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就业;特征;战略
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尤其是失业问题成为各国宏观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及时果断采取了包括扩张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调整产业与促进就业政策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有力遏制了经济滑坡，实现了经济止跌恢复，保持了经济较为平稳的运行。经济企稳向好的趋势渐为明朗，政府退出与后危机时代的宏观政策抉择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就业问题再度成为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分析和研究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的特征与对策成为一个迫切而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就业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高速增长。经济连续5年保持了10%的高速增长，就业人员从2003年的74432万人增加到77480万人，净增3000万人。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断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引发了经济危机与衰退。
面对经济衰退带来的严峻就业形势，我国政府多管齐下促进就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2009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995万人，比2008年末增加51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31120万人，增加910万人，新增加110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由4·2%上升到4·3%，完成了预期调控的就业目标。
2010年经济企稳回升，就业形势好于2009年，但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前景仍然扑朔迷离，中国就业问题依然复杂困难。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 2008年有2500多万农民工“返乡”，大学生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十分困难，危机给中国就业带来巨大冲击。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影响的发挥和经济逐渐恢复， 2009年大部分“返乡”农民工又回城重新就业，同时出现的“民工荒”、罢工潮，尤其是代表劳动密集产业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发生的十多起跳楼事件以及向内地迁移的事件，都显现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危机给中国的就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就业总量的巨大与就业稳定问题的突出相互交织，使得就业上升为社会首要关注对象。保持新增就业增加与稳定就业、减少岗位流失并重成为影响全局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作为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加之处于经济与社会深刻变革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就业带有转型、转移、总量、结构、困难和长期等各种类型与矛盾交汇一起，形势十分严峻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四大长期一突出”，即人口基数大、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农业富余劳动力规模大、就业困难群体数量大，就业制度变革转型期长，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而且长期存在。与此同时，大学生、农民工和困难群体就业同时凸现、相互交织的“三碰头”局面，决定了就业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国企业就业存量在2008年底减少了8%，企业就业岗位表现为净减少。新增就业成果被存量流失抵消，城镇失业率上升，这是自2003年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情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部分省区的抽样调查显示， 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平均有40%的企业出现过岗位净减，全部监测企业的岗位增减相抵为净减，减幅达到-8·1%。危机冲击中，农民工首当其冲。特别是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农民工就业人数众多，因金融危机造成的失业、待岗或返乡情况严重。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 2009年春节前，有1200多万农民工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暂时失业返乡，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8·5%。
严峻就业形势充分说明，稳定就业与新增就业同等重要，就业优先重于增长优先。
2·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出口依赖型发展方式的就业风险与就业结构矛盾相互交织，使得就业风险与大学生就业困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减少就业风险与增加大学生就业岗位、提升就业人力资本水平成为就业领域的一个迫切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量渐进改革形成的出口依赖发展方式，使得产品的市场和投资倚重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就业风险非常巨大。危机以来出现的东南沿海大量失业现象正是这一增长风险与结构风险的反映。与此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二三一”的三次产业格局中，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较小，形成了近几年来普遍存在的大学生就业困难与就业的增长弹性下降问题。危机的冲击进一步凸现了这一矛盾。
危机让西方社会对于超前消费文化进行了认真反思，社会公众的储蓄意识增强，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受到抑制。尤其是美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明显上升，美国人大肆消费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意味着我国外需导向依赖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产业转型、调整与转移成为后危机时代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与之相适应，就业调整与转移、结构性失业风险将成为调整期的一个突出特点。
3·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就业体制性和方式性的风险差异相互交织，使得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的就业和灵活性就业成为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问题。
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危机导致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关闭，工人下岗失业。与此同时，相比于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群体在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
支持和保障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就业和灵活就业应成为一个促进就业增长与稳定的制度。
4·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社会保障滞后与政府就业保障能力不足相互交织，使得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高效、细致、灵敏、有力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与能力，成为急需解决的公共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暴露出社会保障制度的严重滞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能力的严重不足。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保障程度低。突出表现在对城镇灵活就业群体和非就业群体的保障不足，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程度较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尚未真正建立，社保制度难以适应劳动者跨地域流动和身份转换等。在危机冲击下，上述问题更加凸现。另一方面，危机中公众对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政府缺乏就业市场信息和监控，未能建立失业预警系统，未能形成健全的职业培训与就业促进体系和网络。如灵活就业、正规就业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就业稳定性差，处于失业风险的最前沿，但这部分群体的就业和失业情况按现有信息统计体系无法掌握。再如，占吸纳就业主流地位的大量小企业或微型企业的雇佣情况不在当前常态统计范围之内，成为掌握社会就业全貌及制定相关政策的盲点。
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还包括危机中政府的应急性反应能力不足与危机后常规性制度不完善相互交织在一起，都使得危机下的中国就业变得异常脆弱。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的经济阶段、性质与特征
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将发生深远的变化，中国的就业问题将呈现重大变化。2010年最新统计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就业不仅是一个国内经济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重要经济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既对中国的就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暴露了中国就业的许多问题，也凸显了中国就业的许多深刻变化。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1·中国就业进入刘易斯拐点与农业商业化点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劳动力供给趋于富有弹性，劳动力市场工资趋于上涨，农产品价格趋于普遍性上涨。继2003年出现在我国东南沿海用工的“民工荒”之后， 2009年下半年再度开始显现， 2010年春节后蔓延至全国的“民工荒”，以及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现的罢工要求上涨工资的诉求，再一次证实了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刘易斯拐点。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一个告别传统自然经济与刘易斯二元结构下劳动力供给无限弹性时期，迎来刘易斯拐点和劳动力要素市场趋于弹性与工资、价格上升的市场新格局与新阶段。2009年以来的农产品由个别产品到普遍性的价格上涨，也反映了经济进入刘易斯拐点后的经济特点，即食品短缺特点。中国经济已经处于由刘易斯拐点或食品短缺点到农业商业化点之间的阶段。食品短缺与价格上涨，以及由此带动的工资上涨将是这个阶段经济的突出特点。刘易斯拐点的跨越，说明中国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代替传统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一元劳动力市场格局将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就业的专业性工资收入，代替二元结构下大量农民工兼业性就业收入，成为劳动力要素收入的主要源泉，充分就业与稳定就业将成为中国就业与经济的首要目标。就业刚性供给与周期性失业成为这个时期就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业稳定与就业增长并重成为中国宏观政策的重要目标。就业的周期性特征代替转移性特征成为就业一个突出的新特征。
