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第1篇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s theor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conception， content and frame，theoretical value and effective ways. On the basic summar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deepening researches.

关键词： 国内外；生态政治理论；研究述评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包含哪些内容、生态政治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政治，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涵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对其有不少定义。由于侧重点不同以及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其一，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态政治解读为生态（绿色）思潮、生态（绿色）运动和绿党三个层面。其二，美国学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纳克（Spretnak）把生态政治一方面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绿色政治学。其三，丹尼尔・A・科尔曼将生态政治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内涵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将生态政治扩展为政治生态，认为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二，刘京希（1998）把生态政治理论解释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动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在内涵上他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其三，吴海晶（2003）从综合角度指出生态政治既是观念、运动,又是力量和理想。作为观念,它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作为运动,它表明了人们对无度生产、无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抗议和反对；作为力量,它显示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信心和勇气；作为理想,它寄托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容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绿党政治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党政治理论是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态学理念。绿党以生态学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二是社会责任理念。绿党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或社群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环境安全，要坚持环境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三是基层民主理念。绿党的民主目标是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们有权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生活条件的方式和选择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绿党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五是女权主义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妇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绿党强调全球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胸怀全球,行于当地”。

环境安全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从安全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1977年美国环境专家莱斯・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从理论上首次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联系起来。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中，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其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并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三，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其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五，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内容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较晚，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陈清硕（1995）认为生态政治学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肖显静（2000）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环境危机，其次是对市场体制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第三是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张连国（2006）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它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

3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价值研究

绿党政治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突出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的新的政治运动。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构成了人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尽管目前对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安全意识，并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进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态政治理论的独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先凤（2003）认为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治军（2008）指出生态政治理论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将政治问题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

4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基本沿着“深绿”与“浅绿”两个方向展开。“深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重新建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包心鉴（2001）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与政策出路在于加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意识与责任：一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实行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视政治家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赛明明、孙发峰（2006）认为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角度、特别是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出发,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从公众广泛的参与权力和途径等视角来思考和进行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

5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学者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与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许多学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学理意味浓厚，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生态政治理论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三是专门从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成果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过程中，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进行探讨，又要善于对微观层次加以分析和探讨，并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要在深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并结合我国生态政治的现状和借鉴国外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进行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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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清硕.方兴未艾的生态政治学[J].社会科学，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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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连国.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0]蔡先凤.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11]王治军.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及影响[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1).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第2篇

【关键词】制度环境;外部审计;投资者保护;企业价值

一、引言

对于一些外部因素,如法律环境、市场竞争程度等,规范研究都认为其会对处于该环境中的公司的行为产生影响,但要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加以检验,必须找到好的对外部因素进行衡量的方法。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以下均简称llsv)(1997)开创性地采用打分的方式对法律环境进行了评价和衡量,并就法律环境和财务金融方面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形成了“法与金融”理论。随后不少学者沿着他们的思路做了更深入的研究。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关咨询服务机构的出现,也使得衡量外部环境因素的数据更容易取得,针对法律制度等外部因素影响的研究也得以更顺利地进行。国内外学者用实证的方法对外部因素进行研究的时间都不长,但均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围绕投资者保护这一核心,选取审计和企业价值这两个角度对法律制度与他们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以期能更好的为后续研究提供启示。133229.Com

国内外学者就外部环境对财务金融的影响都进行了研究,但国外学者考察的主要是法律环境这一外部因素,而国内学者基于对外部环境评价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考查的外部环境因素有市场化进程、政府的干预程度及法律和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等。在本文中,对这些外部因素统一以制度环境进行称谓,其主要衡量的是一国或一个地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水平。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考察的外部因素更多,且更能针对我国具体的现实情况。在整理文献时笔者还发现,国外学者主要是通过跨国比较分析不同法律环境中公司行为、审计市场的差异,此方法不能解释同一国家内面临的法律条款基本一致情况下不同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差异带来的行为差异问题;国内学者的研究则是以我国各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异为背景展开的,因为尽管我国各地区的环境大体相同,运用的法律也是统一的,但是在转轨过程中形成了突出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特点,各地区在投资环境和执法有效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国内学者的研究弥补了国外学者的缺陷。

二、制度环境与审计

已有的文献表明,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既可以通过改善法律环境来实现(la porta,1997,1998,2000;沈艺峰等,2004),也可以通过强化外部独立审计机制来完成(francis,2002;王艳艳,2005)。外部审计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其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根据声誉假说和深口袋理论,审计师必须考虑面临的各种风险,一旦遭受损失会对他们的声誉带来多大负效应,可能面临的诉讼和惩罚成本有多少。对潜在风险和诉讼成本的衡量在很大程度上需考虑外部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同时外部审计和法律制度都作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机制,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否存在相互影响?法律制度环境是会增强外部审计的监督作用还是替代其效用呢?目前主要有以下面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外部审计和法律的作用机制会相互替代,在法制约束薄弱的地方,外部审计可以弥补法律制度的缺陷起到监督作用,而在法律约束较强的环境中,审计的监督作用会被弱化。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法律与审计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法律约束越强,越能增进审计的监督作用。

赞成是替代关系的文献有:

francis(2001)考察了法律起源对审计需求的影响。法律起源不同,在立法和执法上都会有很大差异,事务所处于不同的外部环境中。实证分析表明,与成文法的国家相比,在普通法国家里“五大”能获得较高的审计费用,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

klapper & love(2002)的证据显示,外部审计在法律环境差的国家中起到的作用更大,可以提升企业的声誉,从而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结论是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环境中,外部审计可以作为法律的替代机制来为投资者提供保护。

choi & wong(2002,2007)研究了各国法律环境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企业对会计师的选择(“五大”或是非“五大”)和审计收费。发现在法律约束薄弱的环境中,随着风险的加大公司聘请“五大”的可能性增加,同时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也越多。

王鹏(2008)用其构造的投资者保护指标研究了投资者保护水平和外部审计需求的关系。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不仅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可以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还能减少上市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

