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的重要性第1篇

发展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大连市突出渔港的避风防灾功能建设，通过对渔港的改造、扩容、升级建设，进一步完善了渔港基础和配套设施，提高了码头防波堤和护岸质量，打造服务于黄海北部、渤海东部海区的两大渔港集群，为加快渔业经济安全、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十三五”时期是大连市加快“海洋渔业强市”建设的重要阶段，要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好各种有利条件，进一步促进渔港规划与建设工作健康开展。第一，政策环境向好。国家和省、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实施意见》及《方案》，国家农业部、财政部对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做出调整，这些都为渔港规划与建设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二，战略地位凸显。渔港是渔业重要的基础设施，是渔业整体防灾减灾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渔业安全生产最基本的公共基础设施，渔港对保障渔民群众在港停泊休整生命财产安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台汛期间渔港防灾避险战略地区尤为凸显。第三，发展基础坚实。渔业防灾减灾体系的不断完善，渔业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渔业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渔业科技支撑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渔业基础设施的不断加强，为大连市渔港规划与建设工作实现科学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国内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渔港投资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和把握在渔港建设与管理工作中仍要不断深化，渔港规划与建设的“补短板”任务加重，一些问题亟需研究解决：一是渔港建设工作地区进展不平衡，渔港建设单位积极性不高，未开展实际性渔港建设工作，致使渔港建设项目搁置、停滞不前；二是重点渔港审批手续过于繁杂，国家立项的中心、一级渔港审批手续过于繁琐，前置条件过多，审批程序过于复杂，致使渔港建设工作无法正常按时开展；三是渔港基础设施仍较为薄弱，历史欠账较多，渔港的规模能力仍然不足，建设水平和标准偏低，渔港正常功能受到制约和限制；四是渔港管理法制建设需进一步完善，目前，渔港“三权”仍未清晰，国家也未出台具体的工程验收标准，致使渔港建设管理及工程验收上无“上位法”，下无“具体意见”，渔港公共安全基础能力很难保证。

规划思路及建设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全面提高渔港防灾减灾、生产服务能力为核心，以加强渔港公益性设施建设为基础，落实“行业管理、属地管理，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渔港避风和锚泊条件，着力建设辐射性、带动性、功能多样性的重点渔港工程项目，促进现代渔业发展，推动渔区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

（二）规划原则

坚持政府主导，强化政府在渔港公益性设施投资建设的主体地位，公共财政主导、社会广泛参与建设；坚持重点突出，以现有渔港的改造、扩容和升级为主，合理利用港湾资源，减少围、填海工程建设，重点建设防波堤、护岸、码头和安全基础配套设施；坚持定位明确，国家重点渔港在完善防灾减灾设施建设的同时，结合小城镇建设，发挥区域功能和经济拉动能力。地方性渔港根据功能要求要与重点渔港互为补充，各有侧重；坚持持续发展，建立健全渔港管理制度，坚持渔港建设与保护并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对确需占用渔港的，应遵循“先补、后占”的原则，保护渔港资源。

（三）建设目标

“十三五”时期，大连市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布局一批国家中心渔港、一级和地方二级渔港，形成长山列岛渔港群、北黄海岸渔港群和东渤海沿岸渔港群。长山列岛渔港群辐射庄河市石城岛、王家岛及长海县诸岛海域，北黄海岸渔港群辐射除长山列岛核心区以外的黄海北部近岸海域，东渤海沿岸渔港群辐射旅顺口区、金普新区、瓦房店市沿海等地区。实现全市海岸线平均每100公里有1个一级以上渔港，每50公里有1个二级以上渔港，每20公里有1个三级以上渔港，能够为近90%的渔船提供服务，满足2.5万艘渔船安全回港避风、停泊休整需要。其中，规划建设的国家中心渔港成为集渔船停泊避风、装卸补给、加工流通、渔船修造、技术推广、信息服务、休闲渔业等功能为一体的区域性渔业基地，与小城镇建设紧密结合，成为经济带动力强、辐射范围广、能够展示现代渔业发展的综合型渔港。规划建设的一级渔港要基础设施齐全，配套设施完善，为渔船避风、水产品装卸等提供保障，具备区域服务功能和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小城镇建设。规划建设的二级渔港应达到规定的建设标准，防灾减灾设施齐全，配套设施基本完善，满足当地中小型渔船避风需要。

保障措施

在渔港规划与建设工作中，要切实加强宏观指导，落实好配套资金，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建设程序，强化过程监管，形成渔港建设管理新机制、新模式、新常态。

（一）提高认识，加大扶持力度

各地区要把渔港规划与建设工作作为造福渔区的“生命线”工程，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要以财政部、农业部对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的政策调整为契机，对渔港防波堤、护岸、码头等基础设施和维修养护项目通过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及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予以安排扶持，提升渔港防灾减灾能力。

（二）科学规划，促进持续发展

各地区要合理规划渔港建设布局，珍惜港口岸线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传统渔港。要衔接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海洋功能区划和城乡发展规划，正确处理渔港布局与产业布局、渔区经济和小城镇发展规划的关系。按照总体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立足当前现状，着眼长远发展。

（三）创新机制，完善投资模式

渔港码头、护岸、防波堤及港池航道的疏浚工程属公益性基础设施。对渔港公益性项目，政府应通过一般性投资加大投入力度。对陆域部分的供水、供冰、供油及水产品流通市场等经营性设施，应加大引资力度，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吸引社会各界投资建设，从而实现渔港滚动发展，相互促进，以港养港的良性循环。

（四）规范管理，做好项目实施

渔业的重要性第2篇

关键词:渔业;不确定性;作用效果

一、引言不确定性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以不同方式影响着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行为。统计决策理论将不确定性定义为决策制定过程所处的环境背景，如果个体决策者不能完全知道其自身行动的后果，决策制定过程就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富兰克·H·奈特(FrankHynemanKnight，1921)将不可概率化的不确定性与可概率化的风险进行了严格划分，并认为二者有着本质区别:不可概率化的不确定性即真正的不确定性，指经济行为人面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外生和内生因素，无法准确地加以观察、分析和预见，而风险是概率估计的可靠性121。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hnMaynardKeyne，，1936)则将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拥有未来不确定性的过程，否定了不可概率的不确定性与可概率的风险之分，其不确定性总是不可概率化的’3，。对不确定性问题的分析和认识目前已成为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新兴理论，以及现代金融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理论、劳动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内容，在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影响深远。无论是奈特的“不确定性一风险二分法”还是凯恩斯完全不可概率化的不确定性，乃至之后诸多经济学家(哈耶克，1945;威廉姆森，1975;等)川对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都表明了不确定性问题在经济活动中的普遍性和影响的广泛性。作为环境和资源高度依赖型产业，渔业生产，无论是海洋捕捞业还是养殖业，都受到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鉴于此，对渔业生产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行梳理和分类，分析其作用效果，提出防范不确定性损失的措施，对渔业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二、渔业生产中的不确定性及其分类渔业生产中的不确定性是指渔业生产者难以预见和掌控的，使渔业生产偏离原有成本收益预期，进而影响生产者生产决策的诸多因素的总称。根据我国渔业发展环境和渔业产业特性，可以将渔业生产中的不确定性分为自然环境不确定性、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和政策环境不确定性。

(一)自然环境不确定性

渔业是以一定的养殖水域和养殖设施为基础进行的水产养殖活动和以公共水域内的生物资源为对象进行的捕捞活动的总和，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极大。自然环境不确定性是由于所依赖的环境要素发生突变，致使渔业生产产生重大损失，而生产者无法对其进行事前预测和规避的现象，灾害性天气、养殖病害以及渔业生产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是自然环境不确定性的主要成因和表现形式。

灾害性天气是渔业生产面临的巨大难题。诸如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等，其危害不仅表现为渔业产量上的严重损失，还表现为对渔业生产资料的严重破坏。2009年，风暴潮(含近岸浪)造成我国海水养殖受灾面积达99.85千公顷，3047艘船只损毁;海浪灾害造成海水养殖受灾面积16.48千公顷，337艘船只损毁;海冰、海啸等也使我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2009年8月9日登陆我国的“莫拉克”台风，仅福建省就有7460公顷海洋水产养殖受损，其中池塘养殖受损4600公顷，网箱损坏62654个;船只损毁 1152艘[sjo养殖病害构成渔业安全生产的挑战。养殖病害的致病因子很多，其发生和流行与养殖对象的生活环境、病原体孽生以及生物体自身的抵抗力密切相关，由于其潜伏性、病理研究的滞后性，难以攻克的疾病频发，而生产者盲目追求高密度、高产量的粗放式养殖方式更加剧了病害的产生和传播，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的瓶颈。

水域污染和生态破坏危及渔业安全生产。良好的水域环境是健康养殖以及可捕捞鱼群聚居和繁衍的基本前提，而由于石油泄漏、“三废”不合理排放、外来物种人侵等渔业污染事故频发，损坏了渔业水体使用功能，影响到渔业水域内的水生生物繁殖和生长，造成该生物死亡、数量骤减，或者在该生物体内积累大量有毒物质，质量不断下降，严重危害着渔业生产效益的提高。

