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第1篇

关键词：社交媒介；精准营销；运营管理

一、实施精准营销的重要意义

“精准营销”的概念被莱斯特·伟门提出后，菲利普·科特勒又提出关于精准营销策略的定义：基于互联网的沟通渠道，改变传统的“面对面”沟通营销策略，利用互联网技术作为与客户沟通的新渠道。正是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消费多元化的发展，传统且单一的市场营销模式带来的效益正逐渐递减，精准营销技术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社交媒介环节中，并获得了显著效益，不仅为企业带来了营销新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发展新挑战。各行各业都开始陆续倚仗实施精准营销来更加高效、便捷、智能、精准地服务于客户，精准营销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实施精准营销有助于持续满足客户多样化产品和服务需求

由于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多领域方面进行深度融合，使得客户对于便利性和定制化的需求越来越高，虽然在线APP应用也在不断完善，但是在线APP应用的互动性仍然不足，客户使用“互联网+”应用更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介来呈现。社交媒介技术应用显然已经具备获取和管理大量客户群体的条件，基于社交媒介实施精准营销定量和定性分析客户基本信息和需求信息，确定不同类型客户群体的产品和服务模式，有助于持续满足客户多样化产品和服务需求。

（二）实施精准营销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抢占市场

面对竞争愈加激烈的市场环境，精准营销应加大力度“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群体，甄别潜在客户，培育多层次的忠诚客户群体。通过精准筛选客户后，在有限的条件下，多层次、宽领域、深度跨界聚合资源，开发符合不同类型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培育新的消费模式，实施精准营销积极抢占市场。

二、实施精准营销的技术路线

实施精准营销要达到信息使用精确化、信息分析专业化的目标，需要分析客户相关数据，主动发掘客户需求，完成从客户信息分析、数据精准分析到快速部署精准营销方案技术路线进行主动营销，强化营销精准性，提高营销活动质量。实施精准营销技术路线图如图1所示。

（一）做好客户信息管理，形成数据闭环分析

就企业客户来说，由于客户对企业认知度不够，对企业产品和服务了解不多，导致企业加大了营销难度。精准营销的实施，也不再是简单的手工信息登记。为做好客户识别与精准营销，通过微信、抖音、小红书、快手等社交媒介平台要收集所服务客户的基本信息，可以按一定比例、一定人数，如5人、10人、20人进行递增式客户信息管理，形成客户信息数据闭环分析，让客户知道产品、了解产品、使用产品，能自动助推企业传播产品。对于需要收集的客户信息，形成数据闭环分析基础字段，主要集中在客户的姓名、性别、年龄，客户所从事的行业、岗位，客户的兴趣、爱好等。第一个闭环分析是姓名-性别-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岁数分类的客户需求不同，比如大学生和老年人的年龄阶段消费需求不同，进而再细分，每隔10岁的消费需求也会有所区别。第二个闭环分析是行业-岗位。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不同行业的客户需求需要实施不同的营销方式；由于工作性质相同，针对同类型岗位性质的客户则可以实施更细分的统一营销模式，区分不同行业、岗位，有助于在领域范围划分客户类型。第三个闭环分析是兴趣-爱好。由于客户兴趣、爱好具有多样性，为此可以对客户设计不同标签化管理，每一类标签对应一种兴趣爱好，同一客户可以有不同兴趣，不同客户可以有同一兴趣，将客户兴趣爱好进行定性分析，通过标签化管理转为定量分析，形成兴趣爱好的交集或并集分析。

（二）做好客户动态管理，形成数据层级分析

相对而言，客户基本信息是静态的，在较长时间内会保持不变，但客户消费产品和服务内容则是动态变化的，客户对于购买产品和服务的评价也是动态反馈的，可以在订单完成后反馈评价，也可以过一段时间事后追加评价，动态反馈时刻存在。对此，为加大精准营销力度，需要对客户动态的购买情况和动态评价反馈情况形成数据层级分析结果，将结果数据反馈给营销人员，进行与客户互动印证有效支撑材料，以实现营销人员可以在客户需求浮现时，营销人员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客户实现快速营销企业产品和服务，提升客户识别能力与营销成功概率。数据层级分析主要从客户动态购买情况以评价客户级别，以及客户动态反馈情况以评价客户类别。第一个层级分析是客户动态购买情况———客户级别。将客户进行等级划分，如根据客户持有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和价值，将客户划分为普通客户、中端客户和高端客户。在后期客户维护过程中，将客户需求与企业产品和服务进行匹配推送，以期达到企业产品或服务全覆盖。第二个层级分析是客户动态反馈情况———客户类别。将客户进行类别划分，如潜在客户、普通客户和忠诚客户。运用社交媒介在与客户互动沟通过程中，营销人员记录聊天信息或以营销工具评价信息来获取客户动态反馈意见，及时根据反馈情况为客户排忧解难，积极引导客户从潜在客户转换为忠诚客户就是精准营销成功的范例，企业获得新的客户，而客户将会获得更好更优惠的产品和更便捷更优质的服务，实现双赢。

（三）根据客户消费需求，部署精准营销方案

通过对客户信息分析，能够评估企业为客户提品和服务的机会，通过对数据精准分析，能够评估企业服务客户能力与水平。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上述两者结合起来进行需求匹配，生成重点营销名单，确定针对每个客户营销方案并执行所有营销方案，达到快速部署精准营销方案的目标，以验证产品和服务与客户需求的匹配度，完成精准营销方案效果检验，寻求精准营销改进方案，以应对客户快速变化的消费需求。

三、基于社交媒介运营模式的精准营销

现今，尽管各种各样的“互联网+”APP应用能带给客户方便快捷的生活和工作，但是社交媒介使用的频率明显高于一般的APP应用。基于社交媒介的运营模式，可以对不同客户进行划分，实现快速的客户识别和精准营销。社交媒介让原本没有关联性的手机号码、昵称、邮箱地址、性别、姓名等孤立的数据能够关联起来，将各个信息“孤岛”连成一片“大陆”，这就具备了建立客户信息分析库的基础，基于社交媒介形成的沟通记录，也会形成客户信息的一部分，现实生活的人会形成虚拟世界的人，社交媒介能够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进行识别，企业则可通过这些数据第一时间为其进行专门业务指引，为客户带来更专业的服务和更精准的营销。对此，笔者将实施精准营销技术路线图结合社交媒介运营模式进行改进如图2所示。

（一）基于社交媒介运营的客户定位

社交媒介运营要将客户定位于强关系、个性化、小范围三个方面。一是强关系要求与客户的沟通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增长与客户沟通的互动时间，增加与客户的情感强度和亲密程度，与客户形成一种稳定深厚的社会关系，做社交媒介运营离不开持续服务，不只是推送内容就完事，定位于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二是个性化要求对接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开发更具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三是小范围要求为更好地做大范围，原来的客户数量少，客户群体小，有利于做好产品和服务的口碑，形成良性循环，不断扩大精准营销范围。

（二）基于社交媒介运营的客户粉丝

如果说传统营销是单纯吃饭，那么社交媒介营销则可以是做小吃也可以是做正餐，而精准营销则在于做正餐，社交媒介信息到达率是百分百的，信息打开率则有赖于内容少而精地推送，让客户每天都可以吃到正餐，需要有分量也要有质量的好内容，将客户经营成为粉丝，那么就可以给粉丝创造互动内容，通过生动有趣且粉丝感兴趣的内容进一步拉近企业-客户-粉丝的关系。同时，通过借鉴传统的CRM客户关系管理，依托社交媒介的特点，运行人性化的CRM客户关系管理，营销人员可以每天实时收集粉丝关于产品和服务的反馈内容，并定期整理登记粉丝信息，形成下一步营销方案素材。

（三）基于社交媒介运营的客户互动

传统的营销模式都在强调要和客户互动，要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但仅仅依靠线下问卷调查或现场访谈则费时费力，线上问卷调查或电话访问又比较繁乱且缺乏有效性，对于大范围客户来说，企业成本相当大，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而社交媒介运营背景下，可以让营销人员有了一个直接与客户对话的渠道，只要添加了好友，每天都可以沟通，一个聊天窗口就是一份与客户的互动，找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客户的共同兴趣点，持续输出符合客户粉丝口味的互动内容，让客户不知不觉融入企业文化，让营销人员成为客户粉丝的“朋友”。当然社交媒介运营要理性去营销，配合好官方工作实现多方共赢，同样也可以形成下一步营销方案的有力素材。

（四）基于社交媒介运营的技术可能性

以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网络技术正凭借其强大优势推动着媒介技术不断推陈出新。一方面是后端技术支持。社交媒介后台具有客户分类管理功能，支持将留存与客户沟通互动过程的记录留痕，便于企业聚合分析客户关注的产品和服务，实时修正客户的兴趣爱好，使客户信息更加精准化，信息分析更加专业化。另一方面是前端技术支持。移动互联网技术促使社交媒介实现了绑定移动设备，人走到哪，沟通互动到哪，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客户有需求，沟通服务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前端营销工具可以通过开发小插件小组件小程序来深度互动，将大问卷长问卷拆解成小问题短答题，让接受信息的客户忽略营销人员正在进行客户需求调查与采集过程，不会造成厌烦情绪，社交媒介可以做到真正互动、悄然无声服务，培养客户通过社交媒介聊天完成客户服务的过程，也就是技术深度融合营销的结果，当然如果客户觉得推送的某一前端营销工具与其兴趣点不相关，那客户完全可删除，以后就不会再收到此类信息，而营销人员同样可以推送另一款前端营销工具。

（五）基于社交媒介运营的线上线下推广

随着互联网技术进步，现在很多活动的推广都有两种方式—线上活动推广和线下活动推广。线上推广的主要形式非常多，其本质就是为了获取客户流量，同样社交媒介运营的线下线上推广是多种社交平台的综合使用，也是为了获取客户流量。但社交媒介线上推广具有成本低的优势，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当然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为此，社交媒介要把握线上推广的核心：情感在任何社交媒介营销中都是根本。社交媒介上的客户不能拿来随便群发信息，要想有线上推广营销效果，就得要懂得付出，让合适的社交媒介找到与客户沟通的切入点，即使前期客户数量少，如果线上推广营销做得好，加上更加精准的线上推广，自然而然效果就会显现，后期客户数量就会快速增长，形成良性互动循环。总之，精准营销让信息使用精确化、信息分析专业化成为可能，基于社交媒介运营的精准营销模式本质是回归客户，以客户为中心，从强关系、个性化、小范围来确定服务客户目标，与客户建立粉丝关系，持续输出高品质互动内容，依靠所有技术可能性，对客户行为进行深度分析，不断优化动态市场营销决策，进行线上线下精准推广，从而提高营销效率和客户忠诚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邵丹丹.中国银行舟山市分行信用卡精准营销策略研究[D/OL].浙江工商大学，2019.