研究得出制度环境与审计是相互促进关系的学者有:

francis khurana & pereira(2002)发现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强度越弱的国家,聘请国际“五大”的概率越低。在法律环境保护力度很弱的国家,审计师的选择将变得与成本不再相关了,因为法律对于审计师的惩罚不够严厉。他们2003的研究再次发现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国家中,公司对高质量审计师“五大”的需求降低。

newman、patterson & smith(2005)在对投资者保护的研究中纳入了审计师法律责任,研究显示加大对审计师的处罚力度并不能降低审计需求。同时还发现在对审计师惩罚力度和内部人惩罚力度较大的环境中,审计师的努力程度较高。

choi & kim et al(2005)考察了法律环境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及其对“四大”收费溢价程度的影响。发现随着法律责任的提升审计费用增加,在一个既定的法律环境中“四大”确实获得了审计溢价,但这种溢价程度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而降低,法律责任的增强缩小了“四大”与非“四大”之间审计收费的差异。

kallunki et al(2006)发现过高的审计收费和薄弱的法律环境增加了公司变更事务所的可能性。严格的法律约束增加了公司变更事务所的转换成本,因此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国家中公司变更事务所的可能性降低。变更后继任审计师的折价程度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中更为明显。说明法律环境好可以抑制公司想通过审计师变更来降低审计费用的动机。

wang、wong & xia(2008)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是否选择当地小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上的差异。基于政府和企业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可能会给上市公司特殊的帮助,影响到公司对审计师的选择。同时当地的事务所也可能更了解上市公司的情况,这可能也是公司聘用小所的原因。通过以1994—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地方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可能聘用当地小的事务所,同时还发现在欠发达的地区(以市场化程度衡量),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聘请当地小所的可能性也在增加,但这种倾向在较发达的地区明显减弱。

孙铮、于旭辉(2007)在研究政府控制权级次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需求的影响时,考察了市场化程度、法律水平等制度因素对公司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层级越多的国有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聘请高质量的事务所。

陈小林(2007)在他的博士毕业论中用1999—2002年3 705个样本公司数据对市场秩序、法制环境与审计师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文中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或更严重的审计意见)的概率作为审计师独立性的衡量,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政府与市场关系健康、对企业干预较少、法制水平高的地区,审计师的独立性较强。

替代关系的可能解释是在法律制度约束比较严格的环境中,各事务所的执业谨慎性都比较高,大所与小所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因而可能表现出“四大”的收费溢价水平较小或根本不存在。同时就审计师的选聘来说,是公司和事务所共同协商的结果,因此公司聘用外部审计的动机也会对审计业务的形成造成影响。已有的研究证明,在法律约束严格的环境中,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比较完善,公司的成本并不高,因此,投资者聘用高质量审计的动机可能降低,表现出在法律制度环境越好的情况下公司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可能性越小。

而促进关系则可能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强弱影响到审计师的执业谨慎性。当法律等可能的惩罚措施比较严厉时,审计师在接受业务时会更为谨慎,当客户具有某种风险特征如财务质量不好、问题严重可能就不为其提供服务,或者在确定审计收费时提高标准,以弥补将来可能遭受的损失或者弥补为了更好的规避风险而在审计时多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在法律约束严格的环境中审计公司审计收费可能要高。同时基于信号传递的考虑,处于约束严格环境中的公司可能更希望利用所聘用审计师的质量传递公司的良好信号,进而表现出制度环境对公司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促进作用。

三、制度环境、成本与企业价值

成本的存在不仅影响企业价值的创造,也阻碍投资者权利的实现。基于内部治理角度研究成本与公司价值关系的成果已非常丰富,但若忽视影响内部治理机制的外部环境则在研究上不够严谨。不少学者从法律等制度环境入手探讨了外部环境与成本、企业价值的关系。法律等制度因素对投资者保护程度高,控股股东利用上市公司为自身谋取私利的不当行为遭受法律制裁的可能性就越大,实施“隧道挖掘”行为的成本也就更高,因此制约了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弱化了问题,公司价值相应获得提高。对于存在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成本,法律和制度的监督制裁作用同样会增大经理人谋取私利的成本。当成本降低后,控股股东和经理人与中小股东的目标一致,同时还能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让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投资决策,以更好地促使公司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可以说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影响公司的治理机制,可通过对成本的削弱来增强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

从相关的文献来看,llsv(1999,2000)的研究使人们改变了对公司治理的看法,更多地从影响治理的根本因素外部环境着手考虑问题。他们发现,一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其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负相关,与其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比率正相关,与其上市公司的价值正相关,并且一个好的法律环境可以有效地保护潜在的融资提供者,使他们愿意为证券市场提供资金,因此有助于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在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国家里,中小股东面临遭受大股东剥削的风险,他们只愿意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公司发行的股票,从而使公司失去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的吸引力,所以,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差的国家,其股票市场规模也较小。公司难以融资就影响了公司的经营发展和创造价值。lombardo and pagano(2000)、daines(2001)分别就法律环境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法律环境的好坏与公司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法律环境较好的时候,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会减少,能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为企业带来更多价值。

法律环境是否会影响到公司治理机制的选择呢?doidge et al.(2001)、nenova(2003)认为法律环境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安排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即在法律环境较好的情形下,公司加强内部治理的动机不足,因为好的外部法律机制已经足以发挥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能规范公司内部人的行为。内部股东在控制权上损失的收益可以从企业良好的经营业绩中获取。klapper & love(2004)也发现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中各公司的治理机制不同,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良好的法律环境能提高公司的绩效,并且治理机制与公司价值间的正向关系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国家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国内学者在研究时考察了各种不同的治理结构、股权性质、制度环境对公司成本、价值创造的影响。在研究时国内学者有个特点,针对我国国有股权的一股独大、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问题展开了大量实证分析,他们的分析充分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内夏立军、方轶强(2005)首先研究了最终控制人的性质、治理环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政府控制会降低公司价值,政府控制层级越多,公司价值越低,治理环境会对公司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并且能降低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邓德军(2006)以竞争行业中的公司为样本,并在将国有企业按政府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分类的基础上,研究了控股股东的性质、法制环境与公司价值间的关系,发现在好的法制环境下,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会降低。王力军(2007)按照最终控制人性质,将公司分为国有和民营金字塔控制两种主要类别,研究了问题在哪些公司较为严重,法律对于投资者保护是否能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研究表明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价值并无显著差异,法治水平高的地区,其所属公司的价值较高。俞鸿林(2007)提出治理环境作为股权、董事会和经理人市场等内外机制的共同因素,对治理机制功效的发挥有重大影响,如果治理机制和治理环境不相吻合, 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将无从谈起,进而影响公司创造的价值,并以我国a股市场2002年的数据检验了自己的观点,发现公司治理的完善首先需要的是政府治理的完善。高雷、宋顺林(2007)基于a股市场2003—200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对国有上市公司成本的影响,发现治理环境对成本有显著影响,政府干预显著增加了成本,而提高市场化进程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有利于减少成本。王鹏(2008)利用其构造的投资者保护指标,检验了投资者保护水平(外部制度环境)与公司价值之间的正向关系,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不同控股类型的上市公司,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不同,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与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关系更明显;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即降低成本;投资者保护能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同时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资金占用的关系。

