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一体化第1篇

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明确的文学类别，诞生于20世纪的中国青春文学是一种文学样态的宽泛性描述。在百年中国文学史的每一个具体时段划分中，青春文学都呈现出了当下的时代氛围，从内涵上看往往侧重描述青年主人公在社会变迁中的成长和挣扎，抒发鲜明的情感和个性特征，倾向于呈现个人叙事和反抗。也就是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青春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考察时代主题和审美需求最直接的渠道，在艺术手法上往往也展现出超前性和引导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影视及网络媒介的兴起，文学作品的被关注度开始下滑，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也逐渐减弱。曾经站在时代风口浪尖上的青春文学也转向更侧重个人体验的情感表达，尤其是高考制度逐渐完善以来，青年人的生活整体上趋于同质化，从社会退回到狭窄的校园和家庭。而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新世纪以来消费文化的全面包围又为当代青春文学加注了多元化、市场化的元素。

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当代青春文学遭遇了市场份额不断扩大、阅读群体不断增多、而作品水准却并不高的尴尬局面。准确地说，当代青春文学的定位一直比较模糊。从整体上看，“80后写作”的命名为当代青春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青春、时尚、新潮的成分，指向具体的一代人；而青春文学自身又包含着代际更新的要求，因此呈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青春常态。具体来说，“80后写作”主要指成名于“新概念作文大赛”，以宋静茹、周嘉宁、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为代表的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青年写作者，在写作上倚重个人话语的表达，语言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极富感染力，具有强烈的唯美色彩；二是极具辛辣的讽刺性，富有强烈的颠覆味道”（《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80后写作”举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Vol.05）。前者如郭敬明的《爱与痛的边缘》、张悦然的《樱桃之远》等，后者如韩寒的《三重门》、刘嘉俊的《高三史记》等。“80后写作”以展现校园、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更强调由公共话语向个人话语转变的一个新的写作代际的表达，它强调作者年龄所处时段的特殊性；而青春文学则“是指以青少年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文学，它的作者既可以是青少年作家（如韩寒、郭敬明），亦可以是中年作家（如饶雪漫、石康）”（《中国青春文学十年———以“先锋与常态”模式阐释》，《南方文坛》，2011，Vol.05），强调接受主体的定位使其更关注市场。

当代青春文学贴合市场的审美趣味塑造了一系列明星作家，读者眼中的青春文学作家往往拥有不同于传统作家的个性和气质。想要在青春文学图书市场上站稳脚跟，作家们借助自己的人气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写而优则办杂志”的策略，如郭敬明的《最小说》系列杂志，张悦然的《鲤》系列杂志书，江南的《九州志》，韩寒的《独唱团》（已停刊，2012年电子杂志《一个/One》上线），饶雪漫的《17SEVENTEEN》，南派三叔的《超好看》，安妮宝贝的《大方》（已停刊）等。这一系列青春文学杂志内容不尽相同，锁定的读者群也各不相同，整体来看又都有一个共同点———杂志的风格以主编的个人气质为基础，主编的个人风格和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杂志的走向，而主编的读者群也是杂志最初的读者群。这种强调个人风格的青春文学杂志和以呈现大写的“文学”形态为主导的纯文学期刊相比，有了明显的区别。风格鲜明的青春文学期刊通常要遵循如下“行规”：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尤其重视摄影、影视元素；推介的小说、电影、作家、导演往往以海外、港台为主，以贴合当下文艺青年的阅读品位和偏重轻阅读的阅读习惯；启用新一手，一方面营造有别于传统纯文学的阅读趣味，一方面又结合主编的个人气质塑造杂志自身独特的文艺情调。这使得文学杂志和文化杂志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这些青春文学杂志（书）一方面在图书市场上卖得风生水起，另一方面却被认为离“文学”的距离越来越远，其中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就是杂志在内容上显得资讯过多散而不专。如《最小说》，小说之外有大量的新书广告、作者的专栏随笔以及配合新书宣传的个人专访；《鲤》要推介与当期主题相符的小说、电影或音乐，以供读者形成互文阅读；《大方》创刊号刊登了占一半篇幅的村上春树长访谈。这些资讯有的关于文学，有的则属于泛艺术的范畴，与纯文学期刊对文学纯度的专注相比，让人感觉不够“专业”。

在“2008—2009年度中国出版机构暨文学刊物十强”的评选中，2007年1月才正式出版的《最小说》以6835票高居榜首，超出第二名《读者》一大截，而《收获》《人民文学》等老牌杂志都排在5名之后，一时间“郭敬明打败巴金”成了话题。作为青春文学领军刊物的《最小说》从未进入主流文学视域，在刊物性质上往往被划归流行消费类，然而一本全部刊登由青少年创作的小说、散文的杂志，达到每月30-70万册的高发行量却又不得不让人反思。在2011年末公布的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上，郭敬明终于凭借245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首度荣登榜首，而位列三甲的郭敬明、南派三叔、郑渊洁也再次证明了青少年依然是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最主要的阅读者。

光鲜亮丽的青春文学杂志显得格调不高，而高雅的纯文学期刊又门可罗雀，二者日益扩大的间距指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学界认可的纯文学日渐远离青少年的视野，而被青少年广泛阅读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不会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那么这当中是否存在一种断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展现出与以往文学经验不同的新观念、新手法的“断裂”往往伴随着新写作代际的形成，不同代际对意识形态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整体性经验和个体性解读。在裂变的当下，断裂往往被认为是对既定文学话语的“僭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最终被追认为了文学整体架构内部的探索和创新。

当初“80后写作”以叛逆的姿态初登文坛之时也曾呈现出一种“先锋”的姿态，批评高考制度，逃离家庭的压制，以个人的体验描写老师眼中的“我们”、父母眼中的“我们”以及我自己眼中的“我们”三者之间的撕扯与较量。与其说是先锋，不如说是新鲜更为贴切，这里的“先锋”并不重视文体、语言等形式上的探索，而更注重情节和内容，对于首先作为社会现象而引发关注的“80后写作”而言，他们的写作更像是家长们渴望已久的青春期生活大揭秘。于是充满爆点的“80后写作”迅速打开了当代青春文学的市场，市场又将曾经属于“80后写作”中的独特青春体验塑造成了一种不断更新的青春常态，文学曾经承载的意识形态内涵在这里锐减。那么眼前与市场关系密切的当代青春文学和主流文学之间的鸿沟以及应对鸿沟的方式，是最终有可能被追认为文学内部的自我调整呢，还是归结为一种来自外力的“矫正”呢？

以“郭敬明”为例，最初他作为一种现象，引人关注的是加注其身的“文学场”和“经济场”之间的矛盾张力，一边是频繁跻身作家富豪排行榜，另一边是作品不断遭到批评，尤以《小时代》《爵迹》系列为代表。但二者之间的反差似乎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探讨，因为这不过再一次印证了布尔迪厄关于文学场“自主原则”的颠倒法则：艺术家只有失去经济地位才能获得象征领域的名望，如果在经济上富足丰盛，那么这种富足就变相“剥夺”了“象征资本”。但又正是这一点让人颇为费解，为什么早就从作品的文本价值里看到了郭敬明的江郎才尽，但却迟迟等不到他的偃旗息鼓，看到的反而是其在图书市场上的越战越勇呢？郭敬明的“最世文化”（“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最世文化”）正为当代青春文学的“名过其实”困境提供了一个含义丰富的注脚。

二、“一体化”突围

当代青春文学在生产机制上与传统文学大不相同，呈现出一种有针对性的紧缩，其基本特征是用市场凝聚原本松散的环节，以资本回馈度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就传统模式的文学生产机制而言，诞生一个作家，一般需要文学期刊作为平台将其推出，再融入作协以寻求被“规范”和“指导”，经由专业批评以最终加冕，各环节之间结构松散、周期较长。而当代青春文学形塑的新写作流程则极大地缩短了文学产品的制作周期和作者的培养周期，市场以资本为导向使流通更快速更有效。就在纯文学期刊日渐式微，周旋于或靠政府支持或靠企业赞助的困境，年轻的青春文学期刊甫一出生就以市场为导向走出了一条新路，尽管其作为“文学”的身份还有待审查。

