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因素
从 经 济 学 的 角 度 来 讲 ,企业作为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首先扮演的是一个“经济人”和“理性人”的身份,展现出来的是裸的经济动物本性。受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和贸易思想的影响,利润最大化成为了经济主体最高乃至唯一的指导原则。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坚信:“企业有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和从事旨在增加它利润的活动”.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许多企业在建筑着利润的金字塔的过程中践踏社会环境,漠视员工利益,虽然实现了利益,但是在内部与员工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与外在社会环境也存在深深的不协调的因素。变革在隔阂和紧张中渐渐展开,人权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劳工立法等逐渐改变了企业只关乎经济利益的现实。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消费者需求拉动理论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性”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己性”结合起来。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不仅仅是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的利益是各利益共同者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各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资本,除了股东投入的股权资本外,还有债权人投入的债务资本、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本、供应商和客户投入的市场资本、政府投入的公共环境资本以及社区提供的经营环境等;企业的所有权安排要平等地对待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把企业所有权集中地分配给股东;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而不仅仅是依赖于股东。
消费者需求拉动理论认为,社会责任需求的产生使得消费者愿意为产品中蕴含的企业社会责任支付额外价格,从而对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进行激励。黄晓鹏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化是由于内部规则(企业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和外部规则(政府选择政策)双重秩序组成。
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因素
经 济 社 会 学 视 角 下 看 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用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嵌入性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在解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上,制度学派和嵌入性理论能给出很好的解释框架。制度学派提出,组织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经济学研究关心的是企业内部成本最小化问题,即技术函数问题;同时组织的制度环境要求组织要服从“合法性”机制,组织要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做法。[4](P72-73)因此,当其他企业遵守法律、规范承担社会责任时,没有责任担当的企业便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便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结果是企业出于非自愿的、要适应社会期待的情形下做出承担社会责任的选择。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思想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卡尔·波兰尼提出,他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且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格兰诺维特发展了波兰尼的嵌入理论,提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关系性”嵌入是指经济行动者嵌入与个人关系之中;“结构性”嵌入是指许多行动者嵌入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企业不仅嵌入于由股东、员工、供应商、消费者和社区等构成的社会关系网中,同时也嵌入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即其他企业成员以及社会结构价值和规范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企业所能选择的>！
布迪厄认定的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主要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网络当中的可以被动员起来的社会资源。具体来讲,企业社会资本又分为企业内社会资本和企业外社会资本,企业内社会资本是企业内员工间和部门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它可以促进交流和合作、减少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企业外社会资本是指企业从外部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它包括企业与政府、合作伙伴及社区之间的关系,帮助企业获取信息、知识和资金,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内可以实现和员工间融洽的关系,对外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形象,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企业和政府、社会形成良性互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明智的企业很乐意主动为实现社会资本而投入。
三、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界限
在 中 国 , 近 些 年 越 来 越多的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员工福利、环境保护、灾害救助和慈善公益事业领域中发挥着先锋作用。可是当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界限并不是特别清晰,企业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去理解和践行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厘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界限和原则,避免企业盲目地跟风和一味地迎合社会需求而迷失了其发展经济的主方向。
明 确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的 界限,首先,要清楚企业的本质是获利,企业有且只有一种责任即增加利润的活动。企业本身的追利行为对社会本身是有好处的,他们会创造收入、创造就业机会,这也是一种社会的担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际是韦伯所说的企业家追利精神的一种体现,比如企业研究环境保护,从短期来看会损失一些效率,但是从长期来看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有远见的企业家的行为。其次,要清楚社会责任的不同层次。阿奇·卡罗尔提出社会对企业的不同层次的期望,依次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他认为这应该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经济责任最为重要,向上依次递减。当前对于国内大部分的企业来说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最为重要,很
关键词：人口转变；经济增长；老龄化；相对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2-0028-09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劲头，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从1978—2010年，中国人均GDP实际增长率平均可达8.8%①，人均GDP由改革开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 382美元左右，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截至2010年底，我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13.4亿②。然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不但摆脱了贫困，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在持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仍然保持着接近百分之九的平均增长速度。找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了解增长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持续繁荣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199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着眼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许多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因素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联系（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1，2004；Kelley and Schmidt，1995，2005；Zheng and Rui，2010）。因此，本文以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为背景，综合考察了各种人口因素对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人口转变趋势对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描述了一国人口的年龄分布状况，通常以总抚养比指标来衡量，即被抚养人口（年龄≤14岁与年龄≥65岁的人口总和）占劳动年龄人口（15岁≤年龄≤64岁的人口）的比例。其中，14岁及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称为少儿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称为老年抚养比③。一个经济体的总抚养比率越高，其受抚养人口对经济造成的抚养负担越重。人口转变则是指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经历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变迁过程。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由此而引发了婴儿潮一代的产生；经过几十年后，当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人群步入劳动年龄时，该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则会变得较大，总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此为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Bloom and Williamson，1998）。
二、文献回顾
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经历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变迁过程，国内外关于人口变量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也已被广泛研究，主要包括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两个方面。对于人口数量的研究，早期学者主要集中于人口增长率（Kelley and Schmidt，1994，1995）、出生率和死亡率（Barro，1991；Barlow，1994；Brander and Dowrick，1994；Kelley and Schmidt，1995）等总量变量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而1990年代以来，几位哈佛学者（Bloom and Williamson，1997，1998；Bloom and Canning，2003；Bloom et al.，2000，2007）将人口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加以深化，他们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果。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最早始于人口增长率，早期的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悲观主义认为，人口增长会阻碍经济增长，由此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加剧大规模失业，造成经济体的贫困化（Malthus，1817；Coale and Hoover，1958）；乐观主义认为，快速的人口增长会引发规模经济的产生，进而促进技术改变和制度创新（Boserup，1981；Simon，1981）；人口中性论者认为，人口增长既不促进经济增长，也不阻碍经济增长，这一观点被大部分1960年与1970年的跨国实证数据所支持（Bloom and Freeman，1986；Kelley，1988；Ahlburg，2002；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2；Kelley and Schmidt，2001）。
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关注人口增长的来源，Bloom and Williamson（1998）则区分了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化对于人口年龄分布的不同影响及其产生的不同经济结果，说明人口增长的原因很重要。Bloom and Freeman（1986，1988）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具有相似人口增长率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因此也会有不同的劳动力供给及经济增长表现。
无论是对于人口增长率的研究，还是对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分析，都缺少理论模型的基础。这些研究仅仅是将人口增长率、出生率与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强加于实证模型中进行考察，而没有合适模型与理论说明为什么这样做。1990年以来，以哈佛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者重新修正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调人口转变作为构成人口增长的基础，关注人口年龄分布在宏观经济表现中的作用，其主要观点有两个：第一，人口总量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均是人口转变的结果；第二，人的经济需求和经济贡献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是不断变化的（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他们以包含人口变量的扩展的新古典模型为基础，通过会计恒等式将每工人产出增长率（有效人均产出增长率）转化为人均产出增长率，从而将各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离开来进行研究。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动通过人均劳动力供给的改变而表现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核算效应”（Accounting Effect）；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也通过不同群体的消费与储蓄模式影响投资增加和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口结构变量的“行为改变效应”。
