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与对比、比较结合，使概念更加清晰。什么是“传统”，如果光靠概念来解释，那必定是越说越玄乎。作者则从人们在实践中懂得的真理人手，连用两个“不是……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作对比，阐述“过去”的重要，从时间的维度看“过去”，分析了它“形成”的过程，已经起的、正在起的和必将继续起的作用。将“过去”这个带有口语色彩的词学理化，给“传统”一词进行概念界定，认为“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从时间角度看是指消逝了的时间，而从其所留下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积累来看是传统。这样的界定，一下就把“传统”这个学术词语，拉近到生活，拉进了人们已有的认知领域，为下面理解“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在界定“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时，也用了这样的方法：“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作者就是这样在时间和内容特性等方面对概念进行界定的，界定时的这种对比和比较，将两个看似玄乎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得清晰可见，让人一目了然。谈到文化传统的形成的时候，作者先从理论上提出“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接着从反面分析不能形成共同民族心理的现象，然后再从正面分析“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在谈到“传统”的利弊时，作者用了这样一组比较：“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这里先用两个“不是”进行否定，然后连用两个“是”进行正面阐述，把“传统”的本质解释得清楚明白。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论述能力，这样高深的学术概念，在作者娴熟的驾驭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诠释与比喻联用，让理论阐述更为形象。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对于学术概念的理解是十分缺乏的或者相当肤浅的，这就对学术论文的作者提出了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如何把深刻的理论形象化、浅显化、通俗化。《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巧妙地将诠释与比喻联用，让理论形象，说理透彻。比如，为了说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先从理论上诠释“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琢磨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接着用了形象的比喻进行类比“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两者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将“蜜蜂”和“蜂蜜”比作“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形象贴切，同时又让人们一下子明白它们的差别所在：“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所用的词虽然是相同的，表面上看是语序不同，实则看内涵更不相同，正像蜜蜂和蜂蜜一样。又如，在论述如何看待文化传统和文化传统的“财富与包袱”部分中，作者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双重性比作为“财富”和“包袱”：从“财富”一面来看，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泽被后世的有益成分；从“包袱”一面来看，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又是一种惰性的力量。紧接着，作者又以“时装”和“文物”为喻，批判了两种人的错误认识：“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日日新，又日新。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斑剥陆离，切忌来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这样深入浅出的论述，不仅把原本深奥的不易让人接受的理论表现得生动形象，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用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这样的学术问题。
思辨方式的运用，使论述更为严谨。议论的力度从某种角度看，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思辨性。思辨让议论处于无法攻击、不可辩驳的位置；思辨也让议论站到了令人仰视的思维高度。思辨一般表现为在广度与深度、正向与逆向等多维度的思考上。文章关于“什么是传统”有这样论述的：“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这是从时间、内容等维度进行阐述，而“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琢磨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这是从对立统一的维度进行阐述的。以上两个维度的表述使“传统”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表述得更为周密、严谨。
这种对立统一的思辨，在文中随处可见。如对于“文化传统”的表述：“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这个“曾经”“问题在于”就是思辨所在，避免了判断的漏洞，同时也增强了论断的力度。再看对于“文化传统”的有关表述：“文化传统‘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通过反反复复的漏洞填补，留有余地，让自己的观点处于无懈可击的位置。在“财富与包袱”一节中，这种对立与统一更是显现出其论辩的智慧与力量：“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这拿捏有度的智慧正是文章思辨论证的严密所在，也使文章闪耀理性的光芒。
长句与整句联用，严密与雄辩共生。作为学术论文，也并不排斥趣味性和可读性，但必须在保持其学术研究严肃性的前提之下追求文采。《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不仅在论证时运用了比喻、类比、对比等手法深入浅出，使论证更加形象易懂，而且还十分注意语言的运用，尤其是句式的选用与变化，达到严密与雄辩共生的效果。首先是长句或长短语的运用，让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表达得更为丰富。比如，对于“传统”的表述，作者用了一个长长的偏正短语“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不仅把民族精神放在时间的维度之中去审视，而且在内涵上揭示出这种传统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的实质和作用。内容丰富，判断严谨。再如，在论述文化传统也会因受外部影响而变化的观点时运用一个并列带顶针的长复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以叠加与渐进的方式把传统文化可能存在的流变过程表达得十分到位。其次，许多气势磅礴的排比句的使用，使文章所要阐述的理由，从不同的侧面与深度表达得淋漓尽致，势不可挡，产生气势恢宏的论证力量。请看：“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缺，化为明日黄花；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也有的昙花一现，未老而先亡。”一气呵成，将传统文化在历史过程中的各种走向与结局罗列得一清二楚。再看：“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一系列的近义动词所构成的排比句，增强了语言的气势，从不同方式、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等维度充分论证了文化传统的惰性力量。这样的气势，非一般散句能达到。
议论，有时需要严肃的面孔，有时也需要轻松幽默的表情，庞朴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用他的论证方式告诉我们：严谨与形象是可以有机统一的。
写作借鉴
关系型议论文的观点与表述
如何将一组相关概念的关系弄清楚？如何辩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让自己的论证无懈可击？《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标题、观点借鉴。关系型议论文的标题可以直接用两个概念来命名：“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财富与包袱”“感情亲疏与认知正误”“捧与挖”“平凡与平庸”“得与失”“逆境与顺境”“自信？自满？自负”。也可以用陈述的方式表明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标题中直接亮出自己的观点：“名师出高徒”“先成人，后成才”“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继承中创新”。虽然标题的呈现方式不同，但写作之前必须弄清楚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比较中求同存异，或寻找本质联系，或采取区别对待。而在区别概念表达观点的过程中，一种很重要的论证方法就是在比较中作对比论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课堂、主阵地、主渠道，其核心目标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政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增进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具体地讲，就是引导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在培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走过一小段弯路。正如金耀基1998年指出：“我们不会不注意到，中国内地这个华人社会的高等教育，自1949年之后所推展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根源的社会主义教育，它有系统地清除资本主义（以美国为主）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被认定为封建主义的）教育思想。”这种认知确实揭露了当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脱节甚至人为制造对立的状况，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在关系。这种反思自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开始，时至今日，学者们仍然十分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补、互动、互利性，进而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的重要生长点，有利于增进大学生对世情、国情、党情的了解，特别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增进学生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与认同。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作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紧密结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一步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教学效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共同承担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之重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又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打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之窗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可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作为论据，而且可以在适当的内容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论据，以此丰富教学内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认识到两者功能的内在互补性，更新教育理念，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自优势，找准结合点，充分展现合力育人功能。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内容对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注重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且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其中。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可以实现内容上的完美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当前的主流文化，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盘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诸多育人的宝贵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如在“原理”课的具体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契合深化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如从古代神话的开天到女娲补天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人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探索的渴求。通过神话故事的推介激起学生学习与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通过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思想介绍加深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并形成深入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习惯，增进文化自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存在某种“抑商”倾向，但在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上，中国古代先哲也形成了自己的“经商之道”，并积极探索经济运行规律。如春秋末年的“范蠡认为物价变化是有规律的，可以预测的”。他指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受供求关系影响，商品的价格围绕商品的价值自发波动”，中国古代的经商之道与价值规律虽表述形式稍有不同，但实质相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崇尚大同理想，在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不能忽略诸如“大同理想”一类的重要社会理想资源。如《礼记•礼运》中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及近代康有为、孙中山等分别阐扬的“大同理想”，尽管他们的大同理想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痕迹，但其在中国社会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本土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理想的典型代表，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内在契合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要充分挖掘其中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通过两者的比对、分析，建立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不仅通过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逻辑证明马克思主义，还从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空间距离，缩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时间跨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育人化人中的作用。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载体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创新传播载体，即不断创新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具体而言，要注重实现口语表达精致化和演示文稿即PPT展示精美化。口语表达精致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个充满智慧的宝库，在其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接过程中，要注重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方式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方式现代性的双重转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以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现代语言展现古典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与奇效。口语表达可以采用古文的方式，但要做适当的解释，否则，学生没有听懂，起不到交流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在教学语言上做好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结合，展现出其历史的生命力与思想的深邃力。PPT展示精美化：现代化条件下的教学往往借助PPT的手段，PPT具有易保存、易共享的特点，特别是学生在课后可以下载PPT，考前复习会阅读PPT，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PPT展示精美化不仅体现在制作的精细与美工上，还应注重将现代艺术元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元素有机结合，在PPT平台上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灵动性。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理性批判
大学时代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代大学生的认知特点，恢复其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为自主探究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发挥理性思维的批判作用。教师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时，要特别注重引导学生自觉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学会用理性批判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讲到历史观时，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引入历史上现实存在的、且争议较大的人或事，如清末帝后之争。有的同学可能将清朝的灭亡归结为慈禧一人之过，甚至将中国近代的受欺压、受的悲惨史实归到慈禧一人头上。一方面，允许学生积极思考，开动头脑，对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通过引导，让学生从思考“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的作用”转到思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让学生从人物的批判到封建制度的批判，并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时，正确对待封建制度中的优秀文化。除了在课上引入中国历史上的人与事外，还可以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若干观点，如讲人的本质时，引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非善非恶论等，一方面，介绍他们思想中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引导学生辩证看待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并与马克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学说加以对比，进一步指出强调阶级社会中人性是具有阶级性的。
五、结语
【关键词】法律文化理论；传统法律文化；文化多样性
一、法律文化理论概述
（一）法律文化理论的界定
法律文化理论是由梁治平先生所提出的，中国法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流行的一种法学理论。正如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梁治平的观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其具体内容散见于梁治平的《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二阶段的主要观点见于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一书。这两个阶段在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但是这两个阶段都是在对文化类型的分析比较这一共同的研究进路统领下的。