而在这些青春文学期刊中，又以郭敬明创办的《最小说》最为特别。郭敬明出任董事长的“最世文化”，其前身是成立于2006年6月的“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ASTOR），2010年7月更名后，更强调ZUI的文化含义，推出ZUI系列刊物和图书，以期“践行文学与人才双赢的理念，逐步实现文艺与商业的结合，形成个性鲜明的企业文化”，追求“最先锋的创意，最新锐的理念，最顶级的阅读享受，最优质的作家，最富进取的团队”（《最小说五周年铂金纪念特典》，长江文艺出版社）。“最世文化”在实践中将青春文学生产机制的各个环节进一步紧缩，整体上呈现为集生产机构、生产者、评介体系于一身的“一体化”生产模式。

当评论界还把目光停留在郭敬明身上，批评他的作品主题庸俗、文辞浮夸、结构混乱、才华尽失的时候，他手中的笔已经悄然置换成了招徕读者的旗帜，建立起一条以《最小说》为平台和母体的青春文学产业链。以2009年为分界点，2006年创刊至2008年的摸索期，无赠刊，签约作者少，其间对杂志结构不断调整。2009年调整开本大小之后进入成长期，经过2009、2010、2011三年的发展逐渐成熟。2009年1月推出的赠刊《最漫画》于2010年10月独立成刊。随着签约不断增加，整体写作水平的提高，2010年底同时推出两本新刊———《文艺风赏》（笛安主编）、《文艺风象》（落落主编）。2012年1月又将《最小说》中偏重青春校园的内容独立出来，推出专门针对中学生读者的《放课后》（AfterSchool），由此推动《最小说》瘦身，试图向严肃文学靠拢。一方面，刊物之间相互勾连，每一种期刊既代表自己，也代表着“ZUI”文化的不同面向；另一方面，期刊群作为一个群像，在青春文学的读者当中也形成一种整体效应，相互之间可以形成“ZUI”文化内部的互文阅读。从《最小说》期刊群的逐渐形成可以看出，《最小说》自身的高发行量并不是其最终目的。以高发行量、多读者群为平台，一方面使《最小说》从一本杂志成长为一个吸引、培养年轻作者的平台，另一方面，以《最小说》为基地的多样化期刊群的形成，又使其成为了一个具有产出新杂志能力的成长性母体：《最小说》担负着“最世文化”生产机构的功能和意义。

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影响力逐渐衰退的时候，2008年5月郭敬明以《最小说》为平台，举办了第一届“THENEXT·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以下简称TN），在全国文学创作类比赛中首次以“海选”“晋级”“决赛”的方式进行。TN对传统一、二、三等奖设置的放弃正是深刻地意识到了传统奖项符号意义的空壳化，TN的认可是一步到位地成为“作家”甚至“明星”。抛出许多小众“明星”以培养各自的粉丝圈（每个晋级选手都有自己的后援会），根据读者审美取向日益差异化的特点在内容、包装、营销等方面精心策划，通过“分众”以最终达到“聚众”的目的。TN首先把赛场变成了秀场，让选手在“最世文化”的青春文学场域里同时收获物质资本和象征资本。而更为重要的是，比赛的每一个环节都与市场和资本相勾连。TN1共有60237人参赛，收到稿件154572篇（TN比赛的数据来自《最小说》杂志进行的跟踪报道）。2010年1月TN2启动，到9月截稿为止累计参加人数28万人次（由于可一人多稿，所以无法计算实际参与人数），收到稿件289614篇。报名表来自《最小说》杂志或“最世文化”的单行本图书，每张报名表对应一个序列号，不可复印。也就是说，所有投稿的报名表就意味着价值不菲的码洋。TN2采用的读者短信投票方式，总计产生了数十万张选票，每张短信选票的信息费是人民币1元。同时，TN2截稿前，TN1获奖选手已出版长篇小说7本，共计约76万册。TN集赛场、秀场、卖场于一身，对传统写作比赛进行了大改造，凭借这个改造“最世文化”拥有了一条重要的作者生产线，通过比赛筛选出写作风格、发展方向适合公司未来发展预期的作者，将写作者纳入整个生产体系中。

由于当代青春文学作品题材较局限，作者生活经历较单一，整体水平并不高，因此对学界吸引力并不大。另一方面，正由于青春文学作品以描写青少年生活体验为主，与传统的文学审美价值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学界对于青春文学的理解程度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对“最世文化”而言亦不例外。为了走出这个困境，《最小说》尝试在其平台上建立自评价体系，同时以读者评价体系为辅助，从而形成包含生产者和受众的“最世文化”评价体系。《最小说》于2007年11月设立“千元大奖”栏目，获奖作品为当期刊登的文章中最受编辑好评的，附以100字左右的点评。一方面鼓励优秀作者，吸引新人投稿，另一方面也试图在《最小说》内部建立“最世文化”的自评价系统，形成作者之间有比较的竞争机制。2010年“千元大奖”的奖励机制调整为由“金赏（奖金1000元）、银赏（奖金500元）、铜赏（奖金200元）”组成的三级奖励制。以2009、2010、2011三年为例，共计57篇文章获得奖励。这57篇作品并不能完全代表《最小说》的写作水平和作品风格，但又的确透露出了“最世文化”所希望呈现给读者的价值观和评价体系。以优中选优的姿态在发表的作品中评奖，实际上担负着《最小说》对写作者们的引导———什么题材什么风格的作品才是“最小说”的小说。有意思的是，对这57篇文章进行简单归类便发现，在叙事时间和题材上指向一种脱离单纯以校园爱情为描写对象，深入家庭生活、个人内心体验的“成长”，与我们认为其只关注“中学生恋爱”的刻板印象恰好相反。这种夹在中间又渴望“成长”的姿态，正是其焦虑和困境所在。

青春文学形塑的新写作流程要求短、平、快，缩短作品制作周期和作者培养周期，使流通更快速有效。“最世文化”把文学的生产机构、生产者、评介机构三者集于一体———一边有《最小说》作为平台，一边有“文学之新”作为作者生产线，同时辅以自评价体系引导外部评价体系的评价机制———建立起了一个有体系、多层次的作者网，形成一条“培养—发表—出版—推广”的产业流程，最终形成一个集约化生产的“一体化”模式，在青春文学畅销书市场上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一方面回答了为什么“骂”不倒郭敬明，另一方面也使得“最世文化”从一种现象变成了透析当代青春文学生产机制变化的最好“标本”。

“最世文化”在“一体化”模式下形成的文学场域根本上以市场为诉求，形式上借鉴影视作品的生产模式，文学从本体的位置转化为了艺术的准则和产品制作标准。随着市场收益的不断提高，“一体化”模式正在成为“最世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从开卷网提供的数据来看，“最世文化”在青春文学图书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对郭敬明而言，他所看重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市场上的畅销书作者，能长期占据年轻读者阅读趣味的，始终是“最世文化”培养出来的作者。而对当代青春文学而言，其所看重的则是不管这个读者群体如何成长和变更，我永远都能吸引正当最好年华的那个你。

当代文学一体化第2篇

摘 要：古体诗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粹，不论是文学水平还是影响范围都很深远。但是在现当代文学史当中，古体诗词的处境十分尴尬，其与现代语法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评价，甚至有当代文学家认为其属于僵化的文学形式，也导致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并没有记录进现当代文学史当中。本文即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收录现当代人古体诗词作品进行批评，首先介绍了现当代文学史相关方面的理论和著作，并说明了反对古体诗词录入现当代文学史的各类观点，最终阐述了对这类观点的批评，以期能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古体诗词；反对入史；批评

新文化运动开展至今，我国现当代文学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法、写作技巧等也随之更迭，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成为了官方语言，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使得现当代文学更加的成熟。与此同时，文学研究者也在进一步编纂现当代文学史，对不断发表的优秀文章和现代诗歌予以记录和传播。但其中包含一种怪相，即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并未被收录到现当代文学史当中，似乎已经完全被现代诗淹没。