Bloom and Willimson（1998）用人口增长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相对变化来衡量人口分布结构的变化。他以78个亚洲和非亚洲国家1965—199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回归，发现在转型时期二者并不相等，说明人口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之中。Kelly and Schmidt（2005）在其研究中除了探讨人口因素的核算效应外，也研究了抚养比所带来的行为改变的影响，发现了显著的负效应。Cai and Wang（2005，2006）以中国1982—2000年的样本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并采用增长核算的方法来评估人口改变带来的影响，发现从1982—200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下降了20.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3个百分点，相当于约1/4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归因于总抚养比的下降。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口红利将在2013年消失，此后不断上升的老年抚养比将会产生人口负债。
对于人口质量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于预期寿命与人力资本的影响。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效应。第一，人力资本效应。预期寿命作为良好健康状态的积极反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业中显得尤为重要，有助于提高工人的生产力水平（Bloom and others，1998；Bloom and Canning，2004）；同时，随着教育投资收回的时间视野变得更长，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将会增加，促进了人们对教育的投资，从而提升了劳动力质量与生产率水平（Meltzer，1995；Bloom and Canning，2004）。第二，人口效应。预期寿命的增加会改变人口的年龄分布，通过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储蓄行为的差异从而影响总储蓄水平（Higgins and Williamson，1997；Kelley and Schmidt，1996）。此外，预期寿命的增加还会使人们的生命周期储蓄行为发生改变，由于生命周期的延长，人们为退休后储蓄的动机增强，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资产用以防老（Lee，Mason，and Miller，1997；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
大部分的文献研究一般都将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自从Arrow（1962）、Uzwaa （1965）和Sheshinksi（1967）将教育和知识积累作为内生技术的源泉引入到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存量被认为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许多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并未取得预期结果。Bloom and Canning（2007）在对1960—200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中发现，教育变量不仅缺乏显著性，而且系数估计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结果相反。Zheng and Rui（2010）与Choudhry and Elhorst（2010）等人的研究佐证了这个结论。
针对中国的研究，现有的文献并不充分，或者是基于人口总量（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研究，或者是从人口结构的某一方面出发，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研究人口结构的某一方面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而对于多种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综合研究以及人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相对较少。李建民等（2000）从人口作为劳动者影响生产、作为消费者影响资本积累两方面入手，构建了动态人口—经济模型，判断了生育率下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蔡昉（2004）则探讨研究了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同时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指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而最近的研究如左学金（2010）在综述了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过高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但是中低水平的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是复杂和不确定的。目前，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未来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应对当前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及早作出调整。而对于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方面，沈百福（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二者高度相关且协调性略有提高，但是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却远低于经济增长率。耿修林（2009）根据设计的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描述体系，对人口素质的变动状况进行了测评，并对经济发展因素与人口素质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
此外，无论是对于人口数量的研究，还是对于人口质量的研究，都可能存在人口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主要通过他们对出生率的作用。收入增长有助于出生率的下降（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高收入人群的时间价值高，由于生孩子也是一项时间密集型的活动，因此他们倾向于少生孩子，从而使依存率下降，劳动参与率提升。此外，收入的增加对预期寿命也有一定影响。收入增加后，人们获得了更大的食物保障和更多医疗保健的机会，使健康水平提升，预期寿命增加（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
上述文献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国外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但基于中国省份层面的研究则较少，其中涉及人口质量的研究则更少，且大都是定性的讨论分析。同时也不难发现，现有文献对各种人口因素的经济影响结果并非持完全一致的意见，如老年抚养比、人口密度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以此为背景，本文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研究中国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的人口转变及经济影响
如图1所示，中国的人口转变经历了三个时期。从1949—1970年的20多年间，死亡率大幅下降，由1949年的2%下降到1970年的0.76%（1959—1961年除外，为中国经济的时代，1960年的死亡率高达2.5%）。而这一时期的出生率却居高不下，1970年的出生率还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差不大，仅差0.3个百分点。因此，这一阶段的人口总数不断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2%。而到了19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我国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政策明确要求，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结果，出生率在整个1970年代下降了1.2个百分点，降幅较大，而死亡率则在0.6%～0.7%之间波动，变化不明显。人口自然增长率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而不断降低，在1979年达到1.16%。从1980年至今，随着1980年“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提倡，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出生率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小幅波动后，从1990年代起逐步缓慢下降，降到了2010年的1.2%。而死亡率则稳定在0.65%上下的水平上，直到最近三年才上升到0.7%。这一阶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稳步下降到2010年的0.48%。
始于1949年的中国人口转变不仅带来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同时也引起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改变。第一阶段中，死亡率先于出生率而大幅下降，造成人口的暂时膨胀，产生了婴儿潮一代，使得少儿抚养比上升。如图2所示，1960—1970年间，这一比例一直高达70%～71% 。由于较高的少儿抚养比增加了社会的消费支出，降低了储蓄水平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因而阻碍了早期经济的增长。进入第二阶段，随着滞后的出生率开始下降，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缺口逐渐收拢。尤其是当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达到劳动年龄时，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过去40年里，少儿抚养比由1971年的70.1%下降到2010年的26.9%。由于整个时期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并不大（从1960—2010年间，这一比例仅上升了4.2个百分点），因此总抚养比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不断降低。随着大批青年人达到劳动年龄、开始工作并储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而如今中国即将迈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届时大批的劳动年龄人口步入老年时期，促使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储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Bloom and Willi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整个人口变迁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只是暂时的，一旦社会完成人口转变过程，人口结构将逐步稳定，其对经济增长将不再起作用。
四、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选择与理论推导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有效人均产出增长率取决于初始状态的有效人均产出水平与稳定状态的有效人均产出水平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向稳定状态产出水平的收敛速度就越高。但是，该理论的存在有一个默认的假设前提，即劳动力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从长期来看，人口结构处于稳定状态，该假设合理；但从短期来看，尤其是在人口转变时期，人口结构是不断变动的，此假设并不合理（Choudhry and Elhorst，2010）。因此，本文根据最新的理论研究，放松了新古典模型中关于人口结构稳定性的假设，引入以抚养比为代表的人口结构因素，在扩展的收敛模型下检验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人均产出可以作如下分解：
■=■■■（1）
其中，Y代表一个地区的总收入或GDP总量，N是总人口数量，L代表劳动力数量，WA则为该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此恒等式说明，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的乘积。定义y=■，z=■，？籽=■，w=■，方程（1）可以写为：
y=z*？籽*w（2）
对方程（2）两边都取对数得：
lny=lnz+ln？籽+lnw（3）
显而易见，初始状态的各变量也满足此关系式，即：
lny0=lnz0+ln？籽0+lnw0（4）
对方程（3）等式两边进行微分，我们可以得到：
gy=gz+g？籽+gw（5）
其中，gy代表人均GDP增长率，gz代表单位劳动力产出增长率，g？籽为劳动参与率增长率，gw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率，gWA与gN分别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和总人口增长率。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1995），单位工人产出增长率（gz）取决于初始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z0）与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z*）之间的差距。用方程可以表示为：
gz=？姿（lnz*-lnz0）（6）
此处的？姿代表人均GDP向稳定状态收敛的速度，？姿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快。而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则取决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诸多因素，用变量X来表示，即：
lnz*=X？茁（7）
将方程（4）（6）（7）代入方程（5）可以得到：
gy=？姿（X？茁+ln？籽0+lnw0+lny0）+g？籽+gw（8）
由于w0=■，D0代表初始状态的抚养比，方程（8）可以变形为：
gy=？姿（X？茁+ln？籽0+ln■-lny0）+g？籽+g■（9）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依据理论模型所推导出来的方程（9）中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各种因素，借鉴国内外文献在该领域研究中采取的变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以及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进行调整，选取了以下研究变量。
本文以人均GDP实际增长率（gy）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它反映了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的速度，这一点与绝大多数文献相同。
关于解释变量的选取，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本文所要研究的各种人口因素的变量，包括总抚养比（D）及其增长率（gD）、城市化比率（urban）以及人口密度（popden）④。第二，除了人口因素外，模型还包含了各种控制变量，如初始人均GDP（y0）考察经济收敛的影响，而时间虚拟变量（period2、period3）则用以反映随时期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差异性。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控制变量（X）能够决定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包括投资率（invest）、开放度（open）、市场化进程指数（market）、人均受教育年限（edu）以及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ov）等。因此，实际的回归方程如下：
gy=？琢1y0+（？琢2D+？琢3gD+？琢4urban+？琢5popden）+？茁X+period2+period3+？着（10）
本文以5年为一个增长期，对中国29个省市⑤、1996—2010年的面板数据作回归分析，三个五年期分别为1996—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为了控制人口变量的内生性，本文根据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的做法，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gy与gD的取值为每个5年期的平均值，而其他解释变量的取值则定义为每个5年期的期初值。由此一来，人口变量的取值先于经济增长率的发生，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逆因果关系问题。第二，对于仍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总抚养比及其增长率，我们采用了各自的一阶滞后值、初始人均GDP的一阶滞后值、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一阶滞后值（即1991、1996、2001年的取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达到进一步控制内生性的效果。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1—1996）、国家统计局以及世界银行公布的相关数据等。对于人均GDP的期初值及其增长率，本文剔除了价格因素，采用了可比价格计算而得，从而使各年份之间的人均GDP具有可比性。此外，过去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均采用了非国有经济发展这一指标来反映市场化水平，本文则创新性地引入了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2011）在《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所公布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反映市场化进程的综合性指标，来考察市场化对于各省份经济增长的贡献⑥。
