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是确定历史教学题目。2014年我们调查的课题是《渭南地区历史遗存的保护与开发现状调查研究》。首先这一题目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陕西是历史文化大省，渭南自古是关中东大门，历史遗产极其丰富，有充足的素材可供调查。其次我校学生分布于渭南各个市县，让他们调查当地的文物遗存，能激发积极性，促进他们对本地文化的了解，培养对国家历史文化的热爱。最后是具备实用价值。如历史遗存的保护开发现状，有哪些经验与不足，这对保护、开发当地历史文化遗产有重大现实意义。第二步是将学生分组。将同一地的学生分为一组，每组一个小题目，设组长一人，负责本组工作安排，如联系组员假日调查，汇总调查材料，组织分析讨论，总结讨论结果等。分好组后，各小组讨论决定本小组具体调查研究的对象。第三步是教师示范。到附近某处历史遗址进行现场示范。先讲解相关史实，再查看周边环境，或测量，或拍照，或咨询相关管理部门，或周边居民，对其保护开发现状做深入了解。最后分析讨论，发现长处或不足，形成书面材料。这样就使学生对具体调查研究过程有了初步了解。第四步是学生分组活动。先查找文献，初步了解调查对象。再实地调查，汇总材料，写出初步研究成果。这能调动学生动手、动脑、动笔去讨论、写作。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使每个组员积极参与，保证调查研究过程的有效性。第五步是成果展示。利用课堂，每小组派代表将本组调查结果、发现的问题与不足，提出的解决办法向全班同学汇报。各组取长补短，完善本组研究。教师适时引导、点评，提升学生的认识水平。经过展示，每组成果进一步完善，形成最终研究结论。
二、实践结果
这次历史教学调查由于选题恰当，分组合理，示范充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历史教学首先加深了学生对本地历史文化的了解。有小组调查了白水县的仓颉庙，调查前大多数学生只知道古庙历史悠久，但里面纪念的是谁，为何纪念都不甚了解。这次调查使他们对这座古庙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其次使他们发现某些历史遗迹保护中的问题。如有小组调查了某乡镇的唐朝慧照寺宝塔。经过实地调查他们发现，由于当地农民的开垦和年久失修，塔基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最后，对历史遗迹的开发提出自己的设想。例如，韩城小组调查的是司马迁祠。这个遗迹保存很好，旅游价值高，但游客不多。他们对此提出自己的设想：将司马迁祠与当地其他自然、人文景点相结合，形成完整的旅游线路，将自然风光游与历史文化游相结合，充分展示当地迷人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次扩大宣传，使更多人了解司马迁的丰功伟绩。这些方案有借鉴，更有独创。在对方案教学进行分析比较的过程中，锻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结语
一、草创时期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芝加哥社会学系创办于1892年，首任系主任为斯莫尔(AlbionWoodburySmall，1854—1926)。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普通社会学》(GeneralSociolo-gy，1905)和《社会学的起源》(OriginsofSociology，1924)。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在于让美国社会学界开始关注德国的社会学成就，他同时也是《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的创办者(1895年创办)，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立使美国社会学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一般来说，学派形成的标志主要包括在某一学术领域出现了若干领军的学术领袖，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学术追随者，有相对固定的研究机构和平台，有比较充沛的学术研究经费，能够就某些共同的领域开展有效研究并取得相当的学术成就。此外，研究者采用比较相似的研究方法并有着类似的表达风格。对照这些标准，很难说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是一个成熟的学术流派。但是，芝加哥大学建校之初确实出现了一批为美国社会学建设添砖加瓦、影响卓著的人物，这些人物不仅仅来自社会学系，同时也来自政治学系，尤其是哲学系。他们是哲学系的杜威和米德，社会学系的斯莫尔、托马斯、文森特(GeorgeE．Vincent)和亨德森(Henderson)。杜威和米德虽然不属于社会学系，但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以及心理学理论对美国早期社会学的影响极其深远，他们不仅是芝加哥哲学学派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芝加哥社会学的重要创始人。另一位被视为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先驱人物的是库利。库利终生执教于密歇根大学，但因其学术思想与杜威、米德等人的相互承继、相互影响，也因为库利与杜威、米德曾经互为师生、共同执教于密歇根大学，学术界将库利也归入到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
当然，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要力量在社会学系。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诸位奠基者中，如果说斯莫尔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把德国社会学思想介绍到了美国的话，那么，文森特、亨德森以及托马斯等人则在各自领域对社会学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其中托马斯的贡献尤大。托马斯是早期芝加哥学派主要成员中研究成果最多、学术思想最丰富的学者。法里斯在《芝加哥学派》一书中这样评价托马斯:“他是一个充满力量、精力充沛、富有创新精神而且成果丰富的人，因为他不受陈规限制，追求完美。他能够超越任何学术禁锢，他对美国社会学的贡献比他在早期芝加哥大学的任何同僚都要大。”〔4〕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社会起源导论》(SouceBookforSocialOrigins，1909)，《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与兹纳涅茨基合著，1818—1920)、《野性女孩》(UnadjustedGirl，1923)以及《原始行为》(PrimitiveBeharior，1937)等。托马斯在其作品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失序(socialdisorganization)、情境定义(definitionofthesituation)以及生活秩序(life－organization)等理论和概念，他的“四项基本欲望”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也颇为流行。①托马斯对于社会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较早摆脱了传统社会学在个人与社会发展解释上的生物学观点，而代之以历史分析和现实分析的观点。刘易斯和史密斯在《美国社会学和实用主义》一书中如此评论道:“尽管托马斯因为他的作品而被人们铭记，但是人们忘记了他是以一个纯粹的生物社会学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5〕欧洲社会学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以生物学观点解释个人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欧洲社会学学术传统，其中，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是典型代表。托马斯早年求学于德国，沉迷于斯宾塞，一段时间内他也深受欧洲这一社会学传统的影响。例如，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托马斯认为男人天生就是一种偏爱流浪、攻击和狩猎的动物;他认为冲动衰退是一种病态，而农业和定居这类生活方式会使人类器官退化;他认为男人在形态上的发展比女人更重要，异族通婚源于男性寻求更多陌生妇女的愿望;他认为人类对食物和性的追求是人类生存中最主要的驱动力，他将社会看做是一种纯粹的生物环境。上述观点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论性代谢的差异》(OnaDifferenceoftheMetabolismoftheSexes)中，他博士论文首页就写明:“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是，一切社会事实都源于生理现象。”但是当他1907年出版《性与社会:性别的社会心理研究》(SexandSo-ciety:StudiesintheSocialPsychologyofSex)时，情况却开始出现了变化，他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开始摆脱生物决定论的影响。此后，托马斯提出了态度价值以及情境定义等重要概念，既反对社会决定论，也反对心理还原主义，而是强调人与社会环境的互相作用和相互影响。托马斯对社会学的贡献还体现在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文化人类学传统。文化人类学发源于欧洲，这是一门从人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化的科学，至19世纪末期文化人类学已经相当成熟，大师级的学术人物和学术著作均已出现，如英国弗雷泽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等。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全称为“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系”，直到1929年文化人类学才成为该校一个单独的部门。托马斯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性别、种族、社会人格以及文化差异、文化同化等方面。例如，他在190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社会起源导论》中对种族智力存在差异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一立场和观点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FanzBoas)的观点十分接近。在其1937年出版的《原始行为》一书中，他以收集到的谚语等材料揭示各种种族不同的智力天赋，揭示古代民族的思维方式。托马斯的研究领域显然与芝加哥社会学系其他早期同仁的研究领域不太相同。例如亨德森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慈善机构、劳工问题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与其他同仁相比，托马斯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题材与欧洲文化人类学研究更为接近。
事实上，正是托马斯开启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传统。20世纪前后几十年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托马斯的影响下，一批学者纷纷走上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物包括斯塔尔(FrederickStarr)、法里斯(EllsworthFaris)、林顿(RalphLinton)以及萨丕尔(EdwardSapir)和科尔(FayCooperCole，1929年成为分离出去的文化人类学系首届主任)等。托马斯对社会学最为重要的贡献恐怕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经验主义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开启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向。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了整个芝加哥学派的发展，为芝加哥学派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但是真正将这一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并取得最初一批研究成果的却是托马斯。在这方面划时代的巨作就是《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由托马斯与波兰学者兹纳涅茨基(FlorianZnaniecki，1882—1958)合作完成，于1918—1920年出版，共5册，2232页。马丁•布鲁默认为这套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学从抽象理论和学院式研究的传统转移到更切合实际的经验研究方向。〔6〕托马斯早期一些作品抽象思辨色彩比较浓厚，但是从《社会起源导论》起，他的作品中经验材料明显增多。《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则被视为经验描述与理论概括的典范之作，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是当时身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主要是当时美国的波兰移民)。他利用捐赠人提供的5万美元研究经费在1809—1913年间走访欧洲许多国家，进行调查。1913年最后一次访问华沙时，他认识了当时供职于波兰移民保护局的兹纳涅茨基博士，后者很快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以及合作者。在国内外旅行中，托马斯广泛收集来自波兰农民群体的书信、有关新闻报道数据、庭审记录、祷文、小册子等材料作为自己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托马斯将这些材料称为“偶然材料”。这些材料大部分来自美国国内，托马斯通过在报纸刊登广告以有偿阅读的方式获得这些信件。①移民是当时美国社会乃至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从某个角度来说，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移民就是关注整个美国和整个世界当时正在发生的巨变。1899—1910年的11年间，在美国移民总数中波兰移民占1/4，这些波兰移民大多选择在芝加哥、皮兹堡、水牛城(Buffalo)和底特律这样的大都市居住，仅1907年的移民高峰中就有128万波兰人移民到美国，这些来自波兰和东欧的移民在原居住地或者在政治和文化上遭受迫害，或者在经济上陷入穷困，他们大多因为这些原因选择移民美国。〔7〕选择波兰移民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波兰移民在差异性的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托马斯试图从这一社会群体中发现诸如社会人格、情境决定、态度和价值之类的秘密，揭示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社会心理事实。托马斯收集到的那些书信之类的“偶然材料”在他的研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偶然材料”真实地记录了波兰移民在相互交往的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实的故事，他们的经历、文化、传统、情感、态度、价值观、信仰等。用这类“客观材料”研究波兰移民群体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它避免了来自主观因素的干扰。事实上，为了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托马斯甚至拒绝在研究中采用访谈之类的东西，他认为这种面对面的访谈本身就是对访谈对象和生活过程的干预，甚至操控。《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的面世为社会学经验研究提供了范本，它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全盛时期
1915年伴随着帕克加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加之前期社会学系学术成果的孕育和催生，芝加哥社会学进入到全盛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30年代中期。法里斯如此描绘当时的情景，他说:“帕克、伯吉斯、法里斯成为社会学系的核心人物，在整个二十年代他们如日中天，所有的障碍已经被先行者斯莫尔、文森特和托马斯等人清除。士兵们已经从战场返回，渴望加入研究的阵营，国家一片欣欣向荣，整个城市充满了生机。更加不可忽视的是，大量研究经费很快变得唾手可得，社会学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一个全盛时期即将在芝加哥大学出现。”〔8〕但是所谓全盛必须要有具体的人去做具体的事，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去创造才可能到来。就在1915年芝加哥社会学即将步入全盛之际，其实潜伏着种种危机。马丁•布鲁默的分析十分冷峻。他说:“在1915年的时候绝对没有迹象显示在未来十五年中芝加哥社会学会主导未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9〕布鲁默给出的数据显示，在1915年至1925年的十年间，在社会学系执教的教师从八名减少到五名。在此期间，亨德森教授于1915年去世，托马斯教授于1918年被校方除名，斯莫尔教授于1924年退休(也有说是1925年退休)。在芝加哥社会学处于巅峰时期仅有三名社会学教授，他们是帕克、伯吉斯和法里斯(系主任)。
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芝加哥社会学走向全盛与帕克加盟社会学系关系甚大。①帕克于1913年(也有说1914)进入芝加哥社会学系，帕克的一生充满职业传奇和学术传奇。他于1887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做了11年新闻记者，1897年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1899年赴德国继续求学，并于1904年获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担任一年哲学助教之后，又到美国南方从事黑人民权活动近十年，在他50岁的时候再次回到大学讲坛。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几年潜心教学，培养学生，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论著，包括论文《次级群体中的种族同化》，60页的小册子《人类行为的原则》，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1年他与伯吉斯合编的教材《社会学导论》出版，这部1000多页的教材为他带来了极大声誉，该书包括14个社会学主题，收录196篇阅读篇目，参考文献达到了1700项，这本教材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分别于1924年和1970年再版。法里斯评论说:“由帕克和伯吉斯撰写的这部著名的教科书被许多社会学家认为是最具影响的社会学著作，1921年之后美国社会学的方向和内容主要就是由帕克和伯吉斯的这本教科书设定的。”〔10〕伯吉斯(ErnestWasonBurgess，1886—1966)1908年毕业于肯菲舍学院(KingfisherCollege)，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求学，并于1913年完成博士学业。1912—1913年在托莱多大学(ToledoUniversity)任教，1913—1915年在堪萨斯大学任教，1915—1916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19年伯吉斯重返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直到1957年退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伯吉斯成为帕克最密切的学术合作伙伴，他们二人除合作出版了《社会学导论》外，还合作出版了《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5)等作品。
真正使芝加哥社会学形成学派，流传身后的成果是此间进行的“都市生态结构研究”以及“都市行为研究”，法里斯评论说:“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最引人注目和广为人知的进展是他们在都市生态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原创性研究。”〔11〕帕克和伯吉斯等人在这些大规模的研究活动中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都市生态结构”、“都市行为研究”这样的理论念头和设计出自帕克大脑之中一点也不奇怪。帕克1914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主要职业是新闻记者，他十分看重实践和实验活动。在从事新闻报道的十几年中，他就养成了观察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习惯，他于1925年出版的著作《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性调查》就是他早年对城市观察和研究结果。他说:“城市在扩展，滋生于其中的各类人性也在不断显现，这使得城市变得非常有趣和迷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研究人心秘密、人性以及社会的种种场所。”〔12〕进入社会学系之后，他在学术上更自觉地将实用、实验和效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向。在《社会学导论》中他非常明确地阐述道:“从某种流行的观点来看，现在的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实用科学，社会学很快将成为这样一门科学，它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也将完全适用于同类其他问题。实验方法将进入社会生活、工业发展、政治生活以及宗教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人类实际上被各种或明或暗的法则所制约引导。但是，这些法则很少被人们以理论假设的方式和实验证明的方式予以阐明。如果要区别这两种方法，我们选择调查而不选择研究。”〔13〕帕克将正在兴起的芝加哥这座都市看做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场，他说:“社会学研究工作应该定位于芝加哥的都市文化，芝加哥就是一个社会实验室，这意味着应该去收集那些影响城市社会生活的各种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归纳和分析。”〔14〕他的学术研究目标是要摸清楚这个大都市的要素分布和要素功能，并解剖都市中的各种人类行为。就像当时许多社会学家一样，帕克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以生物学的思想和方法去观察城市，解剖城市所延伸出来的概念就是城市生态。
