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孔子；家乡文化；修学旅游；开发
曲阜作为著名思想家孔子的家乡，确实可以称之为我国文化的发源地。近些年孔子文化形成一大特色，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广泛的旅游开发价值。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孔子家乡旅游热潮，而曲阜也以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吸引着世界各国人的目光。在未来如何更好地开发孔子家乡旅游文化，如何打造修学旅游的长远发展计划，是曲阜当前应该关注的问题。
1.孔子家乡修学旅游开发原则
（1）注重以修为主。孔子家乡修学旅游开发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应该体现“以修为主”。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儒家文化以其独有的价值被后人所尊崇。所以现代人在“修学”的过程中，更加深入了解儒家文化，将儒家文化所传递的价值观以及精神核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得到精神层面的升华。
（2）强调参与性。现代旅游与传统旅游相比，更加注重群众的参与性。通过旅游可以让更多的旅游者感到快乐，还能从旅游中感受到不一样的精神体验。所以现在许多旅游产品打造就以突出强调群众的参与性为重点。修学旅游资源开发实际上就是体现群众参与性的旅游项目和活动，对参与者而言有更多的精神乐趣与道德影响。
（3）突出旅游综合性。旅游项目本身也是具有综合性的，它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其他资源以及其他旅游产品结合出现的。因此修学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还应该与人文、自然旅游资源进行结合，促进旅游综合性宗旨体现。
（4）完善旅游过程。修学旅游主要利用文化资源，引起更多旅游者和参与者精神层面的升华。所以旅游资源活动过程要不断完善，打造全方位的修学文化旅游过程。例如，游客在孔子家乡曲阜旅游，可以穿戴好古代学士服且举办相应的开学典礼，并且旅游者可以亲自倾听儒学家进行授课，形成相对完整的修学旅游过程。
2.孔子家乡文化修学旅游开发策略
（1）打造市场多元化战略。市场对旅游业发展而言，起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我国若想进行孔子家乡文化修学旅游资源的广泛开发，就需要树立市场多元化理念。其一，抓住日本与韩国市场。日本与韩国在地理位置上与我国山东曲阜相对靠近，且两国历来重视儒学文化影响与发展，所以近些年来韩日两国游客成为我国曲阜相对重要的游客来源。其二，要注重港澳台市场的潜力，因为香港澳门回归之后，港澳台同胞与大陆同胞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加之交通的便捷，更使得大陆与港澳台游客之间的交流不断加强，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数量越来越多，且许多台湾同胞也会回到大陆探望亲人，寻根问祖。因此曲阜本身所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价值将能得到最大限度地挖掘。
（2）旅游产品走向精品化道路。目前曲阜推出的旅游内容相对单一，主要是带领游客参观孔府、孔庙、孔林，将旅游单纯地定义为参观，这就会使得旅游产品本身不够吸引消费者。所以要尽可能打造旅游产品精品化道路，使得旅游产品本身尽可能实现丰富化，也能让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感悟曲阜多元化的旅游特色，丰富自身的旅游感悟。
（3）旅游衍生购物品走向特色化道路。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旅游购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旅游收益占据了每年旅游业收入的绝大部分。就孔子家乡曲阜而言，目前存在的旅游商店数量多达六百个，可是真正具有特色，且代表曲阜文化的却少之又少。因此曲阜在旅游产品打造过程中可以建立孔府专门的工艺品作坊，且注重游客的参与性，使得尽可能多的游客参与到手工制作中，逐渐形成娱乐、旅游、购物一体化的特色旅游产品发展道路。
（4） 积极宣传扩大修学文化旅游。我国还应该加强对孔子家乡曲阜的文化修学旅游资源宣传，许多游客只是知道曲阜是孔子家乡，却不知道曲阜有修学文化。因此曲阜可以利用网络、公众平台等多种手段进行文化宣传，进而提升孔子家乡曲阜的文化修学旅游资源知名度，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赏。
孔子家乡曲阜具有丰富的文化修学资源，只有通过正确的途径，遵循合理的原则，才能对其进行最大程度的开发，以促进曲阜修学旅游的高水平发展。
参考文献：
[1]唐顺英.曲阜：孔子家乡文化修学旅游开发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4（05）：95―98.
乔纳森•卡勒指出:“文学研究的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性质的解释，也不是解释研究文学的方法。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1］(P．3)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变化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基于思想及文本的思考与论争。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1917～1949年)乡土文学理论既具有现代文学理论的一般特点，同时，由于乡土社会在现代中国的身份与地位不断发生变化，作家、批评家的思想立场也处于变化之中，又使之具有自身的独特品格。 本文试图探讨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态特点，并历时性地追踪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历史流变，以期在整合已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找寻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历史启示。 一现代乡土文学的文本形态、价值取向乃至命名方式都受到国外乡土文学及乡土研究的启发。尽管作家们在接受国外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影响时，具有选择性和自主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乡土文学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和倾向，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乡土文学描写的都是偏远的乡村、小镇的故事，文本中的背景往往与现代都市有意无意地构成一种对比关系，突出或强化地方色彩，在对乡村、小镇的自然景物、民俗风情、日常生活的描绘中，流露出对乡土世界及乡土民众的同情，隐现着对于现代都市的复杂心态，这些基本特点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艺术理念上，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直接与世界接轨，但是，在形态上却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特点，零星地散见于单篇论文、书信、序跋、创作谈、译后介绍之中，往往三言两语，点到即止，缺乏西方文学理论的严密的体系性。但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又绝非穿着白话外衣的古老灵魂的死灰复燃，其精神是现代的，其价值取向也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因此，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在庞杂的理论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家的思考与批评。废名援引波特莱尔的话说:“所有伟大诗人，都很自然的，而且免不了的，要成为批评家。”［2］(P．57)现代乡土文学作者也是如此，无论是夫子自道，还是相互辩难，其言论既为阐释以往的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又预示着一种新的创作动向，因而，在这些看似散乱、庞杂的理论资源中蕴藏着关于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流变的全部。 显然，这些理论形态并不是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这是常态，因为“在中国，文学理论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话语系统”［3］(P．46)，它更多地与政治立场、政治激情、集团利益乃至私人恩怨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恰恰是这活生生的理论资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现代乡土文学的窗户。 二现代乡土文学理论虽然不是以体系性的、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的，但是透过表面零散、杂乱的理论话语还是可以看出每个时期的不同理论观点自身的统一性、逻辑自洽性及其历史流变。 在功能上，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经历了从“乡土启蒙论”到“宣传论”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是乡土文学的发轫期，期间确立了最基本的乡土文学理论，即鲁迅的“乡土启蒙论”。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4］(P．439) 这是鲁迅对《呐喊》的文学功能的概括，也是其启蒙文学的理论宣言。鲁迅要改变的主要是乡土层民众的精神。鲁迅强调:“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5］(P．526) 简而言之，鲁迅的“乡土启蒙论”是以“为人生”、“改良人生”为目的的，而鲁迅等人之所以要改变当时的人生，乃是源于对现代性的追求。 现代性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最迫切的使命，“乡土启蒙论”从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即思想文化入手，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正如林毓生所言，鲁迅等“五四”先驱“要求通过建立为社会和政治改革所必需的新的思想文化基础，来全面解决当代的问题”［6］(P．63)。受鲁迅的影响，青年作家许钦文、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胡也频、许杰、赛先艾、黎锦明、王任叔等以犀利的批判锋芒穿透种种乡风民俗、乡间悲喜剧，直指传统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虽然作品的故事情节、风格特征各异，但是其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人道主义思想、自由平等的理念为价值尺度。 “乡土启蒙论”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特有的理论。“乡土启蒙论”赋予乡土文学以明确的启蒙意图和功利色彩，即鞭策落后、抨击专制，以达到改良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而形成其既同情农民、又批判农民的独特品格。 同情农民是世界范围内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主流倾向。乡土文学的兴起大多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背景有关，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致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农村日益萧条;另一方面与城市工作相比较，农耕劳作更加艰辛，加之农民生活较为贫穷，从而使作家对农民充满同情。因此，同情农民、为农民呼喊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普遍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都是功利性的。虽然城市生活也有其不如人意之处。 “乡土启蒙论”与世界乡土文学普遍同情农民的思想倾向相一致。但是，鲁迅超越了同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农民，指向了乡土社会的思想、文化、习俗及其孕育的农民思想，这在世界乡土文学中是极少见的。以赫姆林•加兰为代表的美国乡土小说就没有启蒙诉求。困扰美国农民的不是精神枷锁，而是城市化和西进运动造成的萧条、沉闷与单调(各国的具体情形不同，但大同小异)，与观念更新、思想解放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没有启蒙的必要。但是，“乡土启蒙论”却致力于把乡土层民众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人”的解放，其目的是消除封建思想对乡土层民众的精神毒害，为之争取做“人”的权利。因此，乡土批判是对农民的更深沉、更急切的同情，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严厉的批判，其独特品格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价值取向决定的。#p#分页标题#e#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作家涉足乡土文学略晚于鲁迅，也大都程度不等地受到鲁迅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启发，但是，自由主义作家创作意图中的启蒙诉求相对减弱，而对地方色彩的追求却有所增强。因而，其乡土文学理论是功利论与纯艺术论的折中。在同情农民、关注乡土社会在动乱时世中经受的压力等方面，自由主义作家与鲁迅派作家并无分歧，但为什么启蒙诉求会减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溯当时的思想文化语境。