2·中国就业进入一个由出口-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消费-投资驱动型发展方式的经济转型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随着产业转型、转移、升级，就业也发生转型、转移、调整。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全面的“去杠杆化”和再平衡，美国的过度消费倾向开始扭转。和危机前的2007年相比，现在美国的储蓄率已经由危机前的-1·7%上升到7%;贸易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8%降到3%。这对国际贸易增长和贸易格局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国际贸易萎缩的条件下，各国更注重其国内市场，我国外部需求不足将是一个长期问题。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改善民生，重视社会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调整的主调，也是世界经济的内在要求。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前进的发展阶段，有非常广阔的国内市场，扩大内需潜力很大。2009年我国出口贸易是负增长，8%以上的增长率全是靠扩大内需实现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将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大约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经济转型调整将是危机后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特点。就业转型、转移、调整将是中国经济与就业的一个基本特征。结构性失业现象和持续大规模的就业区域、产业转移和调整将成为一个突出的经济现象。
3·中国就业进入“人口红利”高位向老龄化过渡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供给与就业需求仍处于中国人口与经济峰值期，就业供给规模将处于最大规模值域。
据预测，未来几年，城镇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每年都将超过1000人， 2008年达到1603万人。农村尚有一亿左右富余劳动力。大规模的就业供给与需求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持续性特征。
20世纪80年代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下降，而且下降速度逐渐加快，到2017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由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滞后，非经济活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不断上升。一方面是“人口红利”和人口峰值期的大规模的就业供给;另一方面，相当规模60岁以上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参与。这两方面决定了最大规模阈值的就业供给成为后危机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推算， 2005年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是1·47亿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1·3%。2009的数据显示，我国总的流动人口规模1·8亿人左右，其中外出农民工是主体。就业规模庞大、流动性规模巨大、非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供给增加成为这一时期一个突出而又复杂的经济现象与就业特征。
4·中国就业进入经济与就业更加多元，所有制方式多元、就业方式多样，劳动市场结构化的经济发展阶段。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就业与灵活性就业是就业的主导，就业结构与失业群集突现是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随着改革的攻坚和深入，经济的去垄断化和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公共财政与公共服务更加公平，经济中的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越来越成为中国就业的主渠道，灵活就业愈来愈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就业方式。加大对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加大对灵活就业的保障力度，将成为稳定和增加就业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随着劳动市场统一，就业结构化与失业集群现象成为危机后阶段的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大学生、农民工和困难群体就业矛盾更加突出。一是应届高校毕业生历年累积，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超过700万人。
受金融危机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企业用人需求减少，大学生就业需求有所减少。二是农民工首当其冲。
受到危机的影响， 2008年春节前提前、集中返乡农民工总数达7000万，为全部进城务工农民工的50%左右，其中有1000多万因失去工作而返乡。三是在整体就业趋紧的情况下，“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残疾人等群体实现就业难度更大。大学生、农民工和就业困难群体易受危机与经济调整冲击，就业与再就业困难成为这个阶段最为突出的就业结构化与失业集群现象，也是后危机时代就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5·中国就业进入一个通过技术革命寻找新增长点与低碳经济发展阶段。绿色就业、智慧就业、创意就业，提高人力资本与技术资本的要求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随着信息经济、物联网经济、智慧地球的概念提出，技术变革对经济的重要性越发成为第一要素。
同时，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低碳经济、新能源开发等问题成为危机后国际经济的重要特征。
发展以生物、能源技术，环保和新材料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坚持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成为新世纪的经济发展目标。绿色就业、智慧就业、创意就业，人力资本提升是危机带来的一个新的就业特征。
6·中国就业进入一个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中国化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经济迈入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伴随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更加全球化，全球经济更加中国化。中国就业的全球化和全球就业的中国化趋势将成为这个阶段的一个突出新特点。
外籍就业、海外就业，中国就业与国际就业问题的交融和就业问题的全球一体化将成为危机后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征。
就业保障的普遍性与多层次性、就业服务的普遍性与群体突出性、就业的经济性与社会性等相互交织也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的新特征。
【关键词】 财务危机；渐进型财务危机；突发型财务危机
财务危机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不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有大量的研究文献。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了大量财务危机的研究成果。但研究的重点多集中于财务危机概念的界定、财务危机的预测、财务危机成本的计量、财务危机与公司治理等问题，对于财务危机的类型及其不同的特性则鲜有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尝试。
按照企业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特征，我们可以将财务危机划分为渐进型财务危机和突发型财务危机两大类。所谓渐进型财务危机，就是一般文献中所指的财务危机，即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善、项目投资过度、财务杠杆过高等原因所导致的严重亏损、现金流严重不足、无力清偿、资不抵债和破产清算等事项。它通常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体现为企业财务状况的不断恶化。突发型财务危机是指由于一些突发事件如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等给企业带来了资产的损失，从而所导致的财务危机。两者在表现形式上是相同的，但在形态特征、形成机理、外部影响和防范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下文从四个方面对这两种财务危机进行比较分析。
一、形态特征
由于渐进型财务危机是逐步缓慢发生的，而突发型财务危机是瞬间突然发生的，因此两者在形态特征上自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企业是否陷入财务危机可以以现金流是否充足作为判断的标志。如果把现金流量作为时间的一个函数，以时间（t）作为横坐标，企业拥有的现金流量（c）作为纵坐标作图，那么，渐进型财务危机和突发型财务危机的形态特征大致可以用图1、图2来表示。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现金流指的是净现金流，即相对于企业的现金支付需求来说，其现金供应是否充足。位于零点之上的则表明现金流入足以应付现金流出，而在零点之下则表明现金不足，企业陷入财务危机。
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到，渐进型财务危机类似于“自然死亡”。企业作为组织系统，象生物有机体一样，有一个从生到死、由盛到衰的过程，要经历发起、成长、成熟、衰退等不同的阶段，有一个生命周期。当一个企业开始进入市场后，随着其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进步和经营管理的改善等，其现金流逐步增加。随后，由于外部市场竞争或企业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等原因，其市场规模和市场份额渐渐萎缩，在财务上表现为现金流的逐渐减少，这时，企业如不能采取有力的措施扭转局面，则最终陷入财务危机甚至完全退出市场。
图2表示的是突发型财务危机，与渐进型财务危机不同，这种财务危机类似于“猝死”，具有偶然性、突发性、瞬间性和不可预见性等特点。突发型财务危机可以发生于企业生命周期中的任何阶段，图中表示的只是一个可能的时点。从图2中可以看出，它可能与企业原来所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完全不相关。例如，在5·12汶川大地震中，一些原本经营业绩良好、现金流充沛的企业也遭受了重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即刻陷入了财务危机。
二、形成机理
（一）渐进型财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渐进型财务危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时间段里，一般会依次出现导致企业陷于财务危机的各种原因、症状，企业最后陷于财务危机。
