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论文第1篇

道德、伦理的本质是理性的。“理性凝聚”产生“伦理本体”。人类对这种本体的信任是人之尊严的体现。“伦理本体”中的各种规范具有普遍性与超越性，但其起源却并非是神启或先验的。带着“超验或先验的理性的命题、命令却要以经验性的情感、信仰、爱敬、畏惧来支持和实现”［1］51的假设，李泽厚进行了关于道德、伦理规范起源的科学论证，也可以说是对作为抽象道德和伦理规范的“礼”源自何处的中国历史发生学考察。“礼”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带有本体性意义的道德、伦理规范。“礼”有着“人群慑服，万众信从”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犹如神法、律令、天理一样，具有一种无可质疑的超越性价值。而“礼”的具体运作却有着坚实的世俗基础，如它的运行往往离不开强烈的世俗情感和真实的人群情境。世人虽可以把“礼”的产生追溯到上帝启示和圣人杰作那里，但“礼缘于情”的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实质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只是一定历史的客观社会性幻想和提升”［1］55而已。如马克思所讲，人类的实践活动首先必须是结成一定历史关系的生产活动，只有在这一实践基础上才能发生出一切来（如道德、伦理、艺术、哲学）。作为道德、伦理规范的“礼”，无疑是民间生产生活习俗、仪式理性化、社会化的结果。群体的生产习俗与仪式较之其他生活习俗与仪式更为根本。李泽厚认为，无论中西古今，人类的道德、伦理规范都是围绕第一历史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展开的，它们都是一些有利于人们现实生产、生活顺利开展的实践“习俗”。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李泽厚发现，这种“习俗”最主要的来源是中国远古时代的“巫史传统”。西周时代的“礼乐传统”是原始“巫史传统”“理性化”的结果。这里的“理性化”，就是原始巫术仪式由“俗”而“礼”，以及巫师由巫史儒的理性化、人文化、道德化的文明开化过程。伴随此过程，“道德”的内含也在历史地演进：“由巫的神奇魔力和循行巫术礼仪规范等含义，逐渐变为君王行为品格含义，最终变为个体心性道德的含义”［1］173。求诸中国古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巫史传统”的“理性化”过程还是一个“道德”从宗教式的“仪式伦理”转变为世俗士君子“德行伦理”的过程。自周公“制礼作乐”后，“礼乐”开始逐渐与原始巫术色彩较浓的降神仪式相揖别，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总体，继而上升为国家的典章制度和社会的伦理规范。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后，传统“礼乐”的宗教功能大大衰减，代之而起的是世人对其安定社会秩序、培养道德人格等世俗价值的强调。后人所以强调“礼”源于俗又高于“俗”的“伦理本体”地位，就在于这是人们“经验变先验”的思想加工后的结果。

二、道德的目的：人类总体的善

道德原则与规范的确立要以“道德目的”（道德绝对标准）为终极依据。道德原则是人们依据“伦理目的”来论证伦理行为应该如何的行为法则。道德规范较之道德原则更为具体、更为详细。在西方，康德认为，作为“绝对命令”核心内容的“普遍立法”、“人是目的”、“意志自律”等道德终极原则，应成为具体道德规范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揭示了道德、伦理的相对性、历史性及阶级性局限性的本质，但仍要以“自由王国”的为共产主义社会最终的伦理归宿。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孔子提出了“仁”的道德目的，并将之形象地解释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黄金规则。受康德“人是目的”与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观点的影响，李泽厚提出了“人类总体的善”这一道德目的与伦理本体，以人类延续与发展为伦理的根本目的与终极标准。“作为伦理本体自然有‘先验’性，这个所谓的‘先验’仍然来自维护人类总体（不是任何特定时空的群体）的生存和延续。”［1］255值得注意的是：人类道德历史的行程毕竟是具体的。对“人类总体的善”的理解必然存在着时空及群体间的差异。那么，如何处理“人类总体的善”这个“伦理本体”的绝对性与各民族道德信仰的相对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李泽厚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尝试。他将“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相融汇，形成一套“内在自然人化”的伦理学思想。他说，只有这样，“人类总体的善”的标准才可能既是现象又是本体，既有先验理性又有经验的操作性。极高明而道中庸。李泽厚认为，人的“内在自然人化”突出地表现为人的道德化、伦理化，表现为人的性格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一种“合理合情”的组合。我们知道，情理原则是儒家伦理的道德标准。儒家认为，任何一项道德行为都应做到“心安理得”、“合情合理”，任何一条伦理准则也要“通情入理”、“出情入理”。道德理性不是用来主宰和压制人性的内在情感的；相反，它应渗透在人的日常情感之中，而且此中的“理”是人道之理，此中的“情”是伦常之情。基于此，李泽厚认为“因情生义”、情理的和谐共处正是个体道德化、伦理化的最佳表现。所以，一定要重视每个人生存—生命—生活中的“亲情、友情、爱情、人际关系情、乡土家园情、集体奋进情、科学艺术情”等人世之情。合情合理的“内在自然人化”，最终会把“人类总体的善”这个终极的道德标准操作化、世间化、中国化。

三、道德与审美：以美储善

伦理道德论文第2篇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已经暴露出了普遍的职业道德问题。从公司的治理角度来说，对于会计的管理，不仅需要整个社会的道德氛围做外部环境，还需要公司对会计的关爱与约束，加强会计职员的职业道德操守做内部环境，里外相结合，才能行之有效的管理好会计职员。

1.什么是会计职业道德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化，各种各样的职业也日趋细化，各种细化的职业需要越来越多的行业才能完成一条产业链条，人们的工作联系便日益紧密,因而就产生了各种职业利益冲突。对于职业利益冲突来说，因为有利益的争端，故职业人和外界的关系便复杂化；因为有利益的争端，故为了有效地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必须要调整职业人利益和本职业及其他职业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对职业人在职业活动中所有相关行为，以及对其应该担负的职业责任和职业义务进行有效规范和引导，来求得整体的认同和一致性，职业道德便是职业人所应认同和执行的一种有效规范和引导。

作为会计从业人员来说，职业道德则是指其在会计职业的相关活动中，体现了会计的职业特征的，应该遵循的会计职业关系及其职业规范和行为准则。

2.公司治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

人治远比治人重要。由于会计信息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在诸多经济信息中的作用明显，不真实的会计信息将会给企业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故当经济利益与职业道德规范冲突时，如果企业对会计人员缺乏有效地监督和引导，势必会让部分会计职员出现某种程度的道德失范问题。近年来由会计引发的经济问题层出不穷，国家审计署于2010年6月4日结果显示,截止到2010年5月30日,会计师事务所总共为2085家业已上市的公司出具了审计报告,其中1933份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87份无保留带强调事项段意见审计报告，41份保留意见审计报告,32份保留带强调事项段意见审计报告，22份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共152份,占7.3%,，可见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其次假账盛行,腐败盛行，以各种名目做的收入、利润、成本、效益的假账，被瞒天过海中饱各关联人员和会计的私囊，以至于企业管理者防不胜防,会计管理疲软无力，导致企业绩效不前。

二．伦理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关系

伦理道德和职业道德是统一的，和谐的关系。

1.什么是伦理道德

《说文解字》中关于“伦理”的解释:“伦，从人，辈也，明道也；理，从玉，治玉也。”。伦的本义为“关系”或“条理”，展开则有类别、顺序和辈分等含义，后世则引申为人和群体之间，群体和自然之间的广泛的利益关系。理的本义为玉石上的纹理,展开则有治玉、治理、道理和条理等含义,后世引申为道理、原则和规则等。伦理具有“人的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秩序,合乎一定的条理规则”的意义。顾名思义，伦理道德则是具有“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一定的条理规则的，符合一定的社会秩序的道德品性和道德行为规范的”涵义。

2.伦理道德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讲究“慎独”。

即是指在一个人的时候，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况下能依据道德标准行事，也能坚守道德准则。所谓“暗室不欺心”,即便不被人发现，也不做坏事。对于会计从业人员来说，拥有“慎独”的伦理观，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守会计职业的道德原则，遵守会计职业的行为规范，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素养，更是一种道德修养的境界。儒家讲究“无信则不立”。诚信对于任何职业人都需要，对于会计从业人员来说，受到的金钱诱惑更大，若能够诚实守信的对待经济问题，则能体现出自身尊严和职业道德境界的问题。

三、完善新的伦理道德和会计职业道德体系

1、市场经济整体的道德环境建设

会计的职业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建设的压力来自全社会的各个层面，绝不是一家公司或者单纯的会计业界可以完成的。

1.1重视全社会的道德氛围

净化会计的职业道德环境首先要依赖于各界的支持和协调，要营造出一个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和一个健全的法治治理环境。中小学教学、会计专业的专门法学习、文化宣传、主流媒体和现代媒体的舆论造势，都对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有着感染力和渗透力。一个社会对于伦理道德的坚守和对职业操守的肯定，能影响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对于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广泛宣传，能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使命感、责任心和荣誉感以及耻辱感

1.2完善监督机制评估机制

有约束力的职业规范，才可能规范的约束职业行为。

法律可以对会计人员产生威慑作用，目前我国关于会计违法犯罪的条文，比较全面，但是健全的法律条文之外，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才会让会计人员因为惧怕法律的惩罚而不敢轻易尝试制造假账、贪污公款或者挪用公款等行为。反过来法律又可以保护遵守职业道德会计人员。良好的法律环境无疑是从业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的前提。有完善的评估机制才能更好的全面的评价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如果说法律的约束作用是“硬”作用，那么道德规范的评估作用则是“软”作用。所谓软硬兼施，评估可以从职业道德评价、敬业精神、责任心、合作性、工作认真态度等多方面，客观的、公正的、科学的来评价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从而鼓励和引导会计人员规范其道德行为，自觉的向职业操守靠拢。

2．企业内部环境的建设

2.1企业对会计人员的爱护

要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遵循企业伦理和商业道德统一的原则，建立起企业伦理观。有理性的企业会创造出合乎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其价值观能适用于所有员工和部门，正因为其对于所有员工的适用性，就必然是考虑了员工的正当利益的，明确了企业与员工关系的价值观。对于会计人员，在企业有着举足轻重的职位，受到金钱的诱惑最大，所以企业要从细处关心他们，尊重他们，让他们感觉到个人在公司的福利、前途明朗；公司树立起双赢观点，让会计职员明白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分惠于他们，让他们不需要依靠违背伦理道德和职业道德而获得可观报酬，从根本上感受到公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转贴

2.2完善会计职业道德赏罚机制

公司需要赏罚分明。道德规范的施行，必须要有赏罚机制，如果一锅水端平，认真遵守职业操守的会计人员与不遵守职业操守的人员无赏无罚，就意味公司对任何行为都没有肯定和否定之分，势必会前者冷心，后者安心，不利于引导其自觉向往职业道德规范，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赏”是一种鼓励，“罚”则意味着批判，利于会计人员趋善避恶。

伦理道德论文第3篇

      选择伦理道德论文这一类题目，须对伦理道德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且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写作经验。对于毕业论文来讲，限于条件，选择这类题目要十分慎重。以下是伦理道德题目的参考。

1.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状况及其精神哲学分析

2.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规律

3.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及其精神形态

4.《论语》伦理道德思想的精神哲学诠释

5.青少年生态伦理道德意识的培育探究

6.伦理道德,因何期待“精神哲学”

7.改革开放三十年行政伦理道德法制化问题研究述论

8.旅游伦理道德判断与结构性分析

9.科技伦理道德论析

10.中国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研究

11.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12.多重价值的融合与冲突——新闻伦理道德失范原因的深层阐释

13.中小企业伦理道德体系建设——基于儒学伦理分析

14.伦理道德,何种精神哲学形态?何种“中国气派”?

15.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与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战略”

16.网络时代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考

17.科技与伦理道德冲突的四种类型 

18.论青少年生命伦理道德教育之必要性

19.乔治·艾略特伦理道德观的艺术表现

20.后奥运时代下对体育伦理道德发展的研究

21.新农村伦理道德建设问题探索

22.伦理道德的中国精神哲学范式与中国话语

23.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基本特征透析

24.“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25.伦理道德,为何“精神”?

