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闻专业的认识第1篇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新闻学教育；新闻学教育改革；专业主义理念建构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在河海大学工作期间所主持的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商业化运作背景下中国媒体的公共性研究――基于体制变迁的视角”（项目编号：09YJC860010）的阶段性成果，受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一、“新闻专业主义”概念界定及其现实意义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理想的新闻业的职业标准、态度和行为（侯迎忠，2003）。具体而言，它包括从事新闻业的基本的专业技能、基本的行为规范、一套定义媒介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于政治和经济权利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Macdonald，1995）。作为新闻从业者的摇篮，高校新闻学教育业迫切需要注重对学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培养。笔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应当在新闻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贯穿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教育的全过程，渗透到新闻学教育的各门课程之中。失却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整个新闻学教育就会失去灵魂，一盘散沙，陷入职业训练的泥潭。新闻专业主义对于今天中国的大众传媒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新闻社会功能的回归需要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随着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新闻媒体被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功能――作为民众知情、表达、监督、参与民主政治的载体，媒体需按照专业主义的理念来生产、传播信息。新闻媒体要真正维护公众的民利，就必须真正成为公众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的平台与渠道；新闻从业者必须理解新闻的真谛，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抵制政治的压力与经济利益的诱惑，主持社会正义，张扬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这就对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理念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其二，媒体商业化运作的疾患呼唤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注入。随着市场化运作的推进，在生存的压力与利润的诱惑之下，媒体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往往超越了对公共利益的捍卫――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政党利益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新闻院校必须培养学生的专业主义精神：使学生建立一种服从于政治和经济权利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

其三，新的媒介生态，新媒体的普及与新技术的拓展使得专业主义成为新闻媒体安身立命的根本。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拓展，新闻业面临着全新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新媒体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拓展给新闻传播业带来了两大变化：一是人人都可能成为新闻的传播者，这意味着新闻业面临着更多的竞争者；二是人人都可能同时接收到多种不同来源的信息，对不同的信息进行甄别和选择，这使得人们对信息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在这样的媒介生态下，只有真正具有专业精神的新闻媒体才能赢得公众的尊重。那么，新闻院校作为专业新闻从业者的培养单位，怎能不重视对学生专业主义理念的塑造？

然而，中国新闻学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这一缺失使得学生对职业的认同感停留在“求职谋生”的现实层面，也使得新闻媒体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认同感越来越差。

二、中国新闻学教育中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及其带来的问题

近几年来，新闻专业学生的就业压力与年俱增。有关学者（吴飞等，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新闻传播教育在新闻从业人员那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严和较高的评价，一些人认为新闻传播与新闻实践有较大的距离；一些人则认为新闻专业培养的学生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并没有更多值得骄傲的东西；甚至有人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无用，个别媒体甚至以不从新闻专业进人为乐事和特色。对此，笔者认为，中国的新闻媒体不是不缺人，而是缺少真正的新闻人。

当前，中国新闻学教育分为三大块：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意在通过此建立学生完整的知识体系，培养学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技能。然而，据笔者了解，在不少新闻院校的教育中，这三块都是割裂开来的，任课教师各自为政，只顾课程知识的讲授，忽略了对学生专业主义理念的打造。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将三类课程割裂开来，没有理解其间的联系，几年的专业教育下来，知识架构一盘散沙，对专业主义理念或仅有模糊认识、或毫不知晓。

对此，笔者认为问题在于新闻院系的教学理念和培养理念。新闻学教育中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会导致新闻学的空洞化、理论化与技能化，进而影响学生的专业学习、就业以及中国新闻业的良性发展。

第一，新闻学教育中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不利于学生专业认同感的形成。学生为什么报考新闻专业？一部分名校名专业，如人大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对学生确实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进入这些新闻院校的学生也常常引以为豪，比较容易形成对自身专业的认同。他们的自豪感与认同感来自于学校的美誉度与良好的传统以及已经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众多校友的杰出表现。然而，对于普通综合性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尤其是近几年才开办新闻专业的一些工科院校、财经院校、法律院校、外语院校、体育院校、医科大学学生，如果不进行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学生就很难形成专业认同，也就不能很好的理解这个专业、接受这个专业。针对此类情况，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强新闻专业主义教育，让学生理解新闻的精髓，用鲜活的事例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

第二，新闻学教育中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难以形成学生良好的就业出路。对于新闻媒体而言，新闻专业学生不可替代的优势何在？恐怕不是学生看得很重的熟练的采编技能，也不是某一具体学科的深厚专业知识功底，而是其独特的新闻理念与新闻敏感，在于其客观公正的视角以及判断社会变革、透析事件本质的能力。我们姑且用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来概括。而这样一种理念只有经过专业的学习才能融化到血液中，并转化为行动。这就是新闻学教育的任务。

由此看来，新闻学教育中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是许多高校新闻学教育举步维艰的重要诱因之一，也是新闻学教育招来媒体和社会各界诟病的症结所在。那么，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三、高校新闻学教育中专业主义理念建构的路径探索

要改变当前新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在当前的高校新闻学教育中，必须将新闻专业主义教育提升到应有的高度，将之作为整个新闻学教育的核心，贯穿到所有课程的教学之中。

第一，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应当贯穿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教学的全过程。笔者所说的要将新闻专业主义教育作为整个新闻学教育的核心，并不一定是说要开出单独的以“新闻专业主义”命名的课程。事实上，在现行新闻学教学体系中，可以涉及到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内容很多。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的讲授与学习中都可以涉及到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传授与实践。首先，在近代新闻史中，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发展线索，也可以找到专业主义理念践行者的范本。这些都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新闻专业主义的源起、精髓及其现实意义，同时也可以为原本枯燥无味的新闻史教学注入精神与活力；其次，在新闻学理论中，关于新闻本质特征、基本原则、社会功能等的讲授都可以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相联系。例如，新闻的“真实”、“准确”等一系列新闻价值要素以及“客观”、“公正”等原则都可以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互相映证。这就将原本空洞的理论“精神化”、“人格化”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可以成为课堂中那支将灰色理论转化为常青树的生花妙笔；再次，在实践教学中，教师更应当引导学生切实践行专业主义理念，引导学生如何甄别新闻，如何挖掘信息，如何保证信息的准确、客观、公正。实践教学应当将理论教学中传授的专业主义理念升华，使之真正成为学生的一种意识乃至一种习惯。对此，各新闻院系教学主管部门应制定明确的培养计划，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培育提升到应有的核心地位，并引导、督促各课程教师实施。

第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应当通过人文素质教育来打造。如前所述，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新闻专业学生的竞争力在于其专业主义理念。然而，仅有理念还不够，新闻专业主义还体现为一种职业技能、一种社会信念、一种责任感。因此，除了专业课程的讲授之外，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还需要广泛学习其他人文社科知识，提升自身的文化底蕴与人文精神。通过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认识社会、关心社会、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其具有客观公正的视角、丰富的知识以及透过新闻现象认识本质的洞察力。

国外许多新闻院校的教育都非常重视学生人文社会基础的强化。如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以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为主，其比例占到了75%。而据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2005）介绍：新闻教育必须有超前意识，能超前的主要指观念而不是技术，每当新技术来临，80%不变，20%技术部分比较容易学到，因此学校花更大的精力教学生那80%的内容。他们的本科教育非常注重宽基础，50%以上的课程为非新闻类课程。也难怪普利策（1904）曾经预言，只有在人文基础良好的综合性大学，才能培养出优秀的新闻人才。

社会对新闻人才的具体要求在变，但总的倾向没有变，那就是宽广的知识面、深厚的专业基础功底与较强的动手能力以及强烈的专业主义信念。因此，新闻学教育也不能偏离这样的方向，而应当以培养学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为主线，一方面要重视新闻史论等基础课程，重视采、写、编、评等基础业务；另一方面要开设新闻伦理与新闻道德方面的课程，同时还要大量开设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类基础课程。

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已经走过了搭架子、铺摊子的阶段，该是提升质量和内涵的时候了。作为高校新闻学的教育者，我们应当坚信，培养学生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是中国新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因为这关乎中国未来的新闻人，关乎中国新闻业的未来。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侯迎忠.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J].当代传播，2003.4.

[2]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J].新闻学研究，2002.4.

[3]吴飞，丁志远.新闻教育与专业主义理念的构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

对新闻专业的认识第2篇

关键词 封闭 脱节 开放

一、从多种角度来看新闻学教育问题：在封闭中脱节

1.从新闻的内在属性来看

在笔者看来，新闻学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出色的新闻敏感。

什么是新闻敏感？从新闻实务的角度，新闻敏感指的是这样一种新闻专业能力，那就是，面对一个事件或者一条信息，能够迅速地判断和掂量出这一事件是否具备足够成为新闻的价值。

那么，新闻敏感来自哪里？按老报人艾丰的说法，来自于对“普遍事实与新闻事实”这一对对子的把握。①换言之，对社会现实理解与把握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一个人认识和把握新闻事实的能力。一个人对社会现实理解得越透、越深、越多，就越容易在面对一件事实时，掂量得出该事实的分量，以及是否足以成为新闻的价值含金量。

以此推演下去，既然新闻敏感是新闻学核心，那么，提高和加强学生认识社会现实的素养，锻炼学生认识社会现实的能力，就应该成为新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笔者有限目力之所见，这恰恰是我国新闻学教育中的一块重要短板。

2.从课程设置来看

笔者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学课程设置为例来说明我国目前新闻学课程的不足所在。WWW.133229.COM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网站上是这样对其新闻学课程进行介绍的：

“新闻专业本科的学科基础课包括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新闻出版伦理与法规、媒介经营管理等，各专业方向核心专业课程有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摄影概论、摄影技术、图片编辑、摄影造型技巧、网络传播概论、网络传播实务、网页设计与制作、网络经营管理等。此外还可以选修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和广告、出版专业的有关课程。” ②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课程介绍则是以详细的表格形式见表一③

从这两所著名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来看，它们都主要还是沿袭新闻理论、新闻实务和新闻史（含外国新闻史）这样一种三分法的传统新闻教育模式，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架构。

这种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课程架构的好处在于，使得学生对新闻学科的知识得以系统化，但它的不足是，严重忽视对学生认识社会素养和能力的培养。而且，大比重的新闻专业科的学习必然耗去学生有限的本科教育时间，使得学生无法腾挪出更多的时间来从事认识社会现实方面的素养与能力的自我积累。④

3.从新闻实务单位的内在要求来看

新闻业内的人一般都知道，新闻单位对新闻系毕业生多年一贯的评价就是，上手快，后劲不足。

这种评价其实是必然的，主要因为上述课程架构事实上决定了学生的知识结构。而同时，如果学生在课余又没有足够的自觉性，主动挤出一定时间来从事新闻学科以外知识的阅读与积累的话，其结果必然是知识结构的残缺，必然是认识社会现实的素养和能力的不高，必然是上手快，后劲不足。

然而，新闻单位最看重员工的是什么？

这固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笔者以为，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向熹在一次报告中的一席话，是对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之一。

他说：

“时代认识与价值认识——做好新闻工作的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时代认识。《南方周末》招记者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他‘对中国有感觉’。所谓‘对中国有感觉’，其实质就是他要对时代有认识。第二个前提是价值认识。大家都知道，南方集团是个非常有理想的媒体，理想主义在整栋大楼里非常充盈。在这样的氛围里，价值认识成了潜意识里必须要了解的内容。在做报纸的过程中，这两点是最基础的。……就是要回答，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做新闻工作，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价值体系”。⑤

向熹所谓的时代认识，跟笔者在前面述及的认识社会现实本质上是一致的。而恰恰在这种认识社会现实素养和能力的培养方面，目前的新闻学教育做得很不够。

4.从新闻单位用人情况来看

在新闻单位，新闻系毕业生尽管往往在数量上处于优势，但在质量上则往往不尽然如此。笔者试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例来说明，新闻系毕业生在新闻单位的总体被认同度和被肯定程度。

认同度和被肯定程度本身是个过于不具有操作性的概念。为此，笔者将它具体化为一组数据，即广州某报团近四年的招新专业及人数比较（只限于采编岗位）。

通过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广州某报团采编招新的各专业比较分散；其次，在招新中，新闻专业毕业生尽管“一股独大”，但除2007年以外，其余三年均没有超过总人数的50％。笔者以为，这显示了包括该报团在内的新闻业界在招新上对员工的知识背景存在一个多元化的合理期望。

此外，据笔者了解，作为中国传媒市场上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报团之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现有主要子报子刊的主要领导中，新闻专业毕业的仅有两位。其余均为其他专业毕业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新闻学专业毕业生的发展后劲的确比较有限。

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地以是否晋升作为衡量一个专业毕业生发展后劲的唯一指标，甚至也可以说这两者之间未必就有着绝对正相关的关系，但以笔者在新闻单位的观察来看，晋升的确可以作为衡量发展后劲的重要指标之一。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新闻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与他学科有一定的脱节，与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脱节，与新闻一线的要求与愿望有一定的脱节。

二、从问题角度来看新闻学发展路径：在开放中对接

问题既彰显，路径往往是对应和不言自明的。对应于上一部分的分析，笔者以为，新闻学发展的重要路径就是，走出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孤立状态，向社会现实开放，向其他学科开放，向新闻单位开放。只有在这种多元开放中才能实现新闻学教育与社会现实、他学科和新闻单位的对接。

1.向社会开放

培养一名称职的编辑、记者，是不可能单纯靠书本知识来完成的，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正是书本以外的社会实践知识。社会实践越充分，才越有可能把握住国情、省情乃至地情，认识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才能对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有真实的感觉。其实，许多新分配到新闻单位的大学生，之所以往往容易产生现实落差感，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长期“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偏居于象牙塔内，对社会现实十分懵懂。