在这两个阶段之中，梁在第二阶段的研究没有第一阶段那么细致和深入，其整体内容没有第一阶段那么完整；同时，梁第二阶段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一阶段的研究相矛盾。综合以上两点，笔者认为：梁第一阶段的研究更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即法律文化理论。所以笔者在介绍法律文化理论时，只介绍第一阶段的内容。
这一理论最为经典的表述来自于梁治平在为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的中文版作序时所提到的一句话：“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因此，法律文化理论实质上来说是一种比较法律文化研究。
（二）研究法律文化理论的意义
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正是“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盛行之时，法律文化理论的出现为当时乃至现当代的中国法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角度和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对于整个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当时百家争鸣的良好的学术气氛的体现。笔者之所以要对这样的一个理论进行阐释，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该理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理论最初发源于当时的一股“文化热”，人们对于“文化”这一观念十分的热衷。时至今日，对于文化的宣扬任然是国际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它不仅是一个民族民族个性的体现，更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法学研究，对于社会、国家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2、以文化阐释法律的研究进路和方法有可取之处。
在法学界，专家学者们往往都是从法律条文和法学理论入手，而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理论则从文化入手，着眼于文化之间的差异，使我们看到了权利本体、客体、以及权利义务等法学理论中的传统概念之后所隐含的更加基础性的一些文化内涵。
3、该理论的提出，使得人们更加客观和理性的看待法律现代化的问题。
本文在后面将会进一步提到：虽然法律文化理论在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时候，梁治平更加倾向于宣扬西方文化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至少使得众多专家学者对于中西方法律背后所蕴藏的文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这对于我国法学理论的进步和发展有着十分重大深远的意义。
二、法律文化理论的具体内容
（一）法律文化理论的思想基础
法律文化理论散见于梁治平的《法辩》与《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两书中。这一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是基于当时的 “文化热”：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的两次关于文化的大讨论激发了梁治平对于文化进路的兴趣，进而促使他开始用一种“文化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梁治平著作中的这种将东西方法律文化进行比较的方法，近的可以溯及到比较法的研究，远的就要溯及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一法学名著，同时，洛克的《政府论》、梅因的《古代法》均构成了法律文化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法律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
法律文化理论主要是运用一种“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同时与西方的法律文化进行对比并寻找其中的差异。也有学者称之为“以辨异为基础的文化类型决定论”，这样的一种理论的最为主要观点在于：“法律只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1、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解读和批判是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理论的重要部分，在《法辩》和《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这两本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笔者将其主要的观点归纳如下：
第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公法文化。我国古代有着高度发达的刑法典以及刑法体系，同时还有完善的吏制，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行政法与组织法。这一现象，验证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公法文化。同时，现如今，刑法典的成熟、政府机构的庞大和臃肿，以及行政权力的扩大，无疑都是中国古代公法文化的高度发达的延续。
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的是统治者所宣传的“礼”。“礼”是建立在自然血亲关系上的包罗万象的行为规则体系，即道德。这种道德和法律之间产生了一种模糊、暧昧的关系，那就是“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法律的道德化会导致法律的虚无，而道德的法律化则会造成道德的普遍虚伪。因为道德是一个抽象的、因人而异的概念，而将法律德化，会导致统治者或者既得利益者运用道德这一概念来排除异己，滥杀无辜，进而使法律彻底为统治者所操纵而成为一种摆设；同时，将道德法律化，将会导致道德成为了一种形式，进而导致了道德的沦丧。
第三，中西法律文化导致了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国的法律文化强化了“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文化下是没有公平正义的土壤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不平等、都想要寻找获得不平等的机会。而西方的法律文化推动了西方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而形成了以“陌生人社会”为主体的社会文化，这种文化有利于个人主义的发展和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为法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2、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我国法律现代化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根植于传统中国社会之中的，而我国现在进行的所谓的“法律现代化”，在很大层面上是对于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而这种移植从颁布的大多数法律规范来看，只是对于西方法律制度的一种小修小补。这些来自于西方社会土壤的产物，移植到中国后，在很多方面都会产生水土不服。
西方的法律文化经历了从公法文化转变为私法文化的过程，而中国从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公法文化对于当今中国仍有不小的影响。按照梁治平的观点，当今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在于，使中国的公法文化转变为私法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矛盾，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当今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从总体上看，仍然笼罩着义务本位的阴影：一般民众更多地关注的是刑法方面的问题，如杨佳案，许霆案以及邓玉娇案。再就是“无讼”这种现象依然存在。这是一种古代官本位、义务本位思想的具体表现。还有那种为了国家利益强制性的牺牲个人利益的情况，这些都是义务本位观念的表现，是与那种正义第一、自由、平等、个人本位的私法精神是相违背的。
第二，当今中国的法律文化，仍然受到传统儒家文化中那种的关于“义利之辩”的影响，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阻碍了法律现代化的进程。许多事件的发生、许多人物的言论都被扣上了道德的帽子，受到了道德的评判，这样一来就会放大人性的虚伪，使人阳奉阴违，进而导致道德的全面沦丧，甚至会导致整个道德体系的崩溃。同时，这种思想还严重阻碍了中国一般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第三，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从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衰退，而其所赖以存在的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也已经开始式微，当今很多人甚至出现了批判儒家甚至是反儒家的思想，而西方法律思想还未被一般民众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思想的碰撞甚至混乱也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三、法律文化理论的缺陷
（一）梁治平本人研究对象的转换，造成了其观点的前后矛盾
梁在提出了这一理论之后，在随后的研究之中却并没有对于这一理论一以贯之。在提出法律文化理论的时候，其研究对象是通过对比阐释中国的“大传统”——即那些可以统而论之的一系列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具有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特点；而在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于清代“习惯法”这一学者所谓的“小传统”的研究，而“小传统”——正如其名称所指代的那样，是一种范围和内容较小的、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研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中，虽然作者一再强调其研究的一致性，但我们从书中的内容可以知道，在该书中，梁治平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以及对于“小传统”的结论性态度均发生了改变，并且这些改变甚至了其在提出法律文化理论时的观点，在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上就是如此。这样的一种改变，削弱了法律文化理论本身的合理性，造成了其观点的前后矛盾。
（二）法律文化理论的思想基础不是十分完整，存在缺陷
法律文化理论是以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洛克的《政府论》、梅因的《古代法》等一系列古典的法学著作为依托的，但这种依托只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的，换句话说，法律文化理论中的比较法的思想和对于法律背后文化因素的考量，其精神源头来源于上述的这些经典的法学著作。法律文化理论是对于法律文化进行阐释、解释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理应涉及到法哲学解释、文化的定义和解释等一系列的专门知识，但是在梁的这一理论中诸如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论著、吉尔兹的人类学“文化阐释”论著则完全阙如，虽然梁在此后对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理论所做的一般性、介绍性的研究，都可以看作是其对于法律文化理论思想基础的补充。因此，缺乏这些理论作为支撑的法律文化理论，其合理性和说服性大大降低，使得这一理论更多地体现为作者的一种十分主观的“观点”。
（三）由于理论基础的不完善，理论中许多基础性的概念模糊不清
在梁治平提出的法律文化理论中，由于其理论基础存在缺陷，导致了许多重要的概念，如文化、法律文化等基础性的概念，并不是界定的十分清楚。这一特定表现在这些概念的表述上：梁治平在其文中均是笼统的、十分宽泛的说明了一下，许多都是带有十分强烈的感彩的一种表达和论述，并没有给出十分规范和理性的定义。由于梁治平是在《法辩》中提出这些概念的，而《法辩》是一部法学文集，而不是一部系统的法学著作，因此，其提出的概念多半不是十分规范的。这样的一种不规范，使得我们在具体分析法律文化理论时，会出现歧义和含混不清的情况，从而无法抓住作者的真正的意思，降低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四）法律文化理论对于“中国文化类型”持否定和批评的态度
法律文化理论虽然着重于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对比，但是这种对比是以西方的文化或者说是法律文化为标准的，并且作者以这种标准逐条对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分析其缺点和不足。在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应该将传统的、已经不合时宜的公法文化摒弃，而应当逐步学习西方的私法文化。法律文化理论的初衷是好的，它希望从东西方文化对比的角度来探寻中国法学的发展之路，但它最后产生了一种完全“西化”的倾向，开始批评并且十分排斥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这一点被有的学者称之为法律文化理论对于“中国文化类型”的否定。
这样的一种观点虽然是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的，但在最后的结论之中却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而去谋求一种文化的同一性。中国从清末时的西学东渐，到现如今的向西方学习，不论是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还是学习西方的法律精神，其根本是要让我们自己的土壤上开出我们自己栽种的果实，而不是一味的、简单的将我们自己的土刨掉，然后换上西方的土壤和植物。因此这样一种观点是具有局限性的。
四、法律文化理论的启示
（一）法学研究需要开阔的视野和严谨的态度
我们在进行法学研究的时候，要开阔自己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学这一门学科本身，还应该对于其他的学科进行广泛的了解。在这一点上，法律文化理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这一理论虽然存在诸多的瑕疵，但是其多学科、广视野的研究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同时，我们在进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时，还应该注意对于自己不甚熟悉的学科进行严谨细致的了解，这样在著述相关观点的时候才不至于导致不严谨和不规范的现象发生。
（二）重视法律背后的文化信息
法律文化理论向我们展示出了法律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特别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些信息，对于我们今后的法律移植，以及随之而来的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苏力教授所言，这些文化信息将是我们进行法律活动的重要的“本土资源”。
（三）尊重文化多样性
从法律文化理论的缺陷中我们了解到，对于文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当理性、客观的对待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和法律文化，这其中尽管有许多已经不合时宜，但更多的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一味的“西化”、“向西方看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古老国家来说是十分困难、艰辛和得不偿失的，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样一种态度是不正确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
[2] 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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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
[5]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996
[6] 苏力.法制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7] 苏力.批评与自恋，法律出版社，2004
（一）以学习先进为最大价值取向的激进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学者的态度都相当激进，他们主张对外学习，并对先进教育理论予以了高度肯定。然而，在他们充满热情地学习国外教育理论时，却陷入了文化困境。作为文化的产物，中国教育学者的文化属性必然带有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中华文化的“所有者”，特别是近代早期学者，其文化属性更带有明显的国学色彩。带着这种浓厚的国学色彩去学习西方教育理论和模式，难免会对西方文化教育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产生偏差，面对这一困境，只能摒弃传统，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进行研究与学习，久而久之，就渐渐被西方文化“殖民”了［1］。对于广大中国教育学者而言，这种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歧出”对其研究和学习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首先，它分割了中国教育学者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关于这一现象，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曾说过：“我们以西方的模式从事研究工作，以中国的生活模式生活。”其次，它容易使国人过分崇拜西方教育理论。由于西方教育理论具有情境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中国人一旦走出研究工作的“象牙塔”之后，就会失去生活的方向，甚至迷失自我，但是他们坚持向先进教育理论学习的精神又迫使他们陷入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困境，这大大弱化了实践对理论的约束力。面对这种情形，自然会出现过分崇拜某种理论的现象。再次，它将教育理论的创新精神扼杀在了摇篮中，导致中国教育研究极其缺乏原创精神。
（二）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当中国教育学者穷尽自己的力量去承接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或开始对传统文化特色予以高度重视时，尽管其价值取向是正面的，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如果他们不解决“破旧立新”的问题，就算多么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无济于事的。换言之，当代的中国教育学者一方面要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创新影响传统的继承。但是，我国教育理论本身就沿用了西方模式的大环境下，他们该如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传统教育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与先进教育理论发生碰撞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看见的东西均未超出“胚胎”、“萌芽”、“历史”的范畴。这难免会使广大中国教育者陷入理论困境中。由于无法在传统中找到可以与先进教育理论相抗衡的东西，教育学者们便只能徘徊于西方教育理论的框架中，同时也使得中国教育者即便是尽了最大努力去发展本土教育理念，但触碰到西方教育理论，却又被打回了原形［2］。其次，由历史原因引发的困境。受中国教育学者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会因为教育理论中国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陷入困境。他们熟知近现代教育理论的一切内容，而且可以轻松地阅读各种外文文献。在他们眼中，古文比英文更为复杂、陌生。目前，除了专门从事古文研究的学者之外，我国很多教育学者都不太了解古文，这已成为了我国教育学界的普遍现象。这种困境阻碍了他们传承传统文化的脚步，也切断了他们与古代文化典籍的联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研究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效果。
二、后现代教育理论下中国化文化的出路
（一）改变先进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
