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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流动；成本；收益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4-0163-01
国内对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近年来部分学者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的收益与成本，主要是从劳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两个方面来展开。
1从微观层面对劳动力流动成本收益的研究
1.1从劳动力流动的个体成本角度
龚莉（2006）认为从流动者个体的角度来看，实施过程中的流动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前者包括流动费用，主要是交通费、搬家费、住宅费、一些政策性收费（包括办理证照费、计划生育费等）、寻找工作的信息费用，以及流动时因失业而减少的收入、养老金的损失两个主要部分；非货币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转移的时间成本（流动和寻找新工作花费的时间）和特定地点的资产放弃（如资历、放弃客户、离开家人和朋友、离开熟悉的环境、歧视）所形成的心理成本两部分。堪新民（1999）认为劳动力流动成本主要包括就业成本、生存成本、交通成本、心里成本、风险成本这五个方面。Zhaoyaohui（1999）认为迁移的货币成本包括迁移过程中的直接花费，包括迁移过程中交通、住房和食品的支出等，这一成本一般与迁移距离有关。对迁移者来说，更重要的成本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劳动力若不迁移，从事其他活动能期望得到的最大的全部净收入流。沈卫平（1995）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因素：（1）工资率或收入；（2）制度成本，对城市职工主要指工资以外的福利收入，对农民主要指市场准入成本，如农民工进城的就业证卡发放制度等；（3）专业培训成本；（4）风险成本，指劳动力对流动后未来收益预期不准确，而可能承受的损失；（5）跨区域流动的迁移成本；（6）放弃与获得闲暇；（7）增加收益的较多机会；（8）非经济因素，如社会地位、个人爱好或自我价值的实现、生活质量等。
1.2从劳动力流动的个人收益角度
戎建（2008）认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工资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农民工流动到城市通常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迁移的预期收益不仅包括通过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带来的较高预期收入，而且包括在迁移过程中能力的提高。吴克明，田永坡（2008）从生产效应和配置效应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机制，然后提出了一种剥离教育收益率的计量方法，并利用抽样调查数据，计量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程度，发现劳动力流动使得教育收益率提高了23%。吴江，肖寄斌（2006）认为一般来说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从而增加劳动力收入，根据估算，劳动力产业间流动造成的收入增长占人均总收入增长的4/10。我国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动到城市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确实增加了我国农民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收入水平。王军，由磊明（2003）以人力资本为研究出发点，提出剩余利益的概念，剩余利益可以定义为人们为弥补效用最大化过程中损失的那部分效用而追求的一种有形的补偿。他们认为人力资本在模型中只能是提高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增加了劳动者的想象空间，从而增加了要涉及的剩余利益的量值。
2从宏观层面来分析劳动力流动成本收益
朱云章（2007）指出在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条件下，劳动力流出，一方面通过降低劳动力供给水平提高输出地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输出劳动力汇款方式的资金回流，也有助于提高输出地的工资水平。所以根据传统理论的观点，在“刘易斯意义”的拐点到来之前，农村劳动力输出对于输出地收入水平的提高有积极影响。国忠金（2005）认为劳动力的群体流将逐渐融入整个城市的社会发展中，从而形成一个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统一体。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融合将更加刺激社会中各种劳动力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孟凡友（2003）从政府的角度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政府付出的主要成本包括政府就业机构的人员经费、公务费、业务费等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包括因劳动力流动而引起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等方面。主要收益包括货币性收益，即劳动力流动后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等；非货币收益，包括农村劳动力流动而带来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成熟发展等。唐钅广（2002）认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结果是企业方面的剩余增加，本地劳动力供给方的剩余减少，增加的福利部分大于减少的部分，当地社会总福利呈现增加的趋势。
3国内研究不足之处及简要评价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某些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可以看出以上大部分研究还是只停留在理论方面的规范研究，对于实证研究方面并没有取得很大的突破。今后的研究可适当展开问卷调查，获取详实数据，结合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经济研究工具，对数据做出科学分析，为理论研究的结论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1］吴克明，田永坡.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收益率:理论与实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11）.
