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第1篇

关键词:十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价值定位，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关键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难点问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新高度，将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结合，特别是同志通过主动阐释、积极运用、率先垂范等方式，就其历史定位、主要内容、根本价值、传承途径等作出深刻论断，推动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挖掘与探讨，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的新发展。

一、批驳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

清末以降，国人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救亡图存，其先后向西方学习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西方文明的传播、推广，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怀疑否定的情绪逐渐上升。直至五四新文化时期，提出“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胡适语）。这种“百事不如人”的价值判断决定了“全盘西化论”者要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举起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提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不同文化类型的区别。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由此确立了现代新儒家捍卫传统文化价值的思维定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则认为，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应该是超越东西方文化的“第三种文明”，既坚持唯物史观所揭示的文化具有的时代性、普遍性，又坚持文化具有的民族性、特殊性，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先河。近现代以来，自由主义文化派、保守主义文化派、马克思主义文化派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立场上，相互冲突与融合，共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发展景观。改革开放近40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变革与社会转型，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环境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海外新儒家及大陆新儒家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坚持保守主义文化派立场，鼓吹文化复古主义，主张恢复儒教功能，回归儒家道统等。同时，伴随着中西文化日益广泛的交流、交融、交锋，出现了与之针锋相对的，它们是自由主义文化派在新历史时期的反映。面对文化领域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何去何从？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及理论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批驳了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重新定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坐标，为其传承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怀疑否定论干春松教授的著作《制度儒学》，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儒学、儒家对古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儒学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彼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泱泱大国，巍巍华夏，文运昌隆，虽历经朝代更迭但文脉延续不绝。所谓“国可亡，中华文脉不能断!”这样的民族心理衍生出文化上的盲目自信与夜郎自大。直至西方列强叩关索地，清政府割地赔款，一些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一改对传统文化的迷信，开始怀疑和反省。怀疑中国之器物可否堪用，怀疑制度和文化是否足恃？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层面走向制度层面；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从制度层面走向精神文化层面。这一路向西的学习经历了从“西学之用”深入到“西学之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被怀疑否定的过程。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在鞭挞封建专制的同时矛头对准了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激进批判的过程中难免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未能做到辩证地“扬弃”，一时间否定和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几乎成为潮流。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中，虽然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文化建设方针，实际落实中重批判轻继承，强调传统文化属于封建文化的时代性，忽视传统文化超越时代具有永恒价值的继承性，中破四旧也存在将工商老字号、古籍、字画、瓷器、古建筑等文化遗产混同四旧一起破坏，更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今天，我们在对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的同时，必须正视怀疑否定论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当前，西方在经济科技信息上仍占优势，在国际体系中仍处于主导地位，而且这一格局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

在此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百事不如人的崇洋心理、怀疑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惯性，依然顽固地存在着。他们习惯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糟粕、封建残余和落后过时的象征。在其看来，中国在经济崛起后所面临的诸如官本位、、奢靡浪费、法制缺失等诸多社会问题，根源即在于受腐朽落后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受新自由主义、西方民主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部分社会精英与所谓公知激烈地抨击中国的传统与过去。他们将民主不健全、贪腐屡禁不止及社会不公正、不平等，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将其视作历史包袱。他们片面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与亲亲、尊尊、三纲五常划等号，认为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甚至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优秀传统文化。部分人即使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也对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和文化能否在当今社会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心存疑问。这种反传统的传统，使国人沦为精神浪子，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立根铸魂的战略资源。特别是同志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源泉，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此外，学术界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内政外交等命题展开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讨，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这些论断和成果，有力地驳斥了怀疑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视为沉重负担的错误思想，驳斥了认为只有将其彻底废弃，中国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全盘西化论，为在21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扫清了障碍。

（二）文化复古论20世纪中期，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等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昭告中国历史文化所以长久之理由，肯定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强调与西方文化不同之东方智慧及其世界意义，并号召人们研究中华文化，现代新儒家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文化圈的经济崛起及诸如生态破坏、功利主义盛行等世界问题的产生，各国学者开始强调对中华传统哲学智慧的汲取。中国学界在反思重建价值秩序的过程中，也日益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但一些学者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后，激进地走向怀疑否定传统文化的反面，积极鼓吹文化复古论。他们坚持夷夏之辨的陈腐偏见，认为马克思非我族类，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主张复古更化，恢复中华道统。一部分人还在海外新儒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主动借用该旗帜，自封为大陆新儒家，并利用这一极富使命感的身份，刻意制造非马即儒的紧张对立，意在通过崇儒反马的宣传鼓动，攻陷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阵地。譬如蒋庆指出，应将孔孟之道作为根本统治思想写进宪法，替代马列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依靠儒家义理实行王道政治[1]。实际上，其早在21世纪初就在贵阳修筑阳明精舍宣传其所谓政治儒学、儒家等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政治主张。陈明则高调宣扬文化民族主义，在其看来，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鸠占雀巢。因此，应去马归儒、改旗易帜。他创办《原道》等刊物，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积极推广文化民族主义，抵制和抨击一切外来思想、文化与宗教。

康晓光明确提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儒化中国[1]。党的十以来，针对党中央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陆新儒家错误地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重回中华正统的开始。这种错误认知明显是对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误读。强调：“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一定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2]即是明证。这种刻意误读，势所必然地遭到学界同仁的广泛批评。譬如方克立先生指出：“他们（大陆新儒家）写了不少有意曲解思想的文章，主要是一厢情愿地表扬他‘去马归儒’，复归中华道统，让他们看到了‘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将中国和平演变为一个‘儒士共同体’国家的希望。我认为要澄清上述误解、误读和有意歪曲……”[3]黄明哲讲：“一些‘儒学’学者认为，儒家文化重新成为正统的日子正在到来……这类观点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传统文化观显然存有误解。”[4]还有部分大陆新儒家刻意混淆优秀传统与传统的内涵，片面地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围，将传统政治思想、宗教意识、家庭伦理等，统统不加扬弃地视为优秀传统文化。但无数实践证明，这种全盘复古思想，忽视中国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革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毫无结果的闹剧。总之，文化复古论与怀疑否定论异曲同工，前者是全面肯定，后者是怀疑否定，二者都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复古论者没有看到孕育传统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这种对待传统文化只强调继承性无视时代性的态度，绝无成功的可能。二是复古论者尚未认识到十以来党中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弃马归儒、改旗易帜，而是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三）文化虚无论文化虚无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层面的主要表现是抹黑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或为反面人物正名，歪曲与传统器物、节日、技艺、医药、习俗等相关的历史事实。譬如蔑视传统道德观念，抹黑孔子、魏征、关羽等正面历史人物，为秦桧等负面人物申冤叫屈，无视中医的重要作用等。较之怀疑否定论不信任传统，文化虚无论直接无视其存在或否认其价值意义，对中华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负面影响更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我国最丰富、最全面、最真实的历史。几千年以来，其逐渐成为风俗、伦理、制度、器物、艺术等内涵深刻、形式多样的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凝聚着几千年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基础和实践基础，还维系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中华文化连续性，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更是大国崛起的优势资源。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历史文化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不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共同文化、共同社会心理的载体。文化虚无论者通过歪曲或篡改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旨在破坏我们对民族国家的基本认知、基本信仰。实践证明，文化碎片化、历史观模糊化，势必造成价值观体系混乱，继而导致思想教育荒废、政治纪律松懈、社会风气败坏和民族认同式微，并最终动摇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综上所述，较之怀疑否定论、全盘西化论或文化复古论，文化虚无论更是釜底抽薪、自掘坟墓的邪路。党的十以来，多次强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5]“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者，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①学术界也对文化虚无论展开了批评，并肯定了传承中华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譬如左鹏明确指出其错误：“文化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已经过时，对中国的现代化只起负面的阻碍作用，是‘沉重的包袱’‘历史的惰力’，主张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地挪到中国。”[6]王伟光则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治国理政、安邦济世的思想资源，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发展和平外交战略的文化基石等[7]。这些论断，有力地驳斥了无视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标准、技艺传承及风俗习惯，将中华文化虚无化、空心化的错误观点，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揭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践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破解当今我国面临的难题，通过自觉地传承、弘扬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赋予时代特色的同时也赋予了民族特色。从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立场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丰富发展，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沃土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固有根本。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当前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如前所述，怀疑否定论者不信任传统，主张摒弃传统或全盘西化；文化复古论者全面肯定传统，要求回向儒学、回归中华道统；文化虚无论者曲解、虚无中华文化，企图瓦解国人的价值信仰。由此可知，这些论调虽各有侧重，却都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途命运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此类问题虽错综复杂，但其症结在于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相关文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时代实践特点，科学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制历史文化虚无主义，抵制复古主义[8]。这既是对复古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直接回应，也反映了大部分学界同仁的心声。如方克立先生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9]“文化思想的宗纲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3]高长武认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维度，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思想基础和根本前提[10]。作为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与实践，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无数历史和实践证明：其必须与相关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一脉相承的实践探索中，自觉地传承、发展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吸收借鉴、批判继承、创新转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了密切关系，即“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以农民为主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1]。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21世纪焕发新活力，就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扬弃和改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其作用。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非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借鉴、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指导思想与血脉根基的关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任何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都有器物、制度与价值层面的分别。价值层面的内容较之器物或制度层面更深刻也更具本质意义。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永恒的东方智慧和人文精神。譬如：“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修齐治平”的人生观，中庸、“忠恕”的处世观等。这些人文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13]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固有泉源、固有根本。就我国而言，民族之根本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之根本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以来，党中央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项培根固本的工程。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过去、现在和将来是线性发展的过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紧密相连，我们要更好地解决现代化难题，必须回首过去，从传统中汲取经验和智慧[14]。2017年1月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15]其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延续中华血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集中表达了党中央及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自觉认同和坚定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传统，是民族认同的文化基因，蕴涵国家复兴的基本价值。这些文化和价值，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根本依据，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本出发点。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出现了诚信缺失、、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盛行、生态环境破坏及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足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这些问题越发成为中国崛起的瓶颈，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从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中寻找现代化困境的解决途径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譬如欧洲国家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中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资源；现代化进程完成后，又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发现后现代社会的生存智慧。雅斯贝尔斯这样描述传统的重要性：“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及古波斯等都出现了伟大思想家，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从那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一直依赖‘轴心时代’文化复兴所提供的精神力量。”[16]作为轴心时代的核心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希望[17]。对于新时期的执政者自身建设、治国理政、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对外交往等方面均具有启示意义，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改革开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使其以社会主义政治伦理、话语体系、价值观、经济思想、生态理念等崭新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具体表现在：一是借鉴传统政治伦理加强党的建设；二是传承传统富民思想促进经济发展；三是以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核心价值观；四是借鉴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五是弘扬传统“和”文化助力对外交往等。这些理论与实践，见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概而言之，十以来，从共同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共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精神融入其中，给国人以禀赋、依归、自信与勇气。就像同志所说的：“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21世纪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

