“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受到严肃的对待。

无可否认，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而且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似乎每次都能在危机中起死回生。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具有自我调整的无限弹性，是否具有消化自身造成的破坏的强大能力？资本主义是否仍然包含着矛盾，而这些矛盾是否仍然像马克思相信的那样，包含自我超越和走向另一世界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的思考必须与时俱进，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金融资本主义”批判

对金融资本主义(financecapitalism)的讨论是与对当前危机的诊断和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金融泡沫的危机。科斯塔斯·拉帕维塔斯(CostasLapavitas)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金融化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冲突和不平衡所导致的，它“起源于向美国最贫困和最边缘的人的抵押借贷，由于证券化和相应的金融资本创新而获得了全球性的影响，由于美国和欧洲生产资本的衰落最终演变为一场衰退，由于投资和信贷的紧缩严重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最终演变为欧洲范围的私人和公共债务危机，暴露出以共同货币为基础的欧盟的不平衡特征”。3从金融危机到今天欧洲债务危机的因果链表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并没有过去，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在延续。

理查德·皮特(RichardPeet)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矛盾》一文中指出，虽然金融资本被希法亭定义为“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但这一概念今天有了新的含义。上个世纪流行的“管理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资本家只是食利者，真正的所有权属于管理者。但是，今天看来，这两者又重新合而为一了。公司高管就是公司股东，他们更重视公司股票的升值，而不是真实产值的增加。金融资本主义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不平等：“一方面，我们在少数人那里见到过度积累；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真实收入的停滞和下降。”二是出现了新的剥削形式。工业资本主义主要剥削生产工人，金融资本主义除剥削生产工人外也剥削消费者，使消费者成为金融机构债务的人质。作者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是灾难性的，它依赖于短期记忆以及不计后果的投机和消费，“为当下活着，不考虑环境的未来。生产、消费、经济和环境越来越屈从于远离现实的主体、远离现实的计算，增加短期金融利润的能力成了关注的主要问题”4。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等人认为，金融化是由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带来的，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危机和萧条时代，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大大减少，资本日益流向金融部门，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杜梅尼尔(GérardDuménil)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它颠覆了战后几十年形成的资本与劳动妥协的体制，重新确立了资本家阶级的领导地位。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包括资本家阶级、管理层和大众阶级三个部分。二战后的几十年，西方体制的特点是管理者阶级与大众阶级的联合，这种联合抑制了金融资本家阶级的权力，从而形成了有利于工资收入者的相对平等的分配体制。在这种体制中，资本家阶级的金融集团与管理者阶级的上层之间形成新的联合体，不仅通过金融化流向股票的红利和推向资本的利润，而且通过不断流向管理层的收入，形成了一个上层统治者剥削大众阶级的体制。杜梅尼尔分析了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四次结构性危机，其中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由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而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以及最近的危机是紧随“金融霸权”而来的危机，是金融资本盲目追求霸权所导致的。5在这里，阶级结构和力量的变化成为金融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

利奥·潘尼奇(LeoPanitch)与萨姆·吉丁(SamGindin)的《资本主义的形成》也为金融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一种视角。他们认为，当前资本主义有四个特征：新的金融时代；制造业者的重组；高技术的爆炸；工人阶级组织的弱化。这种资本主义与二战之后形成的“嵌入式自由主义”(imbeddedliberalism)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区别。在“嵌入式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中，金融市场受到严格调控，就业、工资、物价等受到政府干预，而当前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体制解除了对金融资本、劳动市场、工资和物价的社会管理，形成了有利于金融资本主义的条件。但作者认为，我们不能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理解为传统自由资本主义的恢复。6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并非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只是干预的领域和工具发生了转移。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通过国际贸易准入规则和技术标准等途径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因而，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与资本之间的联合显得更加隐蔽和具有欺骗性。

