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化工的区别第1篇

【关键词】艺术类；高校；学生社区化；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7-0232-01

普通高等院校社区是近些年中国高等院校教育机制变革与高等院校勤务管理社会化协同发展的产物，日趋大众化的以大学寝室为基本团体的大学社区，已经成为大学活动的重要场地。其一系列的变化已经引发许多学者的热切关注。

一、艺术类高校学生社区化管理模式构建的设想、内容及组织

（一）总体设想。目前，已经有一部分高等院校开展完全学分制和导生制，尽可能满足学生自主择课的要求，并且勤务管理的组建已拥有较高水平，依据学生要求组成一系列教育，消除了按班为集体，学院科系直接管理学生的体制，建成许多学生社区，把学生寝室当成基础，分片管理，组成学生团体――学生宿舍――楼层――寝室的社区化管理模式，建立具有某种级别的学生组织，导师制与社区制相互促进，多角度对学生进行管理。

（二）具体内容。新学期伊始，可以依据专业性质安排寝室，同一专业的学生尽可能分配在一个楼层。在校期间，所有寝室都要选出寝室长，每个楼层选出一名负责人，分别负责学生的各项事宜。

每栋宿舍楼分别设立一系列的组织、领导团体，要有专门的办公室，配备受过培训的专职人员，安排各项工作，包括文艺、卫生等，特别是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思想品德健康工作。

多栋公寓与之相匹配的食堂、活动场地等都设定相应的管理机构，直接受学生发展教育部领导，他们有责任领导学生团体的各项工作，强化管理信息系统及各个学院之间的联系，全面形成一个完整的社区团体。学生发展教育部下层分别成立自己的工作组织，也要依据学生的要求明确自身职责，做到分工明确、尽其所能。

大学生的培训、指导工作应该由专业教师带领完成，教师不仅要在知识方面对学生进行指导，还要和学生所在的社区进行联络，一起为学生服务，提高其学习能力与道德教育。

（三）基本组织。有些高等院校已经把思想政治工作带进学生宿舍，但其依旧把学生工作处作为组织机构，把各个专业的辅导员作为学生的领导集体，这些规范、形式化的程序不利于学生工作的开展以及学生的发展。

以上的高校教育改革机制都是由学生来带头领导，成立了一系列管理部门，专门管理社区内学生的生活以及道德健康教育工作。社区管理委员会是由分散到各处管理学生工作的学校领导与学生处、校团委、党工部、后勤处、保卫处负责人，以及各院系分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书记组成。

二、构建艺术类高校学生社区化管理模式的对策

第一，转换原有观点，形成严格的服务意识与责任制意识。不论学院、系别、班级，如果在一个楼层居住，或是在同一个社区工作，就应该把他们纳入到自己的服务范围之内。要按照社区、寝室号，合理分配服务区，不要落下一个学生，尽可能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

第二，充分形成优质的学生社区服务体系，完善社区秩序。要经过多种手段强化对社区服务意识的宣传，使社区的服务功能、生活气息、学习氛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不断强化社区队伍，形成强而有力的后备军，为其匹配充足的管理服务人员、道德健康教育工作人员，规定他们立足社区、服务社区，为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生活能力打下坚实基础。还应该配备社区专门管理人员，以完成社区监督管理、值班等机制，做到真正的社区，最高效的服务组织。

第四，在社区文化活动方面，对一些活动的组织要认真研究，以期达到最好效果，使学生每天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高校不仅要重视社区内的活动场地、道具等硬件设施，还要拥有网络等软件设施，使学校社区成为高效的人才培养基地。

第五，着重培养社区服务队伍建设。在社区活动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保证学生的主体地位，把服务工作放在激发学生的主体地位上，做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本意识。

化学与化工的区别第2篇

环境风险是通过环境介质进行传播的对人类生存环境产生破坏作用与不利后果的事件发生概率，化工企业由于涉及众多的危险化学品、化工工艺，存在着较大的环境风险，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规范化工企业中的生产行为可以降低环境风险概率，我们这里探讨的环境风险评估即是利用化工企业生产所依赖的基础学科知识（例如生态学、生态毒理学、环境学等等）与数学计算方法来鉴别化工企业生产运转过程或区域开发行为中的环境风险类别、初始条件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与影响程度，其综合评估的价值体现为识别价值、应急价值、伦理价值三个重要层面。第一识别价值，化工企业的环境风险评估是对环境风险的预先识别，例如对企业主要物料进行物质风险识别，包括有毒物质、易爆物质与易燃物质等，在此基础上检测各生产装置的反应过程，即生产设施识别，例如反应装置、管道装置、输送装置等等，最后确定企业的环境风险范围与类型，一个简单的储存设备泄漏可能会促使有害气体扩散，遇到明火是否会发生爆炸等次生灾难，火灾过后的消防废水污染等等。通过物质、设备类型与范围等识别来预估环境风险的等级。第二应急价值，在化工企业生产中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案尤为重要，而应急响应与能力保障的前提即是环境风险评估，环境风险评估可促使企业提前做好对重大危险源与最大可信事故的准备工作，例如根据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事先设置液位、压力、温度、自动调节与信号报警装置等等，最大限度地控制突发事件的恶化程度，减轻事故影响。同时，化工企业生产依靠环境风险评估中的事故影响分析来展开工作，例如评估结果表明氨气泄漏会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向大气扩散，其扩散条件是氨气浓度峰值达到某个数值，那么在一定时间内的应急措施之一便是使氨气累积的浓度处于某个数值之下。第三伦理价值，化工企业生产的环境风险评估不仅可以通过推理、计算与模型等科学依据来反映生产过程的客观现实，还能建立相关的风险标准和技术规范，大大地减少企业运行的不确定性，从而起到保护员工、生态环境以及公共财产安全的重要作用，是化工企业职业道德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伦理体现。

2化工企业生产的环境风险评估体系

化工企业生产的环境风险评估体系包括目标层、项目层以及因素层面三部分，其中目标层是指化工企业生产的环境风险评估对象，一般是风险源评估、人员安全评估、管理评估以及环境评估；项目层是对目标层（评估对象）评估的事项拓展，例如风险源评估包括企业化学品储存量、种类、毒性危害、易燃易爆以及腐蚀性等储运项目评估；危险物质产品、生产设备装置、工艺过程等生产项目评估；监控系统与工艺参数安全等辅助型工程系统项目评估等等。人员安全评估包括人员操作环境与安全意识评估两部分，当前较多化工企业比较注重人员的操作安全评估，忽略对人员安全意识的评估项目，这是环境风险评估系统的大忌。管理评估则应囊括环境影响评估、环保规定与认证的执行评估、应急预案评估以及次生性污染防护评估等等；环境评估则主要表现在环境敏感性与自然灾害判断两个方面。除此之外，因素层是对项目层的重要补充因素，往往是特别强调的评估对象，也是化工企业生产容易遗漏的评估对象，例如风险源中储运系统评估往往对罐区或库区所在的场所缺乏严格评估，人们平时看到的化工企业粉尘爆炸主要不是化学品自身的爆炸事件，而是罐区或库区场所的废弃反应，这就提醒了我们储罐油料、运输及进料方式乃至化学品转移的场地因素都是环境风险评估的重要对象，“它们可能会成为连锁效应的起始点或继发性事故的单元之一”，因此生产运行项目评估中也不能忘记生产过程的废弃物、停车装置，人员项目评估中暴露在企业生产环境外的人群比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化工企业生产的环境风险评估应加入对管理系统评估的环保投资比例考察，一般人认为环境风险评估重在评估风险，但应注意到化工企业环境成本的控制同样包含在内，可以说没有环境成本控制就没有环境风险评估，所有的风险评估项目都要进入企业的成本核算中去，不与环境成本控制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无法被实践。

3化工企业生产的环境风险评估实践

化学与化工的区别第3篇

[关键词]招工难；就业不足；产城互动；产业集聚区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3.013

2009年，河南省正式将产业集聚区确立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战略突破口。经过几年的发展，产业集聚区在促进河南省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河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河南省产业集聚区2013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 700.26亿元，同比增长26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31 263.81 亿元，同比增长19.8%；实际利用外资7633亿美元，同比增长19.2%；高技术产业和高成长性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分别为28.2%和21.7%；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348.8万人。[1]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河南省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有力推动了产业集聚发展与农民转移就业，促进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但是，从优化发展的角度看，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在推进产城互动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如在一些县域存在着“招工难”与“就业不足”的逻辑悖论。本文拟就此进行剖析和讨论，以引起相关方面的关注。

