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论文第1篇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着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着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着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2、民族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是由西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①人和夏尔巴人，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从语言到婚丧嫁聚，从信仰节日到衣食住行，在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西藏民俗文化表现出的民族性特征，又与其地域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藏族主要居住于雪域高原，而门巴族、珞巴族、＠①人和夏尔巴人无一例外生活于喜巴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的广大地域。

藏族是西藏高原的主体民族，从分布地域和人口数量看都占绝对优势。藏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她的建筑、医学、天文历算、宗教典籍、文学艺术、歌舞戏剧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藏民族的民俗文化恢宏博大，在西藏民俗文化系统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门巴族和珞巴族也是西藏高原的远古居民，他们的族称源于其居住地“门隅”和“珞瑜”。在古藏文文献和碑铭石刻中，有对“门”和“珞”的记载。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公盟碑》记载了“门”听命于吐蕃的内容：“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P43)这是藏文文献中对“门”的最早记载。藏族着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指出：“‘门’这个词，在藏文中指地势低凹，山谷狭窄，被浓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之地”，并考证：“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界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包括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在西藏的历史上，以上地区的总名称就叫‘门隅’。居住和生息在那里的人们，被称作‘门巴’（包括珞巴人）。”(P1)敦煌吐蕃文献中有对“珞”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三条有如下记述：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二年，壬子，公元65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P101、207)这是关于“珞”的最早记载。

后期的藏史典籍也多次记载了“门”和“珞”的情况。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在讲述松赞干布的事迹时记载道：“将南面的‘珞’、‘门’，西面香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P32)藏族学者巴卧·祖拉陈瓦于1564年所着的《贤者喜宴》一书，除有与《红史》相同的记载外，还具体描述了“门”人和“珞”人的生活情形：“……食不种自收之谷，以树叶为衣，好似动物住在森林里，如同‘珞’和‘门’人遍布藏区。”(P155)这些史料说明，门巴和珞巴是自古就生息、繁衍于西藏高原的土着居民。

门巴族生活的门隅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北依藏区，东连珞瑜，南抵印度，西邻不丹，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这里自北部海拔4000多米逐渐向南降至海拔1000米左右，形成了一个由北向南倾斜的低地。门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门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瑜位于门隅以东、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珞巴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珞巴族生活的上珞瑜墨脱地区，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锛、石凿和石纺轮等磨制石器，说明远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珞巴人就是喜马拉雅山林的主人。珞瑜地区山高林密，峡谷纵横，交通险阻，与外界联系极为困难。珞巴族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部落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辅之以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工具极为落后，以木质工具为主，铁器很少。其社会发展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珞巴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生成的土壤，决定了珞巴族民俗文化古朴、拙野的风貌。珞巴族民俗文化在西藏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许多民俗现象还带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

＠①人和夏尔巴人也是世居西藏高原的古老居民。＠①人分布在西藏高原东南部察隅一带的额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其境东接缅甸，南抵印度，西邻珞瑜，北依藏区。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其地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①人同珞巴族关系密切，其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与珞巴族很相似，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夏尔巴人居住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口岸和定结县陈塘一带，目前多数人生活于中尼边境和尼泊尔东北部。夏尔巴人古代曾居住在西藏东部，后迁徙至现境生活至今。夏尔巴人的文化同藏族文化关系密切，民俗文化受藏族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夏尔巴人的民俗文化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西藏各民族创造的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元整一斑斓多姿的西藏民俗文化。

3、互融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的互融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改造融合方面。

西藏这片广大的地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孤岛。从地理位置看，西藏地处亚洲腹地，是东亚、南亚和中亚的连接带和枢纽。从文化地域看，又处于东方文化、南亚文化和中西亚文化相接触、撞击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西藏就同周边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遗存文化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西藏文明便与黄河流域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铁柄铜镜，据研究可能来自中亚或南亚，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西藏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文化交往，(P216)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以后，西藏同周边民族地区尤其是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进一步扩大。印度、尼泊尔佛教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建筑、工艺、医学、历算等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吸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造融合的过程，在吸收的新文化中不断注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对外来文化经过选择和取舍而融入本土文化结构中。因此，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始终未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成为独树一帜的高原文化。

其次，表现在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融上。西藏各民族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这一地域范围，彼此间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藏、门、珞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门巴族有《三兄弟河》的传说，珞巴族有《阿巴达尼和阿巴达珞》的神话，＠①人有《阿加尼》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西藏境内的藏、门、珞、＠①人祖先是同胞兄弟，反映了西藏各民族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对同一血缘祖先的认同心理。在西藏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藏族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较大，门巴族和夏尔巴人的文化便较多地受到了藏族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藏族文化的色彩。然而，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彼此的文化相互产生影响、互融和渗透。就门、藏文化交流而言，门巴族文化也曾对藏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第六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仓央嘉措情歌》便是门、藏人民共同喜爱的艺苑奇葩，是门、藏文化交流的结晶。

再次，表现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融。

宗教，在传统西藏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对西藏民俗文化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繁多的宗教节日与仪式，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祈祷、转经等活动，婚丧嫁娶中的种种繁缛礼俗，无不带有宗教影响的深深印迹。

然而，西藏民俗文化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一面，表现出宗教与世俗互融统一的特征。就物质民俗而言，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从事的活动是最现实最功利的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只是手段，使庄稼丰产、吃饱穿暖、出行平安才是目的。在社会和人生礼仪习俗领域，婚、育、丧等活动中有较多的与宗教相关的仪式，但其目的仍是关注生者的幸福与平安，或让死者早日转生找到理想的归宿。节日活动中人们虔诚地瞻佛拜神，观看宗教戏剧表演，有着神圣庄严的一面。同时，人们举行和参加节庆活动主要是追求欢乐和愉悦，节日活动中的歌舞、摔跤、射箭等游艺竞技活动更是以追求娱乐为目的。西藏民俗文化有着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互融统一，神圣性与娱乐性的互融统一的特点。

4、时代性特征

民俗文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俗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任何民俗文化现象都积淀和融铸着该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状况。民俗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史上，卡若文化、吐蕃文化和封建农奴制文化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在当代，西藏民俗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明显。随着西藏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于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节日游艺，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变迁与历史进步。

三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西藏民俗文化，表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西藏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是西藏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西藏高原，自然环境极为严酷。或冰天雪地、高寒缺氧，或峡谷纵横、山高路险。在这样一个近乎生命禁区的严酷自然环境中，西藏各族人民以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灿烂文化。在洪荒远古时代，食物极为匮乏，先民们或采集或狩猎，后又驯养牦牛绵羊，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狩猎、耕种缺乏工具，先民们以石以骨以木为器，一步步创造着人类的古老文明。地震、冰雹、洪水、瘟疫等天灾，攻伐、争斗、杀戮等****，虽然给高原人带来过种种磨难，但人们仍一以贯之，不屈不挠地顽强生存了下来。经过长达数千年的不懈奋斗，雪域高原上出现了巍然耸峙的雍布拉康、布达拉宫和金碧辉煌的佛堂庙宇。还有汗牛充栋的典籍，独具特色的藏医，瑰丽多姿的艺术，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正是高原人那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才有了如此辉煌的西藏文化的伟大创造。这种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今天仍是建设新西藏，开创新生活的动力源泉。

