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科技论文第1篇

光通信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

光通信技术中最有发展前景的当属光纤通信技术了，在最近几十年来发展最好最快的也是光纤通信技术。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代，从工作波长为0.85μm的多模光纤通信逐渐发展为工作波长为1.3μm的单模光纤通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到工作波长为1.55μm的光纤通信系统，这些年的进步很好的解决了光通信系统的色散问题。不仅如此在这些年光源也放上的很大的变化，发生了从发光二极管到半导体激光器的变化。半导体激光器的出现大大的提高了传输信息的效率，而且半导体激光器与二级发光体比较具有更高的功率和更长的使用寿命。光纤和光源的发展大大的缓解了信息衰减和色散的问题，加大了光纤的通信容量，提高了光纤通信的效率。另外在光网络协议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的技术种为了方便用户使用图像、数据、语音等业务，目前的重点是宽带接入网建设。宽带接入包括光纤、无线、同轴电缆和xDSL这几种方式，这些主要是基于分组交换方式的接入，其中以光纤接入为主。光纤接入分为有源方式接入和无源方式接入两种，即利用SDH或PDH为传输通道和无源光网络方式，光纤的非线性问题随着光纤放大器的广泛应用而逐渐显现出来。光纤的非线性主要指四波混频效应、自相位调制效应、交叉相位调制效应、受激喇曼效应、受激布里渊效应等。其中一些效应会使得系统的技术指标恶化，使得信号脉冲展宽、波型畸变、信号之间串扰。通过合理的使用某些非线性效应，我们可以研制出新型的光器件。

光通信技术的发展前景

1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前景

为了更好的建设下一代网络就必须得构建一个拥有巨大传输容量的光纤基础设施，而由于光缆高达20年的寿命以及过高的造价，光纤基础设施的设计和构建必须具有前瞻性，应该结合设备和系统技术的发展趋势来设计。同时由于下一代电信网对容量的高要求以及频率的高宽度，这一代的光纤性能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必将被淘汰，那么开发新一代的光纤将势在必行。在G.652.A光纤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并取得一定成果的G.652C/D光纤很好的解决了色散斜率的问题，减低系统成本，而且能实现更长距离和更大容量的传输。基于这些原因，具有更长使用寿命的新一代光纤必将得到更好的发展。

2波分复用系统的发展前景

通讯科技论文第2篇

关键词图书资讯学 硕士教育 课程设置 台湾地区

1.引言

我国台湾地区的图书资讯学与大陆地区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同根同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成立。1949年后，两岸图书资讯学发展模式各异，大陆地区参照苏联模式，而台湾地区受美国影响颇深。1955年，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设立图书馆学组，标志台湾图书馆学教育的开端。通过20世纪60-70年代的经验积累，台湾的图书资讯学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经过了60余年的发展，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教育具备了扎实的根基。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变化，人们对于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但从文献检索结果来看，国内专门研讨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文章并不多见。邱均平等从培养目标、专业设置、专业课程、师资力量、继续教育5个方面对海峡两岸的图书情报学教育现状进行了对比分析。周莉娜对台湾开设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大学课程仿照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图书情报学课程模块设置，建立课程分类框架分析得出台湾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特色及启示。张华姿从学科专业体系、课程设置、师生情况、教学设备、继续教育等方面对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各阶段的教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梳理。张云瑾介绍了台湾高等院校图书资讯学教育发展历程及现况，简析办学特色以及面临的问题。宋安莉从大学本科、硕士、博士三方面介绍了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教育的现状、特点以及专业课程设置情况。杨美华等从图书情报学教育的相关标准和数字学习的认证方面，探讨了台湾图书馆学课程设置的规划和教学策略的创新。从内容上看，现有的研究多偏向于对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的教育现状进行整体性概括介绍，具体涉及到硕士阶段课程设置模块分析欠缺；从时间上看，现有研究多集中于2010年之前，这对于反映当下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现状与动向缺乏新鲜的信息；从研究方法上看，大多数研究以文献调查法、案例分析法等定性研究为主，通过实际调研获得全面而准确数据的定量研究相对罕见。文章以我国台湾地区目前设有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7所高校为调查对象，对其课程设置进行定性与定量综合分析，进一步结合师资建设、培养目标以及教学方式等对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展开比较分析，从而得出启示，以期为我国图书情报学硕士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2.调查对象与数据搜集

通过访问我国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的官方资讯网，进入大学院校一览表及硕/博士班概况检索系统（http：//ulist.moe.gov.tw/），确定台湾地区现开设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7所高校系所，分别是：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中兴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台湾师范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辅仁大学图书资讯学系以及世新大学资讯传播学系。调查时间上以最新的时间为准，搜集2016年我国台湾地区7所高校开设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最新动态以及各校在2016年的即时官方网页信息。在数据搜集上注重数据的新颖性和权威性，以真实地反映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现状。

3.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课程设置分析

通过网络调查的方法，直接访问台湾地区拥有图书资讯学硕士招生资格的7所高校系所官方网站，获得课程设置相关数据。根据课程的不同性质，参考王知津等学者提出的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课程分类框架体系，结合我国台湾地区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将课程归入四个一级类目，分别是：专业课、专题课、讨论课以及实习课。为使归类课程合理，对所有多元课程进行拆分，例如将多元课程“资讯搜集与组织”拆分成“资讯搜集”与“资讯组织”两个课程小类归入不同类目。

3.1专业课课程模块

通过在一级类目专业课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二级类目和三级类目，形成表1。根据表1所示内容分析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专业课课程设置的特点。

3.1.1较重视图书资讯学基础理论与方法课程

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把一般理论与方法的专业课设置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第一要点，主要体现在以下3点。第一，对于大学阶段非图书资讯学类专业毕业的学生要求先修部分专业课程，帮助学生获得专业核心知识，为研修更加深入的专业知识奠下基础。如：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要求先修参考资源与服务、资讯搜集与组织、图书资讯学等课程；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要求补修资讯征集与组织、资讯资源与服务2门课程；中兴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要求学习读者服务研究前应先修完参考资源与服务，学习技术服务研究前应先修完资讯搜集与组织，学习图书资讯学研究前应先修完图书资讯学导论。第二，图书资讯学专门理论类别下具体课程体现了课程设置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特性，如包括学术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医学图书馆等专门理论课程，注重对特定信息机构的研究。第三，台湾地区7所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高校皆开设研究方法的相关课程，且种类齐全。如包括统计方法、计量方法、质性研究、引文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思维的逻辑性与严谨性。

3.1.2设置了实践性强、技术性强的课程

由表1可知，7所高校系所皆开设资讯资源管理、资讯技术/系统与网络、组织/管理与环境的相关课程，且课程开设数量众多，这些课程正是图书资讯学专业领域与实践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如：7所高校系所共开设191门专业课课程，二级类目资讯资源管理下开设课程数量最多，共43门课程，占专业课课程总数的23%，在其资讯搜集类目下，开设的资讯资源类课程涉及到的领域V泛，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科技、生物医学、商情资源以及专利资讯等；二级类目下开设课程数量第二的为资讯技术/系统与网络类目，共41门课程，占专业课课程总数的21%，其资讯技术类课程不仅开设院校比例为100%，且包含26门相关课程，是专业课中课程开设最多的三级类目，资讯技术的掌握可以更好地促进资讯系统、资讯网络以及数字图书馆的开发与建设，促进图书资讯学的发展。此外，资讯服务业作为21世纪的热门行业，各级图书馆与资讯服务单位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之大显而易见。以三级类目资讯服务为例，其课程设置服务对象包括儿童、青少年、健康资讯、文化创意等，其服务方式既包括线上参考服务又包括线下读者服务。课程设置分类之细、程度之深、涉及之广，旨在满足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对图书资讯学专业人才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要求。

3.1.3忽略了资讯检索、素养与数字图书馆等课程

由表1可知，7所高校系所专业课设置较少的课程模块主要集中在资讯检索、资讯网络、数字图书馆、资讯素养与教育4个三级类目下。在开设院校数量上，仅有2所高校开设资讯检索类课程，而资讯网络、数字图书馆、资讯素养与教育也仅只有3所高校开设相关课程，而这些相关课程知识的培养也正是当下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需予以重视加强的地方。其原因显而易见：首先，具备扎实有效的资讯检索能力是图书资讯学专业学生不可或缺的职业竞争力以及个人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其次，在动态且复杂的网络环境下，资讯网络技术与网络安全对于图书资讯学高级人才教育的重要性已不容忽视；再者，只有具备高资讯素养的学生，才能更好地与资讯社会、资讯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资讯社会的发展；最后，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大众需求的不断专深，使数字图书馆建设作为一个时代的智慧成果应运而生，成为图书资讯学发展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因此，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向纵深方向发展必须加强以上薄弱环节的专业课程建设。

3.2专题课课程模块

专题课课程归类所参照的分类体系与专业课课程分类框架相同，台湾地区7所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高校的专题课课程设置如表2所示。由于专题课自身特点是对某一专门主题进行深入研究，因此，专题课数量相比于专业课明显减少，在实际分类中个别三级类目下由于未开设相关课程而没有列入表格之中。

3.2.1保持与专业课设置要点的一致性

专业课课程设置重视图书资讯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同样这也是专题课课程设置的基本要点。如表2所示，专题课课程设置涉及到图书资讯学理论与方法、资讯资源管理、资讯用户与服务、资讯技术/系统与网络、组织/管理与环境、相关专业以及其它专业课各个方面。其中，图书资讯学理论与方法的课程开设院校的数量为7，即开设率为100%，且图书资讯学理论与方法的类目下共开设了11门专题课课程，在所有二级类目中课程开设数量最多。这两项数据从侧面反映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发展并没有忽视加强教育学生对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理解，重在坚持图书资讯学学科专业研究的根本。如以图书资讯学专门理论为例，其专题课程就包括我国传统的目录学专题、四库学专题，以专题课课程深入的互动形式，加深学生对我国传统图书资讯学学科理论的学习兴趣与研究认识。