一、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和资料的概述

新中国建立后对现当代文学史的整理和研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目前国内的相关文史资料、稿件等的数量也非常巨大，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种类，分别是著作、教材以及专业性书籍。这类书籍当中录入了大量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是以白话文的方式创作，其中所收录的古体诗词是历史上影响力较大的，但对于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则鲜有录入，即便录入也是等伟人创作的诗歌，而这一部分仅仅是处于政治宣传和教育的考虑，并不是对古体诗词本身的评价。

（一）“新文化”时期现代文学史概述

我国最早对现代文学进行研究的著作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国内著名学者胡适先生就创作了《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并在随后整理的文集当中也有收录，该文章从白话文的角度对现代诗歌、小说、散文以及话剧等进行了论述，也算是正式为文言文和白话文使用表明了界限。胡适先生始终认为现代诗歌已经超越了古体诗词，更加具有自由性，这属于文学本身的进步，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进化”，并批评古体诗词本身约束条件过多，导致了其格式呆板，容易相互模仿。这也就说明，胡适先生本身并不欣赏和赞同古体诗词在现代文学当中的地位，而这一观点提出后迅速得到了当时文学界各学者的认同，也成为了当时乃至如今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评价依据。当时中国正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阶段，新文化的诞生亦如历史的更迭无法阻挡，因此文学研究自然要从“新”处着手，也就使得古体诗词成为了更加边缘化的事物[1]。

（二）建国后现当代文学史概述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最初进入了几年动荡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文化的负性和深入研究，尤其是改革开发以后我国进一步提出了现代教育的改革，文学研究者们也开始从各种不同角度对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创作并发表了诸多文学研究作品，例如《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现代中国文学史》、《新文学史纲》等。该时期相关研究者所持有的观点仍然带有阶级化、革命化的特征，因此绝大多数学者均对新文学推崇备至，因此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也就无法获得学者们的认可。直至80年代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转型时代，国内民众思想解放，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也开始由单纯的革命性转变为审美性，由此也引发了国内文学史“重铸”的呼声。之后国内出版的很多文学史方面丛书也对现当代各类作品进行了重新的审视，部分通俗文学也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外，在这其中还出现了很多针对于现代诗评价的著作，例如《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中国现代分体诗歌史》等，由此现代学者对于古体诗词的排斥性更为明显，导致文学史重铸后仍然对原有的部分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进行研究，而没有加入后期创作的全新内容[2]。

（三）当代文学史教材概述

文学史教材是当代文学史专业学生所使用的教学材料，其所具有的专业性更为明显，并且与文学史专著相比更加具有包容性。因为这类书籍的重心在于知识的传递，因此在创作方面所持有的态度更加的公平和严谨。但也就是在这类包容性较大的图书当中，仍然未收录足够的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这不禁令人唏嘘。

二、反对现代人创作古体诗词录入现当代文学史的观点

在通常情况下，对于文学的研究应该秉持公平的态度，现代人所创作的白话文和文言文、古体诗和现代诗等本身不应该进行区别对待，但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实际研究当中对于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具有很强的排斥性，这种将“旧”文学排斥在“新”文化研究之外的方式使得现代文学史研究趋于局限性[3]。虽然有部分学者努力为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寻求应有的“地位”，但绝大多数学者仍然对其表示反对，甚至很多学者在公开的研讨会议上表示了对其的评判，其观点具体如以下几点：

（一）古体诗形式老套

最早国内将古典诗词称之为“旧体诗”，并且是由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主席所提出的，意在将其与新体诗相对应，因此现代文学研究者提出古体诗词的形式陈旧老套。现代著名文学家胡适先生认为，古体诗词之所以在上个世纪初期开始没落，与其自身形式陈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文化的发展需要打破这种桎梏，由此在文学发展史当中彻底否定了古体诗的地位和作用，使之开始游离于主流文学创作之外[4]。同时，现代大多数文学研究者认为，古体诗词本身对于用词、格式、音韵等的要求已经达到了“严苛”的地步，这样会束缚住文学创作当中的自由性，不利于人们情感的自我发散，因此其已经是过时的文学[5]。

（二）古体诗思想停

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古体诗本身所表达出的感情十分有限，并且由于其文学形式的制约导致创作时无法更自由的思考，不能承载现代人多元化的思想，而只有白话文或通俗语言才能够更好地传达这种现代化的思想。这种观点从上世纪初开始延续至今，并且成为了现代诗解放古体诗的重要指导，古体诗每句话的长度、句数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可能表达出更加高神的复杂心理，因此如果继续使用就会导致思想的停滞，不能与时俱进。

（三）古体诗接受人群少

古体诗在创作过程中引经据典，词语中不乏晦涩难懂的词汇，加之现当代语言环境的变化，人们已经完全舍弃了文言文的交流方式，由此导致能够接受古体诗的人群数量逐渐减少[6]。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持有这一观点，并且认为现当代人创作古体诗难度较大，而且只能用于自娱自乐，抒发个人情感而已，对于公众的影响并不够直接。同时，现当代人在创作古体诗之后也并不会获得如唐朝、宋朝等时期的地位，缺少了文化氛围的辅助，失去了营养和生长土壤，迟早是要被历史所淘汰，因此现代文学研究者将古体诗视为一种“濒临死亡”的文学体系。

（四）古体诗无法与时俱进

新体诗本身就是一种新时代的体现，并且能够体现出与时俱进的风采，反之古体诗的创作思想更加陈旧，即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涌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思想的古体诗作品，但绝大多数现代文学史学者仍然认为古体诗在语言风格上无法做到现代化，因此不能全面地体现现代性，做不到根本上的与时俱进。同时，虽然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在音韵、用词、引经据典方面有了很大的革新，但是其创作形式仍是保守的，与现代文学当中所推崇的创新型思维背道而驰，不能代表现代人的思维模式。

三、对现当代文学史不收录现当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的批判

（一）内在与外在的区别

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古体诗词本身的音律、用词、形式等过于刻板，不符合现代文学发展的要求。这种观点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偏激性，因为不论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从本质角度出发都是诗歌的一种，相对于此的音律、用词等不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是辅助诗词内在思想表达的工具而已。文学创作的本质就是通过语言、文字的形式将一个人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因此单纯通过对陈旧形式的批评而全盘否定古体诗是错误的[7]。从国际文学史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的现代诗歌是从欧洲的十四行诗发展而来，而这种文学体系在欧美等国家仍然流行。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在音韵、用词以及用典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和创新，并且在抒发内心感受时也并无差异感，因此不应该将文学体系的外在和内在相混淆，从而全盘否定某一种文体[8]。

（二）现代性的重新评价

现代文学家在反对古体诗录入现代文学史的理由中强调了文学的现代性，但其只是简单的以古体和新体对两种文体进行了区分，从而指出古体诗不具有现代性。但是在上个世纪末期，我国文学界已经对文学上的现代性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指出对于追求自由、平等，渴望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作品均可称之为现代化文学作品[9]。而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也具有这些特征，例如老一辈革命家毛啥、、邓小平、董必武等，老一辈文学家鲁迅、叶圣陶、老舍、茅盾等也经常写作古体诗词。在上个世纪70年代北京还创立了专门用于研讨古体诗词的中华诗词学会，发展至今会员数量以超过十万，其所创作的诗歌歌颂现代化建设，抒发了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期冀，具有了明显的现代性特点[10]。

结语：

反对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录入现代文学史的理论本身过于偏激，虽然看似有理有据，但根本站不住脚，加之当代越来越多的人被古体诗词的风采所吸引，受众群体也在逐渐增多，其回归我国文学体系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应该重新重视现当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放弃偏见，共同研究。

参考文献

[1]韩晗.现当代文学史何必“无所不包”？――兼谈现当代文学史与古体诗词的关系问题[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3（05）：117-121.

[2]黄丹青，黄文虎，曹顺庆.残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6）：161-165.

