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非遗文化第1篇

本次活动由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济源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济源市文化馆承办，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协办。

出席活动现场的主要领导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楚小龙；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徐智深；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主任薛玉霞；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文物管理局局长张诚忠等。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明确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的主题为“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济源市非遗中心响应号召，以济源本土非遗代表性项目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华诞前夕，主要围绕弘扬黄河文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等思想内涵，创新编排了讴歌济源黄河岸边的抗日英雄、赞扬抗疫大爱的原创舞台展示展演节目，并承接由省非遗中心主办的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黄河号子的巡演活动，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内容。

数千年以来，地处中原的劳动人民在与大自然的抗争过程中，创造并留下了很多灿若星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以黄河文化为依托的劳动号子便是其中璀璨闪亮的一颗。2008年，我省的黄河号子被国务院公布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09年，济源境内的黄河船工号子也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在本台节目中，除了曲艺王屋琴书《杨八姐游春》改编自传统曲目以外，其它节目均为取材于济源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原创作品。其中有传统音乐类项目同名节目《黄河船工号子》；有曲艺类项目王屋琴书的创新曲目：讲述济源抗日英雄故事的《黄河英雄杜八联》和表现90后医护工作者在抗疫一线追求高尚医德的《疫线伉俪》，以及根据济源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愚公移山传说故事改编的《愚公移山》；还有根据传统技艺类项目卢仝煎茶技艺为素材创作的情景短剧《茶仙卢仝》。

黄河非遗文化第2篇

关键词：河南省；运河遗产；卫河；滑县至浚县段；遗产特性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ritage as study objects. The paragraph thinks the Grand Canal Heritage of Huaxian to Xunxian part of Wei He System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complexity, regionally, usability. And these heritages both belong to canal heritage, cultural routes and cultural landscape. Its value lies in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heritage content, and significant ecological value and potential of the leisure value.

Key words：Henan province, canal heritage；Weihe river；Huaxian to Xunxian part；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ritage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10-67（6）

1　前言

“遗产运河”是近年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提出的一项新的遗产类型，对它的保护与利用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包括世界遗产组织在内的广泛关注。对于拥有当今世界上最长人工运河的我国来说，其意义更为深远。

我国的大运河包括古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三个体系，其中又以京杭大运河与隋唐大运河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图1）2006年5月京杭大运河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2月底，国家文物局正式将大运河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8年3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正式提上日程。长期以来，人们对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促进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而提到隋唐大运河，却多与残暴的隋炀帝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隋炀帝骄奢淫逸的历史见证，对于隋唐大运河所蕴含的深层历史意义、价值很少发掘。本文以此为契机，对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段运河遗产的特性做一初步研究。

2　研究对象

隋唐大运河成“人”字形横跨黄河南北。现遗存部分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安徽三省，其中又以河南省规模最大，故本文将隋唐大运河的研究范围界定在河南省境内。

2.1　范围界定

根据空间分布特点，河南省大运河遗产可以划分为黄河南、北两大部分，黄河以北为卫河体系，黄河以南分为洛河体系与汴河体系。（图2）根据历史发展脉络，河南省大运河的发展又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战国秦汉时期、隋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其中隋唐宋是河南省大运河的鼎盛时期。与以上三个阶段对应，黄河以北运河经历了“白沟－永济渠－御河－卫河”的发展演变，黄河以南的运河则经历了“鸿沟水系－通济渠－汴河水系－贾鲁河、惠济河”的发展演变过程。

卫河体系运河遗产以与运河直接相关的水利工程遗产为代表；洛河及汴河体系则以粮仓遗产及运河城镇为代表。同时，卫河也是河南省大运河体系中唯一一段尚存水面，河道至今仍在使用的河段。而运河遗产保护的难点与重点就在于大尺度在用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为提出针对此类遗产保护的具体对策，本研究选取卫河体系中滑县至浚县卫河段运河遗产为研究对象。

2.2　区位

滑县至浚县段卫河位于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市和鹤壁市，具体指道口古镇至浚县古城段。（图3）

道口古镇地处河南省安阳市滑县西北边境的卫河东岸，浚县古城地处鹤壁市东部，两城南北相望，卫河由南向北穿过。这段运河是卫河体系中保存较好的一部分，河道大体上反映了大运河永济渠的流向，是永济渠的历史见证。道口古镇和浚县古城是卫河沿线运河城镇的典型代表，其典型的北方运河城镇的空间格局、丰富的水工设施、建筑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地反映了该地区因运河而生、依运河而兴的轨迹。

2.3　遗产构成

通过分析滑县至浚县段卫河历史沿革及空间特点，经过现场调研与仔细的研究，《河南省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将该段运河遗产划分为3大类、6小类，具体名单及分类详见表1。本文就以此名单为依据，进行滑县至浚县卫河段运河遗产特性的研究与探讨，不再对遗产构成的确定过程做赘述。

3　滑县至浚县卫河段运河遗产的特性

滑县至浚县卫河段运河遗产是一个内涵复杂的遗产体系，厘清这段运河遗产的特点、属性及价值，是日后建立滑县至浚县卫河段运河遗产保护框架的基础。

3.1　遗产特点

3.1.1　复合性遗产

黄河非遗文化第3篇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生态学理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这个定义包含了以下五方面内容：“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3月公布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其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国务院和各级政府自上世纪50年代初就一直在不断推进。但是由于人员素质、保护措施以及公民意识的差异和不足，造成各地的具体工作实施情况不甚乐观。特别是理论准备的缺乏，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呈现了“碎片化”的特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浅层商业炒作和粗暴肢解，使其丧失了应有的活力，内在的生产性和整体性也遭到严重破坏。可以说，只有首先从理论层面进行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才能得到更为具体有效的指导。

在这方面，文化生态学概念的引入，有利于我们从创新的角度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1953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J.H.斯图尔德首次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提出“文化生态学”一说，它以研究地域性差异的文化特征与文化模式为目的，通过研究不同社会文化物种和种群在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存在状态、功能作用和消长变迁等方面的规律特征来把握文化生存与文化环境的联系。文化生态学基本概念原理的建立，提供了重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平台。借用其原理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进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审视与观照，可以避免保护工作的低级、低效，为正确制定保护策略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二、渤海渔村剪纸的文化生态分析

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认为，一定环境中的总生命网由生物层和文化层两个层次建构而成，两个层次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并发展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因此，这种理论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进而寻求不同文化形态在发展中的独特面貌和模式。

黄骅渤海渔村剪纸是一种优秀的民间艺术形态，在2009年就成功申报为河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对其产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诸方面特征进行理性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剪纸的产生土壤、生长过程、所需条件等客观规律，为渤海渔村剪纸的保护和发展创造更适合的经济条件、政治土壤与人文环境。

（一）自然地域特征。

渤海渔村剪纸发源于河北省黄骅市南排河镇岐口村。南排河镇位于河北省黄骅市东部，是河北省著名渔区，总面积105.7平方千米，海岸线绵延50公里。其东临渤海，北依京津，南接黄骅大港，有贯穿全境的海防公路，海陆交通都非常发达。镇中人口5万，居民多以渔业为生。拥有三疣梭子蟹、中国对虾等大量美味海珍，其海洋资源优势与环渤海经济圈中心的地理位置十分匹配。岐口村是南排河镇下辖21个渔业村之一，位于镇政府驻地北18公里处，土地总面积16.4平方公里，全村没有耕地，村民以海洋捕捞为主要生产方式。

（二）政治经济特征。

2011年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6月8日，在河北召开的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进一步表示，要把环渤海地区打造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位于沧州渤海新区的黄骅港，在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黄骅港自2011年首次跻身全国年吞吐量超亿吨大港行列以来，不断开创国内港口集装箱码头投运新纪录，并把成为渤海湾具有战略地位的现代化多功能综合大港和名副其实的亚欧大陆桥新通道桥头堡定为自己的远景目标。在已规划的260平方公里的产业聚集区内，囊括了河北南部特钢基地、中国管道装备制造基地、华北电力能源生产基地和国际化区域物流中心的新型工业体系正在加速构建当中。与此同时，黄骅新城也即将成为河北省与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同打造的生态示范城和沿海区域性中心城。中国规划研究院、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和同济大学等单位已合力完成了城市概念设计和29个专项规划编制，并将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定位为“3+2”工程，即新城起步区、黄骅老城区和城市核心区“三区启动”，南排河景观水系带和津汕高速生态绿化带“两带并行”。

借此“东风”，黄骅南排河镇岐口村也迎来了发展良机。该村治安良好，秩序井然，其“小事不出区，大事不出村”的做法曾被定为“岐口经验”在全市推广。全村经济以海洋捕捞为主，海水养殖和畜牧养殖为辅。渔港水产丰富、渔船众多，有悠久的捕捞历史和典型的渔业文化。一方面，以海鲜酒楼为主的餐饮业较为发达；另一方面，来自京津各地的海钓爱好者和港口摄影爱好者也络绎不绝。可以说，岐口村已经具备了开展生态渔业乡村旅游的丰富资源，未来有望成为集渔业生产、观光旅游、餐饮娱乐为一体的观光休闲生态渔业基地，从而进一步拉动居民就业，夯实集体经济。

（三）文化环境特征。

黄骅是个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文化之城，也在致力于打造自己的文化名片。西汉合骑侯古国城郛堤城遗址、武帝台遗址、海丰镇遗址、高城古县遗址、章武古县遗址、乾符古国遗址、柳丘侯国遗址……众多遗址都在诉说着黄骅的悠久历史，其中聚馆古贡枣园和海丰镇宋元文化遗址已成为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拥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黄骅麒麟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多项――传统体育类的贾氏青萍剑、黄骅五虎棍、高氏迷踪拳和白猿通臂拳，传统技艺类的吊炉烧饼制作、黄骅面花制作、面花模子雕刻，传统曲艺类的黄骅渔鼓以及传统美术类的渤海渔村剪纸等。为了突出沿海城市的文化特色，黄骅还投资兴建了“天工开物”盐业主题博物馆，并摘取了号称中国文博界“奥斯卡”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之最佳创意大奖。扎根于如此深厚的文化土壤，渤海渔村剪纸的保护与开发将获得更有力的支持与更广阔的空间。

三、渤海渔村剪纸的产业开发策略

渤海渔村剪纸的第一代传人，以岐口村赵国英老人为代表。每逢海神娘娘的祭日或是老百姓过节娶嫁，她都会为乡亲们剪纸祈福。其剪纸样式既有代表丰收的“虾儿跃、鱼儿跳、螃蟹横行船上跑”，也有吉祥喜气的“上炕石榴下炕桃、多子多孙团团绕”。老人的的外孙女韩宝菊，是渤海渔村剪纸的第二代传人，其作品具备了更为鲜明的渤海湾特色。有反映渔家祈盼收获、团圆的《织海》、《思亲人》、《盼夫归》、《平安是福》、《满载而归》等，也有表现渤海丰富水产资源的《渤海潮》系列，还有寓意渔民为人处世之道的《鸡有五德》系列。这些作品不但囊括了全国“民间艺术山花奖”在内的众多奖项，也使渤海渔村剪纸具有了更为鲜明的标志意义和品牌价值。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伴随着电脑刻制、机械印刷等现代技术的冲击，传统剪纸因耗时长、产量低、价格高而乏人问津，剪纸艺人无以谋生，剪纸艺术也日渐衰微。虽然遗产传承人们也在通过出画册、办展览、开学校等方式不遗余力地传播剪纸文化，但缺乏市场化的运作，终究不能使渤海渔村剪纸的保护和传承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只有制定适宜的文化创意产业开发策略，才能使这种传统艺术形式不断发扬光大。

（一）创建剪纸博物馆。

剪纸博物馆不但要突出渤海渔村剪纸的地域特色，也要将视野拓展到中国剪纸艺术的整体，以点带面，全面介绍剪纸艺术的历史、工具、技法、传承人及代表作品等，使其成为全国剪纸艺术的展览和研究基地，以奠定渤海渔村剪纸在全国剪纸行业的领军地位。

在展品的展出和介绍上，除了文字和图案这些平面媒介外，应综合运用声、光、电等多种现代技术手段，以更好地烘托气氛、突出主题、增强展介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另外，博物馆可采用耳机式讲解系统，分发给每位入馆人员，参观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获取各类信息，比起单纯地躬身看文字介绍更方便有效得多。

