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价值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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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医保通；路径；社会经济价值

“医保通”是我院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荆州分公司实行医疗、保险一体化运作的简称。是连接保险公司、投保人和医疗机构的纽带，极大地方便了投保人，提高了保险公司信誉，也为医院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一模式对大型综合性医院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对构建“医保通”模式进行分析的同时，探讨其结算中的内部控制问题，从而进一步完善“医保通”的路径和管理，造福于社会和人民。

一、商业保险中的医疗补充保险现状

1.商业保险中医疗保险的类型。医疗保险具有比较宽泛的概念，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行业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都是医疗保险范畴，构成了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网。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推出了多种保险险种，如学生险、意外伤害险、基本医疗补充险，以及各种寿险、交通险、财产险等、无不与医疗机构有关。

2.商业保险中医疗保险的赔付路径。传统的商业医疗保险赔付路径复杂，病人入院要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派人核查，病人出院时带病历、出院小结、诊断证明等资料到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保险公司到医院查证病历，属实后通知投保人办理赔付手续。这种模式时间长、赔付慢，投保人需要多次往返才能办清手续，容易引起矛盾。

3.传统赔付路径引出信用危机。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信用始终是我国各行各业及人与人关系中最难调节的关系。而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尤其严重。很多投保人人不信任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天生就质疑投保人。在医疗保险中，涉及到投保人、医院、保险公司三方利益 ，三方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如投保人的虚报案件骗保行为，医院收费不规范行为，医务人员与投保人的人情行为，保险公司拒付引起的种种信任危机等等，使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投保人都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理赔模式，“医保通”顺应形势破茧而出，成为这种新模式的良好载体。

二、“医保通”理赔模式的建立

1.“医保通”基本路径。“医保通”顾名思义就是医院、保险公司一站式服务，为投保人提供报案、受理、核查、理赔一揽子服务。保险公司在医院住院部大厅设立专门理赔服务窗口，派遣工作人员，从投保人报案入院一刻起，保险公司即开始与医院客户服务中心联合开展工作，对受益人进行慰问，并与管床医生、护士合作交流，提供跟踪服务。当保险受益人出院时，完整的手续已到达医院住院结算处，并由保险公司专员核查、签字、盖章，由医院住院结算处垫付赔偿金，下月3日之前保险公司根据医院垫付理赔金报表的数额支付给医院，“医保通”理赔程序结束。

2.“医保通”服务的延伸。“医保通” 理赔路径为投保人提供了快捷服务，但还不能体现“周到”和“温馨”。医院与保险公司合作，在保险受益人入院时，送上一束鲜花，一张慰问卡，医院短信服务平台向病人发送一条管床医生、护士信息和注意事项。病人出院后医生发出随访短信和电话，使保险受益人充分感受到医院和保险公司的真诚服务。为使“医保通”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保险公司开设了保险咨询窗口，医院开设了费用查询和投诉平台。为尽量方便投保人，保险公司与医院协商，开通主险、意外伤害及其它意外理赔，利用医院平台，凡在医院住院的保险受益人都得到了快捷、周到的理赔服务，扩大了理赔范围、极大地方便了投保人。在市区“医保通”运行平稳后，扩展到全市六县市区650万人口，使大型综合性医院平台得到充分利用。

3.“医保通”结算的内部控制。“医保通”采取医院先行垫付，保险公司下月初结算的办法，方便了保险公司、投保人，但医院住院结算处的内部控制风险凸显，如制度设计不当或稽核控制不严，容易出现财务风险。医院与保险公司签订代付协议，从法律层面上保障双方权益；保险公司授权保险专员理赔章及签字权，医院备案；医院与银行签订支付协议，完成医院与银行的法定程序；医院授权结算中心负责人、出纳签字代付权限。在这一系列的文件制定与授权后，内部控制仍存在着缺陷，财务科必须派专人每天核查监督，以保证“医保通”结算的安全运行。

三、“医保通”模式的社会经济价值探析

1.“医保通”建设诚信关系。诚信问题是中国当前一个严肃的政治生态问题。诚信普遍缺失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形象，改善和建立诚信关系是中国政府和全体人民必须正视的重大社会问题。“医保通”仅仅是一个理赔路径的改变，不足以影响整个社会的诚信形象。但医院、保险公司是社会中很重要的机构，遇到的信任危机显然非常突出，医院和保险公司改善诚信形象，对社会建立诚信关系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保险公司通过大型综合医院平台，建立了快捷、方便的理赔通道，取得了投保人的信任，双方建立了互信关系。医院通过与保险公司合作，规范了医护人员的行为，杜绝了冒名顶替合作骗保、乱收费等违法违纪事件。保险受益人在优质的服务中得到了实惠，自觉接受保险核查，与保险公司、医院合作愉快，避免了因手续繁杂带来的疑虑和抱怨。医院、保险公司、患者三方在这一制度设计中改善了关系，建立了信任。

2.“医保通“创造经济价值。我院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合作建立“医保通“，从2011年元月开始到20112年12月，理赔人数月月攀升（具体情况见下表）。赔付人数增长的背后是投保人对保险公司的信任，也因为快捷周到的服务，在中国人寿投保医疗险的客户纷纷到我院就医，保险住院病人不断增长。投保人获得快速理赔，恢复健康，重新投入经济活动，创造更多经济价值。一个路径的重新设计，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达到了三赢的社会效果。这一模式更是得到了湖北省多家保险公司和医院的青睐，接待了近十家机构的参观学习，并很快推广到其他地区。

3. “医保通”调整社会关系。投保商业医疗保险的主要对象是城市中产阶级、学生以及拥有资产的机构。投保的目的，一是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二是学生等未纳入社会保障的人群保险，三是作为财产保障的风险化解途径。他们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处于核心位置。疾病经济风险、灾难性卫生支出始终是我国人民群众致贫的主要因素之一。保险公司通过收集并管理各种资金来源，将经济风险从个人承担转为所有参与者承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医疗卫生服务供需双方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代表投保人参与了与医疗机构的博弈，制衡了医疗机构的部分利益诉求，保障投保人的权益。但“保险”“理赔”两张脸，使投保人不信任保险公司。医务人员违规又使保险公司不信任医院。“医保通”通过路径重新设计，改善了保险公司、投保人和医疗机构的关系，在温情脉脉的服务中达到了相互支持、相互牵制、相互得益的目的，调整了社会关系，改善了社会形象，也为医院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参 考 文 献

[1]王静，吕晖等.医疗保障制度抵御疾病经济风险的作用综述[J].中国卫生经济.2011，30（6）：12～14

第2篇

关键词：公益广告；经济价值；投资；社会价值；品牌

不言而喻，公益广告的社会价值是第一性的，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惊讶或者是质疑。将功能和价值定位于社会价值是由它的公益性质所决定的。如果背离了它的性质和原则，它就不能称之为公益广告，因为公益广告所关注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而社会利益往往会由社会的热点问题所引发，形成社会的聚焦，这种焦点之争反映了社会现实，还对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表面上看，公益广告关注的是某一社会现象和问题，而本质上它是以传播的功能达到引起社会公众的聚焦、思索、反思，形成对该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自觉行动的目的。所以公益广告的定位和目的性使它不同于其他性质的广告，始终将追求和表达公益性作为神圣使命，从这个意义讲，公益广告起着特殊的作用，如果从宏观上、战略上、整体上讲，比其他的广告对人类社会更具有深层次的意义和作用。因为它不单纯是反映某个问题的现实，而是透过现实的背后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未来。正是由于公益广告的社会责任，人们对公益广告的评价从来都是认为公益广告是一种投入，其投入没有回报，没有人会质疑公益广告的动机和出发点，这是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的显著区别。与公益广告不同，商业广告可以直接地、明白地、大张旗鼓地进行商业宣传，在名人效应、明星效应等广告传播功能作用下，企业和产品得到有效的宣传，企业的形象被包装得尽善尽美，其产品更是锦上添花、无比完美。因此，商业广告的巨大商机及其经济价值的产生，从根本上反映了商业广告的本质。这完全是由市场经济的机制、功能所决定，完全符合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显然，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的诉求不同，是否意味着二者之间完全被阻隔，没有一点相似性呢？特别是在经济价值表达上，公益广告是否以完全拒绝的态度，表现得非常纯洁，不与经济利益沾边，还是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兼而有之？如果对公益广告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公益广告到底有没有潜在的、隐藏的经济价值，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1 公益广告驱动战略经济价值的提升

无论是公益广告还是商业广告都是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而商业广告更突出地彰显了它的销售方式。就共性而言，这两种广告在传播信息时，毫无疑问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如果没有财力和资金的支撑是不可能进行信息传播的，因为信息传播的所有环节和程序的实施，都需要资金来构成必要的基础条件，离开财力的支持，一切都将成为海市蜃楼，换言之，雄厚的经济基础可以使财力、人力、物力并驾齐驱。所不同的是，二者传播和销售的概念不同，商业广告销售的是具体的产品，而公益广告则从大处着眼，立足于长远性、战略性，具有全局观，其前瞻性可以获得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价值。

公益广告对经济价值增长的贡献首先体现在经济生产的资源上，任何产业的生产都需要生产资料，特别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即使是第三产业都需要资源的支撑，从生产过程和终端产品来看，资源的大量消耗会使资源枯竭，毕竟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一旦资源耗尽，将使人类面临生存的危险，因此，产业生产的产品一方面满足着人类的需求，同时另一方面又在威胁着人类自身。所以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源，又使资源具有经济发展的战略作用，显然公益广告比商业广告更具有实效性。换句话讲，商业广告是对资源利用的短暂投资，而公益广告则是长期投资。例如“植树造林”的公益广告，通过公益广告的传播，能唤起人们的意志，激发人们植树造林的热情，对深入地、持久地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的行动进行引导，形成浩浩荡荡亿万人民造林的宏大工程。其意义和价值是商业广告的经济性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对中国一个幅员辽阔，但森林覆盖率仅达到百分之二十几的国家尤其重要，按照世界人均森林和木材占有率计算，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生产大国，而木材远远不能满足生产规模与市场的需求。

