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文化第1篇

高校绝大多数老师对传统文化是重视的，态度是端正的，教学是敬业的，工作是称职的，是为人师表的。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既尊重历史，又从现代学校发展的高度出发，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传统文化的积淀，对于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向上的内容，就继续保持和发扬；既认真学习传承，又注重创新发展。他们认为，传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是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2、高校继承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1继承传统文化是育成“中国魂”的需要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中国人的灵魂，即“中国魂”。它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继承传统文化是高校培养具有“中国魂”和世界眼光的现代人的需要。然而由于多种因素，致使有些学生难于形成中国人内在人格的品位。当然大学生的主流是好的，但也有不少人缺少核心价值观念，缺失信仰，社会责任感不强，爱国意识薄弱，社会公德意识缺失，思想素质不高，甚至有的人自我中心，自私冷漠，我行我素，走向极端。“中国魂”指中国人的共同理想和价值取向，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而崇高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是群体意识，又是群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大学生要有爱国主义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既要立足本民族，还要具有国际意识，全球化视觉，做一个具有“中国魂”的现代人。

2.2继承传统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需要

“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社会出现的新趋势与特点，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大学生参与和奋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到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推广，离不开大学教育。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加强改进大学生思想教育，培养大学生正确意识与和谐观念，将大学生培养成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坚，高校教育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大学生是最富有梦想的青年群体，每个大学生都有自已的美梦，但要与民族的梦相结合，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做一个高层次的合格的和谐社会的构建者，做一个受人民爱戴的多有建树的德才兼备的优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最宝贵财富，它包括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内容丰厚，博大精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当代大学生必须认真向传统文化汲取智慧，吸收养分，不断增长知识和才干，才能勇当重任，不辱使命。

3、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凸显传统文化特色

传统文化的文化第2篇

麻将牌是千百年来由多种活动融合、演变而成的，然后，在清代道光至清末时期，形成了一套144张牌和每把13张的定型打法。从麻将牌的组合设计来分析，一副麻将牌中的任何一张牌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意境。

108张主牌

反映了古人朴素的宇宙观

最初麻将牌的图案选取的是《水浒传》中的108个好汉。这与一个名叫万秉迢的人相关，相传，他非常推崇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好汉，就以108这个数字作为麻将牌的基数，并隐喻108条好汉。

比如，牌中九条喻为“九条龙”史进，二条喻为“双鞭”呼延灼。而麻将之所以分为万、饼、条3类，是取其本人姓名“万秉迢”的谐音。每类从一到九各有4张牌，刚好108张。至于后来增加的风牌(东、南、西、北)和箭牌(中、发、白)，则是缘于这样一个说法——108条好汉是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梁山的，所以加上东、西、南、北、中五方，并各添4张牌计20张。这些好汉有富贵贫穷各阶层，所以再加上“发”、“白”隐喻富有和贫穷，加上8张牌，整副牌共136张。随后，又加上各种花牌，整副牌就达到了144张。

事实上，一副正宗的麻将牌是由六类42种图案组成的，其中有序数牌(含万子牌、饼子牌和条子牌)108张、风牌(即东、南、西、北)16张，箭牌(中、发、白)12张，花牌(春、夏、秋、冬、梅、兰、竹、菊)8张。这种组合设计不是随意捏造的，而是来源于中国古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人朴素的宇宙观。

“东西南北中发白”

体现了“三才观”和“天圆观”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主要以五行说为代表，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等最基本的物质组成，和方位相配分别为：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方戊己土。而中国古人又认为宇宙形态是天圆地方，所以，“白皮”代表地，“发”代表天，“发”是在人的最顶部，所以用发代表天。“中”既代表五行中的中方土，也代表天、地、人“三才”中的人。正是“中”的确定，使东、西、南、北、中和天(发)、地(白皮)共同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圆，这个天圆不是地球的圆，而是宇宙的圆。

数字里暗含玄机

而麻将牌中的万、饼、条3种花色，则分别反映了物质的存在形式，数字则代表了物质存在的数量。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3为基数，9为极数，所以万、饼、条分别有9张。除了5和3、9外，12在古代文化中也有重要的地位，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五行、五味、五脏、五色等和5有关的物质外，还有很多和12有关的，如12生肖、12时辰、12个月……这种思想在麻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44是12的平方，108也是12的倍数。另外，在麻将规则中，规定每人抓13张牌，而13乘以4等于52，这正暗合了一年有52个星期的规律。

