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第1篇

[关键词] 区域经济 区域文化 资源整合 经济一体化发展

随着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学习型社会的建立，文化已经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制度趋同的今天，文化差异是导致社会和经济差异的决定因素。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它在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情感抒发等方面潜移默化地规范或影响着人们，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深入研究和充分认识区域文化，重视发挥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的优势，找准发展特色经济的基准点，是加快发展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为此，正确认识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对于弘扬区域文化优势，促进区域文化的整合与认同，实现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1.传统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传统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经历了数代人的公共选择、历经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所最终构成的具有民族特质的地区文化底色，是一个地区发展最深厚的底蕴。它营造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激发当地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对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因而，各具特色的地域经济总是体现出受不同类型地域文化影响的深刻印记。如长江三角洲，由于受“亲经济”的吴越文化影响，形成以上海为中心、浙江和江苏为两翼的著名“长三角经济圈”。这是历史所形成的崇尚规范、开放开拓、重商观念深入民心的地域文化特征与区域经济契合的一种内在必然；又如珠江三角洲，在悠久的岭南文化传统、秀美的地理环境、特殊的政策优势和多种外来文化的整合下，形成以广东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并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地区的文化根源。

2.文化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美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随着知识型社会的建立，文化与经济越来越相互交融、越来越一体化。如果把区域经济比作是“硬实力”，区域文化则是“软实力”，它倍增或递减区域综合国力，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内容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生长点。

文化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利用自身的民俗文化、自然景观、工艺文化等传统文化资源为当地的经济贸易、招商引资、经济产品开发搭建良好的平台,有利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如北京的故宫、长城，陕西的兵马俑和羊肉泡馍，山东“三孔”文化，云南的丽江古城，广西的桂林山水和刘三姐文化，安徽的黄山，苏州园林和丝绸等都成为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的自然人文资源。二是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文化资源可以增加产品的文化含量,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的消费需求呈现出多样化、高档化、消费品位不断提高，越来越重视产品的文化内涵。许多企业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对产品进行文化包装,有利地提升了产品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吸引力,增加了产品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如“风雨少林”就是传统文化、现代元素与商业运作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3.文化创新对区域经济的促进

有人说，“硅谷的空气里飘着的是创意”，而温州人“头发是空心的，里面藏着抓市场商机的智慧”。创新是一个社会性、地域性和嵌入的互动过程,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和文化烙印。经济文化能够通过独特的作用机制形成创新模式与创业意识，并通过“企业家精神”这一载体对区域经济发挥促进作用。当今世界，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并通过有效整合和转化劳动与资本等物质要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制约

1.文化的交互性导致一些重复建设和资源争夺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区域经济整体的一体化发展

如长三角区域2002年5月浙江宁波与江苏宜兴的“ 梁祝文化争夺战”，表明了文化资源整合的无序性;浙江省为了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举办，新建20个场馆，并翻新20个场馆，整个花费高达30亿。这些，都极大地制约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协调发展。

2.落后、消极的文化往往导致落后的经济

（1）现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东西部差距问题，这固然是由诸多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造成的，但其中区域文化的差异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2）经济落后地区常常存在小富即安观念。如云南人小得而安、商人们则小富即乐；海南人捧着金饭碗要饭吃等等。归根结底是因为其思想不开放、思维保守的文化因素所致。（3）儒文化中的“义利之辩”使人轻视经济;现实生活中吃喝风盛行现象，以及各种黑恶势力逐渐抬头现象，越是在欠发达地区越是严重,这些是跟当地绿林好汉式的侠文化分不开的。

三、重塑区域经济文化，实现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

1.充分发挥文化整合的作用，以文化认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文化资源的共享和整合将是一个多赢的战略选择。通过日益广泛的交流、融合与协作，达到资源共有、市场共占、利益共享的目的。通过文化整合与共享，进一步促进管理理念、科研人才等文化认同感。反之，要充分运用文化认同上的力量，整合资源，降低成本，促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健康有序发展。

为了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当前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打破行政体制的障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构建共同认可的规则和机制；其次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加深文化认同；最后构建经济文化圈，建设经济、文化资源共享平台。如中国现在正在着手打造世界第六大都市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就是为了整合劳动力、资金、技术，以及文化等各种资源，加快融合、形成合力，带动长三角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一体化发展。总之，要加大资源整合力度，以文化认同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才是必由之路。

2.以区域文化为基础，发展特色经济

在文化整合基础上发展特色经济。首先，要把区域文化的精髓渗透到经济领域，结合区域的资源和经济优势，科学地设计出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形象。其次，要适应区域文化特点，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产品，形成有区域特色和优势的产业，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并围绕这一主体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具有特色的经济格局。

3.文化建设要走产业化道路

文化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综合地体现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作为主体资源，通过生产经营和市场运作而盈利，为消费者提供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文化力量的企业与行业的总称，它是以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系统，文化产业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助推器。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的今天, 经济竞争正逐渐成为文化竞争。文化正在成为一种经济，文化产业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当今全球金融风暴提出的必然要求，对于振兴服务业、拉动内需、促进整个经济发展、改善投资环境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说明发展文化产业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文化产业化已经成为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在文化产业化进程中，要充分运用产业理念，依靠市场经济的作用，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不断推进先进文化产业，增强先进文化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助推动力，并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协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庞敦之:论文化对其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山东社会科学，2006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第2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文化;资源优化整合效应;企业成长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2-0059-06

一、引 言

新古典经济学通常认为,企业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他们之间总能够理想地粘合在一起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至于促进要素之间充分粘合的机制,经济学家们往往看作基本假定而忽略考虑。然而,我们也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地理环境、交通条件、资源禀赋等都差不多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并不一样,有的甚至差距悬殊,其原因恐怕很难仅用经济因素来解释。因此学术界在反思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并试图以此解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奇迹”和“欠发达”现象。波特(Michael E. Porter)甚至断言: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1]。不过,区域文化作为区域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内容庞杂且可操作性较差,经济效应模糊且作用机制隐蔽,很难对其进行深入具体分析。本文试图剖析区域优性文化的内涵,揭示区域优性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让企业“快生”、“长大”、“做强”的战略对策。特别提及的是,细分区域经济文化的目的就是欲使区域经济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清晰化,尽管可能不甚完善,但作者意在抛砖引玉。

二、区域经济文化的内涵与作用机制

(一)区域经济文化的内涵

从广义来讲,文化可以被定义为共享的价值和一套规则系统,以及共同体内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各种更具体的要素[2]。文化构成了社会资本中的一个重要基础:即它对于如何有效地转化劳动与资本这些物质资源以服务于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具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迈克尔•波特认为:“经济文化,是指那些对个人、单位及其他机构的经济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 [3]。陈佛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区域经济文化是一种优性文化,它强调独立性,反对依附性,重视现实、弘扬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反对墨守成规和不求进取性等区域性价值观念[4]。至于区域文化价值体系所包涵的具体内容,国外学者在该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比如Hofstede的文化模型将价值体系分为权利的距离(power distance)、对不确定的回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刚毅(masculinity)4个维度[5];Schwartz的文化模型将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分为协作(harmony)、团结(embeddedness)、统治(Mastery)、情感自治(affective autonomy)、理智自治(intellectual autonomy)、平等(egalitarianism)6个维度,然后他们借助这两个分类模型进行了具体量化的平均积分分析[6]。本文遵循Hofstede和Schwartz的分析范式,根据区域经济文化的内容与性质,将区域经济文化细分为微观层面的创业精神、创新意识与流动偏好以及宏观层面的合作意识、开放思维与信用观念。

1.创业精神。创业是创业者将人才、项目(技术)、想法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组合或重新组合,创立基业或开创既存事业的新领域、新业绩,以实现其目标价值的实践活动,它包括初次创业和二次创业等多次创业过程。创业精神是指在创业活动的过程中,一个社会(包括创业活动过程中的多个参与主体)普遍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基本态度、行为方式等与创业有关的思想理念和精神状态。创业精神就是指企业家精神,包括三层涵义:一是指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造精神;二是指用新方法组织生产要素和发现潜在新市场的创新精神;三是争创第一与不怕失败的冒险精神。创业精神是创业者们的精神动力和发动机,是创业企业诞生与发展壮大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对创业活动产生重大的潜移默化影响。

2. 创新意识。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经济的灵魂,而创新则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所谓“创新”,就是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这种创新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新产品;(2)开辟新市场;(3)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4)创造和使用新材料和新能源;(5)创立新的企业组织[7]。蓝德沃尔认为,创新是“一个社会性的、地域性的、嵌入的互动过程,一个不考虑其制度和文化背景就无法理解的过程”。创新的地域性,不但使进行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它赖以进行创新的地域背景一起构成了区域创新系统,而且使创新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和文化烙印[8]。

3. 流动偏好。如果资源不能在正确导向下,进行合理流动,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格局就很难打破。区域文化鼓励资源流动,促进资源优化整合,达到动态最佳配置并增进社会福利。开放性的移民文化为各种文化观念的撞击创造了条件;人们在竞争、迁徙中形成的实用主义思想观念,导致了更加重视策略、看重效果的行为模式。如珠三角地区,海洋文化中冒险、开拓、自由漂流、四海为家的潜能激发着一代又一代珠三角人们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开拓创业。美国硅谷和中国深圳的发展都得益于移民文化。