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感。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表明，西方文化并非“先进”的代名词，现代化也并非西化。换言之，落后并非是“传统”的代名词。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应该用“好”、“坏”二字来形容传统，只是因为人们看待传统的观点不同，因此才会产生好与坏的看法。如果简单地把西化视为现代化，将先进文化视为西方文化的话，那么异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就是坏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中的“礼”，就被视为一种落后的表现，因为它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尽管我们早就摆脱了传统礼仪的枷锁，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学校中、街道上、公共场合里，依然可以看到各种丑态百出、缺乏教养的行为。尽管在当代社会已经见不到“三跪九叩”这样的大礼，但见到长辈鞠躬、行礼也未尝不可。在教育领域中，已失去了用于划分传统与先进的界线，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特地对教育的范畴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严格来说，这种划分方式就是人们排斥落后，追求先进的一种表现，再进一步说，这种划分方式无疑是想让大家认同现代教育的先进性与传统教育的落后性。就教育而言，在不考虑社会因素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很难明确的。就算可以根据时间区分这两种范畴，也无法明确教育观念的归属。如果再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尝试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成熟的表现。要知道，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在努力的寻求“教育是什么”的答案，如果早已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教育实质了然于胸，又何必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教育理论和实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充满了时代性，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传承性。人们只有通过解释和补充上一代的教育观念，才能得到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观念，如果没有上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作为支撑的话，这种解释与补充是无法实现的［3］。就拿教育组织形式来说，当今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乃班级授课制，这种组织形式是在个别教学形式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班级授课制却始终未得到现代教育史上几次大规模教育组织形式改革的认可。与传统教育相比，尽管现代教育中的个别教学在性质和复杂程度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就个别教学来说，现代和传统是高度统一的。在历届教育改革中，人们用于取代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二）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基础
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作为后现代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是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支撑的，我们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和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又要自觉地抵制其不良文化的侵蚀。一方面，在对后现代教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进行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全面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结构与逻辑习惯，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后现代教育理论在中国变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另一方面，倘若我们仅一味地接受外国教育理论的模式，而不用本民族的特性对其进行创新的话，就会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导致中华民族文化出现断层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地去接受和传承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排斥。与国外教育学相比，我国教育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加之中国学者在探索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将教育传统视为一种“落后”的东西，因而难免会对外来教育表现出崇拜之情。要知道，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教育传统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就无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鉴于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是必需的，我们不能因为其是“过去式”就不假思索地舍弃，而要是看到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4］。所以，在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中西方文化，而且要努力为中、西方文化搭建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三）反思性地运用
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导致二者的发展现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教育，都面临前代和现代的问题。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说：“我们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病。”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当代中小学学生所接受的仍然是一种奴化的教育，一方面，他们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自己的话。相比之下，“五四”时期主张说真话、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另一方面，当今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长辈的宠爱使他们养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同时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越来越物质。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教育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遭遇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来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5］。毫无疑问，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主张的确起到了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当然也不乏一些不符合中国教育现状的论断，甚至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与主张。有些学者表示，引入后现代教育理论的目的是补充、完善现代教育，而非否定现代教育，所以现代教育理论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我们应该树立一种有限理性的教育观，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不余遗力地挖掘非理性的潜力，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地承认理性精神的启蒙作用；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去发展教育，树立与人类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教育观，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同时要正视人类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反对过分夸大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批判和反思人类命运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我们还应该树立诗意理性的教育观，既要鼓励浪漫、诗意的教育理念，又不能有失分寸，显得过于主观，这样才能赋予教育观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我们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树立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教育观，还要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去弱化科学的技术性与工具性［6］。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不放弃现代教育主张的前提下，科学地、理性地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学会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优秀观点去对现代教育进行补充与完善，甚至创新现代教育，最终使现代教育变成一个先进的、多元化的教育理论。
（四）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每种文化之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和”性的。所以，在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基础上，我们应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简言之，这是一种多种文化中间从“不同”达到特定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里的“同”并非意味着要同化中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或是在这些文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更不是取代这些文化，而是要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并以此为依据，准确把握文化的多样性，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本国传统教育文化，或是抬高西方教育文化，而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教育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为中西双方教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最终体现出“和而不同”中“和”的内涵。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拓宽中国教育发展的眼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还能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结束语
近代以来 ,传统文化的命运成为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思想文化难题。这是因为 ,近代中国社会遭遇了整体的文化困境 :传统文化在自己的整合方式难以发挥社会功能的条件下 ,日益面临一个自我秩序崩解的危险。近代中国社会的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 ,已经无法在既
定的传统文化范式内加以整合了。另一方面 ,自有源头 ,并且自有承传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与制度安排、生活方式 ,展现着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 ,而且挟其经济实力与政治强权 ,硬性楔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就带给中国社会以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模式。而且 ,从两种社会生活模式的类型来讲 ,具有内在的相斥性。这就注定了选择其中一种生活模式 ,就必须放弃另一种生活模式。于是 ,从近代中国以来 ,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就此形成一种僵化性的文化格局。这种社会文化格局 ,造就了相应的思想文化格局。如果说系统描述这种思想文化格局 ,不是某个具体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所可以完成的事情 ,而决定性地只能容许他从某个具体的角度去把握这一思想格局的话 ,那么 ,选取伦理道德的视角观察这一格局的情况 ,是一个可以将整体情况收摄于“一斑”的最好视角。wWw.133229.COM因为 ,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这一见解 ,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的。对此 ,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 ,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讲 ,伦理道德构成了它的内涵。表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三纲八目、体现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三纲五常 ,在古典社会时段 ,发挥着整合中国人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两相关联的作用。而进入近代社会 ,人们试图告别古典历史 ,也恰恰是从“吾人之最后觉悟是伦理的觉悟”这一角度来诀别传统文化的。这两个方面正好从正反两面 ,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的特质所在。第二 ,就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来讲 ,伦理化是其基本取向。政治上的宗法制度、经济上的均平格局、法律的儒家化教育的忠诚至上等等制度取向 ,都以其伦理化来显示出它们的制度特质。假如从制度运作的过程来看 ,在制度安排的起点上 ,伦理动机决定着制度机制 ;在制度运作的实际过程中 ,人们的伦理境况则是制度功能得以发生、制度有效性得以保证、制度本身的状态可以调整的依据 ;在制度运作的绩效评价上 ,则也是以制度的伦理后果来作为评价的基础的。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所难以接受的 ,那么它就必然不是一种好制度 (比如 ,由此古典中国人排斥了竞争 ),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乐于见到的境况 ,那么它就是值得继续施行的一定之规 (比如 ,由此中国人养成了均等的心灵习性 )。第三 ,就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实际状态而言 ,伦理道德也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人们的日常思想与行为方式 ,都是由伦理关系所决定的。就宗法社会讲 ,齿序具有决定的作用。就人际关系调节言 ,中庸起着基本的指挥作用。就解决冲突的方式看 ,无讼成为人们追求的境界。就理想的社会状态说 ,大同是为人们认同的目标。这些都是伦理性的东西.
这种伦理性的文化 ,在古典社会的范围内 ,与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交替的边缘状态上 ,发挥作用的方式具有重大差异。如果说在前者言 ,它还不能说是完全适应的话 ,起码也是基本协调的。但是就后者讲 ,它则是完全无法给与社会运动过程以引力的了。就这种文化事实而言 ,人们早已经是不否认的了。
然而 ,复杂的是 ,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微妙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与价值认同问题。价值选择的公共性较弱 ,个体性特点较强。换言之 ,价值问题上的分歧 ,较之事实上的认知 ,分歧会更大。而且 ,价值问题是一个可以脱开现实世界 ,在精神世界独立运作的思想领域。因此 ,某种价值主张完全可以以某种个人偏好为支撑、或以某种群体心理为支持。在事实与价值之间 ,寻求到相对的一致性 ,则是凸显价值认同引导现实认知之路的要求。
这是一个价值难题。围绕这一价值难题 ,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种断定传统文化近代命运 ,以及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传统伦理近代命运的判断 :否定传统文化的近代功用者 ,吁求人们的“伦理觉悟” ,形成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思路。肯定传统文化的近代作用者 ,呼吁人们看到“花果飘零”之后的“灵根自植”事实 ,从而对于传统中的近代因素进行耙梳 ,以便接通传统与近代联系的血脉。在两者相互的衡量中 ,前者视后者为不可救药的保守分子。后者视前者为数典忘祖的激进人物。而在两者的思想学术努力中 ,前者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视为将一切社会要素化约为伦理的简化思维 ,从而将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伦理中心主义思维 ,视为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定势 ,请求人们在现代背景下将之弃置不用。后者则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思想与行为抉择方式 ,恰好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仍然期许的道德理想主义特质。而这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所不可匮缺的东西。因此 ,传统伦理的处境 ,不能简单化为一个否定传统、抛弃传统的问题 ,而是要致力于将传统中具有时代价值的东西尽力挖掘出来 ,为当下社会伦理道德建设所用.
两者处于鲜明的对峙状态。就分析的角度来看 ,二者各据其理。从反对传统的理论立场来讲 ,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的视角看问题的 ,那么 ,他们可以在这种事实差异的基础上 ,找到自己观点的有力根据。因为 ,不论你在何种理论角度看问题 ,中国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 ,都是两种类型的社会 ,那些具体要素上的类同性 ,与类型上的差异性比较起来 ,都是可以忽略的。而且 ,不论你在何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看问题 ,你都会对传统本身在明清以降的内在动力的匮乏 ,感觉到一种“自己不争气”的晦气 ,反传统者自不用说 ,即使是现代新儒家 ,也对“花果飘零”痛心疾首。另外 ,不论你在何种意欲的理论预构引导下看问题 ,你都会在离开传统的既有思路上去讨论足以“结合”古典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新型”思想问题。
从支持传统的理论立场讨论 ,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要素关联性上看问题的 ,那么 ,他们就可以在这种事实联系的基础上 ,提供给自己观点以多种支持。因为 ,即使你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 ,但是 ,历史从来不是运行在完全中断的基础上的 ,因此历史的连接 ,总是一个历史的实际。这就为人们在文化传统的价值基点上 ,寻找自己文化发展的动力提供了支持理由。而且 ,不论是中国历史 ,还是西方历史 ,又总是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 ,通过文化资源的互相借取 ,来为自己文化提供发展养分的。因此 ,绝对没有一个民族在完全远离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情况下 ,独立地开掘出一条文化发展之路。由于对于现代西方文化来讲 ,中国古典文化的启发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 ,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 ,也是不容抹杀的。但是 ,就综合的角度看这一问题 ,则会有不同的结论.
姑且不说二者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对于传统命运得出的相反对的结论。同时 ,也不论二者对于传统文化发展前景的设计多么具有吸引力 ,仅就二者的思路和结论来看 ,就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其一 ,在问题意识上 ,二者仅仅依据于社会原生问题的各一个方面立论 ,对于中国问题的连动机制 ,掉以轻心了。其二 ,在问题陈述上 ,也都只是对于中国传统命运这一个问题的两面 (现代有效性与时代失效性 ),各占据一个方面的事实依据。其三 ,在价值主张上 ,各自也是在自己的价值立场上 ,声言自己立场的合理性 ,对于对方的价值立场缺乏起码的尊重 ,因此对于相互间共同分享的价值资源忽视了。其四 ,在解决传统伦理的出路问题上 ,各自都在自己封闭的思路寻求“出路”。保守传统 (以儒家为核心 )价值者以为传统本身就可以为我们走出近代以来的文化困境提供一切药方。反对传统 (也以儒家为核心 )价值者则以为传统构成了我们走向现代的障碍 ,于是以告别传统为走进现代的前提。其实 ,就文化的当下发展来讲 ,传统自身的处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现代出路问题。在问题的确认上面 ,二者都有以伪问题为立论基础的嫌疑。
为此 ,在展开对于传统文化、传统伦理现代处境问题的论述之前 ,需要先行确立起几个论说问题的原则 :
第一 ,告别二元对峙的处理传统命运的方法。一方面 ,绝对不单纯站在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视角 ,来为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体系进行辩护。另一方面 ,也绝对不站在需要扬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视角 ,去为全盘反传统主义进行论证。而是走出这种各据传统之一个方面的内涵 ,而各阐其说的理论困境。将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视为传统 (儒家 )伦理两个难以割离的层面 ,将传统做整体观。这样 ,可以保证我们不至于在割裂传统结构的基础上 ,对于传统进行不可靠的问题讨论与价值抉择。
第二 ,告别基于学理要求的伦理学思想史讨论的学术定位。这样 ,就可以避免在学理的僵化逻辑进路上 ,对于问题的丰富蕴涵加以撇除 ,而集中于论述者关注的或辩护、或拒斥的一个或几个价值兴奋点上面。从而对于原教旨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阐释方式 ,予以回绝 ;同时 ,对于反传统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裁量方式 ,加以扬弃。在此基础上 ,对于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 ,作合乎其历史面目的理论审查。在理论逻辑思量的同时 ,对其作实践逻辑的同情性了解 ,使传统伦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不至于割离 ,由此获得具有真实性保障的理解.
