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陶瓷造物伊始，在不自觉的状态中，古人便无意识地引入了数字因素，并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
制陶出现以前，古人利用单纯一种物质造物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例如，木器、石器及其他植物的造物等。制陶活动伊始，便利用钻土、水及火等进行造物活动。人类逐渐突破了简单的孤立的“一”，由“一”逐渐推进“二”、“三”物，乃至“万”物。
2 随着陶瓷生产的发展，陶瓷生产中对于数量变化的这种无意识状态逐渐转化成有意为之的状态。
在陶瓷生产过程中，材料逐渐丰富的同时，烧成温度也逐渐提高，从露天烧成到封窑烧成，再到横穴窑、竖穴窑，直至龙窑的出现，窑炉在结构、大小上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窑温，为陶瓷制品的烧成做技术的准备。与以前封窑相比，商周时期出现了由窑室、火膛、火门、窑算等“四”部分组成的窑炉，这种在数量上细化窑炉的做法，直接影响陶器的烧成，进而提高陶器的质量。古代陶工为了某种生产目的，总是在数量上或增加，或减少烧陶窑炉的尺寸，旨在达到预想的生产目的。为了增加烧成温度，陶工有意识地将“火膛加高可以多容纳采草以增加火力，而算孔虽有所减少，但算孔径加大了，可以使火膛的强大火力集中进入窑室，以提高陶器的烧成温度。”
3 数量多寡的变化直接影响到陶瓷制作的质量，直接决定着陶瓷生产工艺的变革，甚至影响到生产总量。
战国、秦汉时期，烧制陶瓷的窑炉逐渐变化成“龙窑”，龙窑的显著特点是装烧量较大，产量高。另外，龙窑的较长、较大的窑室可以提供稳定的窑温，这是保证烧制产品质量的前提条件。
此外，人们有意识地细化生产的工艺流程，分为采矿、材料配制及制作、陶瓷产品成型、施釉与装饰、干燥及烧成等。实践表明，陶瓷生产工艺过程在数量上的划分及其有效衔接，直接影响到陶瓷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一般而言，工艺划分越细，陶瓷制品的产量和质量越有保障。由此可见，一方面，陶瓷数理因素受到陶瓷生产实践的制约;另一方面，陶瓷数理方法论又直接指导着陶瓷生产实践。生产环节的增多直接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反之成本相对降低。例如，在青花瓷制作中，坯体分水与绘制，既可以分成两个环节，又可以合并为一个环节，这种分合需要根据产量需要来决定，量大时可以一分为二，反之，便可以合二为一。
4 数字体系贯穿于陶瓷生产全过程，使陶瓷生产、经营管理及产品销售和消费等得以更加理性地展开。
关键词：经济学视角；茶文化；商业化；措施
茶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显性特征的元素，能够促进范围经济效应的实现。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通过将相互关联的经济资源进行整合，便能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因此，将茶文化的营造和展示纳入到商业活动中，通过与其它经济资源进行互动和关联，便能达到促进经济资源整体化有效配置的目标。我国是茶叶生产大国，也同样是茶叶消费大国。茶文化的商业化运作不仅可以从茶叶生产文化中来展开，也可以从茶叶消费文化中来实现。基于产业链条下的茶文化商业化运作，也就可以在实践和空间纬度上涵盖茶叶生产范畴和消费范畴的关联要件了。
1经济学视角下茶文化商业化运作的价值分析
在经济学视角下，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商业化运作价值进行分析：
1.1茶叶生产文化的商业化运作价值分析
1.1.1观赏性。
茶叶生产本身就含有文化元素，其中手工炒茶在大多数茶叶生产企业中都有保留，且手工炒茶后茶叶商品的市价不菲。作为一种传统手工工艺，手工炒茶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同时也能与以乡村游、田园游为特色的商业旅游项目相融合。从范围经济的视角来看，手工炒茶的观赏板块可以置于沿途观光项目之中，并主要展示给区域外的游客。
1.1.2体验性。
体验性的主要内容便是邀请参观者参与到炒茶中来，游客可以“自炒自喝”。这种体验性就使茶叶生产与茶叶消费在旅游项目中得到了融合，并且也提升了旅游项目的新奇性和个体体验感。但从实践来看，这种体验性的商业运作价值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1.2茶叶消费文化的商业化运作价值分析
1.2.1关联商品销售。
茶叶消费文化的商业化运作价值内容更加丰富。首先提炼出关联商品销售运作模式。根据笔者的市场调研发现，许多文化产品在销售中都会引入品茶项目，如书店专门开辟品茶区域，一方面方便读者休息和阅读，另一方面增加书店销售环境的舒适性。再者，如我国西南地区民间存在着品茶、听书等商业活动项目，从中也体现出了茶叶消费文化。
1.2.2关联商品促销。
从营销原理中可知，促销的目的在于巩固现实消费者，并着力挖掘潜在消费者。可见，关联商品促销则可看作为，茶叶消费文化助力关联商品的促销，使得消费者在品茶或购买茶叶商品的同时，获得目标商品的服务。
2商业化运作的环境植根性问题探讨
在对茶文化进行商业化运作时，其价值的体现还依赖于是否与目标市场的消费环境相适应。若是仅仅从商家自身考虑来进行商业化运作，则无法充分与当地消费者的消费偏好相契合，这样则不利于商业化运作价值的显现。为此，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环境植根性问题。
2.1建立环境植根性的目的
“目的”构成了建立环境植根性的价值取向，也是茶文化商业化运作的切入点。具体而言，这里的“环境”主要指向商业环境，而商业环境又是由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旅游产业发达程度、消费者偏好、社会人文环境等诸多要素整合而成。尽管所需整合的要素诸多，但唯有与环境植根性相契合才能充分发挥出茶文化的商业化运作价值。
2.2建立环境植根性的手段与茶文化商业化运作价值形成途径相对应，也需要分别从茶叶生产文化和茶叶消费文化两个方面来建立。针对茶叶生产文化而言，需要提炼出该文化中的显性部分，即可以被游客的视觉所感知到，并借助文化载体来参与其中。相对而言，将茶叶消费文化通过商业化来与当地环境相契合，则远比茶叶生产文化部分复杂。从而，这也将成为下文阐述的重点。
2.3建立环境植根性的效果一项商业化运作项目一定要考虑到它的实施成本和机会成本。若是项目最终的“经济利润”小于“会计利润—机会成本”，则意味着该项目不具有商业开发价值。因此，建立茶文化商业运作的环境植根性，则需要对经济利润进行充分论证。
3商业化运作与环境相契合的难点问题
3.1环境要素整合问题
商业环境包括：经济发展状况、旅游产业发达程度、消费者偏好、社会人文环境等在内的要素。是否在茶文化商业化运作时需要与之一一对应呢？笔者认为，这里需要借助经济学在谈及消费者偏好时的排序理论，即在基数效用论基础上，将影响茶文化商业运作价值的要素按其重要性进行排序，在整合时增大前三位所占的权重。根据笔者的市场调研结果可知，建立环境植根性应着力整合消费者偏好、社会人文环境、旅游产业发达程度这三类要素。
3.2消费文化植根性问题
茶叶消费文化的商业化运作更具挑战性，且也更具商业价值。茶叶消费内容包括品茶和茶叶成品销售等两大环节，而各大环节又可与关联经济资源进行联合而发挥出范围经济效应。为此，解决消费文化的植根性问题需要与环境要素整合相联系，并突出消费者偏好和社会人文环境要素。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在于，茶文化商业运作的主线仍需围绕着当地文化产业的开发来展开，若是将茶叶仅仅作为一种商品进行销售，那么商业化运作的价值将大打折扣。
3.3机会成本论证问题
从现有的相关文献中可以感知到，许多作者在讨论茶叶项目商业化运作时主要聚焦于会计成本范畴，从而来计算出运作的实施成本。实则不然，经济学视角下更关注经济利润，即“会计利润-机会成本”的部分。因此，论证机会成本则成为了应有之义。然而，机会成本属于隐性成本范畴，无法通过常规方法进行测算，所以主要依赖于“期望值”测算来进行转换。
4应对措施构建
4.1根据排序法整合商业环境
若要充分实现茶文化商业化运作价值，则需要与当地的商业环境相融合。建立环境植根性，便需要根据影响力因子大小进行排序来进行整合。无论是茶叶生产文化还是消费文化，都需要与消费者偏好、社会人文环境相适应。为此，我们首先就需要建立前置性调研机制，针对茶叶产地的消费者偏好和社会人文环境进行调研。然后，通过消费者偏好引导和适应来进行商业化运作。
4.2突出商业运作的文化特质
突出商业化运作的文化特质不仅是消费者消费升级的内在要求，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外在需要。这就意味着，在商业化运作手段构建上，针对茶叶生产文化需要突出它的观赏性和参与性，并将其纳入到当地的生态旅游项目之中。通过将绿色生活理念植入到商业化运作模式之中，来迎合当地和外来游客的休闲需要。针对茶叶消费文化，则应在获取范围经济效应目标下努力与文化产业相结合。如，与书店、茶社、文化主题场所等相关联，通过提供品茶、茶道、茶具等显性文化元素，来增强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
4.3充分论证商业运作的成本
机会成本的产生必须具有两个条件：第一，该经济资源具有稀缺性特征；第二，该经济资源的用途具有多样性。根据这两个条件来剖析茶文化商业化运作发现，我们应对商业化的运作项目进行充分论证，因为项目运作包括资金投入和时间投入，这些都将产生高昂的机会成本。正因如此，应发挥当地企业在项目论证中的作用，从而降低政府部门运作所带来的价值偏差。笔者建议，茶文化商业化运作可采取PPP模式，来实现区域茶文化项目的品牌打造。综上所述，如何发扬我国茶文化中的精髓来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应成为业界和学界未来的思考重点。在我国持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加大对区域性茶文化的解读。
5小结
本文通过在经济学视角下对商业化运作价值进行分析，并对商业化运作价值的环境植根性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有效措施可围绕着：根据排序法整合商业环境、突出商业运作的文化特质、充分论证商业运作的成本等三个方面来构建。
参考文献
[1]朱海燕.试论湖南苗族茶俗的商业化运营[J].江西农业学报,2009(9):184-186.
