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第1篇

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约在5000年前产生的华夏文化，与所谓的夷狄文化相互影响与融合，形成了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夏、商、周、汉文化。春秋时期，孔子整理文献典籍，形成了《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在当时社会变革、纵横交融的相互影响下，出现了儒、墨、法、道、名、兵、农、阴阳等各家学派，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思想空前活跃的发展时期。汉以后，随着小农自然经济的稳定和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定为国策，形成了以儒家为主，法家为辅，吸收诸家有用成分的思想文化。两汉之际，佛教传人中国，又在老子学说的基础上产生了道教，使中国思想文化又增添了新的内容。继而，经历4个世纪左右的民族迁徙与各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儒道佛相互渗透。到了隋唐时期，中国重归统一的封建社会进入繁盛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蓄佛、道经典和西域中亚文明，使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更加深刻广博。宋明以后，我国封建社会日趋没落，程朱理学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特别是朱熹的《四书集注》问世以后，理学禁钢人们的思想，露骨地强调封建纲常，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扭曲。公元15世纪以后，长期发展缓慢的西方思想文化蓬勃发展，并同东方思想文化交流撞击，我国不少进步思想家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的弊端的一面，注意创立“经世致用”之学，反对闭关锁国，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技术，振兴中华思想文化，终于酿成了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思想文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需要注意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不能与封建思想文化画等号。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既有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文化，又有劳动人民的反封建的思想文化。就是忠孝节义之类的道德范畴，也不能完全抹杀。剔除其原有内涵中的封建糟粕，赋予时代的内涵，对于维系社会秩序，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之，我们所说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指的是动态的中华文化传统，是随着历史的进程，继承过去而又同时超越过去的。

中华民族精神源于动态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动态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既是中国疆域内56个民族的总称，又是指生活在中国疆域内各民族共同建筑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文化绵延不断的发展史。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精神，就体现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传统也有社会性。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选择、淘汰、积淀的结果，这就规定了民族性和时代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两种相互联系的本质属性，并使它的某些内涵具有历史的局限性。那些形成民族凝聚力、代表民族生命力的东西，形成了民族精神；那些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东西，形成了时代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历史的概念。还须明确，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并不矛盾，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是一元和多元的统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也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果的开放式的发展过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笔者认为主要是：

――重理想、重民本、正其身的民族责任心。儒家的“大同”，道家的“无为”，其实都是为了“有所为”，都是提倡人们去追求理想的境界。所谓民本思想，就是主张百姓是立国、兴邦的根本所在。《尚书》中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政在养民”的说法。孔子认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了近代，谭嗣同主张“民忠于君，君也得忠于民，君若不忠于民，人人得而戮之”。严复等人认为，“西洋各国之所以富强，正是由于其民尊且贵，民气大伸，政府与之共治”。孙中山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目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国家机关是人民的公仆，必须为全国人民办事。国民是民国的主人。他还将民生主义列入资产阶级革命纲领。重理想、重民本、必须注重正其身。从孔子主张修身正心、身教重于言教，到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从汉刘安讲“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到孙中山不私亲属，致书劝阻广东各界举荐其咒为广东都督；再到、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清正廉洁的高尚品质和艰苦朴素、与民共甘苦的生活作风，正是我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缩影。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要讲理想，决不能淡化社会主义信念，忘记共产主义大目标；仍然要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能把市场经济的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和人际关系；仍然要讲正其身，清正廉洁，丝毫不能动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我中华繁荣昌盛的民族责任心和时代责任感。

――刚健为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我国先秦思想家十分重视确立人生志向问题，主张“刚健有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提倡人要有志气，要有大而无畏、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些思想一直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优秀儿女积极进取、奋斗不息。今天，我们党倡导的新时期的创业、创新精神，正是这种刚健为本、自强不息精神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

――胸怀理想、舍身取义的献身精神。比干谏商王纣不惜冒杀身之祸，终被“剖腹观心”；屈原理想破灭，抱石而投汨罗江，至今我中华同胞年年纪念；苏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持节十九载，不辱使命；王鼎进谏道光皇帝，力保抗英英雄林则徐，不为所动而自缢尸谏；谭嗣同结交维新志士以“杀身灭族”四字互勉，终为维新变法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此等等。这种胸怀理想、舍身取义的精神，熏陶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华儿女，产生了刘胡兰、、等一代又一代英烈人士。在开辟伟业的一代共产党人身上，这种精神更是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以德修身、注意践履的务实精神。先秦思想家重视以德修身，提出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思想主张，把修身和民族、国家的存亡兴衰联系起来。孟子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重行，指出看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汉代班固更用“实事求是”这一我们现在天天讲着的概念深刻地概括了务实求是的思想美德。

――诚信为本的为人处世、执业从业的基本要求。诚信是社会对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执业从业的基本

法则。古代思想家认为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忠信谨慎，此德之基也”(《中庸》)。就是说这是所有德行的基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家语》要求后人“言必诚信，行必忠正”。荀子进而指出“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

――仁、义、孝、悌、礼、智、忠、勇、温、良、和、俭、让、恭、宽、敏、惠等道德范畴和博学慎思、自省自律、择善而从等自我修养途径。去其封建社会特定的政治含义，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范畴。

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它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由于它具有民族性，所以有个传统问题；由于它有时代性，是个历史概念，所以又有现代化问题。这种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也是对立的统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伦理道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和专制政治服务的。如“三纲”，就是与封建的权力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反映和维护封建王权和宗法制度的伦理道德。在沿用忠、孝、节、义一类道德规范的概念时，要赋予现代意义的内涵，而绝不能从形式到内容全盘照搬。这也是我们在强调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时必须明确的重要问题。

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内涵十分丰富，笔者以为在以上所概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主要应该强调：

――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整体主义精神。我们民族在道德评价上，一向以群体利益为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这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突出特点。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屡经内部战乱和列强入侵而依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中蕴含着整体主义精神的凝聚作用。整体主义的具体内容，因时代和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就其社会生活中需要处理好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以及整体利益的关系而言，则是共同的。我国许多古圣先贤提出的道德名言，如“舍生取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生动地体现着这种整体主义精神。

――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中重视家庭职能的传统。长达数千年的中国社会，家庭既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又是社会的婚姻生活单位，兼顾着众多的社会职能。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十分重视家庭伦理，并将其视为伦理的核心。搞现代化建设，要逐步摆脱小生产的经营方式而走向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方式，但目前我国农村还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的生产职能还不能减弱。就是将来现代化建设高度发展了，家庭的婚姻职能、赡养职能、教育职能甚至人际交往职能也不可能消除。