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来自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磨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助，惟有力量、勇敢、坚毅与自强不息，才能维系生命的延续和保证民族的发展。因而，崇尚雄健、力量和勇敢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倾向。正是由于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环境的艰难，以及与这一特殊环境相伴相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才造就了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

跑马射箭是藏族人普遍喜爱的体育竞技活动，是藏民族勇敢、强悍民族性格的形象表现。赛马场上，一队队骁勇强健的骑手激烈角逐，斗勇斗智，优胜者会受到人们英雄般的崇拜。藏族男子腰挎长刀，头缠色线，身着藏袍，衣饰上缀以虎皮豹皮，处处显现出男子汉的英武阳刚之气。而珞巴族男子头戴熊皮盔帽，身挎弓箭，腰插砍刀，男女饰物均用虎、豹、熊、鹰等猛兽猛禽的爪、牙、骨和羽作装饰。在居室的屋檐和墙壁上吊挂一排排兽角兽头，这也是对力量和勇敢的崇尚和夸耀。＠①人亦如此，挽弓佩刀，喜用兽角、牛头作饰。从衣饰、居住、游艺等民俗形式和活动中无不表现出西藏各族人民刚强、豪放的民族性格。

诚信无私是西藏各民族普遍信守的道德原则，也是人们关于人格美的评价标准。人们以诚实为美，推崇公正无私，待人诚恳热情，极为重视友谊。这些道德原则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与自然原因，与人们所处的人地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当人还不足以取得对自然的支配地位时，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只有公正无私、真诚信任，才能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从而为氏族、部落和民族的发展谋得利益。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个人离开了群体就等于死亡，集体力量的扩大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的胜利。因而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有着对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古老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和原始民主培育了人们诚挚的无私的心灵，也强化了对朋友的友谊。这些古老的道德原则世世代代为人们所承继下来，已成为一种传统美德受到人们的信守和珍视。

诚信、无私与重视友谊在西藏民俗文化中有着鲜明的表现。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择偶和交友时将诚实和正直作为一条重要标准。到藏族家做客，无论是否相识，主人都会捧出甘醇的青稞酒和浓香的酥油茶热情款待。与藏族交友，他们可以掏出一颗诚挚的心，愿为你付出一切。当你到珞巴族、门巴族和＠①人居住的喜巴拉雅山区游行，会在路旁沟畔见到一些装有物品的背篓就地摆放，背篓上压有石块或木棍，表示这是“有主之物”，任何人都不会去触动这些已有主人的东西。珞巴族谚语云：“不捡不是自己分内的东西，不收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珞巴族热情好客，家中来了客人，主人会倾其所有招待，客人吃喝越多主人越高兴。一些部落的待客习俗尤为别致：宾客至，主人热情迎至客房，取来酒、肉、菜，由客人自行杀猪宰鸡饮酒，视同家人，给朋友以最大的信任。西藏各族人民对朋友、对客人无不是真诚相待，诚信无欺。

当代社会生活，日新月异。西藏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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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论文第2篇

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2处，部级、省级、市级代表性传承人73人[1]。这些具有浓郁胶东民俗特色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于胶东大地，承载着先辈的情感，体现了具有胶东特色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烟台市民俗博物馆于2012年11月16日正式对外开放，民俗博物馆的建立正值全国上下弘扬地域民俗文化之时，为胶东文化的复兴与繁荣昌盛贡献了力量。烟台市民俗博物馆的馆址设在福建会馆内，福建会馆又称天后行宫，由福建船帮商贾集资而建，自1884年(清光绪十年)动工，至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建成，前后耗时二十二载，时称“鲁东第一工程”，是一座供奉海神娘娘（天后圣母）的具有典型的闽南风格的古建筑。福建会馆是一座雕刻艺术殿堂，雕刻的花、鸟、人物就有1000多幅，栩栩如生，堪称建筑艺术宝库中难得的精品。1958年，福建会馆被辟为烟台市博物馆，北门上方石匾馆名为郭沫若手书。1996年，福建会馆被国务院公布为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烟台市民俗博物馆在此建立，福建会馆不仅仅作为传承妈祖文化之庙宇，也将作为一座民俗博物馆为向世人展开一扇展示胶东民俗之门。

二、民俗博物馆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对于传承与弘扬地方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民俗博物馆与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不同，民俗文物与传统博物馆中的器物也具有本质区别，因此民俗博物馆在传统意义上的展陈文物的同时，除其所具有的展示的功能外，也兼具保护和传承地方民俗文化的功用。

（一）民俗博物馆在展示与传承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文化与已经文字化、实体化的文化样式不同，它具有活态性，与人和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如高丙中所言：“文化是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是一定人群所共享的，同时，这一特指的文化具有成为共同体全体享有的倾向和可能性，恰恰是这种可能性使文化不像那些私有性的事物一样因为占有的人越多而使每个人的占有份额越少，相反，它会因为享有的人越多而越有价值，越受到尊崇。[2]”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对于展示和弘扬地方民俗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文化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这些平时他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传承传统的民俗文化，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作用力，影响更多的人，成为一种公共文化体系，这便是民俗博物馆在展示和传承民俗文化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烟台民俗博物馆的“烟台近代家居陈列”为例，其分别展示了封建官僚家庭、买办家庭、文人家庭和普通百姓家庭四个代表性家居陈设。使得观众可从中领略或奢华优雅或质朴纯粹的烟台民俗文化，体味不同阶层民俗生活的丰富内涵，从各个家庭的家居生活中窥见烟台开埠后多元文化并存之民俗风貌，从民俗文化中领略老烟台的公共文化生活，感受烟台作为中国北方最早开埠的城市，在历经近现代历史的浸染后所具有的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情景。

（二）民俗博物馆在宣传与保护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博物馆承载着地域社会内民俗文化的宣传与保护功能，民俗文化具有活态传承的特点，因此民俗博物馆中展示的民俗文化也具有其独有的特质，民俗博物馆力求将民俗文化的动态展现出来，通过丰富的展陈手法，将地域社会内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通过再现与还原的形式展示出来，将民俗文化的活态呈现在观众的面前。通过适合民俗文化的展陈方式，民俗博物馆在宣传和保护地方文化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老百姓们对于自己生活中的民俗事项司空见惯了，而将这些民俗还原于生活，通过展览的形式集中体现出来，能够起到唤起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记忆，宣传和保护地方民俗文化的功能。以烟台民俗博物馆的妈祖文化陈列为例，该展览展示了北方区域中独具特色的妈祖文化，妈祖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形式，在沿海地区民众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财富，其承载着丰富的民众精神需求，该陈列推陈出新展出妈祖相关民俗文物十余件，并通过形象生动的展陈设计，将妈祖信仰这一民间信仰呈现给观众，从妈祖由来，湄洲神女的传说故事开始，将妈祖历朝历代受到叠奖褒封的情况以及有关妈祖的民间传说故事展现出来，通过电子翻书等高科技手段，打造了一个民俗文化视觉的盛宴。

