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 心理学 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1-0042-03
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关系
人类文明开化之初，人文与科学同源共生，和而不同。作为儒学经典的《易传》中存在大量类似“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将人文与科学统合思考的论述。作为先秦儒学教育核心的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和三物（六德、六行、六艺）则体现了将科学寓于人文，以人文为重心的教育思想。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逐渐从人文中分化并独立了出来，成为强势主导学科。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更是彰显了其作为双刃剑的威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描绘了一幅既令人憧憬又令人担忧的画面。科学技术本身价值中立，“科学不断发达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若用伦理上善恶的概念来说，就在于科学是被善用还是被恶用。科学所造成的各种恶果，不能仅用科学本身来根治”。[1]现代科学的昌盛亟须人文的复兴。科学与人文是文明的一体两翼，断其一翼或失其一翼，都不利于文明的整体进步。[2]因此，现代教育应促进科学与人文的共同繁荣，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发展。
科学与人文的思维方式和现实关切点不同：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体现工具理性，人文体现价值理性;科学训练思维，人文涵育情感;科学辨析因果，力图解释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规律，人文评价是非善恶，致力于涵养道德情操和融洽社会关系。[3]因而在人类科学和人文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着鲜明的差异。科学精神是指人类在科学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凝练和升华出来的共同信念与行为规范，它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内容：实事求是、反对臆测的求真精神;独立思考、勇于质疑的批判精神;追求真理、批判谬误的理性精神;开拓创新、涤除僵化的进取精神等。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崇尚人格尊严，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提倡民主，主张平等;肯定人类的生活创造活动及其成果，鼓励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反对神秘主义，高扬理性。[4]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又是相需互发的。人类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不断探索未知世界，利用所发现的客观规律与发明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这是一个以人为出发点，最终又落实于人的过程，亦是人文精神的实现过程。没有人文精神指导的科学实践，最终只会变成没有灵魂的技术狂欢。诚如爱因斯坦所言：“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5]中国哲人也认为真善非二，至真的道理即是至善的准则;即真即善，即善即真;从不离开善而求真，并认为离开求善而专求真，结果只能得妄。[6]
二、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培育的必要性
（一）是提高心理学专业大学生培养质量的必由之路
杨叔子院士指出：“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有科学的基础与科学的精髓;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科学有人文的精神与人文的内涵。”并进一步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就会落后，一打就垮，受人宰割;而没有民族传统，没有人文文化，就会异化，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7]作为未来社会发展和建设的中坚力量，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大学生应该既具有科学素养，又饱含人文精神;既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又具有完善的人格和道德情操。在心理学教学中，只有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充分融会贯通，才能不断提高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的培养质量。
（二）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和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
心理学史家把冯特于187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心理学实验室，把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把学科独立同实验室的建立联系起来有着特殊的考量，就是将心理学定位为自然科学。自此，心理学主要受到科学主义取向的支配，但由于科学主义取向的先天缺陷，其始终为人文主义取向的学者所诟病。这直接导致了心理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野，前者包括内容主义、构造主义、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等，后者包括意动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超个人心理学等。
科学主义取向为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在诸多层面制约了心理学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在心理学领域弥漫着它所带来的“胜利的灾难”。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其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客观主义、定量分析、还原主义以及方法中心。[8]这导致了对心理现象主观属性的忽视、心理整体性的支离、人的尊严与价值感的丧失、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抹杀，其研究视野下的人变成了没有情感、个性和生活的孤立客体，心理学也就变成了“没有心理的科学”。因此，科学主义取向不能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统一范式。人文主义心理学是在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批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其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历史性原则、具体性原则和问题中心原则。人文主义心理学用整体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的心理，强调人生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才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张从精神和社会文化方面去理解人。其人性观和整体心理观弥补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缺陷。但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理论普遍缺乏实证的检验和支持，常被奚落为心理学研究“史前模式”的重现，被诟病为“诗人或哲人的心理学”。因此，人文主义取向亦不可能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统一范式。
诚如马克思主义反对科学主义，倡导科学精神，反对人文主义，倡导人文精神一样。心理学应在人文精神的视野中重视科学研究的价值，在科学精神的规范下实现人文关怀的理想。由于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特殊性，未来心理学在保持自然科学取向的同时，亦将充分体现人文科学的取向;在深化自然科学取向关于“事实世界”研究的同时，亦将继续探索人文科学取向的“价值世界”。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坚持的客观准则、定量分析及其研究方法以及人文主义心理学所强调的内省、移情和理解等主观方法，在未来心理学研究中将通过扬弃实现更加合理地整合。从对人的本质的完整理解和描述到实证的分析研究，再从实证的分析研究到对人的本性的完整理解和描述，应是未来心理学理论构建需要遵循的基本思路。对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协调培育是由心理学兼涉自然和人文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两种研究取向走向融合的必然趋势在心理学专业教学方面的客观要求。
（三）为推动心理学本土化提供人才保障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心理学研究只有充分尊重人的社会性才能更好地进行人文关怀。人类的心理现象固然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但心理现象的文化差异性亦是心理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心理学受益于对科学方法的重视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中国心理学界对心理学的人文研究取向关注不够，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社会形态下个体和群体心理的系统研究不够充分，有影响的本土化心理学理论不多，不能充分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心理学界提出的理论和实践的要求。心理学的本土化需要心理学研究人员自觉推进，更需要在高校心理学教学中培养一批既具有求真务实、严谨规范的科学精神，又具有以问题为中心、关注现实人生的人文精神的高素质心理学从业者，为推动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进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四）心理学实践应用的现实需要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心理学被割裂为科学主义心理学和人文主义心理学，很多心理学从业者也给自己贴上了科学主义取向或人文主义取向的标签。但这样的人为分割在心理学的实践应用中将会充分暴露出其褊狭和幼稚的一面。心理学实践应用问题的解决既需要科学精神倡导的客观、量化和严谨，也需要人文精神高扬的历史性原则、具体性原则和问题中心原则，任何厚此薄彼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高校心理学教学中促进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心理学实践应用的现实需要。
三、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培育的路径
（一）以科学规范人文，以人文引导科学
规范、严谨的科学精神是提高人文实践活动水平和效率的保障。高校心理学教学应注重对大学生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从课题选择、研究设计、数据收集、结果分析和结论概括等方面培养大学生在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从问题解析与表征、理论解释、方案选择和系统思维等方面培养大学生在心理学应用实践中的科学精神。例如在社会心理调查的实践教学中，大学生经常出现研究结论的“过度概括”问题：从某一被试群体获得的研究结论被过度推广到其他被试群体;从某一研究情境做出的结论被过度推广到其他情境。教师应在教学中及时纠正这些有悖科学精神的做法，并以此为切入点塑造学生的科学精神。
人文学科的教育是培养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但如果把人文学科的教育视作人文精神培养的唯一途径，则是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割裂开来，其结果仍然是人文精神的落空。人文精神的培养应寓于各门学科的教学中，在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同时，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在高校心理学专业教学中，教师要强调心理学的研究应该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为中心，在关注研究的信度和内部效度的同时，应该注意提高心理学研究的外部效度和生态效度，以服务人的现实生活为目的，从而塑造学生在心理学学习和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例如在教学中对心理学实验室研究如何体现人文精神，教师就应该启发学生的思考。由于实验室研究强调严格的实验设计和实验控制，因而相对其他研究方法在“科学性”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实验情境是人为创造的，且对变量进行了严格控制，实验情境的真实性因此受到破坏，使被试者的心理与行为表现与自然情境条件下的心理与行为表现相去甚远。这就极大削弱了研究的外部效度，使在实验条件下获得的结果是否仍能从自然情境中获得、是否适用于自然情境成为问题。而心理学实验研究生态化的思想，是以探索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为基础，以服务人的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验室固有的严格性移植到真实环境中去，这是将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有益探索。
（二）问题中心的应用实践教学
问题中心的应用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发展的最直观形象的方法。人的心理与行为活动具有客观规律，这需要运用科学方法加以探索。同时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与物理和化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人是有意识和思想的存在物，既是研究主体，又是研究客体，这就需要以人为中心合理运用内省和移情等主观方法进行探索。在心理学的应用实践中，科学精神是客观、精确和严谨的保证，人文精神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的保证，两者缺一不可。例如在心理咨询的实践教学中，教师要使学生意识到心理咨询工作首先应建立在掌握人心理与行为活动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尊重心理诊断的客观性，重视咨询技术的适用症状范围和干预措施的严谨性，从而保证心理咨询工作的科学性。同时心理咨询师需要注意每个来访者都有其独特的成长经历和环境，每一种心理问题都是主体与环境等各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历史沉淀在来访者身上的具体显现，这就需要以问题为中心，通过倾听、共情等方法进行充分的人文关怀。
（三）将杰出的心理学本土化研究引入教学
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是指对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规律的研究。杰出的本土化研究必然是科学化的精品、民族化和人文化的典范。例如，王登峰关于“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模型”就是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成果中的翘楚，它既注重了研究的科学性，又突出了人的文化差异性，凸显了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精神。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搜集和整理卓越的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成果，在教学过程中从研究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的角度向学生阐述此类研究的价值。
（四）教师教学活动的示范作用
教师的教学活动对学生的专业学习来说是一种更加直接的观察学习过程。在心理学的专业教学中，教师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设计和具体的教学过程应遵循学生专业学习的教育心理规律，依照科学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兴趣;还应充分进行人文关怀，以人为本，把学生当作教育的主体和中心，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索，主动建构知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尊重与融合，对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协调培育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1] 冯天瑜.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三卷）[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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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发展
基于当前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深入研究和正确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的”规定性与“时间的”规定性决定了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做到既继承又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努力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
