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组部干部任命“推陈出新”,分别从中央选派和地方选调60名司局级干部相互交流任职。此次中组部政策的最大亮点就是改“挂职”为“任职”。这项京官与地方官的对流模式究竟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应当如何客观评价这一举措?我们特邀专家进行了深度评析。
日前,中组部推出一项干部人事制度的新举措,即国家机关各部委及中央直属机构将派出60名司局级干部,到地方担任副市长或副书记;全国各省市选调60名优秀厅局级官员,进京到各部委任司局长。这一新举措可能的利与弊有哪些?如何使这项举措尽量发挥其好处与长处,尽可能减少弊端和不足,从而有力地推进我国的改革与发展?
“挂”、“任”双方互动交流的意义
有利于克服目前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高级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三门现象”。所谓“三门干部”,即从“家门”到“校门”到“衙门”的干部。这些干部虽然价值观念、工作视野、理论知识、外语水平、专业技术等方面都很优秀、很现代,在机关中升迁很快,但直接领导的人员和部门有限,缺少独挡一面的历练。因此,这两种干部一旦提升到更高的领导岗位上,遇到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时,常常只能求助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或外国的现存经验,决策魄力和能力不够。这次中央与地方干部的交流任职,无疑有利于“三门干部”深入了解国情、省情、市情,见风雨、经历练,培养既稳重理性,又魄力很大、能力很强的中央和地方新领导层。
有利于落实中央《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纲要》提出十一项举措,其中就提到要“加强从基层选拔干部”的力度。这次中组部决定从中央机关干部中选调60名司局级干部到地方担任副市长或副书记,就意味着以后没有基层工作经历和经验就不能担任省部级及以上的高级干部。这是一个风向标,它昭示着今后中国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升迁模式的重大改变:从目前只重视学历和理论知识到看重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能力。
有利于克服目前中央和地方干部各自的缺点和不足,综合两者的长处和优势。一般而言,中央机关干部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较高,全局观念较强,工作视野较宽,他们如到地方工作有利于带动和提升地方党政机关和干部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全局观念、工作视野;而地方机关的干部一般地方和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实际工作能力强,敢于拍板决策,注重工作细节和技术方法,他们如果有机会到中央机关工作,可能会使中央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制度措施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和地方与基层的需要,使中央机关的工作作风更加实际、踏实。这次中组部决定中央与地方干部大规模“任职交流”,就是想通过上下交流,综合两者的长处和优势,克服两者各自的缺点与不足,通过优势互补,提高中央和地方干部队伍的总体素质。
“双向交流”在实践中可能“一头热”、“一头冷”
任何现象包括一项制度总是有利有弊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举措,中央与地方干部大规模“任职交流”,同样也可能有其弊端:
制度设计中的“双向交流”在实践中有可能出现“一头热”、“一头冷”的不平衡情况,即地方干部交流到中央部委有可能较“热”,报名人数较多,而中央部委干部交流到地方有可能较“冷”,报名人数较少。据了解,像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这样的部门,司局官员报名并不踊跃,还处于“动员”阶段。这主要是由于中央部委干部到地方后大多任副书记或副市长,正司局级人员积极性显然不高。副司级干部到地方任副书记、副市长虽然是平级调动,但是上升的空间远远没有在中央大。相对而言,地方干部交流到中央部委工作相对较为轻松,工作环境优越,上升空间更大,因此,这次干部双向交流的冷热情况完全有可能出现。
如果这次干部双向交流制度的政策掌握不好或变形扭曲,也容易变成中央部委解决自己干部升迁的一种途径,缩小了地方官员升迁的空间。这是因为中央机关下来的一些司局级干部有良好的中央人脉关系,较普通地方厅局级干部往往会有更多的升迁机会。这就可能导致一些努力多年、很有才华和能力的地方处级干部会因中央司局级干部的到来而堵住了他们的进一步升迁的道路,一些地方厅局级干部会因中央下派司局级干部的到来减少了他们升迁为省部级干部的几率。这显然会影响地方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如果这次干部双向交流制度的政策掌握不好或变形扭曲,则容易变成中央和地方官员开后门、走路子,解决某些关系人员户口、工作、级别、待遇的一种“合法”的新途径、新方法。原本中央官员到地方任职,地方官员上调中央部委工作,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双向交流政策执行不力,就可能给一些在中央部委因能力或职数有限等原因而得不到及时升迁、但在地方有关系的中央部委司局级官员以新的升迁机会,同时也给一些能力有限、但在中央部委有特殊人脉关系的地方司局级官员以新的升迁机会。
双向交流的规范之策
事先,应加强对此项制度中交流官员资格及其遴选的公正性、任职后工作成绩考核的科学性、后续升迁条件的完整性、与家属子女关系的规范性等问题的科学设计。这里包括要明确什么条件的司(厅)局级官员可以参与此次干部交流;什么条件下官员可以平调、上调或下调到新的岗位上;对这批交流干部任职后工作成绩考核既不能要求过高(与非交流官员相比),也不能要求过低,要公正、公平;这批交流干部任职后升迁的条件要有完整规定,防止有的干部突击提拔或“走捷径”,给非交流的同级官员的升迁造成新的不公平、不公正。
事中,应加强对此项制度中各部门间相互关系、各种规范措施、各种行为和过程的监督检查工作。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组织、纪律、监察、公安、司法等部门,特别是组织部门和纪律监察部门对这次大规模干部双向交流工作应全程监督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从而保证此项工作的顺利展开和及时纠错。
关键词：彩票发行；委托―；一次博弈；重复博弈
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2-0063-04
一、引 言
2004年“西安宝马案”、“扬州彩世塔案”、“贵州彩票爆炸案”等，暴露了即开型彩票发行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引发了彩民对我国彩票业的信任危机，迫使财政部紧急叫停全国即开型彩票的销售活动。但即开型彩票方便、简单、受众广等诸多优点是不可替代的，彩票市场依然需要即开型彩票。海南省于2005年12月开始发行“刮开式十二生肖‘福禄寿禧’中国福利彩票”，河北省也于2007年2月在河北保定、秦皇岛、唐山3个城市试点发行新型即开体育彩票(喜刮刮)。一方面是即开型彩票需求巨大，另一方面是即开型彩票发行隐忧重重，因此，有必要分析我国即开型彩票发行中风险存在的根源和产生机制，以便更好利用其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
从我国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的发行历程看，国家一直禁止民营公司介入彩票销售以最大限度保证彩票的公平、公正。但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专业彩票公司就已经参与到即开型彩票的销售中。时至今日，各地很多彩票发行机构都采用了承包、转包以及买断等形式对外委托了即开型彩票发行、销售业务。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我国彩票发行机构是政府管理体制下的事业单位，无法承担市场风险，对彩票市场理解和彩票销售存在局限性。这就决定彩票发行中心不得不将无法联网发行的即开型彩票销售任务委托给承销商。在这一委托―关系中，作为发行主体的彩票中心是委托人，彩票承销商是人。
委托―是市场机制下的交易行为，委托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契约关系。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彩票发行委托人和人在确立关于彩票发行的委托―契约时，双方所处的地位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彩票承销商具有关于发行彩票的信息优势，而委托人则处于信息劣势。这种信息分布的不对称状态，增加了彩票发行委托人与人间的各种信息成本，也增加了彩票发行市场中的两种不确定性：
一是逆向选择问题。作为信息优势方的承销商在订立契约之前，通过提供虚假资料或隐蔽信息而获得对自身有利的合约，彩票发行机构在契约签订之前因“无法验证信息”指验证成本昂贵而使验证在经济上不现实或不合算的情况。对承销商难以甄别，从而导致“逆向选择”。
二是道德风险增加。契约订立后，彩票发行机构与承销商之间信息传递不畅，承销商在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发行机构的行动。彩票发行机构既然将销售中的风险转移给商，商自然需要化解风险、转移风险，以致擅自修改设奖方案、游戏规则等人为操控销售过程的问题难以避免。
彩票发行活动并非生产性活动，是对社会既定财富的再分配，是一种建立在国家公信力基础上的“零和博弈”游戏。根据国家规定，彩票销售融集的彩票资金分成奖金、公益金和发行成本三个部分。彩票发行收入的50％用于返奖，35％为公益金，15％为发行成本。由于承销商往往在委托人监督不力的情况下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获取利润采取各种手段造假和作弊顺利逃避监管和检验，在“收益”固定情况下，彩票承销商投机行为使承销商个体收入增加，代价是牺牲彩民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如“西安宝马案”、“扬州彩世塔案”等都是由委托―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产生的。
二、彩票发行委托问题的博弈模型