二、“灾难资本主义”批判

“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capitalism)一词是由娜奥米·克莱恩(NaomiKlehin)在《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7一书中提出的，但这一概念可追溯到马克思本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积累包含着两极化趋势：一极是剩余价值作为财富在资本家手中的积累，另一极则是创造这些财富的无产阶级的贫困的积累。但是，除了强调资本主义体系的破坏性本质外，克莱恩还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有赖于灾难作为其积累条件。在资本主义时代，不仅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甚至生态危机，都为资本主义积累和投资创造了新的空间和条件，而且经济危机、公共债务等也为资本强化其对劳动的规训提供了机会。譬如，苏东社会主义解体、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及最新的金融和债务危机，都为资本主义摧毁非西方国家的市场保护和西方原有的劳动保护、调控经济以及提供社会福利创造了条件。因此，制造灾难和利用灾难是资本主义自身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灾难资本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多样的。齐泽克认为，当今资本主义是一个内在对抗的社会，其中的生态灾难、知识财富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对新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操纵以及被包容者与被排斥者的隔离是四种主要的对抗形式。它们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劳动者被置于资本的结构暴力之下，而且人类生活所依赖的自然、文化以及人作为生物体的物理条件也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在这样的时代，末世学的世界末日不是在将来，而是就在现在。因此，只有把世界末日当作已经来临那样去行动，而不是盲目相信未来还有时间，才有可能阻挡灾难资本主义的毁灭趋势。

福斯特在对生态危机的批判中也运用了这个概念。他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而且是“星球资本主义”(planetarycapitalism)。在过去的数十年当中，与生命相关的整个星球系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现在是“拯救人类的最后机会”。福斯特指出，“资本的积累同时也是灾难的积累”，生态危机不仅剥夺了人类发展的机会，甚至剥夺了人类生存的机会。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创造出经济上贫困的无产阶级，而且创造出生态上贫困的环境无产阶级。因此，追求改变世界的社会主义必须与拯救世界的生态运动联合起来。8

三、“债务资本主义”批判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包含着各种矛盾，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些矛盾处于潜伏状态，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矛盾一一暴露，其中之一就是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近几年，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甚至美国也未能幸免。为减少财政赤字，这些国家纷纷采取冻结工资、减少公共部门雇员、削减社会福利、减少公共支出等紧缩政策，主权债务危机成了自由资本主义强化其统治的工具。

乌苏拉·胡斯(UrsulaHuws)指出，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国际资本的转折点，它为资本主义开启了一个以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为特征的新的资本积累周期。那些曾经由公共部门以非商品化形式提供的教育、卫生项目等，在危机时代又被重新私有化和商品化了。资本主义新的积累不仅意味着不可异化的生命权利的异化，而且意味着对工人阶级长期斗争成果的掠夺。虽然西方国家普遍爆发了“反削减斗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削减福利是资本主义的深层逻辑，是资本积累的新工具，仅仅反抗公共和福利支出的削减是无济于事的。9