[2]曹刚.基于大数据的精准营销策略研究[D/OL].北京邮电大学，2019[2021–06–13].

[3]郑镇宁.“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初创企业精准营销模型构建[J].会计师，2018（24）：59–60.

[4]张莉.新媒体背景下W品牌网络直播营销策略研究[D/OL].上海外国语大学，2021.

[5]张芳泽惠.谈大数据时代下实现精准营销———以微信为例[J].现代营销（经营版），2020（07）：162–163.

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第2篇

传统媒体的传播是单向的，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传播是双向的，而智慧媒体能主动寻找目标受众。从传统的纸媒、广播电视到新兴的社交媒体、数字媒体，再到由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汇聚、演化、创新后的智慧媒体，无不体现了新旧媒介形态的逐步演进。

智慧媒体的缘起与特征

自人类诞生以来，人类社会至少已经经历了四次意义重大的信息传播革命，每一次信息传播革命都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前三次的传播革命不断推陈出新，将“新媒体”转化为“传统媒体”，至今形成以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为主导的传统媒体的格局。智慧媒体是四次传播革命演化和增殖的新的媒介形态。

传播媒介形态的变化会因为可感知的需要、竞争、技术革新的相互作用引起，所以智慧媒体的形态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共同演化、增殖产生的新形态。通过智慧媒体的情景感知，受众可以有效地获取自己想要得到的内容，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挖掘，将信息进行选择与重装，为人们提供有效、即时和个性化的服务，通过精准的发送消息，将受众信息转化为价值。在大数据逐步由概念变为现实的当下，智慧媒体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更是传播革命带来的新兴的、实用的、蓄势待发的媒介形态。

传统媒体在向新媒体和智慧媒体演进。传统媒体的报纸消亡论争执不休，广播电视业开始进行媒介融合，借力新媒体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新媒体时代，典型的有门户网站、自媒体、IPTV等等，媒体的革新带来丰富海量的数据，当大量的信息出现时，信息的过滤与选择又显得捉襟见肘。而在大数据的奠基下，智慧媒体的出现以互联网为基础，依托不同的智能终端，并结合云计算、云存储这些新技术，让用户快速地判断、分析他们想要的内容。

智慧媒体的特征是具备思考、感知、识别等多维度智能，能主动寻求目标受众并融入受众的社会关系网，出现核裂变式的传播，如根据用户的情绪感知为其提供高清、娱乐的内容，根据受众所在的地方、时间和消费习惯，智慧媒体能主动提供家庭娱乐、亲子和家庭购物等信息。我们不妨可以借用《大数据为智慧媒体时代奠基》（2013）一文中的观点，智慧媒体具有三大重要的特征：一是要多终端全天候的覆盖。智能手机的普及使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够获取信息，用户时间极具碎片化，所以在用户接触移动终端的同时，媒体要多终端的覆盖并不间断的提供相应服务；二是从资讯媒体发展到智慧服务，智慧媒体不仅要资讯信息，而且要根据分析读者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如工作、生活、社交等，特别是本地化的服务更能贴近用户的需求；三是从大众营销转化为精准营销，根据网络文本分析来匹配相对应的广告，并通过分析读者的偏好来提供个性化的营销策略。

智慧媒体借力大数据

大数据为智慧媒体这一媒介新形态提供基础。通过分析读者的需求来预测用户的行为和偏好，媒体的订阅用户、微博粉丝、微信的关注账号，这些客户数据都可以用来进行分析。无论用户行为分析还是内容的抽取和挖掘，都是基于庞大的数据展开。分散化的网络用户以及多元化的网络媒体使整体网络的用户覆盖和页面的浏览量被众多媒体瓜分和稀释，网络数据被极大地控制和浪费；广告主面对浩瀚的互联网无所适从，网络广告需求得不到更高层次的满足，与此同时互联网广告预算却在增加。做好大数据分析和挖掘，为用户推送个性化内容、广告和信息服务才能够将数据转化为价值，形成智慧媒体。所以，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是构建智慧媒体的基础。

在大数据的奠基下，首先，媒体多终端、全天候的覆盖用户，各种主流终端要有自己对应的产品和服务。第二，通过用户的网络行为搜集用户的信息，识别和分析客户，建立自己的数据库。根据媒体现有的客户信息建立分析模型，并通过专业的客户特征模型来分析各类客户的数量、业务状况，做好用户关系的管理。第三是内容的挖掘和重组，为用户资源打好标签和属性。第四，就是根据客户分析的结果，推送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其中涉及到两大平台和一个服务。两大平台是客户分析平台和内容服务平台，一个服务是情景感知计算服务。客户分析平台是整合各种渠道的客户，通过客户进行数据挖掘，通过数据筛选、数据抓取等得到不同视角的数据。内容服务平台是利用分类特征提取、分类聚类、话题检测、实体识别等方面的技术，对内容进行聚合、重组和优化。为不同的用户匹配对应的内容服务是情景感知计算服务，比如位置服务、网络感知、状态感知方面的技术。借助于这些技术，媒体可以在统一用户数据和内容数据管理的基础上，分析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整合各种内容资源，共同构建智慧媒体。从由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组成的多介质、多渠道、多媒体形式的全媒体到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实现将正确的信息传递给需要的人的智慧媒体，这一媒介形态的演进更是产生巨大的行业技术的变革。

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第3篇

2014年11月19日,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新媒体新生态”论坛中指出新媒体是从受众的角度出发,把满足受众用户需求作为一切的出发点。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信息和知识传播的手段更为多样化。企业进行知识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也日趋发生变化，很多中国的很多企业利用微信、QQ等新的媒体方式在企业内外所形成的社交网络中进行知识共享和信息传播,如何利用新媒体这些新兴的知识和信息传播工具，更好的促进企业在新媒体所形成的信息生态系统环境下的知识共享，这是当前媒体变革发展中需要企业重新思考的新问题。国内外学者近几年分别展开了针对知识管理的相关研究。国外学者IngiRunarEdvardsson等研究了知识管理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好处,并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员工能力、创新意识、客户满意度是推动企业发展知识管理的关键。JingyuanZhao等学者使用实践和案例方法对中国企业知识管理进行分析,包括知识管理的认识、知识管理的阶段和知识管理的应用。CuiKai利用SPSS中多元统计分析、因子分析方法对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进行合理的评估。国内学者黄蕾从产业集群视角出发，分析企业如何利用知识组织建立管理体系，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并发挥主导作用。董小英等以共同演化理论为基础，研究企业竞争战略和知识管理，并以李宁公司为例，提出企业模仿战略和运营知识管理。王娜以知识管理中的“PSCA（即知识的生成、积累、交流和应用）”闭环理论为基础，分析企业知识管理和服务创新的互动机理，以中国IT领袖企业联想集团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国内外学者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外知识管理的研究已深入到企业内部，侧重于对知识进行管理、开发、利用以及绩效评估等方面,我国学者对知识管理研究也逐步向企业延伸,主要集中在知识管理对企业战略、服务创新和知识管理实现等方面的研究。在新媒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针对企业发展中所形成内外社交网络中的知识管理需求和特点，从信息生态理论进行新媒体环境下企业知识管理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基于信息生态系统要素视角，对新媒体时代企业知识管理的内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回答以下几个研究问题：①新媒体环境下企业知识管理过程是什么？②信息生态系统视角下，新媒体环境下企业知识管理过程的影响因素是什么?③新媒体环境下如何根据企业知识管理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更好地引导企业利用社会网络更好地开展知识管理工作？本文的研究试图回答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问题，以更好的呈现新媒体环境下企业知识管理特点。本文的研究，在理论层面构建新媒体环境下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的企业知识管理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在应用层面能更好地指导基于中国情境的企业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开展知识管理。

2新媒体环境下企业知识管理问题的提出

（1）新媒体环境下企业信息生态系统。信息生态（InformationEcology）用来表达生态观念和日益变得重要和复杂的信息环境之间的关联。信息生态的核心是强调人、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所构成的信息生态系统的“和谐性”。关于信息生态系统的概念，国外学者GeorgeZillante认为企业信息生态系统是一个企业和系统环境共处的动态平衡系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受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国内学者曲晨竹等认为企业信息生态系统由企业信息系统及其内外部环境共同构成，其中包括人、技术、信息和环境，这种构成并不是简单的结合，而是存在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是企业各部门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新媒体环境下，企业进行知识管理的内容涉及企业的研发、生产、业务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各个环节，其知识管理的内容需要实现信息生态系统所强调的“信息人、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三者之间的和谐发展，进而才能通过企业采用合理的新媒体技术，在内外新媒体信息环境的引导和作用下，实现社会网络中内外知识资源的整合。

（2）新媒体环境下企业知识管理过程。在新媒体环境下，企业可以利用员工所构建的社交网络或QQ群，新媒体技术进行企业内外知识资源的共享。AbeckerA认为，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环境变化，企业需要通过实施知识管理等措施来增强组织的适应性和竞争能力。企业知识管理过程涉及知识收集、知识传递、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四个关键环节：①知识收集阶段，企业借助知识管理系统（KnowledgeManagementSystem,简称KMS）或新媒体的相关工具对研发、生产、销售等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文档及隐性知识进行收集。②知识传递阶段，通过邮件、QQ、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工具和企业KOA（知识管理型办公自动化平台），以协同知识管理为基础，将企业内部的通知公告、文件管理、知识经验、组织机构、审批手续等通过网络手段联系起来，实现企业各种知识资源的集中管理和知识传递。③知识共享阶段，企业通过互联网和内网为企业内外部的员工、客户、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合作伙伴提供大量信息，同时通过在线培训和微视频，为员工提供知识交流和知识共享的平台。④知识创新阶段，企业利用新媒体工具将创新的想法及创意利用新媒体工具在企业内部的知识管理平台中进行，并在企业内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交流和互动，以不断完善知识创新的想法和创新的成果。

