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第1篇

根据《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文物是指人类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各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选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近现代文物是继古代文物之后的文物，是中国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是指1840年以后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珍贵的近现代文物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也深深蕴含着勤劳、睿智的中国人民拼搏、进取的奋斗史。正因为如此，做好近现代文物的管理工作，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我们有必要做好近现代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使之能够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新形势需求。

2.近现代文物管理及利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对近现代文物管理及保护的认识不足

在近现代文物管理的过程中，领导干部以及大部分群众对近现代文物的保护认识不到位，存在着“重经济建设、轻近现代文物保护”的思想，只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社会效益，视近现代文物保护为包袱，缺乏近现代文物保护意识。少数干部认为近现代文物保护是文物部门的事情，与当地政府无关，缺乏“守土有责”的责任意识。普通群众则不了解近现代文物遗址的范畴，随意破坏文保单位周边环境风貌的事项屡有发生。

2.2近现代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之间矛盾日渐突出

近现代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建设之间一直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日益突出。城市建设以及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对近现代文物保护是一种巨大的威胁，许多城市在盲目的追求先进化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忽视对近现代文物的保护工作。一些近现代文物遗址年久失修，自然破坏和人为破坏都较严重，部分政府部门明令保护的近现代文物相继被拆除，不复存在。这些不当的行为举措都无疑给近现代文物保护工作增添了许多困难。

3.加强近现代文物管理和利用的措施

近现代文物管理部门应该做到冷静思考并进行仔细分析，要实地贯彻并执行“提高对近现代文物保护的认识，增强对近现代文物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从思想上和体制上引起重视

思想和体制上通常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们对近现代文物保护的认识，这也是做好近现代文物管理工作的核心和基础。第二，要提升领导干部对近现代文物保护工作的认识，这是近现代文物管理工作的关键所在。第三，提升近现代文物管理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和专业素养，培养其责任感和敬业奉献的职业精神。文物部门还应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法》和相关实施条例的宣传工作，必须转变那种认为越是古代的越是珍贵的认识，要加强近现代文物的利用，要善于将近现代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同经济建设合理的组合起来，以便保护工作的更好发展。

3.2要进一步加大近现代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

中国近代时期，政治经济虽然衰败，思想文化却大放异彩，因此这一阶段具有很多重要的历史遗址和历史资料，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建设与发展壮大等遗址及史料。中国现代时期，有许多革命文物、社建文物、民族文物和民俗文物、农村改革的文物、经济改革的文物、抗洪文物、工业文物以及地震文物等，如果不对文物进行有效地保护的话，并对其随意利用，不仅文物的价值得不到体现，再因它具有的不可再生性，开展保护工作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因此，一定要加强近现代文物保护工作的宣传和教育，让人民群众了解近现代文物的重要性并自发的对其爱护和珍惜。

3.3开发近现代文物管理和利用的新方式

针对不可移动的近现代文物，应该做到以引导、鼓励和支持的方式，实现近现代文物系统开发和利用。要充分并深入开展文物发展文化创意旅游线路的研究，要牢抓试点工程，在试点获得成功后，累积相关经验，在其他地方予以大力推广。所以，要倡导近现代文物工作者科学灵活的地转变观念，学习近现代文物管理的知识。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实地调查研究，组织专业人员对不可移动的近现代文物遗址进行分析、考察，确定管理、保护和利用的方式。要确保在近现代文物的利用过程中对近现代文物不造成损害、不影响近现代文物的历史底蕴。要善于引入新科学技术诸如二维扫描技术、防腐、防水技术等。针对可移动的近现代文物，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做好文物的管理和利用工作。首先，要合理利用陈列展览来实现可移动文物的管理、保护和利用。通过文物藏品的科学管理系统的不断完善，使得工作人员随时可以通过信息系统来查询近现代文物的参展情况以及现存状况，有效地提高文物展出的利用率。其次，利用现代化媒体，将近现代文物以公开的信息渠道诸如网络、书籍、报刊等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使公众能够更进一步了解近现代文物。纪念馆、陈列馆等机构可以通过将馆藏文物的全方面信息进行整理并编辑成图书、藏品集、典藏目录等出版物并赋予其经济、政治等历史内涵，帮助人们更好的去了解历史。最后，可以通过将近现代文物进行复制或制作成同等大小的模型的方式，供人们更近距离的观赏，这也是可移动的近现代文物保护和利用的一个新途径。总之要在有效地保护文物的基础上，使民族的文化得到弘扬和延伸。

4.小结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第2篇

关键词：中国管理思想史；传统文化；管理方式；研究对象

中国的管理思想史是关于中国历代管理活动的一般原则的思想史，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文化典籍涉及多个方面，如治理国家、战争攻守、教化百姓、文化礼仪以及探究天理、人性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有些思想在当今仍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一、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回顾

从时间维度来看管理学，中国管理思想史包括了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管理思想研究。其中出现的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的管理思想在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中都为现代管理思想打下深深地烙印。

（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逐步确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深入贯彻落实，企业管理和改革实践不仅需要管理理论支持，更需要具体管理思想的指导。在引进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我国的学者也开始致力于开发创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与总结新的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管理路子。

1984年，前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讨会，研讨会的召开对中国管理思想研究及其现代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后12月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研究组织“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该专业学术团体主要从事发掘和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管理现代化服务。1984年，杨先举、覃家瑞合作编写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是由中国大陆出版，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国文化遗产在现代经营管理方面应用的著作，中国古代的兵家管理思路独特，方法卓越，有关《孙子兵法》中诸如“庙算”、“七计”、“以正合，以奇胜”等的一些研究成果，其运筹和决策思想对发展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思想，我们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开拓创新，在面对全球激烈的经济竞争时，我们才能使用新的管理战略与决策，在管理和实践中熟练运用，促使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进步。

（二）建立在企业管理研究思想上的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封建制度瓦解没落，外国列强主义入侵，社会团体不断迭起的内外交困之中。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于特殊的环境中诞生的中国近代企业，其生存和发展的路径就是不断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后来形成的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过程，所以中国近现代管理思想的研究基础集中表现在洋务运动，及之后的企业管理思想研究上。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引导下，19世纪60年代兴起了官办军用工业工业，但是清政府由于财政问题不得不放松对于工业的要求，致使民间资本参加的企业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这种“管督商办”的形式使很多商人失去了积极性。晚清洋务派“官商合作”的经济思想逐渐取代了“管督商办”，这种经济管理思想是近现代企业创始初期的开拓之举。其形式弊端也很明显，由于管理权仍在官府，官商矛盾不可避免。企业缺乏生命力使得这种管理思想的实践最终陷入困境。甲午战争后，洋务企业的经营和管理面临着重大的改革问题，不得不转变经营方针，更多的官员和商人被发动起来，成立了具有更多民营性质的商办企业。

中国近现代管理思想，不仅是通过对企业管理活动的调研，反思了新式企业实践中诸多的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还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管理方式，从多方面进行了企业内部管理系统的改革和提升。

（三）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现代管理思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企业制度发展完成了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但是由于国家商业体制目前的局限性，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始终没有摆脱官办和管督商办的模式，使得我国近代管理思想的发展之路复杂而曲折，近代企业的发展受到遏制且没有明确合适的发展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初期，国内开始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国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同时要求企业实行科学的管理方法。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欠发达，企业管理经验匮乏，管理技术缺乏系统性指导，所以便积极引进了前苏联的管理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企业逐步贯彻落实新的管理理念，经济发展管理出现了新局面。改革开放后，基于以人性假设为主线索的西方管理思想理论渗透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管理思想发生了演变，以学习、引进、发展西方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的新一轮管理思想改革开始了。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思想也在不断深化和转变，科学性管理的指向不断向人文主义倾斜。组织文化管理模式不断应用，并影响着企业内部软实力，围绕服务宗旨、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等最基本的文化要素进行经营管理，以共产主义目标和社会主义精神为主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思想导向，鼓舞调动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二、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使得民族之间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差异、技术水平参差、社会制度区别，使得各个民族之间形成的管理思维模式、管理方式和管理风格蕴含强烈的地方特色。

（一）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思维模式不同。中西方的管理思维模式有着很大不同，西方管理注重“精准”、“细致”等理性思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为代表的唯理哲学。它们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用实证检查、观察，通过数据来验证假设，将理性的思维方式进行推广，贯彻科学的原则。从理性角度出发认知事物，排除情感的因素，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对事物构成因素的分解，找出规律，整理和分析达到对事物的认知。西方的管理思想是理性和明确的，以条文、规章等条条框框规范个人行为。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则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的管理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强调“入世”，具有广泛的的涵盖性，即“劳心者治人”。在管理实践中，人起着主导作用，以道德伦理为辅助来对人进行约束，从自我管理的角度出发，倡导个人对自身、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的管理思想由人情贯穿，重“义”轻“利”，属于感性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管理思想有着双重的影响，既有促进其发展的利好因素，也有阻碍其发展的障碍成分。传统的管理思想必须经过不管的改进发展，去粗取精后才能更好的与市场经济相容。