2.向他学科开放

如前所述，新闻学的核心是培养新闻敏感，新闻敏感来自于学生认识与把握现实的能力。新闻学课程在新闻敏感这个最为核心与关键的问题上，实际上只是点到为止，而无力再挖掘下去。为什么？因为社会现实本身的复杂性。

社会现实纷繁复杂而多变，且不论要认识它，单就认识它的某个侧面，比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背景知识的丰厚积累。所以，要培养与锻炼学生的新闻敏感，就必须仰赖于新闻学以外的其他学科背景知识。

像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新闻专业，甚至明确要求其他学科的总学分必须占到至少50％以上的比例。

比如，马里兰大学philip merrill新闻学院在对新闻学本科生的培养上，只有1/4的课程属于新闻学方面的，侧重于提供工具性技巧方面的知识与概念。而其余3/4课程都必须在新闻学院以外的其他专业内完成，比如：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心理学。他们认为，这些专业所涉及的，都是学生们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会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专业背景知识的建构，将会增强他们的学生在某一特定新闻报道领域的竞争力。⑧

据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和叶铁桥介绍：

“1920年以后，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开始挑战传统的职业训练模式，重视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在四年制新闻本科的课程中，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是人文和社科知识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语言等内容。这种课程设计不久成为全美大多数新闻学院的基本蓝本。”⑨

对此，我国新闻学教育改革也大可借鉴美国新闻学院课程设置的思路，大力压缩新闻学课程比例，适当增加其他学科在新闻学教育中的比重，乃至将新闻系本科一、二年级的教育归于其他科系，到三、四年级才回到新闻系接受专业技能的培训。

3.向新闻单位开放

这里说的“向新闻单位开放”包括三层意思：到新闻单位实习；加强与新闻单位的互动；延聘资深新闻人到新闻学院专职任教。

到新闻单位实习，目前来说，业已为各新闻学院普遍采用，在此不再赘述。

加强与新闻单位的互动，就笔者所知，尚没有引起新闻院校的足够重视。本文所谓的“互动”，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即，走出去，请进来。一方面，新闻院校老师宜定期带领学生参观、访问新闻单位，熟悉采编流程，了解新闻业发展动向；另一方面，新闻院校宜定期邀请名记名编到新闻院校开讲座，传授来自一线的新鲜、热辣的新闻背后的采编心得体会。

在这方面，笔者以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的准记者训练营值得借鉴。该训练营从2007年3月开营后，每周四下午聘请一名来自南方报团（以南方周末为主）的编辑记者进行一场讲座，并进行现场交流，既弥补了教学中来自一线实践案例的匮乏状况，又反过来丰富和加深了学生对书本知识的领悟和理解。而且，该训练营还定期安排学生分赴南方报团各子报，以准记者准编辑的主人翁身份，而不是旁观姿态的实习生身份，全面介入新闻策划、版面编辑等活动。其实，这与实习生的边缘人、旁观者角色和散兵游勇性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延聘资深新闻人到新闻学院专职任教，开始成为我国新闻院校发展趋势之一。不过，在美国的新闻院系，这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像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共33位全职新闻学老师，除新闻史学家michael schudson外，其余都有着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或新闻专栏写作经历。他们在自己的简介中都会突出强调自己在新闻单位的服务年限，如：“ann是一位有着25年多广播、报纸报道经历的驻外记者”、“sheila1982年供职于一家被广泛阅读的杂志《菲律宾纵览》（philippine panorama），从此开始了她的新闻报道生涯”、“（ari）在执教新闻学院前，于纽约时报担任宗教记者长达20年”。⑩

在我国，新闻学教育还是以学院派为主。从新闻学长远发展计，这种状况应该改变，新闻学院应该不断地从新闻单位发掘人才以充实自己的师资队伍，而不是如课程设置那样，自我封闭、自我运作，进入一种死循环。

注释

参见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7月版。

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网页：.cn/bkjy.htm。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网页，/html/level2_kcjs.htm。

本文是从新闻实务的角度来思考新闻教育问题的。如果从新闻学研究的角度来说，目前这种课程架构当然是契合需要的。所以，笔者以为，对于新闻学教育，我们必须直面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着力于培养新闻实务者，还是着力于培养新闻学研究者？本文无疑是从第一个角度，也就是新闻实务的角度，来反思我国目前的新闻学教育的。

引自向熹2007年3月29日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所做的题为《时代认识与价值认识——做好新闻工作的两个前提》的演讲。

“新闻”类涵盖了广播电视、编辑出版专业；“经济”类涵盖了金融、政治经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专业；“国际政治”类涵盖了国际关系专业；“生态学”涵盖了环境科学、水生生物学专业；“历史”涵盖了人类学、历史教育学专业。

中山大学校友总会（逸仙网 ）http:／／／main／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187

对新闻专业的认识第3篇

关键词：专业认同；专业认知；职业发展意向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4-0007-04

一、引 言

随着学科专业门类的细分和大类招生的趋势，专业认同与认知是考生填报志愿、选择学校，以及毕业就业取向与职业发展的基础。不同属性的高校，学生的专业认同与认知对职业发展的关联性如何，同样也值得研究。

1.专业认同与认知

专业认同指个体对专业的认知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专业的积极情感[1]。楼尊从角色认同理论视角出发，检视大学生的专业选择意向的意义，认为个体对某一角色的认同感越强，其参与角色行动的动机就越强，从而论证明专业角色认同是大学生专业认知和择业的重要影响因素[2]。专业认同包含认知了解、情感态度、意志行为以及职业选择四个维度。有研究在操作层面上以专业态度情感、专业满意感知和专业认知评价为自变量，专业学习为因变量进行测试，发现了专业学习行为受到专业认同影响，同时发现内部情境条件和外部情境条件作为调节变量的作用[3]。学生如果对所学专业认同较低而产生不满，容易使学生表现出较多的心理问题[4]。对自己所选专业的认同和认知是促进大学生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而且影响其专业发展与职业定位[5]。一项研究发现：专业认知对大学生个人就业倾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影响：专业认知度高的大学生面对一般就业选择时如读研、进企业、考公务员等较为倾向于考研深造；专业认知度高的大学生面临就业时考虑专业因素较多；专业认知度越高的大学生对就业前景的看法越乐观[6]。可见，专业认知能力的提高是形成正确的学业认知、职业规划、职业意识，以及自我认知、人生价值观认知的良好开端，是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关键，有助于培养学生应对未来职业的挑战。因此，对于学生专业认同和认知的研究对于教育改革、促进学生对专业的情感认同以及引导就业取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本研究以大学生的新闻传播专业认同、认知与其职业发展意向的关联为研究问题，以期能够对教学和管理者如何帮助学生提高专业认同，修订培养方案、改善专业学习效果进而知道就业有所助益。

本文将专业认同定义为：大学生对新闻传播作为专业学习和就业的定向；将专业认知定义为：大学生对新闻传播专业的角色、功能和职业素养的认识和判断。在具体的操作中，专业认同以“填报志愿”“重新选择专业”“是否有职业榜样”和“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作为题项设计问题；专业认知以“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和“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作为题项设计问题。“重新选择专业”和“职业榜样”编码：1=是，2=否；“填报专业原因”、“新闻传播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和“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认知”三项均用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重要，2=不重要，3=无所谓，4=重要，5=非常重要。研究对象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本科学生。之所以选择该院校，首先基于立意和方便抽样；其次，西南政法大学不同于综合性大学有其特殊性，而对于单科大学的非主要专业新闻传播学而言，有其普遍性（如交通大学、邮电大学、农业大学、地质大学、理工大学等设有新闻传播专业）。这类学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与认知是否会受其学校属性和优势学科影响，值得做探索性研究。

本研究具体以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科两个年级学生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样本由2013级和2011级学生构成。对2013级学生的调查问卷在2013年10月进行，即初入学的新生，在本研究中表述为大一学生；2011级的问卷调查在2015年6月初进行，是该年级学生毕业时期，本研究表述为大四学生。样本构成表1。同时，本文还辅以深度访谈，对该学院2016届本科毕业生、研究生共十人进行了访谈，以便进一步了解学生的专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二、新闻传播专业认同

1.专业选择意向

是否填报新闻传播专业一项：在大四学生219人中，填报本专业第一志愿的86人，占39.3%；第二志愿29人，13.2%；第三志愿40人，18.2%；根本没有填报的64人，29.2%。也就是说有64人（占总数的29.2%）是调剂到新闻传播专业的。根据学生处的统计，新闻传播学院每年的新生均有近30%是从填报法学专业调剂而来的。重新选择专业题项中（如表2所示），两个年级的466名学生中，重新x择新闻传播专业的有109人，仅占样本总数的23.4%；其中大一学生62人，占年级总数的25.1%，大四学生47人，占年级总数的21.5%。选择非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有356人，占样本总数的76.4%，大一学生185人，占年级总数的74.9%，大四学生171人，占年级总数的78.1%；另有1人未作出决定，占0.2%。

是否有职业榜样一项中，总样本466人，有150人选择有，占32.2%，有315人选择没有，占67.6%，缺失1人。其中，大一学生选择有的92人，占年级总数247人的37.2%，选择没有的155人，62.8%；大四学生级选择有的58人，占年级总数的26.5%，选择没有的159人，72.6%，1人缺失。

在466人中，毕业后选择工作的有209人，占总数的44.9%，其中大一学生80人，17.2%；大四学生129人，27.4%；选择继续深造的257人，占总数的55.1%，其中大一学生167人，35.8%，大四学生90人，19.3%。可见，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学生的选择有很大不同，大四学生即将毕业，就业选择高出深造选择近三分之一；而大一阶段选择深造比例高出选择就业近50%。

从以上数据统计来看，新闻传播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度不高，无论是大一新生，还是经过四年专业学习后的毕业生，均没有形成对新闻传播专业的认同，更谈不上热爱。

2.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

本研究调查问卷设计中有：该选项的填写前有题项“在你填报的专业志愿中，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各个专业是第几志愿”选项①新闻学，②广播电视新闻学，③传播学，④根本没有填报任何专业；在该题项下面有答题说明，如果选择了④，就请跳过13～16题，从第17题继续作答，而“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是第16题。因而，这一题项的填写总数是366，缺失100，也就是说，有100人根本没有填报新闻传播任何专业。大一学生有201人填写，缺失46；大四学生有165人填写，缺失54，填写人数占样本总数的78.5%（部分学生没有填写新闻传播专业，却填写了原因）。在有效样本366中，对大一和毕业年级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两个年级的独立样本（大一：N=201；大四：N=165）。

本研究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一和大四学生对于填报新闻传播专业的原因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了分析。表3的数据表明：从个人层面对新闻职业的认识在“新闻传播工作能让我获得写作乐趣”“新闻传播从业者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新闻传播工作能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新闻传播工作拥有某些特殊的便利”“从事新闻传播有望让自己迅速声名远播”“新闻传播工作充满刺激和挑战”“新闻传播工作时间灵活”“新闻传播工作富有成就感”方面，两个年级的学生多认为无所谓或比较重要，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如表3所示）。

然而，t 检验显示：“新闻传播工作有机会锻炼能力和发挥潜能”的选项比较，t =6.378，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新闻传播工作有机会锻炼能力和发挥潜能。“新闻传播工作可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一项的 t =5.500，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新闻传播工作有很多出差旅行的机会”一项的 t =2.705，P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较显著的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新闻传播工作的收入不错” t =4.359，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从事新闻传播能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一项， t =3.833，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显著性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从事新闻传播可以揭露社会丑恶，伸张正义”的 t =2.867，P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有较显著的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从事新闻传播有很多接触各界知名人士的机会”，t =2.484，P0.05，表明大一c大四同学有微弱差异，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以上六个方面存在差异，从刚进校门和已有实习经历看，大一学生尚未真正接触新闻传播专业的职业境况，想象的成分重于实践后的认识，而大四学生经历了在新闻传播机构的实习，也与社会有所接触，对新闻传播职业的认识感触更真实。

三、新闻传播专业认知

对新闻传播专业认知题项，大一学生有247填写；大四学生有219填写。样本总数466，同样对大一和毕业年级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

1.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

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是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专业综合素养的前提，也是“准记者”对其入职的基本能力的认识。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一和大四学生对新闻从业者素质的重要性认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了分析。在“强烈的好奇心、出色的语言能力、丰富的人生阅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巨大的创造力、高效的办事效率、强烈的社会同情心、对于社会的深刻体认、强烈的正义感、富有魅力的人格”十个题项上，选项的 p 值均未显示出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在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素质的十个方面，大一学生与大四学生没有差异，都认同其重要性。

2.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

对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对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而言，是对媒体与社会、媒体与政治、媒体与法律，以及媒体与公众多项关系的认识，也是对本专业从业者的特殊使命的认识和价值判断。

本研究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大一和大四学生对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认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了分析。表4 的数据表明：在新闻媒体“迅速为大众提供新信息”“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报道可靠信息以阻止谣言的散播”“对复杂的问题提供分析和解释”“对正在形成中的政策展开讨论”“对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释”“引导公众舆论”“帮助市民行使舆论监督”“成为市民的喉舌”“推动社会改革”“报道最大多数市民感兴趣的新闻”“为市民提供休闲和娱乐”“质疑和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行”“质疑和批评工商界的言行”以及“质疑和批评社会团体的言行”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两个年级的学生均认为以上各项的重要性。

然而，t 检验显示：对新闻媒体“帮助市民了解政府政策”的认知选项比较，t =4.575，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对此认知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对“媒体声援社会弱势群体”的认知选项比较，t =4.215，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对此认知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对新闻媒体“教育群众，提供他们的知识和文化”的认知选项比较，t =5.273，P0.001，表明大一与大四同学对此认知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从李克特量表百分比数据看，大一同学比大四同学更倾向于认同。

