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涵；探析
On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modern occupation education system
Xu Mei， Guo Hebin， Zhang Junru
1.Northern Beij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e， Beijing， 410004， China
2.Beijing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31， China
Abstrca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 occupation education system， has become the core proposition that our country vigorously develop the occupation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education needs study seriously and think deeply in the future ten years. However，what is the Chinese modern occupation education system？ What i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a modern occupation education？ Construct 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modern occupation education system must solve.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is problem from the ideological state of our modern occupation education connotation of the system.
Key words： China modern occupation education system； connotation； analysis
1 相关概念辨析
“内涵”亦称“内包”。概念中所反映对象的特有属性。（《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221页，2002年1月）“内涵”这一词汇具有两个最主要的义项，一是指：一个人的内在涵养、修养；二是指：概念中所反映对象的特有属性。笔者所指“内涵”属于第二义项，即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特有属性。要论及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首先必须认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概念，因为“内涵”和“外延”是一个概念中必不可少的两项内容。例如：“商品”的概念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其中，“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就是 “商品”这一概念的内涵。虽然事物的特有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本身并不是内涵；只有当它反映到概念之中成为思想内容时，才是内涵。
“现代”即当前我们所处的现在这一时代。（《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846页，2002年1月）以下所讨论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指当前我们所处的“十二五”时期的职业教育体系。关于“何为职业教育？”，理论界有不同的界定，按照目前通用的划分方法，职业教育分为广义职业教育和狭义职业教育两种类型，广义职业教育是指包含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准备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的 “大职业教育”；狭义的职业教育专指面向职业的教育；我们所论述的职业教育是指融合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的“大职业教育”。“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理论体系、语法体系、工业体系等。（《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658页，2002年1月）所论述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指由职业教育相关要素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
2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概念和内涵
由于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职业教育的发展逐渐走出“低等教育的阴影”，越来越受到企业、社会、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为适应经济发展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要求，以及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在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上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并给予了有力的宏观政策保障。
2002年8月24日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力争在‘十五’期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结构合理、灵活开放、特色鲜明、自主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05年11月8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要，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灵活开放、自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06年周济在教育部年度工作会议上指出：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在改革中不断发展。2010年7月29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计划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在吸取国外主要发达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建构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以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依据，遵循教育发展规律，以国家相关教育文件为指导，试图对“什么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并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进行归纳。
笔者认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指：以终身教育和以人为本理念为指导，以适应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标准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为时代特征，以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有机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横向融通、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互相渗透为重要结构特点，以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为根本价值取向，以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各个领域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保障，以培养现代化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促进社会发展为根本任务，融合了学校职业教育、社会培训职业教育、企业职业教育等各类职业教育类型，达到世界水平，有中国特色、开放、独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
根据内涵和外延的辩证关系、国外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内涵的分析、国家十二五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指导精神，现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概括为“适应需求、有机衔接、多元立交”。
3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涵剖析
3.1 适应需求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目标以及我国当前职业教育现状，笔者认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从设置的前提、要求、主要功能方面来讲，必须具有适应“五化”要求、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满足人们接受职业教育和社会发展需求三个方面的内涵。
（1）适应“五化”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处于“五化”同时推进并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为促进职业教育适应“五化”发展要求，教育部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意见》（教职成[2012]5号）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深入发展，步入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必须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必须适应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时代要求。”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对“五化”需求的适应主要体现在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和培养标准要与五化保持一致，使人才培养适应“五化”要求。
（2）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职业教育是与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区域经济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职业教育发展也会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职业教育应该首先为本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因此，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也必将具有区域差异性，职业教育体系内部所包含的职业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级别也应该根据区域发展需要而有所不同，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必须适应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3）满足人们接受职业教育需求
由于职业教育是以人为本、面向人人的教育，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促进社会发展，因此，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所包含的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必须能满足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这不仅包含目前以初中后、高中后为起点的中等、高等职业教育（职前教育），还必须包括再就业人员需要的职业技能教育、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所需要的职业认知教育、在职人员需要的职场提升教育等适合各类人群所需要的职业教育体系，从而满足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使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成为一种终身教育体系。因此，满足人们接受职业教育需求成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内涵之一。
3.2 有机衔接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有机衔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各构成要素、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要有机衔接、融会贯通、实现互认互补机制；二是，职业教育体系与当前的社会体制、产业体系、文化体系、其他教育体系有机衔接。
（1）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各要素有机衔接
由于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终身教育理念和以人为本为指导，因此，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该是一个能满足所有人接受职业教育需求的教育体系，该体系应该涵盖满足不同层次人职业教育需求的职业教育类型，这些教育类型之间要有机衔接，消除目前我国中高职发展“断层现象”（中高职发展脱节、重复教育）、职业教育的“断头现象”（高职升本科途径狭窄，使高职教育成为终结教育）、学校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职业教育各自为政现象，完善现有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达到世界水平、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职业教育体系”。
此外，一个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应该包含职业教育模式、职业教育理念、职业教育标准、职业教育制度、职业教育对象、职业教育机构等要素，而且，由于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所涵盖职业教育类型的多样性、层次性差异，各类职业教育构成要素也具有差异性，因此，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更应该注重各类职业教育要素之间的衔接和协调，使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的理念、模式、制度、标准有机衔接，实现互补。
（2）职业教育体系与其他体系的融通
由于职业教育是与社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因此，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与中国特有的国情相结合。首先，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首先应该与当前产业发展体系相衔接，因为职业教育体系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技能型人才、促进社会发展，所培养人才能否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是检验该教育体系是否完善的标志之一。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的融通，体现在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能否适应不断更新的产业体系提出的对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因此，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职业教育的类型、级别要根据产业体系的调整而调整。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的对接，即职业教育与企业用人标准、与岗位职责、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三对接”。其次，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还必须与国家现行法律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相融通，遵循现有社会文化、政治体制对职业教育的规范，寻求法律、法规的支持。
