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劳务经济 民族贫困地区 农村职业教育 发展
[作者简介]吴格娥（1968- ），女，贵州天柱人，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和研究。（贵州 凯里 556000）
[课题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2010年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贵州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GH5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9-0014-03
黔东南州的劳务输出工作经过了近30年的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促进农民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三穗县是黔东南州最早进行劳务输出的县份之一，也是黔东南州劳务输出工作成绩最突出的县份。在较长时期内，劳务输出将继续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仍停留在低水平、低层次的传统型状态及其原因，如何使民族贫困地区的劳务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顺利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的长效转移，加快城镇化建设。笔者认为，以智力扶贫为重点，以农村职业教育为突破口，使农村职业教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助推器，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本文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分析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举措。
一、劳务经济的贡献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实现农民增收、脱贫致富的最直接、最有效途径。目前，务工收入成为农村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主要用于子女教育、就医、衣行、人情来往、房屋修建等家庭开支。2011年黔东南州259.79万人农村劳动力资源中，农村富余劳动力104万人，外出务工人数72.39万人，务工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7.86%，农民人均收入3949元，其中务工工资性收入1563元，占农民人均收入的39.58%，比来自农业经营收入1183元多380元。三穗县外出务工人员43773人，占农业人口的22%，每年能为家庭提供5000元以上收入的31954人，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73%，10000元以上的19698人，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45%。劳务经济拉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广大农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劳务经济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直接增收的经济效益上，也体现在宏观的社会效益上：一是增加了农民收入。以三穗县为例，不到30%的农村劳动力务工创造了40%的农村经济，有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比没有外出务工人员家庭在生活条件上有更快的改善。二是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在全国范围内对劳动力进行了重新分配和调剂，解决了输入地劳动用工紧缺的难题，实现了输出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截止到2011年，黔东南州农村劳动力累计转移就业107.29万人，其中，出省务工人数达58.41万人。三是有利于缩小农村家庭的贫富差距。外出务工人员为务农劳动力赢得了更多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对没有务工人员家庭增收功不可没，使两类家庭（有务工人员家庭和没有务工人员家庭）的收入在自然条件下得到了一定的调控，对预防农村的“第二次剪刀差”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
二、劳务人员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通过劳务输出，增加了农民收入，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显露出了劳务工作持续发展的先天不足，导致农民工在转移就业过程中遇到很多自己难以解决和突破的问题。由于环境、社会、劳动者本人等多方面的原因，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障碍更加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选择空间小。由于务工农民整体素质不高，他们少知识、缺技术，多数人员只能从事一些纯体力、技术含量低、报酬低的职业。三穗县务工人员统计信息显示：超过2/3的在初中文化程度以下，他们流向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区就业，必将遇到更大的就业压力，多数只能进入到一些小型企业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岗位，主要从事建筑、装修、餐饮、服务、加工、电子等行业，难以向新兴产业转移。苦、累、脏、安全隐患大是岗位工作的明显特征，繁重的工作还体现在不能享受到法定休息日，日工作时间长，单位时间劳动报酬低。
2.高龄农民工就业机会少。由于多数农民工职业技能的缺乏，当他们年龄偏大、体力下降后，转移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且多数只能进入到小型企业，工作的稳定性差，收入更低。2011年三穗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43773人中，40周岁以上的12563人，占务工总人数的28.7%。用人企业对劳动力年龄的要求，促成了农村劳动力在农村与城镇之间有规律的流转：20岁左右开始外出务工，直到35岁左右是他们务工的黄金年龄；35岁以后，他们的体力开始下降；40岁后，在年龄和体力上的优势已渐渐失去，父母已经年老，子女处在读书最关键的时期，这时他们又返回农村赡养年老的父母和管理子女。
3.制度保障缺乏。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关注和倾斜到农民工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但在制度的落实上与预期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目前农民工感到最没有保障的就是保险和子女教育方面的制度，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在单向利益驱动下对农民工制度保障缺失明显，农民工还无法享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条件差，出现工伤事故的隐患很大，一旦出现工伤事故，多数只能被动协商解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力的保障。
4.融入城市生活的难度大。除有一技之长的部分人员可以获得较稳定和不低的收入外，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收入较低，生活仅处在养家糊口水平，还不能真正融入城镇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大多数只能将孩子送回农村的老家，由父母来照看。务工周期的形成，证明了大部分农民工难以从农村居民身份转变为城镇居民身份。
三、劳务经济持续发展难的根本原因
劳动者是生产力三要素的主导因素，也是最活跃的因素。分析劳务人员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是最根本的原因。由于综合素质低、非农就业的知识和技能缺乏，使农民工在人才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多数只能进入到城市初级劳动力市场，从事的行业、岗位多局限在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型职业，衍生出了从业年龄限制问题、低收入问题、需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问题、农民工受歧视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问题、发展空间受限制问题等。
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在黔东南州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占84%，高中、中专、中技占13%，大专及以上占3%。三穗县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43773人中，小学文化程度占15%，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4%，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4%，大专以上占7%，外出务工劳动力与留守劳动力比较，总体文化素质略高，然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仍高达69%。全州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劳动力仅占劳动力人口的10%，未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劳动力占90%。由于文化素质低，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劳动力少，在贫困地区还存在着许多难以从农村转移出去的青壮年劳动力，在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中常年从事体力劳动或一般性劳动的比例高达90%以上，就业和发展的空间小。不同文化程度的务工人员在收入上有明显差异。据统计，在两年务工期内，受过中等层次教育的比初中以下的年收入高17.5%，受过高等教育的高21.5%，而且文化程度低的很难获得待遇的提升。可见，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制约着转移结构的提升和务工收入的增加，要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优势，促进贫困农民的非农就业，就必须加强对他们的非农职业教育和培训。通过非农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从业素质，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努力实现劳务输出由体力型向技术型、智能型转变。
四、发展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举措
1.改变观念，把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扶贫的核心工作来抓。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往往是说得多但落实少，想得好但落实难，有些工作还处在低效率的模式上。如何让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速度更快、更符合民意，关键还得改变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认识。
农村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个人利益行为，而且也是国家利益的社会行为。国家利益是人民利益的集合，国家利益的实现从根本上是通过人民利益的兑现而实现的，民富则国强。农村职业教育反映的虽然只是农村教育的一个侧面，但关系重大。它关系到人力资源是否被有效开发利用，关系到农村人力资本能否增值，关系到农村的发展和长期的稳定，关系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①。农村职业教育靠谁来发展？单靠农民的自觉觉醒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科学文化落后的民族贫困地区。抓好农村职业教育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要积极贯彻实施“推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把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划，切实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②。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应从国家层面上全盘考虑，把职业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组成部分，把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公益事业来做，才能真正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大众化和终身化。从平衡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反哺农村、东部帮扶西部、重点倾斜落后，民族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才有可能得到跨越式发展。民族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除了历史的、地理的、自然的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文化教育的落后，农民智力贫困。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工作的落实。
民族贫困地区把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扶贫的核心工作，切实抓好农民的智力扶贫，树立“给钱给物不如给教育”“治穷先治愚”的观念，实现从政府的“输血”转化为农民自身的“造血”。通过抓村干的职业教育培训有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黔东南州麻江县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2002～2006年由县委、县政府挤出资金把麻江县90位村干分三批送到黔东南州农校进行为期两年的阶段性培训，为麻江县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麻江县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农业建设走在了全州前列，这与加大对村干的教育培训力度、提高村干队伍素质是分不开的。在培训的90位村干中，现在继续担任村干的有30人，成为各种农业产业协会主要人员的有4人，有35人成长为农业产业带头人。近年来，县委更加重视对村干的培训，每年举办培训班，组织外出观摩，鼓励支持参加大专学历教育等，使麻江县的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农业有了强大的后劲。
2.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经费要以政府投入为主。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它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该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裕；20%以下为极其富裕。黔东南州2011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499.7元，其中用于食品支出1761.5元，恩格尔系数为50.33%，说明黔东南州农民生活水平还处于温饱阶段。对于大多数农民生活还处于温饱阶段的民族贫困地区来说，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很多。在限制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资金是“木桶效应”中的短板，如果缺乏上级财政的支持，广大的农村劳动力很难接受到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民族贫困地区筹措资金难度大，主要表现在：一是贫困地区的经济总量小，地方财政收入自给率较低，财政充其量只能算是“吃饭财政”。在对教育的投入上，能用于发展基础教育的资金也非常有限，因此很难有资金用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例如，三穗县22余万人口，2010年财政总收入才突破亿元关，而地方财政收入自给率仅为19③。在如此拮据的财政收入中，难以与发达地区和省份并驾齐驱，能用到农村职业教育的经费少之又少。二是农民家庭很难承担得起劳动力接受自费的职业培训。据调查，很多农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愿意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技术培训，但如果是自付费用，近2/3的人将会选择放弃，原因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三是由于教育的投资见效慢，再加上贫困地区多种客观条件的弱势，很难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职业教育上。
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要以政府投入为主，投资对象的重心应向下移，投资主体的重心应向上移，以省、中央投入为主，以县投入为辅。中央财政应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大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转移支付和倾斜力度，以扶持和帮助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稳步发展。地方政府要保证用于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比例，倡导节源开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保证用于职业教育的资金有增无减。