三、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文化概念内涵丰富，外延宽泛，多年来人们一直努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作出理论概括。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张岱年先生提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以和为贵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其核心应是关于人的自觉的思想[18]。李宗桂先生认为：“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19]综观学术界相关研究，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可大致分为列举式、内涵概括式，或二者兼而有之。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同样采用了列举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进一步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并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即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拥有永恒魅力的中华文化成果，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15]。除此之外，是否仍有其他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意见》中，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点任务的论述覆盖了更多的传承项目，事实上已为我们勾勒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轮廓，即中华传统古籍、戏曲、书法、语言、文字、医药、烹饪、武术、园林、节日、文物、制度甚至包括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列举式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能够具体地表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何物，但也存在界定相对模糊、概括不够简洁的弊端，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挖掘、划分、总结和概括。学术界习惯上是将中华传统文化分为体、用两个层面加以概括，这主要源于理学家对体用关系的探讨。譬如程颐就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说法。这种划分方法，由学术变为常识，获得较大影响，始于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器物、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等逐步深入地学习和借鉴。学界往往以此为依据，由浅入深地对文化实体展开层次划分。这种划分，反映了文化传播的难易、快慢，且能直观体现文化的作用及影响，具有良好的表达效果和一定的科学性，因而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和接受。以此划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可大致分为体、用两个层次。但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儒家从封建正统到地位一落千丈，之所以没有断绝，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文字与典籍的完整留存，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学习古人的思想、失落的国粹。所谓文以载道，语言文字和经典都是工具，是确保文化传播及文化传承赓续不断的载体。倘若其缺失，恐怕我们便只能在日用不知的梦魇中保留对中华文化的最后眷恋了。因此，中华文化之文同样不容忽视，亦不宜与其体用混为一谈。因为无论体用，其作用或影响的发挥，其延续与传承，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典籍等基本传播载体的运用和发展。概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有体、用、文三个层面。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体，主要涉及精神、价值观层面，如中华民族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用，关乎器物、制度层面，如园林、文物、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文，主要是传播载体，如语言文字及经史子籍。

四、开创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

近代以来，不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还是传承项目、传承平台、传承组织及传承环境等，都随着时代变迁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如何有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通过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统一部署、协调各方、保障落实，开创了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具体表现在，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等方面。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蕴含其中的儒学，在古代社会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传承发展是有保障的。古代中国，形成了包括官府、官学及家庭、家族、私塾、同乡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在内的多主体、多层次、宽领域的传统文化传承机构。但伴随封建统治的终结，这些机构或解体或被取缔，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失去了原来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改变，人们越发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由此，涌现出一大批国学、中国哲学、汉语言文学及考古学的研究者。他们不断挖掘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倡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时和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在其影响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自身及社会面临的问题，引发了强大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特别是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回应时代问题，并通过治国理政的实践发挥其价值效用，推动形成了传承主体由单一向立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具体而言，一是党是领导责任主体。《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15]二是各级政府是主导责任主体。各级政府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农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等城乡基层。各类文化单位、各级文化阵地，都要担负起守护、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三是全体教育科研工作者是教育责任主体。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要深入阐发传统文化精髓，积极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其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四是所有家长都是家庭教育责任主体。广大家长要恢复和确保良好的家风家教，把所有的家庭打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播阵地。五是人民是实践创造主体。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主体地位，“发挥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发挥青少年的生力军作用，发挥先进模范的表率作用，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发挥文化志愿者、文化辅导员、文艺骨干、文化经营者的重要作用，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15]。六是各类经济组织、从业人员是经济引导责任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各行各业经济体及其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引导人们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将相关产业做大做强，充分挖掘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概而言之，就是要坚持实行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协同推进，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积极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方向发展，形成政府推广、大众推广、群体推广、人际推广、国际推广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新格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仍面临诸多问题，特别是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单一，传承方式僵化，缺少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因而社会效益难以显现。《意见》指出：“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15]因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坚持共建共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必须充分利用传统语言、文字、经典、习俗、节庆、教育、节目、娱乐、美食、工艺等文化元素及现代教育传播技术，打造更具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必须通过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用度、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党的十以来，学界自觉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意见》以来，相关研究获得了更大进展。譬如李明泉指出：《意见》表明，以语言文字为中心、以文化经典为依托、以习俗节庆为纽带、以化育知行为关键、以文化传播为平台、以生活方式为目的、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对外宣传为渠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要路径[20]。通过研究系列重要讲话、相关文件及广大学者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以来推动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创新。具体而言，一是项目生活化，如中华老字号保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城镇化建设、振兴中华传统节日、积极推广中医药、民族服饰及中华武术、发展民族体育项目等。二是平台生活化，除了研究院、实验基地、设计院外，还应充分发挥诸如微信、微博、主题网站等互联网、新媒体及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影院等传播平台及寺庙、道观、园林及各类文化旅游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三是组织生活化，如发挥中医药协会、中华武术协会、红学会、商会、收藏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宣传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扬弃观，而且从战略高度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视其为突出优势，并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积极继承、弘扬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通过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完善各项保护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打造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使其传承发展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具体表现在，其一，各级党委和政府将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对有关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如加强宏观指导，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考核评价体系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等。其二，加强传承发展相关扶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制定和完善惠及相关工程项目的金融支持政策，建立合作共建机制，制定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完善相关奖励、补贴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捐赠或共建相关文化项目，建立健全传承发展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制度等。其三，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如完善文物保护法、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通过法制化建设增强全社会依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形成礼敬守护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法治环境等。

参考文献:

[1]方克立，张世保，林存光，张小平，刘东超，等.大陆新儒家思潮评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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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第2篇

关键词：孙中山；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39-04

要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思想，不能不探讨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历来的研究过多地注重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肯定与继承，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孙中山在继承创新上的独特性。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地转化与推陈出新，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甚至教训。

一、如何看待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偏爱”？

孙中山谈起中华文化来，充满了民族自豪，有时有自夸之嫌，甚至不惜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投以微辞。衣食住行，乃平常之事，孙中山以为中华之衣食住行，优越于世界各国。先就衣着来说，中国人的丝绸，远胜于他国，最受外国人推崇。中国人的饮食，喝清茶，吃淡饭，辅之以菜蔬、豆腐，有利于健康养生，合乎科学卫生；中国人的鱼翅、燕窝之类，为西洋人所未见；中国人的餐饮，随华侨所到之处而流行，仅美国纽约中国菜馆多至数百家，欧洲各国的大都会也逐渐流行中国菜馆，“日本自维新以后，习尚多采西风，而独于烹调一道a犹嗜中国之味，故东京中国菜馆亦林立焉。”[1]250就连中国的房屋，在孙中山眼中也最合乎自然之理，中国人的吊桥也是极新的工程：“他们从前没有看见中国的吊桥，以为这是外国先发明的，及看见了中国的吊桥，便把这种发明归功到中国。”[2]188中国的科技发明更让他感觉到自豪：“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比如指南针，在今日航海业最发达的世界，几乎一时一刻都不能不用他。推究这种指南针的来源，还是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发明的。”[2]188中国的工程建设技术和规模在古代举世无双：“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东起辽沈，西迄临洮，陵山越谷五千余里，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中国更有一浩大工程，可与长城相伯仲者，运河是也。运河南起杭州，贯江苏、山东、直隶三省，经长江、大河、白河而至通州，长三千余里，为世界第一长之运河，成南北交通之要道，其利于国计民生，有不可胜量也。”[2]188由此可见，孙中山谈起中华文化来，如数家珍，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孙中山对中华文化充满了“偏爱”。