因此，系列的持续不断的植树造林公益广告的经济价值，能使中国的生态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变，使自然环境得到改善，提高中国的生态质量，而生态质量的提高又可以有效地扼制土地的沙漠化，山地石漠化等地质灾害。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发生，确保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十八亿亩农田基数不遭到破坏。随着森林植被的增强，农业生产的环境得到优化，将对粮食的生产丰收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而森林对于局部气候的影响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能使大气质量提高，净化空气的功能有显著的改善，而森林覆盖率的不断提高可以使自然资源进入良性循环，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

事实上，公益广告聚焦的内容，哪怕是许多人认为是微不足道的问题都可以小中见大，传递出它的经济价值，在人们没有真正认识它的价值时，往往将其打压，认为是小题大做、故弄玄虚。例如水资源保护和节约用水的公益广告，以它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和富有哲理的提醒警示，唤起人们对水资源问题的深刻反思。有一幅水资源保护的公益广告，画面中水被污染了，因而钓起的鱼仅剩下全身鱼骨，这是对某些地方水污染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水资源保护不力的讽刺。许多人对水的认识缺乏正确性、科学性，为了局部的、暂时的经济利益，不惜以牺牲水资源为代价的狭隘意识和行为，既危害社会和自然环境，又使他们的经济利益最终断结。事实上，国内外的学者在二十世纪就发出预警，认为水资源在二十一世纪是最重要的资源，它比石油资源更为重要。在中东石油产油大国，水比石油的价格更高。而在中国由于自然气候变异，北方的许多河流已断流，成为季节性河流，许多城市的地下水位下降，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持续的干旱使工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甚至于连人、畜的饮水都受到严重影响。由此可见，水资源保护和节约用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是生命悠关的大事，水是生命之源，缺水可以导致物种的消失，而对于人来讲，没有水就不能生存。在没有水资源的地方是不可能进行生产活动的，自然其经济价值就无从谈起。因此，水资源得到正确保护，使全社会和全体公民具有科学的水资源保护理念和意识，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持之以恒地减少水资源的消费，避免浪费和污染，使人类祖先留下来的河流不再遭到破坏，就可以利用水为人类造福。反过来讲，没有水或是水被污染，人类将怎么生活？这就是公益广告的真理，也是公益广告对水资源的经济价值最好的诠释。

2 企业发力公益广告体现鱼与熊掌兼得的价值观

尽管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是追求经济价值和利润的主体，但随着企业驾驭市场的能力的提高，成熟度高的企业感悟到中国文化中的真谛―――舍得。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付出才有回报，如果不对社会奉献，就会压缩企业的生存空间，其经济价值的增长必然是负效应。因此，不把企业命运与社会相联系是缺乏理智的行为，只有足智多谋、具有智慧和聪明的选择才是正确的抉择，而双管齐下的战略决策无疑是企业发展的上上之策。也就是说，企业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既要依赖于社会的鼎力支持，又要以公益广告去回报社会，力图以这种形式去减少和消除企业在获取经济价值过程中，对社会和自然的影响，进而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责无旁贷的义务。更为重要的是企业投资公益广告，塑造了企业的良好形象，在社会和公众中赢得了口碑和赞誉，这就加深了消费者对企业的认知和记忆，能帮助消费者在决定购买产品的时候，往往将该企业的产品作为首选。另一方面，重塑的企业形象能成为企业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它所爆发的市场竞争力足以使其占据上风，立于不败之地，继续引领市场经济的潮流。所以，企业在公益广告上的投入，与其说是经济上的付出，不如说是长远的经济回报。一般来说，企业单纯做商业广告，其受众是有限的，受众对商业广告有很大的选择性，往往对不感兴趣的商业广告毫不关心，这样消费群体的总量就受到了限制。而公益广告传播的时间往往是黄金时段，受众范围比起商业广告更具有优越性，因此公益广告对潜在的消费者的市场开发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对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的传播、提升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

客观来讲，企业进行商业广告的宣传可以说是企业生存的权宜之计，这是因为企业对产品的宣传是有时效性的。企业产品由于产品功能、价值、竞争力等因素，不能长期对某一产品进行广告宣传，一成不变的产品是没有市场的，产品只有根据市场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有生存的空间。而企业舍得花钱去投资公益广告，就是放长线钓大鱼，是长远之计。据调查，500强的大公司在公益广告的投入上绝对舍得投资，正是这样，公益广告的投资使这些公司成为世界经济巨人。从美国微软等公司的发展历程来看，除了技术、管理、机遇、产品等因素外，很重要的就是对社会的回报，不仅在公益广告上投入，还做了大量的公益和慈善事业，而公益事业的投入又使企业获得高额的经济价值的回报。

实际上，公益广告对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在接受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时形成巨大的心理效应，从心理学上讲，人们对不熟悉的企业和产品往往会采取排斥的态度，一般会选择自己熟悉的企业和产品，这是源于对企业和产品的信任，从广告心理学的意义上讲，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不是源于质量而是因为一种信任，因为信任是建立在质量基础之上的，同时产品在使用的过程中涉及到售后服务，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其售后服务决定消费者对企业和产品信任的程度。但是，社会公众对企业产品的形象的认知和熟悉，必须要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认识过程，而公益广告无疑是最好的认识途径和有效方法。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公益广告对企业而言其实是一种经济投资方式和行为，能够使企业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理念，并在投资中不断得到回报，从而使企业的责任感、成就感、自豪感得到增强。同时在这种投资中，企业与政府的联系会增强，政府对于投资公益广告的企业的支持度会更大，更强。而在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中也会使企业受益非浅，交流平台和网络会更加流畅、便捷，社会脉络更具广泛性，延伸性，安全性。还会使企业获得发展资金的支持，得到投资机构、金融机构的青睐。更重要的是，公益广告能使企业得到社会的尊重，这是社会对企业投资公益广告最好的馈赠，是一种用钱所买不到的荣誉和诚信。

3 结语

综上所述，公益广告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不仅释放出它对商业经济价值的能量，同时公益广告还在人力资源上显示出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例如教师节的公益广告，传递的不仅是尊师重教的理念，更重要的是社会需要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一流人才，而在社会财富的创造中，人具有积极的主导作用，从生产力提高的意义上讲，人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因此，公益广告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使公益广告不断地产生社会经济效益，而随着经济价值的提高，又再投入到公益广告中，将会使公益广告释放出更大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1]高萍.公益广告新探[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9.

[2]，焦玉河.论我国公益广告的经济价值[J].东岳论丛，2007.

[3]张浩达，萧雁蛰.简明广告学实用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第3篇

关键词：竞技体育；公共价值；职业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1-0008-06

Abstract：The year 2014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s sports， in which a number of policies were adjusted and the national fitness strategy pushed the sports reform to a new high.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rational thinking is used to find the new social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 expressed in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Along with the social progress， the competitive sports have produced derivative value and alienation value. The public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is study is the innovation. This study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and logic analysis method tentatively explored the public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clud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framework. It make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nnovation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Key words： competitive sports； public value； professional sports

伴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各项事业改革之声不断。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件的出台，将此轮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更是凸显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核心价值优势。2014年，全民健身成为国家战略，从国家和政府角度对体育事业发展中全民健身进行历史定位，从1995年开始的全民健身与奥运争光两翼齐飞的时代将出现战略性转变。竞技体育的发展在此时代出现了战略转型，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凸显具有新时代精神和新时代价值的竞技体育是必需和必要的。基于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对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过程及效果进行讨论是在新历史时期的理性价值发掘。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是在结合全民健身的公共利益表达基础上对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理性解读。

1 问题溯源

1.1 体育的公共价值缘起

研究表明，体育起源于原始公共性活动，并在人类社会的公共性活动中逐渐繁荣：古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首次昌明；现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全面昌盛。换言之，体育总是与公民的公共性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公民身份、娱乐与健康、公民在公共空间活动。社会公共性需求越强烈，体育就越繁荣，公共功能的存在是体育发展的核心动力。

伴随社会发展，社会与政府、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逐渐转移：从政府统治到政府管理、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从政府治理到政府服务。体育事业发展逐步成为解决公民自身利益表达和社会利益总体趋和的主要工具。因此，体育作为利益价值的平和与平衡工具在社会变迁及演进过程中均具有公共的价值形态。

1.2 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相关概念界定

1.2.1 竞技体育概念厘定

国内学者对于竞技体育的概念界定较为争鸣，主要在围绕“竞技”“体育”“竞技体育”进行讨论。本文对竞技体育的概念是以田麦久教授界定为准：竞技体育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性的体育活动。

1.2.2 公共价值

“公共”一词是狄冀在《公法的变迁》（1921）中首次提出的。基于词源意义公共价值可定义为同一客体或同类客体同时能满足不同主体甚至是公共民众（公众、民众）需要所产生的效用和意义。

1.2.3 具有公共价值的竞技体育概念范围界定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是构成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产业重要的推动力量。本研究所指竞技体育从纵向时间上看：农业社会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指竞技体育即是竞技体育全部社会活动作为整体进行讨论；农业社会后，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出现导致了公共与私人的对立，竞技体育业出现归属异化问题，本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讨论的竞技体育是指竞技体育活动中剔除以关注私人价值提升和商业价值为主的职业体育所剩余的社会总体性活动。

1.3 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演进

1.3.1 原始公共体育价值――前农业社会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人类历史上从原始阶段进入有记录的活动。在较为原始时代，以母系和父系为聚落的社会里，体育是每日生活之必需技能――狩猎、徒步、穿越、溯溪、奔跑、跳跃、舞蹈等，且均为原始体育形式。而氏族间的领土斗争、食物争夺甚至原始军事斗争都是一种竞技体育的原始形式，这种原始竞技体育是在目的性前提下对结果斗争的竞争表现，虽然此时对公共与私人的原始划分没有形成概念界定，但是从基本雏形看，具备公共价值的原始基本特征。