四、制度环境的衡量问题

实证研究结论是否准确,模型中变量取值非常关键。将法律环境这一外部因素量化并进行实证研究,是llsv“法与金融”理论的最大贡献。llsv的方法是开创性的,使人们能将法律环境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通过实证的方法进行检验。国外学者现在研究中使用的制度环境数据主要来自la porta(1997,1998)的方法自行计算、专为大型审计公司服务的保险公司wingate(1997)中的诉讼指数(litigation index)、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提供的对法律和条令的评价结果,且国外学者在研究时采用不同的环境数据同时进行检验,增强了结论的说服性。

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多是采用樊纲、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指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法治水平指数(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通常来说就法律效率的衡量应该从法律条款的订立和执行力度两个角度进行。王鹏(2008)认为依市场化进程报告中确定的制度环境指数未考虑对法律条款订立的评价,于是他参照沈艺峰(2004)的做法,依据某项法律法规的设立情况及重要程度为法律条款评分;对执行力度的衡量在采用市场化进程中法治水平指数的基础上,还采用了张维迎、柯荣住(2002)的我国各地区加权信用水平数据构建了一个新的综合法律环境指标来进行研究。该指数的构建拓宽了我国对制度环境进行评价的方法,在提升结果可靠性的同时也给后续学者的研究以很大的启发。

五、研究展望

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发展程度和执法水平为研究制度环境与财务会计相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使得基于各国法律环境不同而展开的跨国间比较可以在同一法律条款环境中的不同地区间进行,解释了在同一国家中不同公司处于相异的制度环境下行为差异的问题,丰富了理论研究。但由于国内学者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就制度环境与审计之间的关系研究尚不深入,在研究思路及方法上都还存在不足,没有考虑制度环境与公司内部某些特征对审计作用发挥的共同影响。与国外学者一样,对制度环境与外部审计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国内的学者也未形成统一结论。审计和法律制度同作为保护投资者的重要外部措施,弄清两者的关系对我国进一步规范市场监督措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成本的存在是影响公司价值创造的原因之一,建立各种治理机制就是为了能降低成本,从内部来发挥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但其又依赖于外部制度环境,不能忽视制度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而目前国内的文献中对各种治理机制、成本与制度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权性质和结构方面,其他方面的影响如何值得进一步深入。同时如何准确衡量制度环境也需要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目前国内文献中多是采用樊纲、王小鲁编制的市场化指数及其子指数,该指数只考虑了法的执行效果,对立法条款的情况并没进行考察,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应该包括法的订立和法的执行两个方面,所以若是能对法律等制度环境进行更准确的衡量和评价,可能会使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同时,学者们在研究时也可以考虑采用不同的对制度环境进行评价的数据进行检验,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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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第3篇

关键词 环境会计 信息披露 公司治理结构

一、前言

环境会计，也被很多人称为绿色会计，是一门结合了会计学、环境学与环境经济学、以货币为计量单位并且对企业和环境相关的经济活动进行确认与计量的一门新型学科。它研究的主要要素包括环境资产、环境负债和环境效益。从社会利益角度来看，为了明确对环境的各种影响，它以这些要素计量和报告有关国有企业、企事业单位、公司等的社会活动。提高整个社会的各种效益是环境会计的主要目的，所以它将指导经济资源的最佳调配以及高效利用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对于环境会计的研究来说，它的信息披露问题也逐渐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如今环境会计在我国的发展还属于刚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研究都还只在理论研究，相关的体制法则也都没有明确的颁布和实施，在实务中运用则更少，所以能早日建立起成熟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制将极大地推动整个环境会计体制的健全与发展，促进我国环境会计在其他方面更加标准化的建立。

在今天，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由于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只追求高速度发展而忽略了高效率利用环境资源，导致近年来环境问题的频发，而这两三年以来曝出的雾霾事件更是将环境保护问题推到了每一个社会成员面前，环境的严重污染问题不仅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了严重威胁，而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限制。企业作为当今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成了引起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对于环境的保护，企业有着不能推脱的责任和义务。由此来说，加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可以使企业更好地得到政府和公众的认同，不但有助于企业对外营造良好形象，而且也有益于企业对于本身的环境问题有更为明确的认识，更好地做出相关决策。

二、背景回顾

从社会层面来说，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而从微观层面看，它又是公司进行内部自我管理的需要，故而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是公司的主流趋势。组成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一种组织结构，不仅包括了公司的所有者、董事会和监事会，还有公司内部的高级执行人员等，他们同时承担着公司的监督职能、战略决策职能以及经营决策职能。关于这两者之间联系的研究，国外的起步较早，自从20世纪70年代揭开序幕的几十年以来，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公司的规模方面，Eng.L.L和mak.Y.T（2003）发现趋向于自愿性更高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往往是公司规模较大的公司；资本的结构方面，Ferguson（2002）的研究结果与L.L.Eng&Y.T.Mak（2003）的相反，前者认为，当负债程度在公司的资本结构中越高，公司就会主动提供更多的环境会计信息，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增强股东和债权人对公司的信任，而后者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关系；关于独立董事分歧则更大，有意见认为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越大，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也有认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更有甚者认为二者负相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也开始了有关它们之间联系的研究：张俊瑞（2008）、飞（2009）等人认为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增大，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也逐渐有所提高；范德玲（2004）等人认为与公司规模、公司业绩和公司所在地相比，资本结构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除了小部分观点不一致外，大部分学者认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独立董事比例呈正相关。与国外的研究成果对比，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等是我国研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主要因素，但很少对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和经营者等因素进行研究。

