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第1篇

受高考命题的影响，在较长的时间里，中学历史教学“抓纲务本”照本宣科，师生追求单纯的知识记忆。这与高校选拔、培养专业人才相矛盾，所以引起社会和教育界的关注，不断探讨中学历史教学和高考命题的改革。

进入90年代以来，高考命题的改革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切实加强了历史学科能力的考查。以世界近代史高考问答题为例，分析比较一下，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高考命题的趋势，也有助于把握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

1979年试题：“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如何？”1983年试题：“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创立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答案基本上是教材原文，按点记分。考查的范围仅限于教材的一章。均是浅层次、低要求的叙述题，只考查了知识的记忆能力。

1989年试题：“根据美国独立后到内战前，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的主要史实，说明美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大国的？”1990年试题：“结合13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分析英国议会和政党政治的变化。”高考命题出现“大跨度、高概括”的特点。命题向考查思维能力为主过渡，命题改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进入90年代以来，在继续保持“大跨度、高概括”优点的同时，出现了提供新材料，创设新情景的问答题，如1991年试题“以英法关系”论证帕默斯顿名言的材料论证题。

近二年则进一步出现理论性问答题。如1993年试题：“简述工业革命的后果，并据此指出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政治领域内世界上有哪三股进步的历史潮流，从中各举出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试题注重考查审题能力和理解能力。考生由于审题能力差，不理解题中“19世纪70年代以前”和“据此”二字的暗示，把三次工业革命的后果或工业革命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全答上了。命题对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有很强的区分度。试题在考查学生理解能力方面也颇具特色，试题范围涉及教材第七章至第十五章的重大历史事件；概念涉及对“世界政治领域的进步历史潮流”含义的理解及其与工业革命的因果联系。对考生的理论素养要求是很高的。

1994年试题：“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新革命高潮很快还会到来，无产阶级将获得最终胜利。但是，1895年恩格斯又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方式的程度‘。试结合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原因和性质，阐述对恩格斯这一结论的理解。恩格斯观察历史的着眼点是什么？对原先的结论进行修正，说明了什么？“这一命题是几年来对《历史科考试说明》能力要求体现得最充分也是对史论要求最高的一次。

不但要求考生知道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要运用这些观点去认识历史现象，并用史实论证、辨析观点的正误。试题在转述了马、恩预言及恩格斯修正自己预言的言论，接着一连三问，首先要求分析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并根据这一分析判断恩格斯的结论是否正确；第二、指出恩格斯观察历史主要着眼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恩格斯修正原先结论的根据；第三、要求对恩格斯修正原先结论认识的总结，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评论的对象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恩的言论，渗透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教育及要求以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我们在新在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

上述分析表明：历史科高考命题改革，问答题已由一般──综合──情境──理论，这种发展向人们昭示“对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已由以考查记忆能力为主发展到以考查思维能力为主”。这种变化是中学历史教学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必然推动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高中世界近代史教学来说，以下几方面尤为重要。

一、世界近代史教学要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建立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体的历史系统，使学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正确地在立体系统中实现知识定位和思维定向，从而有效地避免学生割裂历史联系，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

世界近代史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至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止，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发展史.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界，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史、国际工运史、民族解放运动史三条互为因果的线索构成世界近代史的知识框架。另外，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争霸斗争及其经济政治实力的消长，导致国际关系政治格局的变化。其知识结构从时序角度可划分为“两期”、“四段”：从内容性质的角度可划为“四线”；从主线角度分析是英、美、法、俄、日、德、意七国发展史。可采用序言课和图示教学法，使学生掌握世界近代史的知识框架。

世界近代史知识结构教学，要从宏观的角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客观的全面的科学分析，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成长，要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意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新生事物成长的曲折性；美国独立战争的正义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性。正是由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促成了工业革命的产生，促使资本主义飞跃发展，促使60年代美国内战和俄、日、德、意资产阶级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终于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确立。这样分析有利于吸取资本主义进步的、合理的“一切文明成果”，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合乎规律性的历史过程。

同时，要着重揭露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掠夺罪行。资本帝国主义对亚、非、拉美地区的殖民掠夺和奴役，造成亚、非、拉美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争夺殖民霸权和瓜分世界的斗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

其次，要进行专题历史系统归纳、分析、比较，确定类似历史现象的同异点。

二、依据《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紧扣教材，加强理论教学。1995年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公布的《考试说明》，在历史学科的九条能力要求中，对基本理论的考查要求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即“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基本理论教学，要紧扣教材，“寓论于史”，在“高、深、新”上下功夫，交给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如：要求回答“英美法俄日德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分为几种类型？各有何特点？”（英美法通过暴力革命，俄日德意通过改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止于此，只能说是知识的分析对比，如进而点明历史规律中“渐进与飞跃”构成历史多样性的发展过程，就交给了学生科学的历史观。再如：“1794──1814年法国”一节教材，涉及马克思主义“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观点。

依据教材逐项分析拿破仑上台的历史条件、政权的内政外交，得出拿破仑政权的资产阶级军事实质的结论。这样讲解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但只能说是知识的分析综合。如转引恩格斯的一段话：“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一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交给学生议论，教师点明：恩格斯的这段话提出了“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原则。”分析任何历史人物都要从当时的时势或物质条件分析。