1.3.2 朴素公共体育价值――农业社会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人类文明的车轮走过前农业社会步入了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开始形成。而农业中的劳动分工使得社会对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在此基础上延伸的竞技体育是在家庭和部落这一朴素组织下完成的，因此，我们说具有朴素的公共价值。

以古代奥运会为例，在持续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四年一度的古代奥运会不仅是一种体育竞技的盛会，而且更是一个全体古希腊人的全国性节日。“神圣休战”宣布之后，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奥林匹亚。此时的奥林匹亚成为一个巨大的公共活动空间：各城邦的代表参加祭祀活动和游行，政治使节缔结条约，艺术家展出作品，学者和教师研讨学术，雄辩家发表演说，商人展售商品等，可见古代奥运会其实质是城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公共活动。

1.3.3 经济社会公共体育价值――工业社会后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进入工业社会后，公共与私人领域逐渐清晰区分，尤其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以增加和保护私人财产作为利益追求的社会意识形态。资本的增加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使得劳动工作的职业化和资本的商业化愈发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体育领域中职业运动员、教练员、经纪人、经理人、管理人员等使得体育在社会发展中劳动分工明确、产业化明显且对社会的产业贡献逐步提升。以体育赛事为核心进行商业运作的体育商业化逐渐将具有原始及朴素公共性的体育引入到具有新经济时代公共价值的体育中去。从发展角度看，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中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体育发展伴随社会进步所形成的发展方式，竞技体育的资本运作使其经济价值作用凸显而其他社会价值相对弱化。但是，从事物属性特点上分析，竞技体育依然具有公共价值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鲜明和显著特点。从属性看，经济社会中的竞技体育是具有公共价值的。

2 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特征分析

2.1 公共性

公共与私人的区分界定是随着农业社会后家庭概念的形成而开始的，公民对私人领域的关注使得国家和社会组织等各领域更加凸显公共价值的意义。哈贝马斯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希腊城邦里，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公共领域的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与私人领域的必然王国形成鲜明对比。

竞技体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由于竞技体育具有较强的综合社会价值，其产生和发展均是与社会发展产生良性互动的。竞技体育从其原发性产生区域、发展路径、演变的过程均是具有公共性，不仅体现在竞技体育本身是对社会领域的总体关注，更体现在竞技体育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价值基础之上的一种属性表现。竞技体育的原始公共产生、对公民的公共利益关注以及个体个人价值提升均具有较强的符号特征。

竞技体育的公共性更体现在其相关社会价值中，如教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等。竞技体育对公民个体社会化的关注，通过竞技体育形式的开展对青少年产生教育影响；竞技体育形式的文化符号功能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公共价值表达；竞技体育精神是以国家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利益表达，这些种种竞技体育的相关价值均体现了公共性的显著特征。

2.2 非竞争性

非竞争性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边际成本为零。边际成本指的是增加一个消费者对供给者带来的边际成本，例如增加一个竞技体育比赛参观者不会导致供给资本的增加。二是边际拥挤成本为零。边际成本指的是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数量和质量。

竞技体育过程中，以参与者（以教练员、运动员为代表的直接参与者和以观众为代表的间接参与者）为例：比赛参与者增加的数量对比赛过程竞技水平高低影响较小；竞技体育观赏者的加入数量对比赛质量的影响较小。而在参与观众竞技体育比赛的所有消费者中，均不因数量的增加而影响其他消费者的观赏质量。因此，从竞技体育赛场本身的边际成本和竞技体育表演的观众的边际拥挤成本来看，均有明显的非竞争性特征。

2.3 非排他性

非排他行是指某些产品投入消费领域，任何人都不能独占专用，而且要想将其他人排斥在该产品的消费之外，不允许他享受该产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所有者如果一定要这样办，则要付出高额的费用，因而是不合算的，所以不能阻止任何人享受这类产品。例如空气、水。

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对领域内的其他产品不具有排他性，对于公共领域内的竞技体育产品，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形式进行独自享受，即便是拥有职业俱乐部的股东也必须是将俱乐部活动置之于公共场域内才能发挥俱乐部的相关价值，且费用极大。而在竞技体育表演中（竞技体育产品服务过程中），更为明显的市场效果是：如果想获得更好的观赏角度和观赏效果则需付出较为高额的费用以享受产品带来的利益表现，这种特征是明显的非排他性表象。

2.4 非资本性

资本，在经济学意义上，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即资金及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源；从概念上讲，资本是指能够创造、带来新增价值的价值附着物。在金融学和会计领域，资本通常用来代表金融财富，特别是用于经商、兴办企业的金融资产。

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形态从封建主义社会转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形态的改变要求对社会中个人财富的保护逐步加强。以交换为目的的资本运作成为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更是第二部门与第一部门的重要分界标识。

竞技体育随着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改变，具有原始社会价值的竞技体育更多趋向于体现经济价值这一重要社会要义指标，以竞技体育项目为核心进行商业运作，将运动员职业化，将竞技比赛运作成商业表演秀均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价值异化。这种异化本身是社会发展和变革带来的，是良性的互动结果，更是一种历史发展价值的必然体现。

在后工业时代，体育作为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化明显加强，作为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从一定程度上是模糊区分其公私属性的。竞技体育资本运作、竞技体育赛事的产业化操作、职业体育的资本注入均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并发展明显，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是体现在资本社会中非资本运作所产生的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隐匿于浮华的商业下，沉寂于繁盛的资本中。

2.5 社会服务性

社会服务是指以提供劳务的形式来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活动。狭义指直接为改善和发展社会成员生活福利而提供的服务，如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生活福利服务。广义的社会服务包括生活福利、生产和社会。

竞技体育进入到工业社会后，对社会的价值体现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社会服务。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平台能够推动社会体育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这一方面尤以举办过奥运会的举办国为明显；竞技体育的开展能够推动青少年体育的开展；竞技体育的开展更能够有效调整社会体育资源的再分配，使得公共体育资源有效分配到各个领域尤其是体育薄弱领域；竞技体育能够推动社会文化和精神的传播；竞技体育能够推动和影响体育科技的发展并直接作用于全民健身和社会服务。

3 竞技体育公共价值内涵分析

3.1 内核：体育的公共价值

体育起源于原始公共性活动，并在人类社会的公共性活动中逐渐繁荣：古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首次昌明；现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全面昌盛。体育总是与公民的公共性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公民身份、娱乐与健康、公民在公共空间活动。社会公共性需求越强烈，体育就越繁荣，公共功能的存在是体育发展的核心动力。

体育的公共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主体利益的表达。衡量是否具有公共价值就是体现在客体对主体是否产生公共效用价值，如具有则归属。体育的公共价值首先就体现在人们能够通过参与体育活动起到各自的效用目的，而这种效果是一种非竞争与非排他的，是一种非资本性的利益表达，是公共价值的体现。第二，对社会价值的增加。公共价值还体现在增加被创造的积极属性，减少捍卫利益的消极属性。参与体育活动能够使体育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能够通过参与使自身身体和情绪获利，能够使社会总体价值活动提升。第三，体育资源和体育需求的公共价值表达。体育能够通过参与者在使用体育资源时进行自身的价值和利益表达。通过体育的生活化表达对个人需要的利益述求；通过生活体育化的转变体现对体育资源的利益要求；通过体育参与能够使得体育资源得到有效分配，这种分配是对公共价值的直接体现；通过体育参与更能够使个体的自身需求和情绪进行利益表述进而完成体育的公共价值作用。

3.2 公平：竞技体育平台的公共价值

体育从形成的基本形态看，从原始玩耍到具有体育雏形的规则化的游戏再到以竞技为特征标志的体育，这一朴素的体育发展过程均是以一个简单而又原始的原则，即：规则。

竞技体育的魅力在于对结果的未知和规则的公平。在竞技体育平台，无论身份、地位和社会背景及阅历是否相同，只要是同一场域内的参与者均是可以在同一平台进行竞争参与的。而平台的公平性是保证游戏得以继续的根本前提，这种公平性是古代奥林匹克遗留下来的文化内核所在，更是竞技体育之所以存在于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意义。

竞技体育公平的原则是对竞技体育参与者的价值尊重，是对竞技体育观赏者的价值趋力，是对竞技体育赛事组织者的价值要求，更是对竞技体育发展本身的价值追求。竞技体育的平台是平等的，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是对于项目发展本身亦是制衡的，公平是综合各方竞争利益后的伦理体现。

公平是法的核心，现代社会中，公平原则是对价值主体、价值结果的制度保障。而公平更是公共产品服务的价值判断之一。Kelly和Mulgan（2002）的研究认为公共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1）公共服务。公共价值的输出以公共服务为渠道和载体。2）结果。结果与服务通常会有交集，但结果中包含了更多隐形的但又确实存在的东西。3）信任与合法性。信任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即便是此前的服务水准与结果目标都一大堆，信任的缺失也会减低公民从公共部门所获得的效用。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体现正如Kelly和Mulgan在公共价值研究中的一样，具有极强的公共服务特性，同时在公平的条件与规则前提下非常注重结构，这种公平的规则正是一种信任与合法。

3.3 竞争：竞技体育利益体总体价值趋同的公共价值

竞技体育的主要规范是平等的规则，而至上伦理则是对竞争结果的重视。竞争是竞技体育最具代表性的范式体现，没有竞争谈不上体育，没有竞争更谈不上竞技体育。因为竞争，竞技体育参与者从中获得成长的体验；因为竞争，竞技体育观赏者得到过程式冲突体验。

从行为过程看，竞争是一种冲突，这种冲突是建立在平等的规则基础上的，是一种对最终利益追逐的过程，这种利益是在总体平衡基础上获得的。竞技体育的竞争中有优胜者，也有失败者，这种利益的制衡使得总体的利益一定是在竞争中找寻平衡的。就参与者个体而言，每次竞争是对自身价值的提升，每次竞争均存在竞争成功和竞争失败的可能，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对个人价值的利益提升均是正向且积极的，因为这种竞争性冲突是使人能够社会化的，也是提升个人价值的方式。竞争的冲突使得参与者能够从中获得教育、文化以及精神价值提升，从总体归属看，这种具有伦理性的基于竞争体育的价值属性是具有公共价值的。