三、相关建议

（一）对外部治理结构及其披露加以研究

在狭义角度，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构成，它被认为是用来协调股东权利以及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而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则是协调公司和相关者的利益关系的一种机制，同时它可作为一种法律或文化存在。目前已有很多研究者从狭义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对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影响进行了相应的假设分析并且得到了很多相关结论。这样的看法已普遍得到证实，但是笔者认为若想更全面地得出结论，应当对外部治理结构也加以研究。因为外部治理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它也与内部结构相适应，是一种属于外部的约束机制，它是由外部社会治理机制、外部政府治理机制和外部市场治理机制组成的。内外公司治理结构是小和大环境，会计是信息提供者和监督管理者的系统，当这一系统与环境相适应并且达到协调统一，整体目标才会进一步实现。

（二）结合行业性质进行披露

蒙立元、李苗苗和张亚淘（2010）在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框架下，采用逐步回归、描述性统计分析、多变量回归检验等方法，通过对来自沪市的制造业中重污染的公司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对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这一因素并不明显；当董事持股人数比例较大或者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担任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就较低；当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就相对较高。王博、余海宗（2012）通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选取了2002～2012年全部158家川渝地区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得出了以下结论：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与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的特征；董事会规模与其无显著相关性。郭秀珍（2013）利用多元回归方法以及模型，通过对已上市的重污染中的制药行业进行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越高以及经理的薪酬水平越高时，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内容就会越多；而对董监两会规模和董事长是否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分析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首要原因可能是董监两会以及职责分离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形同一个摆设，并没有发挥出太大的实质作用。

（三）其他方面

为了加强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水平，除了本文所说到的根据本企业具体情况提出的相关建议，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提出完善措施：向企业宣传环境保护，加强培训相关会计人员；提高企业和公众的环保意识，大力发展环境审计；在国家与企业相结合方面，有效结合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的使用，共同提高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

（作者单位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尚霖，范亚东.公司治理结构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J].会计与公司治理，2015（5）：65-67.

[2] 胡健强.关于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分析[J].财经纵横，2015（7）：225-226.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第4篇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企业绩效；制度环境

0 引言

纵观国内外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投资主体之一，他们在公司治理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被学者们反复验证。随着我国股权分置的完成，机构投资者越发受到关注，俨然已成为证券市场上热捧的新星，他们对优化治理结构提升资本市场效率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而企业绩效恰能反应上市公司治理效果。加入制度环境因素，把机构投资者介入公司治理后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串联起来进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1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外部宏观治理因素，能够影响到存在其范围内的所有经济主体，从而使他们在制度环境的差异下做出不同的行为决策，这些决策效果又会通过企业绩效和市场经济增长等方面来反映，因此本着制度理论中“制度-行为-绩效”的行径，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进而影响到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从制度环境对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影响的研究成果看，国内外研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国外学者多是基于国别或者是法系的差异来研究制度环境差异所造就的不同，而国内多依仗樊纲等编制的各省份制度环境的差异来进行研究。尽管如此，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却是基本相同的，即处于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更有利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同样也更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发挥积极股东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Ferreira和Matos（2008）从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出发来探讨影响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的共同因素，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向于投资制度环境相对优良的国家。具体实证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票比例与国家整体信息披露质量、国家法律环境好坏显著正相关；另外，机构投资者更加偏向投资于制度环境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新兴市场国家。这一系列发现都说明制度因素已经成为影响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Ke et al.（2008）比较了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在美国公平披露原则实施前后的差异，他们发现在公平披露制度实施之前，机构投资者有机会利用相关渠道了解到公司的内幕信息，往往会赶在上市公司低于市场预期的季度盈余前大量减持公司股票，而在公平披露制度实施之后，不论公司的季度盈余是否低于市场预期，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不会发生明显变化。该研究结果显示：制度的变化显著影响着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Ameer（2010）把研究范围定在了亚洲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其结果同样显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政府管理效率较高、政治稳定和制度完善的国家，而不会投资于腐败程度较高或是法律环境不佳的国家。因为一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程度的高低往往会直接影响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是否成功，所以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更加关注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

国内关于制度环境的研究开始于樊纲等（2003）对我国不同省份间的市场化程度用市场化指数进行量化，使得市场化指数的评分综合考虑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有效的反映了我国各省的市场化发展差异，此后国内学者基本引用中国市场化指数这一指标来衡量地区维度差异下的制度环境。

伊志宏、李艳丽和高伟（2011）采用Level和Change两个模型，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考量了不同市场化进程水平下，机构投资者行为对高管薪酬激励影响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且起关键作用的是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结论还显示，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积极效应会受到市场化进程等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制约，所以改善制度环境对促进机构投资者积极效应的发挥十分重要。

李海英和毕晓芳（2012）以制度分析为基础，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机构投资者提升企业市场价值的制度条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如果是国有控股会降低机构投机者的积极作用，但是高的机构持股比例始终是上市公司提升市场价值的重要条件。

范海峰和胡玉明（2012）在探究652家制造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时发现处于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支出的促进作用要小于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这说明了机构投资者的积极股东形象在处于不同环境下也是有一定差异的，市场化程度越好机构投资者越有动机参与到公司治理中，造成的正向效用越大。

2 研究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现有关于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研究中，多是微观层面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而考虑宏观层面的治理条件的较少，国家的政策及公司所处的地域发展程度等都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地区制度发展差异，本文提出后续可借鉴的两方面研究展望：第一，在探究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基础上揭示制度环境对二者相关性的影响，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综合考虑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第二，我国现有实证研究中对制度环境的度量相对较为粗糙。虽然国内的学术界普遍将樊纲的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衡量地区间制度环境差异的指标，但由于市场化进程指数中只涉及到省一级数据，即处于相同省份的制度环境是一样的，制度环境的量纲上并没有体现到各个公司层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即便是同一省份各地区之间的制度环境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后续的研究可以从省级以下各个地区着手，对制度环境做一个更为全面精准的计量。

【参考文献】

[1]伊志宏，李艳丽，高伟.市场化进程、机构投资者与薪酬激励[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10）：75-84.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第5篇