一、 产生“招工难”与“就业不足”逻辑悖论的原因分析

笔者在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情况的调研中发现，河南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在产业与就业支撑方面存在着“招工难”与“就业不足”的逻辑悖论[2]。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出现“招工难”意味着当地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人口的工业化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在一些县域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招工难” 与“就业不足”并存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既与现有劳动力储备无法满足短期内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结构不适应等因素有关，也与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有关。

1.现阶段的劳动力供应状况是造成这一逻辑悖论的客观原因

（1）农村现有可用劳动力数量有限，难以满足产业集聚区短期内大量增加的劳动力需求。一方面，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打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目前，滞留在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男性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已经很少。一些青壮年妇女劳动力则由于城镇化水平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社会化服务水平差等原因，被养老扶幼等家庭劳动所牵绊，难以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近年来河南省各地特别是县域产业集聚区引进的大型项目多是劳动密集型项目，其在短期内对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是当地可用劳动力储备无法满足的。虽然劳动力供求关系紧张、出现招工难，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2）省内新增就业机会对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的吸引力有限。河南省是劳务输出大省，目前，外出务工仍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笔者调研发现，2013年，鹤壁市外出务工人员为25万人，新乡市外出务工人员超过141万人，孟州市外出务工人员为5.6万人。鹤壁、新乡、孟州三地外出务工人员分别是本地产业集聚区就业人员的1.4倍、3.5倍和1.1倍。这说明本地非农就业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力仍显不足。而且出于对收入水平、文化娱乐环境、发展前景等方面的考量，省内新增就业机会对外出务工人员特别是有一定学历、掌握了相应技能的新生代务工人员的吸引力不强，其回流的兴趣不大。近年来河南省各地产业集聚区的发展较快，特别是富士康等超强劳动密集型大企业在郑州、济源、南阳等地的建厂、投产，短时间内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招工自然会面临较大的压力。

（3）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合理。河南是人口大省，劳动力供给总量相对是比较大的，但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合理。河南省又是农业大省工业化水平低，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滞后，熟练劳动力、技工供给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高水平的管理、营销、研发人才也相对短缺。这种情况使入驻的新企业出现招工难的现象，这已经成为制约产业集聚区升级的瓶颈。

2.河南省产业集聚区规划上的不足和项目选择方面的偏差是造成这一逻辑悖论的主观原因

目前，河南省每一个县级城市均至少有一个省级产业集聚区。按照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构建“三大体系”的载体，产业集聚区不仅要发展非农产业，还要通过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集聚人口，通过产城互动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3]而且，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整个市场竞争环境来看，工业的空间集聚发展尤其是产业集群的培育，是提升产业竞争力与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由之路。但从发展现状来看，河南省一些县市对产业集聚区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重视不够，“工业至上”“项目至上”的观念仍然较为普遍，一些产业集聚区只是被作为工业集中的载体和承接产业转移的平台，为城镇发展提供载体的意识不强。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整体规划存在“重产轻城”倾向，“产城一体”规划不到位。产业集聚区建设与城镇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实现“产城互动”发展，在规划环节就需要按照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做到“三规合一” “产城一体”，即实现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之间的精准衔接，进而实现“产城一体”发展。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河南省有一部分县市较好地落实了“三规合一”，在产业集聚区建设过程中从就业培训、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对促进产业集聚区务工人员市民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现了产业集聚区与城市建设之间的无缝对接和联动发展。一方面，通过产业集聚发展，强化了城市的产业支撑，增加了就业岗位，带动起城市的繁荣；另一方面，通过城市功能完善实现了人口安居和人口集聚，进一步为产业集聚区实现职工安居乐业、降低职工流失率、保持良好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等提供了保障。

但也有一些地方对产城互动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行动不自觉，或者行动与认识脱节，出现了重产业集聚区建设而轻城镇化建设的倾向，集聚区与城市发展仍处在相对脱节的状态，既没有实现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间的相互衔接，也没有把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与新城开发、老城区改造统一规划、统筹推进，有一些产业集聚区甚至远离城区。在时间短促、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必然制约产城互动发展。一方面难以实现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对产业集聚区的自然延伸和覆盖，产业集聚区难以得到可持续的劳动力供应，出现招工难和职工流失率高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导致城区缺乏产业和就业支撑，阻碍一些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2）集聚区的产业规划存在“重规模、轻集聚”现象，弱化了对新型城镇化的带动力。基于河南省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日益严峻的客观现实，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四集一转”的要求，即企业（项目）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以产业集聚区搭建起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有效载体。这一要求对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提升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调查发现，由于河南省对各个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发展的统筹规划和指导不够，各地的产业集聚区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普遍存在“重规模轻集聚”的现象。

一方面，多数产业集聚区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扩大空间规模，一些产业集聚区出现了一区两园甚至三园（各个园区之间空间距离相对较远）的情况，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土地闲置的情况也比较突出。据统计，目前全省产业集聚区闲置土地2 335.68亩，圈地2 967亩。[4]这并不符合通过产业集聚区推进产业集群集聚、人口集中和城镇化的初衷。

另一方面，有一部分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不突出，产业链条短。据调查统计，2013年河南省180个产业集聚区中，主导产业投资占比超过50%的达到70个以上，有相当一部分产业集聚区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优势的主导产业，提升产业集聚区竞争力和对城镇化带动力的效果比较显著。[5]但是各个产业集聚区之间的差异较大，一些产业集聚区由于招商引资的针对性不强，不仅在引进龙头企业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引进企业之间的关联性不强，没有形成配套与协同效应。这种以集中代替集聚的做法，必然导致产业集聚区或者没有主导产业或者主导产业过多过宽，形不成特色和规模。2013年，河南省有26个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增加值占比不足20%。[5]还有一些产业集聚区虽然已经形成了主导产业，甚至主导产业比较突出，但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前端和价值链的低端，高技术产品数量还不多，产业素质和经济效益还比较低，研发平台、研发团队还比较薄弱，集群发展的创新驱动能力不足。主导产业不突出，产业链条短，不仅直接影响到产业集聚区自身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也使其带动城镇化发展的作用大打折扣。

（3）项目选择方面存在“重大轻小”现象，没有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推进城镇化方面的作用。不少产业集聚区在招商引资、项目引进方面主要强调投资规模，倾向于投资大、产值高、税收多的大项目。2012年，河南省180个产业集聚区营业收入2.47万亿元，从业人员299万人，平均82.6万元的营业收入才吸纳1名就业人员，远高于37.3万元/人的全国平均水平。[4]2013年河南省的平均水平是89.63万元吸纳1名就业人员，仍然处于较高水平。[6]这说明河南省的产业集聚区在招“大商”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一个产业的发展而言，没有大的龙头企业是不行的，但是从产业发展规律和产业集聚区的培育来看，产业在一个区域的持续发展仅仅靠少数几个大企业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众多中小企业尤其是根植于本地的中小企业的配套、支撑与竞争。

笔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外来投资者对河南省的政府服务和投资环境整体上是比较满意的，但80%以上的投资客商认为河南省的项目配套能力还不能满足需要。这一点已经成为引进大项目的制约因素。这表明，河南省的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政策也需要反思。现有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政策实际上遏制了本地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受投资规模、投资强度等方面的门槛限制，目前入驻产业集聚区的多是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中小企业比例较小，而实际上恰恰是中小企业对解决就业、推进城镇化的帮助更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把绝大多数建设用地集中到产业集聚区使用，中小企业在产业集聚区之外发展又面临无法得到建设用地的窘境。这种情况不利于产业集群的培育和长远发展，更不利于就业的增加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二、促进产业集聚区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河南省的新型城镇化既“慢不得”，更“急不得”，应结合河南省的产业和就业基础及其发展趋势，积极稳妥地推进产业集聚区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

虽然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河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产业与就业基础已经具备，但具体到县级城市，其产业与就业支撑仍然较弱，“集产业、聚人口”仍然是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条件、先决条件。客观条件决定了河南省必须坚决贯彻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强化产业集聚区“新型城镇化主载体”的战略定位，切实发挥产业集聚区在集聚产业、创造就业、吸纳人口等方面的关键作用，通过产业发展与就业创造来促进、带动城镇化进程，通过产业集聚区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7]

