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诉讼法第1篇

1．1体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

未成年人的犯罪是一种“错”，而不是一种“恶”。他们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往往是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在尚未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指引下做错了事。而一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他们的身份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外，还是未成年人，面对代表公权力的国家机关，成人尚且处于弱势地位，更何况是未成年人呢。一般的诉权他们都不懂得维护，如果出现司法机关的侵权行为，他们根本无法招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如果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给予未成年人充分及时的保护和支持，那么对于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能够使失足的未成年人得到正确的引导，有利于其日后重新回归社会。

1.2体现未成年人双保护的原则

未成年人的双保护原则是指，在处理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案件中，一方面要注意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注重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兼顾二者利益，实现双向保护。未成年人作为侵权人，其实施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由于身心的特殊性，可塑造性强，理应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切实地维护其合法权益，正确地引导和教育他们，矫正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从而也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1.3体现与国际潮流相符的趋势

我国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儿童权利公约》的批准生效国或签署国，这些国际公约都规定了未成年人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制度，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在法定范围内实现这些基本人权的有效措施，既是我国保障人权的现实需要，也是一项应尽的国内法化的国际义务。有利于树立我国人权保障的良好形象，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污蔑我国人权状况的不实之词。

2.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践困境

2.1主动申请少，指定辩护多

《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条例》第11条规定：“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从上述的法律和行政条例中我们可以得知，刑事案件在审判阶段之前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和近亲属可以代其申请法律援助，但是在实践中却鲜有人这么做，更多的是通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指定辩护。

2.2立法规定少，位阶层次低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无论是《法律援助条例》、还是《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大都以《通知》、《条例》、《办法》等形式出现，法律效力低，更不用说专门针对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内容了。虽然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以专章的形式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作了特别的规定，但是关于法律援助的内容也不过仅仅几条而已，且都是原则性规定。

2.3执行阶段缺位，后续保障不足

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从侦查、到审判阶段都或多或少在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中有所体现，但是却没有对执行阶段进行规定。实际上，未成年人罪犯在执行阶段仍然遇到诸多的法律问题，如刑事案件的申诉、控告、上诉等等，都需要专业人员的法律帮助。除此之外，对于未成年犯被判决之后，如何与其他司法部门之间的有效衔接也需要法律援助的介入。

2.4法律援助机构欠专业化

实践中法律援助的案件主要是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律师事务所来处理的，但是由于法律援助制度偏向于公益性，这两个机构在具体的操作中存在着律师人员素质不高、资金保障不到位以及后续的监督、评价机制的缺失等等问题，可以集中归纳为专业化不强的方面。

2.5指定辩护存在不足

刘文福认为，指定辩护不利于法律援助机构统一行使职能，易引发争议。如《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那么，指定辩护的职责主体到底是谁？是人民法院还是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受援人不符合应当给予法律援助的条件时，由谁撤销法律援助？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6条规定，未成年被告人或其法定人当庭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的，由合议庭决定是否同意。那么，在开庭审理前，若被告人拒绝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是否可以同意？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决定权又应当由谁来行使？等等。都是在实践中易生争议的问题。

3.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措施

3.1整合分散条文，建立专门立法

目前，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问题的规定主要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律援助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中，形式比较分散，而且条文之间也存在差异。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需要建立一部具有高层级效力的专门法律。笔者认为，可以将立法级别提升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的高度，以基本法的形式在现有的《法律援助条例》的基础上，整合分散的条文从而确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援助法》。用专章的形式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问题加以明确规定，具体框架可以分为法律援助的受理范围、启动程序、执行机构、机构的权利与义务、监督机制、法律责任。

3.2完善相关制度，健全机构机制

法律援助需要专门机构的落实，目前我国在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方面主要是依靠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事务所两大机构。而这两大机构所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经费来源、人员素质、评价机制以及质量监督四个方面。首先就经费来源而言，叶青指出，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虽然也有来自于基金会、企业、社会组织的资金援助，但主要来源还是依靠政府财政开支，仅靠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这种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导致我国法律援助资金不够充足，在一些经济欠发达、政府财政收入较少的地区尤为明显。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所给予的补贴是非常低的，甚至有一些律师反映在自己贴钱办理完案件后，拿不到补贴，这严重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2]对于此类问题应该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项资金，来源以政府的专项拨款为主，以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为辅，设专款管理部门双管齐下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运营。其次，就人员素质而言。在实践中参与辩护的律师除了较少特殊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之外，大都是有资质的执业律师，因此就其专业资格而言是毋庸置疑的，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转变他们应付了事的观念，可以引入奖惩机制提高其积极性。最后，评价机制和质量监督这两个方面，既适用于援助者个人也适用于援助机构，建立评价和质量监督反馈信息平台，由司法机关和受援人（包括其监护人、法定人以及近亲属）对其进行评价，对于评价差的机构，由司法部门取消其担任法律援助机构的资格，好的机构予以奖励和表扬。

3.3建立强行制度，全程法律援助

柯志欣建议，尽早将法律援助全程强制性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整个司法过程并付诸措施。法律援助全程强制性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整个司法过程，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只要未成年人及家属没有委托律师的，国家应义务对未成年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从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之时开始，在侦查阶段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在审查阶段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辩护，在公诉案件一、二审阶段为未成年被告人辩护。即在我国刑事诉讼各阶段全过程中，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联系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维护其合法权益，体现司法公正。

3.4积极延伸领域，加强辐射功能

未成年人诉讼法第2篇

    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除保障其享有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作为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外，还要注意认真落实其作为未成年人所享有的一些特别权利。从有关规定来看，主要有两点：

    1.法定人的在场权。我国刑事诉讼法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未成年人心理尚未成熟，法定人在讯问、审判时到场，有利于未成人的情绪稳定，也有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从这一点来看，法律虽然规定是可以，但为保障诉讼目的实现，司法机关在没有妨碍诉讼进行的例外情况时，一般应通知法定人到场。