――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中对个体道德修养极度重视的传统。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具有丰富的内容，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儒家的人生哲学理论，从“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地之中，唯人为贵”出发，面对大自然和社会，面对现实生活，提倡积极的人生哲学，提倡奋进精神，提倡加强自我修养，倡导明德至善、弘道立志、君子风范、修身养性、人伦常道，这种积极奋进、追求完美理想人格的人生哲理和道德规范，在现代化建设中仍然是激励人们开拓前进的重要精神动力，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兼容并蓄、合而不同的开放精神。对外开放，兼容并蓄，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特点之一。汉代佛教东来，被中华文化所容纳；明末，西学东传，受到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重视；，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步使其中国化；以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产生了思想。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尤其是需要自我更新精神。当今时代的中心问题，已由“中国向何处去”的革命问题转变为“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建设问题。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更需要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我更新精神。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某些否定，现代化本身也要求对传统文化有所超越。因此，我们必须在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科学地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大胆吸收外国一切优秀的、有益于我国“三大”文明建设的健康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实践原则。“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实践原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推进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更应发扬这种实践精神，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在实践中评价自己的文化价值，评价外来文化的价值，看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是否合拍，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这也是推进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的根本方法。

振奋民族精神，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全社会的道德水平

在汹涌澎湃的商品大潮冲击下，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在一些人中，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淡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滋长，金钱至上导致价值观严重扭曲，封建迷信及其早已消灭的社会丑恶现象也在一些地方沉渣泛起。道德风尚某些方面的逆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急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文明水平，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

面对上述问题，有些人认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合理性”，“精神文明、道德建设等到经济繁荣后再抓也不迟”。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好现代化健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伦理道德建设的关系。

4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世界先进国家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必须相辅相成，既不能搞“”中“精神万能”等极左的那一套，也不能搞纯粹的经济主义。经济要发展，人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必须同时提高，这是一个手心与手背的关系问题。不仅如此，这还关系到我们现代化的目标模式，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第2篇

［关键词］文化 文化强国 文化大发展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117－02

［DOI］CNKI:22-1010/C.20120209.1101.003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果断提出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党在结合时代要求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了总体规划。这次会议的召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一项宏大的工程，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在进行这项事业时，需要对文化的概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何谓“文化”？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所提到的“社会主义文化”主要包括哪些内容？这应该是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对“文化”理解不够全面，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就容易出现以偏概全、顾此失彼的做法。因此，全面、正确地理解文化的概念是做好文化建设工作的前提。本文结合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下文简称《决定》），谈谈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如何全面地理解文化的概念。

《决定》提到的文化，涉及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我们需要正确认识这些处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关系，以下是几组相对应的不同层次或不同类型的文化概念。

一、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文化是分层次的，大都有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别。美国人类学家芮斐德将文化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两部分，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精英文化，而“小传统”则是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2]我国人类学家李亦园认为，“这两个传统是互动互补的，大传统引导文化的方向，小传统却提供真实文化的素材，两者都是构成整个文明的重要部分，如果只注意到其中一部分，而忽略另一部分，总是偏颇而不能综观全局的”。[3]

《决定》提出“弘扬中华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号召，说到“中华文化”，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存在不同的构成元素，也有上述所说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中华文化的“大传统”部分，诸如儒家思想、唐诗宋词、书法绘画、古典小说等，属于精英文化、经典文化、正统文化。而“小传统”部分，诸如民歌、岁时节日、民俗曲艺、民间工艺等，属于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乡土文化。过去，一提到中华文化，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诸子百家、古典诗词、书画艺术等这些以精英文化、经典文化为代表的“大传统”文化，而对以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为代表的“小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忽视的。不少人认为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不能登大雅之堂，上不了台面，有些人甚至不将其视为文化。可喜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越来越重视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社会呼声也日益高涨。《决定》对民间文化给予了较高的重视，例如，《决定》要求“深入挖掘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重视发现和培养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依托重大节庆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组织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等。

因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兼顾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不仅要重视那些作家、文艺家、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演员、学者等名流学士创造的优秀文化作品，而且也要关注民间艺人、乡土文化能人和一般群众创造、传承的优秀民间文化作品。

二、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

《决定》提出，“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里就涉及了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区别，处理好这两种类型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全面理解文化的涵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当今时代，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通常和文化遗产概念联系起来，赋予了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社会意义，与之相对应的两个概念便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似的两个概念是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

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对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概念做了界定：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4]

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区分，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那些看得见的、有形的文化实物、文化作品，而且要注重保护和传承那些留存在人们头脑中的口头文学、民众知识和民间技艺以及文化的创作过程和技巧。

《决定》多处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党和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视，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必将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持续发展。

三、都市文化与农村文化

这是从空间上对文化做的区分，这种区分承认了都市和农村的差别。《决定》要求，“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的差距”。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日益频繁，城乡差距在缩小。但就目前情况来说，都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虽有不少联系，但依然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待都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差别：其一，从发展方面看，它们之间存在差距。如在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文艺室等公共文化设施方面，农村远落后于城市。因此，《决定》要求加强“农村书屋”“三下乡”“村文化室建设”等改善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工程，以缩小城乡文化发展的差距。其二，从文化属性上看，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属性的文化类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在这个层面上，不适合用“好坏”“优劣”或“差距”来评价都市文化与农村文化。都市文化建立在现代化分工基础上，由此形成的是社区文化、公寓文化、企业文化、时尚文化等文化形式，而农村文化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形成的是乡土文化、村落文化、民间文化等文化形式，其传统元素、民俗元素更加突出。从这个层面上来看都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差别，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要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能盲目地急于将农村文化改造成都市文化，而是应该看到农村文化也有很多优秀的部分以及丰富的文化资源，要充分挖掘农村富有乡土特色的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民间文化。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口占多数，因此，农村文化的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和关键。而农村文化的建设，不能搞一刀切，不是简单地改善农村的基础文化设施，也不是将农村改造成城市，而是尊重农村的实际，挖掘农村的优势，将其打造成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四、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

十七届六中全会既提到了当代文化，如网络文化、数字传媒、动漫游戏等，又特别强调了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如《决定》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不是截然对立、不相容的关系，它们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方面，我们要关注现代科学技术带给文化领域的新变化、新趋势，引导推动当代新型文化的发展，并善于利用新的数字技术整理、保护、传承和开发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的魂，越是发展现代化，越要弘扬传统文化，除保护、传承外，还要注重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使传统文化服务于现代生活。如我国有许多优秀的民间故事，可将其与现代动漫技术结合，创造出新型的动画片，使我国的儿童从小就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全面认识文化的概念，正确处理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关系，统筹兼顾，综观全局，实现中华文化的全面繁荣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第3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英语教育专业教学中，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课程设计的缺失以及教师教学中的忽视等原因，中华文化缺失、被忽视、被冷落，中华文化表达“失语”等境遇应引起高度重视。

