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本刊采编部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外贸经营权由国有企业垄断。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只有10多家可以经营外贸进出口的全国性企业（中央外贸专业公司，属下有省分公司、市县支公司），而20多年后的今天，有外贸经营权的内资企业达到10多万家。我国对进出口经营权的管理也经历了几度放开的曲折经历，民营企业在获得外贸进出口经营权后进出口额飞速增长。如今，中国外经贸已进入了多种类型企业共同大发展的真正大经贸时代。
从审批制到登记制，民企进出口大飞跃
■ 文/卢小平
“民营经济”是一个大范畴，它是相对于传统的国有、国营经济而言的，侧重从经营方式、经营机制上划分企业的类型。“民营经济”又与“非公有制经济”有交叉，它不仅包括个体、私营经济，也包括国有民营、乡镇企业等经济成分。同样，本期专题中的“民营企业”也就是“民营经济”中的企业。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外贸经营权由国有企业垄断。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只有10多家可以经营外贸进出口的全国性企业（中央外贸专业公司，属下有省分公司、市县支公司），而20多年后的今天，有外贸经营权的内资企业达到10多万家。我国对进出口经营权的管理也经历了几度放开的曲折经历，民营企业在获得外贸进出口经营权后进出口额飞速增长。如今，中国外经贸已进入了多种类型企业共同大发展的真正大经贸时代。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外贸经营权审批制。上世纪80年代，经审批，一批又一批（少量的）国营企业先后成为地方外贸公司、工贸公司、农贸公司、技贸公司等有进出口权的企业。据外经贸部负责人1999年初介绍，1998年我国外经贸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我国在适应市场经济、同国际接轨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进一步放开了进出口经营权，对国家重点联系的千户国有企业实行了进出口经营权登记备案制，并从1999年1月起将进出口经营权登记备案制扩大到全国6800多家大型工业企业；1998年末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1999年1月1日正式实施，1月4日首批20家私营生产企业已获得进出口权。据有关人士介绍，私营企业以前之所以未能在对外贸易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原因在于自营进出口权受到限制。《暂行规定》的正式实施后，极大地拓展了私营企业的外贸发展空间。而实现贸易主体由以国有专业外贸公司为主向私营企业转变是加入WTO的要求。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按照中国入世谈判中的承诺，入世后，经过三年过渡期，对外贸易将全面推行登记备案制，企业只需到主管部门登记，即可从事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这种登记备案制是一种自动登记的方式，不再是行政审批，不对外贸经营者取得经营权构成任何障碍，只为政府的监管提供一定的信息基础。
一、中国对外贸易所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的对外贸易存在着非市场化的问题
1.国内企业要出口产品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大多数生产企业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出口产品。
虽然我国对传统的贸易体制不断进行改革，如赋予若干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权，但是，获得进出口自营权的仅仅只是少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包括少数科研机构），而且其进出口自营权仍然受到很久的约束，经营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拥有进出口自营权的生产企业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完全自主地经营进出口业务。此外，虽然我国也允许私营企业获得进出口自营权，但进入门槛很高，数量极其有限。总之，我国的外贸经营权仍然是由国家控制的，（注：政府对外贸经营权的管制实际上是一种非关税壁垒。）只有少数生产企业有权可以直接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大多数企业并不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出口产品。这些没有进出口自营权的企业要出口产品，就只能通过国有外贸公司。这意味着，对于大多数没有进出口权的生产企业来说，它们并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因而同国际市场之间实际上仍然存在着“隔层”。（注：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政府曾提出了“工贸结合”的改革思路，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有外贸公司和国有生产企业都没有独立的财产，因此，我国外贸公司同生产企业之间的“工贸结合”大多是在政府的策划下采取行政合并的方法进行的，而不是通过产权交易组合而成的，这不但起不到优势互补的作用，反而导致企业内部管理及协调成本过高，形成边际成本高于平均成本的“规模不经济”局面。总之，我国生产企业同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问题并没有真正彻底地解决。）
由于外贸经营权由政府行政审批，哪些生产企业能进入国际市场完全由政府指定，因此，在缺乏市场竞争和筛选、淘汰机制的情况下，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并不一定就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这样就必然会造成对外贸易的低效率。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生产企业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因此，国内许多生产企业就不可能完全自由灵活地根据国内外市场的供求状况，及时生产出完全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我国的出口，这就人为地压抑了我国的出口供给弹性。
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的私营企业（注：“私营企业”是我国的一种特殊提法，事实上，企业只存在因其所承担的财产责任或民事责任的不同（既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而出现企业组织形态不同的问题，而不存在因所有者身份不同而导致企业性质不同的问题。）在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下并不能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因此，这就不利于使我国持续涌现出更多的完全自负盈亏，因而真正具有内在动力和压力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出口的市场主体，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人均出口额的不断增长。（注：目前中国虽然跻身于世界第七大贸易实体，但与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相比则显得人均贸易额或出口额并不高，如人口只有五千多万的英国和法国1999年却分别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第四和第五位。）可见，对私营企业的出口限制实际上是对中国出口扩张能力的人为限制。
此外，虽然我国的外贸公司在政府的保护下垄断了我国的进出口，但我国的国有外贸公司却因规模小而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且，由于这些国有外贸企业并不承担经营亏损的最终财产责任，因此，各国有外贸企业为了扩大出口，而往往不负责任地对内抬价收购、对外低价竞销。国有外贸企业相互之间这种没有内在约束的无序竞争，不但造成出口秩序混乱、而且增加了我国的出口换汇成本，降低了我国的贸易利得(Gains)。
2.我国在进口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政府管制，进口的市场化或自由化程度更低
虽然我国自1992年以来不断降低关税，但我国降低关税的政策意图实际上是侧重在缓解我国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同时扩大资本品或技术设备的进口（中国进口中的80%以上是资本品），以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率，而并不是着眼于通过实现进口的自由化，以引入国际市场的竞争机制。而且，虽然我国不断削减非关税壁垒，但实际上我国对一些已经取消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进口商品仍然存在着不同名目的数量限制，一些需要进口品的投资项目需要事先得到政府的立项批准或政府部门的政策性指导。同时，中国在进口的程序上也存在着一些事实上的管制（如需要若干个政府部门的盖章认可，进口手续过于繁琐等）。此外，在政府对进口进行严格管制的同时，我国对许多产品（如原油、成品油、农产品等）的进口仍实行国家垄断，这种进口垄断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关税壁垒。
我国对进口进行管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某些行业或企业（特别是保护了国有企业），但却因减弱了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同时使国内企业得不到低成本的生产投入品，从而降低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
（二）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缺乏规模经济的内在动力
按照新贸易理论中的基本观点，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是为了通过进入国际市场，以扩大产品的市场销售，使企业能在扩大市场份额的基础上生产更多的产品，从而降低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从而有利于降低产品的价格，这样就能大大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但我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并没有真正实现规模经济，许多企业完全只是为了出口而出口，为了创汇而出口，而并不一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或创造利润而出口。由于我国企业（包括外贸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因此，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普遍较高，生产率普遍较低，这样，我国出口产品的换汇成本也就自然很高。
（三）我国的出口结构仍存在着技术档次及附加价值低的问题
中国出口竞争力强的工业产品主要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纺织、服装、鞋帽、玩具及日用消费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很大比重），这些产品的产品链条短，附加价值低。目前，中国出口量最大的10类产品中有9类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如鞋、玩具和运动用品，以及布料和服装等）。
目前，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虽快，但主要依靠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而且我国机电产品一般档次较低，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不 高，缺乏有后劲的支柱产品，支柱产业的出口能力尚未形成规模。同时，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特别是已拥有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很小，只有15%（世界十大出口国平均为40%左右），且多数还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此外，中国的服务贸易（包括银行、保险、电信、法律、会计、资讯行业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十分薄弱，出口创汇能力不强。