自由主义作家或者是“五四”的先驱，或者是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他们都赞同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开发民智，即主张启蒙。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7］(P．271)启蒙的目的就是教会被启蒙者使用自己的“知性”，而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一旦学会使用“知性”，其结果必然是引发他们与当时的政权作斗争，这是对既有秩序的全盘颠覆。但对于主张改良、反对暴力斗争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是一场灾难。换言之，启蒙的逻辑结果就是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这与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势必导致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相对减弱，而地方色彩有所增强。在某种程度上，地方色彩是偏远的乡村在与现代都市的对照中赖以确认自我价值，从而获得身份认同的根本，地方色彩缓和了启蒙叙事过于沉重和压抑的气氛，因而，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整体风格显得较为轻松、明快。值得强调的是，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持守着这种相对淡然的启蒙立场。 鲁迅派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分歧最终都追溯到对于启蒙的态度和认识上，但是，两者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只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启蒙诉求的缓急程度不同而已。 三自由主义作家所害怕的启蒙的后果正是创造社、太阳社后期等左翼作家、批评家所需要的结果，他们要求作家描绘的是启蒙后的农民，因而，合乎逻辑地否定了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另立了一套新的理论话语，其核心观念是“文学是宣传”。虽然这是创造社后期左翼作家所倡导的文学的功能，并非专门针对乡土文学，但乡土文学的功能不仅从属于这一总的原则，而且这一理论对乡土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 “宣传论”肇始于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对于乡土文学理论而言，“革命文学论争”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左翼文坛彻底放弃了“乡土启蒙论”，转而提倡“宣传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8］钱杏邨在肯定文艺宣传的正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宣传文艺的第一条件，就是要煽动，要起煽动的作用”［9］(P．170)。“宣传论”随之成为左翼作家对文学的基本认识。瞿秋白在批驳苏汶时说:“文艺———广泛地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10］ “文学是宣传”是左翼文学的基本理论，左翼乡土文学的功能也自然是宣传，同时，这一理论出炉的历史语境显示了它对于乡土文学具有的重要意义，因为当时左翼话语中的“群众”、“大众”主要指农民，不仅因为农民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更因为农民在政治上和实际工作中被看成是最值得联合、发动和依靠的对象。 当时，左翼作家极力否定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就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因为宣传是为了发动农民，而作为发动对象的农民应该具有相应的素质，不能像阿Q那样思想觉悟低、体格孱弱，于是，钱杏邨指责鲁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滞了”［11］，宣称“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勇敢的农民为我们又已创造了许多可宝贵的健全的光荣的创作的材料了”［11］。“宣传论”塑造的是不仅有斗争思想而且有斗争能力的农民形象。任白戈主张，“将目前正在历史底任务之下喘息着的农民底现实的生活或英勇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学”，要宣传他们“花一般的理想，火一般的感情，铁一般的意志”［12］。显然，20世纪30年代左翼批评家强调乡土文学宣传功能的真实含义是正面宣传，鲁迅的“乡土启蒙”思想被彻底否定了。因而，不论左翼文坛如何调整与鲁迅的关系，都仅仅是一种姿态。 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是宣传”的基础上，40年代的左翼文坛进一步将乡土文学的功用定位于工具。当然，工具论的说法并非源于40年代，30年代左翼批评家就有取消文学独立性、以政治价值来衡量艺术价值的说法，认为“艺术价值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社会的价值……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政治的价值”［13］(P．103)，但这仅仅是少数人的观点，连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周扬对此也有所保留。周扬指出:“忽视艺术创作的特殊性，把方法问题完全还原为单纯的世界观的问题，这错误是早已正当地受到了批判。”［14］然而，运动确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15］(P．848)。由于运动的严肃性，使一部分主张艺术独立性的作家、批评家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至1942年后文学工具论便达到极点”［16］。 例如周扬，虽然此时也谈到文艺的特殊性，但已经把“文艺服从于政治”作为绝对原则了。周扬指出:“文艺的特殊性并不能作为文艺可以离开政治任务，艺术家可以和政治乃至政治家疏远的一种遁词。”［17］(P．389)也就是说，艺术家就是革命工作者，艺术就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也最先表现出来。 #p#分页标题#e# 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对作家的艺术构思及文本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具性的最基本要求是贯彻、宣传政策，作家只能根据政策设置情节、划分人物身份，典型的例子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认真领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对于作品人物顾涌的思想、性格、行为的塑造紧紧与他是中农还是富农的阶级身份联系在一起。既然艺术是工具，就要起到正面的效果，于是作家们都心照不宣地宣传政策及其执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至于消极影响则完全回避了。周立波知道，“北满的，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他认为“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18］(P．287)。在周立波看来，写不写消极影响是涉及党性和阶级性的问题。在本质上，工具论仍是一种“宣传论”，无非是把宣传的范围、内容、目的进一步具体化。20世纪30年代，解放区乡土文学强调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塑造与农民政治身份相符的文学形象，是一种对外宣传。既要求继续对外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又倡导对内宣传，主要是对农民宣传新的农村政策，要求文学作品与政策、法规保持高度的一致，宣传最终成为乡土文学的核心功能，左翼批评家们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都围绕着这一核心，并使之得以实现和巩固。 应该说，“乡土启蒙论”和“宣传论”都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所独有的文学现象，“乡土启蒙论”倡导乡土批判，“宣传论”推崇美化农民，两者的基本观点截然相反，从中不难看出经典乡土文学理论的断裂与变异，其中既有批评家个人的艺术观和思维水平问题，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现实需要与政治需要，而这两种因素的重点在于作家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功用的关系。“乡土启蒙论”基本上是作家、批评家对于乡土文学的阐释行为，是鲁迅等人面对愚昧落后的乡土世界的真诚的艺术思考，作家与政治、政府的关系处于相对疏离的状态;而左翼批评家则以主动向政治靠拢的姿态介入乡土文学批评，并日益表现出为文学“立法”的倾向与冲动，尤其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政权相对稳定，文学批评与政权的合作变得更为密切，文学理论的“立法”性质更为明显，乡土文学理论最终变成了一种政治话语。 四启蒙既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的功能，也是它的目的，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政治立场分歧的加剧，作家群体的政治化色彩越发浓厚，文学日益成为作家表达政治理念的载体。因而，面对贫穷、饥饿、动荡、兵连祸结的乡土世界，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目的日益殊异，左翼作家力证革命的合理性，而自由主义作家则意在警示政府，简言之，就是颠覆与警示的分流与对峙。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根据政治革命的需要，确立乡土小说的创作目的是鼓励农民起来革命，以颠覆旧政权，李初梨将革命文学的形式归纳为“讽刺”、“暴露”、“鼓动”和“教导”［8］，即讽刺、暴露敌人，鼓动和教导农民投身斗争，而斗争的对象就是政府。钱杏邨指责鲁迅“没有政治思想!没有政治思想!有的不过是残败不完的模糊的反抗封建思想，军阀，官僚的片断而已，此外是什么也没有的。”［19］(P．362)对于1928年的左翼作家而言，反政府的迫切性要远远大于反帝国主义，对于这样的用意，自由主义者看得很清楚。苏雪林指出，新写实主义(即左翼乡土小说)鼓吹“复兴中国，非现行政制，改用某种主义不可”，认为这是“野心家的别有怀抱，是非常可怕的”［20］(P．265)。 叶公超相对委婉地指出:“小说根本就没有负着改造社会的责任。”［21］“改造社会”依然是针对左翼文学企图颠覆政府的写作意向而言的。 颠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革命，而革命却是一个可以公开使用的概念，因为它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事业、理论和追求，只不过双方对革命的解释各不相同罢了。左翼作家主张乡土小说的革命叙事凸显的是农民与地主的二元对立，而地主阶级最终依靠的是政府，因此，革命的矛头实际上对准政府，这种情形在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作家沙汀、艾芜、张天翼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乡土文学的主流则已经转向在旧政权被颠覆之后，如何发动群众斗争地方豪强、建设新的村级权力机构了，而且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颠覆了旧时代的准则和规范，因此，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叙事目的是以建设为主、颠覆为辅，颠覆是为具体的建设服务的，这就是“赵树理方向”的基本内涵，用赵树理自己的话说，就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政治上起作用”———起建设与颠覆的作用———才是核心所在，“老百姓喜欢看”是为了能够最大范围、最有效地在政治上起作用。在解放区文学中，赵树理之所以能够成为方向，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赵树理的艺术观念顺应了左翼文坛的需要。在建设新政权的过程中如何颠覆旧的遗留，特别是那些深入人心的旧的观念和习俗，应该说，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题材中常见的移风易俗的叙事依然是沿着“赵树理方向”前进的。 颠覆的目的决定了在创作方法上摒弃写实主义，转而提倡新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其意图是要求作家既要面对现实，又要避免启蒙立场———回避农民蒙昧的精神和乡村落后的文化。直白地说，就是要求作家对乡土现实进行选择的描写。“只有不在表面的琐事(Details)中，而在本质的、典型的姿态中，去描写客观的现实”［22］，“要摆脱‘旧写实主义’的拘束，只有努力先去克服你的旧意识而获得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23］。无论是舍弃琐事，还是获得新的宇宙观、人生观，其实都要求作家放弃写实主义直书善恶的较真精神，有所选择、有所回避，取舍之间的奥妙就在于是否有利于为革命(或曰颠覆)提供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论证。#p#分页标题#e# 自由主义者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和乡村苦难，同样充满了忧虑和同情，苏雪林、沈从文、李健吾等人可谓忧心如焚。苏雪林对当时的乡村现实相当了解。在论及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时，苏雪林说:“肚皮饿着时，以及虐待受到无可再受时，驯良的会变成杀人放火的罪犯，恋田园的会举家逃亡，顽固的也会赞成革命理论。” ［20］(P．263)苏雪林不仅关注着农村的灾难，而且体察到了农民革命的现实原因及其复杂心理。