对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受教育结构数据，采用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2011）的计算方法，将每一种受教育程度按照一定的教育年限进行折算，然后乘以该教育水平的人数，加总之和再除以相应的总人口，便得到人均受教育水平。具体的年限处理方法如下：大专及以上教育以16年计，高中、初中、小学和文盲分别以12年、9年、6年和0年计。⑦
五、回归结果分析（一）：人口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混合回归（OLS）与FGLS回归
与大部分研究结果一致（如Cai and Wang，2005，2006；zheng and Rui，2010），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在1%的显著水平下表现出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显示，总抚养比的系数为-0.15，即总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增加0.15个百分点。从1996—2010年，中国总抚养比由48.8%下降到34.2%，共下降了14.6个百分点，相当于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2（14.6*0.15）个百分点，而同时期中国人均GDP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9.12%⑧，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人均GDP增长率中的大约四分之一（2.2/9.12）可以归因于总抚养比的下降。这一结论与Cai and Wang（2006）的研究中采用增长回归方法核算的人口效应结果相同，说明在过去的15年中，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不可小觑。
本文最值得期待的结果来自总抚养比的增长率（gD），回归（4）的结果显示其系数不仅为预期的负值，而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对Zheng and Rui（2010）的研究结果有所改善。他们发现，尽管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总抚养比的增长率却并不显著。而本文的结果也验证了Bloom and Canning（2004）对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不仅通过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率产生长期影响，而且通过总抚养比的增长率带来短期效应。不仅如此，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似乎具有更大的影响效果，其每降低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上升0.234 4个百分点。
城市化率与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率均有两方面的影响，其最终效应取决于规模经济与交通拥挤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回归（4）中，城市化率的系数为-0.028 9，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过度城市化给经济造成的负面作用相对大一些。因此，城市效益并不总是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当规模扩大到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时，效益反而会下降。实证中对于人口密度的研究也并未得出一致的结果。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与Kelley and Schmidt（2005）均报告了人口密度的正效应，但均不显著；而Zheng and Rui（2010）却发现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在我们的研究中，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为0.173 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正影响在当前占主要地位。在对中国省际数据的相关研究中，Zheng and Rui（2010）发现投资率的回归系数虽为正却并不显著，他们将其归因于投资率可能并不是物质资本投资的较好的变量，也可能是由于投资率本身的内生性使其影响效果已经在人口转变中通过储蓄影响体现出来。与此不同的是，本文报告了正且显著的投资率，这一结果与Cai and Wang（2005）和Bloom and Canning（2010）对中国各省的研究结果相同，说明高投资率能够导致更快地物质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更快地增长。
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了国民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来代替以往研究中的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来反映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很明显，这可能得益于该指数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说明市场化体系改革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大部分文献一致，更高的开放度以及更低的政府干预程度有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唯一令人吃惊的结果在于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口质量的反映，是一种人力资本，不仅不具有显著性，而且符号也与预期的相反。这个现象在之前的一些文献中也有出现（如Bloom and Canning 2007，2010），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测量误差。本文以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抽样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而推断总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样本的代表性也许并不好；此外，由于2001年的抽样数据不可得，这里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作替代，影响了估计的准确性。第二，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并未得到有效反映（Pritchett，2001）。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由于教育质量的低下，或是市场在雇用高水平教育人才时所表现出的失灵状态。第三，人力资本的滞后效应。当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时，参加工作的年龄被相应推迟，因此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可能会对当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有利于促进以后各期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影响渠道和政策环境作用的检验
许多研究（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2；Cai and Wang，2005；Bloom and Canning，2007；Choudhry and Elhorst，2010）认为，有利的人口改变（如工作年龄人口所占比例的增加以及劳动参与率的提升等）并不会自动带来人均产出的增长，人口红利的实现还要依赖一定的政策、制度和环境，这些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对新增人口的物质与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将其吸收转化为生产性劳动力的能力。具体研究方法是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人口结构变量与政策环境（如市场化、开放度等）的交叉项来进行考察。与此不同的是，本文从另外一个角度通过构建总抚养比与投资率的交叉项，来对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以及中国政策环境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主要思想为：储蓄—投资是人口因素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影响渠道。当社会总抚养比下降时，人均劳动力供给增大，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作用下，这些增加的劳动力供给会被社会吸收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从而提高全社会的储蓄率和人均储蓄水平。同样，增加的社会储蓄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被用于增加投资，才能够真正贡献于经济增长率。
储蓄—投资机制是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率的一条最主要的渠道。此外，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见由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如人均劳动力供给增加、储蓄增加）只有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投资，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依赖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政策条件。在不利的经济社会及政策环境下，一个经济体则无法利用各种人口红利，相反，还可能引发经济倒退以及社会的不稳定。比如拉丁美洲，虽然具有有利的人口变化，但由于其投资缩减以及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却引起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在加入交叉项后，投资率的系数成倍地增加了，由FGLS回归中的0.019 7增加到了0.159 2，说明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加强了。也就是说，越是在良好的政策环境条件下，投资率的增加就越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工具变量法（IV）
由于存在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Durbin-Wu-Hausman test来进行异方差稳健的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回归均在1%显著水平下强烈拒绝了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说明即使在采用了期初值后经济增长率仍然对总抚养比有一定影响，因此进行工具变量法的回归是很有必要的。此外，Shea partial R-sq与Sargan test的结果说明了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得到满足，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而与扰动项则不相关。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后的大部分解释变量比混合OLS回归的影响程度增大，且显著性也得到了提升。
由于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同时期发生，因此我们对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也采用了其一阶滞后值、初始人均GDP的一阶滞后值、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一阶滞后值（即1991年、1996年与2001年的取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大部分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反而大大降低了，甚至一些原先显著的解释变量也变得不再显著，对于总抚养比增长率的工具变量法回归并不有效，因此我们将其从回归中去除。由此说明，经济增长率对于人口因素的反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总抚养比，而不是总抚养比的增长率。
六、回归结果分析（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根据Choudhry and Elhorst（2010）研究中联合国（2008）关于中国人口抚养比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将消失，随后开始进入退休潮，取而代之的是人口负债。从2030年之后，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成为总抚养人口的主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凸显。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增加降低了人均劳动力供给，提升了个人消费支出的比例，降低了私人储蓄和投资，使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另一方面，中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将给养老、医疗和社会服务带来巨大压力。过高的依存负担（如人口老龄化）会使整个社会的年金、医疗等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增加，而生产性的物质资本投资则会相应减少，从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Bloom and Freeman，1986；Cai and Wang，2005）。
由于总抚养比是由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构成，而这两类人群具有不同的消费和储蓄模式，其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本部分分别引入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以及二者的增长率，来考察他们各自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离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对于少儿抚养（Dyouth）比，还是少儿抚养比的增长率（gDyouth），其系数都显著为负。由于少年人口完全不具备生产劳动能力，他们是经济的纯消费者，所以这部分人口的增多不仅会消费本可以用作投资的物质资本，降低全社会的投资率和再生产能力，而且还会占用更多的劳动力（主要是妇女），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的供给。由此说来，少儿抚养比越大，其增长率越快，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则越重，进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前进。
但就老年人口来说，相关的研究却未得出一致的结论。Choudhry and Elhorst（2010）与Zheng and Rui（2010）均发现，老年抚养比在一些回归中的系数为正，而在另一些回归中的系数却为负，但在统计上却都不显著；Kelly and Schmidt（2005）与Bloom et al.（2008）也并未发现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强烈的相关关系。而对于其增长率，Zheng and Rui（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老年抚养比增长率的符号为正，但在任何一个回归方程中都并不显著，Bloom and Willimson（1998）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先前文献中的实证结果并无太大出入，从回归（9）与回归（10）的结果看出，老年抚养比及其增长率的符号均为正，不过老年抚养比的增长率十分不显著。就老年抚养比这一模棱两可的符号而言，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从图2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样本期间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并不大，总抚养比的下降主要得益于少儿抚养比的大幅降低，二者的趋势走向相一致，而老年抚养比在此期间反而呈逆趋势略微上升的状态。由于样本中的中国各省份并未完成人口转变的整个过程，刚刚或即将步入老龄化主宰的第三阶段，因此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负影响还并未显现出来。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对于老龄化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产生质疑。Mason and Lee（2004）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学说，即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在年轻时会产生更强烈的资产积累动机，导致社会的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即使人口不断老龄化而使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国民经济也会因人均资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因此，人口老龄化可能会与经济增长表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还有观点认为，相比于少儿来说，老年人可能通过多种方式继续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作用（Bloom and Willimson，1998）。认为，老年人通过照顾青年人、做兼职工作甚至仍然储蓄，因而继续对经济增长起着贡献作用。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得以提升，再加上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技能，这些都能够扩大老年人力资源的供给，延长人口红利。