3.3 多元立交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多元立交内涵”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类型及层次的多元立交上。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建立同一层次不同类别教育学历相互转换、不同类别不同层次教育学历相互对接的机制。如，中等层次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可以转换，任何中等层次的学历证书可以与任何教育类型的高一层次教育自由对接，使求学者可以依据自身的条件和需要，报考任何一类高等教育，在客观上真正打通中等和高等层次人才成长的多条道路。即在职业教育体系的纵向上，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和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内要基于终身教育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体系内各要素协调，构建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为一体的高职教育体系。横向上，应围绕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主体功能区定位对不同层次、类型人才需求，与其主动对接，合理确定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规格，注重各级职业教育在培养目标、专业内涵、教学条件等方面的延续与衔接。形成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横向融通、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互相渗透、融合终身教育理念、多元立交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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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人们生活理念不断完善，生态、休闲逐渐发展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元素，当然在进行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必须选择合适的元素予以切入，尤其是要注重提炼旅游产业的内涵。本文拟从茶文化与旅游经济融合发展的具体背景分析入手，结合信阳毛尖茶文化体系的具体内涵认知，通过融入当前河南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探究茶文化与旅游经济融合发展的可行性模式，从而分析信阳毛尖茶文化与河南省旅游经济融合发展模式。
关键词：信阳毛尖茶文化；河南省；旅游经济；融合发展模式；机制研究
对于河南信阳地区来说，信阳毛尖不仅是名茶，更是融入了地域文化内涵的产品元素。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其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体系。因此，探究信阳毛尖茶文化与河南省旅游经济融合发展的具体模式，其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大众的具体需求，同时也能为传统茶文化体系提供重要载体。
1茶文化与旅游经济融合发展的具体背景分析
对于本土茶叶文化的时代特点来说，其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当前时展过程中处于相对劣势。而想要实现最佳的艺术传承，就需要对本土产业文化的艺术理念和艺术元素进行有效传承和探究。尤其是随着现阶段我国茶文化传统认知不断成熟，如今传承传统茶文化体系这一元素。也能够为整个旅游经济的实际应用，提供重要帮助。从旅游经济的特点和内涵来看，该行业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特点是多层次的产品结构、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和多重属性的功能属性。从旅游业发展的方向来看，未来衡量旅游业发展层级的元素不再是基础旅游资源的决定性因素，重要的是整个产业体系中能否将社会大众的具体旅游需求融入其中，也就是说是否满足了社会大众参与旅游活动的实际需求，是未来决定和衡量旅游产业发展层级及价值内涵的客观要求。
2信阳毛尖茶文化体系的具体内涵认知
河南信阳地区有着浓厚、悠久的茶叶文化历史，在我国十大名茶体系中，就有信阳的毛尖茶叶，茶叶产品的出众，不仅使得河南信阳毛尖成为一种具有地域标识的地域产品。同时，也使得信阳毛尖成为信阳地区茶文化体系发展的重要符号。当然茶叶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然条件要求，比如土壤、气候、周围环境等等，可以说，自然环境的好坏是决定茶叶产品基础品质的首要要求。在当前旅游产业经营不断成熟背景下，旅游产业不再是简单的自然资源应用，而是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协调融入和综合利用。在信阳地区，不仅有茶叶种植的历史和传统，同时更重要的是其具备丰富完善的文化内涵。茶文化体系的成熟发展，实际上是现代旅游业与茶叶产业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产物。通过对茶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其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与整个产业体系的丰富性和完善性，有着重要关联。通过对我国茶文化旅游经济体系发展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其中包含了丰富完善的内涵体系。除了其中所具有的物质元素之外。其中还包含了丰富完善的精神理念和行为规范。我国有着深厚深远的茶文化发展历史，从唐朝开始，茶叶就逐渐成为社会化大众的产物，因此，应用茶文化资源，提升茶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品质就极具现实可能。结合河南信阳地区的具体区位条件来看，其处于长江中游经济带和中原城市群之间，这里所具有的良好的市场需求，同时也是信阳毛尖品牌影响力较为深远的地区，因此，如果能够将河南信阳地区的毛尖茶文化与整个旅游产业经济形态相结合，其必然能够在整个市场中形成实际上的影响力。
3当前河南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河南地区是我国人口大省、文化大省，同时得天独厚的地理区域优势和方便快捷的交通优势为河南旅游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前提，但是在河南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其短板和不足也日益明显。具体而言，首先，在河南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其整体内涵不足，尤其是缺乏时代性元素内涵的全面融入，这不仅造成河南旅游产业元素虽多，但是其在整个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不强。其次，在整个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其整体资源体系化不够，实际上旅游产业并不是单一的元素体系，其包含衣食住行等等多个体系，从目前河南旅游经济发展实际看，其容纳量，以及旅游产业品质内涵都较为欠缺，从而影响了整个旅游经济成熟发展。当然，在河南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其缺乏品牌意识，尤其是精品意识明显不足，可以说，河南地区虽然有着诸多旅游元素，但是其并未能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形成相应竞争力。此外，在河南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影响力相对不足。尤其是其辐射度不够。所以，随着当前旅游经济发展体系不断成熟，如今在旅游经济日益产业化、体系化、科学化发展程度不断提升的今天，创新优化河南旅游经济机制，就极为必要。
4茶文化与旅游经济融合发展的可行性模式
现阶段，旅游业发展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发展体系的核心产业，但是传统旅游产业发展结构相对不合理，无论是旅游产业的元素完善度，还是整个旅游产业发展内涵，都与时代体系存在实质性区别。旅游经济的具体要素，在于其中融入了消费者的具体需要，尤其是其满足时展的客观要求，旅游经济中所具有的生态优势和价值优势，不仅能够提升对多样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同时更能发挥茶文化与旅游经济融合发展的最大合力，从而满足整体需要。结合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这一基本情况，原来更多的人生活压力不断加大，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完善旅游元素的有效融入，丰富产业体系，就极为必要。信阳地区所具有的文化体系元素能够为该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重要基础和前提。当然，对于整个茶文化发展体系而言，其也包含了丰富完善的文化元素，结合当前人们具体的文化内涵和价值理念看，如今在人们的具体生活消费习惯中，对绿色、生态文化等等，多项元素有着重要期待，因此当前旅游与文化产业，茶文化体系等多个产业体系相结合，从而造就了具有时代特点，同时在这一体系中，也为茶文化资源传承提供了重要作用。我国是传统茶文化和茶叶等发源地，在整个茶文化体系发展过程中，其逐渐与时代特点和社会大众习惯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
5信阳毛尖茶文化与河南省旅游经济融合发展模式
从当前河南省旅游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具体认知，不难发现整个旅游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无论是旅游产业的完善度，还是其中文化属性的融入程度都相对不足。特别是随着当前旅游经济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支柱经济之后，旅游产业的短板和不足，就日益明显。信阳地区是我国河南地区重要的茶叶产地，其不仅有着茶文化体系发展的成熟内涵，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其也形成了独立的地域文化特色。尤其是信阳地区毛尖作为绿茶系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要发挥信阳毛尖的文化体系，就要挖掘该地区的文化内涵，并且通过对整个时展机制进行分析，能使其满足社会大众的消费需求，从而造就更有意义的旅游产业体系。当然在应用茶文化体系资源发展旅游产业时，想要实现最佳经营效果，就需要着重做到：首先，要注重整个产业体系的元素挖掘，尤其是文化内涵的全面融合。通过突出和诠释传统茶文化体系的价值资源优势，从而完善构建旅游产业体系，进而提升整个旅游产业的竞争力。我们必须认识到旅游产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其内涵上的完善度和体系化直接关系到该产业的竞争力。其次，如何才能从时展的具体特点出发，实现整个产业体系的成熟发展，就极为必要。
河南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区域内旅游资源优势突出，除了自然资源外，人文资源优势，也有着庞大的旅游消费市场，因此，创新旅游产业体系，丰富融入旅游元素，从而能够满足社会大众的具体消费需求。对于河南信阳地区茶文化体系改造完善来说，想要实现最大的应用价值，需要从市场需求出发，结合文化内涵的融入和诠释，从而提升该产业发展与旅游体系经营的最佳经营状态。此外，对于信阳地区来说，其不仅有浓厚的茶叶文化历史，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地区，也有丰富、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生态环境，因此，在旅游产业体系化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能够成为整个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河南地区开展过程中，无论是实施方案，还是具体的价值作用都日益成熟。在信阳地区茶文化体系开发过程中，想要实现旅游经济开发的最佳效果，其需要注重完善多样元素，尤其是要注重将游客的居住体验感和旅游感受等多样元素融入其中，通过创新旅游经济体系，从而实现茶文化与旅游经济融合的最佳效果。信阳地区的毛尖文化不仅是一种茶文化，更重要的是其中融入了信阳地区丰富完善的地域文化元素，因此，在今天，完善综合文化体系资源应用效果，就极为必要。
6结语
结合当前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这一客观趋势，如今在整个生活体系中，生态、绿色、文化等诸多元素已经成为人们整个生活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于河南信阳地区来说，丰富完善的毛尖茶文化，不仅是整个地域文化体系的重要内涵，同时也是满足当前整个时展的重要要求。随着当前旅游经济发展日益体系化，如今在河南地区旅游经济融合机制建设过程中，需要注重融入多样元素，通过构建系统化的旅游元素，从而实现旅游产业开发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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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经济发展方式；内涵式；外延式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B
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低估汇率促进贸易品部门发展，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经过30年经济发展之后，人民币升值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这一转变过程，还是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负面作用，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一、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与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经济增长的模式、路径、手段等，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不同生产要素的组合形式，侧重于投入——产出活动中收益增加的量化额度。经济发展方式是在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的定义。本文将经济发展方式界定为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途径与模式，不仅包含有经济增长方式，而且更侧重于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完善，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综合指标体系的系统，其终极目标是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依据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经济发展方式又可以被划分为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和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
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是通过增加各种生产要素（如资金、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投入规模和水平，最终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进程的发展方式。外延式经济发展是依据投入——产出思维，主要是由投入的生产要素累加推动的经济发展，依靠扩大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生产要素投入所实现的产出增加。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资源配置效率低，经济增长速度快，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所采取的主要经济发展方式，并为国家提供必要的经济发展基础和资本原始积累。外延经济发展方式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由于外延式经济存在着高资源消耗率、边际生产效率递减、增长结构不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外延式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要向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是指在不增加或者很少增加生产要素的条件下，通过改善生产要素配置结构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运用科技、管理和制度创新等手段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式。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实现国民经济发展平稳、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经过起飞期和成熟期之后，实现国民经济发展主要采取的发展方式。然而，实现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相对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公共服务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良好的公民社会和社会法治环境与之相适应，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实现的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
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是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即需要要素的投入，也需要要素使用方式的深化即经济增长由外延型经济增长和内涵型经济增长共同构成。一国经济增长虽然会侧重于外延型或内涵型增长，但二者不可或缺，既有矛盾也存在联系。在现有资源条件下，二者此消彼长。同时外延型增长又是内涵型增长的基础，若没有要素的投入和追加，要素使用方式的转变也要受到制约。只有外延型的增长需要要素的不断投入而难以持续。所以，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质是内涵型增长与外延型增长的平衡发展。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与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影响的机理分析