[2]寻桂兰.流动的晓溪———婺源县上晓起茶文化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及传承[J].农业考古,2010(2):265-270.
关键词：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普罗文学；革命文学论争；左联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191-02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工人运动从破坏机器的自发斗争时期，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进一步暴露，由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导，1848年欧洲爆发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
在这整个历史进程中，萌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种文学的先驱是19世纪40至50年代产生于英国的派诗歌。派诗歌的特色是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强烈的战斗性、广泛的群众性和国际主义精神。继而有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第一页。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针对创作中提出来的问题，各自拥有理论建树，引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沿着历史发展的轨道前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世界有了名副其实的左翼文学。左翼文学的出现是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思潮。它兴起于19世纪中叶欧洲的工人运动，随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萌芽，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高潮，风靡欧亚美非四大洲。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苏联本土，为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为其他国家的左翼文学带来曙光。苏联，正如在政治上它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旗帜和希望一样，在文学上，它是左翼文学真正的发祥地、指挥中心。各国各民族的革命文学者都以它为榜样。由此形成一股历史性的潮流，展示了一种雷同多于创造的现象。
20世纪兴盛于各国的这股左翼文学思潮，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特点有：其一，政治性强。这种政治性强的特点体现于文学和革命的联系。各国的革命文学组织无一例外地都受该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这些组织的成员及其负责人，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其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现实性是由政治性决定的。作家们关心社会发展动向，注视阶级关系的变化，及时捕捉印象，搜集材料，加以反映。其三，没有精雕细刻，创作上显得匆忙。存在着不重视传统，轻视技巧的倾向，甚至片面地把作家世界观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太强调作家的出身，形而上学地主张无产阶级文学就应该由无产阶级来写。这些人一经进入文坛，握住笔杆子，充满主人翁的自豪感，唯我独尊，把艺术创作看得很容易。创作如此，理论批评上又缺乏正确指导，往往以无原则的庸俗吹捧代替严肃的独立的对作品的再创造。
革命文学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国际思潮。中国的“五四”文学革命高潮过去之后，一批从事革命实际工作的共产党员，如李求实、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等，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文学表示了看法。他们不是文学家，对文学也没有专门研究，但出于革命运动的需要，他们希望文学能与革命保持一致，能配合革命。但当时许多的文学家，他们除了在研究室里丛书中埋头工作而外，休息时间仍不免是访胜、探幽、赏花、玩月，并没有去反映人生。还有些做新诗的人，多半都是懒惰和浮夸两种病症的表现。他们不知道自己处在一种什么环境里，应负什么责任。因此，他们的作品即使行之如何整齐，辞藻如何华美，结果是以祸害社会则有余，造福社会则不足。因而，共产党人对文学现状不满。他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高潮过去之后的文学家脱离现实，不去着重注意社会问题，努力表现人生。他们认为文学家应该到民间去，到一切人到了的地方，去吃一切人吃过的苦。他们要求文学家应该走出书斋，深入民众，接触实际，经受苦难。要写出革命文学，仅仅从事一般的实际运动还不行，而必须是革命的实际工作者。革命文学需要参加过革命实际工作的人来写，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读者，才有社会效果，艺术感染力才强。
早期共产党人认为，中国当时所急需的文学是富于刺激性的文学，要使人读了能猛醒，心底产生波澜，而不是那些歌舞升平，讲自然，谈恋爱，安富尊荣，不知人间有痛苦事的文学。基于这种观点，他们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诗都不行，译品也次；新诗统统是矫揉造作，是变相的闺怨诗。他们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为社会功利性，可以不要文学性。认为文学是鼓吹革命、改造社会的利器，是促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新文学若是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的运动，自然应当受一般人尊敬，否则，即使文学上有价值，也应该如反对八股文一样地反对它。这些共产党人都抱定一种求实用的文学观念。不谈作家的独立性和文学的独立性，仅仅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才想起文学；一开始就将文学置于从属的地位，把文学当成工具和武器看待。
早期共产党人从革命利益出发，对文学运动的现状表示不满，对文学运动的指向提出看法，希望文学能够与革命的进行同步，成为促进革命的工具和武器。但他们不搞文学，其言论在当时未能在文学家中引起什么反响。当时的文学家自有他们的注意中心。他们从文学的角度，考察了世界的潮流，也提出了相同的口号。殊途同归，实属历史发展的必然。蒋光慈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但解决面包问题，而且要解决文化问题，它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建立开辟了新途径。沈雁冰在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还有郭沫若提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口号等，文学家们这些意见出现于1925年前后，绝非偶然。爆发于这一年的“五卅惨案”及其前后的工人运动，使现代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民众觉醒，工人阶级在历史舞台上显示了生力军的作用，反帝反封建的主题空前突出。敏感的文学家，站在时代前头领导新潮流的文学家，及时捕捉信息，审时度势，提出变革文学的主张。他们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迫切希望文学能与革命同步，不要落后于时代。他们站在中国的大地上，但密切注视世界文学思潮的流变。在苏联，在欧洲，在美国已经产生了左翼文学，他们感受到了，看到了。左翼文学思潮的新颖性、革命性，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对中国的革命作家是一种吸引。中国要与世界同步，凡他们有的，中国也得有。沈雁冰、郭沫若等人的这些文章也初步涉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内在实质和外在的表现形式。
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运动，在1927年夏天遭受严重挫折，继而“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大批文人由四面八方纷纷云集上海。这与苏联20年代初的情形类似。鲁迅从广州到上海；茅盾、蒋光慈等从武汉到上海等等。人才荟萃，思想杂陈。人要活动，思想要扩散。于是，在没有思想准备，未曾周密计划的情况下，便急于适应世界潮流和国内变化了的革命形势，凭着单纯的热情，匆匆忙忙地推出了一场热热闹闹、影响深远的普罗文学运动。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并非从天而降，它是中国革命发生转折之必需，是“五四”新文学发展的必然，是世界左翼文学思潮的一股分支。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倡导，顺应了历史潮流，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全国响应，人皆以谈普罗为时尚，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运动。这个运动声势浩大。其范围不仅上海一地，连大西南都在配合行动，都以文章宣传普罗文学。分析当时普罗文学繁荣的原因，笔者认为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其原因之一。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青年读者需要力的文学、叫喊的文学、动员的文学，作家们就得适应这种要求，以实现其创作的预期。欣赏者的要求和创作的心理预期的统一，促成了普罗文学的繁荣。
在中国倡导普罗文学，并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它如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一样，来得突然，冲撞猛烈。引起论争是必然的、正常的。革命文学论争涉及的问题较多，诸如文学和生活和时代的关系，文学的任务，作家的修养，题材问题，创作方法，文学批评，既有文学与外部的关系问题，也有文学的内部规律问题。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场革命文学论争，和苏联、日本、德国、法国的革命文学运动极其相似。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左翼文学是与世界左翼文学同步发展的，另一方面又说明，不顾国情，盲目地亦步亦趋，连口号、理论、组织形式、手段都照搬照用，又是不可取的，必然会走入死胡同。首先，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等国家的左翼文学运动本来就包含着许多错误；我们要引进和学习的，必须是正确的和先进的。其次，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革命任务，完全不同于上述国家，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日、德、法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虽有革命在进行，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被认为是非法的，在有文学活动的城市里只能处于秘密状态。因此，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在队伍的构成上，在性质、任务和服务的对象上，本来都应该大异于其他国家。一个口号、一种理论，在人家那里，即或全是对的，移之于中国，就不一定恰当。再次，中国的新文学有自己的发展轨迹。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那是一次真正的思想大解决，文学大解决。因此，在中国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如果将国外的左翼文学思潮中代表时代前进的那些因素，熔铸进“五四”文学传统中，有所继承，有所更新，必会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正确发展左翼文学的路来。
革命文学论争的积极结果，是扩大了普罗文学的影响，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物质条件。但它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具体来说就是理论上的极“左”思潮。表现为从文学为政治服务，到文学从属于政治，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标语口号充斥于作品之中。还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排斥异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等等。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在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学艺术事业中所产生的种种弊端，溯回从之，大概都能从这场革命文学论争中找到根据。