[3]马大勇.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J].文学评论，2011（06）：209-215.

[4]焦亚葳.论中国现当代旧体诗入史的三个标准[J].湖北社会科学，2016（08）：102-103.

[5]邢洁.浅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J].美与时代・城市，2014（04）：128.

[6]陈国恩.再谈现代旧体诗词慎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兼答王国钦先生[J].中国韵文学刊，2011，25（02）：112-116.

当代文学一体化第3篇

摘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至今已有60年的历程，但对其的研究相较于古代文学批评和现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还显得不够成熟。文章从整体研究与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研究两个方面述评了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状况，对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取得的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宏观方面暂无更完整的史学建构，微观方面更多批评事件、批评家、批评期刊的研究仍不够丰富和深入，因而今后需更注意从这两个方向着手努力。

关键词：当代文学批评；史学梳理；理论体系；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027-02

历史背景的影响、现实环境的复杂使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十分曲折。相较于对古代文学批评、现代文学批评的整理研究，目前对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还处于不成熟阶段：一方面较权威的宏观体系还未建立，尚未形成独立学科，一方面具体问题的研究还不够丰富、深入。但应看到当代文学批评逐渐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课题，目前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不少具备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

一、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研究

国内将当代文学批评独立于文学史抽取出来归结为史的著作很少，1994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概观》是将当代文学批评四十年（50年代至80年代）史化的一次开拓性的尝试。著者在该书后记中特别指出，该书“采用了历时态的现象描述、共时态的范畴考察和对批评家述评的方式”，即一种“‘史’、‘论’交融的写法”，由于著作“远没有达到‘史’的形态，仅能名之曰‘概观’而已”。虽道如此，但是该书对当代文学的史学梳理和概括是值得肯定的：该书从当代文学批评发展不同分期的面貌、当代文学批评整体呈现出的基本特征、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学批评家三部分展开论述，其中涉及到四十年中许多重要的批评事件及不同批评群体的批评实绩和贡献，总结出四十年的当代文学批评是寻找自身历史和美学品格的发展历程。该书集事件陈述与学理总结于一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对当代文学批评进行史学研究的成果主要呈现在一系列学术论文中。学者戚廷贵1999年发表的《文艺批评向现代形态的新变―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两种视界的演示及其评析》从批评视界的流变角度研究把握五十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总结出当代文艺批评经历了“角色化”和“对话式”两个阶段。文中指出新时期以前的文艺批评一般属于“角色化”批评，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对话式批评成为主导。作者认为角色化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批评视界”，对话式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批评视界”，后者是实现文艺批评的艺术实践性、理论性和独立性的重要方式，是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基本方向。刘建祥于2002年发表的《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嬗变》则主要从“历史―政治”角度切入，论述当代文学批评如何受时代的历史和政治运行的影响而演变: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为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定了它最初的道路,也为当代文学批评做出了它最初的思想导向”，奠定了“现实主义构成文学批评的主潮和核心内容”；九十年代文人、文学、批评的世俗化的发展倾向，就发生背景而言与苏联解体、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的信念失落有关。论文还指出当今过分的趋利性造成的批评精神萎顿、批评局面混杂需要引起文学界的反思与警醒，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至2009年当代文学发展已有60年，王尧和林建法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而写的导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生成、发展与转型》，其权威性的视角对当代文学批评研究而言极富学术史意义。文章开篇便提到“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不同层面与角度的学术研究,成为近年来学界相对集中的一项工作”，该论文式导言则集中于以60年来文学批评的地位与作用的演变过程、批评家身份的变化过程、批评对文学创作主潮的概括揭示、批评话语模式的转换等问题为着眼点，对当代文学批评进行了宏观考察和讨论。其中提到的“文学批评的关键词和知识谱系”的重构，“语言学转向”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批评范式的转换历经“从历史到语言再到历史的‘批评的循环’”等，都是对纷杂零散的文学现象做出的深刻到位的概括，对当代文学批评发展脉络做了整体宏观把握。

对六十年以来文学批评进行整理研究的还有郭国昌的《感受性原则的失落与重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60年的回顾与反思》，如题文章主要集中叙述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其实是文学批评的感受性原则的失落过程”。从大的分期来说，以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为界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的政治性批评标准，后三十年囿于对批评理论的“实证”，都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感受性原则。重建批评的感受性原则强调的是确保从具体的作品出发，如文中列举了中国古代优秀批评作品《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现代杰出批评家周作人、李健吾、梁实秋、朱光潜等的批评作品，都是合理运用感受性原则的典范。作者提出的将感受性原则重新置回文学批评活动之中，确是当前文学批评谋求新发展的一条合理思路。

二、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研究。

对新时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进行研究是学界的关注点之一。80年代作为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其批评思维、批评资源和批评范式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概括起来，目前的研究中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探讨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1、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理论，即中国对西方理论的研究介绍和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等方面的概况。胡亚敏的《反思与建设同在危机与机遇并存――近年来文学批评学研究述评》以自觉的学科意识，梳理了80年代以来学界对西方理论翻译引介等的总体状况，如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神话原型批评等。文章还宏观地总结了现阶段文学批评学主要处于两种体系的建构之中，一种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学，一种是适合文学审美特性的“圆形”批评。作者认为两种体系虽然还不成熟，但体现了批评发展的潜在活力。周保欣在《疏离 缺失 寻求――关于“新时期”20年文学批评的批判性回顾与反思》一文剖开驳杂的现象，独到地总结出新时期以来批评主体在理论探索中体现出一种现代性追求。论文概括出了“文化精神、批评意识、批评话语层面的‘现代性’寻求构成了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主体的一个重要精神特征”，具体体现在“批评意识上以个人性取代政治意识形态性的话语意识”，“批评话语形态上的向‘现代’转型”。作者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总结了现代性追求造成的影响，而消极方面是这种追求尚未成熟的体现，中国文学批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则会逐渐走向成熟。

2、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形态。在新时期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各种思潮的不断迭起，金岱在《当代文学批评:回眸与进路一种》中对80年代以来的批评形态进行了总结：如80年代的拿来批评、审美批评、结构批评、反思性批评、新启蒙批评等，90年代的批评主要有学院批评、市场（媒体）批评、文化批评等。张清华的《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一文，指出除了文化研究思潮，当代文学批评还存在“历史化思潮”，即“强调历史意识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价值维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红色经典重读、“重返八十年代”、“民间话语”的提出等。在独到的总结中体现出对史实把握的具体详实，作者的研究深入可见一斑。

由于学院批评在当今批评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其进行研究的著作有贺桂梅的《批评的增长与危机》，论文有季进、谢波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学院品格》、颜敏的《当代学院批评的情境与问题》、刘中树、张学昕的《拓展“学院批评”的空间》等，分别从批评队伍、研究问题、批评特征等对学院批评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其存在的优势和不足。

3、存在的问题。在研究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中，“反思”一词的使用程度很高。周保欣的《反思》一文中提出的“价值定位和话语寻求方面的双重困境”，是对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进行的概括性较高的总结。该文提到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表现出了“技术主义操作和游戏化心态”,将文学批评当作“语言技巧的玩弄”，疏忽了批评“应承担的社会文化和道德责任”。同样对“价值”问题进行思考的还有饶先来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活力与嬗变》和《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功能的偏失及其反思》中提出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学性”遭到侵蚀，批评的科学精神没有得到坚持；张清华的《思考》一文中更为深入地总结出近年来的文学批评表现出“当代性与人文性的趋于弱化与不足、文学性维度的几近丧失与标准混乱”，使得“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逐渐丧失了时代感与精神高度”。

其次是批评话语问题，具体说来涉及到批评理论的运用与体系构建。几乎每篇研究文章都提到当代文学批评在理论运用上存在缺陷：如“理论至上”，导致“文学创作界与理论批评界的隔膜”；“理论创意的匮乏”，“对西方批评理论的亦步亦趋和食而不化”；“解释的虚拟化”，追求话语时尚的新潮文体，而无实质性的思想创造。