    2.获得辩护人帮助的权利。刑事诉讼法34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未成年人作为被告人时，不但其诉讼地位决定了其行使辩护权的困难，而且未成年人本身这一主体的特点就决定了获得辩护人帮助的迫切性。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对于保障未成年人被告诉讼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未成年人诉讼法第3篇

【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　诉讼程序　立法完善

从实体法层面来看，我国《刑法》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采取宽缓处理的办法。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0月开始试行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的认识能力、犯罪动机和目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该意见还指出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幅度。此外，2011年5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100条中增加一款规定了未成年人在入伍、就业等情况下免除如实报告前科的义务。

由此可见，刑事实体法近年来的不断完善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宽缓处罚的精神。同样，未成年人因其生理、心理特点，在诉讼程序中处于需要保护的弱势地位，在诉讼法层面也应当体现对未成年人的格外关怀和重视，在程序上区别成年人而予以特殊对待，使未成年人早日重新融入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就是在程序法意义上突出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单列一章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　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原则与特征　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极为重视未成年人权利的保障，通常构建了区别于成年人的司法制度，并且普遍遵循一些国际公认的原则。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原则：

(一)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联合国大会1985年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在开篇就明确了“会员国应努力按照其总的利益来促进少年及其家庭的福利。”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指出：“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基本原则和统领性原则，它适用于未成年人在一切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保护，具体指导着社会各机构和有关人员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因此，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也从总体上统领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司法制度的构建。正如《北京规则》中所指出的：“少年司法应视为是在对所有少年实行社会正义的全面范围内的各国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应视为有助于保护青少年和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该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体现为：其一，为实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其二，为照顾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应设立专门机构、指定专门人员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三，健全适合未成年人的诉讼环境，采取区别于成年人的讯问和审判方式，寓教于审。其四，在适用强制措施和决定时应慎重对待未成年人权利，严格审查逮捕和提起公诉的条件。第五，在诉讼中应帮助未成年人获得法律帮助，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与成年人分开羁押，分开监管。

(二)未成年人应受适宜对待原则

未成年人应受到与其年龄相符的、最为需要的对待方式，相关机构和人员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获得这类不同于成年被迫诉人的程序保障。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次：第一，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未成年人的自由。公约规定，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如有可能，应采取密切监视、加强看管等其他替代办法，并且审前拘留的少年有权享有联合国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所载的所有权利和保障。第二，被剥夺自由期间未成年人应同成年人分开看管。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规定，被控告的少年应与成年人分隔开，并应尽速予以判决。少年罪犯应与成年人隔离开，并应给予适合其年龄及法律地位的待遇。第三，未成年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或其他帮助。根据《北京规则》，审前拘留的看管期间，少年应接受按照他们的年龄、性别和个性所需要的照顾、保护和一切必要的社会、教育、职业、心理、医疗和物质方面的个人援助。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少年应有权获得法律援助。父母或监护人应有权参加诉讼，主管当局可以要求他们为了少年的利益参加诉讼。此外，公约中还有其他一些保障未成年被追诉人权利的规定。例如《北京规则》第7条规定，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应保证基本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诸如假定无罪的权利、指控罪状通知本人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与证人对质的权利和向上级机关上诉的权利。以及第14条规定，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应允许少年参与诉讼程序，并且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等。

(三)未成年人隐私应受保护原则

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已成为国际公约和各国法律共同认可的一种理念。《北京规则》第8条规定：“应在各个阶段尊重少年犯享有隐私的权利，以避免由于不适当的宣传或加以点名而对其造成伤害。原则上不应公布可能会导致使人认出某一少年犯的资料。”《儿童权利公约》第16条也指出，儿童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受非法攻击。第40条中包含“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的规定。首先，未成年人案件中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其次，未成年人罪犯的档案应当严格保密。《北京规则》在第21条有关“档案”的规定中，明确了对少年罪犯的档案应严格保密，不得让第三方利用。除不公开审判和档案保密之外，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还应体现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和公开出版物中不应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以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等制度。

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立法现状与不足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我国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接连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但同时，我国现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立法规定也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不断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诉讼程序存在条文少、规定散、针对性弱等特点。纵观整部法律，能够反映对未成年人权利特殊保障的条文仅有三处，分别是：第14条规定了讯问、审判时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定人到场；第34条规定了审判法院应当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人；第152条规定了不满16岁未成年人审判一律不公开、16岁以上、18岁以下审判一般不公开。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规定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亟需补充和完善。

从内容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尚未涵盖国际公约及法治国家所普遍认可的原则和制度，难以全面保障未成年人被追诉人在诉讼程序中的权利。其中，在仅有的几个条文中中可以”、“一般”等用语也给了决定主体裁量权，使得未成年人与成年人诉讼程序混同。从形式上来看，这种分散的

立法模式，难以突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重要性地位，未能凸显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的特殊性，无法就诉讼全程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做出系统性规定。

近二十年来，我国不断出台和修改了其他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1991年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并提出应与审前羁押或服刑的成年人分别看管。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获得通过，在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预防中，同样坚持了这些原则，明确了未成年人在羁押、审判等问题上的特殊性。

在司法解释及其他规定层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以及公安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的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法律文件，分别建立了未成年人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和侦查制度2010年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又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更加详细地规定了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虽然上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基本构建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框架，但始终没能在《刑事诉讼法》这一法律层面上予以确立和完善。而且这些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还存在内容庞杂，规定交叉、重复甚至不一致的情况，亟需从法律上予以统一。同时，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和《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这些公约中关于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原则和精神都应当在我国法律中予以贯彻和体现。

三、修正案草案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主要内容

本次提请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专门设置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别程序。下面根据条文顺序从八个方面加以评介。

(一)明确诉讼方针和原则，确立保障未成年人权利理念

修正案草案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重教育挽救、轻惩罚打击的理念。同时，草案还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进行。