26.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化重构

27.乡规民约与新农村伦理道德建设

28.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变

29.哥特小说中的伦理道德因素——以《修道士》为例

30.新时期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的途径探析

31.会通与更新:基督宗教伦理道德观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关系

32.价值定位: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的前提思考

33.服务型政府视域下的公务员伦理道德建设

34.伦理道德与美国外交——兼论伦理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35.何谓“父亲”?为什么要反对“父亲”?

36.企业伦理视角的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障碍与路径探讨

37.新形势下加强医学生伦理道德教育意义的调查分析

38.马克思的伦理道德观及其现实意义

39.医学期刊编辑与伦理道德应对

40.论菲利普·罗斯小说的伦理道德指向

41.我国乡村伦理道德的历史演变

42.从谚语看维吾尔族的伦理道德观

43.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的影响与疏解

44.关于新时期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探讨

45.关于信息技术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

46.中国金融稳定的实现:金融伦理道德的实验分析

47.论教育制度的伦理道德之维

48.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思想政治教育

49.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对现代文明建设的积极影响

50.浙江省中小企业伦理道德状况调查报告  

51.药害事件引发的伦理道德教育

52.文化自信心与中华优秀伦理道德教育

53.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近代民俗中的嬗变

54.伦理道德的西方精神哲学范式

55.试论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思想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56.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教育的法治化思考

57.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阅微草堂笔记》的家庭伦理道德观

58.运用伦理道德理念进行护理管理的研究

59.伊迪丝·华顿伦理道德观的“相对论”——小说《元旦》的伦理道德思想研究

60.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对当代青年德育的启示

61.高校图书馆与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探析

62.加强企业伦理道德建设的思考

63.网络社会人际关系与伦理道德探究

64.社会转型时期家庭伦理道德的构建探析

65.论网络出版的伦理道德问题

66.浅议新闻摄影图片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67.试论网络伦理道德失范问题

68.试论和谐社会中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意蕴

69.儒教与基督教对中西方社会伦理道德之影响研究

70.我国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71.传统伦理道德现实价值研究

72.食品加工企业伦理道德建设对策研究

73.原罪与赎罪——纪录片拍摄中的伦理道德

74.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价值探析

75.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的现状与构建途径——基于武汉高校的调查

76.护生伦理道德行为的相关因素研究

77.论佛教伦理道德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78.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转型与重构

79.中国伦理道德传统述要

80.论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特征及其对现代体育道德重建的价值

81.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

82.伦理实体的诸形态及其内在的伦理—道德悖论

83.网络社会伦理道德的特征

84.旅游伦理道德建设探析

85.浅议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伦理道德之区别

86.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社会价值

87.伦理道德:现代科学人才观的应有之义

88.浅谈大学生的网络伦理道德问题

89.网络伦理道德失范问题探讨

90.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伦理道德体系危机及原因探究

91.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化转型与重构

92.网络文化背景下的高校伦理道德教育

93.试论高等职业教育中的伦理道德教育

94.太平天国的家庭伦理道德

95.论伊斯兰伦理道德的社会应用

96.关于环境伦理道德教育地位的再认识

97.论壮族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在民族地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

98.我国农村伦理道德问题及研究对策

伦理道德论文第4篇

关键词:伦理道德;现代转型;重构

我国传统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前后相继,交相更替,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传统美德,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建设的教育思想,有我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这些内容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活秩序的深层设计,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今天,进一步探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转型与重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特点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博大精深,形成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儒家伦理思想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占据核心和主干地位。

儒家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高原则是“爱人”,其核心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基本准则和要求;而将这样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扩充到社会政治领域,提出“礼仁”一体,使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儒家伦理的鲜明特色。这使得儒家伦理在漫长的我国封建社会具有了与封建政治一体化的正统地位,对当时社会秩序的调整和传统文化的继承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修身养性,打造内质

修身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也被称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性本善,同时又认为如果没有一番修身慎独的功夫,本性的善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善。要实现这种转化,首先必须做到律己修身。孔子认为,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样的修养功夫,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也就是对自身厚责,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而“求诸己”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慎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这就是说,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经过这样的修养锤炼,人们就可以成为品质高尚、节操坚定的正人君子。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仅知识分子多形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气节,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毕其一生去追求、去践行[1]。这种重视修身的道德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而且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都表现出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

2.克己奉公,注重整体

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们要有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家庭责任,强调每一个人应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人们的家国意识、乡土情结特别浓厚,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是重视群体价值的最突出体现。在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国人都应以国家统一为乐,强调为社会尽责、为天下尽忠的献身精神。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传统道德重视群体价值的又一体现。在宗法制下,家族是个人实现其个人价值的保证,因此只有维护家族的利益,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群体拥有支配的权利,个体则只有服从的义务,个人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重视国家、群体的利益,以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它形成了国人顾大体、识大局、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情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的美德[2]。这种美德,培育的是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历来为我国人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道德观念的反映。

3.先义后利,见利思义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坚持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孔子告诫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同时,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倡导要做讲究大义的君子,而不做只讲利益的小人。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董仲舒更概括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的命题。“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这种义利观注重社会公利,引导人们为国家和百姓作贡献,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本位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造就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追求完善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也培育了一批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献身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成仁取义的理论,给后世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伟绩。

二、传统伦理道德在社会转型中所受到的影响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对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而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生产关系,在对小农经济与封建政治关系的思考中,儒家探索出与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纲常伦理,并使之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民主观念、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在价值判断和经济判断之间也不断发生着无法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作为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现代社会强有力的冲击,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

首先,传统的伦理道德只注重人们的道德教育,而忽视了法律、法规等手段对社会管理的作用,破坏了法律的独立性,阻碍了法律的形式化,导致了法律的道德化。究其原因,由于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和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伦理或政治一元化的社会,由此造成长期以来的道德一元化。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已经走向多元化,一元化的道德规范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对多元化道德的需求,便在若干领域造成道德规范的缺失。

其次,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强调树立群体意识、整体意识。传统道德中公私概念非常模糊,一方面只有家族利益而没有个人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6]。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是公有,公有是共有,也没有公私之分,没有个人产权边界的概念。而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求利,利润追求的最大化和利益占有的利己性是市场经济行为的根本特性,离开这一点就不会有市场经济行为,也不存在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目的,都是为了赚取最大利润,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充分尊重人的个性、能力、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权利,克服传统的“义务型”伦理的强权倾向和片面性。

再次,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倡重义轻利,国家要不以利为利,个人要以义为重,甚至产生“以贫为荣、以富为耻”的扭曲的道德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直接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追求物质利益作为社会的基本问题和价值目标来加以解决、规范和追求。

综上所述,个体的道德理性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旧伦理观念相互冲突,善恶是非界限非常模糊,这就需要社会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一系列明确的社会道德规范,告诉人们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做的,协助个体确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同时,个人的道德意志也是有限的,往往难以克制自私欲望的膨胀,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所提供的约束,包括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都可以强化个体的道德意志。

三、传统伦理道德现代化重构的路径

迈进新世纪,在我国社会广泛而激动人心的现代化转型中,不只是现实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同样面对着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构、整合、创新。那么如何来重构呢?不能因为传统伦理道德存在的某些问题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应本着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原则,并根据现时代的特征,建立符合我国特色的伦理道德体系,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实现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与互补

虽然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其消极的一面,如等级特权、尊卑有序的观念是为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服务的,与现代社会极不相容,但诚实守信、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道德在现代社会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传统道德应客观评价,有效利用,做到真正的扬弃。另外,道德习惯的形成,除传统的劝导、说服、教育外,还需要一定的强制性。在市场经济中某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假冒伪劣、权钱交易、损坏公物等,仅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要改变重德轻法的传统,逐步确立法律的权威。同时,我们应看到道德规范有其立法的必要性,这既可以保证社会变革中道德规范的更新,又可保证已形成的道德规范的贯彻执行。此举是重建现代道德文明,树立道德新风,防止道德沦丧的重要途径,也是强化伦理道德观念与强化法律意识同步进行的有效方式。当代我国的法制现代化是我国人民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法制变革运动,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特色。

2.强调社会价值与个人利益的统一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道德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又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并由此衍生出一整套缜密的道德规范,将人们的言论和生活,自内心深处纳入传统经济需要之网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在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竞争、民主、法治经济,虽然能够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创新思想和效率意识,但同时,市场自身的趋利性、排他性和商品交换等价值原则,容易引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离开一定的经济道德基础,只能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信誉崩毁、甚至罪案丛生。因此,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仅强调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而要更多地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将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与国家经济政策有机地协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与个人是互为目的的。一方面集体作为个人利益的代表应以个人为目的,在物质上根据社会公正原则尽力满足个人的正当利益,不断提高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在精神上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个性发展,促进个人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以集体为目的,为维护和增进集体利益而努力工作。只有集体利益得到了满足,集体壮大和发展了,个人的利益才能更容易得到体现和实现。通过两方面的共同努力、相互促进,使个人和集体都达到共赢,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3.应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赏罚机制

通过注重人的心理需要、情感因素和对利益的要求,来引导人们的行为。道德赏罚机制就是赏善罚恶、扬善抑恶,它是社会运用利益机制对法律规范调整范围之外的个体行为进行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评价和调控方式。所谓“赏”,就是社会通过给予实施道德行为者更多的利益来肯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昭示和倡导一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所谓“罚”,就是社会通过剥夺实施不道德行为者的既得利益来否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显示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以禁止不道德行为的再次发生。如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行为可通过树立典型、舆论引导等方法,对行为者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奖励,以保证行为者的利益;而对于不道德行为,如制假卖假、坑蒙拐骗等,我们应当通过各种媒体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对其进行物质上的处罚,从而让人们分清是非善恶,对自身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改革本身是对原来基本秩序的重塑,是一个从有序到无序再到基本有序的过程。无序状态的存在,既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也是再次走向有序的一个基本环节。今天讨论该问题,着眼的是“失”中有得,是在失去陈陈相因的传统后重新建构我们的伦理体系。社会转型时期迫切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使社会从动荡走向有序,从“个人伦理”走向“制度伦理”,这是当代我国道德嬗变的趋势。[论-文-网]

参考文献:

[1]王红武.关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思考[J].学术探索,2007(3):6-10.

[2]于铭松.论我国传统道德伦理[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4):92-97.

[3]魏英敏.当代我国伦理与道德[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335-350.

[4]王殿卿.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196-19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134、434.