对于以上种种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各具创造性的解决思路。当代文学批评首要解决的就是本土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问题，一方面如何将外来理论转化为本土适宜的理论，一方面不能置中国传统经典文论于不顾。后者尤其需引起人们重视，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振声的《近年文学批评之平议》。该文指出当代文论与古典文论之间存在着疏远和隔阂，“作当代批评的，应有关注当代世界人文批评前沿的敏锐和开阔的接纳功夫，同时也要有本土经典批评方面的底气”,要让 “古典真正在当代思想水准上不断得以重新的开发和诠释，使之之于当代真正具有无可替代、不可轻忽的思想资源、文化底气乃至技术上的意义”。此外，学者们还提出文学批评要恪守一定的价值尺度：如周保欣提到批评价值向“人文”为核心的中心整合；金岱认为当今“最不可少”的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场域内的”、“面对问题的”知识分子批评；饶先来总结出当代文学批评应有“对文本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强调和追求”等，都是在扎实分析基础上提出的深刻见解。

近年来对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与反思体现了当代文学批评学科意识的增强，对于引导当代文学批评走出迷阵、真正获得自己的学理水准无疑具有重要作用。除了宏观的反思之外，学界一方面需要继续进行更完整的史学梳理，一方面需要从更细致处考察当代文学批评的生发状况，如对批评事件、批评家，文学批评期刊进行具体的考察，从而更系统地呈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景观，完善当代文学批评的学科建设。

参考文献：

[1]吴三元,季桂起.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概观[M].知识出版社,1994.

[2]戚廷贵.文艺批评向现代形态的新变――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两种视界的演示及其评析[J].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02).

[3]刘建祥.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嬗变[J].中国文学研究,2002,(3).

[4]王尧,林建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生成、发展与转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导言[J].文艺理论研究,2010,(5).

[5]郭国昌.感受性原则的失落与重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60年的回顾与反思[J].文艺争鸣,2010,(2).

当代文学一体化第4篇

关键词：当代文学；叙事结构；变化分析

引言：

在不同时代的文学剧作中，都有不同的叙事内容与文学结构，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叙事与结构的变化是必然发展趋势，这也正是文学史进步的重要表现。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历史文学已成为经典，逐渐退出文学舞台，新的文学时代正在冉冉升起，当代文学正在用它特有的表现手法影响着现代人的精神思想。我国是文化大国，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学史起源相对较早，从古代传说故事到诗词歌赋再到明清时期的各类古典小说，各具特色并对人们产生深远影响，当一个时代的文学到达顶峰时，那么必然会迎来衰败，这是精神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及自然守则。

一、当代文学整体的发展趋势变化

（一）大规模转战影视发展方向

文化包括很多方面也有很多表现形式，影视文学影响力巨大，相对纸质文学表现形式，影视文学面向的社会大众更为广泛，好的电视剧作品收看人数高达好几亿，是当代文学发展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很多文学家并不被大众所熟知，最后都是通过编写著名电视剧提升了自身的知名度，很多电影或是电视剧的成功都要归功于编剧优秀的写作水平，这虽然是当代文学的主要发展趋势，但并不是绝对的，还是鼓励当代文学创作者能写出更多优秀的长篇作品，体现我国历史文化精神。

（二）短篇小说发展形势良好

当代文学很多著名作家对于短篇小说的态度相对较保守，不是很认同，也没有过多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短篇小说内容水准不断提升，受到大众追捧喜爱，改变了很多作家对短篇小说的看法。短篇小说发展形势好比是“快餐行业”，因为它的字数少、主题鲜明，阅读人数逐年不断上升，加上它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在文学发展市场上占有很大优势，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短篇小说更适合现代人生活节奏，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当代文学更注重网络市场

现在已是21世纪，网络信息时代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网络媒介是文学重要的传播手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网站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在网站中的文学作品从古至今都能找到，无论是经典著作还是现代小说亦或是原创的个人作品，甚至很多冷门的文学作品都能在网站中找到，越来越多的或是著名文学作家与大型文学网站进行签约，并且网站对于所合作的网络作家都有严格要求，这种形式不仅方便了人们阅读，更体现了当代文学发展趋势变化。

二、当代文学中叙事与结构具体变化分析

（一）当代文学叙事变化具体表现

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并且对文学发展史也产生很大影响，当代文学的叙事内容也发生很大变化。当代文学叙事中总是通过具体作品向人们渗透一种内在深处的核心思想，通过深入刻画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经历以及形象细节描述，引起阅读者看后的共鸣，会不由自主地将自身与小说中描述的人物相结合，这就是为什么当代文学中，某些著作人物会那么深入人心，因为更广泛地深入人们主观意识中，当代文学作品叙事过程中，往往通过具体寓言故事或是人物经历揭示现实社会的丑陋与真实面目，引起人们思想上的统一，侧面大胆讽刺社会的同时代替人们表达心声，通过文字将人们内心的想法与不敢言语的心理活动表达出来。

（二）当代文学中的结构变化

在当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总体来说结构变化可以分为两种，首先是分时阶段的结构变化，主要体现了当代文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本质上的差别，在整体文学时代背景下，按照写作选材、文章类别以及陈述的现象进行依次排列。例如《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将80年代前后进行有序区别，分开排列顺序，或是将部分文学著作中按照古诗、小说以及散文等进行编排，这些都是当代文学中分时阶段结构变化。其次，就是不按照分时阶段结构进行排序，会结合不同当代文学作品进行具体排序安排，有的会按照作品内容进行排比归类，有的则会根据相应内容将同一文学现象进行排列，这两种排列顺序是当代文学的主要结构变化。

结语：

时代不断发展对文学史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当代文学中的叙事与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但无论怎样的变化，这是一种体现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文字表现形式，承载着历史精神，要将我国文学事业继续发扬光大，提升国人综合素质，促进国家文学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复生.当代文学的“政治性”与“当下性”——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1):23-25.

当代文学一体化第5篇

关键词：当代文学；叙事结构；变化分析

引言：

在不同时代的文学剧作中，都有不同的叙事内容与文学结构，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叙事与结构的变化是必然发展趋势，这也正是文学史进步的重要表现。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历史文学已成为经典，逐渐退出文学舞台，新的文学时代正在冉冉升起，当代文学正在用它特有的表现手法影响着现代人的精神思想。我国是文化大国，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学史起源相对较早，从古代传说故事到诗词歌赋再到明清时期的各类古典小说，各具特色并对人们产生深远影响，当一个时代的文学到达顶峰时，那么必然会迎来衰败，这是精神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及自然守则。

一、当代文学整体的发展趋势变化

（一）大规模转战影视发展方向

文化包括很多方面也有很多表现形式，影视文学影响力巨大，相对纸质文学表现形式，影视文学面向的社会大众更为广泛，好的电视剧作品收看人数高达好几亿，是当代文学发展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很多文学家并不被大众所熟知，最后都是通过编写著名电视剧提升了自身的知名度，很多电影或是电视剧的成功都要归功于编剧优秀的写作水平，这虽然是当代文学的主要发展趋势，但并不是绝对的，还是鼓励当代文学创作者能写出更多优秀的长篇作品，体现我国历史文化精神。

（二）短篇小说发展形势良好

当代文学很多著名作家对于短篇小说的态度相对较保守，不是很认同，也没有过多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短篇小说内容水准不断提升，受到大众追捧喜爱，改变了很多作家对短篇小说的看法。短篇小说发展形势好比是“快餐行业”，因为它的字数少、主题鲜明，阅读人数逐年不断上升，加上它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在文学发展市场上占有很大优势，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短篇小说更适合现代人生活节奏，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当代文学更注重网络市场

现在已是21世纪，网络信息时代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网络媒介是文学重要的传播手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网站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在网站中的文学作品从古至今都能找到，无论是经典著作还是现代小说亦或是原创的个人作品，甚至很多冷门的文学作品都能在网站中找到，越来越多的或是著名文学作家与大型文学网站进行签约，并且网站对于所合作的网络作家都有严格要求，这种形式不仅方便了人们阅读，更体现了当代文学发展趋势变化。