未成年被追诉人正处在成长时期，生理、心理上还不成熟，好奇心、好胜心和模仿能力较强，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不足，在当前信息发达的时代，更易受到信息网络、影视作品等大众传媒中血腥暴力等不良影响。总体而言，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偶发性和盲从性，社会危险性较轻，真心悔过愿望强烈，能够回归社会、重新出发的可能性极大。因此，针对这些特点，草案从宏观层面规定了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应当实行的方针和原则，明确了公安司法机关承担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义务，并要求在侦、诉、审各诉讼阶段中都应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办案人员进行，树立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诉讼理念。

(二)指派律师扩至诉讼全程，确保未成年人获得律师帮助

修正案草案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完善辩护制度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例如拓宽了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增加了指定辩护的义务主体，即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都应当指派律师，事实上将指定辩护扩大适用于审前阶段。草案在第五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中，单独规定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指定辩护，明确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条件并且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形下，公检法三机关都应当为其指派律师，以确保未成年人及时获得法律援助，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与成年人分别关押、管理、教育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普通刑事案件中审查批准逮捕的讯问、询问程序，而在第五编单独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中，更是在完善普通案件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基础上，设置了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更为严格的逮捕程序。首先，依照修正案草案，修改后的刑诉法第265条将明确宣示，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的理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根据其犯罪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不影响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人，不宜使用逮捕措施。其次，法院决定逮捕或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一律“应当”讯问未成年被迫诉人。再次，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这些规定都充分考虑到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严格把握逮捕条件，限制适用羁押性措施，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四)落实法定人到场规定，有限采用“合适成年人”制度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4条的规定，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未成年被追诉人的法定人到场。修正案草案将“可以”改为“应当”这一硬性规定，以便落实法定人到场的规定，帮助未成年人适当行使和处分其权利。到场的法定人可以行使以下权利：一是法定人能够代为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二是法定人对讯问、审判中办案人员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提出意见权”；三是在未成年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其法定人有“补充陈述权”。

同时，修正案草案还有限适用了“合适成年人”制度。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合适成年人(印。oropriate　adult)”在场制度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生理特征，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专门设计的一项诉讼权利。其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被警察讯问时，必须有一合适的成年人在讯问现场，以防止犯罪嫌疑人受到警察的不当压迫，帮助其与公权力机关进行沟通和交流，帮助其正确判断和维护自身权益。合格成年人不仅包括未成年人的法定人，老师、社会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热心社会人士等也可以作为合格的成年人。

在我国，在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等部门于2010年8月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中便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拘留逮捕等措施，必须通知法定人到场，其无法或不宜到场的，可以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或按其意愿通知其他关系密切的亲属朋友、社会工作者、教师、律师等合适成年人到场，该意见明确提出了“合适成年人”的范围。在司法实践中也就开始了合格成年人参与诉讼的探索。例如昆明市盘龙区和英国救助儿童委员会合作建立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形成了“合适成年人”专职为主、兼职为辅、志愿者参加的模式。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在2004年首次引入“合适成年人”制度，到2007建立了包括教师、团干部、青少年事务社工以及筛选出的志愿者等人兼职的“合适成年人”队伍。此次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也规定了一定范围内的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即“在无法通知、法定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人是共犯的情况下，也可以通知未成年被追诉人的其他成年近亲属，所在学校、单位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草案虽未直接使用“合适成年人”这一概念，但这些人员实质上已经属于合适成年人的范畴，在诉讼中将发挥着合适成年人的作用。

(五)增设附条件不，实行考验期内监督考察制度

附条件不作为一种非犯罪化的处理方式，在世界很多国家以不同制度形态出现，通常是在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危险性、主观悔罪态度、犯罪动机等基础上裁量是否适用。事实上，我国近年来一些地区已经在实践中试行了附条件不制度，其适用范围主要是特殊人群，例如未成年人、老年人、盲聋哑人或者怀孕、哺乳期的妇女等实施的轻微刑事案件，也有些地方扩大适用于其他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初犯、偶犯、从犯、胁从犯等轻罪案件。

此次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设了附条件不制度，但严格限制适用于未成年人的轻罪案件，是在对未成年人贯彻“少捕”的基础上继续落实“少诉”的精神。草案规定适用附条件不必须符合几个条件：一是罪名范围，限定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二是轻罪要求，必须是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第三是悔罪表现，必须是符合条件，嫌疑人有真心悔罪表现的案件。

除此之外，修正案草案还细化了“附条件”不的适用程序：一是听取意见程序，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二是异议程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的决定。三是监督考察程序，在附条件不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配合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未成年嫌疑人违反应遵守的法律规定的，检察院应当撤销附条件不的决定，提起公诉。

(六)审判一律不公开进行，保护未成年被追诉人名誉和隐私

对未成年被告人实行不公开审理是各国通行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按照年龄段分为两类，在“公开审判”的问题上遵循不同的原则。其中，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是这种区分赋予法官一定裁量权，行使不当可能导致对部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不力。为此，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取消了这种年龄阶段划分，将审判不公开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案件，明确规定：“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这一规定更好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名誉和隐私，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尊重和爱护，是立法的一大进步。

(七)体现“全面调查”精神，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恰当处理

所谓“全面调查”原则，“要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既要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还要查清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因素的形成、发展、演变以及有关未成年人特殊性格的详细情况。”根据全面调查原则，办案机关调查范围应不限于本案的案件事实，而应更多了解未成年被追诉人的个体信息和特征，掌握其犯罪行为的背景、成因和动机，从而作出对该未成年个体本身最有益的处理方式，这不但是刑罚个别化的一种体现，也是帮助和教育未成年人，为其更好回归社会所设定的最优化制度安排。实践中，我国早就开展了“社会调查”制度的探索。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制定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便吸收了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关于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的经验，初步规定了社会调查这一适用于未成年被告人的特色制度。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l条也有相关规定，确立了社会调查既可以由控辩双方进行，也可在法院认为必要时委托社会团体进行。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等部门2010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则明确了社会调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该部门可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或委托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调查。同时该意见将社会调查的重要作用贯穿于侦、诉、审三阶段，公安机关负责通知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会调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公诉机关、法院都可应当全面审查社会调查报告，并将其作为教育、办案或量刑的参考。