（3）新媒体环境下企业知识管理中的信息生态系统。新媒体环境下，企业知识管理需要构建信息生态系统，以实现企业内外知识资源更好地整合。其知识管理中信息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信息人（企业员工）、信息技术和信息生态环境。其中，信息生态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社会环境下所有企业以及其它组织，共同产生的对信息技术和信息人的影响。其中，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生态环境分为企业利用新媒体的内部环境和企业的外部环境。新媒体环境下，企业推进知识管理的过程中会面临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生态环境，也可称为微观和宏观环境。微观环境为企业的内部环境，包括利用新媒体推进知识管理的过程中企业采取的激励机制、制度建设、宣传活动和政策导向；宏观环境为企业的外部环境，包括企业利用新媒体推进知识管理的过程中，受到的国家政策、经济、法律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从知识管理的过程来看，企业的知识收集、知识传递、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会受到信息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中的信息人、信息技术、信息环境（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从“新媒体，新生态”所构建的信息生态系统视角上看，主要强调的在新媒体环境下“员工、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之间“和谐发展”。因此,本文从信息生态系统构成要素角度出发，对新媒体环境下企业知识管理过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试图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生态系统对知识管理实施过程影响的关键因素，进而指导中国的企业更好地利用新媒体开展知识管理，实现媒体变革过程中企业知识资源的内外整合。

3新媒体环境下企业知识管理的影响因素

（1）企业知识管理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分析新媒体环境下企业知识管理的影响因素，本文收集和整理了国内外知识管理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模型。国外学者Ed⁃garSernaM从资源组织、信息管理、环境优化等角度构建了知识管理影响因素的成熟模型，提高企业工作的效率和竞争力。国内学者赵西萍等构建了企业知识管理概念模型,从管理性因素、内外部环境等几方面分析了知识管理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张鹏等从管理者、员工、流程、文化、技术、内容等六个维度构建了企业知识管理实施过程中影响因素模型，用AHP决策分析法结合企业进行实际调研,帮助企业改进知识管理水平。

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相关学者知识管理过程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新媒体环境下的知识管理特点，利用信息生态系统理论，从“信息人、信息技术和信息生态环境”三个构成要素出发，构建了新媒体环境下企业知识管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2）文献回顾及假设建立。基于信息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相关理论，本文从信息人、信息技术、企业内部环境和企业外部环境四个方面，对新媒体环境下企业开展知识管理过程的影响因素进行文献回顾和假设建立。①信息人。即企业的员工，他们在企业的知识管理推进过程中，在整体的信息生态系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知识共享意愿、分享意向和吸收能力对推进企业知识管理的实现起着重要作用。学者Simonin运用实证的方法进行分析，将知识拥有者的共享意愿用知识拥有者对知识的保护程度来度量，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研究，探究了这种保护程度（发送动机）与知识转移、共享效果之间是否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学者Szulanski归纳了企业中知识接收方的消化知识能力对知识管理效果产生的影响，即接收知识的动机、保持能力和吸收能力对知识管理实现的效果产生一定影响。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提出如下假设：H1：信息人对推进企业的知识管理呈正向影响。

②信息技术。企业采用的信息技术是企业之间实现知识共享的重要平台。国外学者Hendriks的研究中指出信息沟通技术的使用对显性知识共享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学者Currie.G等人认为信息技术中知识管理系统的使用会有效促进知识共享和转移的发生。学者WhiteRS同样认为企业内部所采用的企业信息系统越先进，越能促进知识共享行为的发生。国内学者张杰在其研究中表明，企业利用网络基础设施等IT技术促进知识分享的程度越高，就会越有机会将问题进行反馈，加速信息或者经验快速增长，有效激发员工挑战困难的欲望，促进企业知识创新成果的产出。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提出如下假设：H2：信息技术对推进企业的知识管理呈正向影响。③企业内部环境。企业内部环境是一个微观概念，在实施知识管理的过程中包括员工的激励机制、企业制度建设、组织结构和组织宣传活动等。国外学者Bartol.K指出团队的激励政策会促进企业知识的共享，从而促进企业知识管理与知识组织更好地实现。ConnellyC.E.在其研究中指出，企业对知识管理制度建设的支持程度，会促进知识管理的实现。Srivastava.A.等在其研究中表明，企业的组织结构越复杂，越不利于知识转移与共享；而是精简的制度建设，相对分化的权力制度会促进知识转移与共享。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提出如下假设：H3：企业内部环境对推进企业的知识管理呈正向影响。④企业外部环境。企业外部环境是一个宏观概念，在实施知识管理的过程中包括国家宏观的政策、社会经济及产业网络环境等。国外学者Daven⁃portThomas等人指出社会经济活动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内部的沟通与交流，更好的推动了知识的获取与传递。国内学者赵爽认为国家政府机关要出台相应的政策，吸引企业积极的参与到知识共享的企业联盟。邓少军等认为，在产业网络环境下应根据参与者的关系，提出企业知识共享与保护的权衡机制，从而制定相应的策略，为知识共享营造良好的环境。H4：企业外部环境对推进企业的知识管理呈正向影响。

4实证研究

（1）样本及问卷设计。本研究在问卷发放的过程中，先进行了试调查。根据试调查样本反应出的问题和个别调查人员的访谈，课题组对调查问卷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调整和修改。在正式调查实施的过程中，调查样本主要集中在企业的代表性行业，重点针对汽车、装备制造、冶金和石化行业四个典型行业，样本发放的对象包括一汽大众、一汽轿车、一汽富奥、郑州宇通、长春客车、通钢集团、吉化集团8家代表性企业。本次研究调查问卷的设计形式采用了一般性选择和李克特五级量表。量表由一组陈述组成，每一组陈述遵循“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不太重要”、“非常不重要”这五种由浅入深的选项构成，并分别赋予其相应的分数5、4、3、2、1。发放调查问卷251份，实际有效回收样本21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4%。

（2）描述性统计分析。在211份有效调查问卷中，问卷的答题者基本上都是企业中参与知识管理活动的工作人员。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他们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参与调查人员特征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通过对回收的有效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总体上把握被调查者的特征。从被调查者的职位看，普通员工占34%，管理人员占32%，技术人员占13%，调查结构很好地代表了企业实施知识管理过程中的人员层次结构；从年龄结构看，30岁及以下的占37.91％，30-40岁占29.86%，40-50岁的占20.38%，50岁以上的占7.11%，反应出样本调查的年龄结构较为合理；从教育程度来看，本科占39%，硕士占21%，博士占12%，调查对象的学历层次分布较为合理；从性别来看，男性62%，女性38%，反应出企业中男性所占的比例较大，符合行业性别分布特点。因此，综合调查对象在职位、年龄、教育程度和性别方面的比例情况看，调查对象的样本分布较为合理。

（3）信度和效度检验。为对样本数据的可靠性进行检验，课题组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数据结果显示，KMO值为0.718>0.5，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由Bartlett球体检验值,可知各变量独立的假设不成立,即各变量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也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可以看出问卷的总体设计比较合理。因此，效度和信度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问项的数据可靠性较强。

（4）数据回归分析。回归分析是一种应用极为广泛的数量分析方法，它用于分析事物间的统计关系，侧重考察变量之间的数量变化规律，通过回归方程的形式描述和反映这种关系，帮助人们准确把握变量受其他一个或多个变量影响的程度，为预测提供科学依据。在本文中，因变量为企业的知识管理实现，自变量为信息人、信息技术、企业内部环境、企业外部环境，即可建立影响企业知识管理过程的影响因素多元回归模型为：知识管理实现影响因素=a1+a2*信息人+a3*信息技术+a4*企业内部环境+a5*企业外部环境依据回归系数的计算结果，R为0.714，R方为0.510，调整判定系数R方为0.502，即可认为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大，即“信息人、信息技术、企业内部环境和企业外部环境”解释了知识管理总变异性的51%,被解释变量可以被模型解释的部分较多，调整的R2对总体值做了更好的估计。由表3可知，该模型因变量的总离差平方和为146.318，回归平方和及均方分别为73.389和18.347，剩余平方和及均方分别为72.930和0.323。F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56.856，对应的概率P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包含所有变量的回归模型能够显著地预测企业知识管理实施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原假设R2=0被拒绝，在此过程中认为模型中的各偏回归系数不同时为0，自变量与因变量全体的线性关系显著，可建立线性模型。由表4可知，在该模型中，信息人、信息技术、企业内部环境、企业外部环境对企业知识管理实现回归权重都是正值,说明各要素均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同时，得到的企业实施知识管理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多元回归方程模型为：知识管理实现影响因素=-0.551+0.270*信息人+0.194*信息技术++0.129*企业内部环境+0.102*企业外部环境由多元回归方程的分析结果可知，信息人、信息技术、企业内部环境和企业外部环境均对企业知识管理实现产生正向影响，即信息人、信息技术、企业内部环境和企业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分别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企业知识管理实现的影响因素将分别提高0.270、0.194、0.129、0.102个百分点，且四个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排序为：信息人＞信息技术＞企业内部环境＞企业外部环境。通过表4中预测变量的t和p值,可以检验每个预测变量的显著性,各要素对企业知识管理实施过程均有支持原假设并且有正向影响,其作用关系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5）讨论分析。从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从整体假设的支持结果进行分析，T值和P值的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四个假设（H1、H2、H3、H4）均支持,即信息人、信息技术、企业内部环境和企业外部环境对新媒体环境下企业的知识管理实施过程均呈现正向影响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从信息生态系统角度分析企业的知识管理实施过程的影响因素，其理论研究基点具有可行性。第二，从影响因素的作用角度进行分析，非标准化系数B值结果表明,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生态系统要素对企业的知识管理实施过程的影响程度，按作用大小依次是“信息人＞信息技术＞企业内部环境＞企业外部环境”。信息人（即企业员工）在企业实施知识管理的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对推动新媒体环境下知识管理的实现起到关键的影响，是信息生态系统的核心；其次，是信息技术，企业在利用新媒体实现知识管理的过程中，需要新媒体技术技术的推动才能实现好的知识管理效果。第三，从所构建模型的拟合程度进行分析，R值结果表明模型整体的拟合度较好，说明本文所提出的“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的企业知识管理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可用，可以作为企业在新媒体环境下知识管理过程的相关指导。企业在利用新媒体推进知识管理的过程中，应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调动员工知识共享的意愿，同时通过建立利用新媒体进行知识管理的沟通、交流、共享和管理平台，加快推进知识管理的步伐。同时，在实施过程中注重内外部环境的利用。最终，实现新媒体环境下“员工、信息技术、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和谐发展。

5结语

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第4篇

[关键词] 传统媒体 移动互联网 终端化 App 开放平台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5） 04-0073-04

近年来，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迅速普及，手机与移动互联网呈现移动化、碎片化、多源化、即时化、多媒体化等特征。它们的出现已经使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这种改变促使传统媒体向移动新媒体方向转变。