3.2.2设置既有深度又有代表性的专题内容

专题课是对专门主题展开深入研究，旨在加强学生的研究力度与深度，培养其能够深入研究该领域精髓部分的能力。一方面，设置具有深度的专题课程内容。如表2可见，在三级类目资讯服务下根据不同服务对象分别设置了读者资讯服务、技术资讯服务、工商资讯服务、图书馆电子资讯服务、图书馆数位典藏与服务、书目疗法等8门专题课程，强调对特定用户群的研究。另一方面，设置具有代表性的专题课程内容。由表2可知，各个二级类目下皆开设了具有代表性的专题课程，资讯技术类目下设置热门的研究领域课程，如数位学习与图书馆、人机互动等专题课程；资讯用户类目下设置代表性的多媒体读者专题、资讯使用专题以及资讯行为专题。这些专题课程设置正体现了iSchool确立的核心要素，即以“信息、技术和人”的关系为研究中心。此外，部分高校对于专题课的开设不拘一格，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体现在其不局限于本学科领域内的专题，还拓展相关学科、其他学科主题的专题研究，开设跨学科的专题内容。如档案学、出版发行、教育学等，既扩宽图书资讯学硕士的知识面，也促使学生广泛汲取各领域的知识。

3.3论课课程模块

讨论课的形式活泼生动，不刻板的追求知识点的讲解，而更多的是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思想价值的传递，培养学生的自由表述能力，激发学生的思维活跃力。7所高校的硕士讨论课与实习课的设置情况如表3所示。

讨论课课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讨论课设置范围宽、形式多。讨论课的课程设置涉及到图书资讯学理论与方法、资讯资源管理、资讯用户与服务以及组织/管理与环境四大二级类目，从对本学科基础理论的讨论到对专业技能的讨论，涉及到图书资讯学众多研究领域与热点内容。各高校讨论课的形式多样，这既能使学生们在轻松的气氛下吸收知识要点，又能鼓励他们进行思想的交流和传递，同时还能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第二，讨论课课题的设置以时下研究热点或具有争议的学术话题为主要讨论对象，如当代技术服务规范专题研讨、当代图书馆问题研讨等讨论课，激发学生密切关注专业动态，掌握最新资讯，与时俱进。

3.4实习课课程模块

在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开设的实习课，不是作为实践环节，而是纳入课程学分之中，作为课程模块中的一项内容，其实习课包含科研实习和教学实习两种类型。由表3可知，总体上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专门的实习课开设院校相对较少，大部分院校提供给硕士的实习类型是工作实习，但也有少量院校给学生提供了教学实习的机会。其中，工作实习以图书馆单位实习为主。在工作实习中，学校主要安排学生去各种类型的信息机构实习，如档案馆、学校图书馆媒体中心、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以及其它的专门图书馆或信息组织机构。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各高校还比较注重学生在技术领域的实践机会，例如，学校为学生安排关于管理系统、数字图书馆等方面的实习内容。通过与校外专业单位合作开设实习课程，增进学生的实务能力。各校合作对象包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图书文献馆、出版社、书店、信息服务公司以及其他各类型企业、组织等。

4.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启示

4.1聚焦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师资国际化水平

通过调查发现，我国台湾地区7所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高校系所除了聘任学有专长的专任教师外，也特别聘请图书馆实务界、产业界专家以及学界名誉教授担任兼任教师，强调理论与实务并重。首先，各高校系所师资建设不仅注重师资的高素质水平，同时也重视师资学科背景的多样化。如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拥有最多的专任师资，其中，教师博士学历占比100%，教师海外学历背景占比71%；辅仁大学图书资讯学系拥有最多的兼任师资，其聘用的教师专业背景涵盖图书馆学、管理学、信息科学、信息安全、多媒体技术、数字化学习、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其次，各高校系所师资的海外教育背景众多。如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高校系所中，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作为台湾地区第一所通过iSchool联盟认证的成员学校，其海外背景的教师数量最多，比例达76%；而根据大陆地区的相关统计显示，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的海外背景教师数量最多，但其比例仅为25%，二者相差甚大。因此，大陆地区相关高校系所应当进一步加强师资的海外背景建设，把握学科前沿、培育创新型人才、增强国际影响力。

4.2切中时代脉搏与学科特色，培育需求导向型人才

首先，从整体上看，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各高校系所硕士培养目标相同之处在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设置多元的培养目标。如武汉大学硕士培养目标为：能从事图书馆学和编辑出版学教学与研究，并担负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编辑出版发行及其他信息管理和咨询工作的高层次、宽口径、复合型专业人才；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培养目标为：知识服务机构经营管理人才、学习资源中心经营管理人才、企业知识管理人才、数字内容管理人才以及图书资讯教学及研究人才。其次，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大陆地区的图书情报学硕士培养属于兼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综合教育，如注重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强调社会主义觉悟；而我国台湾地区的高校系所中则鲜有强调通识教育，更加强调专业教育。最后，从个体上看，不同于大陆地区高校趋同化的培养目标，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高校系所结合教师研究的细分化、学生个体发展的差异化以及本校与所在区域的发展情况，确立了各具特色的培养目标，体现出各高校不同的培育倾向与侧重点。如政治大学培养目标中强调图书资讯学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融合，培育数位资讯时代的高科技专才；中兴大学强化培育学生行政与领导能力等。

4.3注重课程设置的多样化与模块化，培养专业竞争力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在硕士课程设置方面相比较主要呈现两大特点。第一，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专业课程内容皆设有专业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两大模块。我国台湾地区的课程总数量最多的是辅仁大学图书资讯学系，共有73门课程，其专业选修课占总课程数量的比例达90%。据有关调查，我国大陆专业选修课比例最大的为武汉大学，比例达68%，二者相差较大；而在ischool院校中，课程总数量最多的是伊利诺伊大学，共有194门课程；选修课占总课程数量比例最高的是匹兹堡大学，共有63门课程，比例达92.6%，5所学校中比例最低的也达到77.8%。可见，同ischool院校的数据相比，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应当丰富专业选修课程的多样化设置。第二，在课程体系规划方面，我国大陆图书情报学硕士课程相对独立，而我国台湾地区课程规划之特色在于其更加具体、详细的模块化设计，每一模块下设围绕某一主题紧密相联的若干课程，并说明该模块的核心培养目标，形成一个有机的课程体系。如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的专业核心课程模块下规划资讯组织领域、资讯资源与服务领域、资讯管理领域、资讯传播科技领域以及资讯与文献学研究议题五个下属模块，五个模块下共包括50门课程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求进行选修，从而构建和调整个人知识结构，培育个人专业核心技能。

4.4依托“四位一体”的多元化教学方式，驱动教学全过程

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是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共同特点。第一，专业课程教学方面，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专业课课程结构体系比较接近，但具体课程内容各有侧重。如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理论/方法与资讯技术/系统/网络二者课程数量之比例为0.75：1；根据相关调查计算得出，我国大陆地区的相应比例为1.19：1。第二，专题课程教学方面，我国台湾地区专题课结构体系同大陆相比体现了差异，我国台湾地区另外开设了组织/管理/h境、相关专业课以及其它专业课的专题课程。第三，我国台湾地区受美国教育的影响设有讨论课，而大陆则是特别设置前沿课，作为我国大陆图书情报学硕士教育特有的教学课程类型。第四，实习课程教学方面，大陆和台湾地区皆采取理论教学与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我国大陆自2010年起设置图书情报学专业硕士学位，以专业实践为导向，注重实践和应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术上受到正规训练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实行图书情报学学术型硕士和专业硕士并行培养的方式；而我国台湾地区则是主要采取加强学生实习的广度与深度的方式，如世新大学资讯传播系自2012年起与日本鹤见大学图书、档案与资讯学学系固定举办海外实习课程；同时与多家资讯传播媒体建立产学合作关系，邀请业界专才至课堂与老师共同授课交流，让同学课上即可知晓最新产业动态与技能发展。

通讯科技论文第3篇

当代21世纪的教育核心理念就是“素养”与“能力”的教育。根据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2003）所提出的报告指出，理想中21世纪的学生应具备的“素养”与“能力”应该有二个部份，第一是“知识”的向度，包括了语言、艺术、科学和数学等核心科目（core subjects）以及全球意识、公民素养、健康素养和环境素养等议题能力（themes）；其次是“技能”的向度，包括了学习与创新、资讯媒体与科技以及生活与事业的技能等，其中又分别涵盖了创造和创新、批判思考、问题解决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另外也纳入了资讯素养和媒体素养（如表1所示）。

此外，由于现代传播媒体的日益发达，学生们的学习管道其实已经不再局限于制式环境的学校教室，相反地，媒体传播（包括网路、电视、新闻、报纸、广播等）的各种讯息已经成为学生各类学习的重要管道之一，媒体其实已经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学校（invisible school），能够提供学生在学校以外的各种学习内容。就科学教育的情境而言，透过科技新闻的接触来提升学生的科学知识水准以及科学本质观可以视为是提升科学素养的一种取径，本文将以此概念架构为主，尝试分析科技新闻批判阅读的重要性。

二、资讯、媒体与科技的技能：

1科技新闻与科学传播

在现代的科技社会中，科技相关知识传播的方式有许多种，举凡学校教育、电视传媒、杂志…等。就一般社会大众而言，在脱离了校园环境后，要再学习到科技知识的机会也相对减少；科技相关的新闻报导可以看成是一般大众在走出校园后仍能持续接收科技知识与接收科学讯息的重要管道与来源(黄俊儒、简妙如，2006；Norris, Phillips & Korpan,2003)。然而对非科学相关背景的民众而言，科技相关的知识通常是艰涩与难以亲近的，所以必须藉由传播媒体的力量，将科技的内容与知识转化成大众熟悉的传播符号，包括文字、影音以及图像等表征形式才能方便社会大众的学习与理解(关尚仁，2006)。