论文关键词：刘易斯模型；回流性；半商品性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其中必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阿瑟·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虽然力图说明的是劳动力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却在客观上解释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原因，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农村一城市人口流动模型之一，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畅转移是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关键，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流动，以及流动中的特殊性等问题都关系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能否实现，因而结合我国实际，对刘易斯模型进行重新解释和修改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刘易斯模型的简要介绍和分析
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刘易斯做了如下假定：(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存着两个部门：收入及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和工资水平及劳动生产率都较高的城市现代部门，即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2)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资本是稀缺的；(3)城市现代部门只使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且利润全部用于投资。该模型认为，由于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农业人口若不受限制就会向城市流动。只要城市部门扩大生产，就可以按现行工资水平雇佣到任何数量的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
图1描述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流动的过程。横轴OL量度劳动量，纵轴量度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OA为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OW为城市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刘易斯认为，在这个稍高于农村收入的工资水平上，城市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因此，劳动供给曲线WS是一条水平线。根据假定3，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可变比例规律，对于一笔固定资本额Kn，总有一条特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与之对应(图1中的曲线部分)。现代工业部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条件就是边际生产率等于工资。当资本为K1时，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为DIF，资本家将雇佣OL1数量的劳动力，此时利润最大，城市部门所获得的总产量为OL1FD1，其中OI1FW为工人的工资，WFD1为资本家获得的利润。若利润全部用于投资，资本额将增加到K2，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的组织就在第二条曲线上进行。在工资不变情况下，资本家获得全部经济增长的利润，其资本由最初的K1积累到K3，如此循环，直到劳动力变得稀缺，工人工资才能得以增加，这时便进入了增长的第二阶段，二元经济也就变成一元经济，发展中国家便进入工业化阶段。
二、结合中国实际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正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可以发现，刘易斯认为城市就业工资高于农业收入，农民就会流向城市，不免过于笼统。事实上，农民也是经济理性人，贫困的农民对每一个选择行为都会精心算计。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更多的基于农民收入上的考虑，而忽略了流人城市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农民会仔细权衡利弊后再做出决定。笔者认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该是农民工进城能得到的净收益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之差，用R来表示，即净收益R=[城市就业收入一城市就业成本]一在家务农的净收益≈{工资收入(w)一[工作不满度(C2)+流动成本(C1)]}一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这个差值应该有三种情况：
R>0选择流人城市
R％0选择留乡务农
R=0以上两种选择均可
其中，工资收入W表示进城农民工的现金收入或者未进城农民工的预期收入。一般认为，若非生活所迫，人们更倾向于休闲而非工作，所以对工作必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满倾向，所以将这种不满也算作成本。工作不满度C2包括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工作时间长短、工作保障等方面不满意程度的货币表现，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流动成本C1包括很多方面，有因放弃在家务农和务工的机会成本、在外务工时产生的各种直接和间接费用，包括工资收入
的及时结算、人力资本投资、农民进城克服制度上、心理上障碍的心理成本，其中包括与亲人分离的亲情成本，后两项之和应为城市就业成本。只有净收益R为正时，未进城的农民才会决定进城，同理，已进城的农民工则会选择该部门或企业。基于上述认识，刘易斯模型应该进行一定的修改和补充，具体参见图2。
如图2所示，曲线WW1表示城市现代部门的现行工资，即城市就业收入，近年来农民工的名义工资一直没有明显的提高，加上物价等因素的影响，其实际工资是呈下降趋势的，因而曲线WW2是向下倾斜的；曲线AA为农业部门的净收益曲线，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是逐渐提高的，因此曲线AA表现为缓慢上升的曲线；CC为城市就业成本曲线，我国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现状是就业成本不断上升，直观的表现为农民工工作非常辛苦，生活质量比较差。因此CC同样表现为缓慢上升的曲线。曲线WW与CC相交于M点，M点之后，即城市就业的工资水平低于W时，由于在城市的就业成本大于就业收入，即城市就业净收益为负，在理性选择的驱使下，没有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因此，在城市就业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再不提高将会造成劳动力的绝对短缺。M点之前一定会存在一个临界点P，在该点上，城市就业的净收益WPFC等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EI1 O.P点对应的工资水平为w在P点之前，即城市就业的收入高于Wp时，才有农民工进城务工，因为此时的城市就业的净收益WPFC才会大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EIO。至于P点的具置，肯定是在M点之前，利用国民经济的关于工资及各项成本的数据，通过量化分析可以确定出来，在此的定性分析仅仅是指出P点的存在，从而针对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的现状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改和补充。至于城市就业成本曲线CC的位置，可以根据具体的数据确定，但无论是在曲线AA之上，之下或是相交，都不影响分析的最终结果。P点是存在的，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相对的，刘易斯模型在中国的应用是有条件的，我们应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模型。
三、结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对刘易斯模型的补充
(一)流向的部门分析
以上对刘易斯模型的新探索，主要分析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流动的问题，至于流向哪些城市部门在我国也有一定特殊性。我国作为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诸多非正规部门，由于长期的户籍歧视政策形成的文化意识，农民工成了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的特定称谓。城市非正规部门界定为投资规模小、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的以私营(个体或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部门，如小工厂、小家庭企业等，其余的有正规编制的政府及事业单位，以及规模大的公司企业等均属于城市正规部门。由于流出的农民绝大部分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农民工本人难以通过工作获得知识、技能等的提高，雇用他们的部门也难以走上依靠技术进步发展的道路，容易形成低素质一低成本，低成本一低素质的恶性循环。刘易斯模型没有对剩余劳动力的流向部门进行具体界定，在应用该模型时，也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分析。
(二)由我国劳动力特殊性决定的回流性分析