第三 ,告别那种专注于对传统、传统伦理与儒家伦理的系统描述方式。从而 ,对于传统中与现代关联紧密的问题 ,做突破性的思考。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传统伦理中 ,对现代中国人的伦理思维与行为的伦理抉择发生着影响的观念与行为导向 ,进行聚焦式的审查。而这类问题 ,大致有 :传统伦理的构成状况究竟是如何的 ,传统伦理的类型特征实际是怎样的 ,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伦理的传统与现代构成的异同如何 ,在“现代”的变迁条件下 ,传统伦理的处境怎样 ,传统伦理的现代理论境遇与实践际遇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比之于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描述传统伦理的学术取向 ,更有利于我们进入传统的堂奥 ,并携带传统宝贵遗产 ,走进现代的大门。
第四 ,告别那种脱离现实伦理生活关联着的伦理学问题的玄虚的致思方式。就此而言 ,就可以期望在论述传统伦理的现代处境问题时 ,从现实的伦理生活要求这个伦理学致思的最强有力的基点上 ,去考虑问题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理论性与实践性诸方面关联着问题省思的方方面面。于是 ,当代中国的道德失序与道德秩序重建要求 ,就此成为我们反省传统、传统伦理、传统儒家伦理的理论问题与实践处境的背景条件。由此 ,问题就引向了讨论传统伦理的时代感维度。这就使得当下伦理生活的问题 ,可以既在传统中寻找它的源头 ,又可以在传统中寻思它的解决之道。但是 ,在此传统绝对不构成我们思考现代的轴心。
确认了这些原则 ,则讨论传统伦理问题的问题思路就凸现出来了一者 ,确立讨论传统伦理的理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传统伦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的结构分析问题。长期以来 ,反传统主义者将这一结构中与传统政治直接关联在一起的、令人反感的伦理中心主义加以放大 ,以此作为否定传统伦理价值的依据。而保守主义者则又将其中的、与古典社会伦理道德生活的常态相吻合的道德理想主义加以扩展 ,以此作为为传统伦理的现代转进的理论努力的根据。其实 ,分析起来 ,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正是构成传统 (儒家 )伦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旦割裂 ,传统就会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了。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入手 ,才能理解作为古典规范伦理体系的儒家伦理 ,缘何既可以提供一个调整社会生活的普适规范 ,又可以提供一个个人道德修养的指南原因。儒家有关于良心的论说 ,是因应于后者的论说。而儒家关于忠诚的言述 ,则是关于前者的社会伦理陈述。就此而言 ,儒家伦理绝对不可能是时下一些论者所认定的、在现代社会可以直接发挥管理功能的管理伦理学 ,而只能是古典意义上的规范伦理学.
二者 ,在确认了传统伦理的结构特征之后 ,我们需要对于传统伦理显现出自己的结构特征的外部条件加以分析了解。在比较伦理学的视野中 ,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结构性差异 ,是最为显明的。之所以要对这两种伦理体系加以比较 ,不是因为一些论者认为的我们中国人近代以来形成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定势。而是因为 ,这一方面是取决于传统伦理的结构背景与西方伦理的结构背景 ,正好构成一个相互对应性的参照架构从比较方法学的角度讲 ,这样最有利于说明具有差异的两者之发生差异的原因 ,以及这种差异显示出的两者各自的独特性征。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伦理学在其自身的延伸逻辑上 ,构成了体系化论说而又具有比较价值的伦理学传统 ,就是中国与西方的伦理学两种传统。再一方面 ,则是由于中国与西方自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 ,构成为 1 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 ,最为剧烈、而又最为具有跨文化传统研究价值的现代文化问题。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冲突与对接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它丰富的理论蕴涵。这值得人们去加以追究。当然 ,这种比较是复杂以至于在冲突与融会的整个过程中也不可能全部予以清晰的理论阐释。为此 ,从三个视点上去加以把握是值得尝试的进路。一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是否共同分享着某些理论话题。为此 ,考察最具有伦理意味、且为古典中西伦理学家都高度关注的“中庸”话题 ,在这里就变得具有特殊的意义了。二是中西伦理传统中是否具有某种深层的伦理心理的分流。在此 ,通过中西社会伦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悔”的道德心理现象的比较分析 ,似乎可以期望对于其中的某些差异加以认知。三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伦理回答 ,是否具有引导社会向不同方向运作的理论诱导力量。就此而言, 中国古典传统的伦理与政治的直接合流 ,与西方现代传统的伦理与法理的紧密关联 ,确实给我们显示出两幅社会政治伦理画面。
三者 ,在区域化发展的伦理格局被打破以后 ,亦即在通向全球化的伦理发展格局的大背景条件下 ,我们对于伦理问题的反思 ,有了不同于各自传统自身审查传统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进路。因此 ,我们如何可以合理地确认在这种条件下 ,判定伦理道德问题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方法 ,就成为我们的伦理道德审查必须确立的方法论前提。为此 ,对于我们自己传统的形成过程加以描述性分析 ,对于我们的伦理传统之表现而出的精神特质 ,对于我们的社会与相异类型社会的本质差异加以勾画 ,进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反省方法论问题加以检讨 ,就成为相互依赖的几个问题。于是 ,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 ,中国文化特质的勾画问题 ,以及伦理思维的理论与实践前提的反思问题 ,就成为伦理学必须直面的基础性问题。
四者 ,反思传统伦理问题也好 ,检省现代道德问题也好 ,都必须围绕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代社会背景条件———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以及支配性地影响这一进程的现代性问题。在这一进程中 ,中国传统伦理或儒家伦理的异变问题 ,才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否则 ,我们大可不必理会与我们的伦理生活毫无关联的其他伦理传统。现代进程与现代性的挑战 ,正是促使我们检点传统伦理的深厚实践动力。为此 ,我们需要对于现代社会之必须告别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伦理生活格局加以确认 ,也需要对于中国人近代信念的重建问题加以回省。这样 ,五四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并且 ,对于近代以来我们的伦理生活的规范寻求之生态环境的彻底改变 ,加以应有的强调。从而 ,确立起我们对于传统伦理反思的新型背景条件。
近代以来 ，传统文化的命运成为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思想文化难题。这是因为 ，近代中国社会遭遇了整体的文化困境 :传统文化在自己的整合方式难以发挥社会功能的条件下 ，日益面临一个自我秩序崩解的危险。近代中国社会的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 ，已经无法在既
定的传统文化范式内加以整合了。另一方面 ，自有源头 ，并且自有承传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与制度安排、生活方式 ，展现着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 ，而且挟其经济实力与政治强权 ，硬性楔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就带给中国社会以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模式。而且 ，从两种社会生活模式的类型来讲 ，具有内在的相斥性。这就注定了选择其中一种生活模式 ，就必须放弃另一种生活模式。于是 ，从近代中国以来 ，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就此形成一种僵化性的文化格局。这种社会文化格局 ，造就了相应的思想文化格局。如果说系统描述这种思想文化格局 ，不是某个具体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所可以完成的事情 ，而决定性地只能容许他从某个具体的角度去把握这一思想格局的话 ，那么 ，选取伦理道德的视角观察这一格局的情况 ，是一个可以将整体情况收摄于“一斑”的最好视角。因为 ，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这一见解 ，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的。对此 ，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 ，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讲 ，伦理道德构成了它的内涵。表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三纲八目、体现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三纲五常 ，在古典社会时段 ，发挥着整合中国人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两相关联的作用。而进入近代社会 ，人们试图告别古典历史 ，也恰恰是从“吾人之最后觉悟是伦理的觉悟”这一角度来诀别传统文化的。这两个方面正好从正反两面 ，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的特质所在。第二 ，就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来讲 ，伦理化是其基本取向。政治上的宗法制度、经济上的均平格局、法律的儒家化教育的忠诚至上等等制度取向 ，都以其伦理化来显示出它们的制度特质。假如从制度运作的过程来看 ，在制度安排的起点上 ，伦理动机决定着制度机制 ;在制度运作的实际过程中 ，人们的伦理境况则是制度功能得以发生、制度有效性得以保证、制度本身的状态可以调整的依据 ;在制度运作的绩效评价上 ，则也是以制度的伦理后果来作为评价的基础的。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所难以接受的 ，那么它就必然不是一种好制度 (比如 ，由此古典中国人排斥了竞争 )，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乐于见到的境况 ，那么它就是值得继续施行的一定之规 (比如 ，由此中国人养成了均等的心灵习性 )。第三 ，就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实际状态而言 ，伦理道德也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人们的日常思想与行为方式 ，都是由伦理关系所决定的。就宗法社会讲 ，齿序具有决定的作用。就人际关系调节言 ，中庸起着基本的指挥作用。就解决冲突的方式看 ，无讼成为人们追求的境界。就理想的社会状态说 ，大同是为人们认同的目标。这些都是伦理性的东西.
这种伦理性的文化 ，在古典社会的范围内 ，与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交替的边缘状态上 ，发挥作用的方式具有重大差异。如果说在前者言 ，它还不能说是完全适应的话 ，起码也是基本协调的。但是就后者讲 ，它则是完全无法给与社会运动过程以引力的了。就这种文化事实而言 ，人们早已经是不否认的了。
然而 ，复杂的是 ，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微妙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与价值认同问题。价值选择的公共性较弱 ，个体性特点较强。换言之 ，价值问题上的分歧 ，较之事实上的认知 ，分歧会更大。而且 ，价值问题是一个可以脱开现实世界 ，在精神世界独立运作的思想领域。因此 ，某种价值主张完全可以以某种个人偏好为支撑、或以某种群体心理为支持。在事实与价值之间 ，寻求到相对的一致性 ，则是凸显价值认同引导现实认知之路的要求。
这是一个价值难题。围绕这一价值难题 ，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种断定传统文化近代命运 ，以及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传统伦理近代命运的判断 :否定传统文化的近代功用者 ，吁求人们的“伦理觉悟” ，形成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思路。肯定传统文化的近代作用者 ，呼吁人们看到“花果飘零”之后的“灵根自植”事实 ，从而对于传统中的近代因素进行耙梳 ，以便接通传统与近代联系的血脉。在两者相互的衡量中 ，前者视后者为不可救药的保守分子。后者视前者为数典忘祖的激进人物。而在两者的思想学术努力中 ，前者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视为将一切社会要素化约为伦理的简化思维 ，从而将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伦理中心主义思维 ，视为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定势 ，请求人们在现代背景下将之弃置不用。后者则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思想与行为抉择方式 ，恰好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仍然期许的道德理想主义特质。而这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所不可匮缺的东西。因此 ，传统伦理的处境 ，不能简单化为一个否定传统、抛弃传统的问题 ，而是要致力于将传统中具有时代价值的东西尽力挖掘出来 ，为当下社会伦理道德建设所用.
两者处于鲜明的对峙状态。就分析的角度来看 ，二者各据其理。从反对传统的理论立场来讲 ，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的视角看问题的 ，那么 ，他们可以在这种事实差异的基础上 ，找到自己观点的有力根据。因为 ，不论你在何种理论角度看问题 ，中国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 ，都是两种类型的社会 ，那些具体要素上的类同性 ，与类型上的差异性比较起来 ，都是可以忽略的。而且 ，不论你在何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看问题 ，你都会对传统本身在明清以降的内在动力的匮乏 ，感觉到一种“自己不争气”的晦气 ，反传统者自不用说 ，即使是现代新儒家 ，也对“花果飘零”痛心疾首。另外 ，不论你在何种意欲的理论预构引导下看问题 ，你都会在离开传统的既有思路上去讨论足以“结合”古典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新型”思想问题。
从支持传统的理论立场讨论 ，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要素关联性上看问题的 ，那么 ，他们就可以在这种事实联系的基础上 ，提供给自己观点以多种支持。因为 ，即使你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 ，但是 ，历史从来不是运行在完全中断的基础上的 ，因此历史的连接 ，总是一个历史的实际。这就为人们在文化传统的价值基点上 ，寻找自己文化发展的动力提供了支持理由。而且 ，不论是中国历史 ，还是西方历史 ，又总是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 ，通过文化资源的互相借取 ，来为自己文化提供发展养分的。因此 ，绝对没有一个民族在完全远离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情况下 ，独立地开掘出一条文化发展之路。由于对于现代西方文化来讲 ，中国古典文化的启发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 ，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 ，也是不容抹杀的。但是 ，就综合的角度看这一问题 ，则会有不同的结论.