所谓的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可以是多面向的概念，以科学领域而言，科学传播是将科学讯息传播于科学家或相关技术人员；以传播领域而言，科学传播是将科学讯息透过传媒传播给一般大众(谢灜春，2006)。科学传播的路径通常分为两种，其一是学校的正规科学教育课程，其二是一般的大众传播媒体；前者目的在于传承人类文化中的科学知识，提升大众的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而后者的目的则在于确保一般大众在离开学校教育体系之后，仍可获得相关的重要科技知识。事实上，一则好的科技新闻报导可以帮助大众了解现在科学家在做什么或是能理解科技知识的内容，增加自身的科学素养，进而能理性地辨别或评论相关科学议题；相反地，一则不适切的科技新闻报导，则容易造成大众对科学认知的误解，也会增加大众和科学之间的距离。就报导内容而言，科技相关的文教类节目，因为涉及科技知识与专业面，所需成本比较高，因此电视业者投资也较少，所以一般社会大众主要只能藉由西方节目，如Discovery频道、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s International，NGCI)或是相关的科技新闻来吸收科学知识。但有时常因为编译的错误及记者科学素养的薄弱而造成知识传递上的谬误(曾国峰、徐美苓，2004)。此外，若仔细分析科技新闻报导的过程，可以发现其报导的手法常以”印象”来取代“内容”，忽略完整的科技研发与知识产生的过程，而仅以广泛甚至夸大的报导来满足一般人的好奇心(Nelkin，1995)。更有研究发现，学生在阅读科技新闻的时候，普遍对于科学发展的社会脉络、科学报导知识的内容、新闻背后的相关讯息以及相关的价值关怀等面向都有认识不足的现象，也因此有可能造成对科技议题认识上的简化、难以进行有意义的论证、无法对讯息做出判断以及忽略个人公民角色等缺陷(黄俊儒，2008)。

2科学教育与传播媒体

近年来，世界各国科学教育的目标都在强调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希望学生在经过学校的科学教育之后，可以“体会到明了和理解自然世界后所带来的丰富感受和兴奋心情”、能够“运用适当的科学过程和原则做出个人的决定”、更可以有能力”智慧地投入有关科学与技术事物的公开论述和辩论”，最后，进而可以“运用以科学素养所带来的知识、理解和技能来增加经济的产出力”（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6）。其实“科学素养”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概念，会因为在不同的情境脉络下而衍生出其他新的内涵。例如Shamos（1995）就曾指出科学素养包含了“文化性”、 “功能性”以及“真实性”等三种层面，其中“文化性科学素养”（cultural scientific literacy）就认为一般人对于在社会沟通过程中常用到的科学名词都应该有基本的认识，因此民众可以阅读报纸及杂志中有关的科技资讯内容，甚至能参与公众议题的讨论；Millar（2006）就提到资讯时代中具备科学素养的人，应该具备相关的阅读能力，可以阅读和理解传播媒体或新闻报导中有关科学事务的讯息，而且可以针对这些相关资讯进行批判的反思（reflect critically），以辨认出报导中所包含的资讯，甚至是报导中忽略的讯息。Jarman 和McClune（2007）更将新闻中的科学成份（science in the news）同时看成是资讯时代提升科学素养的必要条件，也是表现科学素养的一种平台。

一般而言，所谓的素养（literacy）就是指语言或文字的听、说、读、写等基本能力，但是在现代科技的媒体环境中，素养的概念内容必须加入一些必要的元素。诚如美国媒体素养联盟（Alliance for a media literate America, AMLA）所提出的概念指出，“媒体素养是一系列的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 competencies），包含对于各类型式的印制（print）与非印制（non-print）资讯，具备取得（access）、分析（analyze）、评价（evaluate）以及沟通（communicate）的能力”（AMLA, 2004）；媒体素养也是一种能够运用不同形式去获取（accessing）、分析（analyzing）、评估（evaluating）以及沟通（communicating）讯息的技能（Hobbs, 1998）。具备媒体素养的人可以同时是图像（images）、语言（language）和声音（sound）等讯息的批判思考者（critical thinker），也是一位创意的产制者（creative producer），所以媒体素养就是一种在媒体与科技讯息环境中的技能性应用能力（skillful application），能够理解一些具有批判观点的问题，例如媒体中呈现了哪些说服的讯息? 为什么媒体要有特定的呈现形式? 谁可以从这些讯息中获利? 我们会如何受到媒体的影响? 以及应该如何改善媒体系统或环境等，而这些反思能力正应该是媒体素养或是资讯素养中的重要元素。

Malamitsa、Kokkotas和Kasoutas(2008)曾经提到，在现今教育研究上，普遍接受批判思考是教育的重要目标。而且，教育是让世界发展与和平的希望，也是批判思考最好发挥的环境(Handford,1993)。许多研究者在谈及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定义时，也会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如表2所示)。根据表2之内容整理，研究者主张，批判思考就是对于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所关心的人、事、物等对象，经由一系列的观察、假设、存疑、评估及判断等过程来解决问题的历程。

台湾自1993年7月后，多数家庭开始安装有线电视，且陆续有许多传播业者加入有线电视的行列，之后随着电脑与网路系统逐次兴盛，对一般民众来说，现今取得各类资讯的方便性已经大为增加，随手打开电视、开启网路，映入眼帘地尽是各种不同的讯息资源(李明哲、唐志宏，2002)。但随着广播、电视频道的林立，以及网路的普及性提高，衍生出的问题也非常多，例如，所呈现之内容趋向以商业利益为导向，逐渐地对社会不同的面向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冲击和影响；节目内容常常都是宣传广告与灌输等谈话性的娱乐节目；记者报导或主持人言论易有个人主观意见或偏见以及节目内容充斥着虚实不分的资讯等(余佳贞，2007；李明哲、唐志宏，2002；关尚仁，2006)。在这样的情形下，一般社会大众渐渐地缺少了想像与思考的空间，甚至在教育现场，部份学生为了贪图方便，直接采用网路上所查询到之相关资料并照单全收，而不加以选择或思考；或是常因媒体传播或网路资讯所提供的资讯而受到误导，甚至受骗(洪敏怡、黄万居、彭彦璟，2008；苏明勇，2003)。这表示出一般社会公民或学生对于传播资讯的内容无法有正确的判断能力，也缺乏批判思考的能力，更显示出批判思考的能力培养将是现代教育工作的重要课题(沈家平、陈文典，2006)。

3科技新闻的批判阅读

要让社会大众都能了解科学与技术相关的议题，所需注意的重点是要让大家有机会接触这些领域的内容或相关资讯。Miller(1998)就曾指出，一般大众接触科学相关行业的经验，相较于其他领域来说是比较少的。透过新闻媒体来传播科学，就可以让一般大众比较有机会接触科学，因此新闻媒体可以成为科学传播的主要通道，而科技新闻的报导也自然地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关尚仁，2006)。但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大众传播的过程中会牵涉到许多元素，例如公众(public)、媒体(media)、决策制定者(decision makers)以及社会与政治机构(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等，不仅这些元素的整体互动形成了一个大众传播迴路(circuit of mass media)，其实各个元素之间彼此也会有不同层次的互动关係，因此媒体传播的过程必然会出现调节(mediation)的现象，也就是说所有的资讯呈现都是经过选择的结果，阅听大众必须了解到，“科学传播不会有一个中立(neutral)或客观(objective)的方法，只有追求真相(truth)与精确(accuracy)才是我们该有的态度”(Miller, 1999)。

若就传播资讯的价值性来看，科学家与记者的观点几乎完全不同。科学家社群认为有价值的传播资讯应该是要完整地传达科学研究的过程，其研究结果应该要有教育的功能，可以为科学事业进行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 PR)的经营，报导的内容应以事实为主(factual orientation)，强调理性的诉求(rational appeal)；而新闻记者社群则认为传播报导的资讯必须要有新闻性，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吸引到最多的阅听众，报导的内容则偏向个人喜好(personal orientation)，强调感性的诉求(emotional appeal)( Fjæstad, 2007)。台湾近年的研究也同时指出类似的结果，首先是新闻记者比科学家更认同新闻的正向功能；其次是科学家比记者更认为科学新闻偏向戏剧化且过于简化，甚至容易让民众产生误解；最后则是科学家认为科学新闻报导的正确性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则，但是记者却不如此认为，反而认为科学家应该设法多去了解新闻媒体(陈忆宁，2011)。姑且不论这二种专业人士对于科学传播的内容看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仅就阅听大众知的权利而言，显然对于科技新闻的报导内容抱持着一种批判思考的阅读态度已经是现代社会公民在面对媒体资讯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的能力，也是一种必要的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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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通讯科技论文第4篇

关键词：建构主义；即时通讯技术；教与学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07)07－0050－02

收稿日期：[HTSS]2006-11-06

作者简介：柳延东(1967-)，男，广西贺州人，讲师，从事多媒体教学研究。

信息时代的教育将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育。即时通讯(Instantmessaging)技术作为网络技术中最活跃的技术之一，将会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思想、观念、内容和方法，改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对我们的学习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一、即时通讯综述

即时通讯是一个终端服务，它允许两人或多人利用网络对文本、语音、视频等多种形式的信息进行即时交流。即时通讯软件整合了电话的简单、即时和电子邮件的图文精确的特点，并且具备即时通讯、电子邮件、短信传送、视频对话、文件共享、影音播放等诸多功能。它具有六大特点：交流活动的实时性、间接性、自由性、主动性；交流角色的平等性；交流方式的灵活多样性；交流对象的多样性；交流通道的独立性、可拓展性；信息呈现的多媒体性和易保存性。即时通讯技术的诸多特点使它对现代学习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即时通讯技术对现代教学的影响