（二）中西方的管理思想方式不同。西方管理方式仍然比较关注于科学性。西方管理科学崇尚，“个人中心主义”，其强调单方面个人的私人利益，提倡竞争精神，包括适者生存的淘汰法则。所以，平等的思想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因为在平等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无法形成泾渭分明的等级关系。刚性管理为西方管理科学的主线，注重制度化，规范化，注重分析，避免滥用权力，最大程度提高管理效率。以工作为中心，以合同及规定原则所认定的契约关系进一步明确个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与西方的管理方式不同的是，中国的管理方式更具艺术性，以人伦关系和情感法则为中心，受传统道德和历史文化的制约。人伦结构分匹配了行为角色，赋予个人应尽的等同行为角色的义务和应享受的权利，其权利和义务因对应的人伦关系不同而不同，因此展现不同的行为习惯。中国管理方式多以较为柔和和人性化的方式进行，这是由中国的传统思想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更注重是人情管理和感情舒畅。中国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通过提升修养，知行合一，管理方式效法自然，这种柔性管理注重人的情感，以人为本，更多采用以思想教育和政治熏陶为主的管理方式，甚少使用强制手段。刚柔管理并无优劣之分，二者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刚柔并济，才能真正发挥管理的科学作用与艺术之美。

（三）中西方管理思想的目标不同。由于中西方核心价值观以及主流价值体系的不同，其所引申出的价值管理对象和管理的目标也不尽相同。西方管理思想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发展起来，交易贸易促使商品的流通，也促进了以利益为重心的主流意识的形成。西方管理目的是通过提高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注重过程和细节。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西方管理的核心问题，以此获取更大的利润，整个管理过程都受“利”的支配，不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西方的管理着重于细节的微观管理，对管理的各个环节实施有效的运转，而相对忽略社会的宏观管理。

中国管理思想的理想目标是追求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相处，各得其所，各有所安、其乐融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都着重“大家”和奉献精神，不提倡“小家”和个人私利，核心集中在对“人”的个体修养的研究。中国管理思想注重团队合作，虽然要求提高管理者的自身素质和水平，以身作则，但是充分发挥团队作用，形成一种良性的管理循环状态则是提高管理质量的主要方式。

三、中国的管理思想史存在的问题

由于历史遗留的思维惯性，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管理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和革新，管理方式层出不穷，但是也存在某些问题。

（一）研究对象模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以“仁”和“礼”的管理思想为基础，进行解释和阐述。古代思想管理家的理论基础多借鉴文化史料，其阐释的主要是一国君王的封建制度管理，即“治国安邦”。古代管理思想的目标是社会的安定，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而近代管理思想主要研究的是企业的管理，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商业贸易活动。古代管理的管理背景环境是可以预期的，而现在管理则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因素及国家政策变动。古代管理对象的侧重点是人，如何判定一个人的修养本质，没有一个明确的论断。虽然人也是近代管理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但是其本质是追求人所带来的效益和最终结果，通过管理人把过程做好，对于管理者自身的修养标准并没有作以界定。由于管理学各个阶段的内涵和主体的差异性，相应的管理思想也不同。所以中国思想管理史的研究是从古代治国安邦的不断过渡成为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及管理的，这两种管理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应是何种思想，或者该不该去明确的划分对象主体，如何划分，划分后的结果预期等，这些都尚未得到解决。

（二）缺乏史料的考证。中国的管理思想史于古代就初具雏形，到进入实践和发展的阶段不断融入西方管理思想是中国管理思想史的转折点。与西方通过大量实验得出科学的管理理论不同，中国的管理思想大多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附带提出的副产品，这些理论的提出缺乏假设检验和模型运算，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规律。我国在管理思想方面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但是迄今还没有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发掘和整理工作。

（三）不注重时代背景，缺乏管理领域间的关联思想研究。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管理思想涉及行政、经济、军事、文化管理等各方面，但是主要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伦理规范和国家管理两方面。对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中国现代管理实践的研究只注意两者之间的演变联系，忽略了它们在研究方式方法上的差异和创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张通过管理者自我修养的提高产生影响力，使被管理者从主观认可服从，从而外部的监督和管理成为辅助力量。而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往往忽略历史条件和背景，站在古代的视角对当代的管理思想做出牵强的解释。如果以当下的经验来对历史进行研究，会脱离思想史本身的含义，得到武断的结论。

四、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展望

商业全球化和信息化带给管理思想新的血液和影响，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史实的层面，还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才能更为深刻的理解它。

（一）加强中国管理思想史学科的建设。由于国内学者对于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还集中在对于传统管理思想的挖掘，停留在资料收集阶段，缺乏进一步的考证和验证，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应该系统分析各时期管理思想的来龙去脉。中国企业的管理尚在“思想”层面，缺乏管理科学的实践性理论，缺乏针对系统的理论支撑。我国还没有中国管理思想史这门学科的设置，导致中国管理思想史不能形成自己专业的队伍。中国管理思想史是一门管理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只有赋予中国管理思想史独立的学科地位，才能为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二）正确的借鉴西方的管理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必须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管理的发展现实出发，只有借鉴现实管理工作发展到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才能使其研究和开拓工作更具代表性和针对性。中国的历史条件决定，中国须在自身社会主义发展的现有基础上，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借鉴西方先进管理学科理论，调整和吸收，使其变成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现代经济的新的管理思想。管理不仅同经济、技术、文化相关联，而且和民族特色有着密切联系，这在管理的过程中尤为重要。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除了探究历史的真相，更是通过历史来揭示未来。未来社会将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研究管理思想各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理清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第3篇