4. 合作意识。社会分工促使市场容量扩大,但是必须依赖于经济主体的合作协调。合作意识能够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长期合作具有声誉效应。合作大于竞争,共享胜过独占。企业只有在企业团队之间以及与股东、渠道伙伴、客户之间均倡导平等、共赢、和谐、协同的合作文化,企业才能在分工协作中快速成长。

5. 信用观念。信用是一种昂贵的资源,它放弃短期的机会主义收益,并在长期内小心谨慎地积累信用资本。当然给予的回报也是丰厚的:较少的检查造成的成本节约、信任造成的交易成本下降,更多的合作机会和由此造成的正外部收益。信用资产沉淀成本高,能产生租金。当出现有利的信用信息时,企业或个人的信誉在消费者、供应商及合作者或者同事、亲戚朋友和上级之间扩散,将导致其在相关机构和个人中的社会资本上升,最终通过市场途径直接给予奖励,收益以乘数方式上升;相反,将导致乘数性惩罚效果。信用有两层含义:一是要以信用取信于人;二是对他人要给予信任。不讲信用、丧失信任,就失信誉。

6. 开放思维。家族文化造就了家族企业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壮大。福山认为:在家族文化盛行不衰的文化环境下,家族主义企业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选择,因为在家族文化中,个人的跨家族的信任关系很难建立。同时,由于家族企业的社区内敛性和强烈的利益排他性,导致生产要素流动的壁垒效应:在管理上重伦理亲情,轻控制手段;在用人制度上,重德重亲,轻才能。相反,在一个平等开放合作的社会中,企业的契约关系不仅稳定而且牢固,合作扩展秩序较容易形成,企业可以越做越大[9]。家族管理模式引进职业经理人,网路组织与虚拟团队都体现开放思维这一优性文化理念。在此过程中接触外来文化,形成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

(二)区域经济文化的作用机理

区域经济文化所内含的价值理念形成一系列调控机制,作用于整个区域的行为主体,尤其是企业主体,以此实现微观企业发展基础上的区域经济繁荣(见图1)。

1. 激励机制。如果一个国家政府能够科学合理地界定并保护产权,“追求成功、实现自我”的创业文化能够激励创业者个人开拓创新以实现自我与超越自我,去创造一个新的经济组织或产生一项新的经济活动。在创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与阶段后,追求更大成功的持续动力会激励创业者们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2. 导向机制。创业者们的成功创业史,还会激励许多具有创业优势资源的潜在创业者们去尝试实践创业活动,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区域文化体现在个体的实践与成功会对整个社会的居民心理产生一种良好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引导社会闲置资源向生产性资源转变,引导一部分配置不当的资源转向合理配置。区域文化的导向功能还表现在舆论导向上。

3. 扩散与渗透机制。区域文化经济效应的中介传导和渗透放大的力量在于它缓慢的渗透性,其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区域发展主体。某个群体或某个区域的文化一经形成,就会向其他群体或其他区域辐射,影响其他区域人们的行为特征。区域文化传递着积极的信号和价值理念,减少了交易成本,导致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区域文化的可持续性存在与发展为整个社会减少了摩擦,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4. 规范与整合机制。区域优性文化具有指导并规范行为的功能。一个地区文化的形成对该地区的实践能够形成一种导向性约束。区域文化所具有的这种软约束功能对于整合区域优质资源,塑建区域内部及区域间的良易环境至为重要。

5. 创造机制。埃尔伍德(Ellwood)认为,文化是学习和制造的过程。优秀区域文化的创造性不仅表现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吸取有机营养,扬弃不再适宜的文化因子,而且表现在创业实践活动过程中所诞生出来的新的组织、新的产品、新的技术与新的管理经验[10]。

特别地,区域经济文化中的创业文化创造了企业家阶层。传统上关于企业家的形成有三种理论观点:心理因素观、人力资本积累观和文化因素观。心理因素观强调了个人的天赋在企业家形成中的作用,完全忽视了后天的积累对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意义;而人力资本积累观又过于强调后天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忽视了个人天赋差异在企业家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心理因素观和人力资本积累观在解释单个企业家的产生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在解释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和由此而出现的民营企业簇群时,却解释力不足。相反,文化因素观(尤其是创业文化)对此的解释却恰如其分。

创业文化在促使企业家阶层生成时存在两个作用机制:(1)自上而下型推动机制。它是指创业文化首先由政府倡导,通过一些中间政策变量传递到民众终端,由民众自觉响应并完成创业活动,产生新的组织、产品和服务并因而诞生企业家阶层的生成路径:其一,创业文化首先由政府发现潜在的盈利机会,进而大力倡导,形成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通过制订一系列有利于民众创业的政策作为中间变量,传递着支持创业的强信号;其二,民众作为信息的受体,在政策信息的诱导下,遵循理性原则,参与创业实践;其三,与之伴随的是,大量服务于创业活动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帮助创业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交易成本。(2)自下而上型拉动机制。它是指首先由民众发现潜在盈利机会,通过一系列资源配置而实施创业活动,同时将创业活动的信号经由多种渠道自下而上地传递到政府,政府在认识到该种创业活动的获利机会后,制订相关有利于创业活动的政策变量,自上而下地再一次传递到民众终端,由民众进行微调以完成创业活动:其一,创业文化首先由民众倡导,形成一种民间意识形态;其二,获利机会的信息经由各种渠道传递到政府,促使政府发现获利机会、认可创业活动,制订一系列有利于民众创业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支持创业活动;其三,民众作为信息的受体,遵循理性原则,参与创业实践的企业家阶层趋于扩大;同时大量服务于创业活动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帮助创业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并减少交易成本。

三、区域经济文化的资源优化整合功能与区域企业成长

通常认为,计划机制是通过权威手段来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通过利益导向来配置资源,我们认为区域经济文化作为第三个资源配置机制,主要是通过价值观念选择而进行资源优化整合。很明显,区域经济文化具有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在我们看来,没有区域经济文化造就企业家阶层,企业就不可能大量普遍存在。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假设企业家资源与物质资源是企业资源的两极,那么中间必然存在着一个嫁接两者、由此及彼的桥梁。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因素能够促使企业家资源与物质资本充分粘合并促进企业内外资源优化整合?我们认为,区域经济文化决定着外来资源引进与区域自身资源开发的结合,新的产业结构形成和资源组合方式的确立,形成有利于区域企业成长的总体战略。

其一,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增加创业者(企业家阶层)的数量、素质与主动性以促进资源整合。韦伯认为,近代市场经济的兴起不仅与特定的生产技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与新教伦理有十分重要的内在联系。“宗教革命”所形成的新的精神气质培养了一批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要素:守纪律而且能够吃苦,具有奉献精神的劳动力大军;具有寓拯救于创业之中的企业家;理性的企业组织制度和理性的国家政治结构等等。首先,衡量一种文化能否是优性文化,是否对创业有积极促进作用,核心的标志在于这种文化能否培育大批具有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区域经济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形成、发展、发挥有潜移默化作用。其次,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帮助创业者发现获利机会以增强创业欲望。获利机会的空间分布是随机的,同时又是稍纵即逝的,优性区域经济文化有利于创业者形成高度的职业敏感性,提高创业者的创业需求弹性与识别获利机会的能力并身体力行之。最后,优性区域经济文化提高了创业者素质。创业活动是一项从无到有的创造性活动,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干中学”,有利于提高创业者的全方位综合素质,即使失败了,也是宝贵的人力资本积累。在硅谷,一个创业者的创业失败,不仅不是污点,反而是一个奖章;一个有了几次失败经验的创业者,反而被各企业争相雇用。

其二,优性区域经济文化改变其它生产要素分布而促进资源整合。首先,增加了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可使用数量,提高了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利用效率。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决定着外来资源引进与区域自身资源开发的结合,新的产业结构形成和资源组合方式的确立,以及资源的利用效率,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其次,优性区域经济文化观念通过判断前提和价值预设作用,影响发展主体对新事物的态度与新技术的采用,从而影响科技转化速度和科技贡献大小。最后,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促进了人力资本的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分工的结果是,企业家阶层数量增大,一般人力资本数量减少且专业化水平更高,创造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有利于企业家资源与其它社会资源的整合。

其三,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对政府和社会(包括各种社会组织)产生倒逼机制,改善经济活动的软环境以促进资源整合。首先要求政府减少不合理规制,提高服务质量并增加优质服务数量,培养有利于企业“快生、做强” 的制度土壤。其次,优性区域经济文化要求社会改善软环境。软环境是非正式制度,具体表现为居民是否讲究诚信、理性能力是否发达、是否有较强的社会合作能力以及是否具有发达社会公德意识等价值观。软环境的好坏影响到市场秩序、投资水平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而也影响到企业家资源与其它资源的整合程度。软环境能够改善两者的整合效率和整合方式以及发展路径。所以,马里亚诺•格龙多纳把人们的价值观分为“内在的”和“工具主义性的”,他认为“经济价值观都是工具主义性的”,而“持续发展所必备的内在价值观,虽然是非经济的,同时又是亲经济的。它们是非经济的,不会随着经济成就而消失;它们是亲经济的,将会不停息地推进积累的过程”[11]。

其四,优性区域经济文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资源整合。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是交易,而交易的实质是产权交易。通过产权交易,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一切资源,就可以合理流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是除生产成本以外的一切实际发生的成本,它对交易实现与否以及交易效率的高低产生决定性影响[12]。优性区域经济文化能够促使人们产生合理预期,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能够增加人们重复交易的机率,减少监督成本;通过资源优化整合,降低摩擦成本。因此区域经济文化与自然资源、资金、人才、产业发展相耦合的程度,往往决定着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区域经济文化把经济规律按照自己的要求复制出来,使之具有地方性的特色。