姑且不说二者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对于传统命运得出的相反对的结论。同时 ，也不论二者对于传统文化发展前景的设计多么具有吸引力 ，仅就二者的思路和结论来看 ，就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其一 ，在问题意识上 ，二者仅仅依据于社会原生问题的各一个方面立论 ，对于中国问题的连动机制 ，掉以轻心了。其二 ，在问题陈述上 ，也都只是对于中国传统命运这一个问题的两面 (现代有效性与时代失效性 )，各占据一个方面的事实依据。其三 ，在价值主张上 ，各自也是在自己的价值立场上 ，声言自己立场的合理性 ，对于对方的价值立场缺乏起码的尊重 ，因此对于相互间共同分享的价值资源忽视了。其四 ，在解决传统伦理的出路问题上 ，各自都在自己封闭的思路寻求“出路”。保守传统 (以儒家为核心 )价值者以为传统本身就可以为我们走出近代以来的文化困境提供一切药方。反对传统 (也以儒家为核心 )价值者则以为传统构成了我们走向现代的障碍 ，于是以告别传统为走进现代的前提。其实 ，就文化的当下发展来讲 ，传统自身的处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现代出路问题。在问题的确认上面 ，二者都有以伪问题为立论基础的嫌疑。
为此 ，在展开对于传统文化、传统伦理现代处境问题的论述之前 ，需要先行确立起几个论说问题的原则 :
第一 ，告别二元对峙的处理传统命运的方法。一方面 ，绝对不单纯站在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视角 ，来为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体系进行辩护。另一方面 ，也绝对不站在需要扬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视角 ，去为全盘反传统主义进行论证。而是走出这种各据传统之一个方面的内涵 ，而各阐其说的理论困境。将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视为传统 (儒家 )伦理两个难以割离的层面 ，将传统做整体观。这样 ，可以保证我们不至于在割裂传统结构的基础上 ，对于传统进行不可靠的问题讨论与价值抉择。
第二 ，告别基于学理要求的伦理学思想史讨论的学术定位。这样 ，就可以避免在学理的僵化逻辑进路上 ，对于问题的丰富蕴涵加以撇除 ，而集中于论述者关注的或辩护、或拒斥的一个或几个价值兴奋点上面。从而对于原教旨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阐释方式 ，予以回绝 ;同时 ，对于反传统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裁量方式 ，加以扬弃。在此基础上 ，对于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 ，作合乎其历史面目的理论审查。在理论逻辑思量的同时 ，对其作实践逻辑的同情性了解 ，使传统伦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不至于割离 ，由此获得具有真实性保障的理解.
第三 ，告别那种专注于对传统、传统伦理与儒家伦理的系统描述方式。从而 ，对于传统中与现代关联紧密的问题 ，做突破性的思考。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传统伦理中 ，对现代中国人的伦理思维与行为的伦理抉择发生着影响的观念与行为导向 ，进行聚焦式的审查。而这类问题 ，大致有 :传统伦理的构成状况究竟是如何的 ，传统伦理的类型特征实际是怎样的 ，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伦理的传统与现代构成的异同如何 ，在“现代”的变迁条件下 ，传统伦理的处境怎样 ，传统伦理的现代理论境遇与实践际遇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比之于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描述传统伦理的学术取向 ，更有利于我们进入传统的堂奥 ，并携带传统宝贵遗产 ，走进现代的大门。
第四 ，告别那种脱离现实伦理生活关联着的伦理学问题的玄虚的致思方式。就此而言 ，就可以期望在论述传统伦理的现代处境问题时 ，从现实的伦理生活要求这个伦理学致思的最强有力的基点上 ，去考虑问题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理论性与实践性诸方面关联着问题省思的方方面面。于是 ，当代中国的道德失序与道德秩序重建要求 ，就此成为我们反省传统、传统伦理、传统儒家伦理的理论问题与实践处境的背景条件。由此 ，问题就引向了讨论传统伦理的时代感维度。这就使得当下伦理生活的问题 ，可以既在传统中寻找它的源头 ，又可以在传统中寻思它的解决之道。但是 ，在此传统绝对不构成我们思考现代的轴心。
确认了这些原则 ，则讨论传统伦理问题的问题思路就凸现出来了一者 ，确立讨论传统伦理的理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传统伦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的结构分析问题。长期以来 ，反传统主义者将这一结构中与传统政治直接关联在一起的、令人反感的伦理中心主义加以放大 ，以此作为否定传统伦理价值的依据。而保守主义者则又将其中的、与古典社会伦理道德生活的常态相吻合的道德理想主义加以扩展 ，以此作为为传统伦理的现代转进的理论努力的根据。其实 ，分析起来 ，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正是构成传统 (儒家 )伦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旦割裂 ，传统就会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了。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入手 ，才能理解作为古典规范伦理体系的儒家伦理 ，缘何既可以提供一个调整社会生活的普适规范 ，又可以提供一个个人道德修养的指南原因。儒家有关于良心的论说 ，是因应于后者的论说。而儒家关于忠诚的言述 ，则是关于前者的社会伦理陈述。就此而言 ，儒家伦理绝对不可能是时下一些论者所认定的、在现代社会可以直接发挥管理功能的管理伦理学 ，而只能是古典意义上的规范伦理学.
二者 ，在确认了传统伦理的结构特征之后 ，我们需要对于传统伦理显现出自己的结构特征的外部条件加以分析了解。在比较伦理学的视野中 ，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结构性差异 ，是最为显明的。之所以要对这两种伦理体系加以比较 ，不是因为一些论者认为的我们中国人近代以来形成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定势。而是因为 ，这一方面是取决于传统伦理的结构背景与西方伦理的结构背景 ，正好构成一个相互对应性的参照架构从比较方法学的角度讲 ，这样最有利于说明具有差异的两者之发生差异的原因 ，以及这种差异显示出的两者各自的独特性征。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伦理学在其自身的延伸逻辑上 ，构成了体系化论说而又具有比较价值的伦理学传统 ，就是中国与西方的伦理学两种传统。再一方面 ，则是由于中国与西方自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 ，构成为 1 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 ，最为剧烈、而又最为具有跨文化传统研究价值的现代文化问题。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冲突与对接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它丰富的理论蕴涵。这值得人们去加以追究。当然 ，这种比较是复杂以至于在冲突与融会的整个过程中也不可能全部予以清晰的理论阐释。为此 ，从三个视点上去加以把握是值得尝试的进路。一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是否共同分享着某些理论话题。为此 ，考察最具有伦理意味、且为古典中西伦理学家都高度关注的“中庸”话题 ，在这里就变得具有特殊的意义了。二是中西伦理传统中是否具有某种深层的伦理心理的分流。在此 ，通过中西社会伦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悔”的道德心理现象的比较分析 ，似乎可以期望对于其中的某些差异加以认知。三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伦理回答 ，是否具有引导社会向不同方向运作的理论诱导力量。就此而言， 中国古典传统的伦理与政治的直接合流 ，与西方现代传统的伦理与法理的紧密关联 ，确实给我们显示出两幅社会政治伦理画面。
三者 ，在区域化发展的伦理格局被打破以后 ，亦即在通向全球化的伦理发展格局的大背景条件下 ，我们对于伦理问题的反思 ，有了不同于各自传统自身审查传统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进路。因此 ，我们如何可以合理地确认在这种条件下 ，判定伦理道德问题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方法 ，就成为我们的伦理道德审查必须确立的方法论前提。为此 ，对于我们自己传统的形成过程加以描述性分析 ，对于我们的伦理传统之表现而出的精神特质 ，对于我们的社会与相异类型社会的本质差异加以勾画 ，进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反省方法论问题加以检讨 ，就成为相互依赖的几个问题。于是 ，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 ，中国文化特质的勾画问题 ，以及伦理思维的理论与实践前提的反思问题 ，就成为伦理学必须直面的基础性问题。
四者 ，反思传统伦理问题也好 ，检省现代道德问题也好 ，都必须围绕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代社会背景条件———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以及支配性地影响这一进程的现代性问题。在这一进程中 ，中国传统伦理或儒家伦理的异变问题 ，才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否则 ，我们大可不必理会与我们的伦理生活毫无关联的其他伦理传统。现代进程与现代性的挑战 ，正是促使我们检点传统伦理的深厚实践动力。为此 ，我们需要对于现代社会之必须告别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伦理生活格局加以确认 ，也需要对于中国人近代信念的重建问题加以回省。这样 ，五四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并且 ，对于近代以来我们的伦理生活的规范寻求之生态环境的彻底改变 ，加以应有的强调。从而 ，确立起我们对于传统伦理反思的新型背景条件。
作者简介：涂建华，湖南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7-217-03
近年来的民间传统文化潮，有利于弘扬优秀文化，培养人文精神、提振国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士气、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神疾病观比是传统文化宣教中泥沙俱下的体现。十八大向全党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针对传统文化宣教中的错误疾病观和其他有神论观点，无神论应该有所行动。
一、一个有神疾病观的案例
张悟本的荒谬养生被取缔，李一的神功不再，但潜行于传统文化宣教中的有神论养生观、疾病观、生死 观、灾难观却随处可见，如刘有生“性理致病”观。
刘有生，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克山县农民，1939年生，小学文化。自称十二岁的时候疾病缠身：肝硬化、心脏病、肺结核、肾炎、高血压，一病十二年。二十五岁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人。老人送了一本王凤仪《笃行录》。
王凤仪（1864-1937），热河朝阳人。农民，“幼为人牧，长为人佣，喜闻善书”，自学成材而“明性天大道”，倡导女子义学，发明“性理疗病”，有《化性谈》等语录流传民间。
王凤仪和刘有生的话语糅合三教九流，宣扬“性理致病”的观点。王凤仪倡教育、治病患，被成为“善人”。刘有生阅读《笃行录》开悟。他想：“百善孝为先”呐。善人要尽孝道，我没有，而且脾气大，不听父母的话，所以才导致身患重病。他说，当读到对待父母这段时，痛哭流涕。我对不起父母啊！这时我的五脏六腑上下好像动了。当我想到对不起老人时，肚子一响，开始往外吐，那真是翻肠倒肚，连着吐了七个半晚上，后来病渐渐都没了。1982年，刘有生开始用这门学问治病。1994年，开办“性理疗病矫治所”。再后来，就到全国各地讲病。
2013年5 月17 -30日武汉举办的弘文尚德公益大讲坛，不少“大师”在传统道德的面子下抛售宗教、迷信和伪科学的里子。论坛结束时大师们站在会堂出口送光盘。在我获得的光盘里，有陈大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张华《一个癌症患者的反省》，也有刘有生主讲的“家庭伦理道德与疾病的关系”。
二、有神疾病观的荒谬
综观刘有生善“家庭伦理道德与疾病的关系”，结合陈大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张华《一个癌症患者的反省》，可以看出有神疾病观的错误与荒谬。
第一，利用宗教、迷信、伪科学和虚假数字行善，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听众和信众的拥趸，是刘有生能够畅行无阻的根本原因。2009年6 月27 日，深圳宣讲传统文化某会堂，听众以中老年人、妇女为主，有少数佛教徒。2013年5 月17武汉弘文尚德公益大讲坛，听众构成与深圳相似。这是科学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群体，讲者打着传统道德招牌抛出的各种言论，易被他们照单全收，或不好意思反对，或者无法分辨。刘有生行善，乃是采用了错误的材料，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其方法都是错误的。“病由心生”的观点，确实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但它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今天，科学的疾病观早已深入人心并造福人类，刘有生等没有机会深刻领会以科学为代表的先进文化，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都只能是一派胡言。