（二）开发剪纸风格的动漫产品和网络游戏

年轻人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受众群体，他们追随流行又强调个性，尤其在动漫产品和网络游戏上有很高的消费热情。就剪纸文化而言，它独特的剪、刻手法，虚实结合，有很强的造型能力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而且作为中国传统家庭年节喜庆必备之物，也很容易唤起人们熟悉亲切的感情，再加上渤海渔村剪纸自身所蕴含的搏击风浪、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海洋文化题材，如果能结合好的故事情节设定和角色设计，一定能使消失已久的剪纸动画重新进入年轻观众的视野。网络游戏也是如此，可以仿照“开心农场”游戏，开发蕴含渔村剪纸元素的“开心渔场”系列游戏，既简单有趣，又富含激励性，再辅以漂亮的剪纸图案画面，更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三）建设剪纸文化风情街。

剪纸文化风情街区可以具体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1、剪纸主题民居客栈

民居客栈是体现地域民风与文化积淀的地标性符号。渤海渔村剪纸历来就是渔村家居中床铺、窗户、箱柜的重要装饰，具有鲜明的民俗特色，在呼唤传统文化回归的今天，人们乐于看到这些代表儿时记忆的鲜活元素重现于生活当中。因此，把渔村剪纸以新的建材和工艺重新应用于民居客栈的装饰装修之中，针对情侣、家庭、儿童等不同受众的情感需求，借助不同的剪纸题材设计出风格各异的客房空间，就能使这些民居客栈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和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在电视电影占据人们大量娱乐时间的今天，将民俗文化与影像文化相结合，让这些民居客栈成为影视剧的特色外景拍摄地，借助影像文化的传播使其成为影迷们重温剧情、感受经典的文化景点，则更能提升这些民居客栈的品味和魅力。

2、剪纸创意工坊

工坊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剪纸展示和售卖区，一部分为剪纸制作体验区。所售卖的剪纸产品应迎合现代家庭装饰的需求，色彩上突破传统的红色基调，题材上与现代东西方艺术潮流接轨，并结合卷轴、镜框、窗帘、台布、抱枕等不同的形式和介质，形成多样化的消费选择。在剪纸制作体验区中，要简化剪纸程序，并向顾客提供安全的剪纸工具和材料，让人们享受DIY的原创乐趣，拓展剪纸文化的体验深度。剪纸制作体验对材料和空间的要求都比较简单灵活，同时又可以很好地锻炼人的手脑协调能力、培养人的艺术审美情趣，因此也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儿童类创业项目。如果将儿童剪纸体验开发成辐射全国的连锁式经营项目，可以从中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3、剪纸文化节

每年的五一、十一、寒假、暑假都是旅游的黄金时期，在这期间，风情街上可以举办规模盛大的剪纸文化节，推出以渔村剪纸为特色的民俗花车游行，拍卖大师级的剪纸艺术作品，举办有剪纸元素的服装走秀和剪纸创意设计大赛。对于大赛中涌现的优秀作品，除给以重奖外，还应结合有效的包装和策划，尽快完成其市场化的过程。从而使渤海渔村剪纸这种传统的民俗文化形式，能够不断推陈出新，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当然，渤海渔村剪纸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除了有较为完备的开发策略外，尤其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应给予一定的倾斜政策，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加大招商力度、引入民营资本等方式，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以促进其实现可持续的跨越式发展。

黄河非遗文化第4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江苏段）；价值分析；旅游开发

Abstract： In the Grand Canal heritage resources syste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irreplaceable important position.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Grand Canal and further research about cultural connotation on it，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Application for World Inheritance．There are three types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ype of "the original habitat"display，the type of museum，the type of stage performance.

Key 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Grand Canal （Jiangsu section）；value analysis；tourism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C913.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10-42（4）

1引言

大运河“申遗”工作已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以及沿线各城市的积极响应。目前，大运河“申遗”正按计划紧锣密鼓地推进，争取在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对大运河遗产以及申遗工作，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开展了多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北京大学的俞孔坚、李迪华等从遗产廊道这一文化遗产保护方法入手，结合京杭大运河河道现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措施。“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通过“京杭大运河沿线历史城镇调研”，全面调查了运河沿线历史城镇现存遗产。清华大学毛峰等开始建立京杭大运河的GIS数字化信息和管理系统。国家文物局主办了多次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探讨运河遗产的保护问题。全国政协以及运河沿线的政府、高校组织了多次大运河调研活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上述研究，多数把重点放在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上，如河道、水利工程、古建筑、古遗址等，而系统探讨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及其价值的研究成果还较为少见。

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旅游开发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分类、保护与利用等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探讨[1]；有学者归纳了“非遗”的开发模式：原生地静态开发模式、原生地活态开发模式、原生地综合开发模式、异地“集锦式”开发模式[2]。本研究试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以江苏段大运河为例，探讨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旅游开发方式。

2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与分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2003年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被各社区团体、有时为个人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 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关于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可归纳为“广义论”与“狭义论”两种说法，有学者认为，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内涵十分丰富，完全可以扩大范围到与运河有间接关系的东西；也有的学者认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直接和运河有关，不能范围过宽。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大运河相关的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上述“广义论”和“狭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大运河的关系。何谓“和大运河相关”？如何界定这种“相关”？笔者认为，“和运河相关”可以界定为：该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孕育而产生的，或者其内容反映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的，或者其形成、传播依赖于运河环境的，都可以界定为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运河的关系很难厘清，需要各方面的专家通力合作，进行大量艰难细致的工作。

根据上述界定，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历史上，由大运河特定环境所孕育产生的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民间舞蹈、传统技艺、民俗、民间信仰等。传统音乐如运河船工号子、传统戏剧如丁丁腔、民间信仰如金龙四大王崇拜、民俗如皂河正月初九龙王庙会等，均由大运河特定环境孕育产生，是典型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

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上船工为了进入劳动状态、统一劳动步调、提高劳动情绪而形成的专用歌曲。它是随着京杭大运河帆船航运的兴起而兴起的，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各地均有不同的船工号子，如清江船工号子曲调或激越或悠长，具有浓郁的淮安地方特色。

徐州特有的戏剧丁丁腔，根据《江苏戏剧志》的记载，明末清初地处大运河、微山湖一带的铜山利国、季堡、厉湾等经常停泊由南方往京城漕运粮食的船只，船上有很多会唱南方小调的人。当地农民耳濡目染渐渐地学会哼唱，久而久之形成丁丁腔这一戏剧形式。

金龙四大王崇拜，是明清时期伴随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和漕运的兴盛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民间信仰。[3]运河的漕粮运输，国运所系，维持京杭运河河道的畅通无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运河和黄河等河流交织在一起，水患不断，因此，封建社会时期，特别是明清以来，从官府到民间，金龙四大王作为漕河之神被隆重祭祀，各地建有数十座金龙四大王庙，形成了金龙四大王崇拜的民间信仰。

皂河正月初九龙王庙会是数百年来皂河及其周边地区群众自发参与的一项民间祭祀民俗活动，庙会的起源和运河有密切的关系。龙王庙坐落于宿迁西北二十公里处的古镇皂河，紧邻大运河，历史上是黄河和运河泛滥的灾区。清康熙年间，通过多年的努力，开通了中运河，水患大大减轻。当地百姓为了祈求神灵护佑，消除水患，每年定期祭祀水神，后来加入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的内容，逐渐形成庙会。

第二，历史在，以运河事物、运河生产、生活为表现内容的民间文学、传说、古诗词等。

和运河有关的传说或民间文学，有的反映了民众对治河功勋人物的怀念，例如宿迁大王庙供的靳辅的传说、淮安吴棠和慈禧清河县治水的传说，就反映了老百姓对治河杰出人物、漕运总督靳辅、吴棠的怀念；有的反映了治河的艰难，赞颂了劳动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寄托了治理水患的美好期冀，例如淮安水漫泗州城的传说、河督高斌陪斩的传说、扬州高邮八景传说中的耿庙神灯、常州坡的传说等。

历代帝王和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有关大运河的诗词和文章，也属于运河文化遗产。帝王所作的诗词如宿迁的“过宿迁”（康熙皇帝）、“阅河”（康熙皇帝）、“渡永济桥作歌”（乾隆皇帝）、“安澜龙王庙”（乾隆皇帝）。文人墨客的有关运河的诗词往往流传更广，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张继的《枫桥夜泊》、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徐凝的《忆扬州》等可谓家喻户晓。

第三，历史上形成的涉及运河发展建设、水工设施的地名；具有悠久历史，并有着一定知名度的与运河相关度较高的政区地名。

前者包括大运河沿线带有闸、坝、堤、工、口、渡、桥、塘、河等字眼的地名，知名的如瓜洲渡、西津渡、枫桥、清名桥、古末口、山塘、清江浦等；后者如镇江的曲阿、丹徒、京口，宿迁的宿迁、皂河、泗洪等政区地名。

第四，由运河商贸、文化交流而形成、发展或传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运河文化就是运河的流动性及所带来的交流，通过各种交通活动所积淀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4]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不是直接由运河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产生，但其存在、发展或传播却有赖于运河环境。运河商贸、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了该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传播，并可能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从较为广泛的意义上看，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属于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

常州自古以来就一直以制作篦箕和木梳而闻名，沿运河而建的“篦箕巷”，自古就是繁华之地。从运河上经过的商船到这里都要上岸买些梳篦回家，一些官员乘船途经这里，也都要买些梳篦上京进贡皇帝，常州梳篦因运河在更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得到传播，并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与漕运功能的维护本身没有直接联系，但因运河发生发展的历史而得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遗产本体构成的要素，是运河遗产保护主体。[5]

3申遗视野下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3.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文化身份的基本依据之一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千年历史的见证和运河文化的重要载体，蕴涵着运河两岸民众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他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可以说，运河“非遗”是大运河文化身份的基本依据之一。

3.2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在开凿、利用大运河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五大类，包括大运河水利遗产、大运河聚落遗产、大运河其他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生态与景观环境、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缺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遗产体系将是不完整的。挖掘、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过程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3.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活态遗产特征的体现

大运河是一种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她是一种延续千年、至今仍在使用的生产、生活方式，运河滋养了两岸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勤劳的运河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就是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和精华所在，是大运河作为活态遗产的最好明证。

3.4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运河申遗起积极促进作用

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仅仅重视运河物质文化遗产（如水利工程、历史建筑等）是不够的。罗哲文先生认为，大运河可以尝试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三位一体进行申遗。虽然有专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但毫无疑问，“非遗”可以丰富运河申遗的内容，给予运河申遗有力支撑。

随着生活、生产方式的变迁，运河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传承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非遗”开发过度商业化甚至庸俗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大运河“非遗”保护与合理利用是摆在研究者和有关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4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方式

4.1“原生境”展示式旅游开发

“原生境”原指未经人类活动扰动的生物物种繁衍、演化的自然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境”展示式旅游开发方式，就是指把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其孕育和演化的环境之中，游客仅作为外来的“旁观者”或“参与者”对其进行研究和欣赏。运河风情游就是这样一种旅游产品。[6]适合采用“原生境”展示式旅游开发方式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存、演化的环境应该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例如，运河两岸仍在举行的庙会、仍然流传的运河民间习俗等。

以宿迁皂河龙王庙会为例，每年正月初九，周边百姓都集聚皂河龙王庙，祭拜龙王神，文化展示和祭祀活动同步进行，花船、花车、舞龙、舞狮，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被列为苏北地区36处香火盛会之首，数百年来从未间断，可称得上中国民俗史上的一大奇观。这种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要采用原地保护、原地展示的方式进行旅游开发，游客作为“客人”和庙会的参与者，感受运河民俗文化的魅力。

“原生境”展示式旅游开发是对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冲击最小的一种旅游开发方式，而且有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演化的原生环境。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运河沿线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环境相关，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原生状态，有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原生境”展示式旅游开发方式并不意味着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环境封存起来，使其停留在某一发展阶段，而是要认可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所处环境的演化与变迁。

4.2博物馆式旅游开发

对于已经失去生存环境和条件，同时又适宜采用博物馆展示方式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采用博物馆式旅游开发方式。笔者建议在运河沿线选择合适地点建设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集中展示大运河非物质遗产的全貌，同时建设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博物馆，如大运河文学博物馆，收集并集中展示和运河有关的古诗词、民间文学等文学作品；大运河传统技艺博物馆，展示大运河相关传统技艺的制作工具、制作过程、工艺产品；大运河民俗博物馆，展示大运河沿线相关民俗的起源、发展与演变；大运河饮食博物馆，介绍并吸引游客体验大运河沿线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运河饮食；大运河传统音乐博物馆，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诸如录音、录像、数码化存储等方式保留运河传统音乐，等等。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博物馆的建设，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做好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评估、认定工作，保存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信息，为大运河申遗创造条件。

4.3舞台表演式旅游开发

适合舞台表演式旅游开发方式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民间舞蹈、传统技艺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强的舞台表现力，对游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例如淮安市楚州区泾口镇的泾口高跷，起源于当地先民修造渔船的劳动实践，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分为文跷和武跷两种。文跷善于列队行进，展示各种奇人怪兽的表演，武跷则长于武打格斗、翻腾跳跃，给人以奇、秀、险的艺术享受。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某些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绝迹的境地。通过舞台艺术创作，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技艺获得展示的空间，同时吸引、培养新一代传承人和爱好者。

除了上述三种方式，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方式还有很多，例如研发特色旅游纪念品、编写导游词、创造游客参与的旅游活动等，把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贯穿于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的全过程。采用何种旅游开发方式，取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类型、表现形式和存在环境。

参考文献：

[1]梁保尔，马波．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研究――概念、分类、保护、利用[J]．旅游科学，2008，22（2）：8-14.