其五,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促进企业制度安排演进并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对企业产权安排和制度变迁路径产生重要影响,以乡镇企业为例。在乡镇企业制度创新初始阶段,能人企业家凭借地缘、血缘关系和自身能力,通过人们对集体制的路径依赖与社区成员达成广泛的非正规合约,利用模糊产权组织生产、配置资源。但模糊产权的效率具有边界性,所以随着价值观念的时空变迁,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产权明晰度不断增强的私营模式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区域发展模式。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促进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表现为企业家的开放思维能够增加资源数量、提升资源质量并有可能将企业外部资源转变为企业可用资源;管理层的创新意识使内部存量资源通过再配置能够释放更大的能量;员工的合作意识能够使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基于以上针对区域经济文化在资源优化整合功能方面的分析,我们形成一个相对简洁的分析框架(见图2)。为了能更为具体地说明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之作用,我们进一步选取美国的硅谷模式和中国的温州模式这样两种颇具显著性的文化模式加以分析。事实上,两种差异性较大的文化模式在成功促成区域企业发展的作用途径上具有某种令人惊讶的一致性。

1.硅谷文化与硅谷模式。硅谷是通过创业来实现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的典范。从根本上来说,硅谷的成功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其特定的文化因素有以下六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是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创业精神。硅谷文化的重要特色就在于它具有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价值观念。硅谷人信奉:败又何妨(It is OK to fail)的价值观。冒险者的失败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最终会推动冒险成功。二是容忍跳槽、宽容“背叛”的流动偏好。硅谷的工程师们养成了强烈的对技术进步的忠诚而不是对个别企业忠诚的职业精神,对风险的接受比对公司的忠诚更受重视。工程师们经常从一家企业转移到另一家企业,很少有人一直在一家公司工作,这已经被硅谷社会所认同。由大量的外国移民和人才不断流动构成的人力资源是硅谷的重要生产力。三是勇于竞争、重视合作的合作意识。硅谷的竞争者之间有一种协同文化,社会协作构成了硅谷发展的重大外部环境因素。竞争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就成了硅谷文化的一大特色。硅谷需要竞争,而竞争需要不断创新,创新又需要合作。在硅谷,几乎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完全独立地生产一种产品,其商业模式通行外包。四是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硅谷创业人发扬的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硅谷一些企业如惠普和苹果是在废车库里起家的,地下室是著名的思科(Cisco)公司摇篮,雅虎的新世纪是杨致远在废旧拖车里谱写的,大学生宿舍也是一些高技术公司的诞生地。企业家创建一家公司成功后,往往卖掉这个公司,再去创办另一家公司,以此为乐[13]。五是包容开放、海纳百川的开放思维。六是守约守信、互相信任的信用观念。正是硅谷文化使硅谷模式成为全世界高技术发展的经典模式。

2. 温州文化与温州模式。温州文化有以下特色:一是勇于创业而又坚忍不拔,有炽烈的企业家精神和自主自强意识。温州人血管里流动的是创业的热血,温州百姓不依靠国家投资,也不依靠外资,甚至不需要政府的动员,在强烈的创业致富欲望和冲天热情驱使下,家家户户自觉投身于创基立业的进程中。二是争当老板而又不断开拓,具有超前的创新意识和强烈的领先意识。温州人“人人想赚钱、个个当老板、处处创事业”,敢为天下先,敢争天下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三是务实而不取巧,踏踏实实地做实业,有超常的市场意识和经营头脑。温州人能进能退,“既能睡地板,又能当老板”;既能享受最好的,又能承受最差的;自豪不自满,昂扬不张扬。“温商”与“潮商”不同的走势在于“潮商”偏重贸易而“温商”则以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为基础。四是勤劳而又敢冒风险,有特别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发现市场潜在的需求,有鲜明的吃苦冒险品格。温州人敢冒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五是竞争而又合作,重视产业的“扎堆”效应和创业者之间“扎团”理念,重双赢,求共生共荣。温州出“群商”,企业采取群落式的发展格局。温州人具有“帮带”的特点,即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市场机会,就会有三亲六眷、朋友老乡尾随而来,规模越做越大,占领当地市场。这种“帮带”现象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社会网络[14]。六是敢于离土又离乡、四海为家、到处闯荡,既有模仿力又有渗透力。温州已把市场建到国外去了,如在意大利、巴西、美国、荷兰、俄罗斯等都有温州人办的市场。正是温州文化使温州模式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

对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重要结论。首先,温州和硅谷的文化模式弘扬创业文化与创新精神:一是敢于创业、实现自我的创业情结;二是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三是踏实平和、稳健成长的创业心态;四是开拓进取、勤奋学习的创业思维;五是开放创新、沟通合作的创业意识;六是将创业企业做大变强的强烈创业冲动。这两类文化具有优秀文化的显著特征,民众的创业文化能够将人力资本的主观能动性与技术、项目和资金进行充分粘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因此在这两个区域,创业精神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文化。其次,温州和硅谷的文化模式弘扬合作观念与信用意识。一是精诚合作的优秀文化,促使创业者们相互支持,分享技术与市场信息,因而新的创业企业具有许多后发优势,特别有利于创业企业诞生与快速成长;二是由同事、朋友、亲戚等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帮助创业者们分享市场信息,为创业者们提供技术支持并给予财务资助,极大地减少了企业的运作成本和交易成本。

当然移民文化在硅谷文化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而家族主义(或泛家族主义)文化在温州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两类文化的显著区别。相比较而言,硅谷的移民文化特征有两个比较优势:一是比较有利于集聚优秀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有利于地区产业升级的高科技演进路径;二是表现在企业治理机制上,有利于突破家族主义的人力资本瓶颈,拓宽资源使用空间。尽管温州模式曾经取得过巨大成功,但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潜伏着许多问题。因此,就温州文化和温州模式而言,还需要不断演进。

四、重塑区域经济文化,推动区域企业成长的战略思考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民众的创业创新文化是区域优性文化的主体;区域的社会制度文化是区域优性文化的重要有机构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民众个体的创业创新精神,而且需要一个良好社会制度文化;如果民众具有创业创新的动力与热情,政府和社会就应该通过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促使民众创业创新活动实施。

同时,笔者还认为企业发展状况是与区域文化相联系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占居主导地位的不是创业文化,而是守业文化;不是冒险创新文化,而是“小富即安”文化。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老百姓清心寡欲,淡薄名利,求稳怕变,甘于清贫,因而在思想观念上具有十分典型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保守性。他们怕担风险,少有开创精神,满足于虽然贫寒,但却安稳平静的日子。计划经济时期的创业文化突出表现了“国家创业、政府指令、民众执行”的特点,在民众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只有从业文化,缺少萌发创业意识的气候和土壤[15]。由于文化观念落后,进而导致民间投资不足、部门协调不足、政策引导不足、制度创新不足,严重阻碍区域经济发展。

从战略层面考虑,为了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促使企业“快生”、“做强”、“活长”,就必须弘扬区域优性文化,实现观念转变,以区域优性文化促进经济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政府应该营造鼓励创业的文化氛围,实现从官本位思维向商本位思维转变。官本位文化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商亲商文化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二是要求政府和社会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提供制度支持,实现从墨守成规、小富即安向勇于创新、大富思进转变。要鼓励民众改变“小富即安”和“固步自封”的传统封闭价值观,形成以追求卓越,鼓励冒险,宽容失败,重视创新为代表的开放价值观。三是整个社会应该建立鼓励合作、保证合作各方利益的机制体系,实现从利已独赢向合作共赢转变。市场经济要求分工,分工就必须合作,忽视合作的分工只会减少参与主体的利益分配,同时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独赢观念的结果是既损害了他人,又损害了自己。现代社会需要从独赢意识向共赢观念转变。四是采用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促进信用文化的渗透扩散,实现从重即期利益向重长远效应的转变、从守财向守信的转变,提高信任度。五是政府和社会应该减少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的流动壁垒,倡导民众的开放思维与流动意识,实现从封闭静态向开放动态转变。六是减少不规范的商业伦理,促使企业家自身具备精细意识,实现从浮躁盲从向务实坚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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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Economic Culture and Regional Enterprise Growth

Xu Tao1,2

(1.Shenzhen Press Group,Shenzhen 518009,China;2.Business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4,China)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第3篇

关键字:区域文化;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青岛模式; 温州模式; 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

青岛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两种比较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本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者颇多。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种经济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和各自的优劣势，倡导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交融与互补，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两种经济模式及其差异

（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第4篇

关键词：区域文化；区域经济；作用；影响

中图分类号： F061 文献标识码： A

一

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虽然人们对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普遍认识到文化是由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文化的内容不仅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和其他物质产品，而且也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

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并进而形成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演变，各个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频度的不同，以及各地长期以来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不同区域内人们各有千秋而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性格特色和心理特征，也创造了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某些地理区域出现了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质，其居民的语言、、艺术形式、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总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也构成了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色，与其他区域的文化相区别。

二

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表现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文化的巨大反作用。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

1.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文化的发展需要较多的投入，无论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还是文化人才的培养，都需要资本的投入。

2.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对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文化的发展以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存在和增长为前提，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靠文化消费需求的刺激和拉动来实现，而文化消费需求的形成和增长又以一定的居民收入水平为支撑。