沈从文算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自觉的乡土作家，他一直以乡下人的身份和姿态写作，对于战争背景下行政权力和武装力量对农民经济上、心理上的压迫与伤害，可谓义愤填膺，即使在创作像《边城》这样较为温暖、浪漫的小说时，沈从文对于乡村现实的黑暗依然耿耿于怀，表示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描绘农民“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24］(P．72)。后来，沈从文又写出了与《边城》极具对照意味的《长河》。虽然沈从文有意减少对现实残酷性的写实，而作成“乡村幽默”，但是，其湘西小说中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对湘西现实的忧虑。李健吾极为同情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乡土层民众，在评介芦焚的《里门拾记》时，感慨普通百姓的血泪人生，在论及叶紫时，也无限同情“那被压迫者，那哀哀无告的农夫，那苦苦在人间挣扎的工作者”［25］(P．125)。农民、苦难成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关键词。 对农民的苦难和乡村的萧条真正负责的应该是政府，因此，自由主义者对当时的政府多有批评，如沈从文公开表达了对“地方特权者”的不满，指责“地方政治不良”［26］(P．333)。但是，自由主义者的创作目的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政府，恰恰相反，意在帮助政府，给政府提供警示，自觉承担了“诤友”的角色，因而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写意。沈从文承认其湘西小说回避了更为严酷的现实，并在《水云》中宣称自己是“最后一个浪漫派”，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当时在左翼作家中盛行的现实主义，但是，沈从文许多含蓄的表白其实都指向现实主义。苏雪林则说得很直接，她以“喧阗叫嚣”形容之，指责其“被歪曲被利用”［20］(P.265)。李健吾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目前流行的所谓现实作品，十九沉溺在现时的大海，不是树叶盖住了枝干，便是琐碎遮住了视野。”［25］(P．156)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者并不认同现实主义，而主张有距离地写意，偏爱温情、平和的乡土书写。梁实秋虽然口头上不反对现实主义，但是主张其中“不必含有人道主义的色彩”［27］(P．258)，主张写普遍的人性，用意仍然是回避黑暗的乡土现实，因为黑暗就是革命的理由。 如果说苏雪林亲近政府的心情与姿态较为平和，那么沈从文则要急切得多。沈从文一直关注乡土层民众的思想与生活，为乡土世界陷入道德退步、生活艰难的困境而忧心忡忡，但他并没有对政治、经济制度产生根本的怀疑，他批评政治，嘲讽新生活运动，心情激愤，其实是替政府担忧，但是，政府不仅不领情，反而横加指责，乃至迫害，致使当时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据国外学者易劳逸统计，仅1929～1936年间，就有“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28］(P．38)。 自由主义者最终陷入两边不讨好的窘境，因此，在一些具有议论性的文字中，沈从文一再以孤独的边缘人的语调申述自己不被理解的孤独和痛苦，鲁迅说他“忠而获咎”［29］(P．45)，确实是洞悉了自由主义者的困境。 总之，自由主义者面对当时乡土社会的状况，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胡适温和改良的思想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者共同的政治主张，因此，其乡土叙事意在警示政府，而不是颠覆政府，用苏雪林的话说，就是“以促政府的警惕和注意”［20］(P.265)。 五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共同起点是“乡土启蒙论”，对致力于现代性追求的乡土中国而言，“乡土启蒙论”无疑是治救旧文化的一剂良药，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集团化和政治化，乡土文学理论出现了分流，自由主义理论和左翼理论依照各自的政治理念不断地发展、流变。 从周作人到沈从文，自由主义者没有放弃启蒙立场，启蒙的理念与政治改良结合在一起，警示就成为其乡土文学的创作目的了。左翼乡土文学理论出于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否定了“乡土启蒙论”，进而推出“宣传论”，其创作目的日益集中于颠覆。启蒙与宣传、颠覆与警示成为乡土文学流变的主线，与之相关的审美趣味、语言色彩、叙事视角、结局模式等也依据各自的逻辑而发生变化。 值得深思的是，左翼理论以鲁迅为旗帜，却彻底否定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并由此导致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乡土文学领域的虚假叙事，艺术价值丧失殆尽，无法发挥其政治作用，其中的成败得失为当下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参照。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巨变同时带来了乡土文化的价值冲突和认同缺失，传统乡村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中遭遇了“破坏有余”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总结和反思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传统角色及其实际作用和价值，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发展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延展的统一，在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中建设面向新农村发展的乡村文化新认同。
改革开放3o年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30年来农村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变迁，在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念的急剧碰撞尤其是工业化、市场化的过度开发和破坏下，乡村文化正面临着某种程度上的认同缺失。如何理性面对和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并从文化哲学的发展角度看待乡村现代性发展下的传统角色及其可能的文化发展向度，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谋求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议题。
一、改革开放下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
基于数千年来的宗法血缘关系，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构建了一种具有典型文化学意义上的乡土社会价值系统。在传统乡土社会的存在结构中，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儒家文化形态成为古代乡土社会的主要精神价值纽带。传统社会的这种独特的经济与文化特征，也塑造了中国广大农民在个体观、家庭观和社会观等方面的独特的价值取向。
30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这一历史变迁的进程中，首先是中国农民亲身经历并深刻体会到这一变迁带来的身份自觉和价值抉择。我们看到，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离土不离乡”和1990年代“离土又离乡”两个阶段的中国数亿农民，在承受着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空间变迁中，也享受着3o年时间带来的农村改革成果，而且这一改革的进程还在不断推进。在新世纪，为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在实践和价值层面上推动着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诉求。因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举措，包括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实现、2005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以及2006年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税的全面取消等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国家对农村改革的信心、决心与力度，更充分凸显了乡土社会现代变迁的实践进步意义，中国农村建设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推进。
回顾30年的历程，在这一系列改革与发展成就的背后，同时也带来了农村文化的工业化、市场化破坏与乡土文化的认同缺失等突出问题。30年来，工厂、企业在农村的市场化经营，普遍伴随着对于乡土环境与和谐秩序的剧烈破坏，带来了乡土社会的村落消失和环境恶化，也带来了乡土传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而传统乡村文化的断裂与破坏又使得广大农民在家庭观、社会观、个人观以及价值观、文化观等方面发生了文化认同的迷失，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精神家园不复存在，而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化认同又尚未建立。
二、乡村文化：现代性下的传统角色
在这场农村巨变和文化断裂的实质进程中，凸显了乡村现代化建设与乡村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传统乡村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中遭遇到“破坏有余”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破坏有余”是指工业化、市场化带来的过度破坏以及对传统乡村秩序的无情摧毁；而“重建不够”则是指乡村文化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存在着价值迷失和认同危机，缺乏建设中必要和科学的价值指导。正是基于这样的双重命运，导致30年来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与农村文化的建设发生错位，人们在诸如农村发展、经济提升等观念的片面主导下，忽视了村落文明、精神家园等乡村传统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对于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现代研究从上世纪初已经开始，其中费孝通先生的“文化中国”说影响最大。费孝通将人们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研究纳人到人类学、社会学视野，探讨了中国农村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人文生态”等概念。其实在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时，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了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普遍开展和推进传统乡村社会的现代实践。如潘光旦、吴文藻等对中国本土的乡村传统文化特征在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的角色、问题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而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则主要致力于开展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随着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思想史的激荡展开，对于乡村文化的现代化探讨不仅反映在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中，文化学者也在思想与文化哲学的层面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留给20世纪文化和思想界一个充满理性与智慧激荡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乡村伦理的实际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们带来的文化批判主要强调了西方现代主流价值的普遍意义，他们看到了传统中国乡村伦理的负面意义和现代西方启蒙理性的普世价值，一致认为儒家传统伦理和宗法制度渗透着“礼教吃人”的残酷封建思想，丧失了“独立人格”，扼杀了“自由人性”。可以看出，在对西方现代价值的解读和对自我历史意识的表达中，他们普遍将儒家乡村伦理一律视为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神圣化和结构化符号而开展批判。
由启蒙运动确立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在“五四”时期和整个20世纪受到了理性的大力阐扬，已然成为主流思想界的价值说词，这就大大刺激和挑战了以儒家文明及其伦理规范为代表的传统乡村伦理，这些价值，真正说来比仁义礼智信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一种以西方主流解释话语为主的乡村现代性真正建立了起来，这种乡村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传统乡村伦理的合理性与价值，造成了乡村社会在现代性下的传统解构。