从产生的原因看，根据john argenti的研究结论，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有八项：一是企业管理差。企业管理差主要是指高级管理层的结构缺陷，包括首席执行官一人独断控制企业；其他董事不作为；知识结构不平衡的高管队伍；财务职能弱；缺乏管理深度、具有很高权力的首席执行官等六个方面。二是会计信息不足或会计信息系统存在缺陷。包括没有使用预算控制系统，或者预算控制系统不健全，或者完全不存在；缺乏现金流量预测；不存在成本核算系统；资产价值的不恰当估价等四个方面。三是企业对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经营环境的变化可分为竞争趋势的变化、政治环境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变化、社会变化、技术变化等五大类。四是制约公司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的因素。五是过度经营。六是开发大项目。七是高杠杆经营。八是常见经营危险。其他学者对企业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有不同的分析和归类。但是，不管如何分析，都包含了企业内部原因和外部市场原因，而这些原因本身也是逐渐发生和演变的。同时，在众多原因中，企业管理差是其根本原因。
从形成的时间段看，根据财务预警分析中的“四阶段症状”分析法，企业的渐进型财务危机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财务危机潜伏期，特征是企业盲目扩张、市场营销无效、疏于风险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企业资源配置不当、无视环境的变化。第二阶段为财务危机发作期，特征是自有资金不足、过分依赖外部资金、利息负担重、缺乏会计的预警作用、拖延债务偿付。第三阶段为财务危机恶化期，特征是经营者无心经营业务和专心财务周转、资金周转困难、债务到期违约不支付。第四阶段为财务危机实现期，特征是负债超过资产、完全丧失偿付能力、宣布破产。所以，渐进型财务危机是一个动态持续、逐步递进的过程，且具有经常性的特点。
（二）突发型财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突发型财务危机的形成具有瞬间爆发的特点，没有一个较长时间持续演化的过程。
从产生的原因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突发性财务危机来源于自然灾害，即企业本身处于良好的经营状态，完全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的外部因素所造成的财务危机。另一种情况是虽然财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外部突发事件，如环境污染事件、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和披露，但产生的根源仍来自于企业的内部管理不善，如污水排放超标、产品质量不合格等。所以其实质上来源于人为灾害，如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实际上是行业潜规则曝光，吉化松花江水体污染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月饼陈馅事件则是个别企业不重视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人为灾害。不论是何种情况，突发型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相比渐进型财务危机更单一、更明显、更直接。
从形成的时间段看，第一种情况下的突发型财务危机几乎没有阶段性，随着自然灾害的发生，企业同时发生了资产损失，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陷入了财务危机。第二种情况下的突发型财务危机发生的时间比第一种情况下相对要长一些，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信任危机期，表现为客户流失、产品滞销、市场竞争力显著下降等。第二阶段是财务危机期，表现为现金流不足、无力偿付、筹资渠道缺乏等财务危机的一般症状。
三、外部影响
作为整个社会组织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某个企业所发生的财务危机也具有外部性，对企业外部产生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
（一）经济影响
不论是渐进型财务危机还是突发型财务危机，都会产生外部经济影响。
在微观层面，一个企业的财务危机会给其外部利益相关者带来经济影响。首先，给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竞争对手）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不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所引起的公司特有的财务危机使得竞争对手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甚至实行寡头垄断，从而带来利润的增长等好处；另一方面，一个企业的财务危机会“传染”给行业内其他公司，这一负面影响往往占了上风。其次，企业的客户和供应商也会受到其财务危机的损害。再次，企业的财务危机也对其贷款银行产生影响，对此，国外有很多研究，虽然具体的结论和观点不同，但都说明企业的财务危机这一事项对贷款银行产生了负面影响（张培莉，2005）。
财务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的财务危机能引发银行体系脆弱性，进一步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或深化金融危机，使经济难以复苏。并且，这种诱发作用存在必然性（王克明，2004）。
（二）社会影响
除了经济影响外，突发型财务危机还会产生显著、直接的社会影响。虽然渐进型财务危机因影响了宏观经济从而也可能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长期的、间接的。但突发型财务危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不是通过经济影响间接作用的，且在危机发生当时就产生了。当然，有时候很难区分这种影响有多少是由于突发型财务危机产生的，又有哪些是由于引发突发型财务危机的事件本身所产生的。
四、防范机制
渐进型财务危机和突发型财务危机的不同特征必然导致其防范和控制的时点和重点也有所不同。
关于企业财务危机预测的研究历史悠久，从20世纪60年代beaver和altman采用的单变量、多变量线形判别分析开始，涌现了很多预测的方法，如多元逻辑回归方法、生存分析法、神经网络模型等。有研究结果（吕长江、周现华，2005）表明，多元判别分析、逻辑线性回归和人工神经网络这三个主流的预测模型尽管其使用有各自特定的前提条件，但均能在企业发生财务危机前1年和前2—3年较好地进行预测。渐进型财务危机的可预测性使得企业能够对其可能发生的财务危机进行事前的防范。防范的重点在于调查企业内部存在的管理问题，寻找将要导致财务危机的主要根源，对症下药，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当然，如果企业的事前防范失败，陷入财务危机时，仍然可以进行事中和事后的控制，采取与企业现状相适应的经营策略和财务策略，提高盈利能力，增加现金流量，使企业逐步走出财务危机。
相反，突发型财务危机具有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得事前的防范非常困难，但仍然可以进行一定的风险防范。企业可以在盈利年度提取应急基金进行稳健性投资，平时的财务政策应注重流动性管理，对易损、危险性财产和工程项目进行保险等。这样，当意外事件突然发生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损失，防范财务危机。而对突发型财务危机的防范重点还是在于事后控制，即当意外事件发生后，财务危机已成为必然时，采取迅速的应急措施和策略安排，防止财务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尽可能降低企业所遭受的损失。 这时， 企业一方面要与股东和各债权方等进行良好的沟通，争取一切机会取得其谅解，对债务协议作出重新调整。另一方面，缩减日常开支，降低费用，生产自救。此外，还要积极筹集资金，特别是争取政府补贴和无息贷款，争取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社会捐助，从而弥补现金不足。
综上所述，渐进型财务危机和突发型财务危机由于其产生的原因不同，从而在形态特征、形成机理、外部影响以及防范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理解这些差异对于企业改善管理、有效应对财务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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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三件分外值得关注的大事：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是1991年苏联解体及苏东剧变；三是当前这场由美国开始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三件大事对世界格局都已产生或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动荡，仍在急剧演进。从现在起直到本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世纪，世界将处于一种动荡、激烈变化的时期。这种激烈变动，发端于世界经济，并由此必然带来世界政治格局新变化。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实践已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一、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次级房贷，深层原因是金融体制漏洞和政府监管不力，而在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中都有公众信心问题。从技术经济学、经济运营学、经济管理学或公众心理学的角度，可以讲清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或间接原因，但却无法讲清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才能讲清其根源。这也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重获青睐的缘由。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时代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过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决定时代性质及其基本特征的那些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这些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因而时代的内涵会发展，时代的主题会改变。列宁有段著名论述：“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3页）这就是说，时代是世界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亦即时代的性质。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是一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也是一定时代的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世界社会力量斗争的焦点。从时间上看，时代是比较漫长的历史阶段，常以数百年时间为单位；而时代主题，则可能因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而进行转换，常以数十年时间为单位。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性质，进而决定着时代的主题或时代的特征。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使得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及时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就从对国际环境的认识角度为把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应该说，这次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昂扬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大好时机，为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又增添了诸多极其有利的条件。对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坚定不移，决不能轻易发生动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列宁所讲的大时代，不要去动它。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特别谈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有关论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本质并没有改变，如果轻易认为时代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误认为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就是不顾客观事实，犯了急于跨越社会大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左派”幼稚病的错误或别的什么错误。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们就不可能认清导致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无法找到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正确措施。 近百年来，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随着高新技术革命的推广与深化，在行业上，垄断资本主义逐渐从产业垄断向金融垄断发展；在空间上，垄断资本主义逐渐从国家垄断向全球垄断扩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在当今非但没有消逝，且在新形势下有了新变化。金融垄断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不仅会促进更