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劳动者必须具有人身自由，能够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第二，劳动者必须一无所有，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按照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我国的劳动力又具有本国的特点，大部分的劳动者都能满足拥有人身自由的条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由人民所有，劳动者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支配权，比如在农村，农民就拥有一部分土地的使用及收益权，目前的政策还不允许自由转让土地，与此同时，我国的一些用人单位也存在着市场化运作、非市场化及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这就使得我国劳动力呈现出半商品性的特点，劳动力夹在商品和非商品之间，可以互相进行相对自由的转换。这种半商品性决定了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与土地有着比较强的粘性或依附性，由于土地的巨大吸纳性及我国特殊的土地政策，造成了流出的农民工很容易发生回流。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二三产业;转移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4-0049-2
一、浏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
1.转移特点
第一,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不断扩大。从表1中可以看出,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的增长,浏阳市转移在外就业人员在增加。2005-2009年,由17.9万人增加至20.28万人,增加0.2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转移劳动力0.595万人左右。
第二,农村转移劳动力从事行业较为集中,工业是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浏阳市由于烟花加工企业多,吸纳本地农村劳动力强,从业率最高,其次,浏阳农村转移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是采掘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以笔者抽样调查的三口镇东盈村为例,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占52.59%,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占15.67%, 而七宝山乡农村劳动力就业则主要集中在博隆矿业等矿山和花炮企业。
第三,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就近的趋势增强,县域及小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有较大增强。从表1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浏阳市在省外就业的人数2005-2009年,由10.7万人减少至8.71万人,减少了1.99万人,平均每年减少至外省转移劳动力0.4975万人左右。以笔者调查的沙市镇为例,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在县域内从业的劳动力占45.95%,在县外市内从业的劳动力占15.47%,在市外省内从业的劳动力占19.16%,去省外从业的劳动力占19.42%。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势表现为,流向县域及城镇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上升,小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有较大增强。
第四,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不高。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较农业领域要明显偏高,而据笔者调查,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外出至外省的劳动力多是当地素质较高的人员,跨省流动的首选地区主要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信息灵敏、择业观念强的劳动力逐步脱离农业,投向二、三产业。文化素质普遍低下,不利于提高就业机会和就业稳定性。
2.转移的积极意义
一是提高浏阳农民收入,促进浏阳农业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推动农民增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表2中得到印证。
二是调整了浏阳农村就业和经济结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农业就业比重迅速下降,非农就业比重迅速上升,三大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优化。至2010年,浏阳市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12.0:64.5:23.5。
三是推动了浏阳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是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核心内容。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在带动农业产业发展的同时,又能促进工业、制造业、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从而促进城镇化发展(见表3)。
二、制约浏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1.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及就业技能偏低
据笔者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0%的人参加过技能培训,接受正规技能培训的还不足30%,能拿到职业资格证书的则更少,而文化程度状况显示,高中以上文化闲置在家的不多,主要是初中文化人员,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判断、分析受到了所受教育的局限,同时又受到了来自上一辈的典型的小农意识的影响,对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准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急待提高。
2.就业观念制约
浏阳作为花炮主产基地,但是最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新的现象。从花炮行业的用工荒,到花炮学校的招生难,不无体现了花炮行业中的一个危机:后继乏人。通过与花炮学校的部分学生交流时获知,作为从事花炮行业大半辈子的父母,大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再从事这一危险的行业。
3,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浏阳目前工业发展的势头和速度都是比较快的,但真正城镇化的建设规模,建设的水平还没有及时跟上。实际上浏阳城镇化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工业化发展。特别是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滞后。城镇化水平滞后发展造成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既妨碍了农业效益的提高,也阻碍了农民收入增长。这一点,在笔者调研的小城镇建设当中,显得尤为突出。
4.城乡二元就业体制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
传统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大量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并不能获得平等的社会身份。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上学、居住、就业、社保等社会功能,使农民工子女不能享受城市中小学生的上学待遇,使农民在城市就业面临门槛高、工资低、受歧视等不公平待遇,不能享受同等的劳动保障权、医疗养老保障权、同工同酬权等合法权利。就业成本加大。
5.现行土地政策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劳动力流动
农村土地承包政策30年不变,客观上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一方面农民依赖于土地,尽管离乡但不离土;另一方面家庭经营迫使农民离不开土地,再加上当前土地流转机制不活、体制不顺,无法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致使外出打工者一心挂两头,只能根据农业生产季节特点,选择外出务工方式和时间。
6.劳动力市场发育滞缓,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低
目前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大都是自发的,而由政府职业介绍部门组织安排外出的却很少。政府缺乏对农村劳动力的总需求、总供给的调节。因而农村劳动力流动只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此外,劳动力流动的服务体系及中介组织建设也严重滞后,因缺乏有关信息,或信息不准导致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同时浏阳受外来劳动力的冲击较大。外来务工人员用工成本较低,企业逃缴、漏缴综合保险的情况是存在的,而本地农村劳动力嫌工资低,不愿到一些企业打工,而企业老板也感到外地民工容易管理,成本低,不愿用本地劳动力。
三、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途径和对策