三、民俗文化繁荣背景下的民俗博物馆发展创新

民俗文化论文第3篇

关键词：城市民俗文化 农村民俗文化 差异 整合

民俗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创造并享用的对象，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具有实在的功能，满足着主体的需要。从乡村到市镇、再到都市，是人口流动、聚集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结果，它们各自的民俗文化形态正是不同空间下主体的阶段性需要的表达。“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作为民俗空间类型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其研究既是人的研究，也是社会的研究。

一、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不同的社会结构是产生不同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质的差异，即在于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带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城市自兴起的那个时刻起，其社会结构就与农村有着极大的不同，城市的出现被视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这种文明的表现首先在于地缘关系打破和替代了农村所存在的浓厚的血缘关系，从而使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促使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所谓民俗文化背景，是指民俗民俗文化在其滋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基础条件及文化氛围[1]。虽然农村民俗文化也受到文化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但是与城市民俗文化相比，能够对城市民俗文化起到影响和制约的因素，要比农村民俗文化的范围广阔的多。

1.农村与城市的经济方式不同

农村以农、林、牧、副、渔为业，其生产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城市汇聚着工商百业，依靠资金、手艺、交换、时局而发展。乡村经济虽是旧时的经济支柱，但易受地形、气候、水源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乡村远离政治中心，因此，它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城市的行业生产能超越地理因素的束缚，成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以上层社会和市民阶层的需求而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领有主导的地位。

2.农村与城市的人口特征不同

农村的主体是农民，他们的人口构成较为单一，大多以血缘村落相聚居，并依赖祠堂、族谱、族规、族长而凝聚成宗亲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主要从事田间的体力劳动。城市的主体是市民，他们多为迁徙之徒，先后来自八方的乡野，具有多族源、多姓氏的特征，并且相互杂居于空间狭窄的街巷之中，各干其业，经长期相处、磨合，逐渐褪去原先的地方色调，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城市的居民因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广闻博见，相对农民来说，构成了文化素质稍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因为各个地方的不同人员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文化，不同于其以前生活环境中的民俗，并很快适应其中。

3.农村与城市的语言应用不同

农村的语言应用一般取方言土音，常用俚语俗称，少见新词新语，地方性特色突出，村民间的口头语言彼此雷同，反映出他们生活的群体感强，而个性化弱。城市的语言应用因市民八方汇聚而五音混杂，一般为下层多地区方言的纷呈和上层官话的并用，并逐渐混成新的城市语言。相对乡村语言，城市语言因阶层、行业、教育、交际等情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且语词丰富，新语迭出，包容着丰富而鲜活的社会生活信息。

三、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

由于历史的时间原因和地理的空间原因，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有的乡土农业文化和都市工业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异质并存，体制原因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2]，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在这些文化土壤上根植出各自的社会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体系。城乡两种文化心态的总体差异，比如在政治心理方面，乡村是圣贤期待心理占优势，而在城市则是独立自主意识占优势。不同代际之间的社会心理差异，如乡村社会第一代人表现为苦难的忍耐和听天由命，而城市社会的人则表现为解放的追求和艰苦创业；如对第二代人的比较：以食为天、故土难移与忍辱负重、游离谋生；对第三代人的比较：压抑的变态欢愉与新生的困惑奋起；对第四代人的比较：不畏天命的发财意识与自觉平庸的享乐主义。

四、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的整合

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在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整合的趋势。

1.城镇化的发展决定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整合的趋势

近年来，由于高速公路的连通、行政区划的调整、卫星城镇的建设、经济开发区和保税区的建立、郊外大学城的发展、一小时都市圈的规划等，加快了都市化的进程，确立了大都市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2]。

2.民族精神的一致性加速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乡民、市民同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继承着共同的民族精神。这就是：爱乡爱国、团结统一、平和勤劳、自强不息、入世乐生、包容天地。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属于民族的整体，它超越地域、城乡、阶层、职业的限制，促进了内部的文化认同与民俗传习。

3.“移风易俗”的倡导与推进将最终推动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移风易俗”的概念，并把“移风易俗”看作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司马迁则主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注意到时空变化对风俗的必然要求，体现出锐意进取的务实精神。“移风易俗”既有伦理道德的要求，又有时空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

在城镇化、市场化、知识化、现代化的驱动下，城乡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层面，更反映在精神观念的层面。城乡之间确实存在着观念的互感，并从深层推动着城乡民俗的整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当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处于同一水平之时，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这两条轨迹便会融为一体，变成一条轨迹，从而构成华夏民俗板块，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历史使然，但也许会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完成。

参考文献：

民俗文化论文第4篇

刘晖在《旅游民族学》中以案例的形式展现了甘肃夏河拉卜楞寺社会环境的世俗化现象，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例如拉卜楞寺晒佛节等传统宗教节日的娱乐性、程序性增强而宗教性与神秘性减弱。徐赣丽在《《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一书中描写了龙脊地区壮瑶民族文化在旅游经济开发中的经济化与商品化现状，壮瑶族好客敬酒的传统异化为一种挣取小费的方式、农家乐为主要模式的农家旅馆对经济利益的计算使得传统壮瑶房屋家庭的内部结构失去祖先崇拜的神圣性。