关键词：政治关联 重污染行业 环境信息披露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自然资源的日益消耗，环境污染的日渐严重，“可持续发展、低碳及环境保护”已然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外披露环境信息，揭示环境资源的利用情况，成为众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同时，政府部门的环保监管日益加强，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如上证所2008年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但这些监管制度对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是否真的有效性？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什么因素会影响环境监管制度的有效执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结合中国经济的制度背景加以分析。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与转轨并存的市场，政治关联在我国转轨经济制度背景下呈现出一些显著的特征，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制度化程度、行政效率较低的发展现状。由于我国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及法制渊源等有别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有别于一般的新兴市场国家，政治关联在我国已经深入到企业的各个层面，政府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政治关联是否会影响到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我国促进环境问题的逐步解决，提出环境保护有效措施方面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已披露的相关环境信息为依据，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角度计量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考察政治关联是否会影响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状况。

二、文献回顾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第6篇

为科研，他上下求索

出生于历史悠久的安徽省砀山的席北斗博士，继承了祖先勇于开拓、刻苦钻研的精神，2002年他获得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博士学位，2002年8月赴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做高级访问博士后。期间，他主要从事有机固体废物高效菌种培育及堆肥资源化、石油污染场地和地下水高效工程菌生态修复工作。2003年他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工作环境，毅然回到祖国，被聘为固体废物创新基地副研究员，并于当年到2008年间，先后担任刘鸿亮院士助手、科技处副处长、总工办副主任。目前，他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地下水与环境系统工程创新基地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国家中组部“”第一批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并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资助。主要从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与地下水污染模拟与过程控制的研究开发工作，并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多年来，席北斗研究员以创新为基点，从环境系统工程理论出发，坚持城乡统筹、水陆统筹、技术管理统筹，从2008年开始，主持或负责国家“973”计划课题、国家自然基金和国际合作等20余项科研课题，围绕有机废弃物生物强化处理处置和二次污染控制，深入开展了生物反应器系统微生物作用过程及优化调控理论、技术和装备研究；提出了有机废物生物强化多阶段接种分质资源化理论；发明了动态返混-自动反馈控制腐殖化技术与装备；揭示了生物反应器填埋场碳氮同步快速转化和二次污染协同控制机理；开发了渗滤液等高浓度有机废水深度处理专利技术。他研发的废物处置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控制技术装备与绿色修复材料，实现填埋场碳氮同步快速转化、有效控制渗滤液对土壤地下水的二次污染，关键技术与装备实现规模化工程应用，为我们共同的美丽“中国梦”贡献了不竭的动力。

此外，席北斗研究员还从事了多项工程技术服务方面的工作，在北京、上海、河北、宁夏等10多个省市建立示范工程，为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多年的科研创新，让席北斗研究员取得了诸多科研成果，形成了以阐明污染代谢过程和环境效应―提出防治原理―攻克关键技术―支撑科学决策的科研思路，及固体废物资源化、地下水污染模拟与修复、村镇地下水环境系统工程相结合的研究方向。此外，他紧密结合发展方向，开展环境技术服务，重点加强环境系统规划、规划评估以及地下水专题评价，并与地方结合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治理的技术规范、标准和指南的编制工作。

综合整治，科技为民

随着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加快，村镇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为此，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了《村镇环境综合整治重大科技工程》项目，席北斗研究员担任项目负责人。该项目意在通过村镇环境综合整治共性技术和装备研发、技术集成和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典型村镇的综合示范，从根本上提升我国村镇环境综合整治的技术创新和科技工程支撑能力，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村镇环境质量，保障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席北斗研究员及其科研团队对我国北方寒冷地区进行了针对性研究，形成阶段性成果并开展了技术适用性评估。

形成村镇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系统整治，优化管理。

针对高油脂、高盐分的餐厨垃圾，科研团队开展了餐厨废弃物制备多肽菌体蛋白饲料关键技术、餐厨废弃物湿热水解预处理与厌氧发酵能源化关键技术研究；针对高纤维素垃圾开展了菌源、物料预处理技术优选与厌氧联产能源化利用技术研究；针对混杂垃圾提出了前分选与连续进出料的转筒仓式沼气干发酵技术、多阶段接种堆肥腐殖化技术。建立了以元蛋白质组学方法为基础的总蛋白提取、蛋白功能的质谱鉴定、序列引导分离、工程菌剂制备的技术方法，筛选获得了高效功能菌剂。同时针对我国不同区域村镇环境整治技术进行系统集成，关键技术进行了研发优化。

形成村镇生活污水处理、耐低温沼气池、生活垃圾处理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系统整治，优化管理。

针对生活污水处理，科研团队开展了污水高效预处理技术、微创深开挖土壤渗滤技术、生活污水达标回用处理技术、复合分子筛（MCM-41-A）去除污染物等关键技术研究；针对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进行了冬季保温技术、低温强化脱氮除磷实用技术研究；针对耐低温沼气池，开展了冬季保温产沼气菌剂技术、北方沼气池低成本越冬技术、秸秆原料沼气技术研究；针对生活垃圾，开展了有机生活垃圾混合物料干发酵技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能源化利用技术研究，建立了成本低、效率高的新型有机废弃物处理系统。同时针对北方寒冷缺水型村镇环境综合整治和资源化循环利用技术进行了系统集成，关键技术进行了研发优化，并在宁夏、山东省进行了工程示范和产业化推广。

该项目是一项利国利民，且符合国家目前推崇的环保政策的好项目，适用于目前众多正在进行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且没有很好的污染治理技术的村镇，因此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席北斗研究员介绍说，该项目针对快速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的村镇环境问题，通过三类村镇环境综合整治共性技术和装备研发，“三低一易”型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的集成创新，形成了五大典型区域村镇环境综合整治模式，并开展综合示范区建设，并筹建成立了村镇领域首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村镇环境综合整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硕果累累，继续攀登

凭借着在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和环境治理领域取得的成绩，席北斗研究员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誉。相关研究成果先后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排名第一、第三），省部级环境保护科技奖一等奖3项（2项排名第一）、二等奖2项，国家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建立了国家环境保护地下水污染模拟与控制重点实验室；将科研成果系统集成，建立科技示范工程6项，技术在我国北京、上海、河北、宁夏、贵州等10多个省市推广应用，完成各类工程、规划咨询项目20多项。他个人先后获“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科技工作先进个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六届青年科技奖、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创新青年奖”等荣誉称号。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第7篇

丹尼尔・帕帕在其新版《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③一书中，结构性地论述了影响当代国际关系的诸多因素，涵盖了有关国家利益、权力均衡、国际体系演变、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外交决策与决策的理性化、国际关系中权力的经济参量、军事参量、国际法参量、外交参量及权力的社会政治因素、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战争与和平、人权与价值冲突、环境与疾病传播等问题。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关注各种复杂的、影响国家安全的环境因素，阐述信息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为当代国际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

