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走势分析
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应在全球背景下展开，并着眼于长期视角。最近，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课题组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显著下降，并且与全球经济的联系逐渐加强。全球经济波动性的下降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火车头”美国的经济增长趋于稳定。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以上特征通过对外贸易渠道进行传导。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对外依存度一直呈上升趋势，2006年外贸依存度达到峰值，此后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降。就三大需求对GDP波动的贡献度而言，出口是贡献度最大的，伴随着进出口波动增长的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1999年之后制造业投资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2004年后制造业比重超过房地产业投资比重。在外需稳定的前提下，进出口的增长效应在制造业投资两期之后显现。
次贷危机和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外需疲软，中国政府随后启动了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政策，这是危机后中国经济得以在高位小幅波动的主要原因。从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看，2007年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形成完全相反的走势，反映了投资对冲净出口下滑产生的经济风险。
总结经济周期波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内经济波动趋稳是融入全球化的结果，这一特征主要通过外需渠道传导；二是对外贸易的增长伴随着制造业投资的增长，这一阶段中国快速工业化主要受益于全球化的进程；三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积极的扩大投资的内需政策，这是2008年后经济保持小幅波动的主要原因。
最终消费走势
对最终消费的分析，重点在于居民的最终消费，其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长期在75%左右。可以通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相近指标对居民消费进行观察。从绝对额上讲，自1990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增长势头，在2011年这一趋势还将延续。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经济一直持续增长，形成了消费持续增长的基础；二是从国民收入的要素法分析，尽管居民收入并不是所有要素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但也一直保持增长势头。2000～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280元增加至17175元，年均增长率为11.8%，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253元增加至5153元，年均增长率为9.6%。尽管许多专家学者表示负利率使得居民存款财富缩水，可能会影响消费，但如果考虑收入流的增长，并不会对最终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从增长率角度看，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大致维持在20%。这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周期波动性的研究表明最终消费对GDP波动的贡献率最低；二是消费的收入弹性逐渐降低，从长期趋势看，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收入增量部分用于消费的增量是降低的；三是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消费产品从以前“吃穿用”为主向“住行学”过度，这其中“住行学”的产品大都具有投资属性，在统计中并不被计入。综合以上各种因素，预计2011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略有上升。
固定资产投资走势
高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特点，这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有关。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是工业化过程，即制造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2001年的14.4%上升至2003年29%的峰值，在产能形成后的一至两年，外贸顺差有显著增长。在此过程中，国内经济环境还伴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以及要素资源的价格扭曲，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有着很强的价格优势，这就形成了经济增长投资和出口依赖症。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外需疲软，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大幅下降，以城市化推动的投资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亮点。以扩大内需的4万亿元投资为例，其中1.8万亿元为“铁公基”项目，1万亿元为灾后重建项目，2800亿元为保障性安居工程，这些项目都与城市化相关，占总投资的75%以上。这些投资并不是以财政全额拨款的形式下拨，此后出现了地方政府以投融资平台形式落实这些投资的现象，这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构成潜在风险，此后国务院提出了清理整顿的要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伴随着上述政策起落，经历了三个阶段：2008年的小幅上涨阶段；2009年的快速上涨和快速回落阶段；2010年的小幅回落阶段。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走势，结合2011年政策的新动向，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还将延续2010年的走势，甚至进一步下滑,其对GDP的贡献率将大幅下降。这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制造业投资可能面临继续下滑。制造业投资与外需紧密相连，目前美欧经济前景依然不明朗，尽管外需存在恢复性增长的诉求，但恢复性增长不致引起国内投资的增长；从供给角度看，低成本无限劳动力供给的状态已经发生改变，这也使得传统制造业投资不具吸引力。二是商品住房投资将进一步下降，保障性住房进一步加大投资，但后者不足以抵补前者。综合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两方面的走势预测，估计2011年房地产投资会有较大幅度下滑。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所下滑。其一，4万亿元投资的效应逐渐消退；其二，去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过快，国务院于2010年6月发出清理平台债务的通知,可能形成一些烂尾工程；其三，三个重要事件对去年的投资贡献较大，分别是玉树灾后重建、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而2011年全国并没有大的会展和体育赛事举行，这也导致投资下滑。
进出口走势
2011年的进出口形势将表现为：进口增长率保持在30%左右，出口增长率略低；但由于出口额的基数大于进口额，对外贸易依然保持顺差态势，估计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200亿美元以上。
首先，从对外贸易的历史看，自中国加入WTO后的2001年至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保持在200亿至300亿美元；自2004年开始贸易顺差每年保持700亿美元的增长，进出口增长率稳定在30%左右，形成稳定的增长趋势。此后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在2008年下半年才显现，进出口增长率在2009年经历了最低谷，但自2010年初，进出口贸易又恢复到历史增长水平。
其次，受美国以邻为壑的政策影响，人民币升值面临很大压力。然而关于人民币升值及升值预期恶化中国贸易收支的看法，笔者并不赞同。这种理论在现实中能否成立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一，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是否完全传递，其二，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否成立，即价格变动是否具有数量效应。就第一点而言，国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因沉没成本、市场竞争等，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很难传导；就第二点而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价格水平显著低于主要出口国，因此出口的价格弹性并不大，出口和进口的价格弹性并不大于1，从而“反J曲线”在中国并不存在。
综合以上两点，2011年对外贸易还将延续2010年的恢复性增长势头，由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对外贸易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可能有负转正。
物价走势分析及其治理
2010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呈一路上升趋势，成为宏观调控的焦点。对此，须弄清此轮价格上涨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影响，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及能否得到控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实体层面主要表现为贸易盈余的增长，在金融层面表现为储蓄率持续高于投资率。这决定了物价不具备长期上涨的基础。从CPI走势可以看出，非食品类的CPI增长率一直维持在3%以下走势，而每次CPI的大幅上涨都伴随着食品类CPI的上涨。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的CPI上涨因素是粮食歉收，全国粮食总产量在2000年至2003年一直保持在9000亿斤以上，2003年骤减至8600亿斤；2007年食品类CPI的大幅上涨主要归因于猪肉价格上涨，2006年9月全国范围内爆发蓝耳病疫情，导致猪肉出栏数和猪肉产量大幅下降。此轮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同样是食品类的价格上涨，而食品类价格上涨主要归因于2010年初自然灾害导致的供给冲击。此外，由于资源类产品（如水、电、燃气）的价格上调导致居住类价格小幅上涨，但CPI中居住类权重仅为14%，因此并非CPI上涨的主要推手。
对于此轮价格上涨，许多学者将其归为通货膨胀，进而提出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进行打压的对策。对此笔者认为并不恰当：首先，由于此轮价格上涨是供给冲击造成的，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仅起不到抑制物价的作用，甚至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产出波动；其次，一种观点认为部分蔬菜价格上涨是过剩资金的恶意炒作造成的，有必要收紧流动性，然而收紧流动性并不能根本上堵住这些微型泡沫的源头，恰恰相反，大部分蔬菜都是易损品，不易储藏，也不会成为长期炒作的对象；最后，部分学者认为物价上涨是输入性通胀的结果，对此应该通过提高利率、人民币升值减轻输入性通胀的风险。然而在过去几年，中国一直是小麦和大米的出口国，而大豆占据中国食品进口的50%以上，因此输入型通胀不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出，货币政策并不是应对物价上涨的主要抓手。2010年11月19日，国务院的《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将对物价上涨起到抑制作用。首先，前五项措施都是应对供给冲击的，可谓切中要害；其次，结构性的物价上涨影响的主要是低收入人群，因为食品类支出在他们总支出的比重较高，而第六项措施即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主要针对优抚、低保人群；最后，针对游资恶意炒作部分农产品的现象，通知提出了加强价格监管等措施。
在以上政策作用下，物价上涨现象将是短暂的。然而，影响2011年物价上涨负面因素依然存在，甚至要强于2010年。不仅南方遭遇冰冻天气，而且北方持续干旱，这已经影响到冬小麦的播种，而北方16省耕地面积占全国近60%。此外，2010年年末的翘尾因素还将持续。总体而言，2011年CPI走势将呈现先高后低的走势，全年CPI不超过4%。
财政及货币政策分析
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是宏观调控的艺术。201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就财政政策而言，积极的政策取向将发挥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的作用。2011年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包括教育投资、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养老保险体系的扩大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应用。以上政策取向与整个经济转型的大背景相契合，起到了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目前，东部地区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进行低附加值工业化的道路已面临瓶颈，而城市化和经济服务化的道路是必然选择。对此，公共领域的投入必不可少，在教育、医疗和养老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城市的服务经济也将获得大力发展。对于中西部而言，地区发展差异是最重要的议题，对此中西部应抓住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通过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的进入，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就货币政策而言，稳健是由“积极”转为“稳健”，实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从具体操作工具看，数量工具居于主导地位。价格工具让位的首要原因是市场仍然处于低利率环境，提高利率可能引致热钱流入；其次，过去提高利率的着眼点是物价，然而上文的分析表明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冲击，随着冲击逐渐减弱，提高利率的压力逐渐减轻；最后，如果多次提高利率，贷款利率将处于高位，这与后危机时代的增长诉求不相称。总体判断，2011年加息的次数大致在三次左右，此外由于“南冻北旱”的天气可能再次造成供给冲击，因此央行的加息主要集中在上半年。数量工具的着眼点是对冲外汇占款，随着对外贸易的恢复性增长，外汇占款也将进一步增加。数量工具中存款准备金的应用居于主导，因为在利率上升期，存款准备金相对于央票是成本较为低廉的工具。此外，货币政策中的信贷政策将发挥结构调整的作用，如针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以及房贷的准入政策还将继续执行。
对策建议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为在短期内校正宏观经济走势，使之符合中期的发展规划，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实体领域应消除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
第一，在中央层面应加快资源类产品的价格改革。长期以来，高能耗、低工资、低资金成本是支撑出口加工贸易发展的三大基石，这不仅恶化了贸易条件，也导致了工业结构的低级化，使得我国迟迟不能摆脱经济粗放式增长的模式。对此，必须认识到，经济事物的内在矛盾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须要通过资源价格改革进行倒逼。通过改革的倒逼机制，传统的产业部门将做大做强，淘汰的产业资本将寻找新的方向，而通过人为的控制价格从而抑制矛盾发展可能会错过改革的最佳时机。对于资源价格改革的方式，笔者并不主张通过提价这种简单方法进行，要防止用于补偿环境损失的资金转变为少数部门的福利，建议采取开征资源税的方式。
第二，在地方层面彻底改变以GDP增长为标准的政绩考核模式。首先，由于上述考核方式并未将环境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这导致了地方政府在引进项目注重规模、轻视质量的行为模式，加剧了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和低级化特点；其次，这一考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房价快速上涨，一方面暴利的房地产行业可以为地方的GDP增长快速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土地出让解决税收不足的问题。然而高房价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严重负面影响：其一，房地产行业的高利润使得产业资本不愿意进入新兴产业，因为相对于高风险高利润的新兴产业，房地产行业则是低风险高利润的；其二，高房价提高了居住成本，影响了高技术人才的聚集，而人才是创新的根本因素。
财政领域的改革应围绕实体领域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括两条主线：一是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向服务化过渡；二是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向城市化扩展。上文围绕这两点针对短期的财政支出政策进行了简要论述，此处重点讨论长期调整的财政收入政策。
围绕第一条主线应做好如下两项工作：第一，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向直接税转型。间接税存在着征收便利的优点，但其计量的基础是工业产品的流转，随着经济转型和经济服务化的推进，税收结构也应做相应调整。第二，积极推进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一方面为保障经济发展的基础，通过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继续为第二产业减负；另一方面为促进第三产业发展，通过营业税的取消和消费型增值税的开征解决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负差距问题。当然，为了保持地方改革的积极性，这部分收入仍然可作为地方收入入库。
围绕第二条主线应做好如下工作：适当增加地方税种并增加共享税的地方分成比例。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税源相对集中稳定、征管相对便利、收入充足、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大多列为中央税或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留给地方的大多是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和收入不稳定的小税种，使得地方政府很难通过地方税有效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客观上刺激了地方政府各种非税方式――包括土地批租方式筹集预算外资金，以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地方公共产品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为打破当前土地财政的困局，一方面可以适当增加共享税的地方分成比例，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适当增加地方税税种。当前应加大力度推广房产税，从税收效果上看，房产税能够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从而优化产业资本结构的作用；从税收的技术角度讲，房产税具有税源集中稳定、增收潜力大的优势，有利于打破当前土地财政的困局。
货币金融领域也要加大改革力度来配合其他领域
货币金融领域的改革重点包括三大方面：
第一，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首先，经济转型和经济服务化必然产生新的战略产业（如新能源、信息技术等七大新兴战略产业），新的战略产业必然需要金融支持，而实践表明资本市场在支持技术创新方面比银行更有优势；其次，大力发展公司债市场，降低大企业的融资成本，改变银行主要依靠利差吃饭的局面，增加银行体系竞争力。
第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调控环境。首先，发展短期国债市场，改变货币调控的被动局面，形成基准利率。目前，央票主导的公开市场操作产生了诸多弊端，如以自身负债为基础的调控使货币当局不能保持中立，央票在到期后支付利息实际上形成了长期扩张的态势，导致在应对流动性过剩时调控效果不佳。其次，逐渐取消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付息制度，恢复利率的零底线。最后，彻底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目前存贷款的半管制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银行间的竞争，也使储户丧失了选择权。在当前银行理财市场逐步发展并形成竞争的环境下，放开存贷款利率市场正逢其时。
关键词 宏观经济 发展形势 调控
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判断未来经济发展走向，对政府的调控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重视正确原则，会导致在判断宏观经济时出现分歧，从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充满随意性、盲目性，无法为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因此，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来说，相关部门要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判断，准确把握未来经济形势，促进个人或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让政府部门经济调控更具有效性。
一、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现状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来讲，一方面是仍然存在着中部、西部地区发展速度慢于东部地区的情况;另一方面是虽然在新农村建设下农村发展成绩显著，并且农村公共设施、住房条件和人均收入等方面也有了很大提升，但是目前仍然难以跟随城市发展步伐。因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期间存在着大量风险，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很大。
（二）经济增长方式不优化
投资和出口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增加方式，所以并未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转变。对出口的过分依赖，会造成国内出现消费不足的情况，投资过大，会提高货币供应量，让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大。[1]因而投资和出口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必须对其进行宏观调控，运用有效措施刺激国内消费，最大限度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提高消费的比重。
（三）宏观调控政策较局限