一、界定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界定还包括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各国后继者继承、发展和实践的，以追求改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达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1]。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必须要从时间与空间双重角度来考量。马克思主义既具有“空间的”规定性，又具有“时间的”规定性。所谓“空间的”规定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即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与具体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实践相结合；所谓“时间的”规定性，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具有当代性[2]。WWw.133229.cOm
笔者认为，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内容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根本立场，基本方法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过程，这种结合的过程应联系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使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真正地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次，从形式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剥去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外衣，使之带有中国的特色，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客体中国化的过程，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应用到解决中国具体实际的一个过程；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在于“化”字上，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相结合，它关注的是“为什么结合，如何结合”的问题。为什么结合的问题，强调的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的问题；另外，如何结合的问题，强调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怎样应用到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当中去[3]。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确立和实施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鲜活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更新历史演进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发展、理论创新以及现实发展的内在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做到既继承又发展。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批判性以及实践性的理论品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内容是要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并且结合具体的国情与时代的特征。
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做到变与不变的统一。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而正是质的规定性确定了它与其他事物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实质。如果抛弃了这一质的规定性，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变的内在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则是变的路径选择。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求解放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新的形势、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坚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变与不变内在统一。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与外在表现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这才能真正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向，避免出现偏离了的所谓的假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外在表现，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宝贵产物。
十七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的”规定性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间的”规定性酝酿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作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时代孕育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代更需要人们不断吸纳新的实践元素，用创新的成果去发展它，用创新的实践去丰富与完善它。任何一个科学体系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要保持住长久的生命力，就必须坚持继承与发展同时并进，做到与时俱进。当代中国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与时代发展的最新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们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立场和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和基本精神，使马克思主义有了永续的生命力。总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时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开放的活的动态的科学体系的过程。
三、坚持与推进相结合的具体要求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之处在于需要做到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要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其具体要求首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持有科学的态度，做到坚信而不迷信。
（一）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求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且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来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另外，还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摘要】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美容医学成为了人们改变和美化自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近年来,进行医学美容的人群呈现出迅猛增长的趋势,同时要求进行美容手术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应该认识到医学美容其目的是要引发出自我心中的美感,而这一目的就使得美容医学和精神医学以及心理学之间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精神医学和心理学不仅是美容医学重要的基础学科,同时心理治疗也是美容医学必要的实践手段。其作用在于对患者进行适当的心理诊断,以及为美容医学提供心理治疗的帮助。
【关键词】美容医学 精神医学 心理治疗
美容医学的目的在于要引发出求美者自我以及他人心中的美感。一些在容貌有缺陷的人,或者是出于特殊的原因对于自己的容貌有焦虑的人,都可以通过美容医学的帮助从而解决他们对于容貌的焦虑心理。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些美容手术的求医者，他们的心理普片来说是复杂的,而他们手术的最终目的在于得到心理上的取悦,从而增加自身的自信心。基于这一点，在进行美容手术之前联合心理学家对这些求医者进行心理的研究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英国的整形外科医生曼切斯特的观点是:“美容整形外科与心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美容外科是要处理人们的情感、心理、社会需要以及渴望??美容外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心理和社会的过程”。
1 精神医学和心理学在美容医学中的地位
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美容医学是以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为基础的一个医学门类,但由于其于具有其他医学学科的不同的目的性,使得其还必须具有其他的重要而独特的基础学科――美学和心理学,或者换种更为确切地说法,人体美学和美容心理学是美容医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用通俗的方法表示,可以把美容医学描述为使用药物、手术刀以及其他的医疗器械来解决求美者的心理问题的学科。但是，由于医学的方法有其巨大的局限性,在许多时候不可能完全实现求美者的理想要求,再加上对于美或丑的界定是因人而异的,不可能完全满足每个人的心理感受。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些求助于医学美容的人，大部分都具有一定的心理问题,倘若遇到一个心理已有严重障碍的求美者,单单使用手术刀手术刀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的,这就需要借助心理学的帮助。在医学美容的治疗过程中,对求美者心理及其人格的把握,要远比对其缺陷的了解来的重要得多,同时,对其心理问题的纠正,也并不比对其外形上的矫正来的简单。
2 精神医学和心理学在美容医学中作用
精神医学和心理学在美容医学中的治疗过程中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心理诊断与心理治疗两个方面。
2.1 心理诊断：美容整形手术,基本上是属于不会威胁到患者生命的不紧急的手术。但这并不表示医生和护士就没有必要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确切的估计。根据以往的研究认为，将要求进行整形美容手术的患者其心理状态大致分为以下五种类型：①合理美容型；②期望过高型；③自卑心理型；④受人鼓动型；⑤适应需要型。
美容医学的目的及性质决定了只进行单纯的对外形的手术治疗而忽视对于求美者的心理状况的诊断是不可能完成好美容医疗的工作的。进行整形美容手术的患者其心理是特殊而复杂的，同时呈现出动态而变化的状态。由于外貌的不完美,使得求美者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较轻者在经过美容手术之后,其状况往往会得到自行的解决,但如果是存在较严重的心理障碍的病人,通常手术是不可能从根本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反而会给医院及医护人员带来许多麻烦。这就使得医生对一些有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的求美者是否可以进行手术的判断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没有精神心理学专家的参与,单凭美容医生是很难做出准确而恰当的判断的。因此,在实施美容手术前对患者进行科学的心理评估，排除不适宜做手术的患者，选择适宜做手术的人群，并调整患者对手术的期望值，能够有效地避免术后的医疗纠纷。
2.2 心理治疗：根据对于美容医学中的心理治疗的总结,认为在整个医护过程中应用的心理治疗技术无非包括了两大类,一类是关心、给与病人以安慰、使患者心安；另一类更为注重对病人的分析、帮助病人确立信心,使病人自信。由于美容受术者相对于其他病人具有更高的心理障碍的发生率,再加上很多求美者从根本上说其对于美的需求是出于病态的动机,因此,十分有必要从心理医学、精神医学上配合美容手术治疗对求美者进行的治疗。
具体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表现：
首先，患者在术前的期望值对于术后的满意度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医师在术前对于降低患者期望值的心理疏导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并且要让患者为术后失望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特别是具有“自恶型”的患者更需医生对其进行重点的疏导。如果不能纠正,宁可不要进行手术。
其次，在术前，大多数患者对手术具有害怕以及顾虑的心理。特别是在临近手术的时后,患者的心理负担会更加加剧,常常会出现心情紧张、焦虑恐惧、坐卧不安、彻夜不眠等状况。美容医师及护士应该针对患者的这一情绪,对其做好心理的疏导工作,使患者心中有数,帮助其消除顾虑和其他不良的心理。
当然，还有一些求术者对美容医生过分信任,在术前的心情过于轻松。这一类患者对于手术的并发症和其他的意外缺乏充分的认识以及心理准备。一旦手术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往往无法对应,会反过来对曾经十分信任的医护人员产生万分的抱怨,因此美容医生必须对手术可能出现的情况向患者做出说明。
美容医学的医护人员既要重视对于外形治疗的整个过程,同时也要关注求医者的心理状况,使求医者在获得满意的术后效果的同时也能帮助他们改善其心理上的问题，从而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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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精神生活质量
分类号 B842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6.07.008
1 引言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如何提升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并有效应对心理压力是一个值得全社会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大学生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是国家重要的储备人才，是国家未来的期望。大学阶段作为一个特殊的时期，是个体心理成长与发展的关键期，其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不仅事关其个人的发展，而且对家庭和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受复杂的家庭、学校和社会因素的影响，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压力问题与精神生活质量状况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公安院校作为具有明确职业定位和鲜明行业色彩的特殊院校，其培养的人才将在未来肩负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执法工作，其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如何，从短期来看，影响着他们在校期间的生活状态，关系着他们的学习生活和教育效果，从长期来看则事关公安院校能否培养出心智健全和专业素养优异的警务人员，能否有效处理心理压力对其规范有效地开展执法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为了了解当前我国对大学生心理压力的研究现状，以“大学生心理压力”为关键词，以中国知网（CNKI）为平台进行精确查询，共获得205篇期刊研究论文。进一步分析这些论文的研究主题可以发现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注重分析当前大学生心理压力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王宇，2007）；二是编制适合大学生特点的心理压力测评工具（车文博，张林，黄冬梅，张旭东，2003）；三是部分论文运用实证调查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当前大学生心理压力的现状（张林，车文博，黎兵，2007）；四是根据大学生心理压力的特点与表现形式，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应对措施与缓解策略（周曼，2010）；五是分析大学生心理压力与其他心理变量的关系，力图分析大学生心理压力作用的心理机制（周林，宋海娟，2013）。为了了解当前我国对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的研究现状，以“大学生精神生活”为关键词，以中国知网（CNKI）为平台进行精确查询，共获得17篇期刊研究论文。进一步分析这些论文的研究主题可以发现，这些论文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分析当前大学生精神生活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温梅，吴子国，赵艳萍，2007；李燕华，2001）；二是采用调查的方法了解当前大学生精神生活的现状（葛操，2000；陈春雷，2012）；三是对大学生精神生活影响、干预和管理方面的研究（李继兵，周小宁，2008；刘春兵，2000）；四是研究大学生精神生活的评价标准（吴子国，路宝剑，赵艳萍，2008）。