[2]贾鸿雁．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旅游开发[J].改革与战略，2007， 23（11）：119-122.

[3]王云．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到大王崇拜[J].民俗研究，2005（2）：126-141.

[4]王健．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分层保护与发展[J]．淮阴工学院学报，2008，17（2）：1-6.

黄河非遗文化第5篇

关键词：黄帝陵；黄帝；“国祭”；故里；新郑

中图分类号：K9287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30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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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于黄帝故里所在地，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浙江、甘肃、宁夏等多种说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陕西和河南两地。尽管这个问题已讨论了多年，但至今还未有定论。虽说此问题在黄帝与黄帝文化研究中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但也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涉及到黄帝的诞生和迁徙，涉及到黄帝文化的起源和传播，也涉及到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等重大问题。为此，我们还有必要对此问题继续加以研究和探讨。

一、黄帝故里之争

近年来河南新郑一直宣称自己是“黄帝故里”，而且通过每年一次的祭拜活动，大有凝固化的趋势。那么，我们通过对“故里”一词词义的解释和有关文献记载的梳理，看看河南新郑到底是所谓的黄帝“故里”，还是黄帝由西向东迁徙途中曾经活动过的所谓的“故地”？

所谓“故里”一词，通过检索《汉语大辞典》可知，“故里”的“故”有十多条义项，其中一条义项是指“原来的”“旧时的”；“里”，《说文》：“里，居也，”是指“人所居住的地方”。两字组成“故里”一词，根据《辞海》《辞源》等辞书解释，是指“故乡”“老家”。那么，何谓“故乡”，《辞源》解释是“家乡”。从这里可以看出，家乡就是一个人出生的地方。反言之，就是人们将出生的地方才称为“家乡”“故乡”“老家”或者“故里”。非出生地而长期生活、工作的地方只能称为“故地”“故居”或“第二故乡”。

依据此解释，河南新郑就无资格称为黄帝故里。从文献记载看，与河南新郑有联系的是西晋皇甫k的《帝王世纪》，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记载黄帝与新郑的书，也是唯一一部将黄帝与有熊、新郑联系起来的书。至于《续汉书・郡国志》《水经・洧水注》《太平御览・州郡部》《通鉴外纪》（卷一）《路史・后纪五》及以后的《广舆记》《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和地方志书《河南通志》《开封府志》《新郑县志》等书所说的黄帝与新郑的有关内容皆引之于《帝王世纪》。该书在仅有一千多字的文字里，有3处涉及黄帝与新郑：一处说黄帝“有圣德，受国于有熊”，一处说“或曰：黄有熊，今河南新郑也”，另有一处说“或言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这3处文字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说，黄帝曾在今河南新郑建立过国家，即有熊国。但有一点却很明确，皇甫k在说到黄帝与新郑的关系时，并没有说黄帝出生于新郑，只仅仅说到黄帝曾在此建过都。也就是说，黄帝曾在此活动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此工作过。而皇甫谧为何只说黄帝在此建都，而不说出生于此？这说明皇甫谧对黄帝的出生地即故里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在这一点上，皇甫谧还是比较清醒的，只是把新郑当作黄帝迁徙途中逗留、活动的“故地”看待，而不是作为出生地的“故里”看待。即使把皇甫谧所说的“居轩辕之丘”的“轩辕丘”说成在新郑（实际上“轩辕之丘”指今天水一带）[1]，也只是“居”而非“生”。

如果要将活动或曾居住之地，说成是“故里”，那么，皇甫谧在其文中所提到的“阪泉”“涿鹿”“曲阜”等地，难道都可以说成是黄帝的故里吗？显然不能。既然不能将这些地方说成是黄帝故里，那么，为何一些学者要将河南新郑说成是黄帝故里呢？

其实，在皇甫谧的笔下，黄帝故里是很明确的。他在文中有两处地方说到黄帝“生于寿丘”。那么，“寿丘”在什么地方？他紧接着说：“在鲁城东门外。”那么，“鲁城”又在什么地方？他引用《山海经》的话：“‘此地穷桑之际，西射之南’，是也。”按照皇甫谧的解释，“穷桑”在“鲁北”，或云“曲阜”。今人研究，黄帝“生”于今山东说很难成立：“第一，黄帝出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当时山东是夷人的主要活动区，作为姬姓少典族后裔的黄帝怎能出生于夷人的主要活动地区？第二，从考古发现看，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人主要居住在黄河支流的二级台地上，而山东处于黄河下游，在那洪水浩荡的年代里，下游两岸怎能居住呢？在山东黄河干流两岸很少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可说明这一点。第三，从历史上看，在周成王以前，没有迹象表明姬姓势力已发展到山东境内。”[2]此说极是，说明黄帝不可能出生于山东的鲁北或曲阜。

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又说道：“以土承火，位在中央，故曰黄帝。”意思是说黄帝的名字因“五行”中的“土德”位于“中央”而来。因而，有学者以此句来证明黄帝出生于河南新郑，因新郑地处中原的中央。实际上这是“五行”说所造成的，并非事实。秦汉时，阴阳五行说大为流行，黄帝被托祀为中央之帝，太昊被托祀为东方之帝，炎帝被托祀为南方之帝，少吴被托祀为西方之帝，颛顼被托祀为北方之帝，于是，有学者视中原新郑为黄帝之居，皇甫谧也就以此说明黄帝之名的由来。赵世超说，这套由阴阳学家按照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想所铺排的五方帝并不能证明黄帝出生地就在新郑，而充其量只是一种黄帝文化而已。此说甚确。

那么，黄帝的出生地应在哪里？实际上，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已透露出了端倪。他说：“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皇甫谧在这里所说的黄帝“生于寿丘”的“寿丘”，一说指今黄陵县的长寿山，位于黄陵轩辕庙东南、黄帝黄城巽宫――郭家洼背后的桥沟塔；一说在古秦州即今天水（《清一统志》卷二十）。皇甫谧所说的“长于姬水”，实际上早已存在于《国语・晋语四》里，其书说：“昔少典娶于有f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今人以此记载认为，炎帝和黄帝是由父族和母族分裂出来的两个通婚的“双胞族”，这也被长达上千年的姬姜二族的联姻关系所证实[3]。既是两个通婚族，在那交通极为不发达的原始时期，他们的居住地肯定离的不会很远。郦道元在《水经・渭水注》里解释“炎帝以姜水成”的“姜水”时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说明“姜水”为宝鸡渭河的一条支流，即今清姜河或河[4]，@已成为学界的共识[5]。既然“姜水”为宝鸡渭河的一条支流，再加上以宝鸡为中心的泾渭流域丰富的黄帝传说、众多的黄帝遗迹和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5 000～6 000年）庙底沟类型的文化遗存。因此，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姬水应该离姜水不远，也是宝鸡渭河流域的一条水，即流经今麟游、经武功而入渭河的漆水河或为流经岐山、扶风的岐水[1]；一说为流经黄陵县城的“沮水”； 或有《水经・渭水注》说：“黄帝生于天水，在上城东七十里轩辕谷。”《路史》罗苹注云：“寿丘在上。”清人梁玉绳在《汉书・人物考》亦说：“以戊巳日生黄帝于天水。”在今北道区杨家山有条沟，当地人叫轩辕谷，其山上有炎黄庙；有说在今清水县东七十里有条沟亦名轩辕谷（当地民间称“三皇沟”），其谷底为轩辕溪，当地传说黄帝就出生在这里，历代有黄帝庙祭祀。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如有说为渭水，黄帝“在渭水及其以北”，炎帝“在渭水以南”，二者都居住于氐羌之地的东部；有说为渭水与湟水之间的一条水，即今甘肃临夏的姬家川，等等。

尽管说法各异，但宝鸡、黄陵、天水、清水均地处渭河流域的中上游，属于关中、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东西直径相距不过三四百公里。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圈。从泾渭流域出土的大量仰韶文化遗址，以及留存在此地大量的黄帝和炎帝遗迹，大量有关黄帝和炎帝的民间传说就说明这一问题。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出”，从漆水河到沮水河一带可能就是黄帝的出生地，即故里。故《淮南子》曾云：“轩辕丘在西方。”因而，张岂之在《黄帝与陕北黄土高原》一文中“黄帝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黄帝族主要活动于陕北黄土高原”“黄帝逝世后安葬于陕北黄土高原”“后人祭黄帝陵于桥山”等论断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将黄帝出生地“寿丘”“轩辕谷”“姬水（河南有学者认为姬水为新郑的一条水“水”[6]，有说为流经新密、新郑的“溱水”或“洧水”）”，说在河南新郑，那么，黄帝与“以姜水成”的“双胞族”炎帝通婚，岂不是离得太远了吗？

二、考古资料中的黄帝故里

我们知道，现在学界一般认为，黄帝属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即5 000～6 000年前后。若从考古学文化的类型看，黄帝时代属于庙底沟文化及其以后。以仰韶文化和庙底沟文化为背景，通过考察河南郑州、新郑和陕西宝鸡、黄陵仰韶文化遗址，我们很难得出新郑为黄帝故里和黄帝在此建都、建国的结论。

根据许顺湛在《豫晋陕史前聚落研究》一书所提出的聚落和聚落群看，他将聚落群分为大、中、小3个级别：10个聚落遗址以下的为小聚落群，11～20个聚落遗址为中等聚落群，21个聚落遗址以上的为大聚落群。在一个聚落群中又分为4个等级：50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称为特级聚落，30万至49万平方米的称为一级聚落，10万平方米至29万平方米的称为二级聚落，9万平方米以下的称为三级聚落[7]。以此为划分标准，许顺湛将河南全省685处仰韶文化遗址（不含零星遗址），划分为37处聚落群。在有黄帝记载和黄帝文化遗迹传说的郑州、三门峡分别为：郑州辖区有4个聚落群，128处聚落遗址，其级聚落3处，一级聚落7处，二级聚落17处，三级聚落101处；三门峡8个聚落群，153处聚落遗址，其级聚落6处，一级聚落8处，二级聚落21处，三级聚落118处。具体落实到新郑，根据许顺湛的划分，新郑―新密为一个聚落群，即双洎河聚落群，共计有聚落38处，其级聚落1处（新郑观音寺唐户遗址，50万平方米），一级聚落1处（新郑薛店镇岳庄遗址，30万平方米），二级聚落2处（这两处均在新密境内，1处为248万平方米，另1处为195万平方米），三级聚落34处，面积均在9平方米以下。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此聚落群中的新郑发现有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仅有9处。

关于陕西的聚落和聚落群，许顺湛将全陕西省1 918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分为74个聚落群[7]。其中在有黄帝记载和黄帝文化遗迹传说的宝鸡、延安分别为：宝鸡辖区划分为13群539处聚落（不含零星遗址）遗址，其级聚落8处，一级聚落8处，二级聚落61处，三级聚落462处；延安辖区划分为14群545处聚落遗址，其级聚落7处，一级聚落22处，二级聚落78处，三级聚落438处[7]。在宝鸡、延安两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庙底沟类型的遗址占到380处。具体到黄陵县仰韶文化聚落群，在10个乡镇发现35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半坡类型遗址5处，庙底沟类型遗址19处，其余未判定类型。这些遗址主要集中在县城的东部洛河及其支流流域。其级聚落遗址是庙底沟类型遗址，即田庄镇赵卓遗址，面积为50万平方米；一级聚落遗址2处，一处遗址未判定类型，一处为庙底沟类型；二级聚落遗址8处，其中半坡类型遗址1处，未判定类型的2处，有5处属于庙底钩类型；在24处三级聚落遗址中庙底沟类型遗址（12处）占了一半。很明显，这个聚落群是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7]。