1.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治本之策
首先要不断强化基础教育,千方百计改变农村富余劳动力文化素质低的现状。其次要抓好职业技术教育,开展技能培训。根据浏阳的产业结构和用工需求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扩大职业教育办学规模。第三要逐步建立县、乡、村三级农民文化技能培训体系,根据不同行业、专业、工种、岗位的要求,开展由政府统一颁发资格证书的专业技术性、引导性和订单式培训,并逐步建立与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相适应的就业培训和劳动力异地转移培训体系。
2.立足浏阳农村现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合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及非公有制经济,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与农业产业经营紧密结合起来,使农业不断向非农产业延伸,加快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非农业的发展,扩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空间。
要把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促进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也是今后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以发工业新城、大瑶、古港等小城镇为中心,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将使小镇成为大批农村劳动力得以就地转移的稳定载体。
3.加强制度建设,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主要是根据目前浏阳农村土地状况实际,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允许外出打工、经商的农民可依法有偿转让、转租、入股抵押土地承包权,促进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正常流转,逐步集中,甚至可以考虑以村为单位成立“土地托管中心”,由“托管中心”统一负责土地经营。
关键词：劳动力；逆工资趋向流动；序贯博弈；嵌套博弈；子博弈完美均衡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4-0102-06
一、文献综述
传统的劳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理论都认为工资差异是导致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的主要原因，如著名的刘易斯（W A Lewis）模型和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模型，以及其他大多数国内外有关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都把劳动力顺工资趋向流动当作一个基本的假定前提，但是，蔡[1]认为以“托达罗模型”为代表的传统迁移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劳动力迁移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在中国，劳动力并不仅仅向东南沿海等高工资地区流动，而且也向工资较低的内陆地区流动，尤其是自2004年首次出现“民工荒”之后，这一与既有理论相矛盾的“逆工资趋向流动”现象逐渐增多，而现有相关文献鲜见对劳动力逆工资趋向流动机理的研究。
劳动力流动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其禀赋问题，周其仁[2]、汪小勤等[3]、刘渝琳等[4]、章铮[5]、刘倩等[6]、刘央央等[7]、余尊宝等[8]认为禀赋的不同自然也就决定了其求职能力的大小。而李强[9]、王美艳[10]、刘尔铎[11]、刘林平等[12]、约翰・奈特等[13]、毛隽[14]、田园[15]等则认为制度因素尤其是户籍制度在中国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而且，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棘手的政府间利益博弈问题[16]，对此，陈宇海[17]、邓曲恒[18]、简新华[19]、刘尔铎[11]等认为这些问题具有历史阶段性，只是暂时性现象。
〖BT4〗二、基本假设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产业结构；优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1-00-02
一、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劳动力无限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该理论表明，刘易斯拐点模型的核心问题在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就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来说，庞大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向珠三角、长三角集中，形成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因此，探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能为我国产业转型、劳动力市场优化等起到指导方向的作用。
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在开始前，由于农村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其边际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使得现代工业部门无需提供更高的工资，在原有工资的水平上即可吸引到足够多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呈完全弹性；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消耗殆尽时，工资水平就有上升的压力，企业的生产成本开始提高，即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在拐点之前，固定的较低工资水平，即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此拐点之后，需要提高工资才能吸引到劳动力的供给。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农业和工业现代化发展的水平，预示着新的经济改革和产业转型的到来。
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的关系是紧密结合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资源可以不断地补充现代工业部门所需的劳动力，在没有到达刘易斯拐点之前，工资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利于现代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直到现代工业部门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若再继续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大幅度提高工资，否则会产生“招工荒”。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阵痛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启示，让我们不得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产业转型等问题。由于我国过去30多年的出生率快速下降，加之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进一步被蚕食，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重新定位发展方向，加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也急需进一步的转型优化，积极配合产业转型的步伐，加强自身劳动技能的培养，畅通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渠道，迎合市场需求，积极应对刘易斯拐点到来后的劳动力短缺、工资率上涨、边际生产率下降的挑战。
总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必然会伴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弱。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告诉我们，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我们已处在世界分工链条上的末端，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品牌，以致于在我们的人口红利枯竭时，低端产业终将被世界所抛弃。低技术含量的企业，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势必提高工资来维持必须的劳动量，而成本的增加终使其被市场所淘汰。换言之，我们在刘易斯拐点来临之前，需要快速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强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才能迎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学术界对刘易斯拐点不同理解的文件综述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因此，本文将两种观点的代表性意见进行整理，并提结合学者的观点进行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蔡P（2007）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时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农村只有不到1.2亿剩余劳动力，且城镇农民工、正式工工资趋同，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姚上海（2009）指出，二十世纪初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初现端倪，2009年下半年随着经济的回暖，我国农村劳动力供求状况已经跨入刘易斯拐点。