左联的成立，是革命文学论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不但从思想，而且从组织上领导文艺的开始，是左翼文艺运动成为一种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标志。左联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国际左翼文学思潮的大环境中，它是一个局部，在国际革命作家同盟中，它是一个支部。左联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从多方面吸收营养，不断扬弃，剔除旧的，补充新的，奉行拿来主义，兼收并蓄，使创作走向多样化，趋于成熟。
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诞生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萌发，以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异端走向正统，从在野走向执政，从民间走向庙堂的过程中，可以看出革命文学成长的艰难过程，以及它对当时中国文坛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对于它在成长中的不成熟性和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很值得我们去认真分析研究，从而我们肯定会得出很多有意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马良春，张大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运营流程优化研究以及系统建设、项目运营管理是铁路多元化经营战略中一项新颖的工作。通过对国内外煤炭储运系统现状的阐述及分析，应用运营管理理论和方法，综合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功能及工艺系统布置方式和运营管理方案，同时应用瓶颈管理——约束理论，提出煤炭综合物流园系统功能、运营流程和运营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利用理论和技术分析方法提出解决思路和优化方案，为下一步煤炭综合物流园系统的优化升级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帮助，从而有利于促进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的建设与推广，并利用管理理论达到指导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系统运营流程设计及项目运营管理更加优化与科学。
二、国内外研究发展现状综述
从国内外相关文献检索结果来看，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的飞速发展，运输和物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铁路站场配套的物流园区的建设正在迅猛崛起，都在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和技术改造。
1、国外研究发展现状
国外铁路枢纽及货运站的规划、布局、建设在不断完善。随着物流业的发展和运输方式的优化整合，欧美铁路系统采取了整合车站、集中作业；新建和扩建了一些大型货物站和物流园区，采用了先进的信息管理设备和装卸机械；规划建设专业化货场和物流园；组织大宗货物的直达运输。货运站整合与物流园建设在发达国家开始较早，是伴随着国家工业发展而产生的。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逐步形成，货运集中化与现代物流园成为铁路货运的必然趋势。国外铁路货运集中化开始于货运站整合，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晚，90年代以后开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铁路货运服务中心。
2、国内研究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关于战略装车基地和综合物流园的规划研究处于起步阶段，铁道部运输局2008年12月颁布了《关于全路建设战略装车点的指导性意见》，对铁路系统建设战略装车点的认识、规划建设、遵循原则、建设内容、组织实施等做了一系列地指导。从文献检索的研究内容中可以看出，研究和阐述铁路战略装车点的理论和文献相对较少，而研究和阐述煤炭综合物流园的理论和文献更是分毛羚角。李灵玉在2009年12月北京交通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呼铁局古城湾战略装车基地建设项目管理研究》中，应用现代项目管理理论及铁路货物运输发展趋势，对战略装车基地建设现状、基本构想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靳雄焕在2009年6月北京交通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铁路战略装车点布局规划研究》中，对铁路货运站布局及整合的基本情况、战略装车点的基本特征、规划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并对铁路运输组织创新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董潇杰2009年发表在中国电力教育《储煤场及设备的选择与布置》一文，对运煤系统中的储煤场及其设备的方案，进行了分析比较，使设备的选择与布置方案设计得到了优化；李艳萍2009年10月发表的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论文《浅谈铁路煤炭运输拓展现代物流》，概括介绍了铁路煤炭运输拓展现代物流的重要意义，详细的从技术，管理，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意见。项目运营管理与规划布局等理论是铁路战略装车基地和综合物流园的规划研究的理论基础，因此，本文将以铁路站场综合物流园的运营流程优化研究为主。
三、 铁路站场综合物流园系统优化与流程再设计实施框架
1、运营系统
运营系统均有着自己的运动规律即：输入资源要素，经过转换输出产品或劳务，并且在转换过程中不停地进行信息反馈或顾客用户的参与。
2、铁路站场综合物流园系统优化与流程再设计的系统实施框架
在先进制造技术环境下，生产系统功能优化与生产流程再设计应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具体实施框架如图2所示。
1）组建专门机构、确定指导方针和评价标准、制定工作计划等。
2）生产系统与生产流程建模。
3）通过对模型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依据目标确定优化与再造方案。
4）实施保障系统，如生产战略的指导、 组织支持及人力资源管理的保障等。
5）运用科学地方法评价再造取得的效果， 巩固成绩，发现不足，并向系统进行反馈，以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下一轮优化与再造。
四、瓶颈管理——约束理论。TOC概念、及五大核心步骤
1、TOC概念
约束理论（TOC）的基本理念是：限制系统实现企业目标的因素并不是系统的全部资源，而仅为系统 “瓶颈”的个别资源。约束理论就是帮助找出和改进瓶颈，使系统（企业）效能最大化的管理哲理，是事半功倍的管理哲理。
2、TOC五大核心步骤
1）分析系统，寻找瓶颈。即指出系统限制；
2）理清瓶颈，寻找突破。决定如何充分利用系统限制；
3）立足突破，提出措施。全力配合步骤二所做的决策：
确保非限制能够全力配合限制所要的——保护产出；
确保非限制不要做出超出限制所要的——控制成本。
4）深化动作，扩充瓶颈。即打破系统限制；
5）积极提升，团队前进。如果系统限制在步骤四被打破，回到步骤一。
3、生产物流系统中瓶颈的识别
瓶颈资源限制了整个企业出产产品的数量，是生产物流系统中物流量最小的地方。识别生产系统中的瓶颈是进行生产物流系统优化设计的重中之重。要判别一个资源是否为瓶颈，应从该资源的实际生产能力与它的生产负荷来考察。
4、生产物流系统优化设计
1、生产物流系统优化设计的原则
1）功最小原则
物流“距离”要短，搬运“量”要小。
2） 流动性原则
流动顺畅，消除无谓停滞，力求生产流程的连续性。并应尽量避免工序或作业间的逆向、交错流动或发生与其他物料混杂的情况。
3） 高活性指数原则
采用高活性指数的搬运系统，减少二次搬运和重复搬运量。
4） 综合性原则
进行生产物流系统设计，要站在全局的立场，考虑工厂的长远发展，全面分析和处理各种影响因素。适应性原则
在实施供应链管理和市场经济前提下，生产物流系统一定要具有柔性、适应性要强。
5） 经济性原则
生产物流系统设计既要满足生产的要求为生产服务，又要尽量节省投入。
五、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优化设计原则、目的与系统选择
1、优化设计原则、目的
在分析和设计将资源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流程时，即在进行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优化设计时，应当考虑如下问题：
流程设计的方法研究是为了得到最优的生产流程；
该生产流程设计是为了获得在产品差异、响应或低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
该生产流程可以减少那些不增加价值的环节；
该流程能如顾客所感知的那样使顾客价值最大化；
该流程能够帮助公司赢得更多的订单。
2、设备与技术的选择
对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生产系统运营流程优化设计做决策时，还需要生产设备、工艺设施和技术方面的决策。选择性价比最好的设备是基于对煤炭综合物流园生产系统运营流程和生产技术的了解。设备的选择，比如运煤专用老K车、输煤设备、分级振动筛以及装煤设备等，均要考虑成本、质量、生产能力和柔性，同时还要考虑每一台设备与系统的匹配性。因此，运作管理人员需要认真分析对比每种方案的功能、生产能力、设备特性及维修互换要求，这些属性中的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备选方案的决定性因素。
在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生产系统运营流程优化设计方法研究中，正确的工艺系统和设备的选择，必然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在满足用户差异化需求、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方面，这种竞争优势可能会产生很高的柔性；而技术创新和设备改造也可能产生更加合理、顺畅和稳定的生产流程，这个流程需要更少的调整、维护和操作人员的培训，同时为企业赢得更多的订单。
现代技术的应用能够促使系统扩大生产的范围。因此，新设备或流程选择的一种重要特性是具有柔性的设备；柔性是指对时间、成本或顾客价值快速响应的能力。生产技术的选择重点考虑：
1生产设备的技术。如呼准铁路甲兰营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生产系统设备，要满足卸、装、输送、筛分的综合功能；
2流程控制。即使用信息技术来监测并控制实物流程。典型的流程控制方式：
传感器——收集数据；
模拟设备定期读取数据，或许一分或者一秒一次；
测量值转化为数字化信号后传送到电子计算机；
计算机程序读取文件并且分析数据；
输出。
3可视化系统。监控生产系统。
4自动化生产物流系统。通过程序设定和计算机控制，按工艺顺序运行系统并生产满足要求的产品。
3、设备布置类型与方法
在决定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生产系统优化设计运作效率的决策中，设备布置是关键性的决策之一。这是因为设备布置不仅能够造就系统在生产能力、流程、柔性和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而且可以造就系统生产性能、客户的感觉以及外观形象等方面的竞争优势。有效的设备布置策略有助于企业的差别策略、低成本策略或快速响应策略的实施。
任何情况下，煤炭综合物流园生产系统设备布置设计都必须考虑并满足以下要求：
1原煤输送、生产设备；
2提高空间、设备和人员的利用率；
3提高信息、原煤或人员的流动；
4提供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
5生产能力的要求；
6环境与美学；
7信息流。对于组织，沟通是必要的，所以设备的布置必须方便信息的流动；
8在各个工作区间的运输成本最低。
六、结论
1、结论
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主要是针对目前我国煤炭生产、运输以及流通环节的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结合市场需求和竞争的需要，铁路运输与煤炭物流领域的一次创新。通过整合铁路运输能力大、成本低和煤炭物流生产流程化增值服务，是铁路运输优势、煤炭资源优势、物流生产增值优势得到优化组合和运用，综合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大为提高。铁道部提出规划建设战略装车基地的指导思想，各地政府也正在加大力度试图通过整合小煤场和提升系统功能以求解决小煤场小而散、黑乱粗的问题。本论文正是基于此，对铁路站场运营流程优化进行研究，希望能为以后类是项目的建设以及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路。