上文中，我们根据许顺湛提供的资料，分别选定了陕西、河南两省所辖的均传说有黄帝遗迹和黄帝文化的两个市及所属的县市作为对象，对史前仰韶文化及庙底沟类型的聚落和聚落群进行了比较。从比较结果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其一，考古学很难支持河南新郑为黄帝故里和黄城。从上面的统计来看，河南全省未有100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遗址，聚落遗址的数量仅为陕西全省聚落遗址数量的三分之一强。仅在关中就有聚落群44个，聚落遗址1 162处，比河南全省多出百分之四十。陕西最大遗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耀县石柱塬遗址），聚落遗址级别也远超河南。所属的市县聚落群也不及陕西所辖市县聚落群的百分之六十。具体到黄陵、新郑分别为：黄陵有35处聚落遗址，其中庙底沟类型19处，而新郑仅有9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最大遗址仅为50万平方米，连同其辖区的巩义共有3处，最大为100万平方米。而黄陵最大聚落遗址也是50万平方米，但连同辖区洛川共有5处，最大为150万平米（杨舒乡飒盘遗址）[7]。所以，《西省志・黄帝陵志》写道：从黄帝陵周围考古发现说明：“黄帝陵所在的今黄陵等地区是远古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这里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这为黄帝的‘人文初祖’地位，提供了具体的考古学背景证据。”[8]

对一个“君临天下”的华夏集团盟主黄帝和黄帝族来说，与新郑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面积是极不相称的。所以说，从考古学文化来看，很难支持河南新郑既是“黄帝故里”，又是“黄城”。而要寻找黄帝故里和黄城应在陕西渭河流域的宝鸡、延安一带着手。这已从徐旭生、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白寿彝、张岂之、沈长云等人的研究中反映出来。

其二，关中、延安是陕晋豫相交的金三角的第一角。对这一点，许顺湛在其书中做了较为充分地论述。他说：陕、豫、晋相交的金三角，一直为研究仰韶文化的学者所关注。关中及延安地区是金三角的一角，在这个地区已判定为庙底沟类型的遗址共380处，未判定类型的仰韶文化遗址还有1 000多处，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可能还有庙底沟类型遗址被发现。现仅依据已确认的380处庙底沟类型遗址来分析，在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20个聚落群中有特级聚落15处，其面积均在50万平方米以上，最大的达300万平方米。有人研究，一万平方米可能就有一个氏族。最保守说，陕西庙底沟类型的总面积要在4 000万平方米上下，当有4 000个氏族。以两万平方米是一个氏族计算，也应有2 000个氏族。如果将未判定类型的可能是庙底沟类型的聚落估计在内，其氏族数量将会更大。有2 000多个氏族组成的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族团生产生活在关中及延安地区长达500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族团！“这样的聚落具备了古国的规模，也就是说出现了邦国，最大的聚落遗址可能就是邦国的国都所在地。”从这些遗址和遗存看，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和礼制的制度化，这是文明曙光的初现”[7]，许顺湛说法甚确。虽在这段话里，未指明“邦国的国都”，但联系有关黄帝的文献记载和黄帝传说、遗迹，不难想象，这个“邦国的国都”很可能是黄帝所建邦国或黄帝的国都。

第三，反映了陕西关中和陕北延安地区在中原文化中占有中心或核心地位。中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广义的中原是指陕、豫、晋相交之处，即关中、豫西、晋南这一带。在历史文献中出现的中原，大凡是指广义。所以，当我们现在谈中原古文化，尤其是史前新石器文化，不能舍弃陕、晋而仅谈豫即狭义的中原。如此，就会对其他两地的文化地位做出不恰当或有失公允的评价。

最近，有学者在中原六省召开的一次炎黄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说：“中原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的中心区在‘天地之中’河南郑州一带，这里是‘黄帝文化’的发源地，‘黄帝’从这里走向‘四方’，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开启了‘早期中国’的国家文明史。”[9]另有一位湖北的学者在发言中说：“在学术界大谈文化多元论的时候，笔者仍然认为中华文化以华夏核心圈为主轴，而河南文化处在核心中的核心。”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是从河南出发的，这里是大本营，是文化的摇篮。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他不说，以上面列举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聚落群和聚落遗址就看得一清二楚。这里，仅就龙山文化来说，河南全省龙山文化聚落遗址1 395处，其中豫西为580处，郑州市辖区为131处，4个聚落群[7]；而陕西全省有龙山文化聚落遗址2 116处，其中关中有691处，延安市辖区655处，16个聚落群，仅特级聚落就有7处，榆林市辖区有741处，12个聚落群，仅特级聚落就有8处[7]。许顺湛还特别提出神木龙山文化聚落群中的石峁遗址（内城面积235万平方米，外城面积425万平方米），其规模远大于与其年代相近的良渚古城（300万平方米）、陶茅古城（270万平方米）。它是目前所知中国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古城，而且是石砌的。许顺湛认为：“这绝对是一个邦国所在地。”

从以上所列举两地龙山文化遗址的数字就清楚地看出，能说“中原龙山文化”的中心区就在“‘天地之中’的河南郑州一带”吗？河南文化是华夏核心圈中“核心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大本营”，是“文化的摇篮”吗？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另外，从上文中陕西比河南聚落遗址多，关中比豫西聚落遗址多，豫西比豫东（154处）聚落遗址多的情况，也反映出了中国史前文化的走向，是由西向东逐步推进和发展的。这也符合中国大地上早期人类迁徙是与河水流向平行的规律。同时，我们还可看出一个历史事实，为什么河南的龙山文化仅为陕西的一半强一点，与陕北（延安、榆林）不相上下，反映了当时地处中原的河南置黄河两岸，正是处在大禹治水前夜的洪水时期，人类居住相对来说要少，而延安、榆林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地势高亢，不易遭受洪水淹没，所以聚落遗址比地处渭河两岸的关中还多。这也正好说明当时龙山文化时期的中心区不是在“河南郑州一带”，而是在陕西关中、陕北一带。

三、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

最近，有学者以所谓“拜庙不拜陵”为缘由，提出要将河南新郑黄帝拜祖大典提升为国家祭祀，即“国祭”，黄帝陵由地方政府继续举办祭祀。如果不是抱有某种“偏见”，就是对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形成历史的“无知”。

我们说，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是历史形成的结果。最早祭祀黄帝是公元前422年，即秦灵公三年在今陕西宝鸡的“吴阳”（吴山之阳）“设上，祭黄帝；设下，祭炎帝”（《史记・封禅书》），这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黄帝“国祭”。到了秦汉时期，秦朝和汉朝统治者以祭“五帝”为由继续将黄帝列入“国祭”。在、坛、郊、庙等祭祀的同时，秦汉以后，开始了陵祭。《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封禅书》又载：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从此以后，在黄帝庙“国祭”黄帝之外，又增加了在黄帝陵“国祭”黄帝这一项。

据文献记载，“黄帝陵”之名是由唐李泰在《括地志》中首次提出。至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州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从之”（《册府元龟》）。坊州（后改称中部县），即今陕西黄陵县。可见，于坊州黄帝陵庙致祭黄帝，始于唐大历年间。至此以后，在中部县黄帝陵庙祭祀黄帝被列入“国祭”，成为国家公祭黄帝的一种行为。至宋代又制礼，三年一享，以仲秋之月，牲用大牢，祀官为本州长官，祝版请御署。金代改为依期降祝版，不御署。明清时期多由朝廷遣官祭之。最后由礼部议定35处帝王陵寝进行祭祀，其中要求中部县祭祀黄帝陵。 同时废除各地“三皇庙”和“十大医师的祭祖”礼制，桥山黄帝陵被列为国家祭祀的圣地，要求每次祭陵的祭文、祭祀日期、祭品名称、数量和主祭、陪祭官员姓名都要刻石立碑。至今在黄帝陵庙还保存有明太祖、成祖、宣宗、代宗、英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等皇帝遣使到黄陵致祭的碑文。清代对黄帝的祭祀除了在中央历代帝王庙由皇帝主祭外，在黄帝陵庙祭祀，多由皇帝派遣专员进行，见于记载的先后共有30次。因主祭官员均由皇帝派遣，所以，黄帝陵庙祭祀也都带有国家公祭的性质。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他以大总统身份亲笔撰写祭文。这实际上也是“国祭 ”。中华民国时期，在黄帝陵庙共有26次祭祀，其中以中央名义进行的祭祀11次，以国民政府名义进行的祭祀10次。民国26年（1937）四月五日清明节，国共两党在黄帝陵前举行了共祭仪式。中共方面的祭文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亲自撰写。这些祭祀也均为“国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955年至1963年，公祭黄帝陵由陕西省人民政府领导人主祭。在中断了16年后，1980年恢复。1994年起，每年都邀请有国家领导人与陕西各界人士参加公祭。1996年中办8号电文规定，从今年以后，每年黄帝陵庙祭祀不再由陕西省政府出面邀请国家领导人出席，而由中央直接派遣。自此以后，黄帝陵庙的祭祀就完全成为国家公祭的一种行为，而不是地方性的祭祀活动。

这种国家祭祀，还体现在历朝历代由皇帝下诏、朝廷筹资或由国家出资、出政策对黄帝陵庙的整修上。自汉代立庙，唐代扩建，宋代迁址，一直到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大小重修、整修黄帝陵庙30多次。

根据《册府元龟》记载，最早一次是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代宗采纳了~坊臧希让的建议，重修和扩建黄帝庙。经过两年的施工，于大历七年（772）竣工。到了宋代，据《陕西通志・艺文志》录存的宋李P《S帝庙碑记》载：宋太祖开宝五年（972）赵匡胤下诏，对包括黄帝陵在内的前代功德昭著的帝王“庙貌坠而享祀寂寞”者，“当命有司，遍加兴葺”。于是，黄帝陵庙得到了重点修缮，增加了庙院、山门、过亭和大殿。为了不受沮河水的侵袭，便于祭祀，将原庙迁至桥山东麓。元至正元年（1341），元惠宗降旨，重修了由大火焚毁的保生宫，并对整个黄帝陵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明代先后对黄帝陵庙进行了6次整修。第一次为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在派大臣考察得知黄帝陵庙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后，旋即下旨由朝廷拨出银两，派专人负责修缮。随后，明太祖还在黄帝陵设立五品护陵官。明洪武七年（1374）降旨，在轩辕庙大殿内塑黄帝像。嘉靖四十二年（1563），见庙中道人生活困难，免除黄帝庙地税，以后历朝历代沿用。并在这一年，还降旨拨银400两，修缮黄帝陵庙。以后的天启元年（1621）、崇祯九年（1636）两次由朝廷拨出银两，对黄帝陵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建。修整后，黄帝陵庙“栋宇辉煌”“烨然改观”。清代分别由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下诏，先后对黄帝陵庙重修了12次。这在《重修轩辕黄帝庙碑》《重修轩辕黄帝庙募缘序》等碑文中均有记载。中华民国期间，黄帝陵庙先后得到国民政府和有关方面人士的4次整修。分别对黄帝陵道路、围墙、碑林等进行了修缮。设立了黄帝陵庙管理所、古物陈列室、奉祀官等。在进一步完善黄帝陵庙硬件设施的同时，对其软件也做了进一步完善[9]。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进行了大小8次整修。最早一次是1956年，根据陈嘉庚的建议，由时任国务院总理落实，对黄帝陵祭祀亭、陵墓砖花墙等进行了修缮和新建。随后还委托郭沫若题写了“黄帝陵”。在1959、1963、1964等年份又进行了几次修缮。最近规模最大的一次整修是从1992年开始，分两期工程，前后历时12年。从整修规划的制定、资金的落实等方面都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心，中央部委、全国各省市的支持。第一期工程，国家计委拨款500万元。1990年，在整修未正式开始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同志在陕西视察期间，就对整修黄帝陵庙作出明确指示：“一定要把黄帝陵整修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整修后的黄帝陵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规模都要大，建筑都要宏伟[8]。

为了加大对黄帝陵的保护，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古墓葬第一号”，号称“天下第一陵”。2006年黄帝陵祭典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又被确定为全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

四、结语

2004年，在深圳一次座谈会上，一位曾十多次到黄帝陵参加祭祀活动的著名港商叶嘉星说：“我们炎黄子孙祭拜始祖，一定不要拜错了地方。”看似很普通的话，却表达了海内外炎黄子孙一个十分真挚的心愿――黄帝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祭祀黄帝的圣地。这是历史的选择，国家的选择，民族的选择，全球每一个华夏儿女的选择。是任何人毋庸置疑或难以否定的。

参考文献：

[1][WB]何光岳炎黄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2][DW]刘宝才，韩养民黄帝文化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3][DW]霍彦儒陕西省志・炎帝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4][DW]霍彦儒孺子文集[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5][DW]霍彦儒炎帝故里[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6][DW]刘文学黄帝故里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