迄今为止，大部分传统媒体还没有找到一条符合用户使用习惯、符合自身发展条件的移动化发展路线，部分传统媒体简单地认为将互联网内容搬进移动设备即为媒体移动化。然而，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较量不仅仅在于看谁的内容最佳，谁最懂媒体制作，谁的成本最低，还要看谁能将传统的内容资源无限细分地占据受众的所有空间、时间和感官，传媒的竞争已由内容转向了移动终端[1]。终端化是媒体移动化的最终形态，指将传统媒体的内容、分发形式、交互方式、盈利模式进行整合，并集成社交网络，结合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组成有高度用户黏性的移动智能终端产品。

1 媒体移动化发展历程

1.1 彩信与手机报

2000―2005年期间，我国在移动通信方面处在基础建设期，移动电话逐渐普及，但移动互联网服务尚未开展，手机几乎只用于通讯，移动运营商的定位仅停留在通信服务的层次上。这一阶段后期，随着移动通信进入2G时代，移动互联网开始投入使用，出现了以WAP技术为主的互联网移动化，彩信开始流行。手机的媒介功能和特性开始被逐步认识，各种新兴的有代表性的手机媒体陆续出现[2]，其中最典型的是手机报，这是最早出现在移动端的具有订阅功能的多媒体信息。

手机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但局限性较大：用户使用成本高，信息源有限且信息量小。这一阶段的移动媒体还不存在终端化现象，技术上归于订阅式推送服务，与使用何种软、硬件终端无关。

1.2 2.5G与WAP

2006―2008年期间，2.5G（GPRS）技术普及，移动上网速度明显提升。与此同时，高性能、智能化多媒体终端相继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2007年苹果的iPhone。从此之后，移动端的可操作性得到大幅提升，手机可以部分完成以前只能在电脑上完成的工作。此时，少数互联网企业将自己旗下高用户量的PC应用移植到手机上，从而开始了国内的移动终端化进程。

这一阶段，传统媒体与移动技术的融合变得更加深化，部级媒体开始涉足移动传媒领域，移动运营商大力推广内容服务。然而，此阶段的发展仅仅是将互联网搬进了移动设备，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移动终端化。

1.3 智能终端、社交性集成、App

2009年之后，移动技术领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首先是2.75G（EDGE）、3G网络的引入及Wi-fi的普及，移动网络速度大幅提升，使用成本明显下降，移动互联网用户数激增。据国内最大的独立第三方数据服务提供商之一的TalkingData在2015年1月的《2014移动互联网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达10.6亿。其次是智能设备的普及，根据工信部电信研究院2015年1月的2014年国内手机销量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销量达4.52亿部，我国也成为智能手机用户数最多的国家。

“社交性”是一个与社会化媒体密切相关的概念。实际上，今天互联网上的应用，除了各类基于 Web 模式的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外，其他应用或多或少具有社会化媒体的属性[3]，如微博、微信等。与此同时，互联网企业推出开放平台，与提供内容的传统媒体合作，以此来争夺流量；而提供内容的媒体也可以依靠社交网络获得更多用户。随着开放、聚合App的推出，媒体移动终端化正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1.4 多端融合、大数据与物联网

2013年以来，多种硬件终端互动与同步技术迅速崛起，常见的如手机、平板与PC，手机与电视之间的信息互动。从更广阔的应用范围来看，任何智能设备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互联、同步和互操作，设备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为了实现多终端融合下的信息互通，需要依靠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概念是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都会产生巨大的数据信息量，通过记录和分析这些看似毫不相关，但却隐藏千丝万缕联系的数据，人们可以得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在互联网上，只需一个身份记录，所有与该身份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快速获取。利用大数据，可以分析用户的喜好，还可以预测用户的行为。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出现，各种终端可以做到万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交互，人与物世界的联接[4]。拥有物联网技术的设备能够对人体动态和周围环境进行感知，并获取相关数据，从而为实现更加人性化的功能提供前提，例如使用手机、手表、眼镜监测人的健康情况，提供增强现实功能等。

在新技术的带动下，传统媒体的定位应该是信息、内容提供商和服务提供商，在一个数字媒体平台上向社会提供其需要的信息与服务[5]。传统媒体只有紧随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潮流，才能更好地面对媒体大融合的考验。

2 媒体移动终端化的技术形态

终端化相对于网络页面（Web）的优势是明显的。首先，它能够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每一个软件终端只完成某方面功能，这样就加强了服务深度和专业性，提升了用户黏度。其次，终端化能够提供各种交互功能和视觉设计，满足用户对应用的高要求。再次，终端化能够与企业盈利手段进行集成，有利于企业电子商务化，同时也给用户提供安全、快捷的消费环境。针对现有的移动终端发展情况，本文将媒体移动终端化的技术形态分为以下三种。

2.1 社交开放平台终端化

开放平台从软件角度来看是指软件系统设计一些对外的应用接口（Open API）提供给第三方开发者。当开发者拥有接口后，可以为这个开放平台开发各种应用，例如游戏、插件、工具等。同时，开发者的应用可以通过这些接口与开放平台进行深度的信息交互（即共享开放平台的用户数据），从而能够实现开放平台本身没有的功能。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开放平台不仅是对应用开发者的开放，也是对所有公众媒体和自媒体的开放。媒体用户可以依托开放平台实施内容、用户互动、商业运作等各种业务。现在国内最大的四个开放平台分别是腾讯QQ空间、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百度云，其中腾讯与新浪以社交为主，百度以资源搜索和共享为主。除此之外，阿里巴巴有着最大的电商开放平台。

现有社交开放平台均有移动客户端，例如新浪微博、腾讯微信等，传统媒体加入开放平台后，可以借用平台的终端App，以非常低的成本实施移动终端化，本文以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为例进行分析。新浪微博除了普通用户外，还有经过认证的大V用户。大V用户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机构。传统媒体可以申请为机构大V用户，普通用户就可以直接以关注方式浏览媒体内容（如图1所示）。由于微博有字数限制，传统媒体往往以摘要加链接（或是贴图）的形式提供阅读路径。

图1 人民日报在微博手机端的显示

腾讯微信本质上是一款即时通讯软件，提供一种称为公众账户的特殊账户，与微博中的大V账户相似。传统媒体可以注册成公众账户，普通用户添加公众账户为好友后，能收到公众账户的推送信息（如图2所示）。微信采用关注与信息发送的形式，其消息没有字数限制，并且可以发送链接、图片和视频等，还可以在微信内部浏览网页，并集成支付和电商功能，就形式而言，比新浪微博更加强大。

图2 人民日报在微信手机端的显示

基于社交开放平台的终端化具有极强的交互性，用户能够直接与内容提供者进行互动，例如采用评论、留言、发送即时消息（Instant Message，IM）等，形式上不仅限于文字，还可以是图片、语音。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社交平台还引入了平台游戏和会员功能。传统媒体可以通过这些附加功能完成与用户的深度互动，通过游戏奖励和会员积分功能增加用户黏度，同时挖掘具有高附加值的客户，为媒体自身的增值业务打下用户基础。

2.2 聚合终端化

聚合类应用是将某一领域的信息以及关注该领域的爱好者聚集在一起的应用，例如网易云阅读、豆瓣电影、豆果美食等。这些应用往往只关注某一个领域，例如阅读、时尚、美食，能够提供该领域多源化、个性化、专业化信息以及一定的社交功能。聚合类应用的基本形式是将不同媒体中的内容进行精选、整合，再推送给用户。同时用户之间也能够依照兴趣进行互动，完成基本的社交功能。

聚合终端中的内容可以来自应用本身或由各个合作媒体提供（可以是收费内容），用户可以订阅自己喜爱的内容。这里以网易云阅读（如图3和图4）为例进行分析，该应用本身无原创内容，它作为一个开放聚合平台，与众多媒体和企业合作，将它们的内容以订阅源（或是试用）的形式供用户选择。聚合类应用发展的方向是能够在应用内购买媒体内容或服务，媒体可以直接出版电子书籍或学习资料，让用户付费使用。聚合类应用支持一定的交互，比如收藏、分享、评论、私信等，但基本上仅限于App用户间，不能与内容提供者进行互动。

图3 网易云阅读的订阅源分类

图4 网易云阅读的订阅页面

2.3 应用（App）终端化

将媒体内容和服务直接放置在专用App中，供用户安装到移动设备上，这是终端化的最直接形态。传统媒体，尤其是专业媒体，可以将自己的内容直接以App的形式提供给用户，如网易新闻、汽车之家等。出版媒体还可以将一本书作为一个App产品进行发售。

3 传统媒体采用移动终端化技术形态的依据

传统媒体无论在技术层面或是经营层面相较于互联网企业都更加保守，因而需要更明确的标准来判断采用何种技术形态进行终端化。本文从交互性、位置服务、支付功能、社交性、成本和盈利性几个方面来分析以上三种终端化形态。

3.1 交互性需求

交互性需求包含用户对移动终端的可操作性即人机交互，以及用户和内容提供者的互动即人人交互。人机交互主要考量软件的设计，不属于本文讨论范畴，下文中主要讨论人人交互部分。

基于社交开放平台的移动终端化（以下简称社交终端化）往往提供了用户与媒体的互动渠道，比如微博的@功能，微信的消息功能。这种交互性质类似于IM软件，无论对方是否在线，理论上对方都能够看到用户发过来的信息，这为信息互动创造了可能。聚合终端化采用订阅形式，内容的处理和展示均由应用开发者完成。这限制了用户直接与内容提供者之间的交互。应用终端化的开发者本身是内容提供者，所以在交互上能够进行非常自由的设定，例如设置专用的交互通道。这种终端化的交互性是最强的。

3.2 基于位置的服务、支付功能

基于位置的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LBS）是通过移动基站和卫星定位实时获得用户位置信息，并提供与位置相关服务的一种功能。传统媒体在移动化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自己的媒体内容是否与位置信息有关，尤其是地域性较强的媒体。社交终端化具备完整的定位功能，且媒体可以调用用户的位置信息完成相关服务。聚合终端化一般也提供定位功能，但不会允许媒体获得用户的位置信息，故很难提供LBS服务。应用终端化可以自由设定是否提供完整的LBS功能。

快速、安全、简单的支付功能是移动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服务。社交终端化的支付功能一般是与某种支付平台合作，例如支付宝、财付通等。用户绑定银行卡后，可以购买该终端合作商户的服务或产品，这就为传统媒体开辟了一种参与移动电商的途径。例如腾讯微信的支付功能，合作媒体能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售卖产品与服务。聚合终端化也可以与支付平台合作，提供类似支付服务。应用终端化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提供支付服务。

