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论文第1篇

[关键词]人口流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被城市部门所雇用,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府限制人口流动政策的适当放宽,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规模迅速扩大。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迁移会加快人均产出收敛的速度。但是伴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我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却并没有因之而缩小,反而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存的现象。本文谨从我国异质性人口流动现状出发来分析人口迁移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我国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

流动方向为向东部地区集中。从省际人口的地区流动来看,1990-1995年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各省区人口流动总量的65.09%,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总合,而1995-2000年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期间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总量的76.24%,较1990-1995年增加了10多个百分点。

迁移人口年龄结构偏轻。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的流动人口中,迁移年龄高度集中在青年人口:其中迁出率最高的是20-24岁之间的人口,迁出率达到了10.21%,其次是25-29岁的人口,迁出率为6.71%,15-19岁的人口迁出率为5.98%,位列第三,呈现出年轻人口省际外迁的空间格局。

迁移人口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我国迁移劳动力所受的平均教育年限为10.1年,其中67.6%的迁移劳动力所受教育程度是初中、高中和中专等中等教育水平的学校教育,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迁移劳动力总量的15.5%,后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全社会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受高等教育的平均4.8%,甚至高于城镇的9.9%。

二、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选择性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属性之一,在我国表现为年轻人、技能人口的流动性更强,这种选择性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作用可能截然不同。

对迁入地区而言,人口的流入增加了迁入地区劳动力总量,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极大的推动了迁入地区的经济增长,且高质量的劳动力流入和集中,会使流入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整体的提高。但大量劳动力的涌入,增加了当地的就业竞争,造成了失业率的上升,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且迁入地人口密度的增加,也对当地的公共基础设施、环境带来较大压力,也可能因社会、医疗保障等体系的不完善,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对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人口流动的作用则是双向的。一方面人口迁出降低了人口密度,缓解了人口对本地资源、环境的压力;且人口从资本劳动力比率低的部门流出,流向资本劳动力比率高的部门,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最终会使地区间的资本劳动力比率趋于一致,减少了就业竞争,提高本地的工资水平,与此同时,从内陆到沿海的技术性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家乡汇款,从而促进了内陆地区的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当人口流动具有选择性时,对于技术性的劳动力而言,跨省跨地区的流动相对比较容易,他们趋向于在沿海地区找到报酬较高的工作,这种技术人才的流出会抑制家乡生产力的提高,迁出地因为遭受了人力资本的损失而经济增长放缓,从而可能拉大地区差距。如果将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在内的话,劳动力的迁移对地区增长的差距可能会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

三、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人口迁移政策

中国的经济属于典型的转型经济,人口流动的结构与规模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现阶段人口区际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强化作用,需要从多方面对此进行调整和引导,而不能靠政策进行人为限制,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放宽对人口区际流动的限制。当前中国劳动力、资本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是地区集聚力的作用,这种集聚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逆转,面对这种情况,并不是要限制人口流入,而是应该进一步放宽人口迁移的政策限制,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速东部地区的生产活动向的扩散,满足各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平衡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随着东部分散力的提高,使人口流动自然调节到均衡水平,实现从控制流动到公平流动的转变。

人口与经济论文第2篇

贵州省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

贵州省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省份。尽管如今与东、中部的省份相比还处于欠发达的水平，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综合实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人口与经济的结构与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1.贵州省人口增长状况分析(1)人口总量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人口总量由1978年的2686.4万人增长至2008年的3793万人，绝对增加人口达1106.6万人。而年均自然增长人数约44.05万人，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3.55‰。但就其本身变化走势可知，贵州省人口总量的增速呈现递减的趋势，由1978年的最高增幅人数56.57万人到2008年的年增幅人数仅为25.37万人，而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则有1978年的最高值21.24‰减少到了2008年的6.72‰。人口的增长表现出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而这又得益于全省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政策的有效实施。(2)人口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贵州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以2000年至2004年短短四年时间老年人口系数(65+)就增长了1.58个百分点，年均递增0.39个百分点，并且以后的时间里贵州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将不断加强。人口性别结构是反映人口内部生态平衡的一项重要指标。贵州人口性别比偏高虽比全国来得晚，但速度快于全国，呈逐年递增之势。由1978年的103.27%开始，至2008年的108.19%，其中尤为突出的是2000年的最高值110.1%，该值严重偏离了平衡值。2.贵州省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巨大努力，全省经济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不断改善，但同样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与挑战。(1)经济总量的变化。贵州省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46.62亿元增长到了2008年的3333.4亿元，增幅达71.5倍，综合实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省经济呈现大好发展的趋势。这无疑为全省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和健立覆盖全省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经济发展在追求“量”的同时更要注意“质”的提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能给人们带来长久的利益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使全省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缩小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差距，实现经济的真正飞跃。(2)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是一个动态的行为，指对某一地区的资源配置进行调整并使其效率到达最优，目的主要是形成经济增长的强大内在动力，获得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高效化。由表1可知，贵州省产业结构已经从“一二三”向“二三一”转变，实际上当前贵州已经到了以结构调整促经济进一步加快发展的阶段，即向“三二一”型产业结构调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适应性调整，而是新技术革命带动的一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面调整。

实证分析

1.样本数据说明为研究贵州省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笔者在《贵州统计年鉴2009》收集了1978-2008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GDP，亿元)与地区常住人口年末总人数(TP，万人)，并且采用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求得GDP真实值(SGDP)，在此基础上对SGDP、TP分别取自然对数得LnSGDP、LnTP，从而减小或者消除由于数据口径不同而造成的波动影响。本文计算GDP平减指数以1978年为100。计算公式如下：（式略）其中代表了第i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了第i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代表了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代表了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100)。2.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的发生，首先对要考察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从检验结果可知，原自然对数序列的检验统计量大于临界值，说明原自然对数序列是不平稳的，而它们各自的一阶差方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说明原自然对数序列是一阶单整即I(1)序列。因此，理论上它们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已知各变量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利用Eviews5.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LnSGDP=-46.21328+6.334071LnTP其中，R2=0.929，DW值为0.181，t统计量和F统计量都通过检验，模型拟合的比较好。经检验，模型存在序列相关性。为了消除序列相关性，在模型中加入MA(1)项，消除了序列相关，且各变量都通过了检验，修正后的方程如下：LnSGDP=-45.50734+6.247682LnTP我们现在对它的残差进行分析，如果它是平稳的话，就可以说明各变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由检验结果可以得知．在给定三种水平下，ADF值均小于临界值，此时，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协整关系。3.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1中的四个图是基于VAR模型和渐进解析法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纵轴代表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图中的实线为响应函数的计算值，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在模型中将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设定为10年。从图5分析可知，考察LNSGDP和LNTP对其自身的冲击的响应情况和路径。LNSGDP对其自身的一个冲击呈现出很强的正向响应，在前3年具有递增趋势，在第3年实现最大之后又转入递减趋势，但由于其递减的速度非常慢，总体表现出较稳定的正响应走势，并且长期持续。而LNTP对其自身的一个冲击一开始呈现出较强的正向响应，但随着追踪期的不断增加有递减态势的正响应。考察LNSGDP对LNTP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可知LNSGDP对LNTP冲击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响应，总的来讲，LNSGDP对LNTP的响应几乎没有大的波动，在前三年有一个负的响应，但非常微弱，即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口增长的小幅减少，到了第6年以后，就出现了持续的平稳性，即LNSGDP与LNTP之间具有长期密切稳定的非正非负响应关系。进一步考察LNTP对LNSGDP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可以看出，LNTP对LNSGDP一直表现出较强的负响应，这种趋势延续的时间很长，说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负响应关系，但这种负响应关系随追踪期的延长有约微减弱。4.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为了描述冲击在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动态变化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在此做基于VAR和渐进解析法模拟对LNTP和LNSGDP进行方差分解，分解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人口增长在第1期主要受自身波动的影响，经济发展对其影响不显著，从第2期开始该影响猛增至20.902296%，此后便开始了自身波动影响不断减少，而经济发展波动对其影响不断加强的过程，第9期、第10期分别稳定在35.6%和36.2%左右。再看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从第1期完全受自身波动影响，丝毫不受人口增长影响，而且第3期自身影响的最低所占份额也是99.46383283%，而人口增长的影响比例为0.536167171％；第3-10期人口增长的影响份额趋于下降，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呈上升趋势。

人口与经济论文第3篇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论文范文一：有关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的探讨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自出现以来,发展非常迅速。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

2.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

3.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本文试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简单分析。首先,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上看,该学科主要由原来的人口经济学学科发展而来,而非从经济学内部分化而来。从事人口经济学的大多是当前活跃在人口研究领域的学者,而随着很多大专院校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博士学位点的建立,一些环境学科和经济学科也都出现了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队伍。这些学者研究背景差异很大,而真正从事经济学主流方向研究的学者反而较少涉足这个新的学科领域。