此次刑诉法修正案草案适当体现了“全面调查”的原则，规定：“在法庭调查中，人民法院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教育改造条件进行了解。”但草案并未确立“全面调查”的原则，甚至根本未采用“调查”的用语，而规定为进行“了解”。而且“了解”仅限于庭审阶段，由法院进行，也没有具体规定法官“了解”的方式，没有明确被了解的信息来源，没有涉及获得信息的主体和方式，是否可由第三方机构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提供给法官，没有明确了解到的内容具有何种效力，是否可以作为量刑的参考；等等。这些尚有待司法机关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补充。

(八)实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促进未成年罪犯回归社会

未成年人诉讼法第4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97-02

我国并没有制定专门的刑事案件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与未成年人案件相关的法律规范重实体法、轻程序法，重义务规定、轻责任追究。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给对未成年人保护带来新的希望，但是笔者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解读以及对司法实践的反思，认为该法以及上述的法律规范依然存在不足。目前，留守儿童、父母离异儿童、贫困地区儿童犯罪的增多，必须引起法律工作者和整个社会的重视，更亟须各方合力将国家法律明确要求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坚持“少捕慎诉”的办案态度、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法原则以及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落实。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立法保护的状况及不足

为了更好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保护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新颁行的《刑事诉讼法》确定了三项制度：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1.社会调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有个人法制观念差、家庭成长环境恶劣、社会治安环境较差等多种因素造成。通过分析其成长的经历、犯罪的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由此判断其主观恶性的大小，进而确定量刑的长短，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刑事责任原则以及国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尊重和爱护。对于如此重要的制度，如果只依靠辩护律师的一己之力去调查，显得十分单薄。立法者通过这一规定的设置，意图强化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的责任，敦促司法机关收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但是，该法上述规定实施起来可能会被司法机关因为“人手不足，财力不厚”等借口或确实存在的理由推脱，抑或是司法机关受“有罪推定”的传统观念影响使其为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缺乏动力。更何况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是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而不是“应该”或“必须”对其调查。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三个机关的权力。上述规定缺乏刚性，实施后各个部门相互推诿的情况将无法避免。

2.附条件不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附条件不的处理后果有两种：其一，继续移送；其二，作无罪处理。

通过解读上述法律规定的含义，检察院似乎越权行使了人民法院的定罪量刑权，有违宪法、行政法立法者对权力设置的本意。但这项制度设计对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是极具进步意义的，也意味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审查阶段便有可能提前重获人身自由。该法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若要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必须审查未成年人是否具备以下四个硬性条件：一是罪名条件，触犯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第五章侵犯财产权利，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规定的犯罪罪名。二是刑期条件，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三是客观条件，行为上必须有悔罪表现。四是程序条件，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

在肯定新《刑事诉讼法》确立附条件不制度的进步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附条件不制度适用的范围偏窄，适用条件过于苛刻的缺陷。笔者认为，诸如刑法分则第二章的过失犯罪罪名以及第三章诈骗类罪名，在刑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少，但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有可能比侵犯人身权利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更轻微，主观恶性更轻，但却没有列入附条件不的范围，有违重罪重判，轻罪轻判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法精神。

再者，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若过于强调听取被害人意见，使得附条件不这项制度将难以实施，虽然法律未对听取被害人意见之后该如何处理做规定，但这势必会引起被害人的心理不服，而立法上又是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未成年人具备上述条件时，是“可以”而非“应该”做出附条件不的决定。实务中，若被害人得知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附条件不的最后结果是作无罪处理的决定，会引起大多数被害人的不满，进而不断申诉、上访。人民检察院迫于压力可能选择，这会使得附条件不的法律规定成为形同虚设。

3.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上述法律规定将产生的积极效果不言而喻，但规定得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开展和操作，且该项立法留有很大的裁量余地，诸如缺乏记录封存的主体、封存的程序、解封程序、保密规定、责任等相关规定。对于违法泄露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未规定相应法律后果，缺乏执法主体。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能会流于形式。

二、完善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建议

1.制定刑事未成年人保护单行法

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规范过于散乱、宽泛，不便于遵守和执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行之有效的刑事案件未成年人保护单行法尤为重要。刑事案件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比其他任何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措施更加迫切。只有整合多种法律资源，才能将刑事案件审判中未成年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犯罪事前预防和未成年人犯罪后回归社会的法律防治体系建立起来。

2.加强执法者的法制观念，严格执行社会调查制度

六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第2条第5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坚持依法少捕慎诉。”“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以批捕率、率等情况作为工作考核指标。”但部分司法机关违背上述规定，仍以批捕率等作为办案效果的考核指标。办理未成年案件的部分公安人员不熟悉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有的甚至不具有执法权。个别落后地区的公安人员、检察官法治观念有待提高，把有些依法可以从轻、减轻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

因此，应通过立法明确将社会调查制度规定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执行的制度，并需提高执法者的素质。

3.缩小人民检察院附条件不的自由裁量权

立法上应明确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未成年人符合附条件不的条件下规定为“应当”而不是“可以”做出不的决定。缩小人民检察院附条件不的自由裁量权，不仅厘清了各权力机关依法行事的界限，有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而且免于人民检察院承担被害人长期上访困扰的思想包袱。

4.扩大适用附条件不的范围

根据“罪刑法定相一致原则”，触犯了特定的罪名，便需要承担相应的刑罚。而犯了什么样的罪，实质是由侵犯所属性质的法益来认定的。纵观刑法分则罪名的篇章设置顺序，也不完全由法益侵害的大小排列的，况且在刑法里有设置不合理的地方。因此侵犯刑法分则第二、三章的类罪名所造成的法益损害完全有可能比侵犯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的类罪名所造成的法益轻。依据举重以明轻的法理，既然重罪能够适用附条件不制度，轻罪就更应该适用。为更好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笔者建议把刑法分则第二、三章也列入可适用附条件不制度的范畴。

5.细化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法律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性，应细化法律条文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以下方面的规定：执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主体仅限于审判机关；封存期间应有具体的监督管理部门；解除封存犯罪记录需要符合特定的法定情形和程序；依法查询单位泄露秘密后责任的承担。

三、结语

法谚有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在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便是完美的”。新《刑事诉讼法》在法条中用较大篇幅设置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篇章，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未成年人的关怀，凝聚了立法者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立法理念和较高的立法技术，有利于通过新的诉讼程序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公正的司法待遇和为其改过自新创造条件。只有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提高其不足之处，才能把纸上的法律条文变成活生生的，可以被人们遵守和信仰的法律。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指导小组.中国少年司法[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2]刘浪，景孝杰.附条件不制度的构建[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5）.