3.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思路不同，对文化发展的投入不同，文化发展的规模和集约化程度就不同，文化的服务能力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必然不同。

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反作用体现在：

1.文化建设通过对反映社会群体利益、愿望和意志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道德风尚、行为规范等的确立，有利于形成适应经济发展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环境，支配人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发起经济主体巨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力，推动经济迅速发展。

2.文化建设通过对制度建构的指导，实现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以此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体制的建立及运行需要文化的指导和保证，需要通过文化增强凝聚力，需要通过经济主体在价值观念上对制度有内在的认同。

3.文化建设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市场经济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经济、社会充满各种矛盾，经济发展缺乏人文关怀。解决这些社会病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文化建设，通过文化的作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三

文化认同指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共同文化内涵的确认，是特定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状态，它是一种可以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文化认同通过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浅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

文化认同是区域内经济合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跨越行政区域的更广泛层次的区域合作，文化认同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区域经济合作需要两方面的基础：一是经济基础，即区域市场体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城市体系与区域分工；二是政治与文化基础，即基于行政的区域整合或基于共同文化特征的区域性认同；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缺一不可。区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没有文化认同的黏结，区域经济合作也就难以整合。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风险成本、磨合成本和加强区域凝聚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四

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特色经济以分工理论和优势理论为基础，以区域为空间载体，通常包含了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和特色经济区域之内容。区域经济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即特色经济。

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地域特色文化渗透进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优势等，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个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不同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的积淀可转变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本，增强区域竞争力。许多地方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开展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来招商引资，文化主动为经贸服务，带动经济起飞。不同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产业。文化作为产业在经济过程中直接运作，创造经济效益。区域文化资源还可形成特色旅游产业，提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与品牌。

五

经济和文化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双翼，文化的滞后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经济的落后又会限制文化的深度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文化建设必须结合起来，让文化融入经济、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在运用文化杠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协调一致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是每个区域发展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因此要坚持两者发展并重，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二者协调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更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使该地区的人们从精神层面上跳出传统文化保守、排外、安于现状的固定模式，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从而保证地区经济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加强区域文化建设

从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品质、精神状态、思维方式等方面塑造主体形象，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进程。高层次的、含有多元文化的环境建设能够提高区域的品味和亲和力，高素质的、有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够增强区域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可以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所以，加强区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含量的提高，能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消费力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加强区域文化建设，激励民风民气，树立信心，改变观念，开拓进取，在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同时，解决社会发展中经济自身不可能解决的诸如精神需求、观念转换、民族团结、人才素质、文化复兴等种种社会问题。同时要加强区域新闻传播、文娱体育、科学教育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们对现代文化的接触范围，加快区域文化的发展，发挥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三）大力培育、传播与弘扬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构成社会凝聚力以及提升文化品位和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因此，要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同区域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塑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全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文精神，并将其内化成人们的信念，引导人们的经济观念和经济行为，外化为经济政策、法律，规范经济运行和经济秩序，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为此，在区域文化建设中，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做到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的协调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强化人文精神在人的各个阶段的培育，力争把人文精神的培育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之中。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第5篇

山东省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大省，近年来，山东省的经济一直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据统计，2014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GDP）59426.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在农业方面，2014年全省粮食总产达到919.3亿斤，比上年增长1.5%，连续第十二年实现增产。在工业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其中，重工业增长10.1%，轻工业增长8.5%。从收入指标来看，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864元，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8%。

二、山东区域经济发展对齐鲁文化的决定作用

（一）山东区域经济发展对齐鲁文化的积极作用

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它为地域文化的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保障。山东省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使政府有足够的财政实力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组织和传播齐鲁文化，有力的促进了社会文化消费需求，如参加文化旅游等，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对齐鲁文化发展起到一定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山东区域经济发展对齐鲁文化的消极作用

在肯定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对齐鲁文化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消极弱化的一面，近年来，随着山东经济的发展，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社会文化消费需求增长，外来文化不断渗透，如热衷西方节日和对韩剧的追捧等，对我国传统的齐鲁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直接导致齐鲁文化建设的弱化。

（三）齐鲁文化在山东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独立性

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非总是保持同一步调，地域文化在沿袭、发展过程中经常表现出自身的独立性。正如经济发达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繁荣，齐鲁文化的发展除了受制于山东的经济基础之外，还会受到山东各地的地形地貌、人文积淀、传统习俗、河流山脉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从历史发展来看，由于种种原因，山东有些曾经经济上很是繁荣的地区尽管出现了衰落，但其地域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惯性仍然保持着应有的影响。

三、齐鲁文化对山东区域经济的反作用

美国知名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认为，在当今社会生产中，具有决定作用的要素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文化的本质和属性决定了它不但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齐鲁文化对山东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

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齐鲁文化重视道德人格的塑造，重人才，重教育，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为山东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以此孕育出的文化生产力摆脱了资源稀缺的问题，催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力的推动了山东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地域文化创新内在地推动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祭孔大典、在全球开办孔子学院等，带动文化产业创新，随之不断衍生新的产业门类，从而催生新的市场需求，同样的，齐鲁文化的创新也转化为富有创造精神的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作为，成为山东经济强省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二）齐鲁文化对山东区域经济的阻碍作用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第6篇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互动关系

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促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是微观经济一体化，由市场力量推动，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这种一体化构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基础。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范畴，是成员国基于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鉴定协议来为资本在本地区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还可能形成政治方面的合作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构筑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宏观基础。由于这两种一体化在运行层次和运作机制上的不同，形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个主要动力源。但是，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本文旨在研究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动关系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

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蓬勃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自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在全球确立以来，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及资本逐利的本性受单个国家尤其是小国的资源与市场局限无法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战前的殖民地开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但列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战争方式获得的资源与市场很可能再通过战争的方式失去。另外，战争也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扩张的机制，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向纵深进一步发展的环境条件。显然，从战争转向合作是解决这一矛盾更可行的途径，于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调节，由资源争夺转向资源共享，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逐步成为战后各国的共识，这在实际上便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化在战后迅速发展深层次认识的基础。

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在战后的迅速发展又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由于生产力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强烈地逾越国界的要求时，实际上使一国市场无法承受如此分工与规模经济，另外，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新技术和新产品的R＆D费用不是一个企业甚至是一国所能承受的。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跨国性的集体力量或协调来解决，经济一体化组织成了解决这种问题的一种较好选择。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构成一体化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甚至唯一条件。一体化还需要有下述条件才能形成：一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产生逾越国界的要求却遇到来自其他地区对商品、资本流动设置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这种障碍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双边谈判予以解决时，才有可能率先在本地区形成区域经济组织，以便在局部范围内妥善加以解决；二是当生产力发展的逾越国界要求退到了来自其他地区商品与资本的严峻挑战时，需要依靠地区组织来保护其成员国产业，确保对本地区市场的占有；三是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必须同处于一个经济区域中，而不是困于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区域是指区内诸成员国经济具有竞争性（可以实行产业内分工）或互补性（可以实行产业间分工），有长期交往传统，否则，即使在同一地理区域里形成一体化组织，也难以获得真正发展，这是一体化形成的基础条件（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便是典范）。战后蓬勃兴起的遍及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多或少与上述条件有关。

这就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生产力逾越国界的国家都能具备实施一体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能与其他国家成立一体化组织。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主要是选择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矛盾（这也是跨国公司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原因）。跨国公司把R＆D、生产、销售、服务等诸价值链增殖环节分解到世界上各个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把生产力发展与资源和市场的矛盾分散化，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市场等优势来解决一国无法承担的生产力逾越国界的要求，跨国公司也利用规模化生产和各国要素价格优势组合出价格最低，且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劳务，跨国公司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营销网络，把市场交易内部化，使生产力发展大公司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组织具有一定的排外倾向，区外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内的大量投资来绕过这种人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在实际上也促进了战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早在欧共体成立不久，美国工商界便提出“把工厂迁到欧洲去”的口号，以避免欧共体的歧视性关税降低其产品的竞争力，以1966－1977年这一时期为例，在1966年美国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向世界市场上出口的制成品总额中（不包括返销美国部分），有46％是设在欧共体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到了197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4%；北美自由贸易区刚刚运作，日本跨国公司便把投资重点转向墨西哥，企图通过这块跳板来减少美国关税对其不利的影响。

战后通讯和运输的迅速发展及其服务费用迅速下降，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世界银行、IMF和GATT（WTO）等机构的成立及其对国际经济的协调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其他如联合国的调节、多边国际协定的执行等，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宏观一体化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市场的力量，其触角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不局限于民族利益和国家疆界，通过跨国经营活动，追求全球性的机遇、抉择和效果，以获得企业全球战略的实现和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在某一区域不断投资，便会促进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这就是说，作为微观层次的跨国公司，其市场机制力量能够推动作为宏观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纵观当今最成功的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区内大量投资，使区内比较优势上升，从而为推进一体化创造条件。

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为何能与发达国家美、加实施经济一体化，主要原因便是美、加跨国公司对其多年扩张和渗透的结果。1955－1989年间，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总额从6.07亿美元增加到70．79亿美元，增长了10．7倍，分别占当年对拉美投资总额的9．2％和11．5％。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墨西哥最大的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美国资本占60％以上，1980年在墨西哥的2349家国外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占总数的79．7％和2．6％。美国和加拿大跨国公司多年来在北美一直属优势的投资比例，使得北美三国贸易自由化和生产一体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前已悄然出现，美加墨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已很高。这说明，跨国公司在区内的扩张已为其创造了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条件。