3.3 社交服务

由于社交网络已经渗透进普通人的生活，任何应用在设计初期都需要考虑是否集成社交网络。社交终端化在这方面有先天优势，其本身就是社交网络的移动终端。聚合终端化的重心是内容，其社交功能仅限于用户间的交流，很难像社交平台一样提供多样性的社交应用。应用终端化的社交功能非常灵活，它可以通过App本身组建自己的社交网，也可以集成现有成熟的社交网。

3.4 实施成本与收益方式

传统媒体实施社交终端化和聚合终端化的成本非常低。其中社交平台不但不向内容商收费，还会从自身收入中给内容商一定的分成。传统媒体只需在开放平台注册账号并通过认证，即可内容。应用终端化因为需要自己开发和维护App，所以成本会高很多，而且有失败的风险。传统媒体在移动终端化中大致有以下三种盈利方式。

平台收益分成。这种方式适用于社交终端化和聚合终端化，平台提供者按照内容商提供内容的被访问量（或销售量）与内容商分享收益。如果平台本身是非盈利的或不存在盈利环节（如内容都是免费），则内容商可与平台商议价，由平台商支付内容费用。如果内容商提供的是收费内容，则平台商可以依照一定比例来获得销售收益。总体而言，内容商能够在议价中占有主导地位。

销售产品收益。这种方式对以上三种终端化形态都适用，它是以销售收费内容进行盈利的，例如书籍、视频等。其中，对于应用终端化而言，可以在App用户下载时进行收费。

广告收益。这种方式对以上三种终端化形态都适用。不过从用户体验考虑，如果广告出现方式不妥（如占用大块屏幕区域、推送过多等），或是广告内容不适当，会引起用户反感。对于应用终端化，一般是内容免费，但会在App中植入广告。对于社交和聚合终端化而言，广告收益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平台商作为广告者，获得的收益与内容商分成，分成的参考依据可以是内容商贡献给该平台的访问量（Page View，PV）。二为传统媒体直接将广告植入到内容中一起，从而绕过平台商，获得完整的广告收益。

表1是对三种终端化技术不同特征的比较，作为媒体移动终端化技术选择的参考。

表1 三种终端化特征比较

4 结 语

移动终端化是现代媒体进行移动化发展的最佳选择，传统的浏览器/服务器（B/S）架构并不适合移动设备。随着物联网技术加入到移动终端领域，未来的移动设备将会出现更多形态，可穿戴智能设备就是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传统媒体需要在终端化选择上更加灵活，才能跟随时代共同发展。

注 释

[1]宋迪. 传媒变革时代的媒体移动化[J]. 中国传媒科技，2010（8）：22-24

[2]魏丽宏. 关于我国手机传媒产业发展的研究[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

[3]彭兰，苏涛. 2012：新媒体时代的升级[J]. 新闻战线， 2012（2）：13-15

[4]李秀莹，付玉辉. 2012年我国移动新媒体传播研究综述[J]. 中国传媒科技， 2013（3）：56-61

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第5篇

关键词：微博外交；评估框架；行为论；过程论；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G206.4；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08

公共外交正从以政府、政党等政治行为体在外交系统中互动的政治过程变成融合跨国媒体、跨国企业、国际非政府组织（下简称国际NGO）、全球公民等国际行为体互相交接、建立互动关系的社会过程。具有全球传播效力的社会化媒体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9年，中国四大门户网站之一新浪开发了中国版的推特――微博。微博迅速走红，成为最时尚、最有影响力的新兴媒体，并为各类在华过激行为体关注和运用，成为国际行为体与中国公众互动的重要工具。从网络（或电子）外交到推特外交，再到大中华区域内的微博外交，这样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实践绝不是一个新现象。然而我们更不能忽视，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同一类国际行为体内部，其微博外交的特定形式可能由于各种复杂因素而有所区别。要认清微博外交的形态和社会机制需要一种研究进路和评估框架，否则就难以辨别并确定不同国际行为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中微博外交的最重要特征及其连续性和区别性。

一、微博外交“行为论”

微博外交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传播活动。从最简单的含义理解，传播是一种人类关系，涉及两个或更多人――这些人在一起分享、对话、交流、或仅仅是在节日或哀悼会上交谈。因此，微博外交作为一个行为，是社会和文化的“统一性”（togetherness）。而以凯瑞的传播仪式观看来，微博外交带有“终极性”的特征，是一个行为，更是文化本身[1]。由此可见，文化对于研究微博外交至关重要，因为任何微博外交的行为都是其参与者所属文化的产物。

根据安德森的论点，文化与特征、情景和地位身份（identity）一起，构成了微博外交“行为论”的四个基本来源之一（如图1所示）[2]。在这种研究进路中，文化是社会环境对微博外交实践中人际交流行为的持续影响力。文化由一整套关于信念、价值观以及需要等概念构成，并会影响大多数的行为。文化通过格尔茨所称的控制机制――计划、处理、规则、指令对个人行为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从行为的角度来看，微博外交实践中的文化可以通过国家内部、社团之间的差异的鲜明对比而体现出来[3]。

二、微博外交“过程论”

然而，我们还可以把微博外交看作是一个共享信息的过程，在其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达成相互的理解。相互的理解可以通过额外信息（反馈）的连续不断的共享来实现。在通常情况下，微博外交过程必须经过信息交流的几个周期，才能改变妨碍达成谅解的最初的分歧[4]121。在此之前，从拉斯维尔、香农、韦弗的传播过程直线模式[5]10，到奥斯古德、施拉姆、德弗勒的传播过程互动模式[5]13-14，都对传播过程本身和内部的动态性、序列性、结构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但这不能揭示像微博外交这样一种宏观社会传播的总过程[6]64。科学地认识微博外交离不开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宏观过程研究，即“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研究（如日高六郎《大众传播概论》、中野收的《传播总过程分析的理论框架》等）及其理论视野、基本观点则可以作为传播“过程论”的一种研究进路，即微博外交“总过程”研究。

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把微博外交的过程分为三种类型，其中与精神生产相联系的信息交往，与社会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保持互动关系。而微博外交传播过程的双方可以是个人、组织、国家，双方都有着一定的社会条件或环境背景。这种总过程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微博外交实践是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微博外交与资本制度紧密结合，尤其是大众媒介在从事营利活动的同时与权力融合。这种总过程分析框架突破了行为主义的框架，把微博外交的研究与整个社会结构结合起来。

三、微博外交“系统论”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考察传播行为、过程是理解微博外交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仅仅从过程本身或过程内部考虑问题，还不能解释微博外交的全貌，尤其是不能清晰确定其内部结构、关系的互动过程。德国学者马莱兹克曾在“系统论”的影响下提出了一套由关系性实力-结构性实力嵌套的传播范式（如图3所示）。

结构性实力是在较长时期和较大空间内，国际社会关系中信息传播的动力，比关系性实力更具有决定意义。其中，结构性实力就是其所创造的特定的国际社会和政治经济情景中――具有讨价还价实力（bargainning power）（也就是关系性实力）的国际行为体（国家、政府、组织、个人等）的选择范围已经被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结构预先决定――的国际行为体对讨价还价实力的运用能力[7]。举个例子，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一次历史性的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变革。在这个时期，像欧美大国这些行为体控制结构的实力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多的优势和机会利用软实力缓和变革中的威胁。而这一过程中，中国有人觉得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在国际上的行为及行为结果应反映这一现实。如果将微博外交置于这个系统中，关系性实力①就体现在传播者（大使馆、国际媒体、跨国企业、国际NGO或个人）通过微博传播手段促使受者（个人、群体、组织或国家）采取某种行动（产生相互印象、发出反馈）的实力；而结构性实力则体现在微博外交的国际行为体活动必须在其群体组织、社会环境等制约和压力中进行的世界政治、经济以及信息传播结构的实力。由此，根据杜威对“传播”一词的实用功能主义的理解，微博外交独具特色地带有工具性和终极性的系统特征。当传播把我们从各种事件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并使我们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里的时候，它是终极性的。当它分享人类共同体所珍视的目标、分享在共同交流中加强、加深、加固的意义时，又具有工具性[1]6。处于系统论核心的是非累加性，即整体性，亦即系统的各个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决定着整体。整体大于其各个部分的综合。系统是具有不可简化的特性的整体。系统论点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若干系统性力量在因果关系上的相互依赖。所有这些力量都共同作用，并且或多或少地同时相互作用。对系统论较好的描述是组织结构，而一个实体则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本部分或彼此沟通的人员组成，其结果不是超过就是不同于各个部分的综合。伽摩利珀认为在系统论中有四个核心观点：

系统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子系统和超级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

相互协调的系统内部汇聚了各具功能的子系统，使这项共同努力在更大的整体或者超级系统内部的其它子系统的功能相互整合。在开放的系统中，稳定性通过利用负反馈的自我矫正过程或者使理想的稳定状态得以保持的一个偏差矫正过程来实现。开放型系统内部的增长和变化构成这些系统的开放型，从而使输出和输入成为可能，并且能够针对环境的变化，保持一种不断调整的状态。系统与环境之间发生的交流一般跨越系统的边界，由输入和输出两者构成[4]122。开放系统本质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微博外交的研究进路，可以用来解剖和认识动态的微博外交系统及其发生的过程。把一个动态、随机过程整合到系统和信息论中，可以防止造成机械的因果关系决定论问题。一个动态的评估框架最好标志着这些相互作用（规制、规约因素和信心），因为行为是对选择所采取的制约措施，而不是因果力量的结果。然而，即便是系统论生发出来的模式也存在缺陷。马莱兹克的传播模式所罗列了各种各样的关系、结构因子，却没有对这些因子的作用强度、广度和影响的大小差异进行分析。我们知道，微博外交强调的是吸引力和影响力。不对这些情况加以考察，我们在评估微博外交时就很难厘清其基本形态。这说明，用微博外交的“系统论”展开研究仍需进一步完善。

四、走向社会网络的微博外交

上述的前三种传播模式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随着窄众化的发展和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原先关于行为、过程、系统的这种分类可以看作是马克斯・韦伯的所谓“理想类型”，即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分类，现实中未必有纯粹的范例。但这样的传统研究进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微博外交所可能出现的每一种传播类型的特征。只是这种分类最初是有现实情境作为参考的。