宏观调控政策在经济运行中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调控政策会干预市场，其自身稳定性不强。二是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后，很多领域并未涉及。三是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必须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只要政策出现偏差，会导致经济面临严峻问题，风险很大。例如，目前存在的通货膨胀、就业率低的问题。其中通货膨胀表现在劳动成本上升、物价上涨，就业率低表现在每年超过10%的大学生难以正常就业。
二、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议
（一）将惠农政策落实到户
对于当前农业灾害频繁，导致粮食产量不高，价格上涨等问题，必须将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从而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一是各级政府要重视惠农政策，尽快将各项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如粮食补贴政策、农用机械购进补贴等。二是针对农业受灾地区，必须提高政策扶持力度，可以适当增加受灾地区生产恢复资金。另外，在干旱地区要建设饮水、增雨工程，保障群众生活资金，帮助灾区平稳渡过难关。三是及时下发财政预算中的当期支农资金，提高农业生产资金配套能力。四是提升粮食最低收购价，科学合理调整粮食的储备，确保粮食能够正常供应。
（二）控制高耗能产业扩张
为促进经济的发展，现阶段高耗能产业增长过快，新的项目投资数量庞大。[2]针对这些现状，应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通过强化管理，提升投资效率。一是资金来源方面。对政府投资的新开工项目要进行严格限制，科学管理基础设施，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的投资金额加以限制，从而实现高耗能项目数量的逐渐减少。二是金融信贷方面，针对产业过剩行业、高耗能产业和新开工项目，要对其审批数量进行严格控制，不断规范贷款条件。三是土地使用管理方面，各级政府要合理使用土地审批权，严格控制高耗能产业。
（三）保持灵活的货币政策
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严格把握后续政策力度，同时将退出机制的准备做好。这样既可以加强通货紧缩的预期，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还能够让币值更加稳定，避免存在中长期风险。目前，我国金融体制结构还有很多缺陷，银行贷款主要集中于政府项目、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需要得到资金支持的创业项目、中小企业却无法得到资金扶持。因此，要加强对我国金融体制结构的深化改革，花费更多精力去打通金融梗阻，让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得到满足，让资金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得到发挥。
（四）财政政策要减税富民
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来看，有着企业和人民税费水平过重的问题，通常表现在：在我国GDP中政府收入比重很高，部分税种税率有待进一步降低。除此之外，我国财政负债相对安全，在经济复苏时期，要实行减税富民的政策。简单来讲，就是对现行税制进行改革，实现企业和人民税费的降低，从而刺激人民进行消费。这样一来，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就会充满活力，并获得快速的增长。
三、结语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依然有很多问题，在对其进行完善和调整时，存在着大量不确定因素。为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立足于现阶段经济形势，科学判断宏观经济走向，以政府主导为前提，对现有问题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走上稳定长远的道路。
（作者单位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财政局）
参考文献
【内容提要】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保持了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价格比较稳的良好局面，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的良好开局。同时，经济生活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可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主要是：投资增长偏快，货币供应量偏高，对外贸易顺差偏大，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加强政策配套，努力实现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总体最优。在宏观调控中，应注意把短期问题的解决与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促进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2006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从上半年的情况看，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了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价格比较稳的良好局面。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改革开放，认真落实各项宏观调控措施的结果。分析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总结宏观经济工作的经验，可以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确保实现“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奠定基础。
经济发展总体形势良好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平稳较快，企业效益继续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国内外需求比较旺盛，经济发展总体形势良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平稳较快增长。GDP在连续3年增长10％左右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增长率又达到了10.9％。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都保持着较快增长：今年上半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现价增长了13.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现价增长了29.8％，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了23.4％，为全年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创造了条件。
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政策得到逐步落实，农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夏粮获得丰收，全年农业生产有望继续取得好成绩，为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生产较快增长的同时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国有企业和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31,748亿元，同比增长17.0％；实现利润629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5％。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178.31，比去年同期提高13.87点。
国家财政税收形势较好。前5个月财政增收超过5000亿元，增长率高达22.8％,为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居民收入水平继续提高，民生状况进一步改善。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增长幅度都超过了10％，全年城镇新增就业的目标已经完成过半，对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大。
市场价格基本稳定。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价格总体水平保持稳定，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属于相当温和的水平。投资品价格上涨幅度与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也为中长期保持总体价格水平稳定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值得关注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可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主要是:投资增长偏快，货币供应量偏高，对外贸易顺差偏大，房价上涨过快，以及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增大等。它们有的是长期以来已经存在但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有的是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新出现的，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积极解决。
与消费需求增长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仍然偏高，投资增长仍然存在反弹压力。2006年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3％，高于去年同期水平近4个百分点。从投资的月度增长数据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出一定的增速反弹态势。2005年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产能过剩，其直接原因是2003年部分行业特别是上游产业部门的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会造成相关产品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企业利润减少，亏损增加；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可能增加银行坏账，加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压力。然而，2006年以来，产能过剩问题似乎并没有出现严重后果，表面上看，工业快速增长，企业利润也有较大幅度上升。这是因为，目前过快增长的投资吸收了一些原来过剩的产能，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产能过剩问题。但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消费需求增长速度的状况如果不能得到扭转，不仅不利于保持“合理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这一经济结构调整战略任务的实现，而且可能引致新一轮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
与生产增长速度相比，货币信贷增长速度仍然偏高。目前货币总量增长较快，2006年5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增长19.1％，增幅比上年同期高4.4个百分点，连续12个月超过央行设定的预期目标。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同比增长14％，增速比上年同期高3.6个百分点。货币供给的过快增加造成信贷的过快增加，截止到5月末，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21.16万亿元，同比增长16％，增幅比去年同期高3.6个百分点。全部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约为1.78万亿元，同比多增了7939亿元，而央行全年的信贷投放指标仅为2.5万亿元，前5个月就达到了全年计划的71％。
M1和M2两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仍延续背离的趋势。M1和M2增长率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存款结构的变化，构成M2主体的银行存款的增长率远远高于构成M1主体的活期存款增长率。此外，基础货币增长率的逐渐回升，也成为M2增长率快速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导致国内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加大了货币供给的压力。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尽管个人、企业、商业银行持汇额度和头寸均有所放开，但市场主体多倾向于短期结汇。“双顺差”不断转变为外汇储备，中央银行需要以外汇占款的形式大量投放人民币资金，扩大了人民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增长又通过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机制转化为货币信贷的增长。2005年“宽货币、紧信贷”的金融格局，在今年一季度转变为“宽货币、宽信贷”。
“双顺差”继续扩大，对外贸易不平衡压力加大。上半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速为25.2％，仍高于进口增速3.9个百分点，顺差达614亿美元，同比增长54.9％。贸易顺差大幅度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对外贸易不平衡。贸易顺差激增的原因在于：国际经济形势较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出口愿望强烈。前些年投资累计形成的加工生产能力现在逐步释放，使得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迫使企业努力扩大出口。而我国出口中加工贸易比重大，较少受国内限制因素的制约，只要存在外部需求，加工贸易出口就可快速增长。此外，出口退税政策等也刺激了经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而近两年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一直处于高价位，特别是近期国际油价再度暴涨，致使进口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进口需求。过大的贸易顺差，一方面造成贸易摩擦大量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内需求某种程度的不足。经济对外依存度高也加大了经济增长的风险。造成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特殊地位，因而短期内迅速调整、实现贸易平衡的难度很大。从长期来看，应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努力实现贸易平衡。
房地产行业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高度重视。房地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在现阶段，房地产业中存在的房价上涨过快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住房需求，而且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由于目前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基本来自金融机构，买房者的资金大部分也来自按揭贷款，在房价上涨过程中一旦资金链条断裂，就可能引发房地产危机和金融危机。当前的房地产问题突出表现为市场化过度以及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严重不足。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应被视为“准公共物品”，需要政府承担住房保障的责任。帮助中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是调控房地产价格水平重要且有效的措施。
此外，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增大的问题也很突出，需要我们更加重视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加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努力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
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
一、对2007年经济形势及2008年走势的判断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2007年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多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高位企稳或呈明显趋降，经济增长南偏快向过热转化的势头有所缓解，宏观调控效果开始初步显现。三季度GDP增长率为11.5％，比二季度11.9％的增速放慢0.4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长率高位小幅回落，10月份增长14.7％，比6月增幅回落了4.7个百分点；出口增长速度大幅放慢、且呈明显回落态势，10月份增长22.3％，比2006年同期同落7.3个百分点，比7月份34.2％的增速放慢11.9个百分点，降幅高达50％。这充分表明，国家采取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后，中周经济增长加速的趋势已得到初步控制，国民经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初步预计，全年GDP增长11.5％，比2006年加快0.4个百分点。
与会专家认为，与2004年相比，2007年宏观经济呈现出一些新亮点，可以概括为“两高一好”。第一，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首先，前三个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1.4％，与去年同时期相比，增幅高了6.8个百分点。其次，企业利润大幅度提高。第三，就业状况明显好转，这与2004年的就业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4年我同城镇登记失业率最高上升到4.4％，而2007年前三季度登记失业率为4.0％，低于年初所确定的控制目标0.4个百分点。年初确定的全国新增就业900万个岗位，前三个季度已经实现了920万人的新增就业。超过计划目标20万人。4.0％的登记失业率是2003年以来最低点。表明我国就业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有的专家还指出，总供求关系总体向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没有出现明显的总量失衡的情况。一方面，需求增长受到的控制越来越多，宏观调控不仅调控内需，同时也调控外需。2003年以来，通过严把土地和资金两道闸门，提高市场准入标准等多项措施，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2006年以来，通过降低出口退税、加征出口关税等措施，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增长，以及抑制贸易摩擦严重的产品出口增长，稳定外部需求，内需和外需增长的稳定性提高：另一方面，从供给看，支持生产能力扩大的诸项要素条件较好。当前我国的资金和劳动力供给都比较充裕；瓶颈约束大为缓解；粮食连续4年增产；尤其是在加强自主创新和全面加入国际产业分工的背景下，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不断提高，只要国内外市场有需求，就会产生相应的供给增长。2003年以来，随着国内消费、投资需求趋旺和外贸出口加快增长，我国重化工原材料、能源、运输等基础产业的增长都在加快，全国发电装机、煤炭产量、货运量、粗钢产量及主要有色金属产量均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这表明，生产能力扩大、供给增长的潜力巨大。综合来看，我国经济总供求关系总体趋于协调，不易出现供不应求推动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朱来可能出现局部的供大于求和产能过剩问题。
与会专家认为，虽然褴个经济加快增长的势头初步有所控制，但是，还不能掉以轻心。固定资产投资再次出现反弹，2008年面临的反弹压力也很大。当前货币和信贷仍然投放过多。对外贸易顺差还在扩大，2006年顺差为1775亿美元，2007年1-10月已经达到2124亿美元，全年预计可能到260(0-2700亿美元。特别是CPI连续4个月涨幅超过5％，其中有两个月达到了6％以上，口前虽然还只是温和上涨，但压力明显增大。因此，防止整个国民经济从偏快转向全面过热，仍是今后一段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关于2008年经济走势，大家们的判断比较一致。2008年在流动性过剩和企业效益增长加快的情况下，同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尤其2008年是地方政府换届后的第一年，投资冲动会比较强烈。而且，因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消费将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受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及美国次贷危机等问题的影响，2008年世界经济及美周经济增长放慢，将对我国出口产生较大影响，出口增速有可能从2007年的20％以上回落至16％左右。但贸易顺差将继续有所扩大。总体来看，2008年中同经济将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但增幅比2007年会有所回落，初步预计GDP增长11％左右。CPI受翘尾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影响，有可能保持或超过2007年的增长水平。
二、对物价形势的三种判断
一种意见认为，当前物价上涨是结构性上涨，并不能因CPI涨幅较高就认为是全面通货膨胀，首先，就CPI来讲，一是在6.5％的CPI涨幅中有5.7％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也就是说80％以上的上涨是因为食品价格。所以，当前CPI上涨只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结构性上涨。二是所谓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持续全面上涨。目前，在CPI类商品中“五涨三落”。2007年1-10月，衣着类同比下降1.3％，交通通讯下降了1.7％，文化娱乐下降0.5％。因此，并不能代表全面通胀。三是此次物价上涨并不是全国性的上涨，区域性特点非常明显。越是经济相对薄弱的地方物价上涨越高，发达地区则物价涨幅越低，如涨幅最大的是青海。贵州；北京、上海、广州的物价涨幅相对较低。其次，应当全国看待当前物价上涨：虽然CPI涨幅连续超过3％的控制目标，但2007年年初提出的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为8％，实际上GDP增长率将达到11.5％。经济加快增长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物价上涨。根据经济学菲利普斯曲线定理，要想把失业率压下去，通胀率就得上升，所以我们很难追求一种最理想的状态，要尽可能找出它们之间的均衡点。其三，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两个高增长时期，即1992-1996年、2003-2007年。这两个时期，相同点是经济增长率都在10％以上，所不同的，一是前者出现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1992-1996年CPI平均年上涨率为14.1％，而2003-2006年CPI平均上涨只有2.1％；二是上一个周期中，CPI增长的峰值发生在1994年，达到24.1％，出现了全国性的抢购风。而此轮高增长到目前为止CPI增长的月度峰值仅为6.5％。通货膨胀时期，较多的货币会追逐较少的商品，现在我们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形。如果用严格的通货膨胀定义及我国17年来两次高增长的实践来判断，我国现在仍然是“高增长，低通胀”的基本格局。但是，当前价格上涨的确对低收入家庭的生活