近代史论文第2篇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具有主导作用。教学活动能否顺利进行、教学改革能否有效实施，教师素养的高低是关键。一般而言，“教师应该是所教学科的学者，因此教师必须精通所教学科的知识，并具备能驾驭本学科教学的学科文化素养。”[4]“纲要”从内容上来说是讲述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历程与规律，从性质上来说是本科大学生必修的公共政治理论课。课程的特殊性决定“纲要”任课教师既要具备较高的历史素养，又要具备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才能胜任。然而，从当前很多高校“纲要”教师队伍的学缘结构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毕业的教师没有经过中国近现代史的系统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专业毕业的教师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训练。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或者历史素养的缺失，不利于维护教学话语权，甚至会使“纲要”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有效衔接“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能促使任课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和相关历史知识方面加强学习、查缺补漏，完善教师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素养。

二“、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的衔接程度如何？围绕这一问题，近两年来我们通过电话、网络、走访等形式，与贵州省多名高中历史教师进行了沟通，重点对高中历史新课改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还搜集了全套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对“纲要”和高中历史教材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分析。此外，利用学习培训的机会，和省内外高校“纲要”教师交流，就教学衔接问题进行了调研。

（一）“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存在的问题调查显示，“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教材内容的简单重复仍然存在，课程内容渐进性不够。高中历史教材突出了内容的学术性和专业性，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但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介绍不够系统。现行“纲要”教材是在区别原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材的基础上编写的，且编者要顾及“纲要”的课程性质及教材结构，致使“纲要”教材存在和高中历史教材内容重复度较高的现象，课后学习思考题的设置也存在对大学生的思考和认知能力估计不足的问题。第二，教学方法脱节。当前高中历史教学基本上能综合运用教师讲解、学生自学、提问等教学方法，但研究性教学方法管理不科学，教学过程中有探究之形，无探究之实。“纲要”课堂的教学形式比较呆板，不够灵活，理论讲述占据主导地位，师生之间互动较少。第三，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高中历史在教学上是基于学生初中阶段扎实的历史学习，已经形成初步的通史构建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实际情况是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对初中历史学科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许多学生初中历史基础没有达到专家的预期要求和水平，进入高中以后难以适应专题史的学习，影响了学习积极性。高中文理分科以后，理科的学生不再学习历史。文理科学生对历史学习投入的时间、精力的差异，导致理科学生进大学后“纲要”课学习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二）“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问题出现的原因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现行教育管理机制的影响。“纲要”和高中历史的教材内容分别由教育部的社会科学司和基础教育司负责编写，这种教育管理机制难免会限制高中历史与“纲要”教学的衔接,包括在教材编写人员的协调沟通,专业科研等方面的联系合作等。二是应试教育的影响。在应试教育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师和学生最关心的都是怎样快速地掌握知识要点，正确解答各种考试题目，而对高中历史与“纲要”的教学内容衔接工作关注较少。进入大学以后，学生觉得“纲要”没有什么新意,激发不出学习兴趣，纯粹是为了获得学分而在考前死记硬背“考试重点”。三是“纲要”教师衔接意识淡薄。当前高中历史调整了课程设置，但绝大多数“纲要”教师并不关注高中历史课程的改革，很少有教师去主动研究高中历史课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与学生交流不多，对学生上大学前学习历史课的情况不了解，过多地依赖教材体系来开展教学活动，缺乏衔接的主动性。

三“、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的基本思路

（一）整合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的衔接，是实现“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的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教材编写不太可能做到使《纲要》和高中历史既不完全重复，又不产生脱节和错位。要实现“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的衔接，首先要求任课教师在整合、优化教学内容方面下功夫。具体而言，任课教师需要将高中历史教材与“纲要”教材进行比较分析，全面了解其中的重复部分、待深化部分和脱节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有效调节内容的渐进性，强化理论的探索，加强对一些疑难问题的专题分析。对于高中历史已经讲清楚的内容，《纲要》教学中可以少讲，甚至不讲。即使是同样的知识点，也可以通过选取一些有广度和深度的史料，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等加以补充，让学生感受到历史是丰满的、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以避免简单化、概念化。这样，任课教师就能做到心中有数，繁简得当，恰如其分。

（二）积极开展研究性教学基础教育新课程创设研究性学习为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提供了载体，也对高等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将学生从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中解放出来，注重学生素质和能力培养的方式，既是“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的重要手段，也是“纲要”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如果说高中阶段的学生由于年龄、知识、能力的影响以及会考和高考压力，存在着种种阻碍研究性学习顺利开展的障碍。那么，随着进大学后学生的主动性和批判能力的增长，高校的学习环境趋于宽松与和谐，则更有利于研究性学习的发展。“纲要”课教师要善于抓住机遇，在教学过程中坚持渗透研究性学习，通过挖掘教材资源选取研究性课题，拓宽学生以史为鉴的视角，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的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近代史论文第3篇