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还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周天勇（2010）指出我国2009年城市化水平45.59%，处于低水平的城市化，而刘易斯拐点往往是城市化达到70%才会来临。刘伟（2008）指出“民工荒”只是局部和暂时的现象，造成民工荒并不是劳动力供给出了问题，而是劳资博弈的结果，因此得出的结论是现在谈论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到刘易斯拐点还为时过早。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在国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已经出现了“用工荒”，并且这一趋势已经开始向内地漫延，但刘易斯拐点是否真正的出现，仍然没有定论。本文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不会确定在某个具体的时间，而是在将来某个时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可能提前也可能延迟，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或渐进式的发展。
从企业角度看，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必然推动工资上涨，加大小微企业的压力。一方面，工资上涨意味着提高了企业生产的成本，在市场价格不变的前提下，使小微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尤其使正处在转型期的企业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工资上涨将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推动消费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利于拉动内需，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减少收入分配差距，缓和社会矛盾。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会迫使企业加快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珠三角、长三角过去的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同时也形成了我国产业结构以低端粗放、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殆尽，我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加之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开始提高，附加值只减不增，企业面临着发展停滞的状态。因此，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加大人才专项技能的培养，完成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才能有效地越过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
从政府角度看，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会使国家的宏观经济状态产生下滑。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劳动力生产要素越发稀缺，稀缺劳动力的成本势必会提高，从而导致劳动者的工资会提高，企业的经济成本会上升，影响市场的价格体制和调节机制，进而会打破我国原来“低成本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抵消作用。
三、面对刘易斯拐点的政策建议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我国早期的发展是高耗能、高污染、高投入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虽在短期中加速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期间出现了一些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留下了许多隐患。如今，在刘易斯拐点来临和人口红利即将耗尽的时期，我国应该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方向，根据经济发展的新特征，顺应时代潮流。走可续发展发道路，加大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核心竞争力，完成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往来中的竞争力。
（二）加快产业转移
珠三角、长三角沿海发达地区集聚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制约了当地产业结构优化转型的进程。当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不断增大，应该及时启动产业转移，由沿海地区向内地劳务输出大省转移。由于内地经济欠发达，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企业内迁，一方面可以使农民工就近就业，推进当地城镇化的建设，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的差距，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内迁为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
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也就决定了就业结构要与之相应地进行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应该向更高层次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增加产业的附加值。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因此，为了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必须把传统工人培养成新兴产业的工人。其中，尤其要加强职业技能的培养，提高专业素养，迎合产业转型的市场需要。
（四）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由刘易斯拐点可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但在二元经济体制中，农民和城市居民并没有享受相等的待遇。由于户籍制度、城乡差距等原因，与城市居民相比，进城务工的农民面临的劳动环境和社会处境较差，如福利保障、子女上学等等。因此，在吸引更多农民进城务工之前，就应做好在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准备工作，使农民工能享受与城市居民相等的待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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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男性劳动力转移 留守妇女 婚姻
［中图分类号］D669.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4－0018－02
婚姻传统上是男女两性依一定的法律、伦理和风俗的规定所建立起来的夫妇关系，是男女之间一种相对持久的、社会合法化的性与生活的共同体。夫妻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它属于人性、亲昵性、长久性、发展性和契约性的关系。但是，随着留守妇女群体的不断壮大，她们的婚姻情况也相应发生了改变：这些人虽拥有完整的家庭，却常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夫妻间缺少沟通，感情日渐淡薄，婚外情和婚外性现象时有发生；另外，长期的夫妻两地分居也会使部分留守妇女对自己的婚姻产生危机感，从而给她们的心理带来压力；还有，丈夫不在身边，留守妇女成为农村害的主要受害对象。
一、研究方法及资料的来源
本论文主要采用了随机抽样方法，在山东省男性劳动力转移较为集中的滕州市滨湖镇56个村委会中选取三山、后纸坊、前纸坊三个村委会，随机抽取了100位留守妇女作为问卷调查样本。另外，考虑到问卷调查信息反映的有限性缺点，在每个村中选择2～3个留守家庭作为访谈样本，补充问卷。
二、留守妇女婚姻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一）夫妻沟通机会少，导致部分家庭夫妻之间逐渐生疏、感情变淡
近年来，我国农村已婚男性劳动力为了家庭整体利益做出理性的选择――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家中。根据调查，滨湖镇留守妇女的丈夫半年回家一次的占73%，每年回家一次的占14%，11%的滨湖镇留守妇女的丈夫每月回家一次，仅有2%的留守妇女的丈夫没回来过。
在被调查的留守妇女中，遇到家里有事情或是思念丈夫，留守妇女采取打电话或手机与丈夫联系的方式占83%；由于一部分男性劳动力去离家不远的市中心打工，有12%留守妇女去打工地看丈夫；采用互联网络聊天的占3%；采用传统书信的占2%。另外，由于农村长途话费较高，城市联网公用电话相对便宜，因此多半是丈夫主动与妻子联系。但是每次为了节省话费通常是有事才打电话，互诉情感的甜言蜜语就少了些。长期这样，导致夫妇间信任度降低，对婚姻信心不足，甚至婚姻解体。
（二）男性劳动力外出导致留守妇女孤独、烦闷和性生活压抑
对滨湖镇的调查表明，39%的留守妇女感情上孤独无依，情感交流出现障碍。留守妇女不仅要承担着沉重的农田劳动，还要赡养老人、照顾孩子，做繁重的家务，承受着生理和心理巨大的压力，生活境况十分窘迫。根据调查，滨湖镇的留守妇女中有近37%的人感到身体和精神上都疲惫不堪。