孙中山的民族文化自豪感是骨子里的。孙中山的谈话讲演，中国传统的名言警句往往脱口而出，诸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民以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等等。他的著作中，引用中华传统思想之处，比比皆是。其“天下为公”的题词就不下数十百次之多。这些文化传统，渗透在他的思想性格之中。

何以如此？为什么孙中山对中华文化如此“偏爱”？我们知道，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每一民族其实对自己的文化都有一种家园感，自然会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比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更为“偏爱”，有时甚至“护短”。有时过度地热爱本民族的文化，确是一种正常现象。这是人们生活中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表达，本来无可厚非。不过，孙中山诉诸文字的并不是表达他的朴素感情，而是以此作为革命理论的重要背景。

仔细来看，孙中山的这一反应并非孤立现象，它是近代以来的革命志士常有的文化态度。且不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就是生长于西洋的怪人辜鸿铭，竟将“蓄长辫”、“不洗澡”、“裹小脚”之类的落后现象视为所谓的“国粹”，其复古主义耸人听闻。许多人一笑了之，似乎这纯粹是一个笑话。如此极端，如此背谬，难道辜鸿铭在胡言乱语？但他竟然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见识过中西方的文化和生活，并非遗老遗少。这似乎很难解释。同样，孙中山从小接受英语教育，用英语接受中国的四书五经，为什么对中华传统文化偏爱至此？其实，与此相反的主张同样也很偏激，这就是陈序经等人的“全盘西化”主张。在当时的社会看来，这些人完全崇拜西洋，认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亮，这虽是嘲讽，但也多少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极端心态。更让中华民族蒙羞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在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过程中，洋奴、买办、汉奸、叛徒之多，在世界各民族中极为罕见。这难道真如许多人所说，如此败类，全出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这显然是荒唐之言。遗老遗少与洋奴假洋鬼子，一则极端复古，一则全盘西化，复古主义与主义，似乎冰炭难容。但是，这两种极端倾向，却有一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们都走了极端，都对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偏激的反应。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近代中国史上的常见事实。

深入理解这一独特现象，需要将其置入中国近、现代史的语境之中进行深入剖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落后，被动挨打，这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形成了极大的打击。如果我们能正视近代史，正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与掠夺，就能理解这一文化现象。在强大的西方列强面前，古老的中华文明被摧毁得支离破碎，中华民族的信仰，受到蹂躏，中华文化所受打击之深之重，前所未有。主张“全盘西化”，一方面表明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了民族自信心的不足；主张复古主义，也体现出其自信心的恐慌。早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口号中，就透露了这一民族文化自信不足的心理。试想：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洋炮彻底征服之后，其自信心受到何等打击？这种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与其说是政治危机，不如说是精神危机。民族危亡的阴云，笼罩着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之命运何在？这些问题甚至成了中国政府高层思考的主要问题。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有着悠久的民族传统，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民族主义成为最重要的时代思潮。但是，背负着失败危机的中国人，其救亡图存中的心态不是表现为自卑就是表现为自负，岂不是太正常了吗？中华民族受到的屈辱和打击如此之大，已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信念。换句话说，文化上的偏激和片面，是中华文化遭受危机而使自信心受到极大打击的过激反应。

在这一背景下理解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偏爱”，是有意义的。不同民族的衣食住行本来就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孙中山在这种时代大潮中并不是非常偏激，与“全盘西化”论者与复古主义者相比，他倒显得客观多了。孙中山从小接受英语教育，甚至用英语学习“四书”“五经”，但也同时培养了他热爱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兴趣，用孙中山的话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新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3]48西学中学，进化论与四书五经，在他的教育中并行而不偏废。他的文化性格无疑是深深地扎在中华文化之中，他对中华文化有着自觉的崇拜和自信。非常有趣的是，辜鸿铭生长于异域的英语环境中，却成为一名中华文化的复古主义典型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这也许是时代风气使然，当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华人愤而反击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孙中山虽受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但却能折衷于中西文化之间，使中西文化相互为用，左右逢源，既不会像辜鸿铭那样，将蓄长辫、不洗澡、裹小脚之类视为“国宝”，也不会像许多人那样自叹中国文化“万事不如人”。孙中山的身上体现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

孙中山的历史任务是清楚的，在建立一个民主共和而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重任下，任何思想在他的体系中都是可以结合的，而且这种结合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尽管这种融合充满着冲突，但是，这种融合式的冲突却是有意义的，它让孙中山的思想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如何看待孙中山对中华文化的创新？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开启者。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特别是三民主义，根本上是西方的，但却无处不透出中华文化的影子。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以阐述民主理论，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特征。

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受到西方思想的根本影响，他的三民主义思想，是以西方政治为基本模式设计的。孙中山本人从小接受英语文化的教育，游历欧美各国多年，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及自由主义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不过，与西化论者不同的是，孙中山的民主理论，处处联系着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国化”。

孙中山将民主革命的思想传统远溯至汤武革命。他说： “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3]441他还将黄老之学、《列子》所说的华胥之国，视为无政府主义，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在中国的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民主共和也是“古已有之”，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可见，他将革命的正义性追溯至中国历史上的汤武革命。在他看来，《大学》中所说的“三纲领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一个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1]247他认为，欧美国家的进步自不必说，但其新文化则未必如我中华；中国有一个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外国的大政治家未曾见到。孙中山这种从中国古代的修齐治平传统到现代民主的跳跃，这中间显然缺乏必要的过渡。

孙中山将三民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联系起来。他认为，《礼记》中的“大同”思想与他的民权、民生主义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因而经常赋予它们三民主义的新解释。他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说：“尧舜的政治……实际是在行民权。”因此，他认为中国“对于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行于事实”。孙中山所肯定的“天下为公”思想充其量是民本思想，从民本思想到现代民主，这只能是一种比附。

孙中山甚至能将他提出的五权宪法思想接到中华文化传统之上。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模式，是西方民主社会通行的权威体制。孙中山结合中华文化传统，进行了创造性改造，提出中国式的五权宪法。五权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察权、考试权。后两权是孙中山借用中华传统对三权的丰富。孙中山说，监察、考试两权，为中国历史所独有。他进而认为：“至弹劾权，在历史上能弹劾皇帝……此制度实世界所未有，故中国实为世界进化最早之第一国……中国虽乞丐之子，凭考试取功名，实平等已极。此外人深以为然，奈何我国人不自知耶！”他认为古代中国的监察权“代表人民国家之正气”，是“世界进化之先觉”，而考试制度虽然科目不合时用，但它“合乎平民政治”，并且超过现代的民主制度。我们知道，“三权分立”的本义在限制权力，以防腐败。孙中山加之以考试权、监察权，纯粹是出于制度运行的考虑。至于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政府监察，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很难找到渊源关系。

孙中山重视道德的作用。在他看来，中国传统道德文明远比外国人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犹存，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他认为：“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1]249孙中山反对排斥中国传统道德的偏向，他说：“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243孙中山注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传统道德。他说：“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1]244至于仁爱，即古代所谓“爱民如子”、“仁民爱物”之说。他说，与他国相比，中国人更讲信义。孙中山指出：“惟中国数千年来，即知和平为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种思想，故数千年来之中国，纯向和平以进行。”[4]318总之，“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1]247可见，孙中山对传统的“偏爱”，到了非常的程度。他甚至用仁、智、勇这儒家的“三达德”来阐发现代军人精神。在他看来，军人明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此者，谓之智；舍身救世，舍财救人，舍生救国者谓之仁；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者谓之勇。孙中山的解释虽然是现代的，但其思路有古代思想的特点。

民主革命是现代的事业，但孙中山仍能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找到渊源。这种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依赖，近乎“恋旧”――他视中国古代文化为革命之源，认为一切现代的东西，不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就是“古已有之”。其实，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二者的相似，主要是一种“家族相似”，而且这种“相似”，许多还是来源于语言表述上的。就当代的研究成果而言，孙中山对传统的传承，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实用的；与其说是继承，不如说是“托古创新”。然而，孙中山的现代民主理念是清晰的，他在基本理论问题上并未让传统束缚住他的视角和思路，倒是更多地让传统为其理念增添上中国特色，使其理论更加“中国化”。但是，勿庸讳言，孙中山借用传统解释他的民主思想，与其说是继承创新，不如说是比附，这种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借用更多的传统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与中国传统因素的联系。这多少体现了他思想中的保守主义成分。

三、如何看待孙中山对中华文化的态度？

孙中山是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和开创者，他批判了“三纲”“五常”以及忠孝信义道德中的落后内涵，而且能推陈出新，强调民主与民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精神。可以肯定地说，孙中山已“摒弃了‘中体西用’的模式”，[5]而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知难行易等学说，紧扣时代脉搏，“成为当时思想家中最成熟的现代化建设理论”，[6]398是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先行者。

孙中山热爱传统但却并非保守主义者。他接受西方的系统教育，也酷爱中华文化，要“复三代之规”，“步泰西之法”，有着开放的文化创造胸怀和“拿来主义”精神。孙中山解释其“民族主义”时指出：“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1]210正像蔡元培曾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所说：“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7]488融合中西文化而立足现实，孙中山的文化态度是开放的。