近年来，水体富营养化形成的赤潮灾害在我国沿海地区频繁出现，2009年，我国共发生赤潮68次，累计面积14102平方千米，对我国沿海地区渔业发展带来了重大损失。以福建省为例，莆田市南日岛周边海域赤潮造成海洋水产养殖损失0.6亿元，平潭县龙王头海水浴场及流水码头海域赤潮造成海洋水产养殖损失0.05亿元[5]。

(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

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水产品贸易、流通和消费领域的需求的不确定性，包括水产品出口中的绿色贸易壁垒和国内消费市场上的出现的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等。

水产品绿色贸易壁垒是指发达国家以保护其国民健康为借口，对水产品中有害物质含量制定较高的限制标准，以此减少或禁止某种水产品进人本国布场的手段。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水产品养殖、生产和加工过程中技术水平有限，很难达到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强制而苛刻的技术标准，水产品出口形势日益严峻I6]川。绿色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水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这其中固然有我国部分水产品质量不过关、药物或其它有害物质残留超标的主观因素，但也难以排除某些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水产品行业而刻意刁难的事实。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营养水平的追求也不断提高，而目前渔业生产标准化程度远远满足不了这种需求。过分追求高密度、高产量，滥用违禁药物的现象普遍存在，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对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2006年上海市相关部门在大菱坪产品中检验出药物严重超标的消息披露后，引起全国消费者的恐慌，各省市销售点大菱坪纷纷下架，无任何质量问题的产品也受到牵连，价格一跌再跌，养殖户损失严重。

(三)政策环境不确定性

国家或地区渔业相关政策处于不断的变动和逐步完善之中，带来了渔业生产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于渔业生产者而言，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短期内对国家或地方渔业相关政策的适应性难题。一般来说，连续性的渔业政策由于沿袭了故有政策的思路和方针，渔业生产者能够在短期内调整其生产经营活动以适应新政策的变化，因此其不确定性影响较小;而非连续性的渔业政策则可能改变生产者的成本收益预期，使渔业生产者难以适从，造成其生产和经营决策成本增加。

建国以来，我国渔业政策方针几经变迁。从建国初期的以促进海洋捕捞业发展作为渔业政策的重点，到向“以养为主，积极发展捕捞”方针的过渡，我国渔业生产实现了“以捕为主”到“以养为主”的转变。伴随着2000年修订后的新《渔业法》的出台，规范养殖业健康发展，实行捕捞限额制度，促进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当期我国渔业政策的主线〔8]。在这条主线之下，国家和地方相继出台和实施了涉及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保护、渔业资源保护、渔业安全生产、浅海滩涂养殖管理、沿海水域渔船渔港安全监督管理等在内的一系列渔业及相关政策、法规，组成了我国渔业生产面临的宏观政策环境。

二、渔业生产中不确定性的影响分析(一)不确定性成本化，渔业生产短期供给波动渔业生产中的不确定性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生产者为适应这种不确定性而产生了额外的生产成本，无论是不确定性损失，还是增加的额外成本，渔业生产者都将其计人当期的生产成本之中，从而改变原有成本收益预期，进而影响生产者的生产决策，即通过转变投资规模和方向，改变养殖品种的选择而造成渔业生产短期内产量和养殖结构的波动。

(二)促进渔业生产走向生态化、集约化和高效化现代渔业生产是在商品化、社会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活动，面对日益严峻的绿色贸易壁垒和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等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频繁发生的养殖病害和趋于严重的水域环境的污染与破坏等自然环境不确定性，渔业生产者必须由粗放式经营向生态化、集约化和高效化经营转变，实施严格的生产过程控制，规范用药，积极发展生态渔业，提高水产品质量，以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

(三)诱发渔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在现有的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渔业基本经营制度下，小规模渔户受到资金、知识和技术水平限制，在灾害性天气、养殖病害和水域环境污染面前往往束手无策，靠天吃饭的现象在一定地域内广泛存在。另一方面，面对瞬息万变的大市场，渔户单一面对市场，缺乏及时和准确掌握市场供求信息并迅速做出生产决策的能力，只能被动接受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基于上述背景，渔业合作社、渔业协会等合作组织以及大型水产品企业集团应运而生，形成了“公司+渔户”、“公司+合作社+渔户”、“公司+基地十渔户”等渔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渔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对于将渔业生产者组织起来共同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实施风险和损失共担，广泛开展技术合作与推广，提高渔业发展质量和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产生适应性难题

在渔业相关政策缺乏连续性，渔业生产者无法对其迅速做出反应及时调整生产经营方式的情况下，政策适应性难题随即产生，给渔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较大影响。以捕捞业为例，出于合理保护、开发和利用渔业生物资源的目的，我国对水域进行了可捕区、限捕区和禁捕区的划分，.并实行严格的休渔政策、渔船双控政策等。短期内，这些政策的实施大为限制了捕捞渔民的捕捞量和捕捞时间，捕捞收人受到影响，部分渔民甚至不得不退出捕捞作业。在无法迅速实现转产转业，寻找到其它收人获取途径的情况下，对政策环境的适应性难题使得渔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受到了较大影响，部分渔民甚至陷人生存困境。但从长远来看，各种调控政策的出台改变了渔业生产决策和生产方式，扭转了渔民渔业发展理念，对于修复和保护渔业生物资源，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采取有效措施，努力降低渔业生产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一)创新渔业保险制度大力发展渔业保险，实现风险共担，是应对渔业生产不确定性的首要选择。1994年7月，我国成立了由农业部主管的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①，开展渔业非盈利性互助保险业务。但目前其险种仅限于渔船、渔民两大类。渔业设施(包括养殖设施和渔具设施)、养殖水产动植物的保险还是空白‘9，。显然，当前我国渔业保险供给很不充分，难以满足渔业生产发展要求。应积极推进渔业保险制度创新，探索适应渔业产业发展要求、险种丰富、形式多样、参保面广的新型渔业保险制度，更好地应对渔业生产不确定性，实现不确定性风险共担。

(二)完善渔业生产应急管理体制

完善以渔业管理部门为主导，以渔业生产者为主体，其它社会团体、组织及个人广泛参与的渔业生产应急管理体系。首先，做好海域环境监测、养殖病害监管以及市场需求预测等不确定性发生前的监测服务，及时掌握可能发生的灾害性天气、潜伏的传染性病源，以及水产品出口中可能遭遇的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同时，实施严格的渔业生产全过程管理，对现有水产养殖技术特别是消毒、防病和饲料添加等环节进行安全性审核，清理并废止使用有害物质的养殖技术方案和方法，从源头上防范水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其次，提高渔业生产不确定性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水平，在不确定性发生时能在最短时间内拿出解决方案，把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内。

三是做好渔业生产不确定性事后处理和恢复重建工作，对不确定性损失产生的原因和损失程度进行评估，对各相关部门应急处置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人总结，迅速启动渔业基础设施重建，尽快恢复渔业生产。

(三)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渔业政策的制定要建立在大量调研和科学研究基础上，使政策内容符合国内外渔业发展趋势和方向。同时，要做好政策前的宣传和舆论造势，使渔业生产者有充足的时间转变成本收益预期，做好生产内容和生产方式的及时调整，避免政策突变造成的渔业生产供给波动。另外，渔业管理部门在对政策可能产生的结果做出充分估计的基础上，要辅之以互补性的政策措施，如在实施减船政策以及整顿和兼并小型育苗场、养殖场等政策的同时，要对促进渔民实现转产转业做好充分安排，有效降低新政策实施对渔业生产以及渔民生活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四、结语

渔业生产受到自然环境不确定性、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政策环境不确定性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不确定性对渔业生产产生双重作用效果，一方面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和增加不确定性处理成本，从而改变生产者成本收益预期，进而通过生产者生产行为选择的变动带来渔业生产短期供给波动;另一方面，不确定性的存在激发渔业生产者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转变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客观上促进了渔业产业的优化和升级。在渔业生产活动中，不确定性客观存在，在充分利用不确定性产生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改进激励的同时，需要通过创新渔业保险制度、完善渔业生产应急管理体系并努力保持渔业相关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等措施，尽可能降低渔业生产不确定性损失，实现渔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l]汪浩瀚.不确定性理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石IJ].财经研究， 2002(l2):30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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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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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海洋局.2009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fEBloL].

[6]孙志敏.中国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问题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8.

[7]黄伟，架治中.出口贸易如何应对新型非关税壁垒[J].北方经济，2009(8):8l一82.