［关键词］交通运输；经济增长；新兴古典经济学
1问题的提出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世界主要国家，交通运输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其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交通运输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本文的目的就是概括、总结这一关系中重要的一方面，即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并提出新的思路。
2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总结
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理论基础、结论，本文将其概括为6大类：
(1)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分析。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国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运输经济问题有较多论述，如“运输和货币变成了商品流通的两个车轮”，“商品经济越发展，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也就越是重要”。亚当•斯密（AdamSmith）的经典三段论更是被反复引用，斯密认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由分工引起，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市场范围大小由运输条件决定”，这体现的是运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运输经济地理学。包括工业区位论、城市群理论、点-轴理论、交通经济带理论、运输通道理论等。如韦伯（Weber，1929）建立了模型，用运输成本来决定制造业的区位。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点—轴理论”，认为“发展轴线由以交通干线为主体的线状基础设施束构成，干线交叉点上的城市、工矿区、港口、农业地区为发展的主体部分，生产力开发以‘点-轴’模式展开”。
(3)经济史、运输发展史分析。国外以李斯特（Liszt）、道格拉斯•诺思（D.C.North）为代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总结出“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便利对生产力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从而促进国家财富、人口和政治力量的增长”。诺思通过分析1750—1913年海运费率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了海运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变迁降低了海运费率，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国内以荣朝和、韩彪、熊永钧为代表。其中荣朝和提出“运输化理论”，认为运输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韩彪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交替推拉关系”，认为现代运输业成长过程中可分为“剧变期”和“渐变期”。熊永钧提出了“运输成本阈值”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不应将运输简单地理解为阻碍市场活动的常量，而应将其看作变量。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只是运输成本降低到某一个“阈值”时才出现的。
(4)发展经济学观点。以罗斯托（Rostow）、赫希曼（Hirschman）等人为代表。罗斯托指出“大量的交通建设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先行资本，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起飞阶段之前”。赫希曼区分了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又进一步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的概念的核心可以严格限于交通运输及动力。
(5)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这是近期运输经济研究的主流，但已经出现计量方法应用过度的趋势，忽视了对内在规律的探究。较有价值的文献包括D.A.Aschauer（1989）应用CD生产函数，对美国1949—1985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总产出对公共资本存量的弹性为0.39。汪传续（1999）与张国强（2004）分别用灰色系统协调模型和DEA模型，测算了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王家庭（2009）基于我国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协调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交通运输发展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
(6)投入产出分析和项目评价分析。汪传续（2004）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交通运输的前向、后向波及效应和总效应，并根据1997年投入产出资料计算了交通运输业对GNP和劳动就业的贡献。项目评价主要运用成本—收益法，评价某交通运输项目。
3现有理论和方法的不足
传统的运输与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然远未完善，对许多现象仍缺乏解释力。斯密论述的“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水运开拓了比陆运广得多的市场，从来各种产业分工的改良，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河一带”。而中国自古以来，具有发展内河航运的优越自然条件和领先的航运技术，却只能促进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没有孕育出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是斯密的命题所不能解释的。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运输费用甚至被简化掉了。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中，为便于分析的数学化，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概念。正如迪肯所作的比喻（Dicken，1990），“所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分工、生产、交换、消费，都只发生在一个针尖上”。此后，运输费用被引入，作为生产中的纯消耗添加到生产函数中，但仍然是外生变量。并且这种处理使得在古典经济学中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变为了负面作用，发展交通运输似乎只是为了克服经济中的阻碍，交通运输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不再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交通运输作为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关注。发展经济学家试图用欧美国家发展经验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然而无论是大推进理论还是非平衡增长理论，都将发展交通运输看作是资本积累过程，认为大规模的交通投资将像在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发挥的作用一样，使发展中国家走向快速增长的道路。但是无论是没发展起来的苏联、非洲、拉美一些国家，还是实现了长时间高速增长的中国、“亚洲四小龙”等都没有经历一个显著的交通大发展时期，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的作用受到质疑。
20世纪80年代后，大量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的成果，使之前对这一问题历史描述性的、定性的分析实现了定量的测算。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如最常见的用铁路、公路线路里程或投资额、客货运量作解释变量，用GDP或人均GDP作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只能得出二者的相关性，并不能解释其因果关系，而在投资额的估计参数中，无法区分是投资行为还是运输能力形成后导致的经济增长，而如果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大，则不能说明为什么要投资于交通运输而不是投资其他基础设施。又如用投入产出法，由于统计方法的设计，交通运输总产值增加必然导致生产总值的增加，不能解释其作用机制。再如，无论是用灰色系统模型还是DEA模型分析交通运输与经济的有效性和协调性问题，都是一种事后检验，并且也是各种运输方式或各地区、各时期的相对协调性，不能解释交通运输总体对经济增长的事前作用。
4新兴古典经济学简介及其研究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好处
新兴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足的基础上，应用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analysis）方法发展起来的。它关于分工的基本思想是，经济中的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所有人的专业化经济合起来就是分工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会产生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因此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就越高。同时，分工及其各种经济后果可以在没有交易条件的外生改进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推移自发演进。
基于以上对传统理论和方法不足的分析，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主要原因有以下6点：
(1)斯密将运输费用视为决定市场规模和分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则既包括以运输费用为主的外生交易费用，又引入了信息成本、契约成本、道德风险等内生交易费用。
(2)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配置，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是研究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交易行为和经济增长的，显然更加适合。它也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不需要再借助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对空间、时间等交易过程中的摩擦是忽略的，而交通运输的作用正是克服经济中的时间、空间障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包括运输效率在内的交易效率恰恰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理论框架天然地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4)新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的非拓扑性质（消费、生产的数量、最优资源配置等），而对连通度、一体化等网络效应予以忽略，而交通运输却是典型的网络型产业，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理论研究者在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时感到困难重重。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同时包括了经济的拓扑性质与非拓扑性质，为分析网络型产业提供了便利。