当前关于大学生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是：一是研究对象主要是地方大学的大学生，缺乏对公安院校大学生这一独特群体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的研究与分析；二是当前研究偏重于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缺乏基于实证调研的数据统计与分析，相关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值得商榷；三是对大学生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的研究多是分散进行的，缺乏对这两个重要心理变量之间作用机制的研究；四是对大学生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的干预引导策略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对有效缓解大学生心理压力、提升精神生活质量缺乏指导价值。因此，以公安院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的基本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心理压力对精神生活质量的影响效果，在此基础上提出系统化、可操作化的提升策略，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目的
在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明确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的基本内涵，通过实证调研的方法考察当前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的基本现状，分析影响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差异性的主要因素，并深入分析心理压力对精神生活质量的影响效果，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减少大学生心理压力并提升精神生活质量的应对策略。
2.2 研究工具
2.2.1 大学生心理压力问卷
采用崔丽娜（2009）编制的大学生心理危机压力源问卷，该问卷共包括突发性压力（7个题目）、经济压力（6个题目）、就业压力（7个题目）、学业压力（6个题目）和人际关系压力（10个题目）5个维度，共36个题目，问卷采用五点计分。相关编制和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心理危机压力源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0.93，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该问卷可以分为5个维度，且各维度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介于0.80到0.94之间，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各维度的具体内涵如下，“突发性压力”是指一些重大与突发的事件或对大学生具有比较重要意义的压力事件，如重大自然灾害、面临退学、违纪处分、亲友死亡等给大学生造成的心理压力；“经济压力”是指大学生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导致没有足够的学习与生活费用造成的心理压力；“就业压力”是指大学生对就业前景担心产生的心理压力；“学业压力”是指大学生因考试成绩不理想或学习负担沉重导致的心理压力；“人际关系压力”是指大学生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或人际关系紧张而产生的心理压力。
2.2.2 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问卷
采用焦岚博士（2012）编制的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问卷，该问卷共包括价值判断（16个题目）、心理健康（11个题目）、生命质量（6个题目）、幸福体验（4个题目）和心理成长（3个题目）5个维度，共40个题目，问卷采用5点计分。相关编制和研究结果表明，5个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介于0.83～0.90之间，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0.91，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x2/df为2.04，IFI、GFI、NFI和RMSEA分别为0.92、0.90、0.86和0.04，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各维度的具体内涵如下，“价值判断”是指大学生对自我价值方面的价值追求、价值认知和社会价值方面的社会期望与社会比较；“心理健康”是指大学生协调发展方面的认知水平、情绪反应及社会适应方面的适应能力、人际关系；“生命质量”是指大学生涉及生存质量方面的身体健康、生命活力及劳动质量方面的劳动能力、劳动效率；“幸福体验”是指大学生主观体验方面的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及客观体验方面的幸福指数、幸福比较；“心理成长”是指大学生心理成熟方面的认知统一、人格完善及心理创造方面的内心生活、心理环境。
2.3 调查程序
采取整群抽样法对某公安院校大一到大四各年级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229名，剔除无效问卷22名，获得有效问卷207名，问卷有效率为90.4%。所调查公安院校大学生的基本情况详见下文的具体研究。
2.4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18.0）对录入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具体的数据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F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的基本状况
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得分的均分为2.00，这说明从总体上来看，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从心理压力各具体维度的得分，介于1.85～2.15之间，其中得分最高的维度为“就业压力”，为2.15，得分最低的维度为“突发性压力”，为1.93。
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公安院校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得分的均分为3.89，这说明从总体上来看，公安院校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从精神生活质量各具体维度的得分，介于3.65～4.15之间，其中得分最高的维度为“价值判断”，为4.15，得分最低的维度为“心理健康”，为3.65。
3.2 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的相关分析
为考察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的关系，对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及其各附属维度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及其各附属维度均为负相关，除“突发性压力”与“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的部分维度相关不显著外，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水平越高，那么精神生活质量就会越低。
3.3 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对精神生活质量的预测作用
为了考察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对精神生活质量的预测作用，明晰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之间的作用机制，我们以心理压力的各维度为预测变量，分别以“价值判断”、“心理健康”、“生命质量”、“幸福体验”、“心理成长”得分和精神生活质量总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际压力”可以解释“价值判断”3.6%的变异；“就业压力”可以解释“心理健康”12.2%的变异；“学业压力”可以解释“生命质量”12.0%的变异；“就业压力”和“经济压力”可以解释“幸福体验”9.6%的变异；“学业压力”可以解释“心理成长”5.5%的变异；“就业压力”可以解释“精神生活质量”9.2%的变异。由此可见，“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人际压力”和“经济压力”分别能够显著预测精神生活质量诸维度，其中“学业压力”和“就业压力”发挥着更为普遍的预测效果。这一研究结果说明，改善和缓解公安院校大学生的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人际压力和经济压力对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的现状
公安院校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在心理压力的诸维度中，得分最高的维度为就业压力，得分最低的维度为突发性压力。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公安院校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总体上处于一种较为积极的状态，心理压力的总体水平较低。值得注意的是，就业压力在心理压力的诸维度中得分最高，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当前公安院校大学生毕业时需要参加竞争性的公务员考试才能参加公安工作，这就要求公安院校大学生不仅需要学好专业知识，具备从警的业务能力，达到公安院校的毕业标准，而且还需要通过“门槛性”的公务员考试，这就给其顺利就业增加了双重的压力。因此，当前公安院校大学生面临最大的心理压力为就业压力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一研究结果对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应对策略的启示是：一方面要看到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处于较低的水平，为通过多种形式的心理教育和引导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要注重对得分较高的心理压力维度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引导，特别要注重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学生的就业压力，通过课程设置与教育训练等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业务素质和公务员考试能力。
4.2 公安院校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的现状
公安院校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在精神生活质量的诸维度中，得分最高的维度为“价值判断”，得分最低的维度为“心理健康”。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公安院校大学生的精神生活质量总体上处于一种较为积极的状态，尤其是在对自我价值方面的价值追求、价值认知和社会价值方面的社会期望与社会比较方面处于较高的水平，这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公安院校对学生思想价值观方面教育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精神生活质量的诸维度中，“心理健康”维度的得分最低，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当前公安院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值得学校教育管理者和学生工作者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心理健康在整个精神生活质量中占有基础性地位，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问题的人，会有着较高的精神生活质量。因此，提升公安院校大学生的精神生活质量，可以从精神生活质量的诸维度入手，以“心理健康”等得分较低的维度为切入点，通过采取学生喜闻乐见的心理健康教育形式来提升公安院校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的总体水平。
4.3 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与心理生活质量关系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及其各附属维度均为负相关，除突发性压力与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的部分维度相关不显著外，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水平越低，那么精神生活质量就越高。因此在对公安院校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与精神生活质量进行引导与干预时，应从关联性与互动性的角度采取相关措施，即对二者的引导与干预并不是相互分离的，缓解大学生心理压力水平同时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精神生活质量，而提高大学生的精神生活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水平。
4.4 公安院校大学生心理压力对精神生活质量的预测效果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人际压力”对“价值判断”有预测效果；“就业压力”对“心理健康”有预测效果；“学业压力”对“生命质量”有预测效果；“就业压力”和“经济压力”对“幸福体验”有预测效果；“学业压力”对“心理成长”有预测效果；“就业压力”对精神生活质量总分有预测效果。由此可见，“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人际压力”和“经济压力”分别对精神生活质量诸维度产生预测效果，其中“学业压力”和“就业压力”发挥着更为普遍的预测效果。这一研究结果说明，要提升公安院校大学生的精神生活质量，固然要结合精神生活质量的内涵、特点和表现形式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公安院校大学生所面临的心理压力对其精神生活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人际压力和经济压力对精神生活质量发挥着更为明显的影响效果，根据上述压力的特点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不仅有助于直接缓解相关的心理压力，而且还间接对提升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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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因果说明
【正文】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为德国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对20世纪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除了克拉培林、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勒，人们通常把雅斯贝尔斯视为现代精神病学的“伟大创始人”。
一、精神病治疗与研究
1908年，雅斯贝尔斯以《思乡与犯罪》一文获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适逢毕业，海德堡精神病院院长F.尼塞尔对他的博士论文十分欣赏便收他为助手，这样雅斯贝尔斯就在海德堡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1909-1915)。
当时，海德堡精神病院由于有E.克拉培林、F.尼塞尔而成为德国最重要的精神病研究与治疗中心。由于患有慢性支气管炎，雅斯贝尔斯可以不按医院规定的时间工作，准许参加所有的研究讨论、参加集体查访、听病人病情介绍，参加关于诊断鉴定的研讨。此外，他有一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他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进行独立研究。他是大学生精神疾病病房中关于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的法律鉴定人和医生。因此，他得以察知精神病治疗学的一切方面：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诸方面。在医院“严格的科学精神”激励下，雅斯贝尔斯很快成为一名既有理论修养又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医生。据信，他当时作出的一系列精神疾病的法律鉴定和诊断至今还收藏在海德堡精神病院中。
1913年，雅斯贝尔斯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从W.文德尔班那里获大学心理学授课资格。
1915年，他离一了医院，1916年任心理学副教授，1917年任哲学副教授。这期间，海德堡大学医学系曾聘他作尼塞尔的继任人，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辞退聘书。但是自转向心理学、哲学以后，他依然关注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除了修订再版《普通精神病理学》（1920、1921、1946）之外，他在许多著作中探讨了精神病学的重大题材。这些著作有《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哲学》(1932)、《精神分析批判》(1950)、《技术时代的医生》(1958)等。尤其是，关于诸精神病患者的病理报告又一次为精神病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奠定了基础。这些报告有：《斯特林堡与梵．高》(1922)、《尼采》(1936)、《预言家埃策奇尔》(1947)等。