伦理道德论文第5篇

摘 要：本文从环境法在现实中遇到的困难入手，分析出其原因在于缺乏环境伦理道德观的内在坚实支撑；探讨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古代及西方发展的各种代表学说；通过环境伦理道德与环境法的密切关系，说明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道德观是进行环境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最后明确指出，正确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环境伦理道德观就是“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 论文关键词：伦理；环境伦理道德；环境法治；和谐共处 当我们尽享高科技、现代化带给我们的“丰硕果实”时，全球性环境危机却为我们拉响了一次又一次的警报，虽然拥有了庞大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虽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执法检查，但环境状况依然每况俱下。此时，热爱环境的人们不得不痛苦地思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我们层层褪下环境问题的“外衣”后，伦理道德观横亘在面前。我终于明白，正确的环境伦理道德观的缺失乃是造成环境危机的“元凶”！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荀况 一、环境法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 作为一个新兴的部门法，环境法在现实中陷入了困境。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环境伦理道德的内部支持。 近年来，对环境立法给予了高度重视，同时环境法也具备了相当规模，但环境状况仍然不断恶化。执法不力的确是一个核心问题，为此学术界和执法部门高度关注。执法部门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执法大检查；环境法学界则从各方面分析执法不利的原因并谋求对策。其原因大多归结为：体制问题①、公共参与和舆论监督的薄弱②、观念问题③、发展的压力④、执法成本高昂⑤等。这些分析不无道理，并且大家都指出，中国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太差。 但据有关的环境意识调查表明，中国公众其实对环境状况的严重性十分清楚，但长期以来我们所宣传的，将人和自然对立起来的，敢于“战天斗地”的勇气和“人定胜天”的信心使得人们在真正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对抗性思维总是首先浮现出来，对自然工具化的态度首先表现出来，因而最终的行动会体现为“言行不一”。直接将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定位于薄弱未免过于简单。其实在薄弱的环保意识背面隐藏着环境伦理道德的缺位。因为对待自然的“言行不一”恰恰暴露了人们真正的价值判断并不站在环境一方。那么，让执法者如何去对抗深植于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价值标准呢？何况，就连执法人员本身也难以摆脱旧有的思维模式。 目前，我国的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加大了有关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各种形式的公益广充斥着人们的视线。但标语和舆论宣传只能浅层次的改变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例如纠正了曾一度存在于国人心中的“地大物博”的错误认识，但却无法深入到人们的伦理观念中，进而在生活、消费层面上展开。 因此，没有伦理支持的环境法，在执法中遇到困难也就不难理解了。环境法的困境归根结底在于缺乏环境伦理道德的坚实支撑。 二、环境伦理的发展演变 伦理学的善恶观是法律价值的基本来源之一。传统伦理学均以人际关系为本位，即善恶只相对于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从而使法律的价值判断成份里缺少了自然界里的其他有生命物质。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始终将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和伦理观融为一体。与西方伦理观相比较，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具有浓厚的自然和环境色彩，例如“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等儒家和道家思想都蕴涵着浓厚的生态伦理观（环境伦理观）。《易经》还强调了“万物含生”的生态科学思想。如：儒家思想认为：万物相育而不相害。道家思想则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荀况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观点等。 与此相反，在西方过去2000年的哲学（伦理学）理论中，几乎没有像中国古代哲学那样的环境思想。从柏拉图开始，强调的是人性的提升，强调人是万物的中心，认为世界上一切其他生物都是为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因而较忽视人以外的客观生存环境。到近现代两次工业革命推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更使西方世界产生了征服万物和自然的雄心，以至于环境问题接踵而来，甚至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存。直至20世纪初，西方伦理学家们才开始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 现代环境伦理学那什认为，现代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人类的伦理思想是从创世纪的人类对植物和动物保有的支配权开始的，然后经过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到现在形成了所有生物（人、动物、植物、无生命物）之间都具有平等性的环境伦理思想。在环境伦理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种类的学说。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 （一）人类中心主义假设 一般认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先驱者是曾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后赴德国的艾庞兹。他在1894年发表了题为《人类与兽类的伦理关系》的论文，从心理学，伦理学的角度论述了“人类中心主义假说”，并对《创世纪》记述的人类征服地球的行为予以了批判。 （二）敬畏生命观 提倡敬畏生命的伦理道德观的人是法国人阿尔贝特？史怀哲博士。他说“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不具有充分的伦理功能，“但是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则能实现这一切”。史怀哲认为，伦理的本质应当是敬畏生命。他对于只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传统伦理学表示批判。他说“实际上，伦理和人对所存在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⑥1923年，他在著作《文化和伦理》中，具体阐述了他所倡导的敬畏生命观。他是西方首位提出将伦理学的概念及其范围扩大到人以外所有生物的哲学家。 （三）土地伦理观 20世纪40年代，被美国人称为“环境伦理学之父”的A？利奥波德，提出了土地伦理思想。他指出，个人是一个由各种互相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土地伦理观就是把这个共同体的界限扩大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土地伦理观是要把人类在这个共同体中从征服者的面目变成为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组成成员的尊敬，也包含了对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四）生态利益中心主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地球环境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科学家在研究探索中逐渐发现，导致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在于人类长期与自然作斗争的生活实践中顺理成章产生的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观念，它引导着人类形成了“以人类利益为本位”的伦理道德观。 西方哲学家们逐渐发现，传统的东方自然哲学观中存在着合乎自然发展规律的深刻思想。如“天人合一”思想等，提出应在此基础上将其发扬光大。 因此，西方环境学家们便以东方的自然哲学思想和史怀哲、利奥波德的伦理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据，对人本主义的哲学观予以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以确立环境和自然固有的价值和权利的环境伦理理论。主要包括：挪威学者A？乃斯的“深层生态学”；澳大利亚人丁？帕斯摩尔提出的“对自然的人类责任论”；澳大 利亚学者辛加的“动物权利论”以及美国学者泰勒提出的“生命中心主义的自然观”等。 这些理论向统治西方上千年的传统的“人本主义”哲学观提出了新的挑战，直接动摇着 传统部门法的法理学基础，也为我们研究环境法的伦理道德基础(第3页)拓展了思路。 三、研究环境伦理道德的法律意义 有的学者给出了环境伦理学的定义，“研究环境道德的伦理就称为环境伦理学”。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即包括人类社会也包括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一个理性的社会必须是重视道德的社会，现代法制的发展趋势是道德和法律的相互渗透和协同。 当经历了诸如酸雨、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异常等全球性环境危机和各类环境污染事故后，人类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一个真正健康、稳定和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建立在符合环境道德的伦理基础之上。环境伦理道德不仅是精神财富的宝库，而且是物质财富的源泉。环境危机的教训说明，一个缺乏环境伦理道德的内部支撑的社会，在物欲横流的刺激下出现的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而且人们也将为这种泡沫般的繁荣付出惨重代价。重新理顺环境道德与环境法治的关系，才能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作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环境道德是包括当代环境问题、资源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在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活动的产物。它与环境法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二者相互依靠，互为补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都是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法律规范主要表现为国家强制力，道德规范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习惯之中。在一个讲究民主和法制的现代社会，为了保护和管理环境资源，应将环境道德和环境法律、环境民主结合起来，既不能只靠道德本身来保护和管理环境，也不能妄想只靠法律就足以使法律顺利实施。只有将二者相结合才能相得益彰。正如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良好有效的环境道德规范应有法律的保障和维护，基本的环境法律权利也应有道德力量来支持。环境法是环境管理的法律依据，是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法律武器。健全环境法律体系，加强环境执法，实行环境法治，是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的法律保障。而环境道德则是保护和改善环境，实行环境法治的伦理基础，它积极为环境法做舆论辩护，并通过良好的环境道德风气和舆论推动环境立法、守法和执法。 因此，不讲环境道德，缺乏伦理基础是造成环境法治观念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形成社会性的环境道德风气，是加强环境法治的有效途径。 环境道德作为有别于传统道德的新兴道德，对人类社会而言是姗姗来迟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并未将对环境资源的污染和破坏视为道德问题，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也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为“人伦”。直到环境危机日益严重时，才开始有学者提出将伦理观念的中心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或生态系统。各国学者对环境问题的产生所形成的共识是：“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也不是自然界的中心”。⑦他们呼吁要放弃人类统治自然的哲学，建立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讲究道德的哲学，主张将人类从“大自然的主宰”归位到“自然家庭中普通的一员”，提出既要遵守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也要遵守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道德。 199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向全人类发出了“创立新的地球道德”的倡议：“现在世界大家庭面临着我们在环境问题上造成的后果给我们共同的安全造成的危险，要大于传统的相互之间的军事冲突带来的危险。道德伦理和精神方面的价值是人民和国家产生动力的最终基础，我们应当加以利用，并表现在创立新的‘地球道德’上，从而激励人民共同加入包括南方、北方、东方和西方在内的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地球一体化，使之成为这一代和后代子孙的安全、平等和温馨的家园。”⑧ 环境法律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有赖于环境道德的协同，以及环境价值观的一致。我们应牢记只有一个地球，在环境问题的面前，全人类的命运是同一的，任何人都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应树立全球利益同一性的环境价值标准。环境道德的树立和全面推广是人类生存方式走向全新境界的标志，环境道德将成为21世纪人类道德观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 四、树立新型环境伦理道德观-人与自然、社会双重和谐 面对即将降临的“灾难性的毁灭”，人类在反省过去的同时，更要积极行动起来，构建一种新型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环境伦理道德观，以此作为环境法的内部坚实支撑，既要实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又不对自然的生存发展状态构成威胁。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其中“可持续发展”是这样表述的，“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客观的讲，可持续发展模式是迄今为止相对最为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了。它强调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但同时笔者又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个定义的“代际”、“代内”，所强调的价值观仍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并未体现出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的重视。因此，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当时是最为先进的理论模式，但其仍未跳出“人类利益中心论”这一传统伦理道德观的束缚。今天，我们已经迈入21世纪的大门，应当摆脱陈旧观念，树立符合新世纪发展需求的环境伦理道德观，抛弃不科学的“人本主义”思想，主张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处、平等发展。 中国古代，孔子曾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思想。他认为，通过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就可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在《圣经》中也记载了“上帝喜欢他的创造”，“人类统治地球并不意味着地球属于人类”的思想，认为自然是和谐、完美的。大自然是造物主的杰作，是和谐的典范。但大多数人却并不珍惜。人类迄今的发展，都是同自然对立式的破坏性的发展，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也是充满矛盾的对立的社会，这种机制就使人们破坏着大自然原有的和谐与协调。过去传统的部门法林立、法律之间冲突的状态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和谐的表现，是人类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和片面地以物质生活取代一切的结果。 人类走到今天，人与自然的对立已经接近极限。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别无选择，只能实现从对立到和谐的重大转折，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双重和谐的发展机制。 笔者认为，我们倡导的“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的环境伦理道德观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既从人的利益出发，又从非人生命体的利益出发；既为了人类，又为了环境和大自然；既承认价值需要人去评价，又承认自然或环境的内在价值；既主张人的权利，又主张自然或非人生命体的权利。而且应当明确的是，这种新型的环境伦理道德观并没有反对人的主导地位和正当利益。 五、结语 瞄准和谐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新的环境伦理道德基础，自觉建立双重和谐的发展机制，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任务。环境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力手段，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称为环境法追求的终极目标。环境法作为整个法律制度的一部分，由于其“特殊使命”而担当重任。我 们广大法律工作者应当从环境法着手，对传统法律系统重构，在新的环境伦理道德观的基础上，建立起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蓝图，进而完成整个法律系统的协调，建立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的生态化法律体制。 注释： ①朱德明：《环境保护执法的体制障碍及消除对策》，载《中国环境管理》1996.2。 ②林波：《论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载《中国环境管理》1997.6。 ③李耘、范荣华：《论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载《中国环境管理》19 97.6。 ④范少鹰：《政府行为中环境工作弱化的原因分析》，载《中国环境管理》1997.7。 ⑤朱德明：《环境执法不力的经济学思考》，载《环境导报》1996.4。 ⑥阿尔贝特·史怀哲著、陈泽环译《敬畏生命》，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8—12页。 ⑦《世界环境》1995年4期 16页。 ⑧曲格平：《创立新的地球道德》，载《中国环境报》 1996.3.16。 [参考书目] ⒈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载《环境资源法论丛》第1卷 韩德培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⒉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⒊汪劲：《中国环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⒋汪劲：《环境法律的历年与价值追求-环境立法目的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⒌朱亚梁：《从环境价值观角度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载《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1.4。 ⒍蔡守秋：《论环境道德与环境法的关系》，载《重庆环境科学》 1999.2。

伦理道德论文第6篇

一、范导与纠错：道德养成需要制度的伦理关怀

一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根本目的就是要全面提高公众的道德自觉性以形成整个社会的良好的道德风尚。衡量道德建设成败的关键主要不在于订立了多少道德规范以及这些规范的内容达到了何等程度的进步水平，而在于社会公众是否都遵守了一个社会共同要求的道德准则，是否普遍地养成了文明的道德习惯。如果一个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是高度文明和进步的，但是其公众的行为选择普遍是不道德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是不健康的，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不可能是成功的和有效的。因此，加强社会的道德建设必须着眼于如何增进社会公众的道德意识的养成和道德行为的自觉。

毫无疑问，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首先是人们内心世界的活动。它是一种无形的、非程序化的精神力量，深藏于人们的品性、意向之中，内化为人的感情、意志和信念。某种价值观念要想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就必须以“征服”、“俘虏”人们的心灵，获得主观上的确认为前提。在道德建设中，道德教化（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或思想政治工作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不明是非对错、不辨善恶美丑的行为主体，是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性的，即使他并非故意作恶，但也有可能因无知而违背道德规范。因此，只有反复进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道德教化，帮助人们正确区分什么是是非对错，什么是美丑善恶，明确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个体逐步建立其所理解和追求的由道德理想、道德信念、道德价值等意识和观念所构成的意义世界，一种普遍的、共同的社会道德自觉才会成为可能。