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博弈双方行为可以趋于“完全理性”[1]理性就是根据现有信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并选择利益最大化的能力。，但是在信息不充分情况下，“有限理性”诱导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彩票发行委托中，承销商的舞弊或道德风险行为即是偏离委托人目标的机会主义行为。
1-一次博弈模型
彩票发行机构代表政府及公共利益，它对承销商的监管是公共政策的体现，因此这个主体用“政府”来统一代表；另一主体即为彩票承销商。一次博弈即政府与彩票承销商之间只履行一次契约或者执行一个短期契约，双方都无法得到关于对方的完备信息并缺乏经验，策略的选择依赖于“有限理性”[2]。
模型中，将承销商所得记为B，B=B（j）表示承销商收益与其行为之间的关系；承销商如果选择作弊，则其作弊成本记为M；彩票销售所得记为D，由于彩票中心与承销商签订的短期及长期销售合同中，目标销售额为定值，因此D是定值不变；政府对承销商的监管成本记为C。
在表1的一次博弈中，政府和承销商均有两种可选策略。
政府的可选策略是对承销商监管或不监管，选择对承销商进行监管，需要付出监管成本C，包括监管制度设计成本、监管人工成本等；选择不对承销商进行监管，则不需要付出监管成本。
承销商的可选策略是销售彩票过程中作弊或不作弊。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我国彩票承销中，承销商通过舞弊可以获得巨大收益，但其作弊成本却极低（这一点可以从“西安宝马案”中看出），使得
因此，在表1的一次博弈中，不论承销商选择什么策略，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不监管，不论政府采取什么策略，承销商的最优策略是作弊，即政府和承销商的一次博弈结果是一个不依赖对方行为的占优均衡（不监管，作弊）。
2-重复博弈模型
重复博弈是一种动态博弈，它将委托人和人的基本博弈从一次扩展为多次，并且人不知道博弈的次数（假设人知道最终博弈结束的时间，那么在最后一次博弈中会与一次博弈的情况相同）。博弈由一次扩展为多次建立在契约长期性基础上，即政府和彩票承销商签订的承销合同是长期的，针对承销商可能采取的行为，政府可以采取相应的策略加以回应。相对于一次博弈，重复博弈的双方具有合理选择策略的“完全理性”，即在给定条件或约束下最有效地实现预期目标。
设q为政府对彩票承销商监管的概率，p为承销商诚实、不作弊的概率，i为政府监管情况下，承销商诚实或舞弊行为被查出的概率，它实际代表了政府监管成效。重复博弈的得益矩阵如表2所示。
如果承销商作弊被查出，政府对承销商的处罚记为P；如果监管中发现承销商未作弊，政府对承销商的奖励记为E。因此，政府作为委托人与作为人的彩票承销商之间的长期博弈结果是一个纳什均衡。
（1）政府的策略反应
设彩票承销商的混合策略p＝（p，1-p），其中，p为承销商诚实、不作弊的概率，则：
因此，政府的策略反应是：当彩票承销商诚实经营的概率小于p*时，政府的最优选择是监管；当承销商诚实经营的概率大于p*时，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不监管；当承销商不作弊的概率等于p*时，政府可以选择监管或不监管。
（2）彩票承销商的策略反应
设政府的混合策略q=(q,1-q)，其中，q为政府对彩票承销商监管的概率，则：
因此，彩票承销商的策略为：当政府监管概率小于q*时，承销商的最优选择为作弊；当政府监管概率大于q*时，承销商的最优选择为诚实经营，不作弊；当政府监管概率等于q*时，承销商可以随机选择作弊或不作弊。
综上，该重复博弈的纳什均衡解为(p*,q*)，即［(iP-C)/i(P+E),(B1-B2-M)/i(P+E)］。
对政府与彩票承销商长期博弈求解中，我们发现政府监管概率q与作弊收益、作弊成本、监管成效、奖惩力度有关，而彩票承销商作弊的概率与监管成本、监管成效以及奖惩力度有关，具体关系如下：
根据均衡解q*，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以下分析均以考察变量本身以外其他因素不变为基础。，政府监管概率与彩票承销商作弊收益大小B1-B2呈正向变动关系。如承销商以作弊手段摸取大奖据为己有，承销商侵吞越多，政府监管的倾向性越大。但在现实的彩票销售中，政府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很难掌握承销商的情况，确定B1-B2的大小存在一定难度。
同样根据q*，政府监管的倾向性与承销商的作弊成本呈反向变动关系。当彩票承销商以作弊方式谋取非法利益的成本越大时，作弊成本的增加使承销商作弊行为的风险增加，政府监管的倾向性降低。
同理可以推导出，当政府监管过程中查出真相的概率减少，即监管成效降低时，政府信心会遭受打击，因而倾向于不对承销商行为进行监管；当监管变得卓有成效时，政府监管的积极性顺势增加。这反映了政府监管执行效果“好则更好，坏则更坏”的封闭运行倾向。
根据均衡解q*分析彩票承销商道德风险发生的影响因素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对q*进行变形有q*=P/(P+E)-C/i(P+E)，可见，承销商在契约签订后，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1-q*与政府监督执行效果i呈反向变动关系。当承销商在长期博弈中根据经验得知政府监管不严时，其侥幸心理增强，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增加。由此可以看出政府设计有效监管制度的重要性。
对q*继续变形可以得到作弊概率1-q*=(C+iE)/i(P+E)，政府查处舞弊行为进行处罚的力度P越大，彩票销售过程中承销商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越低。较大的惩罚力度可以增大承销商舞弊的机会成本，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威慑承销商的重要信号。
从q*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监督成本变大时，彩票承销商投机的可能性增加。在长期契约中，承销商发现政府对其实施监督需要高昂成本时，会对监管的可能性提出置疑，增加谋取个人利益的动机。
同理，随着政府对承销商诚实经营奖励力度的增大，承销商守约经营的概率降低。这表明激励制度规避承销商道德风险失效，控制政府与彩票承销商委托―风险中惩罚机制更有效。
三、制度改进的选择
在我国彩票发行机构尚未市场化之前，公司、企业承销、包销彩票是我国彩票面向公众发行的主要渠道，不论国家禁止与否。通过对以上委托的博弈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关于降低彩票发行中的委托风险、对制度进行有效改进的几点启示：
1-增强监管体系执行效果
监管体系执行效果会影响到承销商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国家监管体系效率越高，承销商舞弊的动机就会降低。
增强监管效果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1）法律约束。法律制度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彩票发行销售方面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既可以使承销商行为受到有效的法律约束，降低承销商机会主义倾向，又能够减少发行机构的监督成本。（2）外部评估体系。建立包括政府、彩民、第三部门等多方参与的评估体系和销售信息披露机制，使得承销商欺诈以取得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风险增加。
2-以负激励方式对承销商进行约束，避免使用正激励
由前文对承销商奖励和处罚的分析可知，以奖励方式刺激彩票承销商诚实经营是不现实的，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彩票发行机构或者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惩罚力度对承销商的机会主义行为起到威慑作用。另外一种可行的方式是，发行机构将奖励资金用于彩票网络的建设和宣传以减少承销商支付的沉淀成本，增加其销售利润率，以此减少营私舞弊的动机。
3-建立利益趋同机制
制度安排就是在解决人与人的利益目标冲突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根据委托―理论，成本最低的约束机制是使各主体利益趋同或相关联的“可实施机制”。目前彩票发行中心将市场风险转嫁给承销商，这种“稳赚不赔”的得益容易激起承销商的不满和冒险心理。因此，需要增加彩票发行机构在培养彩民、网点规划等方面的市场责任，并在收入上建立与承销商销售额相关联机制，合理分担风险和分配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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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Principal-agency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in Lottery Issu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Take Spot Lottery as An Example
Team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Liaoning116025,China）
Abstract:In our country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exists commonly in spot lottery which is issued by consignees. Influenced by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re turns out the moral hazard between lottery issuance agency and consignees. The article construct both single game model and repeated game model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consignees in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and educed the factors and mechanism that affect the dependent behavior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onsignees. Based on that, the article brings out suggestions for the reform of consigning institution in lottery issuance in our country.
