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 就业
劳动力市场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大环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和效果。目前我国处于二元经济转换，同时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包括劳动力资源从计划配置转向市场机制配置的机制转变。在经历就业迅速扩大和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同时，就业形式和就业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蔡(2008)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打破了传统的关于“就业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等神话。提供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准确地反映了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及其城镇就业压力的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事实。他还通过对人口转变过程的阐释，预测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并揭示了这个转折点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出的挑战。陆铭、蒋仕卿(2007)将1996年视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在第一阶段，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人们职业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在第二阶段，结构调整则主要表现为人们在不同的就业状态上的分化。失业人数与职工数量之比，以及其他人口与职工数量之比在1997年之后也同步上升，这也反映出了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而其他人口数量与职工数量之比的快速上升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
这些观点在众多的宏观经济分析中得到了验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05年初分析得出 2004年我国新增城镇就业超过了900万人，预测2005年就业矛盾将会比2004年更加严峻。主要表现在：(1)长期性就业压力依然过大。目前我国仍处于劳动力资源增长的高峰期，在城镇新增就业群体、累积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要求就业的总规模每年在2500万人左右，而新增就业机会不足1000万人。(2)2005年经济增长率的回落，将对就业增加形成短期压力。(3)大学毕业生大规模集中释放将继续加大就业供需矛盾。据统计，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212万，初次就业率仅为50%左右，2004年高校毕业生达到280万，到6月底平均签约率为60%，再加上2005年毕业无法就业的学生，累积的就业矛盾越来越大。总之，2005年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5%预期目的实现有相当的难度。
而2005年底的报告否定了上述2005年经济增长率回落的预测，验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使2005年的就业形势有所改善，但就业增长不足的问题仍很突出。2005年第3季度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达11102.7万人，比第1季度增加130.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58.4万人。但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其他主要指标而言，就业增长明显偏慢，第3季度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同比仅增长1.4%，GDP增长的就业弹性只有0.15。工业企业就业增长稍快一些，但相对于上年同期也有所回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增长缓慢将会制约未来的消费增长,同时也使农民在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偏少，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蔡，都阳(2005) 考虑到“十一五”期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根据经济增长可能达到的水平，以及就业弹性的变化范围作为分析的基础。对这一时期劳动力供求关系作出了判断，认为从总体上看，“十一五”期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将逐步减轻，相对于“九五”和“十五”期间，创造就业需求的压力减轻。但是，“十一五”初期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上升期，就业形势仍将严峻。劳动保障部专题小组(2007)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继续存在，需求稳中有升；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明显加大，劳动者素质技能不适应问题更加突出;就业难和“招工难”的矛盾在不同地区出现，虽属局部现象，但短期内难以消除。
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07年底调查显示2007年就业增长形势良好。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62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0%，创下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以来同期最好水平。预计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将突破1200万人。城镇净增就业量将首次突破1000万人，达到1011万人,比上年增加32万人。这得力于经济增长的快速平稳增长，也与积极就业政策的逐步落实密切相关。并预测2008年，我国的就业增长形势依然较好。目前，尽管城镇单位新增就业有放慢的迹象(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就业增长有所放慢)，但工业企业就业增长一直会保持6%以上的较快增长态势，预计2008年这一趋势会延续。利用就业弹性预测方法，预计2008年城镇净增就业量将达到1032万人，新增就业岗位继续突破1200万个。2008年，城镇就业增长的目标可设定为新增城镇就业1000万人，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
综上所述，整体看来，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参考文献：
[1]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8):10-17
1999年“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体系（KILM）”的问世，体现了国际劳工组织（ILO）根据1995年“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和1998年《宣言》所确定的目标所做的新贡献，旨在帮助其成员国设计更有效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结构变动的加速，“从一（一个、单位）而终”的就业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个人为了保持就业状态往往需要连续不断地变动岗位、专业、职业甚至居住地。这个特点在的转轨时期尤其明显。为了很好地反映这些特征的变动趋势，下面我们采用1999年11月国际劳工局理事会第276届会议推荐的18项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KILM） 进行对比。这些指标主要回答下列：人们从事何种经济活动？劳动力队伍的规模和构成情况如何？人们工作多少时间以及他们因此工作挣多少工资？多少人没有工作和正在寻找工作？存在哪些类型的就业歧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怎样？青年人面临哪些特有的就业问题？等等。
2.1 劳动参与情况
2.1.1劳动力参与率指标
劳动力参与率属于测量劳动年龄人口的一个指标，它显示劳动力供给的相对规模。劳动力参与率是反映劳动力市场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其中分性别、分年龄的劳动力参与率反映经济活动人口分布的不同侧面。尽管劳动力参与率与失业率高低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劳动力参与率这个指标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劳动力参与率主要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活跃程度。因此，劳动力参与率高时，失业率可能也高；劳动力参与率低时，失业率可能也低。
通常劳动力参与率的可以表达为劳动力人数占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其中，劳动力为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劳动年龄人口是指一定年龄以上的人口，它由经济特性的概念所决定。这个指标的数据往往表达为分性别和分年龄组的形式。其中，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年龄分组有以下几档：15岁及其以上，15-64岁，15-24岁，25-54岁，55-64岁，65岁及其以上。中国的起始年龄有所不同，应为16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
表2-1
1990年中国劳动力参与率
年龄 合计 男 女
15+ 79.20% 85.0% 73.00%
15-64 84.17% 88.87% 79.14%
15-24 78.29% 77.40% 79.22%
25-54 92.36% 97.79% 86.50%
55-64 56.49% 72.58% 37.01%
65+ 19.30％ 32.70% 8.00%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局，《国际劳动统计年鉴（1998）》（中文版），日内瓦，P22。
综合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25-54岁的劳动力参与率是最高的。最显著的差别是进入劳动力（16-24岁）的速度和退出劳动力（55-64岁）的速度。由此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进入快，退出慢。布基纳法索（1995年）的劳动力参与率是最高的，能够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其15-24岁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为83.5％，25-54岁上升到97.2％，55-64岁为92.0％，65岁及其以上下降为71.7％。这说明在布基纳法索，一方面，青年人的学校与经济活动广泛结合；另一方面，老年人受养老金制度覆盖的面很小。
第二种类型：进入慢，退出快。作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代表的德国(1995年)和作为经济转轨国家代表的独联体(1995年)，在劳动年龄两端显示出两个急剧下滑的陡坡。 青年人（15-24岁）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对比较低，德国为56.1％，独联体为53.0％；在主要年龄段（25-54岁）达到峰值，德国为92.5％，独联体为96.3％；随后急剧下降，德国由54.6％（55-64岁）减少到4.2％（65岁及其以上），独联体由58.9％（55-64岁）减少到12.6％（65岁及其以上）。
第三种类型：进入较慢，退出也较慢。这些国家大多分布在中东和北非。以埃及(1995年)为例，15-24岁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为46.5％，25-54岁为90.5％，55-64岁为87.2％，65岁及其以上为36.5％。
第四种类型：进入快，退出也较快。中国（1997年）就是属于这一类型。青年人（16-24岁）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对很高，为81.06％；主要年龄段（25-54岁）的峰值为94.27％；随后下降加快，由59.09％（55-64岁）减少到24.52％（65岁及其以上）。
表2-2 1997年中国劳动力参与率
年龄 合计 男 女
16+ 81.51% 86.61% 76.35%
16-64 87.57% 91.80% 83.24%
16-24 81.06% 80.85% 81.28%
25-54 94.27% 98.27% 90.17%
55-64 59.09% 72.58% 45.17%
65+ 24.52％ 34.21% 15.8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出版，P72-75。
一般说来，经济体制转轨国家劳动力参与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劳动力参与率反而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这个趋势可以从通过表2-1“1990年中国劳动力参与率”和表2-2“1997年中国劳动力参与率”的简单对比，发现中国各个年龄段劳动力参与率都有明显的提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例？这只有两个可以解释的原因：一是中国人具有勤劳的天性和品德；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劳动的积极性进一步发挥出来，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因此对中国的小康水平不能估计过高，到2000年我国只是基本实现了小康，一方面小康的标准不高，另一方面只是从平均值的意义上实现了小康。在，外出打工的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而在家务农的都是3860部队，其中“38”指妇女，“60”指老年人。在城市，离退休职工发挥余热比较普遍，据统计大约有1，000万离退休职工退而不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老年人也有一种危机感，由于传统社会福利的弱化，预期未来个人医疗支出膨胀，他们怕养老金今后不够花，希望在自己能够工作的时候尽可能多工作一些。
2.2 就业状况
就业状况是多方面的，因此单一指标很难概括全面。下面六项指标直接与就业相关，这些劳动力市场度量与政策制定往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2.2.1人口就业率指标
人口就业率是指全部就业者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作为一项指标，人口就业率往往与失业率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反映劳动力市场体系状态最重要的指标，它反映有多少人口参加生产性劳动力市场的活动。由于失业统计可能掩盖诸如低收入、大量非正规部门和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就业统计，并通过就业统计证实劳动力市场的正面或者负面影响。同样，全面的就业测量中也隐含有低收入和较多的非正规部门。
根据第13届国际劳工统计会议关于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统计解释，“就业”是指在期内为了获得收入或者利润（或者某种好处）完成任何工作的人，其中包括由于疾病、度假和劳工纠纷临时缺席的人。这个解释还表明，为家庭企业或者农场工作一个小时以上、即使没有获得报酬的也算就业。计算人口就业率的数据主要来自劳动力的住户调查，即人口抽样调查。
据分析，中国90年代中期的人口就业率（78.7％，1995年）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紧接着是冰岛（71.1％，1997年），泰国（70.9％，1997）和挪威（69.8％，1997年）。最低的国家是阿尔及利亚，1995年为28.8％。人口就业率低于40％的另外三个国家是阿根廷（37.1％，1995年），巴基斯坦（39.0％，1995年）和西班牙（39.8％，1997年）。
人口就业率一般分为五个档次：（1）低于40％；（2）介于40％-49.9％之间；（3）介于50％-54.9％之间；（4）介于55％-59.9％之间；（5）60％以上。中国仍属于第五类。1990-1997年间，国际劳工组织分析的45个国家的资料显示，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男性人口就业率都呈下降的趋势，而女性人口就业率呈上升的趋势。原因有两个：一是男性的劳动方式发生了变化，对整个劳动参与程度产生显著的影响；二是男性劳动力的提前退休趋势，得到女性劳动力进入的补充。
1997年，中国人口就业率为78.17％，比1995年的78.69％略有下降。
2.2.2就业身份指标