性生活对婚姻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就是婚姻的物质支撑，正常的、有规律的生理需求可以调和女性体内的各种生理机能，促进激素的正常分泌。但是，在留守家庭中这项婚姻最原始的功能逐渐弱化，留守妇女正常的婚姻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对滨湖镇农村留守妇女调查中，38%的留守妇女表示对婚姻性生活不满意，61%的留守表示对婚姻性生活较满意，只有1%的农村留守妇女表示对夫妻性生活很满意。长期的压抑容易使留守妇女身体机能失调，抗病能力下降，影响生理健康。生理上的不适，还影响了女性的心理健康，产生抑郁、焦虑等心理病变，使人对生活失去信心，容易冲动，为后来的家庭变故埋下隐患。
鉴于留守妇女自身体力不够和缺乏经验，许多繁重的农活难以独立完成，只好请村里不需要外出打工的青壮年男劳力帮忙。而长期的接触与相互协助，有可能导致婚后情。有的妇女甚至抛夫弃子与人私奔。
（三）留守妇女与丈夫之间城市化不同步，婚外情上升
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他们与妻子长年分居两地，他们在知识技术层面上、心理层面上和社会交往方式及生活方式都接受了现代生活的理念，当这些与原有的价值观发生冲突时，正确的沟通方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如果夫妻之间没有坚实的感情基础，丈夫嫌弃妻子由于认知的缺乏，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与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达到一致，导致夫妻间沟通交流减少，分歧和隔阂难以消除，夫妻关系不和谐，感情疏远，甚至导致婚姻解体。
也有一些人进城打工，赚了一些钱，事业小有所成，便在外吃喝赌，沾染诸多不良社会习气，甚至在外养小老婆包二奶三奶，对原配妻子长期不履行丈夫义务。通过调查显示，25%的留守妇女担心丈夫在外面有外遇。然而，当滨湖镇留守妇女被问到“一旦丈夫有外遇时，您会怎么办”的问题时，73%的留守妇女回答“先挽救一下再说，只要他肯养家就由他去”，19%的留守妇女选择“死也不离”，仅有8%的留守妇女一定要离婚。
（四）留守妇女担忧多、易受性骚扰，安全感较低，影响婚姻稳定
据问卷统计，滨湖镇留守妇女最担心丈夫在外面的人身安全的占了65%，最担心丈夫的身体健康占34%。
丈夫出外打工后，家里就剩下孩子、妇女和老人，抵御危险的能力明显不够，无法很好地处理一些紧急事件。另外，由于丈夫长年不在家，碰到利益纠纷、邻里矛盾和农业生产困难时，留守妇女就处于劣势地位，受到不公正待遇。此外，一部分没有外出的男性劳动力对留守妇女心存不轨，把她们作为侵犯和取乐的对象，有的甚至成为农村案的主要侵犯对象。而留守妇女遭遇性骚扰后，碍于面子大部分人选择了沉默，这样就在她们的心里留下了太多的阴影和负担。
三、解决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建议与对策
（一）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子女受教育制度和保障制度导致的城乡差别是留守妇女婚姻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避免对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差别对待。逐步消除城乡户籍管理分割，减小农民工在城市里就业面临的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农家娃和城市里孩子应享有一样的教育设施、教育资源，享有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福利，如住房、医疗、最低社会保障，从而降低了农民工外出迁移和与家人团聚的成本。
（二）加快城镇化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加快城镇化发展，发展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可以更大规模地就近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首先政府应制定优惠的政策，加强宣传和招商引资力度，鼓励外出务工的创业能人回乡创业，根据当地情况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另外，政府实行有利于当地农业的政策和给予相应的资金扶持，根据当地的农产品状况发展农产品深加工行业，就近转移了劳动力。留守妇女的丈夫就可以白天出外做工晚上回家休息，和留守妇女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从根本上解决了由于男性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留守妇女婚姻的各种问题。
（三）完善劳动法相关规定，推行农民工带薪休假制度
政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促使企业重视和关怀农民工留守家庭，逐步推行农民工带薪年休假制度或制定农民工“探亲节”“探亲假”。另外，给予留守妇女最基本的人文关怀，改善农民工住宿条件，为留守妇女探亲带来方便。还应拿出一部分资金帮助留守妇女“探亲”，降低她们的探亲成本。让农民工夫妻之间增加相处和交流的机会，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从而巩固婚姻的稳定性。
（四）全面提高留守妇女素质，依法维护留守妇女合法权益
首先，留守妇女自己要努力学习各种农业技术和参加各种职业培训。根据当地情况，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创业，进行农产品多样化经营。这样不仅为家庭带来了很好的效益，而且使留守妇女实现了自尊、独立自主，有利于夫妻之间的共同城市化，促进夫妻和睦，提高婚姻质量，避免丈夫在进城后婚外情的发生。
其次，留守妇女还要了解《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一旦丈夫出现婚外情或是遭遇家庭暴力时，应掌握“证据”，利用最有利的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及时了解丈夫的打工去向，对其收入情况尽量获悉，一旦发生婚变，可以申请财产补偿，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外，当遇到一些性骚扰或是人身财产合法利益受到威胁时，应随时与当地村委会、妇联或是基层公安司法机关等机构申请帮助，同时做好现场证据的收集、保留，严惩犯罪分子。
再次，各级妇联组织要努力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优势，在上级各级部门的支持下举办各种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培训班，选取适合留守妇女的发展前景好、经济效益好的项目，帮助留守妇女与农村信用社协调，为留守妇女的创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根据留守妇女的生产劳动时间，成立留守妇女互助小组，自发组织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农忙时换工，也可以借互助小组实现有效的情感沟通，倾诉苦恼与心事，缓解留守妇女因丈夫离家在外的孤独寂寞。另外，有条件的村委会可在村民小组内部组织小型治安联防队，村民代表轮流值班，有助于增强留守妇女的安全感，减少性骚扰、等犯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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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调研报告
呼兰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围绕农民增收这个核心，健全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互动机制，为提升农村经济运行质量，发展现代农业创造条件。通过劳动力转移牵动土地流转，从而带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增加投入，促进了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探索出了一条统筹推进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全区采取多种模式加速土地“依法、自愿、有偿”流转，促进了土地的合理有序流动和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不仅使外出务工农民获得土地承包权益，稳步推进了劳动力转移，而且使留守农民实现了规模效益。截止目前，全区转移农村劳动力13.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1%，创劳务收入14亿元，农业人口人均劳务收入3107元，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8%。全区通过转包、转让、租赁和入股等形式，引导转移就业的农民流转土地38.9万亩，占转移就业农民承包土地面积的52%。
一、多种途径流转土地，解放农村劳动力
呼兰区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农民自愿、依法有偿”的土地流转机制，为推动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一是创新发展合作经济组织，推进土地流转，释放农村劳动力。在不改变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行政管理毕业论文，以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依托，鼓励农民以土地转包、租赁的方式，积极参与农业合作经营，从而加速土地流转，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目前,全区组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300余家，流转土地面积达6.1万亩，吸纳农村劳动力1.2万名。二是引进现代农业资本，促进农村集约化经营，释放农村劳动力。呼兰区注重在农业领域招商引资，发展龙头企业，通过市场化运作，借助企业自身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优势，让农民以土地入股、转包和互换，发展订单农业，建立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助推了土地流转规模。实现了基地建设和农民的互惠双赢。在抓招商引资发展龙头企业的同时，还注重扶持各类专业大户，按市场规则引导土地向种养殖业大户流转。三是建设园区，流转土地，释放农村劳动力。为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呼兰区加快了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并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输出步伐。以沈家、双井等乡镇设施农业示范园区为依托，打造哈肇路设施农业示范带。采取承包地互换转包、租赁、入股等方式，引导外出农民把土地向园区集中，实现集约化经营，释放了农村劳动力，加快了农民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步伐。双井示范园区在300亩土地上建温室大棚20个，每个大棚年纯收入1.2万元。