当然，孙中山对中华传统的“偏爱”，甚至到了“古已有之”的夸张程度。但客观来看，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并不准确，也缺乏自觉的历史意识。他将革命的渊源上溯至汤武革命，太过迂远，难免牵强附会；他理解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也只看到其正面价值；他认为一切先进的东西都“古已有之”，这也太过自夸，孙中山的身上有着文化保守主义的气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往往围绕着政治革命的目的，带有很大的实用性，缺乏理性的、系统的、深层次的剖析。”[8]574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局限。

实际上，文化的复兴是分层次的。文化历来有雅俗的不同。就文化的实际传播来看，民间的文化传播其实更为广泛和深入，甚至在雅文化传统出现断裂的情况下，小传统仍然能够继承流传。不过，民间的文化传承难免出现对文化的“误读”，最容易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随意的解释与取舍，从而形成一种亚文化传统。在此意义上说，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是超历史的，他抛开一种思想文化产生和演变的具体语境，更多地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理解和解释。这种忽视时间差异的“误读”，多少有些“穿越”的成分。

孙中山的文化态度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的不断传承，有来自知识分子的“正读”，也有大众的“误读”。无论是“正读”还是“误读”，二者根本上其实是相通的，二者皆立足现实进行阐释，很少会刻舟求剑，胶柱鼓瑟，除非个别的极端者要么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无知，要么是出于非正常的心理而刻意为之。因此，当对传统进行取舍时，他们早已在现实生活中对传统不断进行着过滤和筛选。另外，批评者不同，标准各异，但不同方面相互批评，既是一种言论自由，也是一种相互修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真理愈辩愈明而逐渐趋同。在此意义上说，这种传承、创新，类似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既当代人对古代文化的继承，表面上是用相同的字句，但并非取其历史上的特殊意义，而是选取其抽象的意义，即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意义。因此，孙中山从其革命的需要出发，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限制性选择。他明确认识到：“孔孟所言有合于公理者，有不合于公理者。”他根据“公理”进行取舍，吸取了传统因素，实现了革命理论的创新，特别是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对现代的中国革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事实证明，孙中山思想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因素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对孙中山的思想创新及其革命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值得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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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第3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学前教育；改进建议

中华传统文化是指以《道德经》中的哲学思想为内核，结合5000年文明中出现的儒家、墨家、法家等各流派思想体系所形成的融合共通的历史沉淀的产物。中华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具有一脉相传、历史悠久、民族特色、博大精深的特点，另外，在对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并将其与自身互补的厘定上体现了极大的包容性。中华传统文化在人文思想上更加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1]。

学习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学习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凝练和升华。因此，学习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础。[2]另一方面，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现代价值在维护社会伦理道德、改良社会风气、培养高洁品格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3]

学前教育是指通过社会、学校和家庭三方配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对学龄前儿童进行启蒙和开化的过程。学前教育对于幼儿性格人格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引导作用，也是整个教育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与学前教育联系紧密：无论是古私塾对《弟子规》、《三字经》、《增广贤文》等名篇中尊师重道、人伦义理、忠孝节义思想的传播，还是现代幼儿园、学前班等对汉语基础知识的灌输都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因此，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囊括了学前教育的始终，为学龄前儿童进一步学习更丰富的文化知识、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独立健康的人格做出了充分的准备。[4]

1 中华传统文化与学前教育结合中存在的不足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重申了“文化自信”这一概念，并将文化自信作为基础，推动改革的发展。在这一具体语境中，将中华传统文化与学前教育深度结合，通过多维度、多模式、多层次的推广，实现文化自信大背景下两者交融一体，从而推陈出新，走出一条既具有独创性，又具有普适性的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当前，在将中华传统文化与学前教育相结合的路径上，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由于政策性地域影响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大鸿沟使得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具体体现在：与西部落后地区相比，北上广发达地区教育政府扶持力度大，基础设施完备，幼儿园、学前班等硬软件设施齐全。

（二）具备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基础的师资力量不足。由于培养体系的原因，目前各大高校在对学前教育人才的培养上存在“短、平、快”的思想：培养周期短、培养内容一成不变、见效快。这种思想也导致了学前教育人才可能缺乏深厚的理论素养，在各幼儿园、学前班对学龄前儿童的授课中秉承一贯的理念，导致了幼儿园、学前班“小学化”程度严重。

（三）家长的思想存在误区以及办学者的功利主义太强。一贯的理念认为：学前教育就是把学龄前儿童送进幼儿园、学前班，由老师全权负责，使得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脱节；而国家对学前教育投入的缺失使得学前教育办学者功利主义思想严重，进一步促进学前教育商业化。

（四）学前教育的办学模式和评价标准存在缺陷。目前，在学前教育上没有建立一个通用的办学模式和完备的考核体系。学前教育的办学模式应该时刻紧握时代的脉搏，顺应时展的需要。而学前教育的考核体系不应该仅仅以学龄前儿童为考核对象，更应该将老师及家长纳入考核体系进行综合考量。

2 中华传统文化与学前教育结合的改进建议

鉴于以上原因，本文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与学前教育紧密结合，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一）政府部门应当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与财政投入，对各地区尤其是偏远落后地区予以资源倾斜，并在财政投入上重点关注，从而保证教育资源分配上的公平公正，让各地区学龄前儿童都有师所教、有地可学。

（二）加强对学前教育师资力量的培养，各大高校应当改进当前对学前教育人才的培养机制，更注重对传统的人文素养的培育，使得出产的学前教育人才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已入职的学龄前老师更应当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深度提炼，从而真正实现对学龄前儿童关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开蒙。

（三）政府、办学机构、家庭三方联动，以政府部门引领正确的政策导向，办学机构以此为依据进行深入展开，家庭积极配合作为补充，为学龄前儿童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从小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提供全面的支持。

（四）积极探索先进的学前教育办学模式和建立一套完备的学前教育质量监测评价体系。在学前教育办学模式上可以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如：美国采用以联邦政府决策为主、州政府权力共享，英国采用部门间相互合作等，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央决策为导向、省部级协调、各地区软件资源共享、地市、县级总结执行的学前教育融合模式。在对学前教育质量的监测上，借鉴发达国家关于学前教育考核体系中关于托幼机构、教师、儿童三个方面的评价指标，建立起对学前办学机构服务质量、教师质量、儿童发展表现、家长配合度“四位一体”的综合评价体系。

（五）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私塾教育的优点，结合互联网背景下的大数据平台，选取试点，开办“新私塾”， 建立“云课堂”，打造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前教育。私塾教育的缺点主要是对儿童创新能力的抹杀，但私塾教育秉承“因材施教”的原则，推行“有教无类”，在解决教育公平、缓解各方矛盾、推行分层次教学以及民众自发参与上具有独特的效果，新私塾应当是对旧式私塾教育优缺点的扬弃，因此，选取试点，开办“新私塾”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迫切需要，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需求；而当前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以往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在此背景上依托大数据平台，建立“云课堂”，通过信息化技术提供“慕课”等辅助教学方案，为学前教育注入新鲜血液，优化课堂教学效果，将以上两者结合，打造现代学前教育的“金摇篮”，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内涵，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与学前教育完美结合的优秀范例，更是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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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第4篇

关键词：党史文化；传统文化；异同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62（2013）06-0013-02

党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孕育，产生、发展及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积淀起来的一种特殊文化类型。中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考虑的中心不是个体，而是相互的关系，寻求利益与道德之间的某种结合点，强调互利双赢的关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的理性乐观精神，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包容并兼"。 党史文化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既有相同性，也有不同性。

1 相同性

1.1 基本精神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昭示了党史文化基本精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一致性。

我们党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重视，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文化工作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命题，对发展文化的理论和方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方针，就文艺和人民、文艺和生活、作家和群众、批判和继承、文艺的内容和形式、普及和提高等关系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在1951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口号。1956年4月和1964年2月，又先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证文艺真正做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十七届六中全会就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重要决定，要求各族人民提高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建设文化强国，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

1.2 都重信仰。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讲信仰的民族。信仰什么？信"天、地、君、亲、师"。天地是自然物，天覆盖万物，生生不息，地承载万物，孕育万物，天地运行创造万物，所以信"天地"；信"君、亲、师"，这三者都是人，人在天地间合天道，重地道，讲人道，创造财富，所以信仰"人"，尊重"人"。"天、地、人"叫"三才"，中国人就信这"三才"能影响他们的生活，能左右他们的生活，天人合一就吉祥。这是中华文明的主流。中国文化重视生命、生存、生活和人生的价值，实质就是"以人为本"。这与我们今天讲的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

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什么？是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这个信仰就像人的脊梁骨一样，支撑着我们脚踏实地的从事着共产主义事业和运动。

一个人没有信仰，没有远大目标，没有前进的方向，也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没有前进的动力，就消极颓废，就欲及时行乐；要想及时行乐，就要敛财索贿。敛财索贿就是犯罪，及时行乐就是腐败，腐败犯罪就要落马，这就是信仰缺失的必然逻辑。