帕克1902年在德国求学时跟随黑特纳(Hett-ner)学习地理，他坚信:“每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应该了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其实，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地理现象。”〔15〕到芝加哥大学后，他开设的课程之一就是“实地研究”(FieldStudies)，正是通过这门课程，帕克鼓励研究生们走进城市、走进社会，以绘制地图的方式去呈现这座城市地产、商业、舞厅、、犯罪等各行各业的分布和结构，研究各色人等的心理和行为。其他各种实证研究方法，如访谈、观察、数据收集、文献分析也被广泛运用。这类经验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对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最终形成至关重要，这些经验方法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研究都市生态并不是终极目的，最终目的是要透过都市生态去研究人类行为。正如法里斯所说:“都市结构只是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的一个背景，生态学不过是进入到这背景中的一条路径，它们最终都指向都市行为。”〔16〕芝加哥社会学派所倡导的都市生态研究最终指向行为偏差、城市犯罪、文化同化、社会失序等等具体的都市人类行为课题，围绕这些课题产生了一大批调查研究，这些成果大多由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完成，并且许多作品获得出版。这些研究作品包括:1．《芝加哥的组织化犯罪》(OrganizedCrimeinChicago，1929，JohnLandesco)2．TheJack－Roller，1930，EditedbyShaw3．《一个青少年违法犯罪职业的自然史》(TheNaturalHistoryofaDelinquentCareer，1931，EditedbyShaw)4．《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因素》(SocialFactorinJuvenileDelinquency，1931，ShawandMckay)此外，还有一些与芝加哥这座城市有关的其他研究，如:1．《芝加哥黑人》(TheNegroinChicago，1922，CharlessJohnson)2．《流浪汉》(TheHobo，1923，NelsAnderson)3．《家庭失序》(FamilyDisorganization，1927，ErnestR．Mower)4．《匪邦》(TheGang，1927，FredericThrasher)5．《自杀》(Suicide，1928，RuthShonleCavan)6．《贫民窟》(TheGhetto，1928，LouisWirth)7．《芝加哥的黑人家庭》(TheNegroFamilyinChicago，1931，E．Franklin)8．《出租司机舞厅》(TheTaxi－DanceHall，1932，PaulG．Gresty)9．《芝加哥犯罪》(ViceinChicago，1932，WalterReckless)10．《旅馆生活》(HotelLife，1936，NorwanHayner)11．《金海岸与贫民窟》(TheGoldCoastandtheSlum，1929，HarveyZorbaugh)12．《都市区里的精神紊乱》(MentalDisordersinUrbanAreas，1930年完成，1939年出版，RobertE．LFarisandH．WarrenDunham)涉及城市犯罪的研究包括:1．《革命的自然史》(TheNaturalHistoryofRevolution，1927，LyfordEdwards)2．《罢工》(TheStrike，1928，Hiller)3．《俄罗斯镇的朝圣者》(ThePilgrimsofRus-sian－Town，1932，Paulineyoung)在1930年代前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都市研究中，帕克和伯吉斯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们为这些调查的实施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概念和框架、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他们合作的都市生态学著作《都市社区》(TheUnbanCommunity，1927)以及《人格与社会群体》(PersonalityandSocialGroup，1929)还为学生们提供了写作范本。劳申布什(Raushenbush)在《帕克:一位社会学家的传记》中给出了帕克具体指导学生从事都市研究的详尽数据。在1921—1931年15项有关城市生活的研究中，有七项研究获得出版，帕克为其中的三本书写了序言。
在42本有关种族、文化、伦理关系的学生著作中，帕克给于具体指导或写序言的著作如下(其中部分作品为学生们毕业后所写):1．《日本入侵者》(TheJapaneseInvasion，1917，JesseF．Stainer)2．《作为文化接触的基督徒》(ProtestantMis-sionsasCultureContact，1924，MauriceT．Price)3．《贫民窟隔离研究》(TheChetto:AStudyinIsolation，1926，LouisWirth)4．《俄罗斯镇的朝圣者》(ThePilgrimsofRus-sianTown，1932，PaulineV．Young．)5．《种植国的阴影》(ShadowofthePlantation，1934，CharlesS．Johnson)6．《夏威夷的异族通婚》(InterracialMarriageinHawaii，1937，RomanzoAdams)7．《种族关系的仪式》(EliquetteofRaceRela-tions，1937，BertamDoyl)8．《边缘人》(TheMarginalMan，1937，EverettV．Stonequist)9．《巴西的黑人》(TheNegroinBrazil，1938，DonaldPierson)10．《岛屿社区》(IslandCommunity，1939，An-drewLind)值得一提的是，帕克的学生中还有几位学生的论文写的不是都市、种族和文化，而是新闻传播:
1．博士论文《新闻的社会学研究》(News:ASociologicalStudy，1931，CarolDewittClark)
2．博士论文《人类趣味故事》(TheHumanIn-terestStory，1940，HelenMacGillHughes)事实上，芝加哥社会学的成功仰赖于多方面的努力，正如法里斯所评论的:“纵观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成功的历史，这些成功应归功于大量在册学生、知名学者、大量优秀的师生作品以及创新精神。所有这些凝聚成极高的士气，使社会学系的繁荣一直延续到30年代。”〔17〕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即使是在全盛的12年中规模都不是太大，这种类型灵活的机构建制反而使社会学系能够充分利用学生进行科研创造，同时接纳本校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参与进来，共同打造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的社会学体系。以下数据可以显示社会学系的发展状况。〔18〕1895—1915年美国大学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人数为98人，各大学数量分布如下。以上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硕士培养的数量情况。在过去40名美国社会学家学会(A-mericanSociologicalSociety，ASS)主席中，至少19人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毕业，或为该校社会学系现任或耶鲁教师。1923年之前，13位主席中三位来自芝加哥大学，这一数据反映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培养质量。
三、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衰落
一般认为芝加哥社会学派从193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衰落，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二代芝加哥社会学派主导核心人物的先后离场。作为社会学系凝聚人心的核心人物，帕克于1931年到1932年间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世界旅行，1934年退休。此间另一个核心人物伯吉斯却忙于自己的婚姻家庭，似乎已不像从前那样专注和执着。往更后面说，系主任法里斯(EllsworthFaris，1874—1953)1939年退休，奥格本(Ogburn，1886—1959)于1951年退休，沃思(Wirth，1897—1952)于1952年过早离世，伯吉斯也于1951年退休。法里斯认为布鲁默(HerbertBlumer)．斯托弗(SamuelStouffer)、休斯(EverettHughes)等人构成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第三代人物，但是他们的学术成果学术影响被世人接受却在更后。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1]。
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以及后来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著作中，梁启超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的封建传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从来没有“良史”，针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弊病，他强调指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2]梁启超多次阐释他的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3]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4]梁启超力主历史研究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在他看来，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能将历史纳入现代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5]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哥诺瓦、瑟诺博习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向西方史学学习，并用西方史学改造中国史学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6]
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除《新史学》(1924年)之外，还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班兹的《史学史》(1930年)、《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等。
“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一些史学家在积极介绍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有益内容的同时，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开始了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除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历史统计法》(1922年)外，还有李泰芬《史学研究法大纲》(1926年)、朱谦之《历史哲学》(1926年)、杨鸿烈《史地新论》(1924年)、何炳松《通史新义》和《历史研究法》(1927年)、卢绍稷《史学要论》(1930年)等。这些著述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推动历史研究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在中国史坛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学派。
“五四”时期，疑古史学思潮的出现和疑古史学的兴起，是中国古典学术“疑古惑经”传统继承和发展的产物，1923年5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7]他的观点得到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知名学者的支持，并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史学的疑古派或古史辨派。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8]该学派在理论上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了以下著名的命题:“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9]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史坛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何永佶、林同济、雷海宗等。一些论者认为，战国策派是一个在史学革命尝试与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在文化构想层面上有独到的思路。[10]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存在的时间虽短，但直至半个世纪之后，学界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11]
20世纪上半期，除了上述论及的“新史学”、“疑古派或古史辨派”、“史料学派”、“战国策派”史学的理论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上、地下的文献资料相结合，尽可能地运用更多更新的资料相互印证，去进行历史研究，以求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陈寅恪曾概括指出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以下3条:(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2]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新史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是20世纪初中西史学交融的产物。
陈寅恪提出“诗史互证，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主张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将其放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和分析。因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3]他还主张历史研究应有一定的时代的特点，顺应历史的潮流。他说:“一时代之学术，比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潮流”。[14]
陈垣的史学方法被后人公认为是“竭泽而渔”的方法，他的研究领域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而为了在这些领域求真求实，他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学、史讳学以及在文献学和辑佚、编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陈垣虽致力于古史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使其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通鉴胡注表微》，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官场的腐败及贪官污吏的不满及蔑视。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l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15]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说:“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16]他还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之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17]李大钊强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为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迫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中国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即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或经过了那些发展阶段?它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3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广大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为那些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而苦闷彷徨，看不清中国革命前途的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两大方面:其一，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以其为榜样;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其二，在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和讨论，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史坛出现了繁荣景象，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曲折。
建国后先后出版的《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丛》，以发表苏联史学家的史学论著为主，其中不少是关于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批判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文章。《历史研究》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文集。此外，还有《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尚钺编，三联书店1955年)、《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1954年，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唯心主义批判时，史学界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展开了批判。不久，陈梦家、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人的史学思想及方法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戴上“反动”、“反马列主义”的政治帽子。当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以个人治史的切身体会，向学生讲解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时，也受到“为什么不提马列主义这把最灵验的钥匙”的责难。1958年春，在陈伯达的推动下，史学界开始了所谓的“史学革命”，通过在史学领域大搞“拔白旗，插红旗”，使简单化、概念化、绝对化和庸俗唯物论盛行一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受到严重破坏。
建国后到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不仅批判唯心主义与唯心史观;而且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争鸣和讨论，都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尚钺在谈及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的目的时说，“我国史学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该书公开出版，便于“我国历史学家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参考。”[18]
当时展开热烈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其中前5个问题被人们称之为“五朵金花”。这些讨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文革”前，三联书店出版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景珩、林言椒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史绍宾编)等文集，人们从中不难看到当时讨论的热烈情况。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一一介绍每一问题的研讨情况，更不可能就每种观点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下面仅就两三个问题的讨论略作介绍，虽然早已事过境迁，但仍可从中感受到当时学术讨论的特点。
关于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新建设》杂志1952年5月号即已提出，但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论文《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19]对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范文澜根据斯大林指出的民族的4个特征，(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认为秦汉时代汉族已经具备了“民族”的这些特征，同时他又提出“独特的民族”的理论。强调“汉族自秦汉以来既不是国家分裂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章冠英等同意范文澜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阶段所占较长，由此产生与欧洲封建社会许多不同的特点。民族可以形成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秦汉以后的汉民族只能是一种低级阶段的民族”，“只能是一种独特的民族”。[20]另一种观点表示反对，反对的主要依据是:按照斯大林所说“民族”的定义，资本主义以前没有“民族”，只有“部族”，因为作为“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的民族市场还无法形成。他们认为范文澜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理解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是不妥的。[21]
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范文澜、吕振羽、岑家梧、翁独健等人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即自秦汉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到了清代，我国的版图和疆域便确定下来了。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起主导作用，其余各个少数民族，包括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也都为祖国的缔造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历史上的中国民族，除了汉族还有少数民族，中国的历代疆域不仅包括中原王朝，也包括少数民族独自建立的国家或政权的辖区;不能将历史上的中国与封建王朝划等号，更不能与汉王朝划等号。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长时间互相影响，友好共处，共同反对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共同缔造了祖国。[22]孙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提法，是一种缺乏科学性的论据，存有明显的漏洞。“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王朝统治的范围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伸缩”。他认为，凡在封建王朝之外的独立民族国家，就不应包括在当时的中国范围之内。以今大的祖国疆域来判断历史上汉王朝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这是荒谬的。[23]翦伯赞不同意孙祚民的观点，他明确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能把少数民族作为“外国人”看待。[24]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