还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加工贸易的发展。在加工贸易中，只要加工产品本身是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那么，反映在统计中就是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但实际上国内大量加工过程比较短暂，附加价值并不高。可见，建立在加工贸易基础上的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还不能说明我国的出口结构已真正实现了高级化。
二、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产权问题
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如果将这一观点引进到国际贸易理论之中，则我们就可得出这样一个新理论观点：国际贸易的实质实际上是产权在国际间的交易。既然如此，本文就从产权这个角度来剖析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以便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并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提供正确的发展思路。
（一）中国贸易非市场化的根源是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
既然国际贸易的实质实际上是产权在国际间的交易，因此，国际贸易市场化或自由化的实质则是产权在国际间的自由交易。这意味着，一国要真正实现对外贸易的自由化，最根本的是本国的微观经济主体不但完全有权在国内外独立地获得或拥有财产，而且还能在国内外自由地进行产权交易。可见，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前提是财产权分散化的产权制度。
而我国目前的产权制度特征是：(1)绝大多数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及企业家才能等）的产权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且国家的财产权利是凌驾在其他一切财产权利之上的特殊的财产权利。(2)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公司）没有独立的财产（即对企业的净资产没有所有权）。(3)私营企业的财产权没有真正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护。
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由于国家（事实上是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部分生产要素的产权，且国家的财产权利是凌驾于其他一切财产权利之上的特殊的财产权利，因此，政府就自然仍是最主要的经济决策者或经济活动组织者，在这种情况下，进出口经营权也就自然控制在政府手中，这意味着，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微观经济主体是很难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的。
事实上，在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公司）没有独立的财产，因而无法真正独立地承担经营亏损（包括进出口亏损）财产责任的情况下，也不能让国有企业掌握完全的进出口自营权。因为，如果让这些不承担进出口亏损责任，因而没有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的企业都可以完全自由地从事对外贸易，则有可能导致不计成本的对外恶性竞争现象，从而既会导致我国对外贸易秩序的混乱，同时又会大大降低我国的贸易利得。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也不得不对外贸经营权实行审批制。
此外，由于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私营企业的财产权没有真正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就很难被视为是私营企业的一项天赋权利或自然权利。私营企业要获得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的权利，就只能由政府批准赋予。
（二）传统的产权制度人为地限制了我国企业规模的扩张
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由于国家为保护自己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并不鼓励其他财产所有者对国有企业投资入股，而且，由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和职工对企业净财产并没有所有权，因此，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和职工也没有内在的动力不断扩充企业的净资产，这就导致国有企业缺乏内在的规模扩张机制。同时，由于国有企业并不是拥有独立财产的产权主体或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对其所占用的财产并不享有所有权，因此，国有企业之间不可能进行真正的会发生所有权转移（所有权永远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兼并或收购活动，这又使得我国的国有企业缺乏外在的规模扩张机制。此外，由于私营企业的财产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私营业主对其财产所有权的长期归属也缺乏信心，这样，我国的私营业主也没有内在的动力不断扩大企业的规模，等等。总之，由于我国的企业缺乏内在和外在的规模扩张机制，因此，这就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缺乏规模经济的内在动力。
（三）中国出口品技术档次低下的根源是制度的限制
由于在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中，国有企业之间不可能有真正激烈的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且国有企业因没有独立的财产而不可能真正承担经营风险或亏损的财产责任，同时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及职工对采用先进技术所形成的企业财产并不拥有所有权，技术并不能通过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变成有回报的投资（杨小凯，1998），因此导致国有企业既没有外在的压力，同时又没有内在的动力和压力不断地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这一切都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力、动力及压力，从而自然会导致我国出口品的技术档次低下。
（四）在本国企业竞争力低下的情况下，政府也难以完全实现进口的自由化。
由于传统的产权制度导致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竞争力低下，产品生产成本过高且质量较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现进口贸易的自由化，则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就有可能因无法同国外企业竞争而面临破产倒闭的命运。这样，政府就不得不对进口实行事实上的管制政策，以保护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可见，中国对进口进行管制的实质是为了保护国内的国有企业，保护传统的产权制度。
总之，以上分析充分证明：阻碍中国对外贸易自由化及真正成为世界贸易强国的根本原因是传统产权制度的限制。
三、产权改革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为真正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自由化并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贸易强国，我们应进行实现财产权分散化的制度改革，从而使我国的微观经济主体都成为真正拥有独立财产的所有者或产权主体，并规定各所有者的财产权利一律平等。
进行这种实现财产权分散化，并规定各所有者财产权利一律平等的制度改革，将会自然创造出众多真正拥有完全财产权利（包括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和对外投资活动的财产权利）及经济决策权的市场主体或企业，（注：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企业组织形式将不再按所有者身份或性质的不同而划分为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而只按所有者对企业经管所承担的财产责任的不同而划分为独资，合伙企业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且所有的企业都将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竞争。在这个基础上，就不会再存在什么“私营企业”的特殊问题。）这样，我国的所有企业都完全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自己所认为的合适方式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自由投资。（注：这意味着，我国的企业是否应成为集科研开发、生产、投资、贸易、金融为一身的综合商社或大型企业集 团应完全由企业根据国内外市场状况由自己决定，政府不应人为地代替市场主体设计企业发展模式。）同时，由于产权改革将创造所有市场主体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环境，因此，以保护人们的财产权不受侵犯为基本职责的政府未经法律授权就不能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随意进行人为的干预，否则就是侵犯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这意味着，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政府将不能再运用行政权力直接组织或垄断经济活动（包括进出口贸易活动）。可见，进行财产权分散化的产权改革将会自然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或自由化，并实现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一体化经营（即国内企业可以同时自由地从事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
实现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使我国的所有企业都可以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这就意味着将自动撤除国内生产企业同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从而使我国的所有企业都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以便灵敏地根据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及时生产出完全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而且，由于我国的所有企业都是完全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我国的企业既必须完全独立地承担出口亏损的财产责任，同时又可以完全独立地获得出口盈利所带来的好处，显然，这种完全自负盈亏的企业将真正具有内在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在生产及进出口贸易活动中力求做出最佳的生产经营或进出口决策，以便根据国内外市场状况和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口机会成本最低的产品，而进口机会成本最高的产品，即为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而出口，为利用别国的比较优势而进口，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而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企业会真正具有内在的动力和压力完全根据国内外价格体系的差异以及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不断地比较产品的生产成本及国际市场上的消费者愿意支付或能够支付的价格，并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尽力以最低的机会成本生产国际市场最需要，因而价格及质量最高的产品，从而使我国的产品真正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可见，产权改革基础上的贸易自由化，不但不会出现能在国际市场上盈利的产品难以出口，而不盈利或亏损的产品又大量出口，以及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的企业相互之间因进行没有成本约束的无序竞争，导致出口秩序混乱和出口换汇成本不断上升等“一放就乱”的现象，反而会通过市场的筛选、竞争及淘汰机制最终使得只有那些真正最有效率，成本最低，产品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大量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而那些低效率的，产品根本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就自然被市场所淘汰，这样就能根本消除出口秩序混乱和出口换汇成本不断上升等“一放就乱”的现象，从而大大地提高我国的出口创汇能力及对外贸易的效率。而且，由于产权改革将不断创造出更多的完全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不断扩大出口的高效率的企业，因此，这就能极大地推动我国人均出口额的不断增长。