在现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看来，“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就是要解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传统应当向何处去”这样的时代提问。因而，他们各自提出了传统儒学谋求现代化发展的方案。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无论是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马一浮的“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说”、贺麟的“儒化西洋文化说”，还是冯友兰的“东西文化转型说”、方东美的“生命精神提升说”，以及唐君毅的“依本成末说”、牟宗三的“良知的坎陷说”，还是在全球化文明对话背景下的刘述先提出的“理一分殊”、杜维明倡导的“文明对话”与“儒学转化”。现代新儒家的整整三展对于传统文化和儒学命运的现代转进思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可以说，这些探究为传统乡村儒学伦理的发展命运和前途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为乡村文化在现代性下的传统角色提供了多重的理论视角。
三、走向乡村文化自觉
正是基于传统乡村精神伦理和文化的“实质性”影响，在谋求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发展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从文化迷信走向文化自信，从文化批判走向文化传承，从文化传承走向文化延展，从而构建起符合中国乡村特色的文化新认同。
【论文关键词】乡土文化 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教育 高职高专
【论文摘要】中医药高专院校以培养乡土中医药人才为己任，在中医药高专因各种原因淡化传统文化教育的情况下，，指出中医药高专人才应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和医学人文素质。各地乡土文化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富含中医药文化，中医药高专开展乡土文化教育有利于培养热爱家乡、热爱中医的实用中医人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大地，每一方圣土都有着成千上百年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因素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医药文化作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它自然而然地渗透于每一寸乡土。乡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将乡土文化融入到中医药高职高专教育之中，有助于培养热爱家乡、热爱中医的实用中医人才。
1中医药高专以培养“乡土中医药人才”为己任
中医药高专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当地城镇社区和农村基层培养专科层次的实用中医药人才。中医药高专院校的多数学生从故乡来，学成后又回到故乡去反哺于故乡。所以，中医药高专教育主要是培养愿意到基层去，能为本土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乡土中医药人才”，简称“下得去、用得上的中医人才”。
2中医药高专应加强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教育
在高职高专教育强调“以就业为导向，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度，注重技能培养”的影响下，加上学制短，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交叉教学，生源素质较差等原因，中医药高专院校很少注重给学生喂养优秀传统文化的食粮，易使当代青少年学生错误地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产生功利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就业就是一切”指挥棒的指挥下，有些中医药院校更是舍弃了“人文”传统，“把大学降低到市场经济的附属地位，市场需要什么，大学便做什么，一种产销对路，短、平、快的人才培养模式悄然形成”
医学是对生命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和实践活动，医学科学发展的过程始终贯穿着人文精神，脱离人文关怀谈医学，学生就会成为医学匠人。中医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脱离传统文化谈中医，学生很难真正理解中医，也就学不好中医。乡土文化是一个特定地域内发端流行并长期积淀发酵，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乡土文化的地域范围放大到全中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从学习乡土文化入手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易于接受。所以，不论课时有多么紧张，不论技能是多么的重要，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教育对中医药高专来说是必需的。
3中医药高专开展乡土文化教育的途径
乡土文化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乡土文化教育列入人才培养方案，贯穿于教学之始终，分阶段实施是一条有效途径。由于中医药高专教育学制短、课时紧张，乡土文化教育的教学时间和教学形式可以灵活安排，可通过开设课程，组建兴趣小组，建立专题网站进行辅导，举办学术讲座、文化节和知识竞赛等多种途径实现。如我校在中医药类各专人才培养方案中列入《三峡文化与三峡中医药》这门课程，纳入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之中，前4个学期均开设，每学期32学时，教师和教学时间不固定，灵活安排，重在营造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生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学。
3. 1入学教育普及乡土文化，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1)开展乡情教育，强化学生热爱家乡之情。每个学生对家乡都有或多或少的认识，但由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乡土文化教育的缺失，学生对家乡的了解多数是零碎的片断，不够系统全面;多数是直观的感受，缺少理性的思考。在新生入学前两周，学校结合军事训练的理论教学时间，用4-6个学时向学生讲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未来规划等，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发展历史，强化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如我校地处长江三峡库区，学生入学时就对学生讲长江文化、三峡文化、讲三峡库区沿线城市未来的发展，顿时使学生开拓了视野，对家乡产生了自豪感、认同感。
(2)开展本地中医药历史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医之情。中医药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各个地方乡土文化中富含中医药文化。学校通过系统研究整理后，在新生入学时开展1次本地中医药历史与来来的讲座，安排1-2次参观，如参观学校中医药博物馆、中药园、中医药专业实训室等，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医药在治病救人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如我校每年均安排中医药类专业新生参观校内富有特色的中医药实训中心、中医文化陈列馆、中药科技馆、生命科学馆、药用植物园，并讲解长江三峡地区中医历史文化，学生一开始便对中医药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学习兴趣。
3. 2深入探究乡土文化，提高学生职业素质
关键词: 乡村社会地理; 综述; 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 论文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 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 研究进程
1.1 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 二战前,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 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 、土地利用问题, 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 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 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 年, 各国( 不仅是欧洲国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 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 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 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 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 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 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间, 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 rebirth)”现象[1], 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 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 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 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 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 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 ambrose 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 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 newby( 1979) 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 如贫困) , 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 roger 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 lewis 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robins 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 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 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 对社会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 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 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 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 新的研究进展