牌面图案设计寓意匪浅

传统文化的文化第3篇

我一直对中国的文化充满着崇敬之情，特别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更是对其敬仰不已，有时候我在想中国的先人是多么的伟大才能造就现在的文化的博大精深。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我首先感谢我的父亲正是我的父亲引导了我走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小时候父亲就对我讲一些前人所讲的道理、理念，那时还小还不太明白，但随着长大渐渐懂得其中的精华，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表达出的仁爱、包容、理解、团结，更是让我迷醉不已。特别是出自《老子》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更是成为我人生中所要践行的言语。这句话伴随着我的整个青春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节日更让我感到惊讶，正是有这些节日的存在让我们懂得家人团聚，欢乐一堂的幸福，才让我们珍惜家人的温暖。在快速发展的时代，传统节日的存在使我们放慢脚步陪伴家人，避免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家庭悲剧，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节日所要表达出的内函，所要告诉世人的道理。中国的传统节日的存在还有一个价值就是他是我们传统文化中一个最重要的体现方式之一，因为它直接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传统文化的文化第4篇

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时间长河的积累沉淀，已经是非常之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民间艺术；传统节日等，但是，我最喜欢的有两样，一是节日，二是道德。

节日，这个词语对我们华夏儿女来说非常熟悉，因为一年四季都有许多的节日、例如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重阳节等。春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它是可以让所有的亲人团聚，也是拥有重要意义的节日。春节俗称过年。每年过年，每家每户都会吃团年饭，大街上都是人山人海，每个店铺旁边都挂满了红红的灯笼，彩旗飘扬，所有的小朋友都穿上了漂亮的新衣服，大人们的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眼睛里包含着浓浓的关爱之意，这时，在广场上每个人都会拿出许多的烟花、鞭炮来放。在晚上时，一起冲上深黑的天空，迸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彩，犹如彩虹般美丽。好看极了。

到了晚上8点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人们坐在电视前观看。

春节刚过，迎来的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在每年的正月十五，这一天人们会、吃元宵，猜灯谜。还会到公园里观礼。重阳节，是农历九月九日，对于这个中国的古老传统佳节，还让我想到了一首诗，一首对他乡兄弟思念的感情诗。那是唐朝时期王维的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每当是重阳节时，就会想起王维那种思念他乡亲人、兄弟的情景，让我也不禁地感伤起来。中国的传统节日何其之多，每一个都有故事，述说了节日的来源。每个节日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阐述了中华民族古人的智慧结晶。但是，现代又有多少人能够完整的记住这些节日了。

每个人都差不多都觉得中国的节日低俗、无趣，只知道盲目的追求外国的节日。例如圣诞节、愚人节、情人节等，但是在他们心中是不是有想过，自己是不是中国人，是否能忘本。或许在他们心中已经没有心里的那份坚持，对于中国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坚持，只知道一?的效仿别人，反而舍弃了对于自己的民族来说重要的东西—文化。当然，不是一定要抵制外国文化，只要我们能够取其精华，弃其糟耙，为自己所用，这是可以的，能够让我们借鉴他人的长处，来弥补己身的不足，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变得更加完美。

道德是一个底线，提醒我们做人的道理。我们人类为什么站在食物链顶端，就是我们心中有那份道德。

学习争先虽重要，文明礼貌也要好。

学校规定都遵守，见到老师要礼貌。

同学之间相友爱，友谊小手锁的牢。

爱护动物放心上，树立新风我做到。

这是一首文明礼貌歌。

礼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它的意义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意念和行为，是言谈举止对别人的尊重与友好的体现。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之间都离不开礼貌这个词语。它代表了一个人的涵养标准，品性等。一个好的礼貌态度，留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在小时候，父母总是说见到人一定要叫。小时候的我天真烂漫，很听父母的话，一见到认识的人就会叫个不停，什么叔叔阿姨啊，姑父姑母啊。

现在的我已经是一个高二的学生了，现在的我已经变得不爱叫人了。只有在父母的逼迫下才会开口叫人，一般的时候也就会见到熟人才叫一声，这还是老妈一直在我耳边唠叨的缘故，这是礼貌问题。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在学校老师教导我们要守礼貌懂知识，见到老师要问好，遇到熟人也要打招呼，要做一个乖孩子。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可是现在的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大人了，嘴边一直挂着叔叔、阿姨什么的，会被我自己得朋友、同学笑话，会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子。这也是现代社会上青少年的通病。中国现代社会科技飞速发展，各种商品日益更新。但是，很多东西已经在人们的心中失去。

但是，有好就有坏，人也有好人，比如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两弹一星邓稼先”这些都是中国人的榜样。为什么他们都会被很多的人牢记，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对祖国的热爱和心中的坚持。正是因为这份心他们能够做出让人敬佩的事，克服困难取得成功。