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他的博士论文《思乡与犯罪》（1909年付印）。1910-1913年，他除了发表许多关于近代精神病治疗学文献的短评之外，还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论发展与过程》(1910)、《智力测验的方法与低能的概念》(1910)、《分析幻觉时的真实性与现实判断》（1911、1912）、《患精神分裂症时命运与精神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可理解关系》(1913)、《真实的知觉》(1913)等。这些文章（后被汇集成《精神病理学文章》一书出版，1963）成为雅斯贝尔斯《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的基本骨架。
《普通精神病理学》初版于1913年，被认为是科学精神病理学的奠基之作。此书的问世标志着精神病理学第一次形成为一门科学，直到今天此书依然被视为每个精神病理学讨论的基础。自问世以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不仅对德国精神病学，而且对世界各国的精神病学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1928年、1951年、1964年，此书被分别译成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期间，早期精神病理学作品还被译成日文、西班牙文和英文。迟至1963年，此书才由赫尼克、汉密尔顿译成英文。但是，早在1933年W.麦耶—格罗斯流亡英国时，英国精神病学界就已关注起雅斯贝尔斯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了。尽管雅斯贝尔斯著作的英译本同时在美国出版，但其影响似乎有限。究其原因，客观上精神分析在美国长期占统治地位，无形中形成了一道严密屏障；主观上，雅斯贝尔斯的康德式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也不易为美国人理解。然而，情况正在改变。近20年来，精神疾病症状学的作用和影响明显加强，因此在美国诊断学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新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趋向，开始接受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古典海德堡学派的经验描述传统。
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精神病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精神疾病，某一历史阶段精神病学的发展不但取决于当时医学科学水平，同时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哲学思想关系很大。因此，首先应从20世纪初德国精神病学的历史状况中理解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著作。
19世纪上半叶，精神病学中整体人类学观点占统治地位，与此相应，精神疾病被理解为源于人的生活关系的疾病。但是，自19世纪后半叶起，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精神病学也同其他医学学科一样发展为一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倡导因果说明模式，坚持从脑病理基础中推导出心灵事件。与疾病概念相适应，心灵疾病被视为直接的躯体后果或躯体伴发的心灵疾病，从而心灵疾病被认为是病理解剖学障碍、病理生理学障碍的副现象。进言之，科学努力的目标在于确定疾病单元，并尽可能将这一单元的症状学、病源学特征与脑器官紧密联系起来。W.格里辛格、T.麦尼特、C.韦尼克、V.克拉夫特—埃宾斯等人的临床概念，集中体现了这种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从总体上看，E.克拉培林的精神病学也属于自然科学的躯体派传统，但它已标志着躯体病理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开始转向临床描述和现象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克拉培林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积累临床资料，第一次将躁狂—抑郁症与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区别开来。尽管他也确信心灵障碍的根据在于脑作用的病理改变，但与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家们的思辨态度不同，他坚持临床观察和经验描述的基本立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哲学解释学、现象学、精神分析等理解方法的兴起，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开始受到冲击，促使心理学理论从实验的生理心理学理论进入到现象学理解的整体心理学理论。在这世纪性“心理学危机”和转向中，雅斯贝尔斯通过精神病理学方法的系统化，通过把现象学—理解概念导入精神病理学，进一步削弱了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雅斯贝尔斯开始他的研究工作时，精神病治疗学还处于一种临床经验的水平，没有统一的科学体系。格里辛格认为“精神病是脑病”；克拉培林把精神病分为早发性痴呆与躁狂—抑郁症；弗洛伊德的分析精神病治疗法，尽管遭到广泛指责，但这时已开始尖入瑞士和德国；E.布洛伊勒试图把分析的理解进一步推广用于精神分裂症；R.高普根据性格、环境、遭遇来解释癫狂症；E.吕丁认为疾病的遗传因子对精神分裂症有重要意义。整个的这一门科学现出一派混乱，解剖学、生理学、生物遗传学、分析学、神经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各种解释，众说纷纭，毫无定论。此外，理论忽而形成，忽而被忘却，变幻不定；人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术语；有人试图把上述所有方法都使用起来，但又不知这些方法之间的界限和联系。
雅斯贝尔斯对精神病学的现状极为不满，他深感精神病学的思维“停滞不前”。因此，他的基本要求是，凡研究精神病理学的人必须首先要学会思维。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清晰地描绘病症而且能够重新认识描绘这种疾病的语言，同时还必须弄清何谓理论、何谓科学、何谓方法、何谓理解。于是，1911年当主治医生A.威尔曼斯请他写本精神病理学教科书时，雅斯贝尔斯便欣然允诺。两年后，《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便问世。此书的宗旨是，根据方法论秩序从概念上澄明精神病理学的认识状况。
三、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基本思想
康德哲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著作的哲学基础。按照康德哲学，世界是全体，是理念。据此，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全体”是哲学的对象。精神病理学关于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并不存在系统的精神病理学知识或包罗万象的精神病理学理论；世界上的一切知识都涉及特定的对象，都要求具有正确观点的正确方法。所以把任何真理绝对化都是错误的，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把特殊事物的客观存在等同于绝对存在，把对象等同于存在自身。因此，精神病理学家必须获取可靠的科学态度，必须用科学概念把握现实，以科学范畴概括现实。只有对特定知识采用特定标准，人们才能获得关于心灵现象的有效知识。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防止精神病理学家把特殊的对象知识转普为教条主义的绝对知识，使他们意识到理论自身的意义而从特定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心理学理论仅仅是人们为了推断心灵基原而构想的可能的“想象”和“图画”，心理学理论的合理性仅仅在于这种设想的可使用性，而不在于它们所设想的东西的可能的实在性。因此，他全面彻底地抛弃了那些把某个有限的实在直接当作基原的那些理论，例如那些“脑神话学”。他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关键是在这些理论的可用性的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们。如果把一种本来在有限范围内有意义的理论加以绝对化，这种理论就会变成一种“全体知识”，一种“信仰”。
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认识心灵生活的科学方法是理解(Verstehen)和说明(Erkl＠①ren)。理解与说明并重，且仅仅适用于有限的心灵领域。根据狄尔泰、M.韦伯和早期胡塞尔的方法论学说，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引进精神病理学研究，使之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并行不悖，促成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理解与说明的方法二元论。
“说明”领悟心灵事件的基原，追索客观化的、因果规律性的心理关系。如果在心灵中心理学地、或在大脑中生物学地发现了一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的原因，那么便可以说，这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得到了说明。例如，某些心理障碍的原因可以是化学的——大脑中缺乏某种材料，也可以是物理的——大脑受到损伤。因此，在“说明的心理学”中，人们循着因果链去探索外在于意识的原因，往往把某一化学原素或物理事件视为某一心灵事件的原因。雅斯贝尔斯把脑颅、特别是大脑皮层中高度复杂的生物学作用设想为心灵事件的前提，但他强调，心灵进程的直接的躯体基础是不可认识的。
借助说明，可以把握“过程”(Prozess)即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事件。过程意味着迄今为止的心灵发展中，突然出现了逐步改变心灵活动的全新的东西，某些异物“嫁接”到人格上。一个过程是不能理解的，必须去说明。雅斯贝尔斯区分了两种过程：心灵过程与器质性脑疾病过程。前者，如精神分裂症改变心灵生活而不破坏心灵生活；后者，如痴呆过程则破坏心灵生活。总之，过程是一种心灵关系，对此须从脑事件或外在于意识的事件加以因果性说明。
无论何处，凡是认识最终以“外在的因果性”即以原因为根据的地方，认识都是一种说明，反之，只要认识的基础是一种“内在困果性”，是一种动机，那么认识就成了理解。理解是对心灵现象和关系的同感再现。理解即“同感理解”，它建立在一种直接的“明证性”(Evidenz)基础上。
现象学理解旨在直观地再现病人意识中的直接所与物，为此它必须对一定的心灵现象进行“挑选、限制和区别”。在此，必须中止所有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假设，甚至也不追究心灵关系。在静力学理解中再现心灵的横断面即“心灵的质”，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现象学”。现象学构成理解心理学的方法论、概念论基础。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称作“主观心理学”，并把它与“客观心理学”对立起来。与主观心理学不同，客观心理学是从感官可觉察的客观事件出发，接近其他个体的心灵生活。
如果说现象学的静力学理解仅仅致力于零星的心灵的质，那么发生学理解则致力于心灵的关系。发生学理解旨在再现心灵的纵剖面，以期把握“心灵的东西如何以明证性从心灵的东西中产生”。通过“设身处地”、“同感”，发生学理解把心灵关系证明为“可理解关系”、“可同感关系”或“心理学的关系”。在此，可理解关系通常是能够测定个别关系的“理想型”(Idealtypus)关系。雅斯贝尔斯区别了两种理解：理性理解与同感理解。如果思维的内容按照逻辑规则产生，理解到动机逻辑上是手段——目的的关系，那么这种理解就是理性的理解；如果只是通过理解者对对象的移情，动机才清楚，那么这种理解就是同感理解。
理解的主要依据在于理解者自身的主观体验。他要理解如何从印象中产生出感受、从感受中形成希望、狂想、恐惧等心理状况。通过认识可理解关系，发生学理解领悟到“人格的发展”(Entwiklung einer Pers＠②nlichkeit)。人格的发展，其特征是它本身就是可理解地发展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没有不可理解的、产生新东西的“大波折”，便可以按照他的秉性来理解他的一生。
从理解与说明这一方法论分立中产生出心灵现象的原则性区分：发展与过程。把发展与过程区分开，是通过克拉培林为世人所知的。但是，重要的是雅斯贝尔斯通过这一区分，得出了一条对精神病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假定：理解的局限性与说明的无限性。由于主观移情能力以及客观可移情性这两个方面的限制，理解到处受到局限。反之，说明没有确定“原则性界限”，它由于对象的缘故而成了包罗万象的东西。这样，无法再理解的时候，却可以说明。
“可理解性”(Verst＠①ndlichkeit)与“不可理解性”(Unverst＠①ndlichkeit)的标准是“明证性”，即一种主观标准。因为一方面，作为全体，可理解关系也会经历某种因果说明。另一方面，在“心理过程”范围内，也存在可理解关系。因此，在同一心灵关系之内，说明与理解可交错把握。但原则上，理解的界限就在心灵关系在人格发展中得不到整合的地方，即过程刚刚开始的地方，例如，先天性经验性格的现实，器质性疾病、精神病、生存现实等。简言之，心理学理解的界限就在生物学的因果机制起作用的地方。
对雅斯贝尔斯而言，关于可理解性（心灵发展）与不可理解性（心灵过程）的区分，至多是描述性症状学的划分，而不是疾病分类学的划分。但是，根据雅斯贝尔斯关于“可理解性”与“不可理解性”的区分，也可用作一种鉴别诊断的标准：可理解性—发展—神经症（或非精神病的心灵生活）；不可理解性—过程—精神病。因此，根据这一区分，雅斯贝尔斯以后的精神病学、特别是K.施奈德学派进一步区分了“非病态偏离”（同感关系、反应、人格发展等）与精神疾病（不可理解的、只能加以说明的过程）。
雅斯贝尔斯倡导和坚持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他的一个基本论点是，精神病学的诊断依据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因此疾病单元及其诊断图式必须建立在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基础上。
单个症状(Einzelsyptom)是静力学意义上可确定、可观察的基本现象。例如，“木僵”：意识清醒、无反应；“躁狂症”：运动性激动、狂欢；“精神错乱”：语言无连贯性、行为不可理解；“偏执狂”：妄想、幻觉。判定综合症状(Symptomkomplex)的主要标准是“共发频繁性”和“异质性内容的蔓延”。雅斯贝尔斯把综合症状归纳为三类：(1)器质性综合症状。例如，“柯萨可夫综合症状”、脑震荡后虚弱症状、各种器质性痴呆等；(2)意识改变综合症状。例如，谵妄、各种精神错乱、朦胧状态等；(3)反常心境综合症状。例如，躁狂症、抑郁症。此外，雅斯贝尔斯还注意到了一系列“过渡症状”和“附加症状”。
根据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雅斯贝尔斯构想了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图式”(Diagnoseschema)。雅斯贝尔斯把诊断图式的内容概括如下：(1)伴发心灵障碍的躯体疾病，如脑疾病、伴发症状性精神病的躯体疾病、各种中毒性躯体疾病；(2)重精神病，如真性癫痫、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3)精神变态独立的反常反应、神经官能症和神精症症状。
在雅斯贝尔斯之前，人们对诊断图式已有所了解，但首先从科学方法论角度加以反思和系统表述的是雅斯贝尔斯。这一诊断图式经某些修正后为当代诊断学和分类学普遍采用。
四、雅斯贝尔斯对当代精神病学的影响
雅斯贝尔斯所倡导的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方向对现代欧洲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临床精神病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开创了欧洲临床精神病学的新纪元。他的主要功绩在于指出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的基础是精神疾病的症状。精神科医生在临床诊断中，首先要做症状学诊断，然后结合人格特征、病史、病因以及症状动态发展病程，从而进一步确定疾病分类学诊断。所以客观地判断精神症状，对精神科医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此，雅斯贝尔斯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被认为是临床精神病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精神病理学研究，奠定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现象学研究方向。他的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强调收集和检查异常精神状态必须根据可观察到的精神病人的行为表现，以及病人有意识的心理体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强调要尽量避免主观猜想。
方法论和分类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主要成就。他创造和描述了各种方法并有意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探讨。他通过区分可理解关系和因果关系、理解与说明、发展与过程等，指明了通达心灵生活的基本途径。他的方法不仅仅是理解—说明的二元论，而是三步骤：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因果说明。这三重方法集中标明了海德堡学派精神病学的方法论特征。
精神病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内源性精神病的“躯体基础”问题。鉴于“基础”问题的复杂性，雅斯贝尔斯在区分“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时，最终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不顾。在他那里到处显示出克拉培林躯体学观点的踪迹，但他通过可理解标准中的“主观性转向”淡化了“躯体学派”与“精神学派”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比。因此，他的精神病理学标志着精神病学理论从克拉培林原初的疾病分类学概念进入到描述性症状学研究。