1990 年代以来, 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 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 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 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 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 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 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 seymour 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 halfacree 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 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 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 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 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 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 ( 表1) [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 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 phillip 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 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 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 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 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 并针对广泛的争论, 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 年出版的期刊总览, 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 只是近年有些转变, 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 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对于乡村剥夺( 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 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 但远距离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 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 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 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 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 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 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 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 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 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 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 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 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 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 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 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 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 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 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 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 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 图2) , 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 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 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 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 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 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 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 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 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 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 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 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 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 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 英国学者mackenzie 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 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 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 ⑥社区问题研究, 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 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 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 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点之一。mormont 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 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 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 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 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 如cloke 运用16 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 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 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 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 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 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 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 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 1969) 、西蒙兹的( 1978) 和刘易斯( 1998) 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 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 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 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 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 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 图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 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 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 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 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 认为,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 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 ruda 认为, 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 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 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 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 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 形态) 、感知( 内涵) 和经验( 功能) 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 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 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 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 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 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 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 如贫困、社会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异, 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留学生论文 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 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 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 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 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 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 cloke 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 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 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 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 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 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 phillips 和williams 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 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 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 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 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 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如mcgee 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 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 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 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 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 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 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 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 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社会分层日益严重, 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 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 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 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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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土与都市
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是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现代性冲突中凸显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的，因此作为相对于都市这一特殊地理空间的乡土具有重大的存在意义、辨析价值。乡土在此具有多重指涉意义。一般而言，乡土指的是作家出生、成长、曾经离开的出生地或原居地。但在世界文学史上，乡土具有原乡神话色彩。乡村的原型意义是大地、母亲、故乡、家、爱、童年、温馨、苦难等一切本源意义的代名词。乡土还具有巨大、深远的象征性，文学的基本母题和人类命运的基本命题都能在此找到寄托。
在乡土美学之既定学科语境中的乡土，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大工业文明出现以来，与城市在空间形态和时间性质上双重同步对立的农村、乡村[1]。乡土并非如某些字词典所阐释的等同于家乡、故乡、地方、本土、本乡等。正如简德斌所言，乡土具有时间、空间的多层面意蕴，在现代化进程中乡土包含着丰富的指代意义。乡土的空间性指的是区别于都市的农村、乡村。乡土的时间性则指向它是与现代社会相对应的传统、古典、前现代社会。乡土在现代化进程中包含着丰富的指代意义。自近代社会开始，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城市和乡村不再只是空间意义了，同时，更是一种时间上的新旧对照，蕴涵着丰富的指代意义：城市往往蕴涵现代、将来、发展、进步、创新、文明、富裕等意义；而乡村则越来越成为传统、古典、过去、守旧、愚昧、野蛮、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了。
正因为乡土地域空间的特殊性质，加之中国农业大国国情，就决定了乡土文学必然关注农民命运、农民革命，展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等不同于都市文学的别样特征,也天然决定着乡土文学在20世纪成为中国文学创作主力军的地位。除了从空间地理学角度探讨乡土文学独特性外，还要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乡土社会本质特征及其在文学上表现、及对乡土现代转型关联问题的思考。乡土文学研究要格外关注社会学认识论研究。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指出中国社会性质是乡土性的[2]，与他国不同：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国，乡下人是构成中国社会的主体，他们和泥土分不开；传统社会是个严格遵守“差序格局”[3]的礼俗社会或“礼治社会”。这样结合社会学研究有利于学生明辨整个20世纪中国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突围的艰难与阵痛的必然、农民改造问题的艰巨和深远。
二、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概念变迁需要比较研究，它不仅展现了时代巨变，同时彰显作家创作主体能动性。概念厘清实质就是对该门学科性质的把握。
乡土文学概念最早出现应追溯到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明确提出的“乡土文学”概念。他依据当时贵州的蹇先艾、江浙的王鲁彦、许钦文等乡土作家创作而归纳。鲁迅得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的结论。鲁迅强调的是乡土文学“乡愁”和“异域情调”特征。“乡愁”指的是自我放逐或被放逐的20世纪乡土现代知识分子在作品中流露出的还乡思乡与漂泊意识。“异域情调”凸显的是作品中的地方色彩和民俗风情。这两点在严格意义上是20世纪乡土文学学科所必须具备的特质，也是世界乡土文学发展的理论共识。美国赫姆林·加兰1894年的理论著作《破碎的偶像》就曾强调地方色彩对乡土文学至关重要[4]，这一论断直接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理论与创作实践。
教学中要强调除了鲁迅揭示的经典乡土文学的特质外，还要结合中国社会变迁乡土文学所表现出新的审美内涵和气质。如乡土文学还有“农村题材”、“地方文学”、“新乡土文学”之说。农村题材主要是指建国十七年时期，摒弃、弱化经典乡土文学概念上的风俗、乡土特色，被裹挟在革命古典主义思潮中，更强调意识形态、政治理性的乡土叙事。其概念渊源来自茅盾在1936年发表的《关于乡土文学》论述:“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茅盾指出单有“特殊的风土人情”，“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提出“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此类乡土文学逐渐从重视乡土风情的描绘是转向重视作家世界观和人生观及作品对被压迫阶级命运的关注。其原因与农民运动普遍高涨，以及五四启蒙文学思潮向30年代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转化相关。茅盾政治层面的乡土文学理论影响深远，建国后十七年、文革时期的农村小说成为最宽泛意义上的乡土文学。
“新乡土文学”概念明确提出在2007年由《佛山文艺》发起，联合《人民文学》《莽原》及新浪网主办的“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上,并对乡土文学之“新”作出了相应阐释：一是在视角和观念上，“新乡土文学”要求作家在文化全球化和乡土现代化背景下要具备一种新视野、新观念、新思维，去发现和阐释巨变中的新乡土。二是作品所要表现的乡土，不要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复杂性、多变性的地理空间；最后描绘的对象是广义上的农民，既包括那些长期穿梭于城乡之间的企业家、乡村知识分子、基层干部以及离乡进城的打工者。
综上，农村题材是单纯政治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或宽泛化的乡土文学。经典乡土文学超越了单纯的风土描绘和对农民政治命运的展示，显示了极大的包容性。新乡土文学概念具有有别于传统乡土文学的独特题材、内涵、审美特质。
三、现代化、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后发性特征，但整个20世纪中国的许多问题都离不开现代性这一命题。因为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民族解放的问题也即是农民解放的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地位影响到中国的现代文学走向，因此现代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即以乡土文学占绝对优势。在发展过程中涌现鲁迅、茅盾、沈从文、赵树理、韩少功、贾平凹、莫言等一批大家，几乎中国的每一个现代化进程不乏代表性作家。20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以来，乡土文学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打工文学、打工诗人名噪一时。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主要表现为乡土文学，分析文学的现代性也必须从乡土文学开始。而乡土文学与现代性命题关系从其诞生之日就纠缠在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每个阶段的乡土文学即是对现代性不同侧面的回应。从五四启蒙乡土文学的呼唤、肯定现代性到30年代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反思、批判现代性，到解放区乡土文学反旧习俗、封建迷信的现代性，再到80年代中后期伴随文化上新儒学热出现的乡土寻根文学都体现为对乡土现代性转换的深入挖掘。现代如何进入乡土、民间？现代与传统关系该如何演绎？我们该怎样建构不乏传统美德、又富有现代意识的健全民族品格？启蒙对于中国依然任重道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这也是中国乡土文学需要回答的一个世界性命题。因此从现代性角度研究乡土文学能更好地把握乡土文学发展变迁脉络和时代审美特征，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乡土文学的本土性、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关系，以便在全球化时代明确乡土文学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备注：本文为吉首大学教务处新开课程建设立项（2012kc809）系列成果之一）
注释：
[1]简德彬.乡土何谓?——乡土美学引论之一[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2][3]费孝通.乡土本色，乡土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关键词: 乡村社会地理; 综述; 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 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 研究进程
1.1 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 二战前,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 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 、土地利用问题, 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 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 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 年, 各国( 不仅是欧洲国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 代写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 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 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 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 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 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间, 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 rebirth)”现象[1], 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 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 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 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 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 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 ambrose 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 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 newby( 1979) 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 如贫困) , 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 roger 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 lewis 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robins 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 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 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 对社会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 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 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 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 新的研究进展