「内容提要对近代传统民法体系局限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民法调整的结果进行再度调整，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传统法律体系，局限性，经济法，产生，概念 一、近代法律体系的思想渊源及其基本特征 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法产生于这个时代，有它的理论背景和特定的社会背景。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就是：受近代启蒙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经济法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传统法律体系的局限，使法律与已经发展的社会经济和已经改变的社会道德观念重新吻合起来。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是对传统法哲学和经济学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石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反思的结果。因此，要把握现代经济法的本质，我们必须对近代法律体系的理论基础，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近代法律体系的基本特点进行考察： （一）启蒙哲学、古典经济学与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 一般认为，近代法律体系由公法和私法两大法域构成。这一法律体系产生的思想基础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哲学思想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哲学思想，例如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自由是天赋的人权. “人人是平等和独立的，因此，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所有权”。在此前提下，“没有本人的同意， 最高权力不能从任何人那里取走财产的任何一部分”。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 没有全体人民的同意，它不可做任何有害于任何人的事情，每一个国民都有权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自由地追求财富和幸福。 这些思想无疑是现代法学思想的哲学源泉，并且，它促成了以建立在人人绝对平等、以保护私权为中心的权利本位的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 从经济理论上看，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对商品经济内在规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自由经济是自然秩序在经济领域中的延伸，是最能实现人类福利的经济形态。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以其劳动及资本，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在没有任何君主权力作用的情况下，必定会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带来的利益。斯密奠定的自由经济理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奉行的信条。 崇尚个人自由的法哲学思想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的两大理论支柱。同时，这两大理论支柱，也决定了近代法律体系的局限性以及20世纪以后的一系列法律改革运动。 （二）近代法律体系的特点 建立在启蒙哲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1）基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将法律分为公法、 私法两大法域。其中，以调整私人关系，保护私权为目的的，为私法；规范国家行为限制公权力扩展的法律，为公法。 在公法领域，在建立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础上， 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3）在私法领域，基于人人平等、同质的假设， 对民事主体进行高度的抽象，并在此基础上构筑权利义务体系。 受启蒙哲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其形成后， 对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主要原因在 于这种法律体系是随着当时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它的产生和施行具有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当时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着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小作坊和小农产主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社会。近代法律体系正是在这种社会模型的假设上设计的。然而，两个多世纪过去后，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建立在这种社会模型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已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 二、近代私法体系的局限与经济法 深受启蒙哲学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近代私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性假设就是一切民事主体绝对的平等。近代民法通过对民事主体的高度抽象，清除了各类民事主体的任何具体的特征，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彼此完全相同，完全一样的同质的人。在这个基础上，构筑了其庞大的规则体系。一切人都是相同的，法律必须对每一个人都赋予相同的权利，设置同样的义务，法律不对具体人格进行几乎任何程度的识别，仅以行为能力制度和监护制度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作为近代民法支柱的三大原则，即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契约自由原则或私法自治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无不来源于它对民事主体同质、平等的抽象假设。立法者深信，惟有如此，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才能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并在自由的逐利过程中，实现人类的最大福利。 然而，随着自由经济的发展，建立在传统哲学和自由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近代私法体系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自由经济发展过程中弱肉强食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处于强者地位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夺。依传统民法的观念，资本家与工人是完全平等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只能通过充分体现契约自由的契约法来调整。然而，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出现和发展，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剥夺，在城市中生活的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便无法生存。而法律却并未考虑到这个问题。另外，雇主出卖商品获得的收入首先由他自己获得，然后，再发给工人工资，这是商品经济的交易规则，对于掌握分配权，同时也决定着工人生存命运的资本家来说，他以各种理由扣减工人工资，工人除了忍气吞声之外，别无它法，对此，法律也未进行考虑。建立在抽象人格假设基础上的近代法律体系的局限性首先在社会劳动领域充分的暴露出来。绵延不断，愈演愈烈的工人运动，无疑是促使人们对近代法律体系的合理性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动因。 第二、处于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剥夺。经济活动的企业化，培育了一批又一批财力雄厚、各种专业人员齐备、触角遍布全球的大企业，与这些大企业相比，作为社会个体的普通消费者根本不可能与之匹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城市化生活方式的普遍化，消费者的境况更加恶化，信息的不适当分布，更加剧了消费者的“无知”以及基于这种无知而受到损害的可能性。而近代民法理论认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只能通过契约来调整。“契约的当事人被认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裁判者，如果他们自由自愿地缔结了契约，那么，法律的唯一作用就是使之发生效力。至于当事人一方在经济上占有强大的讨价还价地位，那是无关紧要的”。显然，面对现实的经济社会， 对传统民法原则的固守，只能使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遭受经营者的任意宰割。消费者正当利益的被侵害开始引起人们的日益重视，消费者境况的恶化与消费者问题的普遍 化，终于引发了席卷全球、愈演愈烈的消费者运动。 近代民法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肯定，梅因说，近代私法体系的建立实现了法律发展“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依照启蒙法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思想建立起来的私 法体系，为保障人权，彻底根除封建等级制度，维护自由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抽象人格的假设，仅仅是一个假设而已。将每一个人视为同质的、完全相同的人，并在此基础上设立的近代私法体系的正义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而不可能是实质意义上的正义。由于近代民法的这种局限，故而对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再次调整就成为必然。在经济生活中，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自由资本主义初期，这些关系完全通过合同法，根据契约自由的原则进行调整。进入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劳动者地位的日益恶化，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民法中基于资本者与劳动者平等的假设而以契约自由为原则调整劳动关系的规则首先暴露出其与现实的矛盾，对民法调整的结果进行矫治的行动首先在这一领域发生，其结果是导致基于对劳动者与雇佣者具体人格识别，并在对劳动者弱者地位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从保护劳动者一方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劳动法的出现。随着经济的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市场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垄断者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一手遮天，公平自由竞争并通过这种竞争将人类引入天堂的梦想已经破灭。为了弥补传统民法的不足，从而导致了现代反垄断法的形成。自本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类生活的高度城市化，人们对商品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而技术的发展又使人们对商品越来越陌生，加上经济势力、交易能力以及商品生产本身所固有的经营者最大化利益追逐动机和信息天然地偏向于经营者一方等等，这些均使消费者的地位日益恶化，消费者的弱者地位同样使传统民法陷入困境。故而再次发生对近代民法的修正，其结果便是，基于经营者与消费者具体人格识别而制定的消费者保护规范的大量出现。这些法律规范无疑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经济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可见，对传统民法局限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民法调整的结果进行再度调整，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公法体系中国家职能的变化与现代经济法 （一）从消极国家到积极国家 在启蒙哲学及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看来，国家是一种恶的存在，是不得己之恶，是实现人类自由与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在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以自己的存在为目的，而以他人为手段。 每一个人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自发地实现社会最大的福利。因此，任何形式和程度的国家干预，对人的自由的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对人类的公共福利的实现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仅仅在于最低程度的维护秩序的需要，通过它可以避免原始野蛮状态下的互相惨杀和无休止的争斗，国家的基本目的乃在于实现理性的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国家本身不得以任何借口限制人们正常的权利行使和理性的自由意志的实现。在此前提下形成的国家，完全是一种消极的国家，是独立于市民社会和市民生活之外的存在。市民社会中的一切皆属于市民（包括法人）自由意志的空间，国家公权无任何活动的余地，仅当自由和权利受到侵害时，公权才得以发动，以消除对自由的威胁。国家的基本角色是充当市民的“夜警”和“仲裁人”。所谓夜警国家，警察国家，治安国家等等，虽然表述不同，但其最基本的内涵都是强调国家的基本职能在于维护社会最低程度的秩序与安全；同时，对人们在实现自由、行使权利过程中发生的冲突进行调停和裁断。司法过程本质上仍然是权利和自由的界定和实现过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经济活动的“溢出”，导致社会环境的日益恶化，无休止的掠夺性开发，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人类面临毁灭性的危险；市场自发的资源配置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分配不公现象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失业、通货膨胀使已经混乱不堪的社会雪上加霜；经济危机频繁地发生并日益加重，更使人们频于绝望。这一切使人们对自由经济的消极面有了新的认识。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人们再次将求援的目光投向了国家，对国家提出了更多 的要求，产生出更多的期待，认为国家不应该总是对社会及经济生活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应该为实现公共福利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干预经济生活，通过其外部引导力量，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国家观念的转化，引起了由夜警国家向福利国家，由消极国家向职能国家的过渡。正如英国著名的法学家L？D？韦德所言，在200年前， 人们希望国家不要压迫它们，在100年前，人们希望国家给他们更多的自由， 而在今天，人们则期待国家为他们多作些事情。在人们的普遍期待中，国家对社会生活的介入逐渐成为普遍的现象。 （二）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 随着国家观念的转变，现代国家的职能得到充分的扩展。除了传统治安国家的职能外，其产生的新的职能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管理职能 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相关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职能。公共管理是国家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在夜警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仅仅在于维持必要的治安的水平上，而在职能国家，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进一步强化。它不仅从公共安全的需要出发对社会进行管理，而且从实现公共福利和经济的宏观效率角度对经济事务进行管理。与经济有关的公共管理职能最重要的具体体现在于对市场交易行为的管理，以及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而对与环境影响有关的经济活动的限制，为实现土地的合理利用，而对土地进行的管理等。 2.调控职能 即通过国家经济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和控制。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宏观层次上的结构合理和高效率运行。调控的手段既包括刚性的直接调控，也包括柔性的间接调控。前者通常是指对具体经济活动主体直接实施的行政指令和行政安排，后者则通常包括对一般经济主体的政策性劝导和通过经济杠杆而做出的利益诱导。其中，经济杠杆的运用是最常见的调控手段。 3.经济参与 即国家以经济主体的身份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国家的参与并不是直接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国家的参与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必要的：第一，通过国家参与经济，为一般大众提供其必要的但是又不能或不宜由市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第二，为一般民众的利益，通过经济参与实现对市场的有效调节，如，为平抑物价而参与某种商品的进口、出口订购和销售等。 4.公共服务 即由国家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这里所谓的服务，不是国家作为市场主体而提供的商业性服务，而是国家作为公权者而提供的职能性公共服务。如国家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提供商品服务信息，进行商品质量检验，进行消费教育；为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而组织就业培训，提供就业中介服务；为引导经济活动而提供市场供求信息；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开展科技咨询等等。 （三）国家经济职能的实现方式与经济法 国家经济职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其一，通过抽象的国家行为； 其二，通过具体的国家行为。前者，通过一定的法律规范而实现，一方面，国家通过立法，界定经济活动主体的活动空间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当经济主体活动越出法定的范围或采用不合法的方式进行经济活动时，国家公权发动，通过公法责任的追究而迫使其就范。在这里国家的意志通过法律对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的作用而实现；而后者，则是国家对特定经济主体的特定事务做出处理的行为。 实现国家经济职能的两种方式是互相依赖，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但在实现国家职能方面，二者的适用范围却是不同的。在上述各种经济职能中，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宏观调控职能，可以通 过抽象行为而直接实现。在公共管理领域，通过有关法律的颁布可以为被管理者提供行为依据，并以法律上的强制力保证其按照法律要求进行经济活动。在宏观调控领域，通过在法律中对各种经济杠杆的确定和利用，使经济活动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对其利益风险进行重新估计，以做出符合公共利益和有利于经济总体结构和宏观总体运行与发展的行为选择。同时，在公共管理领域，抽象的法律规制与具体的行政行为并不排斥，一方面，抽象行为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具体行为有其独立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抽象行为价值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具体行为的保障。在宏观调控领域，也不排斥具体行为。如，为实现国家政策而对某一经济主体进行劝导和在特定情况下的行政指令。 与此相反，经济参与和经济服务的职能一般只通过具体行为实现。作为实现国家职能另一种形式的抽象行为，几乎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由于国家经济职能不可能通过法律这种抽象形式而得到全面的实现，故具体行为的运用便显得必要，但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具体行为本身也需要约束，惟有如此，国家权力运用才能取得合法的形式，权利滥用现象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由此，便产生了对另一种法律的需要，这种法律就是规范行使经济方面的权力的法律。它以国家公权（主要是行政权力）的运用为主要规范对象，故所谓经济行政法，从真正意义上说，只能包括这一类法律。我们认为，对国家职能实现形式的混淆，乃是经济法与行政法之争的根源。 综合上述，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从而导致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产生，经济法是实现国家职能的一种形式，夜警国家向职能国家的转换，应是经济法产生的又一原因。 四、对现代经济法概念的再认识 基于以上对经济法的观念形成的原因分析，我们认为，对经济法概念，应从以下角度来认识： 现有的经济法理论大多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与某种经济主体之间的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他们将国家作为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的一方，将其他主体作为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另一方。目前，影响较大的几类经济法理论，如经济管理法论，经济行政法论，经济协调法论，宏观调控法论，等等，都是从这一角度对经济法进行界定的。其后果便是经济法无法从理论上廓清与行政法的界限。 我们认为，经济法是规制和调控经济的法律。经济法本身就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规制和调控，将经济法界定为调整国家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法律，实际上根源于对国家经济职能实现形式的片面理解。如前所述，国家干预经济可以通过其实施具体行为来实现，亦可以通过立法这种抽象的行为来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性”不应理解为它是调整国家在干预经济过程中与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而应理解为它是国家实现对社会经济干预的法律，国家制定经济法本身就是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经济法的实施，干预的目的也因此而得到实现。 因此，两种不同形式的国家干预的区分，是划清经济法与行政法界限的基本前提。规范国家通过其具体行为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为行政法（经济行政法）；而国家直接用来规制调控经济的法律便属于经济法。前者调整国家与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以规范国家行政权的行使为内容；而后者调整经济活动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区别已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承认经济法调整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引起经济法与民法的再度争论呢？我们认为，这也是可以避免的。很明显，民法是私法，是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它通过财产权的界定，主体资格的确定，基本活动方式的提供和基本活动规则的订立等等来促进市场的形成，维护市场主体的高度自治，保护私权。民法基于人人平等同质的前提而制定，民法的主体是高度抽象的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特征的“人”（包括法人），在民法中，不存在享有特殊权利和承担特别义务的主体。基于这种假设而制定的民法 ，构成市场经济中普遍适用的一般规则。民法领域是自治的领域，一方面，在许多情形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思排除法律的适用，另一方面，法律责任的追究要以当事人主动行使诉权才能实现，实际上，民法规则如何发挥作用，完全要依赖当事人的意思。而与此相反，经济法则属于社会法，它是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制定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交易公平、宏观效率公共福利。经济法是在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具体人格进行识别的基础上而制定的，因此它可以根据不同主体而做出不同的权利义务设定，以实现相互关系中的实质正义。经济法是强制法，任何主体不得通过协议排除其法律规则的适用。违反经济法，将受到国家的制裁，这种制裁由国家依职权进行（通常为行政处罚）。由此可见，民法与经济法在价值取向，法律性质和调整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是市场内部的法律，经济法则是市场外部的法律。国家通过经济法作用于市场，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保护市场交易的公正合理，保障宏观经济效益的实现。 「 卢梭。社会契约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9。 洛克。政府论［下］［M］。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方法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1—52。 同上。 王连昌。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76。 韩世远。免责条款研究。民商法丛论第二卷［C］。457。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 西南政法大学·李东方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第4篇