要想动态、全面地评估微博外交，就必须解释社会体系内部形态的一条研究进路，以识别系统要素和决定系统变化成为可能。笔者认为，微博外交更是一种以社会网络方式存在的传播现象。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丰富的一系列程序和词汇，以阐述微博外交的社会体系，并预测其未来结构[4]122。笔者在这里所说“社会网络”的形式是传播网络。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传播者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信息流所造成的关系格局。传播网络可以分析辨别出传播结构或信息流[4]123。在微博平台中，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纽带为传播网络提供了渠道，以便进行物质或者非物质资源的流动，或者便于国际行为体之间建立联系。这些节点之间存在的纽带可能会随着几项要素而有所不同，包括方向、相互依存性和实力。国际行为体之间的联系可以作为方向性的或者非方向性的来衡量。方向性的联系表明从一个行为主体向另外一个的移动，譬如一个国家行为体在微博中向特定粉丝发送的私信次数。此外，这些联系也可能是对称性的或者非对称性的。如果联系是方向性的，但却没有相同的关系，即关系不是双向的，则这种联系就是非对称性的，缺乏相互依存性。非方向性的联系简单地表明两个行为主体在同一种关系中的联系，譬如两个国家具有贸易上的联系[4]123。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微博外交中存在的社会网络及其影响，可以采用传播的一个结构模式[8]。这种研究进路标志着微博外交的网络，表示为一个传播网络的社会测量图示（如图4所示）。这个传播网络由两个沟通的集团组成。每个集团都具有自己的文化。个人或者其他信息来源（媒体、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等国际组织）用圆圈表示，传播流用直线表示。箭头表明信息流的方向。该系统由两个集团A、B组成，其边缘有缝隙。一般而言，集团内部的传播与集团之间相比密度较大，后一种传播是稀疏的[9]。文化边缘的是个人a和个人b之间的联系。用网络分析的术语来说，a和b被称为集团成员（比如同一国际行为体的微博群成员）。他们共用一条沟通连线，把个人与另外一个集团的一名成员联系在一起。个人c并非这两个集团的成员。这一个人维系了两个集团之间的某种联系。跨文化传播涉及个人a、b和c参与其中的集团A、B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包括以传统媒体、新媒体在内的传播网络，因为它们促进了对集团A、B之间的了解。把这些集团联结起来的还有并不属于两个集团当中的任何一个，但却属于超越任何单一文化的全球社会的国际组织[10]。经济全球化、媒体社会化拓展了社会沟通的边界，从而使不同的社会背景或国家在全球范围实现连通。因此，对图中所显示的两个集团之间的传播可以加以概括，以便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包括在内。结构模型，亦称网络模型的各种形式已经被用于研究跨文化传播、集团之间传播和国际传播 [4]126。

在最近对全球化过程中民族作用的总结中，克罗夫茨・威利（Crofts Wiley）认为，这一背景主义的处理方法假设，国家是一个虚弱的也许还是靠不住的组织，由必须在流动性的地理环境中不断地加以重新界定和加强的经济、人口和文化的流动所组成，它是流动、物质、组织机构和象征组成的复杂集合。这一系列复杂的流动可以通过……所描绘的传播网络的结构来分析考察[11]。这就告诉我们，微博外交参与的国际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政府、政党等公共部门的代表，还包括国际NGO、跨国公司、大众媒介、群体或个人等私营部门、公民社会领域的代表。在过去的20多年中，这些国际行为体开始趋于多元，企业、个人、NGO等逐渐成为公共外交的新力量。由于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与公民社会三大社会单元中的社会机制多种多样，便也更加符合微博外交实践中的真实状况。

五、基于人际传播的微博外交评估框架

微博外交作为一种具有社会网络特征的传播现象，属于传统的人际传播或是大众传播么？首先，让我们判断一下：微博外交是一个大众传播活动么？社会学家德意志曼（Deutschmann）曾将人类的传播形式分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两类，详见表1。

由表1我们可得到两点结论：第一，大众传播是传播的一类，但传播并不仅限于大众传播（比如，也可能是人际传播）；第二，大众媒介传播一定是大众传播，但大众传播并不仅限于大众媒介传播（比如，也可能是演讲的面对面传播）。大众媒介通常可分为印刷和电子媒介。前者包括报纸、杂志和书籍等，后者含电视、收音机、录放机等 。综合莱特（Wright）、麦奎尔及温德尔（McQual and Windahl）的看法，大众传播具有以下四个特性：传播者通常是指组织化的人员，传播者的讯息必须透过组织方能传递，因而成为所谓组织化的人员；传播的讯息公开、快速、短暂；读者、听众人数众多，背景歧异；传播者与阅听人（在微博平台中即指粉丝）之间，关系疏远。对于微博平台来说，每一个账户的运营者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小团队负责，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组织化的信息生产。此外，相较于传统的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微博运营者与其粉丝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可以在线上形成直接的互动，包括转发、评论、投票，等等。因此，微博外交这样的传播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大众传播，又并非大众传播。那么，微博外交是一种人际传播的形式么？

其实，人际传播自古至今一直就存在着。最早有关人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修辞和说服研究。在那些学者看来，人际传播是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讲演活动[12]。后来一些源自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学者侧重于用认识论来研究人类之间的传播行为，关注人际说服、非语言信息传递、人际吸引力，等等。然而，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人际传播涉及两个或数量不多的人，涉及到创造意义；而且它是通过言语或非言语信息行为得以实现的。广义上讲，人际传播就是：两人或多人之间的言语和非言语信息的产生和加工过程[13]。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微博外交作为一种传播现象，就是两人或多人之间进行着言语和非言语信息的产生和加工。然而，传统的人际传播理论将人际传播视为一个过程，这与作为一种社会网络的人际传播有着一点区别。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微博外交是一种基于人际传播的社会网络传播，在本质上可以视其为一个行为、过程或系统。在这个社会网络中，存在着三个评估微博外交的维度：个体、互动、话语及关系。

（一）个体维度

评估微博外交的第一个侧重点就是以个体为中心的传播活动。这个维度主要理解某一个国际行为体如何计划、生产和加工微博外交的信息。这一个维度立足于一个基本假设，即个体的信息活动在本质上是一个传播过程的核心。这一维度着眼于行为，主要考察在微博外交的实践中，个人或组织在其社会网络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在于对个体权力实施、信息传播进行量化分析。

（二）互动维度

评估微博外交的第二个维度就是我们常说的互动及其产生的话语。这个维度的中心在于将微博外交礼节视为一种信息或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与行为有关的联合行动。这个维度与个体维度不同，视野发生了的转换：即从以微博平台中的个体及其相关属性转向有关信息内容、形式和功能一级互动双方的交往。这一维度着眼于过程，会帮助我们理解在微博外交的实践中，微博网民的理解、意义、规范、角色是如何在互动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考查微博外交实践中，权力实施、信息流动如何产生、发展，在于从信息流动过程中对其进行量化分析。

（三）话语及关系维度

微博外交的最终目的是让国际行为体与受众之间产生积极、良性的关系。在这个维度层面，我们侧重于关注微博外交在传播的发展、维持、终止社会和人际关系――包括朋友关系、竞争关系、浪漫关系、敌对关系等等――方面的作用。评估微博外交的话语及关系维度着眼于系统，认为微博外交的关键在于通过话语建构，在社会网络中最终建立“关系网”。该指数主要考察在这个系统中，公共外交所带来的吸引力、影响力等权力的实施是通过什么样的网络搭建的，信息流动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综上，我们在评估微博外交的实践活动时，应该在不同时间、空间（全球、区域、国家等层面）中，选择来自不同社会单元（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的国际行为体，研究其微博传播过程中的个体、互动、话语及关系状况（如图5所示）。这样才能全方位地帮助我们确定微博外交的评估框架。

六、微博外交之反思：并非单一的人际传播

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第6篇

社会化媒体又称社交媒体，是指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社交媒体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等等。速途研究院分析师团队根据网络调研数据并结合加网的相关数据，对2013年上半年社会化媒体的状况进行了分析。

用户在社会化媒体分享的时间段

社会化媒体成为用户自我状态、分享观点的一个途径，那么用户会选择在什么时间段分享呢?从调查结果看，用户分享的时间段在12：00——16：00最高，比例为25.4%，20：00——24：00这一时间段用户分享也较高，比例为21.6%，其次为8点到12点，分享比例为20.7%。0：00——8：00分享率是较低的时间段。但是即使分享最低的4：00——8：00分享的比例也有5.3%。也就是一天24个小时，每时每刻都有用户在社会化媒体上进行分享。

用户登录社会化媒体的原因

用户登录社会化媒体的原因有哪些呢?回复、评论等排在第一位，80.31%的用户登录社会化媒体会回复、评论，这也是社会化媒体的价值所在，用户之间能产生更多的互动，其次是了解好友信息，比例为73.48%，通过朋友分享的信息来了解朋友的最新动态。有52.55%的用户会分享信息，另外还有查看好友来访状况、改状态、发日志、上传照片、使用游戏等应用等。

2013年上半年社会化每天分享率排行榜

从2013年年上半年社会化媒体分享率排行榜看，QQ空间的分享率依然排在第一名，虽然在5月份被新浪微博超越，但上半年QQ空间以16.72%的分享率排在第一位，新浪微博平均分享率紧随其后，上半年平均分享率为14.1%，微信算是后起之秀，以13.27%的分享率排在了第三位，排在第四位的是腾讯微博，腾讯微博上半年的分享率有下降的趋势，其1月份分享率为11.69%到了6月份分享率仅为6.93%。

人人网的分享率排在第五位，其后的为开心网、搜狐微博、飞信、百度贴吧、豆瓣等。

2013上半年社会化媒体回点率排行榜

从社会化媒体回点率来看，QQ空间的回点率依然是最高的，2013年上半年社会化媒体平均回点率为31.74%，新浪微博的回点率排在第二位，平均回点率为25.86%，腾讯微博的回点率排在第三位，回点率为11.08%，以上3个社会化媒体回点率要远远高于其他社会化媒体的回点率。