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直接启迪了K.施奈德的精神病理学思想。1950年施奈德发表了《临床精神病理学》，此书被认为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思想的具体应用。此书除了重申雅斯贝尔斯业已阐明的基本观点，还澄清了许多临床疑难问题，为科学的临床精神病理学的日常实践提供了可能性。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认为精神疾病的症状分析是临床诊断的唯一基础。但是，在评估躯体症状与心理症状的作用问题上，他强调躯体症状诊断的优先地位，其结果，在他那里，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精神病理学便失去了疾病分类学上的中立性，被卷入到一场内源性精神病本质的争论中去。施奈德学派认为心灵疾病本质上是一种躯体事件，进而假定内源性精神病也有其躯体基础。根据雅斯贝尔斯的二分法即理解与说明、可理解心灵关系与不可理解心灵关系、发展与过程的区分，施奈德把心灵障碍区分为病态心灵障碍与非病态心灵障碍。并且，由此进一步把器质性精神病与内源性精神病归结为病态心灵状态，而把反应、发展和人格变异归结为非病态的正常偏离。在他看来，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就是量的心灵病态，而不可理解的因果关系则是质的现象。原则上，两个领域非此即彼，不能互相过渡。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划清了可理解关系领域与因果关系领域。但是，他受M.舍勒“同感学说”的影响，用“意义关系”、“意义连续性”、“意义合法性”等概念代替了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概念。施奈德认为，在过程和精神病病例中，生活史的意义关系是中断着的。因此，并非所有心灵关系都需要经历“发生学的重新体验”，而对于过程诊断来说，发生学的不可重新体验性也未必总是先决条件。施奈德区分了精神病的此在与如此之在(Sosein)、精神病的内容与形式，这一区分最终限制了雅斯贝尔斯关于发展与过程的区分。
施奈德的学生G.胡贝尔首次把雅斯贝尔斯－施奈德的“方法论诊断学”应用于精神分裂症研究。在《妄想》(1977)等著作中，胡贝尔进一步放宽了妄想问题上的理解界限。他反对把妄想(Wahn)与理解绝对对立起来，但他像施奈德一样，坚持认为只有从不可理解性中才给推论出某一心灵状态、妄想及一般精神病的本质。
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中，胡贝尔运用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现象学方法揭示了许多可理解关系，特别是揭示了类妄想精神病中生活史与人格的联系。他以大量临床资料证明了即便是那些“一级症状”(Symptom 1.Ranges)也具有部分可推导的传记特征。例如，就“妄想知觉”这一级一特征的体验方式而言，反常的固有关系即知觉事件的自我关系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作为类基质现象，与疾病过程相应的基础障碍却是可理解的。这表明，精神病和妄想并不意味着根本上是不可理解的，而仅仅意味着这里存在着心理学理解的界限。运用雅斯贝尔斯的发生学理解方法，可以证明精神病与生活史之间一大段可移情的关系。
海德堡学派及其后继者们继承和发展了雅斯贝尔斯所开创的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海德堡学派坚持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方法，努力把理解界限说用以鉴别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非病态精神障碍与病态精神状态。
雅斯贝尔斯的一系列方法原则（如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的二元论、发展与过程、不可理解性定理等）成为描述性现象学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之间方法论争论和疾病分类学争论的焦点。雅斯贝尔斯拒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说明”，指责他的理解心理学是一种“自我误解”、一种“似乎理解”(Als-ob-Verstehen)，因为在他看来，弗氏实际上是在自然科学的思辨形态中从事所谓理解心理学。他认为，精神分析从事思辨理解，要求“漫无界限的可理解性”，只会导致“任意理解”，沦为一种新的“巫术形式”。反之，精神分析方面，则把雅斯贝尔斯严格的理解界限判定为一种方法论的“偏见”。公平而论，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本依据是心灵现象、症状和综合症以及疾病单元，而精神分析的基本依据是无意识理论和心灵创伤史。由于研究取向不同，海德堡学派与精神分析学派之间长期处于一种特殊的紧张状态中，它们彼此怀有敌意，很少能互相谅解。
除了精神分析，E.布洛伊勒的苏黎世学派，R.高普、E.克雷奇默尔的图宾根学派也与雅斯贝尔斯－海德堡学派方向处于尖锐对峙状态。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布氏和克氏先后拒绝了雅斯贝尔斯关于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转而接受了动力心理学的疾病单元。1911年布洛伊勒发表了《精神分裂症》一书，开始强调精神分裂症中发生心理学的作用和心理反应性因素。1918年克雷奇默尔则以《敏感性关系妄想》一书，另行提示了理解心灵现象的途径。两人的精神病学概念均不包含“理解界限”的意思。
在某种意义上，精神病学中的此在分析学方向、现象学－人类学方向也与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处于对峙状态。但是，这两派之间彼此还能相互谅解，其争论不具有论战性质。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不是致力于孤立的个别的病理学体验，而是致力于人的此在及其病变事件的包罗万象的结构和秩序。雅斯贝尔斯承认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均是一种描述方法，但他指责说，哲学向研究对象之中的渗透，“意味着研究本身的毁灭”。他认为，这两个方向无视任何理解界限，直接诉诸于人的本质，不啻“越俎代疱”，侵犯了“人的全体”这一哲学的领地。反之，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则断定，雅斯贝尔斯的理解概念业已“半途而废”，并因其二元论妨碍了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力。然而，在临床观察中，现象学－人类学却全盘接受了雅斯贝尔斯的描述－体验术语。
至于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方向，则进一步偏离了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渊源于克拉培林的躯体病理学概念及前克拉培林神经精神病学概念，其首要方法是说明的方法和定量法。以克莱斯特、列温哈特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学派全面继承了麦尼特、韦尼克的脑器官疾病分类学，其基本观点与施奈德的现象学派观点迥异其趣。生物学研究的另一翼，则侧重于神经生理学、药理化学和发生学方面，其方法论基础是统计学的精神病理计量法以及文献系统和等级量表。然而，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要求对研究对象进行临床评价，需要对临床症状做对比描述和观察。生物学研究中，标准化检查方法和评定量表的应用，也需要以描述性症状做为依据。在标准化的诊断学量表上，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恰恰打上了雅斯贝尔斯现象学术语的深刻烙印。这表明，即使是那些偏离了雅斯贝尔斯方法论的精神病学学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现象学描述性术语的影响。
纵观雅斯贝尔斯对同时代精神病学家的影响，尽管发现有许多重要的研究者曾受到他的影响，但只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他的事业。在他们中间，是否有一个坚持了他思想的丰富性并能够将这种丰富性与视野的广度和具体观察的深度相结合，这个问题只能由有关专家们来评判。
自《普通精神病理学》问世以来，雅斯贝尔斯的方法论态度一直是国际精神病学界长期争论的热点。迄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雅斯贝尔斯定理”即“不可理解性定理”(Unverst＠①ndlichkeit-Theorem)。众所周知，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病，妄想则是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的症状之一。鉴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尚未阐明，如果教条主义地运用“不可理解性定理”，那么理解者势必过早地放弃对精神变态世界的深入理解。显然，在精神病实践中，若把理解与说明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将不利于深入分析与妄想息息相关的生活事件。
毋庸讳言，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取向的精神病学等为更好地理解内在精神疾病，为最大限度地逼近病人主体性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样不可否认，雅斯贝尔斯的理解界限说，有助于理解者尊重精神病人个体的秘密和特殊性，使病人免受全面理解欲的操纵。他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有助于精神病学家防止任何个别方法（无论是解释学的理解方法，还是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的绝对化和迷信化。当代精神病学的基本趋向是多元化，即不同概念、方法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趋向、相互渗透。这也说明，雅斯贝尔斯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是正确的，是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克拉培林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临床疾病分类学原则即自然的疾病单元，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主体体验即病人的内在世界。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为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打下基础，并使精神病学的理论从疾病分类学的基础上进入描述性症状学研究。通过这一转变，精神病治疗学克服了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情感距离，获得了一种新的个人维度。雅斯贝尔斯用“生存与生存的关系”标明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从而把一切精神治疗法的意义都归结到“生存交往”(Existentiellen Kommunikation)的视域。质言之，他的“生存交往”概念为当代精神科医生的“参与观察”提供了理论根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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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致性原则；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精神性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3-0110-08 收稿日期：2011-12-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12YJA190004）；广东省哲社规划项目（GD10CXL05）；江苏省社科基金（10JYC015）
作者简介：郭斯萍，博士，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510006；陈四光，博士，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225002
近30年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国第一本中国心理学史教材，据此教材编写组的主要学术领导者潘菽教授介绍：“编写组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把前后两部分联系起来，统一起来。”（潘菽，1985，第1页）在这本教材中，潘菽实际上提出了一条有关科学性的判断原则，本文称之为“一致性原则”。原文是这样表述的，中国心理学史“应该从那些有关心理学问题的思想有没有合乎人的心理实际或能不能恰当地说明这种事实的见解作内容。”（潘菽，1985，第2页）这是一个不太被人注意但极重要的见解，因为它一举抓住了“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心理活动，任何关于人的心理活动的恰当解释或见解才是科学心理学的合理内容，这才是衡量一种心理学理论或思想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基本标准，也是决定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现代西方心理学体系能否结合的逻辑前提。
“一致性原则”回答了中西方心理学体系能否结合为一体的大问题。根据一致性原则，只要以那些“合乎人的心理实际”或“能恰当地说明这种事实的见解作内容”，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的结合就可以实现。现在的问题是，中西方心理学体系是否存在共有的“内容”？对此存在两种基本看法：一是认为中西方心理学体系完全异质，没有共同的内容，无法结合，称为“异质说”；二是认为两者有同有不同，通过求同存异或异中求同，可以结合，称为“求同说”。
一、“异”与“同”：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的结合观
“异质说”认为中西方文化起源不同、发展的时间不同，形成的特点不同，由此孕育的心理学体系显然“貌异神离”，无法结合。“异质说”认为，不同已是事实，而且还由于先来后到的历史原因，现代心理学已经形成了以西方心理学为主流的学科体系，除此之外很难再存在另外的独立的心理学体系。社会心理学家Michael Bond说过这样的话：“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心理学研究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建的，那么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彭凯平、钟年，2004）这里的“不幸”、“如果”似乎就有这样的意思。
对此表达最为明确的是港台的本土心理学开拓者们。杨国枢教授认为：“如果是在各自独立发展的情形下，诸国的科学心理学都应该是原生性本土心理学。但时至今日，却只有西方国家拥有本土心理学，非西方国家则已失去了发展本土心理学的历史契机，剩下能做的只有努力发展本土化心理学。”（杨国枢，2008，第14页）杨中芳博士也说：“心理学不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一些历史及文化因素，使我们比许多地区较迟开始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这个无法挽回的劣势使我们本身已经是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副产物。”（杨中芳，2009，第23页）
大陆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也基本持此观点，如中国心理学史教材编写中的外在逻辑研究思路（郭斯萍、陈四光，2011）。在具体研究中，外在逻辑原则体现为不能辩证看待现代心理学的西方文化的本土局限性，缺乏对中国古代富于人文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意识与自信，也缺乏对未来的科学心理学体系的宏观与战略眼光，包括文化心理学的眼光，这样就更多地只能是为挖掘而挖掘，不仅在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方面难有建树，甚至有成为西方心理学的附庸的危险。“它以西方心理学框架来整理古代思想总给人一种错觉，即西方心理学理论具有普适性，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只是为之提供经典例证。”（彭彦琴，1999）这种“重理轻文”的取向在该教材20年后的第二版中依然没变：“继续贯彻以现代心理学的体系框架为参照来组织材料即以科学主义取向为主来取舍材料，而基本不考虑人文主义取向。”（杨鑫辉，2005，第3页）由于中国心理学史教材的实际编写依然坚持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框架，没有照顾中国传统心理学体系的人文特色，因此对于解决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结合的对象问题也就难有见效了。
由于“异质说”无视中国传统心理学体系的人文特性，导致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缺乏独立的地位，对于结合的对象问题，也不能求同存异或异中求同，只承认除了为西方心理学提供例证外，最多还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如杨中芳博士说：“将来中国本土心理学与现有的西方主流心理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可能会是在社会、性格及发展的范畴里。……与欧美心理学比较，本土化后的‘中国心理学’可能会在社会心理学方面最为不同。”（杨中芳，2009，第21页）杨鑫辉教授也指出：“可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的结合点定在偏重于社会科学的心理学领域上，即广义的社会心理学（含管理心理学和司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和养生心理学等上面。”（杨鑫辉，2002，第48-49页）
“异质说”取消了西方心理学之外的其他本土文化心理学的独立可能，因而无论是外在逻辑研究还是本土“化”的追求，无论付出了多么辛苦的努力，收集到了多少的研究成果，由于无法看到或找到自己的合法研究对象，最终也只能是一片散沙。虽然我们看到了新学科“创建”的不断宣布（燕国材，2009），却始终不能建立一门科学性与人文性统一的中国心理学史学科。中国心理学史有过“竖写”（如常见的按历史朝代为经的研究），也有过“横写”（如以范畴理论为纬的研究），但还没有“活写”，即还没有按照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与生命力，整理出合乎中国人心理实际的内容与体系。只有“活写”的中国心理学史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本真反映，也是中国人意识行为的内在依据。中国心理学史可以与西方心理学进行比较性研究，也可以为其提供例证，但不能被其吞并或。它最终还应该有与其悠久文化相匹配、与西方心理学相一致的研究对象，共同为未来心理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做出贡献。