两者的矛盾不能仅仅从商品市场中法律法规缺失等制度层面着手而须深入到现代性的内部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帕森斯看来现代社会(帕氏以美国社会为现代社会的典型)是宗教、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相互分化的社会。相应的，在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中，彼此分化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以各自的价值世界明证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分化出来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的标准，用他的话来说即是有不同的“有效性宣称”。具体而言，经济行动以工具理性为行动准则并以经济目的作为行动依归，社会领域则以整合作为价值选择而文化则更强调艺术的美学与情感价值。这些具有各自有效性宣称的价值序列正如所韦伯指出的处在无可消解的冲突之中，“不同的神祠在相互争斗，毫无疑问地永远在争斗”［2］。具体到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命题中，少数民族民俗旅游开发是以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作为市场交换的对象，形成集群化的旅游产业链来发展当地经济，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从而摆脱贫困状态。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然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则是少数民族与族群、生态自然环境以及宇宙世界的长期相互关联与思考建构的产物，具有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涵的双重架构，而尤以文化所体现的精神价值观最为关键，象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同时也是维持本民族族群认同的标志。从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观之，少数民族文化本质上是一整套文化与社会的实践体系与象征系统。另一方面，现代性又表现为经济中心主义的一元论价值主张。韦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因形式理性的法学思想、市民城市的兴起以及新教伦理特殊的宗教救赎观等原因造就了一个“除魅”的理性化世界，新教的救赎“预选”说断绝了天主教教会作为救赎确证的可能性，主张将个人世俗社会的经济成就作为救赎的确证，确立起了经济成就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新教伦理一方面促成了资本主义理性的经济行动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使得韦伯的经济行动被宗教伦理所限制避免了经济行动纯粹低级化为经济的营利欲。但是正如贝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渐摆脱了宗教禁欲对世俗经济行动的伦理监控，“经济冲动力”不断冲击“宗教冲动力”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经济的霸权，取得了相应于社会与文化系统的独占地位，从而将文化与社会作为观照和开发的对象。而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发视野下则表现为将文化作为开发营利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践行的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逻辑在顶层设计上确立了经济开发与经济效益的“霸权”地位，合法化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开发行为。这也直接导致将少数民族的仪式节日、民族服装等文化因子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加以开发甚至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出现所谓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逆转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怪相。这种开发模式似乎类似于莫斯式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体系。其实不然，两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莫斯的“总体性社会”背后是一个未分化的整体性的意义世界，而当前的经济实践强调的是经济世界的主导，将文化社会系统纳入到经济发展话语当中。

现代性的多元主义与经济中心主义两个面向彼此冲突，相互矛盾:一方面，现代性展现为价值多元主义，经济、社会与文化各领域之间的彼此分化、相互分野并各有相应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有效性宣称;另一方面，现代性的经济中心主义则又强调经济价值的主导作用，并以经济观照社会与文化领域，不断削弱社会与文化系统价值宣称的合法性。实践中，现代性两个面向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冲突直接表现在民族地区的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因为文化系统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有效性宣称要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重点是如何维护文化系统的本真意义，而另一方面旅游开发项目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所以必然将导致文化世界精神内涵的逐渐丧失与文化的世俗化、经济利益化。本文所论及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就只是现代性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

作者:刘涛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民俗文化论文第5篇

鄂南的赤壁，嘉鱼一带，以种植水稻、棉花为主，讲究勤耕作、多施肥、常除草、兴水利。而通山一带则多为山区，种植麦、薯、豆，具有“刀耕火种”粗狂型的生产遗风。鄂南林木茂盛，盛产楠竹、茶叶、桂花等经济作物。民间与劳作耕种相关的民间习俗非常之多，在《湖北民俗志》中记载就上百种。赤壁羊楼洞的茶叶，更是远销我国北方、外蒙古和俄国，也从海路运销日本、西欧。衣食住行，是民间习俗中丰富的篇章。

（一）厅堂类家具陈设鄂南地处江南，民间建房注重选址和朝向，传统村落遵循“枕山、环水、面屏”的理想模式，民间俗有“坐北朝南屋，子孙后代享清福”之说。鄂南一带依山就势，靠近泉水，建筑形制多为封闭天井式小合院。不同房屋有不同用场，建筑无论大小，均可分为堂屋、睡房、厨房、杂屋等，并讲究尊卑秩序。通城一带视正房为尊，由家长居住，晚辈则住偏房。堂屋是起居会客和礼仪的综合功能空间，具有规矩、严肃，又有一定的文化和生活气氛。自古以来，中国人向以能居高堂敞屋为荣耀和理想，即所谓“堂之制，宜宏敞精丽”。鄂南传统民居中可以窥见这样的居住理想，但是，相对于祠堂的厅堂类陈设，居住类厅堂陈设有相对秀气的尺度比例，小家碧玉式的精雕细琢，并且有三方面的特点。其一，陈列讲究规范化的对称性以及长幼尊卑的秩序性。堂屋的设计往往采用对称式的布置方式，堂屋家具陈设的中心是靠墙的翘头案，案前方八仙桌，桌两侧则配圈椅、扶手椅或太师椅。太师椅一般都成对放在厅堂正中，中间会搁置方几，高度与太师椅的扶手大致相近，用来摆放杯盘和茶具，也有两侧依次排列的满堂陈设，一般是四几八椅，表现出厅堂空间的严肃与传统尊卑礼仪的秩序性。其二，多功能灵活性和实用性。鄂南的传统民居建筑平面布局，以天井为中心展开，在面阔方向上一般为三开间或是五开间，甚至达到七开间。纵向延伸通常为两至五个天井。因此，厅堂处于中轴线上，是面相天井的半开放式空间。龙潭乡三班口村一位近八十岁老人讲述，过去房屋一间连着一间，俗有“下雨天串门不湿鞋”一说，而且厅堂往往是最为热闹的场所。厅堂成了半室外的家庭公共空间，是家庭生活中心。部分厅堂也兼具祭祀功能，具备与家族祠堂相同或相近的功能，会有一些临时性的陈设布置。如厅堂中间的八仙桌，是一件多用途的家具，包括拜祭时摆放食物，祭品；一家人围坐用膳、与亲朋好友宴聚、下棋，孩子们用作书桌；有什么室内外活动，可以凑合着使用。这样的方桌，一直到今天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鄂南传统的古老民居中或是重修的传统住宅里，靠墙或者居中摆放，软木材质，虽然沉重，但是十分方便。鄂南博物馆藏有一特别的清代古茶架，据说也是摆放在厅堂空间中。体现了鄂南茶文化的生活民俗。茶架高1.5米左右，摆放在厅堂空间。茶架带有储物功能的抽屉，上面可搁置茶叶及茶具，中间段为木质茶壶，每一个部件进行精雕细琢，结构兼做装饰，非常实用。（图3）其三，雕刻工艺或精湛或略显拙朴的，题材丰富，兼容并蓄又有自己本地的特色的一面。如出现在厅堂陈设中的扶手椅有官帽椅和太师椅，在秉承明清家具风格的基础上，更具有简洁朴素，淳朴实用之风。鄂南地区出现的太师椅有整屏式与三屏式（椅背多为山字形对称格局，中间高两侧低，扶手从高到低）两种，靠背上的图案大多为“文戏武打”人物，也有雕刻文字图案，扶手雕刻则以植物纹样居多，也出现有草纹龙图案，浮雕兼透雕，层次分明，寓意多样。材质上相对而言基本都是本土生长的软木居多。因为在实际的调研走访中，很难见到名贵的硬木材质的陈设。硬质木材的家具陈设如紫檀、红木、花梨木等在通山博物馆和咸宁博物馆中都有收藏。