从他们的身心上我学习到了一些十分可贵的东西—谦虚、待人友善，更是有着自己的道德底线。时刻要求自己做到心中的最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但是礼貌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具备的，它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民精神，代表了中国人的自豪！

传统文化的文化第5篇

我的祖国母亲，从古至今“养”成了许多“习惯”。这些习惯说的俗一点，就是她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茶文化历时悠久，其中“祁红”算是出名的了。邓小平爷爷曾为它夸赞：“你们祁红世界有名。”的话，可见祁门红茶的名、醇、香和地道。饮祁门红茶的人骨骼强壮，红茶中的多酚类(绿茶中也有)有抑制破坏骨细胞物质的活力，可见“祁红”是名不虚传呀。

食品文化更是繁多，就拿各位最熟悉的粽子说吧。粽子是因为屈原的故事而流传的。那你们知道粽子为什么要用艾叶包吗？告诉你们吧，因为汉代建武年间，长沙人晚间梦见一人，自称是三闾大夫（屈原的官名），对他说：“你们祭祀的东西，都被江中的蛟龙偷去了，以后可用艾叶包住，将五色丝线捆好，蛟龙最怕这两样东西。”所以嘛，现在同学们都只能看到妈妈们准备艾叶和肉、米包粽子了。

不同的国家，服装也不同。中国的服装文化最早就有清淡平易、宽 抱大袖，褒衣博带，形制虽然简单，但一穿到人身上便各人一样， 神采殊异，可塑性很强的特点。

传统文化的文化第6篇

该丛书的出版宗旨即“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作为中华文化的一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尤其是近代以来它那“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髓的昂扬展示，及其由此而形成的某种强势色彩和现实意义，更体现出它在中华文化长河中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这自然意味着更有必要对其加以探询和弘扬。弘扬湖湘文化，就需要先来辨析湖湘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而要明确湖湘文化精神和特色，首要的是对湖湘文化的渊源和精神承传加以言之有据的梳理、分析和定位，需要做具体、深入的资料整理和基础性的研究。因此，以现实意义为旨归的湖湘文化建设和弘扬，其实又首先是科学，是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学术性研究。人们既可以通过历时性地梳理湖湘历代典籍文献，从而完成对湖湘文化精神的概括，也可在近代以来湖湘精英的文韬武略和事功业绩的执着追求中，发现湖湘文化人格的特征和魅力；既可以在新时期某些领域的改革开放的尝试和率先实践中，管窥湖湘文化精神催生下的探索和创造意志，也可以通过当下湖湘众生的日常行为方式和世俗思维惯性，来理解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潜在的精神承传。而从分布于湖南不同地区的传统的“文化世家”入手，来把脉和提取湖湘文化精髓和内在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更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涵盖性和说服力的。彭文忠女士撰写的《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潭黎氏卷》，便是在这一意义上，客观而清晰地将一个可以称为湖湘文化的代表的世家推到了读者面前。

既然称其为“文化世家”，就表明这个家族必定具有整体上的较高的文化修养，文化世家在民间也自然多承享“书香门第”之誉；其家族子弟也必定尽显才学，鸿儒出入，才俊往来，即后人所谓人才群体化、家族化，这是文化世家不愧为这一美誉的最基本的前提。湘潭黎氏家族便是“累代科甲”之族，历代“寄身于翰墨”，以至吟诗结社、文章唱和、书画遗友，成为黎氏家风及其社交的一种标志性方式。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黎家重文化教育，几代人都是读书人，可谓诗书世家。但从“黎氏八骏”之重祖黎祚泽、曾祖黎大鄂、祖父黎葆堂，到其父黎培銮，再到“黎氏八骏”及其后人，我们不难看到他们身上那种作为读书人的鲜明特征：祖辈父辈们“读书求仕”，科举入仕，走传统士子走了千百年的道路；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变迁，让锦熙们从传统读书人的道路上分离出来，逐渐演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黎家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仅“黎氏八骏”中就包括语文大师、教育家、音乐家、作家、戏剧艺术家、地矿学家、桥梁专家等，广为人知。但是，身为典型的湖湘文化一脉的黎氏家族，其世家的标志性特征及其文化意义，决不止于“诗书继世”这一外在的基本点上。在其标志性的家族光环中，更能引起我们关注和重视的，是黎氏家族对湖湘文化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的承传，是黎家代代相传的开明、忠厚的家族门风和人格意志对湘中地域社会文明的辐射作用和表率意义，是其家族延续的忧国忧民、经世济群的躬身实践所体现出的积极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取向。