二、当代文学中叙事与结构具体变化分析

（一）当代文学叙事变化具体表现

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并且对文学发展史也产生很大影响，当代文学的叙事内容也发生很大变化。当代文学叙事中总是通过具体作品向人们渗透一种内在深处的核心思想，通过深入刻画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经历以及形象细节描述，引起阅读者看后的共鸣，会不由自主地将自身与小说中描述的人物相结合，这就是为什么当代文学中，某些著作人物会那么深入人心，因为更广泛地深入人们主观意识中，当代文学作品叙事过程中，往往通过具体寓言故事或是人物经历揭示现实社会的丑陋与真实面目，引起人们思想上的统一，侧面大胆讽刺社会的同时代替人们表达心声，通过文字将人们内心的想法与不敢言语的心理活动表达出来。

（二）当代文学中的结构变化

在当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总体来说结构变化可以分为两种，首先是分时阶段的结构变化，主要体现了当代文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本质上的差别，在整体文学时代背景下，按照写作选材、文章类别以及陈述的现象进行依次排列。例如《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将80年代前后进行有序区别，分开排列顺序，或是将部分文学著作中按照古诗、小说以及散文等进行编排，这些都是当代文学中分时阶段结构变化。其次，就是不按照分时阶段结构进行排序，会结合不同当代文学作品进行具体排序安排，有的会按照作品内容进行排比归类，有的则会根据相应内容将同一文学现象进行排列，这两种排列顺序是当代文学的主要结构变化。

结语：

时代不断发展对文学史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当代文学中的叙事与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但无论怎样的变化，这是一种体现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文字表现形式，承载着历史精神，要将我国文学事业继续发扬光大，提升国人综合素质，促进国家文学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复生.当代文学的“政治性”与“当下性”——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1):23-25.

[2]张光芒;,徐先智;,陈进武.如何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1):27-29.

当代文学一体化第6篇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文学研究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正酝酿着新的突破，所存在的问题则需要引起充分重视。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反思的理论命题或研究思路。这一理念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为地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转贴于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出现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一方面，在近代以来各种内外社会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从19世纪末开始整体“坍塌”并被迫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世俗化”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在导致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解体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与现代社会大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各项制度的逐渐形成。其中，报刊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在促进文学艺术大众化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性资源，使作品连载、读者普及以及文学社团等的形成等成为可能，也使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管理成为需要。这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学创作、文学流通和文学消费向着社会化和体制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所处的民族危机的历史情境需要把一切社会资源纳入到挽救民族危亡和建立民族国家的事业中来，国家对于文学艺术有着更为急迫的现实需求。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现实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的体制化和国家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艺术事业开始被纳入国家管理体制，逐渐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提出以“三民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训政宣言》，并在1929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全国宣传会议上通过了“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的“本党文艺政策案”。此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由国民党宣传机器所进行的思想动员、扶持御用文人开展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设立邮政检查所。迫害左翼作家，封杀进步文艺作品等，开创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把文艺国有化体制化的先例。但是，国民党的文艺政策连同文艺体制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国民党政权除了缺乏正确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基础外，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即使在国统区内部，也没有一个真正为文艺界共同接受的文艺政策思想，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负责文艺政策的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受到相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其所管辖的解放区延安等地同样实施了类似的文学体制化措施，而且远比国统区更为成功。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文艺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要使革命文艺成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文艺体制化思想，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方法和措施等都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较弱，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其领导组织和管理文艺的经验和做法虽然在国统区也有所体现，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解放区。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有了某些体制化因素，但并没有取得全面的实质性进展。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仍然主要是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学。正是在文学的体制化及其社会性质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与现代文学的重大区别。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发的自由的文学，而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是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国家的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文学发展新的一页，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统一的当代文学的形成。这里所说的“统一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就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其含义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统一的指导思想。这就是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说，“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农兵方向。其次是统一的管理机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管理机构中国文联及其下属的各文艺家协会。其中与文学直接相关的最主要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具体管理机构主要有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而几年一次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则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文联和作协一直被定位为党和政府联系文学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在性质上都属于所谓群团组织，并无强有力的管理职能。因此，真正具有控制和协调功能的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党委系统的宣传部以及政府系统的文化局、新闻出版局等。这些管理机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演变，从一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第三是统一的评价标准。这一评价标准最初还只是较为笼统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后经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有关“六条标准”的进一步阐述，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批评标准。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在文学管理上的具体运用。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上述几个方面的“统一”也出现过复杂的情况，甚至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无政府局面，但从总体上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也最能够集中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学，其实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使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离开了或者甚至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了解和理解。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及其研究思路显然不可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正确有效的解释。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思路不可能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包括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给予充分重视，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甚至也包括由此所带来的历史局限。

三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一基本特征其实早已成为不容讳言的事实，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早在1962年出版的华中师范学院集体编写的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就在“绪论”中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后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教授在其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立场，认为“作为中国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

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所规定，现代文学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是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基本内容仍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张炯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的“绪论”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此外，近年来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也都纷纷注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体制问题。如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突出谈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下的文学“一体化”现象。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曾列专章介绍“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建构”，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列专章介绍“当代文学的内部制度”；以及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等，均对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化问题给予了重视。德国学者顾彬先生不久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论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时，也特别注意到当代文学的组织形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迅速把文学纳入了国家组织体系。

遗憾的是，由于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多方面的原因，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的认识，常常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一方面，我们可能因为过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忽视文学的理想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到最终可能成为对当代文学毫无批判眼光的照单全收，对存在的问题不能正视，最终无法找到通向理想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因为忽略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简单沿用历史上的文学标准去加以评判，从而导致出现不能正确把握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的尴尬境地。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尽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给予了积极评价，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也不乏深刻的批判，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做出深刻而有效的解释，也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现象及其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把全社会的力量集于一身，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资源和秩序保障，同时形成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以便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现代国家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如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已成为19世纪以来世界各个地区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苏联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已经达到建立国家政权的程度，也可以看作是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道路出现新的历史选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绝不应当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形成，也应当看做是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的必然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文学话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里面既包含了对一般国家文学的认识，更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认识。就国家与文学的一般关系而言，世界各国似乎并未就此形成统一的认识，文学和政治学研究至今对此显得束手无策。前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提供过一种有影响的模式，那就是列宁的那篇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所表述的那样，使文学成为革命事业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它显示了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希望按照国家的需要去发展文学艺术，以便更好地用文学艺术去促进国家的发展。这样一种基本态度似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在处理国家与文学关系上的基本准则。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极端的做法。包括粗暴取消文学刊物、处理作家等，但这不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常态。这里涉及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缺乏了解的批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看作是一种不民主的集权体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的文学常常被认为是不自由的文学。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宣称他们的国家对文学不加干涉，他们的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其实任何国家均需要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只是选择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而已。美国学者伦纳德·D·杜博夫在其所著《艺术法概要》一书中曾谈到，“艺术家创作的理想环境是能够自由发挥而不受任何外来约束。但是与其他传播媒体一样，艺术也会表现一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争议的思想。这样，政府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对有政治颠覆思想和淫秽内容的作品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言论自由，二者之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杜博夫进一步谈到了美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未能幸免于艺术对他的公开的社会讽刺。开国先辈们所追求的自由的目标似乎就是要将这个国家建成适于表现自由的沃土。然而并非所有政治批评都可以容忍历史上就发生过多起针对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的镇压活动。”并且引起了相关法律诉讼。杜博夫为此引证了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可以对表现行为予以限制的“四项标准”：

(1)必须在宪法赋予政府的权限之内；(2)有利于进一步维护政府的重要或重大利益；(3)政府利益与压制言论自由无关；(4)在具体情况下对所谓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自由予以限制，其重要程度没有超过维护政府利益的必要程度。