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是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翦伯赞早在建国前就提出重视历史主义的问题。[25]建国后不久，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对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26]在这之前，范文澜也提出了纠正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问题，他还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为例，进行了自我批评。[27]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之后，历史研究实践中出现了运用阶级观点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翦伯赞提出只有将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两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复杂的历史过程或历史人物做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28]
翦伯赞的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学者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3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如何做到两者相统一等。当时发表的主要文章后收入《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6年)。应当指出，当时各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是从学术上进行讨论的，正当人们深入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时，戚本禹在1966年初发表文章，从政治上宣布“历史主义是对阶级观点的反动”，[29]从此“历史主义”成为人们不能继续研究讨论的“禁区”，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又继续展开讨论。
建国后，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是和新中国的史学建设积极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的合理的内容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不良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左倾”的失误和曲折，则更使那些负面的影响长期不能得到克服。
1961年，周扬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文科教材的任务。同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与会者认为，学习西方史学史，对高校历史系的学生来讲，是十分必要的。会议较充分地探讨了现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致认为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的教学计划中。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对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期间，开始出版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以及西方史学(包括史学理论)名著的全译本或选译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不少有一定影响的成果问世。[30]但是，不少文章的内容明显地印有受“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那就是一般性的政治批判代替了具体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史学家的思想和西方史学思潮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6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西方史学理论以至整个西方史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大毒草”、“反动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在政治上受到严厉批判。这样，刚刚起步的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只是停留在规划上，很快就夭折了。
三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始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造谣惑众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3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中国历史科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文革”结束后，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召开了10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以及介绍史学理论研究新作的书讯。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同“文革”前相比，高等院校历史系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陆续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宁可、汪征鲁合著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问世。此外，还有10余种版本的“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出版。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史学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一些老的理论问题，在“文革”前即已开始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深入讨论下去，“文革”后又重新开始探讨;其二是一些是以前从来没有涉及到，或很少涉及到的所谓“禁区”或“敏感”的理论问题;其三是以往较少涉及的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其四是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在“文革”后仍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张芝联提出应阐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区别后，引起较广泛的反响。[32]关于历史主义，论者的观点基本接近。许永璋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作了如下的界定:以发展的观点对待历史，根据事物所处的具体条件来考察历史，从历史的内在联系中找出历史的规律性，以向前看的态度去回顾以往的一切，这种研究历史的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33]蒋大椿强调，不应将唯物史观、阶级观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相割裂或相对立，而应将他们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揭示社会历史十分复杂而充满矛盾的过程。不能在用阶级观点来排斥历史主义了。[34]关于阶级观点，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以往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成为历史研究唯一的研究方法，其后果是束缚了史学方法论的发展。[35]持相反的意见认为，阶级观点仍是分析阶级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不能认为政治上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历史研究中阶级分析的方法也不能使用了。[36]
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关于爱国主义的概念和内涵，范文澜曾有论述，[37]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一些学者虽有分歧的意见，但似乎不是十分尖锐。当涉及到“忠君与爱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是否存在爱国主义”、“何谓民族英雄”、“是否存在代表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民族英雄”等具体问题时，则明显存有多种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见。
范文澜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提出，当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处于不同地位时，“忠君”的客观效果是不一样的。当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统治阶级的忠君爱国，与起义农民的爱祖国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但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情况下，忠君与爱国却存在一致性。反抗异族的侵略，基本上是出于对君朝的爱，这与爱祖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另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忠君不等于爱国。王继烈认为，爱国主义是对自己和祖先所赖以休养生息的土地家园的热爱，而忠君则是服从皇帝个人意志的“愚忠”，是一种封建道德。而当君主制度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桎梏时，忠君思想则明显起着反动作用。[38]李一氓同样认为忠君不等于爱国，特别是在今天，引用某些历史事件来颂扬爱国主义，这又恰是汉族爱国主义，显然会影响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39]一些论者认为，历史上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不存在爱国主义。马寿千说，爱国主义是一种现代词汇，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东西。历史上的所谓亡国之君和忠君爱国，这里的国家是指一家一姓的国家社稷，和今天说的爱国主义是有区别的。[40]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观点认为，爱国热情不仅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中。在反对国内民族统治者的分裂割据和叛乱恣扰，反抗民族压迫，维护祖国的集中统一，推进民族融合，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感。[41]邓广铭、张希清认为，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可称为国家，在双方战争中应以站在正义或非正义一方，划分为爱国者和卖国贼。岳飞、辛弃集、陆游等人是爱国者，而秦桧，则是最典型的卖国贼。[42]
对“民族英雄”这一概念的理解，存有较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某人在历史上对某个民族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他就是那个民族的英雄。不要因为他们曾侵扰过别的民族，而去否定他。[43]另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抵御“外来民族”的侵犯，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杰出人物，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邓广铭、张希清强调“外来民族”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指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在其斗争的历史时期内，互为“外来民族”;其二是指中华民族之外的外国民族。对发生在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的战争，要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站在正义一方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44]白寿彝认为，民族英雄有两种: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英雄，这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英雄;是一个民族内部的英雄，是在和别的民族的斗争中，或在本民族内部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45]
翦伯赞等人认为，在国内各民族间的战争中，不存在各族共同的民族英雄，因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英雄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没有偏狭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想[46]。吕振羽则认为，在国内各民族对立斗争时期，可以产生各族共同的英雄。如岳飞所进行的抗金战争和活动，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要求———既符合汉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客观上也有利于女真人民长远的利益。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还有蒙、陈梧桐、郭预衡、邓广铭、张希清等人。[47]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论战和讨论由来已久。如果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算起，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已有200多年了;如果从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算起，也有50多年的历史了。这半个世纪在我国的论战和讨论，大体上可以分成4个阶段:30年代前期;抗日战争爆发;50年代及60年代初;“文革”结束以后至今。从讨论时间之长，涉及问题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来看，都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我国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白钢编著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较全面地介绍了30年代前期以来至今的论战和讨论情况。他认为1978年以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讨论的主要特点是:出版物的数量总计约在120篇以上，超出以往3次讨论之总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史学界众多有争议的议题之中最活跃的;比较普遍地注意到中外的对比研究;一些被搁置多年的老问题，近年被一些论者重新提了出来，并加以论证。[48]
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文革”后讨论的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之一。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史学规划会议时，戴逸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的发言，强调“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其他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命题提出异议。同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开展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此后，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刊、高校及研究机构，也都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较广泛的讨论，代表性的意见大体可以概括成以下7种:生产斗争、生产力说;[49]阶级斗争说;[50]社会基本矛盾说;[51]合力说;[52]物质利益说;[53]客观的社会需要说;[54]人民群众说。[55]
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自然要涉及到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建国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文革”期间，在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动的政治观点时，批判了“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得出“只有奴隶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1980年，余霖、安延明著文《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所谓“奴隶创造历史”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只能导致混乱。[56]1984年，黎澍发表论文《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指出时下流行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不科学的。应是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只讲英雄创造历史或只讲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都是片面的。他还指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说法源于苏联学术界，是对《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引申和附会，在我国又发展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种观点既不科学又不符合事实。[57]黎澍的论文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有人支持或部分支持，有人反对，还有人提出招致激烈反对的“新英雄史观”， [58] 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热烈讨论，促进了史学界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
“文革”后，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进步，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方面的问题，除了以往已涉及的“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学术价值”、“史与论的关系”外，中外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史学方法，近年主要关注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研究者认为，这些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补充，对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有益内容，是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迫切需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学科发展的要求。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做出了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当代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近年，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重点课题已有多项完成，其成果已公开出版。[59]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1993年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广泛团结了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学者，对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近20年来，一直有较高水平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他们及时追踪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结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践，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当前，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以追踪战后欧美史学新发展为主，其主要研究方向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研究的重要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西方历史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历史规律性问题、关于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关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关系，其中涉及维柯、伏尔泰、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以及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等。近年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课题不断开拓，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理论深度不断加强。一些论者还就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60]