四、结 语

1.新闻传播专业的低认同高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对新闻传播专业的认同度偏低。在志愿填报、重新选择专业这两个专业选择意向上，新闻传播专业都不是大多数学生的第一选择，但是大一学生比大四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新闻传播专业。在选择新闻传播专业原因中，大一与大四学生在个人层面原因上无显著差异，在社会层面原因上大一学生比大四学生的认同度稍高。对专业的低认同度导致在重新选择专业上更倾向于非新闻传播类，从是否有职业榜样的低比例看，两个年级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意向都不以新闻传播为从业目标。

对新闻传播专业和新闻媒体功能的认知相对较高。其中大一新生仅凭自身对专业的理解，对新闻传播专业充满了期待；而大四的学生经过了三年多的专业学习之后，到相关的新闻传播实务部门进行了为期三个月到半年的实习，更多地接触了社会，对新闻传播尤其是记者职业和新闻媒体比在校期间有更多的体悟。因而，大四学生对新闻媒体对个人发展的认知上有不同理解；在新闻媒体社会功能的“声援弱势群体”、“帮助市民了解政策”等方面的认知与大一新生有较大差异，显得不那么乐观。2016年毕业的受访者D认为，新闻媒介已经不是促进社会进步唯一的信息渠道，并且由于进入媒体行业后更多考虑到实际因素，付出与收获差太多，基本不会想要声援其他群体。

总的来说，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院学生对本专业的认知与认同极不一致。学校属性是专业认同度低的重要影响因素。西南政法大学原本是法学单科大学，而法学学科在全国一直有较高知名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法律工作者和法学教学研究人才，学校张贴和宣传的均是作为西政校友的全国大法官和检察官，榜样的树立清一色法律界成功人士。经济法和诉讼法是全国一级重点学科，无论是学科历史和发展以及学术和师资，法学外的其它学科无法相比。新闻传播学院建立仅二十年，尽管学科发展快速，有奋力追赶之势，但在法学作为优势学科和强势学科的对比下，学生的选择似乎理所当然。受访者A在被问到为何选择毕业后报考法学研究生时说，“在西政待久了，报考法律硕士轻松一点。环境比较重要，如果不在西政选择就不一样。”可见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单科特质确实对学生的专业认同度有影响。受访者B认为如果在综合性大学学习，有70%左右可能不会向往法学。同时，辅修过法学的受访者C也表示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优势是在选择辅修其他专业时的重要影响因素。

对于许多被专业调剂的学生而言，辅修法学和自考法学给予了那些“人在新闻心在法学”的学生“曲线救国”的机会。在学生中每年都会出现法学“辅修潮”“自考热”与“司考热”现象。多数学生通过这样的方式接近法学，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感。

另外，职业声望与职业前景对专业认同的影响也是值得讨论的因素，赵云泽等等认为，由于“自我认同”的贬斥与“社会认同”的错位，当代新闻记者的职业地位已经下降。网民将记者戏称为“妓者”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新闻传播专业对于专业身份的认同感；收入水平不高而工作强度大造成了记者的职业倦怠感[7]。这也是大四学生对新闻传播职业认知明显不同于大一学生的原因。而“纸媒已死”“新媒体发展太快”等观点是否会导致学生产生悲观主义心态，从而消极面对所学专业，更值得深入研究。

2.问题的特殊性抑或普遍性

本研究仅以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从对新闻传播专业高认知和低认同结果中，发现法科大学中非法学学科的大学生的专业意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单科类大学学生对非主要专业认同度低是共同的问题，还是西南政法大学特有的问题？笔者作为教师也遇到过“法科院校也有新闻传播专业？”“地质大学也办新闻传播专业？”等问题。跨专业的一位研究生也被问过“你怎么在农业大学学会计？”。林诚彦等在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认同研究中也发现学生经常会被同学询问“社工和义工有什么区别”之类的话题。在单科院校中容易出现的专业身份困惑，不仅影响在校期间的学习，而且到毕业临近时，学生会经常进行专业内外群体的价值观、职业发展、待遇等方面对比，这种对比一方面或多或少会加深专业认知度，而另一方面又内化了社会导向，对自己的专业身份会越来越困惑，最终降低学习本专业和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意愿[8]。医学类高校非医学专业学生归属感弱，专业认同低而造成就业迷茫[9]。究其原因，是合法性危机导致了单科性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变，这种综合化并非只存在于个别院校中，可以说是“集体现象”[10]。应亮在对医学院的非医学专业认同的研究中也提出，为获取更多资源、提高办学层次，医学院招收非医学专业是向综合性大学过渡的一种形式，但是医科大学医学专业的优势和受重视程度限制了非医学专业发展，从而对学生的专业认同造成重要影响[11]。因而可以认为，单科性大学中非主要专业的认同度低不仅仅是西南政法大学的特殊情况，而带有普遍性。那么，如何消减单科大学中非主要学科的边缘化对学生的专业认知和意向是不容忽视而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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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专业的认识第4篇

【关键词】专业精神；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新闻敏感；专业判断

中国当前新闻传播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现实中新闻报道乱象丛生，一方面意识形态化的“八股”报道大量存在，另一方面，低俗新闻、虚假新闻与有偿新闻等现象时有发生，极大地损害了新闻传播者的形象，并导致传播媒体公信力的下降。作为职业的新闻传播工作，在意识形态“喉舌论”与消费主义“商品论”的博弈中，诸多学者借鉴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探索中国新闻传播的“专业化”道路，新闻传播工作的“专业化”问题也成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本文研究对象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概念“新闻从业人员”，一般称之为新闻工作者，也可称之为新闻传播者、传媒人等，主要是指记者、编辑、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制作和传播新闻的其他工作人员等。

本文从专业社会学角度，梳理职业与专业、职业道德与专业精神等概念，尝试从心理学与哲学层面深化对新闻从业人员专业精神内涵的理解，并进一步探讨了专业精神与新闻敏感、新闻专业判断等诸方面的内在关系。本文认为新闻从业人员专业精神的本质在于其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及其在新闻工作实践中的体现，具体表现为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敏感和专业判断两大维度上的倾向。

一、职业与专业、职业道德与专业精神

专业社会学是以专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在西方已有近60年的发展历史，国内学者赵康、刘思达等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关注专业社会学的研究并引入西方的术语概念与相关理论。[1]“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成为国际上通行的一个概念，各学科门类“专业化”问题的研究蓬勃发展，也成为新闻与传播领域近几年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由于“专业化”问题的研究源自西方，在文献的翻译中，概念的使用常常缺少明确的定义与一致性，英语中“profession”一词与中文的“专业”相对应，我们常常错误地将它翻译成“职业”。[2]在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中，除“Professionalism”一词约定俗成地使用“专业主义”外，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中，大都将“职业”、“专业”混用，未对“职业”与“专业”概念做区分，多以“职业”替代“专业”。据中国知网人文与社科学术文献总库检索显示，以“职业精神”为题名并包含“新闻”一词的学术论文达82篇；以“专业精神”为题名并包含“新闻”一词，仅检索到不足5篇。如《论美国新闻教育的职业化》（黄鹂，2005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文中明确标注了职业（Occupation）、职业性（Professional）、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等中英文的概念；《新闻职业精神论》（张晓锋，2008复旦大学博士论文），将“新闻职业精神”翻译为“JournalismProfessional Spirit”等。在检索中还发现，以“职业道德”为题并包含“新闻”一词的学术论文多达760多篇，以“专业主义”为题名并包含“新闻”一词的学术论文达193篇之多。由此可见，中国学者研究话题多集中在“职业道德”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两大概念范畴。

“职业”与“专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专业高于职业，专业更强调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服务精神，而职业只是一种谋生手段”[3]。按照专业社会学的职业标准进行考察，新闻传播作为一种职业的“证据十足。……因为它远远达到了构成一门职业的大多数标准”[4]。虽然在中国社会的媒介环境与现实制度下，“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专业化程度都低于那些比较公认的‘专业型’职业，如律师、医生、会计师和大学教师”[5]，“新闻离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还有较远的距离”[6]，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工作正走在“专业化”的途中。作为职业的新闻传播者，其“专业化”程度不仅体现在专业知识与技能上，更体现在专业态度、专业思维与专业价值理念等方面，经过培育内化为专业人内在的情感倾向与精神气质，即本文所论的“专业精神”。

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混同了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实际上，职业道德不同于专业精神。西方社会学界对专业化的研究显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中，其职业角色通过专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强调个体在从业过程中的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而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职业中，其职业行为更多地由外部控制而非内部压力。[7]这里对于“专业化”程度不同的区分，实际上，就体现出与由“职业道德”的“外部控制”与内化培育的“专业精神”的不同。什么是新闻职业道德?《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解释是：“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为调整人际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倡和遵循的行为规范。”职业道德是个体在从业过程中所担负的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是一种外在化的职业行为规范与评判标准。国家对于新闻工作者制定有明确的职业道德规范，如《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等。与之不同的是，本文所探讨的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精神”，从属于心理学与哲学范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心理倾向，更是一种理念与价值观所导向的个人品性，是一种内在化的心智习性，即精神气质。更明确的是，新闻人专业精神表现为达至专业化水准的职业所特有的精神传统以及特定的心理倾向，是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新闻敏感，并能自觉地运用理性进行专业判断的一种心理状态、意愿和倾向，它内在地驱动新闻工作者理性地思考、审视各种新闻现象和新闻本质。

新闻传播研究的现有文献中，“新闻专业主义”与“专业精神”、“职业精神”的概念互用。“传媒的职业精神，在学术上即‘新闻专业主义’”[8]，这种说法试图将中西方学术话语统合在一起，可以理解。但本文所论作为一种专业理想，新闻从业人员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心智习性的“专业精神”与“作为专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控制模式”[7]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有很大不同。

二、新闻从业人员专业精神的本质

诸多学者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先驱者精神传统的研究多有所涉及，如探讨王韬、黄远生、梁启超、成舍我、张季鸾、赵敏恒、浦熙修、邵飘萍、斯诺、邓拓等先驱者身上所体现的中国新闻实践史上的“精神传统”，多在实践层面上对新闻的“专业主义”或“职业精神”进行探讨，由于新闻传播工作具有“社会雷达”和“社会监测器”的特性，新闻传播者被誉为“社会守望者”、“公众代言人”、“社会公器”等，不论中西方社会，都期许传媒人“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新闻传播工作，具有独立与批判的力量，维护人类基本价值理念(如理性、自由、公正等)，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传媒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作为传媒人精神气质与个人品格的最大特点是理性，并由理性产生出客观立场和价值公正。这要求作为专业的新闻传播者思想开放、具有探索精神，保持对于新生事物的好奇，寻求真理，人格上自信、公正、自由、理性，能够进行独立思考与判断，认知具有成熟性、系统性与分析性，这是新闻传播职业的理想所在和至高追求，更是新闻从业人员专业精神的体现。凡此种种，从本质上看，与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批判的”（critical）一词源于希腊文kriticos（辨明或判断的能力）和kriterion（标准）。从词源上说，该词含义是“基于某种标准的有辨识能力的判断”，“与决策相联系”。“批判本意包含有分析、探讨、评价、判断等多方面内容”[9]。在西方，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哲学和心理学运动，虽然研究者观点各异，但其基本内涵可在一定结构的框架下理解。批判性思维不只是思维的一项技巧，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习惯，更是一种理念与价值观所导向的个人品性。从结构上看，批判性思维包括精神气质（affectivedispositions，也有学者翻译为“心智习性”）和认知技能（cognitiveskills）两方面，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心智习性）是一种自觉地对认知对象进行评判的心理状态、意愿和倾向。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可以激活主体的批判性思维意识，促使主体用审视的眼光看待问题。保罗更将批判性思维赋予道德性，认为“批判性思维的道德性主要是引导将追求真理作为批判性思维的最终目的，而不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或是抵制不同的观念”[10]。费熊尼将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具体地分解为寻求真理（Truth-seeking）、思想开放（Open-mindedness）、分析性（Analyticity）、系统性（Systematicity）、自信心（Self-confidence）、好奇心（Inquisitiveness）、成熟性（Maturity）等七个倾向。“这些倾向（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不停地产生有用的洞见，它是一个理性的和民主的社会的基础。”[11]

新闻传播活动是一个复杂的专业化行为，就新闻传播工作的职业而言，其工作范畴大体就是新闻信息的采集、整理、加工和传播等多个环节。新闻传播活动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批判性思维过程，与批判性思维之间存在天然联系。实际上，各种“专业化”程度高的职业，都会强调“专业精神”问题，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在新闻传播者身上的具体呈现。

三、新闻从业人员专业精神的维度与内涵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不仅需要新闻从业人员掌握新闻专业知识与技能，更应具有一种新闻工作者特有的心智习性（也即精神气质），即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精神。不论是“新闻敏感”维度，还是“新闻的专业判断”维度，从本质上看，都是与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关联在一起的。

（一）新闻敏感。新闻工作者与医生、律师、教师等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从业人员一样，作为专业人员身上都带有经过专业化训练后各自最基本的精神气质。新闻传播者最基本的精神气质是“新闻敏感”。一个没有新闻敏感的人，也就不可能成为新闻传播者。这里讲的新闻敏感，也叫新闻鼻或新闻嗅觉，它是“长期从事某种特殊职业的人表现出感觉器官敏感化现象”[12]，是带有新闻传播职业烙印的一种特殊的创造性直觉思维能力，也是新闻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具备的基本心理特征。学术界对于新闻敏感有诸多探讨，胡志平在《新闻写作创新智慧》中说道：“新闻敏感是新闻从业人员对某一势态感受到其中可能有较高新闻传播价值内涵的意识唤醒和兴趣激发。”[13]这个定义中的“意识唤醒和兴趣激发”，触及的正是作为直觉思维的本质，人们通过感官的感觉，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可是直觉就能够逾越逻辑推理与分析阶段直达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新闻敏感本质上是一种直觉思维，是已被固化成习惯并达至无意识境界的一种新闻思维能力。