中国总量生产函数采用科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Y=F（K，L）=A·Ka·L1-a，同时使用资本、劳动与技术进步因素，贸易品价格为p，工资为w，资本的投入成本为g，则生产利润p=p·Y-w·L-g·K=pA·Ka·L1-a-w·L-g·K。则利润的全微分表达式为dp=（p·A·（L/K）a-w）dL+（p·A·（L/K）1-a-g）dK。均衡条件下边际利润为零，能够得到p·A·（L/K）a-w）=0；（p·A·（L/K）1-a-g）=0。即p=w/A·（L/K）a；（p=g/A·（L/K）1-a。
对中国经济体系进行假设：（1）中国经济结构仍然处于二元结构的历史阶段，没有跨越刘易斯拐点，以生存工资的历史性上升解释实际工资率的上涨，工资率仍然处于生存工资水平。（2）从全球经济体系来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国际金融和贸易市场的价格接受者，利率由国际资本市场外生决定而处于国际利率水平；汇率升值短期内导致贸易品价格相应下降。依据假设条件，工资水平仍然为生存工资，利率为国际利率水平，人民币升值使贸易品价格下降，从均衡条件下的边际利润条件能够看到，生产者的策略一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降低均衡劳动—资本比率。
在中国经济发展现有阶段，人民币升值能够促进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内涵式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降低生产的劳动密集度，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产业转型的方式促进外延式经济发展。
三、结论与政策应用
自198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经过了渐进式的改革进程，实施了一系列汇率制度，如汇率双轨制、汇率并轨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从最初的单一官方汇率发展到逐步反映市场供求，波动性逐渐增加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改革进程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使汇率能够更多的反映宏观经济的发展。通过理论分析能够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现有阶段，人民币升值能够促进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内涵式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降低生产的劳动密集度，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产业转型的方式促进外延式经济发展。然而，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尽管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是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不能够有效反映宏观经济的发展，存在与宏观经济基础脱节的现象。从国际经验可以看到，经历较长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其汇率均会出现持续上升过程。人民币汇率也一直面临升值压力。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到，而由人民币汇率升值而引起的中国经济由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为主向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为主转变的作用不明显。中国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向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汇率杠杆效应还没有凸现出来，有待于未来更长时期和跨度更详细的数据进行论证。
[参 考 文 献]
[1]姜波克.均衡汇率理论和政策新框架的再探索[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41-49
【关键词】 政策;内涵式发展;体系
一、淄博市内涵发展政策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制定内涵发展政策的作用是为了创造内涵发展所需的条件,形成相应的机制。我们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内涵式发展的环境和机制的作用,通过环境和机制来吸引、聚集、利用一切优质资源,促使淄博市经济的内涵式发展。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找准切入点,抓住一点,带动全面,这种做法一般来讲较为简便和有效。但依靠这种做法解决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之后,往往很难再找到这样的机会。从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上来看,与外延式发展相比,内涵式发展最主要的特点是以提高效率和效益为取向,实现各要素的组合集结、协调和优化。内涵式发展涉及的因素多,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从操作层面来看,转变发展模式,推进内涵式发展,既是个宏观运行问题,也是个微观操作问题;既是市场配置过程,也是政府调控过程;既涉及经济领域,也延伸至社会建设;既是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也是当前的必务工作。所以,内涵式发展政策的制定应当以增强区域内涵发展能力为核心,从区域整体的角度来着手。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认为,淄博市制定内涵式发展政策体系的基本思路是:政策设计要与与淄博发展阶段演变规律相一致,与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要求相一致,与保持可持续发展与协调发展目标相一致;政策规划要统筹兼顾,整体布局、突出重点,多管齐下,有所侧重,同时还要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根据以上思路,制定政策体系起码应遵循以下四条原则:
1.前瞻性原则。前瞻性原则要求,在内涵发展政策制定时一定要有长远眼光,不能只看眼前而不顾长远,只考虑短期效果而不考虑长远效果。淄博市在制定政策时必须登高望远,把握社会需求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向,在预测未来的前提下,根据本区域的相对优势选准未来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巨大拉动作用的战略产业为主攻方向,着眼于未来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
2.系统性原则。公共政策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过程,只有遵循系统性原则,才能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并达到目标的最大化。系统性原则要求,在政策策划时,要把政策本身作为一个系统来认识,即从系统性出发,以系统观点看待本地区区域内涵式发展问题。如上所述,内涵式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很多因素,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作用关系复杂,因此政策应当有不同层次和不同的着力点。政策体系是各项具体政策的组合,各个政策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它们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从而有机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其间不应有规定和操作上的抵触或脱节。
3.务实性原则。务实性原则是正确制定政策的灵魂,要求政策的制定和设计要建立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针对本区域内涵式发展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来完成。制定政策的思路应当清晰、明确,具体对策应当追求实效,便于实施。
4.时效性原则。政策时效性体现为政策的非静止性。在政策规划设计方面,当然要强调政策的正确性、连续性和稳定性。随着形势环境的变化发展,政策的时效性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政策的时效性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政策的客观效果。所制定的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后,应当及时对实施效果进行检查评估,不断改进,同时要当根据形势环境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变化及时调整,以保持其动态适应性。
二、构建淄博市内涵发展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原则,淄博市内涵式发展政策支持体系建设,除了要继续执行和完善现有的财政、税收、金融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之外,还应建立和补充包括产业转移援助、鼓励传统产业改造和发展高新技术企业、衰退产业退出引导、国家支持下的就业转移服务等政策,以与前者配套,形成更为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
1.产业转移援助政策。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内涵式发展密切相关。淄博作为资源型城市,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低价输出原材料,高价购入制成品,处于经济上的“双向失血”状态,使这些城市的劳动多为简单的体力劳动,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人才极度缺乏。在这样的基础上,要想在短期内实现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移,必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扶持和援助。在关键的问题上政府要真正地发挥主导作用。如帮助企业确定产业转移的目标、重点和具体步骤,制定一些鼓励产业转移的政策;关闭那些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企业,淘汰落后的设备和工艺,多渠道、多途径鼓励、支持那些具有一定科技水平、资源利用率高的企业发展壮大;提高对资源型企业转移支付的比例,帮助其改善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实行接续产业和新兴产业税收减免制度,使其有更大的能力进行自身的发展;为扶持替代产业发展,政府还要通过倾斜性产业政策,并利用财政、金融、土地等政策,使产业结构跳出资源枯竭的约束陷阱,最终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使城市由原来单一的资源型城市向综合性城市转变。
2.传统产业改造和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鼓励政策。(1)推动传统工业优化升级,推进技术改造,加大生产设备更新力度,提升生产标准,引进先进设备,拉伸产业链条,培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产业配套水平、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通过政策引导企业走自主创新发展的路子;(2)培育壮大高端高质高效产业,加大高新技术项目的引进力度,不断提高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和市场占有率。通过优惠政策,引进高层次拔尖人才,为内涵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3)提高产业进入门槛,控制新上“两高一资”项目,淘汰落后产能的劣质企业,优化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4)建立科学的企业绩效评估体系,引导企业积极调结构、转方式。
3.衰退产业退出引导政策。衰退产业是指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中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具备区位优势、缺乏竞争力的产业群。完整的产业政策不仅需要政府给所扶持产业提供必要的要素配置和政策,也需要对一些退出历史舞台的产业进行安排或者是进行政策上的引导。对衰退产业的退出实行引导政策,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共同做法。如联邦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鲁尔区的衰落趋势,采取了一系列引导政策,使其走上产业结构多元化道路。日本也曾对处于衰退中的煤炭行业的退出实行引导政策。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淄博市在促进区域经济内涵发展的过程中,应将衰退产业退出引导政策列入现有产业政策:首先要界定量化指标,使符合条件的产业能够在衰退之际得到及时的调整和退出。对符合衰退产业条件的产业及所在区域,执行衰退产业调整退出政策,包括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贸易政策等;其次还可以组建产业退出基金,用于克服退出障碍支出,在退出产业领域导入新产业的资金支撑;再次还可拟定“市场退出通道机制”和“市场退出服务机制”,建立衰退企业市场退出通道和建立异地产业园区市场退出通道。
4.就业转移服务政策。衰退产业的退出必然引发劳动力的就业转移问题,政府对此必须有所考虑。淄博市是一个依托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近现代工业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建国以后,逐步形成了以能源、原材料、初加工为主体的重工业产业体系。60年代以后,又相继上马了炼油、化肥、乙烯等一大批化工项目,重化工结构成为淄博市经济结构的主体,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淄博市资源经过多年开采和利用,已经进入衰退期,同其他的资源型城市一样,也因资源枯竭面临经济转型、衰退产业退出以及与之相伴的劳动力就业转移问题,走内涵发展之路已是推动淄博老工业城市科学发展的时代抉择。淄博市应发挥拥有地方立法权优势,在现有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完善支持就业转移的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重点是鼓励培育和发展接续产业,促进就业由资源枯竭或衰退性产业逐步向新兴产业转移。对于那些针对资源枯竭或衰退性产业转产而发展起来的接续产业,政府应考虑给予一定资金补助,并提供减免税收、低息或贴息信贷、加速折旧等政策支持。
关键词 法律内涵 表现形式 民族 地域 时空
一、引言
法律产生并影响着人类社会。其产生之早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名义上的法律，但普遍的、宽泛的法律意识及作用在我们远古先人日常的行为习惯中早已产生。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所有的人所做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他们所认为的善，作为约束与保护人类个体与族群之间和谐共生的一种明约，其中必然包含着人性中某种不可磨灭的善的价值。透过时间的长河，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当今文化差异悬殊的地区，其法律间都有一些在体现基本价值方面的相似性，但其表现形式却又悬殊异常，为何基本内涵有其共性却在表现形式上差距如此？或者说，内涵与表达形式是否存在同一性？影响法律内涵与表现形式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要想完全且无懈可击地说明这些问题，恐怕是一种奢望，然则，万事皆具有其普遍性，如果仅从其普遍性上来说明其缘由，就有可操作性了。而要想完成这一方面的研究，必然先找到可以代表其普遍性的事物。法律亦是如此，作为现代法律源头的欧洲，无疑是具有其无可替代的普遍性，在那里，产生了法律的分类（公法，私法），在那里，产生了法律的两种代表性的体系（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研究欧洲的法律发展进程可以使我们对法律的发展有一个全面立体的认识，正像先人所说，“未知其源，难知其行”。本文截取欧洲法律发展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中世纪，通过对欧洲典型国家（法国，英国，德国）法律发展与变化的研究，意图通过其发展过程及结果的对比、总结，从而能从宽泛意义上回答与解释上述问题。要想弄清彼此关系，让我们先从法国开始分析。
二、影响法国的法律发展的因素
（一）政治制度对法律内涵及表现形式的影响
中世纪的法国处于三级社会模式，君主高高在上，为第一阶层；贵族、神父处于第二阶层；平民及手工业者处于最底层，由此衍生出所谓的君主专制不难想象。在法国，君力比中世纪的其他国家君主更有力，它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很大程度地强加于其他阶级，“朕即国家”这一词可以很形象地表现出当时法国的政治面貌。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法律，无疑也顺承这一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法律的外在表现是为了维持君威的宣言书，其形式多以君主的赦令的形式出现。作为第二阶层的宗教分子，其对法律的影响也并不小，譬如，受托马斯所谓平均正义及矫正正义的影响，法律分阶级立法，法律作为维护现世阶级秩序的工具，但由于其君威过盛，使其没有将所谓的上帝法凌驾于人法之上，使得法国法律偏人性化。