对后危机时代财政紧缩和债务危机的分析，在西方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即对“债务资本主义”(indebtedcapitalism)的研究。理查德·狄恩斯特(RichardDienst)在《债务纽带———反对公共善的借贷》10一书中提出，债务不仅是一个狭义的经济概念，而且是一个广义的社会概念。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债务是攫取的工具，也是人与人相互依赖关系的纽带和渠道。“一切未来之道都是借助巨大债务的叠加。”世界范围的巨大金融债务是人类团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纽带，虽然债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剥削和攫取的工具，但债务关系也包含着积极解放的潜能。狄恩斯特对债务经济的积极诊断受到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等人的支持。哈特说：“我们必须寻找到一种拒绝和避免把债务作为统治我们的权力和制度的债务体制，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债务是人类的条件，它创造了既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又使人们自由的社会纽带。把这两个任务结合起来是一项令人激动的、甚至是革命的事业。”11在他看来，不仅债务，而且资本主义占有和剥削的其他财产形式，也是如此。“财产不仅维持着社会分化和等级制，也产生出我们与他人以及与我们的社会之间共享的最有力的纽带。当代社会和经济生产日益具有了公共特征，它将战胜和超越财产的界限。”12正如当年马克思所批判的利润、地租和利率等剥削形式一样，我们需要分析租金、专利、债务等新的资本控制和人类联系的异化形式。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Lazzara-to)在《债务人的形成》一书中对债务资本主义作了进一步思考：“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化了剥削和统治机制。因为在其中，就业者与失业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工作人口与无工作人口、领退休金者与福利金接受者之间没有差别。他们都是债务人，在资本看来，他们都是有罪的、应该负责的，而资本则成为巨型的、普遍的债权人。”13他承认，虽然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在任何社会都是人类关系的常量，但是，只有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才会出现“债务经济”。在此经济中，债务关系不仅是经济联系的纽带，而且是主体即“债务人”的生产机制。债务关系抹去了就业者与失业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等等之间的差别，使债务人成为人的普遍身份，债务不仅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而且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新的工具。金融不仅是投机资本，而且是社会资本。“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我们所说的‘金融’其实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关系不断强化的力量的指标。”14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债务人与债权人的权力不对称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所谓的公平交换的基础上的；不仅劳动主体，而且生命主体，都不得不服务于资本这个巨大的债权人。在对债务与债权关系的分析上，作者运用了从尼采到福柯和德勒兹等人的思想资源，强调债务是新自由主义的“去疆域化和最一般的权力关系”，具体来说：(1)债务经济通过剥夺国家的货币主权改变了资本主义的主权形式；(2)债务经济通过扩大股票持有者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加强了资本的规训权力；(3)债务经济使生命政治的重心从社会权利转向社会债务，加强了资本对生命权力的控制。15总之，作者认为，债务经济使资本以更险恶和更广泛的形式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因而构成了资本主义批判的新对象。

与“债务资本主义”概念相关，内格里(AntonioNegri)、齐泽克等人把当今资本主义视为“租金资本主义”16，这是因为：第一，剥削的主要方式已从对劳动时间的剩余价值榨取转换为对知识产权的私有化或对其他资源的垄断带来的对租金的占有，因而当代资本主义比以往的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寄生性；第二，结构性过剩所导致的失业是永久性失业，而并非马克思所说的只是作为劳动后备军；第三，非物质的智力劳动产生了一个新兴的工薪资产阶级，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工薪资产阶级的特征是，他们虽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分享着新技术带来的工资和特权。在工薪资产阶级看来，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制度，而在于其经济体系的不稳定。齐泽克认为，不仅占领华尔街运动，而且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反抗运动，实际上都是工薪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和危机的抗议，而非工薪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抗议。

四、“技术资本主义”批判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诊断和批判中，技术是不可缺少的维度，金融资本主义、后福特制、晚期资本主义等概念都与技术有关。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Kellner)较早地开始运用“技术资本主义”(technocapi-talism)概念，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一个资本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综合体，技术资本主义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它主要不是依赖对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占有，而是依赖科技创新和无形资产。与此相联系，技术资本主义也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相信新技术可以突破旧的资本主义限制，带来高效和无限发展的生产模式。17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路易斯·苏维兹-维拉(LuisSuarez-Villa)于2009年出版了《技术资本主义：对技术创新和公司制的一个批判视角》18一书，从公司层面揭露了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2012年又推出了《全球化与技术资本主义：公司权力和技术统治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把自己的理论扩展到对全球化和全球权力关系的分析。作者认为，技术资本主义是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新形态。商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对劳动的剥削以及从被占有的土地和商品交换中抽取剩余价值，工业资本主义依赖以工厂生产为基础的批量生产以及从劳动力和原材料中抽取剩余价值。技术资本主义则建立在技术与科学以及非物质的商品基础上，从知识和技术创新中抽取剩余价值。在技术资本主义中，创意是最宝贵的资源，当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范式及其金融化体系实际上是由技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所推动的，它代表着新的积累模式和资本主义精神。技术资本主义具有三个特征：公司是权力和统治社会的资源，而不仅仅是经济工具；高技术与商品化相互依赖，创意通过公司实现商品化，公司依赖创意进行再生产；由高技术产生的全球权力提高了公司对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控制力。《全球化与技术资本主义》不仅分析了技术创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作用，而且分析了技术创新在全球权力关系中的作用，认为技术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新的社会不平等和全球统治形式。“不平等和统治可以通过与技术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新的部分观察到。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生物影像学和其他新兴技术部门将被用来维持由技术资本主义强加的新的全球现实。因为这些部门的新发展可用于军事和监视，它将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加强新的全球秩序及其不平等。”19受内格里等人对非物质劳动和“帝国”的分析的启发，作者认为，技术资本主义是一个辩证的现象，一方面，技术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源如互联网和新技术催生的“不可触摸的”资源是资本积累的新工具；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激进的革命的颠覆力量，为人类的解放创造了新的条件。“在真正的民主实践中，激进的民主派必须去积累和动员不可触摸的资源(如创意和知识)，通过帮助我们理解新技术及其效果来为公共领域提供公共物品。”20作者认为，技术资本主义的出现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提出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既涉及对当代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认识，也是理解全球化、社会不平等、社会统治与社会反抗和激进民主解放之间关系的关键。

