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动物权利 道德权利 法律权利 动物福利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1-021-02
2009年9月18日,我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向社会公布,这是我国首部动物福利性质的非正式法律文稿,动物权利再次受到社会关注。支持动物权利的学者认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法律权利主体范围的扩展及监护或代理制度的设置等为动物法律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理由。但对这些理由需要深入考究。
一、道德权利不等同于法律权利
有学者认为,环境伦理学为动物的权利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持,为其最终上升为法律权利提供了前提。①笔者认为,“动物权利”一词首先出现在环境伦理学领域,对其应作道德意义上的理解。我国著名环境伦理学者余谋昌认为:“当我们涉及生态伦理学时,可以认为它既包含科学,又包含信仰,因为它是作为科学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但又包含崇拜生命的敬仰。”②环境伦理学者将动物的道德权利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讨论,提倡赋予动物法律主体资格,并未考虑和理解权利的法学意义。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过渡关系,二者性质不同。首先,从产生方式看,道德权利产生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约定俗成共同行为准则,而法律权利除来自风俗习惯外,很大一部分由人为立法产生;其次,从内容看,道德权利义务内容因人因地而异,衡量标准模糊不确定,而法律权利义务的内容是明确一致的;最后,从保护方式看,道德权利里被保护是通过舆论力量以及行为人内心的道德自省实现,而法律权利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WWw.133229.cOm在道德层面谈及动物,是依靠人们的道德自律来实现的,而法律强制力显然超出了道德自律范围。
二、动物作为权利主体—“主客二分”法律结构下之不能
有学者建议立法赋予动物法律权利主体(或类主体)地位,这在传统的“主客二分”法律结构下难以实现。参加任何法律关系都必须具有权利能力,参加某些特定类型的法律关系除了要具有权利能力之外,还必须具有行为能力。③而动物却不具有权利能力。首先,在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只有自然人、法人以及国家(特殊情况下),而物、人身利益、精神产品、行为等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指向对象。我国在理论与实践中一直都将动物当作“物”看待,例如,前些年出现的清华学生向熊泼硫酸的行为被定性为“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德国民法典》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受特别法的保护。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对于动物使用有关物所确定的有效规则。”有学者引用该条规定的第一句来否定动物是法律上的“物”而应是“主体”,这是对该条文的误读,即把条文肢解后的部分独立进行理解,而没有从整体上把握条文的意义。作为私法,《德国民法典》的真正意图是说明,动物在私法的范围内是一个活物(livingthing),而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拥有的无生命“物”;作为活物,它应该得到符合法律规定的对待……必须保证动物被当作一个活着的物及具有一定思维和创造能力的伙伴来对待,对待的措施不应不利于动物物种和感受的保护。④从此看出,德国法律仍将动物视为物,但将动物同传统的普通物区分开来,作为特殊的物,适用特殊的法律进行保护。当不存在特殊规定时适用一般物的规定。
动物成为法律主体,其权利和义务之间无法平衡。依法理,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无权利的义务和无义务的权利在平等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几乎不存在。如果动物是与人对等的权利主体,那么无论是人伤害动物抑或动物伤害人,侵权一方都应承担相应责任。然而要求动物承担行为后果却缺乏现实可能性。动物受其自然属性的限制,不能因年龄增长或接受类似人类的教育而形成意思能力,从而也不能形成取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行为能力,这是动物不能实现其权利义务的先天性障碍。进而,有学者主张用现行法律监护制度,将动物作为有限的法律主体来保护其权利。⑤笔者认为,现行监护制度是为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设立的保护其利益的法律制度,要求监护人能够代表并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代理制度的本质在于通过代理人的行为使被代理人承受行为的后果,要求代理关系双方存在法定代理关系或以意思联络为基础的授权代理关系。然而动物与人之间,并没有监护关系以及代理关系的发生原因。人既无法承担起监护动物的责任和法律后果,动物也无法承受被代理行为的后果,动物与人之间也没有可相互理解的法则。人能够体会动物的感觉,只是人根据自身的体验所做的一种“换位思考”。人类永远都不可能证明动物的本意,人无论如何也超不出自己的视野来理解非人类存在物。⑥如果动物权利通过代理制度来实现,动物意志恐怕代表的是代理人的喜恶,其实质也仅在于动物被作为代理人之间意志较量的工具而已。
动物具有法律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会引发一系列难题。例如,动物如何参与诉讼?如果代理人损害了动物的利益,动物何以寻求救济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法律是否也调整同为法律主体的动物之间的“侵权”关系?如果动物具有法律权利,人类还能继续买卖、圈养、屠宰动物吗?除非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动物权利无从谈起。
三、法律主体范围的扩展能否及于动物
法律先后承认奴隶、妇女、儿童、法人、国家的主体地位,但动物并不必然被纳入法律主体扩及的范围。前述法律主体在本质上具有共同特征,即属于人的范畴。奴隶、妇女、儿童本属人类,只是在社会不同阶段其权利受到一定限制。随着人类文明和道德的进步,人类逐渐消去在人内部划分等级的观念。而法人、国家属于人的范畴因其是人类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创设的一种具有“人格”的拟人化特殊主体,能确实被人所控制,体现人的意志,并像人一样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虽然人是由动物演进而来的,人与动物的本源是一致的,但应承认,人经过不断地选择和适应环境,最终发展为一个高级物种。人与动物分离,也正因为人具有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能,有理性、能思考、善言语、会劳动、可直立行走等。在人类社会,人类有自己的行为法则。同时,动物世界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但两者很少甚至没有共通性,人显然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动物身上。例如,我们显然不能用“计划生育”政策来限制动物的生育,也无法使破坏人类财产的动物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正因为存在诸多“不可为”因素,才让动物法律主体地位难以成立。法律终究是人的法律,过分扩大权利的主体范围,可能会造成动物权利对其他权利的侵害。
四、建议——动物法律保护的可行出路
为更好地保护动物而颠覆现行“主客二分”的法律结构,把动物设为法律主体未必能得偿所愿。最明智也最可行的方法是用旧体制去解决新问题,应循序渐进地对现有动物保护法律规定加以完善,以满足动物保护的时代要求。人类保护动物归根结底也不在于是否赋予动物法律主体地位,本质上是靠法律制度规制人的行为,强调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
第一,修订、完善我国相关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扩大保护范围,增加保护内容。就我国而言,动物保护立法存在很大缺陷:一方面体现在保护范围过窄,主要限于野生动物尤其是濒危物种。而对普通动物如不加以保护,其将来也可能濒临灭绝。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立法应体现人类对更多物种的关怀,从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出发,适当扩大动物保护范围,并酌情施以不同的保护力度。这样做既符合道德要求,也符合法律要求,是法律和道德共存并逐渐融合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体现在保护内容单一,我国现有动物保护法律更多地将动物作为一种资源来保护,且只简单地保护动物生命不被杀害或身体不受伤害。应在有关法律中增补对动物福利的保护内容,更关心动物的生理状况和生存条件。
第二,在坚持原有法律框架内可进行适当的创新。我国著名民法学者杨立新创造性地提出:与法律人格对应,可以建立一种多层次的“法律物格”制度,使动物具有高层次的法律物格资格,相应地在法律上对其设置特别的规则,或许更能体现动物在法律上的特别属性以及法律对其所应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⑦
第三,保护动物也应成为法律规定的道德义务,此举并非承认动物对人具有法律权利。奥地利学者凯尔森认为,“法律规范使某人负有对某一别人作一定方式的行为的事实,并不自然就意味着后者有对前者的这种行为的权利”,而“每一个人使个人有义务对另一个人作一定方式行为的法律规范,并不都授予后者以对前者的法律权利”。⑧因此,权利可引起义务,而义务并不可引起权利。在法律中规定人保护动物的义务,基于人类自我反省和自觉基础之上,是人类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创设的义务。
第四,从长远看,应加快我国动物福利立法进程。动物福利立法的实质是将保护动物的义务法律化,使之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法则。前不久公布的我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就是一部保护动物福利性质的法律建议稿,站在维护人类社会总体利益的立场上平衡动物福利和人的利益关系。该稿如能最终成为正式法律文本,将有利于遏制虐待动物的不良风气,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社会公共卫生,在全社会树立关爱动物的良好道德风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风气,最终推动我国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五、结论
解决动物的生存现状最终有赖于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保护动物归根结底是人的道德意识问题,只有了解生命的意义,对生命体现足够的尊重,才会善待动物。赋予动物道德权利,旨在帮助人们形成尊重动物生命的道德意识,建立生态平等的文明意识。人类保护动物并非在于是否承认动物的权利地位,主要还是要解决人自身对动物存在的各种偏见,进行“道德洗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待动物的非道德行为,而法律规制只是一种辅助工具。
编辑整理
注释:
①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39.