新闻是“发现”的艺术，一种“好奇心”驱使下的“发现”，善于“发现”是新闻工作者最具特色的素养。质疑是新闻发现的核心。“发现”来自寻求真理、思想开放、思路开阔，敢于质疑、主动思考，善于发现问题、总想刨根问底，批判精神和冒险的勇气。这里重点涉及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中“思想的开放性”、“寻求真理性”、“好奇心”、“自信心”等多个倾向。它们引领新闻工作者发现“新闻”，探求“真相”，追寻“真理”。新闻的“发现”首先在于新闻工作者乐于寻求真理，勇于提问，即便结果不支持个人的利益或个人先前相信的观点，也会追求质询的忠实性和客观性。思想的开放者能敏感地意识到个人偏见、尊重其他人具有不同观点，能开放自己，接纳与理解新生事物。显而易见，思想的开放性是“发现”的前提，封闭自己，固守成见，难以有“新”闻敏感。

这个世界不缺少新闻，只是缺少善于“发现的眼睛”，新闻敏感就是要求新闻从业者处处以“新闻的眼睛”看待世界，“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新闻敏感至关重要，它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质之一，是个性品格与心理倾向的集中体现”。是否具备良好的新闻敏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命运”。学术界注意到新闻敏感的心理发生机制，也谈到了其作为职业个性的价值，甚至进一步认为“它是新闻工作者素质的核心”[14]。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直觉只是一种对于新闻价值与方向的“意识唤醒和兴趣激发”，它只能是一种模糊认识，需要新闻专业判断进一步理性地“挖掘”。如果说“新闻敏感”是基本素质，那么新闻工作者的核心素质乃是“新闻的专业判断”能力。

（二）新闻的专业判断。学术界重视新闻敏感，多将新闻价值判断包含在新闻敏感中，本文提出新闻专业判断概念，并将新闻敏感与新闻价值判断与新闻专业判断进一步区分。如果说新闻敏感是“发现”的艺术，那么新闻专业判断就是“挖掘”的艺术，是建立在新闻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上进一步的反思判断。新闻从业者是新闻传播活动中专业判断的主体，新闻专业判断贯穿于新闻传播过程的始终，Siegel(西格尔)认为批判性思维意味着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公正判断的能力和意愿。[15]首先，判断主体须对新闻事实是否真实、是否报道，如何报道、重点在哪里、从什么角度报道等做出有效的决策。其次，新闻工作者还必须时刻对自身判断行为的适当性、有效性和伦理性等进一步反思，并做出判断，不断调整，以确保顺利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新闻的专业判断实质上就是新闻从业者的一种批判性思维过程。

借鉴西蒙关于决策的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理论，新闻专业判断的内容可分为新闻事实判断、新闻价值判断、新闻社会效果预测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判断”之“判断”。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新闻事实的选择、新闻价值的分析与评估、新闻社会效果的预测判断，事实要素“原则上可以经过检验来确定真伪”，新闻价值是选择事实进行报道的标准，诸如“接近性、异常性、及时性、冲突性和趣味性”等内涵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反映。新闻价值判断和新闻社会效果预测判断更多地在于社会控制模式下所形成的价值选择和认同，也是不同文化在不同社会控制模式下所形成的精神传统，其中部分地外显于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与行为规范。有关新闻专业判断过程与影响因素的问题将另文专论。

新闻的专业判断是人、任务与环境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们所从事的新闻传播活动实际上就是批判性思维过程，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有助于提高新闻专业判断的质量。《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指出，批判性思维“以仔细分析和判断为特征”。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做出的选择、分析、评估与判断是否准确、全面、深刻和正当，与新闻传播者的专业知识技能、职业经验、工作经历有关。但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作为判断主体的新闻从业者身上所具有的多个维度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状况。它重点涉及的是包括寻求真理性（Truth-seeking）、分析性（Analyticity）、系统性（Systematicity）、成熟性（Maturity）等多个倾向。深入分析是“挖掘”新闻价值的关键，分析性是要对各种问题的情境保持警觉，预测可能的结果。分析的方法很多，系统性地寻找新闻事件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成熟性涉及认知成熟度和哲学认识论的成熟度，包括公正、愿意悬置判断等精神品格。它是一个人如何进行反省的倾向性，它促使新闻工作者时刻对新闻报道中自身各种判断行为的适当性、有效性和伦理性等进一步反思。

随着信息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进入媒体化生存时代，批判性思维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理念，作为媒介信息把关者的新闻传播者更应具备批判性思维技能与精神气质。从本质上看，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沉淀内化为新闻从业者专业精神，批判性思维技能更可通过专业训练外化为新闻专业的技能。

大学新闻传播教育不仅是教授学生新闻传播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场所，更是培养学生专业精神的圣地，也就是要通过高等教育培养有专业的知识、技能与专业精神，能够胜任新闻传播工作，实现新闻理想的准传媒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转型和市场化后，传媒经营理念发生转变，在“三重逻辑”现实处境的制约中，新闻传播教育最为核心的“逻辑”将是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与技能的准传媒人。

[本文为广东省自然基金项目(8151009101000001)、广州市教育局课题（09AC006）、广州大学课题（顺序号31）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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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专业的认识第5篇

论文摘 要：在媒介整合时代下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大致沿袭三条路径：即分别作为专业课程、专业方向和教育理念来加以建设现有的新闻教育体系 。但是由于对媒介融合实质存在认知误区，三种路径在现实发展中都存着问题。作为专业课程上唯技术至上的课程取向，在专业方向上对通识 课程设置认知模糊，在专业理念上对新闻教育目标缺乏大局意识，都导致现实改革处于瓶颈状态。媒介融合下的新闻教育实质上是传播者和受 传者的传播理念融合，是知识性课程与技术性课程的融合，是对专业人才和社会人才培养目标的融合。

1 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的冲击

1.1 关于媒介融合

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是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给受众。在新闻生产流程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使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体化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建构、一个采编团队同时面对多种媒体终端的内容整合，要求新闻组织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能胜任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任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布赖恩布鲁克斯（brians 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讲座时，曾介绍说：媒体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以及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记者必须跨平台承担不同媒体交给的工作，98%的工作将和今天要做的极大不同。”

1.2 媒介融合呼唤新闻教育的改革

过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在中西方的传媒界实践中也已经相当普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会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为传媒业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新闻教育也必须正视这一挑战作出相应变革。媒介整合影响了整个新闻业制作流程，对传统新闻媒体的生存竞争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传播，促使了以前占据独立市场份额的各个媒介开始从独立经营中转向多种媒介的联合运作，尤其是在新闻信息采集上的联运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传播的过程，技术因素的力量越来越得到突显。新媒体不仅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更是成为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新媒体发展中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1.3 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现状

中国的不少高校正逐步开始顺应媒介融合的时代环境，进行新闻教育的相关改革和调整，既体现在教育观念上，也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概况来说，现阶段的新闻教育改革呈现出三个层次。

1.3.1 把媒介融合做为一种专业课程体系来建设。通过开设具有实验意义的数字传播课程来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如《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等，在课程体系上将新增加的课程作为原有课程的补充。

1.3.2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专业方向来建设。不单独开设具体的数字传播课程，而将新媒体概念渗透于各个专业的课程中，尝试“大传播”意义上的“媒介融合”，并重点借助“网络传播实验室”、“新兴媒体实验室”等教研一体化实验室，让学生在新技术运用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和技巧。

密苏里大学呼应业界的需求，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于2005年9月开设了一个新的“媒体融合”的专业，在“交叉”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新闻人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出的“融合新闻学”（convergence journalism）专业，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引领者。

在中国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专业建设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获批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开始招生，这是国内高校首次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2008年4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媒介融合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互为姊妹学院，共同举办“新媒体发展与媒介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推进双方的师生互访，互相承认学分。

1.3.3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加以应用。即整个学院以媒体融合为基础，将媒体融合嵌入到新闻理论演变中，将教师的日常教学和学生的实习实践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趋势和技术特点进行调整，探讨多元化互动新媒体教育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调整学院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在教学中，尝试在本科推出6个专业课程包，让学生能够既打好学科知识基础，同时可根据兴趣、发展潜力选择专业课程包。同时，在此前提下，也积极利用学校学科优势，加强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合作互补，试行联合培养，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具有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融合。在实践层面，人民大学尝试将学生的实习真正融入到新闻业界的生产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实战功能的媒介融合平台。

纵观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核心点其实体现在了对专业技术的重视。然而单纯对技术的重视并不足以应对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融合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体现在受众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层面的转变。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实质，正确认识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改变，才能够使新闻教育从根本上适应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

2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认知误区

2.1 对媒介融合对新闻实践影响的认识误区——停留在了对新闻制作者与制作方式上，忽视了受传者的影响

媒介融合带给新闻传播行业的改变不仅是体现在业务流程、行业规则、媒介形态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传者对媒体选择和利用的方式。单一的从制作者层面理解媒介融合，尝试着通过培训全能记者的方式来适应媒介形态的变化，并不足以应变纷复繁杂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从受传者的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影响。媒介融合对受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众对新闻的获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 改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日益摆脱被动接受新闻或信息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乐于回应、参与媒体报道，甚至创建个人的媒体。

而且在年轻人中，拥有这种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专业媒体的记者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而且学会从这种方式中获取自身工作的养分。如从网上论坛，在线视频中寻找报道的灵感和故事。

2.1.2 改变了受众理解信息的方式。在传统新闻业为主导的新闻时代，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和信赖是基于对理论、数据的臣服，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选择和体验新闻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断。传统新闻学去强调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用社会学解决理念传播、影响力问题，但今天它的效能却在极大减损。现在95%以上的社会判断、社会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断基础之上，要让人们在情感体验当中产生向心力和认同感，动之以情，这是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学会的一种传播手段。

2.2 对融合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认知误区——唯技术至上的专业取向

早期在新闻学框架中的新闻教育注重采写编评的技能课程。在新闻学向传播学过渡的过程中，特别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体的技能培养又成了新的学科取向，提出培养“全能型人才”、“跨媒体记者”的新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核心就是体现在了对技术的重视上，尝试打破早期的专业类别划分，让学生打包学习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知识。实际上全媒体记者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专业质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学目的也不是要求报道者同时掌握所有媒体形式的专业技能。而是要求报道者能够在团队中正确理解自己的角色，将受传者和传播者的身份进行互动，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技巧，以适应当前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单纯的“唯技术至上论”会导致新闻信息的重复传播，深度信息的缺乏，减损有效传播的的效率。

2.3 对融合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认知误区——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认知模糊

2.3.1 融合新闻课程设置上停留在了对多个不同媒介的专业技术知识的融合。

中国目前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实质是力图将网络、报纸、广播电视三种不同媒介形态的技术课程进行打包设计，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自已主修专业外的第二专业的课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将本科课程设计为新闻学选修包、传播学视觉传播选修包、传播学新媒体课程选修课程包、广播电视专业选修课程包、广告与传媒经济专业选修课程包、学术与应用选修课程包，规定专业选修课必须选修够16个学分，其中在本专业选修的课程不少于3门计6学分，其余学分可以自由选择任意一个课程包，但所选课程至少要来自本专业外的3个课程包。在这种课程体系中，网络是作为独立的课程包来讲授。 这样，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首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课程体系重复带来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过多的专业技术课程会减弱课程中非新闻专业领域的课程比重，这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统的提高。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并 “重视多能，忽视一专”，而是要实现“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目标。

2.3.2 融合新闻教育的跨学科融合并没有真正体现。媒介融合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对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如何在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上，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多学科知识的融汇，是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美国密苏里大学作为首个开设融合新闻专业的大学，以它成功的教育实践诠释了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威廉姆斯认为，既然将新闻确立为专业，它就既不能不强调通识、整体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偏废实践经验所能赋予的训练，新的教育方式是将专业课程和一定数量的经过精心选择的学术课程的结合。以此为理念，密苏里学院非常重视新闻学与其他科系之间的合作。尝试通过加强通识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跨学科专业的整合。

中国新闻教育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却出现了简单的“拉朗配”的局面，即简单地把两种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一定的融合。如有些学院要求学生选修经济类、文化类、法律类、信息类课程，提出培养所谓的军事记者，财经记者，法律记者等等复合人才，实质上这种课程体系培养的人才，相较于相应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来说，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只处于粗浅的认知阶段，四年的选修课程由于缺少系统的课程体系的设置，专业的师资力量，充足的上课时间，和与传统新闻学知识的有效融合，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复合型人才”。

3 误区的重新认识和反省

3.1 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设置——对全媒体记者的认识解读

3.1.1 脱离唯技术至上的全媒体技者培养观念，确立培养具备技术能力、专业素养和职业理想的新闻创新人才。全媒体技术这一培养目标的三个层次正是体现了新闻创新人才的三方面素质的要求。一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技术能力：掌握全媒体新闻采集和制作技术，在综合利用各类不同媒介特质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形态的差异化传递。如在报道一个突发新闻事件中，先用手机媒体做短信报道，然后是网络媒体滚动播报，再跟上图片报道、视频报道，最后为报纸、刊物提供详细的深度报道。通过多媒体方式对信息进行整合传播以实现信息的最佳传递效果，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二是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素质是指具有职业道德和素养，遵守新闻伦理和新闻法律，富有创新精神，具有创造性才能。体现在全媒体时代就是脱离简单地对信息的重复性加工，防止信息的爆炸式传递，而是能够根据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和媒体介质的不同特色，对信息进行多样性的富有深度的开掘。三是体现在新闻的职业理想上。不管传播技术如何进步，传播方式如何变革，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文内涵永远是至上的，新闻教育理念应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目的。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新闻教育走向了误区，即人文理想、新闻专业理念逐渐被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把新闻教育置于市场逻辑中，漠视生命教育，使新闻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 因此，全媒体记者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内涵即是要培养坚持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维护社会公益和价值体系的社会人才。