[3]朱丽群，赵宁.附条件不制度的实践探索和程序构想[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S1）.

未成年人诉讼法第5篇

论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 未成年人 刑事和解

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未成年人尚处于人格未定型期，具有身心发育不成熟，自我控制、辨认能力低等特殊性，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危害性相对要轻，主观恶性较成年人犯罪要小，因此，法律对其所适用的犯罪处置将深刻地影响到未成年犯的人格塑造过程及发展。有研究表明，将刑事和解制度有效的应用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对正确的引导未成年人起着促进的作用，并且用它来替代刑罚是也刑事和解发展的主流与趋势。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正式生效施行，涉未案件及刑事和解已经作为两个独立的特殊篇章分别写入立法，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立法提供了进一步的研究价值与基础平台。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立法的可行性分析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立法提供政策支持

宽严相济作为我国当前的基本刑事政策，它有利于推动社会矛盾化解，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对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犯罪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尤其突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权益保护，主张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用轻缓的处置措施。因此，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也在积极发挥能动作用，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那些犯罪后能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未成年人，适时采取刑事和解等非刑罚化措施，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贯彻到办案过程中，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

（二）新刑事诉讼法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立法提供法律依据

新刑事诉讼法专门立法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虽然仅有短短的三条条文，但较为概括的涵盖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适用主体及适用效果等。具体讲，通过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统一了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范围，为开展刑事和解工作确定了方向；通过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确定了刑事和解工作开展的方式、方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扮演的角色；通过第二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固定了达成刑事和解后的几种处理方式，包括从宽处理、不起诉等。另外，新刑事诉讼法还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二者有机结合，为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立法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三）民间调解组织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立法积累实践素材

刑事和解将刑事纠纷的当事人直接参与到和解程序中来，司法机关则退居次要位置，在其中发挥帮助调解、确认公正、监督落实等作用。这个制度体现出的对当事人充分尊重的理念也为民间调解组织的介入提供了必要前提。201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颁布以来，国家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建设，村（居）民调解委员会、基层司法所、派出所等组织实际承担了大量的调解民间纠纷的职能，换言之，民间调解组织在此发挥了一个中间调停人促成和解的应有作用，解决了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尴尬地位，这些调解组织多年来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为未成年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立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素材。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立法的适用范围及条件

（一）适用范围的适当扩张

新刑事诉讼法限定了当事人和解的案件范围，其中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的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才适用刑事和解。也就是说新刑事诉讼法通过刑期的限定将宣告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重刑事案件排除在外。但笔者认为，即便未成年犯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后仍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根据未成年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及案情情况，对于可能不会涉及到再次升刑格判处的未成年犯也要尽量促成双方刑事和解，在刑罚裁量上留出较之成年人犯罪更大余地，这样有助于未成年犯消除仇恨，矫正犯罪，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以体现对未成年犯“刑罚个别化”的刑事理论追求。

（二）适用条件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和解的三个条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获得被害人谅解及被害人自愿和解。笔者认为，除此以外，未成年犯是否具备良好的监护条件也应作为未成年犯罪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条件，这里所说的“良好的监护条件”除监护人的法定监护义务外，还应包括司法行政机关的帮教与监管，因为，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其不能分辨是非、不能控制自我行为的特点决定只有具备良好的监护措施才能够帮助其矫正犯罪思想或行为，达到未成年犯罪刑事和解应有之效果。但该条件不能以未成年人的户籍所在地作为考量是否具有良好的监护条件的依据。

三、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应当在立法中明确“特殊优先”的司法保护原则

“未成年人需要社会提供特殊保护，尤其是立法、社会以及司法体系的保护；未成年人需要特别的法律适用原则；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干涉应始终把未成年人的主要利益考虑在内。” 基于该原则，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了修订，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特殊优先的原则”。在总则第3条中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与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的规则》（北京规则）规定：“少年司法制度应强调少年的幸福，并应确保对少年犯作出的任何反应与罪犯和违法情况相称”。因此，笔者建议，在制定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法律法规中应明确规定未成年犯“特殊优先”的原则，也就是对未成年犯的权利，对他们的生存、保护和发展给予高度的优先，在侦查阶段，应赋予侦查机关对少量刑事案件达成和解的审查处理权；在起诉阶段，应扩大酌定不起诉的范围，把未成年人放在最优先考虑的地位，体现对未成年人权利的高度重视，能够使未成年犯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过程，对于未成年犯的矫正和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明确刑事和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

在被害人与未成年犯达成和解协议后，应当将和解协议书、谅解书、赔偿金收据等提交检察机关备案审查。检察机关可要求未成年犯亲属、委托人当场履行或定期履行和解协议确定的义务。但在司法实践中，始终存在一种阻碍刑事和解制度效果的问题，即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并签订了刑事和解协议书后，由于刑事和解协议书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效力而导致当事人反悔的问题。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协议书首先是一种刑事契约的典型形态，以刑事责任的归属为标的，通过司法机关的监督和确认，保证了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它也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契约，通过契约的形式使侵权行为责任转化为一种契约责任，并以经济赔偿为其主要内容。因此，在未成年犯罪案件中赋予刑事和解协议民事契约的效力，当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反悔后，不必然恢复原来的刑事诉讼程序，而是针对该协议书启动民事诉讼程序，要求对方按约定履行，判决生效后，仍不履行的，可以强制执行。