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第7篇

关键词:多屏;社交;信息消费素养;沉溺

一、“见面不如闻名”:网络社交逐渐覆盖现实场景社交

社交软件是大学生多屏媒介的“标配”。调查发现，有将近九成的大学生在多个社交应用间“游走”，他们根据需要和特定场景来选择当下使用哪个社交软件，其中以QQ、微信、钉钉等最受欢迎。艾媒咨询分析，大学生群体更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和展现自我，并在社交平台上与他人沟通交流，单一社交软件无法满足其自身社交属性［1］。这些社交软件定位侧重略有不同，都具有文字、图片和视频的整合与分享功能，通过分组功能和权利设置，主用户在平台上可以清晰地将人际交友圈按照远近亲疏进行扁平化梳理，管理和沟通起来更容易达到目的。我们在调查中随机翻看了几位大学生的手机社交软件，发现每个人在不同平台上都有数十个不同社会关系的联系人分组，如班级群、兴趣群、密友群等;向不同的群组开放的权益也不同，如限制查看朋友圈内容的天数等。他们表示，社交软件中的分组使社交沟通更加轻松，在群组中的社交更有话语权。而不同社交软件的功能叠加交叉，渗透进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中，随时随地拿起手机就能与对方解决大部分社交需求，在一定层面上消解了“闻名不如见面”的实景社交必要性。传统观点认为互联网社交属于“浅社交”，缺乏了解深度，浪费大量时间处理信息泡沫，是低效和不可靠的。如今，这个看法显得有失偏颇。首先，大学校园“90后”乃至“95后”一代，恰是成长在互联网黄金发展的时代，很小就接触电脑、手机和互联网;其次，“90后”及“95后”中有较大比例的独生子女，相较于多子女家庭，与人相处的社交经验主要来自学校以及他们非常熟悉的互联网平台。再次，年轻人对新事物、新技术有敏锐的好奇心和快速接受度，他们在QQ、微信等社交软件功能的了解和使用上，远远超过“70后”“80后”。因此，社交软件的各项功能不断丰富与升级，带给他们的是使用便捷感而不是使用难题。最后，社交软件的开发市场体现了“长尾效应”，各类定位不同受众需求的社交软件不断推出和迭代，带给青年群体更多元的选择自由。在社交平台上，他们很快能够根据自身需要迅速找到“同好”，社交效率高，社交认同感油然而生。这些都使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天然带有对互联网的亲近感，与经历过报刊电视时代的“老一辈”人对互联网的质疑与观望态度迥然不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也反映出青少年对网络社交的态度:绝大多数美国青少年肯定了社交媒体的积极作用。被调查的743名美国青少年中，81%的人认为社交媒体让他们感到增强了和朋友之间的联系;71%的人表示社交媒体有助于展示自己的创意;69%的人认为有助于结交新的朋友和更多样化的群体;68%的人认为通过社交媒体在困难时期得到了朋友的支持［2］。2017年，中国社科院国情调查与大数据研究中心以及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社交网络与赋能研究报告》称，作为互联网核心用户的青年，73%的人通常每隔15分钟至少看一次社交软件［3］。可见在大学生群体中，社交软件的使用活跃度和忠诚度都是极高的，无论中外青年，对于多屏传播时代的网络社交都持有欢迎和肯定的态度。社交软件欢迎所有人，大学生栖息在自己喜欢的社交软件中，栖息在认同的价值观范围内，避免社交窘境和交往冲突，同时以此来创造社交火花。

二、从被动到主动:信息消费素养显著提高

信息消费素养是指公众需要具备更多的选择、判断与辨识的能力，包括在海量信息中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对信息的辨识、分析与判断能力。与此相适应的，信息生产素养也同样重要，即普通公众也应该负责地信息和言论、负责地进行信息再传播。李普曼认为，大众传媒的内容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活动，它通过对象征性的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环境，不仅制约着人们的认知行为，还能以此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由于多屏传媒已广泛渗透进大学生的生活，其内容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大学生对其所传递的现象的理解，进而通过传媒中的信息表征来理解自己。在此前提下，信息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当代大学生建立对周遭环境的了解更依赖于电脑、手机等互联网屏媒体，这些媒体所呈现的信息构成了大学生所处的拟态环境。排除媒介因素，是否被选择、被认知、被理解和被传播则是大学生用户主观行为所决定的。一个人的信息消费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近处拟态环境，后者更容易对个人的具体认知和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能够有目的的得到有用信息以及有能力鉴别有害信息，是信息消费素养的核心。社会在发展，各种法制法规日益完善，媒体传播日渐规范，在互联网“摇篮”中长大的当代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也在不断提高。首先，大学生对使用多屏媒体作为信息检索和收集工具这一能力已经相当纯熟。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在笔记本电脑及手机中都安装了信息类网络平台和使用软件，如各大新闻门户网站新浪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的自媒体平台，今日头条、澎湃新闻等;专业资料文献网站，知网、万方数据网等。根据个人所感兴趣的内容不同，还有不同领域知识的智能软件被大家所喜爱，如知乎、豆瓣等。受访大学生反映，工具软件和平台提供了最新的新闻信息和最前沿的专业资讯，对专业学习、毕业设计和考研等方面有很大帮助，是必备工具。这些工具的使用，培养和锻炼了大学生在海量信息中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其次，当代大学生对于网络谣言等不实言论或有待考证调查的新闻信息的处理态度，也能体现出对信息的辨识、分析与判断能力。网络谣言是指通过网络介质传播的、没有事实依据且带有攻击性、目的性的话语。主要涉及突发事件、公共领域、政治人物、颠覆传统、离经叛道等内容。调查中，受访大学生表示都见过网络谣言和不实信息，主要出现在微信朋友圈、微博、论坛等渠道。“面对这些网络谣言和不实信息你会怎么做?”一半以上的大学生表示，对于显而易见的谣言信息不予理睬，避免二次传播，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对于可疑的信息首先做到不盲目传播，并通过其他正规信息途径进行核实。大多数大学生会主动去判断和鉴别，不听信和传播谣言，只有极少数的受访大学生会选择中立或者相信。几乎所有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愿意在甄别网络谣言之后将正确的认知宣传给身边的人。这说明大学生对互联网的使用行为越来越谨慎，更进一步认清了在多屏传播时代受众作为消息源前置的责任感，他们对于网络谣言的脱敏性在增强，对网络不实信息的鉴别力和免疫力都有了很大提高。随着国家法制的健全和各种媒体的正向引导，网络的发达和渗透使当代大学生正确使用互联网工具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

三、工具与伴侣:对多屏媒介体现出沉溺与依赖倾向

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10～39岁群体占整体网民的73．0%，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30．0%，网民学生群体占比为25．4%［4］，这个年龄段恰好是大学生在校学习的几年。大学生群体的网络使用时间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大学生群体对屏媒体所产生的依赖与沉溺倾向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第一，在将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多屏媒介当作工具使用时，大学生表现出短时高频的使用特点。我们在调查中发现，87%的大学生平均每日借助多屏媒体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在3小时以上。时长是体现依赖性的最直观元素。而在使用目的上，95．7%的大学生选择了获取信息，即学习知识和浏览新闻，且几乎每个大学生都在多屏媒体端装有信息软件，可见多屏媒体在此是作为学习工具使用的。除此之外，很多大学生提到生活中多屏媒体的工具性，如手机消费和支付功能、手机地图的指示功能、手机和电脑软件提供的图片和视频功能等。这些功能的指向性和目的性非常强，使信息获取便利易得，短时间就能达到目的，如乘坐公共交通、地图导航等。第二，在将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多屏媒体当作生活“伴侣”时，大学生表现出更为专注的沉溺。调查组曾向学生了解平时的生活娱乐方式，半数以上选择在网上看视频、玩游戏使自己得到放松;而在网络社交平台与朋友们聊天也是很多人的首选。艾媒咨询的《2018中国大学生在线休闲娱乐行为监测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大学生最喜爱的手机软件冠亚军分别是社交通讯类和休闲娱乐类软件，与我们的调查情况相吻合。社交类软件用户粘性强，使用场景广，休闲娱乐类软件则承担休闲娱乐的主要作用。大学生长时间挂线网络社交软件，并且在多种社交平台共时使用，这直观体现了他们渴望交流的社交欲求。娱乐休闲为主的影音类软件也表现出强劲的“霸主”势头。据艾媒咨询数据，综合视频类软件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渗透率高达94．3%，新兴的短视频软件也深得大学生的心，渗透率迅速达到80．7%。这些软件不拘一格的包容和新潮的使用感、巨大的流量和网红效应，正符合当代大学生乐于展示自我、自主观察世界的青春风貌。本次调查中，大学生群体对抖音的认知度达到100%，相当部分学生是抖音这类软件的忠实用户，还有不少学生在直播平台上自己制作视频，体验到了演员和创作者的乐趣。艾媒咨询公司得出结论:网络制式变迁和移动互联网发展，使影音、游戏等休闲娱乐类软件在校园市场有广阔的发展空间［1］。我们认为，大学生群体对休闲娱乐类软件的喜爱和沉溺不仅是时间成本的付出，更多是心理上的认同和亲近。

四、结语

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第8篇

在与禹卫华教授讨论微信公众号的未来时，他不止一次提到，那些政务微信界的“模范生”大都具有很强的业界生态意识和危机意识。

他们的危机感源自：一个全新的媒体智能化的“智媒时代”已经迫近。他们非常关心，在那样一个全新的时代大潮之下，整个行业的生态将发生怎样变化？自己又该如何立身？

当用户向移动端的迁移基本完成、社交化新闻传播正在主流化、新潮技术得到用户的一定认同，传媒业的原有边界将发生怎样变化，显然值得所有微信公众号的创业者、守业者、继往开来者关注。

据悉，一个“极大扩张”的传媒业新版图，将在新的角逐中形成；新的生态，也将在这个“无边界”的大格局中重构。

用户平台的重构

未来的用户平台将是人的社交平台、与人相关的物体平台（如可穿戴设备、智能家电、汽车等）以及与人相关的环境系统（包括现实环境与虚拟环境）三个系统互动形成的大平台，用户分析也将是对三类数据的协同分析。

在这样的大平台系统中，人的社交平台仍是用户平台的核心，基于社交黏性的平台是可持续的。而各种与人相关的物体的数据，是人的行为、需求及状态等的一种外化或映射，物可以提高人的“可量化度”与“可跟踪性”。通过物来了解人，将是未来用户研究的另一种途径。

与人相关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现实环境与虚拟环境。如果说，现实环境是用户场景的构成要素之一，把握用户环境有助于提供更精确的服务，那么，虚拟环境是新媒体为用户提供内容和服务的基础。基于VR/AR的临场化环境的构建，将给用户带来全新的体验。

新闻生产系统的重构

在新闻生产系统的重构中，有两个动向尤为值得关注：

第一，机器成为新闻生产者。在未来的新闻生产生态下，从信息的采集到加工各个环，参与主体都不再仅仅是人，机器及万物都可能成为信息的采集者，而机器也可以完成信息的智能化加工。这意味着，掌握着智能机器和传感数据的IT企业、物联网企业，也将成为新闻生产系统中的成员。

第二，新闻信息存储、分析、加工系统可能脱离专业媒体而独立存在。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信息的存储、分析与加工系统都是嵌入媒体内部的，是媒体生产流程的一个部分。但近年来，这样的系统，正在开始脱离媒体，向外部转移。