造成了影响，这是当前政府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物价上涨的背景与2004年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将影响2008年通货膨胀的预期，即通胀预期在强化。首先从外部看，输入性因素比2004年更加明显。一是货币因素。近年来超额发行的美元大量流入中国，对国内商品价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情况在2004年是没有的；二是全球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期，伊朗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由此造成全球资源性产品需求急剧增加，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上涨对国内市场形成了传导作用；三是全球性的产业大转移加快带来劳动力工资增加。从内部看，一是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需求增长都在加快，尤其是消费需求明显加快，这和2004年消费增长缓慢的情形明显不同；二是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由此带来的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双重因素影响价格上涨；三是猪肉、粮食等结构性价格上涨因素；四是预期性价格上涨因素。这四个因素虽然推动价格上涨的力度不一样，但都在加强。以上外部三个因素和内部四个因素，有可能使2008年通货膨胀的预期更加强烈。尤其是在目前全球性通胀的情况下(尽管是中性的)，但对中国均会产生影响，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还有一种意见则与上述判断持明显不同观点。认为虽然目前还不能判断是全面通货膨胀，但也绝非结构性上涨，物价上涨有明显扩散迹象，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其主要理由：在CPI统计的226个品种中，目前上涨的商品有190个左右，占比为73％，其品种还在不断地发散，由此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结构性上涨，2008年面临的上涨压力还将会进一步增大。
一是由农产品和劳动力成本增加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集聚向城市集中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南此造成的农村劳动力短缺必然带来粮食价格继续上涨。另一方面，收割机的广泛使用及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此外，进城农村劳动力工资呈明显上涨趋势，以小时工为例，2006年8元／小时，2007年则上涨为16元／小时；麦当劳进入中国20年来未给员工加薪，2007年开始首次加薪。
二是粮油等食品价格结构性上涨压力仍然很大，这将影响价格总水平进一步上扬。一方面，目前全球小麦库存降到20多年来最低点。另一方面，南于国际市场70％以上的商品均以美元计价，美元贬值直接导致国际市场石油、粮食、油料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因此，国际市场对我国物价的影响更值得关注。从国内看，猪肉价格经过前期调控供求关系有所改善，价格涨势趋缓，但养猪成本大幅度增加，长期看，猪肉价格仍是上涨趋势。而食用油方面，南于我国油脂加工企业均为外资企业(整个产业链均为外资)，政府可调控的余地不大，这个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总体来看，虽然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仍有可能稳定增加，但结构问题非常突出。面临的价格上涨压力较大。
三是国内需求过旺尚未得到缓解，经济持续过快发展导致原材料供应紧张，近期部分地区石油供应紧张，钢材、水泥等价格均呈明显回升趋势。2008年又是地方政府的换届年。事实表明，中央宏观调控难以抵挡地方发展经济的势头，工业品价格面临的上涨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四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将会加快，能源税、资源税、物业税等方面的改革明年均有可能伺机推出。总体来看，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风险明显增大，初步预计CPI上涨5％左右，高于2007年4.5％的增长水平。
也有的专家认为，当前我国CPI上涨3-5％是可以承受的，转型期中国需要这样一个通胀水平，温和型通胀不仅不会造成经济过热，而且还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收入及增加就业(持这种观点的专家不在少数)。在通胀和通缩之间，有专家认为我们宁肯选择通胀。只要政策上重视低收入者的利益，对大多数百姓影响较小，但通缩则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有的专家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物价上涨趋势要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个别月份CPI上涨5％甚至更高一些还不足以担心，如果持续半年在5％以上。且呈高位趋势性上涨。则须引起警惕，以防引发通胀风险。
与会专家对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普遍表示担心，他们认为，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CPI上涨的影响，这应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三、政策建议
与会专家认为，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全面过热仍是当前及2008年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2008年要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也有专家指出，鉴于目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物价上涨压力增大等新情况和新问题，建议2008年货币政策要由“稳中适度从紧”转向“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及早从政策上引导预期。还有的专家认为，2008年追求多高的物价稳定目标对政策的选择至关重要，政策力度过大会影响今后经济发展，因此，2008年防止通货膨胀在政策上要稳，中国走出通货紧缩很不容易，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成绩。在措施方面，在继续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采取不断加息等措施的同时，2008年要更加注重运用财政政策，发挥财税政策对价格的平衡作用。
20__以来，中国经济成功抵御了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的两大冲击，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现已进入了新一轮周期上升轨道。当前，中国向重化工业化阶段推进，国内投资的自主性增长因素趋强，但某种体制性过热因素也开始显现，国际制造业向中国产业转移方兴未艾，20__年中国经济将进一步趋好。随着经济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可顺势而为，适当调整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力度和方向，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体制改革，果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和问题。
总量态势
1、经济增长持续高速尽管经历了非典和美伊战争的考验，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各项指标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完成79__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5，比去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第三季度增长9.1，比第二季度加快2.4个百分点，表明中国经济已摆脱了非典的滞后影响，进入快速增长轨道。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9487亿元，增长2.8，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第二产业43693亿元，增长11.8，加快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25934亿元，增长5.4，减慢1.2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共完成增加值28975亿元，同比增长16.5，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3个百分点，是1995年以来的同比最高增速。各种经济成分全面增长。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同比增长14.3，集体企业增长11.7，股份制企业增长17.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9.6。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工业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工业增长明显快于轻工业。今年前三季度，重工业增长18.4，轻工业增长13.9。分行业看，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0.7，拉动工业增长8.4个百分点。主要产品中，半导体集成电路同比增长36.4，汽车增长35.7，原煤增长16.8，发电量增长15.6，钢和钢材分别增长21.6和19.4。
2、消费物价继续低水平运行由于投资需求强劲、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以及国际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波动等原因，今年以来消费物价逐步摆脱了上年连续10个月的负增长，持续保持低速增长，中国经济正在走出通货紧缩。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0.7，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2，带动整体价格水平上涨0.7个百分点；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2，拉动整体价格上涨0.5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总体上先扬后抑。前三季度，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4，其中一、二、三季度分别上涨3.6、2.3和1.4。主要产品中，原油价格上涨24.9，汽油、煤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21.4、20和20.8；中厚钢板、薄钢板和线材价格分别上涨20.3、13.1和14.3；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4.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5。
3、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城镇就业的矛盾日益突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已从1995年的520万增加到20__年上半年的795万，登记失业率4.2，比1999年底上升了1.2个百分点。此外，还有356万国有企业下岗人员。由于非典的影响，失业人员又多增加了200万人左右，加之未就业大学生及未登记失业人员，预计今年城镇失业率可能会达到7左右。“十五”期间城乡新增劳动力将升至峰值，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人数将达20__多万人，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至少达1500多万。农村失业问题也相当严重。
4、国际收支状况良好由于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和利用外资良好态势，中国一直保持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到9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839亿美元，同比增长48.4，增长幅度比上年同期提高8.5个百分点。1-9月国家外汇储备累计增加975亿美元，同比多增加510亿美元。不利之处是增大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因素与结构
1、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速，消费品零售额快速回升
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4351亿元，同比增长30.5，去年同期加快8.7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增长31.4，为近5年来同期最高；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27.6。在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9.1，更新改造投资增长37.2，房地产投资增长32.8，均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今年投资的一个很突出特点是，投资对国家财政的依赖程度明显减弱。从资金来源情况看，企业自筹、外资、国内贷款增长明显快于预算内资金，这表明投资的自主增长机制进一步改善，不过，贷款的增长值得关注。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促进因素有：一是自去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扩张周期，为投资高增长奠定了基础；二是企业家投资意愿持续走强，是投资增长的内在动力。三是企业效益明显提高，为投资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今年集体、个人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三季度集体投资和个体投资增长高于上年同期近10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正在逐渐形成。
今年以来，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347元，剔除价格因素增长9；农村居民收入1802元，实际增长仅为3.8。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699亿元，同比增长8.6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第三季度增长9.7，比第二季度快了3个百分点，基本恢复到非典前的水平。城市销售增长明显快于农村。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8，县及县以下增长6.4，餐饮业零售额增长9.4。新消费热点持续升温，全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中，汽车零售额增长77.5，通讯器材类增长74，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46.6，石油及制品类增长38.7，前三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5.9。
2、外贸出口增长强劲，利用外资快速增长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好转、美元贬值、全球生产能力向中国转移以及出口产品竞争力增强等因素，有力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大进大出“的特征十分明显。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出口增幅分别为33.5、34和32.3，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了23.6、19.9和12.9个百分点。在出口增长加快的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也进一步优化。一般贸易出口增长略快于加工贸易，两者分别增长32.9和31.3。对各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全面加快，其中对东盟、美国、澳大利亚等的出口增长超过30，对欧盟、俄罗斯的出口增长超过40。进出口相抵，出口大于进口9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09亿美元。
外贸出口形势好是多种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一是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日本甚至欧盟经济复苏进程好于预期，为中国扩大出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2.4，大大超过了许多专家预测的1.6，是去年第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强劲增长。日本政府近日的报告说，今年二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是日本经济连续第6个季度向上攀升，给一直处于低迷的日本经济带来了复苏的信号。二是美元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带动效应将继续保持。三是世界产业结构继续调整和转移，为中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供广阔的空间。
尽管非典对外资进入造成一定影响，尤其是7、8月份表现更加突出，但由于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成本低廉、经济增长强劲等因素，使得外资流入中国的步伐如故。1-9月份，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新签合同项目29539个，比去年同期增长18.6；合同外资金额792亿美元，增长36；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02亿美元，增长11.9。照此增势，全年利用外资有可能超过500亿美元。
3、财政收支增长前高后低，企业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受工业生产和进口大增、上年基数较低等影响，20__年以来中国财政收支状况良好，前8个月财政增收幅度达到23.1，比上年同期提高12.9个百分点，为今年实现财政预算目标奠定了基础。但从月度数据来看，进入三季度，财政收支均出现了大幅下滑势头，7、8月份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4.7和6.5。前8个月，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3.5，比上年同期放缓了4.7个百分点，其中7、8月份仅增长7.9和6.0，下降趋势明显。总体看来，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不大。企业利润大幅增加。1-8月份，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5015亿元，同比增长52.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2538亿元，同比增长66.6。39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8个行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亏损企业亏损额791亿元，同比下降5.3。工业产销率保持较高水平，前三季度，产销率达到97.7，同比提高0.11个百分点。
4.货币供应持续高速，贷款增长偏快上半年，货币政策操作出现了“扩张”趋势，下半年开始的稳定操作并未改变货币的扩张态势，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均出现高增长。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增幅比上年同期加快了4.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7.9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增幅比上年同期加快了2.6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1.8万亿元，同比增长12.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快速增长，9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6.7万亿元，同比增长23.7。1-9月各项贷款累计增加2.7万亿元，同比多增加1.3万亿元。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5.6万亿元，同比增长23.5，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8.9个百分点。从贷款投向看，短期贷款累计增加8567亿元，同比多增2476亿元。贷款周转速度加快。前9个月银行信用社累计发放贷款12.8万亿元，同比增长50.4，周转次数为1.02次，比上年同期加快0.18次。
5、拆借市场交易萎缩市场利率上升明显
三季度，银行间市场累计成交20351笔，同比下降了13.88，成交金额为57135.02亿元，与二季度相比略有萎缩，下降幅度为1.09。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涨幅明显，同比分别增长了11.19和21.79。1-9月份银行间市场累计成交60992笔，成交金额128634.09亿元。8月下旬,资金面开始趋紧，利率呈现大幅上涨。第三季度，拆借市场总计成交2737笔，交易量7200.48亿元，受市场利率上涨的影响，拆借单日成交量明显萎缩，与二季度相比总成交量略有下降，但同比增长高达102.20。8月中旬以前，拆借加权利率走势基本平稳，在2.12上下小幅波动，此后逐日攀升，8月25日市场加权利率一度摸高2.60，9月28日再次创出3.1515的新高，9月份虽有所缓和，但高位震荡态势明显加剧，市场走势尚不明朗。第三季度拆借市场共68个交易日，日均成交量仍在百亿元以上。
6、股市融资能力下降，大盘指数一路下行自6月24日宣布停止减持国有股之后，再没有出台利好政策做后续支持，上证综合指数在1500点以上只略做了几天停顿，然后掉头下行，至9月底收于1367点，当季跌幅在10左右。与此同时，深圳成指的跌幅也大体相当。
股票市场震荡调整，交易额和融资能力均大幅下降。前9个月，A股共发行新股66家，同比下降5.7，但比上半年降幅小12.5个百分点；新发行H股14家，同比增长60；新成立基金8家，比去年全年多4家。由于行情相对低迷，市场融资能力大幅削弱，前8个月股票市场共筹资529.9亿元，同比下降43.37；成交额21866.79亿元，同比下降28.10；受成交额下降和印花税下调的影响，证券交易印花税完成87.45亿元，增幅下降62.68。
政策及其效应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8.5，工业增加值增长16.5，如果没有SARS的影响来降温，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坐九冲十”。有人用“锐不可当”来形容！认为曾经预料的不利因素基本上没有出现，而没想到的有利因素却大量涌现。不管是外需，还是内需，都出现按捺不住的增长。如果以传统的眼光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快，而物价只有轻微的增长，似乎达到了理论上的佳境。其实非也，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失衡也很明显，并潜藏着不小的风险。特别是与投资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货币供应和银行贷款快速增长，引发了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