（二）经济发展模式对法律内涵及表现形式的影响
法国由于地处西欧平原地区，国土多平坦开阔，加之其境内河流广布，其气候湿热，热量与雨水皆充足，故农业发展较其他欧洲国家更为先进，突出表现在种植业上。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的典型小农经济发展模式，基于这种相对自给自足而又脆弱的经济单元，其对社会秩序的需求是刚性而又迫切的。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兴商人团体，作为促进社会资源流动环节主要力量的商业，此时是依附于农业发展的，其对社会秩序的诉求与农业的要求具有一致性。这种统一性所带来的动力，促使政府在立法时要进行双重选择，既稳定而又普适的法律整体（内涵及形式），正是由于这一背景（以小农经济为主产生的贵族治世的普世模式），使得法律内涵在这里更多的是阶级性，其所代表的正义价值更多的是阶级下的有偿分配正义，其表现模式更多的是赦令及贵族领主命令而非民间的习惯。
（三）文化对法律内涵及表现形式的影响
中世纪的法国正处于天主教会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法与神合二为一，神谕便是至高法律，任何与神谕相冲突的世俗命令皆是乱命。在此思想支配下的法国是一个封建、保守的代名词，其文化色彩在此时代是以灰暗为基调的保守色彩，其法令特质受此时代文化影响，体现更多的是维稳、保守的特性，其法律形式更多的是以教会教条的形式来约束各阶级。这一时代的法律更多的是受到天主教会影响的精神上的感性表达，而非客观理性的人文规定。基督文化在此时代对法国立法及司法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以至于出现上帝之法凌驾于世俗之法的局面。由此看出，一国文化对该国的法律内涵及形式影响之深。
三、影响英国法律发展的因素
（一）政治制度对法律内涵及表现形式的影响
英国在中世纪时期较其他国家显得更为民主一些，早在1215年的英国大促使民主特性在统治阶层中出现雏形，英王约翰的妥协换来的是全新的社会秩序构架，即王不再是绝对的统治者，贵族团体的意志成为凌驾于王之上，这是其一；其二，用法律的方式来保持这个秩序的稳定为英国法制发展开了个好的先例，由此，使得英国发展出一个有别于欧洲其他地区的政治模式，即注重法律的权威性和实用性，这种良好的政治传统使得其法律更加注重普适性和实用性，实用与民主这一特性深深镶嵌在英国法律的内涵之中。这一特性使得英国法律表现模式是所谓的判例法而非由中央统一规定的法典法。后来所谓的海洋法系在其中孕育而生。
（二）经济发展模式对法律内涵及其表现形式的影响
须知任何法律制度的背后都有相应的物质基础，这绝不是当时少数人的妄思。纵观英国全境，我们可知英国地形相对法国较复杂，由高原、平原、山地、丘陵组成；其经济发展方式呈多元化，虽仍属于封建经济范畴，但其中组成部分的多样化使得其经济模式较单一模式更具有活力，但同时管理与维护这一模式无形中增加了难度成本。片面地运用人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对复杂情况的处理，于是出现了早期的契约精神，这实质上是一种由片面人治到半人半法的过度，法律意识由此加深亦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与此同时，由于地形缘故，各地区无法自给自足，需要相互交流，各取所需，这无形中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来维持这一模式的发展，这在无形中又一次使得法律成为当时英国地区的最优选择。法律产生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使得法律天生带有实用性；同时由于制定法律的成分的多元性以及实际问题的复杂性，造成法律不再像法国那样仅仅代表帝王秩序，与之相反，更具有普适性，亦即民主性。
（三）文化对法律内涵及表现形式的影响
中世纪的英国虽然仍脱离不了天主教会的影响，但其思想对英国的影响却并没有其他地区那么强烈，部分地区仍旧保留着其原始文化，加之英国地区本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文化成分繁杂多样，即使经受过法国的征服，也并没有使其文化失去其原有成分，相反，为原来的英国本国文化加注了法国的元素。从中可以看出，英国文化吸取了各个部分的文化内涵，使得其法律内涵先天便具有这种普适性和包容性，这也是判例法能为英国所接受的根源之一。但由于受法国文化中对秩序的强烈拥护，以及对权威的强烈热爱，使得英国法律外在表现形式更趋于严谨，其对法律外在表现形式的修订更加保守。
四、影响德国法律发展的因素
（一）政治制度对法律内涵及表现方式的影响
中世纪的德国叫德意志帝国，由于其实行分封制，使得其虽有帝国之名，内部却四分五裂，诸侯争霸，帝国皇帝只是其中的一个大诸侯而已，造成的结果便是其法律的制定需要皇帝与各个封建主一起协商制定，加之天主教会对其内部影响颇大，使得其法律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更具有一定的民主成分在里面。但是这仍不能掩盖封建法律的本质，其法律形式仍然以君主赦令的形式下去，只是由于其权力的分裂性，使得其下面的诸侯同样是制定法律的一部分，造成其法律更具有多元性和丰富性。
（二）经济发展模式对法律内涵及其表现形式的影响
德国的地形东高西低，但总体是平原地形，使得德国仍是一个传统农业发达的国家，但其东部的少数丘陵地区，仍以打猎为生。这种以传统农业为主兼顾游牧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其地区经济具有更强的互补性，同时也使得中世纪的德国商业发展非常迅速，商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丰富了社会的内涵，提升了社会活力，使法律更加注重为现实经济发展需要的严谨性与实用性，形成了早期德国法律严谨、实用的朴素内涵。
（三）文化对法律内涵及表现形式的影响
德意志前身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其民族文化深受法兰西帝国文化影响，即罗马文化的影响，偏重于强权文化，整个民族具有很强的武士精神，加之其受到天主教会的深刻影响，其民族形成了“扶助弱者，争当强者，守护国家”的民族文化基色，其法律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贵族治世、武士守护”的基本内容，同时，德意志民族的实用性，也使得其法律文字更具有简约性与严谨性。其民族武士精神使得其对法律更具有服从性与尊崇性，这也为后来法典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先天环境基础。
五、结语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在党的十报告中深刻指出全党要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三大自信”。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能够引导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一、“三个自信”产生的根基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充分的实践根基和理论根基。正是这种坚实的根基造就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自信，并且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一）基于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到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人民生活从温饱向小康社会的转变，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取得重大成就。改革开放的经验成就足以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可以执行。新时期新阶段我们的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得以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定“三个自信”。
（二）基于建党九十多年理论的成熟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入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世纪；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奋斗；党的十以后，在领导的党中央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三个自信”的科学内涵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来引领方向，科学把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迈进。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科学内涵是，坚持切合中国特色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实行符合中国实际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政治发展方面，我们强调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发展模式，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好地保障和发展人民民主；其科学内涵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在文化发展方面，我们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其科学内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社会发展方面，我们坚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其科学内涵是，“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2]。在生态发展方面，我们遵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其科学内涵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着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深化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的智慧成果，系统总结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党的执政规律乃至人类发展规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紧密联系，融会贯通，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就是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的时代特征提出来的理论观点，是涵盖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科学内涵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系统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其科学内涵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就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科学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就是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规律，贯彻和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4]。在政治制度方面，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更有效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效力；其科学内涵是，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经济制度方面，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其科学内涵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党中央带领人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保障政治、经济体制建设和文化、社会体制建设相协调，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三、“三个自信”的时代价值
（一）根植实践的道路自信引领前进方向
十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5]，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中，我们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强调借鉴并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的成果，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坚持适合本国国情的强国富民道路。坚定道路自信，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根本保障，也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强后盾。
（二）凝聚民心的理论自信发掘智慧力量
理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是政党行动的指南，理论正确才不会迷失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关键在于正确理论的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等思想汇聚了人民的心声，彰显着理论创造的精神，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诸多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在新时期创造的最宝贵的政治、精神财富，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提供了科学正确的行动指南和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科学完备的制度自信彰显先进优越
党的制度建设具有“稳定性、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的特点，道路、理论的探索最终依靠制度来保障和落实。王树荫在《中国人怎样坚持“理论自信”》的讲稿中提到“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体现了原则性；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体现了务实性；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各派既不是反对党也不是在野党，而是参政党，确立了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创造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扬长避短，既坚持原则性，又体现了灵活性、创造性。”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保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局面。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向前进，是回首近代以来民族历史、展望未来实现民族复兴得出的坚定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形成的伟大共识。
党的十以来，全党坚定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意志决心和言必信、行必果的工作作风率先垂范，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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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飞进.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略论十报告中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新部署[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1）
[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
[4].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儒商精神；文化体征；经典；责任
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儒家文化为首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儒商精神的形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儒家文化体系中，仁爱、礼制、中庸、责任等思想的广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全方位的发展和进步。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要想从根本上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步进行，就必须要秉承儒商精神，实现企业进步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本文将重点围绕儒商精神的文化内涵及其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并为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提供良好的思路。
一、儒商精神的理论基础及核心内涵