（1）西方文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及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大学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人对西方的价值观采取支持的态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却持质疑的态度，包括英语教育专业学生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更愿意了解和获取西方文化知识。以英语为主要语种所承载的西方文化正以它的强势力量冲击和影响着大学生，从食品、服饰到节日、娱乐，都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文化观念、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如热衷于洋快餐、洋品牌，喜欢过西方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日，忘记了春节的味道，不清楚中秋节的来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么知之甚少，要么不能用恰当的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在一些媒体上我们经常发现，一些英文水平很高的中国青年学者，在与西方人交往交流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使用英语来表达母语文化，显示不出来自文化古国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风范，如一些学者所说，存在“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令人堪忧。

（2）课程设计的缺失。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文化既包含语言，又通过语言这一载体加以表现，加以传承，加以弘扬。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外语教学的目的之一。在高校英语教育专业的教学中，就课程设置来看，为了促进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了解，大量增加了目的语国家的人文、地理、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知识，如英语国家概况、英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美国文学史与作品选读等内容，这对更好地利用语言进行跨文化学习和跨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英语教育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几乎完全被忽略。笔者从四川省两所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英语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情况看，发现没有设置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从课程设置情况看，只重视跨文化交际中对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的输入，忽视了母语文化的输出，对本国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

（3）教师在教学中的忽视。英语属于语言学科，在教学观念上，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教师认为自己上课就是传授英语语言和文化知识，而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无关。在长期的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非常重视语言形式教学，即关注语音、语法、词汇及句子成分等方面的教学，教师也比较重视英语文化在英语口语、词汇、语法等项目教学过程中的渗透，以加深学生对其理解。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辅助作用却被忽视或认识不深，没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于课堂教学中，忽视了中国文化的教学，使中国文化教学逐渐被边缘化。当然一些英语专业教师自身文化素养不高或欠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缺乏系统学习和研究，自身表达困难，力不从心，更谈不上将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课堂教学中来教育感染学生。正是这一原因使学生在学习时过多地侧重英美文化的学习，忽视了中国文化，导致学生只会用英语表达英美文化，而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较低，造成交际障碍。

二、加强高校英语教育专业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

（1）高度重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动力，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既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青少年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加强对他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有着重要意义。与其他学科教师一样，中小学英语教师肩负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光荣使命。作为未来的中小学英语教师要完成这样的使命，高校就必须加强英语教育专业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2）修订教学计划，完善课程设置。根据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关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的要求，一是在编制教学计划和实现的教学目标中，要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意识和要求，强化教师的责任担当；二是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设置，如开设“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历史概要”“中西文化比较”等课程，编写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品视频公开课等；三是修订教材内容，编录反映中华文化的优秀外语文章，在教材中主动导入中华文化的元素；四是修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外读物，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摄取量等，以此来提升学生中华文化素养，增强语言运用能力。

（3）提升教师的中华文化素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专业教学中。将中华文化融入课堂教学，专业教师承担着重要的使命，扮演着重要角色。既要求教师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意识，提升责任感使命感，又要求教师不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不断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文化底蕴的积淀。唯有此，在教学设计中，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才能有意识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才能将中西方文化进行跨文化的对比与分析，才能用流利的英语准确表达中华文化的内涵与魅力，从而引导学生提高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口语表达和写作能力，培养学生树立平等对待多元文化的观念和意识，更好地把握中西文化的特点和差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和传播。

（4）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开展丰富的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对于英语教育专业学生习得中华文化知识、提升中华文化素养、培养中华文化自觉、提高对中华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一是教师要鼓励学生广泛地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阅读和学习，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指导，推荐阅读书目和报刊杂志，鼓励学生撰写英文阅读日记或读后感。二是定期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座，邀请著名的文化学者介绍中国历史、文学、建筑、艺术、民俗、饮食、服饰文化，并进行中西方文化对比，提升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三是挖掘传统节日文化中的现实价值。中国传统节日有其特有的文化符号，与我们生活紧密相连，我们要帮助学生解读这些文化符号，实现传统节日文化历史与现实的文脉相接。四是组织开展诗词朗诵、英语演讲活动，开展中国画、书法、剪纸作品展览，开展音乐晚会、戏曲表演等蕴含传统文化元素的系列活动，在活动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五是营造学校传统文化环境，在图书馆、教学楼等重点场所张贴中国传统名言警句或悬挂书法、国画作品，对校园建筑物、道路、桥梁、湖泊命以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和深厚办学历史积淀的名字等，建设良好的传统文化氛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第4篇

一、目前高职人才培养体系基本框架的缺陷

由于过度强调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在生产管理第一线从事生产或经营管理的技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导致许多高职院校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仅仅从社会职业的需求入手，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来设计有关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框架，由此形成了提法不一的各种专业人才培养结构。但总结种种人才培养体系的结构都可以概括为“三合一”的结构形式：即人才培养方案的内涵由基础理论知识、专业技术能力、专业技术应用三个部分组成。这种人才培养体系的基本框架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对于基础理论知识强调以“必需、够用”为度，理论课时进行大幅度削减。“必需、够用”的尺度如何把握，全凭专业的师资力量来衡量，因此“必需、够用”就少了许多教学科学规律的成分，少了许多人文素质的成分；对于专业技术能力，由于片面地强调专业技术能力的掌握，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只强调对学生动手能力的提高，忽略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只考虑眼前培养指标的完成，而忽略了专业技术能力中的情感因素；对于专业技术应用，强调工学结合和顶岗实习，而真正顶岗实习的实际效果却很少顾及，忽略了学生成长过程的健康人格培育。造成许多高职学生美德观念淡薄、生存观念扭曲、诚信意识缺乏、耐挫能力低下、相处之道拙劣的困境难以摆脱。在这样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培养出的人缺乏健康人格的“才”、缺乏人文关怀的“才”、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才”。