中国改革以来曾经发生的经济过热，往往是投资膨胀或者投资和消费同时膨胀，形成投资品短缺和整个市场供应紧张，导致价格迅速上升，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却与此不同，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去年的投资率达到了42.2，比1993年的37.7高出4.5个百分点，今年更高，与此同时，货币供应和银行贷款的增长均超过了20，但是，消费物价只出现了0.7的轻微上升。因此，目前出现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过热，而是一种投资推动的生产过剩，如果要说过热的话，也是一种非典型的过热。除了投资推动以外，开放的经济环境，投资增长加快，投资品进口增加，除石油外，其他产品的国际价格并未上涨；财富和收入分配并未好转，消费增长比较平稳，并无膨胀迹象，也可以对价格变化做出解释。不过，某些资产价格出现上涨值得关注，对资产价格进行监测是必要的。
目前的中国经济运行，的确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投资的增长很快，企业利润增长也不慢，投资回报并未下降，因而，央行采取的一些收缩和控制措施，只能使投资的增长稍有减缓，而主要效果则表现在金融层面上。根源还在于这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体制性的投资过热。今年上半年，中央政府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额同比下降了7.7，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却记录了41.5的增长。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经营土地，大搞开发区，大搞形象工程，虽然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前三个季度增长了35.9，但很多地方的土地批租却寅吃卯粮，这一届已经用完了下一届可开发的土地，有些地方的地价上涨了40。至于汽车、半导体等产业，也是地方政府在推动。此外，国内投资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为外资配套的。
除了某些寻租行为以外，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也是一种理，关键在于目前的财税体制和官员考核制度，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是以流转税为主的体制，生产和流通环节是税收的主要来源，而官员政绩主要看GDP增长和引进外资，因此，要提高政绩，增加税收，加快增长，就要投资建厂，而投资热点就那么几个，于是热点过热，而冷点则更冷，农村冷，农业冷、股市也冷，而且经济情况越好，这种冷热不均的情况就越严重。因此，中国目前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还是结构问题。
目前的货币政策操作，其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而未能有效地传导到实质经济当中去，一方面央行的稳定措施并未减缓贷款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货币市场利率迅速上升，债券收益率明显提高，股市继续缩量下滑，市场资金偏紧影响了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首先，从8月中旬至9月末的短短一个半月，市场利率上升了约80个基点，收益率一再被推高，市场悲观气氛浓厚，受此影响，财政部记账式八期国债大比例流标，随后不得不紧急叫停记账式九期国债招标。财政部今年还要完成1949亿元的国债发行额度，能否达到目标，的确是一个考验。其次，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是净回笼的，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从6月末的4下降到9月末的2.5左右，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头寸告急。因其流动性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同业资金支持的，并且债券市场的资金运用量偏大，长期通过现券和回购的套做放大交易量，这种方式在市场资金宽松时尚能顺利运行，一旦市场资金收紧，回购到期，新的回购受到限制，无法融入足够的资金，不是抛售现券，造成价格下跌，承受损失，就是资金链断裂，发生支付危机。据估计，到10月中旬，债券市场价格平均下跌了3，商业银行承受的损失在500亿元左右。再次，以往，债券市场的涨落经常表现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的资金转移，一方跳水往往伴随另一方井喷，但目前是股市和债市同时陷入低谷，这与以前的情况显然不同。这一切虽然与货币政策趋紧有关，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制度缺陷和金融资产质量不高，如何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需要经济体制的深层创新，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热和银行贷款猛增再度凸现了投融资体制的缺陷，我国的金融体系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形成了风险连带体系，银行贷款越来越倾向政府投资的大项目、大工程，期限越放越长，由10年到15、20年，甚至25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比例在45％以上，如果考虑短期贷款中有20-25％的不良贷款，这样的长期贷款比例接近60％。按任何银行业经营的理论看，这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比例。因此，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
现在需要进一步观察的是，利率上升，资金偏紧，是个持续趋势，还是短期现象，如果是短期因素，经过央行近期的政策操作，增加货币投放，即可解决，如果是长期趋势，说明政策不当。不过，应当指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政策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都会受到国际的影响，不能只是简单地看货币的多少。不仅如此，货币政策是个总量政策，赋予货币政策以结构调整的功能，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这样不是把商业银行变成政策性银行，就是不适当地突出和扩大政策性银行的作用。能够促进结构调整的，主要还是财政政策。
体制分析
20__年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闭幕。有人说，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是一次突破。这一次也不例外。
这次会议在体制上的突破是多方面的，在修宪建议中，包括了“所有合法财产都受法律保护”的内容，从而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纳入到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之中。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中，不仅确立了使已经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化、法制化、稳定化的目标，而且提出了“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并力求“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对传统公有制观念的重大突破。值得特别提及的一点是，决议明确指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一些行业和领域历来是由国有资本所垄断经营，最近几年才开始有非公有资本大量介入，但毕竟没有获得“正式”的认可。这一次在党的文件里面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明确了“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对于非公有经济的全面发展将起重大促进作用。近日，国家发改委着手清理限制非公有经济进入的法规条例，可以看作是这方面采取的一个实际步骤。
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失衡现象，决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并特别强调“三农”问题和弱势群体问题。这是很有意义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和落实。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方面的工作是需要认真推进的。
一是推进向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型，由财政承担起为农村公共产品融资的职能。决议明确了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方向，提出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的任务，但没有提出由流转税（增值税）为主向所得税为主转型的问题。这是不利于向公共财政转型的。因为增值税来自于生产和流通环节，政府的行为必然要向生产和流通倾斜，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增值税由企业交纳，与公民个人还隔着一层，不象所得税由个人交纳，个人就会更加关心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官员行为，这对于提高财政收支的公开和透明度，加强公民对财政的监督也是有利的。近几年来，由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集中和支配的财力明显增加，但向公共财政转型的步子却很迟滞。虽然财政增收的一大部分用于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但很多公共产品的投入仍然严重不足，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基础设施，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把这些方面的融资任务推给县乡两级政府，而在很多农村地区，县乡财政十分困难，很多都是赤字，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去，根本无力支持这方面的发展，因而，这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其实，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很多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已经投资于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如投资 于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私人资本超过了50，用不着国家再去锦上添花，而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基础设施则嗷嗷待哺，正需要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雪中送炭。
二是正确推进城市化进程，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城乡居民的房屋产权。决议既要求加快城镇化进程，也明确了要保护产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城镇化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很多地方实施的是官员的城市化，官员们以经营城市、经营土地为中心，一方面搞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另一方面大规模地圈占农民土地，拆除城乡居民的住房，甚至不惜采取各种黑帮手段，以至造成大量恶性事件。因为，在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中，政府处于强势地位；在政府、开发商和银行的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政府低价从老百姓手中取得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而且是一次性付清，从事的是无风险套利活动，但却严重地侵犯了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土地和房屋产权。须知，土地和房屋是老百姓的基本生存资料，虽然宪法规定，城市土地的所有权是国家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但作为国家和集体的一员，农民也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而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也是法律明确规定了的，而且使用权与所有权一样，也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权。即使出于公共目的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也要征得使用者的同意，并给予足够的补偿，更何况很多征地拆迁是用于商业目的，如兴建开发区等，而一些地方也是打着公共目的的幌子强制进行的。谈到补偿数额的计算，30年的土地使用权，很多地方是按一年的收入补偿的，而征地拆迁户拿到的又很少。这无异于抢夺。据有人调查估算，土地出让金，农民拿到的只有5-10，村集体得到的占20-30，其余均被乡及乡以上的政府拿来去了。至于各种强制拆迁行为，很多是依据政府的征地拆迁条例进行的。决议提出要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加强执法和监督，对征地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解决征地拆迁中出现的各种侵权问题，正是贯彻落实决议的具体行动。要知道，决议的制定是为了指导行动，是要贯彻和执行的。每一个贯彻落实的行动比一百个宣言都重要，也是对决议的真正拥护和坚持。
决议提出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任务，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今年前两个季度的宏观分析报告中，我们都讨论了人民币汇率问题，鉴于目前的情况，这里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目前，汇率升值压力依然存在，有人主张升值以消除升值压力，其实，汇率升值压力并不是一件坏事，正在成为推进汇率体制改革和汇率政策调整的巨大动力。君不见，自去年年底日本盐田纯一郎发难人民币汇率升值以来，为应对升值压力，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仅近三个月出台的措施就有六、七项之多，包括放宽境外再保险业务的售付汇管理；取消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退还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改革国际承包工程项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将账户限额由原来的20提高到100；了新的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开始从逐笔核销向总量核销过渡；调整和提高了个人出境携带外汇现钞和出境购汇标准；开放和增设外汇街头兑换点，等等。这些措施都是朝向放松外汇管制的方向前进。试想想，从1996年宣布实施经常项下外汇自由兑换，真正的实施是在今年；如果没有国际上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强大压力，这些改革措施很难这样快地出台实施。
尽管如此，升值压力并未减轻，升值预期也未消退，看来，仅有以上举措是不够的。汇率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既需要汇率体制方面的进一步改革，也需要其他方面的改革与之配套，方能奏效。
首先，改变资本流出和流入不对称的状况，在鼓励流出的同时，加强对流入的管理。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据说有关文件草案已经准备就绪，基本内容是将外资企业所得税从15提高到24，把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从33调降到24，但此举需要人大常委会通过税法的修改，只因没有列入今年的立法议程而不能进行。其实，从加入WTO的第一天起，就应当对内外资企业同时实行国民待遇，由于种种考虑而未能采取，那么现在，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抑制一些不必要的资本流入，不仅不难做到，而且是一个好时机，外商和世人不会对此说三道四、反对阻拦。只需调整一下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议程，将税法修改案提前审议即可。
其次，适当增加进口和战略物资储备，减少经常账户顺差，进而变经常账户顺差为少量逆差。在储备制度和储备政策方面，我们一向重货币储备，轻物资储备；重国家储备，轻企业和个人储备，以至长期双顺差造成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不仅没有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反而授人以柄，加剧了升值压力。因此，面对升值压力，改变储备政策，减少货币储备，增加物资储备，在国外适当购买一些战略物资，以备日后之需，对于缓解我们的资源压力也是有好处的。我国经济正在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适当增加一些新技术的进口，对于提升我国经济的技术水平也会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就减轻了汇率升值的压力。到9月底，经常账户顺差90多亿美元，如果通过适当增加进口和战略物资储备，使经常账户逐渐从顺差变成少量逆差，升值预期很快就会消除。
再次，需要对汇率体制改革做出一个大致的安排，以便向世人表明我们的态度和决心。由最高当局和有关部门做出承诺，宣布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因为，仅有表态是无法改变人们的预期的。需要有一个改革的大致时间表，并着手操作；既然是一个大致的安排，当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调整。比如，在三、五年内，什么时候改强制结售汇为意愿结售汇以及改到什么程度，如何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现有的外汇交易市场，什么时候建立外汇远期市场，什么时候建立期权市场？其实，既然是逐步改革，开始时不妨门坎高一些，控制严一些，限制多一些。比如说，发展远期外汇交易，开始时交易主体和交易数量可以少一些，保证金可以高一些，但是，只要这样做了，市场就会逐步发展和进步，体制也会逐步完善。世人看到中国的行为，升值压力自然会逐渐减少和消除，升值预期也会随之改变。到那时，汇率问题也许会自行解决。
趋势预测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金融市场稳中趋升、以及国际政治局势趋于缓和等因素，将使各国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回升。各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的财政、货币双扩张政策也逐步显效，徘徊三年多的世界经济有望在新的一年中出现较快的复苏态势。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预测，20__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比20__年提高0.5-1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率也将提高1.5-3个百分点。国际经济环境将比前两年有所好转。
一、明年的经济形势很可能好于今年
我们判断明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可能会好于今年，经济增长率大概在8.5%左右。其基本依据是：
1、经济的内在增长趋势不断增强
1—10份我国经济呈现V型反转和保持快速增长的基本事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已经具有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这是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为经济恢复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经济内在增长趋势在不断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良性互动。消费结构升级加速，以“吃穿用”为主的消费结构正在加快向“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转换，特别是去年以来，居民对汽车、住房、通讯等新兴耐用产品的消费力在明显提升。在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下，住宅业、通信业、汽车制造业、旅游业等行业加快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其次，民间投资的自主性增强。今年以来，企业自筹、外资、国内贷款增长明显快于预算内资金，前三季度，预算内资金同比仅增长2.1％，回落46.7个百分点；而自筹资金同比增长49.0％，加快21.2个百分点；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85％左右上升到目前89.9％。这说明政府主导因素在不断减弱，投资的自主增长机制进一步改善。第三，居民消费预期和企业家投资预期快速回升。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9.6，分别比二季度和去年同期提高14.3点和7.3点，接近今年一季度创下的近年最好水平；消费者信心指数由6月份的88.6点回升到9月份的93.1点。这些数据表明，消费者和企业家对未来经济走向预期良好。第四，工业增长速度和效益同步提高。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3753亿元，同比增长了17.2%；1-10累计共完成工业增加值3272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1至10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6472.8亿元，同比增长46％。大多数行业利润继续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
2、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会有所好转
今年下半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都有经济复苏迹象，明年世界经济发展仍然具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总体上不可能比今年更差。
美国经济在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依然扮演着关键角色。最新统计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按年率计算达到7.2％，创近20年来的最高季度增长记录。特别是，前两年迟滞美国经济复苏步伐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已恢复了增长势头，第三季度增幅达到11.1％，明显高于第二季度的7.3％。消费者信心指数也从10月份的81.7点上升至11月份的91.7点，达到了一年来的最高水平。大部分机构判断，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实质性复苏。
连续多年低迷不振的日本经济最近也显示出了好转的迹象，今年7－9月期GDP按照年利率换算增长了2.2％，连续七个季度出现实际增长率的正增长，复苏的基础进一步增强。在美国和亚洲经济复苏的带动下，欧元区经济今年下半年也开始有起色，预计明年增长率可望达到1.8％。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加快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加光明，今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可达5％，明年将提高到5.6％
基于这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对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的预测均高于今年。因此从总体上看，明年世界经济发展会进一步好转，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会比较宽松。