这首先表现在黎氏家族成员们强烈的经世救国和政治参与意识方面。如黎松安先生虽偏居一隅，却一直关心国事，支持维新；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海军惨败，他曾经发表过慷慨激昂的言论，抨击当权者的腐朽无能。后来的黎氏八兄弟虽事业各有所好，但都秉持一种“士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的文化承诺，自觉弘扬父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世家传统。黎锦熙十七岁时就组织了“德育会”，以“致良知”和“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为宗旨，不惜“牺牲个人、努力救国”，办《长沙日报》、《湖南公报》，任总编，写社论、时评，为振兴中华大声疾呼。即便是从事文艺工作的黎锦明、黎锦晖等人，也同样是将艺术追求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黎锦晖年轻时自命为“革命党”，并参加了同盟会，还在《湖南公报》和长沙《大公报》上发表过不少讥评军阀和愤世疾俗的唱词，讥评时政旧俗，表达其爱国、正义思想；强调“音乐与国家民族之关系”，认为“国富民强，音乐自然雄壮而快畅，若是国弱民贫，凭你请上六双莫扎特，一打贝多芬，苦于写不出‘治饿驱寒’的曲子，也是枉然”。作为文学家的黎锦明从上世纪初期走上文学道路始，就一直关注着社会的兴衰变化，湖湘文化中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社会干预意识，促使他从一个乡村青年成为一个以小说反映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的作家；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参加了海丰革命活动，并写成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中篇小说《尘影》；“九·一八”战争爆发，更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深入前线，广泛采访抗日官兵、民众，创作了歌颂上海军民抗击日军保卫国土的中篇小说《战烟》；抗战时期坚持参加文化界的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写出了《赤峰之战》、《战士与武器》等讴歌“为守上海负责”、“将死亡博得胜利”的抗日勇士的作品，表现出高度的关心国家社稷、重视民族安危的爱国情怀。

另一方面，黎氏世家虽为当地出名的一大富绅，却为富思仁，一直秉承乐善睦邻的家教，黎氏家风在当地有口皆碑。而这种家风实则具有深刻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内涵和意义。黎氏家族内重修身养德，孝悌笃诚，和睦相待，对外仁德忠厚，自觉助人，与本乡民众感情十分融洽。“黎氏八骏”之父黎松安为人温文尔雅，从不装大摆架子，贫富一视同仁；乡邻造访或有事相求，从来都是热情礼遇、尽力相助；对下人宽厚仁慈，视同子女，尤其对极贫困或遭遇不测的人家，总是设身处地地持换位思考的态度而施以援手；佃农或交不起租，黎家不仅不追讨，反而会送米送布；遇到大灾大害之年，还会给佃户全部免租，并拿出一些陈谷接济贫苦人家，因此黎家佣人及乡民对黎家大都感恩不尽，甚至有的女佣人出嫁后终生把黎家当作娘家。诸如此类，不仅见于湘潭县志记载，更流为民间美谈。或如该书作者所说，如湘潭黎氏这样的文化世家的行为，不仅塑造着自身的“文章道德”的人格魅力，也潜移默化地浸染着当地的乡土风韵，无形中承担起了地方教化的责任。他们秉承了传统的民族文化、湖湘文化的神髓，同时也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者和表率，传播着、延续着民族传统的、也是人类所共同信仰的精神文明。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神，无疑可在中国近现代某些威震寰宇、扭转乾坤的人物身上，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精神特征，它其实更深地植根于地方民众的行为方式和价值选择中。而作为基层民众的行为和价值追求的表率性、主导性力量，作为该地域的一种风向标式的德高望重的文化世家，其家族的行为和追求，则更能生动、深刻而全面地体现这种文化精神。湘潭黎家便是这样的一个湖湘文化标本。在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湖南被称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建学校、创报纸、兴学会、办实业，促成了“新湖南”热潮，这得力于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官员和开明的地方绅士的三方协作。而兼有知识分子和地方绅士身份的黎松安，就在这一社会潮流中起到了中坚作用。比如他认识到教育兴盛乃“立国之元气，致强之本原”，于是身体力行，先后兴办几所学校，让族人及贫苦人家的子弟得以入学读书，并革新教育方式和内容，使后代接受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同时，这一文化世家的子弟，不仅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中西贯通、中体西用的行为趋向，而且共通性地立志于国计民生，走学以致用的经邦济世之路，积极面世，不喜空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黎氏八骏”不仅个个思维活跃、心怀天下、锐意变革创新，而且都成为学有专长的经国济世之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还铸造出一种强烈的地方人文精神。可以说，黎氏世家以其家族一代代延续下来的道德传承、价值取向、信念追求和行为方式，为湖湘文化精神做出了生动的、有说服力的阐释。