[论文摘要]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近代史论文第4篇

提前到18世纪以至16世纪（JosephFletcher：《剑桥中国史》第10卷，中译本第41页），在国内也有学者着意去强调“晚清”、“民国”的思想史，而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起点的传统观点似在无声无息中消泯了（郑大华：《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依笔者之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起点还是应为1840年。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起点已经被“近代”两个字所界定。尽管“近代”两个字的外延、范围极广，可以有较大的伸缩性，但不容否认的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史是伴随着1840年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而发生的，或者说，“思想”与“时代”俱来，不能撇开“时代”空谈“思想”。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近代性”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开始的，那就必须看到无论是主动接受“近代性”还是被动接受它，其思想史的意义都应该从这时算起。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中国沉睡的美梦。然而，这究竟是一个政治事件还是精神（文化）事件呢？按照今天有关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分法，似乎从不同的角度作出肯定的回答都可以。在政治模式上，最为直接的冲突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体制的对决；在精神层面上，最深层的冲突是中西方文化面对面的对话；而在最为根本的经济层次上，经济贸易的利益之争乃是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紧张的实质。这样看来，这一事件的发生便蕴含了多重意义。这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总是与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以及社会史、哲学史含混不清、纠缠暧昧的根本原因。从近代中国历史发生演绎的视角寻求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的来龙去脉，无论其关注的视角如何变化，也不论其主体以及方法怎样，但在起点上却是一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必然牵动着政治家、企业家以及思想家的心灵，由此驿动的心便演绎出了具有不同内在本质规定性的“史”。

我们关心的是思想史学科的内在规定性与起点的关系问题。既然各类思想史具有不同的内在规定性，它会不会影响我们所说的近代思想史的起点架构呢？回答是否定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思想”可以像走马灯似地轮流转，也可以是多个中心不断地变换与位移，但这绝不是我们用以标新立异、重新确立起点的理由。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一部思考国家、民族、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历史，是一部典型的人文思想史。在救亡的旗帜下，启蒙/革命、立人/立国的孪生主题一直伴随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发生和发展。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近代史只有过去时、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思想家思考的主题可以是“学术救国”，也可以是“教育救国”，还可以是“文化救国”、“实业救国”、“政治救国”等等，但不管主题如何变换，只要是关于民族命运和具有社会秩序的人文关怀，就都可以纳入我们描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范围。这是历史的书写，也是历史的铸就和注定。

我们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胶着融会。就前者而言，它可能是在无奈中走向现代，这个“现代”既包括“批判性”亦具有“当代性”；就后者而言，它可能是自为、自发、内在的守成。当然这个守成并不是不愿意走向现代，而是要按照自我的方式走向现代。以前些年史学界争论较为激烈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两个基本写作范式而论，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对立或说转换不过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互为补充而已。具体到思想史写作上，单取其中的任一线索都不能充分诠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曲折、丰富和复杂的程度。张海鹏先生在《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时期。它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以这段历史为对象的学科，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学科。因此，虽然‘近代’的内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仍然可以作为独立的学科对象研究，是其他断代史无法取代的。因此，中国近代史学科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丧失其独立的学科地位。”（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张先生对于近代史学科的界定值得研究中国近现代想史的同仁借鉴。实际上，中国近代思想史面临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史面对的问题的一个分支。我们无法轻易涂抹中国近代史与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同构性，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思想史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异构性。譬如说，文化社会学上的“堕距理论”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变迁或发生转型时，最先变化的是物质文化，即经济结构，其次是政治模式，最后才是精神、心理的文化层次，这也是整个社会系统中最难以改变的部分。由此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上最为滞后的那一部分内容，但又是最为敏感——一旦改动将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日常习惯、行为思维的那部分内容。

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寻求现代化的过程的历史，这个探索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就是现代性的追寻。关于现代性的解释，在思想文化研究领域众说纷纭。但有一点笔者坚信，无论现代性有多少副面孔，总是在现代与传统的张力中变动不居，否则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就失去了评判的中介和依据。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性的追寻总是和民族性胶着在一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人文个体时可能认同的手段与方法不尽一致，但在走向现代这一点上却并无二致。有了这一点共识，我们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起点问题的认识也就相应地深入了一步。

近代史论文第5篇

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逐步形成世界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世界近代史可划分为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机时代和电气化时代三个阶段。

1.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代（16世纪—19世纪初）

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人类社会走向融合统一。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及海外殖民和贸易，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引起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解除了精神枷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封建自然经济走向瓦解，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首先在西欧明显表现出来。16世纪尼德兰革命后，出现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潮流。英、美、法三国先后用革命的手段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又用法律手段巩固了革命成果，初步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俄、普、奥等国进行的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在美洲。美国独立战争首先打破了英国的殖民枷锁，赢得了民族独立。在资产阶级革命潮流的推动下，拉美人民进行了反对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的艰苦斗争，最终取得独立，基本形成了今天拉美的政治格局。

这一时期，欧洲殖民国家间进行着激烈竞争。英国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在18世纪建立了世界殖民霸权。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援美抗英，英俄等国组织“反法同盟”和拿破仑对外战争，都体现了欧洲争霸的特点。

2.资本主义的蒸汽机时代（19世纪初—19世纪70年代）

18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法国、美国、俄国、德意志、日本等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也进行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巩固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基础。

欧洲封建势力打败拿破仑之后，通过维也纳会议在欧洲恢复了旧的统治秩序。1848年席卷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彻底瓦解了维也纳体系，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德意志、意大利、俄国和日本等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走上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确立起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

工业革命也是社会关系的革命，它使社会日益分裂为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早期工人运动非常激烈，但最终都失败了。为了适应时代和工人运动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新的历史潮流发展起来。19世纪中期，工人运动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第一国际的成立，标志着工人阶级走向世界范围的联合。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伟大尝试。