二、高职人才培养体系中必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

如何转变目前高职人才培养中急功近利的状况，就要明确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报告中指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可见，不论哪个层级的教育都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如果只强调实践而忽略理论、只强调本领而忽略人文，只强调技育而忽略德育，复旦研究生的投毒悲剧还会发生。那么，如何在高职人才培养方案中进行德育教育，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进行空洞的说教，因为这样的德育教育我们从没有间断过，并且收效甚微。笔者认为应当从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优秀文化积淀，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就曾经说过：“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合理的人生观”，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刻认识和概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德育文化”，它如同空气一样，和我们须臾不离、息息相关，但我们又浑然不觉未加重视。[2]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明确了人与自然相处的规律；贵和持中的精神表现出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念；自强不息的典范抒发着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知行合一的践行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务实品格；重德尚义的理念展现出崇高的理想境界；有容乃大的风范树立起团结协作的精神，这些都是高职教育中培养人才不可忽略的重要成分。可见，整体思维、和谐稳定、自强不息、勤劳务实、道德仁义、团结协作等中华优秀精华对于塑造高职学生的优良德性，陶冶高尚情操，提升道德境界，树立完善人格，培养职业创新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价值。因此，我们在构建高职人才培养体系时，必须融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努力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四、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构建方式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入高职人才培养体系中，需要寻找传统人文精神与现代高职教育的契合点，既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又不使优秀传统文化游离于高职教育之外，而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培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有效载体。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使优秀传统文化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得以体现：

一是在教育方针上明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基于我们的国情，人才培养体系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大动力来源于政府与院校的支持。在高职的教育方针上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不能片面的认为高职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不可割裂了技术与人文的内在联系。我们的教育核心是育人，而非制器，[3]培养高素质技能应用型人才是我们最终的教育目标，高职教育要培养的是懂技术的人才，而不是只懂技术的“机器”。

二是创设体现传统人文因素的良好环境。在人才培养体系中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需要在课堂之外的更广泛区域协调优秀传统文化因素与现代职业技术的二者关系。要将院校的环境建设与传统人文精神联系起来，通过校园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的设施培育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高职文化完美结合的肥沃土壤，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能力与理想，把高职教育的培养过程引导为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

三是构建凸显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体系。在课程体系中注意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作用，构建承续优秀传统文化为特色的课程体系。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伦理、艺术、科技、文学等文化瑰宝作为课程体系的内容，通过对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传播，使学生具备独立健康的人格、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正直高尚的道德情操、正确鲜明的是非观念，并使之转化为外在的行为，从而成为具有较强的职业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四是实施“责任师傅制”的人才培养方式。为更好地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使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能渗透到高职教育的全过程中，应当为每一位学生指定“责任师傅”，通过“责任师傅”的全程跟进，将以往简单的课程学习延伸到课外学习、工作、生活等各个人才培育的环节，使学生的思想、作风、职业技能、职业迁移能力都能够得到提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第5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软实力；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3-0108-02

一、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软实力的相关理论概述

（一）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文化”一次的概念最早提出是西方学者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的，认为文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它与政治、经济、历史想对应的概念。而中国传统文化大师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是指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和出版等等，泛指包罗万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三千年的历史，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一定价值的积淀。传统文化的心态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合，相互影响交叉于各学科中，是维系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追求的总和。

（二）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从诸子百家到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各个层面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文精神。从古代提倡的“仁者爱人”到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明确了做人的基本原则和如何做人的问题，这对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孔子和孟子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逐渐形成了到现代社会的道德修养、道德教育的历史层面，构建了人文精神体系的基本内容。在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把建设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个人命运、社会、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内容。第二，爱国主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这是长期形成的关于培养爱国情操和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重要内容，是符合历史时代潮流的精神实质。因此，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之中，从古老的民族文化，个人的发展和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需要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全面提升自己。尤其是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更需要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才能在历史的潮流中凸显，才能在国际舞蹈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三）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集力和创造了的重要源泉，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使人们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才能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的精神面貌更加向上。党和国家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文化软实力对于国家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文化软实力作为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是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中华伟大复兴的的重要途径。因此，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是当今富裕的时代主题。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交流。

二、我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不足与成就

（一）我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

第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源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社会意识形态，中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积累，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是为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提供了更多的保障，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在求同存异中发展，尊重各国的文化交流，这需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第二，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基本思想。中华民族精神是长期经过历史的沉淀和积累流传下来的具有激励人们前进的精神动力，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面对世界多元化思想的冲击，这就要求培育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加快发展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使中华民族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提高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地位。第三，传统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外在因素。尤其是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各国的文化，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剔除糟粕，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提供重要的基础保障。

（二）我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劣势

第一，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悠久造成部分人员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过时，其内涵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更不符合社会的时代潮流。因此，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带有排外和封闭的色彩，并且更多因为传统文化的繁琐礼仪造成人们更不愿意去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观念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停滞不前。历史从进步反而成为了倒退，这与现代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是想违背的，直接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长。第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程度不足。挖掘、利用和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的是被国外发展为自己的文化遗产，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境下，又将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华传统美德有机融合在一起，系统地建构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 [1]因此，通过各种途径挖掘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

（一）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积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相联系，打造出富有时代意义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勤俭节约和主张和谐统一的精神理念，在当今社会同样适用，如何结合人们社会生活中新的需要和社会的时代背景，将传统文化与时代主题相结合，才能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才能符合时代潮流赋予的使命，让它成为适应当今社会的思想文化，从而打造和谐文明的社会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人类各种文明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中，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维护世界和平产生积极的影响。[2]

（二）挖掘和保护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存在的历史渊源，重点保护文明古迹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防止多元化时代主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从而才能大力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努力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节日，丰富传统文化节日的内涵，在开展多种多样的群众文化中，打造中国优秀的文化艺术品牌，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提升民族文化素质和文化软实力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遭到破坏，才能促进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

1. 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历史性的文化特征，通过多种方式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精神面貌，这也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在各国发出中国优秀文化的声音，让西方国家了解中国人民的特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才能在文化交流上更进一步。

2. 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

美国在发展自己文化产业上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能够积极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尤其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方式主要来源于公司、个人的捐助以及各个基金会的赞助等多种形式。其发展的力度远远大于政府的投入，这种尊重文化产业，发展自己的艺术是值得中国发扬传统文化积极借鉴的地方。因此，中国要剔除糟粕，吸收外国的经验和文化，引导社会各阶层各族人民我国的文化产业，共同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进步。

3. 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打造中国传统文化品牌

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有利于人民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具有良好氛围，有利于人文精神的培养，这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弘扬主旋律，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文化氛围，才能在不断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积极打造中国传统文化品牌，为增强中国文化竞争力提供基本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定、使命所在、职责所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领导权的内在。[3]

四、结语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这就需要中国发挥文化软实力，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才能使中国的文化在世界地区发扬光大，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增长，离不开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借鉴其他国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发自己的文化产业，从各个角度总结成功的经验和不足，才能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适应新时代的历史潮流，从而达到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品牌，建设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孔宪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兼论中国共产党关于传统文化的新认识[J].教学与研究，2015（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第6篇