传统文化的文化第7篇

该丛书的出版宗旨即“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作为中华文化的一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尤其是近代以来它那“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髓的昂扬展示，及其由此而形成的某种强势色彩和现实意义，更体现出它在中华文化长河中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这自然意味着更有必要对其加以探询和弘扬。弘扬湖湘文化，就需要先来辨析湖湘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而要明确湖湘文化精神和特色，首要的是对湖湘文化的渊源和精神承传加以言之有据的梳理、分析和定位，需要做具体、深入的资料整理和基础性的研究。因此，以现实意义为旨归的湖湘文化建设和弘扬，其实又首先是科学，是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学术性研究。人们既可以通过历时性地梳理湖湘历代典籍文献，从而完成对湖湘文化精神的概括，也可在近代以来湖湘精英的文韬武略和事功业绩的执着追求中，发现湖湘文化人格的特征和魅力；既可以在新时期某些领域的改革开放的尝试和率先实践中，管窥湖湘文化精神催生下的探索和创造意志，也可以通过当下湖湘众生的日常行为方式和世俗思维惯性，来理解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潜在的精神承传。而从分布于湖南不同地区的传统的“文化世家”入手，来把脉和提取湖湘文化精髓和内在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更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涵盖性和说服力的。彭文忠女士撰写的《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潭黎氏卷》，便是在这一意义上，客观而清晰地将一个可以称为湖湘文化的代表的世家推到了读者面前。

既然称其为“文化世家”，就表明这个家族必定具有整体上的较高的文化修养，文化世家在民间也自然多承享“书香门第”之誉；其家族子弟也必定尽显才学，鸿儒出入，才俊往来，即后人所谓人才群体化、家族化，这是文化世家不愧为这一美誉的最基本的前提。湘潭黎氏家族便是“累代科甲”之族，历代“寄身于翰墨”，以至吟诗结社、文章唱和、书画遗友，成为黎氏家风及其社交的一种标志性方式。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黎家重文化教育，几代人都是读书人，可谓诗书世家。但从“黎氏八骏”之重祖黎祚泽、曾祖黎大鄂、祖父黎葆堂，到其父黎培銮，再到“黎氏八骏”及其后人，我们不难看到他们身上那种作为读书人的鲜明特征：祖辈父辈们“读书求仕”，科举入仕，走传统士子走了千百年的道路；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变迁，让锦熙们从传统读书人的道路上分离出来，逐渐演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黎家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仅“黎氏八骏”中就包括语文大师、教育家、音乐家、作家、戏剧艺术家、地矿学家、桥梁专家等，广为人知。但是，身为典型的湖湘文化一脉的黎氏家族，其世家的标志性特征及其文化意义，决不止于“诗书继世”这一外在的基本点上。在其标志性的家族光环中，更能引起我们关注和重视的，是黎氏家族对湖湘文化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的承传，是黎家代代相传的开明、忠厚的家族门风和人格意志对湘中地域社会文明的辐射作用和表率意义，是其家族延续的忧国忧民、经世济群的躬身实践所体现出的积极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取向。

这首先表现在黎氏家族成员们强烈的经世救国和政治参与意识方面。如黎松安先生虽偏居一隅，却一直关心国事，支持维新；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海军惨败，他曾经发表过慷慨激昂的言论，抨击当权者的腐朽无能。后来的黎氏八兄弟虽事业各有所好，但都秉持一种“士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的文化承诺，自觉弘扬父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世家传统。黎锦熙十七岁时就组织了“德育会”，以“致良知”和“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为宗旨，不惜“牺牲个人、努力救国”，办《长沙日报》、《湖南公报》，任总编，写社论、时评，为振兴中华大声疾呼。即便是从事文艺工作的黎锦明、黎锦晖等人，也同样是将艺术追求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黎锦晖年轻时自命为“革命党”，并参加了同盟会，还在《湖南公报》和长沙《大公报》上发表过不少讥评军阀和愤世疾俗的唱词，讥评时政旧俗，表达其爱国、正义思想；强调“音乐与国家民族之关系”，认为“国富民强，音乐自然雄壮而快畅，若是国弱民贫，凭你请上六双莫扎特，一打贝多芬，苦于写不出‘治饿驱寒’的曲子，也是枉然”。作为文学家的黎锦明从上世纪初期走上文学道路始，就一直关注着社会的兴衰变化，湖湘文化中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社会干预意识，促使他从一个乡村青年成为一个以小说反映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的作家；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参加了海丰革命活动，并写成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中篇小说《尘影》；“九·一八”战争爆发，更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深入前线，广泛采访抗日官兵、民众，创作了歌颂上海军民抗击日军保卫国土的中篇小说《战烟》；抗战时期坚持参加文化界的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写出了《赤峰之战》、《战士与武器》等讴歌“为守上海负责”、“将死亡博得胜利”的抗日勇士的作品，表现出高度的关心国家社稷、重视民族安危的爱国情怀。