1.进一步强化产业集聚区“集产业、聚人口”、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载体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广大人民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城镇化来实现，所以产业发展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创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手段。因此，应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持“产业为基、就业为本”的思想，切实把指导思想从“重工轻城”转向“城工并重”，从“工业项目至上”转向“产业与就业并重”“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并重”，从而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扩大消费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产业集聚区应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在增强产业发展活力、创造就业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产业集聚区应在准入门槛等方面为中小企业的入驻放宽条件，并通过建设多层厂房、成立创业孵化园、给予金融和政策扶持等多种形式的措施来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扶持本地的小规模创业活动。

3.产业集聚区在空间规划方面应更加强调集聚

城镇化的本质是人口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城市只有具备一定规模的人口才能产生相应的城市功能，而人口的空间集聚又必须以产业的空间集聚为基础。从产业发展与市场竞争的规律来看，过于分散、规模过小的产业难以产生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其市场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也是有限的，无法对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形成持续、有效的支撑。因此，不管是从产业发展、人口集聚来看，还是从城镇化的推进来看，产业集聚区都应更加强调空间集聚。

4.形成互动协调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强化产业集聚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促进产业集聚区与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各地的资源禀赋状况不同，产业发展基础也不同，在产业集聚区的建设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规划设计，强化产业集聚区之间的分工协作，避免在一般性项目引进方面的自相竞争，以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要注意2点：一是各个产业集聚区要有针对性地引进缺失链条，补强薄弱链条，提升关键链条，特别要注重对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等环节的引进，从而进一步完善产业集聚区的产业链条；二是为了有效解决一些产业集聚区在引进项目上存在的乱象，应在全省形成互动协调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通过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形成意向性项目在省内合理流动的机制和平台，保证引进项目在最佳地点完美落地。借鉴广东等地的经验，主要应通过GDP分成和税收分成等办法在项目引进、落地等环节形成利益分享机制，促使项目在省内顺畅流动，促进各个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的形成，通过产业集聚区的升级来促进其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5.在制度与政策上应加快产业集聚区就业人员的市民化进程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产业集聚区内村庄改造与就业人员转户进城的进展相对缓慢。为加快市民化进程，应清除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的制度障碍，统筹协调户籍、社会保障、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应按照《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率先在产业集聚区就业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实现保留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宅基地使用权不变、原有集体财产权益不变，并积极探索农民上述3种权益的变现形式，以解决农民转户进城的后顾之忧，弥补农民转户进城的个人成本，提高其融入城市的能力，使其既愿意进城又能够进城。

6.实行差别化政策和差别化管理，实现对产业集聚区管理的精细化

由于各个产业集聚区在所处的区位、拥有的资源、基础配套设施、产业结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面临的制约因素和发展前景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故指望180个产业集聚区能够成为带动河南省经济发展的180个“罗汉”是不现实的，对全省180个产业集聚区实行无差别的管理也显然会失之偏颇。从现实情况出发，实行差别化政策和差别化管理有利于避免同质竞争和重复建设，有利于实现产业集聚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建议按照产业集聚区的区位优势、产业状况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将180个产业集聚区划分为优先发展类、重点发展类、调整组合类3个大类别，对其分别实施差别化政策。强力支持和推进那些实力强、产业结构优化、对城镇化带动作用突出的优先发展类产业集聚区加快发展；对那些产业基础较好、对城镇化带动作用比较显著、具有一定发展前景的重点发展类产业集聚区提供重点支持和扶持；对那些实力弱、产业集聚水平低、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对城镇化带动作用较差的产业集聚区则要实行调整组合，对问题特别突出的少数产业集聚区要下决心尽快淘汰，以整合出宝贵的资源为优先发展类和重点发展类产业集聚区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7.多举措保障产业集聚区对员工多层次的需求

为了解决目前存在的“招工难”问题，应当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其一，加快培养、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要引导省内高等学校优化调整专业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重点为产业集聚区培养中高端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同时要加大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力度。在人才流动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要依据各个产业集聚区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状况，制定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战略，从国外和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引进各类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鼓励对口人才以兼职、培训讲学、调研访问等多种方式为集聚区所用。

其二，要对河南省现有各类职业技术教育培训资源进行整合和提升。要依据各个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机构的区域布局、专业设置等情况，对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培训经费与实际培训人数挂钩等措施，推动政府购买服务，扩大熟练工、高级技工培训规模。同时，要推动各类院校特别是技工学校与产业集聚区重点用工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有针对性地调整专业设置，开展订单、定向、定岗培训，联合共建实习和实训基地，采用“工学交替”模式安排学生顶岗实习。

其三，强化对返乡农民工的回流就业培训。要依托县、乡（镇）劳动保障平台建立返乡农民工工作台账，增加继续教育和培训投入，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回流就业培训、社保接续等服务。同时，要建立全省统一的产业集聚区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就业服务工作机制，及时人力资源供求信息，加强用工监测和政策指导。

其四，在产业集聚区建立“一站式”就业服务机构。各个产业集聚区均应设立就业服务窗口，在技能培训、用工推荐、招聘、社会保险等方面提供“一站式”服务。

8.进一步完善产业集聚区的考核评价体系

科学的发展理念需要科学高效的考核体系来保障。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在产业集聚区的建设过程中要切实纠正单纯追求投资增长速度和GDP增长速度的偏向，把主导产业发展、产业竞争力提升、品牌培育、就业创造与就业人员市民化等指标作为产业集聚区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硬指标来考核，引导各级政府按照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思路来发展产业集聚区、推进新型城镇化。

[参考文献]

[1]

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2013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司[EB/OL].（2014-02-28）[2014-03-08].http：///News.aspx？id=10108.

[2]宋伟.新型城镇化需强化产业聚集区的载体作用[N].河南日报，2013-07-10（10）.

[3]王发曾.中原经济区的“三化”协调发展之路[J].人文地理，2012（3）：55.

[4]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发展报告（2012）[R].郑州：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2013.

[5]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发展研究报告[R].郑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2014.

化学与化工的区别第4篇

〔关键词〕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多截面时间序列数据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1003808

一、引言

劳动力参与率是反映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利用状况的重要指标。对中国劳动力参与率的区域比较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受资料限制，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1982年和1990年的经济活动人口未包含失业人口。另外，因官方公布的经济活动人口包括了那些虽达到退休年龄但仍在工作的人，因此，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若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作分母，必将高估劳动力参与率；若以15岁以上人口作分母，则会低估劳动力参与率。粗略估算，按上述两种口径计算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差约6—10个百分点。因很难从现就业统计数据中剔除老年从业人口，因此，从吻合劳动力参与率的内涵考虑，本文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采用第一种计算方法。长期低于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这里的六大区域划分与《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相一致。其中，华北区包括京、津、冀、晋、蒙；东北区包括辽、吉、黑；华东区包括沪、苏、浙、皖、闽、赣、鲁；中南华南区包括豫、湘、鄂、粤、桂、琼；西南区包括渝、蜀、贵、云、藏；西北区包括陕、甘、青、宁、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虽然也呈现同步下降态势，但低于其他区域的程度不仅未缩小，而且与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西南区的差距还有一定程度扩大。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这一结果？以及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和程度如何？是本文欲重点探讨的问题。统计资料显示，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时间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不过，考虑到经济体制转型前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致因相对简单，且缺乏连续而完整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经济体制转型后，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

劳动力参与率一般受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因素影响。金剑[1-2]和裴丽霞[3]等人从宏观层面的研究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劳动就业管理制度、低水平的社会生产力、青年人就业早而达到退休年龄者退出就业迟、不完善且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滞后的教育观念以及女性劳动者的高参与水平，是中国劳动力参与率长期较高的致因，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失业率上升则诱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陆铭和葛苏勤[4]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归因于经济体制转轨、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上升和教育发展。丁仁船[5]肯定了经济体制变革对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镇非劳动参与人口增加和失业率上升也是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致因。Tansel[6]研究了失业率对土耳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失业率对失业者劳动力参与具有沮丧效应（discouraging effect）。张车伟和吴要武[7]以及蔡昉和王美艳[8]的研究认为，在劳动力供过于求和城镇失业较严重情况下，那些长期找不到工作的人因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而那些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则因就业机会减少或就业报酬预期降低而延迟进入，结果导致经济活动人口相对减少。因此，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加重特别是较高的失业率是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主因。马忠东等[9]认为，教育可通过延长在校时间而将劳动力参与强度降为零，受教育者毕业后可提高劳动力参与强度，教育对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参与有显著作用。Bloom等[10]以及Aaronson等[11]的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而影响劳动力参与率。虽然现有成果并未论及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这一问题，甚至对劳动力参与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效应也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其对本文的借鉴意义却不言而喻。