3.当地人民政府要统筹好承担农村职业教育的主体。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是服务“三农”的职业教育，包括办在农村的职业教育、农业职业教育和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根据农村劳动力不同方向的就业需求和转移就业的职业能力现状，需提供分门别类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这就需要有专门的领导和组织机构，制订培训计划并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此来引导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是当前在农村实施较成功的两项工程，培训机构主要是职业学校和农业部门。项目的实施为农民的转移就业、自主创业和提高农业科技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管理体制的不顺没有实现培训效果的最大化，培训还处于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计划，内容单一，实用性差，技术含量低的水平，特别是这些培训机构在法律法规、帮扶政策方面的培训能力受到明显的局限。要增强项目实施的实效性，必须加强政府的统筹管理和监督工作。
从全局性和宏观性的角度来看，统筹工作应由当地人民政府完成，州县共管，以县为主，两级政府要加强领导，认真履行好统筹职责。州级政府重在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县级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分清先后、主次，分类编制年度计划。政府在统筹规划的前提下，整合培训资源，由科技、教育、人社、扶贫、农业、财政、司法、金融等部门构成农村职业教育的主体，明确分工、落实责任、齐抓共管，各部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密切配合。承担农村职业教育的主体资源，首先要充分利用县级资源，在出现县级资源不足或薄弱的状况下，由州级资源来填补，这就要求县级年度计划要具体化、明确化，便于对州级资源的科学分配。通过州县两级政府统筹管理，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合理布局和资源的优化配置，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得到有效落实。
4.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容要取决于教育对象的需求。根据调查，农村劳动力流向的规律如图所示：
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其内容要取决于受教育对象的需求，不能“一刀切”。依据农村劳动力就业期望和流向的不同，农民会逐渐被分化，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容随之分化为农业教育、农业工人教育、进城务工教育、创业教育等。对期望转移就业的要帮助他们走出去，对期望留下来的要帮助他们满怀希望地留下来。除了对他们进行相应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和培训外，对于留守劳动力，重点抓好农业实用技术的普及，实现农业实用技术的低重心发展和推广工作④；对于外出务工劳动力，重点抓好非农职业知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社会知识和社会能力的教育与培训，使他们有一技之长，能走得出去，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能帮助他们融入城镇的工作和生活；对于回乡创业的，重点抓好创业培训和创业跟踪指导，以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和回报率，使一部分劳动力率先从谋就业转为谋发展，为本地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对于创业成功者和农村致富带头人，重点抓好在经营管理、信息预测、市场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培训，尽可能提供外出参观学习机会，使这部分人能走得更快，在当地成为学习的榜样和典型，增强带动和示范功能。
受农民长期形成的观念、习惯、文化基础的影响，非农职业教育成为农村职业教育中任务艰巨而基础较薄弱的一个部分。因此，在确定农村职业教育内容时要把握好非农职业教育既不同于农民的农业职业教育，也不同于城市居民的职业教育。农民的非农职业教育是针对农民进入第二、三产业就业和创业的需要，是农民学习非农社会文化、知识和技能的非农社会化过程，是农民增加其个人社会资本的过程，其教育的内容既要突破目前劳务人员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又要引导和培养他们进入新兴行业的就业能力。
5.农村职业教育师资短缺问题的应对措施。由于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不够，导致职业教育是目前教育体系中最落后、最缺乏吸引力的一个部分。与职业教育中的学历教育相比，非学历职业教育更是弱中之弱，还处于蜻蜓点水阶段，农村职业教育很难落到实处，与农民期盼的、真正能转化为生产力的教育极不对称，与总理提出的“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差距还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教育学校师资短口大，没有更多的老师有时间、精力到农村第一线作技术指导和培训。民族贫困地区劳动力文化素质低，转移就业能力差，农村职业教育的任务艰巨。在庞大的需求面前，师资短缺是很突出的问题。以黔东南州为例，2011年全州有乡村从业人员240.08万人，2004～2012年全州“阳光工程”累计培训人数为11.59万人，连续9年受培训人数仅占2011年乡村从业人员人数的4.83%；全州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数40962人，专任教师1019人，除去顶岗实习学生数，师生比约为1U27。无论是非学历职业培训还是学历职业教育，师资不足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师资短缺问题，首先要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农村职业教育不仅仅是职业学校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各部门共同的事情，每一个部门都应该主动承担起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职责，向农民提供生存、生活、发展相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第二，政府统筹好承担农村职业教育的主体部门，制定好“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并做好执行和落实的跟踪工作。第三，建立教师资源库。组建以兼职为主、专兼结合、校内外结合的成人教育教师队伍，教师资源要按专业方向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第四，对教师实行动态管理，教学点下移。农民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主体部门做到有需则应，主体教师按需上岗，教师流动，送教下乡。这样既可以降低教育成本，又把方便留给了农民。
6.把服务于经济发展作为农村职业教育的根基。农村职业教育要为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服务。农村职业教育能否立足于当地农村和市场经济，关键要看它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凡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凡是能让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凡是能帮助老百姓转移就业的，就是受欢迎的，这样的教育就有生命力。农村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必须符合人们的意愿，必须符合地域特点和需求，必须与农民的期望吻合。这就给承担农村职业教育的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仅仅是思考给多少教育还不够，还应更多地思考给什么质量的教育，使农村职业教育更好地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稳定就业、体面就业提供帮助，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更好地为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农村职业教育要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服务。民族贫困地区往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欠开发的良好生态，是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天然优势和资源。农村职业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放思想，帮助农民在思想上、认识上、观念上有一个新的突破，改变他们的价值理念、劳动模式、市场观念、经营意识、服务意识；其次，农村职业教育要紧紧围绕开发资源、发展主导产业抓好教育和培训，培养一大批“有技术、会经营、懂管理”的地方人才，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使大多数人由农业转入第三产业，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源。努力做到发展一项产业，培训一批农民，振兴一方经济。
[注释]
①徐长发.新乡村职业教育发展预期[J].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6.
②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教职成[2011]13号）[Z].2011-10-25.
③付乐欣.三穗县政府工作报告2011[EB/OL].http：///xxgk_list_1.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20172&wbnewsid=221263，2012-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浙中山区贫困人口现状的调查，分析了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大障碍是农民素质偏低，明确了加强农民素质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重要意义，制定了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
贫困问题是全球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关心、保护并为贫困群体创造基本的生存发展条件，使之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利，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作为浙江省原来的8个贫困县之一的武义县，自1994年以来进行了以城市化为载体的下山脱贫的成功实践，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帮助世世代代蜗居深山、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山民”实现了变“市民”的全方位历史跨越，为“山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与山外世界平等的平台，同时，也加快了“山民”向现代人转变的进程，为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人了活力，被受此实惠的“山民”称为“挖穷根”的“德政工程”。然而，下山脱贫仅仅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模式，各地政府可因地制宜选择转移模式，帮助山民尽快实现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创设贫困山区劳动力培训的机制架构，提高山民的整体素质，使他们下得来、留得住、富得起，从“山民”变“市民”后能真正地融人现代文明。本文通过对浙中山区农民生存状态的调查，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存在的障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浙中山区贫困人口现状
金华市位于浙江省的中部，东临台州，西连衙州，北靠杭州、绍兴，南接丽水，面积10918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l0. 7%。浙中地区一般是指金华市所辖的九个县市(区)，即兰溪市、东阳市、义乌市、永康市、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姿城区、金东区，人口447. 94万。金华市属于浙中丘陵、盆地地区，全境的东、南、北三面是山区，山区的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40%。由于历史原因，金华市下属各县市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其中既有名列全国百强县的义乌、永康、东阳，又有贫困县武义、磐安等。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浙中地区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山区，山民的生存状态堪优，表现为“七难”:一是“行路难”，山民进出得翻山越岭，20%的山民连县城都不曾到过;二是“用水难”，由于没有水利设施，遇到干旱，山民、家畜及农作物就会缺水;三是“求学难”，由于村子小，不可能办学校，因为经济拮据和交通不便，致使外出求学极为困难;四是“求医难”，山民缺医少药情况十分严重，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由于没有医疗保障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十分突出;五是“婚嫁难”，特别是男子娶妻难;六是“邮电通讯难”、“接收广播、电视难”，造成山民信息闭塞、观念陈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七是“生活难”，收人水平严重偏低，据调查，2003年贫困山区山民的年人均收人仅为401元，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2004年、2005年中央的1号文件都是以“给农民减负、促进粮食稳定增产、鼓励农民持续增收”为主题的。各地政府加大了扶贫的力度，给山区进行“输血”，如下拨扶贫款、修公路、建希望小学、送慰问金、慰问品等。但一方面由于我国西部地区贫困现象更为突出，国家的财力极为有限，扶贫款项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间题。另一方面，有些山区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如磐安县因山洪爆发引发泥石流造成山区公路屡修屡坏，损失严重。下山脱贫，不仅能保护生态环境，而且能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脱贫问题。我们必须因地制宜，探索劳动力转移的合理途径。
二、浙中山区劳动力转移特点
本文选取了金华市姿城区为研究个案，对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进行了深人调查。据统计到2003年底，婆城区14个山区乡镇总人口为295759人，其中实有农村劳动力为174380人，占总人口的58. 96%。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有90100人，占农村实际劳动力的51. 67% ,占总人口数的30. 46%。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1.以就近转移为主。在本乡镇范围内从事二、三产业的人数为36898人，占转移人员总数的40. 95 %;转移到本区其他乡镇街道的劳动力为34285人，占38. 08% ;转移到本省其他县市的有13850人，占15. 37%;转移到省外的有5067人，占5. 62%。从转移区域看，省内转移和省外转移的人数比约为20:1。由此可见，婆城区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基本上在本省范围内转移，转移到外省的人数比较少。
2.以雇员打工为主。从转移的行业看，以向工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转移为主。根据对14个农村乡镇劳动力离开本乡镇从事行业状况统计:转移到工业的人数为14596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7.4%;转移到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人数为12109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2.8 %;转移到其它社会服务业的人数为12819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4.1 %。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是雇员，而个私业主和“白领”占的比例很少。
3.以自发盲目转移为主。农村劳动力在转移方式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目性，目前农民外出就业以依托传统血缘、地缘、人际关系为主。据调查，2003年姿城区农村劳动力通过有关部门有组织进行转移的仅占8.6%,其余人员的转移仍然属于自发进行。
4、以兼业转移为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带有明显的兼业性，那些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每年除在外务工外，农忙季节就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属亦工亦农性转移。兼业性还体现在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确定性，如今年外出打工，而明年可能不外出打工。
综上所述，山区劳动力的转移具有自发、盲目、分散、不稳定等特点，制约的主要因素在于劳动力的素质偏低。
三、浙中山区劳动力素质调查与分析
(一)浙中山区劳动力素质状况调查
1.文化素质偏低。据抽样调查统计，在磐安县全部农村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8. 1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6. 9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4. 83%，甚至有14. 17%的从业人员为文盲和半文盲。
2.思想观念落后。由于几百年来一直蜗居在崇山峻岭中，与外界极度稀少的信息沟通造成了山民小农意识和封建思想严重，市场观念、开拓创新意识淡薄，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山民不愿意也无法主动地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甚至甘于困守山上接受一点外面的接济。劳动力转移的主动性不强，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