第二,学科涉及的领域跨度过大,学者受学科背景局限对该学科比较难以驾驭。如前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横跨人口学、经济学、环境学、资源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因此从事该学科的者需要具备或基本具备这几大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基础。然而,在现实中很少有学者能同时经受这几个方面的专业培训,或有精力同时对几个学科进行潜心深造。因此,这是阻碍该学科发展的一个现实原因。

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几大学科之间的真正交流和沟通远远不够,尤其是经济学界对本学科的关注、实际参与比较缺乏。从国务院学位办设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以后,由一些著名大学牵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过四次本学科的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

组织者邀请了全国范围内主要博士点和部分硕士点单位参与,对学科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就会议参加者而言,主要集中在人口学和资源环境学领域的学者,真正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见。除了这样一个平台的交流以外,该学科在其他方面的交流就很少。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资源环境方面的专家,很少能一起对有关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更别论展开争论了。

三、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视角思考

1.关于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表述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或矛盾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应当是本学科的研究客体,而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再说,这也不是经济学的表述,而且很难将这样的两维交叉的关系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因此,需要有一种经济学视角的表述,将人口与资环境关系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视野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应该有一定的抽象过程。尤其是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

2.关于用经济学外部性原理来分析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矛盾与问题的思考对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客体即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能否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释和分析呢?本文认为,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工具。

四、基本结论及探讨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3.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 1 ]杨云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23.

[ 2 ]吕红平,王金营.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思考[J].人口研究, 2001, (5): 28-34.

[ 3 ]邓宏兵,张毅.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 3.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论文范文二：超越经济人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内容摘要：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在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比较严峻的情况下设置的理论经济学，担负着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现实使命。经济人假设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经济人假设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能否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值得商榷。文章从经济人的基本内涵、经济人对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解释力来分析经济人假设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适用性，最后指出，应该超越经济人 ，寻求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适应的基本假设―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复合。

关键词：超越经济人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基本假设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基础上，在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下设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该专业自设置以来，在学科建设、理论基础和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培养了一大批此领域的研究人才。尽管如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许多问题尚无定论，需要进一步探讨与研究。在学术界，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莫衷一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否与主流经济学一样需要基本假设?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否同样适用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什么样的假设前提?本文将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设置的背景、现实使命、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基本内涵、经济人假设是否对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具有解释力等角度来分析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否需要基本假设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理论假设。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设置背景与现实使命

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的消费方式，加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剧增问题，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较严重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导致资源低效与浪费性使用，三十几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对水、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有限资源承载着巨大的压力。经济增长过程中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并已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据估计，中国为环境污染和恶化付出的代价每年占GDP的8%-12%。中国的人口压力巨大，根据最近几次的人口普查数据，第三次人口普查为10.31亿，第四次人口普查时11.6亿，第五次人口普查时12.95亿，第六次人口普查为13.3亿，不断增长的巨大的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形成了极大的需求。而中国资源环境的现实情况是：耕地面积有限，能为全国人口提供充足粮食的能力受到制约;水资源短缺，并在水体污染以及工农业用水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加剧了短缺;森林资源覆盖率低且质量不高，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建设对森林资源的需求;草地资源严重退化，矿产资源供需矛盾严峻等。我国的资源环境难以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口对资源环境的需要。

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交织在一起，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迫切需要新的发展战略。唯有摆脱人口、资源与环境等多重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未来才更美好。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的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又强调了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党的十五大把实施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之一。自此，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的基本战略。

在此背景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于1997年研究生专业目录调整时设置，是适应综合解决人口膨胀、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等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该学科的性质是经济学。曼昆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商品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的定义，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的一门社会科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内生变量置于经济系统之中，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如何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事实上，在我国，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已得到了公认，而快速增长的人口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最大问题。人口是否是稀缺资源一直存在争论。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靠的是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劳动力是投入要素之一，大量的廉价低质量的劳动力是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粗放式增长是一种不考虑生产要素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越来越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质量的提高来实现，而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高素质劳动力的稀缺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所以，从劳动者素质角度来看，我国的人口仍然存在很大的稀缺性。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三种稀缺资源如何合理配置以及高效利用的经济学，该专业是适应现实需要而设置的，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我国现有的资源利用低效、环境污染严重、人口数量多但素质低这些难题。以该学科为指导，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该学科所负有的重要的现实使命。

如今，该学科已经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但是还不完善，并且很多问题还没有一致的定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要担负起现实使命，必须要弄清楚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可否解决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理论假设才能指导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人命题及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适用性 (一)有关经济人命题

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指的理性的、自利最大化的人。自从亚当斯密对经济人作出详细论述以来，经济人命题一直是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斯密体系中经济人具有利己与利他的双重属性，利己的本性构成经济人基础性的价值层面，经济人的利他是通过分工和交换实现的，也由此产生社会性的共同利益。经济人一方面是自利的，同时能无意识的增进他人与社会利益。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坚持了经济学的伦理思想，那么在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同样富有伦理意蕴。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认为：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受金钱以外因素的影响，欲望本身也许是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他的活动在内。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与伦理的结合并未走得很远，现代的新古典经济主义者把理性行为仅仅看作是旨在发现达到最大化的最佳方案的选择行为，并进一步要求选择符合一系列的理性公理。

随着经济学越来越多的使用数学模型和实证方法，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越来越少，经济人的非人化倾向占据了主流，经济人已转化为理性选择的代名词。现代经济学把人的行为动机做了非常狭隘的设定，把追求自利最大化视为人的理性行为的特征，特别是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出现，使得经济学几乎与伦理学无涉。阿玛蒂亚森对这一现象作出了批判，他指出，现代经济学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忽视了对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自利理性观点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的断然拒绝。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多样的，自利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单纯的自利最大化已经无法对现实问题提出合理的解释。

(二)经济人假设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适用性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人类行为探讨。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人类的行为是多样的，包括经济行为、人口行为、资源与环境行为等。在这些行为中，只有人类的经济行为符合经济人假设的理性行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以成本-收益进行核算，尽量实现利益最大化。人类的人口行为是复杂的，包括出生、死亡、迁移、教育投资等，长期以来并没有事实表明，人类的人口行为是遵循利益最大化的，虽然，加里贝克尔将效用论引入了生育决策，但是现实的生育情况并非仅仅取决于成本-收益，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如政府的生育政策就对人口的生育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西方国家鼓励生育，很多发展中国家控制生育。对于教育投资更是如此，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极少考虑回报，绝大多数父母并未在教育投资之前就算计好了未来能从孩子那里获得的回报将高于现实的投资，他们之所以愿意投资子女教育，主要动机是对下一代的关心。如果真要按照成本-收益原则投资下一代教育，大多数教育投资将不会发生。

复杂的人口行为难以用自利最大化来解释，而人类的资源环境行为也并非完全出于自利最大化。人类的资源环境行为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变化，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以满足需要，并无资源量的限制，但在此阶段，人类并不是一味的从自然界索取而不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就是例证。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很多思想都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对环境保护的伦理思想。儒家天人合一的环境价值观，道家的尊道贵德是天人和谐与万物平等的环境伦理思想，佛学主张众生平等与依正不二思想，这些思想反映了即使在资源环境丰裕的状态下人们也不是按照自利最大化来获取资源，而是考虑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对资源的需要量多，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也多，受资源环境总量的限制也多，这时候人类调整了自己的资源环境行为，采取低耗高效的技术、实施资源替代，并有意识地对环境进行治理与保护，到了最近几十年，人们对子孙后代的资源环境状况予以很大关心。从20世纪开始，人类对非人类物种权利与价值高度关注，人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些行为并非出于自利，而是对其他物种的关心、对其他非人类主体的价值关怀，体现的是一种生态伦理。

综上，人类行为是多样与复杂的，但行为动机并非是单一的自利最大化，单纯的经济人假设并不能解释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

2.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口就到达5.4亿，1976年时9.3亿，20多年增长了近4亿。如今的人口已经有13.3亿，这还是在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后的人口数量。并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对人口素质的提高形成制约，人口数量多与人口素质低的状况将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口众多，尽管中国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量少，加之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科技不发达，粗放型的高速经济增长对资源需求大、利用效率低，使原本就稀缺的资源更加稀缺。

人口与经济论文第4篇

[关键词] 人口 经济发展 研究综述

一、西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

人既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工业革命后，世界人口和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的过程，因此,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形成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

1.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悲观论

悲观主义的人口经济理论的奠基人马尔萨斯，在197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运用“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三个命题”和“两种抑制”等研究了人口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关系, 开创性地建立了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分析框架, 使人口经济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而推动了人口学的发展。他认为人口的增值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一国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贫苦劳动者的境况。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人均收入将永远处于户口水平。这种悲观的人口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许多颇具世界影响的理论流派。这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维・莱宾期坦和R・纳尔逊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家安理斯・科尔和埃勘加・胡佛的“人口增长制约经济增长”理论和保罗・埃利奇的“人炸”理论为代表。