一、户部、工部和内务府时期

清政府的工商管理机构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户部、工部等中央政府机构主持的全国管理系统，二是负责皇宫内部、皇族的内务府系统。

户部古代称作“地官”“大司徒”或称为“大司农”至唐宋以后即称为“户部”清朝的户部是天聪五年（1631年）所设六部的第二个部。当时以贝勒或亲王或郡王一人总理部务。下设满承政二人，蒙、汉承政各一人参政八人启心郎一人。户部总的职掌是管理全国疆土、田亩、户口、财谷之政令。具体包括户籍、土地、农垦、货币、租税、漕运、救荒、官吏奉饷等方面。其系统内机构设置包括十四个清吏司及井田科、八旗奉饷处、理审处、饭银处、捐纳房、内仓、南北档房、司务厅、督催所、当月处、监印处等政务主管、档案管理和文书办理部门，以及钱法堂、宝泉局、户部三库、户部仓场衙门、所属税关。

工部古代称为“冬官”“大司空”隋唐以后改为“工部”。清朝的工部是天聪五年（1631年）沿袭明制所设六部的最后一个部。以贝勒或亲王一人总理部务，下设满承政二人，蒙、汉承政各一人，满参政八人，蒙、汉参政各三人，满、汉启心郎三人。其总的职掌是“掌天下造作之政令与其经费”[IJ具体地说就是，凡土木兴建工程、水利工程、各项器物制作工程等官办事业都由工部负责管理。在京者，由各衙门报工部勘估兴修。各省则由督抚造册送部。各地报送估销之册，统由工部核查备案。

内务府是清代掌管“宫禁”事务的机关。凡皇帝家的衣、食、住、行各种事务，都由内务府承办。《光绪会典》定内务府的职掌时说：“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掌焉。”具体说就是包括宫室财务收支、制造匠作、修造工程、稽查保卫、刑罚、太监、工女等都项事务的管理。其中掌管宫室经济事务的机构有广储司、会计司、营造司、都虞司和武备院等。内务府以及它所辖管的部门共有50多个，所有人员除匠役、军丁及太监不计外，职官计有忙的户部人数多十倍以上，是清王朝最庞大的部门机关。从内务府的实际活动范围来看，它所辖事务不仅为皇室之事，还涉及工农业生产、建筑工程和制造工程、文化教育、卫生等多项事务。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代中央财政经济管理机构的设置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非常重视对地方的控制。其十四个清吏司均以各省命名设置。二是全国的财政经济实物分隶于各清吏司，无专门的管理司衙。三是突出皇族、满族的经济利益。四是国家的经济职能分散于多个职能机关。五是在实际的运转过程中呈现出分工不明确、职责不专、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的弊端。概言之，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工商业经济不发达，所以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机构也比较简单，往往从属于政治机构，那些兼有经济职能的机关，无论是户部、工部还是内务府，都是沿袭传统的六部制在运作，都由各级行政官员兼任主管，这些官员缺乏对工商业及经济事务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这个管理体制缺乏专业和系统性，且是以农业经济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这个管理体制又缺乏明显的灵活性，久而久之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变革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总理衙门时期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成立了一个“抚夷局”来专办与侵略者议和之事，以恭亲王奕訢为主理事。当年九月与侵略者签订了《北京条约》，十二月上书筹议善后事宜，首次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同时又说：“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这说明当时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是迫于形势不得己而为之的权宜之计。随着形势的发展，1861年1月13日咸丰下谕：“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样管理，并着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般简称“总理衙门”又简称“总署”仿军机处的体系，设有大臣和章京两级。总理大臣由皇帝特简，有从亲王、郡王、贝勒中选任的，有以军机大臣身份兼任的，总理大臣上行走则在内阁各部院堂官内选任。其内部下设：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司务厅、清档房，另设同文馆和总税务司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掌范围较宽，最初掌管对外通商和交涉事务，并兼管对外贸易和海关税务。后职掌逐渐扩展，凡有关洋务的铁路、电报、关税、3000多人，比掌管全国疆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己具备“洋务内阁”的性质。而原管各衙门的职掌，则起了不小的变化，有的己无实权，有的形同虚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即设南、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在南洋的为“办理江浙闽粵内江各通商事务大臣，以江苏巡抚兼领，为南洋大臣”。在北洋的为“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为北洋大臣1865年4月，由于任通商大臣的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于是南洋通商大臣改为两江总督兼管，后遂成定制。南洋通商大臣名为统辖南方各通商口岸通商事务，但实际上广东、福建、浙江、湖北各省的通商事务，各有关督抚直接对皇帝负责，所以，南洋通商大臣并不能统辖南方一切新旧通商口岸。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虽说是晚清政府为顺应时局的变化而设立的新型机构，但它显然是一个应对时局的权宜性机构。在当时中国发生“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状况下，它不得不膺负起兴办洋务的任务，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具有近代性质的工商企业己经开始产生。但清政府的国家机构此时并没有进行适时的改革，政府系统内没有专门机构来负责工商实业方面的事务。涉及工商实业方面的事务就由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来处理，但由于总理衙门的职掌过于宽泛，南北洋通商大臣与地方督抚的权限又厘定不明，导致他们都在主管工商事务的同时，又都没有对工商事务进行认真、专业的筹划。显然，政府的制度安排己滞后于现实社会经济活动的需求，阻碍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戊戌变法时期

甲午战争的结局强烈地震撼了所有的中国人，影响深刻。就经济方面而言，战争的结局宣告了既有自强运动的失败，迫使中国人重新思考国家的出路何在。国人对发展工商业以富国的紧迫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迫切的危机感。为应对时局，朝廷大臣纷纷奏请设立专门的工商管理机构。189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吁请修储才折》，对朝廷以往的工商政策提出批评，提出于各省设商务局。1898年6月12日光绪帝上谕，命各省整顿商务；7月25日命刘坤一、张之洞试办商务局，鉴于铁路和矿务的重要地位；8月2日令于京师专设矿务铁路总局；8月21日令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戊戌变法中设立的上述工商经济管理机构，迈开了晚清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实质性的一步。虽然商务局的设立比较缓慢，但己进入实践阶段;农工商总局己具有总理全国事务的职能。由于对各省成立的商务局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总局与各省督抚的权利界定也不明确，并且，这些刚刚建立的或正在拟建中的新型工商机构，由于变法的迅速失败而没能发挥实际作用。但可以肯定，它们代表了正确的改革方向，为随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四、清末新政时期

庚子之役的惨败，使清政府深感数十年来“积弊相仍，因循粉饰”，徒学“西艺之皮毛”，未学其“富强之始基”，以致有今曰之惨败。为了挽救危亡，稳固社稷江山。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帝的名义“预约变法”的上谕；1901年7、8月间，刘坤一与张之洞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指出“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工商业的地位随着形势的发展显著提高，发展工商实业的呼声促使清廷中央开始思考设立专门机构来管理工商实业发展的现实问题。1903年4月22曰清政府上谕：“……载振奏请设立商部，业经降旨允准，兹着派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同年9月，清廷谕令“现在振兴商务，应行设立商部衙门，商部尚书着载振补授，伍廷芳着补授商部左侍郎，陈璧着补授商部右侍郎，所有应办一切事宜，着该部尚书等妥议具奏”。自此，具有现代意义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商部正式登上了中国近代舞台。政府机构的变革正是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反映。

商部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发轫，直到1903年的商部正式登场，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它是清政府救亡图存、解决财政危机的产物。恰与当时《时报》所语：政府鉴于商战不利，惧将无以自存于生计竞争之世也，于是创立商部。其次，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深入，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被打破，在国家积弱积贫、国势日下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作为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近代工商业在救亡图存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现。正如华侨商人张振勋所言：“当此库款支绌，财力困敝，问诸国而国己无帑之可拨，问诸官而官亦无款之可筹，问诸民而民更无力之可顾。除息借洋款外，其能凑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赖于商。7]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认识的发展最终在政治上提出了相应的诉求——设立专门行政机构来主导工商实业的发展。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第5篇