【关键词】 中国精神；文化传统；意义性逻辑；哲学省思

马克思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可见，作为民族文化信仰的重要组成，中国精神所蕴涵的文化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中华民族所倡导和追求的民族复兴实践，具有形而上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中国精神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蕴涵多重意义的哲学性省思；同时，对于哲学省思，也非纯粹的出于哲学的偏好，而是基于哲学性的理解来重新审视中国精神的多义性和多重属性。当我们将中国精神作为哲学范畴概念来研究时，“中国精神”将是民族复兴实践性和时代性的具体体现，更是需要从其内涵性理解中来重新发现。

一、中国精神的内涵

近代以来，随着东西文明的交互与冲突，对“中国精神”的自觉研究更是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所激发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自省。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近代中国的发展，有识之士能够清醒的意识到，民族危机下的文化危机是激发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不竭源泉。悠久的历史文化，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全国过去和未来进行联结的时候，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精神，在面对现实性问题和未来理想的冲击中，又会经受抽象性的曲解考验。正如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已经成为民族文化危机的重创，研究并重新衡定中国精神的内涵及哲学本体，将成为当前中国知识界必然面对的首要问题。辜鸿铭从中国人的精神入手，就新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影响，再到当代学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研究，统属于“中国精神”哲学研究范式内容。马克思提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对于中国精神的内涵及挖掘，必然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基础，从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自觉中来全面把握中国精神的哲学本体和精神实质。

近代中国对“中国精神”的文化自觉，印证了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是在异常沉静，甚至是忧患意识中获得，我们对中国精神的立场与认知，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世界性视野的现实期许，也只有在这种沉静且忧患的思想前提下，才能够客观而全面的审读这一宏大的意识形式，保持真切的独特视角。党的十以来，中国政府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强国富民的中国梦，而实现中国梦，必然需要从中国精神的挖掘、弘扬和传承中来促进梦想成真。因此，研究中国精神，立足中国的特定国情，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在统一上，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当代中华民族具体实践，重新阐释和明确“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和特质。在《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多次提到“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而对于“中国精神”的理论研究及发展导向，将成为当前学术界集中探讨和挖掘、整理的核心问题。综观中国精神的研究实践，主要呈现三种研究路向：一是从中华传统文化视角来理解和明确“中国精神”；二是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实践来深化和阐释“中国精神”；三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精神，从文化自觉上来践行现实发展与文化精神的统一。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就“中国精神”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有学者围绕中国精神的形成基础展开探讨，也有学者将中国精神的构成要素进行挖掘，还有学者从中国精神的价值取向、建构模式上来进行梳理，还有学者从中国精神的科学发展与全面弘扬上展开实践。无论是当下还是以后，对中国精神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认知和学术资源，但总体来看，更多的学者将视角投放在知识性和形成性范围内，对于中国精神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突破意识形态束缚中，如何开拓多元化价值追求，以中国精神的文化根基来重塑民族精神，如何从追求创新、超越自身发展中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精神信仰融入到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路径中。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也是中国精神民族性、文化性、价值性、信仰性的多重多义的整合。中华民族在实现民族复兴夙愿实践中，归根结底是在实践中来改变自我、改变生活、改变世界，从实践意义上来强调中国精神的文化性与实践性属性的统一，更需要从优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精神具体实践进行融合。

二、中国精神的构成及活的传统

1、中国精神的文化构成

梁漱溟先生在探讨文化的意义时提出“样法”概念，对于什么样的文化传统，从而决定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及实践道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儿”，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基础，中国精神源自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更是统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性、现实性、真实性的关键。中国精神正如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股劲儿”，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华夏儿女共同的“根儿”。因此，认同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就是承载中华民族“样法”的具体体现，是构成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从中国精神的内涵体系来看，如何发掘和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从“精神基因”上来挖掘“活的传统”？对于基因，生物学上是构成生命的基础单位，而对于“精神基因”，中国精神同样需要“精神基因”来保持文化的活力。中华民族在精神传统中的基础、最基本的精神基因又是什么？翻看中华的文明历史，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道德境界中的“止于至善”、政治伦理中的“治国修身平天下”、以及天命精神中的“各正性命”等思想，都是中国精神的最优秀的精神基因。从这个意义来看，对于当下中国，从中国精神的“精神基因”构成上来审视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性，更需要从强调“精神基因”中来恰当的提炼“活的传统”。

当代中国的文化传统，需要从文化省思中来洞见文化精神，从“精神基因”的探析中来归纳“活的传统”，尤其是从体现中国精神的优秀文化中，以自觉的心境来理解和审视中国精神，及其优秀的、深刻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是由历史和精神传统构成的，不同时代下的文化精神和历史，共同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本体和特质。在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时，如何从历史的、现实的文化价值尺度来客观、正确的评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必然需要从民族文化自觉上，从经验文化上升到道德文化，实现从“神道”到“人道”的转型。如殷周时期的“神、道”文化，先秦时期的“德、礼”文化、汉唐时期的“和、合”文化、宋明时期的“理、心”文化等等。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在文化生成、传承和创新实践中，如何从民族文化的自我审视中，超越文化冲突，将文化传统与对文化的更新、坚守作为实现文化内在连续性的引线，从文化的更迭、交融、借鉴、革故鼎新中来开启“救亡图存”的文化追求，进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实现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重新洗礼和转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对古圣先贤的智慧的感性直觉，也是传统文化在个体生命体验中的直接反映。面对中国精神的博大文化，想要真切的体味确实不易，尤其是在对中国精神的理解上，更显得极为困难。如一个“道”字，浓缩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而“志于道”则成为历代思想家研究和探讨的核心难题。王阳明在探讨天地自然本然的玄奥时，提出“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对于“道”，并非是人们所说的事物的“本质”或“规律”，也非是确定性的结果；对于文化思想的认知，与其说是形上之“道”，莫若说是悟觉形上之道的历史。从某种意义来看，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形上之道的理解和概括是极为困难的，而要真实而具体的表达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从文化意向性思维和文化省思中来澄清概念，同样是复杂的。古代思想家将“道”统之为宗，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于思维的表述与思想内容的彰显，需要从丰富的想象力和思想空间中来高度浓缩，以穿透性的理解力来领悟和思考中国精髓的特征、心性结构和思维特点，必然需要从文化自觉中来细数中华文化脉络中的“文化基因”。