3.4 服务：竞技体育的社会公共服务价值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价值，这种价值的体现伴随社会进步发展而向前延伸。竞技体育的原始雏形中，竞技性是在公共性之中表现的，为表达公共需求体现的竞技体育是一种目的性表现。伴随古希腊文明的进步，城邦利益的制衡，古代奥运会也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而作为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竞技体育表象，奥运会从古至今沿承发展，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举办的任一届奥运会上，作为公共事件（或称公共产品）的竞技赛事，均能够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做出相应的公共服务：古代奥运会的冠军是城邦的骄傲，是族群的英雄，其影响作用对于所属城邦的军事和社会影响巨大；现代奥运会冠军的产生是伴随具有文化内涵的升国旗奏国歌的形式，而冠军的取得对所属国的项目发展和全民健身发展乃至青少年体育发展均具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功能上看，这是一种推动与引领。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在推动全民健身、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调配体育资源中是具有社会服务价值的。作为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能够通过竞技体育比赛推动项目本身发展，更能推动所属项目的全民健身热情；作为公共体育产品的竞技体育通过比赛能够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影响，影响全民健身热情；作为体育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通过比赛能够引领青少年对体育的向往与热爱，带动青少年的体育发展，影响一代人、激励一代人；作为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能够通过竞技比赛使得某些公共体育资源合理地在项目和体育组织间进行配置与重构。基于以上分析，竞技体育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服务作用是竞技体育公共价值的体现。

4 竞技体育公共价值结构分析

结构是指构成整体部分的组成要素。讨论公共价值的结构需要从构成整体公共价值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层面去研究和讨论。就竞技体育而言，本研究谈论的结构是基于组织机构思路进行的。对于竞技体育在农业社会前的工业价值结构较为原始朴素，在此讨论的竞技体育是工业社会后的竞技体育，具体结构如图1。

4.1 基于国家主体的奥运会、国际区域性赛事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基于国家主体的竞技体育国际间的交流活动以奥运会和国际区域性赛事为代表。此类基于国家主体上进行交流与竞技的赛事旨在体现国家间的综合体育实力，而竞争实质则是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科研水平、竞技团队综合能力等竞技体育要素构成的综合比较。以国家为主体的竞技体育赛事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类赛事，如奥运会；一类是单项国际赛事，如世界杯、世锦赛。

竞技体育赛事的开展从以国家为主体的前提去思考，其价值是全面和复杂的。但是，就其主体性质看是具有公共价值的。国家主体性体现在竞技体育的参与主体和需求主体上，从结果看，竞技体育的国家主体间竞争是竞技结果对竞技主体的客观反映，而这种结果无论直接影响亦或间接影响均能对竞技主体（即国家主体）产生良性效应，那么这种客体对主体的产生的效用即是公共价值。

4.2 基于公共组织为主体的区域性组织竞赛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基于公共组织为主的竞技体育赛事是工业社会后竞技体育发展的主体部门。公共组织就是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拥有法定的或授予的公共权力的所有组织实体。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些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个人或私人利益，其行为不会直接地或显而易见地影响其他组织或个人，如经济组织；但有一些组织其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公众，其行为对其他组织或个人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类组织则为公共组织。

体育公共组织的存在有效弥补了体育领域内“政府失灵”的赛事举办能力和精力，因此区域间非盈利性的竞技体育赛事就在组织内外进行交流与开展。这种基于组织的竞技体育更能体现出群众参与热情，更能体现出项目本身的价值，如美国的NCAA、我国的龙舟赛等均是这种类型。公共组织为主体开展的竞技体育是对国家主体的竞技体育有效补充，更是后工业社会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标志，其客观效用对国家、组织和个人乃至竞技项目本身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这种客观效用即是公共价值。

4.3 基于公民主体的自组织竞技赛事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竞技体育是国家的，是组织的，但归其要素内核更是公民个人的。竞技体育从需求产生解决的逻辑上首先解决的是个人问题，其后是组织和国家。研究讨论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需要严格以人的角度进行思考。

后工业社会后，随着经济发展，余暇时间和可自由自配收入的增加以及休闲动机的多样性倍增，基于公民主体兴趣的自组织团体越发增多。个人以及自组织间的竞技赛事也逐步呈现自生长状态，公民间一对一的竞技较量与交流在公民个体间逐步增多，这与社会发展、个人追求以及价值提升的个人意愿均有关系。基于公民个体或个体基础上的自组织的竞技体育是对公民个人或小团队的价值关注，这种价值是公民建立在非私人的价值基础上的，从这个效果上看竞技体育此类结构是具有公共价值的。

5 结束语

竞技体育伴随社会进步其社会价值在不断衍生与异化；公共价值是人类文明进入工业社会后出现了严格的“公”“私”划分后产生和发展的新型理念。价值异化后的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隐匿于凌乱的社会现象中，进入后工业社会，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极强的公共价值表征，从内涵、特征到结构均有明显显现。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梳理将有利于明晰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核心关系，将有利于推动竞技体育在国家体育事业中的科学发展，更加有利于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竞技体育事业与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关系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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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麦久. 运动训练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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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史康成. 备战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R].在第七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上的报告.

第4篇

一、 背景及制度内涵

中国政府从1979年开始参加WHO基本药物行动计划。1996年，中国首次了国家基本药物中成药和化学药品目录。然而，问题在于，“基本药物”在中国更多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种有效的公共政策。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基本药物都是普药，每一种基本药物在我国都有几十家企业可以生产，并且会有不同的剂型。同样是基本药物，不同的商品，价格自然不一样，但疗效的差别也许不大。由于众所周知的“以药养医”机制，医疗机构倾向于开贵药、多开药，这样导致相当一部分患者不仅用药过多，而且使用了过多价格昂贵、但疗效不一定很高的药物。由此导致了大家所说的“药价虚高”。

卫生部等9部门于2009年8月18日《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正式启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工作。

实施意见指出，制定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按照防治必须、安全有效、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基本保障、临床首选的原则，结合中国用药特点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的要求，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中国基本药物品种剂型和数量，在保持数量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行动态调整管理，原则上每三年调整一次。

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基本药物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并统一配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基本药物全国零售指导价格，在保持生产企业合理盈利的基础上压缩不合理营销费用。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原则上按药品通用名称制定公布，不分具体生产地、企业。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县市区，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的基本药物实行零差利销售。各地要按国家规定落实相关政府补助政策，确立基本药物优先和合理使用制度。

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其它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达到一定的使用比例，患者凭处方可以到零售药店购买药物，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药品保障报销目录，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

实施意见明确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的时间表。2009年每个省(区、市)在30%的政府办城市社区服务机构和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包括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现零差利销售。到2011年，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到2020年全面实施规范的、覆盖城乡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2009版)18日正式公布，包括化学药品、中成药共307个药物品种。

卫生部就此公布了第69号“卫生部令”，明确这些基本药物目录自2009年9月21日起施行。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2009版)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1]第二部分是中成药[2]，第三部分是中药饮片（颁布国家标准的中药饮片为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最后一部分是有关说明。卫生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这些具体内容。

目录中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主要依据临床药理学分类，共205个品种；中成药主要依据功能分类，共102个品种；中药饮片不列具体品种，用文字表述。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主要包括两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和其他医疗机构配备使用部分。这次公布的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其他部分是目录基层部分的扩展，将配合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尽快制定出台。

据介绍，我国专门成立了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解决制定和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相关政策问题，确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框架，确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遴选和调整的原则、范围、程序和工作方案，审核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这一委员会由卫生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成。

二、基本药物制度建设的影响

药品是治病救人的关键。在基本药品制度没有健全之前，我国药品存在着这样的情况：第一，各药品生产企业所生产的相同的药品名字各异，导致疗效相同的药却有着价格的绝大差异。因此很多药品换个包装，利润就可以翻一番。第二，医药代表成为了沟通医院和药厂的纽带，药品交易背后现象比比皆是。而这些行贿费用最终由加到药品上面转嫁到患者身上。第三，医院自负盈亏，因此“以药养医”，医生的“开贵药，多开药”行为导致药价虚高。第四，药店进入准入程度较高，消费者信息不对称，药品价格及名称的不统一，导致药店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几乎随意拟定药价。第五，患者“看病难，看病贵”，无力负担医药费。第六，药价过高，国家医疗保险负担沉重。

在这种环境之下，基本药物目录制度的建立就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1 对医药企业、医药代表以及零售药店的影响

政府对于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物将实行统一招标、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定价。在改革之初，这种方式就对药品的卖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药品的买方市场存在着生产、配送、销售这三个重要环节。

首先，政府统一招标、定点生产会扩大的实力强的大型药企同时击垮小企业。这一举动必然使医药企业股票受到波动进而促使医药企业的兼并重组。该种兼并重组，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会使药品行业产能过剩的状态得到缓解，据国泰君安的调查可知基本药物制度的出台会使20%的药瓶企业倒闭。另外，药企在利润方面受到的打击可能会从药品销售的数量方面得到补充。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国家介入药品企业可能会加剧垄断，减少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会造成药品行业服务质量的下降。另一方面，政府招标采购必然会使政府权力过大，如何保证公平公正、透明公开也是一个问题。

其次，集中采购就会使常年活跃在药品市场的医药代表退出市场。这样做有两方面影响：从积极方面看，在招标采购配送环节,各省(区、市)在国家零售指导价规定的幅度内,确定本地区基本药物统一采购价格,其中包括配送费用。减少了中间环节，更加透明和公开。这就意味着,本省(区、市)基本药物采购价格将低于国家零售指导价，群众会以低于国家规定价格购买使用基本药物,享受到更优惠的价格。另外，集中采购可以减少药企公关费用，更好的发展生产。从消极方面来看，集中采购包含两种含义：集中采购只集中在招标环节，而是各药企自己配送；另一种含义就是集中采购集中于配送环节，由各药企将生产出的药集中送于一地，再由国家统一配送。如果是前者会加大药企的费用，降低其生产积极性。如果是后者会是配送行业形成垄断，加大药品配送的风险。