渔业的重要性第3篇

1 传统渔港

传统的渔港，依托码头满足渔轮进港卸货、补给、修整、出海捕捞生产，单一渔轮生产性功能，同时设施不健全，规模普遍偏小，无法形成规模经济，综合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不明显。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单一生产性功能的传统渔港被拆迁的案例时有发生，对渔业产业经济发展、产业人员生产与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

2 中心渔港

21世纪初国家提出了中心渔港概念，并在全国主要沿海城市布局。中心渔港由传统的单一性功能向多元综合性功能的发展，在传统渔港功能基础上增加鱼货交易、活鱼暂养交易、深度加工、休闲渔业等功能。使中心渔港汇集了三个产业，形成集海上渔轮捕捞回港卸货、生产补给、修整维护、安全避风、活鱼暂养、产品仓储与交易、物流配送、休闲渔业、旅游餐饮等为一体产业集群平台，引领产业链延伸的相关产业集聚，起到产业集群的效应，从而形成渔业产业经济圈。

3 中心渔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3.1 着力于中心渔港建设 针对传统渔港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设的现状，为加强中心渔港促进渔业产业的发展的作用，我国的渔港建设应该着力于中心渔港的建设，对于构建渔业产业化平台、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推动渔业产业发展和渔业产业集群经济效益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加大对中心渔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基础功能;拓展渔港功能的多元化;通过提供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支持，结合产业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和产业集聚，发挥中心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效应，即以中心渔港为平台、渔业为基础、渔业产业链为依托，集渔船避风、补给、水产品集散物流配送和深度加工、休闲渔业、滨海旅游等为一体的产业集群，以及产业链延伸企业的集聚，拉动渔业经济三大产业的发展，构建中心渔港的渔业产业经济圈。

3.2 中心渔港经济建设要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中心渔港已发展为多元化的产业聚集，是集渔业捕捞、养殖、加工生产，补给与避风相结合，信息服务、休闲旅游、物流配送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渔港。其建设不是单一渔业方面的问题，而是涉及交通、物流、旅游等，多行业、多方面互相联系的整体工程。因此在中心渔港建设中，必须发挥中心渔港的带动效应，宏观调控，加强多主体的沟通协作，使中心渔港的建设与相关部门相关行业的建设配套体系融为一体，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路径融合、与当前的社会发展相统一。

3.3 建设要致力于渔港经济发展 中心渔港的建设，除了应该完善其基础设施，与相关产业相协同，以此来提供给渔业生产更全面的服务保障;还必须注重对其经济功能的强化，加速渔港经济的发展。中心渔港是城市建设社会发展、渔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市场需求、渔业经济和渔港发展的必然;是渔业产业人员从事渔业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涵盖渔业的一、二、三产业，涉及交通、旅游、城市建设等领域;集合了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要把中心渔港建成以渔港为平台，渔业为基础的经济、城市功能区。如：新兴建设中的天津中心渔港，将成为地区的地标、渔业产业经济的标杆，它所带来的产业经济集群效应在推动所在区域的城市发展、经济的繁荣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渔港经济发展：一是以港兴渔。以中心渔港的建设为依托，加速渔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二是以港兴业。以中心渔港为依托，加速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包括海洋运输、渔机修造、渔船、餐饮旅馆、物流配送、中介服务等。三是以港兴城。合理利用港区周围的土地资源，推进渔区的城镇化建设，使群众性渔港的渔民逐步转到中心渔港港区并逐步向城镇转移，解决转产渔民的再创业、就业问题，从而加速渔区城镇化进程。

3.4 规划的文化性 在中心渔港的规划、建设过程中除了注重其经济效益的提高外，还要注重打造文化港口的观念，让文化在中心渔港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文化港口的建设的特色化和个性化能进一步促进渔港的建设和渔港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很强的辐射力和聚合力。在中心渔港建设过程中，融入我国丰富而悠久的海洋、渔业文化，将其发扬光大，将成为国内渔港建设上的重大突破。

3.5 规划的生态性 生态渔港是渔港建设的必然趋势，也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主题，在渔港规划设计上，必须遵循生态优先的发展原则，注重社会、自然环境、经济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生态导向的作用，以长远的眼光规划中心渔港建设。

4 中心渔港的集群效应

产业集群是美国学者波特提出的，将其定义为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实际上产业集群是把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通过分工专业化与运营的便利性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运营组织方式，是推动地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在中心渔港产业集群中涉及如下行业的企业：

捕捞业的渔具、设施、船舶制造与航修;渔获物的交易、物流配送、保鲜、等;养殖业的种苗，饲料、药业、物流等;加工业的加工保鲜技术、生物技术、包装业、仓储、物流配送;休闲渔业的旅游观光、餐饮业、购物，涉及电子、机械、化工、物流、旅游等领域的行业。中心渔港的建设奠定了渔业产业集群的基础，推动渔业产业及产业链延伸相关企业入驻集聚运营，促进运营的分工协作，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优势在于提高了生产、运营的效率，促进集群内部资源整合，提升了区域经济竞争力;在集群中的主体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临近性，中心点是渔港，其余集群内的各主体分布在这个中心周围;各个主体之间是相互联系、互相依存的;集群内的资本、信息、基础设施等为各个企业所共享;集群内的科研机构、组织等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汇集的优势使中心渔港在渔业经济发展中起到产业集群的效应。

4.1 规模经济效应 中心渔港的渔业产业的集聚效应，聚集着大量相关且专业化的企业，同时吸引着产业链延伸的关联企业集聚，集聚的发展又产生了扩散效应，促进企业间运营的交流和传播，由此又推动了企业的入住经营。如此形成的产业集群，在进行了自我完善合理布局之后，进入内部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又将吸引更多的相关企业向该集群集聚，伴随着关联企业的集聚，促使行业企业之间密切而广泛的双向关联关系;同时，由于剧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将更加重视运营、技术的创新，以此支撑企业的持续发展扩大，带动产业链中其余相关环节的生产、运营。产品市场会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好的产品，资本市场的资金运作更加灵活，企业从信息市场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样、成本更加低廉，集群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利用也会有显著提高等。在中心渔港经济产业集群内部，规模经济日趋合理、完善。专业化的生产、运营与专业化的分工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效应。

4.2 竞争效应 中心渔港经济产业集群中的各个主体，分享细化分工而带来的高效率，在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性，降低了运营成本;核心骨干企业在集群内部获得资源高效整合平台与空间;创新能力高、产业关联度高、科技含量高的核心骨干企业有机的联合在一起，提升了市场竞争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利于集群企业对产品的质量、价格以及特性进行相互比较，形成了一定的标准，由此将给企业带来竞争效应。企业为了在市场中获取一席之地，必须通过降低产品价格、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等方式来达到目的，或者通过提高本企业产品与其他同类型产品之间的创新获取竞争优势。企业产品的制定往往是依据市场需求，即用户接受程度而来;而同类企业面对的用户往往没有区别，因此，如果一个企业要在同类企业中获得市场认可，就必须生产出差异性产品。另外，经济集群的形成也给消费者带来利益，消费者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快速的在众多产品中的寻求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市场接受程度高的产品激励着企业控制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而提升整体竞争能力。中心渔港的产业集群为企业创建了竞争的平台与空间，由此带来提升竞争效应，为集群中各个主体提供创新的条件，促进其发展。

4.3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中心渔港渔业经济的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与其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渔业产业链的整合和延伸离不开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渔业结构的优化也离不开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海洋新兴产业涉及种苗培育、水产品深度加工、海洋生物制药、信息服务等产业，集群内部的创新和细化分工可以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可以衍生新企业，从而带来集群结构优化效应;对于规模小、低水平生产与运营、结构简单布局不合理的主体，推动其转型升级或淘汰;促使集群的各个主体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产业生产与运营能力和水平、提高产业资金量和追求附加值最大化的经济;甚至更大跨度、更多范围整合产业资源，使产业链延伸更长。以中心渔港为平台，以渔业为主导的产业链延伸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产业集群企业的集聚、市场的需求促成专业市场和服务型行业的形成。中心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会使渔业结构低附加值区提升到高附加值区，从单一化的渔业运营转变到多元化的综合性运营;另一方面，中心渔港的产业集群效应提升渔业的经营利润和经营方式，传统渔港以扩大规模为主的粗放型生产逐渐转变为以提高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为主导的集约型运营。由此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结构合理。

由上所述，中心渔港在渔业经济产业的集群效应显而易见，集群效应推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扩大，产业在资源整合、转型升级优化结构，引导企业规模、效益扩大及渔业产业经济规模扩大和持续发展。