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以德意志和意大利统一为代表的、争取民族自强和振兴的运动。这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范畴的运动。其二，是反对异族控制的民族解放运动。其中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独立运动，如1848年的东南欧革命；有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民族运动，以19世纪中期的亚洲革命风暴最为典型。

3.资本主义的电气化时代（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

19世纪70年代起，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展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科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交叉进行。它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把人类从蒸汽时代推进到电气时代。

随着生产与资本的越来越集中，垄断组织应运而生。垄断资本家越来越多地干预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以攫取更多的利润。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垄断组织利益的代表者，对内加强剥削，对外加紧侵略扩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们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加剧。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美、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后来居上。俄、日等国的经济也得到了较大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促使各国加紧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一时期，国际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工人觉悟明显提高，各国工人政党和工会广泛建立，工人运动主要以合法斗争、政党斗争为主，曾取得很大成就。但是，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也在增长。20世纪初，列宁主义诞生，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了俄国。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各国疯狂地进行殖民扩张，世界瓜分完毕，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为了抗击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亚非拉人民开展了民族民主运动，其中“亚洲的觉醒”尤为突出。

二、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和阶段特征

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世界进入现代史时期。世界现代史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曲折前进，两种社会制度竞争共处，世界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世界现代史可划分为两个时期。

1.世界现代史第一时期（1917-1945年）

这一时期是社会主义国家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是世界经济在发达国家开始现代化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酝酿时期。这一时期以1929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世界历史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度高涨。其中，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影响最大。由于十月革命鼓舞和亚非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191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在国际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政治包围下的苏联，成功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工业建设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整体上削弱了帝国主义势力，德、奥、俄、土四大帝国崩溃，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建立，英、法、意等国的经济也遭到破坏，只有美、日两国的经济实力得到膨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在全球推行“金元外交”，日本则成为东亚的霸主。战后，协约国集团按其实力对比，调整它们在欧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2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低落，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也被镇压。资本主义进入短暂的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在其繁荣发展的背后，却隐伏着严重的危机。

在第二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与销售的矛盾日益尖锐。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采取了国家对经济加强干预的政策，使经济得到恢复，缓和了阶级矛盾。德、日两国则相继建立了法西斯，实行对内独裁，对外侵略的政策，形成了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

由于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中国、朝鲜、西班牙、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了反法西斯斗争。但是，英、法、美推行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终于使局部战争演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2.世界现代史第二时期（1945年至今）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至今是当代世界史时期。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冷战共处和激烈竞争的和平共处时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和腐朽趋势共存的时期，是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时期，也是民族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兴起和困扰同在的时期，它还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对全球影响的深化和扩展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越出苏联一国范围。40年代末，亚洲、欧洲出现了连成一片的社会主义国家，50年代初，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但成效不大。由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加剧，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步瓦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中国在经历了十年“”的劫难之后，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也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完善，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以推动社会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欧洲，使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空前膨胀。在美国的扶植下，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对第三世界的剥削掠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继陷入“滞胀”状态。

近代史论文第6篇

关键词：黑龙江；近代；历史文化特色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157-02

广袤神奇的黑龙江大地自古是多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黑龙江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独具特色。她也是东北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东北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由原始氏族向奴隶制和封建制转变的过程中，夫余、高句丽、慕容鲜卑、粟末■、契丹、女真、满族等都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种政权的建立无一不受到中原封建制的影响。”[1]黑龙江是满族人的故乡，特别是其建立的清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社会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引导文化发展走向的因素众多，对历史文化的解读也难于做到一览无遗、面面俱到。但是黑龙江历史文化的发展无疑是泱泱中华卷帙浩繁的历史长卷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代表性文化之一。

一、时代沧桑——黑龙江近代历史文化剪影

黑龙江因其特殊的生态环境和政治方面等因素，使其在古时成为流放“汉囚”之地。独特的流人文化是黑龙江在近代之前沐浴汉文化滋养的一种特殊现象。流放的生活和黑龙江的山水人文，给这些远离故土，饱受乡愁煎熬的“流人”以独特的写作素材。从他们的诗词文章中亦能感受到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北国风光的无限敬畏与开始新生活的自励。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流人文化是黑龙江近代历史文化激活的前奏。何时明令不再向东北发配“汉囚”，可追溯至乾隆初年。作为黑龙江古典文化发展之尾声，其影响范围虽有限，却为后人分析当时塞北边疆的社会文人心态提供众多生活化的素材。

还有一个群体的人，他们当中既有塞北的封疆大吏也有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像周树模、宋小濂等一大批治民安邦之才，对于黑龙江的贡献也是彪炳史册。“由于黑龙江地区文风闭陋至极，财政拮据，学校之创办十分困难。然而，幸得一批‘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主持政务、苦心经营，教育才始具新气象。”[2]他们对于黑龙江近代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虽岁月已久，赤子情怀亦感人肺腑。足以体现官民对于黑龙江发展尤其是文化领域的殷切盼望。

随着近代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加剧，针对开源节流、边疆告急等问题的处理已经是摆在清朝统治者案头上的当务之急。清政府审时度势做出决定：解禁黑龙江等地。此时的黑龙江迎来翻天覆地的巨变。作为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石，农业的飞跃性进步成为黑龙江开潮中的重头戏，也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人力与财力。“自1861年至1911年的半个世纪期间，整个黑龙江地区从部分开禁放垦到全部放垦，共放荒764万余垧，是黑龙江地区土地放垦的重要时期。”[3]虽在此期间难免有仓促、疏漏之处，但对封闭已久的黑龙江来说，终于迎来沐浴开放的春风。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使黑龙江的历史文化繁荣与日俱增。