3、宏观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从9—10月份的情况来看，在国家有效宏观调控下，前阶段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部分行业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过多等过热苗头也得到了初步的遏制。
投资增长快、消费增长慢的状况有所改善。10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6％，比上月减慢3．9个百分点，与年初以来30％以上的高增长相比明显有所放慢。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猛的现象也有所缓解。相对而言，消费在三季度初步摆脱“非典”影响后进入正常增长阶段，10月份当月增长10.2％，是今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月份，也是今年增长速度首次达到两位数的月份。投资减速和消费提速的趋势开始显现。
信贷投放过多的局面得到初步控制。针对前三季度特别是上半年货币投放过多、信贷增加过猛等情况，下半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调控措施，包括加大对房地产贷款的管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加强“窗口”指导等，应该说，其积极效应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在三季度贷款多增态势开始减缓的基础上，10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仅增加616亿元，比前三季度平均每月增加贷款2700多亿元的水平相比明显减少，同时也是今年以来首次出现的贷款比去年同月少增的月份。
这些成效有利于改善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状况，有利于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明年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4、国内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创新，保证了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为明年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国内环境。
全会明确提出，要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将进一步增强民间投资活力。
全会还要求，2004年国家在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等方面采取更直接、更有力、更明确的综合性政策措施。这将有助于农民减轻负担、扩大消费。同时，明年国家有望出台一系列促进收入增长、改善消费环境的政策措施，如个人所得税改革等，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城市消费的持续增长。
综合国际国内因素，总体上看有助于明年经济继续走高，如果没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和“硬着陆”式的调控政策出台，我们预计明年我国经济形势会在今年的基础上继续走好。从三大需求看，受消费结构升级和物价上涨的推动，消费增长率预计将恢复到10％以上，高于今年水平；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投资将继续较快增长，但会略低于今年的增长水平，达到25％左右；由于出口退税率下调和出口基数较大等原因，预计明年出口增长率将回落到15％左右。综合定性分析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预测结果，明年我国GDP增长率可望达到8.5%以上。
二、当前物价上涨不会导致全局性的通货膨胀
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整体呈上升趋势。1—10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了0.8％，10月份当月上升1.8％。1-10月份，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了2.3%，10月份当月上涨1.2%。伴随CPI上涨的是GDP、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情形与1992—1994年的通货膨胀时期“似曾相识”，国内外对于我国是否会发生新一轮通胀争论激烈。我们认为，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当前局部性的物价上涨不会导致全局性的通货膨胀。
1、国民经济发展的总环境决定了发生1992－1994年那样高通胀的可能性很小
与90年代初期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总环境发生了明显改变：
（1）供给能力大大增强。1992－1994年的过热主要伴随基础产品的短缺，因为那一时期基础工业仍然比较薄弱，当时出现的原材料紧张、电力紧张、价格上涨都是由这一状况造成的。但从21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短缺经济时代结束，基础产业能力有了巨大提高；一般产业的生产能力出现了普遍过剩，中国主要产品设备利用率不会超过80％。更为重要的是，供给增长的基础改善，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条件都可以支持供给能力较快增长，供给弹性大大提高了。
（2）市场主体更加成熟。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速度比1992年要快得多。今年以来钢铁、建材、电力等一度出现了紧张情况，在市场讯号的引导下，相关供给加速扩大。同时，个人的消费心理也更加成熟，消费失态有很大矫正，抢购行为不太容易发生。
（3）国际价格约束明显。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扩大，可贸易品比重增大，国内物价与世界物价关联度大大增强。尽管明年世界经济会缓慢回升，但国际生产能力总体过剩的状态不会改变，国际市场的通货紧缩趋势仍将维持并对我国国内市场价格上涨产生制约。
（4）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强，能及时出台一些预控措施，预防经济过热。这些变化决定了发生1992—1994年那样物价持续快速上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2、主要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不会拉动价格的全面上升
毫无疑问，粮价上涨会带动物价总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提高。首先，粮价上涨会直接带动食品价格的上涨。其次，粮价及食品价格上涨还会间接带动其它商品生产成本的提高，造成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但是从目前我国经济的总体状况看,我们认为,这次粮价上涨,不太可能引领新一轮通货膨胀。
首先，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所占比例尽管仍然最高，但同上一轮通货膨胀高峰期的1993至1995年相比，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食品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影响力已经减弱。
第二，90年代以来我国的工业生产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工业生产与农产品原料的关系明显减弱，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24.6％，比80年代明显下降。
第三，这次粮食价格上涨是由夏粮减产和秋粮收成不佳引发的。但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我国目前的粮食库存依然较为充足，通过调节库存完全能够弥补粮食缺口，价格上涨幅度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最后，尽管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今年世界粮食产量有所下降，世界小麦和大米等价格都有所上升，但目前主要粮食品种的国内价格仍高于国际价格，这将会对国内粮价的上涨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3、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也不会引发价格的全面上升
其一，当前的CPI的上涨是由部分商品引起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前三季度，除了食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较明显之外，其余商品价格多为下降。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会受到一些异常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大幅波动，并模糊消费价格的真实变动趋势，因此剔除了食品和能源消费价格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核心CPI）被认为是衡量通货膨胀的最佳指标。应用这个指标来看，9月份我国的核心CPI增速依然落在负区间；10月核心CPI有所上涨，但增速仍然小于1%。这也说明，当前居民消费价格的持续上升是缺乏内生性的。
其二，商品供过于求的局面没有改变。据国家商务部市场运行调节司与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2003年下半年600种主要商品全国市场供求情况进行了排队分析：供过于求的商品473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78.8%；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27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21.2%；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许多商品由于供过于求或产品更新换代,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三，消费需求仍有很强的制约。社会保障机制的脆弱、收入增长缓慢与收入差距扩大并存导致近年来平均消费倾向和消费率不断下降。当前，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弱消费需求对物价上涨的制约还很强。
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对价格总水平的带动作用就不会像短缺经济时期那样强了。
4、经济发展存在比例不协调也构成了物价上涨的制约条件
一是投资和消费增长的失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明显地由投资主导，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今年以来，这一现象有扩大趋势。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为7 年来同期的最高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为近3 年来同期的最低点；投资率在进一步上升，而消费率还在下降。
二是沿海和内地发展失衡。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为30.5%，比上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实现出口1225亿美元，占全国的64.4%，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到位注册外资占全国的比重达到65%。当前经济加速主要是沿海地区经济的加速，这些地区进一步主导经济增长，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三是中小企业增长偏慢。目前企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大型企业的拉动，为数众多的小型企业则缺乏活力。前三季度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不足8%，远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6.5%的增长水平。
这些差距制约了经济的全面过热，也制约了物价全面上涨。
5、我国经济还有增长空间
从理论上说，只有实际产出超过潜在最大产出时才会出现价格全面上升。而我国目前比较公认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8％－10％之间，所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常态应该是连续四到六个季度在9％左右波动。那么，我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不会导致物价全面上涨。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市场供给对市场需求的反映大大加快。如今年钢铁、建材、电力等一度出现了紧张情况，在市场讯号的引导下，相关供给加速扩大，很快就上去了。在供给能很快跟上需求时，或者说，经济增长还有空间时，物价不可能全面上涨。
总之，我们认为对明年我国的物价水平会保持上升态势，但不会出现全面的通货膨胀，而将在一个合理的区间（1—3％）内运行。
三、宏观政策将会在继续支持经济增长同时调整力度和结构
制度设计与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分不开的。如94年财政体制改革，与93年经济过热是直接相关的。另一方面，财税体制改革又会为中近期的财政政策提供最有力的体制基础，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提供条件。所以，有必要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来理解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关注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对宏观政策的影响。
1、财税体制改革总体上会减轻税负
从《决定》来看，收入方面改革对财税政策影响是：总体上对各类经济总主体的税负要减轻，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1、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将形成总体上的减税负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2002年我国税费总体负担占GDP的25.1％，虽然低于发达国家的30％的平均水平，但却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16％－20％的水平，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将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
2、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将有利内资企业发展。现在除流转税外，还有一些税种和税制不统一，据有关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其宏观经济报告中）披露，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可能将外资企业所得税从15％提高到24％，将内资企业所得税从33％降到24％。但此举需要人大常委会做出立法修改。如果明年实现，将对内资企业有较大地刺激作用。
3、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推进企业投资尤其是推进高科技企业发展。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与考虑控制投资膨胀有关系。企业设备投资越多，税负越重。其对扩大投资、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有抑制作用。同时，造成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税负重于其它产业。近几年，消费和投资不足成为主要矛盾。转型将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尤其利于新增固定资产较多的企业。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将要缩小税基，现行税率不变情况下，所有企业的税收负担都有不同程度降低；当然，国家财政收入相应减少。明年增值税能否转型，或按什么方式和途径转型，这会对财政和企业有直接影响。据有关专家（杨卫华教授）估计，如果增值税转型后，在不允许把原有固定资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的前提下，国家财政将减少收入200亿－400亿元。但从今年税收收入情况看（前三季度已达到1.5万亿元，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亿元），国家财政有此承受力。
4、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对支持农业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农村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方向，是根据我国三农特别是农民收入情况逐步用现代税收制度替代现行的农业税制，近期可能取消农业特产税，这对减轻农民负担有一定作用。
5、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将对明年出口有较大影响，进而也会使财政政策具有了一定的遏制经济过热的作用。今年出口大增既是好事，但增得太快会通过结售汇渠道逼使我多发货币。就这个角度而言，明年出口下降会减少因结售汇带来的货币供给量，这就使通货膨胀因素失去持续的力量。
2、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将会扩大改革所需的财力，而减少投资需求的财力
《决定》提出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这将进一步推进财政支出管理体制的改革：解决事权过多、财力不足的矛盾，除做好收入征管这个老题目外，关键要改革支出。今后的基本思路是，财政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国家政权建设、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农业、生态等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出需要。不属公共产品的就不要提供。建立公共财政，要把老百姓纳的税，用在老百姓身上，不能成为政府投资国有企业去变成国有资产。这对今后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支出改革和明年形势走势，可能会使国债发行规模有所减少，而且重点会有较大变化，会更多地投向农村、社会发展及西部落后地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 “淡出”的时间，我们曾提出 “七上八下十走平”的设想：1997年到2004年，这是积极财政政策向上的时间，然后就要平滑下行，三年中国债和赤字要相应下降，到10年时要实现年度的财政收支平衡。这个趋势是很可能的。
3、货币政策将在金融改革中保持稳定
1、《决定》对金融改革的论述，基调还是在促进经济与防范风险中寻找一个结合点，这就是“稳健”的含义，因此，货币政策只能是稳健的，不可能有新的变化。比如，《决定》中提出要“健全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和处置机制，依法严格实行市场退出制度。强化金融监管手段，防范和打击金融犯罪。增强监管信息透明度并接受社会监督”。但同时又强调了“处理好监管和支持金融创新的关系，鼓励金融企业探索金融经营的有效方式”，使人感到了《决定》既强调金融监管，也希望金融机构能在支持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决定》中反映出的这种更多强调调控和监管倾向，可以说，是与今年二季度出现的信贷扩张过快引出的一种担心分不开。今年以来M2从5月始月月增长20%，支持了经济增长，但自身增长过快，也引发了房地产过热和结构性矛盾，加大了潜在金融风险。因此，控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既要防止通货膨胀，也要治时通缩。下半年以来，央行采取多种措施调控货币增长过快并初见成效，信贷高增长已初步控制。但同时也要防范新的信贷萎缩，因此，要注意政策的稳健。
2、《决定》又一次强调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反映出货币政策中更多要强调借助市场力量来进行调控。《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这反映出对货币政策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倾向。利率市场化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多年来，我国金融调控主要是信贷管理，缺乏利率这一中心参数，因此，调控时经常要借用行政办法。在经济转轨中，多次出现这种情况，即我们控制住了贷款规模却没能控制住货币供给量。究其原因一是直接的行政办法已控制不住投资规模，因而也控制不住货币需求量过速的增长；二是货币供给量中的相当部分是由不受贷款规模控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出去的。这种现象将会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而更为突出。必须承认，市场利率是调节货币供求关系的重要宏观政策工具。利率的变动，既受资金供求决定，又影响资金供求。商品价格市场化后没有实现资金市场化，作为最重要的资源——资金，就没法参与改变产业失衡和商品总供求结构性失衡的资源重组过程，金融调控也没法利用利率这一最重要的信号和杠杆。
明年人民币利率预计将基本稳定，加息或减息的建议都不会轻易轻易采纳。这将反映的是是货币政策在利率上的保持稳定的态势。
3、《决定》强调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反映出对明年货币政策是以稳应对变化的思路。这是一种改革汇率体制的提法。因为合理均衡水平，是市场供求的结果，而不是行政管理的结果。汇率形成机制合理性，比汇率水平高或低本身更为重要，更具有决定性作用。汇率的市场形成，也将对金融调控提供有力的信号和杠杆。
明年汇率水平更强调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均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外贸收支平衡，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意味着减少贸易顺差。美元最近有所上升，美国对我升值压力有所缓和，但我们也要扩大进口，要力求实现贸易平衡。二是资本项下的平衡，在引进外资进来同时，也扩大对外投资的规模。《决定》指出，要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今后我们要追求国际收支平衡，而不是双顺差。三是结售汇发放人民币与央行投放票据回收人民币要平衡。现在外储备3600多亿，对增发人民币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在人民币升值还有预期，外储备还会增加。因此，要通过发放央行票据等对冲措施，来回收人民币。
4、《决定》强调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为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和货币政策，将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这意味着，今后将进一步支持资本市场发展，解决现在直接融资下降的问题。而有了好的市场基础，就可以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所以，这也意味着货币政策中，将更注重公开市场操作。
一、明年的经济形势很可能好于今年
我们判断明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可能会好于今年，经济增长率大概在8.5%左右。其基本依据是：
1、经济的内在增长趋势不断增强