悲观的人口经济发展理论至今仍有争议，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悲观论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 使我们将人口问题作为经济问题研究的核心变量对待。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那种对人口增长危言耸听或相关无事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2.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乐观论

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世界人口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人口锐减,人口增长率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面对这种情况,欧美各国担心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便相应产生了一系列与悲观主义人口经济发展论相反或相对的乐观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和美国经济学家A・H・汉森的“长期停滞”理论；美国朱利安・西蒙教授和英国农业经济学家格林・克拉克为代表的“人口推拉”理论；美国未来学家A・托夫勒和经济学家S・S・库兹涅茨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理论是乐观论的主要代表。

与悲观论相对，乐观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但具体分析起来，我们需要对悲观论和乐观论进行科学的整合，形成一种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进行客观而公正的全方位评价的综合理论, 用以正确指导我们的实践。

3.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是一种联系社会经济发展，以人口发展过程及其演变的主要阶段为研究对象的人口理论。19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人口转变理论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口理论，它不仅被用于研究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也广泛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结果。没有出现突然性的“人炸”。由于出生率无法脱离经济水平，而使得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没能进入第三阶段，有必要采取措施控制人口的增长。

4.经济适度人口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此为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最重要的理论之―, 它的初创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和威克赛尔。坎南以报酬递减律为根据, 将产业最大收益当作达到适度人口的标准; 其后, 威克赛尔引入边际分析方祛研究适度人口。索维确立了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地位, 拓展了研究范围, 丰富和发展了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1)为适度人口设立包括非经济因素在内的9个指标, 使确定适度人口的标准趋于多元化;(2)将技术进步引入到适度入口的分析中, 创立了动态适度人口理论;(3)将稳定人口应用于适度增长率的研究中, 探讨了人口总量同经济总量的最优关系, 因而获得更加系统化的理论分析思路。在索维之后, 还有斯彭格勒所著《面对零增长》一书对经济适度人口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 可持续发展理论比适度人口论更为人口经济理论开拓了研究领域, 明确表达了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相协调的发展及其良性循环, 这在―定意义上更加完整、科学地确立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5.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将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认定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即人力资本, 认为它的形成是对教育、卫生、健康、劳动力迁移等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它能更大程度上带来经济效益, 从而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后,贝克尔又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 强调教育、培训等对于人力资本形成重要作用, 并对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许多新的人力资本分析力祛。舒尔茨和贝克尔利用自己创立的理论对战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比较合理的理解, 强化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认识。

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典理论是西方和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这些经典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尽管这些经典理论中也存在不足甚至包含―些错误, 但它们为我们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尤其对正确认识、把握和解决我国人口经济问题、促进我国人口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

二、国内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 国内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

蒋正华认为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田雪原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他们之间的协调关系。此外,于学军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

三、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给我们研究的启示

人口与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只是从经济学或环境学的角度,简单地理解为人口的增长或下降,带来经济收入的增加或减少、物质生活用品消费量的充裕或稀缺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破坏或下降。这种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的认识,仅仅反映了其本质的部分侧面,并未反映其深刻内涵。要深入了解和认识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必然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研究分析,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其深刻内涵。

结合我国实际,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深刻影响, 积极促进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机结合。中国人口日益膨胀, 超规模的人口老龄化、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及文化素质低下的人口群等, 已构成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 而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确立经济发展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依托的人口经济战略。我们应当警醒, 自觉认识到我国是在人口多、科技、教育尚不发达、人口素质低下、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资金缺乏的条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 而人力资源开发却严重滞后, 因而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人力资本效益改善人力资源开况, 扭转人力资源开发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被动局面。

参考文献：

[1]齐良书:发展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2]刘纯元等: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温军等:发展的理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西北人口，1999年1期

人口与经济论文第5篇

一、著作类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7.12）、《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8.10）、《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1989.4），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期刊中包括人口史的文章主要有：姜涛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1994，（03）.）“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04）.）、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初探”（学习与探索，1983年06期）、刘新荣的“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白学刊2012年第1期2012总第163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王国臣的“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2期总第156期，延边人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徐德莉的“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总第233期）、王晓峰的“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民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4.）、高乐才的“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东北师人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总第214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还有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总第120期王杉“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由茅家琦和池子华合作的“探索中国近代人口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人口史简评”、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其原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现已收入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杆1983年版）、阴山学刊2006年12月第19卷第6期由高忠芳，侯德仁发表的（苏州人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宫玉松的“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山东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等等。

人口与经济论文第6篇

关键词：人力资本；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切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的正确性和前瞻性。然而随着另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的贯彻实施，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越来越低，青少年占总人口比重越来少，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人口结构进一步失衡。我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大国，了解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人口结构的失衡是否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对我国人口结构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国外的研究结果大多数表明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和投资等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 Faruqee and Muhleisen，2002； Lindh and Malmberg，1999；直广雄川1971） ，只有少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均资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Groezen 等，2005） 。

国内的研究

国内对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胡鞍钢（2012）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口结构老龄化则会通过降低储蓄率和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毛毅，冯根福（2012）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确定，主要要看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和储蓄率降低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谁更大。（李阳，张楠，2011）对人口的控制应从着重于数来那个转向“数量和结构并举”。

国内外对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模型的解释，较少实证分析，基于中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更少。因此，本文旨在在前人模型的基础之上，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来对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首先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和索洛增长模型（ Solow growth model） 的基础之上引入人口抚养比、人力资本存量等人口结构变量，从理论角度推测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知识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最后，选取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模型，以此实证检验人口结构和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1.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现代经济增长实证分析的基础，通过该函数可以分解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份额。

为增加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影响，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做如下改进：

参见Mankiw等（1992）， 也参见Romer（1996）。

为讨论方便人口老龄化对人均产出的影响，我们对模型作进一步改进，引入劳动参与率p，人均产出y（t）=。那么当总人口增加即N（t）增大时，人均资本降低，此时人均y（t）将会下降（注：本文中的经济增长指的是人均产出增加，若无特殊说明，下同）。而人力资本增加，即h（t）增加则会引起人均产出的增加。人口老龄化则会通过降低劳动参与率p，使得人均产出下降。

2.索洛模型

索洛模型中稳定状态时，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是不变的。人均产出是人均资本的函数。索罗模型假定技术固定，且没有考虑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老年人口的收入较低，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储蓄率（Faruqee and Muhleisen，2002），而储蓄率的降低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增加都会降低均衡状态时的人均资本，从而造成人均产出的下降。（如下图）因此，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三、实证检验

本文在索洛增长模型（ Solow growth model） 的基础之上引入人口总抚养比和人力资本存量两个人口结构变量，构建实证模型。然后运用1995 ～2011 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模型，以此验证人口总抚养比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1.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Lrppgdp（Ln real per capita gdp）为我国各省级地区的人均实际gdp（单位：元）的自然对数；Lhumcapital（Ln human capital）为我国各省级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的自然对数s；Ltdr（Ln total dependency ratio）为我国各省级地区的人口总抚养比的自然对数；Lsavrate为我国各省级地区的储蓄率的自然对数；L（n+g）为我国各省级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资产折旧率和的自然对数；是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即各省人均gdp对各变量的产出弹性。

2.数据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的是1995 年到2011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其中人均实际gdp是以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各省人均gdp，具体操作方法是用各省gdp平减指数对以变动价格计的各省人均gdp进行修正，各省的gdp平减指数和以变动价格计的gdp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人力资本存量用各省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总抚养比用0-15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之和与16-64岁人口之比来表示，此两项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因为无法搜集的储蓄率的数据，所以用支出法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去总消费之后与gdp之比来表示。n为各省人口自然增长率，g为各省资产折旧率，采用胡鞍钢（2012）的估计，统一按10%计。各支出法的国民生产总值，总消费，人口自然增长率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实证分析与结果

本文用1995-2011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来对人力资本存量，人口总抚养比，储蓄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及折旧率与人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面板模型的选择上，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而后进行hausman检验和B-P检验来判别究竟采用哪种模型的回归更为合理。

表2 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固定模型实证结果

表3 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随机模型实证结果

Hausman检验给出的Prob>chi2值为0.0000，检验结果表明，我们拒绝了原假设，从而认为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但是，B-P检验得出的Prob>chibar2值也是0.0000，显然，检验结果认为存在随机效应。表面上看，B-P检验得出的结论似乎和hausman检验得出的结论相反，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两个检验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并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采用此种情况的一般处理方法，选择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假设在样本区间内，各省区的经济结构、人口素质、生活习惯等不可观测的特质性因素是固定不变的也更为符合逻辑。因此，本文最终给出的实证检验结果即为表2给出的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固定模型实证结果。