第三，在合理确定生产环节利润水平的基础上统一制定零售价，合理确定基本药物的价格。从积极方面看，统一规定价格，会降低药价，防止药价混乱。从消极方面看，如果价格不能反映药品价格，不能给予药企和零售药店一定的利润空间，则会减少他们的积极性，降低服务质量。特别零售药店会受到十分大的冲击。因此，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药物报销目录”等措施提高基本药物的使用率，但是仍然要保障补贴，从而保证一部分收益的同时，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受到损失。

2 对医院的影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直接配送覆盖面力争达到80%。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全部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确定使用比例。

从积极方面看，减少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降低以药养医，降低看病费用。减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从消极方面看，基本药物目录过窄，会使一些药在小医院基层医院买不到，而不得不转到大医院进行治疗。基本药物制度的使用也会使医院利润下降，导致医生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的收入受到极大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到医疗服务。

3 对普通大众的影响

作为这次改革中最大的受益者，他们所获得实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统一制定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统一配送，药品价格与以前相比下降。

第二，在基本药物使用环节,国家要求基本药物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全部配备使用,其他各类医疗机构须按规定使用并确定使用比例。这将进一步促进医疗机构合理使用药物,避免过度滥用,降低群众不必要的医疗费用支出。

第三，在支付报销环节,基本药物报销比例要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降低个人支付比例,意味着减轻了群众负担。

第四，在药品质量环节,国家对生产使用的基本药物实行全品种抽验,确保基本药物的质量,保证群众用药更安全。

4 对国家的影响

全民医保以及报销比例的提高会导致医疗保险基金和国家财政负担的加重。另外，国家对于招标、采购、配送、定价等环节的权利也需要保障监督，保证透明公开合理。

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是医疗保险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法制化制度化的重要体现。总之，基本药物制度的建设是医疗保险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暂时的，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一定会使该制度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只有建立好完善的基本药物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才能维护药品市场的稳定，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维护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兰一、 杨玲，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1年 01期

第5篇

一、会计主体假设

会计主体又称为会计实体，指会计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它提出了会计活动的空间范围。会计主体假设的起源，要追溯到15世纪业主财产与企业投资的分离，由于这种分离，使经营组织独立化，要求会计不仅记录和反映业主财产的变化，而且要视组织为一体，反映其日常收支及经营成果，会计上第一次出现了为谁服务问题，即需要确定会计空间范围，会计主体假设从而产生。从那时起一直到现今，传统的企业会计只核算企业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并向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

1、“网络经济”的兴起，使得会计主体界限越来越难以把握。以数字化技术为先导，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主要内容的新信息技术革命，使得知识、信息的扩散与应用大大加快，交易、决策瞬间完成，电脑技术和发展与广泛应用，使通过互联网形成了所谓“网络经济”。“网上公司”又可称为“无实体公司”，它可以通过互联网横跨大洋把千万个个体联系起来，一旦业务完成时，又可在几秒钟内解除这种联系。据美国商务部在其名为《新兴的数字经济》的报告中的推断，到2002年企业之间因特网商务的数额将超过3000亿美元，这些网上实体的出现对传统的会计实体假设是一个正面的挑战。如何正确、客观反映其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是知识经济下会计假设应设法解决的问题。

2、企业社会成本、社会绩效考核及人力资源等信息，已不可能停留在传统的会计实体中，需要延伸到企业的外部。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以企业为主体编制的三大报表基本能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知识经济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原三大报表在提供会计信息时的不完整性、局限性：1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责任两个方面，由此企业成本与社会绩效考核的会计信息成为必要，这些信息的提供，不再单纯是基于企业主体的经济利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根据使用者的利益来确定会计主体及所需提供信息的界限。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这一进行了有益的尝试。2知识经济又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人力资源将成为企业未来经济利益的主要源泉，人力资源竞争将强于任何一个时代。因此，揭示和披露企业人力资源方面信息将显得十分必要。

二、持续经营假设

持续经营假设的基本含义时：除非有反面例证，否则就能够认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将无限地经营下去，即可以预见的将来，企业不再面临破产清算。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企业的再生产过程才得以进行，企业资本才能正常循环周转，会计才可以历史成本而清算价格来确认。计量其资产要素，所有资产也将按照预定的目标在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被消耗、售卖等等。事实上，这一假设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个企业不论其规模大小，它总是一个“有限生命”的组织，一旦能够证明会计主体已无法履行其所承担的各项义务时，本假设就失去了支持它的事实基础。如出现以下情况：

1、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企业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破产、清算。据统计，美国高技术企业工发成功率只有10％～20％，某些高技术项目的成功率甚至在3％以下，而这些项目的开发费用一般数目巨大。如此高的风险率，企业面临倒闭、清算的威胁可想而知，持续经营假设由此受到冲击。

2、并购潮流将进一步加剧，会计个体被兼并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竞争激烈可想而知，并购将成为一种趋势。并购的作用在于：1企业通过并购能扩展规模又能逐步现现代企业制度演进；2通过并购还能使企业转移重心，集中发展“阳光”产业。并购能使企业在极短的时间内聚集发展所需资金、规模，而不必通过漫长的积累之路，因此并购成为趋势不可避免，持续经营假设又一次受到挑战。

3、“网上实体”不适用持续经济假设，而适用破产清算与破产期间假设。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更新、扩散的速度很快，经济活动面临着较大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网上实体”的特点。“网上实体”经营活动的“短暂性”，适时介入退出与转换的特点，决定了持续经营假设已不能适应，而必须代之以破产清算与破产期间假设。

三、会计分期假设

会计分期假设是指可以将企业不断的经营活动分割为若干个较短时期，据以结算账目和编制会计报表，提供有关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会计信息。会计分期假设本身是对持续经营假设的一种补充，它存在的原因与会计管理职能直接相联系。之所以要计算期间损益，定期编制会计报表，主要是通过报表，找出存在的问题，以利于下一周期的生产经营。但是人力地划分区间，并且“待摊”“预提”费用等，必然导致客观经济现实与会计反映结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背离，成为引起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即会计期间的划分将不可避免引起会计信息的部分失真，这是会计分期假设本身固有的缺点。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传统的以年度为期的会计分期假设将受到冲击。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法》均规定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即以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作为会计年度，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内部管理会计以至战略管理会计的推行，企业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将朝着多层次、多元化方面发展；在时间上而言，不同管理主体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不同，因此，会计分期应以它们的需要为基础，决不能以整齐划一的日历年度为标准。

四、货币计量假设

第6篇

关键词：家庭基本支出 民间投资 就业 分配结构 有效需求

家庭基本支出是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于生存的必需支出主要有吃、穿、用、住、行等，其所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便是家庭基本支出比例。从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扣除家庭基本支出后的剩余部分是家庭消费剩余，是可用于投资的资金。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家庭消费剩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限，家庭的消费剩余一般不用于进行投资，只能通过储蓄对经济社会发展起间接作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消费剩余可直接用于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效应很明显，尤其是消费剩余作为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对于民间投资的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

家庭投资的多寡取决于基本支出占总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减少基本支出部分，就可以增大投资所占份额。我国由于基本支出中某些项目开支过大，致使家庭收入中进入投资领域的份额很小，虽然基本支出类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虽以储蓄的形式存在，但它并不能算作投资资金，因为这部分收入已经预算到基本支出项目上了。

当前，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由于基本支出比例过高，基本没有什么消费剩余，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房价虚高。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也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其房价均异常走高，房价与收入之比已经超过10倍，有些城市甚至超过15倍，而国际上公认的比较合理的比例是3-6倍。造成房价虚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价格高。据测算，城市土地费用约占总房价的30%。当前土地价格还在不断上涨，从而使得房价进一步上涨，反过来，房价上涨又使地价上扬，但这种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反应，也不是合理市场竞争的真正反映。二个利润率不合理。目前商品房利润率已超过20%，且继续呈上扬趋势。这个利润率不但远远高于我国一般工商业4-6%的利润率，且远远高于国际同业10%的利润率水平。三是财产税赋制度极不合理。目前国内所购的住宅，要把50年(商业用房)至70年(民用住宅)的财产税一次性缴齐。这样的收费办法与逐年缴付的办法在价格上相比，结果差别极大。如果采用逐年缴付的办法，初始房价将会下将30%左右。四是房地产市场不规范，造就了很多“炒房团”，人为地抬高了价格。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这个原因列为房价飙升的首要原因。炒房者把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使楼市的需求被虚假放大，造成了楼市旺盛的假象。一方面，很多老百姓买不起房，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住房空置，但房价却仍在上涨，这正是不规范的房地产市场的表现。

二是子女费用高扬。据中国社会院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家庭总消费中超过了房价，排在第一位。高扬的子女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无疑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如今，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亦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其费用都涨得让人无力应对，教育改革成了收费改革。而教育在我国的需求弹性太小，甚至没有弹性，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在人们的心目中，“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意识根深蒂固，这就意味着子女教育已成为家庭的必须支出项目。许多家庭因为子女教育而返贫、举债，甚至卖血的事例也不鲜见。据甘肃省农业部门2004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在甘肃省新返贫的农民中，出于教育因素而返贫的的数量占返贫总数的50%。教育已成为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一因素。[i]

三是医疗费用攀升。据卫生部卫生统计中心的资料，近年来，医疗费用，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大大超过了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医疗费用逐步成为生活费用中的大项支出。对于一个不很富裕的家庭成员来说，如果得了相对比较大的病，也许就成了其家庭痛苦的开始，一个很有希望的家庭很可能因此而陷入困境，从此一撅不振。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患病率为14.3%，比1993年增加了0.3%；就诊率却从1993年的17%下降到13.4%，住院率与十年前的3.6%持平。虽然患病的人多了，但看病的人却少了。据统计，近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患病因经济困难未者的比例接近四成。 二、家庭基本支出比例过高对的