二、模型设计、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取和模型设计

基于本文研究目的，这里筛选出老年人口比重、总抚养比、经济增长率、工业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大学招生率、城镇失业率和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分别代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劳动力人口社会经济负担、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劳动者收入水平、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城镇失业和经济体制变迁，研究这些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为避免同期内生问题，这里用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来代表城镇失业率。另外，考虑到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是与其他区域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对较高而言的，因而需要将东北地区与其他区域置于同一框架内来讨论。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就业人口采用区域内城乡就业人数，失业人口采用城镇失业人口（它是上年末城镇未解决就业的登记失业人数与本年度失业人数及下岗职工数之和，减去本年度解决就业的失业人数和下岗职工数），劳动年龄人口按15—64岁，由历年人口抽样数据计算得到。计算失业率时，就业人口采用城镇就业人数，失业人口与计算劳动力参与率一致时，它实际为城镇失业率。城镇失业率虽高于城镇登记失业率，但可能低于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增强经济增长的区域可比性，本文以2000年价格为基准，对各省市不同年份的GDP进行指数平减，并以此计算不同年份各区域的GDP和经济增长率。

老年人口比重是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总抚养比是一种名义抚养比，可反映某区域一定时期劳动力人口的社会经济负担状况。

工业化率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是表征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状况的指标，既可反映各区域的产业配置和发展情况，也可反映一定时期产业改造和结构调整给区域产业和部门结构以及就业带来的影响。

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对就业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讲，区域平均工资水平越高，对劳动者就业的吸引力越大；区域平均工资水平越低，对劳动者就业的吸引力越小。

大学招生率是某区域某年度升入大学人数占该区域该年度高中毕业人数的百分比。因获取每年各区域升入大学数据比较困难，这里以区域内每年高等学校招生数来替代。其结果可能会因某区域大学较多，对区域外招生规模较大，而导致比重偏高，甚至超过100%，像华北区和东北地区个别年份即出现了此类问题。但考虑到多数大学均侧重在本区域或邻近区域招生，其对研究结果虽有影响，一般不会太大。

非国有企业资产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比重是反映不同区域经济市场化进程快慢的重要指标，它是一定时期某区域非国有企业总资产（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减去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与集体工业企业总资产之和后的总资产）占该时期该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比率。一般来讲，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越高，区域经济体的市场化进程越快；反之，则市场化进程越慢。

本文的基础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因《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均未提供1995年分地区的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和2006年分地区的就业人口数据，为保证数据连续性，本文进行了数据内插处理。受资料可获得性和完整性限制，除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项外，其余变量使用的数据时段均为1995—2009年；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数据时段分别为1994—2008年和1993—2007年。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对各变量数据序列的描述性统计表明，各变量的数据序列均具较高集中度，不过，考虑到截面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为避免伪回归现象，本文对各变量的截面时序数据进行了Fisher-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截面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经一阶差分后，各变量的截面时间序列在5%水平上均为平稳序列，表明各变量的截面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的。

基于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从减少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考虑，本文用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回归。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工业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城镇失业率滞后项均不显著（模型I），但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渐次消去未通过t检验的城镇失业率滞后二期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两变量后，其余解释变量均顺利通过t检验，由此得到回归模型Ⅱ，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回归模型I和模型Ⅱ均具较高拟合优度，且模型的F值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而且，对回归模型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模型I和模型II的Fisher-ADF值均在5%水平上显著，即两模型均是平稳的，可用于劳动力参与率影响效应的分析。此外，对模型Ⅱ与模型Ⅰ的比较发现，虽然模型Ⅱ舍弃掉了两个自变量，但其拟合优度变化不大，且F值有所提高，即是说，模型Ⅱ总体上优于模型Ⅰ。

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老年人口比重、大学招生率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显著负效应，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及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均会拉低劳动力参与率，这与Bloom等[10]和马忠东等[9]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经济增长率、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总抚养比对劳动力参与率有显著正效应，经济增长、经济体制市场化变迁、城镇职工平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劳动力人口经济负担加重，均会拉高劳动力参与率，这与国内学者的观点[4-5]不完全相同。工业化率及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虽然在模型I中对劳动力参与率不具显著影响，但在模型II中，工业化率对劳动力参与率有显著正效应，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则表现为显著负效应，也就是说，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会拉高劳动力参与率，城镇失业率升高则会滞后地拉低劳动力参与率。城镇失业率滞后二期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均不显著。

四、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原因分析

为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各因素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本文将研究时段划分为1993—1998年、1999—2003年和2004—2009年三个分时段，如此划分时段的原因，一是考虑到1999年为全国高等学校扩招的起始年，高校扩招使各区域大学招生率迅速提高；二是考虑到2003年10月国家批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而且始于2001年的辽宁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在2003年基本结束，2004年国务院批准在吉林和黑龙江启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从全时段（1995—2009年）和分时段两个层面展开讨论。

（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

从人口年龄结构演变趋势看，近20年东北地区正值人口快速老龄化时期，2003年前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还低于除西北区外的其他区域，2004年后则超过华北区和中南华南区。从全时段看，东北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除华北和西北区外的其他区域（如表2所示），而由于老年人口比重对劳动力参与率有显著负效应，即人口老龄化可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而降低劳动力参与率[10-11]，因此，1995—2009年老年人口比重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和西北区表现为正贡献率，而对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西南区则为负贡献率（如表3所示）。这说明，人口老龄化只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和西北区有影响。

从总抚养比的全时段和分时段比较来看，东北地区均明显低于其他区域（如表2所示），较低的总抚养比使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比其他区域平均低了45%—112%（如表3所示）。而通过将总抚养比分解为抚养少儿比和抚养老年比后发现，东北地区的总抚养比较低主要因其抚养少儿比较低所致，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东北地区的名义总抚养比，而且实际总抚养比（定义为每百名经济活动人口所抚养的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数），均低于其他区域。因为无论从全时段还是分时段的抚养少儿比，东北地区均显著低于其他区域，而扶养老年比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则相对较小，这表明，就总抚养比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影响而言，起关键作用的是抚养少儿比而非抚养老年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东北地区的抚养少儿比明显低于其他区域，与其人口出生率长期低于、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长期高于其他区域有关。通过人口出生率的区域比较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一直低于其他区域，这种较低的人口出生率，既表征了东北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显著成效，也对其抚养少儿比甚至总抚养比形成了直接影响。此外，受出生率持续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共同影响，东北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则保持了较高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维持在71%—78%，比其他区域平均高出35—72个百分点。可见，计划生育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在带来少儿人口持续减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同时，也对劳动力人口的抚养比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东北地区的抚养少儿比和总抚养比长期低于其他区域，进而，这种低抚养比又成为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直接且重要的原因。

（二）经济体制转型和城镇失业的影响

东北地区是中国传统的老工业基地，也是重化工业和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最集中、机制和观念受计划体制禁锢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基于战略和原有工业基础的产业安排，造就了东北地区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在推动东北地区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一方面，因重化工业固有的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较高要求，以及国有工业企业用工制度的僵化及国有工业企业就业容量的有限性，而将大量城镇劳动者拒于国有企业之外；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长期从事缺乏竞争、无风险且知识技能较单一工作的结果，又使员工养成了被动、随遇而安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较强专用性的人力资本[12]。从改革开放到经济体制转型初的十几年中，在华南和华东区的私营经济迅速成长壮大的同时，东北地区的私营经济却成长缓慢。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94年东北地区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企业资产仅占区域内规模以上企业总资产的1269%，显著低于华东区（2234%）和中南华南区（2796%）。从分区域市场化进程来看，受传统观念和计划体制等影响，2003年前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既慢于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华北区，也慢于西南区和西北区。2003年后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战略的实施，在为东北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激活了其经济活力，加速了其市场化进程，2003—2009年间东北地区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提高了1750%。但总体来看，由于经济体制转型之初东北地区的初始市场化水平较低，加之其后很长一段时期提高缓慢，东北地区的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虽高于西北区，却远低于华东区、中南华南区，甚至华北区和西南区，并由此导致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率分别比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西南区低了1383%、4150%、3088%和059%。