（二）厨房类陈设厨房的陈设与鄂南的饮食民俗相得益彰。鄂南民居中的厨房陈设，最典型的为灶台。这些灶台基本上是由农村的泥瓦匠，用田里的泥土烧制。通山湄港村古民居中的厨房灶台，临窗而设，灶台设置两口大锅，中间会搁置一个小的铁罐，用来烧水，做饭可以有热水，节约柴火，一举两得。厨房中往往还会有一个小火堆，靠墙而置，从房梁上掉下来一个竹制挂钩，可上下调节高度，设计十分便利，上面挂上煲汤的铁罐，或是水壶之类，不设置烟囱，煲汤或烤火的同时，柴火烟可以直接熏墙上挂满的腊制品。在另外一面墙上，往往会摆放水缸及碗橱（高脚），碗橱有竹制和木质两种，上部开门，下部移门，或者也有开门。有的为了避免碗橱受潮或是为了更好的采光的原因，被靠墙挂起来，与现在的西式厨房的吊柜一般。

（三）卧室类陈设鄂南地区的卧室类陈设具有江南民居陈设的普遍特点。卧室内的家具陈设有床榻，衣架，盆架、镜台、箱、柜和梳妆桌，并且多为新娘嫁过来的陪嫁物品。如红木四柱架子床，迎面门罩上雕有葫芦藤蔓，蝙蝠等图案，寓意多子多福，透雕图案之间还镶嵌有镜子，局部镶嵌大理石。其余三面围栏为细木攒接，形成各种灵芝纹的几何图案。架子床可以围合帐幔，顶部可以遮挡灰尘。还有拔步床。装饰繁简不一，雕镂，图形纹样具有吉祥内蕴和地方特色。来自通山县的一个洗脸架，朱漆雕花描金，透雕为文戏人物，实雕为花鸟走兽，四条柱脚是四龙含珠。鄂南博物馆的卧室场景中摆放有半圆桌，两张半圆桌拼成一张圆桌。实际上，半圆桌在晚清时期也在书房，厅堂空间中使用。半圆桌的牙条、腿部以螺钿嵌出美丽的纹饰，直腿，腿间有罗锅枨。造型华丽美观，高雅大方。半圆桌是江南传统的桌子类型，摆放于卧室床前，配合绣墩等使用，也可靠墙使用，桌面摆放工艺品、花瓶等。鄂南与安徽，江苏等地的陈设上有着一定的类似关联。但是在鄂南普通民居中厢房面积较小，靠墙搁置架子床后，只能在旁边靠墙加上方形八仙桌，另一面墙上则放置衣柜、箱等收纳家具。

（四）刺绣类生活用品陈设鄂南刺绣做工精巧、表现力丰富且立体感强，集中体现着“吴头楚尾”独特的民俗风情。刺绣的图案题材广泛，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所见的山水、动植物，几何图纹、花草瓜果、鸟兽虫鱼及人物等，经过夸张和概括的手法，手法多种多样，形成了特殊的装饰格调，多寓意吉祥喜庆、幸福美满、福寿平安和生活情趣。同时还赋予物体美好的想象意境，如绣花，象征美的事物和少女；绣鸟，象征自由和快乐；绣鱼，象征子孙繁衍;绣石榴，象征儿孙兴旺；绣寿字，象征幸福无边等。“喜鹊登梅”和“仙桃彩蝶”是民间最常见的图案。

二、鄂南婚嫁民俗影响下的传统陈设

鄂南民间传统婚俗具有喜庆、古朴和重礼的特点。湖北乡民大都沿袭了中原汉族的主要民俗，而鄂南在吸纳了周边地区相关风俗的同时，在某些方面更为复杂，融入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例如对待儿女婚事上，从议婚、订婚直至迎娶新人，相沿成习而又不可缺少的仪式竟达二三十种。在婚俗上重礼节的特点，产生了许多相应的嫁妆类陈设会摆放在家中。许多嫁妆属于地方特产，嫁妆一般是生活器具，如床、柜、台、箱、凳、桌、椅，桶、盆、盘，还有一些床上用品、衣服首饰、杯子等。诸多生活用具类嫁妆体现了母家对出嫁女的关怀，消除对新家庭的陌生感。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嫁妆的奢华与否，也体现出新妇的经济地位，起到身份认证的作用。这些嫁妆一代代相传下来，如今已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笔者在鄂南一些乡镇调研中发现，一些古民居当中，依然有居住的老人，家里还留存着代代相传下来的嫁妆。其样式有的简约古朴，稍作纹饰雕刻，简练不繁琐。纹样大多为吉祥寓意，做漆饰处理。在咸宁市博物馆内，藏有许多当地的传统嫁妆类陈设。如清代贴梗匣，是联姻时，放置女方“草八字”的匣子，用于与男方合相，在婚庆民俗中是不可少的陈设物件。贴梗匣通体刷红漆，正面外拉的一对小门上雕有“福在眼前”的精美木雕图案，表面描金处理，装饰效果非常喜庆，匣子其余几方都是素板，呈现出民间朴素的一面。由于对婚俗中的茶俗礼仪的重视，茶壶也是重要的陈设艺术品了。鄂南每家每户基本都有瓷器茶壶，其中属珊瑚红描金茶壶色泽最为喜庆。能够在家中摆放瓷器的，都是经济地位较好的大户人家。诸如珊瑚红描金茶壶、珊瑚红描金耳尊、描金西瓜罐、四系盖罐等瓷器，伴随着嫁妆一起置办，摆放在家中，实用的同时增添喜庆，彰显地位。（图4）雕花礼担，是鄂南婚俗中下聘礼时放置鱼、肉、糖等聘礼的礼担，上面会披上红布，方些柏枝、红枣、桂圆、花生等吉祥物，贴鲜红双喜字送上。礼担一般是木作，鄂南因为生产竹子，传统的礼担也有用竹子工艺制作，体现了鄂南当地手工艺人就地取材，因材质用的民风，充满了鄂南乡情特色。抬盒，也是装礼品的木盒子，用来装新娘出嫁时准备的穿戴、铺垫、金银首饰、箱笼杯盖等妆奁。抬盒越多、越显富有。抬盒一般是木质深棕红，高一米左右，底部是个带框的大盘子，四周有围栏。抬盒的围栏及横梁都雕有图案，如“龙凤呈祥”，“榴开百子”“琴棋书画”“喜上眉梢”等，雕刻手法以透雕和浮雕为主，雕工精细，横梁左右两侧有圆孔，孔的周围也进行团花的雕刻纹样，抬杠从中间穿过，供前后两个人抬。（图5）

三、结语

民俗文化论文第6篇

关键词：武术文化； 民俗； 俗文化

1.前言

中国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就是在这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武术文化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整合了中国的优秀文化，源远流长，曾经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经历过辉煌。它起始于民间生活，有和中国其它传统文化一样的民俗特性，在其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与社会风俗习惯、民俗事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2.武术文化的阐述

2.1文化的概述

“文化”一词的内涵相当丰富，它是中国语言体系中古已有之的词汇。经过长期的发展，人类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它的内涵和外延性差异甚大，所以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作“大文化”；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作“小文化”。[1]