从上述实证检验结果来看，除了l（n+g）的系数在93.2%的水平上显著之外，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在99.9%以上，因此，可以判断此回归结果是显著有效的，具有一定说服力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对经济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弹性系数是0.4328489，即人力资本每增加1%，人均产出将会增加0.432%；同时人口总抚养比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不利影响，其弹性系数是-1.501423，意味着人口总抚养比每增加1%，人均产出就要减少-1.5%。同时上述实证结果也证明了索罗模型对经济增长解释的正确性。储蓄率的提高的确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人口增长和资产折旧率的提高则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其弹性系数分别为0.618和-0.101。上述实证结果也与本文开头部分的理论分析基本吻合。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从索洛模型入手，先从理论上分析人力资本增加和人口老龄化对人均产出的影响。预测人力资本增加会提高人均产出，而人口老龄化将会通过提高人口总抚养比和降低储蓄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紧接着，本文根据理论分析的结果构造了人力资本和人口总抚养比影响人均产出的实证模型，并收集中国 1995 ～2011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预测的结果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吻合。即（1）人口老龄化会提高人口总抚养比，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尽管这一段时间由于我国的少年儿童抚养比下降的比例比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的比例更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没有显现，但是，不久的将来，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会极大地增加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不利影响。（2）人力资本增加，储蓄率的提升的确对我国经济增长有这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方面，政府应该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和鼓励高素质、高收入的家庭生育两个或多个的孩子，增加我国的青少年和青壮年人口比重，使人口结构趋于合理，对人口的控制应从着重于数来那个转向“数量和结构并举”。

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大力发展教育，坚定不移地走科教兴国路线，加大对学生教育和在职员工培训的投入和补贴，增加我国的人力资本，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冲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1）： 65-94.

[2]Almeida R， Carneiro P. The return to firm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J]. Labour Economics， 2009， 16（1）： 97-106.

[3]Faruqee H， Mühleisen M. Population aging in Japan： demographic shock and fiscal sustainability[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03， 15（2）： 185-210.

[4]Lindh T， Malmberg B. Age structure effects and growth in the OECD， 1950–1990[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99， 12（3）： 431-449.

[5]Van Groezen B， Meijdam L， Verbon H A A. Serving the old： ageing and economic growth[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05， 57（4）： 647-663.

[6]胡鞍钢，刘生龙，马振国.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12，36（03）.

[7]毛毅，冯根福.人口结构转变， 家庭教育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2（04）.

人口与经济论文第7篇

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在1998年首次提出“demographic dividend”，即人口红利后，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现有研究成果基本上是沿着“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分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计算标准、持续期长短、区域应用研究”这一框架展开研究的。

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定义了人口红利，界定了它的本质。

“机会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提供的经济增长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结构转变。此结构中，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它使一个国家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抚养负担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会，即“人口机会窗口”。

“期限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抚养比处于高低两个阀值之间的一段时期。一个国家在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如果人口总抚养比低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一旦高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人口红利就是介于两个阀值之间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源泉论”认为，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导致劳动力数量的扩大和社会储蓄量的增加。它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或源泉就是人口红利。

马瀛通和穆光宗从过程的层面界定了人口红利及其本质。马瀛通认为，所谓人口红利，实质是指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及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历经努力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的过程。而穆光宗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

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目前学术界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分类是将它分为第一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生产性人口比重增加导致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一个国家生产性人口比重的增加和抚养性人口比重的下降，从而导致人均产出的不断增长。在第一人口红利的基础上，Andrew Mason and Ronald Lee进一步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学说。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在年轻时会产生更强烈的资产积累动机，导致社会的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即使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国民经济也会因人均资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情形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有文献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以蔡、王德文、王丰等学者为代表的“显著论”。蔡认为在1978-1998年间的年均9.5%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分别为24%和21%。王德文等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王丰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人口红利解释了中国1982-2000年间经济增长的15%。

另一种是以Bloom，Canning，Sevilla，Williamson，尹文耀，李善同为代表的“非显著论”。他们认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存在不一定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也不必然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虽然“显著论者”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对20世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达到1/3，但“非显著论者”发现，经历了和东亚国家类似的人口结构改变的拉丁美洲，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政治不稳定的经济社会被动局势，经济增长裹足不前，人口红利并没有使拉丁美洲各国实现自身的发展。对于用人口红利解释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学说，“非显著论者”的反驳是，日本和韩国“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错位使“显著论者”对于用人口红利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大打折扣。日本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人口机会窗口期”对应的是经济增长的低速期甚至负增长期。显然，用滞后的“人口机会窗口期”来解释经济增长有失偏颇。

二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研究。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条件。人口机会窗口等于人口红利是目前理论界对人口红利的误解，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为获得“人口红利”提供了一个机会，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是利用人口红利的保障。

三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研究。穆光宗将这些途径归纳为三种效应：创富效应、投资效应、积累效应。创富效应源自于劳动力的充裕供给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投资效应是指高储蓄率导致的投资增加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积累效应是指社会保障支出少和生产性消费支出多而导致的财富积累效果。

人口红利计算标准问题的研究

要衡量人口红利的程度和人口红利期限的长短，必须要解决人口红利衡量的标准问题。现有文献大都用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作为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标准。理论抚养比是指一个国家被抚养人口与抚养人口的百分比值，可分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用来计算人口红利最简单、最常用、最基本的指标。陈友华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基准，将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否分别低于30%、23%、53%确定为人口红利存在与否的分水岭。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等于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王丰提出“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并利用“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之比来衡量人口红利。“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这一对范畴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就业或所谓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同时也考虑了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存在不同消费需求的现实。陈涛是提出用“社会抚养比”计算人口红利水平的学者。他认为“人口红利”受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就业结构、生产与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的消费需求不同，而且不同产业劳动力的抚养能力也不同，这就需要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和不同的抚养能力进行标准化。据此，陈涛引入“标准消费人口”的概念，对不同年龄结构人口的消费状况和不同产业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状况进行统一，并将标准化后的抚养比称为“社会抚养比”。

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问题的研究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的问题，学术界存在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对立的观点。悲观派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持续的期限在20-40年之间，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在近3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使我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去得快。

乐观派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非常漫长，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将出现人口负利”之类的问题杞人忧天。马瀛通在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逐龄进行更替乃至周期性更替的过程的基础上，认为人口红利会与日俱增，不可替代，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穆光宗在将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的基础上，指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由于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因此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人口红利的区域应用研究

在人口红利问题的分区域应用研究上，王承强、杨宏娟、何景熙、洪、田艳波分别研究了山东、辽宁、和云南等地区人口红利的实现过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作用。王承强根据瑞典1957年生命表的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研究表明，山东省在1984年就已经进入了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早了6年，将于2036年退出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晚6年。杨宏娟的研究表明，辽宁198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年进入人口暴利阶段，且直到2020年前均为人口暴利期，人口红利将于2022年以后消失。何景熙预测了自治区未来30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预测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正处在人口快速转变之中，2010-2030年间，将出现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最大、社会总负担比最轻的“人口红利”期。洪发现云南人口机会窗口于2000年首次开启，将于2035-2040年闭合，整体上比全国滞后十年。田艳波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转变的过程与全国相比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人口红利期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较全国要晚5-20年时间。

研究评述与展望

虽然学术界对人口红利的文献较多，基本形成了研究框架，但总的来看，上述研究还刚刚起步。为了更好地认识、掌握和利用人口红利，学术界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纵深层次的研究。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本质做更权威的界定。尽管学者们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或侧重点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本质，但似乎都没有完全抓住该事物的本质特征，这就需要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本质。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计算标准做进一步的研究。不同学者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指标不统一，指标选用的非统一性导致了不同学者对我国人口红利期限长短问题认识的非一致性。此外，学者们计算人口红利水平运用的都是单一指标，这种简单化处理限制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水平衡量问题向纵深方向发展。因此，目前学术界急切需要构建一个权威化的人口红利评价指标体系和预警指标体系。

需要从内部结构的解析入手，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分类。人口红利是由人口结构的演化导致的，而人口红利内部本身也存在结构问题。不同数量、质量和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将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据此，能否将人口红利分成人口数量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人口结构红利能否进一步分为人口性别结构红利、人口城乡结构红利、人口产业结构红利、人口区域结构红利等等？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需要探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不同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外贸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应该是不相同的，这就需要我们研究不同经济结构下的不同的人口红利表现形式，以及随之产生的不同的经济增长途径或方式。

参考文献：

1.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12 (3)

2.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1）

3.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

4.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人口与经济论文第8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 刘易斯拐点 产业结构升级

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繁荣被认为得益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城市发展面临二元经济结构难题，比如频繁出现的民工荒、社会保障缺乏与紧张的劳资关系等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带来劳动人口的变迁，李新平、徐睿（2010）认为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带来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必将引起人口红利再分配，这样就必须及时调整农村就业政策，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到底人口红利在产业结构转型中具有怎样的变化和意义？罗丽艳（2012）运用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互补原理，分析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两者不同比例情况下人口红利和就业压力，认为中国目前总体上处于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资源约束对人口红利产生“挤出”效应，人口红利更多的表现为就业压力。这个问题也称“民工荒和就业难”悖论命题，这种现象在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广州表现得尤为明显。