(5)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可以解释交通运输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原理，而并非只是得出数据上的统计关系。而且通过分析这一作用路径，可以解释我国交通运输发展为何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6)借助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自发演进的理论，可以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到底是“推动”、“拉动”、“交替推拉”还是其他关系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
5主要结论和展望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交通运输是交易性产业而非生产性产业，对经济增长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交通运输发展通过改善运输条件，进而降低外生交易成本和总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促进分工，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3)分工经济和由于分工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将使折中这个两难冲突的余地增大，因而随着经济的增长，总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将带动交通运输的发展。
对这一问题的展望：
[关键词]独立学院；生产运作管理；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18.172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8-0-02
生产运作管理课程是本科院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及实践和理论结合紧密的实操性等特点，这些课程特点无疑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提出了较高要求。针对独立学院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的目标，结合独立学院学生特点，从教学内容整合、教学方法改进以及教学模式形成等三方面进行了生产运作管理课程教学模式的研究。以期通过建立完善一套系统的适应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课程教学模式，给学生以学法指导，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会学”并“乐学”，提高自身实践能力。
1 生产运作管理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1 教材内容
目前对教材的选择，一部分高校直接使用国外引进的原版教材，另有一部分高校采用国内学者编写的教材，其中以陈荣秋教授和马士华教授编写的生产运作管理最具代表性。这些教材的共同特点是以传统制造业的运营管理为基本内容，体现对物的管理，技术性、理论性强，概念抽象、计算复杂，故要求课时量要多，且与管理类专业的其他课程的风格相去甚远。
1.2 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以传统的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度低。虽然加入了案例教学，但由于大部分案例脱离学生的实际生活和认知范围，再加上课时量的限制，以及独立学院授课班级人数普遍较大，通过案例讨论来理解知识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增加学生参与度，其效果并不理想。
1.3 学生特点
独立学院管理类专业招收的学生多以文科生为主，这些学生有其自身特点，表现在：知识结构中数学知识缺失，凡涉及数学的内容由怕生烦；兴趣爱好上喜欢学习形象的课程，排斥抽象的内容；思维特点是感性思维较发达，而抽象逻辑思维欠缺；就业观念中普遍轻生产、重营销财务，所接触的和就业意向多为服务业，认为生产管理与今后工作实践无关。
1.4 教学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以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独立学院，在生产运作管理课程的教学中面临着以下的困难和问题：第一，教材的适应性不够、应用性不强；第二，教学方法单一，不能适应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的需要；第三，学生缺乏学习兴趣、主动学习意识欠缺、学习能力弱。
因此，对于独立学院生产运作管理课程的教学模式的建立主要包括整合教学内容，以弥补教材的适应性不够、应用性不强的问题；改进教学方法，以适应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的需要；搭建平台，给学生以学法指导，增加学生兴趣，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在实践中提高其学习能力。
2 生产运作管理课程教学模式建立
2.1 整合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整合主要体现在：一是“一增一减”，即适当减少有关制造业生产管理的内容，增加服务业运营管理的内容；二是“少重复重实用”，即取消或减少与其他专业课程重复内容的课时，注重课程内容的务实性和操作性。
2.1.1 整合依据
第一，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制造业）占比，成为三大产业中的首位。
第二，当代世界经济中，服务业是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第三，独立学院工商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领域多集中在服务业。
第四，服务业贴近学生的衣食住行，服务运营管理的内容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五，独立学院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2.1.2 整合原则
适应独立学院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目标，突出“精、新、实”的特点。精：针对课时少、内容多的情况，取消或减少与其他专业课程重复内容的课时，筛选出生产运作管理的经典理论和方法，进行精讲；新：追踪生产运作管理领域的新理论，补充到课程中；实：通过增加案例，布置工作任务等方式，体现课程的务实性和操作性。
2.1.3 整合内容
第一，调整生产运作管理教学大纲和课时安排。如表1所示，对本课程与其他专业课程的重复知识进行分析后，精简内容，建立适合独立学院工商管理类本科生的知识体系，并力求体现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具体内容及课时安排如表2所示。
第二，编制生产运作管理课程学习手册、课程教学案例和阅读材料，集成生产运作管理课程习题库。通过增加学生自己动手、动脑的课堂练习和课后作业，强化实操性训练。
第三，承担企业全面管理沙盘模拟（ERP）实训课程，将生产运作管理课程中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以计划、报表等形式加入到ERP实训课程中，编制企业管理模拟实训指导书，使实践和理论紧密结合，体现课程的实用性。
2.2 改进教学方法
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特点和实际条件，选取易操作、有实效的教学方法，增加学生兴趣和参与度，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2.2.1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的重点在于选取贴近学生认知的真实案例，调动学生自主学习、探索、讨论的积极性。为保证教学的时效性，案例教学的课堂组织可以按以下过程展开。
首先，课前提前布置。针对课程的章节内容，选择对应的案例，并提出相应的提示性问题，提前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分组提前预习案例。
其次，课上分组讨论。课堂上限定时间，分组讨论，形成书面讨论意见。每组派代表陈述本组观点和结论，鼓励各组之间互相质疑，激发学生深入思考。
最后，教师总结提炼。学生讨论结束后，教师一定要进行总结和点评，中肯指出学生在思考问题时需要改进的地方，肯定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探究精神，引导学生把现实企业中面临的问题和理论结合起来，从理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2.2.2 工作任务导向教学法
工作任务导向教学的难点在于选择适合学生操作的任务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利用充足的课外时间，结合课程中的相关理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首先，任务选取。教师布置的任务以便于学生自主实践、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为宜，比如以调查超市的设施布置、学校食堂的布局、校园旁常去小饭馆的服务流程等为任务。既便于实施，又有一定的挑战性。
其次，实地调研。学生分组领取任务后，利用课外时间，选取调查对象实地调研。鼓励学生拍摄视频进行过程记录，增加趣味性和真实感。
再次，制订方案。对调研对象的有关现状进行分析后，结合课程理论，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或解决方案。
最后，课堂展示。将领取的任务完成状况进行课堂展示，鼓励学生以拍摄视频、自编情景剧模拟场景等形式与制作PPT结合展示，再现真实环境和情景。最后教师讲评，发现学生的闪光点，鼓励创新意识。
2.2.3 视频资料教学法
选取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视频影像资料在课堂上放映，一方面用生动的画面和鲜活的过程增加学生兴趣，另一方面增加学生对抽象理论的感性认识，降低学生理解的难度。
2.3 形成教学模式
通过以上教学内容的整合和教学方法的改进，形成“一本手册、一个任务、一次演讲、一个学习平台”的教学模式。
一本手册：通过完成学习手册（包括课堂笔记记录和课后练习作业），加强学生学习过程管理。
一个任务和一次演讲：通过设置任务并进行研究成果的课堂汇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运用能力。
一个学习平台：通过建设生产运作管理课程学习网络平台（可以是学习网站，也可以是微信公众号内容推送），给学生提供一个和教师进行一对一互动的平台，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 生产运作管理课程教学模式应用效果
3.1 课堂教学效果提升
增加了学生课堂学习的兴趣，提高期末考试及格率。生产运作管理课程期末考试及格率基本稳定在80%左右，比之前提高近10个百分点。
3.2 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增强
引导鼓励学生运用课程相关理论，进行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提高解决问题能力。比如，在教师指导下，笔者所在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组成的团队，运用生产运作管理课程中有关服务系统设计理论，申请获批学院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3.3 毕业论文选题拓宽
引导学生运用生产服务运营管理相关理论，结合实习单位进行相关选题研究。笔者所在学院市场营销专业毕业论文选题改变了过去大多以营销策略为内容的情况，增加了服务质量管理研究、顾客满意度研究等内容，提高了论文质量，增加了内容的多样性。
3.4 理论课和实训课有机结合
对生产运作管理课程中生产计划管理、物料管理等重点、难点内容，通过在ERP沙盘模拟实训课程中设计流程，增加制订计划、完成报表等环节加以体现，让学生通过实际操作，加深对枯燥理论的理解和应用，实现理论课程与实训课程的有机衔接。
4 结 语
生产运作管理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的课程，同时又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结合紧密的课程。对于独立学院生产运作管理课程的教学模式的建立主要包括整合教学内容，以弥补教材的适应性不够、应用性不强的问题；通过实施案例教学法、工作任务导向法等改进教学方法，以适应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的需要；搭建平台，给学生以学法指导，增加学生兴趣，提高学习主动性，在实践中提高学习能力，最后形成“一本手册、一个任务、一次演讲、一个学习平台”的教学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志祥.本科层次生产管理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5（5）：62-66.