其二，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哲学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化和整体化趋势明显加强，历史学也不例外。其结果正如法国年鉴派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历史学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宏观性的研究课题引起愈来愈多的历史学家的兴趣，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无法完成这些课题。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历史学家广泛采用。这一切都促进了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90年代，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就新社会史学、人口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心智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文化史学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从每一分支学科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理论观点及方法，代表性著作及代表性人物，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61]
其三，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年外国史学史研究有不少优秀成果问世，为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则是在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外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外国史学思想史，重点阐释的是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它不仅要阐释影响和指导西方史学发展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思想，而且要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
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了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20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既然它们对学科发展不曾产生什么影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昙花一现，理所当然成了过眼烟云。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它们脱离作为一门科学的史学自身发展的实际，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文化选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王韬、黄遵宪、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生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于是成为社会的选择。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同样，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选择，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工农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才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因。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自己平凡的工作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通过艰苦的理论探讨，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特别是“文革”后历经磨难的历史科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在发展，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丰富自己，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指导作用。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就没有整个历史科学的进步和繁荣。
回顾、思考与展望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展望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可以相信其研究的内容将不断深化;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将不断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实践将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历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史学思维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将极大地提高科研效率。相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理论研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
和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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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2]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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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见《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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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温德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11] 对战国策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从政治上学术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二是对其学术思想一分为二，既有批评，也对其某些内容予以肯定。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9—250页;史念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872页;王敦书《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侯云灏《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12] 转引自《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13]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14]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15]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8页。
[16]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7页。
[17]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7页。
[18] 尚钺编:《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第1页
[19] 该文后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
[20] 章冠英:《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的一些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21] 持反对意见的文章主要有:曾文经《论汉民族的形成》，《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杨则俊《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与范文澜同志和格.叶菲莫夫同志商榷》，《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期;官显《评“独特的民族”论》，《新建设》，1955年第5期。
[22] 见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第3卷第1期，1950年;吕振羽:《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岑家梧:《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翁独健:《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
[23] 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再论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2年8月2日。
[24]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25] 翦伯赞:香港《文汇报.史地周刊》《编者的话》，1948年9月10日。
[26] 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第9期。
[27]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
[28]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第2期。
[29] 戚本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红旗》，1966年第4期。
[30] 这些成果主要有:耿淡如《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第3期;吴于廑《论西方古今的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第6期;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文汇报》，1961年2月7日;周谷城《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吴廷 《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日;郭圣铭《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
[31] 《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1966年6月3日。
[32] 张芝联:《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33] 许永璋:《浅论历史主义》，《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
[34] 蒋大椿:《关于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35] 他石:《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李祖德:《论历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法》，《求索》1986年第5期;孔立:《历史现象的阶级分析》，《福建论坛》1985年第5期。
[36] 《1986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综述》，《安徽史学》1986年第4期;王慎荣:《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求是学刊》1985年第6期。
[37]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38] 王继烈:《评岳飞的忠君思想》，《青海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39] 李一氓:《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
[40] 马寿山:《民族关系与历史剧》，《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l-2期。
[41] 黄秉泽:《谈谈我国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创刊号。
[42] 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3] 李桂海:《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独立政权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44] 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5]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46] 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l—2期。
[47] 参见蒙:《正确认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北方论丛》，1981年第1期;陈梧桐:《论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郭预衡:《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爱国思想的探讨》;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8] 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77—278页。
[49] 刘泽华、王连升:《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杨生民:《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
[50] 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苏双碧:《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漆侠:《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79年12月18日。
[51] 戎笙:《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金景芳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汤再林:《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
[52] 伍宗华、冉光荣:《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宋士堂、李德茂:《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的合力》，《光明日报》，1980年1月15日;陈依元:《简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80年第1月15日。
[53] 丘成羲、高秀波:《论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求是学刊》，1980年第1期;严钟奎:《人类的物质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福建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
[54] 蒋大椿:《历史的内容及其前进的动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55] 俞兆鹏:《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江西日报》，1980年3月6日。
[56] 余霖、安延明:《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文汇报》，1980年4月25日。
[57] 黎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此外，黎澍还多篇著文论及此问题，见《关于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8] 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蒋大椿《关于历史创造者的理论考察》，《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张云勋《历史合力与历史动力》，《江淮论坛》1986年第3期;郭祥瑞《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黎鸣《历史是创造者创造》，《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7日。
[59] 这些成果主要有:罗风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陈启能、于沛等著《苏联史学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罗风礼著《历史与心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陈启能、于沛、姜 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论文摘要：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在发展方式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的思想。在发展方法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中的历史合力的具体内涵。
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在反驳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阐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仅仅将“历史合力”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或者“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无助于全面把握历史合力论的丰富内涵，无助于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合力论之间的理论关联。
一
所谓“历史合力”，是指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多环节、多因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动力系统。
在社会形态层次(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由它们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判别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对一切社会历史规律的普遍抽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历史是一个包含多样性统一的丰富总体，本质的抽象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一般性规律不应代替特殊性规律，“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况且，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要通过各种环节的中介，在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将历史合力由抽象的层次引入到更为具体的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上来。
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社会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经济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历史动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力；经济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既非机械的，也非总是直接的。因此，“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当然，这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总是通过与经济力的相互联系(如依赖经济条件、反映经济要求等)，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独立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合力，既要看到经济力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看到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往往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实现；既要看到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同时又要看到它们自身对历史进程的独特作用机制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样，历史合力论就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机械决定论、单一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层次上，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劳动发展史，生产劳动实践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锁钥。生产劳动无非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产劳动过程无非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结合的过程。所谓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就是指人类以社会组织的形式与自然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从来都是通过共存、冲突、融合等形式的矛盾运动历史地展开的，社会与自然决不允许单单把和谐或斗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社会力对自然力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和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自然环境状态即和谐与斗争的哪一个方面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表征着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和人类文明程度。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双重作用也以重大自然灾害破坏社会生活、引起社会动荡甚而延缓或加速社会形态更替等非常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唯经济中心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层次上，历史合力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因而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承认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但不能走向唯意志论(历史主观主义、历史目的论)；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也不能走向历史客观主义、历史悲观论。“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总的合力”实质上就是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而且，“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虽然“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使每一人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并不因此否认每个意志对历史有所贡献。“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意志的“相互冲突”，因为历史不过是人们的交互活动，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大多数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上坚持了群众史观，根本区别于英雄史观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唯心史观。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外动力层次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如果说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力的话，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则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外部力与内部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历史合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通过作用于各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内部力)，引起各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观念变革，从而影响社会历史的进程。“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可见，无论社会历史外部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多大，但它必须通过作用于社会历史内部力而显现自身的作用。社会历史外部力通过作用于内部力而影响历史进程，内部力规定外部力的作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不同社会之问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相互作用。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源与外源问题上超越了封闭发展与依附发展、狭隘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发展的内部力与外部力的辩证统一。