同时，在合理的产权制度中，由于企业成立的首要前提是拥有独立的财产，因此，这就将从根本上奠定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机制。而且，由于企业的投资者对企业财产拥有真正的永久性所有权，因此，企业的所有者及经理人员也会有真正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为获得更多的所有者权益而不断扩充企业的净资产，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及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这就自然形成企业规模的内在扩张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企业对其净资产享有所有权，因此，企业之间就真正发生为争夺所有权而进行的市场兼并或收购活动，从而真正形成企业规模的外在扩张机制。可见，产权改革将真正有利于使规模经济成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市场动力。
此外，由于产权改革将使我国的所有企业必须真正由自己承担亏损的财产责任，这样，我国的所有企业就会有真正的内在压力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以避免亏损。另一方面，由于产权改革将创造出众多相互公平竞争的企业，这样，我国的企业就自然有外在的市场压力通过不断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以通过降低产品的价格来扩大市场份额，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而且，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人们对开发技术所形成的财产拥有所有权，这样，人们也会有真正的内在动力为积累财富而不断地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我国的技术就自然会不断进步，这样，我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就自然会不断增长，从而将根本改变我国出口品的技术档次较低的问题。
一、中国对外贸易所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的对外贸易存在着非市场化的问题
1.国内企业要出口产品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大多数生产企业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出口产品。
虽然我国对传统的贸易体制不断进行改革，如赋予若干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权，但是，获得进出口自营权的仅仅只是少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包括少数科研机构），而且其进出口自营权仍然受到很久的约束，经营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拥有进出口自营权的生产企业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完全自主地经营进出口业务。此外，虽然我国也允许私营企业获得进出口自营权，但进入门槛很高，数量极其有限。总之，我国的外贸经营权仍然是由国家控制的，（注：政府对外贸经营权的管制实际上是一种非关税壁垒。）只有少数生产企业有权可以直接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大多数企业并不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出口产品。这些没有进出口自营权的企业要出口产品，就只能通过国有外贸公司。这意味着，对于大多数没有进出口权的生产企业来说，它们并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因而同国际市场之间实际上仍然存在着“隔层”。（注：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政府曾提出了“工贸结合”的改革思路，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有外贸公司和国有生产企业都没有独立的财产，因此，我国外贸公司同生产企业之间的“工贸结合”大多是在政府的策划下采取行政合并的方法进行的，而不是通过产权交易组合而成的，这不但起不到优势互补的作用，反而导致企业内部管理及协调成本过高，形成边际成本高于平均成本的“规模不经济”局面。总之，我国生产企业同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问题并没有真正彻底地解决。）
由于外贸经营权由政府行政审批，哪些生产企业能进入国际市场完全由政府指定，因此，在缺乏市场竞争和筛选、淘汰机制的情况下，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并不一定就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这样就必然会造成对外贸易的低效率。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生产企业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因此，国内许多生产企业就不可能完全自由灵活地根据国内外市场的供求状况，及时生产出完全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我国的出口，这就人为地压抑了我国的出口供给弹性。
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的私营企业（注：“私营企业”是我国的一种特殊提法，事实上，企业只存在因其所承担的财产责任或民事责任的不同（既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而出现企业组织形态不同的问题，而不存在因所有者身份不同而导致企业性质不同的问题。）在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下并不能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因此，这就不利于使我国持续涌现出更多的完全自负盈亏，因而真正具有内在动力和压力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出口的市场主体，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人均出口额的不断增长。（注：目前中国虽然跻身于世界第七大贸易实体，但与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相比则显得人均贸易额或出口额并不高，如人口只有五千多万的英国和法国1999年却分别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第四和第五位。）可见，对私营企业的出口限制实际上是对中国出口扩张能力的人为限制。
此外，虽然我国的外贸公司在政府的保护下垄断了我国的进出口，但我国的国有外贸公司却因规模小而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且，由于这些国有外贸企业并不承担经营亏损的最终财产责任，因此，各国有外贸企业为了扩大出口，而往往不负责任地对内抬价收购、对外低价竞销。国有外贸企业相互之间这种没有内在约束的无序竞争，不但造成出口秩序混乱、而且增加了我国的出口换汇成本，降低了我国的贸易利得(Gains)。
2.我国在进口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政府管制，进口的市场化或自由化程度更低
虽然我国自1992年以来不断降低关税，但我国降低关税的政策意图实际上是侧重在缓解我国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同时扩大资本品或技术设备的进口（中国进口中的80%以上是资本品），以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率，而并不是着眼于通过实现进口的自由化，以引入国际市场的竞争机制。而且，虽然我国不断削减非关税壁垒，但实际上我国对一些已经取消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进口商品仍然存在着不同名目的数量限制，一些需要进口品的投资项目需要事先得到政府的立项批准或政府部门的政策性指导。同时，中国在进口的程序上也存在着一些事实上的管制（如需要若干个政府部门的盖章认可，进口手续过于繁琐等）。此外，在政府对进口进行严格管制的同时，我国对许多产品（如原油、成品油、农产品等）的进口仍实行国家垄断，这种进口垄断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关税壁垒。
我国对进口进行管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某些行业或企业（特别是保护了国有企业），但却因减弱了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同时使国内企业得不到低成本的生产投入品，从而降低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
（二）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缺乏规模经济的内在动力
按照新贸易理论中的基本观点，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是为了通过进入国际市场，以扩大产品的市场销售，使企业能在扩大市场份额的基础上生产更多的产品，从而降低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从而有利于降低产品的价格，这样就能大大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但我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并没有真正实现规模经济，许多企业完全只是为了出口而出口，为了创汇而出口，而并不一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或创造利润而出口。由于我国企业（包括外贸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因此，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普遍较高，生产率普遍较低，这样，我国出口产品的换汇成本也就自然很高。
（三）我国的出口结构仍存在着技术档次及附加价值低的问题
中国出口竞争力强的工业产品主要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纺织、服装、鞋帽、玩具及日用消费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很大比重），这些产品的产品链条短，附加价值低。目前，中国出口量最大的10类产品中有9类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如鞋、玩具和运动用品，以及布料和服装等）。