就业身份通常分为三种形式：（1）领取周薪和月薪的劳动者、雇员；（2）自雇劳动者、雇主以及为自己账户工作的人；（3）家庭工人，又称为没有报酬的家庭工人。其中自雇劳动者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雇员，另一类是没有雇员。按就业身份的分类，有助于了解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这种就业身份的分类也反映了就业风险的程度。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就业状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统计资料显示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衡量指标）与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的比例强相关。在发展中国家，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的比例比较低，但是波动范围比较大。所以，自雇劳动者和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者的比例很高。
在发达国家，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的比例高达70％～90％，甚至更高；自雇劳动者的比例一般为10％-15％（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土耳其除外）；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者的比例一般为0％-4％。经济转轨国家甚至也有较高的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的比例。
在发展中国家里，就业身份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国家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自雇劳动者和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者份额呈下降的趋势，而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份额呈上升的趋势。如牙买加、巴拿马和韩国等。第二类是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份额与自雇人员份额同时上升的经济。例如：墨西哥、巴基斯坦、波多黎各、斯里兰卡和泰国。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正规和服务业部门的就业扩张导致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比例上升；而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发展也导致自雇人员比例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略有不同，在泰国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的增长速度高于自雇人员，而在波多黎各则相反，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的增长速度低于自雇人员。第三类是由于某些退化趋势，正规部门增长缓慢和就业机会短缺，导致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比例下降，而自雇人员和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者比例呈现上升状态。如委内瑞拉和菲律宾。这表示劳动力市场状况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低收入、低劳动生产率的活动。
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的份额下降，而自雇人员的份额大幅度上升。1990年全国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比例为24.78％，到1998年下降为17.64％。单从城市内部来看，1990年领取周薪和月薪劳动者比例为95.44％，到1998年下降为59.66％。2.2.3 分部门就业指标
分部门就业是指就业通常被划分为初级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即农业、和服务业。关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ISIC）》有明确的定义。农业部门包括农业、狩猎、林业和渔业；工业部门包括矿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电力、煤气和水）；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餐饮和旅店、运输、仓储和通讯、、保险、房地产和工商服务、社区和个人服务等。该指标表示出了更广泛的部门范围的工作增长和下降，同时强调发达国家与家在趋势和程度上的差异。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就业一直在由物质生产部门（农业和工业）转向服务提供部门。这个转变最显著的是在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而撒哈拉附近非洲和某些亚洲国家则变化缓慢。
部门就业的流动是生产力趋势的重要因素，因此需将源于部门内的生产力提高与源于从低生产力部门转向高生产力部门的生产力提高区别开来。同时补充这三个部门内部产业的详细情况非常有用，因为决策者更加关心公共部门内的发展趋势。整个世界，农业就业比例呈下降的趋势。撒哈拉附近非洲国家的农业就业比例相当高，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就业比例非常低。在撒哈拉附近的非洲、中东和亚洲，工业就业份额有所上升，而其他地区呈跌落态势。大多数国家服务业部门就业份额超过了50％，一些转轨经济国家和大多数非洲国家例外。在毛里求斯、斯威士兰、津巴布韦，服务业的就业比例正在接近50％，而博茨瓦纳、 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已经超过了50％。在做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时，我们发现服务业高一些，并不意味着它的整个服务业一定非常发达。以津巴布韦为例，1997年按购买力评价（PPP）其人均GDP为2，240美元，按现金流量其人均GDP为720美元；中国1997年按购买力评价（PPP）方法其人均GDP为3，070美元，按现金流量计算其人均GDP为860美元； 而津巴布韦的第三产业就业比例（46.8％）要中国高出20个百分点，可能是由于津巴布韦传统服务业发达和第一产业比例（25.5％）偏低造成的。
一般说来，男性在工业部门占有较高的就业比例，而女性在服务业部门占有较高的比例。在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农业内部男性就业份额高于女性；而在亚太地区和撒哈拉附近非洲，农业内部女性就业份额略高于男性，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中东和北非，农业内部男性和女性的就业份额基本相当。
表2-3 中国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情况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年 70.5% 44.3% 12.2%
1980年 68.7% 44.2% 13.1%
1985年 62.4% 38.5% 16.8%
1990年 60.1% 21.4% 18.5%
1991年 59.7% 21.4% 18.9%
1992年 58.5% 21.7% 19.8%
1993年 56.4% 22.4% 21.2%
1994年 54.3% 22.7% 23.0%
1995年 52.2% 23.0% 24.8%
1996年 50.5% 23.5% 26.0%
1997年 49.9% 23.7% 26.4%
1998年 49.8% 23.5% 26.7%
1999年 50.1% 23.0% 26.9%
2000年 50.0% 22.5% 27.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P13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结构进入了剧烈变动的时期，这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反映。1990-1998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份额由60.1%大幅度下降为49.8%；第二产业就业份额由21.4%上升到23.5%，第三产业就业份额由18.5%大幅度上升到26.7%。从总体上来讲，中国的就业结构相对于人均GDP而言仍然偏低。
2.2.4非全日制工人指标
非全日制工人，顾名思义他们的工作时间低于全日制工人。非全日制工人可以用两个指标进行测量：一个是所有非全日制就业者占全部就业者的比例；另一个是女性非全日制就业者占全部非全日制就业者的比例。国际劳工组织对全日制就业没有一个官方的定义，主要是因为这个情况的国家差别比较明显。许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标准，大约为每周30小时至40小时不等。因此，我们可以说每周工作35小时及其以上的为全日制工人；而每周工作少于35小时的为非全日制工人。统计资料表明，荷兰非全日制工人的比例最高（29％，1996年），保加利亚非全日制工人的比例最低（1％）。大多数国家非全日制工人的比例在10％-20％之间。
几乎在所有国家，女性非全日制就业的比例高于男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国家的非全日制就业比例呈上升趋势，其中包括男性和女性。中国缺少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从人们的感受来看，20世纪90年代的非全日制工人就业比例呈现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下岗职工增多;二是停产、半停产增多;三是非正规就业部门增多。
2.2.5工作时间指标
工作时间包括三个明显的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工作少于“边缘”时间----每周10小时的比例；第二个要素是工作超过“过分”时间----每周40小时的比例；第三个要素是劳动者每年平均工时。前两个要素与就业比例有关，旨在向希望更广泛地评估就业经历的使用者提供信息；而全年平均工作总时数是指就业人口在全年期间的实际工作时数，排除在该年的假日、病假、停工、季度性休工等休息时间。
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工作时间每周超过40小时的比例相当高。在所有有据可查的国家（只有匈牙利除外）中，男性工作时间每周超过40小时的比例都高于女性；女性工作时间每周不足10小时的比例都高于男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呈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由于乡镇企业职工、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增多，工作超过“过分”时间---每周40小时的比例呈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停产、半停产的国有企业增多和下岗职工增多，工作少于“边缘”时间----每周10小时的比例也有所增加。
1995年中国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获得了就业人口一周内按工作小时分类的资料。
表2-4
中国1995年在业人口一周内按工作小时分类情况
在业人口（万人） 1-8小时 9-16小时 17-24小时 25-32小时 33-40小时 41＋小时 ＃41-48小时 ＃48＋小时
69816. 4 21.51 164.60 812.12 1850.98 37041.9 29925.2 5974.65 23950.5
100% 0.03% 0.24% 1.16% 2.65% 53.06% 42.86% 8.56% 34.3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P136。
全国平均每周工作时间40.7小时，其中城市每周工作时间39.4小时，镇每周工作时间39.6小时，县每周工作时间41.1小时。中国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1小时的占到42.86％，比例较大，主要发生在；每周工作时间不足33小时的比例很小，只有4.08％。这说明就业时间不充分的现象并不普遍。
表2-5
1995年男性就业人口一周内按工作小时分类的情况
在业人口（万人） 1-8小时 9-16小时 17-24小时 25-32小时 33-40小时 41＋小时 ＃41-48小时 ＃48＋小时
37880.4 9.42 55.00 247.83 628.20 19534.1 17405.8 3225.08 14180.7
100% 0.02% 0.15% 0.65% 1.66% 51.57% 45.95% 8.51% 37.44%
资料来源：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编，《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P384-385。
表2-6
1995年女性就业人口一周内按工作小时分类的情况
在业人口（万人） 1-8小时 9-16小时 17-24小时 25-32小时 33-40小时 41＋小时 ＃41-48小时 ＃48＋小时
31936.0 12.1 109.6 564.3 1222.8 17507.8 12519.4 2749.56 9769.79
100% 0.04% 0.34% 1.77% 3.93% 54.82% 39.20% 8.61% 30.59%
资料来源：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编，《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P386-387。
通过表2-5和表2-6，我们发现中国女性的平均工作时间要短，因为女性每周工作41小时以上的比例要小于男性。
另外，一些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了制造业和建筑业国有企业职工的每周工作时间(小时):
表2-7 中国制造业和建筑业国有企业职工每周工作时间变动情况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制造业 42.3 43.3 33.5 34.3 36.8 34.7 31.6
建筑业 N.A N.A N.A N.A 40.0 42.8 36.8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局，《国际劳动统计年鉴（1998）》（中文版），P667。
国有企业作为正规部门的典型代表其就业时间呈逐渐下降的趋势，意味着正规部门的就业时间逐年递减。
2.2.6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指标
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指标主要反映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占城市全部就业者的比例。就该部门的规模和发展而言，非正规部门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工业化国家经济、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口增长率高或者已经城市化的国家，非正规部门往往吸收城市地区大多数不断增加的劳动力。
20世纪90年代，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份额呈上升的趋势。在亚洲和非洲的所有国家，城市非正规部门女性就业份额均高于男性。目前，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份额超过50％的国家，非洲有9个（喀麦隆、科特迪瓦、赞比亚、加纳、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里、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拉丁美洲有三个（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秘鲁），亚洲有一个（巴基斯坦）。从总体来看，撒哈拉附近非洲国家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份额最高（超过70％），而中欧、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份额最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份额也呈现出上升的势头。
2.3失业、就业不足和无业
2.3.1失业指标
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失业率是著名的劳动力市场测量指标。失业率等于失业者除以对应的劳动力，其中对应的劳动力等于就业者与失业者之和。第13届国际劳工统计大会通过的有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就业、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决议，将失业者界定为在期期间无工作，但目前能够工作和寻找工作的特定年龄以上的所有人员。应当承认，关于失业，各个国家的定义和覆盖范围在许多方面都可能存在着差别。这些方面包括年龄限制、寻找工作的准则以及对雇佣临时工、对失去工作前景信心或者首次寻找工作人员等情况的处理。一般说来，家庭劳动力调查通常覆盖最全面，也是对失业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的比较可靠的资料来源，但是诸如人口普查、就业安置机关的记录和官方估计数等其他资料来源通常也是可以利用的。
1996～1997年整个世界的失业率相对较高，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失业率超过了7％。诚然，7％的失业率并不是特别高，有些国家的经常性失业率一直在14％以上。但是，7％的失业率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意味着经济衰退或者经济状况恶化。同样的情况，对于独联体国家来说，5％以下的失业率可能掩盖着严重的劳动力利用不足和贫困。在绝大多数国家，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但是，撒哈拉附近非洲国家是个例外，那里男性失业率超过了女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呈上升的趋势，1992年为2.3%，到2000年上升到3.2%。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8％（2001年），比登记失业率高两个百分点左右。