【关键词】企业危机；危机深化；对策；表现形式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管理学家——伊查克·爱迪思认为：企业的成长与老化同生物体相似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即，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死亡期——不同的时期遭遇不同的危机。但是，与生物体成长规律不同之处在于，从孕育到死亡并非企业发展的必经历程。也就是说，企业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完全取决于企业管理的灵活性及其危机管理的可控性。
一、企业危机的表现形式及特征
1.企业危机的表现形式。目前，我国企业危机深化过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表现：（1）产品危机，产品性能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2）价格危机。内外部环境掣肘产品定位，引起产品销售困难，市场占有率急剧下降；（3）资产危机。如，意外事故、人为失职等主客观因素导致企业资产的不必要损耗；（4）财务危机。如，资不抵债、经营亏损、资金周转受阻等对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5）技术危机。如，技术决策失衡、创新能力不足、进步缓慢甚至停滞都会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状态；（6）人才危机。行政管理与技术研发骨干大规模流失促使企业管理断层、技术断档，导致企业正常的生产运营管理难以为继；（7）信息危机。兵法云：“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而在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就是企业成长的“粮草”，其及时与否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制胜法宝；（8）信誉危机。“人无信不立”，企业亦是如此。信誉降低，失去公众、顾客的信任与支持，必然使企业处于“墙倒众人推”的不利局面；（9）绿色危机。“绿色壁垒”伴随各国环保标准不断提高，逐渐成为企业产品出口与内销的第一道关卡；（10）品牌危机。品牌形象维护的到位、知识产权保护的得力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水与舟的微妙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2.企业危机的特征。企业危机的发展主要分为，潜伏期（表面上企业的运营一切正常，但在平静的海面下潜在的危机因子正滋生）、征兆期（企业运作开始产生波动）、爆发期（企业管理失控，危机不断扩大）。因此，企业危机无论表现为哪种形式都具有如下共同特征：（1）突发性。企业危机发生的时间、规模、态势、波及范围难以预测。虽然，内外部生存环境引发的企业危机在爆发前总会存在些许征兆。但是，人为疏忽或习以为常的视而不见往往导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结果；（2）聚焦性。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性、范围的全球性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因此，面临危机挑战时企业的应对策略与机制在媒体无限放大传播给受众、顾客的情况下，危机处理与公关的滞后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早已超越了危机本身对企业发展的威胁。如处理不当，只会导致企业危机的不断升级。（3）破坏性。任何企业危机都具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特点，不论其形式如何、规模多大，都必然造成企业不同程度地破坏、混乱与恐慌。这种“连锁反应”不仅破坏企业正常的经营秩序，更有甚者动摇企业立足于市场经济的根基，从而威胁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4）紧迫性。企业危机一旦爆发，伴随其破坏性能量的迅速膨胀与释放，危机应对策略提出的时效及其可供决策的信息凭借急剧萎缩与缺失。这往往造成决策者忽略其他部属或部门的不同意见而影响决策质量，导致危机态势急剧恶化。（5）不确定性。主要有表现形式的不确定性、影响规模的不确定性、持续周期的不确定性。除上述特征外，企业危机还具有普遍性、客观性、阶段性和效果双面性等特征。
二、企业危机产生的原因
企业危机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只有掌握不同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危机深化过程中企业管理的应对策略。因此，通过研究企业管理相关理论以及参考企业危机案例，总结出下列三项企业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1.缺乏危机意识、形成管理误区。缺乏有效的全局规划、系统的行业预测与分析。盈利时没有全面的战略布局、制定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亏损时又因陷入困境束手无策，无法主动预防危机的滋生。上述行径都为企业危机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忽视企业管理的基础性、多样性与灵活性。过分强调经济手段的绝对作用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管理步入误区。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木不见林”的短期管理行为，也给企业危机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2.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及其应急预案。因受资金、人才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或前期投入与准备不足，大多数企业无法制定行之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和应急预案，对于企业危机的预防与管理仅仅凭借主观经验判断。加之内部人员流动频繁，致使企业内部的危机管控机制随之变化——忽高忽低、良莠不齐——无法实现危机管理机制与应急预案完善应有的经验积累、补充与延伸，更不可能对风险的预知与确认形成全面的体系。最终，无法避免企业危机的产生。
3.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性危机。本文伊始提及企业发展处于不同生命周期必然会遭遇不同阶段的危机。（1）企业成长阶段。立足未稳、势单力薄、缺乏相关技术研发技能或管理经验，容易产生领导管理与决策危机。（2）企业成熟阶段。企业运营与管理逐步进入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但是，经过长期稳定发展后，因各种规章、制度、条例、计划、报表等文件日益繁多而造成管理结构的日趋僵化。导致企业管理欠缺灵活性、可控性，创新受到约束，从而产生管理效率危机。（3）企业老化阶段。陈腐、僵化的管理营运机制与体系更会引起诸多企业危机的爆发。例如，世界500强企业、至今已成立170余年的日本崇光百货公司2000年突然倒闭就是一个显著案例。
三、危机深化中企业管理及其应对策略
针对企业危机产生的不同时期（潜伏期、征兆期、爆发期）对应制定如下企业危机管理机制及其应对策略从而达到：在企业危机“潜伏期”杜绝危机，在企业危机“征兆期”限制危机，在企业危机“爆发期”控制危机的目的。
1.做好企业危机的预测与防范。“防微杜渐”是企业危机预测与防范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最有效的一步。变被动应急为主动预防，将企业临时应急机制转变为常设预防机制。通过定期开展企业危机检查、评估工作，获得危机管理的主动权。同时，改变固有思维模式。要意识到企业危机的预测与防范不能只依靠管理层，要明确各级人员的责任，动员企业全员共同参与、相互协作——这也是企业凝聚力的体现。另外，企业预防与防范机制不同于一般的规章制度。该机制需要灵活掌握修改时间，定期对其可控性进行评估，随时增减内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此外，主观上还要努力缩短管理机制从制定到执行的周期，使该机制在企业危机深化过程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管理作用。2011年报喜鸟集团董事长高瞻远瞩，面对2012年宏观经济形式以及报喜鸟微观经济策略都做了精辟的剖析，从而制订出了适合报喜鸟的风险防范机制，以提高报喜鸟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逆势而上。
2.打造有效的企业危机管理团队。一支反应迅速、经验丰富的领导团队是企业危机管理体系中的核心力量。这股力量直接影响到不同时期对企业危机杜绝、限制和控制的效果。因此，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组织结构，建立矩阵式的灵活多变的危机管理团队——企业高层以危机管理委员会的形式存在，由最高领导者担当委员会主席，从各个职能部门抽取核心管理骨干担当委员会的成员。企业危机管理团队存在意义在于：计划性、系统性地收集企业危机信息，检测危机信号、发现平静海面下滋生的危机因子、处理企业危机征兆期造成企业运作波动的消极因素、控制危机爆发后的破坏性能量与波及范围。最终，形成健全的企业危机管理策略。2012年我认为报喜鸟一直以来都重视团队建设，希望报喜鸟能加强管控环节，让专业人员的参与决策，让管理经验的人系统评估决策方案，让经营班子真正把握经济形式以及报喜鸟企业发展的实情特点，真正代表员工让企业经营强势发展。
3.做好企业危机管理后的完善工作。企业危机的结束不代表危机管理及其应对策略工作的结束。危机过后的经验总结与相应企业危机管理手册的制定与更新尤为重要，该项工作将决定企业今后的持续发展。如果不能杜绝重蹈覆辙、无法重建社会责任、恢复企业形象，同样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有时还会引出新的危机。因此，必须克服重事态平息、轻善后处理的错误做法。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及经营情况，我们能做什么？经营策略调整？经营目标调纠？经营措施完善？应急组委会成立？阶段性重点工作调纠？我们做还是没做？还是准备做？
4.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企业所面临的危机也可能是社会的危机，甚至是国家的危机。因此，企业在处理危机时，单靠自身的力量是杯水车薪，这时企业在管理危机时就要借助社会和政府的力量。传播媒介、科研院所、知名专家、社会团体，甚至国家检验机构、执法机关，都可能在危机发生时成为企业渡过难关的关键所在。第三方的正确介入为危机的解决争取更多的时间，防止负面影响的扩大和蔓延。特别是政府的介入，依靠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特殊地位，有时可能产生扭转乾坤的作用。因此，在处理重大的企业危机时，考虑合理的利用社会和政府的资源是极其必要而且有效的。
四、结论
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遭遇不同的危机。所以，企业应根据危机发生时所处的生命周期制定企业危机管理策略。首先，要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这样有助于提升危机预测能力；其次，伴随客观环境的变化进行组织系统的更新；再次，当企业进入成熟期或衰退期时，应进行业务流程再造，改变企业目前所处于的生命周期，使企业持续保持青春和活力；最后，建立企业危机预警系统对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风险进行适时监测、警报与预先控制。