一、会计舞弊的成因分析
人类的贪婪本性导致了会计舞弊的产生，然而漏洞百出的宏观环境以及不尽完善的市场经济则助长了会计舞弊的泛滥乃至形成社会的普遍现象。综合考虑，可以发现以下几点主要成因：
（一）我国会计法规的漏洞以及会计政策的可选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会计行业也得到进一步重视与规范。但由于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尽管国家一直在不断完善修订，我国会计相关法律还存在着一些漏洞，这就为会计舞弊提供了可以渗透的机会。
同时由于会计的灵活性限制，相关的会计政策只是明确会计处理的大方向，提出大致框架以及规范约束，因此在会计政策上就存在较多的选择，这样的规定虽然有利于企业根据自身情况来采取适当的会计处理方法，但同样也为会计舞弊者创造了舞弊条件。
（二）监督水平较低以及监督力度偏小
会计监督可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我国企业大多内部控制系统不健全，或者根本不存在，这就为会计舞弊减轻了极大压力。就我国现状来说，会计监督基本靠的是外部监督，但由于我国目前审计人才严重匮乏、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整体监督水平较低。很多监督程序都只是走过场，严重违背了其存在的宗旨。
同时经济监督部门腐败现象严重，执法不严，不敢监督或者不愿监督，导致监督力度直线下降，严重损害了公众形象。监督部门的放任，对会计舞弊的视而不见或者姑息，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对会计舞弊的一种默许，一种助长。
（三）企业内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
上市公司实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这本是现代企业的进步的一大特点，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期望，就造成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股东与管理者的矛盾，人们都企图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就产生了通过在会计信息上进行操作来获得超额收益的想法，在实际舞弊之后，获得意外收益而又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会计舞弊现象一发而不可收拾。再者，所有者为了约束管理者合理支配资金，通常会给管理者制定较高的经营目标或者将经营业绩与管理者的工资福利进行直接关联，这时当没有达到经营目标或者目标虽然达到、但是管理者企图获得更多收益时，会计舞弊就顺势而生了。
以上是会计舞弊现象产生的基本成因。企业一般会采取虚计收入、虚计成费用、违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违规确认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等手段来调节利润，从而实现企业会计舞弊的目标。
就会计行业来说，会计舞弊之风盛行，是整个会计行业从业人员道德沦丧的表现，长此以往，导致公众对会计行业失去信心，严重影响会计行业的健康发展。就社会来说，会计行业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会计行业的滞后发展的同时，也将拖累真个社会的发展进度，于国于民都是一大祸害。
二、杜绝会计舞弊的措施
会计舞弊治理对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我们应从会计舞弊成因入手，针对会计舞弊的常见手段，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对症下药，各个击破，力求从根本上杜绝会计舞弊。具体方法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道德建设，提升全民觉悟
道德建设长期以来都是国家维持社会秩序、促进国家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在会计领域，针对人类的贪婪本性，也应该考虑从道德建设下手，通过会计道德宣传、会计道德教育，让人们从思想上认识到会计舞弊对经济社会的不良影响。从而号召全民共同参与，互相监督，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对会计舞弊者施压。全民的参与必将大大减少舞弊现象的概率。全民参与监督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还是值得一试。
（二）完善会计法规，加大处罚力度
会计法律法规体现了国家关于会计行业发展的主要意志与精神，神圣不可侵犯。国家可以根据目前出现的针对会计法律法规漏洞而实施的会计舞弊现象，逐步完善法律体系，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同时加大处罚力度也是必要的。要建立有效的惩戒机制，引入司法监督，建立诉讼赔偿机制。重罚之下，舞弊主体就会重新思量，在利益与风险的权衡下，可能会吓退一批舞弊者，这就大大控制了舞弊现象。
一、独立审计舞弊理论内涵及其影响
(一)独立审计舞弊内涵 独立审计舞弊是指审计人员和被审计单位串通起来，采取不正当手段，欺骗审计业务委托人和其他审计利害关系人，从中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一种审计行为，也称“审计合谋”。独立是审计的灵魂，独立审计的本质特征是保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合法产权。然而，独立审计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存在因环境和监督等因素影响的审计质量选择的博弈过程。审计服务中涉及三方关系人，即审计服务的提供者、需求者和使用者。需求者和使用者的分离是审计服务最为特殊的地方，对审计制度的影响最为深刻，但现行审计委托模式的实质是审计人员(服务提供者)受上市公司(需求者)的委托为投资人(使用者)服务，这种委托模式与三者之间目标差异相互作用的结果为，常常使审计人员陷入丧失独立性的困境。审计机构及注册会计师因违反独立性规定与上市公司合谋的案例屡见不鲜。
(二)独立审计舞弊影响 由于审计服务和审计行业具有的特征，以及审计市场存在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没有强有力的外力约束时，作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注册会计师个人，在执业过程中就会面临审计合谋的诱惑。这些审计合谋现象的存在，给证券市场、投资大众和政府监管等方面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也严重败坏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社会声誉，损害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利益。审计合谋问题实质上是独立审计的有效性问题，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刘文艳从成本效益以及信息不对称角度揭示了审计舞弊产生的根源，她指出审计过程中的方和委托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就会产生冲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就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博弈关系，审计报告的质量实际上是双方行为多次博弈的结果；李正龙运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我国政府监管层与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管博弈；王广明等运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注册会计师的“诚信”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李兆华运用博弈理论，为事务所定期轮换制对解决“合谋”作假的有效性做出科学解释，进而指出我国实行事务所定期轮换制的迫切性；余玉苗等在分析审计合谋成因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第二个审计师的概率因子、融合外部监督惩罚与激励机制的博弈模型，对阻止审计合谋的条件进行了均衡分析，提出双重审计制度是阻止审计合谋的一种制度设计。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秩序、维护投资人利益和注册会计师行业利益，对审计合谋现象的有效治理势在必行。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将分析的重点集中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过程和审计人员的审计行为，对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合谋舞弊的现象进行分析，为相关机构进行监管以及提高改善审计质量提出对策。
二、独立审计舞弊动因与博弈论的运用
(一)独立审计舞弊产生动因 受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经营者成为实际上的审计委托人、审计关系严重失衡、审计师居于劣势地位、审计市场竞争激烈并且集中度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常常使得审计服务供求关系处于买方市场状态，我国这种外在的审计环境是独立审计舞弊问题产生的强烈诱因。同时，委托关系的存在客观上引起了信息不对称，且信息拥有量按照经营者、审计师、股东的顺序递减，当经营者提供贿赂诱使审计师隐瞒不利信息甚至弄虚作假、审计师以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向股东寻租时，独立审计舞弊便可能出现。此外，我国外部监督系统缺乏完善的处罚对象和责任形式、监督工作未能做到制度化和经常化以及审计报酬激励机制残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独立审计舞弊也起了催化作用。
(二)博弈论在独立审计中的运用原理 舞弊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它不仅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是各利益主体相互作用而达成的最终结果。分析独立审计舞弊行为，涉及到独立审计机构与被审计单位两个博弈主体的关系。在当代经济学中，对于经济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他们是理性的，具体而言是理智的、清醒的、对自身行为的经济后果和利害关系是清楚的，他们随时随地尽其所能地追求经济效用(如利润、占有欲、势力范围等)的最大满足。在独立审计舞弊博弈中，各博弈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会根据效用最大化或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其行为，可引用博弈论对独立审计舞弊的博弈主体，每个博弈主体可供选择的行为策略以及支付函数(或收益矩阵)等进行分析，找到独立审计舞弊的深层原因从而得出相应的对策。注册会计师虽然被誉为市场经济的“守护神”，但在审计过程中同样面临着“成本―效益”的制约，并且基于私人效益和私人成本的权衡决定是否接受委托以及审计程序的细微性都会影响审计质量。审计人员为了实现个体效用的最大化，只愿意提供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的审计质量，却不一定是社会期望的最佳审计水平。博弈论是研究对局者如何在预知对手策略的情况下选择应对策略，以达到最佳结果的学问。该理论所针对的“对局”不仅仅是指战术策略的各种体育比赛，还包括需要做出经济、军事决策乃至国家外交政策的各种极其严肃的活动。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合谋舞弊行为是双方根据可供选择的策略，对其利弊得失权衡之后做出的选择，因此可以运用博弈论对其进行分析。
三、博弈模型的建立
(一)博弈模型要素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的决策主体之间的决策的均衡问题。博弈论由以下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参与人，即博弈中决策并承担结果的参与者，包括个人或组织等；策略集，即局中人决策、选择的内容，包括行为取舍、经济活动水平或多种行为的特定组合等，各局中人的策略选择范围称策略空间，每个局中人各选一个策略构成一个策略组合；博弈过程，各博弈方策略选择和行为的顺序及反复博弈的规则等，关键是自己选择时能够观察到其他博弈方的选择；效用，即参与人的利益，又称偏好或支付函数，是所有参与人真正关心的东西各策略组合对应的各局中人获得的数值结果；信息，博弈方对得益和博弈过程信息的掌握情况或程度；理性基础，博弈方的行为选择是以个体理性还是集体理性为基础，以及博弈方有完美的理性还是有理性局限等。
(二)博弈模型假设一是审计人员和上市公司管理当局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作出决策选择，且风险中立；二是博弈双方选择策略具有随机性，即博弈一方无法猜测到对方的策略或所选策略的概率分布，同时自己的策略也不能让对方猜测到，该博弈模型属于不完全信息博弈；三是执行审计业务的审计人员与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利益一致，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的利益是一致的；四是审计人员的业务能力是充分的，即只要按照审计规则认真进行审计，完全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重大舞弊行