道是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落脚点和归宿，如天道宇宙论、人生道德修养论、社会道义实践论等，无不围绕“道”来展开，体现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方向。西方人在意识形态范畴研究中，将本体论、认识论作为西方哲学基础，而心性论、境界论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用理性来认知和理解世界，成为西方人的习惯性传统，如“理性世界观”是西方传统文化的哲学体现，也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普遍秩序”的契约基础。与此相反，对于中国人，在审视世界的时候，往往用德性的精神，以“天理”来支撑“良心”，通过道德实践来实现“和而不同”的伦理社会，由此形成的独特的“德性宇宙观”、“悟道思维”成为天人合一精神的主旨。一个人的民族文化观念与整个民族的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同样在心智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义思想，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适合的，并成为人生修养实践的思想导向。具体而言，以“道”为核心的精神体系，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德性教化与人的心性修为作为心智结构的具体化特质。如传统文化典籍中的六经，《诗》、《书》、 《礼》、《乐》、《易》、《春秋》成为六种天性的缩影。其中《诗》代表情志、《书》代表政治、《礼》代表社会，《乐》代表艺术，《易》代表辩证，《春秋》代表历史。进一步来讲，六经不仅悟觉人，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教化。《礼记・经解》中“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e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由此可见，对于德性精神及中华民族的心智结构，六经的主旨与内容正是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范例，也是构成中国精神的优秀的文化基因。

2、中国精神的“活的传统”

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从人格、伦理、情感、实践、精神等各方面都为我们重新梳理文化逻辑创造了条件。较之于东方文化，西方人性论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并从文化“自由”中来体现历史逻辑；中国的人性论是建立在“大同”精神基础上，两者在对人类内在本性的理解上都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如中国古代将“大同”理想凝聚为世代相传的道统思想，并渗透到中国政道与治道。以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夏、商、周及秦汉的政治体制，无不延续道统思想来建构文化，特别是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等和谐思想，进一步巩固了“大同”理想的传统，并成为政治、社会、文化建制模式的基础，由此延伸至以人为本、以礼为序、以德为治、以乐为和等社会理想。因此，在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想的历史延续上，不仅要从各位思想家、政治家的文化传统中来梳理典章制度和天道观念，还要立足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实践模式，从融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国精神的来龙去脉。

中国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其意义在于对当下中国人如何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问题，迫切需要从“精神基因”的整理中来提炼“活的传统”，以至于治道。从“阴阳”悟于“道”的逻辑思维中，遵循天道宇宙论、道德修养论和道义实践论的思想体系，并从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中来坚守“礼仪、孝悌、仁义、自强”精神，并从优秀的文化基因中来撷取当代中国精神中的“活的传统”。当下，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影响下，对“天理”、对“良心”的追求依然是中国普通大众心灵中最淳朴的传统思想，并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精神与文化认同。这些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活的传统”，在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乡土性上，更是承载着对民族生命及文化延续的历史使命和精神财富。透视中国精神中的文化理想，从思想上、文化上、精神层面等领域来研究中国人的价值诉求，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中国家庭、社会团体成为中华民族“活的传统”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德性精神作为中国人、中国家庭、中国社群、乃至中国社会的精神基础，在优秀传统文化世代相延中，逐渐形成普遍老百姓对文化的信仰和敬畏。如儒家的“耕读传家”、“崇尚学习”，将通过学习来获得君子的人格，成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向往，者实质上是将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精神，在吸纳、融合、继承中实现现代意义的自发传递。

三、结语

中国精神不是纯粹的时间历史逻辑，更多的是体现在当下的意义性逻辑。深入到社会生活实际来反思中国精神的现代意义，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衔接上来摆正两者的关系。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必然以实践诉求为历史导向，并反映在不同时期下的“大同”、“小康”、“治世”理想，具有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也为反思中国精神提供了有序的实践路径。当代中不是西方的现代社会，中国的当下与未来更有别于西方。对于中国精神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衔接，在缺少文化自觉和自我理想前提下是难以实现的。法国学者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中提出“古希腊的思想形成于几何学性质，也是构成西方理性思想的起源”。从中可见，几何学式的世界观讲究对称和均质化，也就是对“等距”关系的抽象与概括，体现出西方精神普遍性的平等观。而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及世界观，既非空间上的弯曲，也非时间上的平直，以家庭为最高伦理实体的中国社会，将家庭作为维系情感的核心纽带，并以人与人之间家庭式的情感和谐来构成国家。所以，从西方文化理性精神的借鉴中，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化模式，而是应该从德性精神的历史延续性和传承上，依托中华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的与时俱进，从中西方文化交融中来挖掘中国精神的时代性内涵，来破解当下中国面临的精神文化传承中的新困惑和新矛盾。关注人的精神及心灵问题，坚持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然性、伦理性统一中强调人的整体性，增强民族自觉和自信，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德性精神来确立完满的精神人格，使之成为衔接当下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的精神纽带。

【参考文献】

[1] 李忠军.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三位一体的铸魂逻辑[J].社会科学战线，2015（06）.

[2] 闫莉.“中国梦”：生成逻辑・精神实质・实现路径[J].理论月刊，2014（01）.

[3] 李兴华，董明利.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机结构及其内在逻辑[J].理论导刊，2015（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第7篇

回顾整个二十世纪，我们不断地颠覆，不断地破坏，不断地斗争。中国现在各个方面的掌门人、中年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成长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很多人是生于反右，长于“”，世界观形成于批儒批孔。学生批斗老师，人们之间猜忌、冷漠、攻击，这些东西是专业知识课程可以磨合、解决掉的吗？我们为什么在今天还有很多公共空间的暴力，包括网络上的暴力，这些东西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并不认为我们的专业知识提升了，就一定能够获得人的自我确认和自我行为的规范。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中小学校不仅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而且要着力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一个民族不能数典忘祖，就像一个人永远不要笑话自己的童年一样。因为童年学的是做人的规矩，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传递做人的规矩，并让孩子从这些规矩中获得自我确认能力和自我行为规范能力。大家都知道孟子，他把孔子所讲的“仁义礼智”四个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把“仁义礼智”归结到一颗初心、本心上。所谓“仁爱”，无非就是一个恻隐之心；所谓“大义”，无非就是一个羞恶之心；所谓“礼”，就是恭敬辞让之心；所谓“智”，在孟子看来，不是知识，而是是非之心。我也想说，在知识教育如此发达的今天，知识等同于智慧吗？有了知识就会拥有是非之心吗？恐怕不见得。

“智”的概念，从孟子到明代大儒王守仁，一直在不断地被提及和诠释。王守仁所提出的新学，最重要的观点就是“知良知”。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孔孟诸王走过的这条路，其实就蕴含着中华民族一个独特的文化基因，即“智慧是要明辨是非”，用农民的话说更明白，就是“得知道好歹”。