闯关东这样宏大的历史画卷也由此开启了更大规模。如史诗般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使得与闯关东相关联的众多整体与个体都有了一部自己的奋斗史。历史文化通过人类这样智慧勇敢的载体，在新的大地上得到生根发芽的契机。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民间文娱顺理成章地在黑龙江广大地区被传播。拿剪纸来说：“剪纸是民间艺术，具有久远的历史。清代中叶对东北地区开禁，河北、河南、山东等关内谋生的流民纷纷涌入，剪纸艺术也随之传入。松花江地区所属各县城乡均有此项民间艺术，尤以方正县的剪纸活动最为突出。”[4]

在开发黑龙江经济与文化上，这些移民虽然文化程度有限，但却是构成近代黑龙江文化特色形成的中坚力量。比起长期封闭的黑龙江来说，他们已经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语言、习俗、观念等方面潜移默化的改变都将历史文化的创造推向高峰。

一个“闯”字道出了近代中国旷世罕见的移民潮。“闯”如果说是为生存而形成的冒险精神，那么同时这也演变成了一种开天辟地、不畏艰险的英雄品质。在山东、河北等省份，到关外闯一闯，是当时的主流。“‘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地区文化传统，‘闯关东’深深扎根于日益扩大的社会联系中。”，“对绝大多数的山东人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5]这些历史文化的迁移与扩散，在新的土地上又产生了变异，更具有黑龙江的特色。这些闯关东移民对于黑龙江的感情浓厚，正如曾经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是逐渐的，人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黑龙江人。

哈尔滨，被冠以众多城市美誉，“东方莫斯科”最能体现其特色。在黑龙江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对俄文化怀揣一种特殊的情感。我们不应忘记俄国势力曾带给中国尤其是黑龙江地区的残酷侵略，特别是开启俄国全方位侵入黑龙江的中东铁路的建设，带给黑龙江人民的压榨更是罄竹难书。但是正因为铁路的建设，使跨地域大范围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此时期，由于哈尔滨交通便利，开埠通商人口骤增，一些评剧与京剧名角竞相来哈献艺。上演的《爱国娇》、《马振华哀史》、《杨三姐告状》、《安重根行刺伊藤博文》等时装剧目颇受赞誉。”[6]俄国在以哈尔滨为首的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经营许久，大批的俄国侨民涌入黑龙江，有学者总结：“俄国侨民所到之处，都把优秀的俄国文化带到所到国家，并吸收侨居国文化，从而孕育了风格独特的侨民文化，侨民文化不但是20世纪俄国文化的一宗瑰宝，而且也是俄侨所在国文化的一宗瑰宝。”[7]具有宗教色彩的教堂或是典型俄国式的民居这些仿佛如童话世界般的建筑，既是俄国人民热爱生活的写照，也给无数中国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可以肯定的是：“俄国文化、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化在这里与中国的文化相互撞击、相互交流。新旧文化的斗争、中西文化的交汇不仅丰富了黑龙江地区的文化，而且加速了它的开发进程。”[2]

各种历史文化现象组织起来促使一个黑龙江历史文化特色体系的形成，所以黑龙江其他地区的发展也值得注意：“清末民初，由于经济日趋发达，佳木斯农、林、矿、商不断开发，人口骤增。关内各地京、评剧行班及曲艺艺人纷纷来此做营业性演出，致使佳木斯镇艺坛一度出现繁荣景象。”[8]还有边疆的黑河地区：“清末民初，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等剧种及无声电影传入区内，区内的影剧院亦相继建立，丰富了边疆的文化生活。”[9]

由于抵抗沙俄、日本的侵略，文化领域也成为黑龙江儿女的战场。许多英雄人物由此诞生：“黑龙江地区沦陷后，爱国文艺人士在文化战线上进行着抵抗运动，形成了以哈尔滨为活动中心的北满作家群，萧红、萧军、金剑啸、关沫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2]血雨腥风的时局里他们为民族自由奔走呼号，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仍保持铮铮铁骨，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感天动地。在揭露敌人残暴统治和人民疾苦的时刻里，他们无不体现着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身为社会头脑的责任，在文化战线上，用血肉与才智筑起民族尊严的长城。

二、小议龙江文化范式的形成

对于上述黑龙江历史文化特色，究其形成过程展开分析，以下几个因素只是众多成因的一部分，但也具有一定思考性：

其一，从自然地理等环境因素上讲，这里自古为“极边苦寒”之地，酷寒恶劣的气候使人望而却步。漫长的冬季给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诸多不便。气候环境作为历史文化发展的双刃剑，既铸就了黑龙江人勇敢豪迈的气质，却也会在某种程度上给此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困扰。这里的农、林、牧、副、渔之丰富是举世公认的资源“福地”，从古至今既吸引人们冒险到此求得财富，也成为战略大后方的绝佳首选。