即时通讯技术在现代教育教学中是以学习的工具、学习的对象、学习的环境等多种角色面貌出现的，它冲击着传统的教育和学习方式，从多方面影响着传统的学习行为、教育模式和培养方式。即时通讯技术的出现使主动建构的、探索式的、协作式的、个性化的学习成为可能。

1．学习模式的转变。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外界信息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知识不是学来的，而是学习者按自己的需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自主建构完成的。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由于教学手段的限制，教学活动主要是在教师、学生、课本、教学环境间进行的，教学信息的传递方式比较单一和迟缓，学生提问和教师答复都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学信息量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学生根本就没有进行信息选择的余地，只能被动接受。课堂上，往往是教师“主动讲”，学生“被动听”，学习模式以接受式学习为主，学习者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很难实现。将即时通讯技术引入教学，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交互性环境，可以帮助学生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习者讨论交流，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可广泛地接触不同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接受各种不同思想文化的启发；将即时通讯技术引入教学，可以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生思路，提高教学效率;将即时通讯技术引入教学，为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协商式、合作式、探究式学习模式成为主要的学习模式。这些，都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自主建构。

2．学习方式的转变。在传统学习中，知识呈线性排列，计算机技术使知识呈非线性的立体式网状结构排列，这种信息组织，是由结点和表达结点之间关系的链组成的网，可分成不同的关系和思维单元，符合人类认识记忆的规律。学习的方式也从线性转向非线性。学习者利用即时通讯技术在进行浏览、查询、注释等操作时，不必按教材原有的模式进行，可以任意组合、跳转，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自主学习方式。

3．学习环境的转变。即时通讯技术为个别化学习提供了更宽松的环境。传统的班级授课制讲求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因材施教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话。即时通讯技术支持下的教学能够充分照顾个体的个性差异，以学习者为中心，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自主学习环境，实行比较彻底的“异步教学”。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兴趣、能力和水平确定学习进度。他们就像走进了“自助式餐厅”――要吃什么、怎么吃、吃多少全由自己掌握。学习者完全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他们不再是教学内容的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的学习的主人。

4．学习时空的转变。在传统教学中，学习时空受到很大的限制，互动与交流活动常常局限于一个班级教室内，交互活动的人数及地域都受到限制，很难进行有效的协作学习。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基础好的学生去帮助和指导基础较差的学生，而基础较好的学生很难有机会从基础较差的学生那里获得帮助。因此，这种“互相帮助”、“协作学习”、“合作学习”，是以优等生的片面奉献为特征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协作、互助与合作，学生的协作热情必须在教师的不断要求和刻意鼓励下才能得以维持。即时通讯技术被引入教学后，学习的交互活动不仅仅局限在一间教室里，甚至不局限在一所学校、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内，只要网络连通的地方，都可以成为学习与交互的场所。交互对象不受人数、地域和身份的限制，交互对象可以是教师群体、学生群体以及其他的网络访问者。互学习可以在同学―同学、同学―教师、同学―在线专家、同学―课件、同学―资源库等之间展开，在这个平台上的学习是真正意义上的互助的、协作的、多向互动的、自发的、开放的，也是高效的学习。

5．角色的转变。传统教学是以教师的“教”为中心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教”的行为展开的。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统治者、主宰者，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在即时通讯环境中，交流的角色是平等的，QQ、MSN等群里的教师和学生之间是平等关系，两者间不再有义务、责任等的约束，也不再有身份的差别，对于同一个问题，两者是本着共同探讨的态度进行讨论的。教学由“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化，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的角色将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和平等的学习伙伴。教师的任务主要是为学生的自主建构提供各种支持。在这里，每个学习者既可以是学生，也可以同时是其他学习者的老师。或者说，在这里，已经没有了学生和老师的区分，每个学习者都具有多重的身份，即既是知识和信息的分享者，又是知识与信息的提供者。

6．交互方式的转变。传播学中有一个“沉默的螺旋”的概念，其含义是人们为了避免成为异类，陷入孤独，往往在大众媒体或舆论活跃分子发表了意见之后，不再表达自己与之不同的观点。在传统教学中，交互活动共用一个交互通道，学习者必须按顺序发言，同步交互，交互活动是完全公开的。这必然使一些“胆小者”为避免人前出丑而尽可能逃避发表与众不同的言论，导致“沉默的螺旋”现象的出现。这正是传统教学中学生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创造性思维、创造能力、独立解决问题能力不能得到很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即时通讯环境下，交互活动具有多样性、间接性、隐蔽性、自由性等特点，交互通道具有独立性和可拓展性。即时通讯环境中的交流活动多数是点对点的对等通讯(Peer To Peer)。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自主地选择交互的方式和时间，交互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蔽的，可以是同步的实时的也可以是异步的延时的，它使人与人的沟通突破了时空极限、等级极限、环境极限、心理极限……交流环境是宽松的，允许和鼓励“不同声音”的存在。在即时通讯环境下，每个学习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而不相互干扰，可以很好地避免“沉默的螺旋”现象的出现，这样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

7．学习体验的转变。学习应该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学习过程应该是一种快乐的体验。然而，由于传统教学手段单一、教学模式僵化、教学环境封闭等原因，致使许多学生存在厌学的心理，在他们看来，学习是枯燥的、令人厌恶的和让人恐惧的。即时通讯技术支持非线性实时多向交流活动，即时通讯中的交流具有实时性，信息呈现具有多媒体性和易保存性的特点。它不仅能传递文字信息，还能够传递语音、图片以及视频等，信息内容逼真、形象、丰富而完整。信息还原程度高，更具有真实感，可以为学生的自主建构提供真实、丰富和复杂的情境，可充分调动学习者的各种感官把一些抽象的东西具体化、生动化，使对信息的接受和理解更容易，记忆更深刻，而且所有的信息数据都可以保存下来，为以后的复习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即时通讯技术真正地实现了寓教于乐，使学习变得更轻松，更有趣。

三、反思

近年来，我国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已成为我国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之一。作为一种学习的哲学，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是不能传递的”，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以自己喜欢的方式通过意义建构而获得的。建构主义者提倡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既强调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又不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他们认为，教师应该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非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或被灌输的对象。基于这种观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出了以下教学原则：（1）科学知识的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这是建构主义关于教学本质的明确表达，他们强调自主的意义建构是学习者知识形成的唯一途径；(2)科学探究是学生建构科学知识的最重要的学习方式，强调让学生自主寻找用于解决问题的信息与方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知识；(3）重视学生的原有知识经验在学习中的重要性，强调依靠背景知识进行自主建构；（4）重视提供真实复杂的情境，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建构知识；(5)提倡合作与互助学习，为知识的社会建构提供机会；(6)重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必须为学生的知识建构提供支持条件。然而在传统教学条件下，建构主义的这些教学主张是很难实现的。要想实现建构主义学习论所要求的教学环境，推行建构主义学习论所提出的教学原则，必须引入新的教育技术手段。

即时通讯技术之所以能够被引入教学，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支持。同时，即时通讯技术的诸多特点也恰好可以满足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教与学的要求，反过来支持了建构主义所推崇的教学原则，在客观上推动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支持下，即时通讯技术被引入教育教学领域后，使教学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学习知识的途径及学习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时通讯技术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所倡导的理想的学习环境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建构主义关于教与学的主张的实现成为可能，使主动建构的、探索式的、协作式的、个性化的学习成为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验证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优越性，对我们培养学生的合作与交流能力、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创造性思维力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我们的教育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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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科技论文第5篇

1976年“”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1977年10月，李昌、于光远、钱三强联名向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呈交了“关于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经“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后，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2月2日正式发文，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积极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于光远兼任杂志主编，李宝恒担任副主编，查汝强兼任副主编。《通讯》1979年1月创刊时为季刊，从1980年起改为双月刊，截止1991年底将出版13卷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起初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司局级单位，1985年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合并，成立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杂志遂由该所下属的科学哲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起，《通讯》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尽管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名号一直保留使用。《通讯》为16开80页的出版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订户将近7000份，海外订户约为100份。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的封面上，开始加有醒目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从1982年起，将副标题中的“科学学”改为“社会学”，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副标题，既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范围做了界定，也点明了《通讯》的学术内容和特色。从1981年起，该刊形成了“科学哲学”、“科学学与科技政策”（从1983年起改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科学技术史”、“人物评传”四个主要的固定栏目。此外，还有“科学家论坛”（1986年撤消）、“问题讨论”、“科学前沿”、“教学与研究”、“书刊评介”、“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动态”等栏目。该刊既注重老学者的精湛之文，尤其注意发表中青年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斗胆之音。在近几年所发表的科学哲学文章中，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的已占70~80%。

二、《自然辩证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刊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创刊于1985年。创刊时为季刊，自1986年起改为双月刊，1991年又改为月刊，每期16开80页。从1988年起，该刊封面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现在已成为发表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之一。现任主编是丘亮辉，副主编是贾云祥。

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年、1983~1985年在刊名上加有“丛刊”二字）。该季刊创刊于1979年4月，每期16开96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办，主编邱仁宗。该刊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译刊，主要译介国外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研究资料。该刊于1989年底被迫停刊，共出版43期。

四、《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刊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小32开译刊，创刊于1979年，停刊于1986年底，共出版48辑。该刊译载了不少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译文。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专业刊物外，《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哲学研究》（北京）、《大自然探索》（成都）、《自然信息》（长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学术刊物——诸如《社会科学战线》（长春）、《求索》（长沙）等，有关大专院校的学报也刊登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世界科学》等刊物也刊载科学哲学译文。