战争年代，我们的共产党员，人民军队指战员，为什么不怕牺牲？为什么英勇善战，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有一种坚定的信仰，就是要旧社会旧制度，建立新社会新制度，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献身，也在所不辞。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焦裕禄、王进喜、时传祥、雷锋、欧阳海、王杰，他们的献身精神从何而来，也是因为他们有理想有信仰。

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任长霞、牛玉儒、王瑛、丁小兵、方玉刚等等共产党员，他们信仰坚定，道德高尚，爱岗敬业，心系群众，是我们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1.3 都重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作为具体体现的一种精神。而其核心--爱国主义，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于自己祖国挚爱的深厚情感。它表现为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和深切的眷恋，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强烈期盼，对祖国繁荣昌盛的坚定信念，对祖国和尊严的坚决捍卫，对卖国求荣的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的无比崇敬等。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根植于延绵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之魂。千百年来，民族精神薪火相传，越燃越旺。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培养孕育的文化结晶，是在长达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由50多个民族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通过思想感情、意志信念、心理素质、道德观念等长期的相互交融凝聚而成的，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中国古代孕育、发展形成的传统民族精神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仁民爱物"、"厚德载物"的博爱精神；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自强不息精神；以和为贵的团结友善、热爱和平精神；勤劳勇敢、知难而进的奋斗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毅精神；与时偕行、革故鼎新、日新又新的革新精神等。这些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精神。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张思德精神、西柏坡精神和红岩精神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等；改革开放阶段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的"六十四字"创业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这些精神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新的精神财富。

2 不同性

2.1 外延不同。

党史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延是不同的。党史文化的外延仅有党史理论文化、党史纪念地文化、党史人物文化、党史事件文化，还有军事文化、外交文化、统战文化、民族宗教文化、教育科技文化以及文艺、体育、卫生等文化。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延较宽。中华文化五千多年，积淀了非常厚重的优秀文化因子。如孝文化、和文化、善文化以及建立在道德主干上的仁、义、礼、智、信的忠孝观、义利观、和平观、实用性的宗教观、重视家庭与人情的伦理观等，范围非常宽泛。还包括了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其视角触及到了教育、文化、社会、日常民俗等多领域多行业范围。可说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华民族的深层价值观才未发生根本转换。我们中华文明才一直延续几千年而未中断，且原生态的基本内核在世界范围内才再次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2.2 时段不同。

党史文化的时段严格说可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至今90多年。这90多年里，中国发生了三大变化，一个是"站"起来，二个是"富"起来，三个是"强"起来，在这个时段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人民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史文化的的时间至今只有九十多年。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段严格说应从伏羲氏"一画开工"算起，至今已有五千多年（或六千多年）历史。这五千多年里，中国从原始社会演变为奴隶社会，再演变为封建社会直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优秀传统文化。

以伏羲炎黄哲学为源头，以易经和儒、道、墨、法等为主干的中华优秀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东方汉学文化的本体和源泉。中国国民性格为什么会出现迥异于西方民族的特征，中华民族何以能以独特的发展道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即受惠于这些文化元典。

2.3 源头不同。

党史文化源自于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是中外文化包容兼并的产物。"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从国外传入，经、陈独秀等革命先驱的传播，逐渐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从而与中国实际结合，产生了共产主义小组，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有了党史文化。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源自于《易经》。《易经》是中国哲学和中华文化的源头，这已被各界所接受，是不争的事实。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承认过，他所创造的辩证逻辑定律正是得到了《易经》的启发，他还感叹地说，他一生中的最大遗憾就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

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第5篇

王博 西安工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摘要：儒家思想堪称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也是中华民族保持内在凝聚力的源泉和持久稳步发展的精神动力。本文通过历

史与现代思想的碰撞，揭示了中庸思想的真正涵义；论述了中庸思想对现代社会实践的现实意义，以及对现实伟大民族复兴和中国梦

的重大作用。

关键词：中庸；用中；儒家思想

一、中庸思想的内涵概述

中庸思想是儒家文化体系的核心思想之一，传承了中国传统

文化价值观念，大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为中华民族蓬勃

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孔子的“中庸”影响中国几千年。可以说，中庸是孔子哲学

的基础和最高的道德准则。强调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不要太过，

也不要不及，在实践中做到恰当合适，《中庸》对此称之为“合

内外之道”。我们做事的时候，应该从自己内心深处、最诚挚的

角度出发，使自己的行为和心灵的想法一致，并且顺应大自然的

规律和节奏，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中庸思想的断章取义

有人会说“中庸”看来也就是不讲原则的折中主义。其实不

然，孔子曾说：“乡原，德之贼也”。这里对乡原的解释是不讲

原则，四面玲珑，自私伪善的意思。所以对中庸的偏见实在是后

人理解有误，同样也是和中庸的某些观念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偏

离有关，之后慢慢演变、误解为讲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天合

一的学说；再者，很多人都认为中庸是圆滑，是世故，是没有原

则，没有进取，是追求平庸；更甚的是，许多以爱国自居的人，

往往以为恰是中庸，才害得中国人失了锐气，失了进取，结果让

国家积贫积弱，在近代倍受欺凌。照此看来，中庸乃是祸国之邪

说，不但敬而远之，实在应该把它打倒在地，这也是很多人对其

藐视的根本原因。

还有就是一种守旧的边际平衡论。在他们看来，“中庸”反

对“过”与“不及”是以稳定旧质为其前提的，是反对质变的，

因为新事物的规定性是在取代旧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在

旧事物的“中正”和“过”与“不及”的矛盾中形成的，因此在

新事物的成长过程中，一时难于确定它的质。这种说法似乎有一

定的道理，但本人认为这种批判是根本错误的，也正因为近几十

年对“中庸思想”的歪曲批判，人们才会扭曲了“中庸”精髓，

把“中庸”变成懦弱和不思进取唯心主义的象征。

三、中庸思想的望史生义

《中庸》记载：“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

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论语》又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

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日：‘过犹不及。’”，

这是孔子对子张和子夏的评价。子张做事总是超过限度，子夏则

是不及。两者都不好，“中”最好。但程颐对“中庸”的解读还

不到位，很容易让人把“中庸”理解为调和或者平分成等。

任何事物的“中”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事物的“临点”它

是静态的；一种是两临界点之中，有一活的、动态的、运动着的

“中点”，这一“中点”或是向左端靠拢，或是向右端前进，也

可能是正在其中间位置；还有一种可能便是这一“中点”恰好与

“两端”之一的某端叠合为一。即是《中论》所云的“惟变所适，

惟义所在”。这一要求也是中庸的核心思想所在。因此，可以把

孔子的“中”，看作一个“度”的概念，它要表达的是一种恰如

其分，无过无不及的理想状态。凡事物皆有度，“度”是该事物

之为该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中庸的主要思想，在于论述为人处世

的普遍原则，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恰到好处，这即是中庸。

四、中庸思想的一得之见

不偏不倚、不离不弃、不轻不重、不温不火，于此事不藏而

藏机，不露而露锋之为最佳。在做事的方法上，万事采取中间策

略，不刚不柔，不多不少，不偏不正，不上不下。以至有刃有余，

进退得当，能进能退，能上能下，中庸作为做事的一种方法，它

要求人们准确地把握事物、协调对立双方之间的矛盾，达到一种

平衡、稳定、恰当最佳的和谐状态。因此，中庸思想强调做事要

有分寸，不走极端，保持事物的最佳状态。把事情做得不到位不

行，但是把事情做得过了头也不行。

最后中庸的本质并不是如某些人理解的那样是“无原则”的

东西，它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去除偏激，

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和

宽广胸襟。对中庸 “无过而无不及”恰到好处的把握，是要我

们辨黑白、论是非，它是要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把握事物的“中”，

即事物的核心。

真正的中庸，是以人性为主体，以人为本，以尊重其一个人

的个性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和谐与统一为目标，同时追求整

个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达到和谐共处的境界。

五、中庸思想的现实意义

中庸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其现实意义丝毫不减，它对我

们今天的社会实践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且乃至整个人类世

界都有影响，也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一个无法绕开的课

题，是一种对现在和未来都发挥着重大作用的思想。它提倡宽容

中正的理想道德、反对极端道德主义的理论，它反对乡愿的伪善，

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发展起了极大的影响作用，使得我们民

族养成宽弘博大的胸怀善待他人、团结他人，使我们度过了一次

又一次的灾难。

而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文化、观念与

传统思想发生激烈的摩擦和碰撞，使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产生了道

德认知能力低下、道德行为缺失、意志薄弱、自我调控能力不高、

独立意识欠缺、心理素质薄弱等问题，这要求他们不仅在知识和

智力层面上发展，更应该在心理和人格层面健全，而中庸要求大

学生在思想上要不偏不倚，在行为上要不走极端，以“至诚”的

态度不断进行道德修养，内圣外王以达到自我修身完善的境界。

用中正以及中和的思想能使大学生身心和谐，并能使他们拓展知

识面、改革创新，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以至达到构建和谐社

会的整体和谐。

中庸是儒家的道德准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为人处世的最高规

范，在中国思想文化的长河中有着其特殊的位置。天人合一理论、

普遍和谐、持节而中思想，对于改善生存环境、提高人类素质、

构建和谐生态社会、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师为公.中庸深解[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2.