第二，利用宗教、迷信、伪科学和虚假数字推销的疾病观点，缺乏起码的诚信。信即真实，是起码的道德准则。不信而宣扬道德，必定虚假，是不道德的。说刘有生利用宗教和迷信讲病，无须另拿证据。他的所有录音录象都是证据。他自己也不讳言他的宗教思想，言必称佛教儒教道教。虽因文化水平低，无法深刻阐述教义。在这一点上，陈大惠就强多了。传媒已经有人把陈大惠与净空法师做比较了。刘有生和他的宗师王凤仪文化水平都低，当然更重要的是没有专门学佛，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比较乱，是老实人的德行、农民的朴实、信徒的愚昧和偏执者胡思乱想的集合体。刘有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心肝肺脾肾五脏、恨怨恼怒烦五情一一对应来说病，俨然讲究因果逻辑；以实例说明观点，俨然知道科学实证；善于使用数字说明问题，俨然追求严密论证。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他的所谓对应，完全是唯心的臆造；他的所谓实例，仅仅是情节上的真实――确实有那样一些人被他折腾、有那样一些事被他经历了，而在理性上，则漏洞百出――比如患胃病者经过他的开导认识了错误，结果吐出了肉丝、好了。这样的故事如果也不虚假，那就只能是那些造福于我们的常识出错了。而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他是正确的。由此，我们只能委屈刘善人的实例，他们太不可信了。科学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可双盲验证可重现，刘有生的“性理疗病”却无法做到。刘有生讲病喜欢用数字，但那些数字很不可信。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上，母怀胎那天开始说，一到忌奶那天算，每一个人都得吸我们母亲的血1407斤。”我利用可能的手段检索这个数字的来源，结果除了刘有生，没有别的来源。即使是这个数字是通过某种假设计算出来的，其中的血是指血液和乳汁等，那么，“每一个人都得吸我们母亲的血1407斤”还是一个错误的表述。他违反了最基本的个体差异性问题。
第三，以弘扬道德之名贬斥和侮辱患者，行大不善。刘有生说：“肺病（阴金性人），是恼人得来的。什么叫恼？嫉妒人、记仇，什么事他都记在心里。气喘、咳嗽、吐血，肺炎、肺结核。子女如果不孝双亲，最容易得肺病。晚辈和父母生气也会伤肺。我们到医院去看看那些病人，唉！这些人太可怜了！”刘有生说这些人可怜，是嘲他们咎由自取、责他们何必当初。病人是弱势者，经刘有生斥责，在身体负病的同时，又加道德负罪。刘有生在广西中医学院讲病时有个例子。他说：他见过一个五岁的小孩得了肝癌，“左边的肝上有玻璃球大的肿瘤，右边肝上有米粒那么大的一层，孩子现在已经不能起床了。”孩子的母亲找刘有生，刘以他的“性理致病”理论，认为孩子的病在十二岁前是妈妈带来的，问题出在妈妈身上，妈妈的问题就是跟别人生了气。陈大惠也有这样的观点，在《结石是怎样得的》中，把葛建立的孩子14年没断过药，看做是做妈妈生气上火发脾气造成的。因为你坐月子的时候生气，孩子吃的就是毒奶。刘有生给肝癌孩子的治疗方法是，“面对现实，当面跟这个人认不是，或许这孩子还有一线希望。”结果这个妈妈就去跟公公认了错。儿媳妇向公公认错是好事，但这个与小孩子疾病八竿子打不着。幸亏这个妈妈有一点这样的道德事情回忆和悔改，如果没有呢？要一个妈妈为孩子的疾病担责本身就很荒唐，如果这个妈妈真没有什么值得悔改的，岂不要让妈妈搜索枯肠而耽误治疗机会，或者不治而后要妈妈负一生的道德债！刘有生的理论来自王凤仪。王凤仪说：“什么性，就得什么病”，“怒气伤肝、头迷眼花、两臂麻木、胸膈不舒、耳鸣牙痛、偏瘫中风……恨人伤心、心热心跳、失眠癫狂、暗哑疔疮。”刘有生说：“病的种类很多。比如：有生理上来的、有心理上来的、有性理上来的、有天然上来的、有运数上来的、有因果上来的、有冤孽上来的、还有德性上来的，等等种类不一。但是总的来说，病是由什么生的呢？病是由心、由性而生。”陈大惠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胆结石是怎么得的？怨恨。”在武汉弘文尚德公益大讲坛上，陈大惠设了很大一个悬念：人为什么会得癌症？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以江本胜“水结晶”的伪科学结论来证明，人道德修养不好，就要得病，因为水是有情感的，而人的血液主要成分是水。人心坏了，血就坏。人性扭曲了，血扭曲了，变成了血块，变成肿瘤、变成癌症、变成石头。为了证明这个观点，陈大惠还不惜污辱他人，说陈晓旭之所以罹病不治，是因为她心术不好，在央视圈子里销酒。因为在“性理致病”者看来，酒就是毒药。陈晓旭死了，她无可辩白。但另一个癌症病人张华却在陈大惠的主持下在全国反省、忏悔，籍真人真事的演讲得出他们所需要的虚假结论：善恶有报，只有传统文化才能救人于水火。张华的演讲是真心的，也赢得了人们的掌声，她当然应该感谢传统文化使它认识了自己的过错。但这并不等于所谓陈大惠借题发挥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也许那些真诚接受教育的群众至今还不清楚，现代医术和传统文化，究竟是谁能救我们的命。科学和文化本是不同层次的命题，科学的问题归科学，文化的问题归文化，他们有交叉、有重合，但有区别。一个科学昌明的社会需要人文的关怀，但如果为了传播人文而贬低科学，或者人文越俎为科学代庖，其后果将是严重的。传统文化不是灵丹妙药，更不是普适的。如果传统文化真要靠诋毁科学、藐视其他文化来弘扬自己，那他就真的气数将尽了。
现代科学虽然没有完全攻克像癌症这样的疾病，但科学一直在努力。但像刘有生陈大惠这样的传统文化宣扬者不但没有能力用科学解释疾病、救病人于水火，反而以真理在握的高傲姿态歧视患者，给病人戴上道德的枷锁。张华听信传统文化宣传者，在四十度高烧的情况下忏悔、磕头、为父母洗脚，这是对传统文化对病人的残害。虽然张华也感谢医院和医生，但演讲的主题却是：医院救不了的人，传统文化救了。传统文化对张华的残害是持续不断的，即使是痊愈了，仍有陈大惠在说张华从此不能生育，继续在病人伤口上撒盐，俘虏张华按照他们的观点从事传统文化传播。这种对身心俱损的病人的继续鞭笞、麻醉和利用，乏善可陈！
第四，用“性理疗病”理论误病误人，形善实恶。上面提到的五岁小孩，由于他妈妈的赎罪，肝癌居然不治而愈了。由于妈妈高娟三次给公公认错，很快孩子就能起床了。十三天后孩子又蹦又跳的能玩了。刘有生说：“我就让她再去给孩子做个检查。到了海城检查，大夫就问她吃了什么药，好的这么快。又去沈阳军大医院，医生也很奇怪怎么会好的这么快。我听后也有点不踏实，因为癌症不是那么容易好的。二四年，我让她再去做检查，这一次，肝上面玻璃球大的肿瘤全部消失了。” 刘有生讲病报告中，充斥着这样的例子。它的暗示和诱导是明确的：得病无需现代医术的治疗，只需他的“性理疗病”。而所谓的“性理疗病”，就是得病――找性理原因――悔过改正――痊愈的过程，所谓痊愈，或者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治而愈，或者就是昏死过去、或者大吐七天。这和我们惯常所见的巫婆术法。何其相似乃尔。
刘有生理论误病误人的实例，尚待正直的人们发现和检举。但即使没有实例，也不妨碍我们做基本的理论分析。如果患者有病不采取科学的方法救治，而是一味息怒悔过行孝，在恨怨恼怒烦五性上找原因，一旦贻误治疗的机会，就会危害病人。如果信众都这样做，就会危害社会。刘有生性理疗病就是宣扬有病不吃药，和法轮功的邪说异曲同工。专事道德教育的吕明晰也有类似观点。吕明晰宣称自己曾经有严重的胃病，后来一个高人指点，用吞唾液的办法治好了胃病，并从此不病，17年没有吃过药。刘有生更是了得，他在广西中医学院讲病时说，我二十五岁懂得了这个道理，今年六十七岁了，这四十年来，我没打过一次针，也没吃过一副药。刘有生在这里宣扬的不仅是有病不吃药，而且还暗喻自己是个道德高人。正因为德高，才长时间不用吃药。自我抬高道德地位的目的，是让听众信仰他。这种道德自诩，在理论上是道德低劣的体现，在实际上将造成更多信仰者误入歧途，贻害无穷。把传统道德放在现代医学的对立面，误导人们“性理疗病”，形式上是弘扬道德，实际上是用歪理邪说误人，不善反恶。
三、传统文化宣教呼唤无神论在位
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宗教、迷信和错误的疾病观本是水乳交融的。不管是有神论的故意搭售，还是无力剥离，都与一个事实联系着，那就是无神论的缺位。
无神论的缺位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学科局限。无神论是与有神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个因果关系显示出无神论具有天然的被动性。当有神论销售腐朽文化端倪未现，无神论的批判就无的放矢。所以，针对有神论在传统文化宣教中传教传邪传错，无神论的滞后是当然的。就学科局限而言，我们的无神论学科是在有神论泛滥的年代草创，以遏制和打击现实的有神论为主要目的，既没有深厚的学术传承，也没有足够的人才准备，更没有充分的群众基础，由此造成一个学科兴旺所必须的人财物的多方不足，造成传统文化宣教中的无神论缺位。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十八大提出的任务，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辩识优秀与腐朽，传统文化的传播需要科学的方法。无神论思想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传统文化宣教不能缺少无神论的内容；无神论以批判有神论为己任，针对传统文化中的有神论思想，无神论理应迅速出击；无神论思想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在传统文化宣教中，应该主动作为。
第一，要建立无神论的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芜杂的体系。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就是它的道德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零散存在于宗教、迷信和各种思想意识中。虽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传统道德被主要归纳在主流意识形态――如儒家学说――之内，一旦原来的主流意识形态被新的意识形态取代，重拾传统文化就存在一个甄别归纳的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无神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石，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首要任务就是辨识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工作只有无神论能够完成。无神论要甄别传统文化，就要建立传统文化的无神论话语体系。勿须讳言，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就建立在有神论话语体系里。如讲善性就讲六道轮回，讲孝道就讲因果报应，讲和谐就讲阴阳五行，讲仁爱就讲先天缘分。如何在传统文化继承中既留精又祛魅，是一个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以弘扬孔孟思想为主线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体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孔孟思想及后来发展的儒家思想包含了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在此基础上兼收别样文化的优秀部分、拾遗补缺就比较容易。孔孟思想在主题上很少宗教、迷信，不语怪力乱神，与无神论思想基本一致。不管是以孔孟思想为纲兼收别样，还是以无神论思想为纲重拾传统文化，都必须建立无神论的传统文化话语体系，即以无神论的世界观选择、诠释、传播和发展传统文化。
第二，无神论话语下的传统文化必须宣教在位。不论是争取目前活跃的传统文化讲坛的一席之地，还是自行组建传统文化讲坛，在传统文化宣教中，无神论都要在位。无神论缺位，传统文化讲坛就会出现宗教迷信超常发展的畸形生态；无神论缺位，受众就会在受益的同时受害；无神论缺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无法健全。但是，无神论在位困难重重。这个困难是人财物全方位的。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有神论具有义务宣教的传统，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为他们的宗教事业贡献终身，无神论缺少这样的传统；有神论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他们尤其能够选择性吸引那些有财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进入他们的体系，为他们的事业出资出力，无神论由于理性的方法论基础，没有自己的信仰经济，囊中羞涩。无神论至今没有拥有切实可行的话语渠道，没有自己的道场。我们应该以建设无神论道场为主题，确定无神论宣教路径、网罗人才、建立可靠人脉和支持体系，以实现传统文化宣教中的无神论在位。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热点；冷门；趋势
中图分类号：G85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1007-3612(2011)03-0141-04
The Spotlight Issues and Trends of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ity'sTraditional Sports
JI Shang bing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 ang 471022， Henan China）
Abstract: By som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keyword search，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logical analysis， the essay has made an analysis on the focus， dark horse andtrend of the research of nationality’s traditional sports. It finds that the n ationality’s sports， Taijiquan，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are three spotlightissues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ity’s sports studies. In the ethnic traditionalsports classification study， the hot topic is mainly concentrated on national ity traditional sports， Sanda， martial arts teaching， martial arts set patter ns， minority sports， Qigong and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In martial arts patte rns’classification study， the topic is the teaching， training and competitio ns of martial arts set patterns; In Quanshu classification study，the hot topicmainly lies in Taijiquan，Xingyiquan， Baguazhang， Shaolinquan，Changquan， a nd so on; The traditional health of sports will gradually become a topic of conc ern; The exca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civil martial arts and excellent types ofQuan may be neglected in the study of nationality traditional sports.