家庭基本支出比例过高的现实，有其正面效应，比如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府的控制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无论是住房，还是医疗，其价格上涨，都相应地刺激了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从其负面效应来看，其危害性更大，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民间投资和就业不利。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繁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投资（不是所谓的股市投机）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间投资无论是绝对投资额还是在总投资中的所占比重，都有了较大增长，民间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不断扩大。近10年来，我国民间投资的年均增长比国有单位投资高出了近10个百分点，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量的贡献率，由1998年的26.91％上升到2002年的72.60％，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部分[ii]。可以说，民间投资在发展经济、优化经济结构、吸纳就业、繁荣市场和扩大出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直接投资的比例将进一步减少，民间投资将会进一步增加。然而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长放缓，很多行业中的民间投资启动乏力。这其中，有制度、体制、政策等各方面的原因，但这些原因对于民间投资来说，都是外因。这些外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但真正决定民间投资的却是内因，是民间资本本身，民间投资之源。而作为民间投资之源的家庭消费剩余由于基本支出比例过大，家庭在基本支出后所剩无几，对于大部分靠自我筹资的民间投资来说，无疑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从根源上讲，提高民间投资的最根本的途径之一就是确定适度的基本支出比例。如果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上有合理而适度的基本支出，那么其剩余就是民间资本的重要来源，没有这个来源，任何良好的制度都是空谈。而就是这有限的家庭消费剩余，也没有真正投向实业。

根据对我国中等收入者家庭的调查，其家庭基本支出后的剩余在一定程度上进入投资领域。但其大部分投向是领域而不是实业。在当前金融业不完善，股市与业绩相脱离的情况下，把资金投向股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结果只是利益的再分配而已，并不能使资本真正增殖，且没有创造就业岗位。其原因，一是资本量太少，那些投资需求比较大的行业往往由于资金需求量大而不能进入，而那些入行门槛低的行业，很多都已经由于投资过多，过度竞争，利润微薄，从而使很多小额资金只能投向金融市场；二是制度机制的限制和投融资体系不完善所造成。对于城市中的低收入家庭和大部分家庭，家庭消费剩余几乎没有，谈不上投资与致富。

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就业难是当前社会最突出的之一。在当前情况下，城镇下岗职工需要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需要就业，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也需要就业，待就业的人数每年要新增上千万。增加就业岗位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大投资，尤其是增加民间投资，投资是创造就业的发动机。数量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于实施减员增效的国有、集体大中型企业来说，不太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他们自身也不太可能自我投资，自我实现就业。所以，这一部分人员的就业必然会依赖民营企业来解决，尤其是要依赖于一些民营的劳动密集性企业来解决。同时，随着民间投资在地理位置上的扩散，也有利于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而这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和必由之路。可见，民间投资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也使得作为民间投资之源的家庭消费剩余显示出其重要性。

二是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和社会稳定不利，也不利于社会公平。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其分配格局应该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或者说“纺缍形”、“枣核形”，也就是说中等收人者的比重在社会中应占大部分。而目前我国的收人分配格局呈“金字塔”形：上头小，中间少，底部大，而且这个“金字塔”的顶部应当说是很尖的，底部是很宽的，即很富的人很少，很穷的人却很多，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也不多。这种分配格局应该说是比较危险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iii]。要实现这种目标，就要使家庭的收入来源多元化，不仅要有工资收入，也得有投资性收入。但是家庭基本支出太大使得家庭消费剩余不足以进行投资来获得收益，从而不利于这种社会分配格局的形成。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目前社会贫富差距不仅大而且有继续增大的趋势，如果不加以调解和控制，最终会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但是，共同致富不能靠“劫富济贫”来实现，而应该让人民在保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有一定的消费剩余用来投资和创业，让人民自我致富。民富则国强，强国的人民大部分都是富人，不是大富也是小富。可是目前，我国很多家庭在基本支出比例如此之高，使得在人民中只有极少数人具有投资能力，大多数人只能去竞争有限的就业岗位，这样一来，很容易导致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恶性循环。人生本来应追求幸福，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天价的住房、高昂的子女教育费用和日日见涨的医疗费用面前，只能在焦虑与煎熬中度过。为了住房，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断的积蓄，为了子女，只能放弃自己；不经意的一场病，也会让很多家庭一撅不振，从此与致富、幸福无缘而与贫困和不幸相伴。如此下去，贫富差距不可能有缩小之日，社会主义的公平性也不会在现实中得以体现。

三是对消费需求形成不利。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就业水平，主要表现为收入的函数。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增速不如物价上涨快，尤其是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极度上涨超出了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虽然家庭储蓄存款年年创新高，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手段刺激消费，但收效甚小。消费需求不足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增加消费需求的着眼点只能是增加收入。然而过高的基本支出比例，使得家庭消费主要集中在住房、子女消费等少数几个大项上，从而造成消费结构不合理，对于其它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减少，造成很多产品滞销，生产能力不能完全释放，间接制约了家庭收入的增长；过高的基本支出比例使得家庭基本消费后所剩无几，不足以用来投资，从而减少家庭收入渠道，降低家庭收入。我国这么大的市场，需求却不足，是很严重的问题。扩大需求，把眼睛盯在老百姓的钱袋上，千方百计地要把十几万亿的民间储蓄挤出来，压出来，引诱出来。但是没有稳定的收入或预期的收益，储蓄是不能用作消费的。储蓄在当前情况下对老百姓是最真实的保险，是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的最实际的保险。扩大需求的根本出路在于投资，在于给民间投资以营养，在于降低比例过高的基本支出，从而解决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基础性因素，释放民间投资蕴藏的更大能量。

[i] 兰昆，《经济导报》2004年1月1日

第7篇

内容摘要：关于生活质量、生活富裕程度等社会经济生活评价指标的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国政府和学者之间盛行。学者们研究用来代替GNP或者补充完善GNP，以便更好的反映社会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可是制定的指标缺少理论的支持和计算方法，并且指标选择的随意性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指标制定的研究出现衰退。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稳步发展，其研究又开始兴起。本文首先对美国学者对反映市场经济指标的GNP、GDP和生活水平的关系进行探讨，其次对近些年制定的生活评价指标进行探讨，最后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制度化的思考。

关键词：社会经济生活水平 GNP GDP 指标体系

制度学派和国民经济统计

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活质量评价指标被开发，其重要原因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最优先发展政策的影响，导致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被大量破坏，带来严重的公害。这让人们深刻理解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不一定会给人们带来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也意味着反映市场经济指标的GNP、GDP已经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进步。

Pigou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妇人们在工厂的劳动以货币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是家务中的无偿劳动就没有统计到GNP当中，再比如，如果妇女和一般人结婚，从事专业家庭主妇就会减少国民分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以外生产出来的货币没有记入到国民经济统计当中。所以，国民经济的统计和实际经济生活的统计不能完全一致。

Myrdal指出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的随意性问题。他举例说明，闲暇时间没有记入到所得和消费项目里。还有他也指出主妇的家务劳动没有统计在所得之中。并且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污染也没有记入到国民经济统计当中。

Galbraith指出，从生产的观点看，GNP统计当中，只把当年生产出来的财富总值表现出来，而没有办法对于种类和生产者进行分类。也就是说，财富的生产包括政府和民间企业。所以，政府为主的教育关系的投资和电话生产的投资在GNP统计当中没有分类。

综上所述，制度学派经济学者Myrdal和Galbraith指出国民生产总产值的计算问题不能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20世纪90年代现代派学者Clark和Kavanagh认为社会进步（progress）是社会公共政策的评价本质，并从社会进步的目标及社会发展的将来性来分析，对于GDP提出了批评。GDP反映货币交换量，货币的大量交换不能满足社会进步的本质。换句话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货币交换而大量增加，可是生活成本（犯罪、离婚、公害）也随着增加。也就是说，GDP的增加不能说明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需要开发反映生活水平的指标。

综上所述，制度学派的学者在很早的时期就指出了国民经济统计中的问题。并且指出GDP是不能完全反映国家的进步。所以需要制定新的指标。

本文从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进步包括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和社会进步（social progress）的两个概念。经济进步意味着所得增加，采用现行的GDP来统计。社会进步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上升。下文就对若干生活评价指标进行探讨。

社会生活评价指标和问题点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199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人类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国民生产总值、收入、财富的增长，而是需要更多方面的提高，包括健康、教育、资源、自由、人权等。并且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评价指标。它的具体评价指标包括：寿命（平均寿命），知识（成人识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学率），GDP指数（人均实质GDP）的增长等指标。

Miringoff认为，以GDP为代表的指数是把握经济景气短期动向为目的的经济指标，很难把握人类的社会发展问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提出了能够和社会问题有效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社会健全指数”（Index of Social Health：ISH）。这个指数的特点是体现了社会经济进步产生的风险和负担，结合了反映个体生活质量的社会经济指标。并且，从年龄层次进行分类，由健康、就业、所得、教育、安全等16项指标构成。具体来说，儿童层面上看，包括婴儿死亡率、幼儿虐待率、幼儿贫困率3个指标。青年层面上看，包括10岁20岁之间的青年的自杀率、药物乱用率、高中辍学率等3指标。成人层面看，包括失业率、一周平均工资、医疗保险加入率等3指标，老龄层面上看，包括医疗负担率、高龄贫困率等2指标。并从全体年龄段上看，包括刑事案件被害者数、饮酒引起交通事故被害数、食品印花保障率、贫富层间的所得差异、流浪者数等指标。ISH的分析结果显示，美国的生活水平到1970年为止随着GDP的增加而增加，但是，1977年以后却是反比例，呈下降趋势。