浙中山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障碍在于劳动力素质偏低。据磐安县统计，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约为2. 6万人，占3. 4万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76. 5;在县内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初中及以上的大约1. 5万人，两项合计4. 1万人，占到了全县初中及以上农村劳动力的70%以上，也就是说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已率先实现了就业非农化。从异地转移的情况看，有一个显著特征:文化程度越高，转移范围的半径越大，没有文化的农民，大多流转范围局限于本县。素质低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过大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输出和向农村工业转移。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成因剖析
1.教育投入不足。尽管近几年来，金华市对教育投人的总量都在逐年增加，但全市教育投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不到2%，只能满足教师的工资性支出，真正用于教育科研、教学设施投人的微乎其微。山区的教育投入经费严重短缺，我们在调查中痛心地看到有许多山区孩子还在危房里上课甚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2.农村教师队伍不稳定。山区乡镇的一些骨干教师纷纷想方设法调往平原乡镇、城区或其它经济发达地区，如边远山区塔石乡近五年调往外地的教师达21名，而本乡只能聘请代课教师补缺，因此要提高山区乡镇的教育质量比较困难。
3.职业教育体系不健全。现有的农村职业教育课程和教材过分强调学科分类和体系，与现阶段农村科技和农村经济发展相脱节。教学流于形式，不适应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农业产业化需求。职业学校定位不清晰，缺乏办学特色。另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和沟通，严重地影响了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4.对实用技术的培训不够重视。许多乡镇领导对农村培训工作不够重视，没有具体的培训计划，没有足够的办学经费，没有健全的教学设施，没有单独的培训场所，培训学校形同虚设。一些农民种、养殖规模比较大的乡镇，偶尔也会举办几期实用技术培训，但重理论轻实践，农民只能学到一些肤浅的书面知识和技术，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至于那些外出人员较多、劳动力转移比例较高的乡镇，往往缺少有针对性的集中培训，对劳动力转移放任不管，任其自发进行。
四、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对策措施
(一)教育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孟要作用
1.有利于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供给。据调查，2002年姿城区14个乡镇农民子女初中升人高中的升学率为76. 5%。这种低升学率导致一批年轻的农村人口过早的进入劳动力队伍。将乡镇初、高中毕业后未能升人更高一级学校学习的学生组织起来，进行1一2年的职业培训和相关教育，可以提高其素质和劳动技能，使其成为劳动力市场有效供给，并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业矛盾。
2.有利于减少劳动力盲目转移。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促进劳动力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流动，增加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可以减少农村劳动力选择职业和岗位的盲目性。
(二)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具体建议
1.强化对农村教育的投人和管理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制定了关于各级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得低于70%的规定。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人，实行多渠道办学。
一要建立稳定的、多渠道的农村教育经费来源体制q各级政府、社会各界要努力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人，确保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逐步建立起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校办产业收人、社会捐资、设立教育基金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确保教育经费来源稳定和扩大。特别是要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大力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体制。
二要理顺农村教育经费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加强教育资金管理，严格管理国家教育拨款、社会集资、学校创收、学生缴费等教育财源，形成以专门金融机构为轴心的教育资金运转机制，确保农村教育经费的安全、高效运转，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要建立健全教育经费的监督机构。要对教育经费进行科学管理，必须建立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互相制约的管理模式，使教育经费真正用到实处、物尽其用。
四要努力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调整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一方面要适当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总额中的比重，以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实施;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经费的投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2.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要培养造就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农村劳动力，实行劳动力与产业的优化配置，必须对农村教育进行综合改革，克服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弊端。金华市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进教育内部的“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础扎实、层次合理、纵向衔接、横向沟通、高效运作”的大教育格局。农村教育的综合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人手。
(1)推进农村基拙教育的综合改革。农村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使农村劳动力的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农村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在农村特别是山区乡镇，接受初中教育后的农村青年大多返乡务农，但由于农村普通初中教育与农业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相脱节，学到的知识解决不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问题，毕业生不能很快融人当地的农业生产建设和产业化经营中去。因此，课程设置要贯彻实际、实用、实效的教育原则，因地制宜，加大农村教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的改革，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紧密结合，既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又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大批适用人才，为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人，提供智力和人才保证。
(2)加强“三教”统筹，优化教育结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是不可分割的教育整体，要深化改革，使“三教”在办学思想、服务方向、教育教学内容等方面高度融合。农村“三教”统筹的基点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这个基点上以“大职教”为纽带，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要适时调整专业结构和课程计划，重点发展急需的专业，按需施教，提高教学质量，还要逐步试行主辅修制，培养一大批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成人教育在基本完成扫盲教育以后，转移到以岗前、岗中培训为主。对重视农民教育、农业技术培训的学校，政府要给予适当的奖励和支持，彻底扭转职教、成教学校长期忽视农民教育和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局面。
(3)以农村教育实体为依托，推行农科教结合。要紧紧围绕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继续实施科技、教育、卫生“三下乡”活动，努力探索和推广“开发一个项目，建设一个基地，培训一批人才，推广一项技术，致富一方农民”的新模式，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技术水平，拓宽就业新门路。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浙中山区贫困人口现状的调查，分析了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大障碍是农民素质偏低，明确了加强农民素质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重要意义，制定了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
贫困问题是全球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关心、保护并为贫困群体创造基本的生存发展条件，使之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利，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作为浙江省原来的8个贫困县之一的武义县，自1994年以来进行了以城市化为载体的下山脱贫的成功实践，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帮助世世代代蜗居深山、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山民”实现了变“市民”的全方位历史跨越，为“山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与山外世界平等的平台，同时，也加快了“山民”向现代人转变的进程，为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人了活力，被受此实惠的“山民”称为“挖穷根”的“德政工程”。然而，下山脱贫仅仅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模式，各地政府可因地制宜选择转移模式，帮助山民尽快实现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创设贫困山区劳动力培训的机制架构，提高山民的整体素质，使他们下得来、留得住、富得起，从“山民”变“市民”后能真正地融人现代文明。本文通过对浙中山区农民生存状态的调查，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存在的障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浙中山区贫困人口现状
金华市位于浙江省的中部，东临台州，西连衙州，北靠杭州、绍兴，南接丽水，面积10918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l0. 7%。浙中地区一般是指金华市所辖的九个县市(区)，即兰溪市、东阳市、义乌市、永康市、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姿城区、金东区，人口447. 94万。金华市属于浙中丘陵、盆地地区，全境的东、南、北三面是山区，山区的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40%。由于历史原因，金华市下属各县市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其中既有名列全国百强县的义乌、永康、东阳，又有贫困县武义、磐安等。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浙中地区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山区，山民的生存状态堪优，表现为“七难”:一是“行路难”，山民进出得翻山越岭，20%的山民连县城都不曾到过;二是“用水难”，由于没有水利设施，遇到干旱，山民、家畜及农作物就会缺水;三是“求学难”，由于村子小，不可能办学校，因为经济拮据和交通不便，致使外出求学极为困难;四是“求医难”，山民缺医少药情况十分严重，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由于没有医疗保障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十分突出;五是“婚嫁难”，特别是男子娶妻难;六是“邮电通讯难”、“接收广播、电视难”，造成山民信息闭塞、观念陈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七是“生活难”，收人水平严重偏低，据调查，2003年贫困山区山民的年人均收人仅为401元，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2004年、2005年中央的1号文件都是以“给农民减负、促进粮食稳定增产、鼓励农民持续增收”为主题的。各地政府加大了扶贫的力度，给山区进行“输血”，如下拨扶贫款、修公路、建希望小学、送慰问金、慰问品等。但一方面由于我国西部地区贫困现象更为突出，国家的财力极为有限，扶贫款项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间题。另一方面，有些山区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如磐安县因山洪爆发引发泥石流造成山区公路屡修屡坏，损失严重。下山脱贫，不仅能保护生态环境，而且能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脱贫问题。我们必须因地制宜，探索劳动力转移的合理途径。
二、浙中山区劳动力转移特点
本文选取了金华市姿城区为研究个案，对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进行了深人调查。据统计到2003年底，婆城区14个山区乡镇总人口为295759人，其中实有农村劳动力为174380人，占总人口的58. 96%。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有90100人，占农村实际劳动力的51. 67% ,占总人口数的30. 46%。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1.以就近转移为主。在本乡镇范围内从事二、三产业的人数为36898人，占转移人员总数的40. 95 %;转移到本区其他乡镇街道的劳动力为34285人，占38. 08% ;转移到本省其他县市的有13850人，占15. 37%;转移到省外的有5067人，占5. 62%。从转移区域看，省内转移和省外转移的人数比约为20:1。由此可见，婆城区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基本上在本省范围内转移，转移到外省的人数比较少。
2.以雇员打工为主。从转移的行业看，以向工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转移为主。根据对14个农村乡镇劳动力离开本乡镇从事行业状况统计:转移到工业的人数为14596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7.4%;转移到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人数为12109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2.8 %;转移到其它社会服务业的人数为12819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4.1 %。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是雇员，而个私业主和“白领”占的比例很少。
3.以自发盲目转移为主。农村劳动力在转移方式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目性，目前农民外出就业以依托传统血缘、地缘、人际关系为主。据调查，2003年姿城区农村劳动力通过有关部门有组织进行转移的仅占8.6%,其余人员的转移仍然属于自发进行。
4、以兼业转移为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带有明显的兼业性，那些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每年除在外务工外，农忙季节就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属亦工亦农性转移。兼业性还体现在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确定性，如今年外出打工，而明年可能不外出打工。
综上所述，山区劳动力的转移具有自发、盲目、分散、不稳定等特点，制约的主要因素在于劳动力的素质偏低。
三、浙中山区劳动力素质调查与分析
(一)浙中山区劳动力素质状况调查
1.文化素质偏低。据抽样调查统计，在磐安县全部农村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8. 1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6. 9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4. 83%，甚至有14. 17%的从业人员为文盲和半文盲。