而且，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有企业改制改革，以及一些资源型城市相继陷入资源枯竭和产业转换升级困境，一方面，东北地区的传统产业，特别是采掘业和传统制造业快速萎缩，大批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因市场适应力差、经营管理不善等纷纷被兼并或破产、倒闭；另一方面，由于接续产业及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未得到充分培育和发展，在传统产业或国有和集体企业大量挤出就业情况下，无法在短期内担负起转移和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重任，加之多数被挤出人员的观念陈旧、知识技能单一，以及社会未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就业培训和指导，因而导致大量城镇职工下岗、失业，致使城镇失业率持续在高位徘徊。资料显示，1993—2003年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企业数从29 695个锐减至7 381个，减幅达7514%；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数则由1993年的53 780个减少到2003年的4 731个，到2009年，国有企业数已从2003年的3 273个减少到1 795个。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城镇工业部门从业人数由1993年的1 22270万人锐减至2009年的41940万人，15年间城镇工业部门从业人数净减80330万人；城镇国有和集体经济单位从业人数由1993年的2 3804万人减少到2003年的85610万人，2004年后有所回升，2009年为1 00240万人，15年间城镇国有和集体经济单位从业人数净减1 378万人。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城镇失业率基本维持在8%以上，最高时接近12%（2004年为1179%），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尽管近十多年来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通过一系列措施有效解决了部分下岗失业者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然而，受持续高失业率影响，一方面，一些长期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失业者，特别是“4050”失业人员因失去就业和再就业信心而沦为“沮丧劳动者”[7-8]，被迫暂时或永久退出劳动领域；另一方面，一些年轻劳动者则迫于就业压力或难以找到满意工作而延迟就业，选择接受更高层次教育或接受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13]。研究表明，1995—2009年东北地区较高城镇失业率的滞后负效应，约使其劳动力参与率分别比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低了562、086、039、155和484个百分点。可见，经济体制转型既通过影响经济运行机制、模式及所有制结构和经济活力而影响劳动力参与率，也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择、就业行为等影响劳动力参与率，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影响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的重要因素。

（三）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受计划体制和传统观念影响，加之重化工业和国有工业企业“一头独大”问题比较严重，20世纪90年代后东北地区经济一度陷于萎靡和发展乏力困境，经济增长长期滞后于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华北区。2003年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使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乏力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到2008年，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率已超越除西南区外的其他区域。不过，因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于除西南区和西北区外的其他区域，加之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正效应，因此，从全时段看，经济增长使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率比华北区、华东区和中南华南区分别低了298、210和110个百分点。

工业化率是区域产业结构状况的具体体现，它的高低和升降变化，既反映了产业发展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三次产业的内部比例关系，也可揭示工业部门内部轻、重工业的结构及其变化，间接反映工业生产的资源配置特征以及对劳动力或资本、技术需求的偏向度，通过影响就业结构和劳动力需求而影响劳动力参与率。长期以来，东北地区较高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是制度安排和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14]，以采掘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重工业部门是其工业化和吸纳城镇就业的主要部门。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原来对行政性资源配置有较大依赖性的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受到了较大冲击，采掘业、传统制造业的不景气甚至快速萎缩，在导致工业部门内部结构特别是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引致了东北地区工业化率一定程度的下降和城镇职工大量下岗、失业。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93年经济体制转型之初东北地区重工业部门产值占整个工业部门的比重为7258%，工业化率为4600%，采掘业和制造业职工人数占城镇职工总数的4871%，到2003年，重工业部门产值占工业部门产值比重上升到8193%，资本密集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工业化率则下降到4427%，采掘业和制造业职工人数占城镇职工的比重降至3236%，重工业企业数也由1993年的29 695个减少到7 381个。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数量的锐减，或采掘业和制造业的快速萎缩，使城镇职工人数10年间减少了90870万人。不过，由于东北地区的工业化率在经历了短暂下降后2003年即重新回复到上升通道，而且，除个别时段（2004—2009年时段和整个时段东北地区的工业化率低于华东区）外，东北地区的工业化率均高于其他区域，因此，较高的工业化率无疑从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与除华东区外的其他区域的差距（工业化率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正效应）。当然，近些年来东北地区工业化率的回升及其对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缩小作用并非孤立的，而是以工业经济重新恢复活力，以及劳动力供给旺盛条件下劳动者特别是“70后”和“80后”新一代劳动者职业技能素质的不断提高为前提的。

（四）城镇职工收入水平的影响

对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区域比较发现，东北地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其他区域。这种较低的工资水平，既与中国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低工资、高福利”模式有关又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不足，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萎缩、萎靡情况下，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因未得到充分培育、发展而无法发挥其在促进就业和调节市场工资率中的作用有关。长期以来，东北地区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一直高于其他区域，而城镇中的劳动者又大多就业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部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稳定、高福利的“一贯制”工作模式，使人们形成了求稳定、图安逸的就业心态和观念。在再就业过程中，多数下岗失业者“非正规部门不找”、“非合意工作不干”的结果，既增加了他们再就业的难度，一些无法在正规部门找到“合意”岗位的人长期处于失业状态，靠拿失业金或低保金生活，也变向抑制了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率的上升，迫使那些为了在正规部门就业竞争中取胜者不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可见，东北地区城镇职工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是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正规部门传统的薪酬模式以及城镇劳动者长期形成的就业观念等密切关联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的贡献率分别为1495%、727%、346%、090%和316%。

（五）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影响

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是教育快速发展的结果，它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从大学招生率的区域比较看，除1995—1998年时段略低于华北区外，其他时段东北地区的大学招生率均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东北地区较高的大学招生率与其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人均拥有大学数量有着密切关系。统计资料显示，1993年东北地区每十万人拥有大学014所，是所有区域人均拥有大学数最多的；虽然2000年后东北地区每十万人拥有大学数略低于华北区，却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若按学龄人口统计，东北地区每十万人拥有大学数量也是全国最多的。相对充裕的高等教育资源，再加上持续较高的城镇失业率和激烈的正规部门就业竞争，是东北地区大学招生率长期高于其他区域的重要前提，而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则进一步提高了其大学招生率，使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的大学招生率基本维持在90%以上。由于大学招生规模扩张具有延迟劳动年龄人口步入经济活动领域的作用，因此，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扩张在迎合人们强烈的接受更多和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暂时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也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研究表明，1995—2009年间，大学招生率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贡献率为780%—2590%。

综上可见，虽然各因素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有着不同影响，但从这些因素对东北地区低于其他区域的综合贡献率看，除西南区略低外，其他区域的综合贡献率均值均在81%以上。从整个研究时段看，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的100%、91%、100%、50%和116%均可通过上述因素得到解释。

五、结论

前文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比重和大学招生率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显著负效应；总抚养比、经济增长率、工业化率、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显著正效应；城镇失业率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显著的滞后一期负效应。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计划生育导致少儿人口相对减少和人口老龄化，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直观且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抚养少儿比偏低导致总抚养比偏低，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直观致因，人口老龄化只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西北区有较大影响。（2）经济体制转型，即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华东区和中南华南区的重要致因，而与经济体制转型、资源枯竭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联的持续、较高的城镇失业率，也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若将其影响与东北地区较高的大学招生率联系起来看，作用会更显著。（3）经济增长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华东区和中南华南区有较低的正贡献率，产业结构调整，即工业化率从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北地区与其他区域劳动力参与率的差距。（4）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具有显著影响。（5）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即大学招生率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重要致因。

基于上述结论，从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就业考虑，今后东北地区应着力加强以下工作：（1）抓住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加速推进市场化进程，大力培育和扶持私营经济和第三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通过培育具有地方和区域优势的接续产业，打造支撑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势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以发展促就业。（2）加快建设城乡和区域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劳动者就业培训和就业咨询服务体系，有效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搜寻成本。（3）抓住劳动力供给旺盛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培训体系，改善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结构，提高劳动者技术技能水平，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4）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展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平的同时，逐步推进失业保险向就业保障转变，通过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来改善劳动者就业状况，为东北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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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化工的区别第5篇

发展的第一要素是人才。因而，壮大凉州群众文化队伍与提高群文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特别是在队伍建设上,加强后备力量的培养和各层次在职人员的培训已经成为我们凉州区群众文化事业发展中非常迫切的问题。因此,培养我区群众文化高层次人才提高人才业务素质就应拓宽思路、创新方式,不仅如此还要建立长效机制，将考核纳入相关文化主管部分的体系。

如借鉴中国戏曲学院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的经验,群文系统也应举办长期性的文化人才研究生班，以此大幅度提高我区群众文化工作者的业务素质与综合素质。特别是对一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人的培养与加强。力争摆脱过去随意性强，社会扶持少，社会培训也少的现实。应大力创建部级非物质文化“凉州贤孝”创承馆，使这一国家非遗项目后继有人，并着力培养健康的承继人。因为，凉州贤孝目前的人群历来都是盲人。因为这一弱势群体只把凉州贤孝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作为一种街头流浪艺人存在着。