1—10份我国经济呈现V型反转和保持快速增长的基本事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已经具有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这是财政、政策性支持为经济恢复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经济内在增长趋势在不断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良性互动。消费结构升级加速，以“吃穿用”为主的消费结构正在加快向“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转换，特别是去年以来，居民对汽车、住房、通讯等新兴耐用产品的消费力在明显提升。在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下，住宅业、通信业、汽车制造业、业等行业加快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其次，民间投资的自主性增强。今年以来，自筹、外资、国内贷款增长明显快于预算内资金，前三季度，预算内资金同比仅增长2.1％，回落46.7个百分点；而自筹资金同比增长49.0％，加快21.2个百分点；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85％左右上升到89.9％。这说明政府主导因素在不断减弱，投资的自主增长机制进一步改善。第三，居民消费预期和企业家投资预期快速回升。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9.6，分别比二季度和去年同期提高14.3点和7.3点，接近今年一季度创下的近年最好水平；消费者信心指数由6月份的88.6点回升到9月份的93.1点。这些数据表明，消费者和企业家对未来经济走向预期良好。第四，增长速度和效益同步提高。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3753亿元，同比增长了17.2%；1-10累计共完成工业增加值3272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1至10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6472.8亿元，同比增长46％。大多数行业利润继续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
2、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会有所好转
今年下半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都有经济复苏迹象，明年世界经济发展仍然具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总体上不可能比今年更差。
美国经济在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依然扮演着关键角色。最新统计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按年率计算达到7.2％，创近20年来的最高季度增长记录。特别是，前两年迟滞美国经济复苏步伐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已恢复了增长势头，第三季度增幅达到11.1％，明显高于第二季度的7.3％。消费者信心指数也从10月份的81.7点上升至11月份的91.7点，达到了一年来的最高水平。大部分机构判断，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实质性复苏。
连续多年低迷不振的日本经济最近也显示出了好转的迹象，今年7－9月期GDP按照年利率换算增长了2.2％，连续七个季度出现实际增长率的正增长，复苏的基础进一步增强。在美国和亚洲经济复苏的带动下，欧元区经济今年下半年也开始有起色，预计明年增长率可望达到1.8％。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加快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加光明，今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可达5％，明年将提高到5.6％
基于这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对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的预测均高于今年。因此从总体上看，明年世界经济发展会进一步好转，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会比较宽松。
3、宏观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从9—10月份的情况来看，在国家有效宏观调控下，前阶段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部分行业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过多等过热苗头也得到了初步的遏制。
投资增长快、消费增长慢的状况有所改善。10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6％，比上月减慢3．9个百分点，与年初以来30％以上的高增长相比明显有所放慢。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猛的现象也有所缓解。相对而言，消费在三季度初步摆脱“非典”后进入正常增长阶段，10月份当月增长10.2％，是今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月份，也是今年增长速度首次达到两位数的月份。投资减速和消费提速的趋势开始显现。
信贷投放过多的局面得到初步控制。针对前三季度特别是上半年货币投放过多、信贷增加过猛等情况，下半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调控措施，包括加大对房地产贷款的管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加强“窗口”指导等，应该说，其积极效应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在三季度贷款多增态势开始减缓的基础上，10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仅增加616亿元，比前三季度平均每月增加贷款2700多亿元的水平相比明显减少，同时也是今年以来首次出现的贷款比去年同月少增的月份。
这些成效有利于改善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状况，有利于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明年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4、国内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一些重大上的创新，保证了和经济的稳定，为明年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国内环境。
全会明确提出，要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将进一步增强民间投资活力。
全会还要求，2004年国家在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等方面采取更直接、更有力、更明确的综合性政策措施。这将有助于农民减轻负担、扩大消费。同时，明年国家有望出台一系列促进收入增长、改善消费环境的政策措施，如个人所得税改革等，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城市消费的持续增长。
综合国际国内因素，总体上看有助于明年经济继续走高，如果没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和“硬着陆”式的调控政策出台，我们预计明年我国经济形势会在今年的基础上继续走好。从三大需求看，受消费结构升级和物价上涨的推动，消费增长率预计将恢复到10％以上，高于今年水平；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投资将继续较快增长，但会略低于今年的增长水平，达到25％左右；由于出口退税率下调和出口基数较大等原因，预计明年出口增长率将回落到15％左右。综合定性分析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预测结果，明年我国GDP增长率可望达到8.5%以上。二、当前物价上涨不会导致全局性的通货膨胀
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整体呈上升趋势。1—10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了0.8％，10月份当月上升1.8％。1-10月份，全国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了2.3%，10月份当月上涨1.2%。伴随CPI上涨的是GDP、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情形与1992—1994年的通货膨胀时期“似曾相识”，国内外对于我国是否会发生新一轮通胀争论激烈。我们认为，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当前局部性的物价上涨不会导致全局性的通货膨胀。
1、国民的总环境决定了发生1992－1994年那样高通胀的可能性很小
与90年代初期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总环境发生了明显改变：
（1）供给能力大大增强。1992－1994年的过热主要伴随基础产品的短缺，因为那一时期基础工业仍然比较薄弱，当时出现的原材料紧张、电力紧张、价格上涨都是由这一状况造成的。但从21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短缺经济结束，基础产业能力有了巨大提高；一般产业的生产能力出现了普遍过剩，主要产品设备利用率不会超过80％。更为重要的是，供给增长的基础改善，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条件都可以支持供给能力较快增长，供给弹性大大提高了。
（2）市场主体更加成熟。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速度比1992年要快得多。今年以来钢铁、建材、电力等一度出现了紧张情况，在市场讯号的引导下，相关供给加速扩大。同时，个人的消费心理也更加成熟，消费失态有很大矫正，抢购行为不太容易发生。
（3）国际价格约束明显。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扩大，可贸易品比重增大，国内物价与世界物价关联度大大增强。尽管明年世界经济会缓慢回升，但国际生产能力总体过剩的状态不会改变，国际市场的通货紧缩趋势仍将维持并对我国国内市场价格上涨产生制约。
（4）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强，能及时出台一些预控措施，预防经济过热。这些变化决定了发生1992—1994年那样物价持续快速上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2、主要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不会拉动价格的全面上升
毫无疑问，粮价上涨会带动物价总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提高。首先，粮价上涨会直接带动食品价格的上涨。其次，粮价及食品价格上涨还会间接带动其它商品生产成本的提高，造成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但是从我国经济的总体状况看，我们认为，这次粮价上涨，不太可能引领新一轮通货膨胀。
首先，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所占比例尽管仍然最高，但同上一轮通货膨胀高峰期的1993至1995年相比，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食品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力已经减弱。
第二，90年代以来我国的工业生产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工业生产与农产品原料的关系明显减弱，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24.6％，比80年代明显下降。
第三，这次粮食价格上涨是由夏粮减产和秋粮收成不佳引发的。但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我国目前的粮食库存依然较为充足，通过调节库存完全能够弥补粮食缺口，价格上涨幅度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最后，尽管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今年世界粮食产量有所下降，世界小麦和大米等价格都有所上升，但目前主要粮食品种的国内价格仍高于国际价格，这将会对国内粮价的上涨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3、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也不会引发价格的全面上升
其一，当前的CPI的上涨是由部分商品引起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前三季度，除了食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较明显之外，其余商品价格多为下降。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会受到一些异常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大幅波动，并模糊消费价格的真实变动趋势，因此剔除了食品和能源消费价格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核心CPI）被认为是衡量通货膨胀的最佳指标。这个指标来看，9月份我国的核心CPI增速依然落在负区间；10月核心CPI有所上涨，但增速仍然小于1%。这也说明，当前居民消费价格的持续上升是缺乏内生性的。
其二，商品供过于求的局面没有改变。据国家商务部市场运行调节司与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2003年下半年600种主要商品全国市场供求情况进行了排队：供过于求的商品473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78.8%；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27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21.2%；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许多商品由于供过于求或产品更新换代，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三，消费需求仍有很强的制约。保障机制的脆弱、收入增长缓慢与收入差距扩大并存导致近年来平均消费倾向和消费率不断下降。当前，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弱消费需求对物价上涨的制约还很强。
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对价格总水平的带动作用就不会像短缺经济时期那样强了。
4、经济发展存在比例不协调也构成了物价上涨的制约条件
一是投资和消费增长的失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明显地由投资主导，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今年以来，这一现象有扩大趋势。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为7 年来同期的最高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为近3 年来同期的最低点；投资率在进一步上升，而消费率还在下降。
二是沿海和内地发展失衡。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为30.5%，比上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实现出口1225亿美元，占全国的64.4%，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到位注册外资占全国的比重达到65%。当前经济加速主要是沿海地区经济的加速，这些地区进一步主导经济增长，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三是中小企业增长偏慢。目前企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大型企业的拉动，为数众多的小型企业则缺乏活力。前三季度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不足8%，远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6.5%的增长水平。
这些差距制约了经济的全面过热，也制约了物价全面上涨。
5、我国经济还有增长空间
从上说，只有实际产出超过潜在最大产出时才会出现价格全面上升。而我国目前比较公认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8％－10％之间，所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常态应该是连续四到六个季度在9％左右波动。那么，我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不会导致物价全面上涨。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市场供给对市场需求的反映大大加快。如今年钢铁、建材、电力等一度出现了紧张情况，在市场讯号的引导下，相关供给加速扩大，很快就上去了。在供给能很快跟上需求时，或者说，经济增长还有空间时，物价不可能全面上涨。
总之，我们认为对明年我国的物价水平会保持上升态势，但不会出现全面的通货膨胀，而将在一个合理的区间（1—3％）内运行。
三、宏观政策将会在继续支持经济增长同时调整力度和结构
制度设计与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分不开的。如94年财政体制改革，与93年经济过热是直接相关的。另一方面，财税体制改革又会为中近期的财政政策提供最有力的体制基础，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提供条件。所以，有必要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来理解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关注财税和体制改革对宏观政策的影响。
1、财税体制改革总体上会减轻税负
从《决定》来看，收入方面改革对财税政策影响是：总体上对各类经济总主体的税负要减轻，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1、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将形成总体上的减税负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2002年我国税费总体负担占GDP的25.1％，虽然低于发达国家的30％的平均水平，但却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16％－20％的水平，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将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
2、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将有利内资企业发展。现在除流转税外，还有一些税种和税制不统一，据有关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其宏观经济报告中）披露，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可能将外资企业所得税从15％提高到24％，将内资企业所得税从33％降到24％。但此举需要人大常委会做出立法修改。如果明年实现，将对内资企业有较大地刺激作用。
3、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推进企业投资尤其是推进高企业发展。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与考虑控制投资膨胀有关系。企业设备投资越多，税负越重。其对扩大投资、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有抑制作用。同时，造成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税负重于其它产业。近几年，消费和投资不足成为主要矛盾。转型将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尤其利于新增固定资产较多的企业。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将要缩小税基，现行税率不变情况下，所有企业的税收负担都有不同程度降低；当然，国家财政收入相应减少。明年增值税能否转型，或按什么方式和途径转型，这会对财政和企业有直接影响。据有关专家（杨卫华教授）估计，如果增值税转型后，在不允许把原有固定资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的前提下，国家财政将减少收入200亿－400亿元。但从今年税收收入情况看（前三季度已达到1.5万亿元，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亿元），国家财政有此承受力。
4、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对支持农业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方向，是根据我国三农特别是农民收入情况逐步用税收制度替代现行的农业税制，近期可能取消农业特产税，这对减轻农民负担有一定作用。
5、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将对明年出口有较大影响，进而也会使财政政策具有了一定的遏制经济过热的作用。今年出口大增既是好事，但增得太快会通过结售汇渠道逼使我多发货币。就这个角度而言，明年出口下降会减少因结售汇带来的货币供给量，这就使通货膨胀因素失去持续的力量。
2、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将会扩大改革所需的财力，而减少投资需求的财力
《决定》提出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这将进一步推进财政支出管理体制的改革：解决事权过多、财力不足的矛盾，除做好收入征管这个老题目外，关键要改革支出。今后的基本思路是，财政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国家政权建设、科技、、社会保障、农业、生态等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出需要。不属公共产品的就不要提供。建立公共财政，要把老百姓纳的税，用在老百姓身上，不能成为政府投资国有企业去变成国有资产。这对今后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支出改革和明年形势走势，可能会使国债发行规模有所减少，而且重点会有较大变化，会更多地投向农村、社会发展及西部落后地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 “淡出”的时间，我们曾提出 “七上八下十走平”的设想：1997年到2004年，这是积极财政政策向上的时间，然后就要平滑下行，三年中国债和赤字要相应下降，到10年时要实现年度的财政收支平衡。这个趋势是很可能的。
3、货币政策将在金融改革中保持稳定
1、《决定》对金融改革的论述，基调还是在促进经济与防范风险中寻找一个结合点，这就是“稳健”的含义，因此，货币政策只能是稳健的，不可能有新的变化。比如，《决定》中提出要“健全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和处置机制，依法严格实行市场退出制度。强化金融监管手段，防范和打击金融犯罪。增强监管信息透明度并接受社会监督”。但同时又强调了“处理好监管和支持金融创新的关系，鼓励金融企业探索金融经营的有效方式”，使人感到了《决定》既强调金融监管，也希望金融机构能在支持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决定》中反映出的这种更多强调调控和监管倾向，可以说，是与今年二季度出现的信贷扩张过快引出的一种担心分不开。今年以来M2从5月始月月增长20%，支持了经济增长，但自身增长过快，也引发了房地产过热和结构性矛盾，加大了潜在金融风险。因此，控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既要防止通货膨胀，也要治时通缩。下半年以来，央行采取多种措施调控货币增长过快并初见成效，信贷高增长已初步控制。但同时也要防范新的信贷萎缩，因此，要注意政策的稳健。
2、《决定》又一次强调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反映出货币政策中更多要强调借助市场力量来进行调控。《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这反映出对货币政策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倾向。利率市场化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多年来，我国金融调控主要是信贷管理，缺乏利率这一中心参数，因此，调控时经常要借用行政办法。在经济转轨中，多次出现这种情况，即我们控制住了贷款规模却没能控制住货币供给量。究其原因一是直接的行政办法已控制不住投资规模，因而也控制不住货币需求量过速的增长；二是货币供给量中的相当部分是由不受贷款规模控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出去的。这种现象将会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而更为突出。必须承认，市场利率是调节货币供求关系的重要宏观政策工具。利率的变动，既受资金供求决定，又影响资金供求。商品价格市场化后没有实现资金市场化，作为最重要的资源——资金，就没法参与改变产业失衡和商品总供求结构性失衡的资源重组过程，金融调控也没法利用利率这一最重要的信号和杠杆。