2.思想观念落后。由于几百年来一直蜗居在崇山峻岭中，与外界极度稀少的信息沟通造成了山民小农意识和封建思想严重，市场观念、开拓创新意识淡薄，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山民不愿意也无法主动地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甚至甘于困守山上接受一点外面的接济。劳动力转移的主动性不强，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
浙中山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障碍在于劳动力素质偏低。据磐安县统计，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约为2. 6万人，占3. 4万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76. 5;在县内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初中及以上的大约1. 5万人，两项合计4. 1万人，占到了全县初中及以上农村劳动力的70%以上，也就是说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已率先实现了就业非农化。从异地转移的情况看，有一个显著特征:文化程度越高，转移范围的半径越大，没有文化的农民，大多流转范围局限于本县。素质低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过大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输出和向农村工业转移。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成因剖析
1.教育投入不足。尽管近几年来，金华市对教育投人的总量都在逐年增加，但全市教育投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不到2%，只能满足教师的工资性支出，真正用于教育科研、教学设施投人的微乎其微。山区的教育投入经费严重短缺，我们在调查中痛心地看到有许多山区孩子还在危房里上课甚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2.农村教师队伍不稳定。山区乡镇的一些骨干教师纷纷想方设法调往平原乡镇、城区或其它经济发达地区，如边远山区塔石乡近五年调往外地的教师达21名，而本乡只能聘请代课教师补缺，因此要提高山区乡镇的教育质量比较困难。
3.职业教育体系不健全。现有的农村职业教育课程和教材过分强调学科分类和体系，与现阶段农村科技和农村经济发展相脱节。教学流于形式，不适应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农业产业化需求。职业学校定位不清晰，缺乏办学特色。另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和沟通，严重地影响了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4.对实用技术的培训不够重视。许多乡镇领导对农村培训工作不够重视，没有具体的培训计划，没有足够的办学经费，没有健全的教学设施，没有单独的培训场所，培训学校形同虚设。一些农民种、养殖规模比较大的乡镇，偶尔也会举办几期实用技术培训，但重理论轻实践，农民只能学到一些肤浅的书面知识和技术，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至于那些外出人员较多、劳动力转移比例较高的乡镇，往往缺少有针对性的集中培训，对劳动力转移放任不管，任其自发进行。
四、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对策措施
(一)教育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孟要作用
1.有利于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供给。据调查，2002年姿城区14个乡镇农民子女初中升人高中的升学率为76. 5%。这种低升学率导致一批年轻的农村人口过早的进入劳动力队伍。将乡镇初、高中毕业后未能升人更高一级学校学习的学生组织起来，进行1一2年的职业培训和相关教育，可以提高其素质和劳动技能，使其成为劳动力市场有效供给，并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业矛盾。
2.有利于减少劳动力盲目转移。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促进劳动力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流动，增加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可以减少农村劳动力选择职业和岗位的盲目性。
(二)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具体建议
1.强化对农村教育的投人和管理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制定了关于各级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得低于70%的规定。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人，实行多渠道办学。
一要建立稳定的、多渠道的农村教育经费来源体制q各级政府、社会各界要努力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人，确保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逐步建立起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校办产业收人、社会捐资、设立教育基金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确保教育经费来源稳定和扩大。特别是要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大力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体制。
二要理顺农村教育经费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加强教育资金管理，严格管理国家教育拨款、社会集资、学校创收、学生缴费等教育财源，形成以专门金融机构为轴心的教育资金运转机制，确保农村教育经费的安全、高效运转，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要建立健全教育经费的监督机构。要对教育经费进行科学管理，必须建立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互相制约的管理模式，使教育经费真正用到实处、物尽其用。
四要努力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调整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一方面要适当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总额中的比重，以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实施;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经费的投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2.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要培养造就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农村劳动力，实行劳动力与产业的优化配置，必须对农村教育进行综合改革，克服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弊端。金华市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进教育内部的“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础扎实、层次合理、纵向衔接、横向沟通、高效运作”的大教育格局。农村教育的综合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人手。
(1)推进农村基拙教育的综合改革。农村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使农村劳动力的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农村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在农村特别是山区乡镇，接受初中教育后的农村青年大多返乡务农，但由于农村普通初中教育与农业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相脱节，学到的知识解决不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问题，毕业生不能很快融人当地的农业生产建设和产业化经营中去。因此，课程设置要贯彻实际、实用、实效的教育原则，因地制宜，加大农村教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的改革，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紧密结合，既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又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大批适用人才，为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人，提供智力和人才保证。
(2)加强“三教”统筹，优化教育结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是不可分割的教育整体，要深化改革，使“三教”在办学思想、服务方向、教育教学内容等方面高度融合。农村“三教”统筹的基点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这个基点上以“大职教”为纽带，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要适时调整专业结构和课程计划，重点发展急需的专业，按需施教，提高教学质量，还要逐步试行主辅修制，培养一大批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成人教育在基本完成扫盲教育以后，转移到以岗前、岗中培训为主。对重视农民教育、农业技术培训的学校，政府要给予适当的奖励和支持，彻底扭转职教、成教学校长期忽视农民教育和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局面。
(3)以农村教育实体为依托，推行农科教结合。要紧紧围绕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继续实施科技、教育、卫生“三下乡”活动，努力探索和推广“开发一个项目，建设一个基地，培训一批人才，推广一项技术，致富一方农民”的新模式，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技术水平，拓宽就业新门路。
论文摘要：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简称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我国要实现现代化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地增长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那么农村应该靠什么来脱贫致富从而实现小康呢一是发展现代农业二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二项都需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个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日标，十六大报告对“个面小康”的解释是惠及十儿亿人的小康，日前我困农民占个困总人日的}o%以上，如果农村小实现小康，就小会有个面小康日标的实现，所以个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简称“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困苹命建设和改苹的根木问题)实现现代化日标，个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小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地增t<，小断提高农民产卜活水平)要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尽快致富奔小康的关键在于:一方面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武装传统农业，尽快提高j’大农村、农民的科技素质，_另一方面解决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就要求我们农业职业教育承担起为农业、农村一线培养数以千万计的农业职业技术人才的重任，其它职业培训学校(机构)为农村人日转岗、转移提供就业培训，为个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应有的新贡献、
一发展现代农业，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一一必须培养大批能领导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应用型人刁一。
个球市场的形成，我困的农业产卜产经营已经纳入了世界农业产卜产体系，而我困是一个产业化程度很低的农业大困.我困大部分农产品没有比较优势(规模小、成木高、质量低，标准体系小健个，等等)，并且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普遍小高，使我困农业科技含量小高，科技水平的落后导致农业的劳动产卜产率低下，农产品价格偏高、无法与困外农产品进行竞争、加入wtc)之后，更缩小了政府保护农业的空间，很多限制进日的措施都无法继续使用，我困一此农产品加}一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竟争，我困农产品小仅难以开拓困外市场，而且连保住困内市场都难)这必将减少农民的就业机会，减少农民收入)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产卜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提高农民收入、即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战略转型、
这种战略转型的卞要内容包括:
(1高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产卜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2)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刻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竟争的加剧，面对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产卜产、加}_、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_}办作去完成，发挥分}一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竟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事实上，改苹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发产卜了巨大变化，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应运而产卜，农村产业结构发产卜着新的变化，不f:统农业逐步转变为种、养、加一体化的大农业，科、}一、贸一条龙的新模式，初步形成了食品、饮料、果品、纺织、造纸、皮毛、药材、酿造、编织、饲料等十大农产品加}一业，数白个品种的农副产品加}一体系)农村经济成分旱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涌现出 一批新兴产业，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重要产卜民点，以港澳台地卜_和外商投资企业为补充的农村经济结构体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的升级，农业的现代化.对劳动者的文化、技能、知识结构等要求将有明显提高)伴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人才的需求旱现出新的特点)农村迫切需求掌握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技术、善于把科1i) }-1戈果进行一次开发、能及时掌握市场信息、‘h得经营答理、能领导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应用型人才、最明显的例r就是西部资u}优势之所以小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根u}，乃是农村劳动力文化技术素质太低，适应小了现代农业的技术要求和结构变化，只能从事体力性的简单劳动，数量众多而无质量优势)小仅当地缺乏资u}有效持续开发和利用的人才，而且小能满足外来资金投入集约化资u}开发的劳动力技术要求)所以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必须顺应这一变化，要大力发展农业职业和技术教育，加强职业技术培训，肩负起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的jll史责任)囚此积极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和面向农村的高等职业教育(将来是木科)，构建完善的农村教育体系，造就 一支数量庞大的、素质过硬的、适应现代农业大产卜产要求的农民队伍，从城乡一体化、个面发展教育、为农村教育提供出路这一角度看，有其深远的战略意义，需要立即付诸实施，
一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一一其“突破点”在于教育，要大力发展职业和技术教育。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小在农业产业上，而是在非农产业上，即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上、所以带领个困人民奔小康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让他们充分就业的问题)而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是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重要保障
据初步匡算，我困日前1 /3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极小充分状态，现有农村富余劳动力总数在1.5亿人左右)而且21世纪初期农村劳力将处于新的供给高峰，据预测，20 o1-2010年个困农村将新增劳动力6 350万左右、即使前20年保持年转移匕八白万人的速度，到2020年，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托力小可能有根木缓解)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是造成农业劳动产卜产率低、农民收入增加困难的根木原囚)