当代文学一体化第7篇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文学研究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正酝酿着新的突破,所存在的问题则需要引起充分重视。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反思的理论命题或研究思路。这一理念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为地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出现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一方面,在近代以来各种内外社会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从19世纪末开始整体“坍塌”并被迫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世俗化”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在导致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解体的同时,也极大地 促进了与现代社会大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各项制度的逐渐形成。其中,报刊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在促进文学艺术大众化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性资源,使作品连载、读者普及以及文学社团等的形成等成为可能,也使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管理成为需要。这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学创作、文学流通和文学消费向着社会化和体制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所处的民族危机的历史情境需要把一切社会资源纳入到挽救民族危亡和建立民族国家的事业中来,国家对于文学艺术有着更为急迫的现实需求。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现实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的体制化和国家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艺术事业开始被纳入国家管理体制,逐渐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提出以“三民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训政宣言》,并在1929年6月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上通过了“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的“本党文艺政策案”。此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由******宣传机器所进行的思想动员、扶持御用文人开展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设立邮政检查所。迫害左翼作家,封杀进步文艺作品等,开创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把文艺国有化体制化的先例。但是,******的文艺政策连同文艺体制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政权除了缺乏正确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基础外,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即使在国统区内部,也没有一个真正为文艺界共同接受的文艺政策思想,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负责文艺政策的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受到相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其所管辖的解放区延安等地同样实施了类似的文学体制化措施,而且远比国统区更为成功。在时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文艺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要使革命文艺成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文艺体制化思想,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方法和措施等都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较弱,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其领导组织和管理文艺的经验和做法虽然在国统区也有所体现,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解放区。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有了某些体制化因素,但并没有取得全面的实质性进展。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仍然主要是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学。正是在文学的体制化及其社会性质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与现代文学的重大区别。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发的自由的文学,而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是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国家的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文学发展新的一页,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统一的当代文学的形成。这里所说的“统一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就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其含义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统一的指导思想。这就是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说,“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农兵方向。其次是统一的管理机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管理机构中国文联及其下属的各文艺家协会。其中与文学直接相关的最主要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具体管理机构主要有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而几年一次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则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文联和作协一直被定位为党和政府联系文学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在性质上都属于所谓群团组织,并无强有力的管理职能。因此,真正具有控制和协调功能的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党委系统的宣传部以及政府系统的文化局、新闻出版局等。这些管理机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演变,从一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第三是统一的评价标准。这一评价标准最初还只是较为笼统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后经过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有关“六条标准”的进一步阐述,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批评标准。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在文学管理上的具体运用。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上述几个方面的“统一”也出现过复杂的情况,甚至像“”那样的无政府局面,但从总体上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也最能够集中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学,其实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使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离开了或者甚至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了解和理解。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及其研究思路显然不可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正确有效的解释。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思路不可能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包括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给予充分重视,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甚至也包括由此所带来的历史局限。

三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一基本特征其实早已成为不容讳言的事实,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早在1962年出版的华中师范学院集体编写的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就在“绪论”中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后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教授在其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立场,认为“作为中国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

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所规定,现代文学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是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基本内容仍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 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张炯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的“绪论”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此外,近年来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也都纷纷注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体制问题。如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突出谈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下的文学“一体化”现象。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曾列专章介绍“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建构”,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列专章介绍“当代文学的内部制度”;以及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等,均对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化问题给予了重视。德国学者顾彬先生不久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论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时,也特别注意到当代文学的组织形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迅速把文学纳入了国家组织体系。

遗憾的是,由于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多方面的原因,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的认识,常常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一方面,我们可能因为过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忽视文学的理想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到最终可能成为对当代文学毫无批判眼光的照单全收,对存在的问题不能正视,最终无法找到通向理想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因为忽略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简单沿用历史上的文学标准去加以评判,从而导致出现不能正确把握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的尴尬境地。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尽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给予了积极评价,对“”这样的历史悲剧也不乏深刻的批判,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做出深刻而有效的解释,也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现象及其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把全社会的力量集于一身,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资源和秩序保障,同时形成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以便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现代国家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如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已成为19世纪以来世界各个地区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苏联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已经达到建立国家政权的程度,也可以看作是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道路出现新的历史选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绝不应当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形成,也应当看做是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的必然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文学话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里面既包含了对一般国家文学的认识,更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认识。就国家与文学的一般关系而言,世界各国似乎并未就此形成统一的认识,文学和政治学研究至今对此显得束手无策。前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提供过一种有影响的模式,那就是列宁的那篇着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所表述的那样,使文学成为革命事业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它显示了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希望按照国家的需要去发展文学艺术,以便更好地用文学艺术去促进国家的发展。这样一种基本态度似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在处理国家与文学关系上的基本准则。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极端的做法。包括粗暴取消文学刊物、处理作家等,但这不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常态。这里涉及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缺乏了解的批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看作是一种不民主的集权体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的文学常常被认为是不自由的文学。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宣称他们的国家对文学不加干涉,他们的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其实任何国家均需要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只是选择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而已。美国学者伦纳德·D·杜博夫在其所着《艺术法概要》一书中曾谈到,“艺术家创作的理想环境是能够自由发挥而不受任何外来约束。但是与其他传播媒体一样,艺术也会表现一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争议的思想。这样,政府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对有政治颠覆思想和内容的作品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言论自由,二者之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杜博夫进一步谈到了美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未能幸免于艺术对他的公开的社会讽刺。开国先辈们所追求的自由的目标似乎就是要将这个国家建成适于表现自由的沃土。然而并非所有政治批评都可以容忍历史上就发生过多起针对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的镇压活动。”并且引起了相关法律诉讼。杜博夫为此引证了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可以对表现行为予以限制的“四项标准”:

(1)必须在宪法赋予政府的权限之内;(2)有利于进一步维护政府的重要或重大利益;(3)政府利益与压制言论自由无关;(4)在具体情况下对所谓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自由予以限制,其重要程度没有超过维护政府利益的必要程度。

当代文学一体化第8篇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化批评

引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而且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将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人手，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1谈论文化热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的教义”。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首先，在战后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这其中，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日。这表明，文学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

2．1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消除文学的文本性，不如说是应当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文学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文学参了历史的过程并对现实的塑造。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不仅统治者、强者，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所以，“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具体的批评实践则突出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泛文化解读之中。譬如，在莎士比亚剧作中，有不少对男女双方性暴力、欲求、力量关系的描绘，莎士比亚就是把当代或过去的社会，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来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化。

2．2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从妇女的既是总体文化的成员又是妇女文化的参与者的双重文化身分出发，女性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女性亚文化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妇女写作只能是一种“双重话语”的写作，它永远要体现出两个团体——沉默的团体和统治的团体——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文学标准的建构也“不仅仅是个人权威的结果，而且还涉及到出版者、评论者、编辑、文学批评者和教师的非共谋文化网络”。

从上述对新历史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

3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特点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虽然方法各异，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3．1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

(1)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强调了女望语言与男望语言的不同(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反等级性)。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2)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认为，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

3．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由此，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

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看来，女性批评理论“是一项把女性文学本文与女性主义批评本文确定为‘修正、占有和颠覆行为的’以及确定为‘种类、结构、声音和线索’差异之总和的方案”。这种修正、占有、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追求正是女性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挑战。l·布朗在其新著《帝国之末i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和意识》中更明确提出：“我想重新确定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方向，建立融合各受压迫阶层的全面分析，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推进女权主义的、反帝的、反种族歧视的自由政治目的……意识批评应成为再现过去进步观点的方法，成为支持当代激进变革的基础，而这是通过把有权者的文学改造使其为无权者服务来实现的”。

当代文学一体化第9篇

关键词：红色文化；当代大学生；认同危机；文化霸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3―0077―03