[7][DW]许顺湛豫晋陕史前聚落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

黄河非遗文化第6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嫘祖文化 保护开发

一、嫘祖文化的渊源

（一）嫘祖传说

嫘祖又名“雷祖、累祖”，传说为西陵之女，是传说中的北部首领黄帝的正妃。嫘祖生了玄嚣，昌意二子。《史记》中记载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妻，她教民养蚕，冶丝茧以供衣服，被称颂为“中华之母”、“先蚕娘娘”等等。

相传嫘祖上山采撷野果时，发现树上挂满了白色小球，摘下来，咬不动，嚼不烂，带回去后放到锅里煮，怎么也煮不烂。拿着棍子一搅，发现棍子上缠上些像头发似的白丝，很结实。一天，她被一张蜘蛛网蒙住脸，不知何物，便跑到小河边看，像蒙了一层纱。经过观察，发现蜘蛛和蚕都会吐丝。她受到启发想把蚕丝也织成网，经过不断的尝试，嫘祖把蚕丝织成了纱，此举受到黄帝的赞赏。遂派人向西陵酋长求婚，迎娶嫘祖。嫘祖亲自养蚕，并把养蚕方法交给民众，养蚕织布这一技艺随着黄帝的南征北战传遍五湖四海。嫘祖辅佐黄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协黄帝而教民，化蚕丝而为衣，为统一中原，奠立国基做出很大贡献。

关于嫘祖这位蚕神娘娘的传说还有很多，如：“蚕神献丝”、“天神化蚕”等，这些神话传说都把养蚕的创始人说成是嫘祖。无论采取哪种传说故事，嫘祖的“蚕祖”地位是无可非议的。

（二）嫘祖故里――西平

历史记载嫘祖乃西陵之女，而西陵即西平也是有案可察的。西平县县名的来历，一般都采信郦道元《水经注》中的“西陵平夷”之说。《水经注》载，西陵：“县，故柏国也。”汉时西平就由西陵改称而来，古柏国地称为西平。由此推断，嫘祖故里应该是西平。

且相关文物的出土更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西平县文物管理部门在该县西部吕店附近考察时，在当地农民所种的麦田中发掘出了纺锤、鼎足、石斧等诸多文物。据专家考证，这些文物均属仰韶文化晚期，与蚕神嫘祖所处的年代相吻合。

2007年6月，“中国民间文化之乡”专家组一行专程赴河南西平县，对该县申报的“中国嫘祖文化之乡”进行评审验收。经过检验，专家组一致认为，西平县是嫘祖故里，是中华民族植桑养蚕、缫丝制衣文明的发源地。2007年7月，河南西平被授予“中国嫘祖文化之乡”、“中国嫘祖文化研究中心”的称号，并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三）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嫘祖祭典

嫘祖祭典，是西平县千百年来祭祀先蚕嫘祖的典章，起源于嫘祖的降生地西平县吕店乡董桥村，此典章被集中收集在《嫘祖祭典》中。流传在西平县的《嫘祖祭典》，已被收录在“ 2006年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嫘祖文化产业开发的意义

（一）文化资源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嫘祖是中国蚕桑丝织的发明者，是中国纺织技术的象征。嫘祖发明的丝织技术对探究中华文化史及科技史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嫘祖故里”的开发，也有利于炎黄子孙寻根问祖，增强民族凝聚力。

其次，河南省地处中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入发掘嫘祖文化内涵，并加以大力弘扬，对打造“文化强省”，促进中部崛起具有战略意义。

（二）经济效益

搞好嫘祖宣传，打造嫘祖形象，可以提高河南省的知名度。这也是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优秀的嫘祖文化将为西平的旅游业注入新鲜血液，使其更有内涵魅力。旅游业的发展将促进经济发展、吸引外资。

（三）教育意义

如果说黄帝是“中华民族之父”，那么，嫘祖堪称“中华民族之母”。在她身上体现出的女性光辉值得称颂；敢于尝试的精神值得推崇；和谐的思想为后世沿袭。

三、嫘祖文化的传承及保护现状

（一）嫘祖文化的传承

文化的传承不是单纯地挖祖宗遗产，而是要吸取真正的民族文化精髓，发扬文化精神。嫘祖文化的传承也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更要深入挖掘其精髓。

嫘祖文化内涵丰富，概言之：传道授业；倡导人伦有序、兴家立业；协和百族的大一统思想；和谐观念等。在之后的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嫘祖文化的内涵不断得到继承、发展和创新。如：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以及当今社会的和谐观念。

（二）嫘祖文化的保护现状

嫘祖文化源远流长，其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西平的嫘祖祭祀仪式完整、富有特色。西平县民间祭祀嫘祖活动一年二次：农历三月初六，纪念嫘祖冥诞 ；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节，新茧上市谢蚕神。祭祀先蚕冥诞仪式较为隆重，而小满节祭祀活动要简约一些。但都要唱三天大戏，庙会上有说书的、卖东西的等，非常热闹。

据悉，西平县在董桥遗址规划嫘祖墓园、嫘祖宫等项目，在县城建设以寻根祭拜、农耕文化展览、旅游观光等为主题的大型嫘祖文化公园，试图恢复植桑养蚕、丝绸、等传统产业项目。

该县还大力开展文化创意活动，申报将三月初六设立“中华母亲节”‘与黄帝故里每年一度的拜祖大典南北呼应，举办每年一度的 “中华母亲节”庆典活动，以此来弘扬嫘祖文化、推动嫘祖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对嫘祖文化开发的建议

首先，西平县对嫘祖文化的开发较晚，其资源尚未充分开发利用。针对这一缺陷，所以要加强建设开发的力度。

其次，嫘祖的形象虽已形成，但是知之者还很少，所以要加强宣传力度。要对全民进行嫘祖文化的宣传，尤其是青少年。可以围绕嫘祖文化展开收集与嫘祖、丝绸有关的传说、轶闻趣事等集录成书，或者拍成电影、动漫等这些人们喜欢的方式传播，让大小老少都能接触到“中华之母”。

最后，申报的“中华母亲节”要有特色，既要彰显出嫘祖文化的特色，又要显现出西平本地的特色，做到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黄河非遗文化第7篇

《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记》：“盘古之君，龙首蛇首，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

《尚书·吕刑》注：“九黎之君，号曰蚩尤”；唐陆德明《尚书释文》引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战中策•秦策一》高诱注：“蚩尤，九黎民之君子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孔安国语：“九黎君，号蚩尤是也”。

我们知道盘古完全是人为创造的一位创世大神，所以真正为传说部落首领、领袖人物称“君”者，实际只有蚩尤一人。其他“三皇五帝”从遂人、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到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均称“皇”称“帝”，乃至女娲、共工、祝融亦如此，各自居于不同的“三皇五帝”谱系中。蚩尤是一个例外，没有进入任何一种“三皇五帝”谱系，非“皇”非“帝”而为“君”。蚩尤在古书中的这种称谓显得很另类，根据这种另类的称谓“君”去探索蚩尤和蚩尤裔的文化，按理说是顺理成章或可能的。

古有三苗国，在长江流域。

《战国策·魏策二》：“苗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吴起列传》：“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韩诗外传》卷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三苗“在彭蠡、洞庭之野”。这些说法大同小异，但可判断，三苗国、三苗族当主要居于今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

今苗族主要居于云、贵、川、湘交界地区，而其族源可上溯至三苗、九黎和蚩尤。龙文玉《苗族与楚族》说：“湘西苗族《迁徙歌》中，自称祖先从江汉流域的苗国迁过来的”（龙文玉《苗族与楚族》，《求索》1982年第2期）。蒋南华《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报道：“生活在贵州各地的苗族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江西彭蠡和湖南洞庭湖一带迁徙到贵州的。在他们今天的表葬习俗中，还流传着护送死者灵魂返回洞庭湖老家的巫祝活动”，而洞庭湖地区，正有一著名的“君山”。不仅如此，“传说洞庭湖中的君山，原名苗山，是苗族先人休养生息的地方”（蒋南华著《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165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君山”将蚩尤、古三苗与今苗族联结在一起，或证古三苗与今苗族确为蚩尤后裔，或证以“君”之称去探寻蚩尤和蚩尤裔文化、遗迹确有可行之处。

俞伟超先生认为，以江汉平原为分布中心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当为三苗文化（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杨新改、韩建业通过对“禹征三苗”及江汉平原史前考古学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据古书载，尧、舜、禹时期屡伐三苗，因此可推断，三苗族、三苗文化在长江流域也有一个南迁过程，即早期在长江以北，后迁至洞庭湖、鄱阳湖地区。

据考古学，屈家岭文化最初是由分布于江汉东部地区的油子岭一期一类遗存而来，而后者实际上是在钟祥边畈早期一类遗存的基础上，融合了大量大溪文化因素而形成。由于与边畈早期一类遗存最近似的先行文化为仰韶文化后岗类型，所以学者推测前者极可能是后岗类型的人们南向移居的结果（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后岗类型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地区，苗族有大量的传说、史诗讲述其祖先蚩尤在黄河流域、在北方与炎黄发生战争而失败，导致蚩尤裔南迁，传说与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关系吻合。

蚩尤为九黎之君，说明“九黎”与蚩尤同时，而“三苗”年代当晚于“九黎”，《国语·楚语下》说“三苗复九黎之德”亦可证二者年代有先后。三苗国、三苗族在长江流域，传说中的炎黄蚩战争发生在北方“冀州”而不在长江流域，所以蚩尤文化、九黎族可能与后岗类型有关。后岗类型分布的地区，正是蚩尤遗迹、九黎族遗迹最多的地方：蚩尤冢集中分布在河南东北部、山东西部如河南台前、山东巨野、汶上等地；古代黎国、黎地则集中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黄河沿线，如山西黎城、潞城、长治、壶关一带为春秋时黎国所在，汉之魏郡有黎阳在今河南浚县，东郡有黎县在今山东郓城县西。后岗类型之处，都与蚩尤事相关：如后岗类型分布到山东地区，古史传说中有“蚩尤伐空桑”一事，后岗类型影响远及今河北涿鹿、北京延庆一带，那里有不少与蚩尤、黄帝相关的遗迹、传说。

但是炎黄蚩战争并非发生在今之河北、冀西北：

其一，如果以西水坡45号墓死者为被杀之蚩尤，其年代在前4500年左右。按后岗类型为蚩尤、九黎族文化，则半坡类型当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当为黄帝文化（炎黄为徐旭生所说之“华夏集团”，应在陕、晋、豫地区）。在前4500年左右，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及其先行文化均未发展至今日之冀中、冀西北涿鹿、阪泉一带，故炎黄与蚩尤之战无从说起。

其二，后岗类型的年代约为前4500—前4000年，可以考虑前4000年左右蚩尤族为炎黄所战败，然后蚩尤族南下长江流域或四散而去。按苏秉琦先生认识，考虑辽西地区红山文化为黄帝文化，然后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均视为炎帝文化。在前4000年左右，半坡类型基本上已消亡为庙底沟类型所取代，北上与红山文化交汇者仅庙底沟类型，但二者相较庙底沟类型的繁盛非红山文化可比，是前者进入辽西影响了后者，而非后者南下影响了前者，这与传说中的黄帝胜炎帝基本史实不合。后岗类型的主要分布区为豫北、冀中南，无论红山文化或庙底沟类型均未对此区发生重要影响，亦未在此立足，故谈不上炎黄联合战蚩尤一事。

其三，侯仁之先生据古代地理条件推断，认为太行山麓以东的大平原为洪泛区，曾经存在大面积的沼泽，不利于古人类居住（侯仁之《地的与实践》141--1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邱维理等以河北内丘、肃宁两种类型的沼泽沉积剖面为依据，华北平原古洪水特征及其对古代人类活动的影响，认为距今7000--4000年间，华北平原洪水频繁，洪泛沼泽影响时间较长，形成湖沼众多、不利于人类活动的自然环境。为避免洪水的侵袭，古代人类选择地势较高的山前洪积台地或人工修筑高台居住，使得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分布在山前地带，并且具有“高台文化”的特点。华北平原考古文化遗址呈现自山前至平原，时代由早到晚的分布特点，平原内部直到春秋、战国以来的考古遗址才逐渐增多（邱维理、李容全、殷春梅《华北平原全新世古洪水及其对古代人类活动的影响》，全国第六届考古学术会议论文）。华北平原史前时代这种差强人意的生存环境，不当是大规模的炎黄蚩部族争战之地。