怎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纵观各u社会转型的jll史经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木路径是城乡勺_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_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日转化成非农产业人日，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日，从而融入现代社会产卜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
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大力发展}一业，发展}一业的重要途径就是吸引外资，使我困成为资木市场，成为}一业制造大困，山此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央1999年经济}_作会议明确把中困定位于“最终产品制造业大困”，困外也已经普遍认为中困是21世纪最大的“世界}_厂”、到底中困能小能成为世界}一场，就在于中困能小能把握这个机会，能小能提供大量高素质而相对低价的劳动力)以中困在个球产业分}一中的实际地位，我困日前客观上只能以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保持在困际市场的竟争力)而这种优势实际上产产卜于农村高达1.5亿以上的过剩劳动力，但日前在中困4.8亿多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2%，其中大专以上的只占到2.6%，初中及初中以下的仍占88%，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小高，从事非农产业的职业技能非常缺乏.这种状况小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光靠廉价劳动力来竟争是小够的，囚为这并小能改善他们的产}一活质量，廉价的劳动力价格小能使他们富裕起来，离小康产卜活还甚远))，囚为现代企业正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化，劳动力将山过去的简单-体力劳动型向技能型、知识型转变)囚此必须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一作，以小断提高民}一素质，提升其就业技能，增强其在劳务市场上的竟争力)怎样刁一能有高素质或者说合格的素质昵?就需要加强训练，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提升其就业技能)政府应该有计划、有重点、分步骤开展农村人力转岗培训，开发相关课程和教材，1i)}究制定科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所)
三农村人日转岗、转移就业培训将成为各级政府教育、农业部门近20-30年}一作任务的重中之重，政府应把农民教育当作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任务来抓。
一、加强基层工会工作制度建设。按照市委提出的“创新工作年”的要求，区教育工会制定并印发了《基层工会工作职责》、《基层工会文书档案管理办法》、《关于在全区教育系统开展工会工作竞赛的通知》三个文件，以利于基层工会工作有章可循。新建了航天小学工会，为六中等四个基层工会办理了换届选举及移交手续，协助后产办等三个工会办理了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二、积极开展困难教职工的帮扶活动。区教育工会建立了190户困难职工档案，*年春节前夕，慰问了61个基层工会的123户困难职工，为每户送去了400元慰问金，还陪同局领导到市区医院慰问生病住院的教职工和上门慰问离退休老同志20人次，区教育工会开展了“20*劳模关爱周”活动，对全区教育系统的十一名劳模进行了慰问，（并在*日报作了报导）。*年春节期间筹措、使用帮扶（慰问）金共计53600元。
积极协助困难教职工争取市、区困难职工帮助中心的支持，今年上半年，区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共帮扶我区困难教职工11名，计1*00元，市帮扶中心帮扶困难教职工6名，计4500元。女学街小学一名困难女教职工获区总工会赠送“女职工大病互助险”一份。
另外，协助部分基层工会办理“四川省职工住院互助保险计划”和“女职工大病互助保险计划”，帮助十初中和农小各一名女教职工索赔每人一万元。
三、积极参加市区总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并取得较好成绩
1、区教育工会获区总工会2007年工会工作竞赛一等奖。
2、区教育工会获区总工会表彰2007年区职工民主管理先进单位，二中梁国平等9人获区总工会表彰民管先进个人称号。
3、组织青年街幼儿园教师参加市总工会“庆三八、创和谐”家庭才艺展示获第一名。
4、区教育工会推荐人民路小学齐治功参评市劳模获市表彰劳动模范。
5、获省教科文卫工会表彰优秀工会工作者一名。
6、向市推荐青幼、二中、六中为工人先锋号表彰单位。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中等职业学校是指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并备案，实施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包括公办和民办的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职业技术学院附属的中专部和中等职业学校等。
第三条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在校一、二年级所有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主要包括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和因突发事件等因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三年级学生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获得一定报酬，用于支付学习和生活费用。
第四条国家助学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主要用于资助受助学生的生活费用开支，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500元。中央与地方分担的比例为6∶4；国家助学金地方分担部分，由省、市按3∶7的比例分担；市以下分担部分，按照学校的现行管理体制和财政隶属关系，市属中等职业学校由市财政负担；县（市）属中等职业学校由县（市）财政负担。
第五条国家助学金按学年申请和评定，按月发放。学校应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见附件1）及《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指南》（见附件2）随同入学通知书一并寄发给录取的新生。新生和二年级学生在新学年开学一周内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并递交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提供户口本原件，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或家庭所在街道民政部门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
第六条每年元月五日前，各县（市）和市属中等职业学校根据本县（校）中等职业学校本年度在校学生数及生源状况等，向市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市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设在市教育局）提出国家助学金预算申请，市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核汇总后于1月20日前报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后于1月底前报省财政厅、教育厅及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审核。8月20日前，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将省财政厅、教育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审核下达的国家助学金分配名额及国家和省、市应分担的经费预算下达到各县（市）和各市属中等职业学校。8月底之前，各县（市）财政、教育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将上级下达的经费预算和本级财政应分担的经费预算以及国家助学金分配名额下达到所属各中等职业学校。
第七条中等职业学校要根据本办法和各地制定的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受理学生申请，组织初审，并将初审结果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表》（见附件3）报至同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核、汇总；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将审核意见报同级财政、教育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同级财政、教育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及时向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和所辖学校批复审核意见。尚未成立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的地方，由教育部门按上述程序完成相关工作。
学校应于学生入学一个月内开始发放国家助学金。
第八条学校应按实际受助学生名单填写《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表》，及时报送同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由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核汇总后报同级财政、教育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市属中等职业学校和县（市）学生资助管理机构于11月10日前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表》和《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统计表》（见附件4）上报至市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市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于11月底前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统计表》上报至省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并报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备案。
全市使用国家统一建立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实行统一电子注册，为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的发放和管理提供支持。
第九条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实行学校法人代表负责制，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对学校助学工作负主要责任。学校要制定本校国家助学金具体实施办法，设立专门机构和配备专职人员具体负责助学工作，要为每位受助学生分别办理银行储蓄卡，直接将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一律不得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国家助学金。为学生办理银行储蓄卡，不得向学生收取卡费或押金等费用，也不得从学生享受的国家助学金中抵扣。
中等职业学校要建立专门档案，将学生申请表、受理结果、资金发放等有关凭证和工作情况分年度建档备查。
第十条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要依法办学，规范管理，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学费，并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5％的经费，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减免、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面的开支。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要努力改善办学条件、稳定学费标准、扩大招生就业渠道、完善学生资助措施。
第十一条中等职业教育实行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以校内奖学金、学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学校减免学费等为辅的资助政策体系。公办学校每年应提取不低于事业收入5％的经费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减免、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面的开支。鼓励各地政府、行业企业和社会团体设立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奖学金，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提供助学贷款。
有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要积极实行“绿色通道”制度，对携有可证明其家庭经济困难材料的新生，可先办理入学手续，根据核实后的家庭经济情况予以不同方式的资助，再办理学籍注册。
第十二条各级财政、教育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加强对国家助学金的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并接受审计、监察部门的检查和社会的监督。要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学校对双注册学生（中专技校双注册、校校联合办学双注册）重复申请。对于中途退学的学生，学校要将信息及时反馈到同级财政、教育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停止支付其助学金。对弄虚作假、套取财政专项资金或挤占、挪用、滞留国家助学金的行为，将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的责任。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将对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开展好、成绩突出的县和学校予以表彰。
关键词：勤工助学；三育一体；育人模式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扩大，学费逐年提高，贫困大学生的数量逐渐上升，解决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勤工助学作为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和精神困乏问题的重要保障。
西南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211”工程综合大学，坐落于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学生生源主要来自经济不发达的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西部农村和边远山区，经济困难学生1万余人。因此，如何运用好勤工助学这一重要资助手段，发挥其经济救助功能和育人功能，并逐步从物质帮扶向精神帮扶助学转变，实现贫困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是当前资助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一、高校开展勤工助学工作的必要性和意义
勤工助学活动是指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社会实践活动。
1.勤工助学是资助高校贫困大学生的重要渠道
“资、勤、奖、贷、补，助，减，免”是高校资助工作的主要渠道，其中“勤”即勤工助学，是唯一一个非直接给予型资助。老子云：“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贫困大学生自食其力，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勤工助学活动获得劳动报酬，补贴生活和学习费用，可以有效地缓解家庭的经济负担。
2.勤工助学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平台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高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和勤工助学等社会实践活动”，明确要求应把勤工助学作为高校人才培养和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手段。勤工助学在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解决物质困难的同时，也培育了学生自立自强的精神，提高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为大学生搭建了成长成才的平台。
二、当前高校勤工助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1.勤工助学岗位供不应求，技术含量低，工作内容单一
勤工助学岗位供应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且工作内容单一，劳务型岗位居多，智力型岗位偏少。以西南大学为例，2014年西南大学勤工助学双选会，共有3500名贫困大学生应聘1300个学校内勤岗位，其中大多数岗位都是打扫教室卫生、搬运整理图书上架、收发报刊等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工作。与学生专业相关的智力型勤工岗位较少，除劳动报酬外并不能很好地与能力培养和成才发展相结合。
2.学生对勤工助学认识不充分，自立自强意识淡薄
一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把获得劳动报酬当成勤工助学的唯一目的，并没有意识到勤工助学是参与学校事务管理、锻炼能力、磨砺品格、开阔眼界、提高综合素质的平台。少部分贫困大学生不愿参与勤工助学活动，一方面认为勤工助学工作档次低，影响专业学习；另一方面缺乏自立自强意识，劳动观念差，只把眼光盯着国家、学校和社会的无偿资助，不愿通过自身劳动缓解学费与生活费压力。