渔业的重要性第4篇

一、渔民比农民更需要社会保障

渔民虽然从广义上属于农民范畴，但是从生产生活的环境、对生产工具的依赖及生产方式看，渔民更接近产业工人。因此，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渔民要比农民面临更多的风险，更需要社会保障来维持最基本和最低生活水平。（一）渔民的收入增长潜力低于农民改革开放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增长速度，渔民都远远超过农民，接近城镇居民，有的地区甚至超过城镇居民。但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渔民经济收入却呈现出增长潜力明显不足、低水平徘徊不前的态势，渔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少渔民经济上陷入贫困（崔旺来，2008）。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917元，实际增长10.7%，连续三年增幅达到两位数以上，高出GDP实际增速2.9个百分点，延续了快速增长势头。在渔业发达的舟山地区，1995年以后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渔民收入出现了多年徘徊甚至下降的状况。2001年，舟山市渔民的人均纯收入为4921元，与1994年相比年均增长率只有0.4%，连续7年徘徊在4750元上下。近20年来，虽然渔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但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农民，其收入增长潜力有限，而且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并且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二）渔民转产转业比农民困难渔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转产转业能力弱。由于渔民长期生活在海上，接受信息少，技能单一，加上就业观念陈旧、大量渔业沉淀资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等原因，致使渔民再就业竞争力极弱，转产转业困难；而且发展养殖生产所需的场地和技术，对不少渔民来言，又是一道障碍；多数渔民身处海岛，就业空间狭小，创业能力和实力不足，就业相对困难。从失海渔民本身的再就业能力看，多数从业渔民在40岁以上，由于年龄偏大、就业技能对渔业生产存在严重依赖，无法脱离渔业生产实现非渔化就业。因此这些渔民一旦失海、失业则陷入“要地无地、要海无海、上岸无路、就业无门”的窘境。（三）渔民比农民面临更严峻的经营成本上涨近几年由于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农业投入比重相当大的物资都是石油产品，如化肥、农药、薄膜等，导致农民的生产成本水涨船高。但是石油价格上涨对渔民的渔业生产影响最大，要占到捕捞渔业生产总成本的70%以上，燃油价格高位徘徊，导致渔业经营成本大幅提高。国家虽然进一步加大渔业燃油补贴力度，将渔用柴油纳入补助范围，缓解了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但是补助效果不理想，多为渔船股东、船老大等人获得，受益面窄。2010年渔用燃油的价格创历史新高，最高价位出现在11月份，为7870元/吨，全年平均渔用燃油价格为6688元/吨（按每月月底价计算）。2011年全年渔用燃油价格普遍增长20%。在2012年，由于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全年渔用燃油价格徘徊在7700元/顿左右。舟山市渔用燃油价格变动。（四）渔民面临的风险比农民大与农民相比，渔民在生产、生活中有更多的风险和不稳定性。渔业集生产风险、自然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于一身，而渔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大、成本高、灭失风险高，如渔船及船用物资在国家政策、自然力影响下需要及时更新，这些支出是农民家庭无法相比的。从行业生产安全看，渔业捕捞业一直是高风险的行业，渔业从业人员死亡率和伤残率均大大高于其他行业，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最危险的职业。海洋捕捞是高投入、高风险行业，极易受到台风、赤潮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根据中国渔业2012年统计，全年由于渔业灾情造成水产品受灾养殖面积1087.78千公顷，水产品产量损失138.54万吨，受灾沉船874艘，死亡、失踪和重伤人数164人，直接经济损失237.39亿元。随着作业渔场的缩小和外移，海洋渔业资源的不断衰退，柴油价格的上涨，使得渔民生产、生活比城镇和农村居民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更多的不稳定因素。而养殖渔业受养殖技术、风暴潮、低温、饲料等因素影响，自然风险、经营风险较一般种养农业更大。渔户家庭生活无法像农民家庭那样做到自给自足，完全靠个体自我积累、自我保障，主要劳动力一旦因年老、体弱、伤残、生病而不能作业时，就失去收入来源，严重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由于海洋渔业的风险大，商业性保险机构不愿意承保，而水产养殖业保险、渔业互助保险尚未纳入政策性保险范围。（五）渔民的传统生产空间比农民更容易被挤压因海洋渔业具有国际性，在全球新的海洋制度建立之后，沿海国家对海洋资源权益的争夺及有效管理不断增强，尤其是对海洋渔业的传统作业区进行资源管理，导致渔民的作业空间被挤压。首先是中日、中韩渔业协定的相继生效，使我国渔民失去了10万平方公里的渔场，此外受限制渔场还有26万平方公里。仅舟山一地，受此影响的生产渔船就近5000艘，涉及渔民2万人；其次，港口、通讯设施建设也大量侵占了渔民赖以生存的海域。目前整个舟山渔场管线密布、航线纵横，其中经过舟山渔场的各种管线超过170条。同时，随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建设、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进程加快，外轮航线进一步增多，目前整个舟山渔场40%海域受到限制。在广西，统计显示2007~2009年全区渔业水域被工业建设、旅游、公路建设等挤占使用面积达60637亩。再次，大量围海造地工程也侵占了渔民传统作业渔场。在海岛县浙江玉环，浙江省重点工程——漩门二期、三期围垦完成后，全县将减少近10万亩滩涂和浅海面积，5000名渔民将被迫转产（苏万明，2011）。（六）渔民内部的分化比农民严重随着渔业生产体制从集体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原有单一主体经营形式向多元主体经营形式转型，如沿海的捕捞渔业有个私有经营、工商资本经营、渔船独立经营而产品统一销售、股东所有雇工经营、股份合作经营、专业合作社经营等多种形式，而多种经营形式转型意味着渔业生产关系也相应发生多样性变化。在生产关系变迁中，因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变化导致渔民群体内部的贫富分化。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渔业体制从集体合作制向股份合作制转变过程中，多数渔民选择放弃股份，股份结构由此从全员持股变成少数人持股。在浙江舟山，渔船股份集中到30%左右渔民手上，大部分渔民沦为没有生产资料的雇工，股东渔民与雇工渔民之间年收入悬殊。股东渔民的收入与雇工渔民的收入差距一般在几倍甚至几十倍，使渔区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唐议等，2007）。而在一般传统种植农民群体中，在农业最重要生产要素——土地方面存在“耕者有其田”的均分状态，农民与农民之间没有过大内部分化。（七）渔民比农民有明显的劳动年龄界限渔民有着比较分明的退休年龄，劳动年限短。由于渔业劳动强度大、工作枯燥、时间长、职业病多，一般50岁即需上岸。而农民则没有明显的退休年龄，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加以调整，因而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是没有退休年龄的。渔民受到年龄、体力、反应能力的局限，到一定年纪的老年渔民不适合、也不应该在海上继续作业，渔民普遍存在退休机制，这是不以渔民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自己可选择的（张晓鸥，2005）。

二、包容性增长理论视野下渔民初级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在人们反思对反贫困的认识及社会排斥时，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观点。在此基础上，21世纪，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先后提出包容性增长理念，倡导机会平等。“包容性增长”战略所期望实现的平等是多维度的，具体表现为获得机会平等、获得公共品及服务的平等以及社会安全网保障等（蔡容鑫，2009）。包容性增长理论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包括四个基本内容：参与性、共享性、公平性、公正性。包容性增长，包含如下要素：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企业及个人能力建设；重视社会稳定（陆岷峰等，2010）。随着海洋开发力度和广度不断加深，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是经济发展未必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而包容性增长在本质上应该体现为发展过程、发展成果分享的公平。（一）完善受损渔民的权益救济保障机制建设，使渔民获得公平性增长包容性增长强调公平，强调机会公平、公平的获得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发展与公平，公平合理的分享。建立“失海”渔民利益补偿机制及法律救助机制。探索建立海域征用补偿办法，建立类似农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的海域征用补偿机制，最大限度保护渔民水域、滩涂养殖使用权益。针对渔民“失海”情况，推动出台养殖水域、滩涂占用补偿制度。根据《物权法》《渔业法》规定和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尽快出台《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管理办法》。在条件成熟时制订“渔民海洋使用权利保障法”和“渔民渔业捕捞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除国家和政府对“失海”渔民给予必要经济利益补偿外，可与建立“谁开发、谁负责”的补偿办法相结合，使“失海”渔民在海洋开发中同样受益。实施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倾斜性救济机制。针对海洋渔业调整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建立财政转移支付的倾斜救济政策，对渔船、渔业的双控（控制渔船数量、控制渔船马力）及双转（对部分渔民转产转业）进行救助，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及相关法规、制度，使之获得切实保障。调整国家对渔业柴油的补助方式，调整补贴范围，使补贴效果惠及每个渔民。建立海难事故救助基金制度。针对渔民作业区与航道相连或交叉，渔船频发碰撞事故而导致巨额损失且难以寻找肇事船的现实，需要建立海难事故救助基金，保障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基金来源可以由国家补助、地方政府筹集和渔民部分出资等复合方式筹集解决。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政策性保险制度和体系。在渔民自愿的基础上，明确互保的地位，健全互保的险种设计，提高服务水平，完善管理体制。同时加大投入，建立渔业互保的财政补贴长效机制，建立渔业巨灾风险保障机制，促进渔业互保事业的稳定发展，保障渔民获得充分社会保障。考虑到农（渔）业政策性保险的特殊性，建议借鉴日本、韩国等模式，积极推动出台农（渔）业政策性保险专项法律。（二）确定与渔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渔民基本生活保障，使渔民共享海洋经济增长成果包容性增长，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也要可持续、协调，要关注社会领域。这种增长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要使更多的群众能够享受发展成果，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因此，包容性增长是一个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实现共享式增长的过程。建立渔民基本生活保障金。此保障金包括基础性生活保障金和个人专户生活保障金两部分，基础性生活保障金主要从海域使用费及渔业柴油补贴总额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而个人专户生活保障金，则根据被保障渔民的年龄状况进行分层分档缴纳，并且合理确定个人缴费年限。60周岁以下渔民实行按年缴纳，缴费标准根据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分为多档，由参保人员自行选择缴费档次，多交将来多得。60周岁以上渔民实行一次性缴纳。同时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在基本生活保障金筹集中的出资比例。对渔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金实行县市财政统筹，条件成熟时可在沿海省内统筹，将渔民社会保障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市级社会统筹。建立多元渔民社会保障制度。随着沿海县市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各县（市、区）为主体，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消费水平，参照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将渔民的基本生活、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纳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范围内，对于居住在城市并有长期居住城市的愿望且已经在城市建立谋生社会网络的渔民，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养老保险相衔接，使渔区渔民共享海洋经济建设的成果与实惠，保障渔民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侵犯。实行渔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保资金管理模式。对政府外加贴补的资金用于社会统筹，对渔民按实缴金额（包括集体承担部分）用于建立参保渔民个人账户，并按照同期城乡居民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计算个人账户利息。同时，对个人账户转移、退出、继承都作明确规定。对于参保渔民先参加渔民社会养老保障，后参加本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其个人账户按缴费年度的全省职工平均工资折算缴费年限后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于男不满60周岁、女不满55周岁的渔民，参加外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出国定居的，经本人申请，还可一次性退还个人账户本息。参保渔民死亡后，个人账户中的本息余额可依法继承（卢昌彩，2006）。（三）开展有效的渔民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渔民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包容性增长理论中关注人的发展，关注人的因素，把人力资源的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注重发展有利于就业，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促进经济增长。在广大海洋渔区，由于渔民生产、生活的环境所限及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差序格局存在，导致广大渔村公共教育落后，在缺乏经费保障的背景下，就业渔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限制了渔民人力资本的提升，弱化渔民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利于渔民个体素质的提高。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渔村公共教育资源的培育和建设，有计划地组织渔民开展就业培训，使渔民掌握转产转业的技能，向水产品加工、休闲渔业、海洋装备制造业、海洋运输业等涉海行业再就业，提升渔民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四）提高渔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使渔民获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包容性增长强调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广大渔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过程、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一是需要完善渔村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建设中心渔村道路、码头、基础卫生设施、公共娱乐健身场所，让渔民在劳作之余，进出方便，环境卫生，休闲有场所，安居乐业。二是加快缩小城乡之间公共教育资源的差距，要认真落实支教支医政策，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渔村倾斜供给。切实加大对现在渔村工作教师、医生的在职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其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三是要建立教育、医疗人才留在海岛人口集聚区（小集镇）的长效机制。（五）帮助渔民进行市民化转型，实现渔民的社会融合包容性增长实际上包含一种广泛的“包容”社会公平正义，不排斥任何社会阶层的社会融合、社会包容。渔民是一种职业身份，是“大农民”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渔民的主体性需要看，大多数渔民和农民一样，要进行现代化转型，即为了渔业可持续发展，要减少渔民的数量，通过市民化最终使渔民转型。因此，需要实行城乡统一户籍制度，促进渔民合理流动，鼓励一部分渔民进城务工、经商，加速渔区城市化进程，使渔民变成市民，最终将渔民纳入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享有和市民一样的尊严、自由、权利。