2.3.2青年失业指标
在许多国家，无论其发展程度如何，青年失业一般被当作重要的政策。国际劳工组织在这里关于“青年”年龄的规定是15-24岁，“成年人”是指25岁及其以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青年失业者的年龄统计范围为16-24岁。这个指标由四个区别显著的度量标准组成，每个标准代表青年失业问题的一个侧面：（1）青年失业率（即青年失业者占青年劳动力的比例）；（2）青年失业率与成年失业率之比；（3）青年失业者占全部失业者的比例；（4）青年失业者占青年人口的比重。对青年失业各项衡量标准的分析应综合起来进行。
如果我们孤立地分析这四项标准中的任何一项，都会给人一个扭曲的概念。比如，一个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可能比成年失业率高，但青年在失业总数中的比例却较低。列出青年失业在青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旨在承认大部分青年是以劳动力队伍外的某个身份进入失业队伍的这一实际情况。若把四项指标放在一起分析，它们便能相当全面地反映青年在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问题。
青年失业者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没有工作；（2）现在能够工作；（3）目前积极寻找工作。纵观全球，一个显著的、长期不变的特征就是青年失业率高于成年失业率。一般青年失业率是成年失业率的2倍，有时甚至更高。其中，有些国家是个例外。比如，德国由于为进入就业年龄的人提供二元制，青年失业率与成年失业率之比为1：1；奥地利和瑞士由于实行与德国类似体制，青年失业率与成年失业率之比略高于1：1。而在欠发达国家里，中非共和国、塞浦路斯、尼日尔的青年失业率与成年失业率之比等于或小于1：1。
长期以来，许多国家青年失业者占全部失业者的比例呈下降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点更加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青年参与全日制教育的比重增加。这样，在许多国家青年劳动力和青年失业者人数都不断减少，使得分子和分母都同时缩小。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伴随总体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上升，青年失业率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走势，1992年为82.9％，到1998年下降为54.7%。这表明体制转轨型失业，是一种结构性失业，以中年人为主体。2.3.3长期失业指标
长期失业主要按失业的时间，即失业者没有工作和寻找工作的时间来划分。这项指标的潜在假设是短期的失业可以不予考虑，特别是正在领取失业保险或者其他类似资助的人。短期失业往往被看作是有希望的，失业者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但是，当失业者失业的长度数以月计、年计时，对他们的关心程度应该上升。因为持续失业的时间越长，情况也就越严重。
长期失业指标由两个独立的标准构成：一个是长期失业率，即失业超过一年以上者占劳动力的百分比；另一个是长期失业的范围，即失业超过一年以上者占失业人员总数的百分比。所有关于失业持续期的数据均来自于家庭调查。
长期失业的数据在国家间的变动幅度很大。就长期失业的影响范围而言，只有少数国家超过40％，最高的是意大利为66％（1997年）。频谱的另一端，只有朝鲜、墨西哥和美国三个国家。就长期失业率而言，1997年最高是西班牙（11.3％），最低的是朝鲜和墨西哥（0.1％）。分性别来看，虽然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失业率，但是并不能说女性长期失业率也高于男性。因为男性占全部失业者和全部劳动力的比例要比女性大，所以长期失业率的性别差异并不十分显著。
长期失业是一个令人非常头疼的。许多国家给予长期的关注，但是效果普遍不太理想。
表2－7 27年间部分化市场国家长期失业者(失业一年以上)占总失业者的比例
年份 美国 德国 法国 荷兰 奥地利 爱尔兰 丹麦
1980 13.3% 39.3% 42.2% 50.5% 31.0% 36.9% 33.0%
1990 5.5% 46.3% 38.0% 49.3% 30.0% 66.0% 29.9%
1997 8.7% 49.1 41.2% 49.1% 28.7% 57.0% 27.2%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就业展望》汇编。
表2-8
长期失业者占总失业者的比例
年份 全体 男性 女性
1996年 40.12% 41.15% 39.16%
1997年 58.09% 57.16% 58.93%
1998年 59.65% 56.71% 62.3%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统计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P92（1999年），P102(1998年)，P97(1997年)。
中国政府关于长期失业者失业时间的定义为6个月及以上。近年来，中国长期失业率和长期失业的影响范围都在不断扩大。1998年失业时间6个月以上的失业者占全部失业者的比例为59.65％，其中女性长期失业者的比重为62.3％；而1996年失业时间6个月以上的失业者占全部失业者的比例为40.12％，其中女性长期失业者的比重为39.16％。
2.3.4按受程度分的失业指标
这项指标是全部失业者在五大类受教育程度中分布的百分比。关于五大类受教育程度的划分标准是：不足一年的教育，初级水平以下，初级水平、中级水平和高级水平。这种分类参照了《教育分类国际标准（ISCED）》，它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设计的。
这项指标最主要的教育水平是初级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级教育。这里初级教育旨在提供教育的基本要素，比如小学、初中。学生通常5-7岁参加初级教育，13-15岁毕业，受教育年限大约为8年。中级教育是指高中、师范学校和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学生通常13-15岁入学，17-18岁毕业，受教育年限大约为3年。高级教育是指大学、师范学院、高等职业学院等。
在发达国家，受教育水平越高，失业率就越低，情况从来如此。中国家的情形则不尽相同，在这些国家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的失业率也可能会比较高。教育水平造成的失业这一指标对制定就业和教育政策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失业人员的现有教育和技术水平，有助于改进失业人员培训计划的效力或有助于制定创造就业的计划。
国际间的比较也是非常有益的。与西班牙相比，加拿大受高级教育失业者的份额特别大，1995年西班牙为16％，而加拿大为34％。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加拿大劳动力中受过高级教育的比例是西班牙的两倍。对于爱尔兰与日本的差别，其他的因素可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96年，这两个国家劳动力中受高级教育的比例基本上是接近的，爱尔兰为27％，日本为31％，但是其失业者占全部失业者比例的差异却十分显著，爱尔兰为11％，而日本为29％。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比较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这两个国家劳动力中受过高级教育比例比较接近，但是印度受过高级教育的失业者份额却是巴基斯坦的两倍。各国经济状况的不同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不同可以在解释这种差异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以印度为例，1997年按购买力评价（PPP）其人均GDP为1，660美元，按现金流量其人均GDP为360美元；而巴基斯坦1997年按购买力评价（PPP）方法其人均GDP为1，580美元，按现金流量计算其人均GDP为500美元； 经济发展程度相差不到1倍，而印度农业就业比例（66。7％，1995年）要比巴基斯坦农业就业比例（46。8％，1995年）高出20个百分点。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农业造成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的就业岗位短缺。市场经济国家里，由于较高的教育水平是同高水平的收入相联系的，所以在印度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里失业现象似乎更加司空见惯。
表2-9
中国按受教育程度分失业人员构成
受教育程度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总计 100.0% 100.0% 100.0%
不识字 0.7% 0.9% 0.6%
小学 7.8% 9.8% 6.7%
初中 52.0% 51.6% 57.0%
高中 34.8% 33.6% 31.1%
大专及以上 4.7% 4.1% 4.6%
男性 100.0% 100.0% 100.0%
不识字 0.6% 0.8% N.A
小学 8.3% 9.9% N.A
初中 51.9% 51.0% N.A
高中 33.9% 33.4% N.A
大专及以上 5.3% 4.9% N.A
女性 100.0 100.0% 100.0%
不识字 0.7% 1.1% 0.6%
小学 7.4% 9.7% 6.0%
初中 52.1% 52.0% 56.1%
高中 35.6% 33.8% 32.3%
大专及以上 4.1% 3.4% 5.0%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P62（1999年），P73(1998年)，P69(1997年)。
近年来，中国低素质劳动力(不识字、小学)的失业比例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初中水平劳动力失业比例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大专及以上水平劳动力基本维持不变，略有波动；而高中水平劳动力的失业比例也呈明显上升的趋势，这个现象值得关注。它可以说充分反映了中国转轨时期就业问题的一个侧面。这个现象肯定不是新的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造成的，而是由于下岗职工群体造成的。这些人年龄以35－45岁为主，下岗前期主要是初中毕业生，到下岗后期一些老的高中毕业生也大批下岗。其中一部分下岗人员直接变成失业人员或者间接转换成了失业人员。
2.3.5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指标
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是一种最明显的可测定的就业不足，即工作量短缺。这项指标是指在一个期内，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的人数。该指标的数据来自专门以家庭为基础的调查。前面讲的是显性失业，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是隐性失业，它是指存在于“相对某个可以选择的就业状况，本人愿意并且能够从事，而这个就业者的工作时间不充分。” 这项指标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占劳动力的百分比，另一个是占全部就业者的百分比。
在大多数国家，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女性高于男性。不管这种就业不足呈上升还是下降趋势，女性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率一般都要比男性高出几个百分点。在大多数国家，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是一个正在发展的现象。近年来，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呈下降的趋势，事实上，这些国家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没有广泛传播，也许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充分在某些方面得到了证明。
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率低于事实上的失业率。这些指标不一定来自同样的出处或者相同的调查期，在对这两种失业率进行比较时要格外小心。一般的结论是，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率比普通失业率要更加稳定。
在许多国家，当经济不能给失业者提供所期待的全职工作，它同样不能给其就业人口提供所期待的全职工作。最近，我们在发达国家观察到一种现象，伴随经济增长的扩张，过去的几年失业率一直下降。在这些国家，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率却连续地上升或者保持稳定（最好的情况）。也许为了适应劳动力需求的变化，短期工作成为一种大家喜欢的方式，而不是选择工作机会的全面缺乏。
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率的数据在分析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那些工作时间短的个人的状况时是非常有用的。在这些国家里，劳动力市场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大多数转轨国家的一个相同之处，大量有收入的工人正在由于雇主方面的压力而被迫成为下岗职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率也是呈上升趋势的，这一点城市比更加明显，下岗职工在1987－2000年间呈逐年增加的势头。
2.3.6无业率指标
无业率是指“最佳就业年龄”即25-54岁人口中，既不工作也不找工作的人（即在劳动力队伍之外）所占的比例。简而言之，它是25-54岁劳动力参与率的反面，两者加起来构成25-54岁年龄人口的100％。这项指标比劳动力参与率更加复杂。最佳就业年龄中的无业率可使人们了解一个国家创造就业能力的缺陷。该项指标在用于国别比较时非常有用。最佳就业年龄人口无业率低的国家正在大量开展市场活动；妇女的无业率高很可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风俗中对从业妇女的不积极态度。
从统计资料来看，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女性或者全部无业人口的系统性减少，只是男性无业人口略有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国家（主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无业率下降了一半。
1995-1997年，6个地区分组的最高和最低无业率如下：（1）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中，最高为马耳他（40.5％，1995年），最低为冰岛（9.0％，1997年）；（2）经济转轨国家中，最高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24.2％，1996年），最低为白俄罗斯（4.6％，1995年）；西方的标准与我们不同，经济转轨国家主要是指前苏联和中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大多实行的“休克疗法”； 中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转轨国家，西方一般把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来看待。（3）亚太地区国家中，最高为巴基斯坦（44.9％，1995年），最低为中国（4.3％，1996年）；（4）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最高为波多黎各（34.6％，1997年），最低为牙买加（9.7％，1995年）；（5）在非洲撒哈拉附近地区，最高为斯威士兰（31.2％，1995年），最低为卢旺达（4.9％，1996年）；（6）在中东和北非，最高为迦沙地区（48.4％，1995年），最低为卡塔尔（14.4％，1995年）。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女性劳动力无业率仍然高于男性。男女之间劳动力无业率的差距从10％-20％到80％以上（在巴基斯坦和迦沙地区）。
1996年，中国全部25-54岁不在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4.3％，其中男性为1.6％，女性为7.0％，这在世界上目前是最低的。从内部来看，中国25-54岁不在人口业占全部不在业人口的比例为21.55％，其中男性为11.30％，女性为27.35％。
2.4 受教育程度和文盲
2.4.1受教育程度和文盲指标
劳动力市场业绩和国家竞争力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是工人队伍的技术水平。接受教育和掌握技术是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和利用迅速变化的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可从国际资料来源获得有关教育的数据。它们是关于现有技术水平的最佳数据。该指标集中显示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及其分布。其中前四个参数属于教育水平，第五个参数是成年人口的文盲率。这个指标覆盖全部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其中特别重视年轻劳动者（25-29岁）。因为年轻组的统计数据提供了一个国家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最新变化趋势。教育水平分布的百分比同样按不足一年的教育，初级水平以下，初级水平、中级水平和高级水平来计算。