目前，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虽快，但主要依靠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而且我国机电产品一般档次较低，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不高，缺乏有后劲的支柱产品，支柱产业的出口能力尚未形成规模。同时，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特别是已拥有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很小，只有15%（世界十大出口国平均为40%左右），且多数还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此外，中国的服务贸易（包括银行、保险、电信、法律、会计、资讯行业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十分薄弱，出口创汇能力不强。
还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加工贸易的发展。在加工贸易中，只要加工产品本身是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那么，反映在统计中就是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但实际上国内大量加工过程比较短暂，附加价值并不高。可见，建立在加工贸易基础上的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还不能说明我国的出口结构已真正实现了高级化。
二、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产权问题
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如果将这一观点引进到国际贸易理论之中，则我们就可得出这样一个新理论观点：国际贸易的实质实际上是产权在国际间的交易。既然如此，本文就从产权这个角度来剖析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以便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并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提供正确的发展思路。
（一）中国贸易非市场化的根源是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
既然国际贸易的实质实际上是产权在国际间的交易，因此，国际贸易市场化或自由化的实质则是产权在国际间的自由交易。这意味着，一国要真正实现对外贸易的自由化，最根本的是本国的微观经济主体不但完全有权在国内外独立地获得或拥有财产，而且还能在国内外自由地进行产权交易。可见，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前提是财产权分散化的产权制度。
而我国目前的产权制度特征是：(1)绝大多数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及企业家才能等）的产权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且国家的财产权利是凌驾在其他一切财产权利之上的特殊的财产权利。(2)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公司）没有独立的财产（即对企业的净资产没有所有权）。(3)私营企业的财产权没有真正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护。
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由于国家（事实上是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部分生产要素的产权，且国家的财产权利是凌驾于其他一切财产权利之上的特殊的财产权利，因此，政府就自然仍是最主要的经济决策者或经济活动组织者，在这种情况下，进出口经营权也就自然控制在政府手中，这意味着，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微观经济主体是很难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的。
事实上，在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公司）没有独立的财产，因而无法真正独立地承担经营亏损（包括进出口亏损）财产责任的情况下，也不能让国有企业掌握完全的进出口自营权。因为，如果让这些不承担进出口亏损责任，因而没有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的企业都可以完全自由地从事对外贸易，则有可能导致不计成本的对外恶性竞争现象，从而既会导致我国对外贸易秩序的混乱，同时又会大大降低我国的贸易利得。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也不得不对外贸经营权实行审批制。
此外，由于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私营企业的财产权没有真正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就很难被视为是私营企业的一项天赋权利或自然权利。私营企业要获得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的权利，就只能由政府批准赋予。
（二）传统的产权制度人为地限制了我国企业规模的扩张
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由于国家为保护自己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并不鼓励其他财产所有者对国有企业投资入股，而且，由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和职工对企业净财产并没有所有权，因此，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和职工也没有内在的动力不断扩充企业的净资产，这就导致国有企业缺乏内在的规模扩张机制。同时，由于国有企业并不是拥有独立财产的产权主体或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对其所占用的财产并不享有所有权，因此，国有企业之间不可能进行真正的会发生所有权转移（所有权永远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兼并或收购活动，这又使得我国的国有企业缺乏外在的规模扩张机制。此外，由于私营企业的财产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私营业主对其财产所有权的长期归属也缺乏信心，这样，我国的私营业主也没有内在的动力不断扩大企业的规模，等等。总之，由于我国的企业缺乏内在和外在的规模扩张机制，因此，这就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缺乏规模经济的内在动力。
（三）中国出口品技术档次低下的根源是制度的限制
由于在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中，国有企业之间不可能有真正激烈的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且国有企业因没有独立的财产而不可能真正承担经营风险或亏损的财产责任，同时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及职工对采用先进技术所形成的企业财产并不拥有所有权，技术并不能通过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变成有回报的投资（杨小凯，1998），因此导致国有企业既没有外在的压力，同时又没有内在的动力和压力不断地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这一切都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力、动力及压力，从而自然会导致我国出口品的技术档次低下。
（四）在本国企业竞争力低下的情况下，政府也难以完全实现进口的自由化。
由于传统的产权制度导致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竞争力低下，产品生产成本过高且质量较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现进口贸易的自由化，则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就有可能因无法同国外企业竞争而面临破产倒闭的命运。这样，政府就不得不对进口实行事实上的管制政策，以保护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可见，中国对进口进行管制的实质是为了保护国内的国有企业，保护传统的产权制度。
总之，以上分析充分证明：阻碍中国对外贸易自由化及真正成为世界贸易强国的根本原因是传统产权制度的限制。
三、产权改革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为真正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自由化并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贸易强国，我们应进行实现财产权分散化的制度改革，从而使我国的微观经济主体都成为真正拥有独立财产的所有者或产权主体，并规定各所有者的财产权利一律平等。
进行这种实现财产权分散化，并规定各所有者财产权利一律平等的制度改革，将会自然创造出众多真正拥有完全财产权利（包括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和对外投资活动的财产权利）及经济决策权的市场主体或企业，（注：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企业组织形式将不再按所有者身份或性质的不同而划分为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而只按所有者对企业经管所承担的财产责任的不同而划分为独资，合伙企业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且所有的企业都将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竞争。在这个基础上，就不会再存在什么“私营企业”的特殊问题。）这样，我国的所有企业都完全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自己所认为的合适方式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自由投资。（注：这意味着，我国的企业是否应成为集科研开发、生产、投资、贸易、金融为一身的综合商社或大型企业集团应完全由企业根据国内外市场状况由自己决定，政府不应人为地代替市场主体设计企业发展模式。）同时，由于产权改革将创造所有市场主体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环境，因此，以保护人们的财产权不受侵犯为基本职责的政府未经法律授权就不能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随意进行人为的干预，否则就是侵犯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这意味着，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政府将不能再运用行政权力直接组织或垄断经济活动（包括进出口贸易活动）。可见，进行财产权分散化的产权改革将会自然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或自由化，并实现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一体化经营（即国内企业可以同时自由地从事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