其二，战争的破坏带给黑龙江文化的摧残在近代更是充满血泪。就拿俄国来讲：“俄国本来是一个欧洲国家，它原疆界远在乌拉尔山以西，同亚洲部分的中国相距很远，并不接壤。”[3]随着俄国不断侵扰黑龙江地区，战争涂炭生灵、哀鸿遍野，人民流离失所。日本势力在取代俄势力后更是将历史文化囚困在战争与奴役的阴霾中。“哈尔滨沦陷后，民族文化艺术遭到摧残，城市文艺社团演出受到严格的控制，农村戏曲活动面临衰亡。”[6]，“日本侵略军占领佳木斯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各项文化活动均鼓吹‘日满亲善’，宣扬‘王道乐土’，文化艺术事业萧条。”[8]残酷的殖民文化教育摧残着我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民族保持活力的标志之一，就是这个民族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广泛地运用其所使用语言的口语和书写形式。”[10]而日本侵略军却在用奴化教育，妄图控制中国人对于汉语和汉字的学习和使用，企图消灭华夏民族的尊严与活力，这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侵略。

其三，在传承黑龙江历史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黑龙江历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桎梏，有学者指出：“黑龙江区域的古代民族，曾经历过夫余人的‘汉之属国’、渤海人的‘海东盛国’、女真人的‘金源内地’等几度兴盛的时期，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亦曾达到空前的繁荣。但予人遗憾的是，这种‘兴盛繁荣’没有像农耕文化那样传承发展，且在他们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联系，而总是在‘兴盛繁荣’之后便又回到了落后乃至原始的状态之中。”[11]这仿若在留住记忆的过程中失去了一条连贯、绵延的历史准绳，失去她，不但使一切还要重新梳理，同时损失的将是令后人为之扼腕的难以复制的辉煌。

其四，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于黑龙江历史文化近代特色的形成也十分关键。长期的封禁政策，严重阻碍黑龙江的人口流动与对外文化交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而黑龙江却被封闭在历史的边缘长达数百年。黑龙江虽贵为清政府的“龙兴之地”，却没有畅享文化交流的机会，原本就薄弱的历史文化基础变得更加敏感与脆弱。城乡发展尤其在文化领域内的差距更是大的惊人。

黑龙江近代历史文化特色的形成是内外原因交织的结果。我们在保护与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时，应该注意这些问题，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弘扬黑龙江历史文化而努力。

三、总结

黑龙江这片神奇的土地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她的文化发展带有浓厚的近代色彩。无论是原住民还是移民，黑龙江带给他们的是一系列单纯却又复杂的感情。禁止开垦诏令的实施，人为地阻隔了文化的再创造，使这里的文化事业一度被打入历史的冰封期，在特定时期的百花齐放之后转而走向万马齐喑。但这不是历史的沉沦。这里有太多的迁徙，人来人往。这里海纳百川，虽也有战争的涂炭，但这里带给移民的情怀，更多的是一种博大的胸襟与气度。也许是因为这里的积淀不厚，但是她的特色就是这样，中国的“和”是一种传承，而“融”也是一份传承。

这里的文艺因有少数民族的能歌善舞而婀娜；这里的教育因有近展实业教育而在短期内成绩斐然；这里的历史因有国内外众多热爱和平、珍惜生命的人共同创造而色彩斑斓。黑龙江近代历史文化与中原文化血脉相通。在感受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的风情时，我们更应该牢记黑龙江历史文化传承中曾有过的伤痛，传承龙江精神，弘扬历史人文，即便时光荏苒，不变的黑土情怀淬砺成金，在历史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刮起炫美龙江风。

参考文献：

[1]刘烈恒.东北文化研究的新收获——读“东北文化丛书”[J].社会科学辑刊，1992，（4）.

[2]辛培林，张凤鸣，高晓燕.黑龙江开发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第一卷总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4]松花江地区志编纂委员会.松花江地区志（文化志文化艺术）[M].哈尔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907.

[5]李明望.关东文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6]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文化文学艺术）[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7]张冰.俄罗斯文化解读——费人猜详的斯芬克斯之谜[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162.

[8]佳木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佳木斯市志（下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6.

[9]黑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河地区志（第三十五篇文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近代史论文第7篇

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逐步形成世界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世界近代史可划分为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机时代和电气化时代三个阶段。

1.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代（16世纪—19世纪初）

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人类社会走向融合统一。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及海外殖民和贸易，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引起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解除了精神枷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封建自然经济走向瓦解，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首先在西欧明显表现出来。16世纪尼德兰革命后，出现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潮流。英、美、法三国先后用革命的手段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又用法律手段巩固了革命成果，初步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俄、普、奥等国进行的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在美洲。美国独立战争首先打破了英国的殖民枷锁，赢得了民族独立。在资产阶级革命潮流的推动下，拉美人民进行了反对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的艰苦斗争，最终取得独立，基本形成了今天拉美的政治格局。

这一时期，欧洲殖民国家间进行着激烈竞争。英国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在18世纪建立了世界殖民霸权。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援美抗英，英俄等国组织“反法同盟”和拿破仑对外战争，都体现了欧洲争霸的特点。

2.资本主义的蒸汽机时代（19世纪初—19世纪70年代）

18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法国、美国、俄国、德意志、日本等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也进行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巩固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基础。

欧洲封建势力打败拿破仑之后，通过维也纳会议在欧洲恢复了旧的统治秩序。1848年席卷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彻底瓦解了维也纳体系，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德意志、意大利、俄国和日本等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走上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确立起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