为；五是审计人员未按照审计规则认真进行审计时，将会承担监管部门查出上市公司舞弊后的连带责任；六是政府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质量和审计人员的审计质量进行事后监督，并对发现的违规行为进行惩罚。
(三)博弈双方策略空间与效用函数在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进行的不完全信息博弈中，上市公司管理当局首先行动，他们基于自身利益和风险的考虑以决定披露信息的真假。审计人员只能根据自己所搜集到的信息和对审计风险的判断来决定是否接受委托，并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决定是选择有效审计，还是合谋。因此，在整个博弈中，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的策略空间为：[舞弊；不舞弊]，审计人员的策略空间为：[有效审计；合谋]。在整个博弈过程中，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和审计人员的目的都是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由此设定效用函数如下：注册会计师正常的审计收费；与上市公司合谋而增加的效用；上市公司舞弊未被发现的概率；有效审计成本，即正常的审计收费；与上市公司合谋以后可能被监管机构发现被处以的惩罚；因不与上市公司合谋而面临的损失；上市公司如实披露会计信息(不舞弊)的效用；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会计信息(舞弊)而增加的效用；上市公司舞弊以后被监管机构发现处以的惩罚；上市公司舞弊的概率，则审为不舞弊的概率；注册会计师合谋的概率，则1-q为有效审计的概率。博弈双方的得益矩阵如表1所示：
(四)博弈过程博弈过程是指各参与人策略选择和行为的顺序及反复博弈的规则等，关键是自己选择时能够观察到其他参与人的选择。由于存在信息的非对称性，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是否存在重大错报或漏报的判定，仍要依赖其执行控制测试及实质性测试之后的职业判断。这样，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博弈”的过程。博弈过程如图1所示：
四、独立审计舞弊的博弈解析
(一)上市公司舞弊行为分析根据上述博弈双方的得益矩阵，可以描述注册会计师的期望收益函数y1：y1=[(a+b-e)p+a(1-p)]q+[(a-d-f)p+(a-d)(1-p)](1-q)=bpq-epq+fpq+dq+a-d-fp，对注册会计师的期望收益函数就其合谋概率q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出：bp-ep+fp-f=O。由此可以得出上市公司最优舞弊概率p*:p*=d／e-b-f。由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成本d越高，上市公司无比的概率越大，所以注册会计师必须降低审计成本，以降低上市公司舞弊的概率；证监会对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合谋情况的处罚力度e越大，上市公司舞弊的概率越小；降低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合谋而增加的效用b，可以降低上市公司舞弊的概率；降低因不与上市公司合谋而面临的损失f，可以降低上市公司舞弊的概率。
(二)注册会计师合谋行为分析根据上述博弈双方的得益矩阵，可以描述注册会计师的期望收益函数y2:y2=[(n+m-s)q+(n+rm)(1-q)]p+[nq+n(1-q)](1-p)=n+rmp+mpq-rmpq-spq。A，对上市公司的期望收益函数就其舞弊概率p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出：rm+mq-rmq-sq=0。由此可以求出注册会计师最优合谋概率q*:q*=1／1+s／m-1／r。由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上市公司舞弊行为被证监会发现而被处罚的损失s越大，注册会计师合谋的概率就越小；上市公司因舞弊而增加的效用m越低，注册会计师合谋的概率就越小；上市公司舞弊未被发现的概率rI越小，注册会计师合谋的概率就越小。
五、独立审计舞弊治理对策及建议
(一)优化注册会计师博弈的环境，增强审计独立性一方面，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注册会计师面临着来自客户的威逼利诱和较小舞弊成本的诱惑；另一方面，提供优质审计服务就要承担较高审计成本，因此面临丧失客户的潜在风险。加之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不发达，信息需求方的动力明显不足，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大多是按照法律和制度的要求被动地接受审计服务，低价格、易合作的注册会计师受到欢迎，坚持原则、重视信誉的注册会计师反而受到客户的冷落，这种不良的博弈环境助长了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要改变这种现状，制定合理的博弈规则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完善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聘任、解聘等规则，要尽可能降低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管理当局的依赖度。建议由证券监管部门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所需资金由上市公司缴纳形成的专用基金支付，隔绝上市公司与审计人员之间直接的经济往来，减少合谋的可能性，强化审计独立性。
(二)加大独立审计舞弊案件侦破力度因为舞弊致使注册会计师承担刑事责任的案例已不是少数，但这类案件通常是在被审计单位事发时才被揭露，这就使得独立审计舞弊风险爆发的概率很低，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独立审计舞弊的行为，因此应加大对独立审计舞弊案件的侦破力度。加大侦破力度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大行业协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质量检查的力度，不但要有例行检查，还要有突击检查，加大对审计报告检查的样本量，对有舞弊嫌疑的审计业务实行重点的调查；二是建立举报奖励制度，知情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提供线索，司法机关据以立案侦查，并给予举报确实者一定的物质奖励，这样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和司法机关对犯罪的震慑作用。
(三)加大会计师事务所与注册会计师舞弊承担的法律责任(1)行政责任方面。我国现行的对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追究行政责任的手段包括：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暂停营业、吊销证书、撤销事务所以及证券市场禁人；而在实际中主要侧重于警告和罚款，并且罚款金额相对于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包括合法收入，非法收入)而言显得无足轻重。这种处罚力度，在舞弊被发现的概率很小的情况下，不仅不具有威慑力，反而可能刺激受罚者的投机心里。(2)民事责任方面。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此我国有了对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提讼的法律依据，但受理案件给出了限制性的前置条件：只对已被证券监管部门做出生效处罚决定的案件进行受理；只受理在信息披露中进行虚假陈述的民事案件；诉讼方式可以选择单独诉讼或共同诉讼，不接受集团诉讼；只有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此类案件。除第二个条件外的三个条件都限制了对独立审计舞弊案件提讼。第一个条件将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作为民事诉讼的前置条件，这从客观上保护了违法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这个条件无疑是不利于审计市场治理的，建议撤销。第三个条件使原告无法有效分摊成本，降低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赔偿责任，此外由于没有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在发生因虚假报表引起的侵权案件时，让外行人对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并已经对违法行为做好精心准备的注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举证，
难度很大。建议实行部分举证责任倒置，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仅限于证明自己遭受损失，且因为使用虚假审计报告所致。(3)刑事责任方面。刑法第229条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前款规定的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目前欠缺的是执法力度，注册会计师在进行舞弊违法行为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非法收入，这样在犯罪案件的受理、侦破、审判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权钱交易的现象，所以建议加大对这类案件的执法力度。
(四)实行事务所轮换制，提高审计服务市场集中度实行事务所轮换制可以减少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的诱惑力，而提高审计服务市场的集中度，可以构建垄断型的审计服务市场结构，增强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之间博弈的发言权，避免购买审计意见。针对拟上市企业，考虑引入“准上市制度”。我国上市公司在“造假上市”后多半会出现“一年盈、二年平、三年亏”的情况，如果规定上市公司某一指标要连续六年符合要求，则可能会大大减少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的舞弊动机。“准上市制度”就是在达到上市要求的第三年，允许公司发行可转债，如果随后三年仍能达到要求，则允许公司将债券转为股票。
(五)实现上市公司及管理层绩效评价指标多样化目前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治理，主要以净利润指标为依据，而上市公司对管理层的考核，基本上也是以利润指标为主要参考依据，这便加大了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的动机。在对上市公司和公司管理层的业绩评价中，应该以价值模式、平衡模式代替财务模式，建立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会计信息造假动机。
(六)改革审计收费制度，加强审计收费监督与管理当前的收费制度限制了审计收费上的溢价，影响了声誉品牌的作用发挥。因此，有必要改革目前的收费制度，加强审计收费的监督与管理。可以采取以下具体措施：制定审计服务行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减少注册会计师之间的“低价揽客竞争”和“削价竞争”行为，降低由此产生的审计风险；要求被审计单位在报告中披露从事审计服务的注册会计师及其事务所和审计的收费情况以及审计定价依据或原因，增强审计收费的透明度，降低审计收费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加强审计费用合理性检查，询问被审计单位扣减审计费用的行为的原因，对于被审计单位存在因舞弊要求不被满足而不合理地扣减审计费用行为的，追究独立审计机构责任并给予惩罚。
(七)加强注册会计师诚信建设诚信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生命的源动力，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一旦失去了诚信，也就失去了客户，失去了所有未来发展的可能。完善的诚信制度，不仅有利于提高注册会计师因舞弊而带来的或有损失，降低舞弊的可能性，提高上市公司如实披露信息的概率，同时也促使注册会计师更加关注长远利益，不为眼前的小利而丧失职业道德。因此，建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加强以下建设：尽快建立注册会计师的个人诚信档案，以提高其诚信价值；出台有效审计奖励制度，对诚信执业的独立审计机构给予奖励或一定的成本补偿；为诚信执业的独立审计机构提供更多的业务机会。
房地产救市弊端：有碍于行业规律性调整
任何事物均有其兴衰起落，有着一定的发展规律。房地产行业也一样，上升还是下滑都有着一定的周期性，只不过各地区或是国家的客观条件不同，所体现的周期长短不一，但也是有律可循的。我国房地产业经过10年的高歌猛进，尤其是近几年，房价成倍增长，与行业的正常发展规律似乎并不协调，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目前行业刚出现一些变化，还没来得及由市场来调节，就迅速大面积救市，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是有违规律的，对行业的长期发展会造成很多不利影响。
正确的分析行业特征，真正让地产行业进行一次洗礼，淘汰行业中不利的因素，挤掉行业中的泡沫，这样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才是真正有益的，且有利于其长期、健康发展。