1990 年代以来, 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 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 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 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 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 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 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 seymour 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 halfacree 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 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 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 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 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 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 ( 表1) [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 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 phillip 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 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 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 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 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 并针对广泛的争论, 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 年出版的期刊总览, 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 只是近年有些转变, 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 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对于乡村剥夺( 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 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 但远距离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 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 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 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 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 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 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 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 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 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 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 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 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 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 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 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 代写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 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 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 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 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 图2) , 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 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 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 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 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 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 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 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 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 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 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 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 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 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 英国学者mackenzie 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 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 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 ⑥社区问题研究, 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 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 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 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点之一。mormont 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 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 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 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 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 如cloke 运用16 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 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 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 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 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 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 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 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 1969) 、西蒙兹的( 1978) 和刘易斯( 1998) 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 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 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 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 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 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 图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 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 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 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 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 认为,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 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 ruda 认为, 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 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 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 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 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 形态) 、感知( 内涵) 和经验( 功能) 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 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 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 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 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 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 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 如贫困、社会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异, 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代写留学生论文 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 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 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 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 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 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 cloke 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 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 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 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 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 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 phillips 和williams 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 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 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 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 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 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如mcgee 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 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 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 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 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 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 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 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 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社会分层日益严重, 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 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 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 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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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 本土精神遗产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是思想家之一，其理论带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烙印，是他那个时代（新旧交替、社会动荡）和他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文化背景）的一种反映。