七、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基本结论
为了考察人口因素对中国过去15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将1996—2000年与2001—2006年拟合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进行分解，采用Kelley and Schmidt（2005）研究中的相对贡献率来衡量各种影响力量的大小。
可以看出，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相对贡献率为20.18%（15.88%+0.2%+3.9%+0.2%），这个结论与Kelley and Schmidt（2005）对跨国实证研究的结论基本相同，他认为，如果预期寿命不算作人口变量，而作为健康水平的变量从而反映人力资本的质量，那么人口因素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变动的21%。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初始人均GDP的作用最显著（20.08%），也就是说，在控制了稳定状态的收入水平后，穷国（即初始人均GDP较低的地区）比富国（即初始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向稳定状态收敛的速度更快。其次是市场化进程指数，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为12.19%，说明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离不开深入的市场化改革和有利的政策环境。投资率、开放度和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相当，分别为3.9%、4.6%和4%。同时，外生的因素冲击控制了34.47%的跨时期经济增长改变。
总而言之，我国过去15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转变产生的人口红利，同时也受益于较高的投资率、开放度和市场化改革等因素。但是，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0—2015年内消失，取而代之的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负债。然而，我国的人口转变却不同于世界发达国家，有其自己独特的规律。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实现人口转变时社会经济已经处于较高的发达水平，人口素质较高，表现为“先富后老”，因此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能力来应对老龄化问题。而我国的人口转变却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通过压缩时间来实现的，尤其是在人均GDP较低、人口素质不高、人民生活还不富裕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表现为“先老后富”，对我国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在“未富先老”的社会环境中，以有限的资源保障和改善广大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是需要政策制定者高度重视的民生问题。
（二）政策建议
为了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难题，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本文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从人口数量和结构上讲，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改革人口生育政策，适当放宽我国部分群体的生育计划，提高生育率。这样做从短期来看，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整个社会的总抚养负担，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缓解日趋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其次，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降低社会总体的失业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人均劳动力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从人口质量和素质上讲，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老年人继续从事劳动、参与社会工作的重要个体因素。Kalwij and Vermeulen（2005）发现，劳动参与率随年龄而下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健康水平随年龄的不断恶化。因此，推进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提高人口整体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对于提高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发展速度至关重要。此外，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普及教育、扩大教育覆盖面的同时要注重教育质量的提高，通过引入国外优秀技术人才来改善我国人口的职业结构和素质结构，推迟人口老龄化的步伐。
第三，从退休政策上讲，借鉴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适度延长我国社会成员的退休年龄，可以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降低社会抚养比。在当今老龄化的社会中，老龄健康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活跃的身影也比较常见。通常来说，七十岁之前的老人大多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且有比较丰富的工作技能与职业经验（王俊等，2012），因此合理选择退休年龄可以使一部分老年人继续对社会有贡献作用。
第四，从养老保障方面上讲，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至关重要。就养老模式而言，目前我国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而事实上养老不仅要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还需要大量适合老年人心理、医学等方面的专业护理服务。因此，未来养老产业的发展方向是要使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逐步走向社会化，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探索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互助养老、养老产业等多位一体的养老服务支撑体系。就保障资金而言，要逐步建立以社会保险费为主体、政府财政投入为重要补充、多渠道筹资为辅助的社会保障资金支撑体系，同时探索社会保障金保值、增值的成功运营模式，确保我国社会保障金规模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而得。
②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
③定义来自国家统计局。
④由于中国各地区预期寿命的相关数据只有1982、1990和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所公布的数据，其他年份的数据并不可得，因此预期寿命这一重要的人口因素并未包括在本文的研究变量之中，可能会对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影响。
⑤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包括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外的其他21个省份（不包括四川）、5个自治区和3个直辖市（不包括重庆）。由于重庆在1997年才开通成为直辖市，1997年以前的四川省统计数据中包括了重庆，而1997以后的重庆统计数据从四川省分离开来，因此本文将重庆市与四川省从样本中剔除。
⑥由于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编制的初始年份为1997年，因此本文采用1997年各省份的市场化进程指数来代替1996年的对应数据。此外，对于1997—1999年此数据的缺失，我们采用2000年的数据来做相应替代。
⑦由于抽样数据的局限性，我们采用2000年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来代替计算2001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⑧相关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而得。
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干预的一个变量，通常被认为对长期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根据Barro（1991）的研究，尽管政府消费支出对于私人生产率（或私人产权）并不产生直接影响，但它通过税收的扭曲效应以及政府支出计划而降低储蓄水平和经济增长。由于财政支出中的教育与国防支出更像是一种公共投资而非公共消费，它们很可能会影响私人部门的生产率和私人产权，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影响，为此，我们将教育与国防支出剔除后的其他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来作为政府干预的变量，此比例的降低有助于释放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率较高的私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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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
近年来，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基础设施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1978年为基准年，2006年我国农民纯收入的增长指数为24.47，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指数为30.59。自1992年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都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近几年增长速度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全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199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090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070元，2006年收入差距扩大到723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255元，不到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半。如果国家对城乡差距不引起高度重视，我国城乡差距会继续扩大。
其次是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不断扩大。目前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绝对值逐年上升很快，相对值总体上也在上涨。1 986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绝对差为355.58元，相对差为2.12，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是城镇居民的47.2％。到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绝对差为5388元，相对差升为3.1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2.17％。因而造成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越来越大，使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别。
第三是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由于农村教育基础薄弱，教育硬件、教育投入、教师水平、文化素质等方面与城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农村人口中低学历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目前小学文化在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分别是51.5％、16.3％，初中文化占两者的比例分别为41.5％、32.4％。而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所占比例上，城市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倍、323倍。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不仅表现在上述教育文化的差距，还表现在城乡社会保障及医疗卫生事业及公共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
城乡二元结构的表现
近年来，许多学者已对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作了很多研究，有的认为国家应该注意公共产品的供给、社会保障制度、税费体制、金融制度、劳动力就业制度、土地征用等制度方面的因素。有的主张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导向作用。一些学者从提高农业自身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即内部因素阐述了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我国户籍制度在本质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口管理的范畴，成为一种以户口管理为核心的多制度构成的体系，其中包括就业体制、教育体制、住房机制、医疗及社会保障体制、价格补贴机制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分配，也影响着不同阶层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国家财政过多向城市倾斜，投入农村的比例过低。1990年以来，我国一直存在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下降的问题。不仅中央财政如此，地方财政也是如此。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O.8％，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5.8％。在财政支农建设性资金中，直接用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比重少，约占11％，用于大中型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水利建设和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性质的林业建设投入的比重大，约占70％以上。不平衡的投资政策使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2006年以前，农民税费比较严重，农业税曾经是中国农民长久以来的历史负担之一。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3.2倍。考虑到一些额外补贴，如医疗保健等只针对城镇居民等，真实差距可能还要大。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税费负担1200多亿元。