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悖论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治理重点。有学者用经济学理论分析这些问题，郭友群、潘琦（2011）认为劳动力大量流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后人口红利”期，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需要转型，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口红利问题是否有关，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需要用刘易斯拐点（也有学者称为“刘易斯转折点”）来分析，刘易斯拐点被认为是衡量人口红利阶段的重要指标，学者普遍认为如果一国或地区进入刘易斯拐点，那么未来这个地区的人口红利将不断减少，直至消失殆尽。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是否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刘俊杰、张露（2011）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第二种观点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这表明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严格定义和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并没有统一认识。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文以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广州作为实证对象，从不同视角来认识广州人口红利问题，使广州能够更好地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以及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各种准备，实现广州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新一轮的升级转型。

文献评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目前中国学者分析人口红利问题主要基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一是中国现在是否已经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正如前面所论述的，不同学者的意见都能找到合理解释。人口红利所处的阶段固然重要，但是不管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人口红利从来就不会消失，这也是本研究一直坚持的观点，因为人力资本是无穷的。对于当前中国部分沿海城市所面临的“用工荒”，刘怀宇、马中（2011）认为是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作而出现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结果，是金融资本与教育人力资本短缺引起家庭实施风险规避的结果。“用工荒”和“招工难”实际上是人力资源分配不均不能被合理配置的一个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是否进入到刘易斯拐点？袁霓（2012）认为当前中国并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但是中国面临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人口转变问题可以通过人力资源强国措施得到解决。这样的观点比较能解释目前沿海城市的一些人口问题，但是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之间存在怎样的机理，这些机理与产业结构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则论述较少。

二是人口红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怎样？这方面的论述在相关文献中都有论述，比如唐代盛、邓力源（2012）认为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长期以来，对人口红利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速度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认为开拓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综合性人口红利测度模型等，将是人口红利理论未来研究的重点。尹银、周俊山（2012）认为人口转变带来较轻人口负担，中国现在的政策体制下人口红利得到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张新起、景文宏、周潮（2012）通过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人口结构提升会明显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结构比例下降会抑制经济增长。都阳（2010）也认为在合宜的经济制度下，人口因素可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以上文献表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繁荣得益于庞大的人口红利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鲜有学者分析人口红利的传导机制，要么从一个角度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进入到哪个阶段，要么直接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则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切入，并认为人口红利先是通过刘易斯拐点得到显示，然后通过刘易斯拐点传导，使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升级，进而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直接影响经济绩效。因此本文并不重复前面学者的研究路径，而是建立一个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的人口红利与经济绩效内部传导路径，通过建立“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绩效”的研究框架，重新考察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

2012年11月21日，在全国11个改革试点省市的负责人参加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中，国务院副总理不完全赞成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说法，并认为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还有9亿人，但承认劳动力成本也会大大增加。他认为“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为此，必须研究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之间的关系，比如廖海亚（2012）从“人口红利”的最初含义入手，厘清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内涵的误读。对“第二人口红利”概念提出了质疑，分析兑现“人口红利”成果的现实困境。

为此，本文构建一个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纵轴代表工资率w，横轴代表劳动力数量l，曲线s代表劳动力供给曲线，e代表刘易斯拐点，w*和l*代表刘易斯拐点前的工资率和劳动力供给。图1说明在刘易斯拐点前人口红利是无穷的，也就是说，在保留工资率水平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是无穷的；当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刘易斯拐点后，工资率水平不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也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过程，也应对了当前副总理分析的观点，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与实际情况相符。尽管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毕业生不断激增，广州这几年的劳动工资水平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那是否意味着现在广州还在享受着人口红利的好处呢？其实，广州目前可能并没有发生刘易斯拐点阶段，还在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经济增长的好处，但是这种好处并没有体现在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升上，因此出现劳动者因为工资低的“就业难”和企业提供不了高工资的“用工荒”两难问题。

在现有的研究中，部分学者的研究验证了上面的逻辑机理，蔡 （2010）认为当前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以及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从理论上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为了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和长期的经济绩效，尽早将中国建成小康社会，缩小“未富先老”缺口，关键和唯一途径是利用目前的人口红利优势，同时利用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做好产业结构的改革与升级。必须进一步厘清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机理，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必须依靠转变产业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繁荣的源泉和力量。

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

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分析人口红利的经济绩效问题，比如钟水映、李魁（2010）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但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王朝明、马文武（2011）认为“民工荒”从表面来看是由于局部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导致的供不应求的短暂现象，但“民工荒”产生和持续出现的缘由，更多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诸如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等的演变和调整相关。这正是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的必然反映，应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整，积极发掘现有“人口红利”，横向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纵向实现产业的垂直升级，改革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真正实现农村劳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广州2000-2010年产业从业人员的数据可以找到部分原因，如图2所示，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多年间，广州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上升，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下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13.62%，2010年为 6.99%；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41.47%，2010年为39.29%；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44.91%，2010年为53.72%。人口红利推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人口红利向刘易斯拐点的演进，并带动第二和第三产业工资率的提升，从而带动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的变化，由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比如老龄化问题。腾菲（2011）认为在全球老龄化的背景下，中国于1999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不仅如此，中国在“婴儿潮”时代（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老龄阶段，届时将出现中国第一个重度老龄化高潮。高建昆（2012）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有利契机，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如图3所示，广州人口自然变动情况有一些有规律的变化，1978年的总人口出生率为15.46%，死亡率为5.32%，自然增长率为10.14%；2010年的总人口出生率为12.47%，死亡率为5.69%，自然增长率为6.78%，符合前面学者的论述。在这样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经济发展将对老龄人口带来一定的社会福利。

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对劳动力供给影响最为深刻，意味着中国将无法继续利用充足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就业结构、分配领域和消费结构等方面冲击着产业结构。因此产业结构不仅要在三次产业间实现升级，还要通过技术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实现各产业内部优化。中国三十多年来之所以能通过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充裕的人口红利，近几年，“民工荒”使得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行将消失，但是实际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是潜在的巨额人口红利，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本文提出有利于将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措施，并认为短期内在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条件下，应充分利用人口红利。

一个综合的增长框架

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的长期绩效与稳定增长。蔡（2011）把增长理论与二元经济理论相结合，回答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通过图4回答前面分析的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的变化和人口自然变化情况。图4显示，改革开放初，广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907元，到了2010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7458元，30多年间翻了很多番。正是人口红利充分利用以及利用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工资率变化，引导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人口红利期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崛起”的机会窗口，广州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初就已经开始出现，进入21世纪，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红利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初，广州能够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大调整，但是广州地区生产总值依然能够持续增加，说明人口红利及刘易斯拐点的引导对广州经济增长依然有效。但是当前经济结构等方面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从刘易斯拐点重新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促进广州经济新一轮的可持续发展。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综合的促进经济绩效的过程，必须综合研究，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内部机理，实现人口红利从量向质的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反而意味着人口红利质的改变，只有充分利用这个过程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转型升级；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通过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和人口自然变化率的变化过程得到体现，正是刘易斯拐点的作用促进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加速经济的转型，影响人口的自然变化率；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综合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通过1978-2010年的数据得到体现。

经济绩效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追求目标，通过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得到量化和体现。这些指标数据的来源只能从产业发展的指标中获得，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充分分析这些问题，才能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更好地促进经济绩效。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广州又是广东的省会和核心城市，广州的人口红利问题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必须得到充分研究，才能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更多经验，实现改革开放的又一次大转变和社会福利的升级，更好地惠及人民的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李新平，徐睿.人口红利、产业承接与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以成都城乡统筹试验区为背景[J].西北人口，2010，31（4）

2.罗丽艳.人口红利还是就业压力？—论资源的约束对人口红利的挤出效应[J].广东社会科学，2012（2）

3.郭友群，潘琦.人口红利效应、广东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J].国际经贸探索，2011，27（1）

4.刘俊杰，张露.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文献述评及思考[J].人口与经济，2011（4）

5.刘怀宇，马中.“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J].人口研究，2011，35（4）

6.袁霓.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9）

7.唐代盛，邓力源.人口红利理论研究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2（3）

8.尹银，周俊山.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2（2）

9.张新起，景文宏，周潮.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0）

10.都阳.人口转变、劳动力市场转折与经济发展[J].国际经济评论，2010（6）

11..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EB]. http：///mainland/detail_2012_11/22/19446180_0.shtml

12.廖海亚.人口红利：理论辨析、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J].经济学动态，2012（1）

13.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

14.钟水映，李魁.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4）

15.王朝明，马文武.中国“民工荒”与经济结构调整—基于刘易斯-托达罗理论模型的综合解释[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32（6）