他对中国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思考，其理论涉及中西哲学、佛学、儒学、文化、教育、工业化、农村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梁漱溟不仅是一位作而论道的思想家，更是一为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尤其是他对自己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多年的实践。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梁漱溟的学术创作和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过早地结束了，当时对其理论的研究和批判基本上停留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改革开放以后，梁漱溟重新活跃在中国的学术讲台，对其理论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20世纪20年代末,农村问题成为当时中国前途命运这个大问题的聚焦点。作为当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 20世纪中国最重要是思想家之一，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思考，其理论涉及中西哲学、佛学、儒学、文化、教育、工业化、农村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他不仅提出了乡村建设的理论,而且还躬身实践,先后三次在广东、河南、山东进行历时八年的实验。他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儒家文化的改造为核心,并力图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结合，其理论带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烙印，是他那个时代（新旧交替、社会动荡）和他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文化背景）的一种反映。
在与上个世纪相距近百年的当前，农村问题又再次成为焦点，而另一场或由政府主导，或由学者专家积极推动，为了区别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而被命名为“新乡村建设”的乡村建设实验，再次轰轰烈烈地展开。在新世纪之初，中国现代化进程又处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如何在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同时，挖掘和利用中国文化的本土资源，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梁漱溟提出乡村建设理论的原因及主要内容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儒家文化的改造为核心,并力图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结合,因他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崩溃源于中国文化的失败。而当年梁漱溟之所以提出自乡村下手, 是因为他认为乡村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础。“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的,并是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是。”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创造新文化就是要在老根上发新芽，因此最要紧的就是要救活旧农村。乡村建设的意义，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因此必须把来自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应用于乡村，构造新的社会组织，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才能完中国的文化重建和民族复兴。其理论力求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珍惜并利用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产。
其乡村建设理论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
第一、 以文化求政治上的出路
“严重的文化失调”,是中国政治找不到出路的根本原因。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得从文化入手。以文化为政治的根本,以文化求政治的解决,中国社会主要是个农业社会,即使有些城市也很难算得上现代化的都市,而遍布境内的无非是星罗棋布的农村。因此不能照搬西方文化的模式来构建未来的中国社会,即以现代的都市文明改造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对此,梁漱溟喜用“老根发新芽”的比喻来说明。就是立足于乡村,在重光中国传统文化“老根”前提下,吸取西方近代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从而创造出一种更有生命力的“新芽”。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宗旨:“当中国精神与西洋长处二者调和的事实有了时,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实现,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
第二 乡农学校的核心作用
乡农学校,是梁漱溟实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组织机构。这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教育、军事于一体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既能使民众享受充分的民主,又可为每个人提供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照梁漱溟的想法,村学、乡学发展起来以后,不仅是个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形成乡村的基层政权组织。梁漱溟认为,村学、乡学可以创造出最合理的合作组织———合作社。合作社的种类,因生产和消费的需要而多样化,如金融、运销、林业、蚕业等。村学、乡学的经济作用,就是培养乡民的合作习惯,指导乡民进行乡村合作事业。合作社要引进各种新技术与新品种并大力推广之,乡农学校要向乡民传授各种生产知识,特别是机械知识以适应“新社会”的大机器生产。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中的一切计划安排,全是靠乡农学校来推行的。在乡村建设中起核心作用的乡农学校,是以经过梁漱溟改造过的“旧道德”亦即“理性”为基石,又辅之以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这是以文化为解决中国问题出路的所在,他希望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建立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的结构是“中国精神+西洋长处”。
【关键词】乡愁 情感 文化 审美
古往今来，乡愁一直是文人们反复吟唱的主题。这种欲说还休的情感，具有一种能轻易俘获人心的魅力。苏教版必修一的“月是故乡明”专题，汇集老舍等五位名家的的典范之作，深入地诠释了乡愁文学的意蕴与内涵。可以说，本专题的设置为广大师生品读、鉴赏乡愁文学，体悟乡愁文学的魅力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基于所选文章对家园之思阐释的角度与主旨的差异，五篇选文被切分成两大板块。第一板块由《想北平》《我心归去》《乡土情结》组成，侧重于阐释人与故乡的关系，文本主要表现与故土、家、亲人等相关联的具象情感；第二板块由《前方》《今生今世的证据》构成，该板块将家园的概念虚化，升华为人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家园由具象的故乡进一步指向祖国、精神的皈依与生命的明证。五篇文章虽各有侧重，却共同揭示了乡愁文学内涵的多解与丰富。乡愁是漂泊旅人、他乡游子难以割舍的思念与眷恋，乡愁是文化的归属和精神的归附，乡愁带有穿越时空的恒久魅力。笔者将以“月是故乡明”专题为切入口，从三个方面对乡愁文学进行品读与鉴赏。
从情感的角度来看，乡愁是一种最浓烈的思念。每个异地客居的人，心中总有一个让他辗转反侧的故乡。无论是《乡土情结》中提及的山水的滋养，树木的蔽护，还是《想北平》里雨后的什刹海，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这些深入骨髓的故乡记忆，时时让背井离乡的游子眷顾，每每忆起，他们心中总会泛起炉火般的温暖。乡愁是游子梦里蹒跚离家时的斑驳足迹，无论是为了功名，为了梦想，还是为了生存，一旦离开了家，游子就如断了线的风筝，孤寂而落寞。乡愁于是成了他们精神的支点。无论走到哪里，慈母手中的那根丝线，都会幻化成无限的牵挂，走得越远，线就会收得越紧，直到在心头勒出一条条深深的印痕。于是，我们有了“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的牵挂，有了“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的期待，有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忐忑，有了“不知何处吹芦萧，一夜征人尽望乡”的凄苦，有了“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悲怆……乡愁它道出了一种心境，诉说了一种感动。它化成一根思念的线，穿越了遥远的空间，让一颗游子之心飞回故土；它也穿越了久远的时间，延绵的历史，从古代而来，感动着今天的你我。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乡愁是一种溯源，是一种寻根。台湾的余光中先生，早年离开了大陆，这种别样的流浪，让他的乡愁更浓、更深：乡愁在他那里是枚小小的邮票，是回家的船票，是亲人的坟墓，是那“一湾浅浅的海峡”……他以发诸心灵的文字深情地呼唤着自己的祖国，寻找着炎黄文化之根。同样的，台湾女诗人席慕容这样诉说乡愁：“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望/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对于远离祖国的人来说，地域的距离造成了传统的远离，造成了文化的隔膜；而作为深受传统影响，具有浓烈民族情感的文人来说，诉说乡愁往往不仅是单纯的故土之思，还有对祖国文化的眷恋，对民族认同感的追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韩少功在《我心归去》中，传达出的身处异国他乡那份文化上的疏离和精神的寂寞。可以说，正是对文化归属感的呼唤形成了乡愁文学所具有文化溯源和文化寻根性质的特征。风光时，要衣锦还乡；苍老后，要叶落归根，即使是一把骨灰也要葬在家乡的土地。无论如何，也不能抹去家的记忆；无论身在何处，都无法改变打在心灵深处的传统文化烙印。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是距离和空灵让乡愁变得如此美丽。可以说是距离拉伸了乡愁，造就了乡愁特定的美。根据英国布洛提出的审美心理距离说，我们知道，在审美中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当客体无从与现实的自我发生钩搭时，客体才能充分显示其美的本色。正是时空的距离造成了游子和故乡的心理距离，从而形成了故乡的美丽。这种对遥远美丽的追寻和呼唤也形成了乡愁这一情愫的美丽，正如哲学家周国平所说：“乡愁萌芽在朴素的地方，乡愁生发在辽阔的原野。”是朴素与辽远成就了乡愁。长路漫漫、跋涉艰难的现实，束缚了归乡的脚步。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拉伸了空间上的距离感；兵荒，战乱，等人为造成的不安定的因素，更是加重了乡思的分量。正是特定的社会背景，是特殊年代的那份朴素，让一切情感回归故乡。悠悠乡愁，怎是一个愁字了得！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乡愁或多或少还有几分虚无空灵的色彩：当一个人不满足于现状又没有归属感时，忽然觉得曾被自己抛弃的昨天不是失望而是温床；因为不满现状，因为没有归属感，所以故乡变得重要起来，根变得重要起来，乡愁似乎又并不只是因思乡而愁苦异常。此时乡愁实际上成了一种精神的慰藉，变成了羁旅途中由悲苦和孤寂而产生的一种渴望回归的心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揣摩出“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悲凉伤感之所来由了。游子的思乡情绪，都是他们漂泊生活的体验与结晶。因为和着诗人的血泪，所以此时故乡在诗人心中，就有了一种更为特殊的亲近感。特殊的情境让故乡上升到了一个前未有过的高度，于是，乡愁的虚无美就由此生发出来。《前方》中作者曾尖锐的指出，人无法还家，即便是还了家，依然还在无家的感觉中。漂泊旅人们心中想念的那个家，只是由家的温馨与安宁养育起来的一种抽象的感觉罢了。《今生今世的证据》里，作者也曾沉痛道出“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此时的乡愁带有抽象的空灵，乡愁准确的说是虚无中灵魂的泊止与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