2.2武术文化的概述

从文化概念的广义与狭义角度的区别来看，武术文化是属于狭义文化的范畴。但是武术文化的概念究竟应该如何表述，武术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要对武术文化进行系统的探讨时，就必须弄清楚武术文化的概念，否则就无法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推理与论证，更无法对这个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就算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也难免会在论述的意思上出现错误的表达。

要明确武术文化的概念，首先需要弄清的就是武术与武术文化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在探讨武术文化时都会把这两者搞混。《武术与武术文化》中把武术文化概述为：武术文化是以技击技术为核心，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包括与武技密切相关的器物、传承形式和民俗，以及由他们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共同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武术概论》中把武术的概念表述为：武术是以具有攻防特点的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练习和对抗性练习为运动形式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 从以上两个概念中可以看出，武术文化所涉及的内容要比武术的内容多，武术文化不仅包括武术中技击运动的表现形式还包括身体运动以外的一些思想精神和民俗事象，以及与武术相关的文化现象和遗存等多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武术与武术文化不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而是不同层面的两个不同概念，二者之间是种属的关系，不能相互替代。

3.武术文化的民俗属性

民俗，扩展开来即是我们常说的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人民大众经长期的生活所形成的一种生活文化。民俗属性就是这种生活文化属性，它起源于人类群体生活的需要，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民俗的根本属性是模式化、类型化，并由此派生出许多其它属性，如集体性、传承性、地域性、广泛性、稳定性、历史性、阶层性、实用性和变异性等等。武术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不失会显现出其中的一些民俗特性。

3.1武术文化的历史性

中华武术文化的形成并非凭空产生的，它是根植于我们生活的土壤当中，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武术文化。据史料记载，最早的武术文化应该可以归宿到原始社会到殷周时期伴随人类文明的出现，那时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早期萌芽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空前发展并且战争连绵，促进了社会尚武之风，形成了色彩绚丽、丰富多彩的武术文化。到了汉朝武术著作大量出现，在文献方面促进了武术文化的传播。唐代创立了“武举制”，当时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使整个唐代都形成了一种重武之风。两宋时期随着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使得武术文化在城市中交流广泛。明清两代的武术文化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形势，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宣布废止武举制，武术从总体上退出了军事技术范畴，主要是以民间各类秘密结社的形式开展的，使武术才得以广泛的传播，从而使武术文化体系进一步健全。民国时期，在近代文化思潮影响下，武术开始趋向科学化、规范化，由原来的民间传统体育变为一项具有自己特色的近代体育项目。

由此可知，我国武术文化自人类文明出现的同时也随之出现，历经数千年的历史，经由衍生不息的华夏民族百姓的实践活动所传承着。在这期间的不同历史时期即出现过兴盛的现象，也曾被禁止而导致其传播受限，呈现出衰败现象，但都或多或少的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习练。由此可知，武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这样波澜起伏的命运而至今未衰，呈现出了其较强的历史性。

3.2武术文化的地域性

伟大的中华民族走过了5000多年的文明历程，在这片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的中华大地上，勤劳、智慧、勇敢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发展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受地理、气候、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各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就是这个道理。在长期农耕文明的背景下，中华民族重土轻迁，不同地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所以各个地方的民族文化也就有所不同。武术文化形态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所以武术文化和其它传统文化一样有不同的特征，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我国不同地区形成的不同武术流派。

受地理环境以及气候的影响，人的身体素质以及兴趣爱好都有所不同，所以我国东西南北的武术流派有着各自的特点。我国东部山东一带在宋时就有优秀的枪法流传，如杨妙贞的“八母梨花枪法”号称二十年天下无敌手，杨家枪也就在这一带流传，福建还流传张、朱二家枪法；西北人民则擅长棍术，如单头母子棍、双头条子棍、天奇棍、阴把棍等优秀棍法；南方的拳法多，动作紧凑且劲力充沛，如“南拳、洪拳、蔡李佛拳”等都传自南方；北方的腿法丰富，架势开展，快速有力，如“临清潭腿、少林潭腿、十路弹腿”等著名，所以有“南拳北腿，东枪西棍”之说法。

根据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出武术流派的分类都和地域有关，所以武术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地域性。这一特性使我国武术文化有较为丰富的内容，不至于其文化色彩显得过于单调，同时也使武术文化生命的延续不易被阻断，为它的传承性提供一定的依据。

3.3武术文化的传承性

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也是世界文化的财富，它的传承有与其它文化的共性，也有着自己特点。文化传承的本质是它的延续，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正是有赖于传承才得以至今仍不失其光辉灿烂的文化色彩。

从历史来看，武术文化的传承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物质性传承，另一种是非物质性传承。[2] 物质性传承集中在对武术习练时用到的实实在在的、无法随意改变的现实物品，如以文字形式的拳谱、器械和服饰等；非物质性传承不仅包括对传统武术技艺的传承，还包括在习练时形成的思想观点和文化风俗，如习练武术的感受、想法和经验等。

武术文化的传承方式不尽相同，有行为示范、言传身教和思想灌输等。它的传承途径也不止一种，有集体传承、个体传承、媒体传承和学校传承。集体传承是靠众多的武术爱好者们共同练习来影响社会其他成员的注意和参与，这种途径主要是靠行为示范的方式来传承的；个体传承则多是以师徒或家庭传承为主，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教学，但这种传承途径具有封闭性和选择性，在长期传承过程中容易失传；媒体传承和学校传承常通过大众媒介，如图书、报纸杂志、广播影视、网络视频等，以思想灌输和行为示范的方式把传统武术技术和武术文化传授给学生，目前学校教育的发展很快，以此传承武术文化是非常好的方法。

现如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重视，其中传统武术文化的保护是其重要的一部分。我国的武术文化正在面临一场深刻的现代化变革，我们必须要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找到一种协调方式，来处理好现代化与传统化之间的关系，既不拒绝现代化又要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继续把我国优秀的武术文化传承下去。

3.4武术文化的实用性

武术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有非常大的实用性。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在对外和对内的战争中武术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秦统一后武术在军事上的发展比较普遍，为当时的秦王朝提供了强大的防备力量。汉匈奴战争时期，帝王认识到国家政权时刻面临着威胁，所以他们对武术相当喜爱和重视，导致汉王朝对军事的依赖，并提倡军事和民间的尚武之风，所以武术文化的传播对当时社会稳定的维持有一定用作。到了唐朝、两宋和明清时期武术逐渐以不同的方式慢慢退出军事舞台，而在民间普遍的传播开来，形成了许多不同的门派，并服务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寻求精神的愉快。在民间出现的结社组织的具体活动中，武术的传播是他们联结友谊、武装贫苦民众的普遍方式。所以武术文化的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了不同的作用，且都在民众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效用。