城乡产业结构失衡。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也就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是第一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逐步上升。但农村产业结构比例中，第一产业长期占据重要的地位，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较小的特点，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会降低，决定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增长必然要慢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村的产业结构无法进一步优化升级，农村居民的收入很难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一、广州市写字楼开发简述
广州是我国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城市之一，写字楼随着商务办公职能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初期主要服务于外贸、法律、保险、广告等行业，因此，建筑沿袭解放前的爱群大厦以酒店形式为主，但增设银行、商务办公、娱乐、停车场等，逐步成为综合服务性楼宇，如白天鹅酒店、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写字楼开发建设随之跌到谷底，直到2002年才逐步回升，写字楼开发也由综合性转为专业性商务办公职能为主，年均写字楼施工量在300万平方米以上。近年，随着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广州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珠江新城逐步建成对其他商务地块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随后的白云新城、白鹅潭地区、国际金融城等商务地块的开发，使得广州市写字楼建设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二、广州写字楼开发与城市化的关系
1.写字楼年开发量与城市化水平无关联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成为广州发展的主旋律，伴随着广州市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商贸经济的发展，广州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从1949年到2000年，以及2002年以后，广州城市化水平都是呈现年均0.1%的稳定增长态势，到2007年城市户籍人口773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89%，可以说广州市城市化水平已经十分成熟。然而，对比1995-2007年城市化水平与全市写字楼每年施工量（图1），可以发现两者没有任何关联关系（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R为0.0005≈0），而且写字楼的开发量在2001年与2007年出现大面积的突然性萎缩。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等区域性经济危机有着明显的时间关联。这说明在写字楼年开发量上具有较大的波动性，与周边经济发展关联性较大，但很难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国内生产总值等稳定性的增长指标存在必然联系。
2.写字楼成交总量与城市化水平关联性较弱
将广州市的写字楼建筑每年成交面积进行叠加形成成交总量（可弱化每年的波动性），观察成交总量与城市化关系（图2），可以看出写字楼是从1999年后才进入每年100～200万平方米快速增长的成交速度，之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广州的城市化水平在进入83%后才达到明显的增长阶段，可见写字楼的快速发展是城市化积累到一定水平后才会出现的。虽然两者的相关系数仍然表明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表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这也说明与写字楼相关的生产业人口增长与整体非农业化人口发展（城市化）进程没有必然联系，是产业结构大调整导致非农业人口结构质变的表现。
三、广州写字楼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图1可以看出，写字楼的施工量超前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并对国际金融危机表现出较为灵敏的反映，说明写字楼建设资金与国外资金联系密切。对写字楼开发与地区经济的联系进行进一步研究，总结1999-2009年广州市批准的写字楼预售面积与广州市国民生产总值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图3），可以发现预售面积与当年生产总值关系密切，相关性系数R达到0.85，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相关性系数更高达0.86。可见写字楼开发与住宅开发表现类似，都与当地经济总量有着密切联系；但写字楼的建设量比预售量变化的浮动更大，说明总体上写字楼会超前建设，而后按照市场规律待价而沽进行销售。另外由于写字楼造价高，且开发后大部分以出租为主，直接销售的面积比例相对住宅低，这也导致了写字楼开发资金需求高，一旦资金不足会严重影响写字楼开发。
四、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写字楼开发与住宅及地区经济发展联系紧密，但写字楼开发与城市化的关联性较弱，在城市化后期才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此外，也不同于住宅开发的是，初期很难形成城市化与写字楼相互促进的动力机制。因此，我们在写字楼开发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不能以写字楼建设推动新城开发
写字楼建设与城市化发展关联性不大，在新区中大量规划拍卖办公用地，由于这些以办公为主的创业孵化园、高科技园区等地处偏远，以较低租金吸引企业入驻，但公共设备不完善、居住条件差等，对外来居民迁入新区的吸引力不强，导致园区出租率不高。即使已迁入的企业，也会由于员工生活满意度低而导致员工流动性大，企业经营困难。新区写字楼的开发应该符合市场规律，尽量靠近老城区，借助已有的设施条件才能支撑其不断发展；或在写字楼开发同时，超前性投资相应的生活及配套设施，才能形成良性互动，而不是靠一些标志性的写字楼建设推动新城区开发。
2.写字楼的开发需要符合经济与产业发展的规律
写字楼开发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切莫拔苗助长，否则事倍功半。在广州珠江新城从1992年至2001年的近十年时间中，由于写字楼开发面积过量，虽然已拍卖用地有99宗，但拍卖后未能建设的多达69宗，占2/3还多，被称为珠江新城“荒芜的十年”，值得引以为鉴。
3.写字楼开发需要避免市场的短期行为
由于写字楼开发对短期经济非常敏感，在金融条件差时容易出现大量的烂尾楼，政府可以采用一些手段进行调控。例如，拓展相应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融资平台进行支持，或择机进行一定量写字楼的逆回购等，一方面可以利用政府信誉稳定市场，支持生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烂尾楼的出现，改善城市景观等，弥补写字楼开发过于市场化的短板。
【关键词】河南省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因素研究 因子分析
由于我国早期优先发展城市的发展战略，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制约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使得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强调“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河南省人口991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47%，其中河南省农业人口占河南人口总数的65%，占全国农业人口的8%左右。农村问题是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向经济大省甚至经济强省迈进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内涵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对城乡一体化内容的延伸和明确，是对统筹发展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又一新理念，也是消除历史形成的二元城乡结构的必然途径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正确理解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内涵十分重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最终目标，是随着生产力发展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融合的过程，是城乡人口、土地、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逐步达到城乡在经济、社会、生活、人口、生态上协调发展，使得城乡成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的过程。
因此，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地可以实现的。具体包括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城乡生活一体化、城乡人口发展一体化和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
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依据上述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内涵，在坚持可比性、综合性、可操作性原则的基础上，本文拟从五个一体化内容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1、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包括城乡居民人均地方生产总值比，它反映地区城乡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非农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产值比，它反映地区城乡经济结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它反映地区经济发展趋势。
2、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包括城乡社会保险覆盖率比，它反映地区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差异;城乡千人医生数量比，它反映地区城乡居民医疗条件的差异;教育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它反映地区政府教育投资的状况。
3、城乡生活一体化。包括城乡居民收入比，反映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异;城乡居民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反映地区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异;城乡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差，反映地区城乡居民在精神文化消费的差异;城乡居民万人电脑数量比，反映地区城乡居民的信息化实现程度差异;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比，反映地区城乡居民的居住状况差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反映地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城乡安全用水普及率比，反映地区城乡居民生存基本条件的差异。
4、城乡人口一体化。包括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反映地区城乡居民就业结构;人口城镇化率，反映地区城乡居民的城镇化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反映地区城乡居民的增长趋势;城乡文盲半文盲比，反映地区城乡居民教育的基本状况;城乡每万人大学生比，反映地区城乡居民的素质差异;城乡平均预期寿命比，从总体上反映地区城乡居民人口的生存条件差异。
5、城乡生态环境融合度。包括城乡绿化覆盖率，反映地区城乡居民的绿化状况;工业废水处理率，反映地区环境保护力度;环境保护投资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反映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资状况。
三、河南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综合评价
应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指标体系，选取《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8》等的相关数据，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我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及全国的平均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定量地确定了河南省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水平在全国的相对位置。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综合评价得分及排名(见表1)。从表1可看出，河南省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综合水平排名第17位，处于中等略偏下的位置，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名次。这表明河南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进程比较缓慢，总体水平偏低。同时，与先进的兄弟省份如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江苏、浙江等相比，差距较大。
四、影响河南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的城乡经济发展较快，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城镇和农村的差距也在逐步拉大，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城乡的医疗水平等都呈现分化趋势。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方面。结合表1的结果，影响河南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口素质。河南省的第一个公共因子得分-0.67，在全国排名第24位，全国平均水平处于第20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个位次，与排名第一、二位的北京、上海得分2.78和2.42差距较大，处于相对劣势。而第一公共因子主要表现于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比例、城乡千人医生数量比、人口城镇化率、城乡每万人大学生比和城乡文盲半文盲比。这反映了河南省与其他兄弟省份相比，社会发展水平和当地的人口质量是影响河南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最主要也是第一影响因素，是不利因素。改善农村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条件、提高人口素质是促进河南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2、生态环境和环保投入。河南省的第二个公共因子得分0.40，在全国排名第14位，全国平均水平处于第12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位次。这个得分显示河南省在该方面处于中等水平，但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第一位的浙江得分1.32差距不大。第二个公共因子主要表现于工业废水处理率、城乡绿化覆盖率和环境保护投资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指标。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人类活动的和谐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题。河南省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过程中，要实现以上四者的协调发展，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城乡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3、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河南省的第三个公共因子得分-0.22，在全国排名第21位，全国平均水平居11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个位次，与其有较为明显的差距，是所有因素中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最大的因素，与第一二位的得分差距更大。这种差距说明河南省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相对不合理，这与河南省属于农业大省的现状比较吻合。具体来看，第三个公共因子主要由非农产值与第一产值比和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两个指标反映。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加深农产品的加工链条，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并适应性地改变就业结构，以就业与产业结构的转变促进河南省城镇和农村的逐渐融合和一体化。