②余谋昌.惩罚中的觉悟.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76.
③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187.
④常纪文.动物只能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7).8.
⑤高利红.动物不是物,是什么?.环境法研究网.
⑥许健,沈展昌.动物“权利主体论”质疑.河北法学.2004(1).139.
关键词：野生动物保护；影响因素；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S8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432220
野生动物是维系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与稳定的重要因素，是大自然中最具有生命活力的生物，也是维系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条件。我国的野生动物物种齐全，珍惜和特有种类较多，但地域差异性很大。下文将就其保护问题展开探讨。
1 野生动物保护的影响因素
1.1 高额利益驱使
由于我国很多地区有食用野生动物的习俗，所以很多人认为野生动物的肉比一般食用的肉类营养价值高，有利于人类身体健康，因此，形成了野生动物交易市场。最近几年，食用野生动物的人群不断增长，使得野生动物的交易价格连年上升，另外，野生动物的捕杀成本比较小，也促使一些人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铤而走险。
1.2 保护管理制度不健全
野生动物大多生长在森林，按照现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分配制度来看，森林公安只负责野生动物案件中的刑事案件，但是损害野生动物生活环境的案件属于行政案件，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所以给公安人员的执行带来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在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发现的违法事件，按照现在的管理制度，应该属于工商部门管辖范围，林业部门只能协助调查，给森林公安的执法活动带来很大的不便。
1.3 宣传工作不到位
近年来，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工作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有部分不法分子、交易者的文化素质偏低，对保护野生动物的相关法规不是很了解。另外，一部分人仍然持有食用野生动物的癖好，导致捕杀野生动物的现象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1.4 国际因素
随着我国进入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参与的自由贸易越来越多，然而监管力度却没有及时跟上，导致一些不法分子进行野生动物的走私活动越来越猖獗。使得各国的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受到伤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也认识到了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但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完成保护野生动物的任务，各个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共同合作，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并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行为。
2 保护野生动物的对策
2.1 加强对栖息地的保护
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要坚持合理利用、加强保护、重视发展的原则。防止乱捕乱杀野生动物和乱砍森林，严厉打击特有野生动物进入交易市场，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组织收购和买卖野生动物，不允许在野生动物保护区域进行任何副业。
2.2 完善保护管理制度
森林部门要不断完善保护管理制度，明确各部门和人员的管理任务，并且要建立野生动物保护站，配置上专业的保护野生动物工作人员；加强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团队的建设，建立健全监测机制。比如，在偏远的山区多设立野生动物瘟疫监测点，不断完善野生动物网络监测体系和保护管理制度；加强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教育，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只有不断的完善保护制度才能实现我国野生动物的可持续发展。
2.3 加强宣传力度
森林部门要加强宣传力度，提高民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正确理解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特别是加强对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领导层、滥捕滥杀野生动物者、野生动物市场经营者、食用野生动物者的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报纸、广告等载体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工作，努力提高公众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改变人们的违法餐饮陋习，树立科学健康的饮食习惯，引导公众自觉的保护野生动物。
2.4 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为了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各国都在积极保护野生动物。严格控制野生动物自由贸易，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当前，野生动物境外贸易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和临近各国的生物多样性。各国政府要加强交流、沟通，共同解决野生动物非法出境的问题。同时，加强行政监督，加强对野生动物交易者的处罚，科学的控制野生动物的数量，维护生态系统的安全平稳。
3 结 语
总而言之，野生动物是我国重要的自然资源，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平稳、经济的发展、科学研究的开展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完善对栖息地的保护、规范保护管理制度、加强宣传力度、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等措施，并将这些措施落实到实际的工作中，才能实现野生动物和人类的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1] 张志.浅谈我国野生动物的保护现状与对策[J].景德镇高专学报，2012（06）.
[2] 王云，张峰，孔亚平.我国交通建设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及保护对策[J].交通建设与管理，2010（05）.