过去在很多村子里，都有一些目不识丁的大娘或奶奶，邻里吵架了，家庭纠纷了，孩子不念书，都可以拎到老太太面前。老太太虽然不识字，但是明事理，说得大家心悦诚服，起码告诉孩子不敢伤天害理。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它让一个社会的人心凝聚起来，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带着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一直呈现向上、向前的状态。

人类历史上有四大古文明，分别是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前三种文明都断裂过，只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间断。为什么？因为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一直没有消失，它们塑造了中国的精神和灵魂，也决定了中国式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方式。

我一直喜欢《浮生六记》。芸娘和丈夫喝着粗劣的茶叶，她就把茶叶放在未开的莲花中，用绳子绑上，早上露水未干时再拿下来；第二天晚上月光下，再放到另一朵莲花中。连续三天后，粗野的茶叶也能喝出清香的莲花的味道。

这是什么？这就是传统中华文化所称道的艺术。艺术不见得要考级，而是一个人能够在平凡朴素的日子里活得生机盎然的能力。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告诉我们要信任艺术。不要动不动告诉孩子，弹琴可以加分，跳舞可以考级。要让这些事情变得纯粹起来，变成一种审美的、日常的生活方式，让一个人哪怕在最孤独、最具挫折感的时候，也能活得有尊严，活得有乐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第8篇

一、中国精神的内涵

近代以来，随着东西文明的交互与冲突，对“中国精神”的自觉研究更是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所激发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自省。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近代中国的发展，有识之士能够清醒的意识到，民族危机下的文化危机是激发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不竭源泉。悠久的历史文化，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全国过去和未来进行联结的时候，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精神，在面对现实性问题和未来理想的冲击中，又会经受抽象性的曲解考验。正如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已经成为民族文化危机的重创，研究并重新衡定中国精神的内涵及哲学本体，将成为当前中国知识界必然面对的首要问题。辜鸿铭从中国人的精神入手，就新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影响，再到当代学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研究，统属于“中国精神”哲学研究范式内容。马克思提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对于中国精神的内涵及挖掘，必然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基础，从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自觉中来全面把握中国精神的哲学本体和精神实质。

近代中国对“中国精神”的文化自觉，印证了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是在异常沉静，甚至是忧患意识中获得，我们对中国精神的立场与认知，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世界性视野的现实期许，也只有在这种沉静且忧患的思想前提下，才能够客观而全面的审读这一宏大的意识形式，保持真切的独特视角。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强国富民的中国梦，而实现中国梦，必然需要从中国精神的挖掘、弘扬和传承中来促进梦想成真。因此，研究中国精神，立足中国的特定国情，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在统一上，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当代中华民族具体实践，重新阐释和明确“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和特质。在《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多次提到“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而对于“中国精神”的理论研究及发展导向，将成为当前学术界集中探讨和挖掘、整理的核心问题。综观中国精神的研究实践，主要呈现三种研究路向：一是从中华传统文化视角来理解和明确“中国精神”；二是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实践来深化和阐释“中国精神”；三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精神，从文化自觉上来践行现实发展与文化精神的统一。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就“中国精神”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有学者围绕中国精神的形成基础展开探讨，也有学者将中国精神的构成要素进行挖掘，还有学者从中国精神的价值取向、建构模式上来进行梳理，还有学者从中国精神的科学发展与全面弘扬上展开实践。无论是当下还是以后，对中国精神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认知和学术资源，但总体来看，更多的学者将视角投放在知识性和形成性范围内，对于中国精神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突破意识形态束缚中，如何开拓多元化价值追求，以中国精神的文化根基来重塑民族精神，如何从追求创新、超越自身发展中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精神信仰融入到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路径中。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也是中国精神民族性、文化性、价值性、信仰性的多重多义的整合。中华民族在实现民族复兴夙愿实践中，归根结底是在实践中来改变自我、改变生活、改变世界，从实践意义上来强调中国精神的文化性与实践性属性的统一，更需要从优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精神具体实践进行融合。

二、中国精神的构成及活的传统

1、中国精神的文化构成

梁漱溟先生在探讨文化的意义时提出“样法”概念，对于什么样的文化传统，从而决定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及实践道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儿”，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基础，中国精神源自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更是统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性、现实性、真实性的关键。中国精神正如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股劲儿”，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华夏儿女共同的“根儿”。因此，认同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就是承载中华民族“样法”的具体体现，是构成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从中国精神的内涵体系来看，如何发掘和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从“精神基因”上来挖掘“活的传统”？对于基因，生物学上是构成生命的基础单位，而对于“精神基因”，中国精神同样需要“精神基因”来保持文化的活力。中华民族在精神传统中的基础、最基本的精神基因又是什么？翻看中华的文明历史，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道德境界中的“止于至善”、政治伦理中的“治国修身平天下”、以及天命精神中的“各正性命”等思想，都是中国精神的最优秀的精神基因。从这个意义来看，对于当下中国，从中国精神的“精神基因”构成上来审视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性，更需要从强调“精神基因”中来恰当的提炼“活的传统”。

当代中国的文化传统，需要从文化省思中来洞见文化精神，从“精神基因”的探析中来归纳“活的传统”，尤其是从体现中国精神的优秀文化中，以自觉的心境来理解和审视中国精神，及其优秀的、深刻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是由历史和精神传统构成的，不同时代下的文化精神和历史，共同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本体和特质。在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时，如何从历史的、现实的文化价值尺度来客观、正确的评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必然需要从民族文化自觉上，从经验文化上升到道德文化，实现从“神道”到“人道”的转型。如殷周时期的“神、道”文化，先秦时期的“德、礼”文化、汉唐时期的“和、合”文化、宋明时期的“理、心”文化等等。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在文化生成、传承和创新实践中，如何从民族文化的自我审视中，超越文化冲突，将文化传统与对文化的更新、坚守作为实现文化内在连续性的引线，从文化的更迭、交融、借鉴、革故鼎新中来开启“救亡图存”的文化追求，进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实现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重新洗礼和转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对古圣先贤的智慧的感性直觉，也是传统文化在个体生命体验中的直接反映。面对中国精神的博大文化，想要真切的体味确实不易，尤其是在对中国精神的理解上，更显得极为困难。如一个“道”字，浓缩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而“志于道”则成为历代思想家研究和探讨的核心难题。王阳明在探讨天地自然本然的玄奥时，提出“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对于“道”，并非是人们所说的事物的“本质”或“规律”，也非是确定性的结果；对于文化思想的认知，与其说是形上之“道”，莫若说是悟觉形上之道的历史。从某种意义来看，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形上之道的理解和概括是极为困难的，而要真实而具体的表达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从文化意向性思维和文化省思中来澄清概念，同样是复杂的。古代思想家将“道”统之为宗，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于思维的表述与思想内容的彰显，需要从丰富的想象力和思想空间中来高度浓缩，以穿透性的理解力来领悟和思考中国精髓的特征、心性结构和思维特点，必然需要从文化自觉中来细数中华文化脉络中的“文化基因”。