3.1.2 全媒体记者的核心素质是叙事能力，即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功底，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与现实，不仅能够通过掌握多种媒介技术把信息进行差异化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突显出信息的力量和价值。

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前主任、新闻学教授贝蒂?迈斯格在演讲中说，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傻瓜，已经变成简单易学的小手艺，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仍然是发掘和讲述新闻故事的能力，新闻传播院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对新媒体技术的过分追求，将会削弱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培养的学生很可能只会成为别人原创性的新闻和影视作品的剪贴员或包装工。不管媒体形式如何变化，如何让一个故事讲得生动始终是新闻学教育的关键性问题。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说过：新闻就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或者是描述的艺术。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南加州大学的融合课程改革中，新闻写作课程始终是作为核心课程来开设，因为讲述一个好的新闻故事的能力实质是其他媒介技能的平台和基础。

3.2 融合新闻课程体系的设置——融合课程实质上媒介技术课程和人文与社会课程的深层整合

3.2.1 技术课程融合的实质是不同媒介专业的学科间融合，实现跨学科的整合教育。

媒介整合时代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是要把广播电视、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特色、写作范式、技术理论、视觉需求、专业术语进行课程间的协调整合，建立真正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

美国南加州大学媒介融合的课程在多次改革后逐步建立了这一体系，即把媒介融合中的网络新技术课程融入到整个传统新闻学教学中，不再像中国目前的新闻课程改革那样，把网络、广电、纸质媒体分别授课。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避免了课程体系的重复导致的教学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考量更适合融合新闻要求记者和编辑结合新闻题材特点选择最佳的媒介方式进行报道的特点。

表1：南加大新闻系媒介融合课程模式

3.2.2 融合新闻教育不仅要实现在专业课程上不同媒介技术课程的融合，更要在通识课程上实现多种学科间的融合。

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新闻学的发展，技术层面引发的制作流程的改变，促进了在新闻教育中对技术课程的重视。但是在美国密苏里学院开设的融合新闻课程的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技术性知识的掌握并不足以培养出胜任各种状况的优秀新闻人才。虽然媒体技术的力量谁都无法回避。但是也应该看到，内容永远主宰了高质量的新闻与新闻教育，传输系统永远是第二位的，虽然新技术挑战教育模式，但是我们应该坚持教授学生那百分之八十不变的内容，掌握百分之二十的操作技术比掌握百分之八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加重要。

在此理念下，美国新闻教育从早期的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发展,开设课程的重点从专业技术课程转向了人文与科学知识。各学校都努力将反映传媒技术性层面内容的课程减少,增加传媒事业社会层面、伦理层面、文化层面内容的课程。如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大众传播系对新闻、广告专业学生人文课程的学习做出了严格要求,要求学生必须修65学分的人文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经济学、戏剧艺术、宗教、讲演等;宾西法尼亚大学传播系认为:“我们的毕业生应该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基础,我们训练他们能够探求文化、技术、伦理、文艺以及政治事务,并能深刻理解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作用、权利和责任。”

目前在中国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变革和现实危机面前，加强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成了新闻高校改革的一大举措。目前复旦和清华都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这一基本理念，定位于培养媒介精英人才。如下表2、表3可看到，虽然两者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各有特点，但通识课程中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加强学生知识面的拓宽是其共同特点。通识教育使学生浸润于文理贯通的博雅教育中,使其成长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通才”。

表2 复旦新闻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表3 清华新闻学专业通识类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是当代传媒业的一种新趋势，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联合与合作，早已突破了现行政策的壁垒。与此相适应，融合新闻教育成为现代新闻教育改革的热点和方向。如何在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学科整合进行重新认识和规划，对新闻教育改革来说至着重要。这种学科间整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包括不同媒体形态技术课程的整合，尝试将新媒体融入到各个传统媒介的教学体系中。二是在新闻学院内部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知识和传统新闻学科专业课程的整合，着眼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三是打破学院间的藩篱，鼓励学生辅修其他专业，真正实现学科间的联合办学，着力于培养社会性工作人才。只有实现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实现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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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专业的认识第6篇

提升思想道德修养，做学生的楷模

具有真实、公正、客观的职业道德情操，是新闻媒体业对新闻传媒人才自身素质的基本要求，也是新闻媒体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而新闻媒体专业教师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要充分意识到自身的责任，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闻传媒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利用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对学生未来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十几年、几十年之后，学生从教师那里所学的专业知识也许淡忘了，而教师当时的一句话、一个观点或者一种行为，可能仍根植在学生的头脑中，影响学生的工作、学习、做人。

所以，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要加强自律，注重自身的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个人的思想道德素养，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信仰、立场，引领学生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如果教师自己的思想道德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要帮助学生的思想道德达到较高的境界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教师以身作则，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自己首先要做到；凡是要求学生不做的，教师一定不做，要做学生学习的楷模和人生的目标。

丰富知识结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新闻媒体专业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思想道德修养，还要具备完整、系统、扎实的新闻媒体专业知识。这就要求新闻媒体专业教师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自身的专业知识性学习和经验的积累。另外，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还应具有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知识结构。这就要求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要时刻关注国内外新闻和新闻学的发展动向；同时，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还要不断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如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机知识、外语等，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

另外，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还要将自己的学习提高这一过程体现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上。首先，教师在备课时一定要翻阅大量的资料，全面、熟练地掌握教学内容，并认真地根据需要予以取舍，在保证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以最新的知识丰富教学内容。其次，教师还要从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和专业探索精神的角度出发，不断研究如何深入浅出地表达教学内容，如可组织课堂情景模拟教学、案例讲析、学生讨论等多种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热爱专业学习。再次，在课堂上，教师不能以完成教学任务为目的，还要认真观察学生的听课情绪，洞察学生的心理，把握学生掌握教学内容的情况。这就要求教师要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教育对象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及个性差异，不断调节课堂气氛，注重与学生的互动，使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接受知识，夯实新闻理论知识基础。

注重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新闻传媒业是实践性很强的行业，它对新闻传媒人才的需求标准是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际操作经验。所以，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要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做起：

一是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将课堂理论讲授与学生自学并重，遵循课堂上学生会的不讲，鼓励学生自学，学生不会的部分精讲。在讲解新闻理论过程中，教师要以当前新闻传播中的实际问题为切入点，结合具体案例讲解新闻理论知识，使学生不用死记硬背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而是通过个案解剖和练习来掌握新闻知识和基本原理。另外，教师还要在课堂上留出一定的时间，组织学生就某一个问题、某一个现象进行讨论，以研讨的方式完成教学任务。通过让学生展开讨论、分析、质疑等教与学两方面的双向互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

二是组织学生参加课外实践活动，使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形成系列。比如，我们在讲授《新闻采访学》这门课程时，组织学生在自己熟悉的学习、生活环境中寻找选题，制定采访计划，并进行实地采访。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只是进行指导。通过这一实践活动，使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了发展，提高了他们的新闻意识和实践能力，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具有了不断探索未知的精神。

三是充分利用校外实习基地，并将其作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一个重要载体，如我们把市电视台、报社等，作为学生认知实习的一个固定场所。每学期，我们都要结合新闻学课程内容，组织学生到那里进行实习。在这个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学生们悉心学习，认真实践。通过亲身实践和感受，学生们将自己所学的新闻理论知识转化为技能，固化为能力；同时，在与电台、报社员工的接触中，学生们潜移默化地培养了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合作意识。

引导学生做人，培育良好的职业道德

新闻界有句话说得好：“先做人，再作文。”这句话，无论是对新闻、媒体工作者，还是对新闻媒体专业教师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也告诫新闻媒体教育要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和新闻职业道德教育，帮助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引导学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方法论，将来成为能够进行自我约束，自觉地遵守新闻职业道德的新闻传媒人才。

如今在校的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定型的关键时期。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较高的新闻职业道德精神的新闻传媒人才，新闻媒体专业教师不但要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还要在传授新闻理论知识和技能过程中，引导学生做人。具体地说，就是新闻媒体专业教师在传授新闻基础知识的同时，还要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诚信教育，时刻提醒学生要具有社会责任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不盲从社会潮流，不迎合低级趣味，不搞假新闻，不出现违反新闻伦理的行为；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树立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精神，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养成用自己的眼睛看真实的社会，用自己的笔客观地反映事实真相的良好作风。

总之，新闻媒体专业教师要不断提高对教书育人含义的认识，以教书育人为自己的天职，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加强业务和科学文化学习；不仅要向学生传授新闻专业知识、培养实践能力，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教育教学过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做自觉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和具有敬业精神的新闻工作者!

对新闻专业的认识第7篇

著名新闻学者李希光曾说:“改革中国的新闻教育,首先要对新闻学有一个开放和诚实的认识: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教育和职业教育,新闻学需要的是实战和实践。”①基于这一认识,他在上《新闻采访写作》课时,尽量采用实践教学,让学生通过实践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寻找答案、解决问题,并通过实践性教学,培养学生快速、清晰、准确、深入的高质量的采写报道能力与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在他的课堂上,主角不是老师,而是学生。不是老师问自己“我今天要讲什么?”而是问:“我的学生今天该做什么?”他把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称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国新闻媒体经历了多年的粗放型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新闻媒体对新闻人才的需求十分有限,而新闻专业招生规模不升反降,面对这种情况,院校的新闻教育应重质而非重量。提升新闻教育质量,培养优秀的新闻人才,更需要新闻教育工作者注重实践教学,切实培养学生的新闻实务素质,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和运用新闻采访的方法和技巧。

一、当前高校新闻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1.人们认识上的偏差

长期以来,部分老师和学生错误地认为:学校主要教给学生理论知识,而实际操作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是新闻单位的职责,应该由新闻单位进行业务培训,只有在新闻单位的锻炼才叫新闻实践,在新闻单位实践期间所采写和发表的稿件内容才是新闻。这种观念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而这种观念的形成也和我国长期以来的教育体制有关。我国现行的应试教育、分数决定升学、分数决定学生命运的现实,使我们的学校,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都只重视学生书本知识的学习,不重视或无暇顾及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而这种现象到大学也依然没有改观。

然而,这种错误的认识给实践教学的建设带来了误导,同时也给学生造成了认识偏差,致使学生认为校园里没有新闻可以采写,在上课期间也就没有实践的必要,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假期也不到新闻媒体实习,就等着院校的安排。怎么样才是新闻实践,新闻到底在哪里?而实际上,时时处处有新闻,处处时时可实践,新闻就在我们身边,锻炼的平台就在我们眼前。其实,院校里面有许多值得采写的新闻,而且院校一般都有自己的新闻媒体,这就为新闻专业学生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锻炼的舞台。同时,学生也可以充分利用假期到媒体实践。这样既可以加深对理论的认识,又缩短了在媒体正式实习的适应期。

2.实践教学经费的缺乏

要给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就要有经费的支持。请专家学者到校园开讲座,送学生到媒体实习,带领学生到实地采访,学生办报纸、搞新闻摄影等都需要经费,而很多学校在经费上又严重不足,更缺乏实践经费,所以学生不能出去实践,甚至还存在着广电专业没有摄像机、编辑机,新闻专业没有照相机、电子采编系统等。新闻专业相关实验室规模小、功能单一、有效利用率低,严重影响学生实验技能、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还影响学科之间的渗透和科研协作等。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相当数量的实验室设施落后、严重老化。部分学校开设了新闻实践基地,但由于经费的缺乏使得实践教学基地流于形式,而实践教学基地的缺乏成为制约大学生实践能力的瓶颈之一。

3.实践教学师资力量的匮乏

这是高校新闻实践教学中最为关键和突出的问题。我国高校的新闻学教师多半是从新闻院校毕业的,他们除了在校期间几个月的实习外,几乎没有再到新闻媒体接受锻炼,他们理论知识丰富而实践经验严重缺乏,当然在实践教学方面就难以有所作为和突破;还有的教师既没有系统学过新闻,也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就上课讲授新闻;更有甚者,有的大学没有教师,便让文学院、中文系的教师改行教新闻,其结果是教师抱着书本讲,学生抱着书本听。很难想象,一个不知道编辑和记者是如何采写新闻的教师能够让自己的学生弄明白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在美英等处于全球新闻业发展前沿的国家,情形却不是这样,他们特别强调新闻学专业教师的新闻从业背景。比如,全美新闻院系里几乎所有教授新闻实践课程的教师都有新闻从业的职业经历。

4.实践教学管理的不规范

高校实践教学管理,国家尚未形成完善的高校实践教学制度体系,更没有支持高校实践教学的立法,这使得高校实践教学在很多方面没有标准,没有规范。同时,高校缺乏对实践教学质量积极主动的自我约束机制,实践教学有较大的随意性,缺乏制度化的全过程监控体系。另外,以理论学习成绩为主的人才培养考核评价体系在我国高校沿用已久,而独立的实践教学考核体系目前尚未建立或健全,从而无法对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实践能力做出公正而又科学的评价,严重抑制了学生开展实践活动和教师从事实践教学的积极性。

二、改进新闻实践教学模式的途径

针对上述情况,当前新闻教育的首要任务应是在强化理论教学的同时,提升新闻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加强实践教学建设。总体来说,笔者认为高校新闻实践教学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明确新闻实践意义,培养实践意识