1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区域位于云南省中部的哀牢山部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为保护区）的徐家坝地区（24°32′N，102°01′E），海拔2400～2600m。根据哀牢山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站的长期监测资料，研究区域的平均年降雨量为1931mm，旱季、雨季分明，雨季（5～10月）的降雨量占年降雨量的85％左右。哀牢山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保护完好，主要由壳斗科、茶科、樟科和木兰科的树种组成。其中，壳斗科的硬壳柯、木果柯、变色锥，茶科的南洋木荷（Schimanoronhae）、翅柄紫茎（Stewartiapteropetiolata）、云南连蕊茶（Camelliaforrestii），樟科的黄心树（Machilusgamblei）、黄丹木姜子（Litseaelon－gata），木兰科的红花木莲（Manglietiainsignis）、多花含笑（Micheliafloribunda）是乔木层的主要优势种。哀牢山分布着多种区系的森林动物，被称为“动物王国”，是国内动物资源聚集的宝库之一。保护区的鸟、兽类多达460种，两栖爬行动物46种，其中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有黑长臂猿、黑叶猴、灰叶猴、蜂猴、懒猴、熊猴、短尾猴、水鹿、黑麂、穿山甲、苏门羚、斑羚、绿孔雀、云豹、金钱豹、金猫、大灵猫、岩羊、林麝、斑犀鸟、红腹角雉、锦鸡、肉角鸡等。此外还有大量的珍贵经济动物、药用动物和观赏鸟，罕见种的相思鸟、多种画眉、噪眉、太阳鸟、三索锦蛇、眼镜王蛇、黑熊和赤麂等。保护区研究区域毗邻社区为彝族聚集区，主要为王家村和大柏村。社区为典型的以种植业为主的村庄，居民主要收入来源为饲养牲畜、家禽和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为核桃和烤烟）。
2研究方法
2.1调查方法本研究采用实地调查和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保护区以及保护区紧邻的王家村和大柏村进行了调查。2013年10月至12月，项目人员一直在保护区内从事实验工作，对保护区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同时深入保护区毗邻社区进行访谈时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90份问卷调查，回收88份，有效问卷85份。在湿地访问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获取了本次项目调查所需的基础数据。
2.2数据分析认知度＝符合标准数量／样本总数。数据分析采用Excel2003和Origi数据处理软件。
3结果分析
3.1当地社区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显示，保护区紧邻的社区为王家村和大柏村，总人口约为1885人。其中彝族为主要聚居民族占76．5％，其次为汉族和瑶族等。社区居民家庭主体为四口之家，五口之家和六口之家及以上分别占到28．2％和29．4％。社区家庭年收入5000元及以下的家庭占38．8％，5000～10000元占29．4％，10000～20000占9．4％，20000元以上只占到1．2％。在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上，务农占64．7％，外出打工占25．9％，生意或投资占2．4％，其他收入来源占5．9％。
3.2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的认知程度保护区毗邻社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造成了社区居民整体文化程度不高的结果。表1显示，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内的国家保护动植物的认知程度不高，对保护动植物缺少有效认知的比例都超过了1／5。但值得高兴的是，占到1／3的居民对保护区受保护的动植物有较为良好的认知。调查中发现，近两年约62．4％的社区居民没有在保护区周边见过野生保护动物了，见过1种的居民为10．6％，见过两种的为5．9％，见过3种及以上的居民为5．9％。在涉及是否会自觉加入到保护野生动植物行动的调查显示，70．6％的社区居民会自觉加入该行列，11．8％的居民表示不会加入，另有17．6％的居民表示得看实际情况。由于两个社区毗邻保护区，所以野生动物对社区居民农作物的偷食和破坏一直存在。此次调查显示，近两年已经有77．6％的居民的农作物没有被野生动物偷食或破坏，只有22．4％的居民表示农作物依旧受到野生动物的破坏。当农作物受到野生动物破坏后，当地社区居民的态度各异。占75．3％的居民表示会想办法制止这种情况，14．1％的居民表示会置之不理，5．9％的居民会在农作物旁投食其他食物以减少农作物的受害，只有3．5％的居民表示会去捕获这些野生动物。国家对在保护区周边，因部级保护动物的偷食等行为对当地农作物造成损失的，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按照受损程度对农民做出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在调查中，只有35．3％的居民表示了解这一政策法规，一半以上的社区居民都不知道此项政策法规。
3.3社区生产生活与保护区的关系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一些居民在成立保护区之前就一直生活在保护区内。调查显示，占50．6％的居民移栽过保护区里面的野生植物，包括食用植物、中药材、优质树种等。余下49．4％的居民从未移栽过保护区里的野生植物。保护区里拥有丰富的植物种类，这些种类中不乏野生蔬菜、优质中药材、食用菌等。调查显示，有8．2％的区民会定期或不定期的进入保护区森林采摘具有实用和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进入保护区采摘过1种野生植物的居民仅为3．5％，采摘过两种的居民占到31．8，采摘过3种的为2．4％，4种以上的只有3．5％。在对待野生保护动物方面，从未狩猎过的居民占到67．0％，27．1％的居民表示现在已经不再狩猎，而5．9％的居民表示偶尔还会进入保护区狩猎。
3.4保护区管理部门对社区的指导本次调查的两个社区为彝族聚居地，许多家庭饲养了黑山羊、牛等半放养的牲畜，保护区有时候也会成为他们的放牧地点。调查显示，94．1％的居民不会进入保护区放牧，4．7％的居民表示会进入保护区放牧，1．2％的居民会偶尔进入保护区放牧。保护区管理局为保护区的直接管理部门，负责保护区管理和其他的相关事宜。调查中发现，68．2％的居民表示保护区管理局每年会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保护区宣传教育相关活动，15．3％的居民表示没有开展，而16．5％的居民表示从未开展此项活动。在对保护区的相关政策法规的知情情况上，29．4％的居民表示了解一部分，占51．8％的居民表示了解甚少，有18．8％的居民表示完全不知情。因此在对保护区管理局当前的宣传教育活动的满意度上，有18．8％的居民表示不满意，48．2％的居民基本满意，21．2％的居民表示满意，仅有11．8％的居民十分满意。
3.5当地旅游业发展情况保护区目前已经开展了规模适度的生态旅游项目，并在保护区里面修建了观景台和环湖观光道路。在保护区是否应该开展旅游活动的调查中，10．6％的居民认为不应该，40．0％的居民认为应该，49．4％的居民认为应该适度开展。目前保护区里已经没有居民居住，所以保护区发展旅游业之后，毗邻的村庄自然成了为一部分游客提供住宿和餐饮的最佳场所。在村庄是否应该积极参与到保护区旅游开发这一问题上，8．2％的居民认为不应该，28．2％的居民认为应该，而占到63．6％的居民表示听从政府安排即可。村庄积极参与到保护区旅游活动中有多种参与形式，12．9％的居民认为应该积极兴建农家乐；10．6％的居民认为应该修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家庭旅馆；15．3％的居民认为应该打造具有本村庄特色的旅游项目；18．8％的居民则表示听从政府的统一安排；认为应该把修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家庭旅馆和打造具有本村庄特色的旅游项目相结合的占到10．6％；认为应该将兴建农家乐、修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家庭旅馆和打造具有本村庄特色的旅游项目三者相结合的居民占到17．6％。
4讨论分析