4、消费结构和水平。河南省的第四个公共因子得分-0.12，在全国排名第18位，全国平均水平居11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个位次，是与全国平均水平位次差距第二大因素，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与第一位的广东省得分2.94差距较大。第四个公共因子主要由城乡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差、城乡居民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三项指标反映，即主要受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差异和消费水平差异两方面影响，目前，扩大内需是金融危机形势下的举措。河南省人口总量多且农业人口比重大，农村消费结构和水平相对较低，对未来预期的不乐观使得消费需求并没有完全释放。逐步完善城乡统一社会保障体制，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城乡消费结构和水平的趋同是城乡居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一体化又一重要体现。
5、收入水平。河南省第五个公共因子得分0.21，在全国排名第10位，也是唯一具有相对优势的因子，全国平均水平处于26位，领先全国平均水平16个位次。第五个公共因子主要由城乡居民人均地方生产总值比和城乡居民收入比两个指标反映，这里突出了城乡居民创造财富的效率差异和实际的收入差异。增加农民收入是连续几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内容，在为社会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农村居民的收入并不尽如人意。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兼顾城乡居民的收入公平问题，不断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构建城乡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使得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河南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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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变化；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3-000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产生了对建设用地持续迫切的需求，建设用地扩张，尤其是城镇用地空间拓展成为我国目前土地利用变化的最主要特征［1］，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城镇用地扩张的双重压力下呈缓慢增长趋势。然而同期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缓慢的用地规模增长意味着快速的人均用地增加，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日益粗放，出现“农村减人不减地”的奇特现象，对我国耕地资源保护造成了巨大的压力［2］。
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学者在全国，区域和个案城市三个尺度都有所涉及［3］，定量分析以对区域和个案城市为主［4-5］，在全国尺度上则多为定性分析和定量描述［6-7］。总结已有的研究，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类：自然因素，如坡度、海拔、耕地资源；人口和家庭因素，如人口规模、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因素，如工、农业产值、农村居民收入因素；交通因素，如交通运输水平、与河流或者公路的距离；政策制度因素，如农村土地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宅基地政策。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但是对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城镇空间扩张和乡村自身发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双重作用缺乏足够的重视。本文立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在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来源和流向的基础上，总结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并选择相应指标构建计量模型对来自区域、城镇和乡村自身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制定政策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提供一定的实证研究依据。
1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一致性，本文以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的22个省、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共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的基本单元，研究时段为2000-2008年。
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自于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常住人口数据来自于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各省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户籍人口数据来自于2001-2009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同时参考了《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分析
2.1 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趋势分析
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在缓慢减少，从2000年到2008年共减少了24 985 hm2，年均增长率为-0019%；同期农村人口总量从7.84亿减少到6.83亿，共减少了1005亿人，年均增长率为-1.701%。2000-2008年间我国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要远远快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的速度，因此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持续快速增加（图1），导致我国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远远超过了相关村镇规划标准中规定的80 m2/人-150 m2/人之间的上限［8］。
2.2 农村居民点用地流转方向分析
从2004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入的情况来看，新增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来源于农用地，达到79%，其中45%来源于耕地，34%来源于除耕地以外的其他农用地，其次是来自未利用地的15%，只有6%左右是由建设用地内部除农村居民点用地外的地类转化而来（图2）。从2004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出的情况来看，流失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转换为其它建设用地，达到64%，其中59%转为城镇工矿用地，8%转为其它建设用地；转换为农用地的比例也达到30%，转为未利用地的比例仅3%（图3）。
3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
上述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流转方向的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①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农村居住用地需求，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表现为大量农用地转换为农村居民点用地；②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吞噬和整合了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阻碍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表现为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为城镇工矿用地；③为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而对利用率不高的建设用地进行的土地利用综合整治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9］，表现为一定比例的建设用地转换为非建设用地（图4）。因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城镇因素和农村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分析，下文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围绕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展开，避开不易量化的土地整治。
3.1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我国的土地利用演变特别是建设用地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建设用地扩张的过程也可视为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过程的一个方面［10］，因此对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不能脱离
区域宏观经济和社会背景。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即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特征［11］，因此经济发展速度（GDP增长）、城镇化速度、产业结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度等都会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使用情况，另一个重要特征则是“城乡二元体制”，其中流动人口的“两栖占地”现象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从20世纪80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离乡不离户”的流动随之加剧，产生了大量外出务工者。他们常年在城市工作，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城镇社会保障体制的束缚［12］，并不能很好的融入城市生活，而是将户口保留在农村原籍。此类流动人口本文称为农村“两栖人口”，他们的父母或者孩子通常生活在农村，自己也经常返回农村原籍居住、参加农业生产，并将城市工作取得的收入积攒下来用于改善在农村的居住环境，此为农村地区“人减地增”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3.2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发生于整个区域，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也很迅速，社会变革巨大。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更直接地来自于农村自身。首先随着全社会的发展，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和家庭规模都发生了变化，其次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村财政支出和固定投资逐年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升，农用地的产出翻番增长，同时农民就业渠道也进一步增多，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与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农村家庭对住房的改善需求被激发，驱动着农村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与格局的变化，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呈现扩张趋势。
3.3 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中国的城镇过程可分为以城市经济和人口的集聚而呈现的扩展型城市化和以农村非农产业化与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建立农村城市（小城镇）而呈现的集聚型城市化两种模式（即农村城市化）［13］。两种城市化模式都包含着城市用地的扩张和农村土地的城镇化（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转变为城镇用地的过程），城镇用地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限制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扩张。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是城镇用地扩张的根本动力［14］，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因素，如城镇人口、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镇GDP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等）、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二三产业产值的变化）、巨型工程建设或基础设施投资、城市环境等将影响城镇用地扩张［15-16］，从而影响到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
4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回归分析
4.1 分析样本与模型选择
选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2000-2008年9个年份共279个分析样本，构成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比较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有年份以货币单位衡量的指标均以历年各省级单元的GDP平减指数换算成2000年价，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利用对数函数和幂函数对各变量进行正态变换，并进行Z记分标准化处理。
在构建回归模型时，被解释变量为各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不同年份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解释变量为受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三类。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区域人均GDP（区域GDP/区域常住总人口），城镇化率（区域城镇常住人口/区域常住总人口），二产比重，三产比重，区域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区域财政支出/区域总人口），区域铁路网面密度（区域铁路用地面积/区域国土面积），区域公路网面密度（区域公路用地面积/区域国土面积），农村“两栖人口”数量（户籍农业人口-农村常住人口）。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家庭人口规模、人均农业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农用地地均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业用地面积）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常住人口）。
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城镇工矿用地面积（城市用地+建制镇用地+独立工矿用地），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二产增加值+三产增加值）/城镇常住人口），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常住人口）。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基本模型为：
Yit=a+∑bi•Xit+ui+eit
Yit为省（直辖市或自治区）i第t年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Xit为省级单元i第t年的解释变量。利用stata9.2软件，进行参数估计及相关检验。
4.2 回归分析