首先,在教学中要明确实践的重要性。在新闻专业学生入学之初,就应让学生明确新闻学是应用型学科,新闻学习应为实践服务,新闻应为传媒改革服务。新闻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果脱离了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只研究理论,那么该学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必须重视实践。这点也应一直贯穿于新闻专业课程的学习始终,无论是从事新闻业务还是从事新闻研究,都不得脱离实践。

其次,明确实践的真正含义。在新闻学快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师生都认识到了实践的重要性,但对实践的理解却比较狭隘,认为会新闻的采写编等实务能力就是实践能力的全部,其实实践性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现实世界的认识与关注。新闻就是通过专业操作能动地再现客观现实世界,如果没有对社会、民情的关注,采写能力再强也不会产生优秀的新闻作品。这首先要求新闻专业的教师对新闻业和社会有自己独立的观点,能引导学生关注热点问题,并能将自己的观点及时形成教研成果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在教学中明确实践性的真正含义,鼓励学生多接触社会,多了解社会。此外,我们有些学生在选读新闻专业之前并未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入学后就出现了新闻专业学生不看新闻的现象。优秀的新闻作品往往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力,通过接触大量的优秀新闻作品, 可以增强学生的新闻职业荣誉感,从而增强学生学习新闻专业的兴趣。

再次,注意培养学生的实践意识。增强理论教学中的实践意识不等同于理论对实践的被动盲从,否则难以指导实践和适应时展。新闻理论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教师要密切关注新闻传媒的发展趋势,对未来新闻媒体的需求作出正确的预测与判断,如准确判断网络时代的新闻人才需求状况,或大传播时代的新闻传媒人才需求状况,有针对性地修正培养目标,以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能适应未来的各种变化,也一改当前新闻教育在传媒界被动、滞后的局面。

2.建设过硬教师队伍,密切联系媒体

能不能培养既具有理论基础又有实际动手能力,既“上手快”,又“有后劲”的学生,一个关键因素是教师的教学水平。新闻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们的教师如果没有参加过新闻实践,没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积累,是很难讲好新闻的相关知识的,如果教师的新闻知识都是从书本到书本,那么他对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就没有解决的能力。因此,新闻院校应有一支与新闻媒体保持密切联系的教师队伍。现在新闻院校的专业教师队伍主要有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是新闻院校自有教师,而这部分教师多半是从新闻院校毕业的,他们除了在校期间几个月的实习外,几乎没有再到新闻媒体接受锻炼,而这部分教师尤其教业务课程的必须要到新闻媒体接受锻炼。这不仅是新闻专业理论教学的要求,也是搞好新闻实践教学的内在要求。一般来讲新闻院校都要有一批在媒体做兼职的教师,通过做兼职的方式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提高自身的业务技能。还有一方面是从新闻媒体聘请有资历的老记者和老编辑担任院校教授。他们对新闻业界比较熟悉、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且对各个新闻媒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也相当清楚,有助于新闻专业实践更好地开展。

3.加强实践教学投入,建立实践基地

高校还要加强新闻实践教学的投入。要让学生能看到电视,能听见广播,能上互联网,能看到国内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报纸和国外一些重要的报纸,避免出现新闻专业的学生看不到新闻的现象。要有一定的实践教学经费,使学生可以走出去,也可以把一些专家和名记者、名新闻人请进来。

此外,还有必要建设教学实践基地,给学生提供更宽广的实践和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高校应该和当地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建立广泛而深入的联系,有条件的院校甚至可以和其他地区的媒体建立联系,通过建立新闻实践基地满足学生新闻实习的需要,这是目前各高校普遍采用的做法。如我院和《辽西商报》共建新闻与传播教研基地,共同开展教学、科研与新闻实践业务探讨活动,组成大学生记者团。《辽西商报》支持学生到该报实习,并定期派有经验的记者带领学生去采访或开设新闻专题讲座。同时,两家单位还针对报业发展面临的前沿性问题共同开展探讨和研究。这样的做法使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生虽在校内学习,但同时受到来自新闻单位的培训和熏陶,这样的学生才能受到用人单位的赏识和认可,从而解决高校教学与媒体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正像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所说:“今天新闻媒体面临的许多问题是无法在抽象、空洞的某种理论中找到科学答案的。那种完全脱离新闻实践的教学无法解决中国新闻媒体面临的现实问题。新闻学院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的传播学理论教育,而是传授学生们最基本的新闻学原理、基本采写技能和基本价值观,使学生们在走进复杂的社会从事新闻报道前受到过严格的专业基础训练。这种新闻学基础训练的严格性类似医学院、法学院对学生的训练。”②

4.重视学生新闻实习,安排灵活有序

学校可以从不同方面安排学生的实习:一是安排好学生的毕业实习。这是新闻专业学生主要的新闻实践时段,是新闻实践教学的重头戏,在这一特定实践时段里,学生必须按规定完成一定量的实习任务,而且院校也比较容易对这段时间的新闻实践进行联系、组织和管理。学校应帮助学生落实实习单位,与之经常保持联系,解决实习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学校还要鼓励学生增强新闻实践的意识,使学生自己有意识地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实践。二是在校上课期间进行实习。上课期间可以结合课程进行实习,如结合《新闻摄影》课安排学生到校外的风景区、旅游点等地搞新闻摄影实践活动,或者到校外抓拍一些有新闻价值的照片等;结合《新闻采写》课组织学生到一些企业、单位进行采访。此外,学生还可以利用校内的媒体提供的平台进行初步实践锻炼。如果条件允许,学生可以自主创办自己的媒体,这样学生就可以对什么是新闻及新闻基本运作有个初步认识。三是安排学生利用寒暑假和“五一”、“十一”等假期进行新闻实习。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院校提供的锻炼舞台还是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而假期时间比较集中和充分,有利于学生更全面地深入到新闻采写实践当中,所以,还是要不失时机地鼓励和安排学生利用时间较集中的假期进行实习。如果学校能很好地利用起来,进行认真的组织和安排,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积累是非常有帮助的。

5.培养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突出实践性

理论来源于实践,能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的理论无一不是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然而,理论联系实际往往成为新闻教学中的一句套话、空话。新闻专业学生的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常常存在缺乏支撑性理论或者理论不能有效结合实际展开论述等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理论素养较低,另一方面在于平时课堂教学中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培养较少。新闻专业应该培养学生理论与实际联系的能力,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

比如《新闻学概论》这门课程作为新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一般在大一下学期开设,侧重于新闻基础理论的讲解,涉及到的概念、原理比较抽象概括,对于大一的学生来说,这些理论很难理解。那么,如何讲好这门课程,如何将新闻理论讲授与开放的、变化的、活跃的新闻世界以及现实世界相结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笔者在讲解这门课程时,每周(周三学时)都会专门留一节课给学生评说新闻,初期要求学生选一则新闻加以评说,给每位上讲台的学生5～10分钟时间,首先简要阐述新闻及新闻来源,然后从新闻客观性、倾向性、真实性、新闻价值等角度加以评说,中后期把评说的范围扩大至对一类新闻、一种媒体、一类媒体等,就媒体责任、媒体伦理、媒体环境、媒体运营方针等展开评说,评说之后学生相互点评或补充,然后由老师加以点评总结。这样一来,既督促了学生广泛阅听新闻,密切学生与新闻现实的联系,也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与把握,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与能力。

注释

①李希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学课堂?》/system/

2007/08/01/050917304.shtml

对新闻专业的认识第8篇

[摘要]：本文通过对知名新闻杂志《三联生活周刊》的个案研究，考察了中国语境下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实践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并尝试用“学者型记者”的概念进行概括： 一方面，它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共性，例如自主意识、服务公众、注重事实等；同时又体现着新闻专业主义某些经常被研究者忽视的特定面向，诸如在媒体功能 上强调以“理解”推进对复杂中国社会的认知来“服务公众”的基本内涵；在角色认同上，与一般的客观报道以及强调记者介入的调查性报道保持疏离，也不认同于 以“舆论监督”名义出现的“批评报道”；在常规行为准则上，强调以特定社会科学知识构成的分析框架，注重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理解，从而与关注事件、人物、行 动为中心的一般新闻报道理念形成区分。本文认为，“学者型记者”代表着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的一种重要类型，其出现是从业者职业独立意识的体现， 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在新时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一、关注“被扭曲或忽略”的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已经构成了近年中国新闻改革研 究的关键议题之一。在一项题为《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献中，学者陆晔和潘忠党（2002）指 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在当今中国新闻改革中是以“碎片”和“局域”的方式呈现（in a fragmented and localized form）的。具体包括如下特征：其一，就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而言，话语建构被限定在新闻业务领域，且在不同语境中共同被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 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与之相对，专业主义的其他内涵，尤其是涉及到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的成 分，在建构过程中或被扭曲或被忽略，且专业主义话语也不被允许用来整合专业社区、确立独立专业人格。其二，专业主义的“普适性”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 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

这一研究结论能够帮助我们总体把握、理解中国大陆新 闻业专业主义建构的特征，但如果深入到新闻改革的局部、特定的媒介组织进行观察，会发现：那“被扭曲或者忽略”的专业主义成分恰恰可能构成了从业者话语实 践中最为着力的部分。以本研究关注的《三联生活周刊》（以下简称“三联”）的工作理论为例，恰是着眼于对媒体功能、记者角色以及职业认同，来表述或规范新 的操作技能或专业手段。

就专业主义建构的“中国特色”而言，不少论者大多都承认中国知识分子重视思想文化启蒙的传统是当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重要 底色（陆晔、潘忠党，2002；李金铨，2010；童静荣，2006等），并且将这种传统在新闻业的体现回溯到近代政治报刊的出现，尤其是张季鸾时代的 《大公报》。芮必峰（2010）甚至认为，历史产生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新闻从业者既不构成“描述”也不构成“规范”，毋宁说一种带有“英雄情结”的 “参与”精神构成了从业者职业理念的主旋律，并将之解释为文化传统中与“士文化”密切相连的“侠文化”，断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 期里还是”。确切与否暂不置论，可争辩的是，这一思维路径与它批评的对象一样，也是总体层面的判断；而就具体实践也可以观察到，至少在新闻改革的某些地 带，新闻从业者已经有意识地在反思所谓的“中国特色”，无论在理念还是操作层面，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启蒙传统（或者说“侠文化”精神）表现出了一定 的疏离感。有从业者就明确指出，记者不是“独行侠”（张志安，2007:286-299）。

我们选择“三联”这份在中国新闻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新闻周刊作为观察对象，主要试图探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如果说某些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曾经较为系统、清晰、明确地表达过“新闻专业主义”，那么，它的内涵 是什么？它就是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吗？其二，这一话语实践中有所谓的“中国特色”吗？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那种入世和思想文化启蒙的传统，如何与特定的 新闻实践相融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研究是上述研究的延续和对话，因而我们也尝试评估这一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试图 用“学者型记者”来概括以“三联”为代表的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学者型记者”不是什么新鲜概念，在中国新闻教科书以及某些记者指南手册之类的 语境中，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类似的“专家型学者”）经常被作为一种对记者类型的划分和职业发展的规划，指记者基于长期对某个行业或领域的报道经验而积累下 丰富的识见，从而超越了一般从业者。与这种使用不同，“学者型记者”在本文中是中国语境下一种新闻专业主义职业认同的特定类型，涉及三个方面的表述：即新 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陆晔、潘忠党，2002：20）。换言之，借助这个构词法上的偏正组合，我们 想用它来考察描述：以解释性报道为主要实践模式的“学者型记者”，表达了怎样的一种角色意识和职业认同？与以客观报道、调查性报道等其他实践方式下的新闻 专业主义理念存在何种共同和差异之处？我们还将探究这一话语在中国新闻改革中的特定内涵及生成语境，并对其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做初步解读。

二、“学者型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内涵

我们用“学者型记者”这一概念来概括“三联”的新闻理念和 职业认同，并非空穴来风。有人曾形容其编辑部中有一种“社会学的野心”，而“三联”新闻理念的主要阐释者李鸿谷如此回应：“如果把一个社会学者变成一个有 好奇心的研究者，那么着更符合我对记者的期待”，“如果你做记者这行的话，社会学可能是你用过的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张志安，2007：256）， “历史学者总结历史研究如果要有突破，一般会在两个方面有所进展才能有突破的机会，其一是新材料；其二是新方法。这一理论也非常适合于新闻。”（邓科主 编，2008：204）如果对比塔奇曼的研究（2008：65），媒体从业者往往没有什么明确的“理论”，日常的实践是在某种编辑部共识下进行协商的结 果，那么“三联”的上述表述显然与一般的新闻从业者有着明显的差异，甚至其论及新闻采集也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

就微观实践层面，这种差异最明 显的体现，是“三联”以解释性报道作为主要的报道策略和模式。一般而言，客观性往往被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志（舒德森，2010b：55；黄 旦，2005:68），但若从新闻报道实践着眼，与新闻客观性相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也呈现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思考中，例如，解释性报道作为一种特定而 重要的新闻实践类型，它与客观报道之间的矛盾，是否也体现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和认同中？丹尼尔C哈林（2006：209）将这个问题视为新闻实践 中的根本性冲突，如何取得一致“一直是含糊的”，而且依赖新闻专业化也“永远无法消除”。