与技术资本主义的概念类似，斯蒂文·贝斯特(StevenBest)等人提出了“快速资本主义”(fastcapitalism)的概念，试图研究快速信息和交往技术对21世纪自我、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抽象化的暴力”，即把一切社会存在和关系都还原为抽象的价值关系，而且通过社会的电子化带来了“速度的暴力”，即把人类的生活全部裹挟到金钱和资本极速运动的漩涡之中，因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21

法国经济学家莫里埃·布当(YannMou-lierBoutang)则提出了“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capitalism)理论。《认知资本主义》一书法文版出版于2007年，2012年被翻译为英文出版。22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不是静态的或自主进化的过程，而是不断地根据阶级斗争和技术条件的变化来改变自身形态的。资本主义正经历其第三种形态，因此，我们必须在研究上实现“总体的范式转移”。作者认为，认知资本主义大约出现在1975年前后，它标志着一种新的以知识和技术积累为基础的资本积累体制，这一体制的特征是：知识、信息、电子货币和其他形形色色不可触摸的物体成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不可触摸的物体类似于天文学的“暗物质”，虽然看不到、摸不着，是虚拟的现实，但是，这种虚拟的现实却是塑造社会的重要力量。作者认为，认知资本主义是不可逆转的，虽然最近的经济危机使一切与虚拟经济有关的现象都受到指责，但是，从认知资本主义退回到以往的商业资本主义或工业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布当对认知资本主义持乐观态度，他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受益于知识的储备、星球的自然资源和重力———正如任何统治阶级一样，但是，财富(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的生产是极其确定的，相对来说是受人类物质关系限制的。”23只要我们从认知资本主义中看到张力，就能认识到认知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从而为新的社会反抗和斗争提供潜能和希望。

荷兰鹿特丹大学的乔蒂·迪恩(JodiDean)在《博客理论》24一书中提出了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capitalism)的批判理论。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是金融资本主义，而且是媒体资本主义，金融和电子媒体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重要工具。新的媒体实现了把使用者纳入到享受、生产和监控的严密网络之中的目标。借助阿甘本、鲍德里亚、德波、齐泽克和拉康等人的后现论，作者主张，对网络资本主义进行反思性把握的最好依据是精神分析的“冲动”概念，在拉康等人的理论中，冲动和欲望不是先于语言的，而是由符号和象征体系所塑造的，在这里，“欲望”是他者欲望的欲望，而塑造这种欲望的正是电子媒体和虚拟的金融工具。《博客理论》一书代表着媒体理论的新发展，它从关注大众文化的主题转向更为根本的主体性和政治问题。作者认为，日常传媒的交流不仅瓦解了民主的能力，而且使我们陷入到统治的循环网络之中。