实施看管法以来，处所各级人年夜紧紧环绕经济社会成长的总体方针和党委的工作年夜局，按照坚持与立异相连系的原则，以增强看管实效为根基要求，以推进平易近主法制培植和下层平易近主政治为方针，把保证宪法和法令的有用实施和人平易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保障和促进处所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成长作为看管的重点，文秘杂烩网积极试探和不竭立异看管形式，拓

宽看管规模和渠道，完美看管机制，改良看管体例，当真开展了各项监管工作，保证了看管法的贯彻实施。若何增强和改良人年夜监管工作，连系看管法的深切贯彻实施，谈谈自己的一些熟悉和观点。

要在更新不美观念，树立立异意识上下功夫。跟着平易近主法制培植的不竭增强，人平易近代表年夜会轨制的日益深切人心，人年夜看管勾当在整个经济社会中越来越闪现出巨年夜的主导地位，这就要求各级率领干部甚至全社会都要对人年夜及其看管本能机能的性质、地位、浸染以及重年夜意义有正确的熟悉，摒弃那种“人年夜只是履行法定轨范、打点法令手续、橡皮钤记”和“画蛇添足、居心刁难”等各类错误思惟和成见观点，作为人年夜看管机关，更是要把解放思惟、更新不美观念作为监管工作的前提，树立强烈的看管责肆意识，战胜求稳怕乱、求软怕硬、安于现状的倾向，树立“在看管中撑持，在撑持中看管”的理念，紧紧环绕工作年夜局，处事处所经济成长，以深切贯彻落实科学成长不美观、维护和实现最泛博人平易近的根柢益处、周全培植小康社会为方针，全力找准工作的连系点和出力点，斗胆试探和积极实践，在敢于看管和长于看管上年夜有作为，勇于作为，做到既不失踪职，又不越位，该说不时就说不，积极自动、义正词严地依法行使看管权，切实维护人年夜的形象和权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履行宪法和法令赋予的权益，才能把看管法贯彻并落到实处，才能不辜负人平易近的重托，更高好地监管工作深切开展，并不竭取得看管实效。

要在成立健全轨制，规范看管轨范上下功夫。党的十七年夜指出：要完美制约和看管机制，保证人平易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平易近谋益处，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监管工作是人年夜常委会依法履职的主要内容，在监管工作中，要坚持“环绕中心、凸起重点、增强实效”的工作思绪，紧紧环绕社会普遍关注、人平易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连系形势的成长转变和工作需要，积极试探监管工作的形式和体例，不竭成立健全和完美有助于落实看管法的相关配套轨制，改良和敦促各项监管工作，一是要进一步完美常委会议事轨则及其他工作轨则，周全推进常委会工作轨制化、轨范化和规范化；二是要依据看管法的划定，拟定监管工作法子、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陈述法子、功令搜检工作法子、谈判抉择重年夜事项法子、打算预算看管法子、规范性文件存案审查法子、会议审议定见督行动子、组织特定问题查询拜访法子、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子等，进一步规范监管工作；三是要全力形成常委会班子集中统一率领，工作部门分工负责，组成人员各尽其责，整体工作运转协调的率领系统体例和工作机制，切实削减监管工作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要在环绕中心，处事年夜局上下功夫。要深切体味社会情形，切确把握处所经济社会成长思绪及对各项工作的放置部署，紧紧环绕更始开放和经济社会成长中的重年夜问题，抓住经济运行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及人平易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组织人年夜代表和有关部门负责人，采纳多种形式和体例，进行深切详尽的考察、查询拜访和功令搜检，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陈述，按照“议年夜事、抓重点、求实效”的原则，实时作出有利于敦促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成长，有利于协调成长的决经由议定定。成立贯彻实施决经由议定定的督办机制，经由过程增强跟踪问效，实时发现问题，使决经由议定定获适当真贯彻落实。

要在凸起重点，增强实效上下功夫。连系经济社会成长现实，在周全把握处所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情形的基本上，环绕事关更始成长不变年夜局、事关人平易近群众亲自益处的重年夜问题，一是把握看管的重点，增强看管的实效性。增强对宏不美观经济运行情形的看管，坚持每年听取和审议人平易近政尊府半年打算、预算执行情形和年度审计工作陈述，审查本级财政决算陈述和财政调整方案，确保打算和预算执行的力度和下场，敦促经济精采运行，提高各项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国平易近经济协调健康成长；坚持把对人与事的看管连系起来，强化对权力运行看管，增强对政府组成人员及其所属部门的看管，增强被选举和录用人员的公仆意识、法令意识和依法履职、勤政廉政的自觉性，敦促部门改变作风、改良工作；增强对全县重点工作、重点项目培植和关乎国计平易近生问题的看管，督促政府解决好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重点项目、重点培植、重点工作的推进；增强对司法机关合理司法的看管，听取和审议审讯与执行、审查工作等方面的陈述，促进司法机关合理司法，依法办案；增强对关系人平易近群众切身益处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看管，妥帖措置息争决大好人平易近群众关注的亲自益处问题，实时化解社会各类矛盾，全力构建协调社会；二是立异看管体例，促进看管。在正确运用听取和审议工作陈述、考察、搜检、查询拜访、工作评议、述职评议等各类柔性看管的同时，积极试探特定问题查询拜访、质询、罢免等刚性看管手段和形式，对监管工作要做到提前介入，超前经营，深切普遍查询拜访研

究，实现人年夜监管工作由轨范性看管向本色性看管的改变。要战胜重过程轻下场，重建议轻落实的现象，切实改变“会上议一议，会后无声息”，“只讲形式，不讲下场”的状况，注重整改落实，讲究看管下场，对人年夜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陈述或专项工作陈述形成的审议定见和评议定见，成立回审和陈述轨制，做到跟踪问效，按期听取审议定见打点情形陈述和进行对劲度测评，督促被看管者抓好落实。对主要法令律例的贯彻实施和涉及人平易近群众亲自益处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坚持持续几年的看管搜检，直到问题解决。对有的单元和小我整改不力，整悔改错劲的，要求从头整改，直到常委会和人年夜代表对劲为止。对当真落实审议定见和评议定见，政绩凸起的单元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给以授予声誉称号和赞誉奖励，起到鼓舞激励前进前辈，弘扬前进前辈的目的。同时，要充实操作各类有用宣传形式，加年夜人年夜监管工作的宣传力度，当令对监管工作的相关议题和看管情形进行公开报道，全力为监管工作营造一个精采的外部情形。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第6篇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国本土的管理科学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研究的热点。在中国的特定组织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创建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已经成为管理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分析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创建基础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从管理实践的角度来创建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立足于中国的管理实践，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综合集成作为实践途径，对中国学派进行全面的实践性研究。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表明，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工业化的推进不仅取决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还取决于管理创新和科学化的程度。自新中国建立之始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管理科学取得了重大发展，但与国外现代管理科学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尚未形成符合我国国情、能够科学指导我国管理实践的系统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本土的管理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作为一个处于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当前许多经济现象都是特定国情之下出现的独有产物，具有不可借鉴性;同时，中国五千年积累形成的传统文化也决定了中国的管理科学研究具有更强的复杂性和独有性。在这种情况之下，单纯生搬硬套西方的管理科学理论，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在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表现令世界瞩目，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也在全世界倍受关注。探素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建立中国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构建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无疑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创建基础

特定的环境下衍生出特定的管理理论，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变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都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与之相适应的产生和发展出种种的管理理论。诸多的管理学派彼此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基于不同环境下不同人群的需求提出对于管理的理解，是一个阶段或一个视角的总结。在目前主流的管理学派发展中，以美国的管理理论体系为主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了一批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促进了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中国与西方的管理环境存在差别却是不容置疑的，大量的西方经典管理理论在中国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管理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相应的对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理论的需求也越发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管理理论和管理学派的发展也显得尤为迫切。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管理者都逐渐地发现在中国的管理科学研究中，需要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同时，继承中国的古代管理思想和近代管理实践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特有问题。中国的古代管理思想是在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环境下孕育产生的，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以儒家思想为背景的管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以安邦定国为主，以人为核心，强调整体的协同，尤以诸子百家中的道家、儒家、墨家、孙子、韩非子等为代表。道家讲求运用自然之道，认为管理本质是一种遵守自然之道，运用自然之道来达到管理目的行为。儒家以天道观为基础，认为管理本质是一种以道德为引导，借助相应礼节来加以规范的行为。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交利是他们的管理思想，认为管理本质是博爱，是为人谋利的行为。孙子认为管理的本质就是通过计策、决策等实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以取得上下齐心、国家太平，并保证在战争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认为法治是政治管理思想的核心，认为管理本质是以“法”治民。在我国古代的管理实践中，“重道”、“明德”、“修权”、“知止”、“行法”、“谋略”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都能够得到体现。在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也蕴涵有丰富的管理思想，如唐代韩愈的《杂说》、柳宗元的《种树郭聚驼传》、宋代范祖禹的《帝学))、明代张居正的《帝鉴》、洪应明的《菜根谭》等。在中国历代史书(如二十四史)和兵书(特别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也包含了精湛的管理思想，中国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以及明清笔记中，也有不少管理智慧和用人之道。