房地产救市弊端：有碍于行业规律性调整
全国老百姓的无数双眼睛都眼巴巴的看着，等待着房价的理性回归，而政策的调控对于高昴的房价而言，核算起来影响很小，就算各项税收有所减免，就算按揭如何延长，就算有些许补贴，但这些相对于房价的回归的期待，相对于目前居高的房价，其幅度微不足道。
在房价刚要理性回归的时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如果阻止了房价的健康回归，则真正有购房需求的老百姓又不得不重新面对高房价，他们还如往日一样，要用20年的收入，甚至于更长时间的积蓄才能购买到一套合适的房子，如果算上按揭利息，则时间上更要延长，而这要远远高于国际通行的3—6的房价收入比。真正的行业健康不是通过价格的高低来体现的，如果不救的话，或许通过一定时间段的调整，房价会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市场会是一个供需平衡，竞争有序的市场。老百姓也可以用更加合理的价格购买到自已需要的居所。
房地产救市弊端：滋生了投资、投机行为
房子在过去几年不但承担着居住的责任，同时也承担起了投资、投机品的责任。自去年9月底，一系列政策对房地产的投资、投机行为起到了打压作用，如果现在政策放松，无疑将滋生投资、投机行为，对房价的走势起到助推作用，使房价上扬。这使老百姓面对的房价问题无任何改善，即便是减去一些补贴及税收，房价和以前相比也不会有本质性的变化，可能会更高。
房地产救市弊端：滋生了投资、投机行为
大众心理都是买涨不买跌，如果现在利好出台，老百姓会对市场有更大的预期。这一点从现在的部分地区的市场状况就有所体现。一些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如针对公积金进行了额度的提高和时间的延长，对购房进行一定的补贴，在税收方面进行一定的优惠等，从实行效果来看，对房市的观望状态无太大影响。从心理的角度来考虑，当对一个行业的预期是下行的时候，一个政策出台，人们会盼望又一政策的出台，在短期内见好就收的群体不会太多，加之整个世界经济的下滑，大部分客群还要继续观望一段时间，救市政策的出台会进一步增长现有的观望期，使楼市面临更大的风险。
行业有难，拔刀相助，实为大义，然而，要注重的是什么时候出手，如何出手才能不伤及受害者及无辜，这才是关键所在。而今，是地产行业风云变幻之时，救之不当可能伤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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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汇率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中起到杠杆的作用。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人民币的二元难题也随之而来，即人民币对外面临升值的压力，但对内又面临货币贬值和长期通货膨胀的压力。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对中国经济对内、对外的发展尤为重要。本文逐一分析了人民币的变革历程，二元难题，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与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人民币汇率今后的发展趋势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汇率变革人民币二元难题
一、引言
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话题早已不新鲜，在世界范围内，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与日剧增，“人民币升值论”呼声越来越高。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低迷、萧条，许多西方国家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与一些发达国家情况正好相反的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和不断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成为推动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原因。
上个月的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对人民币在今后五年的发展也做出了规划，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拓宽使用渠道，提高收益水平。
如今，中国已从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并重新驶向高速发展的轨道。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测算2010年中国GDP为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较快增长，贸易顺差有所减少。全年进出口总额297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7%。其中，出口15779亿美元，增长31.3%；进口13948亿美元，增长38.7%。进出口相抵，顺差183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6.4%。
然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国通货膨胀率的高涨，今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9%。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银行轮番出台各种紧缩性货币政策，从2011年3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达20%，这是央行今年年内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此前，中国人民银行于2月24日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个百分点，中国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9.5%的历史高位，是自2010年以来央行第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面对内外经济的失衡，以及不断膨胀的国际舆论压力，人民币汇率外来走势意义非同一般。
二、人民币汇率变革历程
纵观历史，中国在变革人民币汇率制度上一直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改革开放至今，人民币汇率主要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变革。
1979年至1984年：人民币经历了从单一汇率到双重汇率再到单一汇率的变迁。
1985年至1993年：人民币对外币官方牌价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向双汇率回归。
1994年：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建立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
2005年：中国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从人民币汇率近五年的走势图可以看出，人民币自2005年汇改以来处于不断的升值之中，到2008年已经升值了19%，但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停止了升值走势。进入201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强劲复苏，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又开始呈上升的态势，截止到今年4月15日， 1美元可兑换6.5301元人民币，达到历史新高。
三、人民币二元难题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美日等主要贸易国纷纷要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仍然是硬通货；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物价普遍上涨，面临通货膨胀的危险。这就产生了人民币的二元难题，即人民币对外面临升值的压力，但对内又面临货币贬值和长期通货膨胀的压力。
人民币的二元难题的产生根源是我国的汇率制度和利率制度，即人民币的二元结构造成的。二元结构是指人民币一方面肩负着维持汇率稳定和平抑国际收支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肩负着调控国家经济发展，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人民币汇率决定基础不能要考察对外部门，还应考虑对内部门。可以说，人民币的二元难题因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一体化造成的典型的米德冲突。一方面，外汇占款持续上升，央行很难通过政策工具进行冲销，回购本币以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一体化，因此以汇率调节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调整内部均衡的政策分配空间丧失，内外均衡难以同时达到。
四、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以下就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四利四弊”进行详细的分析。
四大益处
第一，有条件的降低进口产品的成本。在进口产品价格的涨幅小于人民币升值的幅度的情况下， 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使进口的国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比以前便宜， 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这样， 对于广大居民而言， 消费进口产品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对于一些企业而言， 如果其产品价格以人民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 如造纸、汽车和机械设备行业， 其生产成本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 从而提升企业利润。在这里要注意如果进口产品价格的涨幅大于人民币升值的幅度， 那么人民币升值则不利于进口。所以人民币升值对于降低进口产品价格的积极影响是有条件的。
第二，人民币升值可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有效地冷却过热的宏观经济。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国际上大量热钱流入中国，引起经济过热、房地产泡沫扩大。而人民币升值正可以比较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
第三，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长期以来，我国依靠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扩张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使出口结构长期得不到优化，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一直扮演“世界打工仔”的角色。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利于推动出口企业提高技术水平，改进产品档次，从而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第四，有助于缓和我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鉴于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迅猛势头和日益增多的贸易顺差，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对此，简单地说“不”，看似振奋人心，实则于事无补。因为这会不断恶化我国和它们的关系，给我国对外经贸发展设置障碍。近年来，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急剧增加，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人民币适当升值，不仅有助于缓和我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少经贸纠纷，而且能够树立我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四大弊处
第一，不利于我国外贸企业产品的出口。对于出口企业而言，其盈利水平与本外币的汇率水平密切联系。在出口产品国际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本币相对于某一国际结算用外币升值的话，则意味着企业与以前相比出口换回的本币数量减少， 企业利润下降， 这将严重影响企业的出口积极性， 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 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 再加上国内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成本提高， 我国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缩小， 有的几乎为零， 面临着生存危机。