明年人民币利率预计将基本稳定，加息或减息的建议都不会轻易轻易采纳。这将反映的是是货币政策在利率上的保持稳定的态势。
3、《决定》强调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反映出对明年货币政策是以稳应对变化的思路。这是一种改革汇率体制的提法。因为合理均衡水平，是市场供求的结果，而不是行政管理的结果。汇率形成机制合理性，比汇率水平高或低本身更为重要，更具有决定性作用。汇率的市场形成，也将对金融调控提供有力的信号和杠杆。
明年汇率水平更强调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均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外贸收支平衡，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意味着减少贸易顺差。美元最近有所上升，美国对我升值压力有所缓和，但我们也要扩大进口，要力求实现贸易平衡。二是资本项下的平衡，在引进外资进来同时，也扩大对外投资的规模。《决定》指出，要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今后我们要追求国际收支平衡，而不是双顺差。三是结售汇发放人民币与央行投放票据回收人民币要平衡。现在外储备3600多亿，对增发人民币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在人民币升值还有预期，外储备还会增加。因此，要通过发放央行票据等对冲措施，来回收人民币。
4、《决定》强调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为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和货币政策，将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这意味着，今后将进一步支持资本市场发展，解决现在直接融资下降的问题。而有了好的市场基础，就可以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所以，这也意味着货币政策中，将更注重公开市场操作。
综合各方面分析,预计2015年四季度GDP增长6.9%,消费物价增长1.5%。2015年全年经济增长6.9%,消费物价增长1.4%左右。预计2016年经济增速下滑探底企稳,全年经济增长有望实现6.7%左右增幅,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长10.8%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8%左右。出口同比增长1.6%左右,进口同比下降-0.8%左右。PPI全年同比下降1.8%左右,较2015年下降幅度减小,CPI全年增长1.3%左右,略低于今年。M2同比增速在12.8%左右,信贷同比增长14.3%。
全球经济形势总体判断:
今年深度调整 明年缓慢复苏
2015年,全球经济呈现深度调整。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总体复苏态势不稳,虽然美国经济增长势头明显,但欧元区和日本经济仍未摆脱经济困境;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呈现明显的分化格局,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印度经济仍保持在7%的经济增速,但俄罗斯、巴西两国经济陷入衰退,南非经济增速也陷入低谷。
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导致了全球货币政策的分化。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如期宣布提高联邦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0.25-0.50区间,这意味着美联储结束了长达7年的零利率政策,长达半年的首次加息预期终于兑现。针对美联储加息,越南、挪威、印尼、菲律宾均按兵不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等石油出口国、与美国经济周期一致的墨西哥和汇率盯美元的香港均以加息应对。
2015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给原材料进口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带来了下行压力,传导到消费者价格CPI领域,导致消费物价低迷。根据IMF的预测,发达国家通货紧缩压力明显,预计2015年发达国家CPI增速为0.3%,新兴市场国家CPI增速为5.6%。预计2016年发达国家CPI上涨1.2%,而新兴市场国家CPI上涨5.1%。
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以及全球货币政策的分化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明显。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回流欧美发达国家的趋势明显,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持续贬值,俄罗斯、巴西等国的通胀率居高不下。
受需求疲软、汇率波动以及全球产业链条与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2015年全球贸易出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降幅,上半年七国集团(G7)和金砖国家货物贸易总额同比下降了10.9%。
预计2016年,全球经济有望继续缓慢复苏,但是面临的下行风险在增加。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差异化导致货币政策的分化,美元在首次加息后进入缓慢加息通道,英国央行预计将迎来10年来首次加息,而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仍有扩大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由此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外汇市场的乱局还将继续困扰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在新兴市场地区,经济增速下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以及国际资本外流引发了政治与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和金融市场的动荡。
2015年宏观经济形势回顾:
经济增长实现软着陆
结构性通缩应受重视
2015年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减速,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改革深化,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为“十三五”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经济增长平稳减速
成功实现软着陆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典型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面临需求放缓、发展方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压力。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分别同比增长7.0%、7.0%和6.9%,预计四季度当季GDP同比增长6.9%,全年增长6.9%,比去年下跌0.4个百分点。2015年经济增长成功实现软着陆。
1、工业和服务业走势分化,产业结构有所调整。
前三季度,工业生产继续保持较低增速,但服务业增速加快。前三季度我国第二产业同比增长6%,其中工业同比增长5.9%,较去年同期减缓 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8.4%,比去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
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2%,比10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11月份制造业同比增长7.2%,已从底部初现回升态势。非制造业继续保持平稳扩张态势,对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强。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51.4%,比第二产业占比高10.9个百分点。
2015年1-11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部分指标出现回暖迹象,但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一是国有企业利润同比降幅收窄。二是地方国有企业利润连续四月出现同比下降,降幅逐渐加大。三是钢铁、煤炭和有色行业继续亏损。
2、消费增速放缓,四季度略有回升。
1-11月份我国居民消费同比增长10.6%,较去年同期放缓了 1.4个百分点。消费在三大需求中相对稳定,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6%。
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下滑,四季度投资小幅回升,房地产投资仍负增长。
投资增速下滑幅度较大。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2%,与1-10份增幅持平,较去年同期放缓了 5.6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仅1.3%,较去年同期放缓了10.6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1-11月同比增长8.4%,较去年同期放缓 5.1个百分点;服务业投资1-11份同比增长11.0%,较去年同期放缓6.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1-11月同比增长18.0%,较去年同期放缓2.8个百分点。从当月增速来看,四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小幅回升,房地产投资仍是负增长。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从9月份的低点6.8%回升至10.8%,但房地产投资连续四个月负增长,11月份跌幅扩大至5.1%。
4、进出口增速下降,贸易顺差增加,出口市场份额上升。
1-11月我国累计实现出口同比下降3%;进口同比下降15.1%; 1-11月累计实现贸易顺差5391亿美元,同比增长61.8%。贸易顺差增加的原因是
进口的大幅减少,而非出口的增加,呈现出明显的需求衰退型顺差特征。 从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份额来看,2014年中国出口占比平均值为12.9%,2015年1-8月中国出口占比平均值上升至14.5%,这表明中国出口份额并未下降。同期进口占比平均值分别为8.5%和8.7%,基本平稳,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对世界贸易需求并未产生相对的紧缩作用。
生产部门物价低迷
成功避免消费领域通货紧缩
2015年面临较大物价下行压力,成功避免消费领域的通货紧缩。预计全年CPI同比增长1.4%,PPI 同比下降5.2%。
虽然以CPI指标来衡量,暂时还不能判定中国已经陷入全面通货紧缩状态,但是因中国消费占GDP比重低,投资和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远高于发达国家,仅仅以CPI来衡量物价变化并不全面。
PPI连续3年多负增长,对投资和生产部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紧缩作用。抛开判定通缩的概念和标准之争,结合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我们认为当前结构性通缩比较严重,有可能进一步蔓延恶化,对此仍应给予重视。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创新创业提供新动力
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已告别高增长、高投资、高投入时代,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创新创业提供新动力。
一是消费、投资结构优化。
经济下行过程中,居民收入快于GDP增长、就业稳定、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消费发挥了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前三季度累计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比去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
二是二三产业的结构优化。
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1.4%,比去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比重高10.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2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1%,比全部投资增速高5.8个百分点。服务业内部出现转型,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2.6%,比全部服务业投资快11.4个百分点。
三是居民收入增长较为稳定,就业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9.2%,实际增长7.7%,分别高于GDP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2.6和0.8个百分点;累计新增就业达到1066万人,提前完成全年就业目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9.5%,实际增长8.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8%。
四是创新创业提供增长新动力。
高技术产业、网上商品零售、快递业务、手机上网流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智能电视等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产品生产快速增长。商务便利化措施激发市场活力。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2万户。1-10月份,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利润同比增长6.2%,好于同期整体工业企业利润形势。
灵活运用货币金融政策
成功抵御金融风险
经济增长减速,股市、房地产、债市、汇市等潜在金融风险隐患增大,但中央政府通过灵活运用各种政策,成功抵御了金融风险。
一是稳定股市。
受多重因素影响,2015年中国股市大幅波动。今年8月中旬股市暴跌后,推出各种救市措施,股市恢复了稳定增长。截至2015年12月25日,上证综指较年初上涨12.16%,涨幅高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高于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国家。
二是稳定房市。
为应对房地产销售压力,2015年中央出台了包括降息、降低首付比例、公积金政策调整等一系列房地产优惠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销售,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房价环比上涨城市增加,涨幅有所扩大。11月份全国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分别为33个和40个,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涨幅均扩大;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由降转平,二手住宅价格环比持平。
三是稳定汇市。
2015年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资本流出压力加大。自2014年下半年后,中国外汇储备开始转入下降通道,并延续至今。为减缓资本外流压力,8月11日实施汇率改革,人民币在可控制范围内对美元贬值。截至2015年12月2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较8月10日贬值4.3%。
四是金融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有序推进。
3月26日,央行公告简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管理流程;4月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6月2日,央行《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并正式实施;7月21日,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8月11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市场化决定机制出台;9月15日,央行改革存款准备金考核制度,由时点法改为平均法考核;9月30日,央行开放境外机构参与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10月23日央行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利率管制完全放开;11月20日央行下调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利率,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走廊初步成型;11月30日,人民币成功加入SDR,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推进。
财政政策加力增效
促进经济增长
今年以来,财政政策积极转变调控思路,创新方法手段,在稳定总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从供给侧完善宏观调控措施和手段,切实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
一是发挥政府投资稳增长调结构作用。
中央财政继续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加快一般预算支出进度,继续大力推进PPP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收费公路、生态环境保护等项目建设、管理和运营,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继续支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大农村危房改造投入力度;优化水利专项资金支出结构等;支持产业升级和中小企业发展,中央财政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财政资金重点投向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等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领域。加快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注重创新投入方
式,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 二是稳步发行地方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中央财政今年落实稳步发行地方债的工作,并适度加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继续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同时,中央财政还在今年发行了专项支持投资项目的债券。发行60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增加7000亿元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额度,用于支持2015年国务院确定的重点项目及在建项目建设。下达3.2万亿元置换债券额度,主要用于偿还2015年到期债务。
2016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增长新动力显现
增速下滑探底
201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总体上看,经济增长仍有下行压力,但随着增长新动力的不断显现,有望探底企稳。
五大发展理念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指引
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供给侧改革的根本落脚点,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五大理念的指引下,政府将在区域、产业、 国企、财税、金融、民生等领域推出一批力度大、接地气的改革方案。
明年经济工作总基调仍是稳中求进
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总的定调仍是“稳中求进”,“稳”就是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就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创造新供给和新需求,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由于房地产投资仍难以显着回升,明年国内需求仍面临较大下降压力,而全球多数经济体复苏缓慢也制约外需,加上金融行业在今年高基数影响下也会放缓,明年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适当小幅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可能更为合理。这意味着经济工作目标虽然可能小幅下调,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点底线是6.5%,2016年增长目标可能设置为6.7%。
五大任务指明周期性调整的工作重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经济工作“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前四大任务直指经济下行阶段周期性调整的艰巨任务。去产能是指传统产业尤其是重资产、周期性行业的去过剩产能。去库存对应去房地产库存;去杠杆对应降低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控制金融风险;降成本主要通过降低税费和调整能源价格实现,补短板主要是补齐民生、产品、产业方面的短板,强化扶贫、产品和产业升级、农业等领域工作。去产能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但短期可能使得过剩行业投资继续大幅放缓,并导致企业融资需求继续大幅收缩。
加快产能出清可能带来失业增加和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使得经济面临较大的通缩风险。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会议强调“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这意味着过剩产能去化会相对循序渐进地进行,供给侧将是缓慢的产能出清。
财政政策加力发挥托底作用
为维持相对较高经济增长,政府稳增长力度或加大,尤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一是“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这可能意味着财政支出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力度超出想象的可能性较低。二是“实行减税政策”,而减税属于供给侧改革的措施,着重于降低企业成本和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三是“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弥补财政减收。2015年共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预计明年财政赤字规模增加至2万亿左右,赤字率可能达到2.76%,赤字净增量增加3800亿元左右。上述减税增支措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总体来看财政手段仍是托底经济的政策,经济真正意义上走出低谷不是靠中央财政加杠杆,而是靠企业加杠杆,中国要重回企业加杠杆仍需先完成过剩行业和地方政府去杠杆过程。