实现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使我国的所有企业都可以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这就意味着将自动撤除国内生产企业同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从而使我国的所有企业都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以便灵敏地根据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及时生产出完全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而且，由于我国的所有企业都是完全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我国的企业既必须完全独立地承担出口亏损的财产责任，同时又可以完全独立地获得出口盈利所带来的好处，显然，这种完全自负盈亏的企业将真正具有内在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在生产及进出口贸易活动中力求做出最佳的生产经营或进出口决策，以便根据国内外市场状况和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口机会成本最低的产品，而进口机会成本最高的产品，即为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而出口，为利用别国的比较优势而进口，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而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企业会真正具有内在的动力和压力完全根据国内外价格体系的差异以及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不断地比较产品的生产成本及国际市场上的消费者愿意支付或能够支付的价格，并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尽力以最低的机会成本生产国际市场最需要，因而价格及质量最高的产品，从而使我国的产品真正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可见，产权改革基础上的贸易自由化，不但不会出现能在国际市场上盈利的产品难以出口，而不盈利或亏损的产品又大量出口，以及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的企业相互之间因进行没有成本约束的无序竞争，导致出口秩序混乱和出口换汇成本不断上升等“一放就乱”的现象，反而会通过市场的筛选、竞争及淘汰机制最终使得只有那些真正最有效率，成本最低，产品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大量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而那些低效率的，产品根本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就自然被市场所淘汰，这样就能根本消除出口秩序混乱和出口换汇成本不断上升等“一放就乱”的现象，从而大大地提高我国的出口创汇能力及对外贸易的效率。而且，由于产权改革将不断创造出更多的完全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不断扩大出口的高效率的企业，因此，这就能极大地推动我国人均出口额的不断增长。
同时，在合理的产权制度中，由于企业成立的首要前提是拥有独立的财产，因此，这就将从根本上奠定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机制。而且，由于企业的投资者对企业财产拥有真正的永久性所有权，因此，企业的所有者及经理人员也会有真正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为获得更多的所有者权益而不断扩充企业的净资产，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及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这就自然形成企业规模的内在扩张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企业对其净资产享有所有权，因此，企业之间就真正发生为争夺所有权而进行的市场兼并或收购活动，从而真正形成企业规模的外在扩张机制。可见，产权改革将真正有利于使规模经济成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市场动力。
此外，由于产权改革将使我国的所有企业必须真正由自己承担亏损的财产责任，这样，我国的所有企业就会有真正的内在压力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以避免亏损。另一方面，由于产权改革将创造出众多相互公平竞争的企业，这样，我国的企业就自然有外在的市场压力通过不断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以通过降低产品的价格来扩大市场份额，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而且，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人们对开发技术所形成的财产拥有所有权，这样，人们也会有真正的内在动力为积累财富而不断地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我国的技术就自然会不断进步，这样，我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就自然会不断增长，从而将根本改变我国出口品的技术档次较低的问题。
在进行的WTO多哈农业谈判中，“出口国营贸易企业”（exporting state trading enterprises）议题格外引人关注，即如何处理部分成员在农产品出口方面维持的国营贸易行为。美国、欧盟坚持认为，出口国营贸易对农产品出口造成扭曲，导致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因此曾一度要求完全取消出口国营贸易，尤其是垄断性的出口国营贸易（即出口国营贸易垄断权）。而目前维持了这种作法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成员和中国、南非等发展中成员曾坚持认为WTO现有纪律已经对国营贸易提供了足够的约束，国营贸易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补贴，反对取消国营贸易或者出口国营贸易垄断权。在去年8月1日各成员达成框架协议后，双方的讨论逐步集中在出口国营贸易中的两个问题上，即补贴行为（如政府出资、承担亏损或提供优惠贷款等）以及垄断权，目前谈判仍在进行当中，尚未达成任何结果。与此相关联的是，美国规定了一些反垄断法的“例外”，受惠企业也可被归为某种意义上的农产品“出口国营贸易企业”之列，具体情况如下：美国反垄断法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禁止企业或经营个体之间结成联盟或者协议，对市场价格等进行控制并攫取暴利的行为，以确保市场的充分竞争。但是，美国同时也规定了一些例外，尤其是在农业方面，规定农产品生产者或销售者的一些联盟或协议行为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
美国反垄断法的农业例外
凯伯―沃尔斯塔德法案（Capper-Volstead Act）
“凯伯―沃尔斯塔德法案”的正式名称为“授权农产品生产者结成联盟的法案”（Act to Authorize Association of Producer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颁布于1922年，授权农产品生产者结成联合体，共同加工、处理、销售其所生产的农产品，并为此签署合同、协议或雇佣共同的销售，不受垄断法的约束。该法案所定义的“农产品生产者”范围较广，包括农民、种植者、牧场主、牛奶场主、干果或水果栽培者。这些农产品生产者只要在形式上满足该法案的要求（如一个成员只有一个投票权、每年分红不得超过股本的8%以及只能经营其成员生产的产品等），就可以组成各种形式的联合体。受该法案保护的行为也较为广泛，包括“加工、销售前准备、处理或销售”，而且，其所指的“销售”不仅包括在美国的跨州销售（interstate commerce），也包括对国外市场的销售（foreign commerce），即通常所说的“出口”。由于该法案使单个农户在免受反垄断法约束的前提下能够组成联合体，增强了他们面对大的采购公司的谈判力量，通过提高价格增加收益，因此出台后受到了美国农产品生产者的普遍欢迎。截止到1995年底，美国农产品生产者共组成了4006个联合体，涉及成员377万户。在“凯伯―沃尔斯塔德法案”初步获得成功的基础上，美国于1926年又颁布了“合作销售法案”（Cooperative Marketing Act），进一步扩大了对农业联合体或其的授权范围，允许农民通过其联合体或就产品、市场和价格等交换信息、加强协调，并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同时，为防止农产品购买商抵制农民组成的联合体，美国于1967年又颁布了“农业公平行为法案”（Agricultural Fair Practices Act），规定如果购买商因为农民组成联合体而拒绝采购其产品或采取其他方式予以抵制，农民可以向美国农业部农产品购买商的不当行为。
出口贸易公司法案（Export Trading Company Act）
该法案颁布于1982年，主要目的是通过鼓励向生产商和供货商提供更好的出口贸易服务、改善贸易融资条件等促进美国的出口。其中一条重要的规定是，美国农业部可向美国公司发放“审查许可”（certificate of review），授权这些公司组织合资出口的出口贸易公司或达成联合的出口安排，从而达到规模效益、分散风险，并避免在国外市场上的内部竞争。此外，该法案第306节还明确规定不能根据反垄断法对已获得“审查许可”的公司提起“任何刑事或民事诉讼”，从而豁免了反垄断法对这些公司的约束。出口贸易公司法案虽然并不专门针对农产品出口，但农产品出口是其重点行业之一。在法案的前言部分就明确表示：“虽然美国是世界上首要的农业出口国，但由于没有通过出口贸易公司，许多农产品并未广泛和有效地得以销售到国外市场。”而且，该法案生效后，主要的受益方之一也是农产品经营企业。据《美国商业》（Business America）统计，截止到1987年初，在累计颁发的71份“审查许可”中，有25份的经营产品目录中包括农产品，其中15份则完全是农产品，涉及的农产品有大米、李子、葡萄干、樱桃、山核桃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该法案受益的并不都是私营企业，部分也带有明显的政府色彩。例如，美国弗吉尼亚州港务局就曾成立一个非营利的公司―VEXTRAC有限公司，并获得美国农业部颁发的“审查许可”，被授权向该州的企业提供营销、金融和运输服务。
上述例外与“出口国营贸易企业”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外贸借权；外贸；出口退税
外贸借权经营是我国现行外贸体制下普遍存在的现象，曾对我国外贸进出口方面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多和我国外贸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外贸借权经营的危害日益显露，国家有关部门近年来多次下发通知，禁止各类企业以借权经营等方式从事进出口业务。外贸借权广泛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国内有进出口需求的而不享有外贸进出口权的企业与享有进出口权企业的利益输送。享有进出口权的企业非法出卖自己的外贸经营权，而不享有进出口权的企业可以通过外贸借权避开国家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度和外贸登记制度，私下买卖外贸经营权的行为。本文中主要讨论以不正当谋求国家出口退税利益情况下的外贸借权经营活动。
一、 外贸借权与外贸
外贸借权即外贸企业允许别的企业或个人借用其名义对外签订进出口合同，从事进出口业务。借权经营往往是借助外贸的表象，以合法名义进行的，不易被发觉，而相关管理部门也很难对此作出准确判断。外贸制是指由外贸公司充当国内客户和供货部门的人，委托方签订进出口合同，收取一定的佣金或手续费的做法。外贸企业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价格和其他合同条款的最终决定权属于委托方，进出口盈亏和履约责任最终由委托方承担。外贸制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对开拓国际市场具有重大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成为现代国际贸易中一种重要的贸易方式。
二者的特征不同，主要表现在：外贸不仅可以被人的名义，更多的是以人自己的名义从事活动。当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外贸时，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门从事营利性的商人，即使没有过错也要直接对第三人承担合同全部的义务和责任。虽然被人与第三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可是被人与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关系。因此，在人与第三人签订的进出口合同中，人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最终要及于被人。而外贸借权经营是以享有外贸进出口权的公司名义进行的，与外方签订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其自身承担，借权的企业在合同中往往是隐形的，对外不承担任何权利义务，他的利益一般通过与被借权企业通过内部沟通完成，约定利益分配比例，逃避国家监管。
由此我们必须将其与外贸区别开来。
二、 出口退税存在的合理性
出口退税制度是一种国内自主性的税收政策，是各国进行国际贸易中普遍采用的，对报关出口货物退还在国内各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按国内税法规定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或免征应纳税款的一项制度安排，以使得国内货物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获得更有利的竞争地位，是国际贸易往来中国家给予的一项重要利益。
出口退税制度是平衡本国经济与国际贸易交往的有力杠杆，明显带有“进口替代”政策导向作用，是一国采取的财政激励制度，其存在有法理性和现实性基础。法理性基础主要有：
第一，根据国家原则，决定是否对本国境内商品征税是国家的体现，包括征税权的行使和放弃。其他各国没有权利进行干预。