工业革命也是社会关系的革命，它使社会日益分裂为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早期工人运动非常激烈，但最终都失败了。为了适应时代和工人运动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新的历史潮流发展起来。19世纪中期，工人运动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第一国际的成立，标志着工人阶级走向世界范围的联合。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伟大尝试。

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以德意志和意大利统一为代表的、争取民族自强和振兴的运动。这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范畴的运动。其二，是反对异族控制的民族解放运动。其中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独立运动，如1848年的东南欧革命；有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民族运动，以19世纪中期的亚洲革命风暴最为典型。

3.资本主义的电气化时代（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

19世纪70年代起，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展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科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交叉进行。它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把人类从蒸汽时代推进到电气时代。

随着生产与资本的越来越集中，垄断组织应运而生。垄断资本家越来越多地干预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以攫取更多的利润。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垄断组织利益的代表者，对内加强剥削，对外加紧侵略扩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们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加剧。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美、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后来居上。俄、日等国的经济也得到了较大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促使各国加紧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一时期，国际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工人觉悟明显提高，各国工人政党和工会广泛建立，工人运动主要以合法斗争、政党斗争为主，曾取得很大成就。但是，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也在增长。20世纪初，列宁主义诞生，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了俄国。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各国疯狂地进行殖民扩张，世界瓜分完毕，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为了抗击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亚非拉人民开展了民族民主运动，其中“亚洲的觉醒”尤为突出。

二、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和阶段特征

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世界进入现代史时期。世界现代史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曲折前进，两种社会制度竞争共处，世界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世界现代史可划分为两个时期。

1.世界现代史第一时期（1917-1945年）

这一时期是社会主义国家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是世界经济在发达国家开始现代化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酝酿时期。这一时期以1929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世界历史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度高涨。其中，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影响最大。由于十月革命鼓舞和亚非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191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在国际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政治包围下的苏联，成功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工业建设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整体上削弱了帝国主义势力，德、奥、俄、土四大帝国崩溃，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建立，英、法、意等国的经济也遭到破坏，只有美、日两国的经济实力得到膨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在全球推行“金元外交”，日本则成为东亚的霸主。战后，协约国集团按其实力对比，调整它们在欧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2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低落，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也被镇压。资本主义进入短暂的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在其繁荣发展的背后，却隐伏着严重的危机。

在第二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与销售的矛盾日益尖锐。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采取了国家对经济加强干预的政策，使经济得到恢复，缓和了阶级矛盾。德、日两国则相继建立了法西斯，实行对内独裁，对外侵略的政策，形成了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

由于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中国、朝鲜、西班牙、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了反法西斯斗争。但是，英、法、美推行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终于使局部战争演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2.世界现代史第二时期（1945年至今）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至今是当代世界史时期。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冷战共处和激烈竞争的和平共处时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和腐朽趋势共存的时期，是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时期，也是民族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兴起和困扰同在的时期，它还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对全球影响的深化和扩展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越出苏联一国范围。40年代末，亚洲、欧洲出现了连成一片的社会主义国家，50年代初，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但成效不大。由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加剧，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步瓦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中国在经历了十年“”的劫难之后，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也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完善，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以推动社会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欧洲，使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空前膨胀。在美国的扶植下，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对第三世界的剥削掠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继陷入“滞胀”状态。

近代史论文第8篇

关键词：河南；中州文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7-0005-02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教学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个矛盾。一是教学内容与中学有不同程度的重复，如何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针对全国通用教材，如何搞好国史与地方史的结合问题。特别是对后者的处理和把握，是上好“纲要”课的基础和关键。而了解和学习作为河南地方史主要内容的近代中州文化，更是河南本土高校教育引导学生提升爱国爱乡情感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近现代中州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成果

河南古称豫州，因位居九州之中，故别称“中州”，又称“中原”。今言中州者，实为河南省之谓也。[1]古之“豫州”，今之河南，是中国九州和大中原的中心地区，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据特殊地位，做出过重大的历史贡献。1840年以后，伴随帝国主义坚船利炮而来的欧风美雨渐入中原，在其影响下，中州文化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在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阶段，有徐万年、刘纯仁、张钟端等一批民主革命家参与清朝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也有杨靖宇、吉鸿昌、彭雪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有一批科学教育和文化艺术专家，他们对中州文化的复苏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1907年12月，同盟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河南》杂志在东京创刊。在信息闭塞、民众思想落后的河南，她犹如春雷响彻天空，惊醒了中原大地上浑噩奄然的人们。时有粤籍党人评曰：河南人士革命思想之开发，杂志之力为多焉。[2]1919年9月，在陈独秀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文化运动很快在进步的知识界引起共鸣。中州学人邓肇清，留法回国后参加新文化运动，负责《新青年》杂志的海外发行工作并担任进步报刊《北大学生周刊》主编。嵇文甫和冯友兰等人在开封出版《心声》杂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经过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观都得以传播和发展，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中州文化的复苏和发展。