从管理实践层面看，中国历代的儒商如先秦的范蠢、子贡和白圭，明清的十大商帮特别是徽商和晋商，近百年成功的老字号如北京的同仁堂等，20世纪海外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如台湾的王永庆、香港的李嘉诚和霍英东等都有其成功的管理之道。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管理实践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60年《鞍钢宪法》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法，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企业管理试行条例。20世纪80年代初，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试点，使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心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实行是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重大改变。承包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等的推行，推动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促进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这一时期，蒋一苇提出了“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经济民主论”以及“两制四全”管理体系。“两制”即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建立高度集中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四全”即在企业建立全企业、全过程、全员性的全面计划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面人事劳动管理，是我国管理理论的重要代表。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如首钢的“投入产出总承包”，海尔的‘旧清日高管理法”，邯钢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法”等，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

2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研究现状

中国的国情具有自身的独有特点，我国的改革开放自身就是中国式的管理变革，在经济制度、产业制度、社会制度、生产制度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独有性，西方的管理科学和理论并不能直接套用。目前从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现状来看，尚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和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应该是源自于中国本土管理的历史思想和现实实践的科学理论，是当前时展的必然要求。

对于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研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而出现的必然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20年，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对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阐释方面。21世纪以来，则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来探索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成思危提出从中国企业、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看，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是非常必要的。李京文院士认为创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已成为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有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创新，应该是在对于传统文化的挖掘中提炼一种共性的管理理念，总结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等单位对于创建中国学派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大力倡导和支持，在课题研究方面一直将我国管理科学问题当成重点问题，其十一?五规划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奠定在未来l0-20年中逐步建立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学科基础，对中国管理学相关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此后相关研究成果显著增多，由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管理学报》自创刊之日起，就设立了“中国管理论坛”等栏目，刊发了一些研究成果，推动了关于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2008年3月在西安召开的第一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管理学在中国”的概念与研究意义、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基本脉络、中国文化情景的管理问题及中国管理学派的创建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2008年11月召开的中国管理学年会中也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进行了深人研究和广泛探讨。

关于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国内外学者专家都进行了深人系统的研究。一部分的研究集中于对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研究和现实应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内开始有相关的文章发表，如《“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中国古代行为学研究》、《现代管理学中的古为今用》等，但总体上数量甚少。国外学者把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运用于经营管理并且进行管理方面研究的，以日本、韩国、新加坡、欧美较为突出。中国古代典籍如《论语》、《老子》、(孙子》、《三国演义》等，受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企业界的高度重视，有些企业甚至将它们用作培训经营管理人员的教材。欧美学者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同样也给予高度关注，如美国的丹尼乐?雷恩于1979年写成的《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就论及了中国古代孔子在管理思想方面所作的主要贡献。另外一些研究则集中于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有的研究注重于对西方管理学理论的注释和介绍，希望作为在中国实践的指导;或者是加卜中国的现实情况做验证.其结果还是说明了所引进的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功用，体现全盘西化的特征。有的研究则主张本土创新，按照西方理论模式，结合中国社会文化具体特点，演绎出解释力更强的理论模式和学术观点。有的研究比照现代西方管理概念试图构造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具体侧重于管理哲学和管理科学。这些理论都把贯通中西管理理论、能够指导中国管理实践作为重要目标。

在实践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台湾学者曾仕强从实践应用角度出发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总结为一系列管理原则，典型代表是提出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曾仕强，2003。该理论不仅尝试性的进行了理论体系的概括，其实用性导向原则也具有很大的实践指导意义。除此之外，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中自发的形成的中国管理模式也备受关注，如海尔管理模式、白沙管理经验等。2007年11月30日，金蝶公司联合中欧国际t商管理学院主办的“2007中国企业管理高峰论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超过巧。名企业家、企业管理者、资深管理学者，他们就“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企业管理模式”这个议题进行了深人探讨。

3从管理实践的角度创建中国学派

现代管理科学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产物，与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从现代管理科学发展规律可以看出，不同学科、不同技术领域相互渗透、结合、交叉以至融合，特别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间的相互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推动了现代管理科学向实践应用问题的转化。

管理科学与管理理论必须基于特定的管理实践，与特定环境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结合。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中国的特有国情和发展环境，中国的管理实践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现实中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千头万绪，互有联系，呈现出系统复杂性的特征。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国情之下产生出现了大量的实际管理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实践条件之下，古代的管理思想和西方的管理理论都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解决。现代管理科学是扎根于一个国家、地区特有的社会组织和文化基础上的科学，21世纪的新中国与孕育出大量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西方国家不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所推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创新和变革也是之前从未尝试过的发展过程，因此，西方现代管理科学不能生搬硬套来使用，也不能简单的加以改动，更不能削足适履，改变中国的管理实践来迎合西方管理科学的需要。

管理科学是学以致用的科学，其研究需要透过实践现象的表面，把握管理问题的本质，从丰富的中国管理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深层次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科学理论，完成从实践到理论的转变和升华。中国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是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应当基于中国的管理实践，融合古今中外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将管理科学与中国管理实践相结合，通过深人全面的实践性研究，指导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管理问题，并在解决过程中提炼出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从管理实践的角度，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深人系统的研究下去，这是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一条有效途径。

在具体创建过程中，则要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综合集成作为创建途径。每个特定情况之下的管理实践无不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在进行的实践性研究中，借鉴西方的实证研究方法，从三个方面分头进行研究。对于古代的管理实践案例，如都江堰、大运河等进行实证研究，从中提炼出适用于现代情况之下的古代管理思想。对于国外的管理实践案例如阿波罗计划、曼哈顿计划等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从中找出可以为中国所借鉴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近现代的管理实践案例如三峡工程、两弹一星等则是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从中概括出特定情况下中国本土所出现的现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对于以往三个方面进行综合集成的整理和归纳，继承和学习古代和国外的管理实践精华，结合近现代管理实践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管理科学理论和方法，用以推进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指导中国的管理实践。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第7篇

【关键词】 现代科技革命； 信息技术革命； 会计学

会计学作为管理学科的一个分支，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它会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发生变化，而会计环境是随着科技革命不断发生变化的。会计的管理服务功能注定它要依靠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和具体体现就是科学技术。现代科技革命与会计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科技革命是推动会计学发展的源动力

自近代科技产生以来的3次科技革命，每次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组织的成长壮大，促进了会计由簿记向近代会计的转变，并由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产生了质的飞跃，最终使会计从生产的附带职能中解放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管理科学。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企业产生与发展壮大，我们所看到的会计必然还是地主家那鼻梁上架副老花镜、头戴瓜皮帽的账房先生。当然，也不会有今天会计学科长足、完善的发展，因此科技革命是会计学科发展的源动力。

早期的会计是比较简单的，只是对财物的收支进行计算和记录。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会计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漫长发展过程。wWw.133229.cOm它从简单的计算、记录财物收支，逐渐发展成为用货币单位来综合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的过程，直到参与企业预测、决策、控制、考核等各个方面。会计的技术和方法经过长期的实践，以及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也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它的发展过程主要有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次科技革命促进了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质的飞跃

15世纪航海技术的发明使人类发现了地球，从此掀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中心。其中，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地的商业和金融业特别繁荣。日益发展的商业和金融业要求不断改进和提高已经流行于这三个城市的复式记账方法。复式记账技术首先来自银行的存款转账业务。为适应实际需要，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巴其阿勒（luca.paciolo）出版了他的《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威尼斯的复式记账法，并给予了理论上的阐述。可以认为，此书是会计理论和方法的最早的著作。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出版，复式簿记方法才在欧洲和全世界得到推广，开始了近代会计的历史。18世纪，蒸汽技术的发明实现了社会的工业革命，使得会计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英国进行了产业革命，成为工业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在英国，由于生产力的迅速提高，首先产生了适应大生产需要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公司，于是对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引起了会计内容的变化。会计服务的对象扩大了，过去只服务于单个企业，现在通过职业会计师的活动发展为所有企业服务，使会计成为一种社会活动。会计的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发展，过去，会计主要是记账和算账，现在还要编制和审查报表，而且，为满足编制财务报表的需要，还要求研究资产的估价方法和有关理论等。

（二）第二次科技革命，使现代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得以建立，从而形成了现代会计学科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无论是生产上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上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因此，会计学的发展中心也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对标准成本会计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这一时期，会计方法已经比较完善，会计科学也已经比较成熟。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会计管理范式国际化，其间的it革命，使会计管理范式虚拟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股份公司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得到快速的发展。股份公司是以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为特征的，为保护那些不参与企业管理的所有者的利益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对外提供信息为主，接受“公认会计原则”约束的会计，即财务会计。另一方面，企业面临着更为剧烈的市场竞争和瞬息万变的外部市场环境。为了在这种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得以生存并不断地发展壮大，就要求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与方法，以便具有灵活的适应能力和预见能力。为此，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管理当局的这一需要，管理会计逐渐同传统会计相分离，并形成一个与财务会计相对独立的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信息科技革命发生，使得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高科技新材料技术、能源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以及生物工程技术等获得突破性进展，使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具备了经济全球化、交易方式和货币电子化、企业虚拟化和学习化等特征。它使企业管理向集成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会计管理范式趋于虚拟化。

二、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对会计学科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it信息技术革命使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彻底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运行方式，使人类进入到一个数字化的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现实和网络空间的形成已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网络已经把整个世界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会计作为国际商业通用语言的功能将得以完全实施。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会计信息处理从手工逐渐发展到电算化，产生了电算化会计，这是会计操作技术和信息处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对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使传统会计格局逐渐被打破，新的会计思想和理论逐渐确立，推动了会计的自身发展和变革。