翻译研究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大陆学术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翻译和评介阶段。当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与哲学》。译载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图尔敏、普特南、汉森、夏佩尔等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论著，以及国外的有关评论文章。同时，一批科学哲学译著也相继问世，诸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约翰•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出版）、M.W.瓦托夫斯基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出版）、A.F.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1978年前后出版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由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1977年出版；第二卷由范岱年、许良英、赵中立编译，1977年出版；第三卷由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1979年出版），该文集是一项巨大而严谨的学术工程，搜集资料详尽，翻译质量上乘，在学术刊物上引用率很高。

在此基础上，大陆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论、证伪主义和划界问题、科学发现的逻辑、进化认识论，对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实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论。这些新颖的学说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不仅使学术界深受启迪，而且像证伪主义和范式变革这样的概念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也使有文化的公众闻之倍感振奋。

1980年代中后期，当代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的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如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证明与反驳》，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劳丹的《科学与价值》、《进步及其问题》，夏佩尔的《理由与求知》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方面功绩卓著。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苏联一些科学哲学译著或译文，如凯德洛夫的《列宁与科学革命》（李醒民、何永晋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在翻译和评介的同时，大陆科学哲学研究者开始对科学哲学本身的对象、内容、涵义等也进行了探讨。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论、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它包括三方面的研究内容：各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经验内容的分析，科学理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分析，科学理论和科学家的关系的分析。吉林大学舒伟光教授指出，广义的科学哲学是指以科学为对象，研究科学有关方面的一个分支；狭义的科学哲学是指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流派。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强调，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有七个方面：科学的性质和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和科学认识过程的形式和要素，科学认识的程序，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解释的逻辑，科学的检验逻辑和发现逻辑，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即对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结构的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和流派的传入和引进，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和新一代研究生与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大陆科学哲学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陈维杭：“西方科学哲学的来龙去脉”（《通讯》1984年第6期），江天骥：“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通讯》1985年第1期），邱仁宗：“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通讯》1985年第4期），江天骥：“归纳和辩护问题”（《通讯》1986年第5期），周昌忠：“试论科学知识系统的逻辑结构”（《通讯》1987年1期），曹秋华：“意义与科学进步”（《通讯》1987年第1期），兰征：“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研究》1987年第5期），陆建体：“科学说明的新争论”（《通讯》1988年第2期），洪谦：“关于逻辑经验论的几个问题”（《通讯》1989年第1期），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证伪吗？”（《通讯》1989年第2期），鞠实儿：“论归纳逻辑的局部辩护和适用范围”（《通讯》1989年第5期），郭贵春：“测量实在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研究》1990年第5期），李醒民：“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通讯》1991年第4期）等。这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年），林定夷：《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不用说，在自我创新的过程中，研究者也一直追踪着国际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各流派的学说，对邦格（M.Bunge）、玛丽•赫斯（MaryHesse）、尼尼鲁托（IlkkaNiiniluoto）、费希尔（R.A.Fisher）、庞迪（G.L.Pandit）、科恩（J.Cohen）、埃利斯（B.D.Ellis）、蒯因（Quine）、范弗拉森（B.C.VanFaassen）、史尼德（J>D.Sneed）、塞拉斯（W.Sellars）等人的学说和理论也作了介绍和评论。

大陆的科学哲学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狭义的科学哲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对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发表。尤其对物理学哲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比较深入，比如对互补原理和物理学理论结构的研究就颇有新意。

二、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也逐步深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三、对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10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每年都刊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前者还有“人物评传”栏目，全面评介有关科学家的科学贡献、科学思想、哲学思想乃至精神风貌。尤其是对马赫的哲学特征、精神气质和方法论的研究，对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思想的研究，对爱因斯坦唯理论思想、经验约定论思想以及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极张力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1979年）、逝世30周年和狭义相对论创立80周年（1985年），还分别举行了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

四、在对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凡响的成果。例如关洪：“牛顿、歌德和黑格尔——关于颜色理论的争论”（《通讯》1984年第4期），吴忠：“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通讯》1986年第6期），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通讯》1981年第6期）和“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等等。

五、对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

从事科学哲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各高等院校的哲学系（所）和社会科学系。他们所处的机构大都命名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教研室），也有少数叫科学哲学研究室（教研室）的。这是一支为数不少的专业队伍。

学术交流

科学哲学研究的稳步进展，是与广泛而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分不开的。在大陆，从1980年起，先后举行了五次全国性的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它们是：

第一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30余人。会议就波普尔的科学观、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哲学立场和“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了讨论。（参见周寄中的报道，《通讯》1981年第1期）

第二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1年12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50余人。会议就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并涉及对西方科学哲学总的看法和应有的态度。（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2年第2期）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3年9月4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8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哲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还讨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有关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3年第6期）

第四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5年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7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理论的评价。（参见李醒民的报道，《通讯》1986年第1期）

第五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7年5月16日至19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0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说明（科学解释）、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进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以及各门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参见李真真的报道，《通讯》1987年第4期）

在第五次会议上，已拟订于1989年在无锡召开第六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届时将讨论价值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拟议中的会议因故未能按时召开。所幸的是，在事隔数年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学术交流部拟于明春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科学哲学讨论会，着重讨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问题，届时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将应邀参加。

除了以上的专门会议外，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与科学哲学有关的其他会议。例如，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1981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自然辩证法首届年会，1982年4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4月22日至26日在洛阳召开的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座谈会，1984年7月10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发现的模式学术讨论会，1984年8月25日至30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8月19日至24日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1987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牛顿《原理》出版300周年纪念大会，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徐州召开的马赫学术思想讨论会，1990年5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中青年研讨会，等等。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何秀煌教授及其同人的努力下，港、澳、台和大陆学者有机会两次幸会，探讨交流了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和成果。1988年10月24日至28日，“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到逻辑经验论、波普尔、库恩、戴维森（D.Davidson）、范弗拉森、古德曼（Goodman）的学说，也分析了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还讨论了科学说明、科学翻译、不可通约、观察的确定性等科学哲学问题。1991年3月7日至12日，“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也有部分论文与科学哲学有关，例如“意义与信念”、“库恩论科学哲学的客观性”、“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等。

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比较活跃.大陆学者数次参加了设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市的国际大学校际研究生研究中心举办的科学哲学讲座，参加了1987年度（在苏联莫斯科）和1991年度（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八届和第九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新西兰凯图大学孔宪中（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亨普尔（1981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厄尔曼和华莱士（1982年）、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乔纳森•科恩、（1983年和1987年）、哈佛大学西拉里•普特南（1984年）、东京大学伊东俊太郎（1984）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罗伯特•科恩（1985年）、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乔治•格尔（1986年）、美国内华达大学尼克尔斯（1986年）等人先后访华。中国科学哲学家江天骥、查汝强、邱仁宗、范岱年、纪树立、张华夏等人也应国外同行之邀，多次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人才培养

自197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招收研究生后，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也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81年，这两届研究生36人同时毕业，其中大多数研究生选定科学哲学或与科学哲学相关的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例如，《探索科学本质的模式》（周寄中），《维纳和他的哲学思想》（朱熹豪）、《狄拉克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曹南燕），《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李醒民），《布里奇曼的操作分析思想》（杜云波），《假设与现代科学观》（刘大椿），《科学理论与科学进步》（马献庭），《自然学科与形象思维》（李建珊），《论思想实验》（高文武），《自然科学中的美学方法》（刘仲林），《对称性方法的哲学探讨》（朱亚宗），《论波普尔科学哲学中的反心理主义》（谢遐令），《论科学创造中的直觉》（周义澄），《科学认识系统的信息过程》（官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王振武），《试论经验与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梁国春）等。此后，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的院校和研究机构愈来愈多。1990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把“自然辩证法”学科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多数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而且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比较高。这从他们的毕业论文可略见一斑：《归纳逻辑与合理信念的测度》（朱志方），《图尔敏科学哲学思想述评》（王小光），《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曹秋华），《夏佩尔科学合理性理论述评》（李晓蓉），《亨普尔和理论名词问题》（陆建体），《科学发现：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黄亚林），《论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兰征）等。现在，大陆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授予单位8个，博士授予单位4个，博士生指导教师有于光远、龚育之、黄顺基、陈昌曙、邱仁宗、孙小礼。

1981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建议把自然辩证法课列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文科研究生是否开设，由各校自定），课程内容各校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专业特点，自行确定。按照这个意见的精神，各校相继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课程，其中一些院校穿插有科学哲学的内容。为了交流教学经验，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2年7月21日至29日在山东烟台、1987年7月30日至8月6日在安徽九华山两次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为了促使大陆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系统而深入地了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哲学各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促进中英学术交流和两国哲学家的相互了解，中英双方经过协商，先后在北京举办了两期“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第一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于1988年合作承办，主题是“分析的哲学和哲学的分析”，招收加强班学员40名，普通班学员50名。第二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1991年合作承办，主题是“科学哲学”，招收加强班学员50名。第二期的教师和课程为牛津大学博士、教务长凯•威尔克斯：“脑和行为科学”，牛津大学罗•哈雷教授：“科学实在论：传统观点和最近的发展”，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系基•李女士：“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形成”，利兹大学杰•拉维兹博士：“对科学中确定性的追求”，夏威夷大学冯•泰尔斯副教授：“逻辑和数学哲学”。本期学习时间从7月29日到8月16日，授课共90学时。在规划和举办过程中，邱仁宗教授效力良多。

总而言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10多年来，科学哲学在大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科学哲学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虽说科学哲学曾在1987年和1989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出现过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带来致命性的伤害，而且困难处境不长时间就过去了。可以预期，只要大胆而广泛地消化和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细致而深入地发掘中国文化的遗产，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一定能够创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东西，科学哲学在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不用说，这是需要一个自由、宽松、平和的外在环境作保证的。

参考文献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1983.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北京：知识出版社.43~47.