作者简介：

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第6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道德 人格教育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职学生人格教育的影响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XJK01 5CZY096。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040-01

文化的植入好坏相对决定了人格的优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就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人格，但是由于时代的进步，文化的相互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之间就有了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如何在现代教育过程中延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论及特征

1.传统文化的人格体现

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认为最高人格的体现为圣贤。而圣贤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是要与天同德，与大道同行，克己复礼，兴国安邦的高尚品格。儒家圣贤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仁与礼的统一。

道家的理想人格。在道家的理想人格中，提倡隐士。即真人，至人，神人。主张淡薄本性，无为不争，已达到人性和自然最原始的状态。在道家的思想中，提倡返璞归真，无为而治。

法家的理想人格即为英雄。认为要追求自身的实际理想，凭自身的力量争取社会地位。提倡法不阿贵，唯法所在。在法家看来，法令制度高于一切，无论君臣，在法令面前一律平等，体现了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

佛家的理想人格提倡超尘绝俗，认为万物皆空，明心净性。在佛家的思想中，佛就是泯灭七情六欲的超人，在生活中做到宠辱不惊，万般皆空像的心态。

2.中国传统人格教育理论的特征

第一，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就是表面天地之间人之性命最为珍贵，体现了人的价值。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就是指人的追求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表明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是中华民族的行为模式，注重挖掘人的价值，获取他人的尊重，一方面做到自爱，自尊；另一方面做到理解人，尊重他人。

第二，崇尚仁爱理念。孔子特别注重“人”的突出地位，仁爱是人性之基本，通过自身的美德，达到人与万物的统一。在理想的人格教育中提倡，一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德行，另一方面也要将德行推向社会，造福社会。

第三，重视修养实践，崇尚理想人格。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作为自身的追求根本，通过道德理论的熏陶和道德实践的累积达到人身外在和精神内在的统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阶段人格教育的融入

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整理，塑造高职学生优秀的人格，以经典“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为重点；以仁人志士为榜样加强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励志教育，培养高职学生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

1.思政教育体系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在现行高职思政教学体系中，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导向性融入思想道德修养课，用心弥补现行课程的人文精神的不足，增加课程的育人功能。高职学生的道德修养不能被文化课的知识性要求所取代，教学与评估只能以育人为中心，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道德修养课程，可以充分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来引导学生的道德思想，培养人格健全和道德品质优秀的大学生。

2.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网络、影视建设

网络、影视等公共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在专门优秀传统文化网站中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职大学生提供一个干净绿色、健康有益的网络和影视环境，转移人格教育的重要阵地。

3.在校园人文环境中融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高职校园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战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对高职大学的道德人格培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校园文化中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追求能改变学生的价值观、理想和道德信念。如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北大的兼容并蓄，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一代代的青年才俊。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高职学生人格教育的理论价值

1.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职业素质。在择业观方面，高职的毕业生刚刚踏入社会就想着找到非常理想的工作是不现实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敬事而信“，“建功立业”的精神是值得当代高职学生借鉴的。很多成功者和建功立业的人都是从很艰辛的基层工作做起。通过传统文化中典型的人物案例引导学生调整就业期望值，保持达观的择业心态，“天生我才必有用”，有才华有德行的人最终会被发现。保持不断进取的信心是帮助高职学生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2.有利于高职学生正确处理人际交往。高职学生在进入大学后，许多人不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因而往往造成与同学交往胆怯、与教师“顶牛”、与父母关系不合；还有一些学生交往重实惠不重原则，请客送礼、拉帮结派，这种友谊自然不会长久，又反过来影响学生的交往能力。因此，利用传统的道德中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让他们更加能够明白尊重他人，勇于承担，在人际交往中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在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学会做人的道理，促进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3.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诚信品质。诚信是做人之根本，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因此，对于高职学生来讲，诚信品质的培养在整个人格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良好经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整个社会道德文化进步的需要。因此，通过传统文化培养高职学生诚信的品质至关重要。

4.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道德自律。在如今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强调理论知识的教育而忽略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这就导致道德教育的效果不明显。马克思说过“道德的基础是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也就表明，道德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培养有自律意识的人。在道德教育的教学过程中，老师要运用灵活的教学方式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

综上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着人格的养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着至大至刚的人格，乐天坦荡的性格，天性仁厚的性情，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中华人民高尚人格的形成。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世界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我们不仅要吸取丰富的世界文化，更要注重传统文化中人格和人格教育的传承。

参考文献：

[1]李国娟. 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逻辑[J]. 思想理论教育，2015，04：64-69.

[2]张应平.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思考[J]. 黑河学刊，2014，08：98-99.

[3]朱明贤，郑克卿，赵国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教育[J]. 唯实，2008，03：32-35.

作者简介：

葛金平（1972-）女，湖南湘乡人，文学硕士，文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第7篇

关键词：美术院校；中华传统文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6－0081－02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创造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深远影响整个民族共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借鉴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是创新美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之举。

一、美术院校中华传统文化的教、学现状

2008年，我们在艺术院校、普通院校中，进行了以文、史、哲、经、法、语言、审美等内容为主的《大学生人文素质修养现状》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普通高校，学生回答问卷的正确率为63.27%，而在美术院校，正确率只为54.5%，两者相差8.77%。可见美术院校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的储备有些偏低。

与此同时，在对美术院校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愿望和教师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教学的现状调查显示：美术院校的学生很希望老师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的占48.9%，近五成；不希望的占18.1%，无所谓的占33%。而美术院校教师能够经常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教学的则只占29.1%，近三成；有时这样做的占43.8%，很少这样做的占27.1%。可见，在美术院校，学生对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教学的学习期望与教师满足学生的学习期望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教师的教，不能满足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需求。事实上，在美术院校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既有学生的内在需要，又有外在的有利时机。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美术生虽具有文化基础相对偏低、个性较强、不愿接受僵化的理论说教的特点，但对中华传统文化却有着比较强烈的学习愿望。中华传统文化扎根于民族土壤，源渊流长，美术史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国画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领域中的奇葩之一，这也是美术生乐于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因。中华传统文化还是美术创新的起点和背景，是美术设计的灵感和源泉，这也有助于他们形成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认同感。另外，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恤民、爱人孝亲、重德修身、励志图强、崇节重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修身养性、为人之理方面的知识也有较大的兴趣。这些都是美术院校的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高校中也兴起了一股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这也就为美术院校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思政课的教学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创新美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做好“五个结合”

学校主导与组织学生结合。美术院校普遍不太重视以中华传统文化来丰富思政课教学。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学校必须要重视。学校重视，不仅是说说，更要落实到教书育人的各个具体环节，要有共识和具体措施。第一，要把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思政课教学的要求，体现到学校的育人目标、育人思路、课程设计、效果评价之中去。第二，领导要亲力亲为，如亲自在教学中带头实践和实现这一要求、亲自主持课题研究等。第三，培训师资。培训一支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与思政教学结合起来的师资队伍，抓好骨干，搞好普及。给教师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以经费支持。第四，开展活动、营造氛围，还可聘请校外专家来校进行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系列讲座等。另一方面，单靠学校主导显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组织、引导学生广泛参与，积极配合。第一，要正面引导学生，讲清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专业发展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重要意义。第二，鼓励学生组织成立“中华传统文化学习协会”或“中华传统文化兴趣学习小组”等学生社团，委派教师，指导学生开展学习活动或竞赛活动。第三，给学生从事活动以经费支持。

课内教学与课外延伸结合。课内教学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授课模式，可在选修课甚至必修课中进行。如开展课前十分钟读经活动，如《论语》、《三字经》、《弟子规》等。同时，还可穿插视频教学，如“于丹《论语》心得”等。课外方面，要充分利用网络对课内教学进行补充。“长期以来高校教育比较侧重第一课堂教育，而对第二课堂教育重视不够。”［1］“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高速发展，依托网络平台改进高校思政课教学成为了必然选择”。［2］要把教学的课件挂到网上，还可在网上开设读书栏目，指导学生有选择地精读国学经典，同时师生也可在网上互动交流，释疑解难。另外，还可充分利用学生采风写生机会较多、跟社会实践联系较多的有利条件，实地考察，充分利用社会第二课堂对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专业课教学结合。在美术院校的教学中，存在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分离的情况，专业教师只管专业教学，似乎与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无关，个别老师甚至排斥、挤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时间。其实，美术专业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做事与做人息息相关，没有艺德是难以成为艺术大师的，不会做人，又怎能做好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的责任，也是美术专业教师的责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专业课教学应互相结合、相互配合，教书和育人是美术专业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共同天职和使命。

必修课与选修课结合。首先，要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思政必修课的教学，如运用中国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学、运用儒家伦理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如此可以极大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还须借助当前中华传统文化热，开设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选修课，以作为必要的补充和延伸。如开设《中国管理哲学》、《国学精选》等。

校内资源与校外资源结合。美术院校首先应立足本校实际，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同时要借助校外资源，可聘请校外名师来校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或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学术讲座；也可与综合型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教学方面实现资源共享；还可组织学生到综合型高校听名师国学讲座等。