3.5武术文化的变异性

我国武术文化所呈现的变异特点是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变化离不开的。二十世纪以来，武术的发展开始了转型，即从“传统武术”转向了“竞技武术”。所谓“传统武术”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内涵，同时具有强身健体、医疗和观赏等特色的民族传统运动项目；[3]人们则习惯于将建国后的以娱乐、表演、健身为特色，以更高、更难、更美、更新为发展方向的竞技武术套路和八十年代兴起的搏斗运动称为“竞技武术”。

我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磨练具有相当成熟和稳定的形态，但是到了近代，经过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它就大体转变为近代型文化了。其原因不是单方面的，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的确给我国传统文化一定的影响，之前中国传统文化虽然长期处在封闭的环境下，但它并不是顽固不化的，它也有自己内在的活力因素，当面对西方文化的涌来时，它也表现出了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一面，既没有完全拒绝，也没有全然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它们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和动力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

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型也必然会引起武术文化的变异，但武术文化的变异只是说武术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武术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变。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都还属于中国武术，竞技武术依然保留了传统武术中的动作外形，只是对其内容进一步规范化，更适合表演，更易于评测。可见我国武术文化具有一定的变异性，但不是完全的变异，而是在保留原有性质基础上的变异。

4 结论与建议

武术文化体系庞大复杂，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它也在或多或少的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武术文化有一定历史，也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在其文化的传承和变异过程中仍然保持了自身的特点，这就是其民俗特性。我们在学习武术文化时不仅要记住它的一般特征，也不能忽视其自身的民俗特点。武术文化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走自身的民族特色道路，当然可以借用目前竞技武术建立的基础，继续扩大传承和国际化交流，然后走多元化道路，让世界更深的认识我国的武术文化。同时民间武术文化遗产极为丰厚，武术本身就起源于民间，所以保护民间武术文化遗产对武术文化的民俗特性的保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为新时期的武术新文化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武术文化能在更新的变革中保持自身的生命力和民俗特征，并发扬光大。（作者单位：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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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云崖，牛爱军，虞定海.成都体育学院学报[J].传统武术的非物质性传承研究，2008，34（7）：54-57.

[3]孟庆袖.搏击武术科学[J].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之比较研究，2009，6（11）：6-8.

[4]温 力主编.武术与武术文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5]张耀庭主编.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

民俗文化论文第7篇

将民俗文化和旅游业结合到一起，能够有效刺激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这方面，由于一些旅游地区的政府过分追求经济利润的增长，去大量的破坏传统，追求商业化的效应，这种做法导致了很多民俗文化的资源遭到很严重的破坏，不再展现出其原有的原始性特征2。现如今的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深化，世界上的国家都紧密相连，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在经济的变革之下，世界文化也互相渗透，潜移默化当中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在不断变化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对我国民俗文化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一些民俗文化发生了改变，再也不复当年的味道。同时还要注意一点，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产物，具有神秘性的特点，目前有的地区完全照搬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对神秘性的特点形成了一定的破坏。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方面，由于民俗文化旅游是在近些年中刚刚兴起的旅游方式，很多人对其认识度不够，在开发过程中便体现出一定的问题。比如产品的形式过于单一化，缺少创新性。除了小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大多数民俗文化旅游地区无法将民俗文化全部为游客提供出来。除此之外，民俗文化旅游还缺少一定的市场营销战略，没有推出精品的产业，让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了代表性的意义。另外，民俗文化旅游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在民俗文化的保护方面。将民俗文化应用在旅游产业中，也是一项艺术，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处理好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但是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一些旅游地区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反而让传统的民俗文化体现出商业化的特点。甚至有些游客反映，曾经引以为傲的传统，如今也沦为庸俗的产物。另外，也没有了解清楚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主体的关系问题，完全忽视了民俗文化的“知识产权”，所有旅游地区的民俗文化大同小异，没有独特性3。

二、基于文化生态视角的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思路

民俗文化旅游属于层次比较高的生态文化旅游，需要全力去开发和发展。在今后推进民俗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要全面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以此来实现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在文化生态的视角下规划民俗文化旅游建设目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提前进行规划，规划是发展的基础保证。在推进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规划上，要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要处理好自然环境以及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让其全面、协调的发展。民俗文化的旅游要想规划完善，就要保证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在保证民俗文化生态资源完整的同时还要促进自然环境的发展。其次，还要处理好旅游资源的开发问题，让当地居民得到利益上的平衡4。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者这个角度上来看，既要考虑到开发旅游资源的利益性，也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市场经济的体制来促进旅游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对自然资源的合理控制下有效维护好民俗文化的完整。第三，还要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注意到生态教育的问题，通过民俗文化旅游来开发文化资源，平衡好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让我国的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升对文化生态平衡的保护力度。

（二）在文化生态视角下设计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旅游业除了能带动当地经济效益之外，还能带动其周边产业的发展，文化旅游产品就是周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好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就要分析好区域中的特点，基于文化生态的视角参与到民俗文化产品的开发中。针对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点，即使要开发旅游产品，也要加强对原生态景观的保护，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不管生态环境的效益；第二点，开发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也要注意到民俗文化中带有趣味性和观赏性的某个方面，努力营造出鲜明的民族气息氛围，让游客在这种鲜明的氛围中加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第三点，对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的开发，要结合每一个游客的思想意识，以便于能让每一个游客参与其中，强调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5。比如说在民俗文化旅游的活动中，可以增加一些民间的节日习俗，让游客感受到旅游地区和其生活的地方有着哪些差异性。旅游活动离不开衣食住行，其中吃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针对餐饮文化，也要给食物赋予鲜明的民族特点，比如在饮食过程中加入一些禁忌和礼仪等，在能表现民族的饮食文化的同时，还能加强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教育。民俗旅游的开发者还应该加强对于民间的文艺活动的开发，如剪纸、戏曲和歌舞等，既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意义，又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涵。

三、结论

民俗文化论文第8篇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三、结语

民俗文化论文第9篇

1.1科学化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环境都为现代科学技术及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科学进步极大改变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体育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湖北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在科学化方面步子缓慢。而在21世纪，随着高科技领域出现的更大突破，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人类的生活、对健康需求的方式、娱乐方式已渐渐多样化。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要在开展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展和深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加强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建立科学的长效保护和长远发展机制。

1.2规范化

对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而言，湖北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非常重要。我国历来对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工作十分重视，2003年启动了包括中华民俗体育文化在内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成立了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设立了中国民俗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近年更是连续了一系列的重要文件。我国政府把“政府主导”放在工作原则的首位，是符合国情的英明举措。土家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是土家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联结民族感情的纽带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重视和倡导、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除了必要的经济扶持外，政府可以在“正名”、引导、组织三个方面，为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1.3大众化