总之，企业危机管理的应对策略就是要以企业的管理团队为核心，以全体员工为基础，以方案制度为依据，以内部控制为手段。调动社会和政府资源，构筑完整的危机应对网络，最终提高企业在市场激烈竞争中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参 考 文 献
[1]张芳.企业危机管理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科技与企业.2012（20）：78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最新经济特征；对策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必须科学准确把握、灵活审慎应对。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扩散蔓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对外开放依存度较低，因此危机的影响来得较慢。但从新疆伊犁州(直属八县两市简称伊犁州)和吉林省白城市两地情况分析可看出，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不够牢固，经济抗风险能力还很脆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一些新的特征。
(一)经济发展进入加速扩张阶段，但增长的强劲势头开始放缓
近年来，欠发达地区经济实现了连续快速增长。如，新疆伊犁州2005年生产总值增长13.3％，2006年生产总值增长13.8％。但从2008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年初看，国际金融危机对伊犁州经济产生了一定冲击，2009年1月，州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3.58亿元，同比下降19.7％，地方财政收入24 553万元，同比增长12.1％，增幅比去年同期减少48.3个百分点，比2008年末减少26.7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51.64亿元，同比增长0.6％。工业、建筑业贷款分别下降42％和12.9％，三大经济指标的回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对伊犁州经济的影响。(数据来源：2009年伊犁州统计信息)白城市2005—2008年gdp年均增幅2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幅40％以上，一般预算全口径财政收入年均增幅20％以上。这种情况表明，白城经济已进入加速扩张时期。但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白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也逐步显现甚至加深。
(二)工业化进入中期初始阶段，但企业运行出现困难
近年来，欠发达地区的工业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如，伊犁州目前工业化水平开始进入中级阶段，且工业化进程呈明显加快特征。2008年伊犁州人均生产总值达11469元，比2007年增长11.9％，经济发展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工业增加值增速较2007年放缓，由2007年增长26.8％，逐步放缓到25.2％。而2009年1月重点工业生产情况也自2005年高速增长后首次出现了下降。(数据来源：伊犁州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年以来，吉林省白城市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3.4％，2007年高达41.4％。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基本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全市工业经济增长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前5个月发展速度呈逐月上升态势，从6月份开始出现下滑，到2008年底，完成工业增加值37亿元，同比增长20％，比2007年增速下降6.2个百分点。影响最重的是汽车配件产业，到2008年10月末，全市汽车配套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同比仅增长7.7％，低于全市工业平均增速27.1个百分点。(数据来源：白城市2005—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此外，冶金、造纸、纺织、服装等生产企业也出现停产半停产问题。
(三)对外开放水平进入全面提升阶段，但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难度加大
伊犁州2008年落实招商引资项目312个。一批大企业、大集团落户伊犁，入驻的重要企业达147家，是项目开工最多、力度最大、投资最多的一年。(数据来源：伊犁州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年末以来，伊犁州招商引资工作的难度逐步加大。吉林省白城市近年来由于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2008年，全市引进域外资金200亿元，开工建设千万元以上重点项目206个，总投资1248亿元，完成投资206亿元。已有3个世界500强、12个国内500强企业到白城投资。(数据来源：白城市2005～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年末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使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出现了新变化。一是在建项目后续资金投入不足。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投资方的融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直接影响在建项目建设进度，有的甚至会暂时搁浅。二是外来企业进入工业园区势头减弱。
(四)特色资源进入加速开发利用转化阶段，但产业升级困难
近年来，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利用转化进入鼎盛时期，但由于产业升级困难，很难实现优势资源的转换。近年来，伊犁州紧紧依托资源，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农林牧渔业比例关系趋于合理，工业开始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化。2005年以来，伊犁州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整合步伐，优化资源配置，传统产业快速发展。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特色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产业升级更加困难。吉林省白城市主要开发项目有农副产品深加工、煤炭资源开发、风能开发、土地资源开发整理、水资源开发利用等。到去年上半年，资源开发利用转化形势较好，累计总投资达241.4亿元。但这些项目大多处在建设过程之中，还没有实现投产达产。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在这一背景下，白城市能源、农产品加工这两大新兴支柱产业刚刚起步就遇到困难，特别是刚刚启动生产的企业，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还没有开始实施，产业升级困难重重。
(五)劳务经济进入稳定成熟阶段，但农民工返乡问题比较突出
2008年伊犁州农民外出务工人数43.79万人次，比2007年同期增加10.16万人次，增长30.2％，劳务创收13.7亿元。(伊犁州2008年农业统计年报)国际金融危机也给州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工作带来严峻挑战，据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末因合同到期不再续签而返回的劳动力比2007年明显增加。吉林省白城市自2008年10月份后，外出的农民工出现了返乡潮。这次返乡农民工呈现出三多的特点，即省外返乡的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多、年龄偏大缺乏技能的多。目前，全市返乡的农民工有7 630人，占省外返乡总人数的22.2％。
(六)外贸进出口进入迅猛增长阶段，但质量和水平亟待提高
进入2003年后，伊犁州进出口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国际金融危机对该州商品出口造成一定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是出口企业经营成本增大，出口利润不断受到挤压，出口动力明显下降。二是出口加工企业生产量减少，面临有价无市的困境，制约工业经济增长。三是产品出口市场价格下降。近年来，吉林省白城市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外贸进出口呈现迅猛增长势头。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白城市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全市去年第四季度工业制成品扣除美元贬值及国内通胀因素，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接近于零。
二、欠发达地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
面对来势凶猛的全球金融风暴，如何正确认识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是欠发达地区亟待破解的难题。笔者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抓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着力推进产业升级
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要立足资源优势，加快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要把优化产业升级的重点放在成长性好、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转型升级潜力的优势产业和有发展后劲的重点项目上，放在鼓励企业创立自主品牌、引进先进设备、扩大内销、节能减排上。今后应重点抓好能源、绿色农产品加工这两大新兴支柱产业，依托资源重点发展传统优势产业，重点抓好工业园区新建企业。通过扶优扶强、扶大扶新，通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推进欠发达地区工业企业产业升级。
(二)着力推进招商引资
要围绕本地资源优势，从市场需求、融资渠道、经济效益等方面，精心论证、包装一批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项目，真正把丰富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继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集中时间外出招商，以招商洽谈会的形式广泛宣传、广泛推介、广泛联系，充分发挥企业在招商引资上的主体作用。当前，要紧紧抓住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调整结构的历史机遇，精心筛选，主动出击，积极争取国家项目支持。项目争取的核心就是“选得准、会争取、能干好”。“选得准”就是要学会找项目，学会从政策文件中、从横向比较中、从上级对口业务部门和经济需求程度中找个性化的项目。“会争取”就是要有挤、钻、恒、抢的精神，与有关部门联手，安排专人紧盯有望项目，并且善于应变。“能干好”就是要树立精品意识，用精品工程为今后争取项目奠定基础。
(三)着力优化发展环境
首先，加强硬环境建设。要抓住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机遇，提升欠发达地区“硬件”建设的档次和水平。目前要重点抓好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机场建设项目、铁路建设项目、引水工程建设项目等，以此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其次，加强“软环境”建设。要从党风、政风、民风和人文风气人手，从建设服务型机关、服务型社会人手，多管齐下，综合整治，全方位营造一个创业的良好社会风貌。要把领导干部抓优化环境作为政绩来考核，加大对不作为、乱作为的问责力度，规范行政审批行为，精简审批事项，提高审批时效。要大胆宽容创业的失误者，倡导一种在干事中积累经验、在干事中完善政策的风气，不断解放思想，树立“干大事、创大业、争一流、永不满足、跨越发展”的思想，形成“人人都是发展主体，人人都是发展环境”的良好氛围。认真落实招商代办制、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等制度，以长效机制保障环境优化。最后，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环境内容。要按照绿色发展理念，发展绿色经济。要抓好林业生态产业工程、引水工程、湿地保护工程，再造欠发达地区水肥草美、物茂林丰的秀美景象。