为什么跨国公司微观一体化能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条件的实现，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跨国公司在一个区域内投资促进了区内国家比较优势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区内扩张，将传统的国家产业间分工，转化为企业之间的产业内分工，这种分工形成的规模经济使该区内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区内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为跨国公司以本地区为出发点重构企业的区位优势、技术垄断优势和经济资源优势，还可以使那些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或者优势并不明显的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使跨国公司优势定位外化在国际比较优势中，让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

2．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进而趋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的规则。如果经济纯粹在一国之内而不发生跨越国界的要求时，国际经济活动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它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这对国际经济交往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当资本开始国际化时，东道国在根据自己国情吸引外资时，也逐渐改变国内立法，接受国际惯例，对跨国公司活动的游戏规则如国民待遇原则予以认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既给自己带来了利润，又实现了其区域战略和全球战略，也使东道国实行更开放的对外经济发展政策，优化了国内的法律、政治和人文环境……这些变化都是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3．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比较优势、国际分工、规模经济仅仅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分享互惠互利，区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得以实现。

如果该区域经济发展遇到外来的阻碍和威胁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便会很快建立起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比较优势，优化制度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本国投资以强化自己的经济优势以及相互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出困境的便捷之路。

三、区战经济一体化促进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这是因为：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发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座。这是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相对应的现象。投资创造主要是指，关税同盟建立以后产生的贸易转移现象，使区外的企业产品进入该市场变得困难，因此，区外大量直接投资涌入区内，在那里建立分支机构和占领成员国市场。而投资转移则指先前进入的企业，为了利用市场统一以后所提供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机会，对该地区的生产经济活动进行重新布局，即进行生产合理化方面的投资；第二，区域一体化使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跨国公司实行复合一体化的经营战略提供便利。传统上，对外投资作为要素流动的一种形式，与商品流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替代关系。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刺激资本的国际化和一体化。因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特征便是在宏观层面从制度上保证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的顺利实现。因为一旦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通过区内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政策的推动，使区内的跨国公司在这块已经“围起来”的商场上较易占据优势地位，使其在区内扩张更具有便利的条件。而且，一体化组织还会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微观一体化的实现。如欧共体执委会在70年代曾援用《欧洲共同体条约》的有关条款对美国大陆崩头公司吞并一家荷兰公司实行了严厉的制裁，80年代还制定了一项10年的“欧洲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战略计划”，目标是将西欧在世界技术市场的占有比重从那时的10％提高到90年代的30％，这些倾斜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区外的竞争对手，有利于共同体成员国的跨国公司对这些重要行业的渗透。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保证还表现在，如关税同盟是实现对内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制、对外统一关税，关税消除后，市场随之扩大并向纵深发展，为区内各国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各国无法再运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市场；必须面对区域内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不败，各国公司便加速对区内直接投资的步伐，成员国之间资本的相互渗透也会加快，这样便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例如，在欧共体内，1959中的西德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5.47亿美元，其中在西欧的投资为1．97亿美元，而到1978年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18亿美元，其中对西欧的投资增至212亿美元，分别增加57．1倍和106．6倍，英国1971年对欧共体的直接投资总额为985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4．8％，1973年加入欧共体，1974年对欧共体直接投资总额达到22．82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1.9％，分别较1971年增加1．3倍和上升7．1个百分点。

到了80年代，由于对内部统一大市场的预期，四大流通尤其是资本、服务的自由流通给区域经济微观一体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从1984年开始的6年时间里，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从405亿埃居猛增到3534亿埃居，平均每年以54％的速度增加，这一不平衡发展趋势的直接结果是，成员国相互投资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从1984年的19％上升到1989年的52％。这种状况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促进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宏观一体化对微观一体化推动作用发生的根本前提仍然是区内各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里宏观一体化的作用仅是在为潜在的微观一体化显性化扫清障碍。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实践由于缺乏微观经济一体化的坚实基础，所以比较脆弱。一些发展中国家企图用协议分工和协议投资的方式进行一体化实践，更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准则，其困境的出路是必须在区内形成比较优势之后才能实行一体化。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与进一步融合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是互相促进，相互依存的，即跨国公司的形成推动了区域经济在宏观领域实现一体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又反过来推动跨国公司在微观领域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既促进了区内跨国公司的扩张，也促进了区外跨国公司的对内扩张，因为大市场形成给区内跨国公司带来的发展优势是区外跨国公司所没有的，区外跨国公司不得不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商品出口，这使跨国公司在规模和素质上都得到提高；而不同区域内跨国公司的相互扩张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疆界上的扩大，加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自身的自我加速机制，使区域经统一体化组织在边界和深度上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两者互动的结果，便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区域经济组织疆界的扩大。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第7篇

一、温州文化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古代称为“瓯越”，“越”人被吴人视为“蛮人”。辖内多山，人多地少，自然资源稀缺。很早以前，温州人需要靠海为生。为了生存，温州人需要出外经商以获得生存空间。为了减少交易成本，防范各种风险，温州人需要依赖自身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带温州人，温州人帮温州人。海洋生活赋予了温州人独特的性格：不依不赖、勇于竞争、敢于冒险、追求功利。 “天高皇帝远 ”，温州人形成了一种反抗皇权专治的文化传统。温州人的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瓯越”文化，它是一种海洋文化。这种海洋文化与当地的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有关。它是一种重商文化，对当地持续的经济发展大有好处。

温州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叶适 （1150～1223年），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该学派也叫事功学派，也就是功利学派。南宋时期，永嘉（即今温州）百姓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工商业，然而他们的行为在当时并不为正统文化所认可。当时部分温州人士开始跨越地理的障碍向外求学，以“永嘉学子”自称，广征博引， 兼收并蓄，形成了“永嘉学派 ”。该学派在叶适及其同道的努力下，最终奠定了此后温州人的文化传统。永嘉学派一定程度上秉承了儒学的精神，比如主张“学与道合、人与德合 ”，也就是说个人的修身，要合乎道德。永嘉学派也主张“通商惠工”，即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反对“重农抑商”。叶适主张“以利和义， 不以义抑利”。“以利和义”短短四个字， 非常精妙。大体是指，要允许个人追求“利”，这些“利”和合、顺合为“义”。“不以义抑利”是指，要不以“义”的大帽子去抑制个人对“利”的追求。从当代人的视角看，要让“利”和合、顺合为“义”， 其实是遵循一些社会规范就可以做到， 比如讲诚信，不欺诈等等。这与亚当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有着异曲同工的功效， 体现了市场主义的精神。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是指，市场上每个个体在追求自利，无意中增进了公共福祉， 其程度甚于每个个体着意去对之追求。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是有着其他一些“看不见的手”的辅佐，它们也是诚信、不欺诈之类的社会规范。这类社会规范，其实就是底线道德，康德所指的“绝对命令”，孔子所指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或者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所指的“通感”。

温州的这种文化传统一致沿袭到目前，仍然生生不息。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家对经济的计划控制，温州人的商业文化传统很难发挥其效用。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地理条件以及温州的文化传统促使温州的农民在改革之前就几番悄悄顶着政府的禁令搞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发育了相对较多的个体和私人经营成分。在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主要依赖发展个私企业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形成 80 年代著名的“温州模式”。当时温州人还利用了“红帽子”企业这类假集体企业形式，而且温州人搞的股份合作制实质上也是数个私人大股东掌控的私人实体，而非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曾经走过一段弯路，那就是生产和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比如，外地人很可能会遭遇这样的倒霉事情：用很低的价格就能买到几件衬衣，回家拆开包装一看，衬衣是没有袖子的。这恰恰说明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初，只有失去底线道德者或者伪装失去底线道德者才能更好地生存，使得部分温州商贩企图单靠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来发财致富。这一时段的这些故事，也说明经历了计划经济和“”之后，“以利和义”文化的实践频度有了减弱。正是市场上的重复博弈本身以及对这种文化的体悟才使得后来越来越多的温州人重新认同“以利和义”观，回归底线道德。这并不是说所有温州人都成了这一文化的实践者，而是实践这一文化的行为频度较高，从而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区域文化现象。

温州人以依托人缘、血缘、地缘和业缘的人格化交易而闻名。他们不仅在本地发起标会，甚至在波士顿、纽约还有标会。温州人富起来之后，继续保有各种投资的冲动。温州人经常被批评在炒房、炒煤、炒大蒜等等。好像温州人这样做就是扰乱市场秩序，但实际上这体现了企业家精神。如果每个人都把钱投到回报率高的地方，而且也有机会这样去做，那么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必然富裕。这种做法是值得我们鼓励的。政府还应该创建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使得不仅是温州人的资源、而且是全国人民的资源能够在一套公平的规则体系下以制度化的方式配置到回报率较高甚至最高的地方。如果实现了这一点，中国经济不发展才是奇迹。这样一种开放进路的秩序就是一种“以利和义”的秩序，完全可以称之为“温州秩序”。

如果按照上述理路去看温州的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温州的活力并没有失去，而是受到了一些外在因素的抑制。这些外在因素导致民间资本没有出路，只能拥挤在狭窄的房地产领域，才导致2011年发生民间金融的大规模危机。此外，近年来在全国脱离“以利和义”观的个体行为的频度趋高也是一大原因。恰恰在全国需要重树底线道德，建立和维护一个竞争秩序，为激活温州的活力而来助力。这样一种底线道德和竞争秩序是需要全国所有经济主体遵守的，而不单单是对温州人的要求。这里的竞争秩序需要依托一套核心原则，包括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以及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二、苏南文化