4.1提高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的认知度从调查的结果来看，保护区毗邻社区居民对保护区中的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认知度很低，许多无意的破坏源于他们对这些物种的不了解。当地社区为彝族聚居地，居民的总体文化水平不高，很多家庭除了上学的孩子识字外，家庭成员的文盲率很高。但这并不影响对居民的教育，居民世代生活于保护区里或边缘，对保护区的野生动植物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认知体系。在走访中发现，许多年迈的居民他们虽然不识字，但是他们认识和了解保护区里的许多野生动植物，特别是具有药用和经济价值的林间产品。所以，保护区管理局可以利用社区的学校作为教育基地。一方面，充分利用图文并茂的教育手段，加强孩子对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的认知度；另一方面，利用社区居民农闲时间，组织科普宣传教育活动，使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教会居民辨认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增强居民对保护区的认知度。通过此项措施的逐年推进，当地社区定会逐步对保护区产生全新的认识，并慢慢加入到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列中。
4.2科学合理地利用保护区动植物资源保护区独特的地理位置，成就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在众多的动植物资源中，被社区居民广泛利用的为植物资源，大体可分为药材、野生菌类、野生果实、经济林木四类。自然保护区一直沿用传统的“保垒式”保护方式，由于忽略了社区居民的利益，很少取得良好的保护效果。社区居民世代生活于此地，本就依靠仅有的自然资源生存。划为保护区后，由于实行绝对的封闭政策，使得许多居民丧失了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当地社区居民64．7％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务农，8．2％的居民会定期或不定期的进入保护区采摘具有经济价值的林间产品以补贴家用。保护区有超过50％的居民移栽过具有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并且有近10％的居民会定期或不定期的进入保护区采集林间产品，这些表明当地社区和保护区是存在有非常紧密的经济利益链条。保护区南华县管理局在此方面做了许多努力，目前南华县大力推广境内野生食用菌保护工程，社区居民采集野生菌可达30t左右，产值近百万元。这一工程既提高了居民的收入，也极力增强了居民对保护区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因此，保护区在野生动植物资源，特别是野生可食合作。积极联系科研单位，对可利用植物资源进行质量和技术评估，科学合理地引导居民引种和合理采集，既增加居民的收入来源又增强他们对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信心。
理念的转变之一：“动物保护”内涵的扩展
在20世纪的中后期，动物园的功能定位为“休闲娱乐、科研、科普及异地保护”四大功能。其中“休闲娱乐”的功能尤为明显。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选择游玩儿的场所越来越多，“休闲娱乐”的功能已退而求其次。进入21世纪，北京动物园在国内率先提出了“保护教育并举，安全服务并重”的建园理念，并为此努力奋斗。张园长解释到：“所谓的‘保护’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圈养野生动物的保护，二是动物园要积极参与野外保护工作。保护动物园圈养的珍稀动物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对于那些需要特殊饲养要求的动物（例如食虫动物穿山甲）要能够养活它们，这是我们的最低目标。而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物种保护的需求，饲养标准也在逐步提升，从‘养活’动物转为‘养好’动物，也就是使动物寿命接近或高于野外的平均寿命，例如大熊猫在野外的平均寿命不足20岁，通过我们的精心饲养，目前圈养条件下的大熊猫寿命已经可以达到25岁左右，还有很多个体寿命达到了30岁以上。动物寿命的延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野外动物需求的压力。当然，动物保护的更高目标是使得尽可能多的动物在圈养下繁殖，建立可自我维持发展的种群。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为动物园展示提供种源，更重要的是，为那些野外濒危的物种提供了最后庇护所，减缓或避免野外灭绝。在条件成熟时，还可以将它们放回野外。这方面国内外成功的案例举不胜举，例如，我国的麋鹿、野马和朱鹮。”
“参与野外保护是当代动物园的另一项重要使命。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动物园起步较晚，认识和重视的程度都不够。近几年，北京动物园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不但率先带头，而且利用各种机会，在行业内宣传参与野外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北京野鸭湖灰鹤保护课题为起点，先后开展了北京野生鸳鸯、梵净山黔金丝猴保护课题研究，还与白马雪山保护区、无量山长臂猿保护区、陕西濒危动物繁育中心合作进行了物种调查、繁殖技术咨询、饲养技术培训等合作。每年组织技术人员进行野外考察，不但丰富充实了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也为野生动物的保护做出了贡献。”
理念的转变之二：“保护教育”的文化外延
不可否认，教育公众爱护自然，保护动物是动物园的历史使命。但也是每个自然人的责任，只有这样，保护才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才能可持续。动物园如何尽可能多地通过保护教育影响人们的行为，是当代动物园一直思考的问题。他认为，“每个人的兴趣是在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有了兴趣才会有对事物了解的动力。所以北京动物园确立的保护教育思路依次是认识动物、了解动物、保护自然。”园内的动物展示、动物说明牌是认识动物的开始，为了使游客深入了解动物，还建设了很多的动物科普画廊、连续13年举办动物生肖文化展、每个月举办动物主题摄影展、每年举行“爱鸟周”、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周、动物知识夏/冬令营、户外讲解等主题活动。除此之外，还利用网站、媒体进行宣传，进社区、到院校，普及知识，初步形成了具有北京动物园特色的教育活动。这些保教的实践和努力，使来园游客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动物系统知识的熏陶，在认识动物的基础上，同时也了解动物们生存所面临的困境，唤醒人们热爱自然之心，使游客知道，每个人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节约一滴水、一张纸、一度电、少用一次性筷子……都可以直接或间接为动物及其野外栖息地的保护做出贡献，最终激发他们保护动物的行动。
实现理念转变的探索之路
“北京动物园保护教育理念的转变是探索创新的成果。”谈到创新，张园长打开了话匣子：“总结动物片的创新工作，归纳下来包括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推进层次化管理。动物园实行的是三级管理体系，分为决策层、管理层和作业层。这是现代企业通用的管理模式，但三个层次之间如何衔接，恐怕每个单位各不相同。他回忆说，“从动物片走过的经历看，主要是注重了层次化管理，明确不同层次部门的责权，加上过程控制和PDCA的管理模式，每年的工作完成得既快又好。”他还补充说“以上的话听起来似乎耳熟能详，但真正做到并非易事。特别是决策层和管理层，必须找准定位，在其位，谋其政，充分发挥每个部门和员工的职能。”张园长介绍，园管理处每年给动物片下达的动物业务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完成动物“五率”指标、保持展示数量以及保证动物和人员的安全。饲养、管理和兽医部门就是围绕这三项重点工作，年初召开班组长业务研讨会，制定本部门的实施计划，并且将计划分解到每个班组、甚至每个个人；将具体任务分配到每个月、每个季度来保障年度目标的实现；以日历台帐、月/季度联席会议以及专题会的形式，实施过程控制。这种抓大放小的管理思路，使得各级领导腾出了更多的时间思考、处理本人主管的重点工作，也充分调动、发挥了各级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动物片的业务工作步入了有序运转的轨道。
机制创新，探索项目主管制。张园长回忆，早在2005年，兽医院试行了“主管兽医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而饲养队还沿用“队长是司令，技术人员做参谋”的管理模式，技术人员主管一片动物的技术，负责如动物的繁殖、营养、行为等等问题，很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主要原因是主管的范围大，而人的精力和学识有限，技术人员只能是“万金油”。经过反复酝酿和思考，“项目主管制”浮出了水面。这是动物饲养管理体制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创新之处是将技术工作化分为动物丰容、行为训练、饲料营养、繁殖育幼、有害生物防治等项，每个技术人员主管一项技术工作。从原来的“面”上管理转为专项管理，使得他们专业更精细，业务水平更大幅度提升，很快就成为该领域的技术带头人。2012年，饲养队又将“层次化管理”模式引入到“项目主管制”中，把技术项目合并为动物福利、繁殖、营养以及科研四个组。每组由“项目主管一项目助理-技术员”构成，饲养队队长、书记制定项目主管的岗位职责定位，并主持公开竞聘。应聘上的“项目主管”主持项目助理的竞聘，项目助理主持技术员的竞聘，并依次进行隶属管理，进一步完善了饲养技术人员的管理体制。从战术的角度上说，饲养队长这个“司令”身边多了几个业务精细的高参，其业务工作的水平提高可想而知。