另一方面，黎氏世家虽为当地出名的一大富绅，却为富思仁，一直秉承乐善睦邻的家教，黎氏家风在当地有口皆碑。而这种家风实则具有深刻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内涵和意义。黎氏家族内重修身养德，孝悌笃诚，和睦相待，对外仁德忠厚，自觉助人，与本乡民众感情十分融洽。“黎氏八骏”之父黎松安为人温文尔雅，从不装大摆架子，贫富一视同仁；乡邻造访或有事相求，从来都是热情礼遇、尽力相助；对下人宽厚仁慈，视同子女，尤其对极贫困或遭遇不测的人家，总是设身处地地持换位思考的态度而施以援手；佃农或交不起租，黎家不仅不追讨，反而会送米送布；遇到大灾大害之年，还会给佃户全部免租，并拿出一些陈谷接济贫苦人家，因此黎家佣人及乡民对黎家大都感恩不尽，甚至有的女佣人出嫁后终生把黎家当作娘家。诸如此类，不仅见于湘潭县志记载，更流为民间美谈。或如该书作者所说，如湘潭黎氏这样的文化世家的行为，不仅塑造着自身的“文章道德”的人格魅力，也潜移默化地浸染着当地的乡土风韵，无形中承担起了地方教化的责任。他们秉承了传统的民族文化、湖湘文化的神髓，同时也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者和表率，传播着、延续着民族传统的、也是人类所共同信仰的精神文明。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神，无疑可在中国近现代某些威震寰宇、扭转乾坤的人物身上，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精神特征，它其实更深地植根于地方民众的行为方式和价值选择中。而作为基层民众的行为和价值追求的表率性、主导性力量，作为该地域的一种风向标式的德高望重的文化世家，其家族的行为和追求，则更能生动、深刻而全面地体现这种文化精神。湘潭黎家便是这样的一个湖湘文化标本。在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湖南被称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建学校、创报纸、兴学会、办实业，促成了“新湖南”热潮，这得力于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官员和开明的地方绅士的三方协作。而兼有知识分子和地方绅士身份的黎松安，就在这一社会潮流中起到了中坚作用。比如他认识到教育兴盛乃“立国之元气，致强之本原”，于是身体力行，先后兴办几所学校，让族人及贫苦人家的子弟得以入学读书，并革新教育方式和内容，使后代接受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同时，这一文化世家的子弟，不仅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中西贯通、中体西用的行为趋向，而且共通性地立志于国计民生，走学以致用的经邦济世之路，积极面世，不喜空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黎氏八骏”不仅个个思维活跃、心怀天下、锐意变革创新，而且都成为学有专长的经国济世之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还铸造出一种强烈的地方人文精神。可以说，黎氏世家以其家族一代代延续下来的道德传承、价值取向、信念追求和行为方式，为湖湘文化精神做出了生动的、有说服力的阐释。