然而，道德意义世界的建构只是道德自觉的可能，还不等于道德自觉的现实。要使人们的道德意识真正转化为普遍的道德自觉，仅仅有道德教化是不够的。因为一方面道德教化总是以假定的、理想的人性和道德图景为前提，虽然可以陶冶人的主观世界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激励和引导现实的人们为实现超现实的理想目标和意义世界而努力，但它无法解决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只有理想的劝导不可能让每个人在现实的利益冲突面前保持崇高的道德。另一方面由于道德教化是通过传统习惯、社会舆论、思想劝导、榜样示范等柔性手段和途径来进行的，要通过主观世界的自我接受和认可才起作用，它对那些有较高道德责任感和较坚定的道德信念者是有效的，特别对那些不明事理、不知如何行为的教育对象更有作用，但对那些道德建设的逃避者、违规者、破坏者，它除了给予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以外往往无能为力的，不能保证社会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因此，要保证社会道德意识得到普遍养成和社会道德规范得到共同遵守，就必须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强化制度的规约，使社会公众的道德自觉得到制度的伦理关怀。

所谓制度的伦理关怀，就是为道德建设提供一种制度安排的伦理环境，使社会公众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的养成得到制度力量的支撑、调整和关怀。因为人的道德自律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在道德社会化过程中，道德规范的遵守是以自我本性的必要节制为前提的，而人的本性具有无限膨胀的自然特性，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力量作为他律进行控制和调节，光靠个体的良心是很难遏制自然本性的无限膨胀的。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研究认为，儿童是出于对“制定”道德律令的成人权威的敬畏才遵守道德规范的，而成人权威的确立又是以责罚为前提的——即信守道德才能避免各种不愉快的责罚（包括免受皮肉之苦）。儿童的道德成长过程其实也就是人的道德社会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如果我们把成人的权威看作是制度权威，把成人的责罚看作是制度责罚，那么皮亚杰的研究就使我们不难理解制度调节对道德社会化过程的意义。

制度伦理关怀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的合理安排使各种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得到正当解决，这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P82)“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2](P166)社会道德终究要依附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伦理道德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内化为个人主观世界的道德秩序必须与现实生活中制度安排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秩序相统一。如果个人主观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判断得不到现实社会生活的制度支持，与现实生活的社会秩序是不协调的，甚至存在严重的冲突，那么原本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就会在不讲道义的利益纷争中消解。正如罗尔斯所说，离开制度的正当性来谈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完善，甚至对个人提出各种严格的道德要求，那只是充当一个牧师的角色，即使个人真诚地相信和努力遵奉这些要求，也可能只是一个好牧师而已。[3](P22)

制度的伦理关怀对个体道德自觉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报善——即它对个人的道德遵守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和鼓励，使其道德行为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认可和满足；二是惩恶——即它对个人违反道德的行为予以制度上的限制和制裁，使其为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付出代价。如果说报善是一种携带和引领的努力，其结果是把人们引向道德与文明的金光大道，那么惩恶就是一种制止和纠错的手段，其结果是阻止人们从被引领的大道上歧向逃逸。对于个体的道德自觉而言，这两种功能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制度不报善，则无人愿向善；如果制度不惩恶，则无人会弃恶。所以，没有制度的伦理关怀和范导，一个社会要形成普遍的道德自觉是很难想象的。

二、优化制度伦理环境：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

道德建设和制度安排是构成社会秩序的两个基本方面。人类要想过一种有意义、有秩序的理性生活，这两方面的建构工作缺一不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建设与制度安排呈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即道德建设与制度安排分别作为相对独立的两个子系统，互相补充，形成合力，各自以自身功能同时对社会母系统的进化产生推动，作出贡献。[4]但是，道德建设和制度安排对于社会进步的功能和作用并不是等价的，相对于道德建设而言，制度安排是绝对优先的。因为道德问题的最终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真正确立，都必须以现实社会中制度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合理解决为前提。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制定法律、政策和规章）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使惟利是图、巧取豪夺或“搭便车”的行为都受到法律的制止，使各种利益的矛盾和冲突都受到制度的有效调控，社会才能保持它的公平和正义，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才会出现，道德精神的力量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如果没有制度调节来奠定和保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基础，那么道德自律在利益冲突面前是很难维持和巩固的，整个社会将处于一种精神信仰混乱不堪的价值失范状态。显然，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及其结果，从根本上决定着道德建设的成败。所以，就道德建设而言，制度伦理环境的建设是一项必须先行的基础性工程。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社会文明学理论对我们理解制度伦理环境建设的重要性是有帮助的。按照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社会文明学理论，文明是同人的本能欲望相对立的，不可能存在着非压抑性文明。人的本能表现为动物式的趋乐避苦的特性，它是人类机体的内驱力，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一种文明所不能给予的满足——即一种纯粹的、作为自在目的的满足。如果放任人的各种基本本能自由地追求其自然目标，就不可能有任何持久的结合或保存，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文明的产生。所以，社会文明（包括道德文明）都是人类对自己的本能欲望加以压抑并且得到升华的结果——即是“有条不紊地牺牲里比多并把他强行转移到对社会有用的活动和表现上去”的结果。正如赫珀特·马尔库塞在阐释弗洛伊德的思想时说：“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抵触的，因为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弗洛伊德说：‘幸福决不是文化的价值标准。’幸福必须服从作为全日制职业的工作纪律，服从一夫一妻制生育的约束，服从现在的法律和现在的秩序制度。”[5](P18)弗洛伊德把人的本能看作是先天具有的本质，而且把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文明完全对立起来，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他从社会文明发生的心理机制角度规定了文明的本质并论证了压抑自己机体本能的禁令和限制系统是人类进步的前提，其思想是深刻的。[6](P44)弗洛伊德的理论实际上也是在强调，制度环境建设对于道德建设所具有的优先意义——本能欲望所奉行的“快乐原则”必须受到以压抑为出发点的社会制度所规定的“现实原则”的限制，只不过他没有深入讨论制度本身的伦理性问题而已。

制度伦理环境就是指一定的制度建设或制度安排给社会成员所提供的道德养成和道德遵守的社会生活空间。它由一定的体制和制度所设定和规范，通过一系列由专门机关正式颁布的政策、法规、条例和非正式颁布的管理规章、社会公约等等所构成的制度体系体现出来。制度伦理环境的内容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体制、制度、法规、政策、典章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导向，给社会成员提供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是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为制度乃至法律的规定，以强制性的力量保证社会成员对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制度伦理环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

首先，制度伦理环境决定人们道德人格的养成。道德建设不是抽象的、纯粹理性的道德立法，而是现实的、与感性世界相联系的道德选择和道德人格的建构。一个人的道德人格的形成并非像康德所言，“仅仅遵循他自己给自己颁布的法则”。[7](P14)从早期以习惯、风俗、禁忌等形式表现的行为规范，到较为普遍的、取得自觉形态的准则系统，道德法则都与生活世界、历史过程具有内在的联系。如儒家所倡导的纲常礼教，无疑是一种比较自觉的规范系统，然而，它同时又是以宗法制度为其存在背景的，不可能、也没有离开具体的历史过程。即使在康德所举的不守诺言或说谎的例子中，同样可以看到它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因为事实上，不说谎之成为一种道德规范，相应地在于它是信用关系及信用制度得以维护的必要条件，而并非仅仅由于它违反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或理性的先天形式。[8]道德理想的确立、道德意识的培养、道德人格的养成都是现实社会生活和实践的产物。在社会公共生活、家庭生活，特别是职业生活中，制度所规定的内容成为人们反复践履的行为要求，其中所包含的道德内容也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普遍的共识、认可和遵守，这样，一个社会的“道德立法”——即道德责任和义务的确立才能成为可能。换言之，如果离开制度的伦理环境的熏陶，一个人就不可能真正养成现实社会所要求的良好品质和道德人格。

其次，制度伦理环境决定道德践行的价值取向。按照麦金太尔的说法，当代人们的道德观念从总体上说是混乱的，不可能在价值层次的内容上取得共识，而寻求伦理之基础之所以这样困难，原因即在于仅凭理性并不能带来道德，至少不能带来具体的道德。他说：“现代道德哲学有三个根本特点，首先它表现为各种自觉；其次是理性概念的运用；最后即是在各种对立的道德判断之间处理问题的优先性方面的无能。”[9]因此，为了克服理性对于道德的无能，就需要在社会实践当中为道德建设寻找合理性的基础。其中，道德建设最直接、最有效的基础就是现实社会的制度伦理环境。因为制度伦理环境是按照行业、部门的特点把道德规范、道德目标化为工作的具体要求，它告诉人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和不该做什么、不该怎么做，使人们的行为从工作范围、标准、程度到工作态度、责任、义务都有明确的具体规定。这既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了道德价值的具体指向，同时也在理性之外为消解道德观念上的混乱和困惑找到了实践的钥匙。

再次，制度伦理环境决定社会道德秩序的遵守。个体的道德自觉总是自律和他律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尽管自律能使人独善其身，但是从道德社会化的大视角来看，他律对社会道德秩序的共同遵守更为重要。因为扬善必须抑恶，扶正需要祛邪，只有通过制度对恶的有效惩治才能弘扬道德正气。一个社会如果对那些严重缺德的行为或由于无德而引发的无序行为不给予及时的、有力的制裁，那么恶人和恶行就会因为缺乏约束而肆意横行，导致社会道德失范日趋严重和道德风气不断恶化。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0](P333)制度的“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对制度的伦理评价，它既包括单项制度的“好”与“不好”，也包括若干制度所构成的制度环境的“好”与“不好”。显然，以制度建设为内容的制度伦理环境是维护一个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或者说它从根本上决定一个社会总体的道德水平和道德风貌。

三、规则与路径：建设和完善制度伦理环境的对策分析

既然制度伦理环境对道德建设起着基础性作用，那么加强道德建设就必须重视制度伦理的建设与制度伦理环境的改造和完善。这是从以上理论分析得出的必然结论。事实上，社会制度本身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它既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总是有缺陷的、需要不断改进的，并且有时好的制度还可能遭到破坏。所以，制度伦理环境的建设是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道德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分析，往往只停留在问题的表层，简单怪罪对道德教育重视不够，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底层研究其深刻的制度根源，这是不够的，也是有失偏颇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道德秩序之所以出现某种程度的无序和混乱，大量都是由于制度变革和体制转轨导致原有的制度伦理环境出现破损所导致的。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各种制度的调整和变革，特别是经济制度如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度、财产分配制度、经济运行制度等等的调整和变革，导致经济社会生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无序、混乱和不适应，反映到思想道德领域必然是“新观念与旧观念不协调地混合在一起”[11]，并将造成一定程度的道德失范。这是转型时期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的道德矛盾，这靠纯粹的道德教育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它必须以新的经济社会秩序的重建为前提。因此，从这一意义而言，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伦理新环境的建设，充分发挥各项新制度对人们道德行为的约束、引导、示范、激励作用，是我们当前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失范问题的一项根本任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伦理环境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实现道德遵守和制度遵守的统一。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导向经济，所有的经济活动皆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它要获得健康的发展，一方面要同旧体制及其观念进行顽强的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建立起自身内在的道德精神和价值力量。如果市场经济没有树立其合理性的精神支柱和价值力量的话，那么它将无法获得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道德理性的支持。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经济使每一个“经济人”都试图以最小的成本去获得最大的收益。马克思也曾经深刻批判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那种追求利润的贪婪。他援引登宁的话说：“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2](P829)那么，市场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能否防止和克服利益驱动所带来的惟利是图和道德沦丧？这就要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具有一个能够合理分配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制度体系。只有通过法律和制度的手段对“不合理的经济行为”（马克斯·韦伯语）实施有效的约束和制裁，把人们的行为限定在制度所要求的道德范围之内，切实地保障市场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不致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市场经济的道德精神和价值力量才能得到凸显和张扬。所以如果制度伦理环境建设不能实现道德遵守和制度遵守的统一与契合，那么市场经济运行本身就无法克服功利主义和价值理性的激烈冲突所带来的道德危机。