一、 资本积累方式的三次变迁与资本主义危机
自19世纪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21世纪初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经历了三次历史变迁。
1．旧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积累及帝国主义争霸战争。
15世纪末至18世纪晚期，这一阶段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主要目的是掠夺金银财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英法美等国为满足本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需要，发动侵略战争去拓展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在殖民地建立新的资本积累中心。到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各国垄断资产阶级到全球各地抢占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
1846～1850年，资本主义爆发了第一次严重的过度积累危机，欧洲地区经济出现崩溃，由此引发了遍及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解决危机，欧洲各国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进行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二是进行地理扩张，其中开拓跨大西洋贸易占据首要地位。但到了1860年中期，这些方式已没有能力吸收资本和劳动盈余。法国爆发了1871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美国在内战结束后也爆发了无产阶级运动。1870年后，欧洲的剩余资本被迫通过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在海外掠夺殖民地来应对国内的过度资本积累危机问题。因此，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渗透，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出路，这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政策的内在驱动力量和重要的经济根源。
在这一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两次世界大战。
2．二战后资本积累方式的变迁。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从发展中国家来看，由于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西方垄断资本转而采取以加强经济渗透与经济扩张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殖民主义”，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从属和依附地位。采取的手段主要有资本输出、不等价交换和金融垄断。
其次，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接受了美国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罗斯福“新政”所采用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开始了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建设，利润被重新投资于经济增长以及新技术、固定资本和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更新上。大规模民众消费刺激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及，使得工人阶级不仅成为扩大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且成为日益重要的实现剩余价值的消费中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战后，美国试图为资本主义各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以及资本的高速积累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并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推行“马歇尔计划”，对盟国进行强有力的经济援助。美国的大量海外直接投资流向欧洲，作为回报，美国向其他国家开放了国内市场，并接受了大量来自欧洲和日本的产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积累实现了快速增长。
3．由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转向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战后资产阶级现代自由主义派构筑的“以大规模群众性消费刺激大规模社会生产”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潜力已被耗尽，不但不能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导致严重的“滞胀”危机。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理论，长期运用赤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抑制经济危机，西方经济逐渐形成了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信用过度膨胀、通货膨胀严重、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的“四大病态”。另一方面，二战后阶级妥协和阶级调和的福利国家建设使工会力量得到增长，迫使社会支出和工资开支不断上涨，资本积累的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严重资本积累危机征兆的显露，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改变这种战后时期形成的资本积累模式和统治结构，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这“四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取代了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成为美英主流经济理论和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的基石。
二、 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的特征、表现形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方案，基本功能就是尽量为高利润的资本积累提供方便，把穷人的财富转入富人手中，把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转入美英发达国家特权阶级手中。
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方式主要采取三种途径：
〔关键词〕金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全球化；霸权资本
〔中图分类号〕F03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4）01-0042-03
尽管有学者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三种形态而非三个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1〕但是大部分学者还是以各种相近的称谓认可了金融资本主义〔2〕的定义，包括国际垄断资本主义〔3〕、金融垄断资本主义〔4〕、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5〕、金融帝国主义〔6〕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金融资本主宰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资本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美元霸权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主要支柱，由此决定了金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一、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
法国经济学家让・克罗特德罗奈提出“金融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定义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认为“金融资本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后力量和手段，是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广泛地‘再植入’的操作工具，这是资本主义的变动不居的本质。因为‘金融资本主导并决定资本主义的平行经济运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必然导向资本的金融化。’”〔7〕虽然与上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帝国主义提法略有不同，但与上述提法一样都准确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特点鲜明的国际金融垄断的新阶段。
学者尹斌认为当前世界体系的“本质可以概括为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资本本性是榨取利润，资本先从做贸易开始，是商业资本主义，后来为了更多更稳定地赚取利润，资本控制生产领域，成为产业资本主义，后来发现生产领域利润越来越低，又走向金融投机，成为金融资本主义。”〔8〕
20世纪7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金融资本主义得以确立的时间，主要表现为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资本迅猛发展，金融资本演变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仅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而日益膨胀，金融资本内部的金融业资本也相对于产业资本而日益膨胀，金融垄断资本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全球走向国际化。