第二，失业压力会加大。由于人民币的持续升值， 出口企业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而这些出口企业中， 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 这样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劳动者将面临着失业的压力。
第三，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外资的进入， 造成中央银行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 货币供应量在持续增长， 流动性过剩； 同时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外资涌入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 其产生的“ 财富效应”将引起国内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 这样使我国目前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
第四，巨额外汇储备将面临缩水的威胁。2010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28473.38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有力保证。然而，一旦人民币升值，巨额外汇储备便面临缩水的威胁。假如人民币兑美元等主要可兑换货币升值10%，则我国的外汇储备便缩水10%。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五、结论
我们应该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对人民币的升值问题进行利弊的权衡。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人民币升值短期弊大于利,长期利大于弊。
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绝对是弊大于利的。当前,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确保我国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必要手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来拉动,且扩大内需也需要一个过程,贸然减少出口,大量的外向型企业缺乏承受能力而破产,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我国内部需求结构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前,外部需求依然会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动力。如果大幅调升人民币汇率,大多数出口之中小企业恐濒临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使刚复苏的经济再次陷入危机。而此次的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使汇率更具有弹性,也将使人民币在短期内不具备大幅升值的可能性。
从长期来看,如仍维持现状,保持汇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巨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受到较大损害;导致国内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导致相对价格扭曲,加重经济失衡程度等。
总体说来,在长期中中国保持一个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至关重要,而人民币的汇率管理要提倡三性:渐变性、内生性和可控性。中国保持一个弹性的汇率制度这不仅对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对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和长期健康发展也有深远的意义。在长期内,人民币在经济的可适度范围,小幅升值、弹性浮动将是利大于弊的。不过,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有其必要性的。所以,在我国相关改革完成之前,名义汇率在短期内的大幅升值,不仅仅无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反倒可能带来许多无法应对的潜在风险。我国应顶住国外压力,加快汇率制度改革步伐,尽快建成更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驾驭好人民币升值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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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磊. 美元贬值并不必然推动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J］.国际金融, 2009;11
［3］石磊. 升值预期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再现――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J］.国际金融, 2009;07
“一行三会”是我国最基本的金融监管体制,“一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三会”即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其中,央行承担总调度的责任,三会的设置通过权力的制约平衡机制而来,相互约束,相互协调。
“一行三会”监管体制的目标状态:
(一)使金融监管更加全面
“一行三会”分工协作,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制度,防范、化解国家金融风险,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各方面全方位监控中国金融动态,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二)一定程度上解放人民银行职能
“一行三会”建立后的明确分工,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银行的监管负担。并有利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以及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统一,从而更有利于监管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三)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监管目标、策略,由“三会”以及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统一执行,下放到各自的下一级机构。各级监管机构结合各地自身情况推行监管政策提高监管效率。
二、美国监管模式和弊病
(一)“双线多头”监管模式
“双线”即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条线的监管,“多头”即指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级各有若干个机构行使监管职能。联邦政府最主要的三个监管机构是美联储、货币监管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而50个州由于有自己的金融法规各自设立的监管机构也不同。
(二)从金融危机看“双线多头”之弊病
这次从美国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所以破坏巨大就是金融监管步伐跟不上金融创新所致。危机爆发前,美国评级机构对一些次级债券的评级达到了AA级,相当于美国国债。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曾向国会提议“重整美国监管体制,增加美联储权利”。 这些都表现出美国金融监管中的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暴露了。
“双线多头”的监管体制中机构太过复杂。一方面,机构太多会造成监管不力,该管的撒手不管。“双线”中的平行机构会出现互相推诿责任,分工无法明确的现象,导致很多金融风险无法控制在最初的萌芽状态,很容易导致监管的真空。另一方面会造成监管重叠,不该管的乱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个级别都有大量的监管机构,繁冗复杂。美联储下达的监管政策分不清该由谁来执行,容易出现大家都管的情况,出现重复监管,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最重要的还会导致监管效率低下、监管盲目及出现漏管现象。
美国实施近80年的“双线多头”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端在金融危机中展露无遗,那么中国“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是否也会像“双线多头”那样导致监管真空和盲目监管呢?
三、与“双线多头”相比看“一行三会”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分业监管导致监管真空
不管是“一行三会”还是“双线多头”的金融监管模式,其实质都是金融分业经营的制度体现。这种分业经营和监管的制度表面上看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隔经营和监管,可以明确监管职责界限,加强监管力度,同时可以切断三个行业的联系,降低金融危机的发生率。实际并非如此。目前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避免,中国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和重要性与日俱增,国际金融产业日益融合交汇,金融业处于混业经营的发展道路中,分业经营和监管制度与当今国际经济交流融合的大背景相违背。各行业界限划得太清会使得很多处于这些行业之间的问题变得边缘化,被监管机构所忽略,造成监管的空白。
(二)监管机构分支太多导致盲目监管
“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没有“双线多头”中那么多的监管机构,但一样会导致监管不力和监管重叠。人民银行下设分支机构太多,加上之前改革中分设的监管办,监管机构一层一层深入,“三会”下设也有很多分局,一齐对各级(省、市、县)金融业进行监管。看起来人民银行统领全局,各级监管机构层层深入,以充分保障金融安全,实际上人民银行总行的政策信息,层层传递后监管已经变样,加上有监管办这种只有小部分事权的机构存在,这个体系就变得非常庞大了。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监管政策下达到地方就演变为了地方政府的指令,造成盲目监管。
(三)金融创新太快导致监管真空。
“一行三会”监管模式无法适应当今社会金融创新的发展速度。目前,主要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在大力拓展衍生产品业务,且现在的金融衍生产品已经不再像传统的期权、期货那么简单和规范了。现在的衍生产品,都是金融工具一次又一次复合的结果,例如期货的期货。这是由现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高关联度、高不对称性所决定的,因此金融监管也显得更加困难。而“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在高速金融创新的背景下政策下达时滞长,监管不及时,监管效率低,容易出现监管真空。
(四)人民银行责任太大导致监管真空。
人民银行手握货币发行权、肩负稳定币值的职能,是我国唯一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制定货币政策的同时,兼有对我国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维护金融安全的职能。这两大职能都关系着中国金融业的整体发展,关系着中国的金融安全、国家安全。人民银行身上担子太重难免也会导致监管政策不及时或者监管力度不够。
四、针对以上问题的对策
一是针对分业监管问题,“一行三会”应该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制度,从金融行业的整体监管上入手,人民银行制定监管政策过程中结合各行业的不同特点和状况入手,“三会”在执行监管政策过程中互相协调、借鉴,以解决分业监管所造成的三行业交叉环节的监管真空。
二是“一行三会”模式下的监管机构需要精简。精简机构可以减少政策传递时间、减少地方机构的自由发挥,提高监管效率,从而避免由于监管不及时而造成的监管真空和基层机构的盲目监管。
三是人民银行应该适当改革,自1998年改革以来,人民银行下设分支机构太多,加上监管办没有权力,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且因为监管机构太多、太乱,导致各个级别机构下达的指令不一,最基层一级监管机构搞不清形式,表面上工作多且细,实际上却是一种盲目监管。