“求同说”不赞成“异质说”的看法。即不认同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现代心理学体系就是世界各文化心理学的“盟主”，更不认同以发展时间的先来后到为依据来取消其他文化心理学的独特地位。例如，从中西方文化各自的发展特点与巨大影响来看，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的关系应该是彼此平等、求同存异的科学同盟军。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独具特色的心理学科学体系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是与绵延不断的中国文化本身的“独具特色而又自成一体”的既成事实一致的，一部客观的中国心理学史就必须是这个“既成事实”的反映。中国心理学史既可以提供西方心理学有关理论的例证，还应该能够与西方心理学一道，为未来的科学心理学大厦不仅添砖加瓦，而且提供重要而有力的理论支撑。
从这个意义上看，潘菽的一致性原则不失为“求同说”的理论依据。即解决中西心理学体系的结合问题，关键应该看中西心理学体系的有关理论是否与人的“心理实际”一致。只要是关于人的心理实际的真实反映，就无论时间的早晚、理论的中西，都在科学的范围之内，不应该存在结合的难题。
那么，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实际”是什么呢？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情感性，是不同于西方科学文化的伦理文化。“西洋哲学总是一个知（智）的系统，儒家哲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熊十力，1996，第7-8页）仁就是指人的伦理情感。所谓伦理就是关于人际情感的理论，“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视感情的文化。看似矛盾地，它既重视压抑感情，又经常以感情为交往准则，因此可谓是研究情感的温床。”（杨中芳，2009，第78页）可见，关于情感的研究就是中国传统心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与主要内容。
相反，过去的西方心理学更重视认知，不重视情感研究。导致中国心理学的情感性本土特色无法与其对应比较，只有在自己不擅长的认知上亦步亦趋。“过去数年间，欧美心理学家，如Maccaby（1982）和zajonc（1983）等，均批评西方心理学在过去二十年，有过分强调认知研究的现象。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这几年已有逐渐转向重视感情研究的趋势。”（杨中芳，2009，第78页）
二、从意识到精神：西方心理学研究的人性回归
近年来，西方心理学界关于精神性的研究逐渐增多。美国心理学家杂志2003年、2004年的杂志指出，精神性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之前对精神性研究的忽视主要是由两个设想导致的：一个是觉得精神性不能科学地加以研究，另一个是精神性不应该对之加以科学研究，这两个假设都是不科学不合理的。（William，2003）精神性是可以加以科学研究的，美国心理学家协会36分会、行为医学协会等专家团队已开发大量研究工具和仪器开始应用于对宗教变量以及精神性的研究，其中有些已有了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标准的工具，这些工具已经开始应用于大范围的研究。（Hill&Pargament，2003）
西方心理学对精神性的关注可以追溯到美国心理学之父Wiliam James（1842-1910），他认为宗教是一种感觉、实践、一种当个体独处时的神圣的体验。可见，Wiliam James把宗教更多地等同于与人的心理相关的灵性、精神性等等，而不是制度上的宗教。（Hauerwas，2001，p，42）整个20世纪，Wiliam James以及其他的学者把精神性、灵性与一个人的性格、个性、性情相联系，通常强调一个人的社会和情感方式以及他的生活风俗。显然，人们的生活经历是了解人的精神性的主要因素。Wiliam James关于主体我的概念也有此意味。早期的人格心理学家如Gordon Allport和Gardner Murphy，也是宗教心理学的先锋。
后来较明确与系统的研究则要算人本主义与超个人心理学等学派，虽然精神分析也有相关的论述，如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以及之后的新精神分析的理论中，宗教心理同样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超个人心理学尤其以对于精神性的研究热情为其特色，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精神性在人格发展中的力量和在人格构架中的地位得以彰显，认为完整的人格发展至少应当涵盖身体、心理、灵魂、精神四种基本水平；在这四种水平中，精神处于首要地位，正是精神性为自我的整合提供了支撑性的构架。由于超个人心理学更多地从远离现实的神圣途径去研究人的精神性，与宗教意识纠结不清，因而受到心理学界的批评与抗拒。如1986年由于Rollo May（1909-1994）的反对，超个人心理学进入美国心理学学会的努力失败了（郭永玉，2002，第222页）。
精神性研究在心理学中的遭遇令人深思。就像意识研究的遭遇一样，在过去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把持下，意识以及认知无一不被荒唐地逐出科学研究的大门。现在同样，虽然人们都相信精神因素及其力量或作用的客观存在，但由于其主观性特色，尤其是由于它与宗教难分难解的关系，极大地妨碍了心理学有关研究的科学信心。虽然心理学史上不乏一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探险者，但大多数心理学家还是受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不愿蹚此“浑水”。从意识到精神性，这种明知其存在且相信其巨大影响力，但又不能或不愿研究的现象在心理学科中屡见不鲜。心理学研究史中的这种现象在精神性研究上特别明显，这也说明精神性是一个比意识更值得关注的心理学问题。
精神性一词“spirituality”源自拉丁语spiritus，中文有时也翻译为“灵性”。原始含义为“呼吸”，指“内部自我”的活动。到12世纪，精神性有了心理功能之意，主要与“有形的、物质的”相对而言。（David，2003）之后，精神性更多被用于宗教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精神性才开始引起心理学、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Simpson和Weiner于1991年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花了10页总结精神性的参考材料，形成了两大相关主题：一个是关注生命质量，赋予生命或肉体以能量。第二，精神性包括生活中的大量非物质特征，认为不是理解物质世界的可觉察的身体感觉。（Simpson&Weiner，1991）
精神性有多种定义，通常是与能感知外界世界的躯体感觉相区别。Reed（1992）认为：“精神性是一种个人追求（生命）意义的倾向，通过赋予个人力量使个人以自我价值不遭到贬损的方式超越自我，是一种对包括个人内在的自我关系、人际间的关系以及超越个人的关系等相近领域的领悟和感识，通过这样的活动为个人提供（和他人的）有力量的连接。”（Shelley-Rae&Ma～ha，2009）
MacDonald（2000）在分析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得出关于精神性的以下一些认识：A精神性是多维度的，包含一些复杂的体验、认知、情感、生理、行为、社会等组成部分。B精神性包含这样一些体验：精神、宗教、巅峰、神秘、卓越、神圣。C精神性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精神性的量和质的差异可以通过个人测量加以得知。D：精神和宗教不同，但是包含着虔敬。E精神性包含超常信念、体验和实践。
他编了98道题的精神性表达问卷（Expressions of Spirituality Inventory，ESI），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精神性的五大维度：精神性认知定向、经验主义现象学维度、超常信念、宗教意识（虔敬）、存在主义幸福感。他从测量学的角度得出精神性与大五人格的相关，经验主义现象学维度与大五人格的开放性相关最大，其次是外倾性；超常信念与开放性存在最显著的相关；宗教意识与怡人性、谨慎性关系最明显，与开放性关系最弱；精神性认知定向与怡人性、谨慎性关系最明显，其次是开放性，接着是外倾性；存在主义幸福感与神经性呈显著负相关，与谨慎性、外倾性、怡人性呈显著正相关。
Elkins（2001）从人本主义的取向给出了精神性的以下特征：精神性是普遍存在的；这是一种人类现象；它的共同核心是现象学的；是人类对敬畏之神圣的反应能力；它以“神秘的能量”为特征，以移情为终极目的。这或许可以作为对难以把握的精神性概念的一个参考。
Thoresen（2002）把精神性理解为能超越时空、物质、能量等物理感觉极限。David（2003）认为，精神性代表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包括信仰超自然现实、区分神圣和世俗、体验内心的和谐状态。Palmer（2003）则认为精神性是一种人类永恒的向往和追求，向往能与比自我更大的某物有所联系。
Boscaglia和Clarke（2005）认为精神性是一个信仰和态度体系，它通过与自我、他人、自然环境、一种更高力量和/或其他超自然力量的联系感来赋予生活以意义和目的，并体现在情感、思想、经历和行为中。
关于精神性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也开始起步。Persinger（1993），Cook（1997）等人的脑刺激实验表明，刺激左右颞叶可以激发强烈的精神体验。Newberg和Alavi（1997）用单光子脑断层成像（sPECT），检查冥想和宗教状态时的脑像，这些研究发现对不同脑区如颞叶、扣带回、顶叶皮质、右侧前额叶的激活可以产生精神体验。激活左右颞叶可以产生精神性体验。通过实验，大多数个体的左侧颞叶可以产生主观幸福感。（Giordano，2006）
三、精神性：中西方心理学研究的共同对象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并肯定人的精神性追求及其对人的影响力量，不仅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是人区别于万物高于万物的本质之存在证明。如人类的宗教现象，或者个人所有的那些抵抗人生之贫穷困迫、空虚寂寞、衰老绝望等一切苦痛乃至死之恐惧的力量，或能够替换与超越“荣乐止乎其身”层次的积极情绪。这些，都是人的精神性存在的证明。
在有着的西方，精神性更多地被理解为通过对“上帝”、“神灵”的信仰，接受这些至高无上的力量的指引，去追求理想生活。大量研究证实，宗教式精神性是慢性病和重症病人对抗疾病的重要的主观力量。实际上有少数美国人甚至认为精神信仰是他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在他们应对疾病的过程中，精神信仰甚至是最重要的主观因素。Ironson（2002）的一项关于艾滋病幸存者的纵向研究中，发现有宗教虔敬指引者能存活更长的时间。
在此前提下，我们又必须承认，精神性及其追求所包含的意义因文化传统的不同而迥异。从文化的角度看，关于精神性的理解远不止“神圣”或宗教的一条途径。在西方文化的理解中，由于其传统宗教因素的力量，精神性更多地以超凡入圣的非世俗途径展现。事实上，西方心理学一开始走上实证科学研究的道路，便不得不与宗教切割是可以理解的，由此与宗教心理纠缠在一起的精神性也难免“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命运了。
但是，现代心理学开始摆脱过去的失误，即开始将精神性与宗教进行切割。一方面承认精神性对人的心理活动的重大影响。如认为“精神性应该是人格的一部分，即是它的第六个维度，精神性是衡量完整人格所必需的维度之一”。另一方面也认为，宗教固然离不开精神性，但精神性并不等于宗教，无论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精神性（如）还是世俗的精神性追求，都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影响人的心理活动的重要变量，就像过去所重视的生物与环境变量一样。
中国文化的传统不是宗教式的，但谁能否认中国人的精神性追求呢？熊十力先生说过：“中国人缺乏，言中国人无宗教思想者，确误。”（熊十力，1996，第16页）事实上，中国文化没有走上宗教的道路，即不是从神圣的途径实现其精神性，但其丰富的精神生活说明，除宗教路径外，还存在一种世俗的精神性追求的心理生活。
一方面精神性不是宗教的专利，宗教只是人类精神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宗教可以看做是彻底的社会现象，而精神性通常被理解为个体层面的内在认知。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教与精神性的领域就像医学与健康的领域一样。（Thoresen，1998）另一方面精神性又是人的内在本质规定，是人的独特心理潜能。那么，缺乏宗教的文化必然有另外的展现人类精神性潜能的形式与内容，具体如中国传统文化。香港学者对比了东方的孔子思想、道教、佛教、印度教与西方文化的自我差异后，开启了精神性的跨文化融合研究，推动了精神性研究的本土化进展。（Ho，1995）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宗教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性特点，仅仅站在西方宗教文化的立场评估，恐怕很难让人理解中国人的精神归属。
宗教式神性追求只是精神性的一种表达形式。精神性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呈现，如“Pargament用将神圣浸染到日常的经验、目标、角色以及责任中的能力来界定精神性的构思，打开了探索经验世界的新的道路。”（Pargament，1999）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性特点表现为放弃了宗教式的追寻神圣的途径，致力于在日用伦常中寻找神圣性。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等等，就是这种中国式精神追求的精辟概括。
无论外在还是内在，精神性都是一种超越性的经验。当精神性从宗教中分离出来，成为现代心理学的新的研究对象时，中国文化传统的心理学宝藏才真正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心理学力量而出现。或者说，现代心理学的精神性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将是中国世俗的精神性心理学体系以主力军的地位加入其中。“通往神圣的道路是多样的，宗教所提供的模式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在心理学的术语中，精神性作为一种超越性经验，所包含的内容超出了其宗教界定。我们最终希望能借鉴西方心理学对精神层面的探讨方法，找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心理学研究的路径。”（郝敬习，2009）
正如心理学家Emmons所指出：“心理科学正濒临一场精神性革命。为了推进精神性研究，我们需要扎根于世界伟大的智慧传统与当代的实证研究中，构成一个内容广博的模型。”（Emmons，1999）无论从历史、现实还是学术而言，这种宣言或判断都不是言过其实。
从历史而言，在中国传统思想的长河中，构成其主体的儒道释文化就以精神性生活的提倡成为鲜明特色，中国传统思想的第二座高峰、融合儒道释三者为一体的宋明理学也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性心理学内容，其重要观点例如“成圣论”。这个观点是宋明理学回答普通人应该发展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作出的回答。宋儒周敦颐、程颐等都持“圣人可学论”，即圣人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远离俗世的修行而成，而是在后天世俗生活中学习发展而来。理学彻底突破了圣人天生以及宗教修炼的传统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圣人可学的心理发展观，为人的精神性发展铺就了令人鼓舞的世俗之路。理学家不仅提出了这一极具精神性特点的发展目标，而且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出了可操作性的日常路径，比如通过反省、模仿学习（如学颜回）、格物致知等方法来帮助普通人实现成圣的目标。
从现实而言，如今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场不亚于近代中西冲突以来的心理危机，即由于精神性缺失所带来的危机。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伦理文化的精神性价值的妖魔化导致了传统价值观的断裂，以及随后科学文化、革命文化的强势，加上当代重利文化的冲击，使得今天的中国人处于上无片瓦（宗教关怀）下无寸土（传统伦理）的孤立无援的精神困境。中国人会如何选择？或者说会寻找什么样的精神支柱？是挤入别人的屋檐下（即信奉其他文化的宗教）避风避雨呢，还是寻找自己的心灵港湾（回归传统伦理）？抑或还有第三条路？任何理论发展的最大动力必须来自现实的需求。毫无疑问，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将是现代心理学“精神性革命”的最大推动力。
从学术而言，传统的中国心理学思想在与现代心理学的对接中，由于各自不同的文化基因而使得以往外在逻辑原则指导下的研究显出隔靴搔痒的效果。近30年前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教材，舍人文主义而取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研究范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悖论：一方面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源自完全与西方科学文化异质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却坚持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模型。中国心理学史当前的研究困境大概与此不无关系吧？杨鑫辉教授也指出：“遗憾的是，现在一些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成果由于未能很好地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大多具有历史的价值，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杨鑫辉，2002，第39页）既然西方心理学本身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框架”，那为什么不能同时借鉴与参照呢？人的心理世界之复杂绝非科学主义模型所能穷尽，尤其是面对缺乏自然科学研究传统或基因的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又怎么能仅仅凭科学主义模型一统天下而置人文主义模型于不顾呢？后来，燕国材教授在回顾总结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历程时也坦承这一不足：“遗憾的是，以往的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采取科学取向有余，注意人文取向不足。这是一个明显的缺点，必须加以纠正。”（燕国材，2009）