其四，苗族关于炎黄蚩战争的神话传说多是讲战争发生在浑水河边的蚩尤坝上，此“浑水河”学者一般理解为即黄河，又将其定位于黄河中、下游。据此判断，炎黄蚩战争应是在黄河两岸，而不当是今日之冀中、冀西北。但战争发生在黄河中、下游两岸也讲不通。流传于贵州关岭一带的苗族传说《蚩尤神话》将蚩尤与黄龙公、赤龙公（即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称为“打龙之战”（这证明蚩尤族憎恨龙。贵州施洞地区苗族龙舟节正是起源于苗民对恶龙的憎恨，参见钟凯琼《贵州施洞地区苗族龙舟节》，《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18日），其中称黄龙公的兵将被蚩尤打败了不甘心失败，过了一段时间又兴兵逆“黄河”而上，再次进犯蚩尤族。这证明黄帝族居“黄河”下游。战争如发生在豫、鲁黄河两岸，则黄帝族是从海上或山东地区向上游的蚩尤族进攻，这与古史传说的基本面相违，因黄帝族的大本营不可能在山东地区或海上。

其五，诸先生补《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田千秋上书曰：“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叛父，黄帝渡江。”杨汉先《贵州省威宁县苗族史传说》讲蚩尤与黄帝之间的战争说，敌人（黄帝方）乘七十只独木舟及七十对大析船渡江而来，作了七层的包围，战争展开在图南玉末河边的公牛关。这些是关于炎黄蚩战争的极为贵珍的资料：大河才可称江，因此战争发生地绝不在今日之冀中、冀西北，当然这个“江”也不是指长江，而应是指黄河、浑水河（因黄土高原为风沙、尘土堆积而成，且由于黄土侵蚀，故黄河、渭河在新石器时代也当为浑水河，只是浑浊程度不及历史时期）。但是“黄帝渡江”也不是指豫、鲁间的黄河段，因在整个后岗类型期，豫、鲁黄河两岸都找不出哪种考古学文化可附会为黄帝文化。

黄河非遗文化第8篇

关键词：原始农业 微卫星标记 PCDX 基因

迄今为止，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以河北武安的磁山文化遗址为最早，距今8000~7000年，接着的仰韶文化遗址分布范围最大，距今6000年。此后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都在距今6000~4000之间。这些遗址出土的代表性谷物是黍和粟，也有少数的稻谷，但时间偏晚。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为最早，距今8000年，其次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肖山湘湖跨湖桥遗址，距今约8000~7000年。长江流域以南距今6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累积已达130余处，代表性的谷物遗存是稻谷。此外，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稻谷遗存，其年代距今9000~8000年，但在江西的仙人洞遗址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还出土有距今12000年以上的稻谷，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也有类似早的稻谷出土。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已知的早期原始农业遗址的年代总是南方早于北方？是否更早的时候，即原始农业之前的采集狩猎时期，北方人是从南方迁去的？如果说是，则南方又从何而来？人种迁徙和语言起源演变的最近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从世界农业起源的视角进行重新的思考。

一、中国人种来源的新见解

据《自然》（NATURE) 杂志的报道 ，褚嘉佑等13人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源流关系及与世界各民族的进化关系，用15~30 个微卫星标记，测试中国18个省市28个样本（內4个为汉族，24个为少数民族群落）的遗传变异检验 ；并以同样一套微卫星标记，测试4个东亚、2个印第安人、1个澳大利亚人、1个新几内亚人、4个高加索人、3个北美洲群体样本作对照，又按结果绘制了种系发育树模式。这个系统发育树的树根把非洲与不是非洲的种群分开来，所有东亚种群相互聚合在一个类群，与它们最近的遗传种群是印第安人，然后是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人。

东亚种群中，南方种群（S）有三个类群：S1，S2，S3；北方种群（N）两个类群：N1，N2。根据这个模式，S1与S2的遗传关系最密切，S1，S2与S3的遗传关系次之；S1，S2，S3与N1，N2的关系又次之；与S1，S2，S3及N1，N2都有关系的是印第安人（30000--15000年前，表明印第安人是由东亚种群迁徙过去的），至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人则是早于东亚种群即迁往澳大利亚和新几点内亚的，故与东亚种群的关系较远（图1，略）。

褚嘉佑及其合作者们的结论是：起源于非洲的的现代人类，组成了现代东亚人的基因库的绝大多数。根据这个研究结果，现代人的祖先约在距今50000～40000年前开始走出东非大峡谷，向东和向西迁徙。其往东的迁徙路线可能是先到中东，再经现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到中国南方，到达南方的这些迁徙人群，一部分停留下来，另一部分继续向北方迁徙。由于他们彼此隔离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南北人群在遺傳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北方人群比较单一，南方人群比较复杂，便是人种自南向北迁徙而不是自北向南迁徙的证据。

最近对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中完整的颅骨测量，并进行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贾湖遗址的颅骨特征与长江以南的新石器时代的颅骨特征，共17组，具有明显差异，分属北部和南部两大地区类型 。北部类型包括11组，南部类型有5 组，另一个外贝加尔组为孤立的组（图2，略）。

贾湖人的种族特征明显属于亚洲北部的蒙古人种类型（包括北亚和东北亚类型）特征，与同时代同地区（今河南境内）的居民最为相似，与黄河下游的居民（今山东）有密切关系，同属一个类型。

联系中国古史的传说来看，古史传说认为华夏大地主要生存着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沿着黄河东进，散布于黄土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华夏内部又分为黄帝和炎帝两支，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黄帝是五帝之首，夏（禹）、商（契）、周（弃）的始祖都与黄帝有关，因而被认为中华先民的共同始祖。东夷集团活动于今山东、河南东南、安徽中部一带，传说中的太皡、少皡、蚩尤、伯益、后羿等都属于这个集团。苗蛮族主要活动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三苗、驩兠、祝融氏等属于这个集团。

如果说，贾湖遗骨聚类分析中的南北两大类群，与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所划分的北方种群及南方种群有一脉相承的启发，那末，古史传说中的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内部和集团之间的战争融合，则意味着 贾湖遗骨的聚类分析中的贾湖组与河姆渡组等已经被南北类群互相接触融合所取代，接着进入有史记载的时期。南北的交流是越到后来越明显，表现在新石器时期所见的考古遺存上，而稻谷正是在这个阶段陆续传入北方。

人种学的比较研究指出，黄河上游和中游新石器文化居民的体质有明显的差异，上游甘青地区的居民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中的华北人比较相近。中游仰韶文化的居民，比较接近现代蒙古人种中的东亚和南亚类型，其中某些特征可能更接近南亚南亚类型，或可视为继承了旧石器晚期智人的特征。长江中下游浙江河姆渡遗址的人骨有蒙古人种特征，又与现代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特征相似，以蒙古人种的特征较弱。河姆渡、河宕、曇石山组与仰韶文化居民的骨骸虽然都与现代南亚类型接近，但在程度和形态组合上并不完全一致。广西桂林甑皮岩的头骨也反映出接近南亚类型，可能与浙、闽、粤沿海的新石器居民有更多的共性 。

二、语言起源与农业起源

199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提出汉语和澳台语系有发生学关系，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邢公畹首先表示赞赏，并引用考古学家张光直的意见，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尚未显现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开始向中国西南部移民，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前者仍留在北方，后者则通过一系列的海上迁移活动，更进一步地分化。另外两位中国学者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则在坚持侗台语和苗瑶语与汉藏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沙氏的意见，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汉藏语、南亚语和南岛语的上位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 。这些观点同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的研究结果虽然不一致，但有可供启发思考的地方。

近年来研究人体细胞的线粒体DNA（mtDNA）多态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尽管人种间在体型、肤色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而从不同人种所采集的样本分析，显示全人类的mtDNA 的差异却非常之小。由此推论现代人类的祖先应是约十多万年前的一个很小的原始群体～晚期智人（Homo sapiens）。这个晚期智人小群体来自同一位女祖宗，它们的遺傳特征基本相同。确切地说，是由这位女祖宗所生的女儿们传给外孙女们这样母女相传的方式遺傳下来的。因为人体细胞的线粒体只来自母亲一方（线粒体位于细胞质里，男女交配授精过程中，精子细胞只有细胞核和卵细胞核融合，精子的细胞质包括线粒体被排除在卵细胞之外） 。美国遗传学家Cann 从全世界随机抽样了135名妇女，包括澳大利亚土著人、美洲土著人、欧洲人、中国人、以及非洲多个民族的代表等，逐对研究每个妇女与其他各个妇女的mtDNA字母差异的数目，最终确定了在 15--25 万年前有一个总分叉点，处于该点的女子是所有现存人类的纯粹母系的共同祖先，Cann 称之为线粒体“夏娃假说”（Eva hypothesis)，我们的线粒体原本来自这位女祖宗。这位女祖宗的后代在十余万年前走出非洲，走向世界各地，以后分化为不同的人种。至于人类肤色和髪色的等差异，是因人们长时期生活在不同纬度的地理环境条件所引起 。

以上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的研究和 线粒体DNA（mt DNA）的遺傳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判定人类晚期智人都起源于东非，只是在出走的时间推算方面有些差异，恐不是偶然的巧合。再结合人类语言的起源和分化，更显得同人类生活从采集转向业起源有密切的关系。

最近克劳博士（Dr. Tim Crow ) 提出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有一个名为PCDX 基因的出现，改变了人脑的功能，使人类有可能产生语言 。

PCDX 基因原先只存在于女性的性染色体（XX）中，是成双的；在男性的性染色体（XY）中则是单数。但在男性X性染色体中的PCDX基因由于基因交换转位而跑到Y染色体中去，X染色体与Y染色体通常是不会发生基因交换的，一旦发生了交换，就非常稳定，可以经历几百万年而不变。PCDX 基因的交换约发生于距今20～12万年前，恰恰与在非洲的人类制作工具能力大发展及大脑产生抽象符号的能力重合，从而导致了现代人类的诞生。至于猿类，则其雄性Y染色体没有PCDX基因，因而猿类不会发生这种交换。这也成了人和猿之间智力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现代人类出现于15万年以前，语言的产生约在60000～50000年前，那时石器工具大大发展，人口迅速增长，艺术品“大爆炸”，晚期智人开始从东非出走，分布世界各地区。与之相应的变化，是人脑增大，肠胃缩小，中枢神經发育，咽喉下降等 。如果没有语言作为交际和思维工具的参与，是难以相象和完成的。

人类发音器官是按唇、舌、喉的顺序，大多数汉语音素是按声母、介母、韵母的顺序出现，即唇音，喉音领先。如婴儿最先学会的声音是ma（妈）和ba（爸），全世界几乎都相似，发妈的音都带m（mama、mami、ami、mater、me等）；发爸的都带b或p音（baba，papa，abo，apa，pater等）。

汉藏、印欧和南岛三大语系是人种自60000～50000年前从东非出走，约30000年前陆续定居于欧洲、亚洲和南洋岛屿（澳大利亚更早些），长期隔离下形成起来的，故彼此的差异很大，但从语源上追溯，并非毫不相关。笔者觉得联系农业词汇的产生，也有类似于最早的妈和爸的情况。试以石磨棒、磨盘、石镰及杵臼为例，分析如下。

原始农业距今只有10000余年历史，在此以前数以10万年计的漫长时期里，人们过的都是采集和狩猎的生活，且以采集为主（采集提供全部热量的60--70%）。石磨棒、磨盘、石镰和杵臼等工具，是早在采集时期即已会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不是迟至原始农业时期才发明。非洲阿尔及利亚髙原在旧石器晚期约14000年前即发现有安裝骨柄的薄石刀及石磨，尼罗河流域一带也有。石镰刀被认为只是用以割取植物子实的，石磨棒和磨盘是用来研磨、粉碎采集来的这些植物子实的。 它们一直持续到新石器农业时代，才转而应用于谷物加工。石臼的前身是天然岩石上凹陷的洞，杵是狩猎用投枪类的棍棒；在东南亚的臼往往木制，呈长方形，妇女们站立两侧捣碎谷物，它的前身是独木舟。

汉语“磨”（mo)和英語的mill（磨）及millet（黍粟）同属唇音，决非偶然，实在有着遥远的同源关系。磨的英語mill 来自古代英語 mylen，古代英語來自中古德语maleu，中古德语來自拉丁文molina，拉丁文来自希腊语mule。mill在古俄语作mlinu或blinu，都与英语德语共同追溯到希腊语这个源头。杵（pestle）和臼（mortar），同样是唇音。peatle来自古英語pestel，与古法语同，都来自拉丁语pistillum，拉丁语又来自希腊语ptissein，磨的意思。臼mortar古英語作mortere，来自古法语mortier，源于拉丁语mortarium。