信息技术和网络带来了诸如电子市场、虚拟商店、网上购物、网络贸易以至商业互动模式等新兴事物的崛起，打破了传统贸易形式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会计角度看，开展电子商务活动主要包括：电子商务会计和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其中，电子商务会计=传统会计+会计数据信息服务+其他；而网络信息自由流动是会计信息供给方、寻求方、认证中心（ca）之间发生的信息自由流动。电子商务与传统会计的结合物——电子商务会计的出现，对传统会计的确认基础、计量标准、报告内容乃至整个财务会计的理论框架都将产生巨大的冲击。

（一）会计目标将会多元化

会计目标主要明确为什么要提供会计信息，向谁提供会计信息，提供哪些会计信息等问题。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础。现在财务会计把会计信息使用者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一种通用的会计报表。在网络经济时代，会计信息需求者与作为会计信息提供者的企业之间可以利用网络及时双向交流；企业在了解会计信息需求者的决策模型后，可以针对其需要，向其提供专门的财务报告。因此，在网络经济时代，可能发展出提供适用于不同决策模型的专用财务报告。

（二）会计基本假设将面临挑战

会计主体的外延不断变化，“网络公司”、“虚拟公司”使得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不仅仅是传统会计主体假设下的实实在在的企业，进而使会计主体假设面临着挑战。随着虚拟公司与网上银行的发展，企业之间的交易不再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钞票和单证作交易媒体，而采用“电子货币”支付的网络贸易将成为信息时代的商务主流。电子货币的出现，引发了货币革命与支付革命，使货币真正成为观念上的产物，弱化了记账本位币的假设。

（三）会计核算的重点将有新的变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决定一个公司生存发展的不再是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赖以生存发展的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而是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专有技术、信息资产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由于无形资产在企业中地位的显著提高，会计核算的重点将从有形资产转移到无形资产上。知识产品中无形资产的计价、金融衍生产品的计量、人力资源会计的构建、新经济运行会计模式的建立等也会对会计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四）对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企业的会计人员不仅是会计数据的加工者、会计信息的输出者，而且是对接收到的会计信息进行分析的参与决策者。网络经济同时也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挑战。1.会计人员不仅要有深厚的业务知识，而且要懂得如何使用计算机、如何利用网络；会计人员不仅要对从网络上得到的会计信息进行“过滤”，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可靠，而且要注意对本企业财务机密的保管，防止黑客和竞争对手非法获取。2.在网络经济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频繁，这就要求会计人员不仅必须懂得国际上通行的财务会计、审计等知识，而且要具备相关的经济法律知识。

三、会计学的创新会促进科技进一步发展

为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会计学必须不断地创新。这不仅是对科技发展的被动反应，同时，对科技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

（一）会计学的创新能够科学地反映经济运行状况，协调各种经济关系，促使资源配置优化，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

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协调一致，经济发展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经济水平决定了科技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会计的创新水平。例如，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崛起，成为科技大国、经济大国，动摇了英国的霸主地位，此后一直执世界科技、经济发展之牛耳，会计自然而然处于领导地位。现代会计就起源、发展于美国，美国会计的水平代表了当今世界会计的水平，美国的会计准则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蓝本。我国在2007年1月1 日实施的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就主要参照了美国的模式。

（二）会计学的创新促成了新的科技发展动机

会计学的创新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物资基础，而且形成了科技创新的动机。因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许多新的科技需求和其他需要。需求产生动机，动机产生行为，这两种新的需求，必然又形成科技创新动机，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形成经济科技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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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东莉.信息时代对传统会计假设的挑战.财经问题研究，2001（2）.

[6] 秦志敏.环境的变化与会计未来的发展.财经问题研究，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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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薛云奎.会计大趋势——一种系统分析方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第8篇

关键词:清代;城市;地位;作用

中图分类号:TU984.1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9010602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和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城市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清朝,封建城市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于清代既是封建时代的终结者,又是近代化的开启者,其城市发展的历史地位相当重要:既承农业时代中国城市之发展,集古代城市发展之大成,达古代城市发展之高峰,又开启工业时代城市发展之先路,开动中国城市近现代化之阀门,因此有学者把它概括为四个字“承前启后”是非常到位的。

清代城市是在明末清初战火焚烧过后的废墟中发展起来的。经过了明末纷繁迭起的农民大起义,许多城市都在战火中变成一片废墟。如著名的古都开封被农民起义军包围后,赶来救援的明军为了解围,竟不顾百姓的生死,开河淹城。而清军入关时为了挫退人民的反抗,也大肆屠城,城市经济进一步遭到毁灭。如1645年春清军为报复史可法在扬州的英勇抵抗,城破时血洗扬州,前后十来日所杀害军民约80万人,史称“扬州十日”。稍稍其后的“嘉定三屠”也几乎使嘉定城变成了一片废墟。因此清朝建国之初,城市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面对残破的社会经济状况,康、雍、乾三朝统治者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到乾隆年间,农业、手工业、商业出现了明显超过明朝的发展形势,资本主义萌芽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经济发展得到长足进步。尤其是在交通较为便利,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江浙一带、长江沿岸和大运河一带城市的发展都超过了前代。内地、边远地区的省府州县城市也得到发展,如昆明、西安、太原、贵阳等。除此之外,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都是国内一流的大城市,其中北京的人口超过百万,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苏州、广州也接近百万,其余人口规模在10万以上的城市达数十个。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城市相比,城市规模(主要是人口数量)要大得多。18世纪后期,在全世界十大城市中,中国占了6个,可见清代城市发展的规模与重要地位。

虽然在以农业经济的中国封建时代,城市功能以政治功能为主,但是清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城市已初步成为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成为许多大城市兴起、发展和变迁的重要动因,使城市开始突破传统的政治中心的范畴。经济因素在城市发展的作用日益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日益明显,专业化的经济中心开始凸显出来,形成了以南京、苏州、杭州、松江为中心的纺织业中心,仅南京一地就有织机3万余张,全国最大的制瓷业中心景德镇,仅民窑就有二三百座,工匠数十万人,产品行销国内外。城市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将商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城镇的增多,除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外,不少城镇发展成为区域性商业中心或大商品集散地。江南以南京为最大都市,其他如苏州、杭州、天津、济南、广州、佛山等,都是商业十分繁华的大都市。而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则将城市与乡村沟通起来,形成发达的商品流通网络。二是专业性的商品生产销售区开始形成。且不谈前边涉及的大型专业生产区域如南京、苏杭、松江等纺织业生产销售中心,景德镇等大型瓷器专业生产基地,其他城市的城镇间专业化已开始凸显,其主要特征是以聚集本地或外地的某种或几种商品并以此而展开经济活动。以成都城市为例,乾隆时期成都县的郊区市场中,如崇义镇是著名的蚕市,郸县是粮油作物的产地,因此大多场镇是以粮油为主,犀浦镇“米、麦、菜子及油为大宗”。县城市场则是“米为大宗,菜子及油次之,麦又次之”。这些专业性的场镇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大量商贾来此从事商品买卖,市场也逐渐因而形成网络。商业的繁荣,商业流通模式趋向多元化,专业的商业人员兴起、专业店铺的出现以及专业街区的日益增多等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城市经济功能的日益完善。

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也促进了城市文化娱乐功能的发展。清代城市人民的文化娱乐形式有戏曲、杂技、曲艺、乐舞、体育等。清代的戏曲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种类繁多,绚丽多彩,特别是道光后形成的京剧,将中国戏曲文化推向高峰。戏曲、小说的繁荣,拓展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丰富了市民的生活。

清代城市发展在集农业时代城市发展之大成的同时,迈开了近代化的步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政治面貌、社会经济、文化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政治的破坏,外国商品与资本大量输入国内,同时西方的近代工业、交通工具、科学技术也随之引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在部分沿海沿江城市兴起并发展,促进了中国城市的发展和近代化转型。

外国资本主义由沿海沿江城市侵入,首先破坏了这些城市以往缓慢发展的自然经济,近代工业也首先在这些通商口岸兴起。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一般都是由对外贸易起步,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资本的积累,很快成为晚清工业集中的地区,促进了口岸城市的近代化。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社会经济模式、思想、科技的传入,以首都、内陆省份中心城市为代表的传统行政中心城市也逐步踏上了近代化历程。但是,晚清城市发展是畸形且极度不平衡的,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与水平差异。在地域上,南方城市发展远远超过北方,沿海沿江以及通商口岸城市的近代化水平高于内陆一般性城市。以近代工业为例:在清末外国资本开办的100多家各类工厂中,上海、大连、汉口、天津等地占53.8%,福州、武昌、苏州、哈尔滨、营口长春等地占46.2%。其他中小城市几乎没有。

晚清城市近代化的显著标志是城市功能结构的近代化。城市近代化首先是从经济方面开始,而经济经济方面又首先是从商业化开始的。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交通工具的进步,近代金融业的出现以及工业的进行。经济的变革必然会带来政治变革与思想文化剧烈变革。