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来自于民间，属于大众，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离不开社会，也离不开大众自觉保护的意识。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是前提，专家的指导是科学行事的保证，民众的文化自觉是基础，要得到长远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最终还要依靠广大民众的力量。因此，在全社会开展宣传和普及教育活动就显得尤为重要。广泛发展社会教育，发挥出版、传媒、协会组织和群众文化事业机构的作用，向全社会进行宣传、展示等普及、推广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的工作。民俗体育正是我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具有活动内容丰富多彩、能够满足个性需要又具有大众化特点，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成为现代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补充。土家族民俗体育应随着现代人生存方式的转变，逐步向大众化方向发展。

1.4现代化

土家族的传统文化造就了特有的民俗体育，也促成了独特的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当代民俗体育的发展，应在继承中创新，在保护中开发。土家族民俗体育实现现代化，不仅是适应当今文化潮流的需要，也是发展湖北民俗体育特色文化的需要。现代化的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土家族民俗体育的内化，即在土家族这个特定的民族、地域文化和历史背景下进行文化构建重组，使自身向更高水平发展；二是与其他文化产生接触、碰撞，在不改变本质的前提下，吸收外来的文化营养，通过内在融合使土家族传统文化得以重构，达到现代化，使其更有价值。

1.5竞技化

传统民俗体育项目竞技化，并不是指完全西化。土家族民俗体育竞技化，是由传统的、单一的体育文化向多元化、现代化转型。民俗体育竞技化，有利于促进民俗体育的发展，激发大众参与激情，提高民俗体育项目技术。土家族民俗体育项目竞技化，也要在遵从民俗特性的基础上，加入竞技元素，使土家族民俗体育项目具有可比性，为其向国际化迈进，促进湖北民俗体育的发展奠定基础。这样，民俗体育文化就由传统走向组织化、规范化和竞技化的现展道路。

2湖北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标准化发展策略

2.1加强理论研究，重视科学发展

当前发展民俗体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民俗体育进行深入的研究，剔除其不科学、具有迷信色彩的成份，弘扬其健康向上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内涵和养生、娱乐与健身的科学合理方法；并赋予其新时代竞争与奋进的精神内涵，积极向学校体育及大众健身娱乐推广，将其作为体育生活方式推广的重要形式，使其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走向完善发展的道路，最终成为现代体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及现代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只有进一步加强土家族民俗体育的理论研究，以培养社会群众的体育锻炼习惯为目的，以适应全民健身、终身体育思想为主要内容，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运用社会学、经济学、运动医学等多种方法和多种角度加深对民俗体育的理论研究，健全民俗体育发展理论的内容体系，优化民俗体育的内容结构和组织形式，使民俗体育的发展走科学化的道路，才能符合社会的需要，促进民俗体育的大力发展。

2.2加大政府主导力度，提供法制保障

政府作为民俗体育文化保护、资源开发的主体，政府的主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民俗体育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就可能被边缘化，民俗体育的一些优秀文化元素就不可能持续为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服务。首先，政府在制定和完善民俗体育文化法制保护和发展机制；成立专门的普查、挖整、科研工作小组，组织专门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创新运用研究；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让社会了解民俗体育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提高认知度，扩大社会参与力量等方面加大主导力度。湖北省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可以配合，借鉴已出台的相关条例与办法，积极、努力完善法制机制，以保证和充分发挥他们在抢救、保护、创新、运用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加快相关配套法制建设的进程。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只有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用法律武器来保护，才能保证其不受强势文化的冲击。第三，政府应改变管理思想，完善管理体制。湖北省政府管理部门应该积极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尊重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发展规律，依法管理，引导其发展,规范其运作，使其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2.3提高娱乐审美价值，向大众化方向发展

土家族民俗体育项目向外推广传播并能被其它地域、种族的人们所接受，必须具有很强的娱乐审美性或现代性的吸引力。土家族民俗体育活动以强身健体为目的，其表演性、娱乐性项目居多，活动大都适于业余时间进行，且运动者和观赏者都能通过项目运动来愉悦身心，陶冶性情，撷取运动的审美体验，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土家族民俗体育在本质上正适应了现代人建构身体和谐、追求人性回归的本质需要。它依托自然地理环境，在构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过程中构筑着自我的信仰存在，正是和谐精神的体现。并且它将这种和谐精神统一于大众参与、情境投入等形式之中，所创生出来的运动形式负载了娱乐身心、健康体魄、发展个性、完善生活等价值。满足大众需要，适合每天健身，适应现代生活方式以及向产业化发展，应当成为其改造的基本思路。因此，应做到保持文化差异性与形式多样性，以满足大众需要；加强参与性，简化组织形式以适合每天健身；活动日常化以适应现代生活方式来促进土家族民俗体育向大众化发展。

2.4在继承中创新，促进现代化发展

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不是静止和僵死的东西，其民俗体育文化的形成，是不同时代的文化积淀物，其中不仅有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因素、文化世界观、习俗和宗教的痕迹，而且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变异与传承、流动和变化。所以，加强土家族民俗体育传承的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是现代湖北民俗体育发展不可或缺的。在传承中，活态传承是民俗体育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最有效形式。活态传承的主体是人,因此，对传承人的培养是关系到民俗体育文化能否持续发展下去的主要因素。扶持、资助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人，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较为优厚的待遇，改善生活条件，会促使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有创新才有发展，因此，在继承土家族民俗体育精华部分的同时，注意去其糟粕，吸收多元有利因素，使土家族体育文化更进一步向现代化发展。

2.5与现代体育接轨，竞技和传统并重

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内涵之一就是对一些项目进行改造、整合，使其成为竞技化的体育运动项目，实现组织化、规范化发展。许多土家族民俗体育项目不乏竞技因素，竞体力、斗智力、比技巧、赛技艺是其常见的竞技形式。在体育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将其中具有鲜明竞技特征的项目进行改造与推广，借鉴现代竞技体育的组织制度和以奋发与竞争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使其实现功能的根本转变与现代体育接轨，走向国际体育竞技舞台。理性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民族项目如果失去了自主性，失去了本位，盲目追求与世界体育的“接轨”，最终的结果只会是成为别人的附庸，被其他文化征服。因此，土家族民俗体育竞技化要有自我的意识，要有世界的眼光，立足民俗体育体育文化特色，坚定自我，结合竞技化发展趋势，采取批判态度，用科学方法来发展。它的形成又反过来作用于民俗体育文化系统，无疑现代民俗体育文化是一种开放文化，在社会、政治、经济转型期，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地创造出既符合市场规律又符合国内实际的新方法和程序，创造出有活力，又有生命力的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发展中华民俗体育是一项关系到尊重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伟大事业。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是我国民俗体育的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趋势上，应朝着科学化、规范化、大众化、现代化、产业化、竞技化方向发展。在发展策略上，应该加强理论研究，重视科学发展；加大政府主导力度，提供法制保障；提高娱乐审美价值，向大众化方向发展；在继承中创新，促进现代化发展；打造特色品牌，创造经济价值；与现代体育接轨，竞技和传统并重。只有这样，土家族民俗体育才能真正得到传承和发展，才能实现伟大复兴，才能促进人类体育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3.2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