五、“文化资本主义”批判

自从鲍德里亚提出“仿真”、“虚拟”和“超现实化”等概念以来，欲望、符号、想象等概念就进入到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和批判之中。正如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指出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与文化之间的界线已被消除，文化不再是抵制商品化的特殊领域，而是作为商品化的中介直接参与到商品化过程中，成为商品支配人的欲望和想象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体制，而且是文化和想象的体制改革。

吕克·博尔坦斯基(LucBoltanski)和夏娃·夏佩罗(EveChiapello)合著的《新资本主义精神》也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与文化的特殊联系。他们把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理想分为家庭之城、灵性之城、公民之城、商业之城、工业之城和创意之城。其中，后三个概念与资本主义历史紧密相关。商业之城与自由资本主义相联系，崇尚那些靠自己的产品或成功的商业运作而获得财富的人，亚当·斯密是商业之城的教父。工业之城代表着工业资本主义的理想，崇尚那些主宰大公司和官僚机构的管理者，圣西门是其主要的阐述者。今日的新资本主义是“筹划之城”(cityofproject)，崇尚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史蒂夫·乔布斯等网络和IT界英雄。作者强调，新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是：以适合网络时代资本积累的方式将反资本主义的批判能量结合到自身的体制之中，从而既为新资本主义体制提供了合法性辩护，也消除了其潜在的颠覆性能量。作者认为，与网络化、扁平化、弹性生产等特征相联系的“新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遭到批判和抵抗之后出现的。面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等级化和同质化的艺术式批判，新资本主义将本真性、差异性、个性、流动性等价值要求中立化和商品化，“使资本主义承认了批判的有效性，并通过把它结合到自身的机制中而成就自身：聆听批判所表达的要求，做一个通过产品和服务满足它并能够出售它的创业者”25。新资本主义精神是悖论性的，它一方面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异化和非人道化持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却把这一批判所追求的价值商品化，结果本真性本身被转化为对商品的差异性和多样化的追求，于是，“欲望的解放不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26。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有效地同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而且把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转变为新资本主义的心理动机和文化资源。

菲利浦·皮涅阿(PhillipePignarre)和伊莎贝拉·斯唐热(IsabellaStengers)在解释资本主义秩序时也注意到了文化的作用，并提出了“资本主义魔法”(capitalistsorcery)的概念。27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从危机中死而复生，在于它可以找到一种魔法，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扣为人质。在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魔法的咒语就是：“如果不削减赤字，我们将永远不再有竞争力。”这种魔法把资本主义危机转化为资本进一步扩张和强化的条件。正如本雅明把资本主义视为“没有神的宗教”一样，当今资本主义体制是没有魔法师的魔法体系，是一种使古代巫术与现代制度相结合的体系。作者受到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的“捕获机器”概念的启发，认为资本主义魔法体系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与客观和真实相分离的表演剧场，在这里，通过观赏表演，人的欲望和生命能量被资本积累的机器所捕获，从中获得资本主义体系的行动指令和思考方式。因此，反资本主义的关键首先必须破除魔咒和解除魔法的控制。

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Merrifield)在《魔幻马克思主义：颠覆政治学和想象》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概念：“魔幻马克思主义”(magicalMarxism)。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和日常生活是单调沉闷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存在着各种“反抗的宝典”。在某种意义上，梅里菲尔德的观点与约翰·霍洛威(JohnHolloway)的思想是一致的。霍洛威在《敲打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社会的真实决定物是隐藏在国家和经济背后的：它是一种组织我们的日常活动的方式，是我们的行为对抽象劳动即价值、金钱和利润的屈从。这种抽象归根到底就是国家的存在本身。如果我们要改变世界，就必须中止我们的行动对抽象劳动的顺从，以别样的方式行事。”28霍洛威强调，对任何要求，我们总是保留着说“不”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是人，而不是物。梅里菲尔德也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诸如“公平交易”、“食物主宰权”、“全球无地者组织”、“自由软件运动”等活动，表达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和抗议。这种建立在即兴的、想象的、创造性的反抗活动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他所说的“魔幻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魔幻马克思主义“关乎发明，而不是发现，关乎非理性，而不是理性。在这里，不存在任何拜物教以及潜存于虚构和幻想的世界图景之下的绝对真理”，它的“批判力量不是来自批判，而是来自争议、再发明的能力，来自创造欲望和激发想象的能力”。29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只辩论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而且应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明新的政治活动和辩论模式。在他看来，魔幻马克思主义来自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马克思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具有蜜蜂所不具有的想象和创造能力。人类应该发明未来的生活场景，左翼应该成为“软心肠的梦想家，理智的工程师”。颠覆政治学要求的主要不是对世界的科学知识，而是对世界的诗意想象。