文盲的标准是不能阅读或者书写关于日常生活的简单句。文盲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有用。文盲率覆盖范围广，多年观察可获得性强。
一般说来，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相对撒哈拉附近非洲地区稳定地具有较高的高级教育人口和较低的文盲率。在采取新技术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国家中，受初级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级教育的劳动力分布更加均衡。加拿大和日本是发达经济中的典型分布，大多数劳动力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相当规模比例（20％-50％）的劳动力受过高级教育。印度和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受教育劳动力分布的典型，在这些国家低素质劳动力占有绝对大的比例，受过初级教育以上的劳动力不足三分之一。
目前整个世界的文盲率都在不断降低。一般说来，女性文盲率要高于男性，这个差别在中南亚、撒哈拉附近非洲、中东与北非尤其显著。
表2-10
1995年中国劳动人口分年龄组的教育程度 单位 万人
年龄 合计 大专以上 高中 初中 小学 扫盲班 未上过学
总计 70843.9 2068.0 8084.9 25969.8 25912.1 1525.0 7284.1
16-19 4829.6 11.36 295.3 2655.7 1678.4 21.5 167.3
20-24 10068.2 259.0 1217.2 4953.2 3224.1 58.2 356.5
25-29 11949.8 438.2 1288.5 5579.1 4087.8 102.3 454.1
30-34 10399.3 416.1 1946.0 4717.4 2771.8 119.4 428.7
35-39 8188.9 250.0 1670.9 2815.0 2658.1 188.6 606.4
40-44 8654.3 232.1 785.3 2514.2 3864.0 313.1 945.6
45-49 6185.0 171.8 398.8 1357.7 3173.8 196.3 886.6
50―54 4208.3 141.5 284.4 836.2 1876.3 153.5 916.6
55-59 3069.6 115.1 150.5 349.4 1327.5 155.9 971.3
60-64 1877.7 24.3 32.3 122.4 754.9 124.0 819.8
65＋ 1413.3 8.75 15.7 69.6 495.5 92.4 731.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P126-132。
1990年至1998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7.06％下降到36.81％；受过初中和高中教育的人口比重分别从23.34％和8.04％上升到30.57％和9.87％；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从1.42％上升到2.60％；文盲和半文盲（指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比重从15.88％下降到11.95％。 由此可见，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素质提高比较明显。2.5 工资和人工成本
有两个指标反映工资和人工成本：一个是制造业实际工资指标，表示制造业实际平均工资的变动。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指标作为代表？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工资的统计资料的获取范围比其他行业和部门更加广泛，而不是因为有其他更为重要的理由。另一个是时薪费用，表示雇主对制造业生产工人所支付的平均工薪费用的趋势和结构。这两个指标相互补充，因为它们反映了现有工资标准的两个主要侧面：一个侧面试图测定雇员的工资收入，另一个表示雇佣这些雇员所支付的费用。
2.5.1制造业实际工资指标
选择这个指标有以下两点理由：首先，平均工资统计是劳动统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次，工资是收入重要的形式。关于工资水平的信息既是评价生活标准和工作条件的基础，又是制定国民和计划，建立收入和财政政策，规范最低工资和集体谈判，稳定社会保障供款和收益的主要依据。
实际工资统计并不是原始统计，而是从两种原始统计的组合（工资和物价）中推导出来的。一般说来，在比较不同国家的工资购买力时，建议比较具有相似社会和经济特征国家的实际工资及其发展趋势，这种比较最好在同一地理范围内进行。不同类型的经济之间进行实际工资比较，例如发达国家与发展家进行比较，可能导致错误结论。即使在世界的同一个地区，工资趋势的应该仔细考虑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环境和各自经济的统计实践。
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而言，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在20世纪90年代中一直稳定向上增长。只有在意大利、瑞典和土耳其，近年的制造业实际工资低于1990年的水平。在欧洲以外的发达国家，日本的制造业实际工资明显上升，而加拿大、以色列和新西兰的增加幅度很小。在其他国家，制造业实际工资呈逐渐下降的趋势。1992年以后，澳大利亚显著下降，美国也呈下降的趋势。
在东亚，80年代和90年代的制造业实际工资稳步增长。韩国工资增长非常显著。以1990年作为基准年， 1980年制造业工资指数为46，而到1997年为152。与此同时，1980-1990年中国香港的制造业工资指数明显上升，进入90年代以后增长开始趋缓。
在中南亚，80年代和90年代印度制造业的实际工资显著下降，而斯里兰卡的下降却相对平缓。亚洲危机以前，东南亚的制造业实际工资指数显著上升。
一般说来，制造业女性实际工资上升速度要高于男性。发达国家以冰岛为例，90年代制造业女性实际工资增长速度超过男性；其他地区，韩国女性的工资指数由1980年的45上升到1997年的158，而同期男性由50上升到142；在新加坡，90年代制造业女性实际工资指数增长速度超过了男性。
表2-11 中国制造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变动情况 单位:元/月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42.5 158.3 172.3 190.8 219.6 279.0 356.9 430.8 470.2 494.4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局，《国际劳动统计年鉴（1998）》（中文版），P876。
1988年至1997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由每月142.5元提高到494.4元，制造业实际工资指数由1988年的100上升到1997年的140。
2.5.2时薪费用指标
这个指标考察雇主对制造业生产工人支付的平均时薪费用的水平、结构和趋势。时薪费用通常用绝对数表示（以美元为单位），也有把美国作为100，用百分比表示的。这个指标同时显示非工资人工成本在薪金总费用中所占的百分比。
平均的时薪费用是一种工资测量，旨在表示雇主关于利益的支出，而对他们的雇员而言就是每小时劳动补偿。这些利益针对雇员，或者直接地变相为全部毛收入的形式，或者间接地表现雇主对强制性、契约性和私人性社会保障项目，以及养老金计划、工伤或者人寿保险项目和雇员福利计划的供款。后者，常常称之为“非工资福利”。对于雇主而言，常常称之为“非工资人工成本”。
时薪费用方面的差异仅是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因素，如果单独使用，可能导致错误性结论。然而，若与劳动生产率和单位人工成本等其他指标结合使用，可从相对的变化中评估竞争力趋势。此外，非工资人工成本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讨论中的重要议题。
1980-1997年按美元的时薪费用显示，不同国家间的差别很大。1980年，最高为比利时（13.11美元），最低为斯里兰卡（0.22美元）；到1997年，最高为前联邦德国地区（28.28美元），最低为斯里兰卡（0.48美元）。
大多数国家在这个时期，时薪费用至少翻了一番。其中，以色列、日本和中国香港增加了300％，新加坡和韩国分别增加了500％和700％，而墨西哥下降了20％。
中国缺少时薪费用的调查资料，但是有一个总的趋势，那就是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保险和福利水平呈下降的趋势；而非国有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保险和福利待遇呈现出上升的势头。
2.6劳动生产率和单位人工成本
2.6.1劳动生产率和单位人工成本指标
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产出就是增加值，即生产总值减去中间投入。增加值通常定义为国民账户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要素投入的补偿，例如资本（包括折旧）和劳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因在没有其他投入的情况下可以归结于提高劳动使用的效率，或者由于每个工人使用更多的其他投入进行工作，例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或者中间投入。更加复杂的测量，叫做“全要素生产率”，它是所有投入单位组合的产出。这个超出了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范围。
比较国家间的劳动生产率，首先必须把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评价（PPP）转换为美元。从平均水平来看，欧洲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要比美国快一些，以致于我们能够看到生产率水平的集中；拉丁美洲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多数发达国家要低许多，而且在过去的20年里没有明显的改善，从平均值来看，这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在1980-1996年还有轻微的下降，结果，拉丁美洲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越来越远。
1997年，拉丁美洲与美国每个劳动力的产出差距为68％，而1980年的差距为60％。比较而言，虽然亚洲（日本除外）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比拉丁美洲要低，但是相对发达国家而言呈现出明显的赶超势头。在1980-1997年间，亚洲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比发达国家要快两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5个百分点。
单位人工成本是单位增加总值的劳动补偿。全部劳动补偿不仅包括雇员的周薪和月薪总额，而且包括雇主支付的其他人工成本，雇主对社会保障和养老金项目的供款。平均而言，1996年欧洲主要国家的单位人工成本相对美国来说有所降低，其中至少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生产率的集中。全面来看，制造业的单位人工成本要高于整个经济的平均人工成本。在主要的非欧洲国家，日本在1996年经历了最高的单位人工成本，这与1990年以来日元快速增值和总体经济的相对较低生产率水平有关。
在拉丁美洲，单位人工成本相对美国而言有所下降，其中巴西除外。1996年，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只有美国的37％。这说明在拉丁美洲，劳动生产率水平分歧一直伴随与美元修正的劳动补偿水平下降。
在中国劳动生产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年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8，477元/人，到1998年上升为31，347元/人。与此同时，单位人工成本也呈逐步上升的势头。
2.7 贫困和收入分配
2.7.1 贫困和收入分配指标
这个指标是为了反映贫困和不平等的不同侧面。下面的资料与某个年份或者某几年的个人支出、个人消费支出或者不同家庭的个人收入有关。通常贫困的测量尺度是对消费、支出和收入低于某个规定水平人口的百分比的估计值。为了测量贫困的深度，贫困的差距测量旨在寻找贫困线以下的平均不足量，假设平均不足量为0时没有穷人。
不平等的直接测量（例如基尼系数）主要是考察收入和消费的积累分布（以罗伦茨曲线为代表），测算实际偏离标准的完美平等程度。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23.1％-40.1％区间，转轨经济国家的基尼系数在19.5％-39.5％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据世界银行测算，199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41.5％， 明显偏高，现在到了要合理调控收入差距的时候了。
表2-12 1988-1995年中国基尼系数的变动情况
年份 城镇 全国
1988年 0.338 0.233 0.382
1995年 0.429 0.286 0.445
资料来源：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P49。
对一个国家穷人人数的估计，取决于所选择的贫困界限标准。然而如何确定最低基本需求的界限则是主观性的，并且因文化和国家优先事项不同而异。当涉及进行合理的国家比较时，定义上的不同又造成困难。根据世界银行的经验，农村贫困的百分比一般较高。如果把农村和城市分开考察，只有喀麦隆、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和蒙古这4个国家的城市贫困高于农村。
按照国际最通行的贫困标准（每天每人1美元），有9个严重贫困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超过了50％。这些国家位于东非、西非和中南亚，贫困非常普遍，问题十分严重 。几内亚比绍贫困人口为88.2％，赞比亚为84.6％，马达加斯加为72.3％，乌干达为69.3％，尼日尔为61.5％，塞内加尔为54.0％，印度为52.5％，尼泊尔为50.3％，肯尼亚为50.2％。据世界银行专家测算，1996年中国生活在每人每天1美元以下水平的人口为22.2%，到2000年下降为18.9%。
按照每人每天2美元的较高贫困线，贫困人口超过75％的国家有11个。赞比亚贫困人口高达98.1％，几内亚比绍为96.7％，，马达加斯加为93.2％，乌干达为92.2％，尼日尔为92.0％，斯洛伐克为85.1％，塞内加尔为54.0％，印度为88.8％，尼泊尔为86.7％，肯尼亚为78.1％，洪都拉斯为75.7％。据世界银行专家测算，1996年中国生活在每人每天2美元以下水平的人口为57.8%，到2000年下降为51.3%。
国家间的平均收入和消费差别巨大。在赞比亚和几内亚比绍，2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几乎占到100％。在如此之低的平均消费水平下，人们同样能够生存。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美国的贫困线为每人每天14.4美元（是国际起始点的7倍），8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上。
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非常重视农村贫困问题，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下降为2000年底的3，000万人。在城镇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2000年有328万人受益。
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对于中国即使机遇又是挑战。中国入世后收入差距将如何变化呢？无疑近期内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表明，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前不久撰文指出：全球化带来了机会，同时也产生了“三个不公正”，即发达国家内部贫富不均和社会断层加大；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水平与社会福利水平差距加大。我认为还存在“第四个不公正”，那就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是如此。显然，中国的反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问题任重而道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主要特征是:
1、 在就业机会不断增长的同时，劳动力供求缺口继续扩大，下岗职工增多，公开失业率有所上升；这一点与科林基林的观察“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导致生产、就业、工资和健康指数的明显下降” 是一致的；
2、 伴随着劳动报酬水平的普遍提高，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3、 就业稳定感下降，劳动合同短期化，职业变动有所加快；
4、 就业质量略有下降，平均劳动时间延长，非正规部门就业大量增加；
5、 社会保障水平总体提高，绝对贫困人口迅速下降，但是在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迅速发展的同时，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水平有所降低;
89个城市分布在全国各大区域，拥有市区人口1.24亿人，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人口的48%；拥有市区从业人员（含城镇个体劳动者）近5391万人，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从业人员的55%.