苏南史上属于“吴地”。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其意为：“吴地从吴王阖闾、楚春申君和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东有丰富的海盐以及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有利资源，也是江东的一个都会之地。”

苏南文化属于“吴文化”，属于内河文化，水文化的一种。根据新望的观点，古代吴人勤劳、精巧、阴柔、讲秩序。这些特点背后的意思就是比较顺从，苏南这个地方，尤其是苏州、张家港等地，是长江大三角洲里的小金三角，是粮仓也是鱼仓，这个地方中央政府的集权度比较高、控制比较大，地方征税也比较重。但是中央政府的税负也需要留有余地。这也就是奥尔森所指的“坐寇”有异于“流寇”、更善待百姓的道理。在这种格局下，当地百姓在历史上养成一种习惯，对皇权比较认同。因此历史上的政府政策和正式制度安排影响了当地文化的形成，当地人和政府有着较好的“博弈均衡”。现在苏南人也还有这个特点。苏南人很勤劳，很精巧，也有自己的小算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上海的文化，上海历史上有一部分人是从苏南迁移过去的。

苏南的“吴文化”对苏南的经济组织模式也有影响。苏南人更倾向于选择政府所许可的经济组织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在国有企业之外，政府支持的首先是乡镇企业形式。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也有利于这种集体经济的发展。苏南在改革之前有一定的社队企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离上海比较近。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许多所谓的“周末工程师”，那是指周末从上海聘请过来的工厂老师傅，帮助发展当地的乡镇企业。我们把当时的乡镇企业称为“缝隙经济”。计划经济都是搞大众生产，很简单、标准化的产品。但是民众需要的是差别性的产品，符合自己需求的、自己偏好的产品。这些我们都称为“缝隙经济”。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初恰恰在填补这些“缝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我们是价格双轨制，由计划轨和市场轨组成。计划轨是指国有企业这一轨。最初改革时，政府没有改革国有企业，但是允许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属于市场轨。市场轨除了乡镇企业之外，还包括个私经济。苏南的乡镇企业主要是县级政府部门挂靠的、乡镇政府所有和村组所有的集体企业。当然这里不排除很多戴红帽的、实际上私人办的企业，在民政局、工商局或者其他政府部门挂一个号，就变成一个集体企业。不过这类“红帽子”企业的相对密度，远远不如温州高。这类“红帽子”企业的产权主体显然是模糊的，但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这种“模糊产权”有其优势和生命力。

20世纪 80年代著名的“苏南模式 ”就是在上述这种环境下形成的。它指的是主要通过发展乡镇集体经济来推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我国在 20世纪 90年代曾经出现两轮乡镇企业改制浪潮，第一轮大约在 1992年，第二轮始于 1997年左右。苏南的乡镇企业此前在 80年代获得高速发展，但是随着个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后来居上，不同所有制企业竞争激烈，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两类企业均出现疲态。后两者均有产权主体不到位、政府官员控制严重的问题。苏南的第一轮乡镇企业改制并不彻底，大量政府和集体股权留在改制后企业。第一轮改制也没有改变乡镇企业本来存在的问题。第二轮改制是有上级政府统一部署推行的，实际推行的时间比较晚，到 2000年左右才基本完成。第二轮改制比较彻底。改制之后，“苏南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地方经济朝着“温州模式”的方向趋近。相对于浙江和广东的企业，苏南目前的经济有着一定的优势。其上规模的企业密度较大。这一积极结果似乎也与“吴文化”的影响脱不了“干系 ”。随 着个私经济的地位较前越来越高，尤其是公司制的推行，苏南的各地经济主体利用原有经济基础较好的优点，发展了很多上规模的企业。这种企业更能体现“吴文化”中讲秩序的特点，也有利于苏南经济的稳定发展。

总体而言，相对于温州和广东的企业，苏南企业更讲秩序。总体上苏南企业严重“非法集资”的现象较少，民间借贷的类型也少。

三、珠江文化

珠江文化又称岭南文化，岭南文化有一些特点：多元、兼容、开放、自主、重商。广东的这种文化也是一种冒险文化，跟海外做生意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定义就是你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去投入自己的资源、去获得回报，有可能也会亏损。

岭南文化的源头也与其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脱不了干系。按照维基百科有关岭南文化词条的记载，根据岭南先民遗址的出土材料，岭南文化最初为原生性文化。岭南文化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和融汇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独有的特点。岭南地区地处亚热带的五岭之南，依山傍海，珠江流域，河汊纵横，生活在这里的是古百越族先民。当地的住民，从早期的渔猎文明、稻作文明到后来的商贸文明，都离不开江海水运，喜流动，不保守。这便是区别于内陆文明或河谷文明的南越文化本色。

根据维基百科的记载，秦朝开通灵渠及潇贺古道，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中原文化随之得以传入岭南。唐后，中原经南雄迁珠江三角洲移民有 156姓之多。北宋至元的 200多年间，三次大规模移民皆先栖居于珠玑巷，然后再行南迁。广府人于辽阔的大海上，视大海为世界的起点，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两千多年前至更久，这里有世界最发达的造船业，形成“以海为商”的海洋文明。

宋代之前，秦汉时期，广东的经济中心，人口、手工业行政区的密度基本上是在粤北和西江流域，当时在顺德、三水、开平、台山等地设有镇，镇的设置就不简单了，必须要有税收、地区的开发、经济的支撑，是综合性的繁荣。潮汕地区土地就更少，所以那里的人比较多经商，明代之前，广东由于离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发展比较缓慢，但在明代与国外通商，这一块地方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珠江三角洲主要选择外向型经济为主的道路，这与它的地理位置、社会网络和资源禀赋有关。珠江三角洲离香港近，香港是引进外资的桥头堡，它离台湾也不远，也与太平洋彼岸很容易形成商业网络。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与香港是一水之隔，甚至是一街之隔。这些条件在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四、问题与展望

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区域文化只是其中一种因素。即便某种区域文化对经济发挥较大的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可能超越它，比如正式制度或者政策因素。比如我国的计划经济曾经成功地抑制各种区域商业文化的影响，包括在温州和广东。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第8篇

关键词：浙江；区域文化；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G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0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07-03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经济高速增长，形成了民营经济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取得成就举世瞩目。长期以来，对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学者从自然资源决定论、资本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各个角度进行了阐述，而随着文化概念的提出，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联性研究也开始为学者所青睐。

一、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文献综述

工业化时代，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区位条件、生产要素、宏观经济政策、国际经济大环境等等，但这些因素均只能从短期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且往往类似区位或者类似经济大环境下的不同区域存在经济发展差异现象，故很多学者开始从文化视角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一）国外学者对区域文化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的成果

最早将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1776），他在《国富论》中认为“经济人”活动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并认为经济活动植根于更广泛的社会习惯和文化道德之中。雷蒙· 威廉姆斯（1979）在他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提出，文化研究不应只关注部分文化，还应当关注整个文化的生产过程，这是将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20世纪70年代的蒙博托“真实性”学说是围绕着文化与发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蒙博托看来，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而且文化构成了发展的前提条件。他甚至将文化的作用提高到了绝对的高度，提出文化已成为人类发展的主旋律和“各民族（国家）发展的惟一道路”；“文化既是发展的理由，同时也是发展的目的”，因而“没有文化就没有发展”。美国学者英格尔斯（1985）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揭示了发展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的或先进的政治体制模式、经济管理机制、科学技术、教育制度及至全部课程内容等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肯尼亚文化人类学家奥萨加·奥达克（Osaga Odak）（1985）认为，为了使人类健全发展，换言之，“欲使发展具有丰富的内容，就必须将人类各个领域的活动，包括文化活动在内，全部纳入其中。”2O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其政治学研究中提出了“软实力”概念，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同时也包括由文化传统、政治价值观、国民素养的吸引力、影响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可以展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形象、民族特征和精神风貌，对推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世界经济和政治以及社会和谐发展施加积极的影响。从而肯定了文化对于推动发展的作用。

（二）国内研究者对区域文化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的现状

李宗植（2003）的研究表明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文化和经济共生互动。人类社会在其生长过程中。文化和经济同步。文化结构和经济结构属一种同构关系。昨天的文化就是今天的经济，今天的区域经济来源于昨天文化的弘扬。邱建明、谭希培（2004）认为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力的竞争。区域文化作为一种潜在价值判断标准系统和行为标准系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落后的、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区域文化极大地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高文香（2007）指出文化与经济相五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韩正安（2007）表示区域文化在以下方面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重要影响，主导人们的经济思想、价值观念；促进企业文化和产品品牌建设；推动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丰富、提升区域形泉，有利吸纳人才和招商引资。蔡静、杜建国（2009）研究得出区域文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面貌等，对区域经济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或制约作用。推动作用：传统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文化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创新对区域经济的促进。相反，文化的交互性导致一些重复建设和资源争夺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区域经济整体的一体化发展；落后、消极的文化往往导致落后的经济。翁晓峰、许俊菊（2009）指出不合时宜的区域文化与先进的制度规则不相匹配，会造成内生的文化与外植的制度之间发生冲突，最终使得创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成为空谈，进而导致区域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优秀的区域文化特质越多，就越能产生内生力量，激发人们创业，为发展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邱会菊（2011）认为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区域经济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基础，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且日趋成为区域发展的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任何区域经济现象，经济模式的形成的背后总有某些文化因素作为重要支撑。