16.腾菲.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7.高建昆.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2（4）

18.蔡.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J].经济学动态，2011（6）

人口与经济论文第9篇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内外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综观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过程，学术界在不同阶段中对问题研究的内容、手段、视野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划分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进行文献的回顾和综述，并对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1999），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1983；冯立天1982；李竞能等1982；梁文达1980；曹明国1982）。

关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生产最终总是适应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变动，并围绕着物质资料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而变动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②，也就是说，由于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果人口生产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会在某种程度影响到物质资料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仅从人口与生活资料这个狭隘的关系出发来断定，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资料。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决定力量，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但他们对两种生产比例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更带全局性、更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它直接决定物质生产内部的各种比例，如两大部类生产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等（吴忠观1982；王向明1982）。李竞能等（1982）则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决定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以及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主要因为人口生产本身并不属于国民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无疑是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重要的启示，它是制定中国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这便是人们俗称的“两种生产一起抓”。

在如何解释当前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时，一些学者探讨了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左倾“的影响，造成了解放以后20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延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刘洪康1983），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科学体系的最重要贡献，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同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辩论也坚定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信心和决心，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人对人口控制的模糊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客观地应用两种生产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人口学本身的特殊贡献，它的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分配、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改革初期，人口学界对于上述人口与经济关系探讨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多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都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和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③。中国人口和生活资料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1952～1957年由于全国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其对人均产量增长的延缓作用明显大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后1978～1981年这一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保持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适当比例关系的必要性。田雪原（1982）则提出，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衡量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客观指标；同时，他明确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集中在对人口投资问题的关注上。邬沧萍（1980）比较早地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积极作用至少需要20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也为中国现阶段为什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依据。陈玉光则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我们要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并依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资的上限，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人口投资和经济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为保证不致于因人口增长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投资，后者是指国民收入中为提高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所用的投资①，他同时明确提出智力投资也是人口投资的一种，智力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往往通过劳动力质量变化来体现，他的这一论点至今对我们研究人口投资作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投资做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论述，该书从宏观上严格界定了狭义人口投资和广义人口投资。前者指用于保证新增人口不低于原有人口生活水平所需费用的投资，后者还包括用于保证全体人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投资②。该书还特别阐明了测定智力投资经济效果的几种方法，包括智力投资收益率、单位教育经费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率、专业对口就业率等方法。此外，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次从微观上探讨了家庭人口投资的含义和内容以及其特有的经济效益。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突出的人口经济问题是就业问题。人口增长不但影响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也影响着劳动力就业状况（黄志贤1983）。宋则行（1981）认为，新增劳动力能否全部就业将取决于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三个因素，在面对现有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均较低的国情下，一个比较实际和可行的选择途径便是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的迅速增长。刘铮（1980）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问题，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并将此列为缓解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对典型城市就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马淑鸾和张建山（1986）认为，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类型正在从第一产业在业人口为主的正三角形，经第二产业在业人口的膨胀形，向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最大的现代化类型过渡的过程，这是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普遍客观规律。

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突破长期以来国内对适度人口的“”，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实现适度人口的途径和实际意义。学者认为，从中国土地和资源出发，根据未来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来研究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关系到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田雪原1981）。可以说，这一时期对适度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通过对未来100年内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提高的速度，生产性固定资产、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三者比例关系，和基于工农业劳动者数量推算总人口三个方面，学者们推算，中国100年后的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亿至7亿之间。在借鉴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学界根据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最优人口的概念，即最优人口是过剩人口和过少人口之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口，超过这个临界点的则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少人口，而且这个临界点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有幅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最优人口增长率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对后来学界关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学者对人口与其他经济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仍是张纯元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结构、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乃至随后两个时期的经典论著之一。此外，一些学者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许涤新1983，1984；于旺1981；曲海波1985），为开拓后来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关系研究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特有的人口规律，它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它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给予回答。由于改革初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大都有着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上述问题便更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口规律，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存在着任何争议。不过，在就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俞金顺（1979）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任峻垠则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人口的变化必须与在先进的物质基础基础上高速地发展生产相适应；必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①。他指出，仅单单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定义为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需要对人口出生率的制约关系是比较狭隘的，它仅仅关注了人口数量关系，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有的人口规律。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若干经济规律之一，它与其他经济规律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其中如两种生产理论所述，基本经济规律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口规律的运动方向；人口规律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它对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反作用。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物资资料各部门的生产和人口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上述比例关系发生偏差，将会直接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梁中堂（1986）则认为，人口规律受约于经济规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现为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直接规定每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认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人口政策对生育的调节并非越低越好。

1979至1986年间，在改革初期的短短7年内，以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重点的中国人口学迅速从沉寂走向复苏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论著所关注的焦点均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问题。综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研究成果的开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无论是人口理论基础，还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其中包括学术界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适度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最优人口增长率等。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二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研究主题均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人口增长与人口投资关系、人口过快增长与就业之间矛盾、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关系等问题。上述问题均是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口学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并不满足于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为人口学界理论研究服务实践树立了典范。

三是开始注重定量性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但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尝试性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为今后的研究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当时数据资料的限制，大多数研究成果多为定性研究，缺少定量性的实证研究；即使一些定量的研究，由于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手段，其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所有这些局限性不过是改革初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小小缺憾。

二、深化改革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中间有三件事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人口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上述问题推动了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二是一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国外受过专业人口学教育的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规律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因此，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必须全面了解和分析农村人口增长和经济运行的特点、机理和方式。人口增长是以一种持续存在的客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构成了中国解放以后30几年经济发展的“资源”的约束条件，并受制于这一“资源”的情况进行的。①根据1949～1979年的农村人口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资料，张志刚（1988）详细地分析了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道路、人口增长与农业经济结构、人口增长与农业技术结构和人口增长与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四个方面，结果发现：①中国在资金匮乏和劳动力充裕两种不同资源状况压力下，选择劳动密集型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粮食产量增长中的70%归结于劳动的增长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②造成现有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畸形的症结是在人口过快增加的压力下通过一系列政策因素而作用形成的；③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症结是农产品商品化低，从而制约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同时，农业经济运行对人口增长的反馈也是该文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者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在现阶段条件下，中国农业属于“贡献型”的农业，即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的方式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来向工业化“贡献”，结果客观地导致中国农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劳动力数量增加为代价来追求最大总产量，这就潜移默化地促使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翟振武1991）。如果仔细分析现有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就业政策、户籍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大都在某种程度上鼓励着农村人口增长。例如，人们通常感到，从宏观上看，随着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无疑减少，农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这种人口压力显然对人口增长是一种负效应；然而，从家庭层次上看，已经形成的农业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刺激人口增长的正效应通过全部自然就业的杠杆传递到家庭，因此也就只剩下鼓励生育的正效应了。为清楚地了解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强度，张世晴（1992）利用差额人均收入（超过基本生活标准以上的那部分收入）来分析建国后40年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减损的绝对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减损的相对作用集中体现在人口增长把差额人均收入压向零，使经济增长水平降低强度。因此，作者特别强调控制人口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条件。

与改革初期的研究内容相比，注重区域间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各个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李竞能（1993）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人口密度、按社会劳动者平均的生产性积累、工业总产值等人口、经济指标对14个有代表性的省、市进行了分析②，研究结果发现：一般情况下，人均国民收入同国民收入总量、劳动生产率是正向变动的，而同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是反向变动的，这种变动关系在序数的最高和最低两头最明显，如序数排最前面的上海、天津以及序数排在最后面的四川和贵州；一般来讲，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人均国民收入有明显影响，但相对而言，国民收入变动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更直接、更主动，作用也更大；从长期来讲，人口因素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动态影响不如人口增长率变动的作用明显。这些研究结果无疑在提醒政府，降低人口增长率是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也开始思考导致人口转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因此，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因素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就有关学术界在探讨人口下降原因时，人们总是忽视社会经济因素所起作用的现象，顾宝昌（1987）利用路径分析方法定量地考察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如何影响各个省区生育水平的。他认为，简单地认为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单纯计划生育的效果，低估或者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因为像人均工业生产率、产业多样化程度、企业平均生产率等指标构成的结构发展指数对生育水平同样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该文是国内最早利用规范性的定量方法来界定经济因素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作用的研究之一，因此不但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明显的贡献。彭希哲通过对1957、1965和1978年3个时点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其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的引入程度。在人口转变之前，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因为这一时期的生育转变是自然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生育变化的决定因素；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行政性的作用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导致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像转变前那么强烈，不过也不应该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客观地讲，彭希哲的论著在对人口转变过程的经济因素分析上是国内至今最系统、最全面的。

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

在深化改革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当时，学术界所指的人力资源也就是劳动力资源，即由全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口所组成的①。理论界开始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还取决于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存在的重要矛盾：一方面，劳动数量多，安排就业存在着极大困难；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熟练劳动者和科学技术人员。