其实，西方心理学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文化的分裂并不一定是心理学学科本身发展的规律体现。对此国内外的不少学者进行过很多论述与批评，现在这个问题有缓解与进一步解决的趋势。比如社会心理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结合所形成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就是这种分歧或分裂得以解决的一个尝试（朱滢，2007，第356页）。未来的心理学要想取得公认的科学地位，就必须也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今天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如果还囿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传统分裂不可自拔，就明显地跟不上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脚步，更谈不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科学体系了。
无论哪种文化，反映的都是作为同类的人的心理生活、人性本质，不可能也不应该没有共同的成分、共同的研究内容。过去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追求狭隘的科学主义的范式，排斥着种种人文色彩的心理内容，如意识，如精神性，等等。受此影响，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挖掘未能取得让人满意的理论或体系的突破。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找不到一把双方都承认的尺子，或者说没有共同的计量单位，说是驴头不对马嘴式的比较也不过分。
现在，精神性作为中西方心理学研究的新的共同主题，其革命性意义在于最大限度上统一了中西方心理学体系曾经格格不入的局面，从宗教意义中分离出来的精神性概念将成为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的最大公约数。可以预见，中西方心理学通过对“精神性”这一共同内容的并肩研究，相互补充，对于最终促进世界范围的科学心理学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将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事实上，西方心理学对于精神性的研究，传统上主要是两大领域：一是宗教心理学；二是临床心理学，对日常的、世俗的精神性生活的研究比较缺乏。而中国文化传统几乎无，整体表现为一种世俗的精神性追求，对于精神性的临床应用性研究更是先天不足。再加上由于中西方文化在精神性的表现与理解上大不相同，这一方面使得我们在研究对象上的借鉴不易进行，另一方面又更加凸显了中国传统精神心理学思想在理论与应用诸方面研究的重要性，即对于丰富现代心理学的精神性研究从而促进心理学学科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裨益。
同时，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研究中国古代的精神心理学思想，必须有利于解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危机。虽然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危机不仅仅是缺乏传统精神性指导所致，但是，如何运用中国古代精神心理学思想的价值消除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是一个艰巨性与紧迫性共存的重大考验，也是另一个反映中国传统精神性研究重大意义的现实命题。
中国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步伐，使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内容、方式和质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每个人内心世界引发的变化也是空前急剧的。在大多数人体验着社会进步来的满足、喜悦，经历着心身成长的同时，现代化的进程提出的适应要求，也让一些人付出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方面的代价;心理、精神偏常、行为失范而导致的意外事件、重大事件频频发生，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和谐音，让国家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据黄冈市优抚医院提供的确切数据统计，黄冈市财政每年都要划拨几十万的资金，用于治疗和收留在外到处流浪的精神病人。民政机构还设专人管理这项事务。每位患者一年住院费最少需3－4万左右，出院回家也需长期吃药维持治疗，每月花费需约300－400元左右。如若一家庭有一个人患了精神疾病，至少有六人的生活会受到影响。不仅患者个人生活在无尽的痛苦中，让他的亲人也生活在看不到希望的痛苦中。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社会精神疾患的流行也是人类将来生存发展的大灾难。学校是社会一分子，这种流行病趋势也其实早悄无声息的、但又强烈撞击和考验着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
中国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步伐而带来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不可抵挡地侵扰着还在校就读，但又即将走上社会的学子们的心灵。他们都非常清楚，虽然是在校读书，可最终必须成为能适应社会发展，能在社会生存或更好生存的个体，否则将会被社会无情淘汰。但高职生因文化基础、基础素质较薄弱，具有较强的自卑心理，导致自我期望值较低，学习动力不足，自主性和主动性差，甚至有自暴自弃者、得过且过者。他们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极度不满意，但又缺乏克服自我、克服困难的意志力与方法。这种矛盾焦虑的内心斗争，容易使他们精神压抑、思想苦闷、情绪消沉成为心理疾病和发生精神障碍易感与高危人群。笔者在2012年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心理咨询和辅导个案30人。其中因学习压力过大导致心理问题有9人;导致精神障碍发生有2人;因过于自卑心理而导致恋爱受挫而产生心理问题学生4人，导致精神障碍发生2人;因家庭贫困、家庭原因产生心理问题学生3人;导致精神障碍发生1人;因人际关系产生心理问题学生4人，精神障碍发生1人;因就业压力、就业困难产生心理问题3人，发生精神障碍1人。从30个案发生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的诱因当中可充分证实，学习压力、情感问题、人际关系、家庭问题、就业压力成为当今高职院校学生主要的心理疾病诱发因素。因此可见，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与精神疾病预防与干预工作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二、探索精神疾病与心理因素内在发病规律是进行科学有效预防的前提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教授耿文秀说，21世纪是“精神疾病的世纪”。她的这句话客观反映了当今社会，精神疾病已成为了人类常见、多发病之一。但由于精神病学在整个医学中发展较晚，有相当多的常见精神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尚未阐明。再加上旧观念的的影响，精神病的病因长时期地被认为是神秘莫测的而受到忽视，从而妨碍了精神病预防工作的开展。“谈精神病色变、避之唯恐不及的现象”在笔者身边和工作环境中非常普遍。从优抚医院调查确切统计，一个精神病患者所累及家庭和集体所造成的危害、所造成的经济负担，都可说明，预防精神疾病的发生不单单是医学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而且也是发展社会文化、教育和办好社会福利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实践也证明，只有较好地动用公共卫生防御手段，才有可能使防病的目的付诸实际并取得成就。因此科学预防个体精神疾病发生比患者发病之后的医治工作显得更为重要与紧迫。在新时代下如何科学有效预防精神疾病发生?实际上迄今为止，精神疾病的预防工作基本上还处于探索阶段。
在沈渔邨院士主编的最新版《精神病学》第5版中强调:精神疾病的预防工作来自实践，并在不断的实践中向前发展，探讨病因和揭露内在发病规律，是科学预防工作的最终目标。尽管许多精神疾病的病因未臻详明，但多年来人们在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对许多精神疾病的外在联系和表面理象，不断进行细致观察，并形成了一些朴素的观念。人们认识到许多精神疾病是人类个体与社会或自然环境互相作用产生的反常结果。也观察到，在相当不少的情况下，虽然外在条件相似，但疾病发生则可截然不同，提示个体特性在疾病发生中具有重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设法防止这一类疾病的发生中，热衷于提高的人的精神健康水平，使之能够抵御外界有害因素的侵袭。在精神病学领域中，尽管各个学派对心理卫生的概念理解和解释方法不同，但在心理卫生工作中的许多实施方法上，则有许多近似之处。表现在两点上:(1)培育机体整体，包括脑功能的发育，并扶植其经常处于健康状态，使人的体魄健壮，精神饱满;(2)培养个性健康发展并加强锻炼，使之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相统一。现在已有不少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强调了心理因素在精神疾病发病中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了心理因素在防病中的地位。高职院校虽不是专业精神医疗机构，没有诊断和治疗权能，但事实证明，高职院校可从探索影响高职学生心理与精神卫生健康发展的因素，有的放矢开展预防与干预工作，达到了有效及时地把学生精神疾病发生扼杀在萌芽状态。
三、探索预防与干预高职学生心理与精神疾病发生的有效途径
(一)普及式开展校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普及式预防，全面提升全体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素质
1、整合各种校园资源，有效利用各种方式与途径，宣传和普及心理知识。如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相关课程举办讲座，如“新生如何尽快适应新环境”、“如何培养自信心”、“热爱生命与挫折教育”、“女生生理心理保健”、“如何建立和谐人际关系”、“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前的心理准备”等，针对学生发展阶段过程、学习和工作中出现的共性的心理上困惑系统地传授心理健康和提升心理素质知识和技能。还可以利用小册子、校园橱窗、黑板报、广播站、校园网等等途径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这样使所有学生都能了解自身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与特点。他们缩短心理适应期、加快人格的成熟、掌握心理保健知识。
2、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素质拓展训练。如情绪宣泄室、音乐放松室、团体辅导、沙盘游戏、生涯规划模拟训练和户外素质拓展活动等。心理素质拓展训练是积极适应社会发展要求，顺应大学生成长成才发展需要，是提升学生心理素质的一种有效途径。
3、采取积极措施，创造良好条件，优化校园文化环境。校园文化环境是大学生成长的外部条件，它集中体现在校风、学风和班风上。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了重要的精神环境和心理氛围。良好的校风、学风会潜移默化地优化学生的心理品质，如团结友爱的校风是学生形成群体凝聚力、集体荣誉感的土壤，有利于人与人之间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同学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帮助。班风相对校风而言，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更直接、更具体。一般来讲，处在积极向上、宽松友好的班风中，会使人感到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相反，就会使人感到寂寞孤独、紧张压抑，从而对学习和其他活动产生不良影响。可见，保持和发扬优良的校风、学风和班风对于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增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最有效的途径。
4、对教职员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增强人们的心理健康意识。学校教职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不仅影响其本人的工作、生活与健康，而且直接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特别高职辅导员是影响学生心理和人格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他们与学生交往密切，好像是学生一面镜子，是学生学习的楷模和指导者。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人格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因此，高职辅导员必须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多种有效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而且还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各项素质，优化自身人格，从而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二)专业护航，对需要得到心理上指导的个体或群体及时提供专业帮助或辅导．将心理问题及时化解，及时得到心理成长
1、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专业人员为主体，开展好心理辅导、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
2、每年进行新生与即将毕业学生心理健康普查，建立心理档案，对需单独心理辅导学生进行长期关注。
3、构建健全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由教师、管理者、医务人员、学生组成四结合的教育工作队伍和院、系班三级心理保健与危机干预网络系统。通过专职、兼职等方式组建心理健康教育人员，对全校学生开设心理健康、心理学其他方面的课程，培训学校的心理联络员和心理委员，建立学生的心理健康档案，排查出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并加以积极关注，或辅导、咨询，对于患有严重心理障碍或是精神疾病的学生，及时转入精神卫生机构进行治疗。学校的心理联络员和心理委员对处于应激状态的、经济贫困的、学生困难等学生进行密切关注，并及时上报，由专业人士对他们进行评估和鉴别，对危机等级高的学生进行及时干预，预防极端事件发生。
(三)普及精神卫生知识与专业精神机构形成联动机制
打破“谈精神病色变、避之唯恐不及”现象，回避不如面对，请精神科专家到学校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宣传，加强公众对精神卫生知识的重视。让学生了解从心理问题发展到精神疾病的过程，提高他们防御意识。并告知一些有心理疾病或正在精神疾病康复中的学生，有病不可怕，关键在于积极配合医学治疗和科学进行心理调适。加强对辅导员、心理健康教师和心理咨询老师的精神卫生知识培训。因为能及早发现学生精神状态异常，并能与家长取得有效沟通，让疑似患者早日进行得到治疗。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精神专科医疗资源的匮乏和现代医学与心理学的割裂。受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临床非精神科医生对患者的心理问题往往视而不见。反复的医学检查不仅造成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还加剧了紧张的医患关系。而精神专科医生长期以来将目光聚集于重症精神障碍患者，缺乏对其他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的关注，致使高达上亿人次的心理康复问题无人问津。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社会压力的与日俱增，常见精神（心理）障碍患者人群不断扩大。这不仅对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提出了严正挑战，客观上也在呼唤新诊疗模式的诞生。作为现代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心身医学日益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
时代所需
时有心悸之感的老李（化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科的“钉子户”。因害怕心脏病发作时错过最佳抢救时间，他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坐在急诊科门外的长椅上。事实上，老李是由于心脏植物神经功能不稳定，而产生了典型发作性焦虑。
类似老李这种情况的患者还有很多。据该医院急诊科医生透露，很多患者因胸闷、心悸、上腹部疼痛而被送往急诊室，但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发现，40%的患者生理指标完全正常。
尽管老李的各项生理指标完全正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心身完全健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向群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记者采访时表示，临床诊疗中，有四类患者的心理问题很难被临床医生识别，即共患精神障碍和普通医学疾病的患者（共病）；躯体化症状或功能的患者（情绪障碍的躯体反应）；基础疾病状况因心理社会因素存在而不稳定的患者（心身疾病）；由僵硬治疗直接导致精神障碍的患者（药物）。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精神（心理）障碍疾病无法被识别，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现行的生物医学模式有关。在传统医学模式下，临床非精神科医生过多关注患者躯体症状，而忽视心理疾病的存在，是导致很多同时患有心理和躯体疾病的患者无法被识别的原因。
“很多人的躯体症状与心理因素有关，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过敏性疾病等。如果不能将心理因素调整好，则其身体上的异常指标总是存在。”王向群指出，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不仅造成患者治疗依从性降低，还因反复检查增加了医疗花费。
有数据显示，精神障碍患者在综合医院非精神科治疗，其医疗费用明显偏高。比如抑郁症患者所消耗的医疗资源比在精神专科医院多两倍，费用多一倍；惊恐发作症状患者在急诊科就诊的次数是其他患者的10倍，其中有70%的人在得到正确诊断前，已经看过10名以上医生；酒滥用或依赖者的总体医疗费用比其他人高3倍，但1/4至1/2的患者在急诊内科或外科治疗时，未被识别。