二、浙江文化的形成与定性研究

浙江历史上称为越国，浙江文化也称越文化。从文化历史源流来看，浙江文化属于我国江南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本区各史前文化为根基，经过夏商时代的整合，形成了两周时代的越文化，越文化通过后来的与中原文化的三次大融合，近代与西洋文化的交流，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浙江区域文化。

（一） 对于浙江文化形成的研究

顾琅川（2004）在全面考察古越性格产生的文化背景后指出，越族是一个僻居中国东南沿海一隅的古老部族，由于险恶的自然环境，迫使越人将谋求种族生存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古越文化精神最初的一些品格特征“强悍、峻烈而轻死的蛮风”便在此种特殊严峻的环境局势中磨砺、胎孕而出。张兵（2005）把越文化的特征概括为“尚武爱国，创新进取，奉献自强”，他认为形成越文化这些特征的原因与越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越人素来遵奉人类“适者生存”的原则，在长期艰苦的劳作中培养出思想敏锐，顺应外界变化的生存和处事能力，他们既善于吸纳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又因地制宜而富于创新。柳和勇（2005）研究发现浙江有着独特的海洋自然条件、优厚的海洋资源和悠久的地域文化传统。它影响着浙江海洋文化特色的形成，其特点精神将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新的呈现。浙江海洋文化具有灵动进取性特点，并具体表现在精致创造的物质性海洋文化，协作团队性的海洋行为文化，较强的海洋商贸精神，以及粗犷与柔和相济的海洋审美文化等方面。罗昌智（2007）指出历史悠久、沾濡百代的浙江文化属于典型的“水文化”。水的柔性赋予浙江文化柔慧智巧、开放兼容的文化魅力；水的动性给予浙江文化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文化力量；水的灵性， 养成浙江文化敢于冒险、重利事功的文化个性。王晓华（2010）认为浙商精神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勇敢反思，对于西方创新意识的敏感把握和学习，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浙商精神的精髓。林吕建、唐玉（2011）表明人类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表现，是凝聚人类社会、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背景之下，造就了浙江人民兼具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

（二）对于浙江文化定性的研究

曹屯裕、怡江（2000）研究表明浙东文化是吸收外来文化最为积极、最有气魄的地域文化。浙东文化的每一次整合融流，非但没有因此而解体，反而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和调适能力，而且其结果几乎都导致了文化的增殖。浙东文化就是这样地从弱势到优势，从自立到成熟，在不断的集长补短、博纳兼容中，释放出创造发挥新文化形态的潜力，并驱使自己走向辉煌的顶点。蒋中崎（2002）指出，近现代浙江文化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创新、改革是其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使浙江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潘起造（2005）认为经世务实是浙东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是当代浙江精神的核心内容。从浙东学派对于儒学传统经世观念的革新中， 也可以看到这种经世务实的文化传统具有的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特征。杨建新（2007）表示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雄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优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没中，“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的优秀特质。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浙江人的精神品格和文化认同，造就了浙江文化新的时代亮点。尹铁（2007）称浙江文化的核心是经世致用，从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到浙东学派，经世致用思想以一贯制。以陈亮等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等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及以叶适等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明清时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阳明心学派和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具有“讲求实效”、注重事功的鲜明文化品格。主张学术与事功的统一、实事实功，学术的目的在经世致用。大胆地提出了具有倡导功利、注重工商的新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

三、浙江文化与浙江区域经济关系文献综述

张仁寿（2000）认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中，浙江形成了比较浓郁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其显著特点是讲究实际，注重功利，重视工商，不尚空谈。这种文化熏陶下的浙江人向来不轻视实业、安贫乐道，而是很务实地去追求世俗生活和物质财富。这种世俗化倾向和致富冲动，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学源泉。陈立旭（2005）称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强烈的自主谋生和自主创新的文化精神对于浙江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王华锋（2007）研究表明所谓创业精神是指开创事业的意识、思想、志向、情绪和意志等心理状态，是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超前意识、艰苦奋斗精神、相互协作精神及事业心等的统一体。越文化非常契合这些精神，受这种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绍兴商人具有钱江大潮勇往直前的无畏气概，具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冒险精神，具有争喝头口水的超前意识，具有勇往直前、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张兆曙（2008）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可归纳为，通过“流动走商”、“办厂坐商”和“资本扩张”依次实现生存空间的拓展、发展空间的内敛和向资本空间的迈进，进而完成空间的再造。在这个过程中，因自然空间“倒逼”形成的“草根文化”（表现为浙江的流动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奚建华（2009）研究表明，浙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赋予了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特殊的优势和背景，这些优势的集成，将赋予我省文化创意产业新的动力要素，有助于实现新的跨越。

四、述评

从上面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归纳出现有研究的几个特征：

第一，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竞争力中软分力的一部分，优秀的区域文化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区域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同时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区域文化继承和创新的推进器区域文化环境对创业活动和创业精神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整个区域文化的支撑。文化环境经由影响感知机会能力来影响创业行为，通过塑造个人特质来对创业产生作用机制，从而强化对创业的作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第二，浙江文化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创新和改革。其形成与浙江所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有关。浙江文化主要表现为冒险、开放、讲究实效、重利事功等特点。

第三，浙江经济发展飞速与浙江文化特点有着很重要的关联。浙江文化很大程度上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其草根文化、海洋文化等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浙江的软实力，促使浙江经济飞速发展。

但是，从目前的成果看，对文化与发展、浙江文化和浙江文化与浙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还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对文化的准确测度仍存在困难。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在定量研究中，文化的测量没有统一的方法，这造成了研究结果的出入，影响了文献成果之间的比较验证。

第二，缺乏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路径分析。过去的研究中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通过文化的载体，包括各种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形成文化经济，并对整体宏观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二是从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们的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是影响新型人力资本或企业家阶层形成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并未全面给出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和完整框架。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受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更受政治家精神、经济学家精神等其他文化形式的影响，因而关于影响的路径分析有待创新。

第三，过去研究集中于单个个体的研究，对象多为浙江省或者单个城市，缺少对区域文化认识。同时，很少有对浙江各个城市进行文化层面的对比，从而在浙江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上缺乏文化层面的解释。

参考文献：

[1] 李宗植.发挥江苏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J].现代经济探讨，2003，（04） ：38-41.

[2] 邱建明、谭希培.论区域文化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兼谈以文化先行推动湖南经济发展[J].怀化学院学报，2004，（06）：26-29.

[3] 高文香.浅论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职业圈，2007，（14）：16-17.

[4] 韩正安.充分发挥区域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铜陵学院学报，2007，（05）：23-24.

[5] 蔡静、杜建国.浅议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发展[J].商场现代化，2009，（07） ：209-210.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第9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区域经济文化病理

［作者简介］王忠惠（1988- ），女，山东济南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重庆40071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职业教育统筹论”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FJK016，项目主持人：全）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4-0015-03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话题一度引发研究者们的热议，成为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紧迫而又现实的命题。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更新，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触角”不仅延伸到教育、经济等相关领域，还受到文化领域的审视与关照。文化作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第三类变量，彰显了两者联动的文化向度，探寻出两者联动的“文化病理”，进而创新出两者联动的文化机制，运用文化的高度、深度与广度演绎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无缝对接”。

一、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文化向度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中指出：“职业教育的规模和水平影响着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高度耦合与相互依赖性，两者之间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的这种直接关系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求逐渐产生变化，两者之间的联动在环境、文化、科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不断演绎与嬗变。职业教育作为文化大范畴中的一个领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文化凭借其独特的视野与宽阔的视域，成为关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子。

文化作为影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第三类变量，通过调节变量获取不同情境下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两者关系的解释，或通过不同中介变量的不同作用机制审视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最终成为职业教育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间转化支持路径。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这种无形的渗透作用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进程：文化无关阶段、文化调节阶段、文化融入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文化并未涉入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过程之中，它对两者的联动没有产生催化效果；第二阶段，文化作为调节变量引入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过程之中，它影响着两者关系的强弱或关系的方向，使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逐渐深入；第三阶段，文化作为中介变量介入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过程，深化了区域经济通过各种机制影响职业教育的发展，为职业教育如何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借鉴。

文化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中介效用涉及不同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张力，文化的性格与张力在文化作为第三类变量的同时得以产生与扩散，意图通过中介变量的身份成为职业教育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促进两者联动的效力与活力。作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中转站”，文化依靠文化引领的功能、文化整合的作用、文化多元的性格以及文化共生的张力凝结成文化合力的“集结体”（见图2），凭借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嵌入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之中，从而推进两者联动与互动的进程和速度。

二、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文化病理”

“病理”是医学的专业名词，“病”是指“疾病”“生病”，也就是指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状态。文化病理是对“病理”的延伸与异化，它是在文化领域中由于异常条件使文化职能的实现受到严重阻碍，结果派生出许多种脱逸行为的过程。①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文化病理”则是指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系统中出现异常因素，导致系统不稳定进而引发功能障碍，产生两者联动偏离正常发展模式的一种失调状态。文化功能的缺位导致职业教育与区域联动中“文化病理”的出现，产生职业教育与区域联动发展的异化现象与失调状态，形成了从职业教育到区域经济发展的系统内部黑箱。