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创新当前美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处理好四个关系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如三纲五常、愚忠愚孝等，这些观点在现代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可取。但是，重德、修身、孝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现代依然有相当的价值。既要反对食古不化、复古主义，又要反对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要面向现代化，其道德教育要面向今天的思政教育，这样才能“古为今用”。与此同时，当前的思政教育也必须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也存在一个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育人内容和方法的问题，既要传承，又要创新。为此，无论是美术专业教师，还是思政专业教师，都必须注重和探索艺术与中华传统文化、思政教育的结合，指导学生的生活与艺术实践，实现艺术、中华传统文化、思政教育的三结合。

艺与德的关系。在有的美术生中，往往重艺轻德，认为艺最高、艺最重，有艺即行。还有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对从政的人有用；而自己又不想从政，学起来没有什么用。事实上，只有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才有利于自身成就事业。美术生如果不重视艺德的学习，其发展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要使学生明白：德和才一样重要，职业生涯是否成功不单单取决于专业素质如何，有时更取决于道德素质如何；要抛弃对思政教学的偏见和反感，提高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积极性，使自己成为德艺双馨的人。

知与行的关系。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的成败，关键在于学生能否做到知行统一，能否把所学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和学习之中。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历来主张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的统一，尤其强调道德践行，反对说一套，做一套。美术院校的思政课教学绝不能仅停留在知和书本上的阶段，必须落实到行、落实到实践中去。

参考文献

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第8篇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高校文化建设 意义 问题 应用

一、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校园文化建设具有导向功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结晶，它既包含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华夏民族的思想文化精华和智慧，又借鉴和融合了世界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它倡导的天人合一、仁民爱物、重义轻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己安人、贵和尚中、忧国忧民等基本精神和价值理念，直接影响和塑造了炎黄子孙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和行为，成为人们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坚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导向，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阵地的需要，更是我们今天重建道德高地和伦理秩序，传扬民族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得到传承和发扬

校园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很多都取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各高校的校园传统都是以古为鉴，积极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高校的校训、校风、学风、励志名言等一般取自中国古代经典；学生组建的国学社、非遗青年社、文学社、琴棋书画社、曲艺协会、中医与养生协会、武术协会等都是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致敬；校园环境的设计都以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和”与“美”为其内涵，不仅强调布局和谐，更强调寓意深刻，以物言志；高校主导开展的很多校园活动都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积极鼓励学生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大学生也是弘扬和传承中华文明的主要力量，他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接受程度，直接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延续性以及中华文明未来的性质与走向。因此，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并提升其质量，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德育、智育、美育等方面的资源，是校园文化建设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如在德育方面，以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报国、修己慎独、见利思义、笃实宽厚、勇毅力行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不仅为校园文化建设指明了德育的方向和价值，更为道德宣传和教育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案例；在智育方面，《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两宋理学、明清实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不仅为校园文化建设注入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文化气息，更是开拓了学生视野，丰富了学生的见闻，夯实了学生的知识储备；在美育方面，中国传统曲艺、雕刻、书法、绘画、武术等，不仅活跃了校园文化建设的氛围，充实了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更提升了学生的审美能力，涵养了学生的气质。

二、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应用中存在的题

（一）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运用的载体单一

当前，大学生主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公共选修课这两类课程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较为单一。并且，高校在组织大学生参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方面大都还没有形成常态化，大多只是在相关活动周或者重要节日之时才会组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列活动。另外，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选择和行为模式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但是，从目前来看，部分高校还未将互联网与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真正有效结合起来，使互联网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兴阵地。

（二）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不足

当前我国一些高校的实际情况表明，许多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师在从课程教材体系转化为教育教学体系的过程中，大多只是运用教育部统一颁发的教材、学校统一备课的课件资源和几本教师参考书作为备课资料，而其中的案例鲜有能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有机结合起来的，更没有突出强调要与当代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之前所接受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衔接。

（三）大学生自身运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效果不佳

目前，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还存在不少问题，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也不尽如人意，这反映了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的种种问题。从现实情况来看，当代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令人不太满意。部分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他们平时浏览通俗文学、卡通漫画、时尚杂志等比较多，而阅读文史哲类书籍、中华传统人文经典比较少，主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的营养更少。毋庸置疑，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是存在差异的。

三、贯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部署

（一）立足校园文化建设，继承和发扬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要始终秉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具体要求，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现其价值的当代转化；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彰显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简言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秉持发展的思维和综合创新的原则，积极推进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进而为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与发展提供特有的文化场域和文化动力。

（二）立足校园文化建设，大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首先，由高校主要领导挂帅负责校园文化建设事宜，聘请在传统文化方面具有专长的教师担任校园文化建设指导老师，编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读本，同时对宣传传统文化的校园活动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资助。

其次，纠正校园文化建设偏重宣传现代潮流和科技文化甚至西方文化、忽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做法，务必将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到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位置。

再次，积极提升校园文化建设的品住，避免在宣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复古倾向和形式主义，努力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现实需要结合起来，鼓励师生积极创新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方法。

因此，作为培育大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重要载体的校园文化，必须承担好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

（三）立足校园文化建设，健全和完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形式

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学生已经成为网络信息化时代最大的受众群体。因此，在延续传统的校园文化建设路径的同时，也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发展校园网络文化，探索利用网站、QQ、微博、微信、微电影等现代传媒手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建立宣传传统文化的网站，精选优秀古典文化开拓学生的野；组建 QQ群或微信群，选取学生关心的文化热点，邀请学生参与讨论；开展网络动漫节，将传统文化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搬上荧屏；购买传统文化电子出版物，让学生随时随地尽享阅读的乐趣等。

为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我们还可以做好以下工作：首先，高校应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教育手段向学生灌输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增强大学生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动员学生积极参与校园文化的建设；其次，高校应积极鼓励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校园活动，创建相关的社团组织，并在政策和经费上给予大力扶持，让学生乐于投身到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再次，动员大学生在参与校园文化建设中积极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做一个真正懂传统文化、学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和传播传统文化的人。

【参考文献】

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第9篇

〔关键词〕立德树人；传统文化，理想信念，价值观，中国精神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6-0143-05

一、立德树人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神滋养

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认同、安身立命、精神归根与心灵安放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力的活水源头。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培育的是中国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魂之底色、育之方式和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

在立“什么德”上，不能割裂传统。传统是指在一定时空中存续和发展的族群，为实现共同发展目标通过协商、合作构成命运统一体，在共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础上逐渐产生的共同文化形态、社会心理、价值追求和思想行为方式的总和。传统既体现为能够代际相传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要求，也体现为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其作为族群个体隐性的、强有力的精神标识，根植于个体内心并规约其行为。“每一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都以行为的统一性为先决条件，从最基本的层次上来说，行为的统一性包含了所说的‘习惯’和‘习俗’。……它虽然不为其他人明确赞成或反对，但总是被某个人或许多人习惯地遵守。遵守习惯并不需要任何约束力来保障，而是行动者自觉的事情。”〔2〕立德树人只有融合传统并在其中获得滋养，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点无论从中国古代社会立德树人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嵌入，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承继传统并在制度要求下加以强化都可以得到侧面印证。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必然蕴含中国独特的多元文化、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等，这些元素已经融汇入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质、价值取向、理想信念中，成为“德”的重要思想底蕴，割裂与这些传统因素的内在关联，就意味着“德”失去了底色，会使“德”无处安放、无所附着。

在“育什么人”上，离不开文化的承载。文化“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副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3〕文化具有整体上育人的功能，其总是潜移默化地对人认识世界、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基本观点发生影响，致使个体精神世界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在文化熏染中不断确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4〕文化是涵养人才成长的重要力量，文化育人是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传统文化中许多熠熠生辉的思想、价值与追求是人才培育不可或缺的元素与养分，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为人处世乃至审美情趣等，都是文化育人的重要承载。

在“怎么树”上，需要挖掘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 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5〕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数千年文化传承中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心理、情感和文化认同，更是时展最迫切的呼声，它承接过去又延续未来：民族精神不仅构筑民族国家共同的文化根基，构成民族国家共同理想的现实基础，更是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和民族国家发展实践理论自觉的集中体现；时代精神则是在新条件下把握时展的脉搏，总结时展的经验，反思时展的问题，归纳时代精神的现实要求的最新成果。两者的相互融合构成立德树人的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就是要从时代角度筛选、过滤和总结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精华，并使之发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与时展要求的良性对接。这就需要我们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铸牢科学信仰，构筑道德情操；也需要传承和升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塑价值共识。

在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宗法制度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无法承载中国社会发展全部精神支撑的功能。

必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传统文化加以鉴别和分析，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只有把优秀传统文化界定为“立德树人”的精神滋养，才能更好地把握优秀传统文化与“立德树人”的关系，不至于偏离与失措，由此培育的“人”才是中国的、健康的、现代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的功能定位之所以是精神滋养，是因为在立德树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思想，其发挥思想统领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理想信念，其设计未来发展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基础，其统筹和汇聚社会价值共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能够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更好实现对整个中华民族思想的统领和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滋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基因的传承、对中国人民上下求索所确立共同理想的寄托、对每个中国人美好生活愿景的承载，是中华民族在理想信念层面的共同目标，蕴含着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期待，也需要文化传统对其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滋养，“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清晰表明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延m中华民族群体生存方式和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追求，使人们在价值观层面获得归属感、归宿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传承民族的精神共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支撑和丰富资源，是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重要基础。