Key words: nationality traditional sports; focus; unexpected; trend
近年来，电子文献检索法逐渐成为科研工作的有力工具，本文运用关键词检索法对200 2-2008年间的民族传统体育类论文关键词进行检索与分析。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选择了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作 为信息源，并通过检索民族传统体育类文章关键词来了解其出现的频率，然后根据关键词出 现的频率来分析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热点、冷门与趋势，以求探明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科研工 作的研究方向，为进一步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2002-2008年间，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所收录的民族传统体育类论文关键词。
1.2 研究方法
1.2.1 关键词检索法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与研究的需要，预先设计出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类论文关键词31个， “北京奥运”和“奥林匹克运动”类论文关键词2个（用于比较），利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信息，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 数据库中，检索出2002-2008年间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类论文关键词25 771个次，根据检索结 果分类统计和排序，并依据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一般情况下，频率出现的越高与其有关的主 题就越可能是研究的热点）来分析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热点、冷门与趋势。
1.2.2 数理统计与处理 所有数据均用计算机软件Microsoft O ffice Excel进行统计处理。
1.2.3 逻辑分析法根据文献资料、标引关键词的年份和频率及其数据处理结果，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热点 、冷门及趋势进行逻辑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民族传统体育类论文关键词检索结果与分析 从表1中发现，有关民族体育类论文的研究数量遥遥领先，7年间总计达4 076篇，其次是散 打、武术教学、武术套路、少数
民族体育、气功和民族体育文化，它们均在1 000篇以上； 民间体育、武术理论和传统体育养生方面的文章相对较少，都在100～400篇之间，而武术器 械方面的研究最少，总计19篇。另外，从表1中还发现，2002-2007年间，序列1至11的关键 词，其出现频率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而到了2008年，除了“气功”关键词仍呈上升趋势外， 其它均出现陡然下降现象（表1）。
通过对表1中关键词总量的综合分析，近7年间，以民族体育、散打、武术教学、武 术套路、少数民族体育、气功和民族体育文化为关键词的文章，共占民族传统体育类文章总 量的93.9%。从以上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有关民族体育方面的研究是民族传统体育研究 热点中的热点，它同散打、武术教学、武术套路、少数民族体育、气功和民族体育文化等方 面的研究共同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56个民族的国度里，民族体育的特色是丰富多彩的，它做 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其丰厚的历史积淀，它的大众性、区域性、民俗性、娱乐性及文体交融 性是其显著的特点，同时它还具有健身、娱乐、竞技、教育、经济等功能，因此，民族体育 在整个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1］这句 富有哲理 性的名言肯定了民族文化的大众性、时效性、流通性及其生命力，而对于民族体育而言，同 样具有这样的魅力，所以，民族体育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研究的热点是不言而喻的。
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和安全防范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散打这一技击 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众多体育院校和民间都争相开展了这一体育项目，《武林风》栏目 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散打在这种形势下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是必然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跆拳道在我国开展得也很普及，它以其健身、竞技和以礼仪、廉耻、忍耐、克己与百折不 屈的跆拳道精神［2］令中国青少年热衷于该项运动，大有超越我国民族传统的散打 运动之势 ，尽管该运动源于我国，但是，我国的散打运动在培养练习者的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等优良 品质和礼仪等方面做得不如跆拳道，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其发展的生命力，因此，该方面的问 题还需要研究者认真思考。
在武术教学研究方面，研究的领域涉及到中小学、高中和大学不同层次的武术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等，就武术教学方法而言，特别是在电子化教学时代，如何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 础上利用好现代教学手段来有效提高武术教学质量和效率是教育研究者的重要内容，因此， 随着武术教育理念的更新与现代教学手段的改善，武术教学方面的内容仍然是研究的热点之 一。
另外，武术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大花园中是一束绚丽的奇葩，其中，武术套路的教学、 训练、表演、竞技及其“商业化的发展”［3］等方面的研究甚是突出，它和少数民 族体育、 气功、民族体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领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它们也是民族传统体育长期研究的热点。
通过表1我们还可以看到，序号8至11的关键词出现频率相对较小，这说明民间体育、武 术理论、传统体育养生、武术器械等方面的研究热度相对较低。民间体育是指存在于一定民 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尚没有高度组织化、制度化、专业化开展的体育［4］，民间体 育正是由 于缺乏这种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其受关注程度也相对较低，因此与其有关的关键词出 现的频率相对较低，然而，民间体育内容十分广泛，并在日常生活中为大众的健身、娱乐及 休闲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对民间体育研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武术理论与武术器械方面 的研究热度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两者的研究范围相对较窄。而作为传统体育养生方面的 研究，尽管该关键词排列在表1的第10位，但它作为传统体育养生的主题，可以预见，随着 健身气功的大力推广和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健身气功大赛的举办，其影响力将大大提升，因此 ，在健康理念逐渐增强的今天，传统体育养生方面的素材将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2008年是第29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年，正是这种重大的世界性运动会的举办，掀 起了关于奥林匹克研究的热潮，从表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08年，以“北京奥运”和 “奥林匹克运动”为主题的研究骤然升温，与2007年相比分别增加了5 126和906篇，净增百 分比分别高达250.9%、214.2%，正是由于“北京奥运”这种特殊原因，导致了民族传统体 育 类研究（除气功研究）普遍下降的结果。但我们相信，在以后的研究中，民族传统体育研究 还会以其特有的生命力继续呈上升趋势。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气功方面的研究在2008年没有 出现下降情况，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气功研究者没有受到北京奥运的影响，另外，更重要的原 因还在于，人们通过健身气功来追求旺盛生命状态的愿望没有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
2.2 传统、竞技、学校及民间武术类论文关键词检索结果与分析 表2数据显示：2002-2008年间，表2中各关键词总量均呈波动上升趋势；有关传统武 术 方面的论文总量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达2 842篇，仅次于太极拳类和民族体育类论文数量 ，其次是竞技武术、学校武术和民间武术类论文数量（表2）。
表2内各数据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说明传统武术、竞技武术、学校武术与民间武术类的 研究，一是没有受2008年北京奥运重大赛事的影响，二是该领域内的研究处于持续升温态势 。
传统武术方面的论文关键词总量之所以处于领先地位，占据着武术类论文关键词总量的 60.2%，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传统武术是武术文化的根文化，也是现代竞技武术的源 泉，没有博大而丰富的传统武术做根基，现代武术不可能有发展的素材和动力，如果现代武 术脱离传统武术的根本，那么，现代武术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传统武术具有极 高的历史学价值，它是历代宗师代代传承而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其价值正如邱丕相 ［ 5］教授所述“原汁原味的传统武术不仅具有历史‘沧桑’的价值感，更在于后人可以去 探索它、研究它、发展它”。
关于竞技武术类的研究虽然没有传统武术类的研究火热，但在近几年超过了学校武术与 民间武术类的研究。这一现象说明了竞技武术在当前走势良好，已逐步走向成熟，武术从民 间的最低层走到学校，成为一项体育项目，从中国东方式的文化形态走向中西文化的结合， 成为一项竞技体育，这就是一种进步、一种发展。
相比之下，学校武术类的研究尽管没有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类研究一样的强势，但有关 学校武术类的研究同样重要，因为学校武术不仅是学生锻炼身体和增强体质的重要方法，也 是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因此，学校武术也 将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热点而持续下去。
至于民间武术，虽然表2中所显示的论文关键词检出量没有前三项多，但民间武术仍然 是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民间武术是武术研究的源泉之一，学校武术与竞技 武术的原始素材皆来源民间武术，因此，民间武术类的研究大有文章可做，个别研究会对丰 富和弘扬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可能会成为该领域内研究的冷门话 题，例如，对民间将要失传的武术拳种研究、促进民间武术文化交流研究、民间武术对丰富 人民文化生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研究、挖掘与整理民间武术文化研究等。
2.3 武术套路类论文关键词检索结果与分析 表3数据显示：有关武术套路教学、武术套路训练、武术套路竞赛方面的文章检出率相 对多于武术套路创编与武术套路裁判方面的文章；2002至2008年间，除了武术套路训练和武 术套路裁判类关键词处于微量不定态势外，武术套路教学和武术套路竞赛类关键词总量呈波 动上升趋势（表3）。
根据表3数据的横向比较：武术套路教学、训练与竞赛方面的研究数量差距不大，分别 占武术套路类文章总量的37.8%、31.1%、26.7%，说明该方面的研究力度相近；武术套路 教 学、训练与竞赛方面的研究总量共占武术套路类文章总量的95.6%，说明武术套路教学、训 练及竞赛是武术套路类研究领域中的热点。在中小学、大学乃至民间、部队等不同层次和不 同领域内，有关武术传承的方式都离不开套路的形式，以套路形式进行教学、训练和竞技以 及表演是武术传承、发扬与利用的有效途径，另外，随着武学研究的深入，武术套路的价值 趋向于多元化，除了原有的技击、健身、竞技、娱乐等价值外，其教育、美学及其商业化的 发展等方面的价值也逐步受到重视。
对于武术套路的创编而言，其研究总量较少的主要原因是武术套路的创编存在一定的难 度，包括动作质量高低的把握；动作路线与内容的设计；不同拳种的风格、特点以及表演性 、欣赏性等因素都要考虑，同时，现代武术套路的创编主要目的是为了竞技比赛，而每年的 武术赛事中所比赛的又基本上是规定套路与传统套路，自选套路则相对较少且创意不多，基 于以上种种原因，武术套路的创编研究相对较少，然而，创新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创新，只 能原地踏步，其相应的文化也只能守旧如初，因此，从事武术套路创编的研究将对竞技武术 及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武术套路创编虽不能称为武术套路类研究的 热点，但它将成为武术界有志之士的研究方向之一。而对于武术套路裁判而言，其研究数量 少的主要原因是规则的变动性太低，因此，该方面的研究也自然为少。
2.4 拳术类论文关键词检索结果与分析 表4所反映出的信息主要表现在：有关太极拳方面的研究在拳术类文章中占有绝对优势 ，在整个31个民族传统体育类论文关键词中，以太极拳为关键词的论文检出率最高，达4743 篇；在100至400篇之间的有形意拳、八卦掌、八极拳、少林拳、长拳，共计1156篇；南拳、 螳螂拳、通背拳、劈挂拳、戳脚共计265篇；2007与2008年相比，除了少林拳、螳螂拳、通 背拳，拳术类论文关键词总量微有升高和截脚处于微量不变的态势外，其余关键词总量呈微 量下降现象（表4）。
在6 164篇拳术研究领域里，有关以太极拳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占拳术类论文总量的76. 9%，有相当高的比例。太极拳运动以其健身性、欣赏性、大众性的优势赢得了世人的青睐， 国内各大高校几乎都把太极拳作为体育必修课程，且在大众体育中，太极拳的开展也十分广 泛，有很坚实的群众基础。1978年1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应日本友人邀请题词“太极拳好” ，自此以来，太极拳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影响，太极拳运动已成为当今国内大众体育场上最 亮丽的一道风景之一，同时，它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十分强烈，据有关资料显示，太极拳运动 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流行，目前，还有学者极力呼吁将这一运动引入孔子学院，使 国外朋友通过这一载体了解东方文化，这种高屋建瓴的举措既可以扩大其发展空间和弘扬民 族传统文化，还可以提升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竞争力。由此可见，太极拳运动以其本身 的魅力拥有了自身文化的影响力、竞争力、生存力。我们充分相信，在重视提高“体育文化 力”［6］和世界普遍关注健康话题的今天，有关太极拳方面的研究将成为人们长久 的研究热 点，还可以预见，广大科研人员也会将如何提高与增强太极拳的文化力作为研究趋势之一。
与有关太极拳为主题的研究相比，以形意拳、八卦掌、八极拳、少林拳、长拳等为主题 的研究相对较少，这说明该类拳术的影响力与太极拳相比要小得多，其研究的总量也自然相 对少得多，而对于南拳、螳螂拳、通背拳、劈挂拳、戳脚等方面的研究则更少，该现象说明 ，一些传统拳术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其传播力度小、群 众基础薄弱；二是其文化影响力小、发展速度慢；三是受现代竞技武术发展趋势的制约；四 是受传统拳术自身特点的制约，如，传统拳术的套路内容较为简朴，且多有重复，基础动作 单调枯燥，且短期内难见实效，不如练散打或拳击、跆拳道来得快速实用；五是传承方式较 为闭塞。以上原因构成了部分传统拳术研究总量不多的重要原因。
运用同样的检索方法，对四季拳、梅花拳、汤瓶拳、弹腿、凤阳拳、绵拳等拳种进行检 索，结果显示：有的检出率极低，有的为零。这种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传统拳术作为一 种文化形式，其流失现象相当严重，像四季拳［7］、梅花拳［8］等许多拳种 都濒临着失传的危 机。诚然，由于时代与生活环境的变迁，一些优秀的传统拳种正面临着流失的命运，这是民 族文化的巨大损失，这种民族文化流失的境况不能不让人扼腕痛惜，不能不引起武术界乃至 有责任心的中国人高度重视。因此，目前那些虽不盛行但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武术拳 种将是人们研究的冷门话题，这也是保护和挖掘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与价值所在。为使濒临 流失的传统拳术发扬光大，理论应与实践相结合，既要进行必要的理论研究，还要探索传承 之道，理论研究应充分宣扬传统拳术的精神内涵和文化魅力，彰显其文化蕴含与教化功能； 实践研究应注重科学性、系统性，例如，利用现代媒体技术进行记录与保存；成立协会、组 织；举办比赛，扩大影响等举措。
3 结 语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是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民族体育、太极拳、传统武术 类研究是民族传统体育研究领域中最热门的三大话题，同时该研究领域中也存在一定的冷门 素材，尽管2008年民族传统体育类部分研究出现陡然下降现象，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优 秀的民族文化还将保持上升的研究大趋势。为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世界民族体育文化之林 中崛起，为提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力，应看清我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优势，全面而科学地 对其进行广泛细致的研究，让热点研究持续，让冷门研究充满价值，让整个民族传统体育研 究朝着良性趋势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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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建华，陈青，钟全宏，孟峰年.体育文化力的内涵及其特征［J］.首都体育学院 学报，2006，（6）：50-52.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大学教育最为深厚的文化背景.我国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还面临诸多问题，大学生传统文化素质亚需提高，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必须与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与历史潮流相符合，同时厘清传统文化教育与政治理论课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传统文化专指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指的是具有稳定的价值追求、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的精神成果的总和。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十六以来，党中央提出“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人国民教育全过程，纳人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提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任务.高校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大学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一、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必然性
《教育法》第一章总则的第七条明确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传承传统文化、继承传统美德、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素质成为高等院校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解决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传承民族丈化高等院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方面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遗失和传统文化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缺失。
1.传统文化教育边缘化