技术创新，引入动物福利理念。管理方式和管理机制的创新，对饲养技术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动物饲养理念的全面升华，各级动物管理和作业人员的工作内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2006年起，动物片在原有的工作职责上，陆续增加了动物丰容，动物行为训练和行为观察分析等专项工作内容。
他解释说，“所谓的丰容，就是丰富动物每天的生活内容，改善动物的生活情趣，使得动物心情愉快，身心健康。经常变换饲喂食物、添置动物玩耍器具、种植室内外花草树木……都是丰容的具体措施。”张园长特别指出，“动物园的动物行为训练与马戏团的驯练动物完全不同。我们的动物训练是为了让动物适应管理工作的需要，例如，给动物健康检查，经过训练，就不需要将动物装笼和麻醉了。至于动物行为观察分析，就是要求饲养员像为人父母一样，细致观察动物的一举一动，了解动物的冷暖饥饱、喜怒哀乐，分析、解读动物的生理和心理诉求，并与予满足。”
张园长还将动物饲养管理的实践总结为“医、食、住、行”四个字。“医”和“食”的内涵与我们人类相同，这里的“住”就是为动物创建接近野外的生境，虽然我们还不能百分之百做到，但我们一直为此努力。而“行”是指动物的日常行为，饲养员经过长期观察，通过动物的表情、眼神以及动作可以真正了解动物的“想法”，及时发现异常，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提高动物的福利。
人道主义动物保护伦理在西方由来已久，于今尤甚。从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以来，为了娱乐而进行的斗兽或虐兽行为就被批评为暴行，因为基督教教义认为虐待动物是亵渎上帝的行为，不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在近代，洛克、泰勒和史怀泽等仁慈主义者则从世俗层面主张施加给动物的痛苦是需要加以革除的罪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动物福利论者不仅考虑动物的肉体感受甚至还开始关心动物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笔者把主张动物保护的基督徒、仁慈主义者和动物福利论者归于人道主义立场，是因为他们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基督徒保护动物是因为他们认为残忍对待动物是对神的冒犯，因而会将自己置于神的审判之下。此外，动物作为人类的工具，即使是最不起眼的昆虫和爬行动物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也具有重要的位置和影响，失去它们，将会造成人类“可悲的缺憾”。[1]仁慈主义者关心动物的出发点同样是人本身。他们认为对动物的残忍很容易演变为对他人的残忍。正如康德所言：“如果一条狗长期忠诚地服务于它的主人，当它老得无法继续提供服务时，它的主人应当供养它直至死亡。这样的行为有助于支持我们对人的责任，这是应尽的义务。如果一个人因为他的狗不能再提供服务而杀死它，那么他对狗没有尽到责任，尽管狗无法给出评价，但他的行为是残忍的，而且有损于他相应对人的仁慈。”[2]动物福利论者要求善待动物、人道养殖则通常是出于消费健康或生产效益的考虑。他们认为，动物在应激状况下会因极度恐惧和痛苦，大量分泌肾上腺激素，形成毒素引起肉质下降，从而对食用者健康造成伤害。
自然主义的动物保护伦理的兴起相对晚一些。它兴起的大背景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环境保护运动，所以主张自然主义动物保护的重要伦理学家往往都是极具影响力的环境伦理学家。彼得·辛格在1975年发表的被当做“当代动物权利运动圣经”的《动物的解放》一书中，依据边沁的追求最大限度快乐的功利主义原则，提出动物对痛苦和快乐的感受能力使人类关心和关怀动物具有了道德合理性，从而把用于人际关系的平等原则拓展到人与动物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汤姆·雷根基于康德的道义论，提出动物和人一样拥有成为生活主体的特征，这使得动物也具有了天赋价值，因而赋予了动物一种道德权利。具有天赋价值的动物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人类不能把动物当做实现人类利益的工具，而应该尊重他们的天赋价值，维护它们“不遭受不应遭受的痛苦的权利”。与辛格和雷根从动物个体的感受能力与天赋价值论证动物权利不同，罗尔斯顿从生态系统的价值考虑人对动物的义务。他认为，在生态系统中，痛苦是一种必要的恶，一个坏的善，一种辩证的价值，所以人对动物个体的正确做法是“不要超越（动物生存于其中的）自然去给动物带来过度的痛苦”，更重要的是，伦理要突破只对有机体的关怀，进而将道德关怀扩展到物种甚至是生态系统。[3] 82，188，208类似地，克里考特依据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的整体主义思路，以生物共同体的善作为道德判断的最终价值标准，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视野下来考察人类对动物的应然关系和态度。
与人道主义动物保护伦理不同，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罗尔斯顿及克里考特的理论保护动物、关怀动物的立场出发点不是人本身，而是非人类动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等自然存在。虽然被圈养的动物不能算作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但是动物解放论依据它们的自然生命和苦乐感受能力这样的自然属性，为保护这些动物提供理由。另外，因为这些理论具有另一个共识，即“伦理学从来都要求人们关心那些命运相关的伙伴，但是，如果伦理学把这种关心诉诸于开明的自我利益（一个人总是应该按照自己理智的自我利益来行动），包括物种的整个利益，那么它从来都是不令人信服的”[3]179。故笔者将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罗尔斯顿以及克里考特关于动物保护的理论统称为“自然主义”。
无论是人道主义的还是自然主义的动物保护伦理，都对中国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理论方面，人道主义动物保护伦理的相关著作《敬畏生命》、自然主
动物保护理论的专著《动物解放》分别在1996年和1999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并且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同时，在我国环境伦理学界，两种立场的动物保护理论尤其是自然主义动物保护伦理，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研究（动物解放论者辛格的《实践伦理学》和动物权利论者雷根的《应用伦理学丛书——动物权利研究》分别在2005年和2010年被翻译为中文出版）。
在社会实践中，西方动物保护伦理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公众保护动物的意识和生活方式选择、企业注意动物福利、政府改善国家形象等方面。2004年一份对中国大学生的调查显示，90％的大学生支持保护动物，并且出现了素食主义，在消费上拒绝使用动物皮毛和吃鱼翅等生活方式。这与西方动物保护伦理的传播和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在近期的因为活熊取胆而反对归真堂上市的事件中，动物保护运动者张晓海“（反对活熊取胆和归真堂上市）不是爱心泛滥才搞这个事情，实际上这个工作是在约束人的内心，它是在约束我们人的行为，我们人不能什么事儿都做”的表述，很典型地体现了西方动物福利理论的观点对部分国人的影响。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因为西方动物保护伦理的压力开始将动物福利与国际贸易紧密挂钩，所以如果在生产动物制品的过程中缺乏人道，企业的对外贸易就会碰到贸易壁垒，这也迫使我国的外贸企业和公司在经济生产、贸易过程中践行动物保护理论的基本要求。此外，外国媒体的报道和动物保护伦理的案例分析中常把各种虐待动物行为和中国政府的执政行为及中国人民的整体道德联系起来，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中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与动物保护相关的立法程序，而且西方各种流派的动物保护理论相互激荡争锋，为中国动物保护立法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智力借鉴。 