从总体上说，制度伦理环境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的完善更是涉及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但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伦理建设而言，要解决道德遵守和制度遵守的统一问题，应该采取以下的对策性措施；

第一，要完善伦理的制度安排，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制度保证。市场经济需要伦理的制度安排，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美国学者穆蒂莫·艾德勒对此曾作过精辟的阐述：“在经济领域里，正义的第一原则是，根据自然权利属于大家的东西还给他们自己。所有人都有一种自然权利去得到过好日子所需的经济物资，使他们不因某种程度的经济损失而贫困潦倒。”“在经济领域内，对正义的第二项原则的运用，我们可以这样说：把每个人生产的财富归还他本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按照每个人对大家协同生产创造财富所作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13l(P182～183)艾德勒这里讲的两个原则实际上就是机会平等的公平原则和结果平等的公平原则。按照机会平等原则，人人都应具有平等的劳动就业和谋求发展的参与权；按照结果平等原则，人人都应该拥有根据自己的劳动贡献获取物资财富的分配权，并保证获得起码的能够维持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社会对人们平等地利用机会的权利加以限制，处处造成机会的不平等，那么这个社会就不能是公平的；如果社会不能让劳动者获得按照对创造财富的贡献获得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不能给弱者维持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这个社会也是不公平的。因此，一个道德的、文明的社会必须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为存在与发展的前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肯定了利益追求的合理性，打破了过去利益——特别是自身利益被否定的价值观念，人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义务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里，而是进入了一个义务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而且一般又以没有家庭关系的人的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只有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可能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毕竟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它的制度框架还很不健全，各种制度安排还很不到位，所能体现的公平与正义还十分有限。如就业制度不健全，导致社会就业存在大量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保护主义，平等就业还存在诸多限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原有的户籍制度严重不适应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客观需要，导致人才流动难、农民进城就业难等等；又如分配制度不健全，使收入分配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加上各种超额垄断利润的存在和一些权力参与分配，导致许多严重的分配不公；再如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许多下岗失业者和各种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福利的及时救济而面临生活水平不断恶化的趋势。所有这些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所以，社会主义条件下制度伦理环境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制度安排不健全的问题。

第二，要加强道德法制化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的制度基础。一个社会的制度伦理环境是否是文明的、健康的，主要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要求是否具有社会进步性和被人们普遍认同的伦理精神。或者说，一个社会的制度体系所内涵着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要求，决定着其社会成员整体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所构成的现实状态，并反映其文明程度的高低。为此，制度伦理环境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纳入制度建设的框架，把道德要求提升为制度要求，把主要依靠自我人格和良心的力量来维系的行为自律转化为主要依靠制度的强制力来保证的社会约束。从这个意义而言，道德法制化是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内容。

道德法制化不是在法律体系之外另建立一套伦理化的制度，而是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法律制度的建设都必须体现伦理的道德精神和基本原则，使道德上的守信得到法律上守信的支撑，道德上的公平与平等得到法律上的公平与平等的肯定，并借助一整套带有强制作用的制度手段，对社会成员提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使坑蒙拐骗、制假贩假、钱权交易、贪污腐化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不道德行为不仅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且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纵观古今中外道德文明的发展历史，道德法制化是提高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自觉性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世界各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加强道德建设所走的一条成功路子。如当今欧美国家的法律都有许多规定人们道德行为的条款，对违反道德的行为科以严厉的刑罚处罚，以伸张社会正义。其中最典型的是新加坡，他们通过严密的道德立法和严格的执法，对不文明或破坏文明的行为，轻则罚款，重则，从而形成具有较高法治水平的制度伦理环境，为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后盾和制度支持，结果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使新加坡的社会文明水准得到长足的进步和提高。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同时又是道德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有必要学习和借鉴道德法制化的成功经验。要把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要求与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通过法律和制度的规定提升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准则，从而提高社会文明的道德底线，使公民的道德行为得到制度伦理环境的调控和支持。

第三，要加大制度规约的执行力度，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制度遵守的权威。制度伦理环境是各项制度安排和制度执行的统一。任何制度都必须与关于制度执行的“实践意识”和“实践自觉”相结合，通过发挥对相对人的具体行为所产生的规范、引导和调节，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才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若制度仅仅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挂在口头上，不予执行，或不认真执行，那再好的制度安排也是无效的。如果被制度禁止、防范的行为在制度实施后照样大量发生，甚至有增无减，那么这种制度伦理环境是不起作用的。因此，加强制度执行的力度是制度伦理环境建设的必要手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制度伦理环境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的规章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制度的执行来调整人们的行为习惯，为公民的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如果恶人和恶行得不到应有的制裁，恶行就会因为缺乏约束而横行无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经济秩序、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正如经济学家刘伟所说：“在这里，制度的建立、健全和严守尤为重要。只有在制度上使欺诈者必自欺，无信者必自损，才能够保证新的道德秩序的真正确立。”[14]因此，必须通过运用各种手段，把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结合起来，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培养文明行为，抵制消极现象，才能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社会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应该说，制度供给已经是比较到位的，但制度执行是严重不到位的。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侵权毁约、偷税漏税、走私贩私、赖帐不还、贪污受贿等等行为，都可以在刑法、产品质量法、商标法、合同法、税法、行政法以及党纪政纪等制度当中找到处罚的有关条款，但为什么这些现象总是屡禁不止？在有些地方还十分猖獗？其中既有体制不健全的原因——有制度空场和制度冲突的空子存在；也有制度执行不力的原因——制度“硬”约束的惩戒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结果违规者就会因为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而有恃无恐。因此，在继续完善制度供给的同时加大制度执行的力度，充分凸现制度的权威，已经成为制度伦理环境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檀传杰.论道德建设与制度安排的互补关系[J].现代哲学，2001(1).

[5]赫珀特·马尔库塞.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刘李胜.制度文明论[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7]GroundingfortheMetaphysicsofMorals,HackettPublishingCompany,1993.

[8]杨国荣.论道德自我[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2).

[9]东方朔.自我概念之诠释及其冲突[M].开放时代，2001(5).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0.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伦理道德论文第7篇

关键词：传统伦理道德；互联网；冲击

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使命是调整和规范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行为，使其合乎一定的秩序或利益。面临社会的转型与变革，传统伦理道德常常会难以胜任其应有使命，所以，伦理道德也要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它必须接受和适应新生的事物、现象，调整自身的内容与形式；反过来，新生的事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原有伦理道德的约束。相对于传统伦理道德而言，互联网是一件全新的事物，它也受伦理道德的约束，同时互联网也对传统伦理道德构成了多重冲击。

一、道德主体的缺席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地位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并且，人的名字总是同他们的社会地位、权力、收入、声望甚至性别、容貌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被人们拿来和某人“对号入座”，总是能找到肇事者、参与者等相关的人物。因此，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主体通常是明显、确定的。然而，在互联网上，道德主体却往往模糊难辨，有“缺席”的倾向。

1．主体的符号化

在互联网上，人们惯于展示的不再是容貌、衣着、谈吐、声望等现实生活中的特征，而是一串串符号。同样，人们的网络交往对象也只能是一串串符号。这些符号可以被赋予各种意义，包含各种信息，但要追究其深层信息很难，试图把网络符号与现实生活中的人进行一一对应更是不可能，因为互联网具有跨越时空界限的特性，常常使人和网结合表现出随机、偶然、毫无规律性。在网络社会中，绝大多数言论、行为，都无法归结到现实生活中的某人，最多只能找到言论、行为的源头———某一串符号。

通常，现实生活中的人只有一个正当的名字、一个正当的身份，当他在某一确定的时间地点工作、学习时，他将无法再在另一时间、地点出现，即所谓“分身乏术”。而在网上，一个网民可以匿名，也可以拥有任意多的网络名（或用户ID），可以赋予每一个网络名一种职业、一种性格，他能够在网络时空中任意驰骋，“分身有术”。多重身份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使人疲于奔命，在互联网上却是一种时尚。由行为主体的符号化所导致的身份多重、行为多变，使得主体自己也常常难以坚持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常常是“情境主义”的，它们的适用性会根据时间、形势、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一旦改变的频率过快、幅度过大，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常常会显得无所适从。例如一个网民在虚拟社区A中所感受到的是自我奋斗、自强不息；在虚拟社区B中又被互相帮助、同舟共济所吸引；在网站C中又加入“强者为王”的游戏。在反差巨大的角色转换中，行为主体固有的基于身份的伦理道德观念会受到动摇。

相应地，现实生活中观点明确、立场坚定的道德主体也会随着符号化的过程陷入模糊、犹疑的境地，道德主体的伦理意识、道德标准与价值判断也会在符号化所造成的分裂、多元倾向中趋于淡薄，甚至产生回避、退缩的现象。

2．人格的虚拟化

与主体符号化直接相关的一个现象是网络人格的虚拟化。随着三维动画及数字技术的不断完善，互联网世界中的虚拟环境越来越逼真、富有吸引力。网民在日臻发达的网络社会中，也经历着种种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变化。主体身份的符号化使得网民有时几乎成为网络活动的“局外人”，他们进行网络活动时，只需借助键盘、鼠标等计算机设备来操纵那个在网上代表自己的符号，现实生活中“心动身随”的状况被改变。有的网民甚至常常觉得无法控制自己在网络交往中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强烈的人格观念、责任观念时常被网上的虚拟气氛冲淡。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己给予别人的印象、对自己的人格表现十分重视，总是竭力维护和争取尊严、荣誉，因而在日常行为中总是努力按照理想塑造自己的人格，严格遵守生活中的种种准则、规范，唯恐自己的人格受损。互联网为网民提供了匿名、化名的机会，使人隐藏在电脑屏幕的一串串字符之中。由于身份可以被掩盖、伪装，所以很多人开始忽略自己的网络人格、忽略自己在网上的行为与表现。一些人甚至从根本上否认网络人格的存在。

人格“虚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会使原有的人格意识趋于淡薄，在现实生活中树立的人格理想对行为的影响力也趋于减弱。随心所欲、随波逐流在网络人格中所占的比重渐增，崇高、高尚、坚强等传统的人格塑造模式常常被忽略，表率、榜样的作用也呈现出明显的降低趋势。网络人格的虚拟化使得传统伦理道德常常难以确定所要引导、约束和规范的对象，道德主体与道德准则之间常常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格局。

3．自我豁免

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处在明确具体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之中，极难摆脱相关人乃至公众的注意、监督与评价。网络行为主体的匿名、隐形，导致了颇多认识、判断方面的模糊与困惑。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难以找到某一网络行为、网络事件的发起者与促成者。在网上，除了行为者本人，别人几乎无法对网络行为实施的时间、方式进行估计或干预。随着网民的数量呈指数上升的趋势，网络行为的“私人性”“自主性”也随之增多。即使一些网络管理者会对网络采取监控措施，其力度也根本不足以干涉每一位网民的随机行为。并且，互联网中“信息自由”“保护隐私”等合理要求也常常助长了网络行为的任意性。

由此，网络行为使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面临困境：发生在互联网上的谎言、偷窃、欺诈等行为，其责任人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传统意义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的接触，责任者之外的其他人根本无法像在现实社会中那样迅速、有针对性地产生道德反应、作出道德判断、采取道德措施。伦理道德规范的力量往往只能表现为行为者自身固有的“道德感”，体现在“道德的我”与“行为的我”的对峙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为者几乎可以随意地解释他所接受的伦理规范并用来为自己辩护，乃至频繁地实施“自我豁免权”：仅我一个人这么做，对整个网络的危害是微小的。并且，既然没有人知道危害由我造成，那么规范对我个人而言便是无效的。[1]

“自我豁免”是“慎独”的反面，是网络主体符号化、人格虚拟化的产物。它时常会助长逃避道德责任、违背道德规范现象的发生，同时还会赋予这些行为以各种理由。黑客伦理中就包含了较为典型的“自我豁免”观念。在黑客看来，人们也许并不知道你在互联网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却可以知道你是个专家还是新手，因为你在网上所表现的技能及熟练程度会说明一切。而计算机与电脑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崇尚智能、强调学习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里的逻辑是“因为我能够，所以我有权这么做”“即使我侵入你的主机是不恰当的，错误也在你，因为你没有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在难以确定规范对象、难以建立外在监督环境的情况下，“自我豁免”是道德主体有意缺席道德审判的最主要方式。