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6〕从当下时展要求看，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做一些深入的挖掘和阐发，这就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理想信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基石，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焕发生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立德树人”的智慧宝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中华民族精神、磨砺民族意志过程中，在时代的大浪淘沙、去芜存菁中，绽放着人性之美，思想之魅。其内在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基本精神和育人方式中蕴含着滋养立德树人的宝贵智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发挥其情感与道德感召力，保持其生命力与鲜活性，使人们的内心信仰、价值操守与精神原则与文化传统相契合，有助于科学信仰、价值共识与精神家园深入人心。

一是理想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成圣成贤作为理想人格与人生追求，激励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完善人格操守，提高人生境界，完成“内圣”的实践功夫，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更通过社会实践，将内在人格力量外化于现实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大学》三纲领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宗旨在于彰显人的品德，向内成己，向外成物，使人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激励着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努力抗争、不畏牺牲，留下了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与壮美篇章。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家国意识和爱国情怀，“立德树人”要构筑高尚道德情操、关注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兴盛、民族富强、百姓幸福紧密相连。这充分展示中华文化自信的宏伟气度，也折射出华夏儿女内心深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是价值取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所特有的价值系统和显著标志，是其赖以维系的价值基础，其总体现为与文化传统的承继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仁”为核心，仁是对人之为人内在价值的肯定。从“仁”的核心价值出发，在生死取向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义利取向上，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在国家与个人关系上，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在家庭范围内，以“孝道”为价值原则，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妻恩爱；在社会范围，以“爱人”为价值原则，由己达人，仁民爱物；在国家层面上，提倡“民本”，民重君轻，重社稷必爱百姓。由“亲亲”“仁民”进一步拓展为“爱物”，爱物体现对人之外的自然与外部环境的尊重与爱护。这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体要求、社会要求和国家要求实现了整体对接，“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要求。”〔7〕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老爱亲、扬善扶正、见义勇为、敬业乐群、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滋养。

三是精神追求。精神的重要价值在于识别民族身份，唤醒民族发展动力，激发民族创造性。张岱年先生曾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8〕中华民族长久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也需要呼应时展的迫切要求，鼎新革故的进取精神、重群克己的合作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精神，催生了改革创新时代精神。这一方面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国精神的精神基因和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鼓舞人心、凝聚动力，铸就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为中华民族注入新力量的过程中提供丰厚滋养和精神财富。

四是育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育人方式与原则，比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言传身教、教学相长等，具有长久魅力，富有育人智慧。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方式更多地融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中，大量事实证明育人实践只有融入现实生活“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乡规民约”“家风家训”，成为习惯性的人伦日用，才能有效约束与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与实际行为。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以文化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学・学记》）通过社会教化、礼仪规范、纲常伦理、蒙学孝德、修身成贤及化民成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与内在情操得以精进，人人向善，自然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以文化人”也体现于“礼教”“诗教”“乐教”中，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实现“成人”。“以文化人”更体现在各种仪式和各种表达中，比如以婚丧嫁娶的仪式、祭祀、成人礼以及各种节日仪式“化人”，再如借用建筑、宗教、书法、绘画、碑刻、雕塑、戏剧、诗文典籍等各种形式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中华传统文化善于运用各种形式与不同载体，利用各种时机与场合，把文化育人融于日常生活中，构成立德树人实现方式的重要参照和借鉴。

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立德树人”的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历史，承载当下，昭示未来，“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0〕作为转化对象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被动地构成立德树人素材，而应通过重塑与创新，吸纳、融合时代精神，主动支撑与有效滋养“立德树人”。

从传统的“内圣外王”到“新四有”公民。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是基于对人生的感悟，对心性修养的反省，对政治民生的关切，对社会伦理道德的体认，“内圣外王”之道是一套独具特色的有关人生、教育、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理想信念。所谓“内圣”，就是通过修身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为正己的功夫。所谓“外王”，就是将成就的高尚道德推而广之，及于家庭和社会，建立理想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为正人的功夫。“外王”以“内圣”为前提和基础，“内圣”以“外王”为归宿和目标。两者在现代社会的转化体现为通过修身正己以实现正人的政治和社会目标，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对理想信念、价值操守和基本精神的内在道德铸塑，以达到个体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同构；同时以育人为目标，尊重个体的价值，唤醒个体生命的理性自觉，追求内在道德指引下个体“自在自觉”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实现个体与民族国家协调、同步发展。新时期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民族精神、民族美德、民族文化牢牢扎根心中，友善、互助、明理、自强、谦让、包容、诚信、节俭的传统美德融入血液，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的“新四有”公民。新时期立德树人的“新四有”内涵，丰富“有道德”人才培育的其他核心内涵：一是“有信仰”，即有中国梦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明确把“有梦想”“有信念”“有信仰”作为新时期关于“育什么人”整体战略的首要目标，决定了立德树人的整体规格和本质追求。“有信仰”在人的精神领域和能力素养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思想引领和行为主导作用。二是“有理性”，即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质属性的价值操守。理性意味着成员个体能够对自己存在发展及其同社会整体关系有清醒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有判断是非善恶、荣辱功过的价值标准和价值操守。三是“有道德”，即有以中国精神为独特标识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有道德”是“有奋斗”“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情操”“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伦理基础和精神支撑，铸育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时代精神的人，新时期立德树人才能获得现实生活基础，才能把育人在现实的道德与精神生活领域中凝结升华为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四是“有本事”，即有符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专业分工及社会交往全面发展的能力担当。这是“有能力”“有担当”“有本领”“有素养”对专业能力的整体要求。立德树人针对的是活跃在社会各领域的各职业人群，这些人群都在自己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角色中实现自我与社会生活的充分融合，立德树人不能只强调“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等思想水平与道德素质，还要强调“德才兼备”，培养专业技能和综合才干。综上，围绕培育“有道德”的人整体目标，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应该围绕“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核心内涵与总体规格，培养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

从传统价值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重点发掘和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这六个方面表述了传统美德、政治理念、社会理想、民族精神的根本要素，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不仅要讲清楚“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也要梳理这些观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与转化。“仁爱”就是爱人爱物，有“仁爱”之心，才能成己成人成物，仁爱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源泉。“民本”的基本价值理念包括“立君为民”“民为邦本”“仁民爱民”等重要古训，传统民本思想向民主价值观的转化，需要使其服务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诚信是进德修业之根，也是治国为政之本，继承、发展、创新诚信文化，需要使其服务于建设诚信社会、诚信政府、诚信企业和培养诚信个人。正义是人类文明的普遍法则与基本价值，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为先、舍生取义影响深远，可以为形成崇尚正义、富于奉献、自觉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社会氛围注入思想资源。和合是中华心、民族魂的基本标识，也是多元性、包容性的中华民族独特理论思维方式的重要体现，面对自然、社会、国家、人际、文明间的冲突，需要以和爱公正化解与融合矛盾。大同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理想，在近代到现代的思想探索与政治实践中，大同理想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从大同理想出发接纳自由、民主、公平、平等现代价值，使之与当代社会的政治理想接轨，能助力于在“旧邦新命”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本质要求的观念支撑，更作为道德生成的逻辑中介，在立德树人中奠定“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基础，也使其在统筹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理想信念与现实基础、主流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思潮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11〕，使其融入社会生活，成为人们自觉的价值选择，既是个体层面以价值底线和价值标准凝聚共识的有效方式，也是在群体层面有层次、有重点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更是在全局层面实现为民族寻根、为社会立德、为国家圆梦的价值基石。

从传统修身教化到富含时代内涵的教育感染。传统文化注重修身教化，修身是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是为了培养优秀的道德品格与高尚的道德人格而进行的自我磨炼与力求完美的品格追求；教化是通过礼乐教育与道德教育而实现人心风俗的变化，是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与环境影响等各种因素综合运用的育人方略。在漫长的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的价值取向使修身与教化备受推崇。在今天开放、民主、鲜活的社会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规范社会意识、传承美好道德需要对修身教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传统修身体教化的言传身教、俗约规化可以通过发挥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合力有效达成，创设优良的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工作环境与群体环境，发挥环境间良好的感染作用是当代修身教化的重要方式。在家庭中以尊老为例，现在社会尊老不必像《弟子规》里所说：“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晚辈应该尊敬长者，长辈也应给予晚辈人格上的平等，这样的转化更富有进步意义与时代价值。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所铸育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导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属性，以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认为共识基础，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独特标识，以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为成果借鉴的当代道德。

“立德树人”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文明风范，继承弘扬传统美德。现时代的“立德树人”需从不断绵延演化的v史进程中理解传统文化与时代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科学分析、鉴别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使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为信仰确立、价值重铸与精神成长提供有益的精神滋养。反复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2〕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从现实出发来诠释和理解它，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为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借鉴性示范。

〔参考文献〕

〔1〕〔7〕〔10〕〔11〕〔12〕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5，164，163，164，155.

〔2〕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96.

〔3〕葛兰西.论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1.

〔5〕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9-10.

〔6〕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N〕.人民日报，2013-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