2003年二季度全国89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1.从总体情况看，受“非典”疫情影响，本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根据89个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共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所采集的劳动力供求状况信息，二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各类人员约177.4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劳动力约200万人，求人倍率 约为0.89.
与上季度相比，求职人数减少了29.5万人，下降了12.8%，招聘人数减少了20.1万人，下降了10.2%.由于求职人数的下降幅度高于岗位需求，导致求人倍率略有上升，上升了0.03.下图显示了2001年一季度至2003年二季度全国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变化情况。
“非典”疫区城市中，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分别下降54%、40.9%、26.7%和17.9%；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天津、石家庄、包头、北京，分别下降39.6%、38.2%、38%和10%.
2.第三产业由于受“非典”疫情的影响较大，二季度用人需求下降幅度较大，第二产业下降幅度较小。
二季度89个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1.8%、32.3%和65.9%，仍然保持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结构。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分别下降了1.8和3.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则分别上升了2.1和3.6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与一季度相比，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减少了16.8万人，下降了12.6%.第二产业减少近2.3万人，下降了3.8%.
“非典”疫区城市中，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下降明显。其中，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北京、天津，分别下降51.9%、39.2%、19.4%和18.6%.
3.受“非典”疫情的影响，二季度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的用人需求呈现下降态势，但对制造业用人需求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
从行业需求看，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其用人需求分别为30.2%、26.9%和17.3%，三者合计约占总需求的74.4%.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分别下降2.9和1.6个百分点；社会服务业则分别下降了0.3和0.8个百分点；而制造业依然呈现上升态势，分别上升了2.1和4.4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下降幅度较大，分别比一季度减少了11.8万、4.2万人，分别比一季度下降了18%和11.9%.此外，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也相对有所下降，比一季度减少了1.46万人，比一季度下降了21.2%.
“非典”疫区城市中，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三大行业的用人需求下降较大。其中，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广州，分别下降51.9%、36.8%、36.5%、21.1%和18%；建筑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天津、石家庄、包头、北京，分别下降92.2%、51.8%、48.8%和26.9%；社会服务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天津、石家庄、太原、北京，分别下降65.5%、64%、41.5%、32.6%和15.9%；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太原、石家庄、包头、北京、广州、天津，分别下降59.6%、48.5%、42.5%、36.8%、14.1%和11.6%.
4.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二季度企业用人需求减少，股份制企业和私营及个体企业用人需求出现下降趋势。
从用人单位看，企业用人占主体地位，所占比重达92.3%，其中，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多数，两者所占比重之和约为63.8%.
总体而言，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企业用人需求略有下降，其中，与上季度相比，股份制企业和私营及个体企业分别下降了2.5和0.4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企业的用人需求比一季度减少了20.07万人，平均下降幅度为10.9%.其中，股份制企业和私营及个体企业分别减少了9.8万和8.4万人，分别比一季度下降了18.7%和11.9%.
“非典”疫区城市中，企业的用人需求下降较大，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分别下降54.9%、40.5%、21.1%和18.1%.
5.劳动力市场中供求主要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受“非典”疫情影响，商业和服务业人员这一职业群体的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下降幅度较大。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既是需求主体又是求职者主体，两大类职业的需求比重和求职比重分别是71.8%和65.6%.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各类职业的需求变化幅度较大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和商业服务人员，前者分别上升了1.5和7个百分点，后者则分别下降了0.4和4.5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与一季度相比，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用人需求减少了8.5万人，下降了11.1%.从求职总量看， 与一季度相比，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求职人数减少了9.4万人，下降了12.2%.“非典”疫区城市中，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其中，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北京、广州，分别下降55.9%、38.9%、17.7%和13.2%；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天津、包头、石家庄、北京，分别下降53.5%、43.6%、31.7%和7.9%.
6. 各求职人员类别中，失业人员仍然占主体；求职人员中，新成长失业人员、就业转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在所有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所占比重达58.9%，其中就业转失业人员占25.9%，新成长失业青年占20%，其他失业人员占13%；下岗职工占9.2%；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占24.4%.
从总量看，与一季度相比，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减少17.6万人，下降幅度为36.2%，其中，新成长失业青年减少约5万人，下降幅度为11%，就业转失业人员减少10万人，下降幅度为16.2%；下岗职工减少2.5万人，下降幅度为11.9%；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1.6万人，下降幅度为3.2%.
7.劳动力市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从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的要求来看，88.4%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有要求。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40.2%；从求职者的文化程度来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7%.求职人员文化结构和用人需求结构基本一致。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大专和大学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较大，其中，大专分别下降了0.7和5.7个百分点，大学分别下降了0.4和2.7个百分点。硕士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4个百分点。
与上季度相比，大专、大学文化程度的求职人数分别下降了0.5和0.3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大专、大学文化程度的求职人数分别下降了6.9和1.3个百分点。硕士文化程度的求职人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个百分点。
从供求总量看，与上季度相比，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共减少了近6万人，下降了16.2%；求职人数共减少近8万人，下降了15.7%.
与去年同期 相比，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共减少了近10万人，下降了25%；求职人数共减少近20万人，下降了32%.
以上变化主要是由于受到“非典”疫情的影响，一些针对大、中专毕业生的招聘会临时取消，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大专、大学文化程度的供求比例出现下降。
“非典”疫区城市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北京、太原、天津，分别下降77.2%、44.8%、31.7%、28.6%、11.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分别下降66.8%、51.4%、29.6%和14%.
从供求状况对比看，除硕士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求人倍率大于1外，其余均处于求职人数大于需求人数的状态，求人倍率小于1.求人倍率较高的是硕士以上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其求人倍率分别为1.14和0.98，其余文化程度高中、大专、大学的求人倍率分别为0.86、0.79和0.81.