丹尼尔・帕帕博士现为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校长、国际关系学教授，曾任美国国际问题学会美苏分会主席，著有《莫斯科、北京、华盛顿视角中的越南》、《20世纪80年代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力与存在的困境》、《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政治、政策》，主编《信息时代：其影响及后果选集》等书。

《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一书共分6大部分20章，内容涵盖：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建构、国际体系建构、国际关系的认知建构、国际政治权力建构、国际公共问题的争论，以及世界发展远景展望。

丹尼尔・帕帕在书中指出，外交史分析是“对一系列特定事件的推论、研究宽泛的国际关系的演变，为建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基础”。①外交史研究与和地缘政治战略分析相呼应，是20世纪中期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方法，至今乃在学术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地缘政治战略分析以全球安全环境为分析视角。美国海军军官阿尔福莱德・马汉(Alfred T．Mahan)和英国地理学家哈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是地缘政治战略分析的积极鼓吹者。马汉把海洋称为海上“高速公路”，称“谁控制这个高速公路，控制海上战略通道，谁就具备控制世界的大国地位”。②麦金德的陆权战略与马汉的海权思想形成对应，他强调控制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对控制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麦金德称这些地区为“中心地带”(heartland)，他认为，大国只有控制中心地带，占据有利的地缘战略位置，才能对边缘地区施加有效的战略影响。

丹尼尔・帕帕认为，无论是外交史分析，还是地缘政治战略理论分析，对研究国际安全困境的因果关系、国际关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都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尤其是对变革时期的国际安全环境分析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国际关系的社会经济理论为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补充性的方法论。在分析形成近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环境时，丹尼尔・帕帕认为，国际关系的社会经济理论分析为学者们提供了认识国际体系变迁的新视角。马克思是社会经济理论学派最具影响的代表。①马克思和列宁的政治经济理论不仅适用于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国际问题的研究。马克思视“一切政治现象，包括帝国主义和战争为经济力量影响的产物”。②列宁是运用社会经济理论揭示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特征的直接实践者。体现列宁社会经济理论主要思想的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政治经济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拉国家独立运动，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依附理论，为运用马克思、列宁社会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提供了分析依据。

丹尼尔・帕帕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战后的中国、东欧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中国建国后20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③在运用外交史、地缘政治战略、社会经济理论分析国际关系、和平与安全、防止国际冲突的途径时，“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理论逐渐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取向，“虽然这两种学派研究的取向完全不同，但它们都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性”。④

二

政治理想主义强调，“人性善良”、“世界范围内不合理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是导致人性异化、好斗的基本因素。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战争才有可能避免。政治理想主义者主张建立国际行为规范，通过建立国际合作体制维护世界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国际联盟，作用是调解各国间的争端。国联倡导的集体安全促使各成员国保持一致，明确表示反对侵略战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国际合作原则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质疑。

丹尼尔・帕帕认为，政治理想主义把国内政治制度变革、财富的重新分配、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确立民族自决准则视为维护和平、防止战争的重要途径。①但对于政治现实主义者来说，政治理想主义的理论假设是天真和荒谬的，他们认定，人并不具备“生来即善”的天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现实主义学派，迅速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流学派。②他们否定人性“生来即善”的论调，认为人类并不是天生善良，人类的善与恶的本性是相等的。人性的另一面是一种统治对方的本能欲望，战争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只是爆发的环境不同而已。

战前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曾经流行一时，该理论强调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提出“强势即正义”(might makes right)，强大的民族国家有权支配弱小民族国家的荒谬逻辑。为了这个“正义”，德国和意大利提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鼓吹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如果要避免战争，就必须赢得战争”。③国家社会主义对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德文中的“现实政治”或“实力政治”(Realpolitik)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话语来源，意思指“国家间实力对实力的政治”④。实力是现实主义者崇尚的原则。这实际上同国家社会主义提出的“强势”异曲同工。

丹尼尔・帕帕指出，军事安全和战略问题通常被政治现实主义视为“高层次政治”(high politics)，社会、经济问题被认为是“低层次政治”(low pol-itics)。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强调国家有责任维护自身安全和。集体安全原则作为一种理论经典曾受到政治理想主义者们

的推崇，根据这个原则建构国际组织和国际联盟被视为维护公正的“规范”。但在政治现实主义者们看来，国家政策和行为明智于否，主要在于政策和行为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强调实力的重要性，军事实力尤其重要，只有实力才能保证和平的实现，各国对外政策都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客观认识的基础上的。为了保持实力均衡，各国在寻求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参加不同的联盟，以制衡实力强大的敌对国家。

丹尼尔・帕帕在评价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方法时指出，外交政策的制订优先于国内政策的制订，国家是国际关系中处于首要地位的行为体，国家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必须重视民族主义的作用。由于国家独立决策的特征，国家的对外决策必须理性化，因为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决策。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主导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除卡特和克林顿政府外，美国政府几乎所有决策者们的政治信条都建立在实力政策基础上。①丹尼尔・帕帕认为，在解释战后欧洲如何走向经济一体化、政治联合等问题时，人们对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假设提出质疑。“当对国家边界、国家利益的界定因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时，合作和冲突对维护国家利益的利弊权衡逐渐凸显”。②

三

国际关系研究的许多新方法既是对以往各种理论假设的批判，也是对新的理论假设的建构。地区性、全球性国际组织、国际合作的不断发展，跨国经济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为行为主义和外交政策分析等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空间。丹尼尔・帕帕认为，人类社会正面临环境变化的巨大挑战，荒漠化、水土流失、河流水质降低、大气污染、气候变暖、生物种类濒临灭绝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基础。①环境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条件因素，也是影响国际关系中各国相互依存、维护共同利益、防止脆弱的全球生态体系继续恶化的重要问题，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种安全困境。人们的行为和自然环境变化导致以因果关系为前提的“行为量化研究”(behavioral-quantitative research)方法的出现。行为量化研究的假设、概念、方法的建构同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和数学等学科存在方法论的关联，它有利于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和本质。②通过运用概念、理论、命题对国际安全困境中的“冲突、一体化、交涉、谈判、威慑”进行量化研究；其分析单位也包括对单个决策体、国家、国际体系等概念的研究。行为量化研究还涉及有关分析层面、国际关系内在因素比较、资料数据收集、方法论的研究范围、意识与理论建构的关联、相关研究标准的提出等。行为量化研究不仅具有行为主义方法的一面，也包含对传统理论的借鉴。