一、传承与超越：红色文化价值的当代阐释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精神品质，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传承与超越。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发展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等民族优良传统；形成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伟大的民族精神。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月，这些伟大的民族精神共同构筑了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红色文化的价值资源具体体现在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红色传统之中，它既是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孕育的结果，又是孕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代精神的文化之基。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等，改革开放时期的抗洪精神、青藏铁路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等。这些时代精神元不蕴涵着中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无不彰显着中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红色文化承接着过去、启迪着现实、昭示着未来，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和鲜明的现实性，它是时代精神不断发展创新的坚实文化基质，是当代大学生宝贵的精神食粮，红色文化建设涉及到民族精神的坐标与社会发展的导向。当代大学生成长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价值多元化时代，生活时代不同，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感知程度和认同程度也不同，加之他们的认知态度、情感归属、心理状态等方面尚未成熟，在各种文化，尤其是当下流行的消费文化、炫耀文化、金钱文化、时尚文化等非主流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一些大学生不可避免地对红色文化产生了认同危机，他们的理想信念模糊了、社会责任感下降了、艰苦奋斗精神淡化了，而这些“虚脱”的精神元素恰好是红色文化的本质内容和价值指向。因而，结合时代特征和当代大学生的现实实践，深入剖析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危机的表现、原因和对策，不断挖掘红色文化的价值资源，培育当代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表现与原因：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的认同危机

1．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危机的表现

(1)红色文化历史记忆的淡化“历史记忆”是人们了解过去、正视现实、把握未来的一种理性活动，它通过对“历史”的完整把握，进一步增强历史主体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政治意识、道德意识等，缺乏历史记忆容易导致历史悲剧的重演。任何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都离不开本民族历史记忆所蕴含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虽然历史记忆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传承过程，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历史记忆会呈现出不同的存在形态。当物质主义成为自工业社会以来现代世界的主流价值观的时候，人们对物质的疯狂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历史主体对历史的反顾和对现实、未来的思考，他们生活的过程不再是生动的历史过程，而是冷冰冰的物化世界的不断堆积的过程，这种堆积所形成的炫耀文化、过度消费文化、金钱文化等造成了对人的生命崇高的直接贬抑和对人的心灵世界的过度掏空。这样的生活场景对当代大学生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包裹，在很大程度上排挤了红色文化历史记忆的留存空间。反过来，红色文化历史记忆的淡化又进一步催逼当代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陌生甚至疏离。在当代大学生的眼里，红色文化生长的历史时空总是那么遥远，那样“艰苦”和“匮乏”的环境难以与当下的“幸福”和“丰富”生活相对接，中华民族过去所遭受的挫折、屈辱、贫弱好像只是一种抽象的符号表达而难以引起深层的历史反思。

(2)红色文化价值标准的碎裂文化价值标准是由一系列居于核心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念构成的逻辑体系，是衡量文化客体对主体有无价值和价值量大小的尺度或准则。红色文化价值标准中所蕴涵的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勇于奉献、自强不息等崇高精神和价值尺度在现代性社会状态下变得支离破碎。马克思早就对现代性社会状态作过精彩的预言：“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尼采看来，现代性社会状态是最高价值自行贬值的状态，人们不再关心伟大的事物。所有的价值标准都变成了一种相对的存在。现代性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物质的过分追求、对功利的过分崇拜、对欲望的过分放纵、对他者的过分漠视、对当下的过分关注、对崇高的过分贬黜等，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价值标准的碎片化、可公度性原则的缺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红色文化价值标准的碎裂。

(3)红色文化话语表达的失语当代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话语表达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是存在自身的证明，人的本质总是被语言来展露或隐蔽，“语言敞开着人赖以栖居的领域”。不同时代有自己的时代语言，同一时代的不同群体有其自身的话语表达。当代大学生的话语表达当然不能脱离自己生活的时代，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使他们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红色文化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显然不是一个直接在场的生活空间，因而，无法引起对过去生活的真正体验，尽管当代大学生也会唱红歌、看红剧，但是，从内心深处来讲，并未引起心灵的共鸣，只不过是一种文化符号的艺术转换。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当代大学生的红色文化的话语空间总是被其他话语所挤压或推开。

2．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危机的原因

造成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危机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功利化教育的学科偏误从历史教育来看，历史学科无论在小学、中学、大学阶段都没有受到过真正“重视”，在小学、初中阶段，历史学科被形象地称为“豆芽科”；在高中阶段，由于过早地区分文理科，绝大部分理科学生在繁重的学习压力下几乎和历史学科“绝缘”；在大学阶段，虽然近几年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纳入公共必修课，但学生和教师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从近几年的就业情况来看，历史专业、哲学专业的就业率很低，学生对就业的渴盼导致了大学人文专业的“弱势”，加之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当代大学生

的文化土壤中人文元素的严重缺失，导致了大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哲学思维”的普遍缺席，可以说，功利化教育的学科偏误强行扭曲了社会文化的遗传机制，严重淡化了大学生红色文化的历史记忆。

(2)信息化时代的价值解构信息化时代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是一个价值标准遭遇全面解构的时代。人们在信息化生存中自由、随意地解构或建构各种价值观，在无限多样的可能性中肯定或否定各自的价值观，在多重身份幻象中体验或推行多样的价值观。在现代叙事中挑战所谓的崇高和权威，在游戏和调笑的方式中描绘和塑造“自我世界”和“他人世界”。当代大学生成长在信息化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信息化生存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们对信息化的敏感度、依赖度明显高于其他社会群体。信息化的诱惑功能恰好与他们不成熟的猎奇心理相吻合，信息化的解构功能正好与他们未确定的价值观相对接。在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之中，信息化时代各种价值观的冲击难以使当代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价值取向达到一致的理解与认同。

(3)全球化浪潮的文化霸权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正以各种方式进驻中国人的精神领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对外开放全方位展开之后，西方的文化思潮、生活观念、价值标准等蜂拥而入，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甚至取代了国人对自身传统的历史反思。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导致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相互碰撞甚至严重对抗。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只有西方文明才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文明，而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抵制都是错误的，当然，对西方文明的任何藐视都是一种罪过。亨廷顿担心中国的兴起对以“霸权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明的威胁，他说：“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可见，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始终未能摆脱西方文化的“父权制”色彩。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严重制约了中国民族文化的生长空间，加之民族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浸润较少，因而，当代大学生的民族文化(包括红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三、危机与对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大学生的红色文化认同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有效地消解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的认同危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观念上层建筑，它一旦真正建立，就会形成强大的动力场，全方位地渗透和改造社会生活。

1．坚持指导思想，创新历史教育，强化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的历史记忆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时代)确立的，而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因而，加强红色文化的宣传、教育，有利于帮助当代大学生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过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消解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的认同危机。因此，创新历史教育，纠正目前学校教育中的学科偏误，挖掘红色文化的价值资源，有助于强化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的历史记忆。通过对革命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的高贵品质、高尚情操的大力宣传，使当代大学生获得健康、高尚、美好的情感体验，进而陶冶心灵、锤炼意志；通过对革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客观分析，使当代大学生获得理性、全面、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进而掌握史情、了解国情；通过对革命时期重要理论的科学阐释，使当代大学生懂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重要性，进而牢固树立共同理想、努力提高捍卫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责任心。

2．弘扬民族精神，加强信息管理，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信息化时代不断生成的海量信息中，存在着大量把庸俗当高尚、把腐朽当神奇、把谬误当真理的现象。比如，屡禁不止的黄、假、坑、俗，泛滥成灾的垃圾邮件等。这些消极、落后的信息容易遮蔽甚至异化红色文化中所蕴涵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崇高性，导致当代大学生是非不辨、良莠不分，形成错误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因而，加强信息管理，净化网络环境，强化红色教育，抢占文化高地等已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尽量通过技术的、制度的手段减少不良信息对大学生的思想侵袭，让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熔铸于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之中。

3．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不断增强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的话语表达

红色文化的精神品质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要来源，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对荣、辱的看法是不同的，美国信奉“观念比枪更致命”的理念，主张向全世界开展一场“观念战争”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通过跨国投资、文化产品出口和强大的传播媒介等经济和科技实力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试图把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试图按照自身的意愿改变其他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殊不知这些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不可能轻易否定的，因为它们是不同国家或民族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精神依托。

红色文化中蕴含的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特质是任何外来文化都无法取代的，因此，在各种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我们要正确处理好红色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关系，反对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分清是非荣辱，明辨美丑善恶，不断增强红色文化的话语表达，有效化解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的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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