综上，从根本上说历史合力就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各种历史动力的辩证综合。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既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抽象层次、社会形态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又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同一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具体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各具体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以历史合力论指导当今的社会发展实践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二
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方向的坚定性、发展目的的人本性、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机制的协调性、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方法的统筹兼顾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思想。
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环节、因素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规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科学发展观认为，求发展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强调，始终坚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要把坚持科学发展同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这就既坚持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又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把阶段性发展战略与根本性发展方向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发展就是一个“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并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过程。这个“总的合力”的实质就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反对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当作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质上就是要以人民群众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看做历史剧作者与历史剧中人的有机统一，看做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在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正确应对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统筹兼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充分调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激发一切社会活力。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坚持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的基础上，鲜明地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进步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
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社会有机体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等层面上的狭义的“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其中的经济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它总是要通过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相互联系和凭借许多中介环节发挥其最终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经济力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成为历史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同时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强调坚持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既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建构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可见，科学发展所要求的全面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根本基础和重点，涵盖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的全方位发展。这样，坚持全面发展既与社会结构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在精神实质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了历史合力论以具体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按照历史合力论的观点，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个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不平衡的动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动力系统由不平衡逐渐趋向相对平衡，然后引起新的不平衡再逐渐趋向更高级的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如果社会动力系统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就可能导致社会发展失调甚至崩溃。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协调各种社会动力，坚持社会协调发展。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协调发展主要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中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发展、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此外，只有协调城乡发展，才可能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只有协调区域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环境，才能建成真正全面的小康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可见，坚持协调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机制的创新，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要求。
在发展方式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的思想。在历史发展的前提性层次上，历史合力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实质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这就为我们超越环境与发展的二元对立、创新发展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科学发展观不仅坚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而且为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明确内涵。这就是要超越先污染后治理、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的资本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 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 “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 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推翻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 “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 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文革”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 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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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十》；《自由书· 成败》，《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一
邓拓的史学实践，主要集中于四十年代之前。抗战期间，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邓拓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倾注于历史研究的时间较少。但是，与同时代的史学大师相比，邓拓的史学成就毫不逊色。在邓拓所涉及的史学领域中，尤其是经济史等方面，其贡献卓著，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纵观邓拓的史学实践，其成就首先表现于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中。
1937年6月，邓拓的《中国救荒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署名邓云特。该书初以文言文写成，约25万字（注：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时，为文言文，后由作者用语体文改写，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再版并增加附录，现二种版本并见。）。这是邓拓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三年的潜心研究后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在邓拓生活的旧中国，灾荒频仍，民不聊生。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废怠民事，以至于经济凋弊，哀鸿遍野。目睹国难民怨，邓拓以国计民生为念，怀着满腔热诚，对中国救荒史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写成了《中国救荒史》一书。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各种自然及社会因素的作用，时常有灾荒发生。历代的统治阶级和学者们往往对灾荒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对灾荒的形成及救荒工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但是，以往的书籍大多简略、偏颇，缺少对灾荒、救荒系统而科学的考察。邓拓的《中国救荒史》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独辟蹊径、卓识毕具，通过丰富的史料和透彻的分析，详细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灾荒的自然和社会原因，并且阐明了历代救荒赈灾的措施、效果及存在的弊端，以作为现实社会的借鉴，为中国救荒史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通览该书，可以发现其书的显著特点。
第一，写作目的、指导思想明确，认识深刻、科学。邓拓指出："所谓'救荒'就是人们为防止或挽救因灾害而招致社会物质生活破坏的一切防护性的活动。把历代的人对自然控制的具体关系和防止或挽救因为这种关系被破坏而产生的灾害所采取的一切政策思想记述下来，找出经验教训，这就是救荒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它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而且要记述和分析历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态和性质的演变以及它们和灾荒的关系。因此，救荒史不仅应该揭示灾荒这一社会病态和它的病源，而且必须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它的具体原因，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注：《中国救荒史·绪言》，见《邓拓文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另参见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1993年7月影印本。下同。）遵从揭示灾荒的社会病态和病源、探求防治途径的宗旨，正文各部分将历代灾荒的史实、救荒思想的发展、救荒政策的实施等内容逐次展开。由于对灾荒、救荒的认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邓拓将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其中的许多考证、论析，不仅极大地超越了前人，而且启迪来者，成为后学者的典范。
如在论及历史上灾荒的成因时，邓拓指出："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注：《中国救荒史·绪言》， 见《邓拓文集》第二卷， 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另参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1993年7月影印本。 下同。 ）他认为，灾荒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条件即"居于人类生活主体之外，并给与人类生活以某种程度的阻碍或便利的各种固有的地形、地质、温度、雨量等自然力"（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的作用，又有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因素是首要的和根本的原因。他认为，以往的"学者对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力，往往作过高的估计"，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自然环境属于外部条件，它以"人类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条件为依据"，即只有"通过社会的内在条件，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所以，纯粹拿自然条件来解释灾荒发生的原因，是肤浅之举，将难以看到历史的真实情形，"灾荒形成的最后原因，或促发严重灾荒的基本因素"，是"最根本的人为的社会条件"。（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总言之，"从来灾荒的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政"。（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邓拓将各种社会因素综合考察、深入分析，这样，邓拓对灾荒史的研究就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因而也就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了历史问题中带有实质性的内容。
第二，史料丰富，论述全面，分析深刻，体系完备。在写作《中国救荒史》之前，邓拓广泛阅读了各种史料，摘抄了大量的资料卡片，仔细地理解、斟酌，于零碎的历史记载中发现和解决问题。在《中国救荒史》里，邓拓使用了所能见到的各类史料，经史子集无不包容其中。如第一编第三章《灾荒的实际影响》在述及由于灾荒所造成的人口流移和死亡时，就引用了《汉书》、《后汉书》、《晋书》、《魏书》、《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文献通考》、《通鉴纲目》、《宋稗类抄》、《石林避暑录》、《康济录》、《昭代典则》、《名山藏》、《东华续录》等多种史料，以及近人的数种报刊。因此，该书资料翔实，视野极为广阔，为考析的全面展开和结论的最终获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救荒史》中，既有科学的理论前提作为统领，又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和全面的条分缕析；既阐明了灾荒和救荒的涵义、论述了历代灾荒的实际情形，又探究了救荒思想的发展和救荒政策的实施；既关注灾荒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辛酸，又揭示了灾荒产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特别是对于造成灾荒的根本原因--社会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既肯定了历代统治者积极救荒的成效，又揭露了阶级社会中由于政治腐败而致的消极救荒和救荒成效的有限，处处展示了邓拓历史学家的卓越史识。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现实，立场鲜明。本世纪30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社会凋敝，民不聊生。面对社会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身为热血青年的邓拓，不愿坐视国家的沉沦，大声疾呼，为祖国的崛起而呐喊。他说："目前困难当头，我们应该做一件扛鼎的工作，鄙视在战场上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就应该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写一、二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发扬祖国的文化。"（注：傅家麟：《青年时代的邓拓》，见《忆邓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转引自王必胜《邓拓评传》，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写作《中国救荒史》，正是基于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现实的出发点。确如邓拓在该书《绪言》中所说，救荒史的研究，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揭示灾荒之社会病态及其病源，还要分析历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态和性质的演变以及它们和灾荒的关系，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则是找出历史经验教训，"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史为明鉴，学术研究贴近社会现实，为社会现实服务，使得邓拓的史学实践充满了时代感、责任感。在《中国救荒史》里，邓拓坚持真理、坚持学术良知，不畏权贵、不避时政，对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
《中国救荒史》是邓拓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研究救荒史的第一部专著。虽然邓拓当时只是一名年仅25岁的青年学生，但是由于他解决了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因此，商务印书馆在刊印《中国救荒史》时，已经将它列为中国历史研究的名著，纳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加以推出。可以认为，《中国救荒史》是邓拓史学成就的典型体现，奠定了其历史学家的坚实地位。