在考察了西方动物保护理论的两大基本立场与主要观点及其对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之后，笔者认为在对西方动物保护理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两方面，我们仍然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追踪和推进研究西方动物保护伦理理论。虽然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发展，但是西方各种流派的动物保护伦理理论仍然不完备，许多问题仍然回答不了。如对于动物拥有哪些道德权利，对经济动物、实验动物、野生动物等不同动物是否应该区别对待以及如何区别对待等问题尚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论证。在动物保护者与归真堂的较量中，归真堂董事张志鋆就记者问到活熊取胆时熊是否疼痛时反问记者：“你怎么知道它痛呢？”许多人认为这击中了动物保护伦理理论的软肋。他们从目前在现代生物科学实验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对人的理解是基于人所共有的人性基础，而人对动物的理解虽然因为二者之间具有动物的共性而部分地可行，但却不能保证完全地可行。[4]但实际上，西方一些动物学家或神经学家与伦理学家的合作研究成果显示，他们关于“动物感受苦乐能力”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5]，但我国基本没有开展这样的研究，对西方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引介也很少。①
另一方面，在研究西方动物保护伦理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深化对传统动物伦理资源的挖掘和诠释。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仁爱无伤思想、道家的道性贵生和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既契合民族心理又蕴含着丰富的动物保护思想。
在动物保护伦理的实践运用和操作中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在政府关于动物保护伦理的立法方面，我们需要而且应该借鉴西方的经验，但是不能忽视中国社会生活领域的具体现实而照搬西方的制度设计。只有有机衔接好立法的技术操作层面与现实层面，才能避免法律因超前而无法实施并最终损害法律的尊严。在企业经济生产方面，我们的动物保护伦理实践也不应当盲目向西方靠拢。我们既需要考虑保护动物，也需要保护相关产业的发展权和生存环境。在公众践行动物保护伦理方面，引导公众提高道德境界善待动物、尊重自然，同时也需要避免西方动物保护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倾向，如志愿者在高速公路上强行拦截运狗车阻止屠杀狗等。参考文献：
［1］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m].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
[2]康德.我们为什么对动物没有责任[m]// 环境与伦理.吴晓东,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64.
[3]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朱松美.“仁慈主义”环境伦理的理论困境及其
哲学突破[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48-52.
人道主义动物保护伦理在西方由来已久，于今尤甚。从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以来，为了娱乐而进行的斗兽或虐兽行为就被批评为暴行，因为基督教教义认为虐待动物是亵渎上帝的行为，不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在近代，洛克、泰勒和史怀泽等仁慈主义者则从世俗层面主张施加给动物的痛苦是需要加以革除的罪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动物福利论者不仅考虑动物的肉体感受甚至还开始关心动物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笔者把主张动物保护的基督徒、仁慈主义者和动物福利论者归于人道主义立场，是因为他们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基督徒保护动物是因为他们认为残忍对待动物是对神的冒犯，因而会将自己置于神的审判之下。此外，动物作为人类的工具，即使是最不起眼的昆虫和爬行动物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也具有重要的位置和影响，失去它们，将会造成人类“可悲的缺憾”。[1]仁慈主义者关心动物的出发点同样是人本身。他们认为对动物的残忍很容易演变为对他人的残忍。正如康德所言：“如果一条狗长期忠诚地服务于它的主人，当它老得无法继续提供服务时，它的主人应当供养它直至死亡。这样的行为有助于支持我们对人的责任，这是应尽的义务。如果一个人因为他的狗不能再提供服务而杀死它，那么他对狗没有尽到责任，尽管狗无法给出评价，但他的行为是残忍的，而且有损于他相应对人的仁慈。”[2]动物福利论者要求善待动物、人道养殖则通常是出于消费健康或生产效益的考虑。他们认为，动物在应激状况下会因极度恐惧和痛苦，大量分泌肾上腺激素，形成毒素引起肉质下降，从而对食用者健康造成伤害。
自然主义的动物保护伦理的兴起相对晚一些。它兴起的大背景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环境保护运动，所以主张自然主义动物保护的重要伦理学家往往都是极具影响力的环境伦理学家。彼得·辛格在1975年发表的被当做“当代动物权利运动圣经”的《动物的解放》一书中，依据边沁的追求最大限度快乐的功利主义原则，提出动物对痛苦和快乐的感受能力使人类关心和关怀动物具有了道德合理性，从而把用于人际关系的平等原则拓展到人与动物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汤姆·雷根基于康德的道义论，提出动物和人一样拥有成为生活主体的特征，这使得动物也具有了天赋价值，因而赋予了动物一种道德权利。具有天赋价值的动物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人类不能把动物当做实现人类利益的工具，而应该尊重他们的天赋价值，维护它们“不遭受不应遭受的痛苦的权利”。与辛格和雷根从动物个体的感受能力与天赋价值论证动物权利不同，罗尔斯顿从生态系统的价值考虑人对动物的义务。他认为，在生态系统中，痛苦是一种必要的恶，一个坏的善，一种辩证的价值，所以人对动物个体的正确做法是“不要超越（动物生存于其中的）自然去给动物带来过度的痛苦”，更重要的是，伦理要突破只对有机体的关怀，进而将道德关怀扩展到物种甚至是生态系统。[3] 82，188，208类似地，克里考特依据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的整体主义思路，以生物共同体的善作为道德判断的最终价值标准，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视野下来考察人类对动物的应然关系和态度。
与人道主义动物保护伦理不同，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罗尔斯顿及克里考特的理论保护动物、关怀动物的立场出发点不是人本身，而是非人类动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等自然存在。虽然被圈养的动物不能算作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但是动物解放论依据它们的自然生命和苦乐感受能力这样的自然属性，为保护这些动物提供理由。另外，因为这些理论具有另一个共识，即“伦理学从来都要求人们关心那些命运相关的伙伴，但是，如果伦理学把这种关心诉诸于开明的自我利益（一个人总是应该按照自己理智的自我利益来行动），包括物种的整个利益，那么它从来都是不令人信服的”[3]179。故笔者将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罗尔斯顿以及克里考特关于动物保护的理论统称为“自然主义”。
关键词：动物园；动物保护；公众支持
お
1 引言