作者：王建友单位：浙江海洋学院社会科学部

渔业的重要性第5篇

在各级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福建省渔业保险工作持续稳定运行，有力保障了渔区社会稳定，促进了渔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在推进渔业保险这项惠民生工程的跨越发展进程中，各级领导思想重视，不断创新工作模式、争取提高财政补贴、丰富险种、推进参保渔船小额贷款等惠民工作，为渔民谋取了更多实惠。

据了解，福建省渔业保险工作自2008年取得历史性突破以来，签单保费收入三年三大步，工作业绩在全国位居第四，在全省政策性“五大”农险业绩位居第二。2010年，全省渔工责任险参保人数近11.9万人，参保率91.53％：有9681艘渔船参加了渔船保险，参保率94.97％；签单保费突破6000万元，超额完成了全省年初的预定目标，圆满完成了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下达的任务目标。

2010年福建渔业保险与往年相比呈现“四升一降”的特点。四升指：一是保费财政补贴提高。2010年沿海渔船全损险、一切险、渔工责任险保费补贴达到40％，比2009年提高了10％。二是渔船保险保额提高。渔船保险保额由往年船舶价值的50％至70％提高到60％至80％。三是保险险种增加。增加了内陆渔船上渔工、龙岩市养殖渔工渔工责任险或渔工人身意外伤害险。四是保险试点范围继续扩大。一降是指继续降低保费费率。目前，政策性渔业保险费率已低于同类商业保险费率。

渔民的风险防范和保险意识提高是福建渔业保险取得的最大成效。2010年台风频频造访福建，致使渔业事故多发。漳州市东山县2010年保费收入近600万，理赔金额达到1000多万。保险为当地受灾渔民有效化解了渔业生产风险，减轻了各级政府减灾救灾压力，有力维护了渔区社会的安定稳定。

“大家看到或切身感受到了风险转嫁带来的好处，深刻体会到了保险的重要性，渔民纷纷由‘要我参保’转变为‘我要参保’。以前渔工保额10万，渔民觉得太高，现在一些地区渔民主动要求将投保标准提高到20万、30万……”

近年来，经过不断努力，福建省渔业保险工作可谓亮点纷呈：一是渔业保险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实施政策性渔业保险成为渔业保险工作的主要内容。2006年，漳州市东山县开展政策性渔工责任险试点；2007年，扩大到宁德市福鼎市的渔船和渔工责任险……省委省政府已连续多年将其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逐年扩大试点范围。省海洋与渔业厅每年都召开会议、下发文件部署渔业保险工作，厅领导亲自抓，并亲自带队督查渔业保险工作。农业部渔业局还在福州市开展渔船互助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试点。二是渔业保险得到各级财政的扶持。5年来，省、市、县财政对渔业保险的补贴达到3775.64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补贴2851.84万元)，补贴比例从2009年以前的30％提高到40％。此外，2008－2010年，中央财政补贴福建省60马力以上渔船的保费补贴共406.6万元。三是渔业保险成为渔业安全生产管理的一项重要抓手。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业执法机构把渔业保险当作渔业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将渔业保险列入渔业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并结合渔业管理各项工作认真把关、切实推进。四是政策性渔业保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广大渔民群众的拥护。

全省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结合渔船管理、渔业行政执法、渔业安全生产监督和机动渔船燃油补贴发放等工作，推进渔业保险工作稳步向前发展。

渔业的重要性第6篇

一、发展渔民合作组织的重要性

（一）促进渔业产业化发展

建立渔民合作组织，按照共同所有，民主管理的原则，将群众渔业联合起来，发展为一条规模化产业化的经济发展路线。独立的小规模群众渔业，制约经济效率的提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区域经济一体化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渔业经济和水产品面临着巨大的市场挑战。在不改变渔船股份合作制和家庭承包经营格局下，将广大的独立经营的群众渔业联合起来，这就需要渔民合作组织发挥其所具备的巨大作用[2]。

（二）增强渔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加渔民收入

当今渔业经济发展中，单门独户的个体渔民只能从事小规模生产，加之我国渔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化水平不高，面对庞大复杂的市场经济，往往缺乏对现代渔业经济的正确认识，看不清市场需求，无法预测市场风险，从而在应对市场变化时缺少足够的经验，遭受巨大损失。而建立渔民合作组织，将把一个个独立的小规模生产的群众渔业组织起来，给予正确的市场引导，看清经济形势，及时预测风险，使广大渔民从中受益，从而快速增加渔民收入。

（三）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

渔民合作组织是以利益为纽带，将广大个体渔民联系起来，进行规模化生产、管理的一种模式。在渔业的发展过程中，渔民合作组织可以很好地带领渔民进行生产，获得更大收益。同时，将政府的一些微观职能转嫁给渔民合作组织，减轻政府负担，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管理绩效。

二、渔民合作组织的成功实例

在国外，渔业合作组织多是为达到共同目标而自愿组织起来的同行或商人团体，他们具有民间性、广泛性、自愿性、服务性、中介性[3]。他们扮演着中介者、服务者、组织者角色，发挥着沟通、服务、技术推广的重要职责。了解了国外渔民合作组织的性质及相关职责，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实施地比较成功的渔民合作组织的实例。

（一）日本

在日本，渔民合作组织称为渔业协同组合，创建于1901年，在渔业管理和渔业秩序维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渔业协同组合承担管理渔业权，开展促进渔业贸易和为渔民办理资金信贷、设备购买和协助渔民进行水产品销售等服务。日本渔业协同组合是在以维护小规模渔业生产者获得平等利益，提高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目的下创建的。建立渔业协同组合，可以更好地管理沿岸渔场，解决渔场纠纷，确立渔业秩序，合理利用渔业资源，稳定渔业生产。同时，在日本的经济制度下，对于小规模渔业生产者来说，渔业协同组合能够消除信贷和产品销售等方面容易受到中间盘剥的不平等现象，从而保护了全体渔业生产者利益，增加渔民收入。日本的渔业协同组合，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成功经验：第一，政府对渔业的重视，授予渔业协同组合很大的权利，对渔场及其他方面建设提供援助；第二，由于只有组合的成员可以从事海上作业，于是渔民参加渔业协同组合的积极性高，形成了强烈的自律意识；第三，渔业协同组合被政府授予了较大的权利，拥有自己的资金管理，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存在，发挥其真正价值，取得较好效果。

（二）我国台湾

在我国台湾，也存在一种在政府与渔民之间发挥巨大中间桥梁作用的中介组织，即渔业协会，在台湾又称为渔会，是以维护渔业权益和渔民利益为主要目的的民间自发组织的协会。与内陆渔民合作组织相比较，台湾渔会具有如下优点：第一，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在台湾，有针对渔业协会的《渔会法》，在渔会性质、职能、相关权利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组织体系全面完善。台湾渔会，自中央至地方分为3个等级，且上下级渔会之间是相互平等的，而且台湾渔会实行渔区划分制度、权责分立制度、会员（代表）制度和渔会经费制度[4]。第三，职能分配全面细致，服务领域广。台湾渔会具有经济方面、服务方面和金融方面的职能，将市场、信贷以及提高渔业技术等诸多环节联系起来，使其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有利于管理与领导。