传统文化在现代大学教育中被边缘化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高校功利主义教育培养模式致使大学生漠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另一方面，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较为模糊，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缺乏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机制。
在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高校越来越倾向于就业导向的教育培养模式，功利主义在教育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突出表现在: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专业课程设置市场化导向增强，而弱化传统文化课程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大学教育更注重教授学生专业知识，而忽视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在学习时间分配上，大学生除了对本专业课程的学习外，绝大多数时间用于外语、计算机的学习，忙于考取各种证明自己就业优势的“证书”，忽视了对传统人文学科的学习。
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认识不够，缺乏明确的指导也是导致传统文化教育边缘化的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高校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多限于文艺活动、文艺表演、书法、艺术、乐器表演等，在这些活动上冠以传统文化之名。学生们对于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化精神只能有大致的、概括的、笼统的了解。但究其深处，则对传统的了解甚少，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强调也往往表现在对其总体精神的提倡上。不少高校将传统文化教育放置于诸多学科的最边缘，甚至不将其纳人到正常教育教学之中;不少高校虽然强调传统文化的一些表现形式，但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进而形成制度化的教学机制。
2.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
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文化素质教育”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专业课程之下，正在沦落成学生获得学分的工具;其二，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政治理论课教育之中，成为纯粹服务于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
自1999年起，我国部分重点高校相继成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一大批高校将文化素质教育内容列人教学计划，进人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有的课程体系结构。高院在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也提出了诸如“通识教育”的说法，许多高校增加了人文课程在整个课程设置中的比例。然而，关键问题是这些课程仅仅作为大学生选修课来开设，许多学生只是把这些课程看作是“拿学分”的工具。对于我国大学目前开展的通识教育，一些学者已经明确指出其中的弊端。有学者在评价大学通识教育时，认为大学“不是把通识教育课程看成是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而是把它看成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说到底只是在传统的‘专业主义’不变的前提下给学生加点‘小甜点”，，“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发展通识教育，我国大学发展通识教育的努力实际将只能流产，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不大可能有什么结果。”
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单纯服务于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是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的另一集中体现。诚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对中国优秀文化精神吸收、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观点带有普遍性，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该观点最大的不足在于将传统文化视为辅助高校政治理论课教育的资源，而不是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该观点看似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但又将传统文化教育寓于政治理论教育中，忽视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具有的学科特点和独立性。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全民族的传统文化素养，而不是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工具。结果是，有识之士不断地强调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但传统文化教育却一直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处于附属的地位。
3.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
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集中体现为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被金钱奴役的境地。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是开放性的、公益性的，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权利，至于国家投人大量资金的公办高校更应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然而，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将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市场化，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少数贵族的专利，成为普通民众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某大学开设国学班，讲授《周易》、《四书》.《道德经》、《庄子》等国学经典课程。然而，该班一年只上24天课，总收费达2.8万元，平均一天的学费高达一千多元。国学博大精深，一年断断续续地上几十天课，就能使受教育者真正理解国学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精华吗?毋庸置疑，国学热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但问题在于现在的国学热在很大程度上是浮躁和急功近利所催发的，它的轻狂虚华与国学的沉稳坚实形成鲜明对比。司文化传承的主体应该是人民大众，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少数人的专利终究会使传统文化脱离群众实践，远离群众生活，丧失其最为深厚的生存土壤。
(二)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形成“文化自觉”
笔者认为，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应该从三方面去理解:其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主要包括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的程度，以及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学习和初步研究的能力。其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主要包括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内容及其精神的态度和感情，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特指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其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体力行。主要指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自觉地维护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地洛守中华传统美德.就目前而言，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
首先，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认知。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当代大学生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有的了解，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常识，缺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实际上，绝大多数学生都在浓厚传统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能够认识到传承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仅停留在粗浅的层面，而且认识有余而行动不足。对于传统文化知识，学生并不十分知晓;对于学习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学生并不热情.
其次，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存在偏差。一部分学生持“传统文化无用论”的观念。他们认为，面临市场经济和激烈的求职竞争，大学生更应该关注实际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至于传统文化，学习与否似乎与未来求职没有直接的关系。另外，还有部分学生持“传统文化落后论”的观念。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片面夸大中国传统文化落后愚昧的一面，对本民族文化丧失了自信，认为传统文化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将来发展中国的是西方的“先进文化”而非中国传统文化。
青年学生是民族的未来，如果大学生失去对本民族文化的 认同，追求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长期下去，必然导致本民族文化的灭亡，最终导致本民族的衰落。
最后，大学生传统美德观念较淡薄。中华民族在五千 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优良道德传统，目前大 学生中仍存在一些与传统美德不相符合的现象。在集体 和个人的关系上，个人优先集体;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注重权利而忽视义务;在团结和竞争关系上，强调个体竞争意识，缺乏团结协作精神;在诚信和利益关系上，更加看重利益而丧失诚信，在欲望和责任关系上，追求个人欲望，缺乏对社会、家庭和婚姻应具有的责任感。
大学生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客观要求当代大学生必须具有文化自觉意识。所谓文化自觉，就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前途理性的认识和把握，这种认识和把握形成主体的一种文化信念和准则，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使当代大学生既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和业务素质，更要具备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修养，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鉴于目前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现状，将传统文化教育纳人高院教育教学之中，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积极主动地将传统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知识框架、价值体系和道德信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
(三)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实现民族复兴 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发扬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是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今日之中国文化，是昨天中国文化的延续，又是明天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主要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生存精神，“厚德载物，包容会通”的仁爱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公而忘私”;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人际和谐”;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强调“修身慎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世界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拉近了世界各种大文明圈的距离，以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世界各文明相互交流、相互竞争，冲突和摩擦也再所难免.党的十六大中明确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人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中华民族必须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发现优秀 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潮流的适应性，进而主动整合世界文 化，在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起到建设性作用。
二、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
目前，部分高校开始在素质教育试点、通才教育实验 和公选课实验的基础上探索通识教育，将传统文化教育付诸实践。北京大学推出“元培计划”，复旦大学成立了本科学院复旦学院，清华大学等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建设等。在授课内容方面，一些高校相继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课，讲授中华元典，如“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然而，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为学生提供一些选修课，申报一些精品课程，而是牵涉思想导向、教育方针、教育结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诸多方面。
(一)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
思想政治教育是把一定社会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就目前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选择性、独立性、差异性和多变性日益增强.这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新的课题，也对反思传统文化提供一个平台。即，如何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
一方面，传统文化应该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使其能够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同，就必须寻找到一种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文化，相反，二者还可以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仅是着眼于欧洲，它的视野囊括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它的体系容纳了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理论上的相似性，诸如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的政治伦理思想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性都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应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我国的优良传统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具有强烈的家族性和地域观念，强调重义轻利，内省特征明显。中国优良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天人合一的生态观，重信义的义气观以及传统的和合意识和整体利益道德准则等，都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必须大力发扬优良传统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价值。
(二)坚持“综合创新论”的方针，使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潮流相符合
传统的东西未必都是积极合理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中华民族几千年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来源数字化趋势日益明显，面对世界经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青年学生的思想价值趋向会发生新的擅变。在这个大背景下，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个基本间题，解决三大矛盾。
两个基本问题是指如何反思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其集中表现在三大矛盾上，即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矛盾、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矛盾、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矛盾。根本上说，无论是两个基本问题，还是三大矛盾，归结一点就是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问题，这也是高校能否真正落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关键。
解决中国文化与历史潮流相适应的问题，首要的就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方针。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极取营养，发展自己。
(三)坚持鲜明的教学特色，厘清传统文化教育与政治理论课的关系
目前，部分高校并没有真正使传统文化教育融人正常教学内容之中，没有厘清高校政治理论课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混同，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资源、教学工具，或者试图将传统文化教育并人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所以，必须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差别与联系，坚持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教学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