动物园是饲养和展示野生动物的公共活动场所,是野生动物迁地(移地)保护的方式之一,它面向公众具有传播动物知识的科普教育作用,也为野生动物的科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平台。动物保护是动物园的主要职责和功能之一,与科研机构、保护区等保护机构相比,动物园在动物保护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动物园是多种动物汇集的场所,野生动物是动物园的主体,也是动物园展示的主要内容。动物园所面对的是广大公众,在参观动物园后,人们可以了解相关的动物知识,为动物保护打下广泛的群众基础。动物园通过饲养并繁殖一定种类、数量的野生动物,可以保存一些在野外濒临灭绝的物种。然而,单纯的依靠官方或政府进行组织是不能充分实现动物园的动物保护功能的,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广大公众的支持,但目前公众不能完全理解动物园的动物保护工作和意义,动物园动物保护领域的公众支持建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保护方与支持方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本文提出了几点动物园动物保护公众支持建立的途径,以期为动物园更好的开展动物保护工作提供一些建议。
2 动物园动物保护功能概述
动物园经营的大背景是全球60多亿人类的存在、活动及其欲望的影响所导致的令人担忧地生物多样性锐减的环境。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消失和破碎、人类蓄意的捕杀行为、与外来物种(包括驯养的和引进的)的竞争、环境污染以及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等等,使得许多野生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了,动物灭绝的速度呈现出快速而大比率的趋势。因此,动物园的任务主旨一直贯穿着保护、教育和研究工作,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休闲娱乐。
作为动物园的基本功能之一,动物保护功能本身就是动物园存在的基础前提,可以说,动物园本身就是动物保护的起始地,其自身就是保护中心,支持许多形式的保护活动。国外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对动物园的存在抱有质疑,正因为动物园具有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功能,是野生动物迁地(移地)保护的一种形式,它的存在才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意义,这也是动物园一直延续至今的意义。动物园的保护工作主要包括适当的捕获动物并进行储备,以此建立一个安全网,防止野外物种的灭绝；维持这种状况并适当地尽可能地引入动物；提升公众的环境意识；为动物保护领域作出显著贡献。
从动物园正式建立并向公众开放以来,到动物园的游览者的数量总是令人惊愕的,动物园确实提供了一个关于认识和保护野生物种的大众教育的显著机会。可以说,“每一位到动物园游览的游客均是一个证明关于保护神奇大自然、自然选择产品以及相关信息的机会┆。”很长一段时间,动物园变得更像是保护公园,将动物在自然状态下进行展示,甚至趋向于与植物及其所在的生境一起让游客观赏其自然习性。但是,大多数到动物园游览的游客只是出于好奇心,主观思想上并没有直接意识到动物园的动物保护功能,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寻找一些途径来传达动物园的有效保护功能。动物园在动物保护领域具有协调作用,动物园的动物保护工作集中于日益需求的以下几个领域,如何对待和照顾动物；游览者及饲养者自身直觉的理解动物的热情；动物园严格执行国家和政府的各项标准并进行实践；坚持动物园自身需求的一系列管理。
3 动物园动物保护的公众支持的建立
3.1 动物园动物保护功能的公众认识
在理解保护这个概念之前,人们需要知道如何定义一个确切的有机体的特征、行为、习性和对其他有机体及环境的影响等等这些概念。进一步说,人们必须学会更好的理解种群的大小,种群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改变及产生改变的原因,之后人们才会重视动物园所面临的困境,才会致力于拯救生物多样性。游客通过学习建立对其他生命的天生的好奇心来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动物园可以通过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性概念的交叉来带动游客学习保护的兴趣。
3.2 公众支持建立的途径
3.2.1 标识牌、解说系统的直接信息传达
所有的动物园都设有对每一种野生动物物种进行介绍和说明的标识牌和解说牌,以便人们在观赏动物的同时正确的了解和认识动物,标识牌和解说系统的设计直观的向公众进行了信息的传达――在自然界除了我们人类,还有许多其他物种的存在,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环境,自然环境并不是我们人类所独有的。
动物园正是通过提供关于物种及其自然习性的知识提升了公众教育并唤醒公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标识牌和解说系统的有效利用依赖于规划设计人员的创意和构思,尽管目前文字类的说明牌、宣传橱窗对游客的吸引力普遍不高,但是通过有趣味性的标识牌和解说系统的展示和说明,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向公众传达保护野生动物的思想。
3.2.2 动物标本馆、自然博物馆和科普馆的主观映象传递
动物标本馆、自然博物馆和科普馆是对动物园里展出动物的补充,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不是所有的物种都能以活的姿态在动物园里进行展示,标本馆、博物馆和科普馆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可以扩大展出动物的种类和丰富度。运用硬、软件先进设备、设施,通过标本、图片、视频以及多媒体进行丰富多彩的生动展示。对比较珍贵的野生动物制作说明图片,对动物园的起源、发展、功能、作用、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入园史、认养动物情况等作简要介绍,让游客在欣赏动物照片的同时阅读文字,使其对不同动物有较全面的了解。充分利用死亡动物毛皮标本、动物骨骼标本、动物内脏标本、动物衍生物及身体某部分组织的标本进行直接的、系统的动物知识介绍。这样游客就能进一步了解动物的生活史和进化史,了解自然创造的万物,在科普教育的同时也能激发公众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热爱之情,从而让公众意识到动物保护的必要性,减少人们滥捕滥杀、嗜食野生动物的行为,增强动物园的吸引力。
3.2.3 动物表演及动物与游客互动的趣味引导
动物表演应该本着向游客传达野生动物的可爱性的思想,动物遵循人类的意愿并模仿人类的一些行为和动作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人类与动物是可以通过某些特殊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的,人类与野生动物并不是敌对的关系,应该是朋友、伙伴关系。
动物园内一些动物与游客互动的项目设置可以增进游客对动物的情感意识,参与性的活动则能够起到很好的互动效果。但前提是这些项目的设计原则应该完全符合保护动物的主旨,在可操作和可控制的前提下进行,游客与动物的亲密接触能让游客体会到动物的可爱之处,引导并唤起游客保护动物的意识。
3.2.4 互联网的宣传和推广
在当今的信息和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是我们广泛而又快速传播信息的手段,动物保护工作同样也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工具。通过互联网,动物园通过提供诸如动物园介绍、物种幸存计划和繁殖培育等案例来描述其保护工作。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尽可能地形成一个庞大的动物园网络,让公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轻易地了解和掌握动物保护信息,并自愿加入到动物保护工作中来。
4 结语
动物园动物保护领域的公众支持建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动物园并不是直接积累保护利润,它只能减少潜在的生物保护发展的困难,其保护能力也是有局限性的,无论是公益性质的动物园还是私营性质的动物园,公众的支持对动物园事业的发展和野生动物的保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动物园只有不断增加引起重视的保护活动和研究领域才能圆满完成其野生动物的迁地(移地)保护工作。
お
参考文献：
张文东.动物园建设与动物保护.林业规划调查,2003,28(1):78~80.
徐国煜.仿生态改造城市动物园.中国农村小康科技,2006(3):32~33.
王兴金.论科普建园――城市动物园的发展策略探讨.野生动物,2003(1):26~29.
Patricia G,Patrick,Catherine E et al.Conservation and education:prominent themes in zoo mission statements.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2007,38(3):53~59.