货币政策仍将在稳健的基调下保持适度宽松
一是社会总需求仍然偏弱,需要在需求侧保持一定的刺激力度。二是配合供给侧改革,为实体经济提供适宜的流动性,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三是配合结构性财政政策,为各项财政专项债券、地方政府债务、国债发行提供有利的利率环境,同时降低存量债务的压力。四是美联储加息后为应对资本外流,人民币温和贬值。预计2016年一次降息,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4%左右。
2016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
综合前述分析,2015年四季度工业生产、投资小幅回升,消费增长基本平稳。2016年宏观经济走势仍受去产能、去泡沫和清理债务等因素影响,企业库存可能见底回升;物价方面须防止去产能力度过大导致消费物价负增长形成通缩;房地产销售出现有回暖迹象,房地产去库存任重道远,能否带动房地产投资回升仍有待观察;总体上经济增长仍有下行压力。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的外部冲击对国内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极大挑战,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财政支出仍需加大力度。
假设2016年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不至于产生系统性风险,基准预测基于以下基准假设:(1)美元波动。因美国经济复苏走在发达国家前列,美元汇率波动与美国经济与欧洲、日本和其他地区经济复苏的相对速度密切相关,但美元过于强势也不利于美国经济发展,我们假设美元指数在90到100之间波动。(2)美国加息。未来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可能慢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加息周期。假设2016年加息两次0.25%。(3)油价维持相对低位。原油价格回落至40美元/桶左右,我们假设2016年纽约原油价格维持在45美元/桶左右。(4)根据美联储公布的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和联邦储备银行行长12月份的点阵图预测报告,假设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2.4%,根据IMF10月份《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值,假设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分别增1.6%和1.0%。
国内政策变量基于以下假设:(1)一次降息,三次降低准备金。未来根据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化情况、金融市场条件和国际经济环境,降息空间较小,仍有可能继续降准。假设2016年降息一次,降准三次。(2)人民币兑美元贬值4%,保持在6.73元/美元左右。(3)财政赤字规模增加至2万亿元左右,赤字率可能达到2.76%,赤字净增量增加3800亿元左右。
一、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
(一)经济回落的速度放缓
我国经济增速在一季度达到反危机政策刺激下快速回升的短期高点(11.9％)之后，二季度出现预料之中的回调，GDP当季同比增长10.3％，比上季下降1.6个百分点，季节调整后的环比增速也下降；7月份多数指标回落速度放缓。
工业增加值增速6月份比5月份回落2.8个百分点，7月比6月回落0.3个百分点，回落速度是放缓的。1―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6个百分点，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6月份回落了0.4个百分点。回落都不大。
(二百五)回升向好转向稳定增长的关键时期
同比增长率 一季度 二季度 7月份
GDP 11.9％ 10.3％ 上半年11.1％
工业增加值 19.6％ 15.9％ 13.4％
全社会投资 25.6％ 24.8％ 1-7月份24.9％
消费品零售 17.9％ 18.5％ 17.9％
出口 28.7％ 40.9％ 38.1％
进口 64.6％ 44.2％ 22.7％
CPI 2.2％ 2.9％ 3.3％
我国今年前高后低的运行态势，不仅仅是去年基数逐季抬高的滞后影响，也是我国政府主动把握总量刺激政策力度和加强结构调整政策力度，促使我国经济从危机应急状态尽快向运行正常化方向发展的结果。我国开始进入由政策刺激的快速回升期逐步向自主增长主导的稳定增长期过渡，
初步分析。当前增速回落大体有三分之二是去年基数的影响。三分之一是政府主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政策的预期结果。针对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能耗强度一季度的不正常反弹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不规范运作等短期突出问题和经济回升中粗放型增长势头卷土重来的结构性矛盾。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政策，这些宏观调控政策在4-7月份得到较好落实并取得积极成效。
二、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几个两难选择
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制约经济平稳运行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在未来宏观调控政策选择方面，两难选择问题增多。
(一)节能减排形势异常严峻，对“十二五”的发展格局影响较大
2006―2009年累计单位GDP能耗降幅达15.69％。今年一季度高耗能行业生产加快导致万元GDP能耗反弹3.2％，4-5月份工业用电量增幅分别高于工业增加值增幅7.8和5个百分点。
今年是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完成“十一五”规划万元GDP能耗下降20％左右的约束性目标的决战之年。要如期完成目标，下半年的节能任务相当艰巨。
1 节能减排形势异常严峻
当前，部分地方对高耗能行业的投资热情居高不下，前6个月有色金属等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仍然很高，有些地方“十二五”时期仍然规划建设许多高耗能投资项目。从高耗能行业的生产和投资动向看，未来我国二氧化碳减排任务非常艰巨。
2009年9月，国家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5％左右。同年12月，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任务压力也很大。
2 节能减排工作力度加大
针对一季度情况，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一是加大力度淘汰落后产能。今年计划关停小火电机组1000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2500万吨、炼钢600万吨、水泥5000万吨、电解铝33万吨、平板玻璃600万重箱、造纸53万吨。国务院5月通知指出，要确保落后产能在今年第三季度前全部关停。二是“国十条”给房地产降温带动产业链下游相关产业降温。三是取消406种产品出口退税。发出高载能产品限制出口的重要政策信息导向。四是取消对高耗能行业优惠电价。五是停止部分行业新增产能投资项目审批、核准。
3 高载能行业6-7月份减速已经扭转节能形势
5、6月份，六大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速明显放缓。分别比上月减缓2.1和4个百分点，并带动工业用电量增速放缓。5月份，全国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3.3％，增速比上月回落2.2个百分点。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4.14％，增速较上月下降6个百分点。重工业用电量为2223亿千瓦时，环比5月份下滑了0.8％。6月份，钢铁、有色、化工等生产增速连续放缓，带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13.6％)比上月回落2.8个百分点。
2010年上半年，能源消费同比增长11.2％，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以此测算，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升0.09％，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二)下半年价格趋势
1 连续出现各种极端天气，上半年农产品价格上涨明显
目前，我国几乎所有工业制成品供过于求，唯有农产品处于供求紧平衡状态，自然灾害对个别农产品的影响会导致其价格大幅波动。
今年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西南大旱、北方低温、南方暴雨等极端异常天气，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粮食稳产难度加大。农产品价格呈现出结构性上涨。近期棉花、小麦、大蒜、绿豆等价格涨幅较大。给农产品价格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
2 7月份可能是全年CPI的最高点
7月份，CPI同比增长3.3％，环比上涨0.4％。在7月份同比增长3.3个百分点中。2.2个百分点是由翘尾因素形成的，新涨价因素1.1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上涨对新涨价因素的贡献在70％左右。国际小麦等粮食的减产。国际粮价上涨对国内市场会产生一定的刺激，工资成本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传导到居民消费价格。但8月份翘尾因素1.7个百分点，9月份1.3个百分点，下半年翘尾影响逐步减弱。
3 影响居民消费价格下行的因素很多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适当的回调。上半年重工业增长19.4％，轻工业增长13.6％。7月份，重工业增长13.3％，轻工业增长13.5％，预示工业还会减速。第二，非常重视从货币源头管理通胀预期，7月末M2增长17.6％，比上个月末回落0.9个百分点，接近全年目标。第三，先行指标：工业品出厂价格7月份比6月份回落了1.6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类价格回落了2.3个百分点，它们对CPI的传导压力明显缓解。第四，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首次出现下降.7月份环比
持平。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
4 国际上对价格趋势分歧很大
国际避险资金持两种态度：一种是通缩派，选择美国国债：一种是通胀派，选择黄金等投资品种。目前通缩与通胀尚难定论。这是现在股市、期货市场趋向不明的主要原因之一，无方向可选择。既没有大牛市的基础，也没有大熊市的基础，小幅震荡是年内特征。
最近，俄罗斯停止出口粮食使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出现波动，但国际粮食库存处于高位，不支持粮食价格大幅持续上涨。
(三)货币政策乃至宏观经济政策方向选择两难
1 国内外环境不确定因素较多，必须警惕预料之外的减速因素
下半年，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基数抬高、库存回补趋于结束等因素会导致经济增速出现预料之中的放缓。同时。当前国内外环境中不确定因素增多，必须警惕预料之外的减速因素。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政府积极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并积极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这次国际联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行动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各国政府经济刺激政策和企业出于通货膨胀预期而回补库存是推动世界经济大幅回升的两大动力。
政策刺激和库存回补能带来经济回升，但经济复苏的物质基础使企业又开始新一轮大规模固定设备更新投资，世界经济不会在旧的产业结构基础上实现复苏，要真正出现实质性的经济复苏必须有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来带动。
目前经济学界根据统计规律归纳总结的周期性波动主要有以下四种长、中、短期波动。
第一种是以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兴替为主要波动机理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目前，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是上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刺激“红利”已经退潮，新一轮科技革命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经济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下降阶段。
第二种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的一种与房屋建筑、房地产业发展相关的经济周期，这种周期平均长度为20年，被称为“库兹涅茨”周期，也称建筑业周期。众所周知，各国刚刚经历了一轮房地产泡沫破灭带来的金融危机，我国房地产从1999年房改后也经历了连续11年的建筑周期上升期，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可能要经历“库兹涅茨”周期的调整期。
第三种是以企业固定设备更新投资和投资收益率波动为主要机理的为期约10年的朱格拉周期。目前，世界上传统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新兴战略性产业没有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突破，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新兴产业设备投资机会还没有出现，世界经济正处于朱格拉周期下降阶段，今年上半年和明年还不会出现世界性企业新一轮固定设备更新投资高潮。
第四种最短的周期是以存货调整为主要机理的一种40个月(3 4年)左右的基钦周期。“去库存化”和“库存回补”往往会造成市场需求(特别是投机性需求)的大幅波动，从而引起经济增速的大幅波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已经经历了一轮“去库存化”和“库存回补”的短周期波动，去年下半年开始“库存回补”基钦周期的上升期也已经结束。
从以上四种周期规模看，世界经济正在结束各国政府联手救市政策带来的经济快速回升“药效期”，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可能处于四种周期下降期的重叠阶段。
2 外需在四季度可能明显减弱
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导致部分发达国家债务规模急剧上升。希腊等部分国家债务违约风险凸显，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公共债务危机可能会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困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
欧洲债务危机给欧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较大不确定性，全球各经济体大都面临着巨额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压力，被迫执行紧缩财政的计划，将导致下半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从而影响到我国外需回升势头。
3 转方式、调结构的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
节能减排、房地产市场调控、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等有利于促进经济长期向好、优化结构的政策，短期内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需求。
如何兼顾解决短期突出矛盾和推进中长期结构优化问题，给宏观调控决策提出许多两难选择的难题。
(四)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前高后低
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库存回补阶段基本结束、上年同期基数抬高等因素作用下，我国经济增速继续稳步回调。初步预测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9.5％左右；四个季度分别为11.9％、10.3％、9.2％、8.3％。
任何一个国家危机后刺激政策退出或者不再加码都会有短期的“阵痛”，出现一定程度的同比、环比减速很正常，反而是刺激政策依赖症带来的高速增长不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我国在一揽子计划总体力度不减的同时，对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和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局部政策微调是与加大对民间投资鼓励政策和新兴战略性产业支持政策同时推出，中央对短期突出问题和长期结构性矛盾的解决都是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我国不存在部分发达国家财政政策被迫过早退出的经济风险，因此，对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真正的“后低”出现要有心理准备。
(五)适当降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值
考虑到危机后低碳化发展的世界投资潮流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硬约束，大家必须适当降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值，我国主动将经济增速减缓到一个可承受的适当水平，比依靠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投资推动的高增长更有利于平稳健康发展，更有利于掌握经济主动权。要防止出现西方国家“碳关税”制度推出前我国“十二五”前期经济大起，一旦西方国家推出“碳关税”制度就出现“十二五”后期大落的被动局面。
(六)利用市场倒逼机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这一时期，硬要与经济周期性规律对抗去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政策代价过大，顺势减速并利用市场倒逼机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是明智之举。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把握，可考虑当前以稳定政策为主基调，不要急于退出刺激政策以守住速度底线，今年下半年增长速度略低于上半年，明年略低于今年但不低于8％是应该可以接受的。
三、稳定总量政策和优化调结构政策是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最佳组合
2010年中国经济不冷不热，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通货紧缩，总量政策没有必要做大的调整，稳定政策是下半年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
(一)政策稳定要求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本取向不能变，一揽子计划落实的力度不能减，调结构转方式的工作不能松。
稳定政策要求落实政策必须全面、平衡。宏观政策要加强协调，区分轻重缓急，防止政策效应过度叠加：防止各行其是，自觉维护调控政策的统一性。货币政策既要保持金融对经济平衡较快增长的支持力度，又不能为物价上涨提供货币条件。价格走势决定负利率水平将逐步缩小，近期没有必要加息，完全可以通过数量型工具实现
M2增长17％和新增贷款7.5万亿的目标。稳速度必须在有保有控的加减法中才能实现。
(二)下半年做好三个加法
一是要对保障性住房、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设从土地、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增加合理供给，为未来房地产市场供求平衡和价格稳定奠定基础。增加供给和抑制不合理需要是房地产调控的两个方面，要全面落实。2010年4月15日，国土资源部2010年度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全国拟供应住房用地18.5亿平米，其中保障性住房用地2.4亿平米.占比13.2％，棚户区改造住房用地3.7亿平米，占比19.8％，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8亿平米，三类住房用地合计占比76.6％。
2010年5月19日。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在北京签定保障房建设“责任书”，以确保完成2010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目标。根据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计划建设保障性住房300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280万套。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范围。
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和支持政策要加快出台。“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不仅包含了先进核电、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这些新的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传统能源的升级变革也将成为重头，还包括洁净煤、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车用新能源等技术的产业化应用的具体实施路径、发展规模和重大政策举措。
统计显示，虽然近年来可再生能源总量绝对规模保持逐年上升，但是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2008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7.9％，而2009年则只占7.8％。而压住目前不断升高的能源消费总量，可行的方法主要还是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现有的技术，提高产能利用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高用能产业。按照初步测算，新兴能源产业规划实施以后，到201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将有望达到11％左右。由于清洁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的快速增长，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可能会从2009年的70％以上下降到63％左右。到2020年将大大减缓对煤炭需求的过度依赖，能使当年的二氧化硫排放减少约780万吨，当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约12亿吨。规划期累计直接增加投资5万亿元。每年增加产值1.5万亿元，增加社会就业岗位1500万个。
把节能增效和生态环保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节能环保产业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发展成一个大产业。我国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和技术已经具有一定基础。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方兴未艾，显示出蓬勃生机。据估算，未来5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可达4万亿元。比如，我国高效电机技术水平已经较高，但绝大多数用于出口，如果对国内低效电机进行全面改造，每年可以节约1500亿度电，得到750亿元的节电效益，还可以形成1000亿元左右的增加值。
两高一资行业要定性为内需产业，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从附加值由低到高逐步收紧出口政策，产能与内需规模相近，不能将能耗污染留在中国，企业不管环境和能耗到国际市场挣钱。资源价格政策、资源税政策、出口关税政策调整，不给国外“碳关税”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