欧亚大陆（Euro-Asian）自古种植黍（millet，Panicum milliaceum），黍在中古英語作milet，古法语作mil，拉丁语作milum，如再追踪到mele，便和mill同源。即mill(石磨）上所磨为millet，这个millet是当时主要粮食，它可能已经人工栽培，但早先已有很长的采食历史。故millet和mill必然是采集时期产生的词，不能想象，人们早已食用黍和使用石磨，却像哑巴那样，没有语言称呼。

在东方亚洲，石磨盘和磨棒在黄河流域不少新石器遗址中都有出土，最早的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9000 年，最精致的石磨盘和磨棒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8000年，同时出土的有炭化的粟（或黍）。如再往前推，黍虽是中国北方原产，也不能排除与西部交流的影响，如黍在北方一些地方的口语称黍为mi，即“麻下从黍”之“ ”，也即《诗经》中的“穈”，都是唇音。在俄语中称磨坊为мельца，称面粉及各种粉末为мука，都是唇音同源。

作物方面除黍（粟）以外，“穀”（稻）的语言起源也同样很早。“稻”词在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的语言及其方言中，有着明显的同源关系，从它们中间可以得出14种“稻”词的音值，分布在广西中南、云南西南、越南、老挝及泰国北部和缅甸东北部，其语音的最古形式擬作“Khau”，再从Khau分化为K（榖）系和h（禾）系（如云南傣族的“毫安公”、“毫薄壳”的“亳”即“禾”的异写） 。泰国和缅甸的稻词都带有Khao或Khua的词头，都是“榖”的对音。这个Khau音的上限可能超越考古发掘所见的炭化稻谷遗址的年代，要联系人种迁徙来作推测。

从东非出走的晚期智人向西去了欧洲，往东到达亚洲，彼此相隔十分遥远，何以欧洲语言中所称的corn（谷物），和汉语的Khau（穀）都属喉音？英伦三岛所称的corn，可以兼指小麦、燕麦和大麦。南方的英格兰因种植小麦为主，故口语corn是指小麦，北方苏格兰和爱尔兰以种植燕麦为主，故口语的 corn 是指燕麦，这很似中国北方的穀指粟，南方的穀指稻。古代英語的corn来自德语的konam，其印欧语的语根是greno-，即后来拉丁语的granum，英語的grain（谷物）。而corn的释义是：1， Any of several cereal producing as edible seed such as wheat， rye， barly， or oats (任何生产可食种子的谷物如小麦，黒麦，大麦，或燕麦) ；2， A seed or fruit of various other plants (各种植物的种子或果实） 。corn 这种大名复盖小名的用法和中国的“谷”词一样，中国的“五谷”和“六谷”除黍、稷、稻、麦外，还可以包括麻（大麻）、菽（大豆）和苽（即菰米）因栽培地区而异，以种黍粟为主的谷，指黍和粟，以种稻为主的谷，则专指稻。corn是淸喉音、grain是浊喉音，西方的corn和grain的关系何以与汉藏语系的禾和谷的关系如此相似？表明它们正如上面所说的，既是人类思维的共性产物，也是早在采集时期或原始农业早期即已形成的词，尽管中西方彼此在语言文字上早已分道扬镳，但原始的同源词却頑强地保留下来。

三、农业起源的新思考

基于以上人种来源和语言起源的新观点，结合农业的起源，有如下的启发和思考：

首先，世界原始农业的起源与人种的迁徙有密切的关系。北非撒哈拉沙漠距今万年前时，中部和南部水草繁茂，湖泊河流不少，气候温和，已进入有陶新石器阶段。埃及31个王朝从公元前5000年至前332年共持续了4000余年，其中第一王朝（前5000年）起即已进入銅石并用时期 。西亚新石器早期前陶文化（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土耳其、美索不达维亚、伊朗高原）可以追溯到前8000～7000 年，晚期有陶新石器文化也可以追溯到前7000～前6000 年，其中如札格罗斯山地和伊朗高原的耶莫遗址约在前6750～前6100年，已有农业村落，种植大小麦，饲养牛、绵羊、山羊 。

而最先到达南中国的晚期智人，不论是停留在南方的，或继续北上进入北方的，他们都还是过着漫长的采集狩猎生活。黄河流域最早最发达的仰韶文化，是在公元前4000年时，其余大汶口文化、马家窰文化等都迟于仰韶文化，唯一的磁山文化是在前5405年。长江流域早期的新石器文化虽然要早些，但黄河流域到新器晚期和有史早期却是后来居上，超过长江流域。不管怎样，黄河和长江这“两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水平，显然要逊于北非和西亚。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埃及的沙漠绿洲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开发繁荣，最终被沙化所呑蚀，西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也因过度开发和气候干燥化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东方黄河流域的燦烂文明。而黄河流域恰好又位于从非洲撒哈拉沙漠、经阿刺伯半岛的大內夫得沙漠、中亚塔什干沙漠到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部末端，目前也陷于气候不断干燥化、沙漠扩大化的威脅之中。

古代从中国南方继续北上到达西伯利亚北极圈停留下来的是现今的因纽特（爱斯基摩）人。其中又有一部分人，经白令海峽陆桥进入北美洲、以后又逐渐向中、南美洲迁徙的是印第安人。可见原始农业的起源与迁徙定居的迟早颇相一致，南方比北方的要早些，印第安人到达美洲以后，还在继续迁徙，故农业起源及其文明也最迟。至于因纽特人则因迁入环境条件严竣的北极地带，不得不改营渔猎生活，无法实现农耕。对比亚洲稻作和黍粟驯化的时间远比美洲玉米、烟草等的驯化为早，其原因即在于此。

其次，迁徙定居下来的人群，需要与其他地方人群的（基因）接触交流，才会加快发展的进度，若处于孤立封闭的狀态，便不容易发展。从非洲出走的最早一支晚期智人到达南亚后，约在距今60000～45000年最先进入澳洲，当时的澳洲海洋水面较现在低120--180米，北面与伊里安岛（新几內亚）及南面与塔斯马尼亚岛连在一起，故容易进入。后来因海平面上升而成孤立的澳洲。海洋的阻隔，缺少同外界的接触交流，所以澳洲土著人一直停留在原始采集狩猎阶段，他们狩猎用的“飞去来器”（missile clubs)，土著人称boomerags，是第一次为欧洲人所描述，其实来自非洲。

同样，南洋群岛最早的原住民是从非洲迁来的小黒人（negro)，他们一直处于旧石器晚期的阶段，没有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先已在中国南方定居的百越先人，开始有大批移民进入南洋群岛，与当地小黒人通婚，形成波里尼西亚族（夏威夷土著）。到了有史以后的先秦时期，百越人移民又进入南洋群岛，与波里尼西亚人通婚，而形成今天的棕色人种马来人、印尼人和菲律宾人，另一部分波里尼西亚人则被挤廹转移到太平洋诸岛屿 。

黄河非遗文化第9篇

关键词：原始农业 微卫星标记 pcdx 基因

迄今为止，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以河北武安的磁山文化遗址为最早，距今8000~7000年，接着的仰韶文化遗址分布范围最大，距今6000年。此后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都在距今6000~4000之间。这些遗址出土的代表性谷物是黍和粟，也有少数的稻谷，但时间偏晚。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为最早，距今8000年，其次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肖山湘湖跨湖桥遗址，距今约8000~7000年。长江流域以南距今6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累积已达130余处，代表性的谷物遗存是稻谷。此外，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稻谷遗存，其年代距今9000~8000年，但在江西的仙人洞遗址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还出土有距今12000年以上的稻谷，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也有类似早的稻谷出土。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已知的早期原始农业遗址的年代总是南方早于北方？是否更早的时候，即原始农业之前的采集狩猎时期，北方人是从南方迁去的？如果说是，则南方又从何而来？人种迁徙和语言起源演变的最近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从世界农业起源的视角进行重新的思考。

一、中国人种来源的新见解

据《自然》（nature) 杂志的报道 ，褚嘉佑等13人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源流关系及与世界各民族的进化关系，用15~30 个微卫星标记，测试中国18个省市28个样本（??个为汉族，24个为少数民族群落）的遗传变异检验 ；并以同样一套微卫星标记，测试4个东亚、2个印第安人、1个澳大利亚人、1个新几内亚人、4个高加索人、3个北美洲群体样本作对照，又按结果绘制了种系发育树模式。这个系统发育树的树根把非洲与不是非洲的种群分开来，所有东亚种群相互聚合在一个类群，与它们最近的遗传种群是印第安人，然后是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人。

东亚种群中，南方种群（s）有三个类群：s1，s2，s3；北方种群（n）两个类群：n1，n2。根据这个模式，s1与s2的遗传关系最密切，s1，s2与s3的遗传关系次之；s1，s2，s3与n1，n2的关系又次之；与s1，s2，s3及n1，n2都有关系的是印第安人（30000--15000年前,表明印第安人是由东亚种群迁徙过去的），至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人则是早于东亚种群即迁往澳大利亚和新几点内亚的，故与东亚种群的关系较远（图1,略）。

褚嘉佑及其合作者们的结论是：起源于非洲的的现代人类，组成了现代东亚人的基因库的绝大多数。根据这个研究结果，现代人的祖先约在距今50000～40000年前开始走出东非大峡谷，向东和向西迁徙。其往东的迁徙路线可能是先到中东，再经现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到中国南方，到达南方的这些迁徙人群，一部分停留下来，另一部分继续向北方迁徙。由于他们彼此隔离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南北人群在??魃媳硐殖鱿灾?牟钜欤?狈饺巳罕冉系ヒ唬?戏饺巳罕冉细丛樱?闶侨酥肿阅舷虮鼻ㄡ愣?皇亲员毕蚰锨ㄡ愕闹ぞ荨?/p> 最近对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中完整的颅骨测量，并进行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贾湖遗址的颅骨特征与长江以南的新石器时代的颅骨特征，共17组，具有明显差异，分属北部和南部两大地区类型 。北部类型包括11组，南部类型有5 组，另一个外贝加尔组为孤立的组（图2，略）。

贾湖人的种族特征明显属于亚洲北部的蒙古人种类型（包括北亚和东北亚类型）特征，与同时代同地区（今河南境内）的居民最为相似，与黄河下游的居民（今山东）有密切关系，同属一个类型。

联系中国古史的传说来看，古史传说认为华夏大地主要生存着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沿着黄河东进，散布于黄土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华夏内部又分为黄帝和炎帝两支，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黄帝是五帝之首，夏（禹）、商（契）、周（弃）的始祖都与黄帝有关，因而被认为中华先民的共同始祖。东夷集团活动于今山东、河南东南、安徽中部一带，传说中的太?、少?、蚩尤、伯益、后羿等都属于这个集团。苗蛮族主要活动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三苗、??谩⒆H谑系仁粲谡飧黾?拧?/p> 如果说，贾湖遗骨聚类分析中的南北两大类群，与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所划分的北方种群及南方种群有一脉相承的启发，那末，古史传说中的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内部和集团之间的战争融合，则意味着 贾湖遗骨的聚类分析中的贾湖组与河姆渡组等已经被南北类群互相接触融合所取代，接着进入有史记载的时期。南北的交流是越到后来越明显,表现在新石器时期所见的考古?存上，而稻谷正是在这个阶段陆续传入北方。

人种学的比较研究指出，黄河上游和中游新石器文化居民的体质有明显的差异，上游甘青地区的居民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中的华北人比较相近。中游仰韶文化的居民，比较接近现代蒙古人种中的东亚和南亚类型，其中某些特征可能更接近南亚南亚类型，或可视为继承了旧石器晚期智人的特征。长江中下游浙江河姆渡遗址的人骨有蒙古人种特征，又与现代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特征相似，以蒙古人种的特征较弱。河姆渡、河宕、?沂?阶橛胙錾匚幕?用竦墓呛∷淙欢加胂执?涎抢嘈徒咏???诔潭群托翁?楹仙喜⒉煌耆?恢隆9阄鞴鹆株灯ぱ业耐饭且卜从吵鼋咏?涎抢嘈停?赡苡胝恪⒚觥⒃裂睾5男率?骶用裼懈?嗟墓残 。

二、语言起源与农业起源

199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提出汉语和澳台语系有发生学关系，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邢公畹首先表示赞赏，并引用考古学家张光直的意见，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尚未显现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开始向中国西南部移民，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前者仍留在北方，后者则通过一系列的海上迁移活动，更进一步地分化。另外两位中国学者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则在坚持侗台语和苗瑶语与汉藏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沙氏的意见，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汉藏语、南亚语和南岛语的上位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 。这些观点同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的研究结果虽然不一致，但有可供启发思考的地方。