二、道德标准的多元

与现实社会中较清楚、单一的传统道德标准相比，互联网上的道德标准具有模糊、多元化的趋向。促成这种趋向的原因主要在于网络世界的新奇叠出、网络氛围的突出个性以及网络文化的多元碰撞等。

1．新奇叠出的网络世界

互联网是一个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充满新奇事物的广阔电子世界。电子邮件使人们对邮递员逐渐陌生，远程教育使传统的课堂教学面临窘境，电子商务使诸多企业发生剧变……层出不穷的创新与变革使网络社会具备了强烈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积极投入到网民群体之中。

互联网一方面是信息的宝库，另一方面也是垃圾信息、错误信息泛滥的场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让人们只享受有用的信息资源而不接触有害信息。人们在欣赏高雅网络艺术的同时，常常会被强行链接到色情网页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调查表明，过多地浏览黄色、暴力内容的人，其原有的伦理道德意识会减弱，道德标准会发生偏移。沉溺于网上冲浪、网上聊天的人，更是常常被电子公告栏中“绝对自由”“价值多元”等煽动性内容感染，对传统伦理道德标准产生怀疑甚至否弃。

基于“专家主义”的黑客是网络世界中的另类网民。一方面，他们以智力挑战为乐，以提高自身的网络技能、维护和完善网络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将自己的智能、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无意义的网络攻防游戏中，并且破坏着他们想要维护的网络秩序。简单地从行为结果来评判黑客现象是不够的，只有深入他们所禀持的道德标准、考察他们的道德理想，探寻其中自相矛盾、冲突的症结所在，才能对黑客行为形成真正理解：新奇的、前所未见的网络事件使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标准失去应有的效用，一些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奇特的道德标准不断涌现。

2．突出个性的网络氛围

互联网拥有的用户数量越来越多，各种网上社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但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与时间也越来越少，“熟人社会”对人们的凝聚力逐渐减弱。很多人宁愿坐在电脑前给所有亲友发电子邮件而不愿登门拜访。网络交往越来越多地占据着人们的时间，走亲访友、外出娱乐、体育锻炼、甚至于休息睡眠的时间必然相应减少。可以说，电脑网络在不知不觉中重新安排了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形式上看，人们被不断地吸引、聚集到网络中来，导致了人群的分裂，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因为网络空间无限广阔、网络信息不断更新，人们在网上很难再建立一个与现实社会中相似的稳定、安宁、熟悉的“生活小区”，网络对网民的吸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对眼球的刺激”和“对兴趣的怂恿”。在这种情况下，网民的网络行为是较少顾及公共利益与公众舆论的：与现实社会中不同，所谓的“公共利益”并不明显，“公众舆论”对自己的影响也极其微弱。因此，张扬个性便成为互联网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个性的张扬，加上互联网上对“信息自由”“人人平等”的鼓励，使得政府、宗族等传统权威的力量得到削弱。没有谁能够独自拥有互联网，互联网也不承认有一个最终的管理者。在网上，所有的网民都是自己的领导和主人，因为所有人都可以拥有网络的一部分。每一个网民都既是参与者，又是组织者；所有网民都有发表意见、表达观点、作出决定的权利，但同时，谁都没有绝对的发言权，没有谁能够剥夺他人的权利而为其做出决定。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是网民解放个性、突出个性的世界。这使得现实社会中基于公共利益、公众舆论，深受政府、宗族等传统权威影响而形成的伦理道德标准面临冲击，很多网民宁愿放弃旧有的单一化道德标准，转而寻求其他的道德依据，甚至干脆将道德标准悬置一边。

3．多元碰撞的网络文化

互联网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构成一种立体化的传播形态，在吸引众多网民加入其中的同时，还造就了独特的网络文化。网络文化以其高度的综合性，突破了简单文字或静态图像的局限；互联网的全球化拓展，使网络文化具备了吸取世界各地文化成果的可能；网络技术所提供的虚拟、互动功能，更促成多元异质文化的碰撞、融汇，并使之成为网络文化的重要方面。

多元文化的碰撞是网络文化的一大特色。互联网所促成的全球化比现实世界中任何一种“全球化”方案都要彻底：国境线、政府、国籍、种族，统统都被消除或忽略，网民可以在网络社会中设定一个任意的身份。网络文化超越了传统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划界，显现着不同阶级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域文化的共生共存，存在着系统的文化意识与混沌的心理的相互渗透与并存、文化精华与文化糟粕的交织缠绕、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相融汇。不同的阶级文化和民族文化已没有主次之分，信息接受者可以不受任何外在的约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好恶，自由地接触任何一种思想文化。[2]网络文化的这种特质促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一方面，固守封闭、一元的传统文化在互联网上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又依然要求维护自己的生命力，要求扩大自身的影响。

据统计，互联网上流通的大部分信息为英语信息。网上各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依次为英语84％，德语4．5％，日语3．1％，法语1．8％。占据了语言这一传播工具的优势，英语国家的宣传论调、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必然会在网络文化中确立优先地位。而非英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自然会相应较小。

对此，法国政府和文化界宣称，要在互联网上打一场“文化战争”，以阻止互联网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法国语言和文化的萎缩。他们决定，凡有关法国信息的主页必须使用法语，并提倡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网页也要与法语并用。

网络文化的多元碰撞使广大网民难以保守、封闭地一味坚持原有的伦理道德标准，而在异质文化所力倡的各具理由、各有倾向的道德标准面前，人们常常会面临困惑。比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人认为浏览色情内容是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认为既然信息自由，那么浏览什么内容是自己的私人事务，与他人无关，更无关道德；还有人强调色情与人体艺术的区别，以此作出道德辩护。

三、道德评判的弱化

在网络环境中，受道德主体缺席，道德标准多元的影响，人们的道德评判意识、道德评判力度以及道德评判效果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1．道德评判意识降低

互联网以层出不穷的新奇事物，吸引着网民的注意力。人们在获取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感受多元文化冲击的同时，常常会迷失应有的道德评判意识。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念，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共同营造了一种平面化、标准化的“快餐文化”，这种文化消解了传统文化的深度模式，“产生出一种距离的销蚀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审美距离一旦销蚀，思考回味也没了余地，观众被投入经验的覆盖之下”[3]。于是，传统社会中人们所坚守的道德评判意识，在一次又一次强调感官刺激、强调享乐、强调快节奏的网络时尚中受到削弱。

互联网无边际、无中心、拒斥权威的状况，一方面使网民获取了现实生活中难以享有的信息自由权，使他们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对所有的事件、现象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另一方面，网民们在言论的极端自由中，常常减少了道德关怀。造成道德关怀不足的原因在于：道德关怀大多是针对那些发生在自己周围、为自己所熟悉、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但互联网上的绝大多数事件、现象与每一个网民的联系都似乎“可有可无”。互联网上每天更新的内容让人目不暇接，并且真假难辨，网民在接受信息轰炸的同时，又要注意鉴别其真伪，已经是勉为其难。就某一事件而言，人们的道德关怀程度无疑很难达到现实生活中的水平。相应地，道德评判意识也会降低。

调查表明，人们在网上回答“如何看待婚外恋”“如何评价说谎现象”“对黑客的看法”之类的问题时，很多人选择“无所谓”“不好说”之类模棱两可的答案。所表现出的道德感较低，缺乏应有的道德反应能力和道德评判意识。

2．道德评判力度减轻

在互联网的网络论坛、电子公告栏中，随处可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随时可以发现千奇百怪的网络事件：许多人在网上肆意辱骂他人、攻击政府、偷窥私人信息、发送恶作剧的垃圾邮件。对于这种情况，网民们也并不是完全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他们也会作出各种回应，加以批评。但遗憾的是，大多数批评意见中缺乏深入的道德思考，与现实社会中人们常常作出的道德评判相比，力度明显不够。传统伦理道德评判中应有的严肃、谨慎、深刻常常被电子公告栏中的戏谑、随便、轻率所取代。网上的道德评判经常流于七嘴八舌，陷入“谁都批评等于谁都没批评”的境地。这一方面是由于网络世界中的超快节奏，使得人们无暇仔细反思某一行为应有的道德依据，没有精力对道德准则的援引、道德推理的进行、道德规范的运用加以追究；另一方面也由于人们自身对网络道德的有意忽略。调查显示，在“学习”“工作”“通信”“娱乐”等上网理由中，选择“娱乐”的人所占比重最大。很多人抱着轻松、休闲或寻求刺激的心态上网，而倾向于将道德标准、道德评判之类的东西抛在一边。

还有人认为，反正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网上的不道德行为对现实生活并不能产生什么危害，因而持“怎么都行”的宽容态度。人们常常受到逼真的图像、富有震撼力的音响效果、惊险的故事情节之类因素的引诱，迷恋于网络游戏，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原有的道德判断力。网上的帝国征战、勇士闯关、古墓盗宝乃至赌王争霸，极容易使人在感官刺激、智能挑战中患上“道德麻木症”。试想：就吸引力而言，内容枯燥、形式古板且总是让人无法任性而为的道德规范，怎么比得上虚拟技术所创造的壮丽景观和梦幻感觉。

3．道德评判效果微弱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交往面较窄，交往对象大都是亲友、邻里、同事等与自己生活圈子密切相关的“熟人”，人们的一言一行总是处于“熟人”的注意、监督之中。一旦有人违背了公认的道德规范，立即会受到劝诫、批评和指责。倘若有人无视这些道德评判，一般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当然，惩罚并非采取强制的、类似法律制裁的方式，而是以贬低其社会声望、疏散其社会关系、冻结其交往活动等方式进行。这些方式在“熟人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十分巨大的。因而，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评判常常产生较好的引导、规范人们言行的效果。

但是在漫无边际的数字化网络社会中，由于网络监控机制无法发挥效力，人们时常难以找到网络言论、网络行为的责任人。即使能够对某一网络事件作出恰当的道德评判，也常常由于缺乏评判对象而落不到实处。对于实施网络行为的本人来讲，也可以在“没人知道我是谁”或“反正没人认识我”等心态的掩护下，忽略甚至蔑视各种道德评判。现实社会中由熟人的目光、公众的舆论、亲友的感情所筑成的道德防线在网上很容易陷于崩溃状态。一方面，目前的网络道德本身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对很多网络行为仍无法从道德层面作出评价；另一方面，网上的道德制裁途径和制裁手段仍很缺乏，无法将道德评判与行为责任人的切实利益联系起来，评判者往往会受到“你可以批评我，但你能把我怎么样”的嘲弄。

可以预见的是，在道德评判效果变得微弱的同时，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也将受到动摇。

参考文献：

[1]戴黍．网络伦理：现状与前景[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2）．

[2]林晓梅，陆永平．网络文化与大学生道德教育[J]．江苏高教，2000，（4）．

伦理道德论文第8篇

民本思想家们都关注以道为依据的德性治国方略，德治仁政是其共同志趣。但在现实政治的运作中，倡导德政造就了苛法，强调道德扼杀了自由，主张善德酿制了伪善，甚至造成道德理想与专制现实的严重对立，其根源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是道德的基础假设。民本道德理想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由于人所具有的仁义礼智本性合于天道，个体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既相通于外在的天地自然，也从属于整体的社会人伦。基于人性通于天性的前提，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定：人的本性有共同的、唯一的标准和样式，以终极不变的天道、人道和超历史的人性为基础的终极价值标准，必然导致对价值形态和价值层级理解的单一化、凝固化，将眼前可以理解的善恶、贵贱、吉凶的界限终极化。对人的现实的基础和条件的忽视，抹杀了人的具体个性。内圣外王的致思理路又把“德”作为“得”的途径和方法，乃至成为“得”的手段和工具，道德理想主义转化成道德实用主义。再加上传统文化一开始就以尧、舜、禹等所具有的典范品格为风范，使得人们在构筑人生社会价值目标体系时，不注重探究人和社会从现实到未来之间运动的条件与趋势，而是无条件地认同回归所谓的至善，使人生的价值取向失去了现实的利益和权利基础，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甚至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常常以造成观念、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而告终，最终无法构筑从现实通往理想的桥梁。理论上，德根源于天道自然，只有以德配天才能获其所得，只有保民、以德配天才能成为统治者。但实践中，一旦晋升为统治阶层，在理论上也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上天要求的德行，甚至变为道德的楷模，使道德追求的无限性在道德现实的局限性面前嘎然止步，从而造成民本德性理想的二律背反。