（三）经济赔偿数额范围的确定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并非以经济赔偿（补偿）作为必要内容，然而对于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的案件，经济赔偿对被害人来讲却是得到其谅解的必要因素。经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最常见多发的类型是盗窃、诈骗、抢夺、抢劫这种财产型犯罪，占整个未成年人犯罪的75%以上，实施这种犯罪的未成年人往往家境贫苦， 让这类未成年犯家庭承担可能高额的经济赔偿金似乎难上加难，最后，只能使未成年犯接受严厉的刑事惩罚代之以经济赔偿，这有悖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初衷。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成年犯罪案件中，通过立法明确赔偿金数额范围，根据未成年犯家庭负担能力以及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形的不同，确定具体适用范围。当然，针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较重的案件，也应充分尊重双方的意愿，经过充分协商后，可以启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使那些因犯罪而受损的刑事被害人在得不到加害人充分赔偿的前提下，能够得到应有的补偿。这不但体现了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护，同时对贫困的未成年犯家庭来说也解决了其财产赔偿问题。

未成年人诉讼法第6篇

【摘 要】未成年人基于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而不同于成年人，未成年人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他们具有思想单纯、易冲动、对事物的接受能力强以及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等特点，容易受外界不良事物和风气的影响和毒害，并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健康成长，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少年审判工作的特殊性。未成年人诉讼工作要突破成年人诉讼模式的窠臼，向庭前和庭后延伸，通过未成年被告人问卷调查表等方式深究犯罪原因；以教育和矫正为目的，建立未成年人特殊的诉讼制度；在决书送达时，附送“检察官寄语”卡片，打动未成年罪犯的心灵。

【关键词】辅助体系；社会调查；延伸诉讼职能

一、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不足

（一）各地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探索的不统一

全国各地检察院从未成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出发，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结合各地实际，不断推进各种制度改革。从庭前调查、庭审到庭后跟踪帮教等各个方面，不断探索，实行与成年人不同的处理方式。但实践中，各地开展的各种各样少年司法改革和探索，由于缺乏成熟的理论与立法支撑，缺乏统一指导，显得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

（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辅助体系不完善

完备的辅助体系是少年司法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辅助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案件审查过程中社会有关组织或工作人员提供的支持，如社会调查、法律援助等；二是案件后的社会矫治体系，最主要的是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一条龙”工作体系。实践中，以上两个方面的主体仍存在缺位与失职现象。有些指定辩护人对于被指定的案件不尽心尽力，只是走过场；有些学校和劳动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检察院提出的一些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见措施不予配合。另外，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司法一条龙”体系，由于缺乏公安、检察、司法等环节的配合，难以真正建立。未成年人诉讼辅助体系的不完善，导致“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以及多项改革措施难以落实。

二、提前开展未成年人诉讼工作

（一）适用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主要指检察人员在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情况、成长轨迹、犯罪原因及社区表现等情况进行社会调查，形成调查报告，在庭审时向法庭宣读并接受质询，作为检察官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挽救教育的依据。

检察官首先应负责通过速递专函、电话联系等方法，尽量保障能和每一个被告人的家属取得联系，认真细致地向其了解被告人的成长环境、成熟程度、家庭状况、社会交往、犯罪原因等。加强检察院、未成年人及其家属的沟通，缓解被告人紧张、恐惧的心理，为良好地推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工作，取得积极的社会效果。其次，检察官应通过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的家庭、学校、社区等地与家长、教师等人进行见面，组织被害人及其家属与未成年被告人及其家属进行座谈等方式，深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一贯表现、行为操守、过往生活环境等，查找感化点，有的放矢，共同分析犯罪原因，对症下药，共同制定教育、改造具体措施和方法，并征求他们对案件处理的意见，由向合议庭提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合议庭综合量刑的依据和参考，为开展庭审中的教育做好准备。

（二）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律赋予未成年人的各项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切实得以实现，对需要采用法律救济手段捍卫自己的法定权利不受侵害，但又因未成年人天然的弱势地位从而无力支付诉讼费和法律服务费用的未成年人，提供免费、减费法律服务或减、免诉讼费用以保障其司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

目前，虽然我国出台了《法律援助条例》，但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应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作为独立的一项制度纳入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之中，并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将所有生活困难、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纳入法律援助保护范围。同时，我国应当尽快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制定未成年人的社会救助政策，政府应当设立专门的资金，对接受法律援助的未成年人给予社会救助，尤其是对那些父母虐待、遗弃未成年人或侵犯未成年人其他权利而被判刑的未成年人。社会救助不仅可以解决未成年人的经济困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法律援助的顺利实施，充分实现受援人的各项权利，最终实现法律援助的最终目的。

三、延伸未成年人诉讼的职能

（一）制作“诉后寄语”

在制作完书后，办案检察官可以根据案情的需要，尝试制作寄语，从法理之外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和感化。收到寄语的被告人往往会感觉到自己的受人尊重、受人重视，增强改造的决心。同时，寄语可以对被告人的监护人也提出要求。众所周知，未成年人的人格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教育挽救得当，就可能将其从犯罪的边缘拉回，重塑其人格；一味惩罚，则可能给他们贴上“犯罪人”的标签，使其产生更强的逆反心理，滑向更加罪恶的深渊。实践中发现，“诉后寄语”成功地传递了检察官对未成年罪犯的关爱，使未成年罪犯体会到自己并未被周围的人和社会所抛弃，从而重新燃起对生活的信心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二）做好诉后延伸帮教工作

对于被收监的未成年被告人，检察官应定期到监狱探视和考察未成年罪犯的悔罪表现和改造情况，协助矫正机关共同做好有关工作，并给他们送来书籍等日用品，使他们感受到家人、朋友和检察官们的关心，让他们感觉到家庭、社会并没有忘记他们，更没有遗弃他们。

未成年人诉讼法第7篇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数及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何有力地教育与感化涉罪未成年人迷途知返，重新回归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重视建立涉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积极探索有利于其未来发展的诉讼制度、程序和规则。新刑诉法更加有针对性地丰富、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设置了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程序，充分体现出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特别保护的倾向，也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这些变化，我们检察机关要积极应对，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抓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各项工作。