关键词：鲁迅；阶级意识；后期创造社；福本主义；卢卡奇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161-007
鲁迅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认识到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由起初的怀疑“革命文学”转变为肯定“无产阶级文学”，承认文学的阶级性，认同文学始终受阶级意识支配。这一时期是鲁迅思想的“转向”时期，通过与各方展开革命文学论争，尤其是同后期创造社的论争，他翻译、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探索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最终形成了自身的阶级文学观。鲁迅文艺思想中阶级意识的突显，与当时国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有着紧密关联，同当时后期创造社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密切相关（这里并不否认鲁迅受国内外其他作家、理论家的影响）。
一、 阶级意识的突显――后期创造社对
鲁迅文艺思想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中苏外交关系断绝，思想交流严重受阻，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中国的联系较之苏联更为直接。”[1]148此时，留日归国的后期创造社成员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尽管存在着缺陷与不足，却对中国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鲁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起初，鲁迅对革命文学是持怀疑态度的。1927年4月8日，鲁迅在黄埔军官学校以《革命时代的文学》为题目作演讲时，已关注到“革命文学”，认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2]418，他对大革命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分三个阶段来分析。一是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革命没有什么影响。二是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因为“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2]420。三是革命成功之后，会产生了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不过他认为“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2]421；“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2]421-422由此可见，尽管鲁迅谈到了革命文学，却认为当时中国没有真正的平民文学，存在的仅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是读书人的文学。虽然鲁迅承认革命文学的存在――“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3]82，但他对“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却是持怀疑态度[2]423，曾明确讲道“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3]83，对“文艺是革命的先驱”也持怀疑态度[2]559，对当时中国存在的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更是持怀疑态度[2]543-544。
后期创造社掀起的这场文化运动对鲁迅所产生的影响，鲁迅在1932年《序言》中曾坦陈：“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3]6从鲁迅的这段言词中，我们可以确认以下三点：第一，鲁迅正是受到后期创造社的影响，才“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第二，鲁迅在此之前是只信进化论的；第三，鲁迅在“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之后，认识到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正是通过同后期创造社的文艺论争，鲁迅在清醒地看到前者患有严重“左”派幼稚病的同时，由起初的怀疑“革命文学”转变为肯定“无产阶级文学”。1928年3月12日，鲁迅发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对成仿吾的《祝词》及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主张，明确表示肯定：“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3]63这实际上是赞同了李初梨的主张，即“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4]；“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不一定要出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出身者，也不一定会产生出无产阶级文学”[4]。由上可知，鲁迅接受了后期创造社所主张的“无产阶级文学”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后期创造社对鲁迅的影响，使后者不仅赞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且把之后诞生的“左翼作家联盟”也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把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亦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5] 590。此外，由于后期创造社的影响，鲁迅不仅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而且主张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他认为：“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成功，于大家更有益。”[3]135正是有了这样的理念，鲁迅才在1929年至1931年短短的时间内译介了一系列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如1929年译俄国及日本作家与批评家的论文集《壁下译丛》（北新书局印行）、日本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大江书局印行《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苏联A・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大江书局印行《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1930年译俄国G・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光华书局印行《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苏联A.卢那卡尔斯基的论文及演说《文艺与批评》（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一）、苏联关于文艺的会议及决议《文艺政策》（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一）、苏联A.雅各武莱夫的长篇小说《十月》（神州国光社收稿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今尚未印）[3]180，1931年译苏联A・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三闲书屋印行）等。除以上他本人的译著之外，鲁迅还校阅了一些其他译著，如任桢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胡译苏联A・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董秋芳译俄国V・但兼珂等作的短篇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孙用译匈牙利裴多菲・山大的民间故事诗《勇敢的约翰》及李兰译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夏娃日记》等，校阅约十几部译著。鲁迅之所以在此期间如此致力于翻译方面的工作，除了上面提到的理念支持外，他还认为文艺界“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3]184。正是针对当时无产阶级文学太过于重在宣传，鲁迅才如此重视翻译工作，他的译著也是致力于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如他所说的“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3]210。
尽管鲁迅是在后期创造社的影响下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也的确客观存在，但也绝不能夸大这种影响。鲁迅毕竟不同于后期创造社，前者对后者也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那时（1928年初至1929年初――笔者注）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即后期创造社成员――笔者注）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3]297
相较后期创造社成员而言，鲁迅更深谙中国的国情，他从中国的文化实际出发，对后期创造社所倡导的极“左”理论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批判。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一切文艺是宣传”[4]的观点，鲁迅虽赞同，却看得更透彻，警示当时的革命文学家须注意文艺与宣传并不能等同，文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3]84，他认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3]84，这些观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其次，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主张，鲁迅以极其深邃的洞察力，对该主张有着更清晰、更透彻的认知，他认为文学“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3]204-206。再者，鲁迅对“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观点仍是持怀疑态度：“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预想。”[3]134不过，他并非完全否定文学的作用，他在《文学与革命》中曾谈到：“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3]83最后，尽管鲁迅接受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但对后期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却是保持着深刻的批判意识，认为它不过是一个题目，而缺乏现实的内容。[3]135、[5]590-591
综上可见，鲁迅并不完全赞同后期创造社所强调的那种文学的阶级性，但是前者文艺思想中阶级意识的突显，却与后者的影响有着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强调阶级意识、突显文学的阶级性并非后期创造社的独创，而是后期创造社照搬当时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把福本主义中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带到了中国。然而，这种“阶级意识”理论也并非福本主义的首创，而是来自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
二、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高扬――
卢卡奇对福本主义的影响
福本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以批判山川主义而确立的一股左翼思潮，它于1924―1927年在日本风靡一时，之后虽失去主导地位，但却对日本整个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乃至文化运动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福本和夫（1894―1983），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1923―1924年先后留学英、美、德、法各国，在德国期间，师从科尔施并结识卢卡奇，卢卡奇以《历史与阶级意识》相赠。[6]当时该书在国际上影响甚大，对青年福本和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福本主义（1）这种带有鲜明政治激进主义色彩的“左”的思想，主要具有异化、阶级意识及党组织理论的基本特征。前两点明显受《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响，后一点直接受到了列宁的建党思想的影响，但也有卢卡奇思想的作用。正是由于卢卡奇的极大影响，1927年日本思想界才出现这一译介情况――《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阶级意识》、《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两篇文章同他的《列宁》一起被译成日文出版[7]。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包涵了三个基本概念：物化、总体性（或整体性）和阶级意识，虽然是由八篇论文组成，但“物化”始终是全书的核心。尽管卢卡奇当时未能将物化与异化完全区分开，但他却是在异化的意义上使用“物化”一词，从商品拜物教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卢卡奇认为，异化是总体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握这一总体，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必须作为阶级而出现时，意识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时，才可能消除异化，因此，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福本和夫受卢卡奇的影响，用异化的思想来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力图克服那种局限于工人与资本家对立的肤浅认识，提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基于它自身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自觉。