二、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一，经济金融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首要特征。所谓经济金融化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地涌现，从商品生产派生出来的资金融通反过来主宰了商品生产，金融资本由此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者。”〔9〕北京大学李淑珍对此做出进一步阐释，“工业资本主义（或曰实体经济）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其主要标志就是金融资本脱离了实体经济，使经济的发展陷入结构性的矛盾之中。金融资本原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给实体经济融资，而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同实体经济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实体经济越来越依赖于金融资本，但金融资本却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它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更多的为自身‘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10〕这种被斯威齐称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正是支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第二，金融资本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金融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必然要求对外扩张，推行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以便将其垄断势力扩展到世界范围。”〔11〕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与全球化的结合使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润追逐，并形成超越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最终实现对全球经济的霸权统治。“金融资本全球化主要由金融资本或金融资本统治集团尤其是具有强大实力和明显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或者金融资本统治集团发起并主导的全球化，是高级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的全球化。金融资本具有规模大、强势、独占和霸权的特点，因此，金融资本全球化是一种规模巨大资本的全球化、强势资本的全球化、独占资本的全球化和霸权资本的全球化。”〔12〕
第三，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制。新自由主义体制推崇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主张放松或者解除金融监管并大力推进金融创新，为金融资本拓展了广阔的获利渠道。新自由主义体制从根本上讲是符合金融资本利益的资本积累方式，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行是金融资本“洗劫各国财富，构筑财富殖民地的基础。”〔13〕
第四，美元霸权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主要支柱。1973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就废除了金本位制，由美元来充当国际流通和结算货币。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这就意味着美国能够不生产，仅仅依靠印刷自身几乎无价值的美元纸币，就能一本万利地套购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真实价值的商品，服务和资源，这是美元霸权的基础，因而也是垄断了纸币发行权的美金融寡头集团洗劫世界财富的基础。“美国通过其强大的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力量，让信奉货币主义的各国央行不断地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对外战争以及美国公司收购外国经济制高点的行为融资。这是一种由美国政府长期高度介入，以剥削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核心的金融帝国主义。”〔14〕
三、金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金融资本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者，金融资本的统治必然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首先，金融资本的增值方式内在地决定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从抽象的特征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是一致的，均统一于资本‘增值性’这一根本特征。两者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最本质差异在于，产业资本通过M-C-M ′方式实现增值，而金融资本的投入与产出都是货币，其增值形式是M-M ′。”〔15〕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导致的结果是实体经济严重削弱，产品生产不足以支撑国家经济的运行，于是不断地发行国债为财政赤字融资，形成了债台高筑、入不敷出的局面。虚拟资本由于其虚拟性、投机性和不稳定性，必定会带来信用泡沫、资本泡沫、投资泡沫及负债泡沫。一旦经济体系当中有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会随之发生。
其次，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式，债务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形态。20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都是工业主导型，发生的金融危机多是共生金融危机，其原动力来自于工业领域。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16〕，金融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式。〔17〕所谓债务危机是指国家的信用或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而导致的系统性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避免金融上层建筑的崩溃，各国政府被迫投放大量的资金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政府负债和重新制造金融泡沫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手段，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大幅度上升，引发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作为一种危机形态主要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但是，“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来，欧元区的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先后遭受信用危机，受影响国家GDP占欧元区GDP的37%左右。这表明，债务危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主要危机形态。”〔18〕
第三，金融资本操纵并制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却能够集中货币的社会权力。以‘金融强权国家’为后盾的金融寡头统治集团，通过金融形态的资本流动，使世界上其他民族与国家陷入越来越深的归属与依附的境地。”〔19〕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首先以其雄厚资本，通过借贷或者投资等手段推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用投资取得当地发展的红利。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依附性经济。”〔20〕当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积累达到预设目标后，国际垄断资本通过改变经济环境，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下滑陷入危机，然后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抄底买进价格暴跌的各种资产，或者以控制经济命脉为目标，借机入主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企业，获取暴利。〔21〕
在金融资本主义构建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网络和“中心―”的世界经济结构中，“美国居于最核心，欧洲和日本处于次核心，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而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最。正是这一‘中心―’的世界经济结构使得美国可以通过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并借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新自由主义，强制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以此构建金融贸易自由化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平台，大肆掠食，攫取发展中国家财富，由此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动荡不安和国家债务的危机。发生在阿根廷、墨西哥、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一世界经济结构，通过金融资本的信贷杠杆掠夺财富，并以此转嫁其内部危机的结果。”〔22〕可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繁荣、危机和衰退已成为金融资本可以操纵和控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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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后来的景象。”对比与厘清英、美、日、韩等国家快速发展时期的特征、面临的问题、当时的处理措施及未来影响等，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对中国都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先发展国家的启示之下，我们可以避免走其他国家相同时期走过的老路，把握好当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对比英、美、日、韩等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果处理好这一时期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就能够很快上一个新台阶，处理不好，容易产生经济和社会危机：
――英国，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百年间经济加速发展，但并不能完全摆脱国内面临的诸如富人与穷人间的尖锐对立等社会问题。英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采取了多项社会改良政策，才没有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美国，从1870年到1929年的近60年实现了迅速崛起。一战后的2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到达新的高峰。但经济发展所掩盖的问题，如劳资关系紧张、分配不均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缺位问题，政府不懂宏观经济调控等，到1929年危机大爆发时才显示出来。
――日本，从1957年到1975年的近20年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5%。但上个世纪70年代的多党纷争、石油危机、通货膨胀等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使日本执政党面临政治危机。“危机补偿机制”及时开启，使日本政局和社会渐趋稳定。
――韩国，从1960年开始到1990年的近30年，经济奇迹般地实现了快速发展，保持了年均增长9%的高速。但在韩国经济起飞阶段的后期，一系列危机日渐暴露出来，使得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面前陷入困境。
――墨西哥，从1940年到1970年的30年间，创造了“墨西哥奇迹”。但是，1968年爆发的学生运动成为此后社会危机爆发的导火线。1970年推行了依靠双赤字来支撑的“分享发展战略”，快速发展却未能延续。