8. 从用人需求的技术等级看，用人需求和求职者群体主要集中在职业资格五级、职业资格四级和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其所占比重合计均占总体的38%左右。求职人员的技术等级构成与用人需求的技术等级结构基本一致。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供需平衡
一、 研究背景
日前于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中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指出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并存，但是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以前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改变需求的办法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要求，要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大会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重进行“供给侧”改革，既要做加法，又要做减法。减少无端和低效供给，扩大有效和中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促使供给和需求不断协调，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劳动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血液，对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关注和了解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是非常必要的。从国家统计局的网站我们了解到，2013年和2014年我国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均为4.1%，失业人口分别为926万人和952万人。目前国际通用的失业警戒线标准为：3%或4%以下为劳动力供给紧张型，5%-6%为劳动力供给宽松型，7%-8%为失业问题严重型。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虽然我国的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在近几年大体不变，但是失业人口总数确在上升，目前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供给紧张状况，需要采取措施对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进行改革，促进劳动力供需平衡。
二、 劳动力市场供给紧张现象产生的原因
劳动力市场供给紧张，劳动力供给小于劳动力需求。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原因来解释：
（一）劳动力供给过小
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全覆盖，也就是说在我国范围内，人们在提供劳动力或者是增加劳动力时以换取报酬或者是得到更多的报酬，就会缴纳社会保险税费或者是缴纳的部分增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增加劳动力时所得到的收入可能会比增加前还要少，那么人们就会选择用闲暇代替劳动，来维持自己效益的最大化，此时，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就会减少。另外，失业金的存在会推迟一部分失业者进入劳动者队伍的时间或者是不再重新就业，因为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金时的生活状态可能会比其就业时更好。最后，由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所引起的，没有培养出足够的符合企业要求的，与企业所需岗位密切相关联的劳动者，造成了结构上的不匹配。
（二）劳动力需求增大
我国的经济每年都呈现出一种较快增长的趋势，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为迅猛，对于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人才需求较大。而我国虽然国民素质改善，国民教育提高，但是仍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劳动力结构和经济结构、企业结构不平衡的现状仍然存在。并且，我国虽然企业数众多，但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小企业和小作坊，这些企业对于劳动力的吸引程度较低，造成了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用部门间的分布不均。
三、 改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
劳动力市场供给紧张，即意味着供小于求。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此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更多的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种“优势”虽然有利于劳动者更好的就业，但同时也会造成劳动者的松懈和消极怠工；而企业面临的不能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岗位雇佣一个合适的员工的风险也会加大。这样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合理健康持续发展的，所以要提出办法和措施来协调供需之间的矛盾，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平稳发展。
首先，自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我国目前的企业数量增长快速。不同于国家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企业在面临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企业内部人力资源岗位的流动，将相对富裕的合格人员调往空缺的岗位，在企业内部增加劳动力的供给。这种方法，不仅成本低廉，而且也有助于激励企业内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提高。
其次，失业保险制度一方面提供失业保险金保障失业者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通过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增强失业者的再就业能力。失业金可以满足失业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但同时也可能会产生“失业陷阱”的现象。即人们在失业期间所获得的资金或物品并不比其工作的时候得到的工资多或者两者相比所差无几，那么失业者就会选择继续失业而不是重新就业。所以，要在劳动力供给领域进行改革，就必须要更加完善失业保险金的相关政策，改变以往的领取方式，缩短保险金的支付周期以及放弃等额领取的方式，刺激失业者积极就业，将失业者转变为就业者，在数量上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另外，也要加强失业保险制度的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的功能。目前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就业的功能过弱。所以，针对目前的这种情况，政府相关机构可以进行策划、组织、实施，扶持一些社会机构来进行这样一项培训工作，增强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使劳动者与就业岗位之间紧密度更高，更加契合，在质量上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第三，在目前劳动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的弹性空间并不大，所以要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在合理和合法的范围内，适当延长员工的工作时间或者是增加员工的工作量，并相应地提高工资。对于多支出的人工成本，则可以通过员工效率提高所带来的产值增加进行弥补，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
第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应该要大力发展教育，将“育人”做为国家的首要任务。目前对教育体制的改革应该继续下去，加大对技术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大推广职业技术学校和专业型研究生的力度，让更多的“高材生”能够成为不仅有知识而且还有技能的人才。
第五，大力推进目前所提倡“供给侧”改革，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首先，开放生育政策，增加人口总量，进而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其次，开放户籍制度，改革外地籍人员的落户政策，使某区域成为能够留住人才的地方，从而改善劳动力的区域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改善劳动力的供给。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观点，目前中国的经济处于“起飞”阶段，要打破原先传统的经济发展局面，要实现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变。无论是提高我们的投资增长率还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都离不开劳动者这一角色。劳动力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力量，所以要协调好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发展，能够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要求，同时也要能够满足劳动者的需求，促进社会的发展。（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就业总是当今全球性的大问题。当前，我国更是面临着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在城市，企业富余人员约2000多万；在 农村 ，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亿多人。失业规模逐步增长，隐性失业随着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日趋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向非 农业 、向城市转移的压力越来越大，还有不断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加入劳动力市场，诸多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使我国的就业与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再就业工程面临严峻挑战，成为颇难求解的难题。
这道题虽难求解，却不能不解，也不是无法求解的。它需要借以时日，但眼下最要紧的是一步一步地做，不断地破题求解。本文的观点是：现实地面对我国劳动力高超状况，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和外国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一些成功举措，充分认识再就业工程的意义，依据我国失业、下岗主要与人口基数庞大、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密切相关的实际情况，对再就业作出具体的选择。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态势--失业危机的警钟已经敲响
来自各方面的资料和专家学者们的分析预测表明，我国已进入新一轮失业高峰期。据 统计 ，1994年全国城镇企业失业职工人数猛增到180万人，相当于前7年失业职工人数的总和，平均失业周期也处长到半年，比过去增加一半。到1995年末，我国城镇失来登记失业人数已增加到520万人，其中失业职工有261万人，比上年增长45%，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2.9%。1996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3%。1997年我国城镇失业状况更加严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70万人，城镇失业登记率为3.1%。由于我国现行失业统计口径偏窄，统计数据也不够准确，使失业计数值偏低。据有关部门 调查 ，在实际处于失业状态的城镇劳动力中，去劳动部门登记的人员不到一半，同时也有一些登记失业的劳动力实际上已经自谋职业。总体上看，上述统计失业人数和失业率都明显低于实际水平。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由于我国劳动力供求总量与结构性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在继续推行"柄价目根本性转变"，进一步加大企业改革力度，对大批亏损企业实施兼并和破产措施，国有企业和城镇的实际失业水平或下岗人数将人数将会继续增大。这表明，目前我国城镇的实际失业水平已经创建国以来的历史最高记录，并且形成第三次失业高峰。
目前，全国约有劳力资源8.3万人，"九五"期间，全国新成长的城镇劳力预计在5400万人左右，而按照以往国民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增加的关系测算，同期可提供的就业岗位仅为3800万人，尚有1600万人将难以就业，据国家劳动部的有关 材料 ，到"九五"末期，我国城镇失业率将由近几年的3%左右增加到7.4%。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假如我们隐性失业公开化，就业形势则更不容乐观。据估计，目前隐性失业人员约有2000-3000万人，在我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单位中还有约2200万富余人员需要分流，农村有1.3亿剩余劳力需要转移。大量的事实表明，"九五"期间乃至在更长的一个时期里，我国将面临着前所末有的巨大的就业压力。现在明摆着的几个主要问题有：一是经济发展可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力数量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失业人数还将大大增加。二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原有的就业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例如长期来作为城镇就业主渠道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的大量冗员丞待分流安置，用人规模难以进一步扩大；而城乡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 投资 企业，以至乡镇企业由于其规模相对较小，短期内也不可能吸纳更多的劳力就业。三是择业观念陈旧。主要表现在市场观念淡薄，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认为就业也有计划，下岗有计划，再就业还得计划。把再就业视为都就业，而且是由政府统一安排就业。希望工作任务要轻， 管理 制度要松，工资收入要高，福利待遇要好。各方面条件不如以前，有业也不就。四是劳动者素质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竞争就业的需要。一些新兴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各种专门的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缺乏，并且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难以满足需求。"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等结构性失业问题仍将比较突出。五是在劳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往往使处于弱势的残疾人、部分子劳动力和大龄失业、下岗人员等特殊群体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由此可见，我国失业危机的警钟已经敲响，今后再就业工程所随的压力更加沉重，再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再就业工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二、实施再就业工程是历史的现实选择
再就业工程是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劳动者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综合运用政策扶持和各种就业服务手段，实行企业安置、个人自谋职业和社会帮助安置相结合，努力帮助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企业富作人员实现再就业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再就业工程是一个特殊的就业问题。因为再就业工程的主要对象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即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企业富余人员。"下岗职工是指由于用人单位的生产和经营状况等客观原因，已离开本人工作岗位，并不在本单位从事其他工作，目前尚未找到工作，仍与用人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的人员"。"失业人员是指在城镇常住人口中，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 求职 愿望但无业的人员"。"富余职工是批超过企业定员标准的人员"。（《就业指南》第56页，
化改革、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一部分职工下岗或失业也是难以避免的。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 管理 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 市场 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要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这就是说，在今后二三年内，要有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面向市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谋发展。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端企业"铁饭碗"的状况会从根本上改变，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和劳动力合理流动机制将真正形成。因而"减员增效"是企业走向市场的第一步。同时，有些职工下岗或失业是由于职工自身问题造成的，主要原因是 文化 水平低，职业技能单一，以及观念落后，适应性不强。
总的看，我国目前的企业职工下岗或失业，主要是 经济 发展多年积累的深层矛盾的综合反映，也是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因此，在目前 社会 保险 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由政府大力促进和推动的再就业工程就成为分流安置下岗、富余职工和解决失业人员再就业，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的最现实的选择。做好再就业工作，不仅是个重大的经济总是而是个重大的 政治 问题；不仅是现实的紧迫问题，而且是长远的战略问题，是当前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头等大事。
三、我国失业主要成因分析：体制型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失业的成因很多，有体制型失业、磨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等等。每个国家在不同的 历史 时期，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会有不同的失业特点。我国目前失业的主要成因应是体制型和结构性失业。分析失业的成因有利于采取有效手段，解决失业问题。
（一）体制型失业是我国体制转轨的必然产物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和不同的制度框架里，失业具有不同的内涵。在此，我们将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因体制转轨引起企业组织制度变革，产业结构调整使劳动力在不同企业、产业和地区间进行重新配置，进入就业--失业--就业的运行过程中，当失业者不能即时就业就形成体制型失业。包括公有经济内部的隐性失业以及隐 性失业显性化所导致的。体制型失业正是造成我国"下岗"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而"下岗"这种现象并不是一种普通现象，在西发达国家比较罕见。因而，我国职工下岗下发达国家的失业是不同的：第一，从劳动关系看，发达国家失业者的雇用 合同 已被解除，其在 法律 上和实际上都是完全的自由劳动力。而我国下岗职工的劳动关系在法律上仍然维持着，故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劳动合同关系的制约。第二，从劳动活动看，发达国家的失业者在法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内，一般没有任何收入的职业活动。而我国由于没有一个健全的就业申报和登记制度，还没有对下岗职工的职业活动进行有效的监控和管理，也就不能全部了解下岗职工是否在法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内进行某此活动。第三，从经济关系看，发达国家的的失业者从 公共 福利机构领取失业救济金和享受社会福利，而不是像我国下岗职工那样，从其所属单位或雇主那里领取"工资"和享受有关福利。第四，从上岗时间看，发达国家中失业者重新就业上岗的时间间隔较短。由于我国 人口 多，就业压力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一些下岗职工，由于生产经营等因素的不确定，重新上岗的时间间隔较长。由此也就形成了我国体制型失业的特殊性及其再就业的选择问题。