二
邓拓的史学成就还集中体现于其《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一书中。该书由8篇论文结集而成， "前头六篇是抗日战争以前在《新世纪》、《时代论坛》、《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发表过的；只有后头两篇是全国解放以后在《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上发表过的。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年月里，没有时间研究历史，不可能写历史论文。全国解放以后，重新接触到历史问题，才又写了两篇"（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1959年，邓拓将发表于1935-1936年的6篇论文略加整理，或补充材料，或修订观点，有些还改动了文章标题，连同发表于1955-1956年的2篇论文一起，以《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为名由三联书店出版。
《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集结的文章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所论涉及中国历史分期、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及古代经济史的多个方面。从收入该书的8篇论文来看，不仅在发表的当时独树一帜，引起较大反响， 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今天仍然富有启迪意义。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实际上就是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在文化领域的较量。表现在史学界，则是围绕着中国社会史展开的激烈论战。邓拓就是在这场论战中成长起来的。1935-1936年，就读于河南大学的邓拓以"邓云特"的笔名陆续发表了7 篇历史论文：《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2卷第4期）、《中国历史上手工业发展的特质》（同前，1936年第3卷第2期）、《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时代论坛》1936年第1卷第2期）、《论中国社会经济史中的奴隶制度问题》（《新世纪》1936年第1卷第3期）、《中国封建制停滞的历史根源》（《时代论坛》1936年第1卷第11号）、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4卷第1号）、《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同前，1936年第4卷第3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从古代奴隶制度的问题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的问题"（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集中地进行探讨，积极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
邓拓指出，发生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实际上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在当时的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激烈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因为"从陶希圣到胡秋原、任曙以至于王宜昌等人，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作了使人头昏的一系列颠倒是非的歪曲。他们虽然各执一说，没有统一的主张，然而在阉割历史这一点上，他们的作用却是相同的"（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为了回击反动文人们对中国历史的歪曲和阉割，邓拓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悉心的探讨，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对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中国历史有着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同时又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沿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共同道路前进。中国的历史，"从西周到鸦片战争以前，在这一个长时期中，都是封建制度的历史"（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这是邓拓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明确表述。在文章中，邓拓详细探讨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及分期、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古代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辨别、批驳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前资本主义社会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说、专制社会说、佃佣制社会说及"反复论"等形形色色的观点。其中见解新颖、多所发覆，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许多错误认识，受到史学界的瞩目。如他在考察中国历代手工业的经济形态时，仔细地研究了官营手工业、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三种形态，认为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呈现出畸形状态，而官营手工业箝制了其它手工业形式的发展，进而阻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使中国封建社会显示了"历史的龟步"，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在论及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时，着力驳斥了那种认为中国社会在外力的作用下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说"和"外铄说"，解决了"中国封建闭关的局面被打破以后，为什么不能迅速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使中国经济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偏偏会被国际资本主义紧紧地支配着，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这一中国近代历史的难题。他认为，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有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若干条件，但是还很不成熟。"正是由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没有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十九世纪初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生长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阶段"，所以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得中国的经济"遭遇了完全被奴役的命运"，因此，在中国将要发生的"产业革命，绝对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而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旧中国的命运，已经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此路不通'"。（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这些论文与其后出版的《中国救荒史》一起，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邓拓跻身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行列。
建国以后，邓拓行政事务缠身，但他仍然十分关注史学研究工作，并积极地投身于史学实践中。1955-1956年，邓拓先后发表了《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和《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两篇文章，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这两篇文章从崭新的研究角度，以独特的研究方法，对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邓拓认为，《红楼梦》鲜明地反映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是18世纪上半期）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同时，通过认真的考察，邓拓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乾隆年间（约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其中，从万历到明末和从清初到乾隆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阶段；后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邓拓能够摈弃外界的许多干扰，扎实地做一些史学研究工作，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学家的良知和勇气，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转贴于
三
邓拓不懈追求，奋力拓荒，不仅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在史学方法论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审视他的史学成就，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不可忽视的学术特征及风格。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历史研究中。与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一样，邓拓的史学研究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原则，在其研究领域里居功甚伟。参加社会史论战和写作《中国救荒史》时，邓拓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但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关注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痛，将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经常强调，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对于所掌握的各种资料，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分析和综合，这样才能坚持正确的立场，把握历史的真实。在史学研究中，邓拓身体力行，将科学性和革命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历史的许多难解之谜。
2.广泛涉猎，多方收集，扩大使用史料的范围。在邓拓的史学研究中，"五经皆史"，不仅详采存世的各种史籍，而且重视调查研究，将史籍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有效地弥补了史料的不足。邓拓的历史著作和论文，除正史之外，通鉴政书、诸子百家、甲骨金石、笔记杂抄、传记文集、野史小说、方志碑文、年谱家谱、契约帐簿、报纸杂志、诗词传说等等，尽为所用（注：参见李乔：《略论邓拓的史料观》，载《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并且经常化腐朽为神奇，妙用迭现。如在《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一文中，邓拓曾对北京附近门头沟的煤矿业和其它地区的几种手工业进行了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契约、文书等珍贵资料，与史籍相印证，补充了史籍记载的不足。这种史学研究的方法，独特新颖，影响极广极大，为我们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提供了足资效法的范式。
3.注重证据，强调"通识"。邓拓的史学研究，承继了清代朴学的合理成分，穷究史实，注重证据；同时又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全面考察，综合分析，以求得出科学的认识。他认为，"离开了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量材料的研究，孤立地观察某一个别的现象，一定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所以从事历史研究时，必须统揽历史的全局，善于将各种零碎、杂乱的资料悉心整理，于蛛丝马迹中寻出掩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实际情形。邓拓的史学论著，处处可见此种方法的自如运用。
关键词：社会史； 理论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2-0156-09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史的研究尤其令学术界瞩目。社会史研究的提倡，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重要研究机构的出现，给历史学界增添了活力，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近二十余年社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学者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做了一定的探讨，又从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和丰富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本文结合学术界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史研究的实践，围绕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区域社会史研究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的研究三个方面，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予以论述。
一、关于社会史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理论探讨
社会史，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社会的历史，尽管学术界对于社会史的性质目前尚有专史、通史和研究方法或范式说等认识的分歧，但是，对于它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学者没有太大的分歧意见。乔志强和冯尔康两位先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乔志强、行龙认为，社会史的结构体系就是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他们以中国近代社会为例，认为社会构成包括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社区、民族、阶级与阶层；社会运行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社会功能有教养功能、救治功能、控制功能和变迁功能几个方面①。冯尔康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变化及其观念，产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因素为研究范畴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冯先生所言，主要指社会结构、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两位著名社会史专家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共同之处都主张社会史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不同之处在于，乔志强先生强调对于社会功能的探讨，冯尔康先生则突出研究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对于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和学科建设，都曾经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由于社会史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有别于历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更强调多学科的综合和跨学科的研究，这也成为社会史专家的共识。如学者所言：“社会史与社会学、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民俗学、文化学、人口学、民族学、人类学、家庭史、宗族史、环境史、生态史、地理学等学科，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冯尔康从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历程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他说：“各个学科学者的带有自觉性的社会史研究，令我们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文字学、法学的研究者，以及一些社会活动家，共襄开创社会史的盛举，这种事实告诉我们：社会史自始就是多学科的产物，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结合20世纪“年鉴学派”崛起七十多年来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就和面临的难题，冯尔康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史研究跨学科的重要性。他说：“社会史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状况，使历史学同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法学、数学、农学、医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联系起来，从历史学来讲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有关历史研究的成果，深化史学研究，所以产生许多新课题。”“历史学因社会史研究走出孤步自赏的状态，向其他学科求援，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非常可喜。”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10-111页。常建华指出：“当前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日益加强，跨学科研究成为大势所趋。”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自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行龙强调说：“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研究为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场所，而多学科研究方法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初就大力提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等的对话交流，并不是预设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学科，而关键是相互汲取新的灵感和方法、视角，不要过分地强调学科界限，真正把一些学科的概念、方法、分析框架溶解到社会史研究中，并促进其他学科的进一步反思，改变社会史仅仅是从社会科学中借用概念缺乏理论反思能力的传统认识，真正形成平等的对话和交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1页。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除了历史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如历史的比较研究法、计量的方法、阶级和阶层的分析方法、史料考证与归纳法、个案研究法等之外，跨学科研究的提倡和运用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在上面几位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社会史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诸多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很受学者重视的是社会史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系。