四是监管机构应提高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关注度。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直接导致监管难度越来越大,因此,监管机构应该完善对金融产品的评级机制,减少低质量衍生产品的进一步创新,这样才能避免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发展造成的监管不足和真空。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波动;国际贸易;影响;分析
现代经济中，全球效应明显，不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等综合国力水平不同，在国际贸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货币汇率的变动也存在经济性和政治性的变动特征。基于购买力平价理论而确立的各国货币汇率作为两国货币的交换比率，是体现国内外经济状况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最有效的手段。汇率波动不仅会改变一个国家贸易收支状况，还会改变国内外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从而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因此，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分析我国国际贸易地位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一、人民币汇率研究
汇率也称为汇价，是两个国家不同币种之间兑换的比率，也是货币价格比较的一种形式，人民币汇率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会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波动。人民币汇率上升或下降对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汇率上升说明国家经济实力提升，总体经济水平发展良好，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汇率下降则会造成国内资本的外流，但同时，可以扩大出口，抑制进口，增加外币购买力，扩大国际贸易顺差。因此，人民币汇率变动是我国经济国情的集中反映，汇率上升、下降各有利弊。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人民币升值或贬值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变，从政治影响角度来说，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较大，集中反应了我国综合国力发展对国际局势的影响。人民币贬值主要是因为中美货币政策导致利差收缩，目前来看，人民币贬值弊大于利，影响出口贸易，资产外流速度增快。人民币持续贬值的主要原因是中美利差收缩，资本跨境流动导致人民币汇率出现不同程度波动。从以往经验分析，人民币贬值产生较大经济压力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和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1998年间，东南亚国家经济均受到较大冲击，人民币大幅贬值，制约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人民币在危机过后出现贬值，对此，国家下调基准利率，旨在收缩中美利差。人民币贬值期间，国家相继出台货币政策，积极收缩中美利差，因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保持相对稳定。近年来，国际贸易的发展使人民币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国经济增长速率有放慢的趋势，外部需求不足，多持宽松货币政策，人民币贬值压力大。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国际货物贸易的影响分析
(一)人民币汇率上升的影响
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主要有两大优势，吸引外商投资和缓解外债压力。人民币汇率上升说明国内经济环境良好，吸引外商投资，推动国内生产消费水平增长，解决就业问题，并且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变。对于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引进外商投资，通过贸易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协调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人民币升值，在偿还外债本金和利息时份额有所减少，减轻我国外债负担。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后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但是相应的投资者在完成同等规模的投资中需要支付更多的本国货币量，投资成本增加，不利于企业利润积累，因而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人民币币值增值过快，可能导致部分外商撤资。人民币升值，购买国外同样同量商品所要支付的货币总量减少，出口企业赚取的国内外商品差价额则减少，一些出口企业会因为利益亏损导致缩小规模或直接倒闭，这就产生大量失业人员，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二)人民币汇率下降的有利作用
人民币贬值可以作为一种经济调控手段，促进贸易发展。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我国企业获得机遇与挑战的同时也面临资金风险，国际经济环境具有不稳定性，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均会受到严重打击。根据我国贸易进出口和国内物价数据显示，我国经济有恶化趋势，人民币长期持续升值，是一种不合适的异常经济现象，因而需要利用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通过人民币贬值，可以间接提高外币购买力，使同等数量的外币能够购买更多中国产品，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与国内经济贸易。人民币贬值，相应的外币升值，中国产品在出口贸易中更具优势，因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下降，吸引购买，出口量增大;与此同时，国内产品价格下降，国外产品价格上升，我国进口产品减少使贸易顺差增加，从而进一步提高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内市场竞争力。
(三)人民币汇率下降的不利影响
人民币汇率下降即人民币贬值，也会引发一些贸易纠纷、造成经济摩擦，不利于国家经济安全与稳定。人民币贬值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本国产品出口，但并不是放缓解决外部需求问题的主要方法。人民币贬值以后，企业依靠运营成本减低获得“存活”几率。但这种情况不能维持较长时间，对于一些失去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通过人民币贬值降低生产成本不能使企业获得长久稳定的发展动力，仅是延缓企业退出竞争市场的时间。总体来说，人民币贬值不是经济发展手段，而是经济调节手段，具有时间性和阶段性，长期实行人民币贬值政策将影响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不利于市场金融稳定发展。人民币汇率下降是本币汇率变动的自由性选择，其弊端或益处具有双向性，不可一概而论。
三、人民币贬值对我国国际金融贸易的影响分析
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一直反对货币竞争性贬值，人民币贬值过快，不仅影响国际金融市场，还可能带来一些政治上的摩擦。中美货币利差短期内难以避免，人民币贬值幅度控制不当，可能会加快资本外流，引发国际市场经济恐慌。人民币过度贬值会使投资者信心不足，影响国内股市走势。发生较大幅度的人民币贬值，也会使企业债务负担加重，海外偿债压力大，企业发展受制约。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发展中，本币贬值会使国际化水平下降，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同时，我国国际金融市场管理与发展制度尚需要完善，国际游资在资本市场活跃，趋利性和流动性强，不利于金融市场正常秩序的维护，容易引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
四、建议与措施
人民币汇率下降，总体上弊大于利，需要采取宏观调控，控制人民币贬值，打破贬值预期。因而对外可通过公共媒体传达人民币汇率稳定信息，关于我国推行的“一篮子”货币政策不需要再过度强调，否则会产生人民币汇率下降的误导。保持人民币与美元较稳定的中间差价也能够进一步促进对岸市场汇率。要保持对岸市场汇率相对稳定需要采取必要的市场干预手段，控制人民币贬值预期误导。另外，我国需要监督跨境资本流动情况，实行资本开放的同时就不能再采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根据人民币贬值形式，要保持汇率稳定，需要关注资本开放阶段项目执行情况。监督管理资本流出，有利于降低国际资本对国内经济的打压风险，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起监测统计体系，提高跨境资金外流预警水平，鼓励外资直接投资，打击资本非法外逃和虚假贸易。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市场经济变动的反映，必要时候，国家需要采用经济调控政策控制人民币的持续贬值，保证经济发展稳定。人民币汇率变动产生的影响有利有弊，需要正确、客观看待，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改革政策，层次性、阶段性的实行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同时在国内经济发展中积极鼓励本土企业发展，同时政府予以宏观政策鼓励和支持，拉动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消费水平，减少外贸进口依赖度，使国内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中提高市场竞争力，占据更大的国际市场，进一步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五、结语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政治经济一体化，货币汇率成为国家经济变量变化的宏观参考要素，人民币贬值对企业进出口贸易和产业经济格局发展影响显著。这种影响作用具有双面性，有利有弊、利弊参半，主要需要在本币贬值时，积极实行货币改革与汇率改革，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调整产业结构、控制和规避金融风险，维护国内、国际市场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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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在刑罚宽严相济中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刑事犯罪的“严打”，展示了刑罚的威严，对社会稳定作了积极的贡献，我国刑政策呈重刑化趋势，但多年的“严打”未能遏制刑事犯罪的发案总量，重大恶性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刑不压罪的对抗局面相持难变，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刑罚的宽与严应当相济互补，各显其能。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政法机关在实践过程中认真落实这一战略政策，探讨出许多创新的贯彻途径，司法行政部门在实践中探索的社区矫正就是其中一项积极手段，现就社区矫正手段在贯彻“宽严相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探讨如下：一、社区矫正的实践初现20__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作出《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在充分肯定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前提下，建设“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应当选择基层工作比较好的社区进行，总结积累经验，不断扩大试点，逐步加以推广。”并确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省（市）为正式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的第一批省（市）。