第二是由道德理想在现实的落实方式引起的。“从逻辑上说，个体德性既是对外在的、社会的‘道’、‘理’的分享与内化，于是便产生两种不同的内化方式与价值取向：一是无条件地认同道，内得于己；二是先反思道，然后再内化。前者追求个体至善，后者先追求作为社会规范的‘道’与‘理’的合理性，然后才形成自己的德性，甚至只追求社会规范的合理性，不对自己的行为提出道德的要求。……中国道德的基本取向是只追求个体至善，其确切的内涵就是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社会的秩序。中国道德强调修养，强调克己，提倡存理灭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就是这种追求个体至善的价值观的体现。”［1］重视内在德性的完善，不重外在生活富足的传统幸福观，使民众自然放弃了对外在社会合理与否的探求。何况，对一般民众来说，道德品行是善还是恶，评价者似乎是公正无私的天道与神，实际的裁决权则为统治阶层所把持，他们依据自身的好恶而决定是赐福抑或降罪，普通百姓根本没有发言权，以德祈福论提出之始就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在以宗法关系为主的社会中，全体民众都被置于一种既定的社会秩序当中，一旦脱离了秩序本身，他就无法表达自己的存在。君主集天地君亲师各项权力于一身，以君为师、以吏为师确认了权力对认识的最高裁决权，各种思想都只有为王权和封建秩序服务，并为统治者首肯才有存在的价值。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体意识的人，不得不接受家庭整体与封建专制国家对个人的决定性主宰。“在权威主义道德中，只有一种罪过，这就是不服从，只有一种美德，它就是服从。”［2］服从既要暴力，也要意识形态的认同。意识认同的结果使得人生的目的变为完成某种道德的使命，实现伦理的目的。但这种伦理精神将道德的权利归于天，留给人的只是修身的道德责任和义务，看不到道德与社会结构、性质和制度之间更深刻的联系。民本思想所强调的道德核心就是对整个专制秩序和宗法结构的服从，但一种只强调服从而否弃自由和选择的道德是不可能至善的，法治才是个人被公正合理对待的前提，因而，我们必须对传统德治的价值理路进行剖析，寻求其合理性的基础，抛弃其不足，为当今的德法共治策略提供经验借鉴。

要真正化解道德理想与专制现实的矛盾，必须做到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对个人而言，至善本身应当包括幸福和德性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因为幸福不仅是一种感官享受，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满足，它既依赖于外部世界对人的客观需求的满足，也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存在样态与活动和人的意志相互和谐。现实中的人总是做不到使自己的感性生活与道德律完全一致，同时又总是希望任何道德行为都获得与之相配的幸福，所以必然需要一种理念来解决感性和理性的某些冲突，康德设定了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以此作为贯通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的普遍法规，为人们坚持不懈地进行道德追求，并为人在此生所无法做到和获得的至善留下希望。关注个体至善的同时，还必须关注社会至善，因为人们总是首先选择用于制度的根本道德原则，然后才能选择用于个人的道德准则。“制度的正义状况直接制约乃至决定了社会成员个人的职责，所以社会制度正义较之个人行为正当有更重要的意义。”［3］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只有在一个合乎人性的环境中，人性才能得以健康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的视野里，城邦的善德比个人的善德更重要，因为人的德性的产生和实现取决于社会环境和人类的社会实践，取决于后天的塑造和风俗习惯的熏陶，而且德性的实现也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进行的。他明确指出：“尽管一种善于个人和于城邦是同样的，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因为，一个人获得这种善诚然可喜，一个城邦获得这种善则更高尚（高贵），更神圣。”［4］由此来看，一种好的统治必然体现出道德和正义的互相支撑，它既体现主体的价值追求与价值理想，又要使伦理理念中把握与追求的善具有在世俗生活中实现自己的力量，达到伦理理念与社会生活的统一。造就至善个体的目的是为了造就至善的生活、至善的社会，而社会的善还要通过法治的实施来保证，只有德法共治，才有可能促成道德理想的不断实现。

二、德性与利欲的冲突与和谐

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就是“德”“得”相通的精神或“德”“得”合一的精神［1］（422)。但中国伦理的德性没有也不刻意地明确界定具有独立存在的个人的意义，因为个人存在于人自身近乎天然的内外关系之中，对内而言，个人的道德品性只能在其内化了的道德意识品质和心灵境界追求之精神修养或心灵造化中方可呈现出来；对外而言，个人的德性则必须展现为多层次、多维度的人伦关系或伦理性。民本伦理认为，人的德性的养成，需要通过一系列修身养性的方法，其目的是达到内圣外王，然后通过仁心仁政，达成国治天下平。麦金太尔也认为“德性就是去做公认的秩序要求做的事情”［5］。对于民本思想所体现的秩序而言，呈现德性就要符合礼义，向仁靠近。符合礼义的标准就是正确处理现实中碰到的一己之利与秩序之义的矛盾。“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过度与不及是恶的特点，而适度则是德性的特点。”［4］（47)人们只有从不断的适度选择中才能逐渐养成自己的品行，造就个人的社会责任心。抉择的结果，不仅表明个人人格的高下，更重要的是抉择的标准可能会成为社会行为的导向和依据。

在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史上，义利合一占据主导地位，其根本要求是义中取利。民本思想中的义利主要是地位至尊的君如何处理个人的私欲与民众的公利之间的关系。君主的义利取舍不仅决定他的仁暴，更是社会行为的先导，引导着整个统治阶层和民众德性的趋向。首先，君主作为一个类存在，他当然有自己的私欲和需求，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要求君子义以为上、义以为质，以“义”作为行动的指南。《中庸》把“义”解释为“义者，宜也”。怎样才算适宜呢？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将之扩充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简括而言之，就是人心中认同的做人的伦理道德准则。孔夫子将“义”属之于“君子”，就是要求统治阶级的所有成员，首先要加强道德修养，这样才能做到“行己也恭”、“养民也惠”、“使民也义”。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就要奉行舍生取义的准则，将道德良知置于生命之上，成就义之所驱，绝不以利害义，以此作为解决义利冲突的办法。

按照民本伦理的理性设定，君主的德性和利欲应该一致。因为君子行政的大节应该是“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君主必须让利与民的原因有二。首先从形下层面来看，士君子本身就是社会的食利阶层，如果仍然时时以利为先，必然会导致与民争利的现象，“身宠而载高位，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民安能如之哉！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如士君子严于守义，则“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汉书•董仲舒传》)。严正指出士君子的不义是造成社会动荡、道德失范的主要原因，如若吏无奸邪，则民无盗贼，自然政盛俗美，上下相安。其次从形上层面来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春秋繁露》)。董仲舒此说和荀子的观点一致，荀子也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所欲……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荀子集解•大略篇》)但又坚持认为义和利并不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因为人之所以贵于万物，正是在于“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春秋繁露》)。统治者让利取义，人民安定了，国家就能巩固，这对国家和君主双方而言都有利，由此就可以达到德性和利欲的统一。

君子与小人道德有别，对德性与利欲的取舍决定着君子和小人的本质。进德内圣过程中，义利必然对立，因为道德之所以为道德，根本上乃是指人的行为发自内心，而非溺于物欲，屈从于环境，诱于名誉等等。依康德而言，道德的自律性充分地表现在人的行为无条件地出于善良意志或绝对命令，只依最高的道德准则行事。当政治达用时，君子不可有私利，须以民心所欲为依归，上位君子以身作则而化育于民的关键是要通晓利，此利非为一己私利，而是能利于民的公利，透过政治达用手段，将利还施于民，并达成义的目标，最终进入义利合一的境界。义是以道德为依归的权衡标准，利则为依于前者所展延出的具有合理合宜的表现，只有尚义的社会，人们才能各安其位，社会才能正常而有序地运转。

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的一致与抗争

德性是民本思想的主要依归，但在理想层面上，德性既有工具价值也有目的价值，目的价值是其根本趋向；一旦进入实践领域，德性虽还体现了一定的目的性，但凸显更多的却是其工具价值。德性的理想价值主要是让人们通过对外在伦理道德规范的学习和实际体验，将之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品质和习性，从而呈现于现实的生活当中，在这种生活准则的基础上，才可能使人类有完满和谐的共同生活。但现实社会的名誉、利禄和权柄对人有着难以抵抗的诱惑力，因而需要人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完善自己的理想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应该成为每个人追求的人生理想。人不仅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好，亚里士多德眼中的“活得好”就是过有德性的生活。在康德看来，人只有自己立法，自己遵守，才能够显示出人格的尊严和崇高。如果说作为知识主体的人不能不受现象界的制约，那么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则只听命于心中的道德律令。黑格尔指出，空泛、抽象的道德原则如果要成为能够作用于人的道德规范，必须将其纳入到人的伦理生活之中。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理应是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人只有以自己为目的时才有可能是自主和自由的。既然自由的真谛是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他就必须接受德性的约束，越出这条轨道便不再是自由，“如果生命离开德性的润泽，宇宙即蹈于虚空和诞妄”［6］。这说明以德性为目标本身就是自足的、终极的，德性和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

伦理的德性向往具有目的性价值，所以带着美丽的光环。德性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在实践中的履行正是其产生外在价值的基础。但民本伦理提倡的德性植根于宗法等级社会，忽视了个人的实际权利，无法保证人的真正自由。其德性主张投射到社会实践中，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的背离便凸显出来，其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因为民本伦理学家们设想的理想人格都是针对统治阶层的，对广大民众的德性要求基本上都是义务性的，很少关注民众中作为个体的人格的进取。君主是道德教化的主要承担者，而民众是受教育的对象，教育的目的是让他们接受当时社会存在的伦理秩序和统治者提倡的道德规范，安分守己地维护统治体系。如此，民众的德性培育就成了维护统治的手段，完全失却了目的价值。其次，对君主德性要求的工具价值处处显现。君主必须不断修炼自己的品行，通过自己的刻意追求，可以赢得英明圣王的赞誉，不仅可以带来权势富贵等眼前利益，而且还可以名留青史作为后世子孙效仿的榜样。如果君主忽略德性修为，就有可能导致众叛亲离，国亡身死。故而，所有君主都竭尽全力把自己装扮成万人尊崇的对象，导致了道德伪饰的泛滥，才有了道家对伦理道德的极力批判和否定。社会生活中，君主德性的外在价值主要体现为重民、利民、富民、养民、教民，但民本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出于建立、巩固和发展其统治的需要。富民、重民是为了用民，并不是为了真正确定百姓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当然，传统民本伦理也含有某些目的性价值，承认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认识到民众乃国家之根本，没有民众的支持，统治无法维系更不可能长久；更清楚民本的“本”乃指客观的、必然的力量，即民心、民意，在社会中具有决定性的力量，统治者采取民本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体现了民众本身的目的价值因素。也因为此，民本的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之间才会此消彼长，既约束了统治者的过度自私，给民众带来一定的现实利益，又给统治者的专制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