传统文化的文化第8篇

意义表征符号是动态变化的，吸收更多元、异质的思想，从而显得更庞杂和多样。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农业经济结构已不复存在。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状态及社会结构都使得传统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文化不再作为文化主流作用于现代社会，相反，更多地以渐进、温婉的方式影响现代人。因此，仪式的仪式，有助于考察传统文化的媒介传播，更清晰地透析此种传播现象的结构性因素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媒介生存特征中，仪式化生存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维度。首先，从文化间性来看，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是异质性地同构于现代社会。我们知道，仪式是一种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系统，“它由一系列模式和序列化的言语和行为组成，往往是借助多重媒介表现出来，其内容和排列特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礼仪性的﹙习俗﹚，具有立体的特性﹙刚性﹚、凝聚的﹙熔和﹚和累赘的﹙重复﹚特征”⑥。它是一种象征体系，是一种文化影响力，内化为一种信仰、精神、气质在社会发挥影响力。在现代社会符号系统中，传统文化一直是这样一种生态状态：仪式化生存。整个传统文化更多是以精神形式作用于现代社会的。当代中国社会是以现代性为旨向，趋向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的形成，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的建立，以及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的确立。现代性诉求的中国已经呈现了迥异传统社会的文化形态。传统文化维系的“社会意义”被颠覆、解构和重新建构，形成一种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的复调格局。在这种格局中，大众文化显然成为时代的文化潮流。各种文化转换与斗争，诚如文化互动转型论的提出者所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随着人们需要的变化，传统的行为和态度不断在被取代或改变着。正如没有哪个人永远不死，也没有哪种文化模式永远不变。”①大众文化始于西方，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兴起，其生成背景，“从空间定位看，大众文化的生成发展源于文化的全球化浪潮；从时间定位看，市场经济与社会转型构成了大众文化成长的深厚土壤；而从文化定位看，大众文化的生成以文化复调时代﹙即文化的多元发展﹚的到来为前提”②。尽管人们对大众文化褒贬不一，但它在现代文化的主导性地位已然确立。大众文化已然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文化修辞。不管宏大叙事、英雄叙事的逻各斯主义，还是碎片化、表层化的数字表征人格，都浸淫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为现代人生存编码了一套耀眼的符码。所以说，传统文化的框架性存在已失去了现实土壤，其作用及再生产也显然疲软无力。传统文化的礼仪、规范逐渐淡出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行为。当下传统文化的存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实体性存在，即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占据一定空间的，以一定的物理形式存在的文化形态，比如古代字画、玉石、建筑、典籍等；二是意识性存在，传统文化无法触摸的那部分便是以意识性存于当世，一般内化为精神，比如天人合一、男尊女卑、内圣外王等思想观念，这种存在虽似无影无踪，但往往成为当代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的一部分。其次，从本体层面上看，传统文化的具体形态中存在大量仪式。群体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显著的特点，即强调伦理道德、社会责任感和群体主义。从仪式发生学来看，仪式是一种群体性形式，重在传达、共享。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指出：“只要存在集体生活”，就必然存在着“产生和复制社会关系的作用”的仪式。③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个体价值必须服务于群体价值，人的自觉性、独立性被压抑，家庭、国家是超越个性的绝对价值。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能够有效防止个人主义的膨胀，有利于维系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团结，凝聚民族的向心力。群体生活以及群体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仪式性更容易发生了。人类学理论认为，神话、宗教等产生了大量仪式，其一系列的繁复的程式与历史积累，形成了仪式文化。比如宗教祭祀仪式、宫廷祭祀仪式、氏族祭祀仪式、民间祭祀仪式等。除了传统仪式本身外，传统文化中还有其他文化形态也深具仪式性。比如戏剧，戏剧起源于仪式，是希腊戏剧发生学的经典观点。“戏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语言范畴内‘通过仪式’，即通过一系列的动作、语言、器具等的结合完成一个形式上的仪礼性过渡，这种过渡可以达到作为‘戏剧效果’所要达到的引起‘恐惧和怜悯’，并且起到‘净化情感’的作用，也可以事实上完成人物。戏剧角色由一种社会状态到达另一种社会状态、一种社会身份转入另一种社会身份、一种人物性格替换成另外一种人物性格的媒介和‘’。”④纵观中国电视发展史，很容易发现电视戏剧一直是传统文化节目的重要部分，尤其在早期电视时期，电视戏剧甚至是传统文化节目的重头戏。除此，具有仪式性的还有传统舞蹈、传统音乐、民俗等。再次，从功能来看，传统文化具有仪式的功能，即政治合法性构建、文化传承、社会控制和经济功能等。关于仪式的功能，学术界有很多论述，“仪式是由社会来规范化的重复的象征行为，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标准化的系列，并常常在自身也带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特定的地点和时间被上演。仪式行为是重复的，因此也是循环往复的，但这些都服务于重要的意义并用以疏导感情、引导认知和组织社会群体”①。迪尔凯姆认为仪式在于维系共同体，重新加强社会成员从属于社会集体。功能主义者德克利夫·布朗也认为仪式具有增强集体情绪的作用和社会整合的功能。格尔茨认为仪式是传统规定的文化行为，并注重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民族的认同、维系有重要作用。所以，E·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里详细地分析了英国因为社会的需要，而建构许多本不是传统的传统，即所谓“传统的发明”。他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更需要“传统的发明”，所谓“传统的发明”是指“一整套行为过程，通常由外显或默示而为人感受的规划所支配，其本质是仪式性的或是象征层次的，它藉着重复再三而企图传授价值观与行为规划，而这些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又自动地迎合过去。事实上，在可能的情况下，它们通常企图在现在与适当的历史之间建立连续性”。而这些传统又具有各种功用：“a﹚那些使各个团体﹙真实的或是虚假的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或成员资格得到确立或是象征化的传统；b﹚那些使制度、身份或是权利得以确立或合法化的传统；c﹚那些主要目的是使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得到灌输和社会化的传统。”②这便是传统带来类似仪式的功能。所以有学者认为，民族文化认同“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那些﹚价值观、象征物、记忆、话语传统模式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产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③，将为“大规模的强大的共同体，提供能够获得最低限度社会聚合力、秩序、意义的信仰系统，使社会转型时最强有力的现代人—理性国家—的活动合法化”④。传统文化的这些功能使得它具有仪式化存在的基础。