一、新刑诉法的新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化了对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别关注和保护：

（一）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在新刑诉法修改之前宪法已经对该原则作出了规定，但这是首次在部门法中明确规定该原则。这由未成年人案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①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相对简单，往往是临时起意，事前预谋的较少；②犯罪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主观恶性不大；③他们智力、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外界事物的重新认识和对内心世界本文由收集整理的自我评价具有较大的可塑性；④可以说，涉罪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受害者。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的保护意识和防御能力较弱，因此，他们在诉讼中弱势地位非常明显。这也决定了其在诉讼中更加需要关照和保护。

（二）明确规定了“办案人员专业化”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1]

（三）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相比，新刑事诉讼法有两个新的变化：①将法律援助从审判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②将义务机关扩大到公检法机关。根据规定，“没有委托辩护人”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唯一条件。换言之，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司法机关就必须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3]

（四）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社会调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4]

这具有很好的实践意义，意味着今后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承办人要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因素，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定罪量刑。

（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和分案处理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5]“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是指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尽量不适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是强制性规定，指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时，不仅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需要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的意见。

（六）确立了讯问和审判未成年人时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6]

（七）设立了未成年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即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要求复议、提请复核或者被害人申诉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7]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刑罚化的处理原则。

（八）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8]

二、新刑诉法对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影响

我们知道，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对待，是世界各国的惯例。我国新刑诉法针对未成年人设立的特别程序是给未成年人犯罪“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待遇的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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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刑诉法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设置相对独立的特别诉讼程序，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更加明确了今后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为涉罪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该程序的确立，在我国未成年人诉讼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检察机关在新刑诉法背景下的应对措施

（一）认真履行好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针对新法规定的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这一原则。这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应当将未成年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少年权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将重心放在教育、感化、挽救上，着力于使其迷途知返、回归社会。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二）建立健全专业的未成年人办案组织

根据《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检察机关应当注重设立完善的专门机构或稳定的专门人员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实践表明，具有一定专业性、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工作的承办人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灵山县人民检察院针对这一情况，成立了“青少年维权岗”，并注重对每个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建立档案，关注他们犯罪的起因、家庭状况和成长的背景，撰写出有借鉴意义的社会记录；并对犯罪较重的被羁押的未成年人，积极运用亲情感化方针，唤回他们迷途的心灵。

（三）严格适用逮捕，重视减少审前羁押

针对新刑诉法新的规定，检察机关今后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在过去的实践中，公检两家重配合，轻监督，存在这样一种“公安机关报过来就一定要捕”的配合思路，这是不对的本文由收集而只有加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措施的运用，才能进一步减少审前羁押，进而减轻检察机关面对公安机关由于已先期羁押而提请批捕，检察机关不予批捕的压力。

同时，实行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严把逮捕关。重点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确有悔罪表现，查明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是否具备监护、帮教条件，对外来未成年人还要提供在本地有无固定住所、工作单位、经济来源及社会关系等材料，坚持“不捕为原则，逮捕为例外”。[9]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遭受二次污染。

未成年人诉讼法第8篇

本文通过分析的方法，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进行探讨。

一、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概念

要明确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概念，应首先明确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概念。正所谓“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1]。传统意义上的少年司法制度，着眼点是放在犯罪后的处理上，即把已实施犯罪行为的少年纳入司法程序，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追究型的司法制度，现在许多国家的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开始关注预防犯罪事宜，积极介入到社会预防犯罪工作中去，因此，许多国家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概念认定上也是不同的，不仅包括刑事犯罪，而且还包括刑事违法等。

尽管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应当适度扩大少年司法的管辖范围，即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犯罪案件的管辖，还要在现有基础上适度扩大司法干预的范围，以发挥其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的特殊作用。但由于少年司法的适度干预是发展方向，目前还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因此，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界定为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在我国现阶段，刑法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即是指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犯罪案件后的处理程序。

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是指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一套侦查、、审判及执行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特别程序。设置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主要是为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及保护。与普通程序相比，它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被追诉主体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被追诉主体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必须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第二，审判组织的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第六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可以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或者由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人员特别是合议庭的审判长应当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并且应当保持其工作的相对稳定性。

第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更加突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寓教育、感化、挽救于侦查、、审判及执行等各个诉讼阶段。

第四，更加注意维护与保障未成年人的各项权利。相关立法赋予了未成年被告人许多特别的诉讼权利，保障措施也相对比较健全。如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法定人到场；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对青少年犯罪案件或者其他违法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青少年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青少年的资料；公安、司法机关应当尊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五，在具体程序的操作上尽量适合未成年人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与缓和宽松的诉讼方式。如一些地方在诉讼过程中采取“圆桌式审判”方式，尽量不对未成年人使用戒具，以避免诉讼时未成年人在心理上过于紧张或压抑。

三、建立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意义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作为一项特别的司法制度，首先，必须要服务于刑事诉讼打击犯罪的需要，因为打击犯罪是刑事诉讼的终极目的，设立刑事诉讼最初目的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是在追求打击犯罪目的的同时来实现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相比，在身心方面存在显著的弱点和劣势，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要更加注重于未成年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设立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这是因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区别于适用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程序。之所以要设置这一特殊程序，其初衷就是为了给未成年人提供相对于成年人更好的保护。其次，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加重保护，顺应了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强的对未成年犯加强保护的意识。“非行少年是缺少保护的少年，国家应当代替父母保护这些少年。”故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并不是放任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对未成年人保护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仍然是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双重目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立，是为了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然也应当包括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但这种保护是有限度的，应当以能控制未成年人犯罪为限度。如果因加强了保护而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急剧上升，危害社会安全，则应服从打击犯罪这一刑事诉讼的终极目