关于“阶级意识”这一概念，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予以强调，并在专门的论文《阶级意识》中，作了非常明确的解释：
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殊的典型的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8]107
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8]136
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意义：
这种感受总是要在眼前的局部利益中变具体的。如果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应该回复到空想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话，那末就绝不能跳过眼前的局部利益，这就是说，眼前的局部利益可能具有双重的功能：或者是通向目标的一步，或者是把目标掩盖起来。究竟是发挥哪一种功能则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不取决于局部斗争的胜利或失败。[8]136
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8]139
卢卡奇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产生，对于推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觉醒，曾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过分强调意识在革命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明显带有政治激进主义的“左”的色彩。
正是受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些革命学说的深刻影响，福本和夫才形成了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论及独特的革命阶段论（2），以理论斗争、意识斗争来指导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过他将“阶级意识”提升至“理论斗争”的高度，“将意识斗争（理论斗争、思想斗争都是同义词）完全等同于阶级斗争，并把它放在斗争过程的首位”[1]75，虽然极“左”，但从一定侧面也彰显出卢卡奇对其影响之深。
为了更好地实践无产阶级的意识斗争，福本和夫提出了“分离结合”的党组织论。这一理论除了受列宁建党学说的影响外，同时也有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用。关于党的组织理论问题，卢卡奇作了深刻的思考并专门撰写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批判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机会主义的组织理论，披露机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有机的’、纯粹无产阶级革命的幻想”[8]401，批判这种学说“设想无产阶级会通过缓慢的扩展逐渐争取到人口的大多数，通过纯粹合法的手段获得政权”[8]401。这些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福本和夫，他一回到日本就严厉批判支持解散日共、消极重建日共、主张实行工会主义政策的山川主义，极力倡导重建日共，强调党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然而，福本和夫提出的“分离结合论”（3）与“理论斗争”，却是机械地运用了列宁和卢卡奇的理论学说，没有看到理论、实践与组织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懂得“组织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8]396，不懂得只有选择正确的组织方法才能把理论变成实践，不懂得“只有侧重组织方面的分析才使得有可能从实践观点对理论进行真正的批评”[8]398，才致使其把斗争仅局限于理论斗争，导致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使党和工农群众脱离，群众之间则因思想上理论上互相对立而分裂”[9]。从以上分析可知，福本主义是“以对纯粹的阶级意识的追求为特点”[1]75的左翼革命思想，足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之影响甚深。
三、 倡导文学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
福本主义对后期创造社的影响
1927年10月至1928年，后期创造社（4）成员在国内革命文学运动形势的鼓励下，先后从日本归国，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他们把日本福本主义带到中国文艺界，“他们回国参加文学运动的全部计划都是在日本形成的，当时正是福本主义风卷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期间”[1]77。后期创造社成员在日本期间就建议创造社转变方向，回国后便高举革命文学的旗帜，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后期创造社成员在日留学期间，受到当时风靡一时的福本主义的影响，这已被学界公认。不过，有学者认为，“在后期创造社成员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福本和夫的名字”[1]76，却与事实不符。1928年11月至12月，沈绮雨（沈起予）在《日出》旬刊第3、4、5期连载了他的《日本的普罗列塔利亚艺术怎样经过它的运动过程》一文，不仅对“日本无产艺术运动的过程”作了专题研究，且专门谈到了“福本和夫”[10]。此外，创造社元老郑伯奇也曾在回忆后期创造社时提到了“福本和夫”：
日本也有一个大学教授，名叫福本和夫，他曾参加组织日本共产党，很“左”，当时在日本有很大影响。[11]913
郑伯奇还特别讲到李初梨、冯乃超：
他们两人在日本时间相当长，日本话讲的非常流利，对于日本文学和当前世界文学情况都很熟悉。那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盛行，大学和高校的学生颇有参加者，他们也受了相当的影响。[11]869
对此，1978年，冯乃超在回忆日本留学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时，坦承其受到了福本主义的影响：
国际上，“左”倾教条主义之风盛行，在这个影响下，日本的青年学生中流行着“左”倾的“福本主义”。高等学校教授福本和夫的著作成为风靡一时的读物，他的全盛期是在1926年左右……福本的“左”倾教条主义在日本的左翼文化运动中曾给青年知识分子造成了不少危害……当时日本左翼文坛主张“既成作家”都一定要“转变方向”，这一点，后来竟成为我回国以后批判鲁迅的张本。[12]
正是由于福本主义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盛极一时，才为在日本学习的后期创造社成员接触其思想、接受其影响从客观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后期创造社成员所提倡的理论斗争、文学的阶级性及其在倡导过程中强烈的论争批判色彩，我们可以辨清福本主义对之影响的思想脉络。
后期创造社强调理论在斗争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1928年初，冯乃超发表了题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文章，率先强调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提出革命文学必须有“严正的革命理论和科学的人生观作基础”[13]。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李初梨不仅鲜明地高举理论斗争的旗帜，而且将文学的阶级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融入理论斗争之中，并把该论文“权且作一个‘理论斗争’的开始”[4]。之后，他更加鲜明地强调“理论斗争”的迫切性，呼吁“在我们的无产文艺阵营里面，‘理论斗争’是刻不容缓的一件急务”[14]。几乎与此同时，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也积极响应、倡导“理论斗争”。他认为要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家必须掌握科学的理论方法，为“理论斗争”在中国的宣传起了一定的铺垫、推动作用。
在突显文学的阶级性这一点上，冯乃超阐明了革命文学的本质――“必然是Agitation-Propaganda”（鼓动、宣传――笔者注），主张文学艺术的任务，也是革命文学家的任务，就是把当时中国民众反抗的情感、求解放的欲望及强烈的革命思想以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疾呼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明确提出“政治家该具有艺术的心，艺术家也该具有政治家的头”[15]。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李初梨坚持文学“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4]，强调文学的阶级意识，并提出要成为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要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克服自己的有产者或小有产者意识，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彭康也积极著文响应，强调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着重指出文艺是“意识形态（Ideologie）”的，是思想、感情的组织化，进一步阐明：“革命文艺，普罗列塔利亚文艺，在中国的现阶段，也不应仅限于描写无产阶级，更不必要无产阶级自身来写……革命文艺的内容，描写什么都好，只要在一个一定的目标之下，就犹如斗争虽然多都是朝着一个目的一样。封建势力，军阀，帝国主义，工农生活，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等等，都是革命文艺的内容。”[16]这些内容的提出与宣扬，丰富发展了革命文学的内容，提升了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水平。
后期创造社成员对理论斗争以及文学的阶级性的倡导，是在同文学革命论争的过程中进行，呈现出极强的批判色彩（5）。
后期创造社成员对福本主义的接受，不仅体现在以上三方面，从他们创办的刊物及其相关著述或译介的日本文艺著作中，我们也可识认。20世纪20年代末的后期创造社，为了更好地译介、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积极创办一些期刊杂志，如《文化批判》（1928.1.15―1928.5）、《流沙》（1928.3.15―1928.5.30）、《思想》月刊（1928.8.15―1928年底或1929年初）及《创造月刊》（1926.3―1929.1）、《日出》旬刊（1928.11.5―1928.12.15）等。他们以这些期刊杂志为主要阵地，进行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并有比较具体的理论分工，冯乃超、李初梨负责文艺理论和批评，彭康担负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朱镜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国际形势，李铁声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工作，对中国现代革命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后期创造社成员所译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都是通过日译本介绍至中国，是在他们把福本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完成的。
经过以上抽丝剥茧的探析、溯源，便可理出这一事实：鲁迅文艺思想中的阶级意识，源头是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该理论经日本福本主义由后期创造社传至中国。正是由于福本主义、后期创造社的影响，鲁迅不仅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而且也接触到了卢卡奇的论著。正是由于后期创造社“挤”鲁迅认识到须看“几种科学底文艺论”，鲁迅先生才于1928年2月1日往内山书店购买了日译本卢卡奇的《何谓阶级意识》[17]、[18]，成为最早接触到卢卡奇著作的中国作家之一（6）。这一时期，“阶级意识”理论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充分说明了一种理论“旅行”的现象：一种理论思想进入另一种异己的文化绝非畅通无阻，无论这种理论自身多么深刻、重要，其在异域的旅行、完全（或部分）地被接纳是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同时，鲁迅对“阶级意识”理论的批判和吸纳，也印证了一种文化接受的事实：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接受一种异己的思想文化，绝不会盲目地全盘接纳，只会从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选择性地进行吸收。
注释：
（1）1924年9月，福本和夫回到日本，针对当时消极重建日本共产党、忽视党的领导权与先锋作用的以山川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主导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重新组建日本共产党。山川主义忽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积极支持解散日共，认为列宁的建党思想不符合日本的客观情势，倡导无产阶级运动大众化的政策。针对山川均的消极主义，福本和夫多次著文予以批判，批判以山川均为代表的思想为经济主义、工会主义、折中主义，批判山川均的消极建党思想，积极倡导重建日本共产党。福本和夫的这一系列革命主张，迅速赢得了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1926年12月，日共召开重建党组织大会，福本和夫一跃成为日共领导人，其思想由此也正式成为日共及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导思想。然而，由于福本主义具有左倾宗派主义的特质，加上卢卡奇（他本人因《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与福本和夫都先后批评布哈林不懂辩证法，而当时主持共产国际的正是布哈林，这些都注定了福本主义的命运。1927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通过了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纲领，即《日本》，批判了以山川均为代表的折中主义和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左倾宗派主义，参加会议的福本和夫回到日本后不久便被捕入狱，福本主义在日本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主导地位结束。