二、多渠道转移农村劳动力，推动土地稳定流转
农村劳动力转移加速了农村土地流转，土地流转促进了农业要素的优化组合，又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呼兰区近年来采取多种渠道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建立和完善了“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政策引导、流动有序、管理规范、服务完善”的劳务经济发展新机制，做大做强劳务经济这篇文章，推动了农村土地的稳定流转。一是提高培训质量，促进劳动力转移，稳定土地流转。呼兰充分利用国家“阳光工程”培训资金，发挥阳光工程培训的牵动作用，通过整合教育资源，采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联合办学方式，提高培训质量。根据市场需求，坚持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目前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全区已形成了数控、电焊、计算机、建筑、服装等专业品牌。区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心与省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合作培养的数控专业学员分配到中粮集团、青岛海信等知名企业；黑龙江省农业机械研究所培训电焊工叫响大连造船厂。近年来，全区共开展技能性培训农村劳动力2.1万人，实现了稳定就业。区劳动力转移办公室还与200余家企业确立了劳务协作关系，每年可提供1万余个就业岗位，为学员提供输出、维权保障一条龙服务，促进了稳定转移，也促进了农村土地的稳定流转论文格式。二是成建制举家迁移，稳定土地流转。农户成建制举家向城镇迁移是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稳定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也是从区域范围实现农工、农商转化，实现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战略举措。全区已有7669户举家外迁，转移农村劳动力13875人，流转土地11.4万亩，不仅提高了土地流转的总量，而且增加了稳定性，提高了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三是创新发展合作组织，稳定土地流转。发展农村新型专业合作组织，构筑新的载体，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稳定土地流转的重要保证。许卜乡蒲井村农民合作社利用外出农民流转出来的土地建设设施齐全的蔬菜生产基地，发展无公害蔬菜3500亩，并吸纳本村劳动力110名在生产基地常年出劳务，每个农民年获得工资性收入1.5万元。蒲井村五个钢筋队输出劳动力310人，年创收496万元。新型合作组织建设对稳定农村土地流转，加快农村劳动力分工分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规范管理，配套服务，为土地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创造条件
为保护外出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呼兰区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加大力度，为推进劳动力转移稳定土地流转提供保障。一是提供法律服务保障。区政府出台了《呼兰区进一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文件，确定了“土地流转形式多样化，运作方式市场化，实施程序合法化，流转合同规范化”的原则。由区政府统一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承包期内，允许承包人租赁、入股、转包，增加土地收益。乡镇农经中心普遍建立了土地承包管理机构，对土地流转实行登记备案制度。强化区土地承包仲裁机构职能，加大调处和仲裁工作力度。各乡镇农经管理中心及时向农民提供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文本，建立完善土地档案。区级建立土地流转信息库，乡镇成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及时开展土地流转供求登记、信息、土地评估、政策咨询等服务工作，为外出务工农民和务农职工提供了土地权益的制度保障。二是提供社保政策保障。把已经放弃经营土地、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与城镇社保的对接，避免再次返乡与民争地。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范围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于已经流转土地的农民，引导他们从土地流转收益中拿出部分资金，参照城镇居民建立个人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提高自我保障能力，增强外出就业的稳定性。三是提供生产经营保障。对于规模经营土地的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组织，呼兰区组织涉农部门，全力给予资金、技术和物质支持，使其快速发展。2010年，区政府协调金融部门发放支农贷款7亿元，扶持农户7.2万户，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资金保障。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并与大专学校、科研院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步伐，为科学种田提供指导服务。实施优质粮食、测土配方施肥、玉米丰产、科技入户、农业技术标志性工程等，积极推广先进实用技术，为土地连片经营提供技术支持。建立村民互助小组，帮助外出劳务留守人员春播、夏锄、秋收。同时，认真贯彻落实农机补贴政策，更新农机具140多台（套），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87%，使新型大型农机具得到很好地应用，提升了作业效率，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产品生产质量。
老年人上消化道出血的最常见病因为消化性溃疡，这类患者出血速度快、失血量大、病情凶险、病死率高，常规治疗效果不佳，生长抑素（SS）治疗可明显改善疗效〔1〕。SS能够减少门脉高压患者胃肠道的血流量及降低门静脉压力，但其对老年消化性溃疡出血(PUB)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的影响文献报道较少。为探讨老年PUB患者在SS治疗期间的血流动力学变化，我们运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21例老年PUB患者的肠系膜上动脉血流速度（SMAV）、肠系膜上动脉搏动指数（SMAPI）、门静脉血流量（PVF）、及肾动脉阻力指数（RARI）进行了检测。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入选标准：①年龄≥60岁；②48 h内有明确上消化道出血；③急诊胃镜检查有活动期的胃、十二指肠溃疡。剔除标准：①有胃部手术史、外伤史、4 w内其他手术史；②有消化道恶性肿瘤；③有凝血功能障碍（凝血酶原活动度
1.2 SS应用方法
首剂施他宁250 μg静脉注射后，3 mg加入5%葡萄糖溶液500 ml中，250 μg/h持续静点72 h，用药期间，患者禁食水。
1.3 超声心动图血流动力学测定
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测定用药期间和停药后6 h的SMAV、SMAPI、PVF及肾动脉RARI。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以x±s表示，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配对t检验，相关性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
2 结 果
2.1 血流动力学指标改变
与用药结束后6 h比较，用药期间PVF、SMAPI、SMAV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ARI无明显变化，用药前后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见表1。表1 血流动力学指标改变(略)
2.2 SMAV、SMAPI、PVF与再出血及输血量的关系
SMAV、PVF与早期再出血率显著相关（r=0.853，P＜0.05），治疗期间SMAV、PVF的减少可以有效降低早期再出血的发生，而SMAPI与治疗期间的输血量显著相关（r=-0.925，P＜0.05），SMAPI的降低可以有效减少治疗期间的输血量。
3 讨 论
老年PUB，多数溃疡面积较大，常规治疗效果欠佳〔2〕。文献报道，PUB的患者导致胃酸升高和胃十二指肠黏膜血流量改变主要是通过胃肠激素发挥作用的，其中SS能有效抑制胃蛋白酶、胰高血糖素等的释放，有利于抑制胃酸分泌、胃肠道黏膜循环的改善及黏膜修复，同时尚有促进血小板聚集和血块收缩功能，有利于永久性止血〔3〕。
SMA大部分起始于腹主动脉，是支配小肠和大肠血运的主要血管，其静脉回流门静脉；胃的静脉最后也回流门静脉，因此测定这两条血管血流动力学参数可以较好地反映胃肠道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尽管在上消化道出血的病理生理变化中，黏膜血流量起着重要作用，但在严重的出血中，上述大血管的血流动力学改变比黏膜血流量的改变更为重要〔4〕。我们的结果显示，用药期间PVF、 SMAV、 SMAPI下降，说明SS可以减少胃肠道的血流量和降低门静脉压力，从而有利于溃疡止血。