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学者探讨的重要问题。198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上日程之后，大多数学者都强调社会学是与社会史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就是社会史。但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展开和深入，有些学者对于简单套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撰著社会史产生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而是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入。结合学术界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出现的分歧意见，从历史社会学发展的角度，池子华强调社会史研究离不开社会学。他说：“历史社会学因现实需要引发对历史问题的探索，虽然与社会历史学即社会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引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其出发点不同，但其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能不相互渗透、交融。……社会学的许多理论，如分层理论、冲突理论、社会运行理论、社会越轨与控制理论等，对社会史的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社会史应该放开历史的视野，应该敞开胸怀，豁达地让社会学介入，而不是闭关自守，将其拒之门外。”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从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的现状出发，赵世瑜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区别。他指出，社会史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距离并不是等同的。诚然，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但如果我们仍然从社会史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与其说社会史一直被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不如说社会史受到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即使我们把社会学视为社会史的盟友之一来考虑它的影响，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社会学概念、方法的生吞活剥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8页。。行龙一方面强调加强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同时指出应避免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生搬硬套。他说：“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应当充分吸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当然，这种吸收并不能限于对社会学概念理论的生搬硬套，而应以社会史的学科特征为出发点，进行重新整合与提炼，体现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114页。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之后，学者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进一步深化，在承认社会史对于社会学的依赖的同时，强调要克服对于社会学理论的生搬硬套，强调社会史研究不仅要借鉴社会学的方法，而且要借鉴社会科学许多门类的方法，要体现建立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
人类学是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工作者十分重视的学科，也成为社会史研究跨学科方法最富有成效的学科。结合西方史学界出现的“人类学转向”，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特征和英国社会史学家E.P.汤普森的基本观点，有学者提出：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旧问题。人类学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眼光向下，更加重视普通百姓的历史和日常生活。其二，更加重视田野研究和对历史现场的体验。其三，重视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的收集与利用。其四，为从事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历史学家提供建构理论模型的可供借鉴的途径参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152页。。结合多年从事近代华北社会史研究的实践，行龙从历史人类学对社会史整体追求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人类学体现了新史学总体史的愿望，人类学对宗族、仪式、信仰、象征、习俗等的研究，与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尤其是下层社会生活的取向也有契合之处。人类学拓展和深化了社会史中有关社会控制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了相当成绩，费孝通、林耀华等人杰出的研究影响了世界汉学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人类学如何研究文明社会的新路。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复兴后，人类学、历史学经历了接触、学习、合作、互动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学术方向：一是以陈春生、刘志伟、郑振满为代表的华南学派，显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途径；二是王铭铭等人的研究，突出了人类学自身的理论反思。社会史对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不仅仅是注重文化的分析与考察，而且在具体操作上也有所借鉴，近年来出现的“田野调查热”就引人注目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8页。。常建华强调在社会学之外必须借鉴人类学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从事社会史的研究，他撰著了《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一文，从宏观方面阐述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等重要问题。他指出：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历史人类学研究体现了年鉴学派长时段和整体史学的追求，这种研究具有微观史学的特点，仪式、社区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决定了必须扩大史料来源，注意民间资料，特别是利用非文本的资料。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国史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立足地域考察历史，构成新社会史的特征。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产生了不解之缘，一些历史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页。。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人类学对于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它可以推动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家的理论和方法，发现新的资料，不断推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的逐步深入。
除了对于社会史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关系进行论述之外，学者对于社会史与经济史、人口史、文化史及文化学、地理学等领域和学科的关系也予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从事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对于欧美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给予了评介。陈启能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着重阐述了西方的历史人类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史、社会史的变化。在“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和“联邦德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史学流派争论”两章中，作者着重论述了德国社会史研究的重新兴起、批判的社会史学派的形成，以及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日常史学派、妇女史学派、文化史学派的争论等重要社会史的内容参见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浩、侯建新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修订版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西方新社会史及其发展趋向，妇女史、家庭史、两性关系史的研究状况；西方的经济——社会史、医学社会史、性别史的研究等内容参见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两本书作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后者还被推荐为部级研究生教材，反映出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他们所介绍的相关内容，有助于中国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史研究状况的进一步了解，也值得社会史研究者参考。
二、 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探讨
区域社会史是社会史研究深化的重要表现，有些学者结合自己从事区域研究的体会，探讨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常建华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一文中，论述了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成因，作者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反思以往过分重视宏观社会形态史、忽略历史地理空间因素之际，受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刺激，区域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还同借鉴国外区域研究和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方法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有一定关系。文章对区域社会经济史、区域文化史、市镇和城市的研究成果做了概括性的总结和论述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2-16页。。常建华还撰写专文《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对1981年至1995年以来日本史学界对于明清地域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证性研究成果做了评介。关于日本学界“地域社会论”产生的背景和学术渊源，作者指出：地域社会论的出现意在摆脱发展阶段论和阶级学说的理论困境，共同体论、乡绅论启发了地域社会论的提出，社会史、结构主义理论的启发，也是其理论形成的重要因素。文章对日本地域社会研究的具体问题和成果也作了介绍，作者最后说：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在基本理论、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市镇社会史、地域社会与宗族、信仰、救济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地域社会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也比较明显，一些学者积极采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方法，尝试跨学科研究，从新的视角探索社会结构。明清地域社会的研究成果对明清史及社会史领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89页。。在《20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一文中，常建华对新时期学术界对明清时代宗族的区域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总结。作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同，采用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各异，在对宗族的定性和定位上观点相差甚远，诸说并存、互相探讨有助于研究深化。而从多学科、全方位、动态与静态结合的方式研究和认识宗族，或许应该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248页。。常建华还呼吁重视历史的土著性空间的研究，他说：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历史研究的地理空间问题，开展区域研究。不过多数学者注意的空间单位比较大，最大者是如华南、华北等区域或省区，其次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徽州等较大地理单位，再次是以市镇为对象。也有少数学者注意更小的历史空间，从事村落历史的研究，难能可贵。关于村落的研究，他指出：村落研究在学理上可归入社区理论。村落的形成受特定生态环境及国家的影响很大。考察村落的人口、姓氏、耕地、作物、聚落格局、周围环境、历史变化、群体意识、权力系统、与国家关系，对于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民众意识乃至国家有着重要意义。村落的视角虽然从地理空间切入，其实质是生活史研究的深化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92-193页。。常建华上述系列文章，一方面对于日本和中国区域研究的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同时，阐发了开展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怎样着手从事区域研究，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区域社会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理论方面探讨的基本问题。
在多年从事华北近代社会史特别是山西近现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上，行龙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一书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文，对地域社会史的概念、研究的必要性，如何划分地域、近代华北农村变迁研究的内容以及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地域研究中着重采取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和学科渗透方法做了系统的阐述。《再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文，进一步阐述了欧美、日本以及中国学者开展地域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中层理论”，重点介绍了国家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律与社会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指出：侧重于从民间社会的立场出发，观察国家传统与民间传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注重仪式、符号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效果，体现了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的方法论特征。站在区域的立场观察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时，重视“小传统”的因素、重视民众思想和民间的风俗文化不失为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切入点。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但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使“一切历史都是社会史”的观点在当前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变得更加令人信服。同时，他提出今后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应重视“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理论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运用，二是注意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联姻与转向。结合多年从事华北区域研究的经验，他认为在研究方法方面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加强区域间的比较研究。第二，要重视区域史的分期问题。只有对于区域社会进行正确的时间和空间划分，才能够进一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第三，要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提倡史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与社会。结合山西的特点和社会史研究现状，他提出山西区域社会研究应该着力的四个方面：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研究，三晋文化与民俗研究，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63页。。行龙的上述总结，着力于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这种理论总结和反思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理论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和区域社会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他的认识对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有些学者从理论的高度，指出区域研究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结合多年从事闽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对区域研究的了解，陈支平指出区域史研究存在的共同问题：一是大多数的论者，宁愿把中国的文化以及区域的文化讲得好一些，而不大愿意把其中的不足之处，乃至某些糟粕的东西反映出来，这背后实际上交织着传统道德的约束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等多种复杂因素在内。二是区域研究者只顾及本区域的情景，而未能把这一区域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其他区域做一个客观的比较分析。三是区域史研究出现许多偏颇现象，除了社会政治的、地方环境的因素干扰之外，有关区域史研究文献资料的局限性，也是导致这种研究偏颇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是与生俱来的政治与道德的向心力，造成了千余年来人们对自身文化认识的偏差，从而影响到人们对于区域历史与文化的许多误解，结果把中华文化共性的东西当作区域的特征来论述，而把真正属于区域特性的东西迷失了参见陈支平《历史学的困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72页。。社会调查是社会史研究采用的最重要的方法，陈支平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对这种方法从理论高度作了总结。他提出：作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途径，社会调查应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搜集民间私家文献资料；二是搜集民间文化行为资料；三是搜集民间神话传说和口碑资料；四是搜集民间意识认知资料。同时，他警告学者当心落入社会调查的误区，提醒学者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避免主题先行的社会调查；二是避免“孤立化”的倾向；三是社会调查要与比较研究相结合。陈支平关于区域研究存在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共同问题，以及开展社会调查应该注意的问题，是自己多年从事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经验的总结，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步深化，一些学者强调必须重视社会史“中层理论”的构建和研究，杨念群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先后主编了《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和《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相关著作，介绍和阐发了社会史研究的“中层理论”。杨念群指出，中国社会史学界比较缺乏在中层理论的范围内建构可操作性概念的能力，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史的主流基本上遵从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界构建与哲学体系相关的宏大叙事的研究传统，这和西方中国学界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中国学界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在1960年代以后就已通过学术反思开始疏离巨型理论的控制，而建立起了一系列可操作的中层解释范畴，如“市民社会理论”、“权利分析”、“过密化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一开始应用就引起了一波波的争议，但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模式转换却起了相当重大的推动作用。关于“中层理论”，杨念群强调，在中国语境中，大力提倡“中层理论”和“区域研究”的建构策略，以使中国社会史的解释能力趋于多元化恰恰是最为急迫的课题。当然，建立中国式的社会史“中层理论”模式并非是直接移植西方社会学理论，或实现所谓“范式突破”，而只是实现一种研究取向的意向性转换。这种转换不是对以往解释的替换而是修正参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2页。。杨念群的倡议在社会史学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响应，如著名社会史学家冯尔康在他的《中国社会史概论》“社会史研究方法”一节中，将“中层理论”也做了简要介绍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06页。。行龙在《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对“中层理论”的提倡也予以肯定。他说：“中层理论”、“新社会史”、“新史学”的提出是20年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理论反思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是多学科对话的结果。中层理论提出其任务在于“呈现”，这种呈现是多学科、多角度、多样态的，对提升和深化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层理论”仍处于介绍、消化和初步尝试的运用阶段，我们了解到的“中层理论”，有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和周锡能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利的文化网络”以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中国部分学者试图从本土出发，提出自己的中层解释框架。如秦晖的“关中模式”、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近代社会变迁的空间结构和观念转变”、应星的科场场域研究中的“集体传记研究法”、王铭铭的福建泉州铺境研究、景军的“制度化知识”过程研究、梁治平运用法律人类学的方法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方慧容关于集体记忆的“无事件境”等，都体现出了相当的理论创新和建构“中层模式”的努力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页；陈支平《历史学的困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113页。。“中层理论”的建构和倡导，无疑有助于社会史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提升，当然，“中层理论”在中国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需要学者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理论成就，同时，需要注意防止简单的照搬，应该多做一些消化和研究的工作，真正了解其理论，特别是应该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实际的同时，着力于理论的提炼和建构工作。