在论述中国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已超过了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王浣尘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建立了一个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变动与经济剩余的模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人力资源增长率与人均经济剩余之间关系为正值时，人力资源数量的供给才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他计算的人力资源增长率的最优点是-0.6%，显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了这一水平。与上述研究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探讨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关系时要考虑二者之间的供需平衡（蒋正华等1993），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力资源数量高或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人口自身再生产与经济发展是两个具有拓扑结构和联系的开放系统，人口自身再生产系统同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态势场一起形成了国民经济空间的复合态势场。在特定的国民经济时空间，人力资源可供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经济空间人口总量和抚养系数。抚养系数越低，人力资源可供量越多，反之亦然。在特定时空间，过剩的人力资源要么缘于人口过多，要么是社会经济发展不足，要么是与劳动力与产业配置结构不佳密切相关。区域个案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人口增长过快，超越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就会以比人口?龀斓乃俣仍龀纬扇丝诙宰试础⒒肪车确矫娴难沽Γ投ψ试淳筒豢赡苡刖米试春妥匀蛔试创锏接行У呐渲茫ㄍ跣阋?nbsp;1993）。

如何解决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学术界提出通过改变劳动力结构，改善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以便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也是人力资源开发应该包涵的主要内容（张文贤1987）。

（三）人口资源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在谈到中国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学者认为，中国人力资源的突出劣势是劳动力素质不高，如198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指数仅为6.03，另外职业培训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首选途径（荣志刚，郝福庆1991）。

许金声（1991）通过研究15个国家人口密度和人均GNP之间关系发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人口密度超过中国，而且人均GNP水平同样高于中国，即使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32倍，人均GNP也超过了中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人口数量多并非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通过利用PQLI①指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PQLI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NP却远低于世界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和满足国民基本需求方面取得巨大的成绩，同时也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源潜能并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人力的智力素质。许金声通过对比研究推断，世界上其他国家PQLI保持在中国的水平，其人均GNP应达到1345美元。此外，该文也在国内学术界较早地提出了人口素质的木桶理论，喻以加强非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不过，这一时期在生活质量方面比较具有权威性的研究应该是冯立天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该项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指标体系完善和数据资料翔实，其中以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和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9项指标构建了中国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省际间和国家间的实证比较分析。从学术价值上讲，这是国内在定量测定人口素质方面比较具有权威的成果之一。

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相关，这一时期的研究十分注重人口投资的实证分析。劳动力培养费用大小不仅与人力资源数量相关，也与增加人力资源存量紧密相连。个案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家庭用于培养劳动力的费用在逐步增加，其中尤其教育费用随年龄提高而增加的现象较为明显，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家庭用于文化教育的费用仍然很低，仅占家庭全部生活消费的9%，这与发达国家的20%水平相差甚远，这无疑在暗示我们，要想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我们的文化教育投入必须超前（刘铮，段成荣1989）。未成年人口投资个案研究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口投资的主体是家庭，分别占到80%和86%，而社会投资所在的比重比较小（冯立天等1987）；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低对未成年子女的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即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用于子女的投资份额就相对比较大。

（四）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承载力不仅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资源环境条件，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融入了资源环境的因素。从总体上讲，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较早地定性地考察了中国人口、经济与资源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指出人口过多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将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涉及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产服务体系。“P-E-R”（即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区域匹配模式的建立，对定量性地分析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之间关系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P、E、R三个量值的对比关系，区域匹配模式可以主要分为四大类：A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富裕；B类，经济承载力相对富裕，而资源承载力相对不足；C类，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而资源承载力相对富裕；D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不足。其中上述A大类和D大可分若干亚类（朱宝树1991，1993）。

中国省区实证资料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湖北、新疆省区为A类；B类有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辽宁、广东、福建三省，这些地区的特点表现为实际人口相对当地资源来说已明显超载，但经济容量相对而言却颇为富裕；江西、安徽、湖南和宁夏省区为B类，它们的特点是实际人口相对于当地资源容量而言尚未超载，但相对于经济容量而言却已超载；D类的省区最多，有贵州、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河南、河北等余下的13个省区，这些地区相对于经济、资源承载力而言，人口均呈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

1987至1993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相对于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而言，这一时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强调研究的实证性。相对改革初期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式以实证研究为主，即从现实问题出发和以理论框架为先导，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料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性和可信性，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农村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研究、区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研究、人口投资与人力资源素质研究、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等都是实证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正走向成熟和规范。

二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一方面由于海外学子的回国以及国内众多中青年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学界与国外学界交流、沟通的加强，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如统计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研究方法的应用，都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美中不足的是，相对于前一个时期而言，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缺少不同观点的论争，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此外，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另一个局限是缺少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三、市场经济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94～1999年）

早在90年代初期，中国就明确地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仅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上述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样带动了学术界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和探索。我们这里之所以将起始时间锁定在1994年，主要考虑虽然学术界在这之前已开始注重有关市场经济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如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宏观运行模式研究、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人口、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但是大量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在1994年以后公开发表的。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如前面所述，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是改革以后各个时期最为关注一个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首推张世晴的博士论文《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与前面研究的最大不同是，该项研究更加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1952～1989年间中国人口—经济增长①的动态过程，并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人口增长在人口�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范围和强度；二是人口�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生成机制和根源；三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过程、理想状态以及人口�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影响。在将定性和定量方法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人口�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边际人口对边际差额人均收入的减损强度很大，差额人均收入减损系数βⅡ②达0.58，意味着人口增长对差额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有着很强的阻滞作用，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二是提出了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根源是“人口膨胀�资源约束”的非均衡状态，认为人口增长、资源约束、经济体制三者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的“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生成机制。三是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农业部门人口和非农业部门人口）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非农业部门差额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学术贡献上看，上述研究为中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毛志锋（1995）以研究适度人口为基本思路，从中国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诸方面研究了人口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平衡关系。与前面有关适度人口的研究所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从国民经济空间大系统的拓扑结构和联系入手，根据物质生产、生活消费和人口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演变机理、规律和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劳动力需求预测、人口控制乘数、消费人口控制、城乡转移方程模型，以及人口类型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人口与产业结构发展关联的结构模型，这是国内较早地论述适度人口的定量模型。通过对人口增长、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历史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可以看出，人均国民收入与国民收入不能同步增长缘于人口增长的强度大小。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即使国民收入增长较快，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也会受到直接影响。此外，该研究还对中国未来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不同方案的预测和比较。但上述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是没有将各种制约适度人口的因素综合地放在定量模型中，而是分别地考察经济、资源环境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对人口控制的影响如何，是不是经济发展了，人口增长就自然减慢了？为了客观地回答上述问题，李竞能（1999）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划分了四种人口经济类型：A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而人口增长较慢的类型；B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但人口增长较快的类型；C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但人口增长也较慢的类型；D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而人口增长仍较快的类型①。根据1992年的相关资料，属于A类有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和吉林9个省区；进入B类的有广东、福建、新疆和海南4个省区；河北、内蒙古、湖南和四川属于C类；D类则有湖北、山西、青海、、宁夏、江西、陕西、云南、甘肃、河南、安徽、广西和贵州13个省区。这些研究成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处理好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

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和控制人口关系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的热门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还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这既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和实行计划生育所要做的是不失时机地转变原有的计划生育控制机制，建立起由行政调节机制、经济调节机制和法律调节机制为主体的新的工作思路。

（二）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研究

从改革初期到市场经济体制，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便一直是人口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不过，早期的研究要么侧重于人口质量的一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缺乏全面地认识人口质量构成的各个要素。朱国宏的《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一书在系统地借鉴国外人力资本理论和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了全面的分析。该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人口质量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口质量投资的结果，由于这种投资是一种聚集性投资，因而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2）无论从家庭消费、家庭人口投资还是劳动力培养费用考察，中国家庭人口质量具有投资水平低、提高较慢等特征，其中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资相对增长较快，而健康投资则相对增长较慢，甚至停滞；（三）虽然1978年以后中国人口质量投资增长较快，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投资结构不合理、教育所带来的社会收益率较低的状况，其中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份额仅为5.16%，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四）中国人口质量存量不够并不仅仅是投资不足所造成的，它还同个人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经济体制落后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改革不合理?逯剖翘岣呷丝谥柿吭诰迷龀饔玫墓丶？凸鄣厮担鲜鲅芯砍晒钥刂泄肆ψ时镜难芯烤哂薪细叩难跫壑怠?/P>

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有别于其他国家。周天勇（1994）发现，中国受教育者的资本价值量远远低于其应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如中国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所含的资本价值量分别为1920元、3447元、9678元和34426元，但由于现行体制结构的因素，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经济收益率却远没有所含的资本价值量的差别那么大，这是造成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不高的主要症结。在解释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原因上，李建民（1999）认为，制度性供给短缺是造成中国教育投资水平低的关键因素，其中这种制度供给短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和政策缺乏对教育投资的刺激；二是存在着对教育投资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此外，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包括健康存量、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水平）无论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微观的家庭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陆杰华1999）。因此，今后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改变现有只重视物资资本投入、忽视人力资本投入的现状。