经济学家Cobb，Halsted and Rowe（1998 ）指出，经济学家认为衡量国家进步的标准应当有自由的资本，可是实际上在国民经济统计当中忽略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并且家庭不睦、犯罪、居住地的荒废化、闲暇时间的损失等没有计算其中。还指出新指标的制定的迫切性，提出了“真正进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这个指标体系的特点是，计算中所得分配被调整，家务劳动被添加，还有公害成本被扣除。GPI由家务劳动和志愿者经济、犯罪、额外支出(defensive expenditures)、所得分配、资源枯竭和居住地荒废、闲暇时间的损失等6项目构成。GPI的计算结果显示与ISH有同样的趋势，美国的GPI指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持续增加，可是那以后表现出下降趋势。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GPI的增加，有赖于将来的资源消耗，家庭收支和社区经济向货币经济转换。

日本经济企划厅从1991年开始每年发表“国民生活指标指数”（People's Life Indicators：PLI），为了区别从1952开始的“新社会指标”（NSI），称为“新国民生活指标”又被称为“富裕指数”。它的目的是有效把握生活水准的富裕程度，特点是对关于生活的人们主观感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强调了经济指标以外，还需要表现出“空闲”、“安心”等非经济的指标。所以它包含了：所得、消费、日常行动等152个指标，包括：住、成长环境、收入、玩和学、交流、就业、医疗和福利等8个项目。它的1991年的计算结果显示：49个省级地区的排序中，长野县、富山县等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排名靠前，大阪（33位），东京（43位）等大城市排名靠后。

上述的评价体系的问题如下：最先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缺点是它在评价发达国家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学率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发达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用“人类发展指数”评价有它的局限性。所以，HDI评价发展中国家还比较贴切，用来评价和分析先进国家的细微进步还是有它的局限性。ISH的缺点是指标选择的随意性和权重的不明确。虽然在是年龄层次划分上还有它的进步性，可是没有明确指标选择的理论根据，再者综合化的方法没有明确。GPI也存在指标选择的随意性上，再者提出的额外支出指标非常模糊。日本经济企划厅的PLI指数的问题是大量引用了连续量变数据，可是缺少如大都市魅力等质变指标，没有能很好的反映大城市的聚积效果。所以导致大都市排名靠后。

指标的方向性和制度化

经济指标容易大量收集，并且有经济理论的概念支撑，可是犯罪、健康、教育、环境等范围广而且复杂的社会生活经济指标的构筑是非常困难的。理由如下：理论建设的困难。社会经济指标的困难在于涉及的学问面广，不仅有环境方面，还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以上学问的融合是困难的。但是国内学者周长城等（2001）进行很好的尝试。他们撰写了《建立人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依据》一文，具体内容包括：人本社会发展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系统工程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正确的社会指标的统计困难。在指标评价中缺少共同的评价体系，这也是在实践中最大的困难。比如，经济指标可以用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可是社会指标，比如教育、健康、犯罪、住房等没有统一的单位可以衡量。虽有很多代替指标，可是缺少理论依托的还原是非常困难。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难外，今后社会经济指标的制定应该遵循以下原则：首先，政策评价手段经常利用个别的指标，对于社会指标的利用，对于政府政策的立案者和学者们的观点有时有偏差。社会生活评价指标的利用有时候导致政策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有利于政策制定者的结果，所以利用上比较消极。而学者们更关心因果关系的探讨。而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有选择的利用指标。可是政策评价和社会经济指标利用不是对立的。只要很好的利用社会评价指标更有利于下一步政策的制定，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政策的制定就可以。其次，统计指标的多样化和细密化。随着专家们对社会指标研究的兴起，世界各国已经从单一的经济指标转向了包含如寿命、教育等非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也积累了很多相关的数据。如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活质量指标（WHOOL），Veenhoven的幸福生命预期指数（HLE）。所以，在统计的时候需要按地区、年龄、男女、职业进行分类。如果是权重的指标最好定期的进行跟踪调查。不断改进指标的实践性和完整性。再次，所制定指标体系的目的性不同，选择指标的重点和涵盖的内容应该不同。社会瞬息万变，单一的指标不容易能完全反映社会进步和生活质量体系。那么也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开发社会指标。比如教育、健康、犯罪、收入等特定的分类指标也需要努力开发。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难和遵守原则外，还必须有以下的考虑：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者或者政府都定期对社会的进步情况和生活水平做报告，为了能够与社会发展同步制定相应的政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上，而是放在了对于社会动态的把握上。然而，有影响力的指标制定和政策的目的是调节社会矛盾，融合社会。这样就需要相关的政治家和部委进行共同制定和意见统一。所以，如J.I.de Neufville指出，指标的制定必须跟相关部委的意见统一。并且也需要让媒体和市民了解指标的存在和意义。还有指标的制定需要与相应的政策计划相统一。

结论

社会经济生活评价体系的研究目的在于能够从各个方面综合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明确存在的问题。以便制定相应的政策，更好的解决问题。然而，现在还需要更多努力，才能更好地让社会经济指标体系研究的成果反映到政策制定上。不仅是单一的数字排序，而是要找到什么是影响排序的根本原因，这样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

因此，在今后的社会生活质量体系研究中，除需要包含主观意思的调查外，需要更广范围的调查和收集资料。并且，分析影响生活水平的原因。同时，还需要对于特定指标的研究。如：犯罪指标、健康指标、福利指标、高龄化指标。这样才能有利于今后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评价。

参考文献：

1.Andrews,F.M.,“The Evoltuion of a Movement”,Journal of Public Policy,vol.9, no.4,1989

2.Bulmer,M.,“The Methodology of Early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 WilliamFielding Ogburn and Recent Social Trends,1983”,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13,1983

3.Bulmer,M.,“Problems of Theory and Measurement”,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9,no.4,1989

4.Carley,M.,Social Measuremennt and Social Indicators,George Allen &Unwin,1981

5.Clark,C.M.A and C.Kavanagh,“How are we Doing?:An Analysis of Recent Attempts atAlternative Measur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Well-being”,in Fayazmanesh,S.and Tool,R.M,ed.,Institutionalis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vol.2,Edward Elgar,1998

6.Cobb,C,T.Halstead and J.Rowe,“If GDP is Up.Why is America Down?”,The Atlantic Monthly,no.276,1995

7.de Neufville,J.I., Social Indicators and Public Policy ,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1975

8.de Neufville,J.I.,“Disappointments and Legacies of Social Indicators”,Journal of Public Policy,vol.9,no.4,1989

第8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价值真谛 物的依赖性 人的独立性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充满着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使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魅力和价值真谛究竟何在？现实中的人们大多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经典阐述中找到答案。

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决定了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

市场经济的自由是一种选择的自由。生产者可以自主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销售者可以自主决定把商品卖给谁，以什么价格卖；购买者可以自主决定购买谁的商品以及购买的价格、数量。但这种选择的自由是人的独立性的体现并以经济主体的独立为前提条件，没有得到法律切实保障的独立的地位和产权（包括法人财产权），是不能实现选择的自由的。

市场经济的平等特征是人的独立性的引伸。因为独立，就意味着不存在谁服从谁的从属关系，这正是经济主体地位平等的本义。平等也是人的独立性的要求，没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就会出现一方强制另一方，另一方的独立性就将丧失。

人既然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和对单位的依附关系，获得了相对的独立自由，并与经济主体处于平等的地位，那么他们的联系就只有靠他们的共同意愿、允诺和遵守的信用来维持。共同意愿的形式化就是契约。契约本身就意味着双方地位的独立平等，没有一方强制另一方，而是共同意愿的达成。

市场经济主体摆脱了血缘宗法关系和行政隶属关系的束缚，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自主经营的权力。为了保障经济主体独立的经济利益不受侵犯，保持主体权力与义务的均衡，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人人都须接受同一的法律标准的约束，以法制治理社会，管理经济。这就是法治。

经济主体的利益独立，必然使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展开激烈竞争。独立的经济主体对机会平等和扩大选择权的追求，必然冲破各种形式的地区封锁、部门分割和非关税壁垒，打破资源的制约和市场相对狭小的限制，不断扩大市场的开放度，使社会分工和协作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二、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源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包括其核心机制即资本——劳动间的对立统一机制，又包括供求、价格、竞争等外部机制。资本和劳动的紧密结合根源于二者对物的共同的依赖性，即它们都是通过商品、货币、价值、剩余价值、交换价值等来表现、实现和确证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根源于二者利益的相对独立型，即劳动收入——资本增殖额之间的矛盾。商品的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以及供给者需求者内部的竞争引起的供求与价格的波动及其相互作用，源于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竞争是各个经济主体互相排斥地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过程，它来源于主体利益的分离性和机会（利益）的有限性，这是因为主体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力，竞争就无从发生。而没有竞争，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就会停止，价格规律不能实现，市场效率就无从谈起。价格的变化是买卖双方利益的变化，主体没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意愿与权力，对价格的变化就不会有灵敏的反应，价格上升不会增加供给，价格下降也不会增加需求，价格对供求的调节作用，价格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功能也将丧失，市场将停止运作。

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从根本上揭示了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的区别

“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是人的发展的最早的阶段。人的发展是与两种不同的“依赖”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其一，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表现出人对自然的动物般的依赖；其二，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说，表现出个人对共同体的绝对依赖。“人的依赖关系”决定了经济主体没有独立自主的地位，人们之间的劳动交换或者是不以货币为媒介的物物交换，或者是依靠超经济强制或欺骗维持的不等价的劳动交换。人所借以发展自身的经济形式只能是自然经济的生产形式。而在人的发展的“自由个性”阶段，人不但摆脱了对人的依赖，而且摆脱了对物的依赖，“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产品因其极大丰富而像空气和阳光那样失去了交换价值，个别劳动已直接是社会劳动，无需进行劳动交换。人所借以发展自身的经济形式无疑是借助于产品经济的生产形式来实现和保证的。惟独在人的发展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人摆脱了对人的依赖，生产者有了独立的产权，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生产者只有依赖于“物”，即必须借助于商品、货币、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等才能不断地促进社会再生产，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所借以发展自身的经济形式除了商品经济以外，别无它途。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市场经济的效率之源，是市场经济能够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的内在秘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说明了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服从和服务于它。“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历史作用就在于促进人的独立性的生成”，为人向“自由个性”阶段的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应了人类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原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真谛和终极价值。

目前，从我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实际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未健全和完善，它还只是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应有的价值还远未展现出来，并且由于各种难以预料的主观、客观、历史、现实、内在、外在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它的价值的实践与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曲折的过程。但无论如何，历史终将证明，它将不断地、顽强地为自己开辟更广阔的空间，从而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真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104.