不过，在王向群看来，反复就诊带来的更重要影响是，加剧了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2012年，北京某患者在多次就诊未果后，产生严重焦虑，最终将医生砍伤。事后经鉴定，肇事者为精神障碍患者。王向群认为，非精神专科医生对患者因躯体不适而产生的情绪激动缺少认知，是导致医患关系最终走向崩溃的重要原因。
“严重精神障碍在成年人中的发病率高达1%，但至少还有10倍于此的常见精神障碍患者存在。”王向群表示，若想解决这些人的就医问题，在提高医疗水平、避免医疗资源浪费的前提下，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加强临床医生与精神（心理）专业人员的合作，发展心身医学。“心身医学客观上要求在综合医院开展精神医学工作。精神专科医生也要与综合医院各科医生建立紧密联系，帮助临床非精神科医生认识到患者可能存在的精神心理问题，并以协作方式加以解决。”
发展蹒跚
作为现代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20世纪30年代，心身医学科学体系最早在西方发达国家确立。1935年，美国精神病学家、心身医学的开拓者之一邓伯，采纳了德国精神医师亨罗斯的心身医学理念，并于1939年首次发文于《美国心身医学杂志》，5年后他又领导建立了美国心身医学会。至此，心身医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诞生。然而，就在这一学科兴起80年后的今天，中国仍有很多人对这一学科一无所知。
“在改革开放前，心理学曾长期被视作伪科学，所以其基础和应用研究十分落后。受此背景影响，现代医学与心理学的合作滞后，也未能形成很好的合作机制。”上海市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赵旭东认为，导致中国心身医学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历史上对心理学的误解和偏见。
正是由于对精神（心理）疾病的歧视，一些综合性医院不愿开设心身医学的相关科室。《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已实施十余年了，其中明确规定北京市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均要设立精神科室和开展精神卫生服务。然而，目前北京地区的50余家三甲综合医院中，真正设立了精神卫生服务科室的医院仅十几家。而在中国的其他省市，很多城市在进行区域卫生规划时，均将精神专科医院迁移至人迹罕至的郊区。
心身医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第二个原因是，精神专科医生和医院视野狭窄，单纯聚焦在重症精神患者。“在精神卫生法出台前这十几年，我们一直在引导医疗机构从以严重精神障碍诊疗为主向常见精神障碍的诊疗转变。”严俊表示，精神科医生过多关注重性精神障碍，而中国精神障（心理）疾病患者却高达1.6亿人。因此，医疗机构要扩大服务范围，向心理卫生服务和临床心理学发展。从2000年后，部分精神专科医院认识到这个问题。广东、山东等省的卫生行政部门，已开始组织精神科医生开展临床心理培训。
此外，社会大众对精神（心理）疾病患者的歧视，也成为心身医学在中国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受传统文化影响，患者或其家属虽已意识到精神（心理）疾病的存在，但碍于疾病的羞耻感，屡屡讳疾忌医。“多数患有心身疾病的患者皆首选在大型综合性医院治疗，事态严重后才转到精神专科医院诊疗。因为患者碍于病耻感，不愿转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王向群无奈地表示。
“虽然心身医学在中国是新兴学科，但由于起点较低，科研发展和治疗普及程度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仍无法满足公众对防治精神疾病的需求。因此，改革国内医疗模式固然重要，加强医学生的综合性业务教育、提高心身综合治疗的业务素质，更是迫切之事。” 王向群如此概括。
亟待加速
在疾病诊疗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心身医学发展的必要性。心身一体的医疗服务模式应用，既可提高医疗水平，又可降低医疗成本，同时改善医患关系。
“我呼吁，所有临床医生都要具备心身医学的理念。”王向群表示，2013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开始颁布实施。法律的出台将促进心理治疗在综合医院临床各科室的广泛应用。该法第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开展疾病诊疗服务，应当按照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的要求，对就诊者进行心理健康指导；发现就诊者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建议其到符合本法规定的医疗机构就诊。”这意味着，普通的心理治疗成为任何执业医师均应掌握的一项临床技能。
“心身医学发展模式要求在综合性医院进行首诊筛查，在临床医生的鉴别诊断后进行综合干预。如心理治疗出现难度，再由精神专科医生介入，进行联合会诊。”王向群表示，这样一来，既加强了临床医生的诊疗能力，又减轻了精神专科医生的工作负担。
基于此种理念，加强对非精神科医生的培训就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对基层的全科医生。一定要加大精神医学课程的时数。”王向群表示，培训的最终目标就是希望每名临床医生都能了解精神医学理论、提高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识别诊断技术。
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焦虑症或抑郁症患者最初都是在全科医生处进行首诊，之后酌情转至专科医生。中国迟早也要走上这样的道路。
事实上，为了将心身医学的理念推广至基层，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专委会已经与基层医院合作。“由于受病耻感的影响，很多患者沉淀于基层医院。这就要求基层医院对心身医学具有一定了解，才能将相关患者转诊到上级单位或专科医院。”北京市丰台区铁营医院院长孙培云表示，基层医院就诊量较三级医院少很多，可以运用足够的时间筛查患者，有效地将心身医学引入各个科室，大幅度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与医疗质量。
此外，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专委会每年都会召开心身医学大会，向临床医生普及心身医学的理念。“观念改变后，医生们治疗患有心身疾病的患者都很成功。”王向群表示，临床医学与心理学结合，已产生了积极作用。如精神（临床心理）科与妇产科合作，解决了患者围绝经期中更年期诱绪疾病的问题；精神（临床心理）科与心内科合作，解决了患者因患有心脏疾病而伴随的心理问题；精神（临床心理）科与神经内科合作，解决了患者的睡眠障碍问题等。
创业精神 哲学层 心理层
创业精神，是大学生创业的内核，是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前提与动力。良好的创业精神，可以使大学生在个体思维和心理素质具有创业主动性，在创业行为上有倾向性，进而完善创业能力，最终走向创业成功。因此，如何开展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就成为大学生创业精神形成、实施创业行为的关键。以往的研究偏重于采用定性的方式研究大学生创业精神培养问题，认为需要从社会、家庭、学校、个体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精神。但对如何从社会、家庭、学校和个体开展培训，则因为缺乏定量分析，缺乏针对性进而缺乏有效性。因此，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研究社会、家庭、学校、个体如何影响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形成，对探索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路径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创业精神
1.创业精神
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指在创业者的主观世界中，那些具有开创性的思想、观念、个性、意志、作风和品质等。关于其构成，学者们大多围绕三大层次进行划分，即哲学层次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理念，心理学层次的创业心理品质和创业意志，行为学层次的创业作风和创业品质。王辉（2011）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创业精神在心理层面表现为成就渴望、创新精神、市场机遇敏锐性、冒险精神、勇于实践、团队合作精神；王乐生等（2009）通过问卷调查总结提炼，大学生创业精神在哲学层表现为创业情感和创业思维、在心理层表现为创业个性；郭非等（2010）指出，创业精神在三大层次上分别表现为创业意识、人格特征、开拓创新、机会识别、风险承担，并且人格特征是其它四项创业精神的载体，决定着创业精神的选择和发展方向；李炳论（2011）提出，创业精神由创业理念、创业意志、创业个性和创业品质构成。
综上研究发现，学者在创业精神的研究中，行为层次的创业作风和品质是通过心理层次的心理品质和创业意志影响和体现的，同时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其行为主要是还是表现在其心理方面的心理品质和创业意志。因此，本文将创业精神可归为哲学层和心理层2大层次，在哲学层具体表现为创业认知与意识、创业思维和理念；在心理层面表现为创业意愿、自我控制、冒险精神、成就动机和创新追求等个体特质。
2.创业精神的培养
关于大学生创业精神培养的研究，主要基于创业精神整体概念或创业精神的内在层次的两个层次开展的。基于创业精神整体培养视角中，分别从学校、家庭、个体和社会视角提出培养路径，在学校方面，钟建华等（2006）指出，在教学科研中融入创业信念、营造创业氛围、调整学校基础课程与教学模式、调整知识结构进行创业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刘兴亚（2011）也从学校视角提出，学校应唤醒大学生创业意识、进行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改革、建立有创新能力的师资队伍、开展创业价值观教育和实践活动、塑造创业型的校园文化；在个体方面，韩建立（2005）提出，个性特质（成就需要、内在控制、风险承担、内在激励性）、认知模式（识别商业机会）、教育培训和创业经验影响个体创业精神。王一丁（2011）认为，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是学校教育和个体合力作用的过程，即改变传统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改革大学生培养方案和教学手段、调整大学生个体创业实践中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王辉（2011）从学校、家庭和社会支持三方面提出，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基于创业精神内在层次培养视角，围绕创业精神的哲学层面和心理层面，学者们也提出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体是创业精神各层次培养的关键，在创业精神哲学层面的培养中，彭曼（2011）基于个体特征、成长环境、创业环境三因素进行大学生创业意识的培养；在创业精神心理层面的培养中，苏益南（2010）基于文献和访谈提出，培养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心理层面的路径包括：社会环境，即政策法规支持搭建环境，如信贷税收政策、资金支持，学校教育模式引导其品质的培养、个体的创业实践锻炼（创业实践基地、创业活动）增强其创业的心理品质等。
综上可知，无论是大学生整体创业精神培养，还是创业精神哲学层面与心理层面的培养，学校、家庭、社会支持和个体都对大学生创业精神培养有重要影响，但很少有研究系统完整的探究创业精神各层面的培养路径，使得实践中都在盲目的增加学校、家庭、社会的支持力度，效果却微乎其微。且在研究过程中缺乏对大学生的实证研究，使结论和对策的普及性缺少信服性。因此，本研究将学校、家庭、社会和个体因素与创业精神的哲学层面与心理层面培养相对应，针对性地提出有效培养路径，完善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途径，并通过实证检验其有效性，将培养途径与创业精神的内在要求结合，提出综合的有效培养途径。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思路
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体因素对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各层次有不同的影响，社会方面影响方式有创业氛围的营造与宣传、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扶持与指导、成功人士的示范效应等；学校影响方式是教学理念、教学模式与方法、学校创业活动等；家庭方面，家人对风险的偏好、父母工作的稳定性和亲人朋友的鼓励支持等都会影响个人创业精神的培养；个体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的价值追求。因此，实证过程围绕创业精神的哲学层面和心理层面测量大学生创业精神现状，从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因素测量其影响作用，进而探寻不同的影响因素对创业精神各层面的不同影响，进而提炼总结相应的培养路径。研究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方法因子分析、均值计算、频数分布等基本统计。
2.问卷设计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参考、大学生创业精神影响因素的成熟量表（王辉（2011）以及质性化访谈，进行问卷编制，内容包括创业精神的哲学层面和心理层面以及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体影响因素。问卷编制采用likert5分量表，要求被试创业精神各问题按照同意程度进行打分以测量大学生创业精神的现状（1表示“完全不重要”，2表示“基本不同意”3表示“不确定”4表示“基本同意”5表示“完全重要”）；创业精神影响因素的测量按照多项选择形式进行勾选。
3.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的样本对象为陕西师范大学本科生、陕西省部分成功创业者，共发放问卷125份，经过筛选，有效性问卷为102份。由于有效性样本数为问卷总条目数的5倍以上，所以样本数据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4.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SPSS信度分析可知Cronbach's Alpha为0.861>0.7，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通过因子分析进行内容效度检验KMO为0.816，巴特利球形检验卡方值显著，P
三、研究结果
1.大学生创业精神现状
对创业精神各指标的均值统计可知，大学生的创业精神总体不强。具体如表2所示，大学生创业精神均值为3.76，各指标的均值也介于3和4之间，表明目前大学生创业精神达到尚可程度但不强。其中仅创业认知较强，均值>4，创业理念和意愿接近4，其余指标均
2.影响因素分析
（1）社会、学校和个体共同作用影响创业精神哲学层面的形成，且影响路径不同对创业精神哲学层面影响因素频数统计以进行百分比转化，以百分比50%为标准，凡是百分比大于50%的指标，都说明对创业精神产生影响。从表3的统计结果显示，社会、学校和个体三个维度都有指标选择频数超过50%，家庭维度指标选择频数小于50%，表明社会、学校、个体共同作用影响创业精神的哲学层面的形成，家庭因素影响较弱。其中，社会营造的创新氛围、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对创业精神哲学层面的创业认知、创业意识和创业理念有较强影响，而社会成功创业人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对创业精神哲学层面影响不强；学校多元化教学理念、举行的创业实践活动影响大学生的创业思维，而师生交互式教学模式、专家开始的专题讲座对创业精神哲学层面影响较弱；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是创业意识和创业理念的动力因素；家庭因素中父母对风险的偏好、父母工作的稳定性对哲学层面的创业理念影响较弱。
（2）学校、个体和家庭因素相互作用影响创业精神的心理层面，且影响路径不同，对创业精神心理层面影响因素频数统计以进行百分比转化，筛选出百分比大于50%的因素可知，学校、家庭、个体因素共同作用影响创业精神的心理层面，社会因素影响较弱，具体分布如表4所示。学校因素中的师生交互模式影响创新追求，而学校举行的创业实践活动对创业精神的心理层面影响较弱；家庭因素中亲人朋友的鼓励支持主要影响个体的创业意愿和成就动机，而家人对风险的偏好、服务工作的稳定性对心理层面影响较弱；个体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对创业精神心理层面各指标有较强影响。
四、结论
根据研究结果可知，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体对创业精神的各层面有不同的影响，这就要求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应重点采取以下方式与方法：
第一，加深大学生哲学层的创业认知、意识和理念需要政府出台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加大对大学生创业的指导力度，加强政策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创业氛围。
第二，学校要重视教学模式创新、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培养大学生创业思维和创新追求。立足知识型、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多元化教学理念，学校要重视教学模式创新、积极组织创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业思维模式，激发大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在教学模式创新方面，师生交互模式可采用启发式、案例式、讨论式、模拟训练式、创业基地参观学习等多种形式体现，这样可鼓励大学生改变思维方式，多思考、多实践，激发求知欲，引导学生从学习复制向自主创新转变；在创业实践活动开展方面，可定期举办创业计划竞赛为大学生创业提供系统性思维引导和训练，由于专家开始的专题讲座对创业精神影响较小，因此可适当减少专题讲座。
第三，家庭方面重视亲人朋友的鼓励支持。研究发现，家庭因素中的亲人朋友的鼓励与支持，主要影响创业精神的心理层面，这些支持是创业精神心理层面培养过程的坚实后盾。因此，亲朋好友可通过提供资源支持给予大学生创业所需的资金，通过情感鼓励帮助其产生积极的能量与信心，激发个体精神层面的创业意愿和成就动机。
第四，唤醒个体对价值追求的思考。研究表明，个体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对创业意识和创业理念形成有重要影响，并且对创业精神心理层面各指标有较强影响。因此，要从内在激发和唤起个体对价值追求的思考，使创业成为其价值追求实现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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