道是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落脚点和归宿，如天道宇宙论、人生道德修养论、社会道义实践论等，无不围绕“道”来展开，体现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方向。西方人在意识形态范畴研究中，将本体论、认识论作为西方哲学基础，而心性论、境界论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用理性来认知和理解世界，成为西方人的习惯性传统，如“理性世界观”是西方传统文化的哲学体现，也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普遍秩序”的契约基础。与此相反，对于中国人，在审视世界的时候，往往用德性的精神，以“天理”来支撑“良心”，通过道德实践来实现“和而不同”的伦理社会，由此形成的独特的“德性宇宙观”、“悟道思维”成为天人合一精神的主旨。一个人的民族文化观念与整个民族的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同样在心智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义思想，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适合的，并成为人生修养实践的思想导向。具体而言，以“道”为核心的精神体系，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德性教化与人的心性修为作为心智结构的具体化特质。如传统文化典籍中的六经，《诗》、《书》、 《礼》、《乐》、《易》、《春秋》成为六种天性的缩影。其中《诗》代表情志、《书》代表政治、《礼》代表社会，《乐》代表艺术，《易》代表辩证，《春秋》代表历史。进一步来讲，六经不仅悟觉人，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教化。《礼记?经解》中“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e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由此可见，对于德性精神及中华民族的心智结构，六经的主旨与内容正是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范例，也是构成中国精神的优秀的文化基因。

2、中国精神的“活的传统”

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从人格、伦理、情感、实践、精神等各方面都为我们重新梳理文化逻辑创造了条件。较之于东方文化，西方人性论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并从文化“自由”中来体现历史逻辑；中国的人性论是建立在“大同”精神基础上，两者在对人类内在本性的理解上都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如中国古代将“大同”理想凝聚为世代相传的道统思想，并渗透到中国政道与治道。以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夏、商、周及秦汉的政治体制，无不延续道统思想来建构文化，特别是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等和谐思想，进一步巩固了“大同”理想的传统，并成为政治、社会、文化建制模式的基础，由此延伸至以人为本、以礼为序、以德为治、以乐为和等社会理想。因此，在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想的历史延续上，不仅要从各位思想家、政治家的文化传统中来梳理典章制度和天道观念，还要立足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实践模式，从融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国精神的来龙去脉。

中国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其意义在于对当下中国人如何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问题，迫切需要从“精神基因”的整理中来提炼“活的传统”，以至于治道。从“阴阳”悟于“道”的逻辑思维中，遵循天道宇宙论、道德修养论和道义实践论的思想体系，并从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中来坚守“礼仪、孝悌、仁义、自强”精神，并从优秀的文化基因中来撷取当代中国精神中的“活的传统”。当下，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影响下，对“天理”、对“良心”的追求依然是中国普通大众心灵中最淳朴的传统思想，并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精神与文化认同。这些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活的传统”，在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乡土性上，更是承载着对民族生命及文化延续的历史使命和精神财富。透视中国精神中的文化理想，从思想上、文化上、精神层面等领域来研究中国人的价值诉求，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中国家庭、社会团体成为中华民族“活的传统”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德性精神作为中国人、中国家庭、中国社群、乃至中国社会的精神基础，在优秀传统文化世代相延中，逐渐形成普遍老百姓对文化的信仰和敬畏。如儒家的“耕读传家”、“崇尚学习”，将通过学习来获得君子的人格，成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向往，者实质上是将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精神，在吸纳、融合、继承中实现现代意义的自发传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第9篇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梦 实现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社会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传统文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却不断被弱化，而中国梦立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促进伟大中国梦的实现。[1]

一、中国梦与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概述

1.中华传统文化概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的主要内容有：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主张成仁取义，要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存仁义之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主张天人合一，要顺应自然规律，人类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不能乱砍滥伐。在人与己的关系问题上，主张省身慎独。人们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自我规范自己，经常反省自己[1]。

2.中国梦的概述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华传统文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却不断被弱化，因此需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也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中国梦是指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与繁荣昌盛，实现民族的振兴，使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2]。实现中华梦就是要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实现中华梦的过程中，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主要的实践者，中国梦的实现，有利于为人民造福，是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二、中国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关系

1.中国梦是时代主题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结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提高我国的综合竞争力，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顺应时展的需求，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战略，实现国家的伟大复兴需要借助于中华优秀的文化，中国梦的实现需要调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2.中国梦深深扎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

3.充分获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进一步实现中国梦的意义内涵

中国梦的目标是实现中国民族的振兴与富强繁荣，使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有富国、重民的思想，荀子就曾经提出全民皆富，国家也就富强了，管子提出君王要重视农业的发展，从而使国家殷实。可见实现国家富强，需要国家领导人发挥其领导作用，调动全民，发展经济，以实现国家经济的富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还包含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忧患意识、爱国情怀、民本思想，在实现中华梦的过程中，充分获得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进一步实现中国梦的意义内涵。

4.中国梦作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实现中国梦其实就是实现建立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建立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现当代奋斗的目标，因此中国梦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中国梦要充分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丰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取向，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5.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营养

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营养价值，所以中国梦要充分吸取其中的营养，中华传统文化中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优秀文化渐渐的被人们所淡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精神、伦理美德、道德规范、仁政文化已经被一些人背弃，所以在实现中华梦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这些优秀文化的弘扬，借鉴这些优秀文化以促进中国梦的实现。[2]

6.中国梦这一提案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梦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中国梦立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因此中国梦的实现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例如，将传统的生存之“本”改造成了发展之“本”，将“贵和尚中”改造成了和谐的发展理念。将大同理想发展成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

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1.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对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价值进行挖掘与阐发

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要坚持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思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价值时，要根据时展的需求，要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

2.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

为了更好的实现中国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首先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然后根据这个传承体系，有序的、有目的性的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进行宣传，避免盲目的宣传与弘扬，避免宣传那些不符合时展要求的文化。

3.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传统文化的传播力

实现中国梦，可以通过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来提高传统文化的传播力，例如推动文学艺术创作、音乐创作等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有效的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从而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国梦的实现依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