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和资本侵入的同时,晚清城市经济模式在模仿中缓慢成长起来。在商业贸易方面最重要的现象是洋行势力的崛起和由其控制的外向型商业贸易网络的形成。随着西方人对华贸易兴趣的增长,洋行的势力也在膨胀。1837年,在华的外国洋行共150家1894年发展到552家,1913年为3805家,1930年达8297家。洋行把近代西方商业贸易的有些做法和体制引入中国,并使中国贸易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体系中,因而也无形中成为中国商业贸易近代化的一个酶体。近代银行业,股票证券交易、保险与信托公司等也出现在了通商口岸。这些说明,近代资金市场及其职能机构已在中国逐步形成。在商业服务业方面,其专业分工也日益明显。近代的百货公司已先后在广州、上海等城市出现。1911年,广州先施公司兴建了一座五层楼的百货商场,后又在上海兴建了五层楼的先施百货公司,经营1万多种商品。

城市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动政治的变革。首先是省会城市成为新政的地方变革中心。在内忧外患促进的晚清新政中,省会城市作为地方变革的先锋,推动了中国城市的现代化。以警革为例,长沙于1903年设立省警务局,收到一定成效后推及湖南各州县。其次,大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1907年10月19日,清廷下诏在各省设立咨议局,1909年咨议局在各省会城市正式建立。地方自治局及城乡自治公所也相继建立。以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为蓝本的机构改设与政治变革开始了中国城市政治近代化步伐。

其次,城市的文化功能也在逐步增强。城市作为封建政权统治的中心,荟萃了大量学堂、书院和文人士绅,晚清时期城市的文化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尤其是在省会城市,中外报刊盛极一时,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以武昌为例,1857-1911年兴办的中文报纸就有《湖北商务报》、《农学报》、《湖北学报》等十几种。图书馆、博物馆涌现,大量外籍教师和教习的任职增强了城市的文化功能,留学教育的培训也使城市承担了中外文化交流的角色。近代新式教育对城市文化功能的近代化起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是近代新式学堂兴起,为近代工业经营、生产提供了人才基地。在近代工业较为密集的上海等地,近代学堂发展非常迅速,据统计,1849年至1911年间,各类学堂即有249所,如著名的复旦公所、南洋公学等。城市文化功能的增强,为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与人才基地。

再次,城市管理职能的近代化。晚清城市管理职能近代化的直接模版是西方近代城市管理体制在租借的实施,尤其是那些设有租借城市中的华界,以租借为样板,城市管理逐步转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大中城市和重要通商口岸为重点成立警察机构可以说是传统官衙式管理向近代城市政府管理转变的一种过渡型管理机构。

清代城市发展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为中国古代农业时代城市发展画上了句号,也开启了工业时代城市近代化的先端。当今中国大多数重要城市都是在清朝城市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因此,加强对清代城市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农业时代城市的特征,也有助于认识和推动今天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何一民.清代城市的地位[J].光明日报,20051021.

[2]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第9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经济管理；结合

中D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1-0188-03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管理思想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基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千百年来滋养和塑造着中国人的品格与灵魂，建构起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与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延绵五千年而不中断的民族文化。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经历冲击、融合、革新、发展，最终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内涵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基本思想是以提倡“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为主的儒家思想，在这一核心内涵和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概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涵盖广泛，涉及到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其中也蕴含着许多经济管理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从事着社会管理、经济管理、军事斗争、文教思想等各项工作和管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而这些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

单从经济管理方面而言，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在千百年来的经济活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管理思想，而这些思想又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

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的先贤圣哲们就对经济管理思想有过自己的判断与论述。例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寓于利”，以及君子“谋道不谋食”的言论，反映了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但不完全排斥‘利’，而是要求‘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主张以义求利。”[1]墨家主张义利统一，从而在义利观上形成了辩证的态度。在经济思想上，我国很早就形成了“重农务本”的思想，并且这一思想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一直是国家经济管理思想的基石。在企业经济管理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法治国、贤能并举”等思想，这些思想至今仍是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现代经济管理面临的困境及出路

时间推进到21世纪，当今时代世界经济出现了各个经济体密切联系而又互设壁垒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态势。从宏观上看，长期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在加强，然而，由于近些年经济发展低迷，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正在酝酿和发展。“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外部环境异常复杂，美国‘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难民危机、恐怖事件、社会两极分化等，使反全球化声浪时起。”[2]“这一切确实表明，全球化正在退潮，世界变得更国家化，各国对全球化热情锐减，全球化跌入低谷。”[2]从微观上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其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其经济发展的缓慢、停滞甚至倒退。当代主要经济大国或组织，如美国、欧盟、日本等，近年来经济发展趋缓，亟须在经济管理或其他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提振经济。总而言之，当代世界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发展迟缓，各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不断涌现，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困境。

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虽然从属于世界经济的范畴，受到世界经济总体形势的影响，然而，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始终能够相对独立地保持快速增长，对低迷是世界经济起到助力和提振作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差别迥异，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经济管理思想而开展的经济活动实践。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中国企业采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相融合的经济管理模式，从而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大大提升。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可供今人借鉴的经济管理思想，我们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经济管理思想的营养，结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开创具有新时代特点的经济管理模式，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例如在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各国贸易政策逐渐转变，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国际经济总体环境下，构筑贸易壁垒，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的方法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复苏，它只会片面、暂时地保护本国经济局部利益不受严重损失。从长远来看，这种以邻为壑、自顾自存的做法是不利于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要破解当今世界经济停滞、衰退的困局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正视经济严峻形势，通过刺激贸易的其他方法，继续推进贸易全球一体化，千方百计地寻求合作共赢的经济贸易政策，从而为度过世界经济发展困局而同舟共济，勇往直前。而我们提出的这种想法，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太极图所体现的阴阳平衡思想。太极图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的智慧，从相互依存又互补共生的阴阳鱼的图形我们可以得到启示，阴阳二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二者在动态平衡中得以发展。某一国与世界经济犹如阴阳二元，相互依存、互补共生。我们做事不能违背这一原则，割裂二者的联系，这样就丧失了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在二者的对立中，创造条件，促进转化，找到实现共赢的途径，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最终达到共同发展。

当前世界性的经济发展不景气状况，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各个企业的发展。然而，能够正确掌握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方法、找到适合企业发展的经济模式的企业，将会在国际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脱颖而出，赢得巨大发展；而那些不能适应变化，经济管理落后的企业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境地。问题的关键在于运用合适的经济管理方法，经济效益提升和企业发展的各种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从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而言，要采取合适的经济管理方法，必先具备成熟的经济管理思想。各国企业的经济活动实践一再证明，单纯依靠西方的经济管理思想或是中国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管理思想与西方近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相融合，汲取二者所长，融会贯通，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战后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与西方经济管理思想有很大关系，同时也离不开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所阐述的管理思想。近年来，一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热潮已悄然兴起，许多人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汲取有益内涵，创新经济管理方法从而取得巨大成功。例如，人们把儒家的“以和为贵”“诚实守信”思想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去，使企业得到巨大发展；人们将道家的“柔性管理”（“所谓‘柔性管理’，就是按照事物自身的法则来进行管理，不把人的主观意志强加给事物及其过程，即‘无为而无不为’；强调‘柔弱胜刚强’，认为只有柔弱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刚性的事物很快就要走向反面。” [3]）运用于经济活动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的结合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优秀的民族文化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贡献的宝贵财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重要的传承和借鉴意义，它能够为现代人们提供启迪和帮助，从而促进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领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管理方面的重要思想可以为现代经济管理提供借鉴和启迪。因此，我们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为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滋养。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依然能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近年来，伴随着‘国学热’的出现，一些企业开始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到企业管理之中。特别是2005年以来，从长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再到环渤海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公司治理的企业。这其中既有民营企业，也有合资企业，还有一些是外商独资企I。”[4]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是可以融合的，二者相结合，能够促进经济更加蓬勃地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各异而且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之间充满了激烈的竞争。“曾几何时，言及企业管理，可口可乐、花旗银行、通用汽车的故事始终扮演着值得剖析与效仿的经典的角色。然而，2008年爆发的那场金融危机，把这些以往被我们奉为传奇的企业及其背后的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一并推下了神坛。”[4]

从国内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多，整体竞争力显著提升。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企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管理方式落后，尤其是管理理念落后问题。一些企业的管理理念‘全盘西化’，对外来的管理经验和模式盲目地照搬照抄，结果却不甚理想，无法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些企业，管理理念极为粗放，尤其一些小微企业甚至采取的是家族化管理方式，管理理念极为落后，效率也极差，对企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5]

所以，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从长远来说，要想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就应该千方百计地提高现代经济管理效率，而要提高现代经济管理效率就应该具有现代经济管理思想。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可以为经济管理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的优势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各有特点，并且二者可以相互补充。将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发挥各自所长，促进经济更加高速发展。从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的关系来说，首先，传统文化能够促进现代经济管理的有效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对几千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继承，必然对现代经济管理有借鉴和指导作用。我们只有通过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蕴含的经济管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结合客观实际进行运用，才能实现对现代经济管理的高效管理。其次，坚持现代经济管理，还需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范围内、跨越几千年的历史维度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毕竟与世界范围、与现代社会经济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因而我们不能生拉硬套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进行现代经济管理。我们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深入理解分析传统文化的精髓及运用的思想原则，把握好现代经济管理的实际情况，借鉴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思想原则，将之运用到现代经济管理中去，促进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能够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管理中注重整体性、处事灵活性、促进和谐共赢等特点，同时又能够发挥西方近现代经济管理的科学性、高效性的特点。二者紧密结合，是解决当前经济领域各种问题，破解经济发展滞缓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赵玉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探析[J].东岳论丛，2003，（9）.

[2] 陈凤英.G20杭州峰会：全球经济治理转型新起点[J].当代世界，2016，（8）.

[3] 蔡丹芸.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盐业，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