马克斯·哈文(MaxHaiven)明确把金融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想象体制。他认为，金融资本不仅是一种经济形式，而且是一种社会的想象形式，对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且需要想象政治学的批判。那么，如何进行想象政治学的批判呢？作者指出：(1)社会合作、创造性和再生产是社会价值不断沟通的结果，这一过程总是被精神的综合和创造力所支配的想象活动所强化，由于资本主义盗用了这种想象力并置于自己的逻辑之下，因而是一种对想象力的专政。(2)由于想象力受到资本的专政，因而资本主义必然使得其社会合作和人的能动性处于毁灭的逻辑之下。(3)金钱是这种毁灭逻辑的物质链接形式，它通过把丰富的、质性的、稠密的社会价值世界置于无所不包的量化的经济逻辑之下，毁灭了人类合作和想象力所创造的意义和价值世界。(4)金融是金钱的复杂性和抽象性的加倍，它创造了一个符号母体的世界，从而构成了对世界的总体性和未来性的综合理解形式，因而强化了资本主义。(5)当今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出现，既依赖于又生产出日常生活层面和更广泛社会层面的金融化想象，这种金融化想象是以牺牲激进的想象力为代价的。基于上述思考，作者认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一场支配想象力和价值的辩证法的斗争。30

结语

当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内容丰富、视角多样，无论是其提出的问题和观点，还是其理论中所蕴含的难题，对我们深思资本主义都有重要的意义。金融资本主义和债务资本主义批判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当代表现形式。马克思在《大纲》中明确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31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异化的形式，其特征是，人们是受匿名的抽象的规则统治的，而非像以前一样直接受他人统治。在这里，“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相互的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每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和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32。马克思的核心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只是这种抽象依赖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抽象的机制主要体现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和货币上，在今天，则进一步发展为日益抽象化和符号化的金融媒介和债务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是在矛盾中展开和发展的，社会依赖关系的抽象化和媒介化是一种物化和异化现象，但是，它们也为人类创造了比以往更多的社会联系。由于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因此金融资本主义和债务资本主义本身也为未来丰富的、全面的和新的社会依赖关系创造了条件。

当代资本主义第8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际关系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全球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诞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就已初见端倪，只是这种对抗尚不具备全局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对全球的影响则把这种对抗推向了一个高峰。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关系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社会主义与资木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大国强权政治相交织，使两个阵营之间的军备竞赛有增无减。这一局面不仅取决于两大集团军事实力的较量，还与美苏两国的特定历史条件有关。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与资本主义形态相伴随。借助于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二战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美国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价值观念，抱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态;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对抗西方列强的土壤中得到了特殊的培养，尽管斯大林主义的革命与经济路线有其消极的一面，但经过工业化改造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已形成了坚定诚挚的信念。在“冷战”时代一些极端反动分子，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狂潮的推动下，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使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更趋白热化。

    在另一方面，上世纪60,70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和80,90年代“全人类利益”意识形态的崛起等则使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抗有所减缓;东西方国家的内部政治、经济调整，如60,70年代欧美各国的社会化、国有化改革和苏联东欧各国在计划经济中引入的市场机制与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以及80,90年代它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观念的突破等也有利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弱化。科技革命带来的信息革命和中产阶级的崛起，既有利于增进东西方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又有利于双方以温和的、渐进的心态处理相互关系。苏联赫鲁晓夫时代的“三和路线”，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尼克松主义”战略，以及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观念等，对于淡化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坑都功不可没。