Mark R Stanley Price.Zoos as a force for conservation: a simple ambition - but how? .Oryx,2005,39(2):109~110.
Rob Thomas.Internal drive vs.external directive: the delivery of conservation through zoo-based research-a response to Rees.Oryx,2005,39(2):134.
Jeffrey A McNeely.Zoos in the 21st Century: catalysts for conservation? .Oryx,2008,42(1):155~156.
“走了10年上层路线失败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决定独自走下层路线。”2012年2月5日晚上，解焱犹豫再三，最后终于选择通过网络和媒体发出呼吁，她向自己熟悉的媒体记者发去了邮件，并且更新的自己的微博。她希望推迟可能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被投票通过的《自然遗产保护法》审议。幸运的是，她的意见通过2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作为提案提交给了全国政协，该法案的审议也如其希望地顺延。
瘦弱的身材、文质彬彬的气质，熟悉解焱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办事谨慎、不爱张扬的人，而这次通过网络和媒体的方式反对一部法律的审议进程，她戏称自己是“以卵击石、螳臂当车”。
“现在我别无选择要做一件事，就是促成中国的《保护地法》。”解焱认为，理想的《保护地法》，应该涵盖所有需要保护的区域，作为基本法提供保护的标准和要求，并设立独立的监督部门，对保护地管理进行监督。而目前的现实是，各种保护地由不同部门分管，例如，风景名胜区属于水利部，地质公园属于国土资源部，湿地、森林等属于林业部，各部门按照自己的方法方式管理保护地，但其管理效果全凭自觉，缺乏有效监督。
在解焱的搜狐博客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从小热爱大自然和生命。愿意为维护大自然的美丽和生机奉献一生。”
解焱从小在美丽的大凉山出生，保留下了对大自然发在内心的热爱。考大学时，她报了十多个志愿，除了一个是应用数学之外，全部都是生物学。最终她如愿以偿地进入南京大学的生物系动物学专业学习。毕业前两个星期黄山野外实习给她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回忆，“我以为我会像珍妮・古道尔那样，这辈子待在野外研究动物。”解焱说。
直到199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汪松教授的研究组，她才陆陆续续学到很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知识。
2005年7月，解焱开始担任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主任，领导WCS开展对西部地区藏羚羊、马可波罗羊等濒危有蹄类动物、东北地区东北虎、长江中下游地区扬子鳄和斑鳖的保护工作，以及华南地区减少野生动物消费和控制野生动物贸易的有关工作。这些年来，她一直在尽其所能地保护野生动物。
目前，学术界有关动物道德地位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与之相应的两套理论体系一一动物权利论(Animal Right)和动物福利论(AnimaI WeIfare)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西方，关于动物保护的这些概念是有着严格区别的，但在国内却经常被混淆使用。因此，正确理解这几个概念对于我们了解国际，国内动物保护的现状是很有必要的。
国际动物保护理论日趋成熟
在谈及动物权利论之前，不能不提到动物解放理论。动物解放理论是一种极容易与权利论相混淆的理论。动物解放论的代表人物――彼得・辛格和动物权利论的代表人物――汤姆・睿根一起被视为当代动物保护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两个理论因为其前沿的论断和相近的名称而一度被统称为动物权利论，实际上，二者的理论基础完全不同。
1975年，彼得・辛格以《动物解放》一书拉开了当代动物保护运动的序幕。他所倡导的动物解放论被称为功利主义动物伦理学，即追求净快乐或偏好满足的最大化。他认为，除了人类的偏好，我们还应该把动物的偏好公平地计算进来，以求达到最好的综合结果；当行为能够导致最好的综合结果时，它就是正确的，否则便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应当避免那些伤害动物甚于帮助人类的行为，即使人们由于给予动物更好的待遇而受到损害，动物所获得的利益还是要远远大于人们受到的损害。这样一平衡，综合结果便达到最好。因此，解放动物、倡导素食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行为。
动物权利论的代表人物是汤姆・睿根，他认为动物同人类一样是“生活的主体”(至少哺乳动物和鸟类是如此)，是能够体验到福利的有意识的存在物，因而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用于达到目的手段。从权利论的角度看，所有的生活主体都平等地拥有天赋价值，都应该被平等地对待。人类不能仅仅因为个人或社会能从动物身上获利，就侵犯和伤害它们的身体或限制它们的自由，甚至剥夺动物的生命。因此，动物权利论主张废除主义，即包括衣食、医学以及科学在内的所有对动物体的使用行为都应该停止。
可以看出，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均对人类在动物身上的使用行为进行了谴责。在这两套理论的支持者当中，很多都是高度自律的“素食主义者”，但双方的道德论据是不同的。辛格没有提出动物权利的主张，他的理论是功利主义的，关注的是行为的结果一一对动物的使用所带来的害处大于它所带来的益处。比如，在他看来，我们应该停止动物试验，因为试验施加给动物的痛苦远远超过它们可能带来的任何好处。而睿根则认为，所有的动物使用都应该被废止，原因是它侵犯了有感觉动物的权利，是不道德的。
如果说动物解放论和动物福利论因为其超前性和激进性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被公众接受的话，那么动物福利论无疑是一种相对缓和且具有可行性的理论。该理论主张人类可以利用动物，但是应该合理人道地利用。即，在动物的繁殖、饲养、运输、表演、实验、展示、陪伴、工作、治疗、捕杀和宰杀等过程中，要尽可能减少其痛苦。国际上，动物福利观念已经被普遍理解为让动物享有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生活无恐惧感和悲伤感的自由以及表达天性的自由，这五个自由也是动物福利保护的五个基本原则。由此看出，动物福利论的核心思想是满足动物的基本需要，减少动物不必要的痛苦。
因此，动物解放、动物权利、动物福利三个概念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前二者相对来说更为激进和超前。了解到这一点，现实生活中一些动物保护行为的出发点就会很容易地区分开来。
我国动物福利势在必行
目前，国外一些老牌动物保护组织和政府大多支持动物福利的观点，并强调加强立法为动物提供更好照顾。这也正在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而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这次我国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建议稿)就是在向这一趋势靠拢。
在动物保护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一直存在很大差距，关于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的理论更是近些年才从西方引进。关于动物保护问题的认识，国内的专家学者们也有诸多分歧。如清华大学赵南元教授认为动物福利不宜提倡，因为每一项权利都是对他人义务的规定。如果赋予动物权利，那么它们就是只有权利而不承担任何义务的一部分“人”，而另一部分“人类”却白白承担了义务而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利，这是不公平的。在有人质疑“现在人的权利还顾及不过来，哪有时间和资源去维护动物的权利”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宗则认为，事实可能恰恰相反，维护动物权利将会促进对人的权利的维护。经过多年的争论，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建议稿)终于出台，虽然其最终能否被有关部门采纳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但这毕竟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已经意识到了关注动物福利的重大意义。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动物福利同国际贸易挂钩，如果我们不对动物福利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国的肉类、中药等商品将在国际贸易中遭遇巨大障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保护动物，善待生命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待动物的态度如何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