这种现实境遇很容易造成后继无人的局面。另外还要搞活农村文化管理机制。一定要把为农村培训文化业务骨干作为我区群众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列入计划之中,鼓励和扶持农民自发组建自乐班（文化社团和演出团队）,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对几个非遗项目如凉州水陆画、攻鼓子、贤孝等项目的业务指导和团队发展作为一个长期的规划，不折不扣地实行好并加强业务指导。特别是要组建武威乃至凉州群众文化学会，以便于起到整合组织引领凉州群众文化的作用。

二、引入多种社会参与方式为凉州群文建设注入活力

以凉州群众文化学会为主导着力应争取群众和民间文艺社团、专业文艺团体、社会机构与艺术院校的参与，如我们可以和河西学院、西北民族学院、西北师范大学艺术系建立广泛参与渠道。同时，还要提供多种方式鼓励有志之士参与，大量吸收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真正开创“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良好局面，使我区群众文化事业繁荣起来，引领时尚、践行我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尽绵薄之力。特别是要以“”敦煌游、丝路行”丝绸之路文化节为契机举办每年一届的“凉州民间文艺大赛”，引入大量社会资本注入其中。不仅如此还要创作大量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特别是专业的群文工作者更应在相声、快板、小品、情景剧、戏剧等方面进行创作一些老百姓喜欢的东西。

我们也知道，搞好群众文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们凉州区的群众文化事业也不例外，同样，需要社会各界从人力、物力、舆论导向等方面积极配合,物别是需要在政府作用与社会力量、社会文化资源、群众文化消费等方面进行整合,从而形成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与,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群众文化繁荣的局面，最终能形成全凉州区自觉支持群众文化事业的良好风尚和发展态势。不仅如此，还要大力创建文化志愿者团队。因为，正如孔子说：“乐之者不如好之者”。只有大量的文化志愿者参与其中，那么我们凉州区的群众文化工作一定能够满足我区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

三、总结

化学与化工的区别第6篇

一、胜利召开四届一次全会，为青联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区委、市青联领导下，成功召开区青联四届一次全会。经推荐、协商形成了由165名委员组成的新一届青联，特别吸纳东二环、**的11家企业高级主管加入青联，提高了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努力将青联建设成为投身区域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民主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全面总结、科学规划了青联工作，确定了“构筑基础，营造氛围，搭建舞台，强化管理”的工作思路。制作了《**》专刊和专题片，设计推出了青联会徽，扩大了青联的社会影响，为青联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服务区域发展，树立了青联组织的良好社会形象

明确重点，投身__经济发展。举办了以东二环和王府井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发展”论坛、“海外上市法律实务与税务筹划风险控制”论坛，组织开展了“动漫产业基地与__发展”、“优化区域发展环境”等专题座谈，不断提高委员对区域经济、专业知识的认识水平，增强对工作实践的指导，引领委员将个人发展融入__发展大局，使创业在__、发展促__成为委员的自觉行动。

培育品牌，服务和谐社区建设。继续深化“阳光?成长”品牌，服务__青少年成长成才。在全体委员的鼎立支持下，截至目前，“阳光?成长”基金已资助贫困青少年1,151人次，发放助学金951,133元。进一步规范“阳光?成长”基金的申报程序，制作了“阳光?成长”行动宣传册，拓展基金募集渠道，同时组织“践行荣辱观?阳光助成长”启动仪式、“品味中国茶文化，共享和谐新生活”家庭科学饮茶知识竞赛、“放眼美国艺术三百年”展览、星光自护冬令营、“网络文明青春公益大讲堂”等系列物质帮助、精神关爱活动，使“阳光?成长”行动始终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在服务青少年、促进和谐社区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了“百名律师进社区”工作，在委员的大力支持下，共联系区内21家律师事务所的48名律师深入社区，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工作。此外，还组织委员积极参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主题宣传、奥林匹克社区建设及双拥共建等公益活动，树立了青联组织的良好社会形象。

三、服务委员发展，增强了青联组织的凝聚力

区青联从多角度、多渠道为委员提供切实的服务，使各位委员对青联组织的感情日益加深，青联组织的凝聚力、感召力不断增强。积极推荐委员参加**市第八届“十大杰出青年”、**市第三届“青年企业家”、第二届“创业青年**贡献奖”、“**创意设计年度青年人物”等评选活动，为具有专业特长优势的委员申请了**市优秀人才培养专项经费资助，推荐2名委员先后参加中印、中韩对外交流活动，推荐经济界别组3名委员加入“**市青年企业家协会”，推荐文体新闻界别组2名委员参加了**市**年青少年公益电影节并出任形象大使，推荐3名委员担任__区政协委员。积极支持委员事业发展,以企信通、青联通讯等形式宣传委员事业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增强了委员对青联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创新活动形式，搭建了委员交流的平台

一是不断丰富活动内容。结合中国传统节日，举办了__青联“迎国庆贺中秋”团拜会、“喜迎**新春团拜会”，营造了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结合青年特点，组织开展了“感受真火镭战，营造和谐青联”团队训练活动，增强了青联委员的团队意识，活动在**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多次播出；此外还开展了三八节参观、教师节观影征文、生日聚会联欢等活动，与外区青联组织开展互动联谊活动，使委员们在友好交流中进一步增进了友谊，增强了青联组织的凝聚力。

二是积极推动界别自转。坚持“主席联系，常委带头，组长负责”制度，加强对各界别组工作的指导，充分发挥各界别组的优势，引导、鼓励各界别组以独立、联合等形式开展活动。港澳台民宗侨界别组开展了宗教场所参观活动；政法界别组开展了“登香山、健体魄”摄影沙龙活动；经济界别一组开展了以“__经济发展”为主题的经济论坛；经济界别二组召开了关于“海外上市法律实务与税务筹划风险控制”专题论坛，特别邀请到加拿大资深海外上市专家和税收实务方面学者进行专题报告；科教界别组开展了名校参观活动；医药卫生界别组开展了联谊活动；部分界别组还尝试联合开展界别组长沙龙活动。通过界别组自转，全面活跃了青联工作。

五、加强自身建设，促进了青联的规范化运转

一是健全组织机制。修订了《**市__区青年联合会工作细则》，制定完善了全委会、常委会、主席会、界别组长会等9项相关制度。先后召开了1次三届老主席联谊会，2次主席会，2次常委会，2次界别组长会，严格执行委员参加青联活动的若干规定，确保了各项制度的落实和青联组织的良好运转。二是加强信息交流。在“青年__”网站开设了青联工作展示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专栏，编发9期青联通讯，同时通过短信平台等渠道，及时各类信息，搭建起委员、组织、社会多元的信息交流平台。制作了具有__青联特色的委员通讯录，为委员们联系交流提供了方便。三是坚持走访委员制度。在重要传统节日和委员生日走访、慰问委员，为委员送去青联组织的问候，四届一次全会以来，已走访委员87人，占委员总数的52.7，并为131位委员送去了生日的温馨祝福，拉近了秘书处与委员的距离。

一年来，在区委、市青联领导下，在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下，青联工作取得了新的发展，在此，我向始终关心、支持__青联发展的各级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全体青联委员致以崇高的敬意！总结工作，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一是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青联工作，才能不断探索新实践，创造新经验，实现新发展。二是要始终坚持用伟大的事业凝聚青年，用竭诚的服务吸引青年，用良好的形象感召青年。三是要充分整合社会资源，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搭建平台。四是要以社会化运作、项目化管理的方式，形成青联事业积聚效应，走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中还存在着差距和不足，比如：在服务区域发展上，视野还不够开阔；在服务委员事业发展上，还不能完全满足委员的需求；在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上，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在界别组建设上，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和完善。

**年工作设想

**年，区青联将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共创和谐的主旋律，进一步调动和发挥青联委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__青联建设成学习型、服务型、和谐型青联，在服务奥运和__经济社会发展中再立新功。

一、建设学习型青联，促进青联事业的持续发展

不断深化学习型组织建设，通过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学习型委员”活动，努力实现组织学习化、学习组织化，实现委员之间、委员与社会之间知识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共享，达到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目的。

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继续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委员学习市第十次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精神，引导青联委员深刻认识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内涵，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进一步明确肩负的历史使命，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实现__区跨越式发展的伟大事业上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青年爱国统一战线。