中州的科学技术，在近现代开拓了新的领域，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表现出勃勃生机。数学方面，曹丹文留学日本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河南等地高校教学，并著有《椭圆函数数论》等学术专著，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地质学方面，地质学家冯景兰于1918年赴美攻读矿业矿床学，回国以后完成《探矿》等多部名著。地质学家潘钟祥，1945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质系博士学位。他对陕北三叠纪、侏罗纪地层植物化石做了系统研究，是我国近现代科学勘探油矿的先驱者之一。文学方面，近代河南的小说已经以现代题材进行创作。女作家冯沅君，在20世纪初创作了一批小说，出版了《》等小说集，反映青年男女对婚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于庚虞是20世纪早期诗歌运动中有影响的诗人，其出版的诗集《孤灵》等，采用现代派的诗歌形式表现反封建的思想内容，体现了对人生的悲叹。诗人李季的代表长诗《王贵和李香香》，以陕北信天游的形式，热情歌颂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事迹，标志着我国新诗歌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州史学在近现代也有了显著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学家逐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让史学面貌为之一新。尚钺著有《中国史纲要》等，并与尹达等人创办《史学译丛》，介绍外国史学研究成果。尹达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考古学家，曾参加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和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所著《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新体系。考古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州地区首先兴起的，是在中国金石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州考古在全国占有一定的优势，有一批著名的考古学家，如董作宾、郭宝钧、孙海波等。诚然，针对“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述总结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对近现代中州文化的总结也肯定不尽周翔和全面，但从文化的载体和地域性而言，也基本上反映出中州文化近现代以来发展的大致理路和核心成果。

二、运用近现代中州文化资源开展教学和实践的方法

近年来的“纲要”教学中，笔者通过开展课堂教学、课外实践、拓展指导、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等方式，将中州文化知识融入课堂教学和指导学生社会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1.课堂教学中补充穿插中州文化内容。课堂教学中，对于学生熟悉的知识点可一带而过，讲授的重点放在学生现有知识层次难以接触到的、与时代进步和发展相关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材料上，激发其学习兴趣，满足他们对新知识的需求。河南历史文化资源丰厚，高校学生大多是本省生源，课堂上把中州历史文化资源视为“纲要”课程的重要教学资源，可结合大学生特点，充分发掘中州文化遗产，将其融入穿插到课程中，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和地域性，引发学生情感共鸣，激励学生努力进取，回报家乡，报效国家。

2.利用课外实践活动加深对中州文化的认知。课堂教学之余，根据教学内容安排一定的实践教学活动，如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等，利用中州文化遗址、旧址等，让学生接触第一手的历史文物、图片，亲身感受历史。

3.开展学习研究中州文化为主题的教研活动。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诱导出来。[3]“纲要”课的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还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利用“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等时机，引导学生研究地方文化，通过开展“追寻红军鄂豫皖苏区足迹”、“走进广阔天地知青园”等主题调研活动，让学生自己收集相关资料，进行自主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整理成调研小论文呈给大家分享，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本领。

4.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丰富中州文化知识。在教育教学中，适当插入与中州文化资源相关的人物传记、历史图片、影视资料等，拓展丰富中州文化知识。特别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光、电、声、图、音的渲染中，让学生走进历史、走进社会，了解家乡革命与建设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未来的影响，发现历史，辨别真伪，为学生提供探究历史问题的空间和舞台，提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三、运用中州文化资源时，应处理好四种关系

首先，处理好教材与中州文化资源的主从关系。鉴于当前“纲要”课教学中存在的覆盖面广、内容多、课时少的矛盾，在利用中州文化资源时，着重解决好主次关系，不能为凸显中州文化而淡化正常的课堂教学。这就需要教师在开发与利用中州文化资源时，要先熟悉和掌握中州文化的具体内容，寻找与教学重点的结合点，对中州文化加以取舍，避免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其次，处理好课内与课外的关系。运用中州文化资源是一种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外社会实践进行适当补充的学习活动。运用该资源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正常教学。只有做好内功，苦练外功，才能够以外促内、共同提高。一般专题学习的要求、方案的探讨、成果的交流可在课内进行，而大量的调查、考证等活动，则放在课外开展，特别是要利用学生的寒暑假时间，以补充课堂教学之不足。再次，处理好中州文化和其他地方历史资源的关系。中州文化是河南近现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际教学中可以作为一个重点而不能视为全部。在对中州文化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同时，也要对近现代河南的政治、军事、经济进行综合研究，并有的放矢地进行讲解介绍，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讲文化而忽略其他，尤其是对近现代河南政治史、经济史的介绍更是不可或缺。最后，在教学中恰当运用中州文化资源，可以增强“纲要”课的教学效果。在实际操作中，要妥善处理好与大纲要求、实践教学、其他河南历史资源、综合考评等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顾此失彼、主从颠倒的现象。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纲要”的教学活动中，中州文化资源可以充当“调料点心”，而不能将其视为“主食正餐”。只有合理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才能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培养爱国爱家情怀，起到以史育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冯天瑜.中州文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3.

近代史论文第9篇

通过各种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发展资本主义的探索. 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2, 辛亥革命

（1）背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2）孙中山创建革民党

〈1〉兴中会：1894年, 美国檀香山. 性质：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见书36页会址）

〈2〉中国同盟会：1905年, 日本东京. 性质：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机关刊物《民报》.

〈3〉革命纲领：“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推翻清朝统治, 废除君主专制, 阐释为民族）建立民国（建立民主共和国, 阐释为民权）, 平均地权（改革土地制度, 阐释为民生）. “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合称三民主义, 它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3．简单来说辛亥革命

1）. 是中国近代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 推翻了清王朝

3）. 结束帝制

4）. 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5）. 人民获得一些民主和权利

6）. 客观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