儒商精神的形成脱胎于以孔子为首的儒家精神。在儒家文化精神中，既有君子品格的塑造，又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强化，同时还包含着对于经济、政治、文化、国民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商品经济的到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构建，让儒家文化在新时期与时俱进，放射出夺目的光芒。通过与时代商业的结合，从根本上促进了现代商业义、利共存，既能够促进时代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有效抵制经济朝着负面化的方向发展，对于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一）以儒家为本的商业风貌
儒商精神展现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时代商业风貌。所谓的儒商精神，是指儒家思想与商贾精神的结合，在进行商业活动以及企业发展过程中，要善于将儒家文化运用到其中，以此来加深企业的文化内涵，更好地培育企业精神，以此来实现企业的进步。儒商精神是儒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结合，将儒商精神运用到企业的发展中去，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企业文化观、价值观的塑造，培育良好的企业精神，不断地提升企业员工的素质和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二）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文化体征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结合，塑造出企业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文化体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义与利的权衡，让企业经营与社会进步同步进行，从而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然而目前企业发展中出现了过分追求利益的畸形发展态势，影响了企业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遵循儒商精神中的以义取利观念，能够有效地制约不合理竞争的出现，从而维护良好的企业发展秩序，促进企业经济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共同进行。其次，企业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权衡，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突出“以利济世”的文化精神，用企业的经营成果来回报社会，担当社会发展的重任。
（三）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
儒商精神的实现是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儒家精神作为国家政治统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导精神，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这种精神内涵则更多地与商业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利益与文化的融合。儒商精神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不仅仅要实现传统文化与商业精神的融合，同时还要将其成功运用到企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去，从而实现社会和企业的稳定前进。这是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是儒家精神与商业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传统文化体系的革新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民精神、社会秩序等多方面的发展都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二、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相互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是相互促进、互为表里的关系。首先，中华传统文化是儒商精神的基础，为之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和题材形式。其次，由于儒商精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时展的见证，儒商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精神，使其在新时期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发展。第三，儒商精神与时代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这是儒家文化与商业文化碰撞的又一结晶，对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一）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华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注重精神与道德，排斥纯粹的物质主义。传统儒家文化在古代被统治者视为统治的工具，其主要的目的在于铸就君子人格，实现国民精神的塑造，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到了商品经济时代，儒商文化的形成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原始精髓，并结合时代的特征实现了精神内涵的进一步延伸，这极大地增加了儒商精神在新时期的适应性，对于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这对于企业文化精神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企业发展态势的增强。
（二）儒商精神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儒商精神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以义取利、以利济世文化精神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商业精神与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使之更加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纵观当今的企业发展，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脱离文化精神及企业文化而存在，而儒商精神是企业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由此可见其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位置。总体说来，正是儒商精神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延伸到了现代企业的发展中去，使之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创新性，进一步地丰富了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从而保证了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步实现。所以对于现代企业发展来说，应该注重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统一性，从而保证我国经济朝着良性的发展方向来进行。
（三）促进了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及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是相位表里、互相促进的，随着社会的转型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儒商精神也在新时期散发出夺目的光芒。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及发展，不仅仅为企业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文化指引，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掀起了良好的社会风尚，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文明社会的构建。正如香港金鹰集团陈仲尼所理解的新儒商精神，应该是修身、治企、兴业、社会多方面的结合，不仅仅要提升本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要能够肩负起自我成长、员工素质提升、社会发展与进步等多样化的责任，以此来不断地发挥企业的最大优势，为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创造条件。
三、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是相互统一的关系。要想实现儒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就要广泛地借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为儒商精神在新时期的传承创造基础。深入经典，不断丰富儒商精神的文化内涵，准确地权衡义利之间的关系，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观念，从而来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精神，才能够为企业文化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机遇，同时进一步地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在新时期的发展。下面将重点来谈一谈新时期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
（一）深入经典，促进儒商精神的形成
深入经典，促进儒商精神的形成。儒家文化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同时也分成不少派别。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它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的总之，强调内心修炼与事业成功的并重，学会处理各种人际伦理关系，实现政治实践。因此，在企业的发展以及儒商精神的构建过程中，要善于从儒家的经典中来汲取力量，广泛地借助于《春秋》、《论语》、《孟子》等诸多文化经典，从而来实现现代企业文化精神的塑造。无论是企业文化的构建、企业员工关系的处理、企业管理决策方案的制定，还是企业的总体发展规划等，都要以儒商精神作为指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文化的力量，以此从根本上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现。
（二）以义取利，实现自我职业道德约束
以义取利，实现自我职业道德约束。以义取利是儒商精神的重要精神内容，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要时刻秉承这种思想，来切实实现企业的发展与转型。第一，确立企业的发展宗旨。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并重，遵循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核心观念，来制定企业的发展策略和战略规划。第二，在企业开展业务的时候，也应该以儒商精神作为有效的参考依据，学会以正当的方式解决各类业务问题，在实现有效沟通、良好合作的基础之上，来最大化地维护企业利益，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保证企业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第三，以儒商精神作为企业文化的精髓，教导员工严格地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以正当的方式来取得属于自己的利益，从而不断实现个人的长远发展，为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明确责任，开拓“以儒带商”新思路
明确责任，开拓“以儒带商”新思路。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在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该时刻明确其社会责任意识，为实现社会长远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首先，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以“儒文化”作为一切行为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企业的发展宗旨和核心理念，必须要以促进社会良性的发展为依据，从而实现与社会发展的同步进行。“知其不可而为之”，即是很好的证明。要想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经营效果，就必须要努力地践行儒家精神，拥有不屈不饶的勇气和毅力，来克服企业发展道路中的困难，从而为企业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第二，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商业的发展，商业在社会所有行业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必须要充分地发挥企业的优势，大力倡导“以儒带商”模式，从而让企业自觉地肩负起社会责任和社会道义。
（四）和谐发展，掌握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
和谐发展，掌握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追求和谐，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同时也是企业经营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中庸思想，还是贵中尚和的理念，都在强调和谐的重要性。因此，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和谐发展的要求，掌握有效的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首先，对于企业而言，要秉承“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追求企业发展与自然和谐的有机统一。比如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应该实现环境保护、绿色生产、节约成本等，从而实现和谐经营。其次，遵循贵中尚和的思想，构建其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仅要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在企业对外发展过程中，也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而实现企业交际中的和谐。
（五）强化道德，树立现代儒商新规范
强化道德，树立现代儒商新规范。“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于企业来说，要想实现企业发展的进步，就必须要遵循起码的道德规范。首先，将道德观念融汇到企业文化构建中去，号召领导者、企业员工都要不断提升自觉性，实现道德水平的提升。其次，要多开展各种各样的企业公益活动，比如社会救济活动的开展、成立基金会等方式，都是提升企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证明。总之，只有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实现儒商精神在企业发展中的融合，才能够不断地实现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实现其文化内涵的丰富，从而保证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结语
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儒商精神已经成为了现代企业中的重要文化基础，对于塑造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之道提供了有效的基础。特别是新儒商精神的提出，更加凸显出这种文化精神的深层次内涵，必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儒商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新时期背景下，必须要借助于传统文化来丰富儒商精神的内涵，通过深入经典、以义取利、明确责任、和谐发展、强化道德等几个方面来对新儒商精神进行重塑，以此来为现代企业进步提供有效的文化动力，同时实现以义取利、以利济世文化格局的形成，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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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4—0010—06
作为一个全新的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正式提出的。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带领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地对其加以认识、深化和完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者的统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科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的提出与阐释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理论阐释