标[2]。社会的需要推动了制度的产生，建立完善的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对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以及提升司法保护水平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青少年犯罪急剧上升，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公害”。青少年犯罪已经不仅仅是一国或几国的问题，而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建立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制度审理涉法未成年人案件，不仅能够有效的发挥预防犯罪的功能，而且还能对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提供组织保障。现代国家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为实现刑罚的目的，要求犯罪行为的发生与法院对犯罪的否定性评价之间的时间距离尽量接近，以增强刑罚的可感知性和实现刑罚的教育功能[3]。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对社会秩序维护的同时，应改造和挽救犯罪未成年人，但并不排除惩罚，并非司法纵容。对未成年人犯罪，应依照法律进行处罚，彰显法律的特殊预防功能。从而起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作用。

2、有利于提高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办案质量。

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求办案人员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并且工作要保持相对稳定性，这使办案人员在工作技能和工作经验有了保障。另外，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不仅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且还要分析说明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家庭、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因素保障了办案的质量。

3、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益。

在立法上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与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区分开来，构建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有法可依，以法为据。在司法实践中，将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区别看待，只限于对犯罪事实的查证，缩小了未成年人案件证明对象的范围，做有针对性的教育，便于挽救，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中，采取了一些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制度和做法，像圆桌审判、特邀陪审员和辩诉交易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体现司法公正、降低证明标准，极大地促进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保障人权这一目的实现[4]，但在与公、检、司的协调方面，仍凸现出无法可依的窘境。

综上所述，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感化工作是降低整个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率的根本所在，在这当中，完善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工作更是不可或缺，中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路程从80年代到现在走过了风风雨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正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只要我们朝着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这个方向前进，不断完善立法，改进司法。在学术界以及司法部门的努力下，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会越来越受到重视，整个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必将越来越完善。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益将切实得到维护和保障。

注释：

[1][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理论基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3]左卫民、周光权《论刑事诉讼的迅速原则》、《政治与法律》，1992年第3期。

未成年人诉讼法第9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 刑事诉讼 普通程序 简化审

近年来，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以下简称普通程序简化审）作为公诉改革的重点，已在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探索试行。但理论界普遍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宜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其理由主要是未成年人在诉讼中的防卫权利、救济权利要予以特别的保护，另外，未成年人由于辨别能力相对成年人较差，通常不能确切理解指控的性质及作有罪答辩可能导致的后果，因此不能适用简化审。

笔者认为，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又作有罪答辩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突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和教育的前提下，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而且也体现了对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有利于未成年犯的矫治和改造。

一、概念

作者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是指在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律框架内，对某些适用普通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前提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简化除法庭教育外的部分审理程序，快速审结案件的法庭审理方式。

二、理论依据

1、实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与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程序的要求相适应。

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发生明显变化，其心理也由儿童时的幼稚向成年人时的成熟转变。处在这一过渡时期的未成年人，有着较强的模仿欲和好奇心，逆反心理强，因而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但同时，他们又缺乏自控能力，行为与成年人相比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冲动性。由于未成年人个性心理尚未定型，较之成年人有较强的可塑性，易于教育、感化和改造，所以，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就应当本着与成年人案件有所区别的原则，“对症下药”，使刑事诉讼程序更适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更好地贯彻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工作方针。

我国并没有专门的刑事立法来规范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辩护等规定，目前只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的有关章节中（如刑诉法第152条不公开审理，第34条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人等），或者由司法解释另行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等。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庭审方式，则仅以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则加以确定，即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但这两种程序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各有弊端。具体为：

（1） 简易程序虽然审理期限短，但由于《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宣告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即可适用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并不仅限于轻微犯罪，这与国外以较低法定刑（一般为一年以下）为适用标准有一定差距。另外，该条还规定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应由“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这就意味着我国立法并未赋予被告人对简易程序有适用选择权，不符合国际立法潮流。尽管刑诉法第34条规定了由法院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人，但从司法实践看，由于检察机关大多不派员出庭，就使得控方原有的指控和举证职能难以实现，也无法与辩方展开相互质证和辩论；公诉人不出庭也使得庭审失去了必要的监督，由此可能导致未成年被告人应有的辩护权得不到保障，而使判决失去公正性。

（2）刑诉法规定的普通程序需要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四个必要程序，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另外还设有特殊教育程序。对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完成所有程序有利于层层证明、揭示犯罪，但对那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案手段基本相同、被告人又供认不讳的案件，再逐一迅问，举证、质证，不仅使庭审显得冗长拖沓，效率极低；而且会使辨别是非能力较差，易受事物消极面影响的未成年人增加恐惧感，产生自暴自弃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易使他们产生逃避事实，逃避罪责的抵触心理。

由此可见，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设置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都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这就需要我们探索建立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有利于保障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新的少年刑事审判方式。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就是在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律框架内，对少年审判制度改革进行的相对经济的的有益尝试，与建立健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要求相适应。

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简化审方式能够通过实现程序正义，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效率低下的诉讼活动不是公正的诉讼，而是对程序正义的削弱。因此有学者指出“诉讼耗费与诉讼效益之间的关系体现和反映着诉讼的基本价值，因此，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是完善诉讼机制的基本措施。”由此可见，提高诉讼效益是实践程序正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提高诉讼效益的主要方式就是缩短诉讼期限和简化诉讼程序等。就我国现在的庭审方式而言，简易程序无疑大大缩短了诉讼期限，普通程序庭审期限较长，但是否可简化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普通程序简化审与普通程序相比，投入的司法资源数量相对较少，使那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亦供述在案的刑事案件得以迅速审结，获得的却是与普通程序相同的诉讼效果，这无疑提高了诉讼效率。这种程序的及时终结从另一个方面也体现了程序正义，因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未成年被告人不必饱受诉讼之累，有利于其矫治改造。正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指出的“每一个案件从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在少年案中迅速办理正式程序是首要的问题，否则法律程序和处理可能会达到的任何好效果都会有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少年理智和心理上就越来越难以（如果不是不可能）把法律程序和处置同违法行为联系起来”。

对适用普通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简易化审理，其程序正义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被告人对是否适用简易化审理有选择权。同时被告人一旦选择了简易化审理方式，还可以由未成年被告人或其法定人、辩护人提议恢复普通程序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对简易化审理方式的适用选择权和恢复动议权，说明未成年被告人可以充分行使和处置其合法权利，由此体现了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特殊司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