在青联委员中倡导“学习成才、实践成才”的成才观，引导委员加强科学文化及专业知识学习，全面提升委员综合素质。发挥青联组织联系优势和资源优势，为委员学习创造条件，及时向委员提供学习信息，积极推荐委员参加各类培训。开展与外区县、外省市青联间的互访、交流活动，推荐青联委员参加各类境内外考察访问活动，帮助委员了解国内外科技、经济诸领域的先进成果和经验，不断开阔委员视野。通过举办青年发展论坛、青年文化沙龙等活动，为委员搭建学习交流平台。

二、建设服务型青联，增强委员的社会责任感

不断深化服务型组织建设，在委员中树立“服务社会、体现价值、成就事业”的理念，积极为委员施展才华、服务社会提供舞台，引导委员在服务大局、服务社会中实现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努力把青联的人才优势、智力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积极力量，通过开展“青联委员实践团”、“青联专家服务团”和“社区和谐使者行动”等活动，整合青联资源，引导委员积极投身区域经济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努力实现资源优势与区域发展的对接。

不断拓展和培育服务社会的品牌项目，为委员服务社会搭建桥梁。要围绕奥运会的筹办，引导委员积极参与服务奥运的各项工作，动员委员并带动委员身边的青年加入到奥运志愿者的行列，适时启动“奥运志愿者基金”募集工作，为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做出青联组织的贡献。要深化“阳光?成长”行动，在不断加大对贫困青少年的帮扶力度的同时，拓展项目内容，以“心手紧相连，岗位进家庭”为主题，为下岗失业青年提供就业信息或就业岗位，帮扶下岗失业青年自主创业、自强创业。

参政议政，谏言献策，是青联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反映青年的心声，关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是每一个青联委员的责任和义务。青联委员中的市、区人大代表和市、区政协委员要担当起“青年智囊团”的角色，通过建立青联委员联系青年制度，开展“我为十一五献良策”等活动，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了解青年需求，把握青年脉搏，代表青年意愿。

三、建设和谐型青联，强化委员对青联组织的归属感

不断深化和谐型组织建设，坚持以人为本，以感情为纽带，以活动为手段，不断营造和谐氛围。通过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加强委员间的交流、加深委员间的了解、增进委员间的感情。一是推进各类活动品牌化、项目化建设，注重活动设计、丰富活动类别、增加活动数量、提高工作层次。二是以“主题活动”、“界别组长沙龙”等形式推动界别组活动平衡发展，全面活跃青联工作。

青联组织是青联委员之家，为委员服务是青联组织的重要内容，要在服务委员成长成才和建功立业上，动真情、办好事、求实效，使青联组织成为委员情感的家园和事业的依托；要关注委员身心健康，结合委员兴趣和特长，尝试建立“健身俱乐部”、“文体沙龙”等各类兴趣小组，加大服务委员的力度。

选树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青年典型，积极做好各类青年人才的举荐工作。协助委员争取**市优秀人才培养专项经费资助等项目，加强与人大、政协，区委统战部等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联络，为优秀青年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努力营造激励委员干事业和支持委员干成事业的良好氛围，增强委员对青联组织的归属感。

化学与化工的区别第7篇

【大连理工大学2018年招生计划6260人】大连理工大学2018年招生计划，今年该校面向全国计划招收本科生6260人，其中主校区(含开发区校区)4920人，盘锦校区1340人。主校区(含开发区校区)在辽宁招生1042人，盘锦校区在辽宁招生295人。

作为全国率先开展大类招生与大类培养的高校之一，大连理工大学2018年新增以下按大类招生专业，分别是主校区的建筑类、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含测控技术与仪器)、化工

大连理工大学2018年招生计划，今年该校面向全国计划招收本科生6260人，其中主校区(含开发区校区)4920人，盘锦校区1340人。主校区(含开发区校区)在辽宁招生1042人，盘锦校区在辽宁招生295人。

化学与化工的区别第8篇

关键词：化工园区；环境监测；预警系统；模式分析

中图分类号：X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64（2017）10-0020-02

1 化工园区环境监控预警系统构建重点环节分析

建立以监控环境风险源为对象的在线监控平台，其中，工作人员可以使用监控平成GIS实时信息查询工作，根据监控历史查询与统计的数据情况绘制历史曲线，根据统计信息建立预报警的工作机制。

在高邮市化工园区环境监控分析活动中，工作人员应该积极开展企业雨水在线监控工作，并且对化工园区的接管污水完整情况进行在线监管，有效监管化工园区企业的违规作业和随意排放问题。逐步建成带有VOC在线检测系统的作业区，并且逐步开展厂区废气在线监控工作。在化工园区环境监控工作中，工作人员应该建立重大环境风险源监控体系，认真确定监控范围，并且使用监控技术对风险源进行筛选，确定合理的监控指标，从而科学制定重大环境风险源监控方案。

2 化工园区环境监控预警系统构建分析

2.1 基础环境监控模式建设分析

工作人员应该根据园区生产作业的概况，优化监控预警网络点位的布设情况。努力提升监控预警能力，园区负责人应该积极制定科学的环境监测方案，采购先进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在监控防范的重点区域安装监控设备，对化工园区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等进行有效管理。采用定期抽样检查分析的方式，对化工园区内部及周边土壤、大气和水源质量进行调查取证与化验分析，从而建立有效的环境监控模式。数年来，高邮市环境监测站通过对全市地表水、地下水、环境空气、环境噪声等环境要素的监测，五年来共获得各类监测数据302609个，其中环境质量监测数据239226个，污染源监测数据63383个，具体完成情况见下表1。

在化工园区环境监测预警分析活动中，工作人员应该根据行业类别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监测手段，对采集样本进行认真检验，并且合理评估环境污染情况。在环境监测活动中，进行地理分布查询与统计分析工作，在化工园区环境监控中，技术人员应该做好空间与模型分析工作，积极发挥环境风险源在线平台的监控作用，将化工园区环境监测工作落到实处。

2.2 工业园环境指标动态监控模式设计分析

为了提升高邮市化工园区环境监控质量，工作人员可以利用GISh境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加大环境监控预警系统软件投入与硬件建设的力度，做好环境监控预警系统功能软件的开发工作。

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化工园区环境监测指标的评估与分析，对调查的数据进行收集和储存整理，并且根据数据处理的结果进行动态呈现板块的设计，采用表格呈现、图形展示的方式将监控的情况进行展示，形成对于化工园区环境监测的评价结果。建立工业园环境指标动态监控模式，对工业园区环境污染物的数值变化情况进行实时监控，防止风险和事故的产生。

2.3 重大环境风险源监控方案设计探讨

在高邮市化工园区环境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活动中，工作人员应该做好风险事故类型分析工作，以预防风险事故产生为管理的重点，控制风险物质的泄露与随意排放。建立预警机制的重点是要严格管控生产作业区污染源头的产生，并且将可能发生灾害事故的比例控制在最小水平。建立重大环境风险源监控体系，确定重大环境风险源监控方案。

在化工园区的风险事故预警活动中，工作人员应该采用不同检测方法对不同类型的行业生产进行监测。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业的风险物质监测主要为甲醇、甲醛、二甲胺、EDC（二氯乙烷）等，严格管控这些种类物质的排放，防止它们对于周边环境造成较为不利的影响。主要防止火灾爆炸事故、管道腐蚀等危险化学品泄露对环境造成危害，防止污染物超标排放的问题产生。在化工园区风险物质管理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应该重点对易挥发类物质进行监管，防止由此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现象发生，将化学品生产对环境破坏造成的影响控制在较低水平。易挥发类的物质有酒精、丙酮、醋酸、乙醇乙酯等，在化工园区监控工作中，重点要防范储存装置密闭性破坏造成的火灾、爆炸环境污染问题。在化工园区环境监控预警体系建设活动中，工作人员应该严格做好危险化学品的监控与管理工作，并且根据毒物危害分级的程度，进行火灾危险分类的识别，从而做好厂区环境的管理工作。

3 化工园区危险类物品重点监控环境扩展风险评估模式介绍

在化工园区环境监测中，工作人员应该重点监测高度危害类剧的扩散问题，化工厂作业中危险化学品会生产高度危害的有亚硝酸钠、五硫化二磷类、迭氮化钠类、硫酸二甲酯类和三氯氧磷类化学品，有效监测这些高度危害化学品的逸出情况，严格管控化学逸出品对于环境的影响以及人员的伤害问题。

这类化学品中有的会出现遇湿易燃现象，有的会出现较为严重的酸性腐蚀问题，对这些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作业进行全流程监控，有利于安全生产目标的达成。将化工园区环境监测工作进行细化和分解，根据具体的环境数据指标进行分析，判断化工园区环境污染情况，从而有效指导园区经营人员作出相应的整改操作。根据毒物危害程度分级，对人和环境有中度危害的物质有二乙基硫代磷类物质，对环境有轻度危害性的有氧化剂类产品，主要为双氧水，它们都会对周边的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化工园区生产笨、甲苯、甲醇、氯甲酸乙酯类化学品的危险程度比较高，它们的属于危险类的闪点易燃液体。在化工园区环境监控活动中，做好环境风险源识别工作，并且根据特征污染物和监控因子筛选出敏感的目标，形成较为完善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4 结语

建立科学的化工园区环境监控预警系统，有利于减小生产活动中产生事故的风险，并且对周边环境质量进行有效保护。在化工园区监控方案应用环节，技术人员应该做好重大环境风险源调研工作，负责人应该坚持由一般到特殊的工作方针，从平时监控体系建设到特殊情况监控体系建设进行探讨，努力构建综合性的化工园区环境监控机制。在平时的环境监控中建立科学的数据分析与甄别机制，并且要优化应急调度的工作模式，建立快速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机制。

参考文献

[1]凌虹，孙翔，朱晓东，王惠中，李扬帆.江苏沿海化工快速发展下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模型研究[J]. 生态环境学报，2010.