在“七一”讲话中把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取得的成就概括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要论述，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从宏观的视角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放在了同一个层次，共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了集中阐述。在“七一”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做的新概括，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内涵，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理解。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内涵释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国情、民族文化特色相结合的产物，是团结和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及其成就，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构成和开放性的鲜明特征。在不同的语境中，人们可以从多个视角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学者李忠杰概括了其中的六个主要方面，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理论；既是一种道路，也是一种事业；既是一种制度体系，也是一种历史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内涵，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角度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李君如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种表现形态：一是实践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理论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是制度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从表现形态视角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正是“七一”讲话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所采用的视角。从实践形态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内涵具体体现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形态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具体体现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制度形态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内涵具体体现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即“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逻辑结构
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容，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形成的社会规范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内容具有较强的逻辑层次。其中，第一层次是根本政治制度。在社会制度体系中，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性质的集中体现，居于最为核心和最重要的层次，其他的正式制度均受政制框架的约束。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集中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精髓，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作为我国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得以实现的根本制度设计，它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第二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治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上三者共同搭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基本的框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第三层次是各种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社会诸领域形成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具体制度与运行规范，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彼此衔接，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体现了这一体系的完整性与系统性。
（三）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意义
提出并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要范畴，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其一，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范畴，标志着作为社会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趋成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指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人类互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制度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所取得的实践成果与理论突破，最终都需要通过制度的形式来加以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我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本国基本国情，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当代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开创性壮举。这一伟大创造过程中将产生许多成果，也可以具有多个载体，但其走向成熟的标志，最终还是体现为形成一整套完善严密、切合实际的制度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曹沛霖指出：“制度建设与创新不仅是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走上科学之路的关键所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来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希望藉此形成较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各方面的制度体制逐渐丰富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在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范畴，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已经初步具有了一套自己的制度体系，正日趋走向成熟。
其二，明确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化水平与社会适应性。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用“制度化水平”来考察制度对于社会的适应性，认为政治制度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与这一制度对社会的适应性成正相关关系。他说：“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同样，任何一个组织或程序的制度化水平也可以套用这几个条件加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探索与创造的制度建设成果，这一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充分说明了这一制度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先进制度。学者房宁认为：“中国制度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要通过权利保障，调动社会的积极性与活力，为工业化、现代化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还要制度创新、体制改革，调整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最大限度集中资源用于跨越式发展。能够同时实现这样的双重制度目标，则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在“七一”讲话中完整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容，并指出，我们已经“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而这也充分印证了这一制度体系既能保护权利，又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
其三，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认同与影响力。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指出，明确“中国模式”的经济内涵和制度特征，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提出，是对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争论的一种回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概括和宣扬，将大大增强“中国模式”的国际认同与世界影响力。由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所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又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根本的区别。我们曾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告诫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在“七一”讲话中准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概括为“五个有利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这一概括，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贡献，将大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认同与影响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演进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应以改革开放为起点，这一判断既与学理分析相符合，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逻辑相一致。从理论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产生的，而且这一制度的形成，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确立和完善的过程就是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制度逻辑就是理论体系形成的逻辑”。我们都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均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起点。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起点，也同样应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演进历程来看，自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然而，由于客观上受原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主观上受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误导，我们在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在内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走了弯路。我们始终没能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以至于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挫折和失误的教训时，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为此，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明确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曹沛霖曾指出：“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中国高层认识到制度重要性的第一人。”据此，我们完全可以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发表，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催生剂”。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七一”讲话中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其特定的前提条件、实践基础与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依存的前提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实践基础上，借鉴苏联经验，形成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思想，成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指导。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其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的同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正如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从宏观上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从微观上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基本制度格局，提供了基本制度原则和价值取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及其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依存与发展的实践基础。相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更加需要物质条件和经验积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化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成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基础。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及其成就，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依存与发展的理论指导。任何制度的确立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同样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它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基本国情有机结合起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具有直接指导作用。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诱致型制度变迁的发展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按照前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内容的逻辑层次依次展开。