我们解析体制型失业的再就业问题，我们不能不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体制型就业问题。在延续了30年的传 统计 划经济体制内，城镇劳动力资源采取了国家统包统配、安排就业的 行政 性配置方式。由于想工作就应该、而且真能得到工作，于是大量的潜在劳动力资源转变为现实的劳动力供给。这就使得许多企业在自愿的劳动需求一定的前提下，不香港接受计划部门过量的劳动力配给。于是"冗员"和"在职剩余劳动力"的广泛存在。同时，在传统经济体制内，国有企业还不能是真正的企业，由于企业预算的约束软化，企业领导人的地位、权力升迁是和企业规模成正比，而人员规模又是徇企业规模的基本指标之一。因此，每个企业除存在 投资 饥渴症之外，同样存在就业指标饥渴症，各企业领导都有使本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使职工越来越多的行为偏好。其结果是在旧体制内广泛存在"隐性失业"。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是其微观基础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公司化运作，使企业正在一步步成为自负盈亏、具有刚性预算约束、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市场主体。在这种变革的制度框架内，企业对生产要素投入组合的选择，就不再依据上级的纵向指令，而是依据市场供求和价格信号，通过 成本 检验 --即最小成本原则来予以确定。这样，在严格的成本约束条件下，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如果不按照成本--收益原则滤出冗员，经济效益就会滑坡，而亏损和微利企业如果不减员增效，就会破产倒闭。因此，大理的隐性失业逐渐显化，形成体制型失业。
（二）结构性失业是科技进步和发展的负面产物 科技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科技发展创造了新的产业，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但是就在新的就业岗位产生的同时，传统产业不断用新技术进行改造，提高本产业的酱有机构成，或使原有产业的劳动者被不断挤出，劳动力供求结构再次变动。当被挤出的劳动者在知识结构和专有技能上不能满足新兴产业的需求时，则造成劳动力供求总量均衡下的结构性失业。对此我们将结构性失业定义为由于科技进步引起经济结构的改变，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在职业、技能、产业、地区分布等方面的不协调而引起的失业。或者说结构性失业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产物。
科技进步导致部分职工下岗或失业，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必然推动国民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的调整，而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职工的下岗或失业；二是对企业来说，技术进步是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法宝，直接关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但企业的技术进步对企业职工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些不适应要求的职工就难免下岗或失业；三是由于技术进步，现代化的设备和管理会代替部分 人力 ，从而也会使一些职工下岗或失业。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九五"期间我国要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大力推进技术改造，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等量投资所创造的就业岗位的减少，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相对下降。从目前经济现状来看，我国原有经济水平下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多趋于饱和，多数待业的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企业效益低，经营困难。因而依靠科技进步，对现有企业的数量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调整，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潜力，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部分职工的下岗和失业问题。
四、创造就业机会--再就业的根本选择
再就业首先是一个就业问题，其根本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创造各种就业机会。我国是人口大国，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的长期存在，决定了创造就业是我国再就业的最根本的战略选择。创造就业机会，首先要求我国在观念上真正重视就业这项工作，尤其是各级党政领导。人民安居乐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就业问题解决不好，劳动者不能乐业，就等于没有饭碗，这是社会稳定的大事。然而现在我们评价一个地方领导者的政绩，总是习惯于看增加了多少产值、上了多少个项目，很少将就业问题是否解决得好与政绩联系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引起领导干部对就业问
题不那么关心。失业率本来是反映 经济 状况的一个晴雨表，但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谈经济工作时谈上半天也未必会提到失业问题。应改变这种状况，而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通过落实责任制等措施，将责任落实到各级党政领导身上，像控制物价上涨那样控制失业率的增长，像抓项目那样抓扩大就业，像抓菜篮子工程那样抓再就业工程。
（一）要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因为就业问题的根本解决取决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繁荣。在此起彼伏的亚洲 金融 危机 中，我国九八年gdp的增长率仍定为8%，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增加就业机会的需要。在当前特别要发展能容纳更多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非国有经济、中小企业以及区街经济、社区服务等新的就业增长点，以增加就业岗位，安置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国内外的经验证明，经济越发展，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大，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越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还很不发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31%，因而相比之下，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其解决就业潜力是巨大的。另外，据测算，"八五"期间城镇仅私营、个体经济组织新增就业人员1380万相当于同期城镇新安置就业的40%。实践证明，只要政策对头，是可以开发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以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的。
（二）创造就业机会，需要我们的各项经济政策充分考虑扩大就业的需要。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条件，因为就业机会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创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业问题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就业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还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需要有一套有利于扩大就业的产业政策， 投资 政策和贸易政策。西方发达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时一般是充分考虑扩大就业的需要的，能够创造一定数量的就业机会，往往能够作为政府批准一个贸易项目的重要理由。相比较而言，我们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经济政策，对扩大就业的考虑就显得很不够，有人形容为见物不见人。现实当中很少会听到在论证某项政策调整或论证某一项目、某一笔贸易时，会把扩大多少就业机会作为一条理由，或者说在作出这些决策时就没有很好地去研究一下这项决策与就业的关系。我们应认真研究我国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以及产业结构、企业结构等经济结构，与扩大就业之间究竟哪些方面适应，哪些方面不适应，应如何调整。并不是只有经济增长才能带来新的就业机会，结构高速照样能够产业新的就业机会（当然有时也会丧失一些就业机会），如果既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保持一种合理的经济结构，则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换企业机制，实现扭亏增盈。这样，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好转和企业的扩大，一些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会有所增加，企业中原有富余人员可能就会变得不富余了。同时要注重拓宽就业渠道，开辟新的就业领域。大力发展非正规部门就业、弹性工作、非全日制工作、小时工等多种灵活的就业形式，以拓宽就业渠道。
（四）创造就业机会，需要 社会 各方面都行动起来，成为社会的共同行为。除了各级领导重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政策结构调整，拓宽就业渠道外，还需要社会各界及劳动者个人都形成一种创造就业机会的意识。一个企业，其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向国家缴了多少税，还在于创造了一批人的就业机会。企业家们应当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劳动者个人不仅应当通过参加培训，提高技能以适应劳动力 市场 的需要，也应当有一种创造就业机会的意识，为自己进而为他人创造就业机会。舆论媒介也应为全社会形成创造就业机会意识做出贡献，舆论推动的力量是不可抵估并且是无法替代的。
五、政策支持和市场就业并轨--体制型失业的再就业选择
体制型失业是我国市场化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今天的下岗事项在当时进入体制内就业时，实际上每个人都抱定这样种理性预期：不仅"面包"会有，而且房子会有，福利待遇会有，也因此，每个就业主体在选择工作时，通常都将国有大中型企业视为首选目标并以能够挤入这些单位工作为荣。经过了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 教育 "和"培养"，这种理性预期已经定化为 保险 意识。换言之，旧体制的低工资、高福利举措、政府的无失业担保以及未来养老保险的承诺等都已经内化为体制内就业主体的"意识形态"。如果说从一种体制转换为另一种体制会是一个艰难过程的话，那么让体制内就业主体由一种就业习惯转换为另一种就业习惯，同样也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面包"可能会丧失，而且福利也同样可能会丧失。由此可知，体制型失业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得不面对的深层次矛盾。解决体制型失业问题，显然与解决其它类型失业问题截然不同。
不可否认，今天的在职失业者和下岗职工即使无"工"可作，宁愿继续滞留在公有经济部门而不愿彻底离开公有经济部门去非公有经济部门就业，原因就是这一就业行为选择背后的益：一是政府应当对过去的劳动贡献予以补偿；二是体制内福利的转移问题，特别是住房福利和社会保险福利的转移问题。对此我国给出解决体制型失业者的再就业的基本思路是：政策支持和市场就业并轨，在体制型就业区域和市场型就业区域之间设置某种利益通道，以确保体制型失业者向市场型就业转变。基本的政策措施必须贯彻标本兼治的方针。首先对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一定要有保证，并积极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次是在体制型就业与市场型就业之间实施具有变通和妥协性质的政策安排，以实现体制型失业者在非公有经济领域的"软着陆"。比如工龄连续计算：公有经济职工到非公有经济就业，可以连续计算工龄。房改优惠的补偿：下岗职工到非公有经济就业，可以连续计算工龄。房改优惠的补偿：下岗职工到非公有经济就业，就应综合考虑其原有的就业工龄及其它贡献因素。补偿其应得的房改优惠等等。第三，政府可以实施"赎卖"政策，通过工龄一次性买断方式或者分期付款方式，不仅补偿下岗职工的待业生活费，而且按照工龄补偿其过去的劳动贡献，以诱导公有经济部门下岗职工的退出行为。第四，充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努力开发就业岗位，实现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按照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完善市场就业机制。
六、 人力 资源 开发--结构性失业的再就业选择
在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联动机制下，每一个科技进步特别是技术革命无不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打下深深的烙印。几次产业革命不仅本身就是科技发展的直接结果，而且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成长与不断调整。们随着科技水平的更新换代与产业结构的升级，结构性失业始终如同鬼魅一样依附于经济发展过程，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摆脱的顽疾。科学技术的他新和发展具有超前性，总走在广大劳动者知识技术水平的前面，劳动力知识技术水平的相对滞后使得劳动者难以在短时间仙适应和接受新的科学技术，熟练掌握就更需要假以时日。这就造成了结构性失业的长期存在。结构性失业既是科技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科学技术和经济进步发展的阻力。要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还必须从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始。作为政府应该努力建立一套机制，创建一种 环境 ，使劳动者能迅速提高自身素质，调整知识结构，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技能，从而适应产业结构的变迁，促进经济的增长发展。因此，结构性失业调整的有效手段是人力资源开发。
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以来，人力资源开发作为一个战略逐步被越来越多的人士所认同。其中包括企业家和国家 管理 决策
人员，也包括 经济 、 管理 和 社会 学 家。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应将 人力 资源 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减少结构性失业，提供劳动力的创业能力，是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中国 中亚五国 劳动力市场 比较分析
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资源，只有在拥有充足劳动力的前提下才可以更好的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充分利用本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资源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对本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有一个详细的了解，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帮助本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制定相关的政策，运用劳动力资源，从而，使得劳动力资源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基本情况，所以，将它们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比较分析，使得我们可以更加清楚、明白的了解实际情况。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意义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也就意味着我国将会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联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以下国家：中亚五国、俄罗斯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这会加强我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了更好的促进两国之间经济发展与贸易往来，对两个国家进行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可以为今后两个国家的合作提供基础和前提，方便两国之间增进彼此的了解，能够更加充分合理的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和进行合理的贸易往来，加强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劳动力流通，从而，提高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发展现状
第一，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现状。中国劳动力市场指的是中国的劳工供求市场，其也可以被叫做劳动市场、职业市场、人力市场、就业市场。首先，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所以，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足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基本现状之一。我国人口总量在世界人口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我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来源于这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每年有大批大学应届毕业生加入到人才市场当中；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我国农村每年有大批劳动力涌入城镇寻找工作岗位，因此，这又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注入了巨大的资源。其次，我国劳动力价格非常廉价。由于，我国拥有富足的劳动力资源，所以，我国的劳动力在市场中使用的价值非常廉价。再次，由于我国国民受文化教育的程度非常低，而且，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所以，我国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我国教育发展的缺陷，导致我国很多年轻人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所以，很多劳动力的文化水平非常低，严重缺乏科技创新能力。这样就导致我国的劳动力的素质普遍较低，这样就严重制约着我国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最后，我国劳动力受不到专业的技能培训，所以，技能水平非常的低，这样极不利于他们的就业。
第二，中亚五国劳动力发展现状。中亚五国劳动力资源也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并且，劳动力素质也很低下，很多青年劳动力资源享受不到应有的教育，因此，他们的劳动力科技创新能力较低。但是受到了中亚五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不是很乐观。中亚五国工业的发展程度不高，还是处于以农业为主发展的阶段，所以，劳动力的需求不是很高，就业情况还是有待改善。