第9篇

在人们的身边生存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年龄大都在50开外，疾病或意外让他们遭遇独子夭折的厄运。在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他们已无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他们被称为“失独者”。失独者，广义上指因伤残、疾病、自杀或意外亡故，失去了独生子女，且不再有生育能力的“无儿无女”的父母。他们大多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赶上80 年代首批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到中年遭遇独子夭折。在国家需要控制人口的时候，失独家庭为国分忧，从未考虑过个人的风险得失。如今，他们面对的是失去爱子后的孤苦无依，除了丧失爱子的孤苦外，如今更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但相关帮扶、养老与医疗保障体系滞后。如何为这一群体提供有效的帮助，如何接手他们原本寄希望于子女身上的未来，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在中国，对于失独人群与家庭的数据统计，还没有确切的官方调查统计数字公布。但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卫生部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中国现有独生子女2.18亿，15―30岁年龄段的死亡率至少为40人/10万人，每年的独生子女死亡人数至少有7.6万人，由此推算全国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已超过百万。此外，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则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009万人在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国，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根据笔者在湖南省长沙市的调查发现，截止2013年7月，湖南省共有失独者20648人，长沙有2697人，占长沙总人口比例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4倍。全省失独者自2007年以来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长，每年增加2000多人，相当于每万人增加0.3个失独家庭。

二、失独家庭生存困境

（一）部分家庭生活拮据，失独老人的物质帮扶不够

在我们所走访的失独家庭中，90%以上的家庭，夫妻年龄已经超过了50岁以上，在失独家庭中没有工作的比例远远高于有工作的，没有工作的比例达到64.3%。这一类人同时又可分为离休或退休、下岗以及没有工作能力等情况。据实地调查得出的数据是，离退休失独老人平均每人每月可以拿到1000元左右的退休金。其他部分的失独家庭只能靠养老保险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政府救助、亲友接济、自己劳动等方面获得经济收入，但是这些方面只是基本的、低标准的、不稳定的收入来源，其生活水平还很低下。而对于那些在农村的失独家庭来说，失去唯一的孩子则意味着失去了经济来源以及养老的依靠。因此，对于这部分失独家庭来说，物质上的帮扶显得尤为迫切。

国家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涉及失独群体社会保障的条款为该法的第四章第二十七条：“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对失独家庭给予扶助的一部法律，然而，该项条款中“给予必要的帮助”这一概念显得很模糊，在法律上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伸缩性。湖南省也从2006年开始颁布施行了《湖南省部分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扶助方案（试行）》，这是湖南省较早实施的对失独家庭和伤残家庭进行扶助的一项制度，2006年刚颁布实施时，对符合条件的失独家庭的扶助金是每人每年600元，截至到2012年，该扶助标准已经动态调节到每人每年1620元。同国家的扶助标准一致。调查发现，长沙市各区对失独家庭的特扶金标准并不一致。据了解，长沙市芙蓉区和岳麓区等从2008年开始已提高扶助标准至每人每月400元，高于其他区执行的国家标准。岳麓区对失独家庭的特扶金有两个标准：对于符合条件的无工作的纯居民，每人每年4800元，对于有工作或者离退休个本地居民，每人每年扶助标准为 1620元；芙蓉区自2013年1月1日起，所有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4800元。但是就算如此，这对于失独家庭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远远解决不了问题。

（二）身体和精神状态不佳，生活质量下降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痛苦是正常人无法体会到的，是人生中最大的不幸与悲哀。很多的失独家庭在失去独生子女后，身体素质急剧下降，由于长期陷入悲伤地状态很容易得抑郁症、心脏病、高血压、视网膜模糊并失明的现象。在我们的调查中有50%的失独老人认为自己的非常不健康，而认为自己还比较健康的只有3.6%。同时精神上的痛苦加剧了身体健康状况的下降，在中国的文化里孩子不仅仅是父母们血脉的继承，更为重要的是孩子还是父母希望的依托。在失独家庭中基本都是子女成年后因疾病或意外死亡，失独老人一直没有走出丧子之痛的阴影，有30.91%的人认为“生命没有希望，生不如死”。孩子离世后身边没有人陪伴，他们整日以泪洗面，不肯面对现实，将自己封闭起来，足不出户。还有23.6%的失独老人认为“害怕和别人交流，担心会聊到孩子的事情”，他们对外界的戒备心很重，基本上不愿意与外界有交流。相对于物质上的补偿，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失独家庭的精神慰藉，让他们可以早日走出心理阴影，重新融入社会。

（三）对养老、医疗保障问题的担忧

育儿养老是中国的传统观念。被称为“失独者”的他们，除了丧失爱子的情感煎熬外，如今更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孩子是父母的希望与保障，中国人更是把儿女看得比天还大”，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一旦独生子女家庭失去唯一的孩子，父母养老送终便成难解之题。在问及是否担心养老问题时，有87.27%的老人表示“非常担心”，表示“不太担心”的仅占3.64%。而当问到主要担心养老问题的哪些方面时，78.18%的人表示“年老生病没有足够的钱看病”，94.55%的人表示“年老生病或不能自理时没有人照料”。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失独家庭的医疗保障政策，大部分需要失独家庭自己负担。据我们了解，2012年全年，在医疗费用支出方面，有53.6%的家庭平均每月用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小于1000元，28.6%的家庭每月用在医疗方面的支出达到1000-2000元。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有50.9%的家庭表示收支已经入不敷出。他们担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害怕没有足够的稳定的经济来源，一是担心没有亲人能在身边照顾自己。他们迫切希望自己的后半生能够有所保障，能够有尊严地活下去。目前，在有的地区将失独家庭按照“三无家庭”的保障机制，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三、失独家庭亟需社会支持

失独家庭我国人口政策带来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 这些家庭因为响应国家的号召而使自身遇上了巨大的风险。这一群体面临的困境需要国家与社会从多角度、全方位寻求解决路径。

（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1. 建立政府层面的制度化扶助关怀体系。目前政府层面还没有专门针对失独群体的制度化帮扶措施，各地措施存在形式单一、政策不衔接、标准低、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要发挥政府的主导、协调、推动作用。政府应承担起计划生育补偿的国家责任。国家整体考虑，制定一个面向失独者的全面关怀制度，给予针对性的服务。首先，对于当前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定义不清的部分，重新审视、完善，建立明确的针对失独家庭补偿的法律体系，让失独群体的利益有法律的保障。其次，设立政府失独家庭专项养老金，增加政府养老资金的财政投入，减少失独家庭的经济保障风险。最后完善养老制度与医疗保障制度，让失独家庭无后顾之忧。对于失独家庭，政府每年都有一定的奖扶资金援助，但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失独老人来说这点扶助金远不足以维持其正常生活。政府应在社会抚养费中明确一定比例用于为失独家庭购买足额养老保险、意外伤害和大病医疗保险等，解决失独家庭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对医保无法报销的自费部分要给予减免，让这一群体生存养老都有保障。同时，要建立良好的养老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在人们因为政策限制或面临生育选择时，没有后顾之忧。

2. 适当提高失独家庭的特别扶助金标准。考虑到经济发展、物价上涨等因素，失独家庭的特别扶助金也要动态上调，目前长沙市的特别扶助金还太低，对失独家庭的帮助很小，根据对失独家庭的走访和他们的期望，建议特别扶助金标准可提高到1000元每月，并实行全市统一标准，防止的各区不同标准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同时，每逢节假日应上门给予物质和资金慰问，对临时有困难的对象及时的救助。

3. 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精神抚慰和心理疏导，建立心理救助机制。对于失独父母来说，养老、医疗等物质保障很重要，但精神抚慰更不容忽视。因此，针对失独父母，有必要在财政支撑下，建立起心理治疗机构、社区、政府等多方共同参与的心理救助机制，并将其落到实处。要以社区为平台，组织或引导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关爱失独家庭，丰富其精神生活，解决失其内心的孤寂。

4. 为失独家庭收养子女提供便利条件。首先，政府应放宽失独家庭收养政策，为失独家庭收养子女开辟绿色通道、创造制度上的便利。同时，为愿意再生育的家庭提供生育帮助，为希望通过 “试管”生育的家庭免费提供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以便“失独家庭”能通过收养和再生育摆脱“失独”的孤寂状态。

（二）建立社区关怀机制

1. 完善社区医疗服务。结合医疗服务中心或者医药研究所，在社区设立卫生服务站点，为社区内60岁以上失独老人建立专门的健康档案，由专职助老服务员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点开展安全和卫生检查，并做好记录。

2. 为失独家庭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具体可以借鉴株洲市疾病防控中心为失独家庭提供“六心”服务的做法。对于那些不想到养老院养老的失独者，社区派专门的社会工作者到失独者家里提供慰问、聊天、陪伴等精神型服务；针对失独老人的具体困难，为他们在家务、医疗照顾等方面提供援助；以及在老人临终的时候处理好后事，让失独者“老有所依”。

（三）社会志愿者积极关注失独者

1. 失独志愿团体筹划建立稳定的失独者互助关爱平台。失独者关爱互助平台是一种为区域内失独家庭提供交流与互动的平台，失独者可以通过此平台交流情感、排解孤独、组织参与各种活动。解决“失独家庭”问题、关爱“失独父母”，只有多方面共同努力，才可能打破失独家庭所陷入的痛苦内循环，从根本上给予“失独家庭”经济支撑和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