同上.229~240.

例如：纪树立.1980.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1981.科学探索的逻辑.1982.论库恩的范式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2(6).3(2).4(3).邱仁宗.1982.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自然辩证法通讯.4(5).

江天骥等.1983.科学哲学笔谈——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部分发言和论文摘要.自然辩证法通讯.5(6).

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1982年出版的各年度的《中国哲学年鉴》中的“自然辩证法”、“哲学新书目”和“哲学论文索引专栏”。

戈革.1987.尼耳斯•玻尔和他的互补原理.自然辩证法通讯.9(5).

洪定国.1988.物理学理论的结构和拓展.北京：科学出版社.

董光璧.1986.马赫哲学述评.自然辩证法通讯.8(1).

李醒民.1990.恩斯特•马赫：启蒙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大自然探索.(2).

李醒民1988.略论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自然辩证法研究.3(3).

李醒民.1988.论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中国社会科学.(2).

许良英.1984.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和现代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6(2).

李醒民.1987.论爱因斯坦的经验约定论思想.9(4).

李醒民.1986.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中国社会科学.(4).

李秀果.1979.他的成就属于全人类——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会纪要.自然辩证法通讯.1(2).李醒民.1985.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自然辩证法通讯.7(3).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罗嘉昌.1983.时间的哲学概观.自然辩证法通讯.5(3).李伯聪.1985.感觉过程是选择和建构的统一.7(2).罗嘉昌.1985.当代哲学中的物质观.自然辩证法通讯.7(5).李伯聪.1991.论记忆.自然辩证法通讯.13(1).等。

通讯科技论文第6篇

                       许孟祥、黄贞芬 国立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林东清 国立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研究所教授

摘要

资讯科技的发展将人类文明带进了资讯时代，但也因利益冲突而产生一些伦理议题，如资讯隐私权、资讯产权、资讯错误之责任归属及资讯资源存取权等问题。由于社会资讯化的结果，资讯产品之影响力也随之扩大。各种资讯行为中不论是资讯产品的开发、生产、交易或使用，资讯决策者（如系统分析师、产品供应商、购买者、使用者）可能因为决策不当而引起伦理议题，并使得许多人因此而受益或受害。所以决策者该如何制定一个适当的决策，以避免伦理议题的发生，是资讯时代相当重要的课题。因此本文提出一个伦理导向的决策制定架构，在这个架构中包括五个阶段:伦理议题的界定、伦理议题的分析、伦理理论的导入、伦理导向之决策实施、决策的回顾，并在一个阶段中提供决策者该注意的重要参考依据，使决策者的决策更能符合道德伦理。

关键字：资讯管理、资讯伦理、决策制定、伦理议题

一、绪论

资讯科技的发展将人类文明带进一个资讯化的社会，使得社会的发展与结构起了很大的变化。它一方面替人类带来了许多生活上的改善，拉进了人际间的距离，但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利益冲突与权利的丧失，甚至威胁到社会大众的基本福祉。社会资讯化的结果使得人和人间关系迅速的转变与日趋复杂，加上传统社会约制力的减弱，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完全建立之际，冲突摩擦及违法乱纪自然随之增加，这是资讯社会发展的瓶颈与两难。因此，面对社会日益严重的资讯伦理议题，经济利益已不再是资讯科技应用者唯一的考量，而是必须在追求效率、利润之外，还必须保护社会大众福祉。

资讯科技的发展使得我们生活中充斥许多资讯产品，如电脑软体、硬体及各种资讯。产品之生产目的本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但往往因人类不当使用而衍生出许多问题，资讯产品也不例外。由于资讯产品在特徵上与其它产品有许多的不同，这使得它为社会所带来的问题较一般的产品复杂。Collins（1994）曾指出资讯产品与其他产品的不同之处在于（1）软体本身的逻辑结构复杂度较高，使得许多软体的问题在经过测试之后，仍然继续存在；（2）很难建构一个统一的软体评估标准，使得软体的检查很难有一套规则可以依循；（3）由于电脑的广泛使用与网路的普及，软体的流通性增高，使得其影响力大大增加；（4）因为软体产业的起始成本（startup cost）少，许多单位都可以生产软体，使得软体得以普及化；（5）软体的风险是分散到一个使用者身上的，不像核能电厂或有毒废料的处理，将风险威胁集中化。

传统上资讯人员在发展或应用资讯科技时，都著重于技术面的优势或强调利益的最大化，使得社会资讯化的结果衍生出许多伦理议题，而且资讯产品具有许多其他产品所没有的特色，不当使用而产生的问题也较其它产品复杂。因而随著资讯化的脚步加快，资讯产品使得一些原本就存在的伦理议题慢慢地在社会中发酵、扩散，同时它也带来一些新的伦理议题。例如，当越来越多的资讯产品被设计用来执行人们委托的任务或辅助人们的决策，若资料输入错误或设计不周全，将有可能带来财务的损失，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此外，原本不起眼的讯息与知识，透过资讯科技的组合、分析或重新包装之后，便变成了有价值、有产权的资产，无论生产、销售或使用这项资产的人，可能因而增加财富而受益。但是资讯产品的开发者，也可能轻易地遭人非法复制或转售，而引发智慧财产权的伦理议题。

虽然目前已有法律规范来制止资讯科技所产生的不法行为，但由于资讯科技的议题不仅牵涉范围广泛，而且许多议题的产生并非法律可以解决，况且法律的制定永远赶不上资讯科技发展的脚步，所以对于个人行为的约束有必要以伦理层面来规范。

目前在资讯管理学术的研究上，有关于资讯科技之伦理层面的研究已逐渐受到重视，如Paradice（1991）曾探讨资讯系统与社会伦理的关系；一些学者也探讨到资讯时代的重要伦理议题〔Shim 1988；Mason 1986；Parker 1979〕；Taylor and Davis（1989）及 Bommer（1987）则研究科技对伦理决策之影响；Oz（1992，1993）及Collin（1994）等人试图从资讯伦理守则（ethical codes）的订定来规范资讯人员的行为；Mason（1995）及Conger（1995）两人则从伦理理论的阐述出发，希望资讯人员能从基本的伦理理论认识起。本文则从个人决策制定的观点出发，希望决策者在决策制定的过程中，能思考伦理面的问题。

通讯科技论文第7篇

「关键词电子化政府；资讯科技；网际网路

一、电子化政府之定义

有关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有学者观点与官方观点之区分。

（一）学者观点

1、西方学者观点

McGinnis在讨论电子化政府时，认为电子化政府指的是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提供任何人所需要的服务，而这项服务不仅是让每一个人得到欲寻求的答案，也是让每个人得到实质上的服务。因此，电子化政府是使用各种硬体、软体工具建立一个政府与政府间、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桥梁。Canales则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改变提供给民众的服务型式，民众可不分昼夜地轻易满足其需求，而民众满足需求的地点不是在政府机构之办公地点，而是在网际网路上。JoshuaDean说，电子化政府即为政府运用现今科技的优点提供给民众更多及更好的资讯与服务。Rowena和Caroline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提供给民众一个实现自身权益的管道。Forman认为，电子化政府是利用数位科技（digitaltechnology）针对政府之作业模式做某种程度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使得政府的服务更加有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人们利用本身的智慧，将科技的力量发挥到极限，而这股发挥至极限的力量所产生的效益，将使得政府的作业流程简化、作业成本降低、工作效能提高。Relyea及Shuler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发挥其功能的一种表现，透过资讯科技的使用，提供社会大众讯息的传递、资讯的流通、公共事务的服务，以提升政府作业的效率。[1]

2、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观点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利用资讯和通信科技，形成网网相连，并且透过各式各样的服务设施，如自动电话语音、提款机、网际网路、公用资讯站等，提供各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主动完整的服务。也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运用电脑网路系统，以及各种资讯服务设施，依机关、企业及民众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提供自动化服务之总体概念。简言之，电子化政府是透过资讯网路系统，将政府机关、民众及资讯串连起来，建立即时互动系统，让政府资讯及服务更加便捷，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信息。[2]还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因应网际网路快速发展的趋势，将相关的资讯与服务设置于政府机关全球资讯网，作为民众与政府间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的沟通管道，此一管道的运作以民众的权益为主要考量，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正确的资讯与优良的服务提供给需要的民众。[3]

上述学者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实际上大同小异，我国台湾有人进行了如下总结：“电子化政府”乃指政府机关运用资讯通信技术形成相互连结，进行资讯交换，透过电话、电脑网路及共用资讯服务站等各种资讯设施，依企业与民众需求，以最方便的程序，直接提供更快速及创新的自动化服务。并以达成“单一窗口服务”为理想目标，不仅只是利用资讯通信科技的优势取代人工作业，更重要的是透过流程创新来加强各机关协调合作，改变传统作业流程，调整各机关的权责分工，并进而无形中打破传统组织层级节制的限制。[4]笔者认为该总结相对比较全面地揭示了“电子化政府”的本质。

（二）官方观点

根据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UnitedNation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UNDESA）的公共经济与公共行政署（DivisionforPublicEconomicandPublicAdministration，DPEPA）与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于2002年所发表的《BenchmarkingE-government：AGlobalPerspective：AssessingTheProgressofUNMemberStates》报告中，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是：泛指公共部门所有资讯通信科技的平台与应用，其从政府透过“网际网路”与“全球资讯网”（WorldWideWeb，WWW）传输资讯给民众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诠释“电子化政府”。[5]世界银行（WorldBank）则是将“电子化政府”定义为：政府使用资讯与通讯转换公民、企业和其他行政单位的关系，这些资讯通信科技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目标，使政府传递更好的服务给公民，透过资讯充分授权公民，使政府管理更有效率。可以改善政府机构的回应性与课责型、避免较多的、提升行政透明度、提供人民较多便利性、降低服务成本并使政府税收成长。[6]