尤其重要的是，行为量化分析研究关注比较分析层面，包括宏观理论、大战略理论及中长期战略比较研究等。有关国际关系比较研究存在两大空间：一是对当代国际问题现象分析的宏观比较；二是通过对历史背景中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的系统比较。在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和历史现象中获得比较结果，以便科学地认识国际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

丹尼尔・帕帕强调研究因果联系的重要性，认为“行为主义”是强调科学研究国际关系的新方法。虽然在如何运用上还存在分歧，但就行为主义方法本身而言，研究国际关系必须包括对国际问题的清晰阐述、对问题变量的仔细分析、对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对变量关系影响的国际环境的深入讨论。行为主义学派提出，事实不仅完全适合理论定律，而且行为理论的分析必须与事实依据一致。对于行为主义分析学派来说，例外的定律是不可接受的。

行为量化研究对问题的范围、方法论、理论的特征，以及国际关系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联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一些方法论的批评家们对事件和其他政治现象存在相似性、研究者的理论假设能力持怀疑态度。他们怀疑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否在量化分析的特征显示中产生效应。①他们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方法还是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当代国际关系都存在局限性。问题不是方法、理论模式、分析焦点是否适合特定环境，而是方法论的选择、理论建构的范围如何推动研究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关于“外交政策分析”，丹尼尔・帕帕认为它已成为研究国际关系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一种包罗万象的分析方法，它重视分析和解释行为体的行动、立场和目的。外交政策是一种行为方式，它涉及“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运用”、“动用资源实现选择目标”等三个方面。②外交政策与一般的“决策方式”(decision-making approach)有不同之处。官僚政治、国内政策分析等是外交政策分析的主要切入点。外交政策分析也适用于对区域问题、决策理论、经济战略等问题展开分析。外交政策分析是描述性的、解释性的、预测性的。丹尼尔・帕帕认为，“外交政策分析为多视角研究和认识国际安全问题和国际体系提供了很好的选择。”③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各种“主义”争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有些“主义”围绕“本质、解释、规范”等问题展开分析，有些则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做文章，强调折中主义的研究方法。④这些所谓的“主义”有些是人们提出的新认识，有些则是对以往方法的修正和完善。丹尼尔・帕帕强调，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已经对国家决策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时，虽然已有的分析假设仍然有助于国际问题研究，但尚未提出一种为大多数人认同、全面地分析当代国际安全困境的研究方法。①

信息技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贯串于《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一书的每一章。丹尼尔・帕帕指出，信息技术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克服时间、距离、场所等障碍因素的方法，增强了国际关系行为体处理分析数据和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决策能力的认识。现行的权力结构正在被打破，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加速，国际间财富的分配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更趋于非对称性。②

信息技术对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权力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信息技术正在削弱国家保证安全的能力。作为现代战争的重要工具，信息技术使传统的国家安全功能受到挑战。其次，跨国经济活动超越国界，由于信息技术已成为商品，与此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比重不断上升，国家为国民提供财富的比重下降。最后，由于信息技术促进了国家间的民族认同感，国家为国民提供认同意识的能力受到挑战。③关于信息技术对决策的影响，丹尼尔・帕帕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决策决策权力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正在改变人们的日常工作次序。决策权力分散化在商业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先进的信息技术通过确立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经济实践和思维，改变经济权力的属性和基础。信息时代促使国家、跨国公司等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重新思考他们的经济发展战略。④

丹尼尔・帕帕指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公共媒体，对建立或损害公众对政府对外决策的支持发挥很大作用，它使外交家与本国公民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信息技术正在成为与经济、军事处于同样重要位置的硬权力参量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提升其在软权力参量中的位置，如社会政治要素和外交的重要性，信息技术在国际关系环境的许多领域正在成为权力因素本身。①

丹尼尔・帕帕在其主编的《信息时代：其影响及后果选集》系列丛书中，也强调了信息时代的复杂多变，告诫人们必须具备各种应变能力，及时有效地采取对策。②

丹尼尔・帕帕还是和平主义的鼓吹者。他的《弹道导弹防御在美国安全政策中的作用》③一文，对里根政府制订“战略防御计划”(SDI)提出质疑，并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威慑环境和威慑的成功率做了大量的论证，认为“弹道导弹防御”(BMD)计划不仅涉及技术成本问题，也涉及政治、经济、战略成本问题。丹尼尔・帕帕提出的“战略威慑不应靠‘双方确保摧毁’(MAD)来维持”④的观点引起美国学界的关注。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第8篇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理论依据

在我国古代，许多著名思想家论述了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就这一关系问题最先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认为人只有好学求教，才能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将道德品质的形成同社会环境联系了起来。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环境论，肯定了环境的作用，提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即主张建立睦邻友好的环境，发扬德行，相互帮助。荀子非常重视主观思想与客观环境的关系，他改变了仅从客观环境的单一角度认识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开始注意到人主观认识的作用。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偕黑。”认为环境是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是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著名理学家王夫之认为环境能决定人们意志的坚定性，意志则支配人们的行为。主张对环境进行有效控制，促使人们形成坚定意志。

在西方国家，许多思想家也论述了环境对人的思想品行的影响。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提出天赋的美德需要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作用把它引导出来的思想。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强调与好的环境接触。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教育要为儿童提供优良的环境，使儿童的潜能能够充分实现。实用主义思想家杜威，认为人的“理智”的形成有如有机体进化一样，每一阶段都要与环境接触，特别是要学习控制客体环境，指出 “我们的结论不是要离开环境进行教育，而是要提供一种环境，使儿童的天赋能力得到更好的利用。”

古今中外贤哲们的环境教育思想影响着今天的教育，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提供了理论借鉴。但这些思想也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实践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环境观克服了这种局限，对两者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说明。马克思主义环境论认为，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二者相互创造，并统一于社会实践。在人与环境的相互创造中，两者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环境变得更有利于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更有利于环境建设。马克思主义环境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根本的理论依据。