（2）福本和夫独特的革命阶段论：第一，阶级意识（通过斗争，逐渐形成，并在一定条件下飞跃为意识革命）；第二，政治革命；第三，经济革命（利用政治革命来推动经济革命）。
（3）所谓“分离结合论”是指根据马克思的结合原理，从事结合前的分离工作。
（4）（5）关于创造社的分期问题和后期创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呈现的极强的论争批判色彩特征，详见作者的《后期创造社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中的得失》（《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一文。
（6）关于鲁迅先生往内山书店购买的日译本卢卡奇著作的书名问题，学界存在着不当的表述。黎活仁先生在论著《卢卡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认为鲁迅先生购入的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实则不然，这一问题在《鲁迅全集》第15卷“书刊注释条目”的日文部分第832页，有详细注释：“阶级意识トハ何ヅャ《何谓阶级意识》（今译为《阶级意识》――笔者注）。匈牙利卢卡契（G . Lukács）著，水谷长三郎，米村正一译。昭和二年（1927年）东京同人社书店出版”。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历史与阶级意识》尚没有完整的日译本。卢卡奇论著最早的日译本出现于1927年，日本翻译界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抽出两篇文章《何谓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加上《列宁》，将它们译成日文出版，这也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一次被译为其他语言在世界上出版。因此，鲁迅先生1928年2月1日得到的这一日译本应是《阶级意识》，而非《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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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系统控制论；天然气；产销
中图分类号：F4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需求，天然气产销的发展也越来越快，单一的协调控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生产的需求，而大系统具有层次复杂、规模增大、综合性较强等特点。笔者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结合天然气产销发展的实际情况，探讨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研究，有效地提高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的效率。
一、大系统控制论
大系统控制论是建立在系统科学、现代控制论和系统工程基础之上，它区别于经典控制论和现代控制论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强调通过体系控制以适应多重状态空间，因此，在控制模式上强调多维度的综合控制[1]。而我国著名专家认为，大系统就是在较大的范围内收集数据，并且对数据进行有序的处理和分析，协调和控制整个天然气产销系统。由于大系统具有层次复杂、规模增大、综合性较强等特点，因此在运用大系统时，应结合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的实际情况，要不然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二、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模式
大系统控制强调树立系统理念，运用系统思维方法和系统工程技术，综合使用各种工具和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形成合力，共同解决一个复杂大系统问题[2]。所以，结合大系统控制论、天然气产销的发展趋势和协调控制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一种综合性模式，即在管理链级的视角对天然气产销大系统进行多级梯阶控制、在业务层次视角对天然气产销大系统进行多层梯阶控制盒在流程结构视角对天然气产销进行多段梯阶控制。这个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模式，不仅仅天提高了然气产销协调控制的效率，而且还促进产销各个环节的顺利开展、协调和控制，增加了天然气在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这个模式充分发挥了大系统的作用，合理应用到天然气产销当中。
三、运用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
由于天然气的开发虽然是收益高，但是不得不忽视它产销的过程风较险高、循环时间较长、投资甚高。另外，我国天然气产业特殊的运行模式以及天然气勘探开发和管输配送业务表现出来的复杂性使得单一的管理控制模式很难适应其要求，而且，天然气作为商品具有不容易储存、运输方式单一等特点，其开采环境又大多是高温、高压、超深，甚至高含H2S[3]。这就要求我国对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和管理系统更高，而在此运用大系统控制论可减少协调控制的难度。运用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包括多级梯阶、多层梯阶和多段梯阶三个方面的协调控制。
1.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多级梯阶控制协调
就我国目前的天然气产销情况而言，常用的梯阶控制模式一般包括最高级的企业级，中层的部门级和最底层的基层级。首先，最高级的企业级是指由企业的高层领导和负责协调控制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对天然气产销进行协调控制的总指挥。企业级委员的职能主要是起到总指挥的作用，对各个部门级的产销运营进行控制协调，除此之外还负责与外面的上级负责部门和其他的相关部门进行产销的协调。其次，中层的部门级是指由采购部门、信息技术部门、生产运输部门和业务销售部门等职能部门组成的联合协调管理委员会。部门级委员的主要职能是在协助企业级对天然气协调控制的同时，对进行各个职能部门的基层委员进行联合管理协调，起到桥梁的作用。最后，最底层的基层级是指由个部门级管理范围内的班组成员或者一线工作者组成的。基层级委员主要职能是落实天然气产销过程中各具体事务，确保运营产销的顺利进行。这三个级别组成了一个大系统对天然气产销的各个级别进行协调控制，分工明确，有利于提高天然气产销的运营效益。
2.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多层梯阶控制协调
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气热产销协调控制除了纵向协调管理之外，还横向进行控制，即多层梯阶协调控制，确保天然气产销运用的安全进行。根据天然气产销的特点可以将大系统分成中心层、主力层、辅佐层和协调层四个层面。系统中的中心层主要负责天然气的业务营销，包括信息开发部门、生产运输部门、营销部门等。主力层主要负责天然气的开发，包括信息技术部门、工程开发部门、勘测发展部门等开发部门。辅佐部门主要职能是对其他层级进行服务，包括人事部门、财务部门等。协调部门是开展对其他层级后勤工作，包括安检部门、审计部门等。这四个层面各司其职，对天然气产销运营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这个大系统的各方面进行测量及反馈并控制。
3.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多段梯阶控制协调
在大系统中对天然气进行分段控制，是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中的重要手段。把大系统控制分为上、中、下三个阶段，上段控制负责技术开发，由技术部门控制；中段控制指采购运输，由生产部门控制；下段是指业务营销，由销售部门和技术部门合作控制。对上中下段进行一体化控制协调，三个阶段紧密联系，使其合作的作用远远大于三个阶段相加的作用。
四、总结
天然气的产销由于层次复杂、规模较大、生产线较长、投资较大、风险大等特殊性，因此需应用大系统控制论对其进行协调控制才能师其达到最优状态，有效的提高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的效率。结合我国天然气产销的实际情况，可以充分的运用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包括多级梯阶、多层梯阶和多段梯阶三个方面的进行协调控制。不仅可以对天然气产销进行横向管理，还可以纵向控制，达到优化系统的效果，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李志刚.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开发企业产运销系统控制模式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1，31（22）：122-128.
关键词：古文运动；唐传奇；韩愈；考辩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5-0009-01
唐传奇指唐代出现的具有成熟形态的文言小说。它是古代小说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唐传奇的演进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初唐有三部著名的传奇：《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游仙窟》，它们都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但在其后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传奇创作虽没有停止，但有影响的作品却寥若晨星，直到中晚唐才再一次掀起了传奇创作的高潮，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无论是单篇传奇还是传奇集子，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得以与唐诗并称“一代之奇”。为什么传奇创作直到中晚唐才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除了文言小说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外，现今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科书都认定它的繁荣与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有关。笔者认为这一似乎成为定论的观点值得商榷。
陈寅恪先生最早认定唐代古文运动影响唐传奇。他的这一观点先是在《论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进行了论证。后来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他又一次重申：“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关系，自来皆以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此论后来被学术界广泛采用。古文运动的功绩，是文体的解放。文体的解放，间接地促进小说的发展，同时由于传奇文学的发展，对于古文运动，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
陈寅恪先生提出了三条证据推论古文运动影响唐传奇：一是两者发展为同一时期，二是最佳小说之作者是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三是古文最宜作小说。后来的论者除了承认这三点外，在某一点上还作了一些展开，如更具体地论述古文文体解放对传奇的影响。这些证据是否确实呢？ 我们下面进行辩析。
关于古文运动与唐代传奇的繁荣为同一时期是用不着多加考证的。韩愈发动并得到柳宗元支持的古文运动主要是在唐德宗的贞元和唐宪宗的元和这一时期。两者处于同一时期，并不表明它们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和影响。
陈寅格先生还提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证据即最佳小说之作者是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这里最需要讨论的是韩愈。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发起者也是古文运动的领袖。有人据此断定他与唐传奇的创作有着莫大的关系， 把《枕中记》与《毛颖传》相提并论。这说明生动浅显的古文，促进了传奇小说的创作，而且古文和传奇两者的关系已密不可分。
陈寅恪先生认为“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而承其说的人也说：“由于韩、柳古文运动，产生一种朴实的新散文，这种文体在叙事、状物、言情的运用上，自然是远胜于骈文。在白话文未入小说的领域以前，这种平浅通俗的散体，比较适合于小说的表现。”但是鲁迅先生却认为传奇体是不同于韩柳辈的古文的。他说：“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愈辈高议。”这说明唐传奇的语言是明显不同于韩柳古文也不同于他们“以文为戏”所写的散文。
就韩愈的古文理论和韩愈本人的创作来看，古文并不“朴实”，与平易浅显的传奇相去甚远。韩愈《答李秀才书》说：“愈之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题欧阳生哀辞后》：“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乎古道也。”可以看出韩愈要复兴古道，就不能不通过动人的文字，因而韩愈的风格是奇崛的，他的这种风格与平易通俗的传奇创作格格不入，根本不适合进行那种细揣人心、表现人情的小说创作。他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对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场丑态的刻画都是比较精彩的。他在描写时用的奇怪的句法，显然不是传奇作家们会学习模仿的。
总之，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领导古文运动的韩愈并没有进行过传奇的创作，他的以奇为特点的古文并不适合于传奇创作，对传奇也没产生过影响，古文运动与唐传奇创作没有必然联系。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
[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