从上述官方机构的诠释可以发现，“电子化政府”是一种通过资讯通信技术，将政府、民众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使政府资讯和服务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企业和民众，以提升政府的生产力和效率。并且网络的公开性与透明性，有利于避免的发生。

二、电子化政府之起源

电子化政府的称谓首次出现在1993年美国政府在《ReengineeringThroughInformationTechnology》的报告中，目的是用来强调“利用资讯科技来革新政府”。根据美国政府资讯科技服务小组（Government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s）声明，国家资讯基础建设的中心精神在于塑造顾客导向的政府，而更主要的目标在于创造更容易取得、更有效率以及更容易运用的政府服务。1993年美国政府将政府资讯政策作为政府施政的主轴，并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计划”（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NII），作为支持“电子化政府”运作的基础，此后的报告中设想建立起运用资讯科技与顾客互动的政府机制，并提出了八项服务重点，除包括电子福利支付系统、公共安全资讯网络、国际贸易资料系统外，还有“电子政府”运作的支持机制，具体包括保护隐私权与资讯安全、整合政府服务资讯基础建设、改善资讯科技的取得、增加联邦人员的生产利与提高资讯科技的素质等。这些举措引起了全球的重视，各其他先进国家纷纷开始效仿。

三、电子化政府之应用形式

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是指政府与顾客群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包括三种形式，即政府对政府（G2G）、政府对企业（G2B）、政府对公民（G2C）。简要内容如下：[7]

（一）政府对政府

电子化政府的G2G应用形式是指，应用软体设备，改善政府内在的运作，其中包括会计、预算、人力资源等领域。另外也包括文件的概念或所谓资料库的解决方案等，这些通常能够减轻资讯管理的负担。G2G方案的目标是促进资料整合，以及经由除去分裂的系统来改善整个流程。这样的系统经过建立整个组织而不是单一机关的解决方案，能够进一步改善整个组织的决策。对于大型组织来讲，G2G方案对于G2B以及G2C奠定了一个基础。

（二）政府对企业

此种应用形式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应用，并把焦点放在了改善政府采购的效率上。政府机关内的职员都清楚，对于采购流程的改善是很艰难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政府采购实行电子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网上申请功能，电子邮件传递的安排，以及对文件管理都有利于提高采购过程的效率与效能。G2B方案把焦点放在市场交易时能够减少采购的行政成本，以及扩大市场交易的机会，这与简化工作流程，减少邮寄时间，增加资料的正确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政府对公民

当人们习惯于使用网际网路与银行、书店及其他商务服务进行交易时，他们会预期希望与政府能够进行类似的电子交易。G2C方案的范围包括努力减少交易成本，改善资讯传播，增加公民参与，以及使得传递简化且更有效率等。

从上述三种“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来看，资讯的取得、服务的传递以及双向的沟通，是“电子化政府”的基本核心功能，通过政府网站的应用，可以达到资讯公开透明、服务申办跨越时空限制、民主职能充分发挥的目的。而G2G的跨组织创新服务、G2B的便商服务、G2C的便民服务则是“电子化政府”用以提供顾客导向化的服务，以满足不同族群需要的手段，进而强化“电子化政府”功能应用的层面，这实际上是全球发展“电子化政府”的趋势。

四、电子化政府之内容

目前世界上各国虽然对“电子化政府”发展的需求不同，实际应用也基本属于因地制宜的情形，但归纳起来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8]

（一）电子化公文

公文的管理与传输通过网路进行，使得公文更加科学和环保。

（二）电子资料库

政府建立起各项电子资料库，收集政府所有的数据和资讯，并且方便让民众通过网路获取资料。

（三）电子邮递

政府建立起电子邮递系统，提供电子目录服务，以增进政府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沟通效率。

（四）社会保障电子系统服务

政府运用电子资料交换、磁卡等技术处理政府与各种社会保险作业，直接将政府的各种社会福利支付给受益人。

（五）电子商务

利用资讯技术建构网路安全的环境下，推动政府机关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电子资料交换技术进行通信和交易处理。

（六）政府电子采购与招标

在电子商务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政府部门以电子化方式与厂商进行采购、交易及支付处理作业。

（七）政府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该系统可以自动处理政府多项业务，如网上报税、海关报单、政府文件等业务，从而使得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向政府提交业务申请。

（八）政府电子决策系统服务

该系统可为政府决策提供象决策分析等一样的服务帮助。

五、电子化政府之推动

资讯与通信科技的创新及普及应用，掀起了全世界电子化政府的浪潮，近年来无线、宽频及网路服务技术的创新进展，各种技术汇流整合，加上顾客关系管理、资料管理、知识管理等软体功能的进展，更为电子化政府注入了加倍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创造了公共服务的全新空间。因此，世界主要国家无不将电子化政府视为创新竞争优势的推进策略，竞相投入可观的资源，规划全新的e化服务，并配合政府再造运动的发展。下面就主要及各国家对电子化政府的推动情况作一简要介绍：[9]

（一）美国

美国因全球化危机、庞大官僚体系的行政支出及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衰退，特别是在没有效能的行政成本上，公共部门的开销远大于私营部门。于是，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提出了国家绩效评鉴计划，并于1993年3月3日命令副总统高尔组织国家绩效评鉴小组提出改革报告，并于同年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NII），其虽不是完全针对政府电子化目标所设定的。“但是，NII的提出揭示了美国政府重视资讯网路的发展，决定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奠定资讯网路的基础，以促进网路的发展与普及化。”[10]1998年9月7日克林顿将全国绩效评鉴委员会更名为“全国协力推动政府再造委员会”（NationalPartnershipforReinventingGovernment，NPR）。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水银”任务编组，改组由40多个机关65位代表组成，规划在2003年完成22项跨机关资讯整合性应用计划，并于2000年9月完成电子化政府入口网，提供2万多个联邦政府网站和4700万个政府网页的搜索服务，在1/4秒内完成5亿份文件的搜寻，建立90多个跨机关整合性、特定用途的入口网站。为使社会各阶层均能享受到电子化政府的服务效益，推动“延伸数位化效益：为众人工作的公共事务与服务指引”，作为各机关推动e化服务的参考依据。而在规范电子化政府的运作方面，制定了“电子化政府法”，强化网际网路的应用和民众参与。

（二）英国

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于1998年采用“续阶计划”改革方案，期望让管理者能自主管理，并具有管理的专业知识技巧和实务经验，使得每一个部门都能够发展专业化的服务管理技术。

为推动e化服务，英国政府在2001年2月推出公民网上服务入口网（UKOnlineCitizenPortal），除了提供政府资讯与服务的目录与检索外，主要提供民众多种生活主题式服务，如犯罪报案、死亡、旅行等，更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提供更多管道的服务；提供更人性化的界面服务及提供个人化服务；整合性网上申办等。

（三）加拿大

为推动电子化服务，加拿大政府于2004年完成了网上政府方案，不但将现有的服务与资讯上网，而且设计了新的服务，通过internet提高施政透明度与效率，促进民众参与政府决策，其主要策略包括：联邦机构约200项关键服务上网；健全基础设施，以电子平台解决认证及安全问题，协助整合服务；订定资讯管理与采购、认证、安全等政策；合作办理网上服务所需人力资源培训等。

（四）日本

日本政府于2001年提出了e-Japan计划，其重点内容包括：构建世界最先进的资讯与通信网路；推动资讯教育学习以及人力资源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推动政府行政数位化，发展电子化申办服务；建构电子认证机制，推动资讯及网路安全；发展电子投票选举等。

日本政府在推动行政数位化方面，2000年9月中央政府已发展网上服务项目120余项，占全部10541项的1.2%.2000年3月中央机关已设置网站874个，公务员每1.4人拥有1台电脑，地方政府已设置网站的比例为66.4%，公务员2人拥有1台电脑。日本政府在2003年推出相关行政数位化重要措施，包括：政府资讯电子化服务、电子申办、电子税务、电子采购、行政无纸化等。

（五）新加坡

新加坡以2000年公布的《Infocomm21StrategicPlan》作为推动蓝图，藉由资讯通信技术，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国家资讯通信产业的发展，促成新加坡晋升主要世界经济体行列。

推动计划包括商务e化转型、政府e化服务扩展及e化生活的提升等方面。

针对政府e化服务不分，新加坡于2000年7月投入15亿新加坡币推动为期三年的电子政府行动计划，其施行的策略有提倡知识平台、推动政府e化服务、引进新技术、改善作业效率、完善的资通基础建设，如智慧卡、资通训练等。

六、电子化政府之未来发展趋势

综合上述各国推动发展的情形，各先进国家未来电子化政府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11]

（一）政府服务上网

政府将广泛应用网际网路为民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网上服务，包括预约、网上换发证明文件、网上报税、网上缴交罚款、网上申办等，民众将逐渐习惯使用浏览器以自助的方式上网取得政府资讯及服务。同时，政府也将广泛为运用设置于公共场所的“公用资讯站”，以及自动柜员机等自动化服务设施，提供单一窗口及多元化的服务。

（二）智慧卡的应用

智慧卡（smartICcard）将逐渐作为个人基本资料储存及网上申办身分辨识的重要媒介，政府将推广应用智慧卡提供民众身分识别、网路安全认证、医疗保险认证、假释许可等各种服务。

（三）知识经济发展

资讯通讯科技将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荣枯的重要因素，以知识为本位的经济即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形态，电子化政府将是支持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由于网路上安全认证技术之采用，以网际网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将普遍为政府、企业及民众利用，藉由资讯与通讯科技，电子化政府将大幅提升资讯公开和流通的效率，促进知识经济发展。

（四）消除数位落差

电子化政府的推动必须避免造成资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失衡现象，必须普及城乡宽频网路建设与资讯教育，让资讯的应用普及到社会的每个层级和地理上的每个角落，并且照顾到弱势群体，减少知识落差。