1.根本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如前所述，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早在1954年宪法中得到确立。然而，由于当时我们还没有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一制度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中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随着1982年宪法的颁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的代表性、选举权与监督权有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功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
2.基本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过程中，在不同阶段，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呈现情况的差异以及经济、政治制度改革条件成熟程度的不同，各项基本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呈现出自身特有的发展逻辑和特点。概括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发展过程，大体是以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起始，带动基本政治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确立和完善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诱致型制度变迁特点。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改革进程中，具有“一大二公”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开始转型、创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逐渐确立。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型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的强有力支撑，在基本经济制度的推动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开始构建，而在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逐渐完善。
3.具体制度与运行机制的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各项具体制度与运行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展开。因此，这些具体制度与运行机制的建立健全过程与中国特色基本制度的形成与完善过程相互影响，呈现出交叉发展的态势。具体来说，首先，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设。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突破原有的体制，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体制转型的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则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建设。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党的领导体制与执政方式由此开始加快完善；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再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建设。在肯定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则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具体部署。最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建设。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社会制度建设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建设的重点内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即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建设的进程大大加快；进入2011年，通过加快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则成为关注的焦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丰富与拓展
丰富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与关键。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丰富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环节。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凝结，反映着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是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根本保障。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存续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制度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存在与运行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是决定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帮助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建立可靠预期，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助于培养遵守制度的社会文化，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稳定的根本保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良序运行的决定性因素。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关系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有利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实践中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的根本保障。
丰富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提供了依据与基本遵循。丰富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知，它一方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既有成果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更增加了人们对更加完善和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期盼。因此，丰富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一方面包含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肯定，这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前提与基本依据；另一方面期待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尚存在的不成熟、不符合、乃至不足的地方进行完善，成为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本遵循。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有一个从不成熟、不完善到逐渐成熟、完善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确立，但目前还存在着制度体系尚待完备、一定程度上的制度缺失以及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一问题上不容懈怠。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范畴，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问题必将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关注的重点。当前，可以考虑从如下方面丰富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
其一，推进党的制度建设，以党的制度建设带动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和发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根本原则。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的制度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没有党规党法，国法也就很难保障”，作为执政党来说，推进我党的制度建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为此，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进程中，必须善于把党的制度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相互促进，以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奢侈品 商品经济 概念 定义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的时代，尤其是在经济得到长期快速发展的中国，行将作为奢侈品消费大国而立名于世。奢侈品经济在中国已日渐显露头角，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虽然奢侈品的经济体量相对于其它重要的基础产业经济，占整个社会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小，但奢侈品消费中存在的许多独特现象和特征，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奢侈品消费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经济现象，早已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而奢侈品经济作为一种新起的产业部门，还处在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目前，对于奢侈品概念、定义、范畴、类型、属性等基础性的学术理论研究，业界、学界尚缺少统一或系统的研究阐述，已成为研究现代奢侈品经济的理论壁垒。
奢侈品的概念与定义
“奢侈”的概念，中外各类表意不一。“奢侈”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Luxus”，原意指非凡超强的繁殖力或创造力，后移植于法文“luxe”，被蕴以充裕、富足、精细、精致之意。在西方表述中，“奢侈”大都具有优越、优雅、精致、精细的内涵;沃尔冈拉茨勒在《奢侈带来富足》中认为“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中提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而在中文中，“奢侈”的表述含义是“花费大量的钱财追求过分的享受”，其定义表达和哲学意境明显要高于西方的含义释解，从字面表意上看，它较为直观地揭示出了这一概念内涵中，蕴含着财富和消费、物质和精神的两种对立与统一关系，即通过对大量占有财富的物质化消耗，换取物质消费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超越的精神享受。
通常在对“奢侈”概念的理解中，许多人都将其与“奢华”、“奢靡”等同或混同起来，实则不然。虽然三者均含有“通过大量的财富消耗换取某种过分的享受诉求”之意，但究其本质，它们三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内涵上的区别:“奢侈”主要是以追求物品或服务内在品质为重心的一种消费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某种特定的行为或物品;“奢华”却主要是以追求装饰或环境外在华丽来装裱门面为重心的一种炫耀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外在的装饰或环境;而“奢靡”主要是以通过过分地铺张浪费来达到外界注目的享乐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某种特定的生活状况或状态(沃尔冈拉茨勒称之为生活方式)。三者相比，“奢侈”的境界和层次，明显要比“奢华”和“奢靡”要高，奢侈的享受不仅需要大量的财富消耗，往往还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或者说，只要财富充裕、富足，奢华、奢靡的生活享受，人人皆可为之;而“奢侈”未必然之，它除了应当具备相应富裕的财富外，消费者还需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或精神品质。“奢侈”是人们自然追求物质与精神享受合一的一种富足、高品质的生活方式，这也应是“奢侈”真正的经济学意义。
“奢侈品”(Luxury)的概念，是一个域外舶来名词，同样来源于拉丁文中的“Luxus”。关于“奢侈品”概念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作过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较为常见的定义如下:一是认为奢侈品是“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超出必要程度的生产成本或使用费用的商品”。二是英文辞典中的词义解释，“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其涵义中具有精神上获取愉悦、使用中得到舒逸、价格上异常昂贵的特点。三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克里斯托弗贝里在《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中认为，“奢侈品是那些可以轻易并毫无痛苦地替代的物品”，其实质指可廉价替代或轻易放弃的非生活必需品。四是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以“精制品”的概念将“奢侈品”从“量”与“质”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奢侈品就是在产品的基本用途之外，通过对产品原材料的添加或外观工艺的改良而进行再加工的产品。五是国际定义，认为奢侈品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这也是目前人们通常采用的一种定义。
以上各种奢侈品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奢侈品概念的内涵，但其内涵都只是局限于奢侈品商品属性的某个方面，这无形中扩大了奢侈品概念的外延。无论是“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原料添加或外观改良的商品”，还是“非生活必需品”，其内涵均只是从生产和使用角度涉及了奢侈品的部分商品属性。同时，根据概念定义中内涵与外延的反比关系，由于对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局限性，使得其外延得到了不必要的扩大。例如，“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的定义中，很难让人区分一般低、中、高档商品与奢侈品的界限，因为“生产成本”与“使用费用”原本就是商品价格的构成，这不仅仅是奢侈品的特性，而是所有商品的共性;再如，“原料添加或外观改良的商品”的定义中，其实质内涵也同样只是体现在商品价格的成本构成中;至于“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非生活必需品”等定义，其内涵概括明显过于笼统与抽象。
对此，本文在借鉴和吸纳有关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奢侈品多属性内涵的角度进行概括，以更为科学地明确奢侈品概念的定义;并从奢侈品的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价值构成的角度，对奢侈品概念的内涵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明确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内容，即:为特定社会富有消费阶层拥有和享受，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所获取的精神附加价值要远高于实用价值的珍贵稀缺商品或服务。
由此可知奢侈品固有的内涵:一是奢侈品的消费主体只能是社会中极少数的特定富有群体;二是奢侈品的消费客体只能是具有珍贵性、稀缺性的商品或服务;三是奢侈产品的价值构成主要由物品的实物价值(或可称原始价值)和精神附加价值(或可称引申价值)构成，并且消费主体在消费中获取的精神附加价值，要远远高于奢侈物品本身的实物价值。