四、君民关系的和谐与紧张

民本伦理的核心——君民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张力。民本伦理的制衡关系主要体现在天君民的关系中，“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天”和“君”的存在都是为民服务的。虽然没有完全贬低天，始终认为天道、天理、天意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但天道、天理、天意只能通过民心、民意来表达，天意就是民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如果君主体认天道，加强自我修养，开创善政，就会风调雨顺，反之则妖孽丛生，天灾人祸不断，民可揭竿而起，替天行道，从而勾画出一幅天与民共同制约君主的理想政治图景。道家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极力奉劝君主要以民为本，君以民为“体”，民才能够以君为“心”；君主对人民有慈爱之心，人民对君主才会有亲和之意；君主对人民讲信用，人民才不会背叛君主；君主对人民待之以礼、恭敬有加，人民也才会有谦逊之心。但“任何生物都本能地按照我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皆是为我和我的目的服务的手段的这条格言行事”［7］。特别是当统治者把神权垄断起来以后，万民的一切都成了君主(与神合一)的恩赐，万民就应无条件地服从君主。君力的膨胀一定会带来矛盾和冲突，因为在君主统治人民这一环节上，其关系是直接的，也是无弹性的；而在民意作用于君主这一环节上，因为隔着“天”，其关系是间接的，成为有弹性的了。君主受命于天，从而对天负责，而不对民负责；君主的无道只有达到使人无可容忍的程度，天才会改命新君。只要在民可容忍的极限之内，君主就有其恣意妄为的自由。无论君进行统治或获取权力的依据是什么，一旦他居于最高地位，他的言行就可以左右民的命运。他施行法制，是为了惩恶扬善，维护纲常和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施行仁政，是为了安抚黎民，广得民心，从而维系一国的长治久安；但他行使权力的目的也可能是为了个人或某些集团的利益，而置民众利益于不顾。这就必须采取多种手段限制君权的膨胀和增强民众对权力的制约能力，使君民关系在德治和法治中保持理性的和谐。

专制制度的倾向性很容易招致被统治者的厌恶，但其在现实中却长期延续，一个原因就是它自身会发育成长出某种调节机制，约束君权的滥用和过度膨胀，弥补君主在能力上的不足，并在实际运行中调节、缓和了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与冲突。首先，理性的君主为了更加有效地贯彻个人意志，不得不对个人意志有所约束，给予官僚制度以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使之产生某种对事不对人的普遍化、客观化倾向。士大夫阶层基于“道尊于势”的立场，竭力保持独立的目标和追求，并用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来升华现实的君主制度，力求使之成为行道之器，形成对专制君主的制约、反弹力量。其次，统治阶级的选贤任能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建立，给广大的士大夫阶层带来高官厚禄的光明前程和无限诱惑，使他们专心于穷经读书而忽略了对社会其他生活内容的关注。再次，一般的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尽管比较淡漠，但他们也会揭竿而起，迫使君权移位。不论民众的造反举动成功与否，都会敲响统治的警钟，使执政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策略，减弱君民之间的矛盾。最后，英明的统治者都重视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道德等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整个统治过程体现爱民仁民、利民富民、顺民教民的意向，注重民众的力量和人心的向背，使重民保民的措施最后转化为自觉的民本思想。君权的强化力量与约束调节力量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使得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了某种自我调节机制，减弱了其狭隘性、封闭性与非理性因素，降低和减缓了政治动荡的频率与政治衰败的速度，从而使它能够在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发挥出基本的效能。但是君权在制度上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必然使君主陷于权力与能力的冲突之中，解决的方法只能是真正地赋予民众以权利并实现制度化的民主统治。

总之，通过对民本文化中的价值悖论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合理性因素，希冀这种理想的光环依然能照耀我们，使我们在德性伦理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寻求到精神的寄居之所，获得心灵的安逸和满足，使人类超越自然属性的羁绊和生理本能的绝对驱使，成为一种能够自我节制的社会存在，为人之为人确立形上召唤的历史使命。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其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毕竟现实中的人是一个感性和理性、肉体与灵魂合一的存在，这种双层结构决定了人不可能一直在天国般的理想中徘徊，他一定要在现实中生活，必须拥有现实的一切必需。道德运行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秩序和谐与个体心性完美的统一，我们首先要关注社会尤其是制度的完善，因为只有制度善才能为个体善提供一个现实的环境和基础，但我们并不否认个体善对于社会善的价值，因为社会善又有赖于个体善，在一个流动的社会中，社会结构、制度体制与个人的现实性活动互为因果、互动生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观也揭示：改变环境与改变人自身是一致的，人们在改变不完满的社会实践中与社会一起变得比较完美，善的、公正的社会是追求善的、公正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作者：李天莉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江苏南京210096)

〔论文关键词〕民本思想伦理道德价值悖论

〔论文摘要〕民本思想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部存在着一些伦理价值的悖论，主要表现为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德性与利欲的冲突、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对立统一以及君民关系的和谐与紧张。民本思想发展和完善的动力正是这些矛盾构成的内在张力。

参考文献

［1］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428.

［2］〔奥〕弗洛姆.说爱［M］.胡晓春，王建朗，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39.

［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6.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

［5］〔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戴扬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69.

伦理道德论文第9篇

关键词：网络伦理；网络技术；网络文明；价值

现代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伦理道德变革的原动力，并把世界历史带放了一个大调整大转折时期。当人类实实在在地享受到网络技术带来的极大便利的同时，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也备受人们的关注。

一、现代网络技术的道德冲突

“面对迅速延伸的信息高速公路和铺天盖地的因特网，我们有一种被一网打尽的感觉，整个世界无处不网，无时不网，无人不网。”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新的信息网络革命，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与伦理道德产生了一系列冲突。

1．网络空间的特殊性与现存道德环境的冲突

网络空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生活环境，使原有道德经验与价值观念受到挑战。网络技术所带来的隐蔽性、无约束性、扩大性和虚拟性，易引发人格的分裂，导致交往出现的情感淡漠、伦理道德的信任危机、道德行为失衡等伦理道德问题。这是由于在使用网络时终日与媒体画面打交道，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被人对网络的依赖关系所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交往。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功利化、经济化、冷漠化、商品化，并逐渐丧失最起码的道德良知与社会关切。马尔科维奇说：技术的文明进步创造各种方法来克服人与人之间地区的和时间的距离，也创造了强大的分离因素，其后果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过分隔离，互不理解和偏执，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特别是网络空间的虚拟和开放性所导致的道德信任危机，使现实世界丧失了真实感，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给道德的诚信原则以巨大的冲击。一旦网络个体回到现实生活中，就会对现实也保持着一种警惕，认为现实世界也是虚幻的、不真实的。网民如果在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转变不及时的话，就会加剧现实社会人际关系交往上的信任危机。

由此可见，网络传播自身体现的技术理性、工具价值，在不时地动摇着人们原有的人文理性、目标价值，从而导致人们成为“科技拜物教”的信徒，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不能自拔，逃避现实生活，漠视正常的情感关系和社会关系，对社会缺乏责任感和参与感。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奔驰着的西方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润物细无声”般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从而造成人们价值标准的紊乱和精神上的困惑。

2．网络交往与人的特殊道德习性和伦理心理机制的冲突

网络空间交往为不道德的入网者进行种种不．道德的行为开了绿灯，导致了网络道德意识弱化及道德行为的失衡。个人隐私权的侵犯，知识产权的纷争，网络黑客与网络偷窃等都是对其最好的说明。其原因是因为在网络空间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创造自己喜欢的角色，塑造虚拟理想的自我，并在网上寻求自我表现，并且相互交往的对象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仿佛带上了人格面具。有一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心理放纵感，这就容易造成个人责任意识和道德观念下降，丧失理想信念，导致其精神萎靡，自由散漫，我行我素，价值观念扭曲，唯利是图，不利于人际关系的稳定。这时，网络就成为了一片似乎可以让人们为所欲为的自由的乐土。另一方面，网络交往具有平等性的心态，在网上交往主体的平等性得到了强化，交往行为的道德性则有所削弱，伦理道德对“网友”的约束性小，这既强化了“网友”交往关系的平等性，也使交往的关系具有了较大的易变性和复杂性。

3．网络社会道德的不确定性与传统伦理作用的冲突

在网络社会中没有形成统一的道德标准，网络个体所持有的观点不同易造成道德相对主义的盛行，带来人的认知倦怠、伦理判断力弱化。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只要符合自己的信仰即可，不考虑是否破坏传统道德的问题。个体在全球性的网络群体中显得微不足道，沧海一粟的渺小感觉让人们觉得自己的行为也就不受什么限制，具有更多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所受到的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也就更少一些，造成传统伦理道德防线极易崩溃，并失去其原有的作用。同时，这也助长了无政府主义风气，削弱了国家对精神领域的控制。传统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受到了来自于网络的道德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冲击和挑战。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对自由不加限制必将导致不自由。然而，在互联网上，由于没有统一的管制与约束机制，无政府主义便在网上逞尽随意攻击、谩骂政府、大搞人身攻击之能事。由于信息交流之间缺少监管和引导，只要某种思潮的流行一旦形成，必然带有一定的喷性，使得后来者不经意间被裹挟于其中。因此，在独立思考和创造力普遍缺失的今天，人们很容易把既有的一切当成必然。于是，人们头脑中的那块至关重要的精神领地便轻易地被占领，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进一步说，网络创造的全新广大空间，造成了多种观念相互激荡、多种思潮相互影响、多种文化相互融合，使主流伦理观念淹没于散沙个人祈求之中，导致人的道德选择的迷惘。使个体的行为与其后果的载体之间的距离超过了道德发挥作用的范围，由此导致了在网络空间中存在着传统伦理学不能直接回答的一系列道德新课题，加上新的网络伦理规则没有及时制定出来，对许多网络行为无法直接用对与错来回答。因此，在如何选择和选择什么道德时存在着一个道德约束的真空地带。

汤因比提出：“技术每提高一步，力量就增大一分。这种力量可以用于善恶两个方面。”人类正是在“知识就是力量”伟大口号鼓舞下从愚昧走向文明、走向现代的。但人类也正是在科学万能论的迷梦中悄悄执行了自己精神的“安乐死”。

二、扬弃网络技术负面道德效应的途径

“网络已成为了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或第一生存环境，但从上述的分析可知随着网络日益广泛的应用在给人们带来巨大便利同时也伴生着一系列的网络伦理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塑造一个安全的数字化环境。”笔者认为网络伦理的建设重点不是在具体的法律、规则的制定方面，而是应立足于网络行为主体的精神文明建设上来解决。通过开展人文教育、培育网络文明、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为人们的网络交往提供正确的导向，构建一个和谐的网络社会。

1．推进网络技术的发展，培育网络文明。树立履行网络信任责任的伦理道德观念

现代技术的发展对网络文明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其中的关键点在于人，在于人对网络这个工具的使用。要求网络主体要文明用语、文明操作、文明创造，能够通过对网络技术的应用来反思、改造、完善和发展自身，充分考虑网络安全问题，培育一个具有诚信、公正、平等的网络文明作风的和谐网络空间。网络文明要求在网上建立互相尊重的道德理念，抑制相反行为衍生，树立优化和安全的网络文明意识。一个重要的硬件是网络技术不断更新，可以利用设置保护内部信息的“防火墙”等技术，增强技术辨污、排污、清污的能力，控制不良信息如色情、暴力病毒等对社会发展有不良影响的精神垃圾。另一个重要的软件要素是：一个人的网上行为必须受到限制，要有意识地规范自己的行为，提高自身的网络文明意识水平，尊重他人权利和自由，包括尊重他人的隐私权、著作权、名誉权等等，积极履行维护网络信用的责任。在互联网上营造一个充满活力而又没有污染的文明网络环境，使网络真正成为人们学习、交流、休闲、娱乐的文明空间。

2．通过人文教育。树立网络主体人文精神意识，实现网络主体自律性

人们在网络世界中的现实的生命生存是通过自觉的技术活动才获得现实的完满性的，它需要生命意识对技术意识的渗透。这就要求通过人文教育树立网络主体的人文精神意识。把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教育提升到人的精神境界教育，并通过关怀个人发展、人类进步与命运的教育，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文化品格和思想境界，使其成为胸襟广阔、精神和谐、趣味高尚、人格健全的人，使人文精神贯穿于整个网络技术发展的始终．成为网络社会所不可缺失的精神支柱。

马克思曾经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对个人的道德自觉要求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的伦理发展必然趋势。人文精神包含的自律性要求每一个网络主体都要自觉地内化道德规范，关注人类的精神家园，注重人类的心灵塑造，要做到“慎独”与“慎微”。“慎独”就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自律的最好表现形式，教育我们不要在网上为所欲为，应该在有人和无人的情况下都表现出自己的高尚情操。“慎微”则强调“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自重自律，不在网上恶作剧，不乱放电子炸弹，网上聊天要文明用语，形成干净、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使技术的发展始终不丧失其最终和唯一的目的——以人为本。

3．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网络伦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