三、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反思
新时期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此同时，当今的社会史研究也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地方，结合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现状，这里谈一些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其一，从总体来看，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具体研究方面，相比较而言，理论和方法论的总结和反思仍然比较薄弱。尽管不少的社会史著作，都在谈社会史的理论，但这部分内容仍然比较单薄，很难说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成熟。由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120万字的《中国社会史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水平。该书第一编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分别论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社会史的概念，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特征，社会史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社会文化史的视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理论，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这大致反映出社会史学界多年来所探讨的理论问题。其中，社会史的概念以及学科性质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方面学者探讨较多。在方法方面，社会史学者几乎同时强调整体性、跨学科、从下向上看历史，此外，我们还未明显感知到其他方面内容的理论探讨。冯尔康教授的《中国社会史概论》，第一章分九节论述了社会史及其理论，侧重点是社会史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史的学科性质、社会史的社会功能。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特点，接着简要介绍了18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最后，又强调了跨学科的研究，以及社会史研究从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史向社会生活方式史和社会文化史伸展的发展趋向。冯先生列举的18种方法，心态史学、量化方法、阶级论、口述史、跨学科的研究、史学的传统方法，这些也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剩下的较为新颖的方法，有“从下向上看”的观点与方法、结构论、长时段、等级论、历史记忆、主位观、文本主义、中层理论、新政治史论、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历史人类学、表象史研究法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9页。。从冯先生的论述中，我们感到作者对方法论的探讨仍显得薄弱，方法论的阐述也显得浅显和凌乱。上述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在理论和方法的表述和概括方面，还有必要借鉴史学理论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进一步提升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水平。
其二，在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还应该直面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社会史的理论建构工作。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直接的起因，在于纠正中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研究过分重视宏观的重大问题的探讨、忽视历史丰富内容的严重偏向。新时期社会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丰富多彩的历史也逐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极大地改变了原来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的格局，也纠正了原来阶级斗争观念下历史著作的缺陷，这些成绩都值得肯定。但是，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化”情况，将社会史变成社会生活史，社会史缺少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等等缺陷，已经在国外社会史研究成果中有明显的反映，也值得中国社会史学界警惕。关于社会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冯尔康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史定义不明，或者说无法界定；整体史整合不出来；作品中见物不见人，缺乏人物活动；研究资料相对不足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6页。。池子华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对“社会”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对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范畴、学科性质等存在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其次，社会史研究依然火爆，特别是区域史、专题史研究，硕果累累，成就辉煌，相比之下，理论研究虽有所重视，但依然显得格外冷清。严重滞后，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第三，由于社会史自身理论建设的不足，人们在实际研究中大量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及西方的学术理论，这种借用无可厚非，但消化不良，生搬硬套现象严重，造成社会史学科概念的含混不清，中西混杂。第四，社会史理论研究脱离本土、脱离实际的苗头有所显现。第五，跨学科研究依然在理论层面缺乏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缺少抉择和筛选，如何有效地将其他学科的方法视角为己所用，实现社会史视角下健康的跨学科对话，这是在未来需要探讨的问题。第六，社会史史料学理论研究还缺少呼应。面对一些新资料，如口述史料、实物史料、视角史料等，目前运用得还不够广泛，对新史料的诠释方式也不够深入。第七，如何在研究中，尤其是区域研究、专题研究中体现“整体史”，避免微型叙事所造成的历史“碎化”，做到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这是区域社会史在未来研究中所要突破的瓶颈参见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9页。。关于如何解决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行龙强调一是加强多学科的对话交流，二是要“重提政治史”。他说：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重提政治史”的一个关怀实际上就在于提醒社会史研究者，即使以“从下而上”的视角去书写普通民众的历史，也应该关注到那些对大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影响的精英人物、国家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场。这就要求社会史的研究有必要延伸到现当代史，从社会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乃至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参见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50页。。学者们陆续看到了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说明社会史研究和反思的深入，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核心在于加强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工作，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生物进化论 历史哲学 影响
生物进化论作为自然科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对世界各国的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都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由于广大的包容性与适应性，生物进化论在结合各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成熟，并对世界各国的各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它使人们放弃了某些他们最重视的信念，诸如静止的世界观、神创论、绝对人类中心论等，从而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伦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等领域的问题。文章致力于探讨生物进化论对中国历史哲学的影响，以折射出生物进化论对社会领域的影响。
一、生物进化论的由来和发展
（一）进化论的提出
进化思想源远流长。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在中国和希腊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中就早已孕育了朴素的进化思想。我国古代早期的唯物主义者管仲就提出，水是万物的本源。《管子水地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无独有偶，古希腊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等哲学家的著作中，也都含有一些进化思想。众所周知，进化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拉马克、达尔文等知名学者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被修正。这些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在进化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最早提出系统进化论的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他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哲学》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拉马克进化理论。他认为生命具有向上发展的必然趋向，并且强调动物意志、器官用进废退及获得性状遗传在进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代科学进化论的奠基人是英国学者达尔文，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则是科学进化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他认为进化的动力在自然界内部，并把进化的机制归结为自然的原因。这就科学的说明了生命自然界发展的主要过程。
（二）进化论的发展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许多重要论点，很多论点至今仍是进化论不可动摇的基石。但在达尔文时代，人们并不能全面地理解进化论的思想。达尔文自己也说过：“我们对变异法则是深深地无知，我们能指出这部分或那部分为什么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个例子中还找不到一个。”因此，达尔文在阐述他的进化论时，只能以既有的变异为出发点，着重于找出一种能够使变异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形式，而对引起变异的原因则研究得不够透彻。
孟德尔通过豌豆杂交实验，提出了遗传因子独立分离和自由组合的遗传法则，为遗传的粒子理论提供了科学依据，但是起初他的成果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00年，其他学者做了大量的植物杂交实验后，得出了与孟德尔相同的结论，这一理论才真正被人们所接受，并在生物学理论中引起了巨大的革命，而且带来了遗传学的大发展和促成了综合进化论的诞生。
20世纪50年代以后，分子遗传学发展迅猛。遗传物质结构、遗传密码以及DNA和蛋白质之间的关系相继被“攻破”，把进化论的研究推向一个定量研究的新阶段。
二、生物进化论对中国历史哲学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历史哲学观
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思想十分繁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道家的否定人类社会文明和儒家的称颂尧舜、讴歌“三代”的退化历史观；二是以“五德终始”说和“一治一乱”说为代表的循环历史观；三是主张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变易进化历史观。其中，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儒家烦扬“三代”的退化史观和“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
1.倒退历史观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认为，“小国寡民”的封闭式的原始村社是人类生存最理想的社会，而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破坏了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了种种不良现象的出现。道家学派认为这是社会退化的表现，他们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和“绝巧弃利”的思想。总而言之，道家学派主张要毁弃人类在脱离原始社会后所获得的文明，返回原始村社那种素朴的生活。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获得更多的利益。
2.循环历史观
中国古代的循环史观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即“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孟子最先提出这一观点，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膝文公下》）。意思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变化无非就是一治一乱，即由治到乱，再由乱到治，循环往复。朱熹解释孟子这句话时就发挥说：“孟子这段话是讲人类社会生活的一治一乱，不断循环，是“理之常”，即是一种历史规律。关于这一理论，他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气运丛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因而人类社会也便是“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一治”（《朱子语类》卷一）。经过他的阐述，孟子所谓的“一治一乱”便被明确地规定为人类社会历史变化的基本规律了。
3.变易进化历史观
中国传统的变易史观中，变易进化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变化是今胜于昔的”。社会大变动的先秦时代，是变易进化史观发展的一个高涨期。儒家和法家都曾提出过关于变易进化的历史观点，如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因革；荀子提倡“法后王”等。特别是反映儒家观点的《易传》，更是提出了变化、更革、日新等思想，并且强调了“自强还息”和“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突出了人在社会变易进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进化史观对史学转型的促进与影响
1.进化史观与“史界革命”
用进化史观来审视中国的传统史学，使得人们对史学有了新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指出了旧史学的种种弊端、重视“民史”、对史学功能的探讨等方面。进化史观成为猛烈批判旧史学的思想武器，中国史坛由此提出了进行“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的口号和主张。梁启超是积极倡导进化史观、提出“史界革命”的重要代表人物。梁启超用进化论认识和解释历史，由此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历史撰述有了全新的看法。进化史观构成了梁启超前期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他从此特别关注史学、提出建立“新史学”的内在原因之一。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第二年，他又发表《新史学》。在《新史学》中，他从三个层次对新史学的内容性质加以界定，即“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并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梁启超所提倡的“史界革命”和建立“新史学”的主张，都是建立在进化史观的基础上，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史学转型的序幕。
2.“五四”先驱投向专制主义的长矛
作为新文化运动初期激进民主主义者主要代表的陈独秀和等人在对中国前途的探索中，将民主革命和进化论联系起来，他们前期的历史观也深受进化论的影响。陈独秀认为进化论是现代最能够变古之道的重要理论，民主与科学则是世界历史发展进化的必然结果，因此他极力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他宣称：“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他认为，欧洲资本主义之所以比较发达，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政治、文化、伦理等各方面的资产阶级“革命之赐”，他得出的结论是：社会“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
同样坚信新陈代谢是自然界和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他说：“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则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是“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顺应历史进化潮流的产物。因此，他激励青年们要“以破坏与创造”的革命精神“觅新国家，拓新世界”。
不过，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不同的是，陈独秀、的进化论思想很快孕育出无产阶级革命因子。陈独秀认为，“真正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全体人民”，而世界进化的前途就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即社会主义。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断定“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明确地表达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化理想。他们认为只有革命民主主义才能符合20世纪社会进化的需要，呼吁中国只有彻底地抛弃封建君主专制，粉碎当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并且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3.进化史观对史书的编纂有重大的影响
进化论中的“适应”思想便于反映历史进化，传播历史知识，唤起国人的民族感情的需要。国人渴求编纂篇幅较小、文字浅显明快的史书。由于前所编纂的史书存在很多漏洞和错误，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社会的悠久历史，于是当时很多有识之士就提议要重新编撰适应中国实际的史书，但是由于当时封建教育体制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呼声很快就被时代淹没了。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在“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发展。众多文人学士在进化论思想的指导下，开始编撰新的适应时代的史书。他们编纂史书是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为目的，注重乡土性和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史书的编撰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表述历史发展的进化情况，表明中国史书已经冲破传统史学的藩篱，具有创新意义。
三、结语
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新看法，这有助于人们挣脱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从而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并把这些新思想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新。在和辛亥革命中化论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提倡变法和革命的理论依据；在初期新文化运动中，进化论为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生物进化论使得中国史书的编撰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表述历史发展的进化情况。总而言之，进化论始终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密切结合，适应着革命实践需要不断发展，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哲学，成为从变易史观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张牛，马文昊.进化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巨大影响[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