同前一个时期相比较，这一时期在对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方面有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其中主要成果体现在由冯立天和戴星翼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他们包括：一是重新构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把它分为经济生活质量（人均家庭收入和恩格尔系数）、教育生活质量（识字率、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6～24岁人口在校率）、健康生活质量（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和居住环境生活质量（居住水平），这一人口生活质量指数既可以较为全面地测定中国小康水平，同时它将人口、经济、社会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利用上述综合指数，对中国各省2000年实现小康生活质量的可行性进行了前景分析，认为只要注重经济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实现预定的小康生活质量目标是可能的。（三）人口变动与市场需求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人口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变化对市场经济也有着重大的反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人口学界开始注重对人口变化和市场需求机理的研究。

从1994年开始，众多有关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论著相继问世（吴忠等1994；田雪原1994；李竞能1995；林富德，陆杰华1995；陆杰华，于学军1995；吴忠1995；张纯元1996；李涌平1995；楚军红1997；涂平1999），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是1996年出版的分别由张纯元、曾毅主编《市场人口学》和郝虹生、刘金塘、高凌编著《人口分析与市场研究》。学术界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人口总量的变化对人们生活必需品市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人口收入和支付能力、购买力的变化是界定潜在目标市场的重要依据；人口的性别、年龄、民族、等人口标志及其变化要求商家必须根据上述特征以及变化作出及时的市场策略，以求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人口的产业、职业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影响着房地产、交通工具市场的变化，而且也影响着诸多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变化；人口的社会构成、科技构成和文化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制约着科技、教育、社会服务等设施市场的供求，而且也影响着日用消费品的档次高低；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城乡构成变化，不但直接制约着商业、服务业网点的设置，而且影响着生产、生活所需各种商品供应数量及其构成；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大小，对交通、旅游、服务和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有重大影响等。随着人口老化进程的加速，学术界又把关注的热点放到老年市场以及老年产业并提出，在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人口老年化加速的时期，商家需要及时识别老年市场的巨大潜力，重视老年人特殊消费群体的市场需求，发展适合老年人口特征的老年产业，引导老年消费，完善老年市场。不过，学术界迄今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在测量人口变动对市场需求的作用缺少科学的量化方法，这至少不能为商家制定市场营销策略提高可靠的依据；二是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数据资料和人口分析方法来分析人口变化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这也是工商人口学不能普遍被工商界人士所认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与深化改革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利用学术界的多学科优势从不同视角上分析中国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的有限资源可以支撑多少亿人？蒋正华（1995）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觉发现，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食物供给，即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即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对资源的需求过度，引起生态恶化，并有可能占用有限资金，从而制约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人口控制在最大容量内。同时，根据中国国情，中国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①。不过，一些学者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角度，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则认为，人类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是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的创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口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决不是一国发展的唯一因素（蔡方1996）。事实上，上述观点隐含着，中国在探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不但要注重控制人口总量的作用，更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技术更新。

田雪原（1995）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质量与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可持续发展在全部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清楚把握上述之间的协调关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向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此外，这一时期也十分关注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人口与粮食问题的研究，对中国人口与粮食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人口与粮食未来走势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除了对上述四个问题关注以外，学术界在这一时期还对亚人口群体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于学军（1995）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1998）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1991、1996）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本书其他篇章有可能覆盖，在此就不多叙述。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如对适度人口的研究将人口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特别突出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并对此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此外，学者对工商人口学的探讨也充分反映了多学科研究的突出特点。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不论是宏观性研究，还是微观性研究，这一特点一直贯彻于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

四、未来研究的重点方面展望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口学的恢复、繁荣与发展都是与对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密不可分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客观地讲，在过去的20年中，学术界在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性或者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可以从前面的文献回顾和评述中充分反映出来。不过，面对中国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对中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概括地讲，我们需要对下列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深入的分析：

第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其中衡量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科学技术，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究竟如何，尤其是学术界需要从宏观上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量化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另外，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各行业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也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虽然学术界在过去10年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全部内涵而言远远不够。例如，从微观上，我们对健康投资收益研究、人口流迁的经济收益研究以及技能水平与个人收益水平关系等方面还缺乏合理及可信服的实证研究结果。从宏观上，我们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至少从动态上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第三，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口将是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这不仅因为人口与经济关系是可持续发展全部内容的基础和核心，更主要是因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将是人类社会关注的重点。由于各地区人口、经济、自然等方面条件的差异，我们对于人口、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需要更加突出区域性的特征，即以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来确定区域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借以指导实践。第四，人口发展与市场变化关系研究。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我们还需要对人口亚群体和其市场需求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利用人口数据和方法进行市场变化分析上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也是实用人口学能否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当然，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以外，中国未来人口经济问题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一一叙述。此外，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新挑战。

参考文献

蔡方.1996.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分析.中国人口科学，（6）

曹明国.1982.略谈两种生产.人口研究，（1）

陈玉光.1980.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人口与经济，（2）

楚军红.1997.人口与市场需求分析.北京大学学报，（4）

冯立天，戴星翼.1996.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冯立天，王树新，孟浩涵.1987.新生劳动力培养费用调查.中国人口科学，（1）

冯立天主编.1992.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顾宝昌.1987.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中国人口科学，（2）

郝虹生，刘金塘，高凌编著.1996.人口分析与市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志贤.1983.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几个主要问题.人口研究，（3）

蒋正华，毛志锋，王海涛.1993.论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的供需平衡.人口研究，（1）

蒋正华，张羚广.1995.人口与持续发展.人口与经济，（4）

蒋正华.1995.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

李建民.1999.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内生性要素的形成.人口研究，（2）

李竞能，吴国存，李新建.1982.关于生产的几个理论问题.人口研究，（3）

李竞能.1983.从不同地区统计指标序数的变动看人口增长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

李竞能.1984.关于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人口研究，（1）

李竞能.1995.人口因素对市场消费需求的影响.市场与人口分析，（1）

李竞能.1995.现阶段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李南寿.1982.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研究，（2）

李涌平.1995.论市场经济下人口规模对市场需求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5）

梁文达.1980.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观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人口研究，（3）

梁中堂.1986.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太原：山西人口出版社

林富德，陆杰华.1995.十二亿人口的人口学意义.市场与人口分析，（2）

刘洪康.1983.两论两种生产.人口研究，（2）

刘铮.1980.我国人口的就业问题.人口研究，（1）

刘铮.1982.关于人口投资的几个问题.人口研究，（4）

刘铮，段成荣.1989.人口投资与人口素质.人口研究，（6）

陆杰华，于学军.1995.中国工商人口学的兴起及发展前景.市场与人口分析，（2）

陆杰华.1999.人力资源开发与缓解贫困.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马淑鸾，张建山.1986.人口产业结构类型及其变化规律.人口研究，（1）

曲海波.1985.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看到的几个社会、经济问题.人口学刊，（1）

任峻垠.1979.试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其他经济规律的关系.杭州大学学报，（12）

荣志刚，郝福庆.1991.人力资源开发浅析.人口与经济，（5）

宋则行.1981.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与就业问题.人口经济，（1）

田雪原，陈玉光.1981.经济发展和理想适度人口.人口与经济，（3）

田雪原.1982新时期人口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田雪原.1991.田雪原文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田雪原.1994.市场经济与人口流动.市场与人口分析，（1）

涂平.1999.中国的人口环境及其市场意义.市场与人口分析，（1）

王秀银等.1993.人口控制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邬沧萍.1980.衡量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规律.人口研究，（1）

吴忠，詹长智，曾毅.1994.市场经济与人口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忠.1994.市场经济与工商人口学.中国人口科学，（1）

许涤新.1983.论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研究，（2）

许涤新.1984.论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关系.人口研究，（5）

许金声.1991.中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人口研究，（4）

叶文振.1983.孩子需求论：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于旺.1981.人口与经济、人口与教育的关系.人口研究，（2）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口研究，（4）

俞金顺.1979.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人口理论.经济研究，（3）

翟振武.1991.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人口研究，（4）

张纯元.1983.人口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纯元主编.1991.脱贫致富的人口对策（第一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纯元主编.1996.消除贫困的人口对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纯元，曾毅主编.1996.市场人口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纯元.1996.浅析人口是市场的主体.市场与人口分析，（2）

张世晴.1994.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张世晴.1992.中国人口增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国人口科学，（4）

张志刚.1988.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人口研究，（6）

张志刚.1988.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之关系研究.人口与经济，（5）

章理.1982.两种生产理论的讨论综述.人口研究，（5）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中国国情国力，（4）

周天勇.1994.劳动与经济增长.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宝树.1991.我国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关系区域模式初探.人口学刊，（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