2015年Facebook的“即时新闻”系统、谷歌的“新闻实验室”系统以及2016年“今日头条”的“媒体实验室”，都是非媒体平台提供的媒体化工具。它们共同展现了未来的可能性。

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推动下，这样一种趋势可能会加剧，未来以数据为核心的新闻信息处理系统，甚至可能会存在于云端。

新闻分发平台的延展与重构

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新闻生产与新闻分发这两者逐渐分离，成为两个独立系统。两者不再像传统媒体时代那样捆绑在一起。

互联网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以来，出现了很多新类型的新闻分发平台。这些新的平台都并非为传统媒体所掌控，但它们或者借助用户流量与黏性优势，或者借助技术优势，成为更为主流的新闻传播渠道。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诸如购物、地图服务、天气服务这样的专业化服务平台，也开始承载起一定的新闻与资讯分发功能。

未来的新闻分发平台，更有可能是现有各种平台的混合。而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新闻分发平台，未来的新闻分发平台都要能实现如下目标：稳定用户规模，维持用户活跃度，促进社群发展；集聚更多内容生产者，保证信息环境的均衡；提供内容生产与消费匹配的恰当算法或手段；提供多重新闻体验环境关联内容与其他互联网服务。

信息终端与生态的重构

未来将是“万物皆媒”的时代，而信息终端未来发力的三个重点领域将是：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智能汽车。

可穿戴设备将使人体变成双向的“人肉终端”。

人体终端化，不仅意味着人体向外界发送数据的丰富，也意味人对信息的获取与处理能力的增强。人的思维活动、内部状态这些本来的隐秘信息，将成为可以感知、存储、传输甚至处理的外在信息。

智能家居将重构家庭内的信息生态。

智能家居使得围绕个人产生的信息变得丰富，人的行为、需求和环境被全方位信息化、数据化。如果说，个人化信息的传播，是人与物体、环境之间的“对话”过程，那么，各种智能家居设施在其中将扮演“媒介”的角色。家庭成员间的信息传递与情感交流，也可以在更多场景中，借助各种家庭设施展开。

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第9篇

关键词：

“辅导员―自媒体―大学生”模式；机遇和挑战；引导者；实效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3023902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目前社会已经步入以新媒体技术为支撑的时代。而数字技术及移动智能终端的发展，使得自媒体逐渐从PC端转移到手机端走入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高校大学生对新事物的浓厚兴趣及较强的接受能力，给他们的大学生活与思想带来翻天覆地的影响。高校辅导员作为学校基层教育者与管理者，应该正确利用媒体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不断创新辅导员工作思路和有效途径，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者。

1 自媒体的内涵与特点

新媒体目前并没有清晰明确的定义，只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在信息化时代，借助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高科技成果，所形成的新的传播手段和传播形式的媒体称谓。自媒体（We Media）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作为新媒体迅速发展时代的衍生物，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简言之，自媒体即公民用以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事件的交互平台，如博客、论坛/BBS、百度官方贴吧、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

自媒体非常注重用户间的交互作用，在自媒体平台用户既可以是媒体信息的阅读者，也是媒体信息的制造者，也就是说自媒体平台的每个用户都不仅仅是媒体信息的读者，同时也是媒体信息的作者，用户间也形成零距离的交互；在模式上自媒体逐渐发展模式为单纯的“读”――“写”――“共同建设”；用户也逐渐由被动地接收媒体信息向主动制造互媒体信息发展，更加体现了现代化信息时代的媒体人性化。得益于数据科技的发展，自媒体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用者可以通过平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传递自己的任何信息，经营自己的“媒体”，完成用户间由点到点、点到面的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网状传播。

2 高校辅导员工作的机遇和挑战

为适应自媒体的快速发展去趋势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近年来“80后”毕业生开始踏上辅导员工作岗位，并成为辅导员的新生代力量，同时信息时代的优先体验者―“90后”逐渐成为大学生中的主体，面对“90后”新生，作为高校辅导员主体的“80后”辅导员工作的挑战与机遇同在。

由于“80后”辅导员和“90后”大学生年龄相仿，大部分是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刚刚从学生身份转化过来，易于理解及把握“90后”的心态，且知道如何更好的与在校大学生进行交流沟通，由于他们具有的较高工作热情和较好的亲和力，易于创新恰当的教育方式，为辅导员与大学生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交流桥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作为使用自媒体的主流群体的“80后”辅导员和“90后”大学生通过自媒体平台的交流更成为可能，因此，在辅导员工作中，除了班会、讲座、谈心等这些常用的传统教育载体，还要充分运用多样化的自媒体平台，如QQ、博客、BBS、论坛、微博、微信等等

，主动包括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新思想、新理论在内的有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利用当前社会舆论热点及大学生本身特征相关的关注度较高的热点，与大学生在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并有效的结合起来，潜移默化地被大学生所知晓、所熟悉以至接受，从而提高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影响力、感染力，切实提升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

但是，自媒体也给辅导员工作带来了挑战。自媒体的出现使得媒体信息传播的门槛较低，任何社会个体和单位组织都可以成为媒体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任何伪信息都有可能通过自媒体无段炒作而被无限放大，并在自媒体平台被大众所接收，尤其是有些媒体为了追求新闻热度和关注度而不惜践踏职业道德底线，通过“信息噱头”引起关注，缺乏社会责任，无视社会影响，对具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又因涉世不深缺乏对信息的甄别能力的大学生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被别有用心的媒体信息所误导，甚至发展为伪信息的传播者，甚至成为媒体信息的被鼓动者、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管理工作的难度。

3 高校“辅导员―自媒体―大学生”模式工作探析

自媒体如今已经深刻改变了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改变了大学生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为适应这种形势，高校辅导员在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自媒体的同时，要善于把握机会，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创新工作方式，提高学生思想政治学习的积极性，丰富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果。

3.1 辅导员的职责

辅导员作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应把握正确方向，因时制宜、因人而异地加强思想引导，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帮助大学生全面发展、明辨是非。在校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引领者的辅导员，思想上，要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和方法提供正确的思想教育以帮助和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并从根本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他们明辨一切的是非善恶，培养他们能够正确评价社会的能力，为日后步入社会的做好一切的思想准备；学业上，要从学习态度方面引导学生向“自主性”学习、“终身学习”转变；学习方法上，帮助学生结合专业特点总结学习经验，促进学生的学业进步；生活上，帮助学生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对于生活有困难的学生要做好相应的帮扶工作；还要培养学生团体意识，帮助大学生掌握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尊重他人、遵守公约，促进寝室和谐、班级和谐。另外大学生的顺利就业也是辅导员工作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应该给予大学生及时、有效的指导与帮助。除此之外，辅导员还要及时调整和创新工作内容与方式，以平等亲近的姿态与大学生进行亲切交往，帮助大学生及时减轻心理压力，疏导大学生的负面情绪，成为大学生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总之，辅导员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研究探索与时俱进的有效工作方法，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用自己的知识、经验与能力为大学生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指导。

3.2 高校“辅导员―自媒体―大学生”模式探析

随着自媒体的蓬勃发展，给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教育和管理模式创新的可能性，也使得辅导员与大学生之间有了更好的沟通平台，“辅导员―自媒体―大学生”模式即在大学校园里辅导员与大学生之间借助自媒体开展工作及交流的模式。

大学生通过自媒体平台记录自己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任何状态，如当前状态、目前位置、全天动态、社会感概等等，以求在第一时间获得关注与认可等等，辅导员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了解大学生的信息内容，从根本上主动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通过自媒体的即时通信功能，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针对学生的某些状态与其进行交流谈心、探讨解决同时处理问题以防后患，如此通过自媒体平台对大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通过逐渐了解和交流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亦可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辅导员可以利用自媒体平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相关文件、最新的领导人讲话精神以及当前社会最关注的动态等等，引导大学生学习讨论；利用精选一些最具有教育意义的信息、知识和资源在自媒体平台以文本、链接、音频、视频、互动交流、动态更新等方式进行探讨学习以来教育和影响学生，加强师生间的交流。辅导员可以依托自媒体平台，创建诸如QQ群、QQ空间、微博、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等自媒体交互平台，并在这些平台上及时的学校、院系以及同专业、同班级活动的公告和通知，当然在就业期间也可以通过平台各类就业信息等，还可以上传班级规章制度及班级课表等共享资源，也可以视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及时并积极的通过QQ、飞信、微信等即时聊天工具，与学生展开一对一地沟通探讨，处理学生的相关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节约了人力和时间，降低了工作成本，同时也提高了辅导员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的效率；当然，大学生也可以通过自媒体向辅导员反馈自己接收到的社会信息或同学们的心理信息，通过平台与同学、老师进行交流，间接协助辅导员工作，起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作用，引导每个学生向正确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辅导员―自媒体―大学生”模式是辅导员工作的创新途径，是辅导员与大学生交流的创新平台，辅导员可以通过自媒体将自己想要表达的信息传递给大学生，大学生在接受辅导员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可以将自己的想法反馈给辅导员，使辅导员可以时刻关注学生的状态并给出正确的判断，减少工作中的失误，也使大学生不断接受正确思想的引导以及疑惑知识的及时答复，减少影响大学生学习的负面思想，从而达到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无距离交流，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辅导员工作的实效性。

4 结论

在自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在继续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基础上，“辅导员―自媒体―大学生”模式应该受到辅导员的重视，加强对自身素质的修养，正确合理的运用自媒体，使得自媒体成为辅导员与大学生之间互相了解的载体，成为辅导员工作的创新途径，成为指导和帮助学生的纽带，成为最新信息的交流平台，以提高辅导员工作的实效。

参考文献

[1]吴潮.新媒体与自媒体的定义梳理及二者关系辨析[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21（5）：3337.

[2]Bowman S，Willis C.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J].A Report for 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2003.

[3]徐伟.高校辅导员运用自媒体开展学生工作[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35（7）：121122.

[4]阴甜甜.我国地市级城市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与管理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

[5]张美玲，罗忆.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传播特点和优势分析[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4（1）：4549.

[6]董琳.当“80后”辅导员邂逅“90后”大学生――高校“80后”辅导员的工作探析[J].科教文汇，2013，（36）：56.

[7]史迎霞.自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媒介论析[J].中国电力教育：（中旬），2013，（11）：189190.

[8]杜璐.自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新思考[J].科技创业月刊，2014，27（12）：114115.

[9]王耕，包伟.自媒体环境下高校辅导员职业适应力的培养[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旬），2015，（5）：12.

[10]李龙.论自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能力的构建[J].中国校外教育：（下旬），2014，（8）：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