    二、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关系的模式演进

    当代国际关系中，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抗在动荡中不断趋向缓和，在前进中又时有曲折倒退，甚至倾斜失衡。尤其是在双方实力差距拉大时，一些西方大国蓄意强化意识形态的分歧，从而使国际格局转型期间的外交关系更趋复杂。以下笔者主要运用“博奕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关系的几种演进模式。

    (一)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或游戏理论)及其模型设计

    它原是数学运筹学中的一个支系，用于严格地处理在战略博弈中参与者最理想的行为和决定结局的均衡，或是使具有理性的竞赛者找到他们应采用的最佳策略。在博弈中，每个参与者都在特定条件下争取其最大的利益。博弈的结果，不仅取决于某个参与者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参与者如何行动。不同的参与者有时利益一致，有时又彼此对立。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就是博弈游戏中的双方。两者间既有作为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又有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冲突。由于在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存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在博弈游戏中的角色，博弈竞技中的利益得失，将是当今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共同面临的问题。

    早在1913年，沃德拉格夫就首先提出了博弈论的“最小最大”策略原则。博弈论常分以下几种类型:

    1.“双方零和”，即一方所得为另一方之所失，双方互相抵消。

    2.“双方非零和”，即一方所得并非另一方之所失，双方都可能赢或输。

    3.“多方零和”，游戏中有若干个竞争者，在游戏中得失相抵。

    4.“多方非零和”，即若于个竞争者之间得失不相同，得与失之和不等于零。

    在现实政治中，博弈往往是冲突和合作的成分兼而有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过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政营博弈中的典型例子，给社会主义道路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正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要吸取的教训。

    (二)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关系的几种演进模式

    1.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中的“胆小鬼”博弈

    假设A(资本主义国家),B(社会主义国家)各驾驶一架飞机，在一条极狭窄航道上相向驶来，如果双方不躲闪，两驾飞机必然相撞而坠毁或造成两败俱伤的残局。但如果任何一方在撞机之间躲闪避让，他就成了胆小鬼和输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胆小鬼”博弈可能有四种情况:

    (1)双方坚持不让，两败俱伤。美国和前苏联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两国之间外交属于该情况。

    (2)A方躲闪，成为胆小鬼，而B方则因坚持而成为赢家。中国成立初期坚持独立白主的外交战线，属于此情况。中国制定“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独立外交政策，要求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前提条件下，与各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事宜。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国策奠定了中国当今作为政治大国的地位。

    (3)B方躲闪，成为胆小鬼，而A方坚持，成为赢家。美国的和平演变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属于该类型。

    (4)双方均躲闪，没有赢家。

    在博弈中，双方均想赢而避免输。A方的理想结局是(3),B方的理想结局是(2)，但A,B双方都不能保证对方一定会躲闪，又担心双方互不躲闪而同归于尽。所以，宁可做出收益较小，但损失也较小，相对稳妥的选择。

当代资本主义第9篇

一、全面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新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论》一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秉承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基本研究方法，同时又适当地吸取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新科技革命作为逻辑起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新特点做了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全书由十一章组成，内容主要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基本特征、运行机制、运行周期；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当代国际贸易体系、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历史定位以及影响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因素等。这一系列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及其固有矛盾，并用来指导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改革开放工作，妥善地处理与不同类型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可贵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抓住了单个经济体和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两个关键的观察角度

选择分析的角度是理解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该书从单个经济体和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两个不同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全面地分析。从单个经济体的运行来讲，由于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调控的加强以及世界经济的运行主体―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经济”、“知识经济”等许多新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高技术经济”与“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当代资本主义围绕科技发展展开新一轮的竞争；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运行机制、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周期等都出现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从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来讲，当代资本主义更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不仅形成了全球性的世界市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而且建立了许多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协调机制；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并行推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也都开始融入到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三、区分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两种基本的类型――发达资本主义和发展中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