（一）价值引导的现象偏颇

价值引导是文化世界建构价值意识的表现，文化世界的价值意识是通过无数“文化场” “行为场”、文化环境、情境、生活细节体现的，是人根据自己的灵明之心、道德本性和特殊需要，并通过理解、体验、想象、领悟等知性活动能力把上述种种文化情境中的价值和意义内化、整合为价值意识的过程。②政府、企业与学校是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过程中的相关利益主体，三方秉持的价值意识影响着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方向与进程，由于三方不同的价值理念，产生多方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造成三方均试图通过控制其他方的文化走向来达到为自己服务的目的，导致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过程中三方关系的不可调和。政府、企业与学校因其不同的利益诉求营造出不同的文化氛围，继而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政府的服务理念企图通过渗透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企业与学校的文化塑造，引导企业与学校的行为方式向政府的服务理念靠拢，但因企业与学校在表面利益诉求（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一致性，在实质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背离性，造成政府因文化控制的困境对企业与学校的资源投入不足，引导作用不明显；企业的终极目标是经济效益的考量，它试图通过“经济霸权”的力量形成“文化霸权”的控制，让政府与学校为其经济利益的扩张而服务；学校以培养人才为办学理念，人才质量的高低决定学校办学水平的好坏，但学校的最终考核是就业率与就业水平的衡量，学校为实现自身的“品牌效应”意图通过学校对人才培养的控制力量引导政府与企业对学校的支持与服务。三方的关系由于价值引导的现象偏颇逐渐分崩离析。

（二）文化特色的理念缺失

文化特色既是区别于他者的标志又是促成自身发展的优势，特色文化发展是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切入点，有益于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吻合度的提升。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文化特色的理念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职业教育的文化特色理念缺失。一方面，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存在大众化倾向，普遍存在追求热门专业、专业设置重复的严重现象，专业设置不考虑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与自身发展的状况，专业多而不精，大众化倾向明显，特色化趋势不足，造成人才的专业不专、专业不对口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呈现低水平趋势。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是培养高端的技术人才，导生性与技术性的文化导向引领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人文性文化导向成为职业教育的众矢之的并逐渐落寞，这种目标的过度偏移导致人才的规格在技能水平与素质水平上的不平衡，致使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处于高层职业的瓶颈。第二，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特色理念缺失。区域经济的发展始终以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为旨归，囿于传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对新兴的特色文化产业与特色经济的扶持力度不大，形成了经济追风、跟风的思想，忽视了本区域的环境特征、技术特征与产业特征，阻碍了集聚人文特色与地域特色区域经济的发展，造成特色文化产业与特色经济的“名存实亡”，同时引发职业教育对特色人才培养计划的流失。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差异性，职业教育受制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无法设置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特色与发展方向的特色专业，只能设置所谓的热门专业，导致专业设置不能与本区域的特色产业相对接。

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文化机制

（一）文化引领：区域教育集团化的办学机制

职业教育集团化以人才培养为办学核心，以集约化、规模化为办学行为，以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为办学模式，以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校、职业院校等多方力量为办学主体，体现出以非营利为目的的共同价值观，以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行为宗旨，具有集团化主体多元性、资源共享性、管理协调性以及利益共赢性等四个特点，它的价值观、行为宗旨与特点都包含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价值取向，发挥着文化在教育和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与引导功能。区域职业教育集团化可从区域视角分为区域内职业教育集团化与区域间职业教育集团化两个向度，两个向度分别从文化引领和价值引导两个方面促进着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

1.区域内职教集团化。区域内职教集团化追求区域内的特色发展，它可从两个维度进行审视。第一，职业教育的横纵向审视。横向层面是对同区域内同等层次职业院校的集团化，如同一区域中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高职院校的集团化；纵向层面主要是对同一区域中职与高职的集团化，关涉中职与高职在若干方面的衔接。第二，职业教育的内外部审视。内部层面是对职业教育自身体系的审视，依据职业教育本身的划分类型组建集团化；外部层面是对职业教育与企业、科研院校等以外的机构或组织的集团化。职业教育的横纵向与内外部层面的集团化需要不同层级院校间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的衔接以及相同层级院校间资源、师资的对流，更需要不同院校间价值理念的统一，价值机制的引导，以此驱动职业院校形成合力走向共同发展。

2.区域间职教集团化。区域间职教集团化寻求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影响着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制约着职业教育的特色发展与良性发展，而区域间职业教育集团化是解决经济发展差异大、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的重要途径，如东西部职业院校的联动合作模式，一方面，有利于统筹东西部的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东西部优势汇聚与优势互补，形成东西部职业教育的强大合力，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的总体竞争力。区域间职教集团化是优势与弱势地区或优势与优势地区之间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的联结纽带，它在联接不同区域经济、资源与设施的同时，也共通着两地区的人才与文化，只有不同区域持有相同的文化认同感，才能促进不同地区的文化产业与文化资本的流动，进而促进各区域间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

（二）文化整合：多方主体耦合化的管理机制

由于政府、企业与学校追求不同的利益目标，秉持各自的利益逻辑，形成三者之间相互博弈的利益“怪圈”，导致政府的推动不明显，企业的参与度不强，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规格不高的恶性结果。政府、企业与学校存在的利益博弈并不能简单地通过三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来解决，不同的利益追求很难在短期内保持统一，如果三者之间不能形成一致的价值观念，三者之间共赢性博弈的实现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要促进多方主体的文化整合，同时要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政府、企业与学校的耦合点。

1.多方主体的文化整合。文化整合的目的在于通过整合分散的、孤立的，甚至冲突的文化价值力量，实现人类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理想的力量凝聚，使人类的文化实践行为充溢着一种健康自觉的人文精神关怀。政府、企业与学校作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多方主体，一方面，要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规避不同主体之间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霸权现象，寻求多方主体之间共同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多方主体要整合多方文化，只有政府的文化理念、企业的文化向度与学校的文化氛围形成合力，才能促进三者的文化整合，推动三者在文化层面的融合与共进，并影响多方主体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的行为方式。

2.多方主体的价值耦合。文化产业的发展等于“文化企业+高新技术+资本市场”。没有高新技术，就不能满足大众对多品种、多样化、多层次、多载体的文化需求；没有资本市场，文化的技术化创新和拓展路径就没有支撑，难以做大做强；没有资本的对接，文化创意就无法广泛投融资，文化不能真正成为产业。③文化产业是政府、企业与学校的耦合点，它需要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调控，企业对文化产业的支持，以及学校对高新技术的研发，它将政府、企业与学校凝聚成一个整体，舍弃了多方主体之间的根本冲突，着眼于多方主体之间的整合与共同利益，实现多方主体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的耦合化。

（三）文化多元：区域文化特色化的人才培养机制

多元化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人才培养的多元化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与难点，因此，改变传统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是职业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1.课程设置的多元化。课程设置一方面应满足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应迎合城乡居民的个体发展需要，因此，课程选择应包含两方面的适切性。第一，课程设置与市场的适切性。依据区域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及技术结构等开发具有市场导向的多元课程，课程既要凸显本区域的特色又要兼顾市场经济的需求，实现课程市场化与特色化的统一。第二，课程设置与个体需求的适切。职业教育应为区域内的结构性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等“边缘人员”设置培训课程，开展相关职业的培训活动，帮助“边缘人员”重回职业岗位。

2.教学模式的多元化。人才培养的多元化要求职业教育的教学应是多元模式的整合，多元整合的教学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整合。一是学校形态的教学模式，强调职业教育的学科本位；二是企业参与形态，强调职业教育的能力本位；三是校企结合形态，强调职业教育的素质本位。多元整合的教学模式是文化人与职业人融合的重要方式，是知识、能力与素质三位一体构建的重要路径，是职业教育“完整人”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举措。

3.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评价应包括多元化评价主体、多层化评价内容、多样化评价方式、适切化评价时机、系统化评价标准。④评价主体既应包括职业教育机构，又应包括政府、企业、行业等主体；评价内容既应有课堂教学评价，又应有实训基地评价；评价方式既需要线性评价，又需要非线性评价；评价时机既要求诊断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又要求形成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评价标准应是职业标准与岗位要求的有效结合。

（四）文化共生：双元共进一体化的招生就业机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竞争多发生在企业各自的价值链之间。价值链是一种共生系统，链条中每一个链扣都是该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招生就业体制中政府政策的出台、职业技术教育院校的招生以及企业就业岗位的提供，形成一环扣一环的价值链，政府、职业教育院校及企业分别位于价值链的上游、中游与下游，政府政策的出台影响招生的规模与就业的形势，招生的规模与就业的形势互为条件，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双元共进一体化的招生与就业机制必将成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有效推动力量。

“双元制”的招生就业机制代表了企业与职业学校两个办学主体、学习地点之间的合作，两者的合作在深层次上则意味着受教育者两个身份的融合、两个教学目标要求与两种教育方式的结合，这种融合和结合是通过国家政策、法律以及各方的共同参与来进行协调的。⑤招生就业的双元共进一体化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目标体系的双元，目标追寻能力本位与就业导向双重效果；第二，制度体系的双元，双元是企业自主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制度；第三，培训体系的双元，培训是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的有效结合；第四，训练体系的双元，训练既包括私营企业里的职业训练，又包括公立学校中的教育教学；第五，管理体系的双元，管理是私法与公法的协调统一，目标体系、制度体系、培训体系、训练体系以及管理体系共同结合、相互作用，形成体系共进的一体化模式，而双元共进最终指向招生与就业的共生，它们始终围绕共生的理念共同发展，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注释］

①林艳.教师文化病理现象透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7（12）：44.

②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8.

③田海明.文化产业的资本运作及发展之思考［J］.学术界，201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