3.高校重物质资助轻精神帮扶，育人功能不突出
按照国家教委《财政部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设立勤工助学基金的通知》（教财[1994]35号），要求高校必须设立勤工助学基金，用于保证高校勤工助学工作的经常化、规范化。高校基本都能按照要求将教育事业费、学杂费、学校预算外收入划出一定比例运用于学生勤工助学工作。但主要用于对勤工助学贫困大学生的经济救助，忽略了勤工助学的育人功能，对勤工助学学生缺乏思想引导和能力培养，没能把学生勤工助学与专业知识巩固、学识水平提高、综合能力提升有机结合，导致育人效果不明显。
三、西南大学勤工助学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西南大学作为西部地区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有在校大学生5万余人，其中大部分生源来自川、渝、黔、滇等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达一万余人，占全校本科学生人数20%以上。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体系关系着学校发展和学生成长，勤工助学是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一直在探索更大程度的帮困救济，发挥其育人功能。
1.努力拓宽勤工助学渠道，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智力型转变
（1）充分挖掘校内资源
高校应把勤工助学作为学生参与学校事务管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渠道。高校首先应该利用勤工助学的机会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提倡学生治校。台湾著名老牌学校忠信高级工商校所有必要的校园工种如工人、保安、厨师全是由学生自己去做。高校只要转变工作思路，把校内教学、行政管理、后勤服务更多的岗位放权给学生，必然就会很大程度上解决勤工助学岗位供不应求、“僧多粥少”的局面，同时还能达到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双赢目的。例如：西南大学创新性地在各个学生宿舍园区活动广场增设报刊亭，在给贫困大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的同时，还免费给学生创业团队提供创业平台。
（2）努力开辟校外市场
勤工助学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不能单单局限在校内资源，应该努力把勤工助学岗位向社会方向延伸。许多高校管理者认为，学生参加校外勤工助学不方便学校管理，又存在学生安全隐患，导致勤工助学校外岗位偏少，因此高校对校外勤工助学岗位的开拓积极性不高。可是据调查，有五成以上的学生更乐意校外兼职，而不愿意局限在象牙塔内，他们认为校外兼职更有挑战性，能增加阅历，了解社会，锻炼能力。针对这一问题，高校可以与政府、企业合作建立校外勤工助学基地，开辟长期和相对稳定的兼职岗位。这样既能让学生通过校外勤工助学走进社会、增知强能，又能保证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安全。西南大学每年都会有来自社会、校外企事业单位的学生资助金，应考虑把部分资助金划拨到勤工助学专项资金，从“授鱼”到“授渔”，转变传统以单纯给予型资助为主的方式。
（3）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智力型转变
勤工助学岗位的质量提高必须与专业运用和能力提高相结合。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勤工助学岗位技术含量低，不需要动脑，多是单一重复的事务性工作，虽然能给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一定的经济报酬，补贴学杂费和生活费，但是对大学生个人成长发展作用不大。高校勤工助学应利用好大学生的智力优势，与学生专业相结合，努力开拓知识智力型岗位，如实验室助理、网络维护人员、教师助理、学生助理等岗位。
2.构建“三育一体”勤工助学模式，着重贫困学子能力培养与品格锤炼
勤工助学在帮助贫困大学生解决经济困难的同时，更要加强精神帮扶，帮助学生成长成才，锤炼人格。西南大学遵循以学生为本、立德树人的宗旨，构建了“励志、责任、感恩”三育一体的勤工助学模式。
（1）责任教育
由于家庭经济情况窘迫，缺乏生活安全感，贫困大学生在参与勤工助学活动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通过个人努力来缓解经济困难，而较少关注勤工助学工作的完成质量，存在个别偷懒耍滑的现象，缺乏对工作的责任感。学校应充分利用勤工助学这一广阔平台，让贫困大学生以主人翁的角色参与学校事务管理，引导贫困学生践行责任行为，培养责任意识。以西南大学为例，学校特别重视贫困大学生责任心教育，组织贫困大学生参加岗前培训，除必备的技能培训外，着重责任心培养。学校制定勤工助学问责制度，将工作目标逐级分解，最终落实到个人头上。例如：教室清洁以教学楼为单位设立楼栋小组长，负责整栋教学楼清洁卫生，每间教室、每个楼道具体落实到学生个人身上，出现卫生不合格的由区域负责学生和楼栋小组长共同承担责任，同时楼栋小组长进行每月轮换。
（2）励志教育
部分贫困学生除了家庭经济困难外，还存在一定的“精神贫困”，高校应该高度重视贫困学生的精神扶贫，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励志教育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贫困学生自我救助、自我教育的能力，最终达到自我激励的目的。学校利用勤工助学平台，帮助贫困大学生在力所能及的工作岗位上锻炼，建立信心，磨练意志，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为毕业后进入社会打下坚实基础。西南大学每年通过评选“勤工助学之星”“自立自强之星”等主题活动，营造励志氛围，激励贫困学子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努力成才。
（3）感恩教育
国家、社会、学校无偿资助贫困大学生上学，但部分贫困生把所获得帮助当做理所应当，感恩意识淡薄，很少意识到应该心怀感恩，通过自身努力成长成才后回报社会。每年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率居高不下，部分贫困大学生甚至出现恶意欠款行为。学校要通过勤工助学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培养学生的反哺之义、感恩之情，并将感恩之情在实际行动中践行。西南大学每年都会有感恩文化节，开展讲座、辩论赛、宣传展、走进社会福利院和敬老院、走访贫困学生家庭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感恩教育活动。西南大学物理学院免费师范专业贫困大学生陈有，除利用暑假勤工助学兼职家教自己赚学费、生活费外，还资助贵州老家两名高中生上学。
总之，勤工助学是高校帮困救济和助学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贫困大学生接触社会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手段，是一项帮助贫困大学生缓解生活窘迫并帮助贫困大学生增强社会实践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的民生工程。高校应该充分发挥好勤工助学的功能，为我国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关键词: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46-03
从人类的历史进程来看,贫困问题始终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农村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的90%以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了缓解贫困,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贫困发生率也由30.7%下降到1.6%。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当前贫困代际传递的趋势日渐突出,贫困家庭几代人都长期陷入贫困无法摆脱。2006年3月,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要更加注重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扶助,通过寄宿学习、家庭寄养、社会托养、免费职业教育等,改善其成长环境,防止贫困代际传递。这是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概念,这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已经引起高度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府反贫困战略调整中的新动向。
“贫困代际传递”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发现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存在贫困传递现象,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族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是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要想破解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路径,提高反贫困绩效,就必须深入分析导致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复杂原因,从而将反贫困工作推进到新的阶段。
一、环境性因素
2006年半数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在山区,而山区往往与土地贫瘠、生产条件差相联系。2006年贫困人口人均耕地面积1.6亩,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4.5%,其中有效灌溉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人均粮食产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1.1%,亩产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6.1%,这一切反映出贫困人口所处的自然环境耕地资源少,生态环境差,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在此生存条件下,农村贫困人口世代难以摆脱贫困的梦魔。
二、制度体制性因素
制度体制性因素是导致中国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决定性因素。
1.户籍制度。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形成。1984年,国家颁布相关法规,允许农民进入县城以下集镇入户,稍后又出台了暂住人口管理办法,要求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办理暂住登记。直到2004年中国的户籍制度才有了较大的松动。但总体而言,对农民的管制依然严格。
近五十年严格户籍管制,成为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制度基础,给广大农民造成了严重伤害。一方面,固化的二元结构,使农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福利,相反,在国家实行的城市偏向、工业偏向政策下,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抽走了上千亿元的农业资金,从而在这种体系下农民大量陷入绝对贫困。另一方面,严格限制了农民的就业和创业空间。户籍管制使农民只能在其户口所在地从事农业生产,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尽管现在对农民进城务工给予一些优惠,但由于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或当地的“常住户口”,在就业方面仍然不畅,就更不要奢谈进城创业的机会。这导致广大农民的人力资本价值难以实现,造成国家人力资源浪费。
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由于剥夺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民利,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城乡群体一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成分间难以转换,且社会对不同成员分别给予不同的对待,所实行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农民的子女和后代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使农民这一职业与身份在代际之间世袭和传递。这种城市和农村制度性的不平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构性原因。
2.农地制度。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有解不开的情结。不同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民基于土地的所有权结构,而所有权结构是农民的交换权利束的首要影响因子。改革前,中国实行制度,土地和生产资料归公社统一所有和使用,农民的生产权和收益权严格受到限制,各种获得收益的机会远离农民,由此造成农民的普遍贫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获得了一定收益权,劳动热情高昂,土地产出率提高,收入增长。但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现有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农地安排已不能满足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曾促进农村快速发展的农地安排,很难再显现其发展动力。农地产权的不清晰、不稳定性以及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只能实行的土地超小规模平均化经营模式,都使得农民对土地投资的动力减弱,再加上城市化进程中对农地征用的不规范甚至是对农民土地收益的剥夺,使得弱势的农民失去了生存的依赖,而陷入贫困的泥潭,父辈的贫困很容易通过代际传递而在其子孙身上复制。
3.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是在二元经济体制模式下构建的,不可避免体现二元的弊端。在改革前,城镇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及其家属享受以“二高一低”(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企业保障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相对完善的保障服务;在广大农村地区实行的是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等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城镇地区基本上建立起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农村地区,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合作医疗在绝大多数地方宣告破产,只剩五保户供养,社会救济面进一步变窄,救济水平偏低,且时有时无。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推动新一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但从现实情况看,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参保人员较少,能享受养老保险金的比例更小。2006年全国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不足5400万,只有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了养老金。
按理说,农村医疗保险应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现实情况是覆盖率低,参保人少,2006年扶贫重点县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户比例仅达
37.7%,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仅101元,人均报销医药费只有2.4元,仅相当他们当年医疗支出的2.2%。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仅有不到30%的人能享受不同形式的健康保障制度,至少还有5亿多农村居民没有医疗保障。医疗保障还主要来自家庭,而仅靠家庭的经济实力是很难保障的,这就决定了农民的生活充满了风险性和脆弱性。在农村“因病致贫”是农村贫困户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有关部门调查,农村贫困户中有30%是因病致贫户。
4.市场制度。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由于大多处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加上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不高,贫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渠道十分有限,造成其现金收入十分有限。而绝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的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产品销售,农产品价格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长期以来,中国在农村产品流通制度上实行严格的控制,通过统购统销方式进行农产品流通。虽然这一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所松动,绝大多数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定价,但仍有部分主要农产品价格由国家掌握。这种流通中的政府干预容易造成供求关系紧张,且不利于贫困农户根据市场需求配置资源和调整结构,使贫困农户遭受损失,难以实现脱贫,并陷入更深的贫困状态。