三、我国发展渔民合作组织的思考与建议

在我国内陆，虽然也存在着一定形式的渔民合作组织，如：中国水产协会、中国渔业协会、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等形式的组织[5]。为渔民的生产销售等环节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由于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自身的真正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因此，要更好地发展我国渔民合作组织，就需要重新审视在实行过程的诸多环节。下面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渔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提出思考与建议。

（一）博弈论角度

1.渔民之间的博弈

渔民之间的博弈属公地悲剧。公地悲剧是指如果一种资源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就会导致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6]。我国渔业资源的捕捞问题就属于这类问题。在这个博弈中，每个渔民所面临的问题是选择自己的捕捞量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尽管每个渔民在决定增加捕捞量时考虑了对今后捕捞量的副作用，但是他考虑的只是对自己所捕获的渔获物的影响，而不是对所有渔业资源的影响。因此，根据博弈论纳什均衡的相关理论，当所有渔民的总捕捞量大于渔业资源的最优捕捞量，资源就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渔业资源整体的非理性结局。当自然资源的使用权没有被界定时，谁都可以自由进入这个领域从事相关生产活动，没有任何人会承担由于资源恶意被破坏的成本，这就导致“过度开发”的后果。在我国现阶段渔业生产中，捕捞以过度捕捞为主，渔民从众心理强，造成渔民的竞争性捕捞心理和行为[7]。因此，制定一个合适的捕捞量临界值就变得日益迫切起来。但是由于我国渔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依靠渔民自身是无法找到最优捕捞量的。鉴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考虑将渔民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管理实权的机构，将渔业管理权下放到渔业从业者，使其自行进行管理，帮助渔民行使一定的权利，由渔民合作组织来界定该区域的捕捞量临界值。同时，渔民合作组织成立后，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以法律形式维护渔民合作组织，保证工作顺利开展，约束广大渔民的违法行为。如果渔民违反规章制度，应由渔民合作组织自行予以制裁，不能由其他行政机构予以干涉，要充分体现渔民自己管理渔业的主动权。渔民合作组织的资金，应由组织自行管理，明确账目。以上工作的顺利开展，不仅需要渔民合作组织工作人员的努力，更需要广大渔民合作组织的参与者以诚信为前提的积极响应，并严格遵守，将这个良好的氛围保持下去。

2.渔民合作组织与政府和渔民之间的博弈

在我国渔业中，加入渔民合作组织，就将长期以来政府与渔民的两方博弈，转变为了政府-渔民合作组织-渔民的三方博弈[8]，渔民合作组织就转变成政府和渔民的委托人。所谓委托理论，就是指一个参与人（称为委托人）想使另一个参与人（称为人）按照前者的利益选择行动，能观测到的只是另一些变量，这些变量由人的行动和其他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因而充其量只是人行动的不完全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在渔业管理模式中，委托人自然变成了政府和渔民，而渔民合作组织则成为了二者的人。由于渔民合作组织是同类产品经营或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的一种组织，作为人，在渔业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对渔业经济的发展过程是相当熟悉和了解的，对于行业内的政策法规，经济发展趋势都有很深的独到见解。因此，笔者认为，建立渔民合作组织可以很好地带领广大渔民更好地从事渔业捕捞与生产。同时，由于我国渔民受教育程度低，通过渔民合作组织可以有效地帮助渔民制定适合辖区海域渔业资源的捕捞规模和生产规模，帮助渔民更多地认识市场，接触市场，从而增加渔民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及时为广大渔民指明方向，减少渔民损失。还可将一些个体较小的渔获物留作日后生产加工，既可以充分利用渔业资源，又可以在休渔期，为渔民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增加渔民收入。渔民合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渔民自己管理渔业的主动权，让渔民自己做主人管理自己的渔业，参与到管理渔业的行列中，使渔民充分感受到自身的责任感，感受到渔业对自己的重要性，极大的调动广大渔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对保护我国渔业资源起到一定作用。同时，政府将精力转移到决策指导和监管上，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能，精简环节，缩短链条，节约成本[9]。

3.渔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

在渔民与政府之间，他们的关系可以考虑为监督与被监督，因此双方的博弈可以看作是监督博弈。根据博弈论的相关理论，直观的来讲，如果渔民的边际生产率越高，监督带来的边际收益越高，政府监督的积极性也就越高；渔民努力的边际成本越高，任何给定激励下的努力供给越低，且给定条件下的最优激励也越低，监督的边际收益越低，政府监督的积极性自然也越低；监督越困难，监督的边际成本越高，政府监督的积极性也越低。根据上述理论，由于由政府监督渔民行为的成本较高，且管理环节复杂[10]，因此，通过建立渔民合作组织，充分发挥渔民合作组织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就变得日益迫切。在渔民合作组织建立的初期，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渔民合作组织的相关事务，与渔民合作组织一同建立一些法规政策，但当渔民的行为超出了相应的规定时，政府则可以退出，让渔民合作组织自己解决问题，使渔民真正体会到自己当家作主行使权利。

（二）法律环境

1.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渔民合作组织的性质、职能，使其受到法律保护，同时将组织的分工更明确，以全面完善的新面貌展现在渔民面前，使渔民合作组织更好的为渔民服务。

2.应做到政府权利的真正下放，明确规定渔民合作组织的权利范围。我国渔民合作组织之所以不能充分发挥其真正作用，政府在权力下放方面具有一定作用。当渔民可以做主渔业时，就会充分意识到保护渔业对他们的生产生活具有重大责任。与其使渔业继续遭到破坏，不如从根源上使渔民认识到保护资源的重要性，这才是对我国渔业资源进行保护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三）人文社会环境

渔业的重要性第7篇

渔民作为农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着自己的特殊性。

（一）渔民拥有的海洋、渔业资源具有共有性特征

农民拥有的土地是其生活保障的主要资源，土地具有固定性和使用的非共有性特征，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状况来决定在土地上的劳动方法和劳动强度，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渔民是界于居民与农民之间特殊的社会群体，既无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福利待遇，又无农民的土地，唯一拥有的海洋、渔业资源及海洋捕捞权是具有共有性特征的。一旦渔民离开海洋、失去水域、滩涂就意味着失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没有其它生活收入来源。

（二）渔业具有高危险、高强度和高风险特征

不论是农业还是渔业生产均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洪涝、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是农民耕作要面对的风险，渔业面对的风险相对于农业而言危险更大、强度更高，危害一旦发生，渔民一夜间便会倾家荡产。2006年我国共发生19次温带风暴潮，养殖业遭受重创，渔业受灾面积37万公顷，损失水产品120多万吨。因此，渔业是灾害频发危害最大的行业。

（三）渔民作业年龄、体力具有局限性特征

对大多数农民而言，土地不论是集体所有还是个人所有，只要其健康，他们是没有年龄限制的。而渔民以海、以船为载体进行作业，作业条件十分艰苦，劳动强度大，每次在海上作业往往连续10多个小时，漂流在海上短则需要半个月，长则一年或更长时间，所以受年龄、体力和能力等的局限大，退下来的渔民大多数没有土地或其它技能，只能依靠以往的积蓄、集体的补助或子女的赡养来生活，生活难以保障[1]。

（四）渔民居住具有偏僻、边远性特征

渔村大多临海，大多数渔民居住在偏僻边远的海岛、渔村，经济基础、通讯、交通运输等条件比较差。渔民进行渔业生产，需要投入很高的成本购买必需的生产要素，如渔船、渔具以及其他生产必需品，而且渔船具有一定的使用年限且折旧费高，还要受国家政策的影响，需及时更新，使渔民支付的费用远远超过农业生产所需支付费用[2]。另外他们要和城镇居民一样需要购买生活用品，而基本生活用品大多是从外界输入，成本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渔民的生活负担。

二、渔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渔民技能单一，文化素质低，再就业能力弱

世世代代以海以渔为生的渔民对传统的渔业生产方式依赖性强，大多只有海洋捕捞或养殖一技之长，缺乏从事其它行业技能，收入也主要依靠捕捞和养殖，一旦弃船失业就意味着失去以往的谋生手段。由于渔业的特殊性，渔民要追逐鱼汛到处迁徙，使一些孩子仅小学期间就要多次转学，一般勉强读到小学，受教育年限少。这样代代相传，使大部分渔民文化程度低，文盲半文盲所占比例大，能够看懂渔业科技书刊的人数不多，导致渔民整体素质低，学习掌握新技能重新寻求创业谋生途径的能力弱。大部分弃船上岸渔民失业在家，没有新的生活收入来源，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二）水域污染加剧，渔业资源日趋枯竭

从目前渔区看，由于海洋渔场水域污染加剧，造成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据2007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在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监测的573个入海排污口中，约87.6％的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陆源污染物排海总量显著增加。许多传统经济鱼类已形不成渔汛，尚存品种也呈小型化、低龄化，渔业资源状况愈来愈差。目前黄海渔场已经有16种主要经济鱼类、7种甲壳类、3种贝类资源濒临枯竭，传统的黄渤群系带鱼、黄姑等渔业都先后失去了产业价值[3]。由于中日、中韩、中越三个渔业协定的生效实施，渔民生计空间在不断缩小，海洋捕捞及与之相关的水产品加工、流通、储运和船网工具修造、港口服务等产业随之萎缩，效益大幅度下降，造成部分渔船停港歇业，大批渔民失海失业，直接影响渔民的增收。