在社区矫正试点探索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20__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作出《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决定将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重庆等十二个省（区、市）列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地区已扩大到18个省（区、市），试点的地区由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扩大到经济一般和欠发达的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各地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无疑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是贯彻刑罚宽严相济政策的必要手段，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更是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但试行社区矫正是否符合国情，社区矫正是否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如何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地构建中国社区矫正制度，如何未雨缪缪地认识社区矫正的利弊，克其之短，扬其之利，则是摆在司法实践部门面前的重大问题。刑罚与刑罚制度历来是一柄“双刃剑”，运用得好则维护国家利益保护人民，运用得不好则破坏法益、伤害公众，甚或危害社稷。因此，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社区矫正，不仅充分认识到社区矫正的利，而且还要深入探寻到社区矫正的弊，通过利与弊的权衡，设置扬利抑弊的对策，为国家社区矫正的正确决策作出实践例证。二、社区矫正的优势和意义一是从非监禁刑的角度论证社区矫正的优势，认为非禁刑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适合不同程度的犯罪适用，将犯罪人安置在社会中进行改造，没有隔断其与社会的联系，有利于对犯罪人的改造和回归社会，可以大大降低行刑成本；可以大大减少监狱人口；能够降低犯罪率，对社会和对被害人产生一些直接的利益；更加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有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将监狱行刑重点集中于那些高危犯罪人和严重犯罪人。二是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上着眼，认为社区矫正有利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制度，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有利于对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狱或继续监禁的罪犯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化的矫正，充分利用社会各方力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使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两种行刑方式相辅相成，宽严相济，增强刑罚效能，降/！/低行刑成本。三是从社区矫正的优点出发，认为社区矫正具有直接优点和间接优点。直接优点是：能够有效地促进对罪犯的改造（在社区矫正中不割断犯罪人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社区矫正的犯罪人可以免受监禁环境的消极影响、在社区矫正中对犯罪人监管与帮助并重、在社区矫正中能够更好地利用社区资源开展有关改造活动、帮助犯罪人改过自新）；有助于增强社会的稳定性；能够大量节省行刑资源（可以节省国家的刑事司法资源、可以节省国家为解决监禁犯罪人之后产生的相关问题所需的资源）。间接优点是：有利于减轻监狱压力，促进监狱的安全稳定；有利于对罪犯的分类管理与教育，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有利罪犯刑满之后成功回归社会，减少重新犯罪；有利于增强社区预防犯罪的意识，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在基层；有利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与国家刑罚发展趋势接轨，树立我国政治稳定与文明的良好形象。四是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重要意义来看，认为进一步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是贯彻落实加强“两所一庭”建设，完善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贯彻落实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和 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改造工作方针和政策；是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是对完善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的有益探索，有利于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更好地改造职责，发挥职能作用，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社区矫正的弊端和缺陷一是非监禁刑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引伸出对社区矫正弊端的思考，认为非监禁的社区矫正最大的缺陷是不能剥夺犯罪人的犯罪能力，在客观上为犯罪人实施新的犯罪行为提供了可能；使用非监禁刑会使刑罚的威慑力大大减弱，一般预防功能丧失；非监禁刑措施过于简单、针对性不强，可供选择的种类很少；非监禁刑并不能必然地降低犯罪率，不会必然地促进罪犯的改造，也不一定必然地节省资源；社区矫正也可能存在专业队伍人员不足、机构和设施不健全、经费短缺、志愿人员缺乏和不愿意配合工作等问题。二是从社区矫正工作的局限性和可能出现的弊端上论述的不足，认为社区矫正的局限性表现在：被矫正对象的范围受到较大限制；矫正工作的随意性可能降低改造的实际效果；可能给社区带来一定危险而受到社区的抵制；削弱惩罚性可能降低一般预防的威慑效果；惩罚性的削弱导致道德谴责弱化可能无助于实现“多元遏制”的目的；对那些主要因社会因素而犯罪的犯罪人不起作用；对那些缺乏远见和道德感受力的人不起作用；对那些具有强烈犯罪亚文化影响的人难以起到矫正效果。我国社区矫正可能出现的弊端是：矫正工作者对被矫正对象生活的过度干预；矫正工作者对被矫正对象的放任自流；社区矫正对矫正工作重点分配的不平衡；社区矫正工作的随意性，社区矫正可能会产生新的腐败现象。三是从社区矫正的缺点和不足出发归纳总结出来的社区矫正之弊，认为社区矫正扩大了控制网络，导致了国家对社会的“网络扩张”，包括控制网络更广、更强和转变；社区矫正在使用中会产生岐视现象；犯罪人在客观上具有犯罪和危害社会的能力；刑罚的威慑力似乎减弱。四、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利与弊由于我国的社区矫正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和系统，而是由刑种、刑制和刑罚执行过程中变更执行方式等内容构成的一个集合，因此单从整体上和宏观上把握利与弊是不够的，还应该从具体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5种社区矫正对象分别展开论述。这5种对象的社区矫正工作，既有整体社区矫正的利与弊，与有其各自特有的刑种、刑制和刑罚变更执行方式的特殊的利与弊，只有在认识了社区矫正的一般性利与弊的基础上，又深入掌握了各个社区矫正对象的具体的利与弊，才能有的放矢地扬长避短，搞好各项社区矫正工作。五、社区矫正在刑罚宽严相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社区矫正既有利，又有弊。从上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社区矫正的优劣、利弊均根源于社区矫正的内在属性，即基于教育刑的目的，为了更好地让罪犯回归社会，将罪犯放回原居住地社区予以行刑监督、教育改造和帮助服务。这一根本性特征，便生出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社区矫正由于没有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勿需监禁机构的羁押与监管，更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更有利于体现刑罚的人道与文明，更有利节省行刑与矫正成本，提高刑罚效益。同时，由于将罪犯放在社会上行刑与矫正，更有利于整合社区资源，利用社区人才，发挥社区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的力量，综合治理犯罪问题，教育改造罪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管理国家的宪法原则与社会职能，从而最大限度地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提高教育改造的质量。这就是社区矫正的利。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将罪犯的自由予以剥夺，让罪犯回家服刑与矫正，便有可能生出利用自由的环境与空间，“自由”地危害社区，侵害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利于社会的公共安全。由于社区矫正没有固定的封闭场所，致使罪犯所居住社区的不良环境和不良交友，仍然可以对犯罪人发生作用，使犯罪人的犯罪心理进一步恶化，同时也可能存在犯罪人向社区其他公众的不良影响与教唆。由于社区矫正是利用社区力量来矫正罪犯，但社区力量的组织可能因社区的成熟度不同，人员构成各异，因此存在着不好组织、不便组织甚至不可能组织的情况，无疑会使社区矫正流于形式，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影响着社区矫正的效果发挥。这就是社区矫正的弊。研究社区矫正的利与弊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社区矫正在刑罚宽严相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更好地扬长避短，使社区矫正工作更加健康、顺利地发展。首先，社区矫正是一项伟大的矫正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关心与爱护，共同将此项新生事物扶持好。但是，社区矫正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没有瑕疵与弊端的，因而应加强矫正作用的研究，深化对矫正手段地位的认识。其次，倡导与推行社区矫正，不应该一味地否定监狱（禁）矫正，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监狱（禁）矫正具有不可否定的存在价值，同时也是配合社区矫正的威慑力量与调剂措施，二者之间应当取长补短，共筑惩罚与改造罪犯的矫正大堤。再次，我国的社区矫正是初步的，与世界各国社区矫正制度相比较，属于“初级阶段”，因此对社区矫正的“利”和试点的“成功”，并不能反映未来全面展开的社区矫正工作就能体现得出来或者实现得了。此外，我们必须还从哲理的角度看到：（1）社区矫正利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没有必要回避矛盾，害怕揭示弊端，而应该深入地研究社区矫正利弊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条件及其变化发展规律。兴“利”抑“弊”。（2）社区矫正的利弊是复杂多样的，其利与弊不是一元的、孤立的，而是多元整体的，因此，应系统全面地看问题，切忌片面与主观。（3）社区矫正的利弊是有层次的，不仅有宏观的整体的一般共性利弊，而且还有各个社区矫正项目种类的特殊类型利弊，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只有将不同层次的社区矫正的利弊认识清楚，才能更科学地进行分类、监督、分类教育，类型化、个别化的帮助与教育，从而更有的放矢的搞好各项社区矫正工作。（4）社区矫正的利弊是相对的，社区矫正根本性的利（社区开放性、人道性、资源整合性），同时也是它的最大的弊，正如监狱（禁）矫正一样，监狱封闭性、集中性、强制性是监狱矫正最大的利，同时也是其最大的弊。（5）社区矫正的利弊是变化的，基于不同的刑罚目的与刑事政策的指导与制约，社区矫正的利弊是可以转变的。在报应刑时代，监狱（禁）矫正的封闭型、强制性正好体现了刑罚的惩罚、报应以及剥夺罪犯犯罪能力的目的与要求。然而在教育刑时代，单纯的监禁则有悖教育改造罪犯的刑罚目的的实现，及其宽容、人道的刑事政策的要求。同理，在单纯强调教育和个别预防犯罪的目的时期，社区矫正的开放性是合理与时尚的，但在报应与预防相结合的折衷刑时代，社区矫正就有失报应的内涵要求，因此应强化社区矫正项目的惩罚力度，增加严格监管的内容，以体现社会的正义要求和刑事政策发展变化的需要与限制。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重大转型时期，同时也是gpt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高犯罪增长期，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这就有必要在实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结合中国国情的实际，同时紧随国际社区矫正领域的科学发展走向，走出一条扬社区矫正之利，克社区矫正之短，既能体现社区矫正的人道性、经济性、再社会化教育性，又能体现刑罚应有的惩罚、报应，使社区矫正在刑罚宽严相济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体现出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