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界定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概念，理论界并未形成一致看法。20世纪90年代初，陆庆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中首次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并首先对其进行了专题研究，界定了其概念，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对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产生影响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这基本确定了思想政治环境研究的基本范畴。其后，张耀灿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1995 年版）中以“环体”的形式把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四要素”之一，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逐步从一个孤立的概念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要素。2002年，沈国权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中提出“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从广义上说，指的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各种外在条件和因素的总和，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施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和教育对象所处的社会小环境。”虽然不同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运行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

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类型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类型的研究，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型。二分法，从一般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主要是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微观环境是指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工作环境。这是最为典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二分法。三分法，一些学者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即在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基础上，增加了 “中观环境”内容。多分法，除了二分法和三分法，有些研究者还从更广泛、更细致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剖析，如陈秉公在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为社会环境、单位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交环境四种类型。时空维度分类法。在上述几种划分方法的基础上，岳金霞提出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新的划分方法，即时空维度分类法。从时间维度上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为历史环境、现实环境、未来环境。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第9篇

【关键词】共同前沿；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区域差异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目前，从我国环境治理投资的总体情况看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总量还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运行效率持续低下。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量都非常大，环境治理投资资金受到制约是无法避免的，如何在有限的资金约束下提高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更好地实现污染治理，是目前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而这需要科学地测度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二、文献综述

众多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国外，研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主要使用均匀污染法和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1]。均匀污染法在确定环境保护投资最优规模时的重点和基础是找到环境保护投资的边际治理成本和环境污染的边际损害成本，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找到这两种成本相等，限制了均衡污染法在现实中的应用。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是对经济—环境在结构上的相互关系、活动状态进行明确分析，结合社会有限选择和扩大了的消耗可能性，确定综合平衡调整中环境保护投资的最优规模。艾里斯—尼斯模型建立在质量守恒定理应用基础上，其将经济系统物资应用引起的环境问题划分为一个重要类别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研究[2]。维克托对艾里斯—尼斯的理论研究作了许多改进，为了计算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划，建立了加拿大经济的经验模型。在国内，研究重点集中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环境治理投资进行定性分析并主要使用DEA模型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如冯健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的存在，而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不足的成因[3]。杨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环境治理不足并提出对策建议[4]。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研究中，从研究对象上主要分为两类：产业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和区域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多使用CCR、BCC以及超效率等DEA模型进行运行效率、相对效率、静态与动态效率和影响因素分析。如袁华萍通过构建DEA-CCR模型对中国2005—2010年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DEA视窗分析[5]。兰明慧使用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及DEA—CCR模型，分别对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运行效率及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相对效率进行实证分析[6]。陈雯采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来研究华东地区各省市工业环境治理投资的静态和动态效率[7]。戴红昆利用DEA-C2R模型、BC2模型以及C2R超效率模型对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评价[8]。王兵、罗佑军运用基于RAM的网络DEA模型对2001—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影响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9]。王俊霞、王荣采用DEA-TOBIL两阶段模型法，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10]。刘冰熙等借助修正后的三阶段BootstrappedDEA方法，对我国29个省份2007—2013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去除外生变量和随机变量的影响后，我国各地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呈现波浪形发展规律，但出现日趋恶化的趋势[11]。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学者采用多种DEA模型来分析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但研究思路大都将所有省（市）基于统一的前沿面进行效率测度，并没有考虑区域发展基础、区位特点等个性因素，即忽略了区域之间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区域异质性特点，构建基于共同前沿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并对2012—2014年间我国31个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共同前沿模型

在传统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DEA测度中，并未考虑各区域的地域限制、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等因素，认为不同区域是同质的，从而将各区域作为相同的决策单元，应用统一前沿面进行效率测算。但是，众所周知，各省（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等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严重依赖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先天要素，从而导致效率测度结果不真实。由此，借鉴Battes，O'Donnell对共同前沿模型的界定，将N个待评价区域划分为K（K≥1）个不同类型的组，X=（x1，x2，…，xm）为投入要素，Y=（y1，y2，…，ys）为产出要素，则第K个组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表示为Pk（x）=｛y：（x，y）∈Tk｝。Tk为第K组决策单元构成的生产可能集，而Pk（x）形成的前沿面可以称之为区域前沿面，所有Pk（x）共同构成的前沿面称为共同前沿面。

（二）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当前完成环保验收项目投资作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废水处理量、城市污水处理量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作为产出指标，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为研究样本，所取数据主要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4）》、《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2014）》等整理获得。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将31个省（市）根据经济带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群组，并分别在区域前沿面下和共同前沿面下测算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根据对表2的分析可得，2012—2014年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0，年度效率值变化趋于稳定，极差仅为0.04。从三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除2012年低于全国均值外，其余年份都高于全国均值，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0.68上升至0.74。在东部11个省（市）中，北京、河北、广东三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处于有效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效率值大部分在0.5到0.9之间，只有山东、天津两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一直低于0.5。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虽然在2013年出现了下降，但是都高于全国均值，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是三大地带中最优的。其中，湖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7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大于0.7。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普遍较高，且省（市）之间差异较小。与东、中部地区省（市）相比，西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低，且一直低于全国均值，仅为0.61。其中，青海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广西、云南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始终大于0.9，其他省（市）的效率值低于0.5，占西部总数的40%。由此可见，提升西部地区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对于全国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直观作用。据对表3的分析可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80，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且年度效率值变化趋势平稳，但各省（市）之间差距较大。北京、河北、辽宁、广东四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效率值始终为1，上海和福建的效率值也达到0.9以上，除天津外，其余省（市）的效率值都在0.5以上。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达到0.96，最小值也有0.91。其中山西、吉林等5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也都大于0.8。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普遍很高且各省（市）之间差距不大。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6。其中，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青海5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贵州、陕西、宁夏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高，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在0.5以下。可见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但各省（市）之间差距很大。综上，在共同前沿面和区域前沿面下，我国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差异显著。总体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表现差异巨大。以河南省为例，在共同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只有0.77，效率水平较高，但在区域前沿面下河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均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而东部地区个别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在两个前沿面下的表现差异也很巨大，例如辽宁省、福建省、山东省。这说明我国三大地带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都不高，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我国用于环境治理的投资虽然逐年增多但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环保支出方面存在明显过度投资现象，合理有效配置环保支出的能力不足；我国政府与其他各方面的配合力度不够；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专项资金效率评价监管长效机制的构建不完善等。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