[2]罗刚，周欢.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化工园区环境应急预警系统研究[J].环境科技，2015，01：45-47+53.

化学与化工的区别第9篇

关键词：混同均衡；文化习俗；内生冲击；理性选择

中图分类号：F24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4-0095-006

就业是民生之本，人口是否充分就业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产和发展，由于充分就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学者非常关注就业问题并对求职者就业选择行为做了相关研究。在前期相关理论研究过程中，Burdett（1978）通过求职者能够自由寻找满意工作条件假设拓展了工作搜寻模型，得出求职者在短期内可以实现职业转换的局部均衡，这一结论为解释劳动力自愿流动提供了依据；Jovanovic（1984）、Mortensen（1985）对影响求职者的其他因素，如劳动保障、工作性质，工作环境等，并利用效用函数进行多因素研究，多哈门（Thomas J. Dohmen.2005）通过实证模型研究了住房占有率与就业率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二者具有正相关的结论。[1-3]我国学者对就业选择行为的研究成果颇丰，如雷蕾（2004）、曾传亮和郑斌（2006）分别讨论了企业结构、经济传导机制、人口政策、住房供给等因素对就业的影响；蔡P（2007）、周勤和吴利华（2008）、朱轶和熊思敏（2009）分别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发育、产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就业的影响[4-6]；马莉莉（2011），岳昌君（2012）、马双等人（2012）、刘宗明和李春琦（2013）分别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割、最低工资、劳动交易成本等因素对就业的影响[7-10]；李树和陈刚（2015）、谢义忠和卢海陵（2016）分别研究了幸福就业效应、就业能力、求职行为等因素对求职者的影响。[11-12]上述学者均对影响求职者就业选择行为的因素做了深入研究，通过梳理，可以发现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未被考虑――不同区域的文化风俗习惯对求职者就业选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假如求职者选择与自己成长风俗习惯有很大差异的区域去工作，前期往往需要很长时间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而适应当地风俗习惯需要成本，但在前期研究过程中关于这个成本对求职者选择行为的影响，一直都未被重视。本文将利用实证分析方法探究我国区域文化习俗差异对求职者理性选择的影响。

一、理论模型分析

（一） 文化习俗差异较大区域的选择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由于过去长期受到交通限制，区域之间交流不畅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区域之间文化习俗差异较大。为了能够进行更加科学的研究并且便于收集数据，文中选择笔者曾经学习和生活过的昆明、合肥两个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昆明和合肥两个区域相距遥远，过去受地理、交通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两个区域之间很难进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交流，导致目前两地在文化、饮食习惯、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文中选择合肥、昆明（分别用A，B表示）两个文化习俗差别较大的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假定两区域之间存在较大文化习俗差别且求职者有一个与此相应的适应性成本等约束条件下，选择合肥、昆明两个城市作为研究区域，运用Thomas J. Dohmen相关理论知识推导出混同均衡方程。通过对混同均衡中的适应性成本分析发现适应性成本是客观存在的，是比较研究不同区域工资的时候需要重点考虑的变量。为了进一步研究适应性成本是否对求职者理性选择产生影响，文中采取合肥、昆明两区域的数据，以就业率和适应性成本为变量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和实证研究最终发现：只要规模性区域之间存在比较大的文化习俗的差别，就业者在异地就业就会a生适应性成本，由于适应性成本的存在，导致不同区域之间就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一致的均衡工资，但会出现混同均衡，混同均衡为研究文化习俗差异是否影响求职者选择就业区域提供了依据。利用混同均衡条件研究发现适应性成本和就业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明适应性成本对就业产生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说明不同区域的文化习俗差异会对求职者的理性选择产生影响。最后进一步通过EMC理论分析发现随着适应性成本逐渐减小，区域文化习俗差别产生的适应性成本对就业影响逐步趋于不明显，区域之间的差别能够在长期内总体逐步趋于均衡，摩擦失业率会降低。总之，协整分析以及EMC理论分析结果为下文的政策建议提供科学依据。[14]

（二）政策建议

1.加强国家文化建设

我国区域辽阔，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封建思想、生活习俗、资源禀赋、基础交通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这些较大的文化差异会影响求职者选择求职区域，最终影响到区域之间人才的自由流动。如果能够坚持传统与创新原则，进一步加强国家文化建设，促进东、中、西部区域之间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相互学习等，最终会使区域文化习俗差异减小到不会产生适应性成本的程度，国家就不会因区域文化明显差异而产生摩擦性失业。因此，加强国家文化建设，缩小文化差距，对促进就业具有重要意义。[15-16]

2.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

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一些中心城市，区域之间不论是高等院校的数量还是办学规模，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都处于劣势地位。如果大多数学生集中在某几个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接受高等教育，那么毕业生经过长期学习生活，很可能会因为适应了就读区域的文化风俗，毕业后选择留在本地就业；而对于那些同样需求大量高校毕业生的欠发达区域和小城市来说，由于受文化习俗、工资等差异的影响，这些区域很难吸引到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的毕业生前来就业，从而就会产生明显的摩擦性失业。因此，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加强高等教育区域交流，将会对毕业生理性求职选择产生深远影响。[17-18]

3.加大中西部地区交通建设

我国由于受到经济、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致使中、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区域之间交通不畅，中、西部交通长期落后最终导致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较大的文化习俗差异，随之导致不同区域之间的适应性成本差异也很大。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提高和交通建设技术的革命性进步，特别是高铁技术的提高，使得我国有实力有技术大力发展中、西部基础交通。因此，国家应该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西部地区之间的交通，用交通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从而缩小不同区域之间文化习俗差异。[19] 4.加大中西部就业创业补贴

由于区域之间文化习俗、工资福利等方面差异的影响，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高校毕业生一般不会选择工资福利较低并和自己生活学习所在地的地方文化习俗差别比较大的中西部地区就业。在这种情况下，东部发达地区及中心城市就业压力很大，而中西部地区却很难招到所需人才，结果导致摩擦性失业产生。为了减少失业率，促进社会充分就业，促使中西部地区能够吸引到更多优秀人才，中西部地区政府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加大对毕业生就业创业补贴力度，使毕业生在异地就业产生的适应性成本得到充分补偿，完善就业创业优惠政策，使毕业生能够尽快在本地落地、成长、发展。这样不仅能够减弱区域文化差异对求职者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而且对促进社会充分就业和当地经济发展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20]

参考文献：

[1]Thomas J. Dohmen. Housing， Mobility and Unemployment[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2005， 35（3）：305C325.

[2]Gerard J， Van den Berg， Geert Ridder. An Empirical Equilibrium Search Model of the Labor Market[J].Econometrica ，1998， 66 （5）：1183C1121.

[3]Lars Ljungqvist ， Thomas J. Sargent. Recursive Macroeconomic Theory[M].The MIT Press，2004，Chapter 5：19.

[4]蔡P.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7）：4-14.

[5]周勤，吴利华.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区域就业差异[J].世界经济，2008，31（1）：78-89.

[6]朱轶，熊思敏.技术进步、产业结变动对我国就业效应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5）：107-119.

[7]马莉萍，岳昌君.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高校毕业生流向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1，（3）：1-7.

[8]岳昌君，杨中超.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结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1年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2，（4）：35-44.

[9]魏下海，余玲铮.我国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与分解的发现[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1）：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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