二、表征模式：传统文化的大众媒介的意指实践

现代仪式理论实践早已突破仪式作为信仰与行为本身的主导范式。传统文化的媒介仪式更多表现为以仪式为表现形态，具有现代媒介特质，并形成独特的形态特征，以及基于此的意义表征模式。相对而言，传统文化的仪式传播情境可以用“事件传播”与“日常传播”两种形式概括：

﹙一﹚“事件传播”。

事件传播主要依靠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影响力，以事件本身为契机，开展仪式编码，及其仪式价值的传播。正如丹尼尔·戴扬与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中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关于那些令国人及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部级的事件”，包括“划时代的政治和体育竞赛；表现超凡魅力的政治使命”，“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萨达特去往耶路撒冷的出行及约翰·肯尼迪的葬礼”。⑤这些仪式唤起的可能是一国、及至全世界的观众，“以集体的心声凝聚着社会，唤起人们对社会及其合法权威的忠诚。”⑥

﹙二﹚“日常传播”。

日常传播是一种泛仪式意义上的理解。在这种传播形态中，严肃性被淡化，它更倾向于演播室小场地、周期性、线性的播出形态。例如每周一次的电视评书节目、电视书画节目都遵这种规律进行传播的。仪式的神圣与世俗的界限被打破，神话与宗教的神圣与非凡被淡化，并以一种见缝插针的情形穿梭于各类节目。它无法像媒介事件那样，引起一国乃至世人范围的关注。但是要注意的是，两者虽是异质的、相对的，又是相互依存、流转的：事件传播是宏大叙事的基调，以整体性象征完成一定意义的展演；相对而言，日常传播更注重微观视角，在周期与程式中实现认同与共享；前者偏阳刚，后者偏阴柔，各自一体，展开传统文化仪式。两者的关系模型可以用太极图来表示﹙如图1﹚：媒介事件向日常传播转换，比如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无疑是一场盛大的媒介事件。央视春晚为了造势，积累人气，在电视中曝出一系列关于春晚节目的内幕，关于上台演出人员的透露，引起观众热议。日常传播也可能转换为媒介事件，比如北京电视台王刚主持的《天下收藏》节目，本是周期性、线性的一个日常传播，但因为有民间藏家称，王刚紫金锤砸掉的赝品中至少有三成为珍品，引起广大受众的关注和探讨。因此，《天下收藏》节目成为一个媒介事件，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从而上升为媒介事件。仪式也随之升级，能够在更多的人群中发挥影响，并引发出新的意义。所以传统文化的媒介事件仪式与日常传播仪式两者是可以彼此转换的。那么，传统文化的仪式传播当中，有怎样的意义生成模式？有学者以圣诞树模式形容仪式传播。圣诞树至少在天主教文化里象征着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欢乐、喜庆和伙伴的意义和观念。“圣诞树的装饰图既是媒介也是﹙符号化﹚讯息，而表演成分则由有着装饰、显示以及相关的仪式﹙如分送礼品﹚来实现。”

传统文化的文化第9篇

隆明洋

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很多，如：中药、春节、古典乐、四大名著、神话故事、糖葫芦、毽子、古代名人、皇泽寺、明月峡……

在汉族节气中，最热闹的要数春节了。每到春节不管老老少少晚上都要聚在一起吃团圆饭。晚上八点看春节晚会，零点左右家家户户开始放烟花爆竹。这些来历是：在很久以前有个叫“年”怪兽每这天就要出来伤害人。有一位神仙说“年怕放炮，怕红色的东西。”当年看到家家户户挂红，放炮就吓得不敢来了。到了后来就演变成了今天的贴春联，放鞭炮。人们也把这天定为过年，于是这就成了风俗。

我最喜欢过年了，因为过年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走亲访友；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也不用做作业；只要玩的不过分大人们一般都由着我们，爽快的很！随便在长辈面前发挥一下，就能获得一个大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