（三）优惠政策少、负担重，渔民收入增长减缓

国家出台支农惠农的扶持政策比较多，农民负担逐渐减轻。但针对渔民的优惠政策缺乏，渔民需要交的税费种类多。渔民要取得合法资格，需要办10多种证件，每种证件收费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一条船受海洋、水产、土地、渔政、公安和海事等多个部门管理，重复收费。加上近两年渔用柴油价格一路攀升，使目前拖网渔船生产用柴油支出占生产总成本的比例已从90年代的30%上升到70%~80%[4]。虽然国家给予部分补贴，但补贴只能弥补燃油涨价的一少部分，远不能解决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给生产带来的压力，使渔船普遍亏损严重。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渔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幅呈逐年下降趋势。据统计，城镇居民与渔民的收入之比，2004年是1.08：1，到2008年升至1.27：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3700.48元；农民与渔民收入之比，在2004年是0.53：1，到2008年升至0.71：1。可见城镇居民与渔民的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农民与渔民收入差距逐年缩小，渔民已逐渐丧失了高收入的优势，尤其老弱病残渔民家庭受其影响最大，制约和影响了渔区经济的发展和渔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四）社会保障建设滞后，社保覆盖面窄

社会保障对于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解决后顾之忧、体现社会公平公正、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由于渔业是高风险、危害大的行业，而渔民经济条件有限，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弱，所以灾害、事故发生后，急需国家政府进行救济和补偿。但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往往偏重于城镇居民的生活保障问题，对于渔民的生活保障重视不够，缺乏政策上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保障资金缺口大，使渔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广大渔民还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之内，使受灾的渔民难以及时得到相应补偿，影响了渔民生产的恢复、生活的安定、渔区的稳定。

三、促进渔民增收的对策

（一）加强渔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保护渔民合法权益

完善渔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关系到渔民增收、渔区社会稳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建议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本着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要求，从维护渔区经济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振兴“三农”、扩大内需、解决改善民生问题，增加渔民收入这一核心，尽快完善渔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加以突破。首先，要结合当前渔区的物价水平，考虑维持渔民最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当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渔民人均纯收入等经济发展指标和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等因素，实事求是地确定保障标准；其次，民政部门要开展调查掌握贫困家庭的成员结构、收入水平、生活费支出、致贫原因等情况，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失海渔民或老年渔民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5]；最后，建立以财政支持为主，个人缴费、集体补贴为辅，并结合其他途径的资金来源体系，保证社保基金到位，使渔民遭受大灾害时能及时得到救助，及早恢复生产；让渔民老有所养，切实解决渔民后顾之忧，保护渔民合法权益，缩小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为渔民增收奠定基础。

（二）发展休闲渔业，拓展渔业发展空间

集渔业、旅游、观光、休闲为一体的休闲渔业，是近年来随着海洋渔业面临资源衰退、渔业效益下滑的情况而新兴的一个产业，是现代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渔业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是提高渔民收入水平和渔业效益的重要途径。所以建议各级政府积极引导渔民，彻底转变传统的靠海吃海的理念和生活方式，率领渔民因地制宜积极开展休闲渔业，充分挖掘“海”与“渔”的资源优势，创办休闲渔业基地，开发海上游览、观赏、垂钓等娱乐项目，提升休闲渔业档次，扩大休闲渔业规模，以吸纳更多的渔民就业，进一步拓展渔业发展空间，增加渔民收入。

（三）发挥渔业龙头企业作用，推进渔业产业化经营

渔业龙头企业具有引领和支撑整个行业的作用，尤其在当前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的严峻挑战，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的情况下，发挥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加工产业链长的渔业龙头企业的作用尤为重要。建议政府要从政策上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加大扶持力度，在渔业资源与环境保护、海域开发利用和科技指导应用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使其规模不断壮大，实力不断增强。利用龙头企业的资金、市场优势，带动众多渔民进入渔业产业化的链条，推进渔业产业化经营，形成比较成熟的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生产经营模式，带动整个渔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使渔民组织化程度、竞争能力、创新能力、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断增强，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四）加大渔民的培训力度，提高渔民创业谋生能力

渔民的文化程度、素质高低，是决定渔业发展后劲和渔民增收实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一，建议政府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对渔民的再就业培训工作，针对渔民的需求，对转产转业的渔民实施职业技能培训，邀请专家向渔民讲授科技与实用性强的渔业科技方面技术，提高渔民的技能素质和创业谋生能力；第二，要根据目前转产转业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困难，通过税费、信贷等方面的优惠，加大对有利于渔民转产转业的相关行业的扶持力度；第三，坚持从渔区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拓宽就业途径，为弃船失业渔民提供再就业机会，促进其平稳转产转业。

渔业的重要性第8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渔业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随着畜牧业、种植业、林业等相继被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范围，高风险的渔业也呼唤着政策性渔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本文将我国现阶段渔业保险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与日、韩、法三国渔业保险发展经验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一、 我国渔业及渔业保险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我国渔业现状概括

我国拥有18000多公里的广博海岸线，20多平方公里的淡水海域，辽阔的大陆架及滩涂，为畜牧业带来了精饲料，为种植业提供了优质肥料，为化工、医疗业供应着重要原料，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发展条件。高蛋白含量的水产品也为世界提供了多样化食品。渔业一直以来就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0年以来，我国渔业产量也一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还将持续主导水产养殖生产，预计2020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将达到世界产量的61%。经过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渔业不仅促进了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对提高渔农收入和扩大出口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十二五”规划针对渔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快转变渔业发展方式，推进现代渔业建设，完善产业体系和支撑保障体系，增强渔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确保水产品安全有效供给和渔民持续稳定增收。作为渔业支撑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渔业保险势必为渔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二）渔业保险发展沿革

自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开始办理涵盖渔业保险在内的农业保险以来，人保在渔业保险行业一直独挡一面，直到1985年平安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以及外资保险公司代表处的相继成立才打破了人保的垄断局面。总的来说，我国渔业保险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完全垄断到寡头垄断，由混业到分业等几个阶段而逐渐演化、发展，并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深入推进，并先后进行了商业性保险机构、渔业互保协会、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等多种形式的探索。

1. 商业性保险公司。作为我国渔业保险发展进程中的开拓者，商业保险公司最早开办了隶属于农业保险的水产养殖保险。但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渔业保险风险巨大等原因，使得众多商业性保险公司接连宣告停办此类保险。目前，虽然它们的身影犹存，却只占市场份额的极小部分，业务范围狭小，通常仅限于渔船船东雇主责任险和大型渔船保险。

2.渔业互保协会。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小型渔船投保无门，增强渔船船东的抗灾风险，农业部主导设立了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其宗旨是通过组织会员互助共济，为会员生命财产损失提供经济补偿，并向会员提供安全生产服务，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促进渔业生产健康持续发展。此后，广东省渔业互保协会、宁波市渔业互保协会等机构逐渐发展壮大。自渔业互助保险开展18年来，已累计承保渔民557万人（次），承保渔船35万艘（次），提供风险保障3850亿元，共支付经济补偿金近11.5亿元，并已在24个省市区设立办事机构开展渔业互保工作，业务范围还涉及到香港、澳门。渔业互保协会已经成为我国渔业防灾减灾的重要保障体系，为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扶持发展渔业互助保险”。

3. 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2004年3月2日，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专业性的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它是由11家参股企业依法共同认购，股东主要是上海市各区县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此后，保监会先后批设了安华农业保险公司和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而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费收入在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总收入中约占30%。相信在未来的发展历程中，它们必将扩大经营范围，实现农业保险全面化、多样化、专业化。

二、 现阶段我国渔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补贴优惠政策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近年来，虽然渔业保险中涉及省级财政补贴比例在不断提高，例如山东省就计划每年拨付600万元以支持政策性渔业保险，但是补贴总额仍不足以满足广大渔民、渔船保险需求。2010年，沿海省级财政补贴比例由去年的20%提高到30%，市县补贴比例为10%；沿海渔船全损险、一切险、渔工责任险补贴达到40%。渔船保额也在提高，保额由船舶价值的50％～70％提高到60％～80％。但是，对比我国拥有1300万渔业劳动力,2400万渔业人口，而海洋渔船每年每10万人就有140人死亡,死亡率比煤炭行业要高出24%的现状，保险范围及险种仍存在结构不对称的问题。另外，保险赔付率也十分低，其中很大原因在于渔业保险没有足够资金支持灾害发生后的赔偿。

渔业的重要性第9篇

【关键词】 阳江 渔港 渔业 渔区

渔港是集渔船停泊与避风、渔货装卸、物资补给、冷藏加工、流通贸易、船网工具修造为一体的渔业综合生产基地，是渔业生产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是沿海防灾减灾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渔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渔港建设，一大批渔港设施不断改善，在防灾减灾、保障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服务渔业、致富渔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阳江市地处广东省西南沿海，紧邻珠三角，扼粤西要冲，是广东省的海洋渔业大市，其渔港建设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阳江市渔港资源状况