为此，本期特别策划，我们约请相关专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并收集整理了相关资料，以期从国际视野来审视中国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监管体制框架的重构和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成为各国关注的一个重大金融现象，家的金融监管体制和制度变革的取向因此就成为金融界讨论的重要变革议题。在我国界，有的学者对我国中央银行履行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兼容功能持不同观点，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一是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制变化的特征是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职能分离；二是市场开放程式较高。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的国家把中央银行的“两项职能”分离，更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和提高金融效率三是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质量，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供应完全以市场信号作为调节的导向，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的实现程度是中央银行履行功能唯一评价标准。笔者认为：任何一国的金融监管体制选择和制度变迁都是以本国相应的经济结构特征市场开放度、金融成熟度、银行业微观基础、监管水平等因素进行考量的，而不能强求设定某一种模式。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金融基本特点，我国中央银行兼容货币政策实施和金融监管职能仍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项金融制度选择，如果在尚不具备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分离的条件下强行分离，将因为中央银行的功能缺损而产生严重的离析负效应。
一、国外中央银行功能深化历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兼容与分离的三个阶段
从1857年英格兰银行成为真正中央银行为诞生标志，中央银行制度已有近150年的，以中央银行兼容和分离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两项职能”为划分标志，中央银行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57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这个时期各国建立的中央银行主要围绕“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三大职能进行。其职能的特点是服从政府财政的需要，主要任务包括统一货币发行，建立对银行的监管制度，组织票据的交换和清算，推行准备金制度等等。虽然，这个阶段中央银行制度是与其对金融业的监管紧密联系在一起，统一货币发行，实现对金融业的有效管理，但这个时期中央银行还不具备运用货币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职能。
第二阶段：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给中央银行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中央银行所急需解决的课题是如何适应政府调节经济和产业协调发展的需要，如何避免大范围的金融机构破产和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这个时期的中央银行制度实践特征表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是各国中央银行的两大主体职能，金融监管是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基础，金融监管制度如存款准备制度同时也是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金融监管，同时准确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又反过来带动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和注入新的监管。正是由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的需要，流动性管理成为金融监管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个时期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都兼容着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两项职能”。其联动的藕合效应得到充分释放。
第三阶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这个时期出现部分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职能相分离制度变迁的重大拐点。产生这种中央银行体制和制度变化的主要背景是：八十年代后期受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冲击，金融自由化一时成为潮流，金融创新产品的“衍生”开发和运用活动来势凶猛，金融制度改革的滞后危及到了金融体系的安全；原有不同类型的金融活动界限逐渐模糊，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许多国家主要的制度选择；在发达国家，对中央银行传统的货币政策从中介目标到政策工具都产生明显的变化，货币供应量与主要经济变量的数量关系变得越来越不明确，原来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存款准备金制度、贴现率等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运用货币政策的目的更完全地转向维持金融的安全和价格的稳定，而不再是简单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刺激需求；金融风险十分突出，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由于金融不稳定导致经济起伏甚至危机成为二十年来国际经济的重要特征，金融风险管理成为金融监管的核心内容和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家把金融监管的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出现了单独对银行监管的机构。
中央银行的发展全过程表明：中央银行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府对金融业监管的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同时承担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职能，说明这“两项职能”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互存性。这二十年来一些国家把中央银行所履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相分离与这个时期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以及本国的金融状况出现新的特征是紧密相连的。
二、各国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相分离的非一致性：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的制度模式和主要特点
（一）西方发达国家或化国家中央银行监管制度安排基本情况
监管的组织结构涉及到一国金融监管体系构成及各组成部门的职责分工、目标安排和协调运作。从现阶段发达国家或工业化国家中央银行是否对银行业进行金融监管来看，并不存在很明显的特征或可循，尤其从制度、经济规模、地域特点、中央银行是否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等方面更没有明显特征进行考量。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大致有一半国家的中央银行具有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两项职能”，其他国家将这“两项职能”分离。
（二）在部分发达国家中从中央银行分离出银行业的监管职能也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中央银行对监管机构仍具有控制力和渗透机制
将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出去的发达国家也并不否认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内在联系，为保证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运作，这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手段。主要特点有：一是金融监管当局隶属中央银行的领导之下；二是两类机构的高层决策者相互兼任；三是中央银行对监管银行业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并保留一定层面对银行进行检查的权利；四是建立了协商机制和沟通管道。
（三）一些国家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分离后，中央银行仍是银行业监管主体之一
反映在“两项职能”相分离的部分国家中，由于审慎监管原则和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有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仍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监管机构共同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如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有货币管理署、联邦储备体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各州监管机构。九十年代美国准备成立银行委员会负责银行业监管，但美联储认为联储不能没有监管职能，该改革方案没有通过。加拿大金融业的管理和调控虽然主要由金融管理局负责，但加拿大存款保险公司和加拿大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也负责对加拿大金融业的监管。作为中央银行的加拿大银行规定注册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规定它向注册银行贷款利率，必要时向注册银行进行道义劝说，上述三个机构协调对金融业进行监督与管理。还有如澳大利亚，虽然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除中央银行外有四大金融机构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对象进行监管），但同时保留了中央银行为实施货币政策所需要的监管职能。
三、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央银行兼容“两项职能”阶段：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经济金融环境特征及基础性条件
这个阶段，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持续半个世纪之久履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两项职能”，甚至象日本、韩国、英国在九十年代末期由于出现本国或本地区的金融危机才把金融监管的职能从本国中央银行分离出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经济特征的要求、金融环境背景以及中央银行功能合理性的需要。三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迫使西方国家必须尽快恢复经济景气，加快工业化进程，构筑国家雄厚的工业基础；高速发展的经济促进了金融的发展和繁荣，货币政策承担了重要的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任务；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政策工具主要围绕促进经济发展进行操作并具有强烈的敏感度；从金融机构风险方面去考察，化解风险从根本上说依赖于经济增长；金融分业经营和传统的金融业务占主导地位；中央银行不仅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而且作为“最后贷款人”为金融机构提供清算资金；各国的金融自由化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利率市场化、资本自由流动、国与国之间的金融渗透性和互补性受到金融开放程度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