舒德森将“解释性报道”与“告知公众”、“调查性报道” 一起列为新闻民主功能的三个首要方面（2010：23），认为三者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区分。学者大多承认在调查性报道和客观报道之间存在着上述记者角色上 的张力（舒德森，2010b:106-7；凯瑞2009:54），但对解释性报道在新闻专业主义中扮演的角色着墨不多。塔奇曼（2008:106）在研究 中亦发现，对记者而言，“客观报道与新闻分析有何不同”，是“公认的最难回答的问题”。就记者的角色而言，相关文献多采取记者角色的中立者和参与者“两分 法”，或资讯提供、调查与解释、对立等“三分法”（罗文辉、陈韬文，2004）。有研究发现，中国的深度报道从业者对应该扮演“记录者”还是“影响者”的 问题并无一致看法，“如果从专业或理想的角度，他们更强调‘记录’，而从现实的语境出发则同样强调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的‘影响’（张志 安，2008：51）。

“学者型记者”的核心定位是“记者”而非“学者” ，这体现着“三联”最为基本的职业认同。“三联”传播自己理念的广告语是“记录社会进程中重大的事件”，“记录”的表述显示出“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对自 身角色的基本定位：新闻从业者是中立的观察者，而非参与的倡导者或鼓吹者【2】 ，其从业者对此有清晰的表述：“记者就是一个观察者，一个旁观者”，“一个中立者”，“记者不是新闻中人与事的直接利益方，他是一个闯入者”，“是非曲 直，并不要求你想法官一样裁决，而只需要观察。”（张志安，2007：251；李鸿谷，2010）与之紧密相关的新闻专业主义另一内涵，即服从于事实这一 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一个有着基本常识的记者，即使他没有足够的方法论准备，只要他有足够的努力，找到别人没有找到过的材 料，相信那些未曾披露的材料本身已经构成了自身的逻辑与结论。”（邓科主编，2008:204；李鸿谷，2010）。

在此基础上，“学者型记者” 的理论意义，恰在于为我们的理解解释性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样本，在媒体功能上它强调以“阐释性理解”推进对复杂社会的认知为“服 务公众”的基本内涵；在角色认同上与一般的客观报道及强调记者介入的调查性报道保持疏离；在常规行为准则上强调以特定社会科学知识构成的分析框架，体现在 选题、采写、编辑等方面注重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理解。

“三联”在对“阐释性理解”的强调中表达出特定的对“中立者”和“记录者”的定位，“一个媒体 还是应该对历史或现实有相对纵深的观察、领悟、叙述和方法。这可能是操作者本人或团体所拥有的一种自我使命感。”（张志安，2007:254）这种“自我 使命感”固然基于新闻周刊的特定操作规律，但更重要的是着眼于3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变，“中国对我们才是最陌生的”，因而，如何通过记者的记录、发现 和阐释去推动对“陌生中国”的理解，就成为媒体“服务公众”社会责任的选项之一，而且这种推动背后亦隐含着一种行动：“在这样一个大规模变化的时代”， “媒体真正的责任是去观察这种变化，成为规则重建的一部分力量的来源。”（同上，p.253）

在此前提下，如何观察、记录并呈现这种“阐释性理 解”，就成为勾连媒体使命与日常操作规范之间的关键。对“三联”“相对纵深的观察”而言，重要的是找到解释或分析的框架。这里的“解释框架”并非新闻社会 学研究中所谓“frame”，即“一些心照不宣的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存在，发生了什么，什么重要，以此形成我们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舒德 森，2010a：43-4），它不是一个新闻从业者隐含着“集体无意识”，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寻找和建立过程，甚至被上升到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新闻方法 论的层面；就操作而言，特别是最为典型的封面报道，“解释性框架”实质上是一种利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工具或某种具有理论色彩的概念，形成对中国社会结构性变 动的把握。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展开的新闻实践，与一般对“新闻”的理解存在着甚至是颠覆性的差异。在李鸿谷看来，“新闻一般定义是对变动的事实的报 道”，“变动的事实”往往依托“恒定的结构”而成新闻，但对目前剧变的中国社会而言，“变动的事实”背后的某些结构性因素如行业，也是变动的，“而且比变 动的事实更厉害”（李鸿谷，2009c）。“学者型记者”的日常解释性报道实践，就在为公众理解这种结构性变动提供阐释性理解。于是，“按此逻辑，那些事 件本身的重要性应当让位于它的背景”，事件背后的制度、环境以及人物，“相对于那些事件与冲突，其实是更大的变量”【3】 （李鸿谷，2009b）。

这 种新闻价值标准判定上的变化，渗透在“三联”编辑部对封面报道重大题材的选择中，也体现于记者、编辑在新闻采访写作处理材料的筛选、排除、强调、叙事的各 个环节中。被作为“三联”封面报道“样本”的一些操作范例，在不断反复的重述中也多是立足于各个具体特定的“解释性框架”如何寻至的过程。仅举一例，在 2008年有关“猪肉涨价”的封面报道中，这则在客观报道常规中的硬新闻，被视为“中国社会一起结构性变化的前兆”，报道从事件进入到背后的供需关系，再 进入到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变化，再落实在农村政策的变化的政治分析层面。这显然就与将社会新闻作为简单的告知或调查真相就有所不同，由此诸如灾害、事故、群 体事件等种种“经典的社会性新闻”，“其实都是我们认识中国巨变的机会”（李鸿谷，2009b）。“三联”还以结构的视角重新理解新闻报道的“现场”，提 出了“事件现场”、“行业现场”和“人际网络”的“三重现场”的概念（李鸿谷，2009c）。严格意义上，“三联”所阐述的“现场”是从业者对新闻事件的 空间建构，类似于布迪厄（2004：17－8）所讲的交织着各种社会力量冲突、控制与合作，具有一定历史结构和实践自主性的“场域”（field）概念， 用李鸿谷的话来说，“现场由一系列关系结构构成。这些关系结构，如果失去认识，你并不能真正复原现场，也很难说你建立了真正的现场感。”

由此可 见，“三联”对“阐释性理解”的强调与“告知”（客观报道）、“揭丑”（调查性报道）有着微妙的交叠，但亦有重要不同。它与“揭丑”一样，注重对事实的深 度发掘，而不似“告知”那般对信息源（特别是官方信源）采取“径直”（straight）报道的态度（哈林，2006）；它与“告知”相似，对报道对象采 取一种疏离和中立的观察态度，不像“调查性报道”那般咄咄逼人的介入，它比客观报道更为深入，又比多是围绕“事件”展开的调查性报道更注重“结构”。

西 方新闻专业主义时常为研究者所诟病的是，它在组织常规的约束和压力下形成的新闻偏向，即以事件、行动和人物为中心，负面的；超然的；技术的和官方色彩（舒 德森，2010a:59-69），一些持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学者，也由此分析新闻媒介作为社会主控意义的再生产机制，恰是通过“关注事态的直接形态而 非其结构性不平等的潜在原因，并强调现有的新闻表述渠道调解冲突的能力”而实现（格雷汉姆默多克，2006:224）。

由此对照，“学者型记 者”的意义或在于，它从一个特定面向推进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例如它更强调对“事实的结构性变动”的关注，通过阐释性报道推进人们对自身社会生 活的深层理解，“观察有别于你生活的东西，对有别于你的生活的那些人和事提供一个解读和方法。”（张志安，2007：255）。某种意义上，这种“阐释性 理解”类似于吉登斯（2003：277-80）所讲的“双重阐释”，首先通过对事实的搜集采访解释日常生活的理解和建构，然后再将之置于社会科学专业性理 论概念的意义框架下进行再解释。或源于此，“三联”敢于声称自己进行的，是一种“知识生产”【4】 。

三、“学者型记者”的中国生成语境

“学者型记者”的定位还需要更深入的解读。首先，作为一种新闻专 业主义的特定话语实践，它是某种“中国特色”的东西吗？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而言，不是。置于世界新闻业的横向坐标下观照，“三联”的“学者型记者”的定位， 一定意义上与美国《大西洋月刊》、《哈泼斯》和《纽约时报杂志》等“综合人文杂志”的理念具有共通之处【5】，例如《纽约时报杂志》声称“我们的使命就是 通过新闻深化读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坚持“用社会学视角观察一切”；《大西洋月刊》也宣称其“使命”或“传统”在于“确保人们能够理解世界，理解美国” （王栋，2008:86， 109-111）。甚至，某些操作手法也有类似之处：例如，《大西洋月刊》“每个月都会聚焦于一个高度概念化的，非常容易辨识的封面报道”（同 上，p.87），“三联”也喜欢“造词运动”，喜欢“制造语词、制造话语”，典型如用“三重世界”提炼对马加爵的报道、用“阶级斗争”分析赵忠祥、饶颖事 件【6】（张志安，2007:257；邓科主编，2008:201-3）。

但是，社会情境的不同使得表面相似的理念蕴含着重要差异。美国综合人文 杂志可能更注重故事性、人文性和趣味性，再有就如《大西洋月刊》所说的通过“教育公众”提升社会整体的人文素养，但身处中国改革的特定社会情境下，“三 联”“学者型记者”定位，远非如此“优雅”，它首先实践在“三联”从人文色彩浓郁的杂志向新闻杂志的转型中，恰体现着从业者对“巨变中国”的一种回应。新 闻业自身职业和角色认同的变化，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其话语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一种浓厚的确立自身专业独立性和合法性的意图。李鸿谷将之总结为从 “权力者的提问”到“提问者的权力”的转变，并认为这是三十年来中国新闻记者的群体职业意识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的权力意识开始慢慢减弱”，而“权力意 识最简单的标志”，就是那种“自以为很牛的记者”在类似“警方审问”方式下所做的“监督报道”。（邓科主编，2008:217）。

“舆论监督”、 “批评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新闻业和学术界是三个尚未得到清晰界定的概念，包括党报、都市报、专业类报纸内在的实践主体的多元，也体现着新闻专 业主义话语空间的多元和不稳定性（陆晔、潘忠党，2002）。孙五三（2002）从“批评报道”切入研究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结构或制度语境。她认为新闻 改革以来以“舆论监督”面目出现的“批评报道”，基本上是党和政府权力运作中的一个环节，作为一种“治理技术”，“与其说是一种媒介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政府 行为”。这一制度性安排也体现在批评报道从业者“明确”“自觉”的“权力意识”：媒介对社会事务的批评是一种权力；这一权力是党和政府授予的；权力是有限 制的，限制来自党和政府而非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良心和法律。

这种“权力意识”还伴随着从业者某种巨大的道德优越感，其来源也很复杂，除了由自上而下 的权力依附中转化而来“官本位心态”，有实践者还指出了另外两种：其一是试图急切影响社会进程的“精英心态”，其二是以社会弱势群体代言人自居而形成的 “草根心态”（李梁，2006）。无论哪一种，“新闻专业主义”可能被“用来自我标榜或自我神化”，其基本原则“被无数个记者自我制造的英雄故事瓦解了” （李鸿谷，2007:258）

“三联”用“提问的权力”与上述种种保持了距离，这或得益于其相对“独立”的位置。一般而言，现行体制对“出版业” 的管制相比新闻业稍为宽松，“三联”本身的市场化运作又处在这一体制的“体制外”（董秀玉，2005）。“学者型记者”将“提问者的权力”最终落实在“事 实”上：事实因记者的记录，“而有了被时间和大家检验的可能，我们也因此有了可以接近事实的机会”，“而这才是这一职业合法性的来源”。所谓合法性是指， 这一职业存在的终极价值，不是在立场上作为某个党派或利益群体的“喉舌”，而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为公众利益服务”（李鸿谷，2010），这正是新闻专业 主义“事实至上”的更深层的内涵。舒德森（2010b：1—19）借助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讨论，在新闻记者对事实的采集传播与代议制民 主政治之间建立了紧密关联。处在中国语境下，“学者型记者”意味着既不依凭行政权力迫使现实按照新闻编排的逻辑运行，也提防对事实的理性分析被“精英心 态”或“草根情结”绑架。

还不仅仅是媒介体制，社会事实的越来越复杂化，媒介竞争的加剧，也构成“学者型记者”的生成语境。在谈及报道模式从“问 责式”向“解释性”转向时，“三联”从业者认为，“媒体自己完成调查的机会越来越少”，况且在高度专业化分工的社会中，“问责式报道”要在时间压力下完 成，“媒体未必有专业能力”（李鸿谷，2009b）。事实上，美国解释性报道在1930年代出现也可视为报界对“日趋复杂世界”的一种回应，美国报纸编辑 协会曾在1933年以决议方式在原则上支持解释性报道：“鉴于重大、复杂、丰富多彩的国内国际大事飞速发展的步伐超过了世界近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鉴于社 会各行各业都对公共事务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报业编辑“应贡献更多的精力和版面给说明性新闻、解释性新闻，呈现事件背景，以帮助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时间 的发展进程和重要性”（舒德森，2009：133-4）。一定意义上，“三联”选择解释性报道建构对“陌生中国”的阐释性理解，并以此作为“学者型记者” 的典型体现，本身也体现着这样的现代性因素。

这种现代性之中还包含着所谓中国知识分子济世传统问题。在新闻传播领域，这或许是一个过于宏大、一直 未得到审慎处理的的命题，在我们看来，或许更好的提问方式是：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传统一直存在的话，为何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不同代际的新闻从业 者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如果从这样一种理解出发，或可说，“学者型记者”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思想文化启蒙和社会责任意识，但更重要的，是这一传统在特定 历史社会背景下呈现出特定的“创造性转换”。