5.教育制度。在开放型社会,贫困人口可通过后天努力(如接受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实现向社会上层的流动,破除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79年就曾指出,经济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非资源的贫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人的质量的提高,教育是关键,中国农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受教育权问题上却存在着诸多因素的制约,致使受教育权弱化,在教育公平问题上存在着极不协调的状况,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城镇居民享受公共财政拨款建设的中小学校,享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而农村居民却长期承担义务教育的各项费用,教育负担事实上把农村大多数孩子排斥在基础教育之外;同时现存的高考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不合理的社会排斥功能,致使农村居民丧失了向上流动的教育资本,使他们的弱势长期处于恶性的代际循环之中,难以自救。
三、文化性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研究墨西哥贫困地区、家庭、个人等案例比较研究中发现,文化因素往往是导致贫困产生延续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穷人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会形成一整套特定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往往导致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文化和生活方式相互隔离,这种脱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贫困个体产生影响,尤其是对贫困者后代产生重大影响,形成自我维持和不断复制,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由于受到恶劣环境和长期贫困的折磨,许多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听于天命而不是穷则思变,奋力改变生存状态,致使劳动效率低下,养成了“等、靠、要”的信赖性心理;此外,还受到一些遗风陋习的影响,对外来先进文化有着强烈的排斥感,使得贫困在_些地方根深地固,世代承袭。
四、家庭因素
1.家庭经济状况。父母经济状况对子女儿童时期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和成年后经济收入的影响是巨大的。2006年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为614元,比上年增长11.2%,但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1%;农村低收入人口人均纯收入为869元,比上年增长1.1%,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2%。贫困农户和低收入农户收入低下,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尤其是种植业。由于受收入水平的制约,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农业投入少,生产耕作以传统耕作方式为主,难以引进先进科技投入生产,生产在低水平下循环,收入难以实现质的飞跃和量的突破。家庭经济状况的不佳,使得家庭开支中的绝大部分用于农业投入和基本的生活消费开支,难以保证子女的教育投入和营养支出,从而导致子女成年后由于儿童期的教育和营养的欠缺而失去其竞争的优势,从而复制着父辈的生活境遇。
2.父母受教育程度。教育的收益不仅为受教育者所拥有,而且它的边际收益可以扩大到家庭甚至社会。最一般的情况是教育的代际影响,即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影响儿童未来教育成就。不少学者研究证实,与家庭收入相近而父母接受较少教育的孩子相比,父母接受了较多教育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比较多。教育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与子女成年后的就业机会以及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机会和能力成正比,并通过收入水平的高低体现出来。
大量受教育程度低的贫困父母,观念陈旧落后,思想保守,对市场经济不适应,不愿冒险外出打工经商,也缺少参加新技术培训的机会,无法掌握现代农业种养新技术,仍然按祖辈传下来的老办法耕种土地。2006年农村贫困农户的贫困发生率在户主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家庭为6.3%,在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家庭为3.4%,在户主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家庭为1.8%,在户主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仅为0.8%,由此可见,父母受教育程度与贫困代际传递有着密切的联系。
3.家庭规模。一般而言,在个人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少,或家庭总人口越多,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也就越低。当前,中国贫困农户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家庭规模和结构的负面影响而以难以提高。2006年,贫困农户户均家庭规模5.4人,低收入农户户均5人,均远高于全国农户4.1人的平均家庭规模。家庭规模越大,贫困发生率也就越高。家庭规模在1～4人时,贫困发生率较低;家庭规模在5人时,贫困发生率与全国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大致相当(2.3%);当家庭规模为6人及以上时,贫困发生率均在4%以上,此种家庭规模势必影响贫困农户摆脱贫困的速度。
4.家庭社会网络资源。家庭社会关系的强弱是家庭生产能力和经营战略的基础,也是他们克服土地、劳动力、资金短缺困难和获得借贷等的基础。但在中国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家庭社会关系主要靠天然的亲缘、族缘和地缘关系来维系,而由于贫困家庭的亲威网络较薄弱,难以给予更多更有效的援助。
五、个人因素
1.个人受教育程度。国外学者曾用50个国家的数据做了相关统计和研究,其结果证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和教育都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平均一生收入要高于文盲或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平均一生收入。劳动者通过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文化素质提高,个人就业能力增强,能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获得较高的收入并减少失业的威胁。
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较低,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为1.8年,其中具有高中以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为14.2%。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文化程度更低,其中,贫困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8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年;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年。由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过低,跌入贫困的可能性就大,靠自身摆脱贫困的希望就更渺茫,为贫困的代际传递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2.个人劳动技能素质。劳动力个人生产技能高低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个人生产技能越高,收入也就越多,而由于贫困农户的劳动力文化程度低,再加上接受专业培训的机会较少,甚至是贫困农户由于观点的落后和保守尚未形成培训意识,而使得贫困劳动力仍然以祖辈遗传下来的耕作技术和水平进行劳作。尽管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劳动力的专业培训,但2006年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仍比较低,为21.3%,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明显偏低,分别为13.8%和14.8%,这意味着仍有86.2%的贫困农户和85,2%的低收入农户仍以低劳动产出率的耕作方式对有限的土地进行传统的小农式的耕作,可预想其劳动收入的低微。
3.心理素质。由于贫困农户长期在贫困的折磨中生存,而无法改变自身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往往会产生贫困心理,即被相对剥夺的感觉,表现出自卑、抑郁、忧虑、沮丧、嫉妒、怨恨和苦恼等心理问题。一方面,他们可能对自己持有完全否定的情感体验,缺乏对生活的激情和改变命运的动力,而采取逃避、退缩的方式,消极对待生活,将贫困进行到底;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由于自身相对剥夺感的增强,而将因贫困所产生的怨恨归罪于父母、家庭乃至于社会,从而产生不良的社会行为,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定。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产生,是以上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应成为中国反贫困战略调整中的新动向。
参考文献:
[1]王 瑾.破解中国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8,(1):119-122.
[2]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9-27.
一、 人口与人力资源 二、 贫困地区的人口与人力资源 三、 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四、 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五、 人力资源开发与扶贫开发 六、 扶贫开发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七、 加大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八、 搞好劳务输出产业开发 九、 加强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充分考虑贫困地区实际和发展阶段，围绕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将人力资源的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将人力资源开发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相结合；将人力资源开发与西部大开发相结合。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振兴贫困地区经济的关键，在制定和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中，充分考虑当前利益和将来发展的关系，使劳动技能培训、劳务输出与开展素质教育、普初教育、学习型社会统一起来，走出一条人力资源开发促扶贫开发的创新之路。 一、人口与人力资源 我国有近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在经济发展中呈现出温总理所说的乘数效应和除数效应。人口多是我们的潜在优势，但由于相对过剩，其质量相对不高，限制了人口要素潜能的发展。人口政策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基本国策。 人口增长周期长, 发展惯性大, 人口压力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释放, 同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承受许多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问题。人口素质是人口问题中的重要方面。把人口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把人口压力转化为持续发展的的有效资源是摆在中国乃至世界面前的课题。 人口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人口问题不仅涉及人口再生产问题的本身, 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问题。坚持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两手抓，把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分布人口，开发人力资源，纳入到扶贫开发战略的总体规划。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把贫困地区人口建成强大人力资源，是各级政府、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重大战略问题，为实现扶贫开发和脱贫致富战略目标意义十分重要。 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开发是互不可分和互相联动的。人力资源开发就是要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力、合理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的过程。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可以使人口压力转化为有效资源动力,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 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 进而保障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二、贫困地区的人口与人力资源 贫困山区由于生育观念落后，子女的养育成本较低，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十分突出，人口数量难以控制。在人口结构方面，一是人口的性别比偏高；二是年龄结构仍然较轻；三是女性初婚年龄下降，早婚早育妇女增多。人口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集中反映在人均经济指标上。一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二是人均国民收入这两个指标均比全国低，且增长速度又较慢，反映出贫困地区人口与经济不相适应的状况比较严重，人口与经济的矛盾比较突出。 贫困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贫困人口素质差，文盲率较高。长期以来由于教育落后，农村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一直偏低，有些地方整体平均文化程度还不足小学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营养不良和近亲结婚，农村贫困人口的身体素质表现为传染病和遗传病的发生率较高。所以，总的来说贫困人口素质差，特别是贫困地区文盲率高是我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现状。贫困人口结构不合理，分布集中又零星。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导致生育行为与计划生育政策相悖。由于诸多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以来逐渐形成农村独特的、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生育观念。例如，在农村以“传宗接代”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落后生育观念，驱使农村计划外生育普遍存在，超生数量增加，从而导致盲目的实际生育行为。这些都是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矛盾，无法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无法走出贫困。 许多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商品意识薄弱，竞争观念淡漠。贫困地区的人口负担已成为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劳务输出、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重要障碍。在人口素质特别是人口文化素质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较低和农业科技利用率低，不利于控制人口数量，不利于人力资源开发。 三、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地广人稀，生产技术简单，每一个人只要有了相当的体力就极易学得生产技术而从事生产，而且农人的生活水准低，也容易满足生活的要求，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了人便等于有了人力资源。但在工业社会中，生产技术决不是经过简单的学习就能得到的，即就工业社会中的农业生产技术而言，亦日益复杂，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有了人未必就是有了人力资源。 将人由非资源变为资源，这就是现代教育的主要功能，也就是现代教育的重要任务。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是随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不同的，在各阶段中，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经济结构都不相同。从而所需的人力资源在量和质的方面也有差异，大体说来，经济发展所到达的阶段愈高，所需的生产知识和技术也愈高。所以现代各国的教育都无不力求与经济发展相配合。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常发生两种现象：一是原有的人力资源逐渐落伍，有被淘汰为非资源的趋势；一是对新的人力资源需求的迫切，常感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就是反映教育与经济发展尚未能相配合，其结果将使一部分人被摒弃于人力资源之外，这一部分人不但不能成为生产的资源，且仍须继续消耗其它资源，成为社会的负担，阻碍经济快速发展。