三、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发展现状
第一，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劳动力参与情况的比较。中国在社会、经济、文明发展的程度要比中亚五国更高，所以，在中国男女都可以积极参与到劳动当中去，然而，中亚五国的观念没有中国开放，很多女人没有资格进行就业，所以，在中国劳动力的参与度要比中亚五国高。
第二，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就业情况的比较。当前，中国劳动力资源总量要比中亚五国劳动力资源总量要多。中国工业发展比较快，在国家三大产业中工业具有很大的份额，而且，农业和第三产业也具有较大的发展，因此，中国需要较多的劳动力，但是，中国劳动力的素质比较不均衡，除此之外，总量过于大，所以，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处于失业状态，中国的就业情况非常不乐观。就中亚五国而言，他们农业发展较快还有以资源、能源为基础的相关产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也需要较大的劳动力，其总量也相对来说没有中国大，因此，其就业情况要比中国好。
第三，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失业情况的比较。中国工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所以，在我国对劳动力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所以，在每个岗位的竞争压力也有所提高，优胜略汰较为明显，一些能力较差的员工就会面临淘汰的风险。然而，中亚五国的产业结构没有明显的调整，以及其工业发展的程度没有中国高，所以其失业率比中国要低。
第四，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比较。中国教育改革开展的比中亚五国早，中国的教育实力比中亚五国强，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文化程度要比中亚五国的劳动力文化程度高。
第五，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工资和人工成本的比较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实力和层次不同，中国要比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程度高，所以，对劳动力的要求也较高，中国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各方面的能力都要比中亚五国的强，导致中国劳动力的人工成本和工资要比中亚五国的高。
四、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优势与劣势。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劳动力价格较低。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劣势是：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低，科技创新能力差，素质相对来说较低。
其次，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主要机遇。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国的劳动力需求都非常大，以及世界各国之间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加快，为世界各国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最后，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需要应对的挑战。中国和中亚五国的劳动力要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
五、加快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对策措施
第一，抓住良机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国家要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促进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的流通，加强对劳动力就业能力的培训，建立平等就业的机制，为劳动者提供一个平等的、开放的就业平台。
第二，以高科技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基本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力资源的文化程度，从而，增强他们的科技创新能力。
六、结语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劳动力市场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各个国家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制定相关就业政策，合理安排人员就业，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李相洁.我国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J].智富时代.2015（05）.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歧视；个人性状因素；规范性判定标准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035-06
劳动力市场歧视（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又称“劳动歧视”，是一种在市场性就业领域里广泛存在的行为与经济社会现象，从经济和社会伦理角度无疑具有贬义的性质。当今世界无论是法制化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是缺乏相关制度建设的经济不发达国家，都难以杜绝以多种形式出现的劳动歧视现象的发生。积极消除劳动歧视现象，对保护劳动者的就业与工资报酬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公平与社会公正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劳动歧视作为一个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带有明显的规范性质的行为，对其科学界定存在许多认识分歧和操作困难。如何科学地界定劳动歧视行为和确立判定标准，是劳动经济学、劳动法学的理论体系建设所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劳动力市场歧视行为和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劳动力市场歧视又通常简称为“劳动歧视”，一般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交易活动中所发生的与劳动者个人的性状因素差异有关的不公平的行为或现象。在现实世界中，每个劳动者的个人性状因素都会存在差别（异质性）；同时劳动者的个人性状因素也大体可分为自然、社会、经济等多种类型，其中：自然性状（人口学）因素，如性别、年龄、体质、容貌、健康状况，等等；社会性状因素，如家庭出身、社会身份、种族、政治信仰、宗教、居住地、婚姻状况等等；经济性状因素，如学历、专业、工作经验、技能水平、体力等等。虽然现代劳动经济学认为劳动歧视行为可以来自于雇主、雇员之间和顾客三个方面，但总体上讲，绝大多数的劳动歧视行为都来自于雇主（用人单位）方。因此，这里所讨论的劳动歧视都指的是由雇主（用人单位）对求职者（受雇人选）与雇员（受雇职工）所实施的劳动歧视行为或现象。
现代劳动经济学对劳动歧视行为或现象产生的原因曾经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和探讨。目前建立的有关由雇主（用人单位）实施歧视的模型主要依据在微观经济领域的案例分析，如著名的社会经济学家贝克尔（G.Becker）所提出的“个人偏好”模型，以及其他劳动经济学家相继提出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模型、“雇主共谋”模型、“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阶级分化”模型；“就业隔离与排挤”模型；等等。上述模型的理论基点除了“个人偏好”模型带有一定的个人行为的非经济理性的假设性质外，其他的模型实际上都是建立在雇主的经济理性的假设上，即雇主实施劳动歧视行为都出于其对收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的考量和追求。雇主或用人单位之所以实施劳动歧视的行为，显然出于该行为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利润或收益增进的预期；反过来说，如果雇主或用人单位实施的劳动歧视行为直接或最终会使其收益最大化目标预期不能够实现，则他们的劳动歧视行为就会被自我约束或被停止。贝克尔在劳动力市场属于自由竞争的假定状态下，认为非理性的劳动歧视个人偏好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给实施歧视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或精神道义方面的损失，因此不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普遍。
现代劳动经济学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企业外部和企业内部两个领域。劳动歧视现象既会发生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活动中，也会发生于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活动中。按照劳动力市场交易发生的时间顺序，劳动歧视首先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与聘用的供需交易活动密切相关。在实现就业交易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用人单位）在对于求职者的录用与否的选择标准制定与执行上，往往是发生劳动歧视行为的起点与关键所在（即“就业歧视”）。其次在劳动者实现就业后的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用人单位）在员工之间实行的工资薪酬、劳动环境、职业期限、培训机会、层级升迁等按照个人的性状因素的差别性对待现象，很多也表现为劳动歧视（即“雇佣歧视”）。
人们不难发现，目前劳动经济学所提出的许多劳动歧视模型往往都带有一定的典型案例的经验总结性质。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劳动力市场交易活动的角度来探索劳动歧视现象产生的原因，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大于需求格局的长期性维持。当劳动力市场在一个较长时期都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下，需求方（企业和雇主）对市场劳动力的使用无疑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也形成了需求方在市场交易的强势地位。因此，他们可以在与劳动力使用相关的经济性状因素特征之外，进一步再根据劳动者个人的一些性状因素进行非经济的偏好性选择；他们还可以进一步利用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交易的弱势地位，对他们之间实现按个人性状因素的工资报酬的区别性对待。显然在企业具有对员工进行充分选择的背景下，实施这种歧视行为不仅不会有损于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反而有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虽然在企业内部雇主实施劳动歧视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一些员工流失，但在就业困难的外部市场条件下，同质员工会得到及时的补充。（2）市场信息的不充分性。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前提之一是市场信息的充分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供需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完全充分的情况又几乎不存在，而信息不充分才是市场的常态状况。其中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的企业来看，其实很难从市场交易的活动中全面、真实地了解劳动者个人的未来的工作表现与实际绩效。因此，企业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除了普遍实行招聘的新员工试用期制度外，往往还会按照性别、社会身份、学历之类易于界定和考察的个人性状特征，来预期劳动者工作的表现和能力水平的状态。从经验的角度，这些可直接观察的劳动者个人的性状因素特征一般会代表今后的工作绩效预期，对企业而言是一种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简便而经济的方法。但有关办法落实到个体头上时，就有可能形成对部分劳动者的劳动歧视。有学者将这些由信息不充分所导致的歧视现象称为“统计歧视”现象，即将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的人群用一个统一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来设定工资，它必然会在平等劳动者之间造成不平等的经济待遇即歧视。（3）一些劳动力市场的不合理制度安排。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不具备平等竞争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交易所产生的收入差距往往是不“公平”的。在劳动力市场交易中，雇主（用人单位）按照经济因素对劳动者个人的性状因素进行选择，应当是一种平等交易的制度安排。但是劳动就业活动无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很难避免其他非经济歧视因素的干扰。一旦政治歧视、宗教歧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身份歧视、意识形态歧视、文化歧视、生活习俗歧视等被引入到劳动力市场交易的领域之中，就往往会转变成为就业录用和雇佣等形式的劳动歧视行为。
如果将其运用到对劳动歧视的判定方面，假如我们发现雇主完全按照个人性状因素的效率高低进行排序而实现招聘，客观上实现了雇主在用人的效率最大化目标，同时也没有应聘者的绝对利益损失现象，即符合“帕累托改进”标准的，所以也就不存在招聘活动中雇主对求职者的劳动歧视。反之，如果雇主不是按照共同认可的录用规则和程序录取员工，如没有按照应聘者反映工作效率预期的综合分数排序而加以录用，则可以被认为存在劳动歧视的行为。又如雇主或用人单位的工资分配办法是通过减少一些劳动者的合理的工资报酬的方式，来提高另一部分劳动者的报酬或福利，就可以认定该雇主或用人单位违背了“帕累托改进”原则。存在劳动歧视的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发现，在许多情况下，会出现一部分人在交易中或制度变迁中利益有所增进，而另一部分人则利益有所损失的结果。但是，如果一部分人的境况由于交易或制度改革而变好，只要整体性的福利或收益的增进能够足以补偿另一些人的损失，那么社会整体的福利与收益就有所改善，那么，这种制度变迁或交易的结果也是能够接受的。这就是著名的福利经济学的另一个对“公平”的规范性判定标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Kaldor― Hicks Criterion）。该标准又称为“社会总福利增进的补偿”标准。即任何市场新交易规则和经济活动形式的改变的基本前提都应使社会总福利有所增加。虽然一些市场交易或制度的改革中有一些人可能受损，但由于社会总福利会有所增进，便可以用社会的收益和福利的增进部分来对受损者进行合理的经济补偿，从而实现经过“修补”后形成的帕累托改进状态；否则有关的活动从规范经济意义上讲是不可取的，是违背公平、公正的原则的。如果社会需要做出的经济补偿超过了福利的增进，则该经济资源配置模式或制度安排是缺乏效率的，即应予放弃或消除。从经济学的“效率――公平”维度出发，该标准又可称为“非帕累托改进的补偿”原则。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政府往往会对一些为了公共利益而推行“非自愿交易”（如城市道路的拆迁、水库建设移民搬迁等），但是通过政府的公共财政收益对利益损失的人群进行经济补偿，因此是符合公平原则的。
在处理劳动歧视的问题中，如果雇主和用工单位实施了劳动歧视行为，但由于各种原因而难以纠正既成的事实，则雇主应当对实施歧视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从劳动制度和法律上确定对被歧视的劳动者的经济补偿，借以提高歧视实施的成本，显然有助于减少或消除劳动歧视的行为发生。在国外，不少劳动歧视的案件的被歧视方胜诉后，都可以获得由实施歧视方的一定金额的经济赔偿。
进一步讲，在判定劳动歧视的规范性标准方面，还存在一个广泛运用于民主政治、立法和经济决策的“多数意愿”标准或原则。即在社会分歧巨大，也难以实施经济补偿等方式加以调解利益矛盾的情况下，可以假定在多数人支持、拥护的情况即为社会总福利的增进（当然也可能未必如此），从而依照民主程序，将多数人倾向性意见作为反映社会总福利增进的规范性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多数意愿”原则按照问题的重要性而设立为“简单多数”（一半以上人数支持）、“绝对多数”（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以上人数支持）的表决或投票模式。目前在诸如现代股份制企业的经营决策、人事任命、规则制定、奖励处分等经济活动中，“多数意愿”原则也得到广泛的认同与运用。多数原则作为政治、法律领域反映民利和实现民主程序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也可以运用来作为劳动歧视的判定标准。由于经济人决策的多目标性、决策依据的信息不充分性等原因，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事物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甚至还可能是非理性的。但是只要存在民主制度的纠错机制，理性的人们会及时调整他们的观点或倾向，而通过民主程序重新选择符合社会总福利增进的新方案。因此，所谓符合“多数意愿”的规范性标准，在一般意义上也可以作为反映经济活动中的“公正”和“公平”乃至“正义”的标准。
在劳动歧视的判定上，如果出现社会成员之间的严重认识分歧而难以弥合的情况，可以按照广泛地征求民意、充分表达的途径，依照多数人所持有的主流倾向来作为判定标准，也不失为一种简约而有效的对劳动歧视的公平判定方式。其中在信息社会的互联网络的有力工具被民众广泛使用的条件下，政府和司法机关可以通过网络及时、有效地了解社会多数人的意愿和倾向作为参考，从而对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劳动歧视现象作出更接近公平的判定。
参考文献
[1]郭正模.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原理与分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2]J.明塞尔.劳动供给研究[M].张凤林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3]萨尔.D.霍夫曼.劳动力市场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失业；就业弹性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政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2.对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一样，是完整的市场体系的一个局部，是市场体系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反映一个国家的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劳动力市场还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载体是人，所以，劳动力市场是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市场。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的状况离WTO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些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并尽快解决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失业；就业弹性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政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
2.对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一样，是完整的市场体系的一个局部，是市场体系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反映一个国家的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劳动力市场还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载体是人，所以，劳动力市场是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市场。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的状况离wto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些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并尽快解决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