第二，根据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采取出口退税可以使得本国商品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避免国际双重征税。
现实性基础主要有：
第一，在国际贸易中，各国税制设计均不尽相同使得商品的含税成本相差很大，从而导致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形成公平竞争。出口退税制度下的零出口税率能够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出口退税制度下退还的主要是产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依据税法理论，增值税和消费税属于间接税，间接税的税额实际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最终由消费者承担的，而出口产品并未在本国内消费，所以应将在生产流通环节缴纳的税款退回。
三、 借权经营下的出口退税款的性质认定
出口退税款是出口企业的应收帐款，实质上是国家财政对出口企业的欠款。借权经营下企业所得的出口退税款并非企业骗税的一种情形，而是企业通过国家管理部门所不允许的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对实际出口货物的相应补偿。我们在这里需要讨论其性质是因为在货物的进出易中广泛存在的借权经营下的出口退税款性质存在争议，引发实践中关于出口退税款分配的利益冲突。
比如某甲公司享有某类产品的外贸出口权，某乙公司为国内此类产品的生产者但尚未享有外贸进出口权，某乙与国外某丙公司商定出口一批商品给丙，遂某乙借用某甲的外贸出口权，以某甲的名义与某丙签订出口协议，合同权利义务由某甲承担，并且某甲在获得出口退税款应以利润的形式转让给某乙，某甲可以从中扣取手续费。在这个案例中关于出口退税的性质问题，某甲与某乙产生了纠纷，某甲认为出口退税是国家对积极出口货物并为国家创汇企业的一种优惠政策，享有者应为有进出口权的企业，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序切实加强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出口企业要规范出口经营行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业务人员的素质教育，严格按照正常的贸易程序开展出口业务。出口企业要实质参与出易活动，确保出口业务的真实性，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出口退税法律法规。”第二条“为维护我国正常外贸经营秩序，确保国家出口退税机制的平稳运行，避免国家财产损失，凡自营或委托出口业务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出口企业不得将该业务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二）出口企业以自营名义出口，其出口业务实质上是由本企业及其投资的企业以外的其他经营者（或企业、个体经营者及其他个人）假借该出口企业名义操作完成的”。遂出口退税应当有出口贸易合同的实际签订方享有。而某乙认为，虽然出口退税的享有者应为有进出口权的企业，但这并不妨碍企业在获得退税款后依自己的意愿进行处分，当事人取得退税款后如何使用及处分，法律并未作出禁止性规定，出口退税进入某甲公司账户后其性质就不再作为出口退税款了，而是某甲公司的项目收入，以协议约定处分出口退税款是某甲依意愿自由处分自己所有的合法财产的行为，符合企业经营自。
分析此类案件，我们必须注意借权经营是在我国严格外贸管制下，企业基于利益诱导作出的相机选择行为，其逃避了我国的外贸审批和外贸登记制度，造成了外贸经营秩序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对外签订合同的出口企业未实际参与出易活动，而实际出口的企业不享有外贸进出口权，如何在出口退税制度下的利益归属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即合同约定中得到平衡，其最终都要归属到我国外贸体制的变革上。（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薛建兰，完善我国出口退税法律制度的思考，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1年3月，第1期
[2]吴宏伟，吴长军，出口退税法律政策演进与改革效应分析，法制研究，2011年，第4期
[3]胡加祥，反补贴争端的兴起与我国的对策研究（兼评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商场现代化，2010（11）
关键词：外贸经营权；个人外贸公司；发展策略
1 我国外贸经营主体变化的回顾
1.1 第一阶段(1949-1978年)：高度垄断时期
改革开放前，中国基本上属于封闭内向型经济。外贸经营主体是国营（国有）对外贸易企业——专业外贸总公司,一切对外贸易活动均处于国家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之下。外贸经营主体一元化主要表现在企业所有制形式单一化，所有对外贸易企业均为单一国家所有制企业，从而保证了国家对对外贸易统治的彻底性。在具体业务实践中，各个专业外贸总公司负责统一对外谈判、签约、落实货源、组织运输以及交货等所有环节。出口采用收购制（买断制），进口采用调拨制。
1.2 第二阶段(1979-1991年)：适应改革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初步放开经营，打破原有经营体制的基础上，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工贸结合试点，组织了一些以生产企业和企业联合体为经营实体的试点。随后在一些工业部门成立外贸公司，试图解决外贸同生产的问题。然而实践证明，这只是外贸公司隶属关系的改变，并没有使外贸公司同生产企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此后，又探索外贸企业向生产企业投资参股，或实行其他形式的工贸联营，批准一些有条件的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业务。这样，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联合，在局部范围内解决了工贸（技贸、农贸）之间结合的问题，外贸出口企业的队伍也因此得到壮大。
1.3 第三阶段(1992年-2001年)：深化改革时期
从1992年开始，中国贸易政策体系的改革已经不限于贸易权和外贸企业等内容。在1992年颁发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中允许国有生产性企业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第一次打破外贸专营这一传统的经营体制。1994年12月31日，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成为国务院批准的首家综合商社试点。1999年1月1日开始执行《关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正式授予私营企业自营进出口权，私营企业开始登上外贸舞台。在1999年1月4日，20家私营生产企业首批获得自营进出口权，标志着我国外贸经营权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己基本形成。
1.4 第四阶段(2002年至今)：完全开放时期
入世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一章第八条中明确规定:“个人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后可以成为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贸易”。这表明个人可以开办个人独资企业或以个体工商户的身份从事对外贸易活动。针对新外贸法各个领域的配套措施将新贸易法构建成完整的体系：自然人和中小企业在从事外贸工作当中融资小额贷款、公共关系发展、培训、咨询等方面的问题，政府部门都提供了服务和帮助。我国外贸经营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形成国有、集体、外资、私营企业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
2 个人外贸企业面临的问题
新《对外贸易法》取消对个人从事外贸的限制，意味着外贸已经从一个“特殊行业”变为“普通行业”。新《对外贸易法》的实施使个人进入外贸领域的门槛越来越低，但也面临着许多风险和挑战。
2.1 财产风险
在我国2000年1月1日颁布的《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一章第二条和1987年1月1日颁布的《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二十九条中都有关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要承担无限责任的规定。这就意味着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如果合同条款选择不当、责任承担过大，一旦经营失败，不但个人的经营财产有损失，而且家庭财产也会负连带责任。面对如此规定很多人宁愿注册一家公司，以外贸公司的形式从事外贸经营活动，承担有限责任，或挂靠在有外贸经营权的专业外贸公司。
2.2 政策风险
新的《外贸法》确定的只是大的方向和原则，相关的问题尚在计划之中。例如，第八条规定如果以个人身份从事对外贸易，需要首先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但怎样注册、需要哪些手续等一些具体问题，尚未明确规定。2004年7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强新办商贸企业增值税征收处理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 “新办小型商贸企业必须一年内实际销售额达到180万元”，或者“注册资金在500万元以上、人员在50人以上的”，方可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也就是说，如达不到上述条件，就无法认定“一般纳税人”资格，因此，他们不得不通过大外贸公司代理，这不仅凭空增加了一道环节，也增加了他的成本(1%的手续费)。而且，外贸代理还要在出口退税上“分掉一杯羹”。
2.3 信用风险
个人信誉是自然人从事外贸活动的一个门槛。国际贸易中，很容易产生商业欺诈行为，稍有不慎，就会上当受骗，甚至使经营者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由于个人做外贸不需要设备，也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一旦发生了变故，很可能连人也找不到，外商对个人的信用问题存在质疑，因此仅凭个人信誉和专业外贸公司进行竞争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具备自营进出口资格的生产企业越来越多，其对产品和技术的熟悉程度往往是个人不能比的。
3 个人外贸公司发展的对策
新《对外贸易法》的出台及其配套《办法》的实施，是我国对外贸易之路上一个里程碑。然而在为之欢呼时，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是否选择个人外贸之路，个人外贸路平不平坦以及个人外贸能否赢利，最终还得取决于个人的理性投资选择，以及国内相关配套措施制度的完善和到位。
3.1 寻找合适的个人外贸项目，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
2004年7月1号开始实施《对外贸易法》中允许个人从事外贸，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限制。所以大家不能一哄而上，应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进行市场定位，找准自己的位置。当然，外贸公司还应结合公司的内外环境和发展趋势，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针对公司的核心能力做出恰当的定位。
3.2 积极参与网络贸易，加强对外开放
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由于个人外贸公司资源短缺、人员有限、资金贫乏等原因，在推出新产品、创立品牌、开发市场等方面受到制约，网络贸易就可弥补这一不足。近年来，以国际互联网络为媒介进行的商务活动正在全球范围逐渐兴起，发达国家中电子商务的发展尤为迅猛。因此，应加快实现国内和国外、政府和企业的联网，为企业提供广泛的外经贸政策法规信息、商情信息和投资环境信息，做到信息资源最大限度的共享、共用，积极运用国际电子商务开展外经贸活动，增强外经贸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3.3 强化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质量
个人外贸公司应以服务来赢取市场，通过娴熟的业务技巧以及熟悉国家对外贸易各项程序等优势，为客户拓展国内外市场提供各种服务。
参考文献
［1］陈岩. 论个人从事对外贸易的风险和防范［j］. 商场现代化 ,2005,(07).