PUB出血多为胃十二指肠动脉侵蚀出血，SS能够减少胃十二指肠的血流量，从而降低胃十二指肠动脉的压力，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同时SS也能够降低血清中胃泌素的水平及抑制胃酸及胃蛋白酶的分泌。有学者认为，由于SS对分泌胃蛋白酶的抑制作用，使其在PUB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的治疗中，疗效要优于那些仅仅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5〕。
本研究还发现SMAV、PVF与早期再出血率显著相关，表明治疗期间SMAV、PVF的减少可有效地降低早期再出血的发生率，而SMAPI的降低可以有效减少治疗期间的输血量。在治疗期间SMAV、PVF、SMAPI降低的同时，RARI无明显改变，这说明SS治疗期间不会造成肾脏血流量的减少，导致系统性的血流动力学改变。
总之，SS可以有效减少胃肠道的血流量及降低门静脉压力，而对肾脏的血流量无影响，同时可以减少治疗期间的输血量，减少再出血的发生率，这些血管血流动力学参数的改变有助于解释SS治疗老年PUB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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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土地流转机制
据统计，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约为1.5亿人且呈现着逐年递增趋势。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农村人口多，耕地面积小且地块零碎，但是瞻观目前农村耕地现状，有大量耕地被闲置，这是对土地资源的一种浪费。为了进一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便是其中之一，其实现必然需要依靠农村劳动力，因此，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的问题对于促进农村经济产业化展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存在问题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在劳动力转移中，教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据相关资料统计，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仍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几乎占78.2%，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使农业开发深度和广度受到限制，这也是农业内部无法有效容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原因。其次，由于农村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偏低，加上农民尚未从传统的农业经济中解放出来，使得非农产业在人力、资金、技术方面都受到了限制，发展水平较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容纳能力有限。再次，由于相关制度建设落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过程中转移成本加大，而土地流转制度以及不明晰的土地产权关系都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转移，以某省农村为例，该省并没有建立起全面的农村劳动力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土地是其生活来源和养老保障，一旦剩余劳动力转移，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进入城镇就业面临失业情况的可能性非常高，进而失去生活保障，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无法取得永久城市居住权，最终造成循环流动现象的形成。
2、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的关系
在土地流转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口头协议、私下流转现象严重；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大多只是农民的自发行为，无法有效实现大面积的土地流转，土地流转速度慢且流转规模小；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问题给出明确规定和要求，土地流转始终处于无序状态，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的产业化发展。在土地流转中，农村劳动力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必须正确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中的存在问题，明确两者关系，找出合理化对策，以有效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速农业产业化经营。
2.1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土地流转的前提，而土地流转则能有效提升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和分配效率，进一步激活农村劳动力转移，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首先，土地流转能够有效提升农村生产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土地流转，闲置、零碎、分散的土地能够得到集中开发和经营，对于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升农业生产产业化水平、机械化水平以及科技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进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这样以来，土地可进一步向具备较高种田能力的农民集中，并将符合转移条件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将这些劳动力推向非农产业，所以说土地流转进一步激活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是部分农民能够外出安心打工的保障。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也促进着土地流转。随着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差距的日益加大，很多农民希望走进城市或在镇上进行务工和创业，这样以来，农村家庭从事农业的人数就大大降低，而由于投入农业生产的时间有限，很多土地资源被闲置下来，为了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很多农民都会自发地将自己的土地流转出去，所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心理，对于加速土地流转、扩大流转规模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有效提升了农村土地的生产效益。
2.2有关建议。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中的问题和两者的关系，国家应当更加关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基于此，国家、政府可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发展城市群，优化产业结构，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合法的流动，让那些有条件、有意愿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将自己的土地资源转让给具备种田能力的农民，同时将自己的经济资源带入城镇，这样既能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还能带动城镇经济发展。另外，应当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消除劳动力转移中劳动力担心的问题，进一步弱化生产者同农业生产资料之间的经济关系，促进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而对于那些具备农业生产能力、不愿离开农村的农民，政府应当给予他们适当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以加快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3.结语
现阶段，农业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国家应更为关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在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不断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率和其生活水平。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农村劳动力是生产主体，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所以说，应当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解放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这两种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并通过有效的市场机制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进一步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激活劳动力转移，确保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实现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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