阳江地处广东西南沿海，是海洋渔业大市，渔业资源十分丰富，盛产鱿鱼、鱼翅、对虾、花蟹、马鲛、牡蛎等，有全国最大的吊桩牡蛎和泥蚶养殖基地、闸坡海水网箱养殖基地、广东省重要对虾生产基地和加工出口基地。阳江水产品总量和人均占有量连年居广东前列，素有“广东鱼仓”的美誉。据统计，2014年，全市水产品总量119万吨，增长3.5%，全市海洋捕捞产量为37.9万吨。现有海洋捕捞渔船4262艘，吨位20.3万吨，功率38.4万千瓦。其中60匹马力以上的渔船有1609艘，功率35.8万千瓦，拖、围、刺、钓作业渔船齐全。拥有钢质捕捞渔船623艘，功率18万千瓦。

阳江市共有7个渔港，分别是闸坡、东平、对岸、江城、溪头、河北、沙扒渔港。其中，闸坡、东平渔港是国家中心渔港，沙扒渔港是国家一级渔港，溪头渔港是省一级渔港，对岸、河北渔港是省二级渔港，江城渔港是省三级渔港。全市渔港水域总面积4.53平方公里，有效停泊面积1.906平方公里。渔港有效停泊面积占水域总面积的42%。

近年来，阳江市渔港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主要包括渔业码头、防波堤、环港道路、执法办证中心、防波堤灯塔、渔用通讯导航设备等配套设施建设。由农业部批准立项，并于2010年12月31日前下达过全部或部分中央资金的渔港建设项目主要有：闸坡部级中心渔港建设项目，沙扒国家一级渔港建设项目，东平部级中心渔港建设项目和东平渔港国债建设项目。渔港建设总投资13515.72万元，其中，中央投资7440万元，省配套资金4590万元，市级配套资金647万元，县镇级838.72万元。

二、阳江市渔港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渔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阳江地处热带、亚热带，每年平均受到热带气旋的袭击达5至7次，热带风暴、海潮等自然灾害对渔港的基础设施破坏十分严重，部分码头、堤岸崩缺破损，航标损坏，致使渔港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全市7个渔港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港池航道浅窄的现象，平均每年淤积厚度达0.1米，由于长期没有清淤经费投入，港池航道淤积比较严重，退潮时渔船容易搁浅，大马力渔船出入港口需要等待涨潮才能进出港，作业时间受到极大限制，十分不便。全市渔港只有不到2平方千米的有效停泊区域，已远远不能满足渔民生产需求。

2、渔港防灾减灾能力不强

自实施省人大2010年渔港建设议案后，阳江的渔港建设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全市大部分渔港建设标准低、防灾减灾能力弱，避风抗风条件仍未得到根本改善。如东平渔港只能抗击10级以下的强热带风暴，每遇热带气旋袭击时，为了确保安全，渔船要转到附近渔港避风，“回自己的家”成为当地渔民一直的期望和梦想。全市渔船安全防风泊位仍非常紧缺，防波堤、码头、护岸逐年老化，破损严重，渔港码头泊位不足。大部分渔港没有配备完备的通讯、消防和环保设施，也没有相应的人员编制和经费支持。

3、渔港维护资金扶持乏力

渔港临近出海口，常年受强台风和风暴潮袭击，由于缺乏资金和专项护养经费，这种“缺钱建港、无钱养港”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造成渔港普遍港池、航道淤积严重，港堤逐年老化，渔港功能无法正常发挥。此外，执法经费落实困难也影响了渔船渔港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

4、渔港经营方式单调，产业链短

阳江市渔港普遍存在功能单一，产业结构简单，产业链短，效益不理想。现有的渔港大多数只是停泊渔船的自然港湾，其功能过于单一，虽在防灾减灾等方面有一定的社会效益，但经济效益比较单一，投资者即使想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渔港，因为盈利方式单调，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短等原因，导致资本回收周期长，资本增加值低，投资产出比例失衡。

5、渔港建设投资渠道单一

渔港水工部分的防波堤、码头、护岸、港池航道疏浚等工程，以及陆域部分的道路、水电、通讯导航等公益性设施，需要政府投入资金进行建设。由于投融资机制不健全，渔港建设缺少广泛的社会参与，政府作为唯一的投资主体，加上阳江本身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负担比较重，往往建设资金不能有效保证，维修保养资金难以及时落实，配套及附属设施等建设无法及时跟进，这影响了社会资金投资建港的积极性。多元化建港投资机制难以形成，使得渔港建设进度受到影响。

三、加强阳江市渔港建设的重要性

1、加快渔港建设是实现全市渔船安全避风的需要

由于阳江市现有渔港港池小、标准低、布局不合理等原因，强台风来临时，大多渔船只能到外地港口避风，不仅提高了避风成本，还增加了许多不安全因素和纠纷。抓紧建设安全的避风良港，已经成为全市渔区广大干部群众最强烈、最迫切的愿望。推进阳江市渔港升级和标准化建设，既是解决全市长期以来渔船安全避风和渔港避风能力不足矛盾的关键性举措，也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渔区工作中的重要体现。

2、加快渔港建设是促进渔民转产转业和带动渔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于受资源和空间的影响，近海渔业捕捞已呈逐步萎缩趋势，水产养殖业规模又受到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目前阳江市传统渔业的发展空间已相当有限，靠近海作业的渔民收入明显降低，渔民转产转业困难；加上阳江市在海产品精深加工、海洋生物等方面发展明显滞后，直接制约着渔业生产和渔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加快渔港标准化建设，通过港区陆域开发，对于促进渔业产业升级，有效延伸渔业产业链，带动临港工业和加工贸易、运输、旅游、休闲渔业等二、三产业的发展，加速渔民转产转业，推进渔区新农村建设，实现渔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加快中心渔港建设是发展海洋经济战略的需要

阳江市面向南海，连接珠三角和港湾，岛屿众多，海洋资源丰富，发展海洋经济得天独厚。但阳江海洋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海洋产业质量不高，海洋新兴产业竞争力不强。以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升级提高海洋渔业发展水平为契机，加快渔港建设，发展海洋渔业和现代渔区经济区，拉动渔港周边海洋产业集聚和规模化发展，对于全市拓展发展空间、巩固渔业大市地位和实现海洋经济强市目标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加快阳江市渔港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1、加快完善渔港管理制度

制度是渔港管理的基础。根据目前渔港管理的现状，紧密结合发展实际，加快制订出台阳江市关于渔港建设和管理办法的规章制度，明晰渔港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和监督权，保障投资主体的利益和渔港的安全运行。各建成渔港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要求，制定渔港章程，并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批准后颁布实施。各渔港主管部门要根据政府颁发的港章，研订具体的相关管理细则或规定，并根据规定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渔港船舶停泊、装卸、签证、安全等管理制度，使渔港管理有法可依。

2、加强渔港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基础设施，是做好渔港管理的重要支撑。要抓住当前国家和省高度重视发展海洋渔业和渔港建设的大好机遇，千方百计地争取项目和筹措资金，推动渔港标准化建设和升级改造，增建避风港和停泊锚地。要推进渔港安全监控网络建设，加快渔港公益性设施建设和航标、通信、消防、环保等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渔港防灾减灾和安全避风的能力。与此同时，要利用市场经济的办法，积极推进现代渔港经济区建设，为推进渔业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渔业提供发展平台。

3、找准定位协调错位发展

每个渔港都有自身的比较优势，由地理位置、资源配置、投融资状况、渔港运行的硬件、软件环境决定。阳江市各个渔港必须依托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各个渔港所在地的自然资源、技术条件、社会经济资源等优势，明确自身定位，相互之间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局面，形成互有分工侧重又协调发展的沿海城市渔港体系和渔港经济体系，有效增强各渔港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4、深入探索渔港管理模式

对于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中心渔港和一级渔港，建议渔港建设单位转换为管理单位，代表政府行使渔港资产管理权，加强渔港正常性管护。对于政府投资形成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渔港垄断经营资源，要利用市场手段加以盘活，实现“以港养港”，尽可能减轻政府的压力。对于渔港陆域开发，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工商企业参与。对于二、三级及以下的渔港，渔港所在地的乡镇要指定或委派专人负责管理，切实做好渔港的日常维护工作，使其充分发挥服务功能。

5、积极创新渔港投资机制

目前，资金问题是制约阳江市标准渔港建设的一项主要因素。渔港建设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且投资金额较大，加上建成后的维修费用，如果单依靠政府投资，对各级财政压力较大。应通过出台优惠政策，采取投资主体多元化，盘活渔港存量资产及周边土地、海域，新增土地补偿建设渔港公益设施等措施，吸引工商资本投资建设渔港和发展渔港产业。同时，要积极探索标准渔港建成后的运作机制和管理办法，保障标准渔港正常运行，服务于渔船安全锚泊和渔港经济的共赢发展。

6、大力保障渔港管理经费

渔港是纯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到渔港避风、鱼货销售、生产补给的渔船来自全省乃至全国各个地区，渔港的维修、清淤和养护需要大量的资金，必须要以公共财政作保障。要借鉴山东、天津的做法，把渔港维护和渔港管理列入当地财政预算，全额保障经费，满足渔港正常管护需要，促使渔港健康运行。

【参考文献】

[1] 陈自荣、王刚：我国渔港建设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渔业经济研究，2010（28）.

[2] 李权昆：从产业群视野看渔港经济区建设[J].开发研究，2005（1）.

[3] 于龙梅、栾曙光：我国渔港发展现状及等级划分[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