关键词：外贸经营权;个人外贸公司;发展策略
1我国外贸经营主体变化的回顾
1.1第一阶段(1949-1978年)：高度垄断时期
改革开放前，中国基本上属于封闭内向型经济。外贸经营主体是国营(国有)对外贸易企业——专业外贸总公司,一切对外贸易活动均处于国家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之下。外贸经营主体一元化主要表现在企业所有制形式单一化，所有对外贸易企业均为单一国家所有制企业，从而保证了国家对对外贸易统治的彻底性。在具体业务实践中，各个专业外贸总公司负责统一对外谈判、签约、落实货源、组织运输以及交货等所有环节。出口采用收购制(买断制)，进口采用调拨制。
1.2第二阶段(1979-1991年)：适应改革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初步放开经营，打破原有经营体制的基础上，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工贸结合试点，组织了一些以生产企业和企业联合体为经营实体的试点。随后在一些工业部门成立外贸公司，试图解决外贸同生产的问题。然而实践证明，这只是外贸公司隶属关系的改变，并没有使外贸公司同生产企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此后，又探索外贸企业向生产企业投资参股，或实行其他形式的工贸联营，批准一些有条件的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业务。这样，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联合，在局部范围内解决了工贸(技贸、农贸)之间结合的问题，外贸出口企业的队伍也因此得到壮大。
1.3第三阶段(1992年-2001年)：深化改革时期
从1992年开始，中国贸易政策体系的改革已经不限于贸易权和外贸企业等内容。在1992年颁发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中允许国有生产性企业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第一次打破外贸专营这一传统的经营体制。1994年12月31日，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成为国务院批准的首家综合商社试点。1999年1月1日开始执行《关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正式授予私营企业自营进出口权，私营企业开始登上外贸舞台。在1999年1月4日，20家私营生产企业首批获得自营进出口权，标志着我国外贸经营权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己基本形成。
1.4第四阶段(2002年至今)：完全开放时期
入世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一章第八条中明确规定:“个人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后可以成为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贸易”。这表明个人可以开办个人独资企业或以个体工商户的身份从事对外贸易活动。针对新外贸法各个领域的配套措施将新贸易法构建成完整的体系：自然人和中小企业在从事外贸工作当中融资小额贷款、公共关系发展、培训、咨询等方面的问题，政府部门都提供了服务和帮助。我国外贸经营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形成国有、集体、外资、私营企业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
2个人外贸企业面临的问题
新《对外贸易法》取消对个人从事外贸的限制，意味着外贸已经从一个“特殊行业”变为“普通行业”。新《对外贸易法》的实施使个人进入外贸领域的门槛越来越低，但也面临着许多风险和挑战。
2.1财产风险
在我国2000年1月1日颁布的《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一章第二条和1987年1月1日颁布的《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二十九条中都有关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要承担无限责任的规定。这就意味着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如果合同条款选择不当、责任承担过大，一旦经营失败，不但个人的经营财产有损失，而且家庭财产也会负连带责任。面对如此规定很多人宁愿注册一家公司，以外贸公司的形式从事外贸经营活动，承担有限责任，或挂靠在有外贸经营权的专业外贸公司。
2.2政策风险
新的《外贸法》确定的只是大的方向和原则，相关的问题尚在计划之中。例如，第八条规定如果以个人身份从事对外贸易，需要首先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但怎样注册、需要哪些手续等一些具体问题，尚未明确规定。2004年7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强新办商贸企业增值税征收处理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新办小型商贸企业必须一年内实际销售额达到180万元”，或者“注册资金在500万元以上、人员在50人以上的”，方可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也就是说，如达不到上述条件，就无法认定“一般纳税人”资格，因此，他们不得不通过大外贸公司，这不仅凭空增加了一道环节，也增加了他的成本(1%的手续费)。而且，外贸还要在出口退税上“分掉一杯羹”。
2.3信用风险
个人信誉是自然人从事外贸活动的一个门槛。国际贸易中，很容易产生商业欺诈行为，稍有不慎，就会上当受骗，甚至使经营者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由于个人做外贸不需要设备，也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一旦发生了变故，很可能连人也找不到，外商对个人的信用问题存在质疑，因此仅凭个人信誉和专业外贸公司进行竞争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具备自营进出口资格的生产企业越来越多，其对产品和技术的熟悉程度往往是个人不能比的。
3个人外贸公司发展的对策
新《对外贸易法》的出台及其配套《办法》的实施，是我国对外贸易之路上一个里程碑。然而在为之欢呼时，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是否选择个人外贸之路，个人外贸路平不平坦以及个人外贸能否赢利，最终还得取决于个人的理性投资选择，以及国内相关配套措施制度的完善和到位。
3.1寻找合适的个人外贸项目，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
2004年7月1号开始实施《对外贸易法》中允许个人从事外贸，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限制。所以大家不能一哄而上，应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进行市场定位，找准自己的位置。当然，外贸公司还应结合公司的内外环境和发展趋势，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针对公司的核心能力做出恰当的定位。
3.2积极参与网络贸易，加强对外开放
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由于个人外贸公司资源短缺、人员有限、资金贫乏等原因，在推出新产品、创立品牌、开发市场等方面受到制约，网络贸易就可弥补这一不足。近年来，以国际互联网络为媒介进行的商务活动正在全球范围逐渐兴起，发达国家中电子商务的发展尤为迅猛。因此，应加快实现国内和国外、政府和企业的联网，为企业提供广泛的外经贸政策法规信息、商情信息和投资环境信息，做到信息资源最大限度的共享、共用，积极运用国际电子商务开展外经贸活动，增强外经贸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3.3强化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质量
个人外贸公司应以服务来赢取市场，通过娴熟的业务技巧以及熟悉国家对外贸易各项程序等优势，为客户拓展国内外市场提供各种服务。
参考文献
[1]陈岩.论个人从事对外贸易的风险和防范[J].商场现代化,2005,(07).
关键词：外贸经营权；个人外贸公司；发展策略?
1 我国外贸经营主体变化的回顾?
1.1 第一阶段(1949-1978年)：高度垄断时期?
改革开放前，中国基本上属于封闭内向型经济。外贸经营主体是国营（国有）对外贸易企业——专业外贸总公司,一切对外贸易活动均处于国家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之下。外贸经营主体一元化主要表现在企业所有制形式单一化，所有对外贸易企业均为单一国家所有制企业，从而保证了国家对对外贸易统治的彻底性。在具体业务实践中，各个专业外贸总公司负责统一对外谈判、签约、落实货源、组织运输以及交货等所有环节。出口采用收购制（买断制），进口采用调拨制。?
1.2 第二阶段(1979-1991年)：适应改革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初步放开经营，打破原有经营体制的基础上，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工贸结合试点，组织了一些以生产企业和企业联合体为经营实体的试点。随后在一些工业部门成立外贸公司，试图解决外贸同生产的问题。然而实践证明，这只是外贸公司隶属关系的改变，并没有使外贸公司同生产企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此后，又探索外贸企业向生产企业投资参股，或实行其他形式的工贸联营，批准一些有条件的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业务。这样，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联合，在局部范围内解决了工贸（技贸、农贸）之间结合的问题，外贸出口企业的队伍也因此得到壮大。?
1.3 第三阶段(1992年-2001年)：深化改革时期?
从1992年开始，中国贸易政策体系的改革已经不限于贸易权和外贸企业等内容。在1992年颁发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中允许国有生产性企业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第一次打破外贸专营这一传统的经营体制。1994年12月31日，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成为国务院批准的首家综合商社试点。1999年1月1日开始执行《关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正式授予私营企业自营进出口权，私营企业开始登上外贸舞台。在1999年1月4日，20家私营生产企业首批获得自营进出口权，标志着我国外贸经营权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己基本形成。?