近年来研究人体细胞的线粒体dna（mtdna）多态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尽管人种间在体型、肤色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而从不同人种所采集的样本分析，显示全人类的mtdna 的差异却非常之小。由此推论现代人类的祖先应是约十多万年前的一个很小的原始群体～晚期智人（homo sapiens）。这个晚期智人小群体来自同一位女祖宗，它们的??魈卣骰?鞠嗤?H非械厮担?怯烧馕慌?孀谒??呐??谴??馑锱?钦庋?概?啻?姆绞竭z?飨吕吹摹R蛭?颂逑赴?南吡L逯焕醋阅盖滓环剑ㄏ吡L逦挥谙赴?世铮?信?慌涫诰??讨校??酉赴?挥邢赴?撕吐严赴?巳诤希??拥南赴?拾?ㄏ吡L灞慌懦?诼严赴??猓 。美国遗传学家cann 从全世界随机抽样了135名妇女，包括澳大利亚土著人、美洲土著人、欧洲人、中国人、以及非洲多个民族的代表等，逐对研究每个妇女与其他各个妇女的mtdna字母差异的数目，最终确定了在 15--25 万年前有一个总分叉点，处于该点的女子是所有现存人类的纯粹母系的共同祖先，cann 称之为线粒体“夏娃假说”（eva hypothesis)，我们的线粒体原本来自这位女祖宗。这位女祖宗的后代在十余万年前走出非洲，走向世界各地，以后分化为不同的人种。至于人类肤色和?色的等差异，是因人们长时期生活在不同纬度的地理环境条件所引起 。

以上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的研究和 线粒体dna（mt dna）的??餮芯浚?疾辉级??嘏卸ㄈ死嗤砥谥侨硕计鹪从诙?牵?皇窃诔鲎叩氖奔渫扑惴矫嬗行┎钜欤?植皇桥既坏那珊稀T俳岷先死嘤镅缘钠鹪春头只???缘猛?死嗌?畲硬杉??蛞灯鹪从忻芮械墓叵怠?/p> 最近克劳博士（dr. tim crow ) 提出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有一个名为pcdx 基因的出现，改变了人脑的功能，使人类有可能产生语言 。

pcdx 基因原先只存在于女性的性染色体（xx）中，是成双的；在男性的性染色体（xy）中则是单数。但在男性x性染色体中的pcdx基因由于基因交换转位而跑到y染色体中去，x染色体与y染色体通常是不会发生基因交换的，一旦发生了交换，就非常稳定，可以经历几百万年而不变。pcdx 基因的交换约发生于距今20～12万年前，恰恰与在非洲的人类制作工具能力大发展及大脑产生抽象符号的能力重合，从而导致了现代人类的诞生。至于猿类，则其雄性y染色体没有pcdx基因，因而猿类不会发生这种交换。这也成了人和猿之间智力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现代人类出现于15万年以前，语言的产生约在60000～50000年前，那时石器工具大大发展，人口迅速增长，艺术品“大爆炸”，晚期智人开始从东非出走，分布世界各地区。与之相应的变化，是人脑增大，肠胃缩小，中枢神?发育，咽喉下降等 。如果没有语言作为交际和思维工具的参与，是难以相象和完成的。

人类发音器官是按唇、舌、喉的顺序，大多数汉语音素是按声母、介母、韵母的顺序出现，即唇音，喉音领先。如婴儿最先学会的声音是ma（妈）和ba（爸），全世界几乎都相似，发妈的音都带m（mama、mami、ami、mater、me等）；发爸的都带b或p音（baba，papa，abo，apa，pater等）。

汉藏、印欧和南岛三大语系是人种自60000～50000年前从东非出走，约30000年前陆续定居于欧洲、亚洲和南洋岛屿（澳大利亚更早些），长期隔离下形成起来的，故彼此的差异很大，但从语源上追溯，并非毫不相关。笔者觉得联系农业词汇的产生，也有类似于最早的妈和爸的情况。试以石磨棒、磨盘、石镰及杵臼为例，分析如下。

原始农业距今只有10000余年历史，在此以前数以10万年计的漫长时期里，人们过的都是采集和狩猎的生活，且以采集为主（采集提供全部热量的60--70%）。石磨棒、磨盘、石镰和杵臼等工具，是早在采集时期即已会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不是迟至原始农业时期才发明。非洲阿尔及利亚?原在旧石器晚期约14000年前即发现有安?骨柄的薄石刀及石磨，尼罗河流域一带也有。石镰刀被认为只是用以割取植物子实的，石磨棒和磨盘是用来研磨、粉碎采集来的这些植物子实的。 它们一直持续到新石器农业时代，才转而应用于谷物加工。石臼的前身是天然岩石上凹陷的洞，杵是狩猎用投枪类的棍棒；在东南亚的臼往往木制，呈长方形，妇女们站立两侧捣碎谷物，它的前身是独木舟。

汉语“磨”（mo)和英?的mill（磨）及millet（黍粟）同属唇音，决非偶然，实在有着遥远的同源关系。磨的英?mill 来自古代英? mylen，古代英??碜灾泄诺掠?aleu，中古德语?碜岳?∥?olina，拉丁文来自希腊语mule。mill在古俄语作mlinu或blinu，都与英语德语共同追溯到希腊语这个源头。杵（pestle）和臼（mortar），同样是唇音。peatle来自古英?pestel，与古法语同，都来自拉丁语pistillum,拉丁语又来自希腊语ptissein，磨的意思。臼mortar古英?作mortere，来自古法语mortier，源于拉丁语mortarium。

欧亚大陆（euro-asian）自古种植黍（millet，panicum milliaceum），黍在中古英?作milet，古法语作mil，拉丁语作milum，如再追踪到mele，便和mill同源。即mill(石磨）上所磨为millet，这个millet是当时主要粮食，它可能已经人工栽培，但早先已有很长的采食历史。故millet和mill必然是采集时期产生的词，不能想象，人们早已食用黍和使用石磨，却像哑巴那样，没有语言称呼。

在东方亚洲，石磨盘和磨棒在黄河流域不少新石器遗址中都有出土，最早的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9000 年，最精致的石磨盘和磨棒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8000年，同时出土的有炭化的粟（或黍）。如再往前推，黍虽是中国北方原产，也不能排除与西部交流的影响，如黍在北方一些地方的口语称黍为mi，即“麻下从黍”之“ ”，也即《诗经》中的“?”，都是唇音。在俄语中称磨坊为мельца，称面粉及各种粉末为мука，都是唇音同源。

作物方面除黍（粟）以外，“?”（稻）的语言起源也同样很早。“稻”词在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的语言及其方言中，有着明显的同源关系，从它们中间可以得出14种“稻”词的音值，分布在广西中南、云南西南、越南、老挝及泰国北部和缅甸东北部，其语音的最古形式?M作“khau”，再从khau分化为k（?b）系和h（禾）系（如云南傣族的“毫安公”、“毫薄壳”的“亳”即“禾”的异写） 。泰国和缅甸的稻词都带有khao或khua的词头，都是“?b”的对音。这个khau音的上限可能超越考古发掘所见的炭化稻谷遗址的年代，要联系人种迁徙来作推测。

从东非出走的晚期智人向西去了欧洲，往东到达亚洲，彼此相隔十分遥远，何以欧洲语言中所称的corn（谷物），和汉语的khau（?）都属喉音？英伦三岛所称的corn，可以兼指小麦、燕麦和大麦。南方的英格兰因种植小麦为主，故口语corn是指小麦，北方苏格兰和爱尔兰以种植燕麦为主，故口语的 corn 是指燕麦，这很似中国北方的?指粟，南方的?指稻。古代英?的corn来自德语的konam，其印欧语的语根是greno-，即后来拉丁语的granum，英?的grain（谷物）。而corn的释义是：1, any of several cereal producing as edible seed such as wheat, rye, barly, or oats (任何生产可食种子的谷物如小麦，?麦，大麦，或燕麦) ；2, a seed or fruit of various other plants (各种植物的种子或果实） 。corn 这种大名复盖小名的用法和中国的“谷”词一样，中国的“五谷”和“六谷”除黍、稷、稻、麦外，还可以包括麻（大麻）、菽（大豆）和?（即菰米）因栽培地区而异，以种黍粟为主的谷，指黍和粟，以种稻为主的谷，则专指稻。corn是?[喉音、grain是浊喉音，西方的corn和grain的关系何以与汉藏语系的禾和谷的关系如此相似？表明它们正如上面所说的，既是人类思维的共性产物，也是早在采集时期或原始农业早期即已形成的词，尽管中西方彼此在语言文字上早已分道扬镳，但原始的同源词却?强地保留下来。

三、农业起源的新思考

基于以上人种来源和语言起源的新观点，结合农业的起源，有如下的启发和思考：

首先，世界原始农业的起源与人种的迁徙有密切的关系。北非撒哈拉沙漠距今万年前时，中部和南部水草繁茂，湖泊河流不少，气候温和，已进入有陶新石器阶段。埃及31个王朝从公元前5000年至前332年共持续了4000余年，其中第一王朝（前5000年）起即已进入?石并用时期 。西亚新石器早期前陶文化（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土耳其、美索不达维亚、伊朗高原）可以追溯到前8000～7000 年，晚期有陶新石器文化也可以追溯到前7000～前6000 年，其中如札格罗斯山地和伊朗高原的耶莫遗址约在前6750～前6100年，已有农业村落，种植大小麦，饲养牛、绵羊、山羊 。

而最先到达南中国的晚期智人，不论是停留在南方的，或继续北上进入北方的，他们都还是过着漫长的采集狩猎生活。黄河流域最早最发达的仰韶文化，是在公元前4000年时，其余大汶口文化、马家?文化等都迟于仰韶文化，唯一的磁山文化是在前5405年。长江流域早期的新石器文化虽然要早些，但黄河流域到新器晚期和有史早期却是后来居上，超过长江流域。不管怎样，黄河和长江这“两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水平，显然要逊于北非和西亚。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埃及的沙漠绿洲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开发繁荣，最终被沙化所?资矗?餮敲浪鞑淮锩籽俏拿饕惨蚬?瓤?⒑推?蚋稍锘???АH《???氖嵌?交坪恿饔虻?N烂文明。而黄河流域恰好又位于从非洲撒哈拉沙漠、经阿刺伯半岛的大?确虻蒙衬?⒅醒撬?哺缮衬?叫陆?乃?死?旮缮衬?亩?磕┒耍?壳耙蚕萦谄?虿欢细稍锘?⑸衬?蠡?耐?{之中。

古代从中国南方继续北上到达西伯利亚北极圈停留下来的是现今的因纽特（爱斯基摩）人。其中又有一部分人，经白令海?{陆桥进入北美洲、以后又逐渐向中、南美洲迁徙的是印第安人。可见原始农业的起源与迁徙定居的迟早颇相一致，南方比北方的要早些，印第安人到达美洲以后，还在继续迁徙，故农业起源及其文明也最迟。至于因纽特人则因迁入环境条件严竣的北极地带，不得不改营渔猎生活，无法实现农耕。对比亚洲稻作和黍粟驯化的时间远比美洲玉米、烟草等的驯化为早，其原因即在于此。

其次，迁徙定居下来的人群，需要与其他地方人群的（基因）接触交流，才会加快发展的进度，若处于孤立封闭的?钐??悴蝗菀追⒄埂4臃侵蕹鲎叩淖钤缫恢?砥谥侨说酱锬涎呛螅?荚诰嘟?0000～45000年最先进入澳洲，当时的澳洲海洋水面较现在低120--180米，北面与伊里安岛（新几?妊牵澳厦嬗胨?孤砟嵫堑毫?谝黄穑?嗜菀捉?搿：罄匆蚝F矫嫔仙??晒铝⒌陌闹蕖：Q蟮淖韪簦?鄙偻?饨绲慕哟ソ涣鳎??园闹尥林?艘恢蓖A粼谠?疾杉?髁越锥危??轻髁杂玫摹胺扇ダ雌鳌保?issile clubs),土著人称boomerags，是第一次为欧洲人所描述，其实来自非洲。

同样，南洋群岛最早的原住民是从非洲迁来的小?人（negro)，他们一直处于旧石器晚期的阶段，没有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先已在中国南方定居的百越先人，开始有大批移民进入南洋群岛，与当地小?人通婚，形成波里尼西亚族（夏威夷土著）。到了有史以后的先秦时期，百越人移民又进入南洋群岛，与波里尼西亚人通婚，而形成今天的棕色人种马来人、印尼人和菲律宾人，另一部分波里尼西亚人则被挤?g转移到太平洋诸岛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