区域发展变量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1）F值386，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明显，随机效应模型（表1-model 2）W值194.26，也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而Hausman统计量48.12，Prob>chi2=0000，表明应该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而言，区域人均GDP显著为正，而铁路网面密度显著为负，表明区域经济增长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而大运量交通工具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区域内部和外部联系的便利程度，显著减缓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在控制区域人均GDP变量和铁路网密度后，所选的其余区域发展变量均不具有显著。然而此时模型的三种拟合优度指标均很低，表明区域发展变量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的解释能力非常有限。结合区域发展变量随机效应模型中（表1-model 2）可见，学者们较为关注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因素，投资和财政政策因素，交通发展水平中的公路网面密度并不具备显著影响，而人口规模，农村“两栖人口”的显著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显著负向影响集中体现在区域间的差异上，几乎无法解释区域内不同年份间的差异，在模型中表现为较高的组间拟合优度（R2 between）和极低的组内拟合优度（R2 within）。此结论与前文认为农村“两栖人口”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推动作用的分析矛盾，这种矛盾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理解：①观察时段内农村“两栖人口”的区域差异也是各区域20多年来人口急剧流动的时序差异的累积，因此对区域差异的解释部分解释了时序差异；②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本文采用对“农村两栖人口”的测定难以反映各地区各年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各地区不同年份户籍人口中的分农业和非农业统计即使在短期内也具有很大的波动。
农村发展变量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3）和随机效应模型（表1-model 4）均能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Hausman统计量为-3 887.69，然而分别对有效估计量和一致估计量协方差矩阵（sigmamore和sigmaless）检验，Hausman统计量分别为75.96，103.91，均是Prob>chi2=0.000，表明应该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而言，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居民收入、农业生产人均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农村居民人均农业产值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年纯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相比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农村农业生产的增长更能解释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然而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为居住用地，在外出务工盛行的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中用于住宅建设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来自于农业生产，因此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应与收入效应关系更紧密，本文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与人均农业生产效率相关性更高的结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行的农村居民收入统计可能难以如实反映农村现状。农用地地均产值、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显著为负，因为农用地地均产值的增加意味着将农用地非农化具有更高的机会成本，将促使农村居民集约利用土地，农村人均固定投资的显著负向作用则表明近年来国家对于农村投资的增加起到了集约利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作用。农村家庭人口规模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在控制农村居民的收入或者生产效应后，并不显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家庭规模的小型化确实刺激了农村居民对住宅用地的需求，而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没有超出农村经济发展之外。模型的组内拟合优度（R2 within），组间拟合优度（R2 Between）和总体拟合优度（R2 Overall）均比较高，说明农村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比较好的解释能力。
城镇发展变量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5）和随机效应模型（表1-model 6）均能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Hausman统计量为-58.96，分别进行sigmamore和sigmaless检验，Hausman统计量分别为124.31，224.06，均是Prob>chi2=0.000，表明应该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如前文分析，推动城镇用地扩张的城镇发展变量（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出，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均对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控制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出后，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和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相比于城镇居民的收入效应和直接的城镇投资驱动，非农业生产的增长更能解释城镇扩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吞噬作用。然而模型的组内拟合优度（R2 within）依然很低，说明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城镇空间扩张对农村居民点扩张的解释能力也很有限。
城镇工矿用地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则是显著正相关，似是说明城镇工矿用地的增长刺激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扩张，与前文关于城镇扩张限制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分析相悖，实则此处仅说明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城镇工矿用地呈明显同向增长趋势，因为城镇用地扩张对农村用地增长的制约作用需置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下进行综合考察。综合考虑区域发展变量，城镇发展变量和农村发展变量中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区域常住人口，区域人均GDP，区域铁路网密度，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非农业产出，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人均农业产值，农用地地均产值，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得到综合的社会经济因素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7），此时可以发现，农村发展变量中，农村人口规模，农村人均农业产值，农用地地均产值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水平依然稳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区域铁路网密度不再显著，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居GDP，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依然显著，但作用方向与上文的分析和模型相反，应该是由于模型严重的内生性导致的。根据前文的定性分析，设置城镇工矿用地为内生变量，综合固定效应模型中显著性水平和作用方向发生改变的因素（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居GDP，区域铁路网密度，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设为工具变量，得到综合固定效应IV模型（表1-model 8），经检验Hausman统计量161.28，Prob>chi2=0.000，接受内生变量模型，此时城镇工矿用地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影响与前文定性分析一致，变为负向，尽管并不显著，而其余农村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作用方向依然稳健。
比较区域发展变量模型，城镇发展变量模型和农村发展变量模型，发现农村发展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远比区域发展变量模型和城镇发展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高，因此，对于驱动省级单元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而言，来自农村的因素要比来自区域和城镇的因素解释能力更好，即相比于区域和城镇社会经济因素，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是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更重要的因素。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来源和流向的基础上，探讨了来自于区域，城镇和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可以得出以下三点主要结论：
（1）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城镇和农村自身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农村居住用地需求，推动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吞噬和整合了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缓解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趋势，在此“一增一减”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缓慢增长。
（2）对于驱动省级单元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而言，相比于来自区域和城镇的因素，农村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农村社会经济因素中，农村常住人口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村家庭人口规模减小都将促使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农用地地均产值增加则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有显著的限制作用。城镇社会经济因素中，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推动的城镇空间扩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起限制作用，然而在控制农村社会经济因素后，限制作用并不显著。
（3）不论是对于来自区域，城镇或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产出效应都比投资和收入效应更明显，在控制人均产出的情况下，来自于区域和城镇的投资和收入效应不再显著。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与城镇工矿用地扩张相关性更高，应该是因为总体上城镇空间扩张的直接目的即是扩大非农业生产；农村人均农业产值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相关性更高，则应该是由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不能如实反映农民的收入状况所致。
综上，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显著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了城镇空间迅速扩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限制作用不够明显。为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应该同时从城镇和乡村两方面着手：一是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力度，充分发挥城镇空间扩张的限制作用；二是积极投资农村，推进新农村建设，提高农用地地均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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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ocial Economic Factors of the Land Use Changes in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of China
FENG Changchun1 ZHAO Ruoxi1 GU Weiying2
（1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Center of Planning and Land Affairs,Pingshan New District,Shenzhen Guangdong 51811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nduse and socioeconomic data of each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08,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are discussed from regional, urban and rural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region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boosts the expans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On the other hand,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leads to urban land expansion, which relieves the expanding trend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As a result, the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ds slowly under the double effects. Compared with regional and urban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 is much more important for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And either to the regional, urban or rural factors, the production effect is much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from regional and urban factors are no longer significant when the production effect is controlled. In order to control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the coupling policy of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land for urban and ural construction.To promote the economical 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put more effort o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land reclamation, enlarge rural investment and increase the output of agricultural land.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land use changes; socialeconomic factors