（五）迈向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的目的是要提高机构智慧或企业智商，也就是为了要使机构的“生产力”、“应变力”、“工作职能”及“创意力”的再提升。而机构智慧的高低，取决于该机构是否广泛分享资讯，以及如何善用彼此的观念成长。配合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将成为生产力提升与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资讯通讯科技的应用发展，电子化政府也将由资讯管理迈向知识管理，成为知识型、智慧型政府。

「注释

[1]转引自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18-19页。

[2]转引自刘淑华：《资讯政策决策者在电子化政府中的责任——以县市政府为例》，直到教授：黄朝盟，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二年，第5页。

[3]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20页。

[4]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页。

[5]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19页。

[6]TheWorldBank：《ADefinitionofE-Government》

[7]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1-22页。

[8]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21页。

[9]参见徐仙卿：《电子化政府之研究——以户政资讯化为例》，指导教授：史美强，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第27-32页。

通讯科技论文第8篇

【关键词】无线通信技术 现状 趋势

一、无线通讯技术的概念界定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无线通讯技术已经成为当今通讯技术最先进的科技领域。据学界统一归纳，无线通讯技术主要是由无线终端、无线基站及公共管理服务器等构件组成。

二、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阶段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科技不断发展，公众通过无线通讯技术交换个人近况、工作状况、家庭状况、文化教育等信息。同时，无线通讯技术也从原始的定位通话方式转变为现在的移动通讯方式。笔者在综合大量的国内外专家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与翻阅世界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历史，将无线通讯技术分为的发展阶段根据历史脉络分为四个阶段。

（一）20世纪20年代初至20师姐50年代初

此阶段，无线通讯技术主要是军队及航海使用，其主要采用短波频与电子管技术。由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该阶段末期出现150 MHZ VHF单工汽车的公用移动电话系统MTS。

（二）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

在此阶段，原来的150MHZ的频段已经扩展为UHF450MHZ，器件技术大部分是移动环境中的专用系统，关键的器件技术也向半导体过渡。同时，期间也解决了公用电话网与移动电话接续联系的技术问题。

（三）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

在该阶段，美国贝尔研究所经过大量的试验提出了蜂窝系统概念并于70年代末进行了AMPS试验，并将频段从450MHZ扩展至800 MHZ，这项技术的发明极大推动力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

（四）90年代末至今

随着无线数据通讯需求与社交多媒体业务的发展，为了及时适应无线移动数据通讯需要与社交多媒体业务的发展，科学家经过大量的理论构建与计算试验，研制出第三代通信技术，即3G。第三代通讯技术的星期标志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其全球标准化开始推广与相应的配套设施机制也开始研发出来。

三、无线通信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技术互补性明显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公众的需求越来越高，公众对在不同的区域要求有不同的接入速率，这也就要求无线接入技术具有不同的覆盖范围、适用区域、接入速率等。

（二）政府要加强相关技术频谱的规划工作

为了方便各类企业及时的根据市场变化与发展战略及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规划自己的无线通讯网络，实现企业资源整合最大化。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政府也需要加强对频率有限的频段的资源管理，减少不必要的资源占用，实现资源最大化。

（三）3G技术成为无线移动网络主流

3G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无线通讯技术应用的主流，也已经成为全球包括中国移动网络演进的主要阶段。根据发达国家的无线通讯技术发展的经验来看，由于移动用户普及率较高，所以通过发展用户盈利的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当今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盈利的方式。

（三）无线通讯技术向NGN网络融合

专家在进行大量的试验基础上提出了NGN概念，其定义主要是固定网络将形成一个IP化、高带宽、具有强大QOS保证的信息沟通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种软件应用将成为与客户接触的网络触手，并且会向社会公共领域延伸以实现NGN的全球信息交流功能。

四、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前景

（一）视频、多媒体业务的需求刺激数字电视广播和无线通信技术走向融合

由于移动用户对语音与视频节目的需求较大，因此技术研发要将数字电视广播技术应用到无线通信技术以满足客户需求。对于视频业务方面，现在的无线通信技术网络的视频业务具有资费高、带宽小、耗电大等问题。

（二）宽带无线技术与移动在互补和竞争中走向融合

宽带业务的迅速增长、移动通信的成功发展以及Wi―Fi的成功，促成了Flash―OF、DMWiMAX等多种无线通讯技术的诞生与发展。同时，由于WiMAX的技术研发成功又推动了3G增强型技术的发展，二者在竞争中互相推动发展，不断弥补缺陷并及时研发新的技术，最后在4G时代实现技术融合，推出4G无线通讯技术。

由于移动用户所在的地域与对移动应用的需求不同，无线通信技术网络的带宽需求与不同的技术优势不同的矛盾共存，因此发展无线通信网络需要综合运用多方面的技术研发手段，从宏观、中观、微观的角度采取整体化、合理化的方案设计和网络建设。

五、3G、4G技术的应用发展

（一）3G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3G技术已从原来的问题颇多升级为现在的成熟技术。3G技术中的WCDMA和CDMA200无线通讯技术在全世界不断扩散，带宽不断改善，用户数量不断增加。在中国的无线通讯技术方面，TD―SCDMA的技术研发已经成功并进行商用推广，并在国外市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已经能够支持大型化的商用网络部署。我国换机市场容量在2亿部左右，根据专家预测，3G消费市场的销量在理论上应该可以达到1亿左右。2010年全球3G用户快速增长，美洲国家允许移动运营商使用800MHZ至900MHZ的频段发展其3G业务获取更多利润，而欧洲国家允许移动运营商在900MHZ频段发展其3G业务获取更多利润。

（二）4G的发展前景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无线移动通信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较快，其突出特点表现在数据传输的速率不断加快。电信技术的研发人员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大量试验后提出了LTE概念，并且预测4G技术很可能是在LTE基础上进一步研发。同时，WiMAX的技术研发成功使得E3G技术的标准化速度不断加。根据现在世界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无线移动通信技术朝着移动化和宽带化的方向发展的可能较大，即移动通信则朝着宽带化方向发展，而无线宽带的接入向着移动性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田庆吉，吴乾，无线通信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信息化建设。

通讯科技论文第9篇

关键词：计算机技术；通讯领域；计费系统；信息管理；数据管理

一、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概述

计算机和通讯技术都是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各有自己的特点和显著优势，给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便利。

1.1计算机技术概述。计算机技术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组成部分，在人们生活和工作众多领域都得到十分广泛的应用。软件指的是存储于系统的程序和程序文档，是用户与计算机交流的接口界面，对整个系统运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需要具有积极作用。硬件包括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设备输入和输出系统，这些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统一于整个计算机系统当中，促进系统有效发挥作用，为人们使用计算机提供方便。计算机通讯除了具有数据传输功能之外，还能完成数据交换和数据处理工作，并且与计算机技术联系紧密。通常来说，计算机通讯适用于多媒体通讯，能传递和接受语音、文字、图像、视频等，并且数据信息传递效率高，呼叫平均持续时间短，抗干扰能力强，有着自身显著特点，也大大便利了人们日常生活[1]。

1.2通讯技术概述。通讯技术为人们快捷、方便地进行相互联系提供便利，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拉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随着通讯业务和通讯工具不断增加，传统通讯模式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现代通讯技术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不仅安全、可靠，而且快速、便捷，越来越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和重视，带给人们日常生活极大便利，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二、计算机技术在通讯领域的应用

2.1在计费系统的应用。交换技术发展对系统交换要求进一步提高，要求系统具有专门的计费功能，常用专门计算机来实现计费。系统根据不同用户需求，合理设置功能，宾馆中可以将电话计费和客房管理计算机联网，对其进行综合管理，统一结账。一些单位还可以结合自身特点，采用分类计费方式，设立自己的专网，并建立公用电信网，满足计费工作具体需要。

2.2在信息管理的应用。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运营发展，离不开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这是一种趋势和必然。在信息管理过程中，计算机有着显著特点和优势，建立数据信息系统进行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全面掌握系统的相关信息，促进管理工作效率提高。同时，办公自动化和远程办公系统出现，也给信息管理带来加大的便利，满足人们日常工作需要，降低工作人员劳动强度，方便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提高办公质量和效率，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也愈加广泛。

2.3在自动查号的应用。在自动查号也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最为常见的是长途电话局、短途市话局，这些都采用计算机自动查号方式，不仅方便快捷，而且准确，能有效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带给人们通讯的便利[2]。

2.4在数据管理的应用。数据管理也离不开计算机技术，为通讯工作带来极大便利。例如，为用户提供统计功能，更新数据，修改用户密码等，这些都是数据管理功能的具体应用。进行系统规划和开发过程中，可以对通讯部门的数据进行有效管理，便于用户及时掌握相关数据情况，为系统使用和更新升级创造便利。

三、计算机技术在通讯领域的应用前景

随着社会进步，科研攻关力度增强，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不断更新和完善，通讯设备进一步发展，新技术和新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计算机将在整个通讯领域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目前人们常说的信息高速公路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大容量光纤通讯技术融合的产物，它能同时传递文字、图片、音频、视频资料，比数控信息传递系统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其综合性能更优，也更加便利了人们日常生活。因此，今后应该加大科研和技术攻关力度，不断改进技术，完善通讯系统，促进二者有效融合，从而取得更好的效果，给人们生活和工作带来更大的方便。

四、结束语

在整个通讯领域，计算机技术满足实际工作需要，其应用越来越广泛，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将计算机技术融入通讯领域，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构建统一、高速、高效的通信网络环境，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高速数据网和多媒体通讯技术。应该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顺应这种趋势，推动计算机技术在通讯领域得到更好应用。

参考文献

[1]李培智.试论计算机技术在通信中的应用[J].东方青年·教师,2013(5):17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