如果教育能与经济发展配合得宜，预测经济发展的进度，事先对于即将被淘汰的人力给予再教育的机会，使其能适合新的需要，对于经济发展所需新的人力预为培育，供应无缺，则可加速经济之发展。 四、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首要因素是人。“治贫必先治愚”，人力资源开发旨在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质量，人口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和农业科技运用能力，同时还包括生态意识、环保知识的普及率等方面。发展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突破口。重视教育和教育设施投资，尤其是初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国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普遍经验之一。我国的一些地区进行科技扶贫，劳务输出等形式也是有效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措施。贫困地区培养人才要因地制宜，贫困地区现阶段所需要的与其说是“高精尖人才”，还不如说是用得上、留得住、养得起、作用大的“乡土人才”。事实证明，实行农科教相结合，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培养“乡土人才”是富有成效的。1986年到1994年，国家科委拨专款在贫困地区开展科技培训累计达120余万人次，使科技扶贫联系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民都掌握一、两项实用技术。据不完全统计，科技扶贫计划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达8亿元以上，间接经济效益达30亿元以上，使贫困地区农民脱贫步伐明显加快。 要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以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要转变观念，确立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改革传统的人才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整体性人力资源开发。通建立专家型人才库、用好现有人才、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培育各级人才市场以及做好智力引进和人才引进工作等来合理开发人才资源，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五、人力资源开发与扶贫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是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开发式扶贫。贫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较为复杂。简要说如生存环境、条件和生存能力等，既有外在的条件，又有内在的因素。历史发展规律证明，内在因素又是发展的诀定因素。若扶贫重物不重人，重人则不重人的技能开发，就很难从根本上提升扶贫效率和质量，已取得的扶贫效果 也难以维持和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升贫困者的综合素质，由被动救济到主动脱贫，由不会脱贫到有能力脱贫。若如此，会大大提升扶贫的质量和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廉价的低素质人力资源以及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劳动力密集和物质资本高成为传统经济的主要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一方面在短期内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同时也因过度开发等原因给整个生态环境带来长期的、严重的负面影响。?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农村扶贫攻坚力度，采取经济、科技、教育和计划生育等多种手段，改变并扭转贫困人口的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鼓励少生快富。以最低收入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对象和主要目标，重点扶持低收入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业开发科技含量，拓宽市场，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普及教育，提高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降低返贫率。六、扶贫开发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农村贫困地区多分布于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生态破坏严重，土地生产率低下的山区，黄土高原区，偏远荒漠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区，农村贫困地区精神贫困，思想意识和观念陈旧，科技利用率低，造成经营的粗放，经济的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低下，导致物质贫困，同时粗放经营又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即生态贫困加剧；而物质贫困，资金不足，收入低下，无力去投资教育和改善生态环境，与其它地区相比，精神贫困和生态贫困进一步加剧。这种恶性循环同时也告诉我们，单一的扶贫措施，即使某一方面或两方面暂时缓解，也会受另外一方面的影响，导致扶贫效率的不经济。因此贫困是精神、物质、生态均有待提高的集合体，必须从三个方面综合治理。 过去反贫困只注重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或生活条件的相对提高等物质贫困，但如果只注重物质扶贫，则极易造成一些政府的短期行为，个别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只追求脱贫的数量，而忽视脱贫的质量，盲目上马扶贫项目，管理粗放，造成扶贫的泡沫经济，加剧了贫困地区的生态破坏，损坏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而人力资源开发不仅要增加经济财富，同时还加强精神扶贫和生态扶贫，而精神扶贫和生态扶贫比物质扶贫更长期、更艰巨、难度更大。 在扶贫效益评估上，过去我们一直将生产总值、总收入或平均收入值等作为主要指标，贫困人口的收入分层和增加幅度，农村贫困线以下和以上的贫困人口数量变化等指标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经济指标都注重扶贫的经济效益，而社会效益注重社会精神财富的增加，包括社会结构的改善、社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积极变化等方面。帮助他们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帮助他们改善生产条件，包括环境条件、生产工具、劳动者素质，这样才能自立和发展。
七、加大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加快小城镇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放低农民进镇“门槛”。充分发挥小城镇在转移、吸纳农业人口，解决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的有效载体作用，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民营经济结合起来，让进入小城镇的农民真正安居乐业。大力发展公司制农业，变传统农民为农业工人，实现农民就地转移、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一方面要盘活存量，加大对原有乡村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力度，坚持民营化的改革取向，改制成混有民营或民有民营的公司制企业，搞好体制、机制、管理、技术等创新，进一步增强乡镇企业的生机与活力，扩大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引入增量，围绕农村特色资源，通过引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组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公司制 农业企业，培育一批新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的广阔空间。 建立外出打工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机制，积极为返乡人员提供创业平台，推出一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开辟“返乡创业园区（特区）”，鼓励返乡创业人员承包、建设和开发。建立创业服务联动机制，做到手续从简，收费从低，办事从快，服务从优 ，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增强其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能力。对外出打工人员提供信息，引进外资的，按照招商引资政策予以重奖。 坚决废止不利于民工流动的政策、法规，取缔各种不合理收费，劳务经济快速发展保证了农民增收，减轻了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压力，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但是，在发展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误区，亟待纠正和疏导。如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认为鼓励外出务工就是放弃农业，因而态度消极，工作被动。有些致富的群众产生小富即安的思想，缺乏长远打算。目前，农村的市场中介组织稀缺，劳动力流动盲目无序，有些外出务工者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另外，农民外出务工流动机制不完善，导致劳务输出成本增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土地经营权有偿流转机制不活，束缚了农民工进城的步伐；二是进城门槛高，特别是在城市失业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农民向城市流动难度更大，办理相关手续的费用也很高。 八、搞好劳务输出产业开发 劳务经济以农民跨区域流动就业为主要特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之后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劳务经济已成为贫困山区最具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是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是农村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增长点。 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把劳务经济炒热、叫响，特别要宣传开发劳务产业、培育劳务输出的典型和先进经验，重点 宣传回乡创业的先进典型，高频率、多批次地劳务信息，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决策层的关注，形成重视劳动力转移，关注打工者生存状态的浓厚氛围。 要总结交流打工经验，表彰回乡创业典型人物，把劳务经济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 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巨大的经济优势。 加强引导力度，促进大循环，实现大转移。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提高劳务经济的组织化程度。建立专门的劳务输出管理机构，延伸管理服务网络，统筹“输出”和“回引”工作。巩固和完善市、县（市）、乡（镇）、村四级劳务输出工作体系，形成由政府牵头，部门实施的劳务经济产业链条，实行目标、利益捆绑考核运作。充分发挥各级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的作用，确定专人专施劳务信息搜集、传递，本地劳务人员管理、维权等事务，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建立覆盖面广、信息反馈灵、管理科学化的劳动力市场，尽快实现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联网，为外出打工者提供容量大、反应快、全方位、多层面的信息服务，疏通全国范围内劳动力转移渠道。 要强化劳务输出市场管理，坚持劳动力市场审批制度，净化劳务输出程序，规范劳动力市场、社会中介组织的运作行为，坚决取缔非法中介组织和“地下”网点，严厉打击虚假劳务信息和欺诈打工人员的行为。加强劳务协作，建立信息网络。同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地区建立劳务输出协作关系，根据需求输送合格的各类打工人员；定期交流劳务信息，形成纵横交错， 四是加强劳动力输出服务保障，改进服务模式。及时调整服务重点，扩大服务范围，由单一的劳务输出向劳动力就业全方位一体化服务延伸，开展打工人员社保工作，切实做到输出有组织、流动有保障。 实行扶贫式培育劳务经济，鼓励扶持劳务输出。绝对贫困人口，他们有外出打工脱贫致富的愿望，但无力支付打工的基本费用。各级政府要在资金、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外出打工渠道主要有劳动部门组织输出、能人带动和自发外出三种类型。劳动部门实行信息收集、考察、、人员招聘、护送、跟踪服务管理一条龙服务，输出质量高，信誉较好。能人带动主要 依靠当地经济能人通过承包性质，在外招揽劳务后，组织本地农民外出打工，外出风险不大，但整体收入不高，大多数从事建筑等重体力劳动，自发外出打工，他们靠“亲带亲、邻带邻”的形式结伴外出打工，这种形式，组织松散，随意性大，且风险高，维权难九、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2001一20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确立了走发展生产力，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积累， 自我发展能力的扶贫之路。要求把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作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加大贫困地区劳动力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力度。这是国家从脱贫致富的源头，以持续发展的理论，确立的国家10 年扶贫工作战略和任务目标。 当前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包括各类培训和劳务输出以及信息化、学习型社会培育多个方面，而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教育的方方面面，人口质量和结构的变动、分布状况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开发。只有注重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转变人口观念，人力资源开发才可以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劳动者素质相对较低, 即人力资源开发不力造成的。提高人口素质是提升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应当从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人口和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重要性。通过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使得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根据贫困地区经济、资源和人口现状, 把控制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人力资源开发和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就业、人口迁移、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问题综合加以考虑, 制定和采取积极有效的计划和措施，切实地解决人口和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真正地将充沛的人力资源转化成能适应社会发展有效资源优势。 教育是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渠道。必须继续加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不断改善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和提高贫困地区教师待遇，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职业和技能培训是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的重要手段。要大力发展非义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等教育形式。加强在职培训和再就业培训，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大力发展贫困地区职业教育，重视开展对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逐步形成完善的贫困地区职业培训体系，为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和缩小地区差距提供动力。 把小城镇发展同乡镇企业的改造提高结合起来，以城镇化促进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消除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各种制度，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业内部和农村地区就业。将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就业目标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以工代赈的规模，将扶贫和就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开辟新的就业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