奢侈品的范畴与属性
(一)奢侈品的本质属性
哲学上的范畴是人的主观思维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正如商品、成本、利润等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一样，研究奢侈品范畴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在于客观地概括或反映奢侈品概念内涵的普遍本质与属性表现。从所有商品的实物生产和价值构成的对比研究中，清晰而明确地找到奢侈品区别于其它任何商品的普遍不同之处，那就是作为奢侈品的商品具有的本质属性。
一是奢侈品有形实物价值的稀有珍贵性。有形实物的消耗是所有商品得以客观存在的物质载体，这是所有商品在实物生产过程中的共性，但奢侈品在其实物生产中所消耗的基础材料、加工流程、生产技术、人工成本等有形实物，必然具有明显的稀有珍贵性。这可以从维尔纳桑巴特的“量”与“质”的概括中得以说明，即相对于其它商品，奢侈品在其实物产品形成中使用和消耗了更多或更好的有形实物，通常表现为奢侈品形成中所使用原材料的珍贵和制作工艺的精良。
内容摘要:本文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奢侈品经济基础理论中有关奢侈、奢侈品及奢侈品经济的基本概念与定义，揭示奢侈品的范畴与属性、划分标准与分类，以及奢侈品经济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关系。文章认为，奢侈是人们自然追求物质与精神享受合一的一种富足、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奢侈品在现代生活中是一种高品质的特殊商品或服务;奢侈品经济已经成为现代商品经济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产业部门。
关键词:奢侈品 商品经济 概念 定义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的时代，尤其是在经济得到长期快速发展的中国，行将作为奢侈品消费大国而立名于世。奢侈品经济在中国已日渐显露头角，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虽然奢侈品的经济体量相对于其它重要的基础产业经济，占整个社会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小，但奢侈品消费中存在的许多独特现象和特征，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奢侈品消费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经济现象，早已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而奢侈品经济作为一种新起的产业部门，还处在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目前，对于奢侈品概念、定义、范畴、类型、属性等基础性的学术理论研究，业界、学界尚缺少统一或系统的研究阐述，已成为研究现代奢侈品经济的理论壁垒。
奢侈品的概念与定义
“奢侈”的概念，中外各类表意不一。“奢侈”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Luxus”，原意指非凡超强的繁殖力或创造力，后移植于法文“luxe”，被蕴以充裕、富足、精细、精致之意。在西方表述中，“奢侈”大都具有优越、优雅、精致、精细的内涵;沃尔冈拉茨勒在《奢侈带来富足》中认为“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中提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而在中文中，“奢侈”的表述含义是“花费大量的钱财追求过分的享受”，其定义表达和哲学意境明显要高于西方的含义释解，从字面表意上看，它较为直观地揭示出了这一概念内涵中，蕴含着财富和消费、物质和精神的两种对立与统一关系，即通过对大量占有财富的物质化消耗，换取物质消费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超越的精神享受。
通常在对“奢侈”概念的理解中，许多人都将其与“奢华”、“奢靡”等同或混同起来，实则不然。虽然三者均含有“通过大量的财富消耗换取某种过分的享受诉求”之意，但究其本质，它们三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内涵上的区别:“奢侈”主要是以追求物品或服务内在品质为重心的一种消费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某种特定的行为或物品;“奢华”却主要是以追求装饰或环境外在华丽来装裱门面为重心的一种炫耀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外在的装饰或环境;而“奢靡”主要是以通过过分地铺张浪费来达到外界注目的享乐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某种特定的生活状况或状态(沃尔冈拉茨勒称之为生活方式)。三者相比，“奢侈”的境界和层次，明显要比“奢华”和“奢靡”要高，奢侈的享受不仅需要大量的财富消耗，往往还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或者说，只要财富充裕、富足，奢华、奢靡的生活享受，人人皆可为之;而“奢侈”未必然之，它除了应当具备相应富裕的财富外，消费者还需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或精神品质。“奢侈”是人们自然追求物质与精神享受合一的一种富足、高品质的生活方式，这也应是“奢侈”真正的经济学意义。
“奢侈品”(Luxury)的概念，是一个域外舶来名词，同样来源于拉丁文中的“Luxus”。关于“奢侈品”概念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作过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较为常见的定义如下:一是认为奢侈品是“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超出必要程度的生产成本或使用费用的商品”。二是英文辞典中的词义解释，“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其涵义中具有精神上获取愉悦、使用中得到舒逸、价格上异常昂贵的特点。三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克里斯托弗贝里在《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中认为，“奢侈品是那些可以轻易并毫无痛苦地替代的物品”，其实质指可廉价替代或轻易放弃的非生活必需品。四是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以“精制品”的概念将“奢侈品”从“量”与“质”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奢侈品就是在产品的基本用途之外，通过对产品原材料的添加或外观工艺的改良而进行再加工的产品。五是国际定义，认为奢侈品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这也是目前人们通常采用的一种定义。
以上各种奢侈品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奢侈品概念的内涵，但其内涵都只是局限于奢侈品商品属性的某个方面，这无形中扩大了奢侈品概念的外延。无论是“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原料添加或外观改良的商品”，还是“非生活必需品”，其内涵均只是从生产和使用角度涉及了奢侈品的部分商品属性。同时，根据概念定义中内涵与外延的反比关系，由于对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局限性，使得其外延得到了不必要的扩大。例如，“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的定义中，很难让人区分一般低、中、高档商品与奢侈品的界限，因为“生产成本”与“使用费用”原本就是商品价格的构成，这不仅仅是奢侈品的特性，而是所有商品的共性;再如，“原料添加或外观改良的商品”的定义中，其实质内涵也同样只是体现在商品价格的成本构成中;至于“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非生活必需品”等定义，其内涵概括明显过于笼统与抽象。
对此，本文在借鉴和吸纳有关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奢侈品多属性内涵的角度进行概括，以更为科学地明确奢侈品概念的定义;并从奢侈品的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价值构成的角度，对奢侈品概念的内涵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明确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内容，即:为特定社会富有消费阶层拥有和享受，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所获取的精神附加价值要远高于实用价值的珍贵稀缺商品或服务。
由此可知奢侈品固有的内涵:一是奢侈品的消费主体只能是社会中极少数的特定富有群体;二是奢侈品的消费客体只能是具有珍贵性、稀缺性的商品或服务;三是奢侈产品的价值构成主要由物品的实物价值(或可称原始价值)和精神附加价值(或可称引申价值)构成，并且消费主体在消费中获取的精神附加价值，要远远高于奢侈物品本身的实物价值。
奢侈品的范畴与属性
(一)奢侈品的本质属性
哲学上的范畴是人的主观思维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正如商品、成本、利润等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一样，研究奢侈品范畴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在于客观地概括或反映奢侈品概念内涵的普遍本质与属性表现。从所有商品的实物生产和价值构成的对比研究中，清晰而明确地找到奢侈品区别于其它任何商品的普遍不同之处，那就是作为奢侈品的商品具有的本质属性。
一是奢侈品有形实物价值的稀有珍贵性。有形实物的消耗是所有商品得以客观存在的物质载体，这是所有商品在实物生产过程中的共性，但奢侈品在其实物生产中所消耗的基础材料、加工流程、生产技术、人工成本等有形实物，必然具有明显的稀有珍贵性。这可以从维尔纳桑巴特的“量”与“质”的概括中得以说明，即相对于其它商品，奢侈品在其实物产品形成中使用和消耗了更多或更好的有形实物，通常表现为奢侈品形成中所使用原材料的珍贵和制作工艺的精良。
实物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可以通过有形实物的外在表现形态而存在的奢侈品，简而言之，就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奢侈品，如豪宅、名车、游艇、珠宝、服装等，一般传统的奢侈品都属于实物性奢侈品。服务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通过无形服务的外在表现形态而存在的奢侈品，这类奢侈品没有特定的实物形态，其价值往往通过消费者接受服务消费时所获得的无形体验和感受而实现，例如健身、社交、休闲、美容、旅游、美食、体验等，相对于传统的实物性奢侈品，服务性奢侈品应当是现代生活中一类新兴的奢侈品。
(四)奢侈品本身所依附的实物价值载体
根据奢侈品本身所依附的实物价值载体的不同，可将奢侈品分为资本性奢侈品与资源性奢侈品。
资本性奢侈品一般是指通过对物品的拥有可以实现保值或带来增值的奢侈产品，消费者拥有这类奢侈品的目的并非直接消费，而在于占有和收藏，如珠宝首饰、金银玉器、古董字画等;资本性奢侈品可以通过占有、收藏方式拥有，并可进行估值抵押融资。资源性奢侈品一般是指在生产中过分地占有人力、材料、土地等自然或社会资源并最终用于消费的奢侈品，这类奢侈品的最终效用明确在于消费而非增值，如豪宅、游艇、名车、时装、腕表、箱包等。资源性奢侈品以使用、消费的方式拥有，一般很难实现保值性融资，同时它们相对于普通商品，在生产制作中会占用和消耗更多、更好的资源。
(五)使用和消费过程中的实物消耗方式
根据奢侈品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的实物消耗方式的不同，可将奢侈品分为一次性奢侈品与重复性奢侈品。
一次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实物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一次性消耗并完成全部消费过程的奢侈品，如雪茄、名酒、美食、化妆品等，这类奢侈品只能经历一次性消费，其产品实物形态随消费而消耗及消亡。重复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实物可以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多次循环使用的奢侈品，如服装、皮具、钟表、眼镜等，这类奢侈品虽然多次重复地使用直至其实物形态的毁损灭失，但它一般也有特定的使用周期或期限。应该明确的是，这种分类方式从逻辑划分角度而言，一次性奢侈品和重复性奢侈品只是属于消耗性奢侈品的一级子概念，而与消耗性奢侈品相对的保值性奢侈品，可以将其理解为可无限次循环使用的重复性奢侈品。
在上述有关奢侈品的分类中，新兴的服务性奢侈品是否已脱离了对奢侈品内在实物价值珍稀性的本质范畴或属性范围，应当值得关注。事实上，现代生活中出现和兴起的康体、美容、健身、休闲以及太空旅游、极地观光等服务性奢侈产品，消费者在体验和享受中同样会含有实物价值的体现，如专业器械、专业护理、精心服务、技术指导、优美环境等等，无不体现出服务性奢侈品中所含实物、资源价值的珍贵性与稀缺性。因此，服务性奢侈品同样具有奢侈品在实物价值上的稀有珍贵性和在无形价值上的外在彰显性两大本质属性。
奢侈品经济与现代商品经济
奢侈品是在一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商品类型，它是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环境条件下的一种客观必然而普遍存在的商品形态和社会现象。在现代市场商品经济体系中，奢侈品与其他类别的商品或产业一样，是现代商品经济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由于行业尖端资本的聚合、私人物质财富的集中，以及人们对身份、地位、形象等外在彰显的心理需求或对某种个性化生活品质的追求，这些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客观存在，为现代奢侈品经济的发展建立了稳固的市场供需关系，并且已成为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现代商品经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以参与各方互惠为条件、以劳动产品交换为目的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称，而奢侈品经济之所以可以相对独立地作为现代商品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由市场主导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产业或行业内部的专业化精细分工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定商品营销市场定位的必然要求。首先，奢侈品经济是一种具有完全商品特征的特殊的消费商品或服务产业体系。由于市场需求的导向和产业分级的细化，以及客观存在的商品与服务的不同档次和消费层次的个性需要，使得奢侈品从普通商品序列中分化出来，以其“质优价高，满足尖端消费群体的个性需求”的鲜明特色，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产业体系。其次，奢侈品经济的运行体系具有区别于普通商品的独特运行机制。奢侈品的生产制作、营销宣传、包装运输、售后服务、消费体验等商品运动过程与生产流通环节，均较之普通商品具有更多、更高的质量要求，产品质量标准往往明显优于行业或国家的相关质量标准，尤其在原料、工艺、技术和个性服务等资源整合中，一般具有行业的珍稀性、独创性、领先性等特点。再者，奢侈品经济具有相对独立的产业经济系统属性。奢侈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经济关系的调整与运行，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产业部门体系，并具有不同于其它普通商品调整与运行的经济规律和产业要求。
奢侈品经济是集奢侈产品的生产制作、加工流转、营销宣传、消费文化等于一体的系统产业运行集成，作为现代商品经济系统中相对独立的产业经济部门，其特有的生产与消费的周期性形成了独立的产业循环运行机制。同时它所带来的促进产业发展水平、创新商品制造工艺、创造社会财富和提供就业岗位、满足个性服务需求、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等方面的效用，也是引导和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理论上而言，任何一个行业或品类的商品与服务，都有可能产生各自领域的奢侈商品。
在奢侈产品(含奢侈性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无论是从原料选择还是制作工艺上，以及在同类产品生产所需各类资源的优化整合上，往往都代表着相应行业内的最高水平，同时在产品研发与创新投入上也要远高于同行业水平，奢侈品生产中产品品质与工艺技术的更新更迭，使得一些适用的高新技术会梯度转移推广至其它同类产品的生产制造中，这必然有助于推动同类产品行业发展水平的改良升级。在奢侈产品的流通过程中，其在包装、存储、运输、营销等各流通环节上，较其它同类产品具有更高的品质和工艺要求，这些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品质要求，无疑有助于促进奢侈品产业在社会经济协作关系基础上的专业化、精细化的分工发展，并形成系统的经济运行机制。
在奢侈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奢侈产品的拥有和消费不同于其它普通的商品或服务，它能够更多地带动其它相关专业性强的社会服务和产品消费的需求，如奢侈服饰消费带来的服装保养、专业洗涤、品质维护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奢侈豪宅消费带来家政和生活服务方面的服务需求……，这些产生于奢侈品消费过程的衍生性社会服务需求，将会延伸奢侈品经济的产业链条和范围。
参考文献
1.[德]维尔纳桑巴特，王燕平，侯小河译.奢侈与资本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德]沃尔冈拉茨勒，刘风译.奢侈带来富足[M].中信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