收稿日期：2011-11-22
作者简介：冯长春，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土地与房地产经济。
耕地资源关乎到人类的基本生存，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重要意义在于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的耕地资源不足、后备数量有限、耕地状况堪忧。但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和消费升级引发的粮食需求逐年增加，与此同时，土地城市化冒进导致耕地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耕地压力过大，并影响到粮食安全。因此，对中国耕地压力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耕地压力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是普遍共识。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空间尺度分析了中国耕地压力差异格局，主要体现为东中西差异和省际差异。这些实证研究成果为科学认识中国耕地压力格局提供了重要基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显然，省际尺度的研究单元偏大，容易忽略省份内部耕地压力的时空差异性。因而函待需要更为细化的行政单元分析中国耕地压力时空格局。而县级尺度的研究需要将市区与县共同比较，但二者的城乡地域结构差异较大，使其在耕地压力方面的可比性不高。因此，地级单元可作为分析中国粮食安全差异格局较为恰当的研究尺度。
尽管对耕地压力的研究视角多样，但其核心出发点依然是粮食安全。因此，基于粮食生产与粮食需求相互关系的耕地压力指数是学术界评价区域耕地压力水平的首选方法，该评价方法综合考虑到人口一耕地一粮食的相互关系，被广泛应用于区域粮食安全的评价。中国耕地压力的时空分异必然有其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往研究更多关注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耕地生产力、农业生产投入、粮食生产成本、粮食价格、粮食贸易、种粮积极性等自然因素和粮食生产因素，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演变、劳动力结构变动等因素关注稍弱，未来应更加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耕地压力的影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而人口不断增长，人地矛盾增大。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3年以来，粮食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增加，粮食安全形势好转，但耕地压力的区域间差异逐渐增大，并呈现南北分化趋势。因此，有必要系统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耕地压力分异的新格局与新特征，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压力分异的影响。
基于此，以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分析2001-2013年中国耕地压力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和分异趋势。在此基础上，以粮食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双重视角，建立“耕地质量+要素投入+经济环境+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分析耕地压力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相比于已有省级尺度数据的研究，采用地级单元面板数据的分析将得到更多信息和更精确结论，为该领域提供最新的实证研究参考;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更加突出社会经济要素对耕地压力及其粮食安全的影响。
关键词:网络学习 知识经济 职业变迁 人才培养
网络条件下经济发展方式和内涵的改变,同样也改变了人们对所从事职业、对自身生活以及与他人社会关系的理解。人们生活、工作和交往行为的知识化、网络化和虚拟化将会成为网络社会人们生活和交往行为的重要特征,因此不断学习成为与他人交往的重要条件。人们应对知识经济给社会生产理念和生产方式带来的挑战,需要能够适应在网络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需要具备网络社会公民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而这种素质和能力需要经过不断的教育训练和继续学习才能获得。尤其是成人群体,应对知识经济和网络社会的挑战,适应网络社会的生活,唯一的途径就是学习,不断地学习,终身学习。终身学习成为一种个人适应社会的必要的竞争力。
一、知识经济发展与成人网络学习
网络技术加速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更新了自农耕经济、工业经济以来人们对经济发展形式和内涵的认识。“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概念最早在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文献中提出,并定义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其重要的特征和内涵就是:知识和信息是社会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源泉,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知识经济改变了人们的知识观、价值观和学习观,人们适应社会的唯一方式是不断地学习,个人自身价值的体现在于创造性地学习并应用新的知识,学习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占社会发展主体力量的成人群体,作为承担社会重要发展任务的成人,学习不仅是完善自身知识结构、形成新的生产力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作为承担职业成人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重要形式,在知识的再生产和创造性的人才培养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同时也大有可为。知识经济发展不仅促进了成人网络学习,而且也为成人网络学习开拓了新的领域和空间,同样作为知识再生产另一过程的成人网络学习,体现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成人在网络条件下利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和网络学习资源进行的学习,实际上就是促进知识经济的增长,是一种生产要素和知识创造能力的生产形式,是在从事重要的社会再生产。这种学习不同于传统学习和规范化学习,它将成人自身的知识更新、适应性生存与从事社会经济生产融合为一个不断递增的创造性学习过程。
二、社会联系方式与成人网络学习
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在于它改变了人们对生活和人际交往的观念。在网络社会中,交往借助于网络虚拟技术才成为可能,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在不断学习过程中的认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过程本身就是学习,没有学习就不能进行网络化、虚拟化的生活和交往,就不能进行以知识创造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在网络社会,QQ、博客、虚拟社区、E-mail等虚拟化的赛博社会(Cyberspace)交往方式取代了人们传统的交往和交流方式,虚拟社会的交往和行为不仅仅在于实现人们之间信息的交流,还在于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获得能够生存于网络社会的身份和认同,这就是数字化生存的真正含义。这种社会身份和认同,在传统社会是一旦获得便相对稳定,而在网络社会则需要不断地学习、激励、强化和巩固,需要不断地通过学习和与他人的虚拟交往以获得持久的认同,博客版主和跟帖者们的生活和交流方式就清楚地表明了他们这种身份和态度。因此,网络社会的成人学习,就显得相当必要,而学习的内涵不仅是指学习知识和信息,而且更重要的还是不断获得认同的适应性学习,这本身与网络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密不可分。
网络社会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对人们的挑战,不只在于适应网络化、虚拟化的交往,还在于促使人们要以新的态度和方式去适应网络社会的生活,即网络化生存。澳大利亚就业、教育与培训全国委员会就发展终身学习事业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技能和态度”的报告。报告认为,以网络和知识为基础的社会,要营造“学习文化”。“学习文化”能使人去接近一切有用的信息,并准确地处理、分析、消化和使用信息,为自己的生活服务。终身学习是对人的生命质量的补偿和有限生命的延长,它在改善着人们生活的整体质量。要鼓励所有人为个人的发展和适应网络生存进行终身学习;同时,还要使雇主意识到并帮助雇员在工作岗位上进行终身学习,使工作场地成为知识密集的场所。因此,在网络社会,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依靠不断地适应性学习,学习即生活,生活即学习。
三、职业变迁与成人网络学习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同样对成人的工作和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传统的工作、职业的内涵和方式逐渐发生转变,电子操作系统逐渐取代传统的生产单位,计算机远程控制逐渐取代手工劳动,电子商务(政务)逐渐取代纸面交易(纸面办公)。工作的虚拟化、柔性化、分散化和个性化成为成人职业的重要特征,但也是成人适应性生存和学习所必须面临的职业变迁。塔普斯考特在《数字化经济》一书中描述了未来数字化经济时代人们利用远程开放教育学习有如下特征:(1)工作和学习将变成同一件事;(2)学习将成为一生的挑战;(3)学习将从正规的学校和大学转出;(4)某些教育机构将难以合适地独立创造自己而进步缓慢;(5)要求具有创造学习型组织的意识;(6)新媒体将使教育转型,创造出一个适合数字经济的“工作――学习”信息结构。由此可见,网络时代成人从事的工作和职业,与成人接受继续教育和继续学习是密不可分的同一过程,并且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网络时代工作和职业对知识和技能的需要。面对新型工作和职业的挑战,人们除了不断地学习,别无选择。
关键词：中学生，体质，体育教学，健康状况，体育锻炼
1.研究目的
为了贯彻“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的精神，促进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提高自我保健能力和体质健康水平，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颁布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方案；新的体质健康标准围绕“增强学生体质”这一中心任务，对学校体育领域、对学校体育工作者来说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部分中学体育课、课外活动安排不尽人意，，不难想象这样的状况会导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严重滑坡，当然也就谈不上增强体质，培养终身体育的习惯。作为学校体育工作者，必须明确当代体育活动的新潮流，认识体育活动的地位和作用，呼吁学校重视体育活动的开展，建立健全体育活动的运动机制，寻找改进和提高体育教学水平与质量的方法，通过体育教学和组织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等途径，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全面圆满地完成学校体育教学的目的与任务。
2．研究方法：运用访问法、文献资料与综合分析等方法访问了部分中学生的体育教学情况并查阅了有关资料。
3.结果与分析
3.1体育教育观念存在的问题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学习压力大，学校往往重智轻体，把文化课和升学率置于各项工作的首位，把体育课置于次要地位，许多老师对当前实施素质教育前提下的体育教学目标不够明确，理论认识不到位，方法不优化，把全部时间用于学习上或宁愿将多余时间白白地浪费，也不愿投入到体育锻炼中去，导致学生的锻炼时间日趋减少，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几乎一周都没有锻炼的时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主观上对健康标准定位不准确，认为无病就是健康，对于获得适应能力应是长期锻炼的结果认识不够，从而缺乏锻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体育课存在的问题
现在的学生喜欢体育活动，但同时又有大部分同学不喜欢体育课，喜欢体育活动是因为他们喜欢玩，不喜欢体育课却是因为中小学生的体育课过分强调统一性，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始终摆脱不了旧的教学观念和形式，体育教师虽然都具有很高的学位，也都按教学大纲上的内容努力想上好每一节体育课，但在实践中却不能受到良好的效果，而学生偏爱健美、街舞、游泳、兵乓球等项目，一般学校从师资到场地都无法满足，如果学校改变过去指令式活动为任选式，允许学生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结合自己个性特点的内容锻炼项目，以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学生在课内课外可能都会很活跃。科技论文。科技论文。
3.3课外活动和课间操存在的问题
课间操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身体锻炼这一积极性休息方式，帮助学生消除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疲劳，防止因长时间坐位获单一的身体姿势导致的身体畸形发育,可安排广播操或视力保健操等，而学生往往喜欢下午的课外活动不喜欢课间操，原因是学生的生活习惯不能适应学校的管理要求，有些学生出操仅仅是迫于考勤的压力应付差事；而下午的体育活动学生们却玩得不亦乐乎，这和学生天性不爱受约束，向往自由有关。因此，在学生认识尚未形成自觉的行动的情况下，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使学生充分认识出操的重要性，保证每天有充分的活动时间。
3.4家庭、社会存在的问题
体育锻炼，是现代人生活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这样，一是随着体育运动的日益普及，人们对体育功能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来高；三是随着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特别是自动化生产水平的提高，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人们已经获正在尝到“肌肉饥饿”的苦头，因此，参加体育锻炼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但锻炼的人群中中老年居多，却很少看到青少年的影子，即便是双休日也是这样。科技论文。现在的孩子学习紧张，每天的课排的满满的，又都是独生子女，处处受宠爱，常常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既不劳动也不运动，更不能吃苦耐劳，即便是玩也变成了玩电脑、看电视，使得他们出去锻炼的时间很少。
3.5场地与器材问题
大部分同学认为学校的体育设施满足不了他们锻炼身体的需求，常常出现有课外活动的时候，学生从家带器材去学校的现象。有的体育教师为了学生能够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自制一些体育器械等。
4.结论与建议
（1）增加学校体育的投入，保证体育课教学：学校体育设施、师资条件要符合当前“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的精神，要采取具体措施和政策来保证提高师资的素质，增加对学校体育的投入，促进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经常锻炼身体的习惯，提高自我保健能力和体质健康水平。
（2）改变体育教育观念，培养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和意识：体育锻炼是贯彻“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和推进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儿童少年生长发育、增进健康、增进体质；掌握与提高体育和增进健康有关的基本知识和机能等重要措施，而这一重要措施的实施要依靠体育教学手段来实现，因此，体育教师要充分激发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鼓励和指导他们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使学生认识到体育锻炼可以使儿童少年全面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适应能力和抵抗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
（3）体育科学常识的教学内容要具体：儿童少年的体质与健康状况、智力与心理发育水平，不仅直接关系到他们现阶段的学习和生活，并且对于成年后的体质水平、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对他们进行体育教学和训练时，要与他们现阶段身体状况相适应，给予科学合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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