众所周知，“三联”与邹韬奋先生的事业有着历史血缘关系，其创刊号甚至自视为68年前《生活》的“复 刊”和“再出发”。1993年以钱刚为主导的筹备班子曾拟定“编刊总思路”，在办刊宗旨上，“三联”将“继承三联书店的光荣传统，弘扬韬奋精神，成为一本 ‘人们身边的杂志’和‘一个亲切的朋友’，它将帮助人民对自己生活中的各方面事务‘更容易做出决定’”。在对继承传统的同时，还提出了以“三界共生”作为 独创性，即基于三联书店的传统优势，“三联”将汇聚新闻界、学术界和文学界三方面人才，彼此砥砺和激发，新闻界人才由此获得“深入观察生活现象的新的视 角”，学术界“将走出书斋，与生活接榫，为大众运思”（《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2005:57）。如果将韬奋先生的办报思想之一总结为“殚精竭虑的读者 服务”【7】 ，显然，这个传统也处在不同时代的重构之中。对新世纪的“三联”而言，建构、引领对“陌生中国”的一种特定视角的观察和理解，是其扮演“读者身边好朋友” 的时代选择。

四、结语

“学者型记者”是对“三联”新闻专业主义个案研究 的提炼，我们主要以其工作理论作为文本和话语分析的对象，结论的有效性支撑尚需更多地沉入到其新闻文本中，考察其“言”与“行”之间的契合或疏离。这一个 案也需要来自其他类型新闻实践的比较参照。例如其特定专业理念并非仅“三联”一家所为，过去十余年间，央视“焦点访谈”、《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 诸多媒体的记者都有类似表达（孙玉胜，2003；张志安，2008），他们要求回归新闻从业者记录、观察的职业本位，恪守记者独立采访、报道事实的角色模 式，而且亦注重对变动中的社会结构性事实的分析解释，以之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

置于更长时段观察，新闻改革30年来，新闻从业者的角 色在“启蒙者”和“监督者”之间变奏（张志安，2007），既描绘、推动了中国新闻与社会变迁历史画卷的成型，又为自身演绎出角色和形象的复杂意象。当 “启蒙”自1990年代以来陷入到“自我瓦解”中（许纪霖等，2007），当“监督”依然纠结于权力依从关系的主导结构中，或许“学者型记者”的意义，首 先在于它为中国深度报道精英的专业主义理解，增添了一种明确而清晰的“阐释者”的职业认同。相对当下总体的新闻实践，它当然也可被视为新闻专业主义“碎 片”和“局域”呈现中的一种，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或轻视它的出现之于中国新闻改革的影响：即使相对来说存在于“边缘”，但在理念和实践尺度上可能具有“中 心突破”的意味。因为读者在日常接收和占用这些“阐释性”信息的过程中，人们很可能会“重塑他们的经验疆界”，“修正他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理解”（汤普 森，2005：27），从而“对自己生活中的各方面事务‘更容易做出决定’”。这种传媒与公众的积极互动，正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构建公民社会多元努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 所谓“工作理论”，按照麦奎尔（2006:7）的说法，是大众传播的理论的四种形态之一，一般而言它是一套媒体从业者在日常实践中所阐发并用来指引其日常 操作的话语。本文使用的“工作理论”主要着眼于《三联生活周刊》公开表述中的某种系统和抽象的“理论”特性，从方法上也将之视为“话语”。三联在2001 年开始由文化趣味阅读杂志向新闻周刊的转型，2000年底李鸿谷由《长江日报》进入“三联”负责组织社会新闻部，之后长期担任主管新闻的副主编，编辑部内 部有“李大人”之称，是工作理论的主要表达者。

【2】这里所谓的“基本定位”的意思是以哪种角色为主。陆晔、潘忠党（2002）和黄旦 （2005：32）分别对“新闻专业主义”做过概括总结，在陆和潘看来，至少在文本上，更为强调“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 益集团的宣传员，或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在黄旦看来，“报刊的主要功能就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这种细微差异提醒我 们，不能将“观察者”“倡导者或鼓吹者”的角色视为井水河水，截然二分。

【3】当然，李亦指出：对其间所包含的危险一定要警惕，这种框架在操作中 类似于记者的一种事先想象，其中可能包含着偏见，真正进入采访要力求忘记这些想当然的东西，去找寻出人意外的材料。在这个过程中，证实或证伪最初的想象 （邓科主编，2008:203）。

【4】从“知识”的角度理解新闻，始于芝加哥学派的帕克。最简洁地说，知识区分为“感知” （acquaintance with）和“理解”（knowledge about），帕克强调新闻作为感知的知识，在于强调新闻的政治传播价值，即公众对之的互相转告。更深入的讨论，见黄旦（2005:104-13）。“三 联”.所谓的“知识生产”多大程度上属于“理解性知识”，尚需另文研究，在此我们认为它是处于“感知”“理解”之间，也可视为从“知识”角度理解“学者型 记者”内涵。

【5】此类杂志在美国有不同的称呼，如“综合性人文杂志”（General Interest Magazines）“思想杂志”（Magazine of Ideas）“经典杂志”（Class Magazine）等，参见王栋（2008）。这里只是在理念上的比较，在实践层面“三联”是周刊，新闻色彩更强。

【6】“三联”本身也对“制造 概念”的负面影响保持警醒，称之为“作文意识”，即记者力求对新闻或事件给出自己最有力最独特的命名，给公众提供最别出心裁的答案。认为：“强烈的别出心 裁，它又可能使记者脱离轨道，失去关注新闻与事实的基本动力”参见：邓科主编，2008:212。

【7】何谓韬奋先生的办报思想传统，尚需研究。 “三联”早期主事者也多有表达，如董秀玉总结为“积极反映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竭诚服务于千万读者”；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范用总结为“反对帝国主义，争 取民族解放，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分别见（《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2005：6；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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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专业的认识第9篇

一、客观真实与公众信息需求

大众媒体时代，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评判以“客观真实”为准绳，强调新闻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即新闻语句的真实与否“不在于它与其它语句的关系，而在于它与客体、与世界的关系，在于它与客体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或存在状况的符合与对应”[3]。符合论原则要求新闻报道必须完全符合客观事实，避免歪曲报道对象，杜绝虚假报道或失实报道[4]，新闻工作者力求在新闻报道中呈现最大程度的“摹写真实”。客观原则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全面反映，体现出一种无条件的“绝对之真”[5]。

迈克尔·舒德森认为，新闻客观真实原则是媒体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因素互动中逐步形成的新闻行业主导性原则。在大众媒体发展初期，客观性并未成为行业规范。随着大众报刊中低俗新闻、黄色新闻的泛滥以及政府、财团对于新闻行业的影响与控制，公众对于新闻真实的呼声日益高涨，新闻客观原则由此成为新闻业的基本规范[6]。在大众媒体时代，“符合真相”是公众对于新闻的第一需求。在传播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大众媒体垄断了话语权，公众要求媒体的新闻报道与客观现实之间呈现出一致性。“符合之真”的原则满足了公众的基本求真需要，因而成为新闻真实的基本准则。

二、互联网时代“客体之真”面临的困境

客观原则经历了百年发展，反映了新闻报道求真求实的本质属性，然而，这种绝对真实在互联网时代却面临着多重困境。

（一）符合论的理论缺陷

客观原则以与事实相符为前提，实质上将事实定义为不变的整体现象，而在“事实不变”的前提下寻求主观与客观的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存在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人的认识与事物本质并不同步[5]。互联网环境下，事物变化更为纷繁复杂，难以判断新闻报道与客观真相是否一致。媒体的报道只能尽可能地呈现事物的某一侧面和发展的某一阶段，而无法与事物保持完全吻合。鲍德里亚将信息传播与天气预报作类比，认为社会如同气流一样具有不稳定性，新闻与气象预报一样，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7]。黄旦认为，新闻学将报道者与报道对象区别为对立的“主客体”，将新闻视为对现实的直接反映，这样的认识不仅不符合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理念，而且与当今的网络化时代要求相距甚远[8]。符合论把社会现实简化为恒定的参照物，将社会文化因素排除在外，故而无法对如今日益复杂的社会格局进行合理的解释。客观原则所秉承的价值中立已不符合“后真相时代”的话语要求。

人的认识受到自身条件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以及自身主观情感的制约。换言之，所有寻求知识的努力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知识不仅是认识的结果，而且是一个社会化的认识过程[9，10]。因此，知识体系具有相对性、动态性、复杂性、多元性特征。新闻传播者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的社会、历史、风俗、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所呈现的事实是基于其所处的政治语境构建的结果。因此，不同主体对同一事实的呈现必然存在片面性，对事实的认识只能是一种对事实的逼近，其所呈现的事实真相也只能是一种“有条件的真实”，而无法达到符合论所要求的“绝对真实”。把新闻真实与客观现实简单的等同，不仅忽略了作为新闻生产主体的人自身的情感取向、立场、观点、能力水平等主观因素的制约，而且忽略了新闻作为“对于客观事实符号化的再现”的基本特征，其不可避免地受到再现主体的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要求新闻与客观真实保持完全的一致，追求新闻无条件的绝对真实，显然是一种不现实的理想主义[11]。

（二）公众认同的缺失

互联网扁平化的传播格局为公众的意见表达提供了平台，“去中心化”的新媒体传播激发了公众在传统媒体时代长期受压抑的表达意愿，媒体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源，公众得以自发地参与到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公众可以不必通过专业媒体的“转述”而直接进行新闻生产。网络的发展消解了专业媒体的信息权威，使其更容易遭到公众质疑。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公众对于新闻真实与否的判断是基于他们头脑中所固有的成见。一旦新闻报道不符合公众的习惯逻辑，他们便天然地认为存在阴谋[12]。与真相相比，传播者的诚意更为重要[7]。

新闻是介乎于理性知识与个人感性知识之间的一种知识形式。它的内容表现为外在的客观世界，为人提供基本的知识信息，同时又为人主观地理解与接受。有学者认为，现实新闻实践中的真相表达是新闻生产与传播全过程各个主体的合议结果。新闻求真的过程不仅是媒体对真实的探索，媒体首先对于客观事实进行基本的“再现”，随后是公众对于新闻信息的理解与接受。而新闻报道者与新闻接受者出于自身立场、知识水平和情感偏好，对于事实的再现往往并不相同，而体现为基于自身理解而选择性接受的“具有意义的现实”[2]。公众与报道者对于新闻信息的理解偏差影响着公众对于报道者的信任程度，又反作用于公众对于新闻报道的选择性理解与接受。专业化组织新闻选择的主导权掌握在媒體手中，使得媒体报道往往呈现出为精英阶层服务的特征[13]。因此，公众难以对专业媒体产生充分的信任。媒介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强化了公众自我表达的意愿，公众对于媒体信息的自我选择与理解进一步加深，对于“事实为何”的解释权更多地由专业媒体移向公众一端。专业媒体所秉持的事实符合论只要求新闻报道与事实一致，而并不追求新闻与公众期待的符合。换言之，媒体的“客体真实”的求真标准实际将作为传播的另一端的公众置于不显著的地位，忽略其在新闻求真中所应发挥的作用。

相比之下，自媒体生产的新闻能够满足与公众所期待的心理需求。公众对于社群内部生产的新闻比之专业媒体报道具有更加强烈的心理接近性。自媒体传播者本身即以迎合公众为目的，其角度、立场往往从公众视角出发，比之专业媒体更为符合公众的思维习惯和情感取向。“人们期待它能够打破原先封闭的、专业的、层级式的、单向的新闻生产过程，而代之以公开的、分享的、平等的、多向的新闻对话”[14]。媒介技术的发展拓宽了信息和获取的渠道，专业媒体不再是新闻事件的第一报道者。热点事件出现时，自媒体以新闻当事人的身份直接进行信息，比进行转述的专业媒体具有更强的可信度，公众信赖由专业媒体转向作为第一者的自媒体。

三、动态的新闻真实合议

以往观点认为，社交媒体发展壮大意味着“真相界定者”的消亡，公众可以任意地编造符合他们内心期许的“现实”[15]。信息繁荣造成肤浅思考的行为模式，致使公众易被情绪左右，自媒体呈现出舆论狂欢的无序状态[16，17]。“后真相时代”成为对当下媒体环境的基本表述[18]。这种基于媒体视角的公众无力观，无异于互联网时代对于“魔弹论”的包装再利用，将公众置于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客观属性的对立面，实际否认了公众在新闻求真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仍然将媒体视为唯一的真相探寻者，无疑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中缺乏解释力。

“人人皆可成为记者”的媒介技术演进使得以往的新闻生产与接收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公众不断深化的媒介参与要求构建了一种由传媒机构和普通大众共同参与的动态的新闻求真机制。构建新的新闻求真标准需要新闻多方参与者的互动交流，因而，新闻的求真过程体现为一种多角度的、动态的“对话之真”，要求最大程度地体现新闻真实的客观与全面[2]。比尔·科瓦齐与汤姆·罗森斯蒂尔在《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提出“怀疑性认知方式”的六步原则[19]，即：第一，接触到的内容是什么;第二，信息是否完整，如果不完整，缺失什么;第三，信源是谁，为何相信他;第四，证据是什么并且是怎样核实的;第五，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第六，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六步原则旨在引导公众对于新闻事实的本能怀疑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思索，对于新闻所呈现的事实“批判性地认识”，从而破除“后真相时代”所体现出的情感高于事实的假象。

在新修订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中，比尔·科瓦齐与汤姆·罗森斯蒂尔重申了互联网时代下公民的新角色[20]。书中强调新闻事实查验的“透明性原则”，在确保新闻生产“公开的透明性”的同时，提出作为普通公众的“参与的透明性”，邀请公众共同参与新闻真实的建构过程。新闻求真过程中的公众参与能够弥补单一媒体视角的缺陷，促使“新闻呈现”向“事实呈现”转换，进而在多维度上使公众理性得以彰显[21]。新闻公众合议的求真过程在时间上表现为持续性，在空间上具有广泛性，满足了信息繁荣的互联网时代瞬息万变的新闻真实需要。同时，将公众纳入新闻求真过程，更加有效地反驳了传统媒体时代“公众无序”的论断，破除“后真相时代”并无真相的迷思，构建新的、具有更高可信度的传播格局。

四、结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