1.4 第四阶段(2002年至今)：完全开放时期?
入世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一章第八条中明确规定:“个人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后可以成为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贸易”。这表明个人可以开办个人独资企业或以个体工商户的身份从事对外贸易活动。针对新外贸法各个领域的配套措施将新贸易法构建成完整的体系：自然人和中小企业在从事外贸工作当中融资小额贷款、公共关系发展、培训、咨询等方面的问题，政府部门都提供了服务和帮助。我国外贸经营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形成国有、集体、外资、私营企业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
2 个人外贸企业面临的问题?
新《对外贸易法》取消对个人从事外贸的限制，意味着外贸已经从一个“特殊行业”变为“普通行业”。新《对外贸易法》的实施使个人进入外贸领域的门槛越来越低，但也面临着许多风险和挑战。?
2.1 财产风险?
在我国2000年1月1日颁布的《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一章第二条和1987年1月1日颁布的《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二十九条中都有关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要承担无限责任的规定。这就意味着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如果合同条款选择不当、责任承担过大，一旦经营失败，不但个人的经营财产有损失，而且家庭财产也会负连带责任。面对如此规定很多人宁愿注册一家公司，以外贸公司的形式从事外贸经营活动，承担有限责任，或挂靠在有外贸经营权的专业外贸公司。?
2.2 政策风险?
新的《外贸法》确定的只是大的方向和原则，相关的问题尚在计划之中。例如，第八条规定如果以个人身份从事对外贸易，需要首先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但怎样注册、需要哪些手续等一些具体问题，尚未明确规定。2004年7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强新办商贸企业增值税征收处理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 “新办小型商贸企业必须一年内实际销售额达到180万元”，或者“注册资金在500万元以上、人员在50人以上的”，方可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也就是说，如达不到上述条件，就无法认定“一般纳税人”资格，因此，他们不得不通过大外贸公司代理，这不仅凭空增加了一道环节，也增加了他的成本(1%的手续费)。而且，外贸代理还要在出口退税上“分掉一杯羹”。?
2.3 信用风险?
个人信誉是自然人从事外贸活动的一个门槛。国际贸易中，很容易产生商业欺诈行为，稍有不慎，就会上当受骗，甚至使经营者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由于个人做外贸不需要设备，也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一旦发生了变故，很可能连人也找不到，外商对个人的信用问题存在质疑，因此仅凭个人信誉和专业外贸公司进行竞争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具备自营进出口资格的生产企业越来越多，其对产品和技术的熟悉程度往往是个人不能比的。?
3 个人外贸公司发展的对策?
新《对外贸易法》的出台及其配套《办法》的实施，是我国对外贸易之路上一个里程碑。然而在为之欢呼时，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是否选择个人外贸之路，个人外贸路平不平坦以及个人外贸能否赢利，最终还得取决于个人的理性投资选择，以及国内相关配套措施制度的完善和到位。?
3.1 寻找合适的个人外贸项目，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
2004年7月1号开始实施《对外贸易法》中允许个人从事外贸，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限制。所以大家不能一哄而上，应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进行市场定位，找准自己的位置。当然，外贸公司还应结合公司的内外环境和发展趋势，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针对公司的核心能力做出恰当的定位。?
3.2 积极参与网络贸易，加强对外开放?
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由于个人外贸公司资源短缺、人员有限、资金贫乏等原因，在推出新产品、创立品牌、开发市场等方面受到制约，网络贸易就可弥补这一不足。近年来，以国际互联网络为媒介进行的商务活动正在全球范围逐渐兴起，发达国家中电子商务的发展尤为迅猛。因此，应加快实现国内和国外、政府和企业的联网，为企业提供广泛的外经贸政策法规信息、商情信息和投资环境信息，做到信息资源最大限度的共享、共用，积极运用国际电子商务开展外经贸活动，增强外经贸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1.外贸统制专营时期 (1949 ～ 1978) 与产品经济和单一的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当时我国建立了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这种外贸体制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利于使在国际收支中避免出现逆差，有利于将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 ( 被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 ) 中的任何不确定因素隔离开来，有利于控制中国进出口水平和构成，达到保护民族幼稚，实现进口替代战略的目的。但是，该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主要是： (1) 独家经营，难以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 统得过死，阻碍了与买方、卖方的接触，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能力。 (3) 统包盈亏，不利于外贸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之路。而且未能体现地方、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关系，他们积极性的发挥。
2. 放权过渡时期 (1979 ～ 1987) 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 1984 年，经贸部实施简政放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以如下三项最为重要： (1)1984 年 1 月起，多数省份有权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 1985 年 1 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 50 ％的留成外汇； (2)1984 年 1 月，明确28 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这些机构包括经贸部所属外贸公司和分公司，其他部门所属的外贸公司，省政府经营的外贸公司。 (3)1984 年 9 月，通过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代理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至此，高度集权的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属外贸组织开始成为外贸活动的主力军。经过简政放权、扩大了省一级外贸自主权。外贸公司的数量显著增加。据统计，自 1979 年下半年至 1987 年，全国共批准设立各类外贸公司 2200 多家，比 1979 年增加了 11 倍多。然而，对于大多数生产企业来说，外贸公司仍然是它们通向国际市场的唯一选择。中国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导致四个的出现：一是出口效益低、不同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差异极大；二是出口格局不合理，国际价格信息没有通过正常途径及时传递给生产者，盈利的出口商品得不到鼓励，而不盈利或亏损的出口产品又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三是缺乏国际市场行情信息，企业不能面对国际市场寻找机会，或根据要求进行产品改良；四是缺乏来自进口的竞争，进口管理和高关税，使进口竞争不能起到促使国内生产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提高竞争力的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取消这一隔层，可以大大提高中国企业的外贸操作效率。高效率的贸易体制需要消除竞争过程和经营机会中的贸易障碍，其中，最大的贸易障碍就是各种形式的垄断，这不仅包括行业产品垄断，而且包括地理疆界垄断。
3. 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 (1988 — 1990) 外贸吃“大锅饭”的体制多年来一直制约着外贸事业的发展。经过调查，国务院决定从1988 年起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主要内容是：
(1)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以及全国性外贸 ( 工贸 ) 总公司向国家承包出口收汇，上缴中央外汇和相应的补贴额度，承包基数三年不变；
(2) 取消原有使用外汇控制指标，凡地方、部门和企业按规定所取得的留成外汇，允许自由使用，并开放外汇调剂市场；
(3) 进一步改革外贸计划体制，除统一经营、联合经营的 21 种出口商品保留双轨制外，其他出口商品改为单轨制，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直接向中央承担计划，大部分商品均由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自行进出口。
(4) 在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进出口行业进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试点。
三年来的实践表明，承包制的推行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首先，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外贸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为解决责权利不统一的状况迈出了一大步，从而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外贸的。
其次，它有利于解决经营体制上长期存在的政企不分，让企业逐步走向自主经营的道路。再者，它促进了工贸结合，有利于增强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承包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
(1) 尚未建立外贸的自负盈亏机制。承包制仍然保留了中央财政对出口的补贴，财政补贴是一种非规范化的行政性分配，带有主观随意性，也不符合国际贸易的通常做法。
(2) 助长了局部利益的膨胀和不平等竞争的加剧。对不同地区的承包企业规定不同的出口补贴标准和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从而造成了地区间的不平等竞争，诱发了对内的各种抢购大战和对外的竞相削价销售，造成外贸经营秩序的混乱。
(3) 企业行为短期化。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刺激下，缺乏中长期投资眼光和积极性，只重承包期内任务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往往忽略了外贸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企业宁可转产附加值低且易迅速出口、换汇成本低的产品，导致国家外向型企业产品结构长期处于低水平运行。
(4) 承包期一定三年不变，未能适应国内非经营环境的变化。遇有重大的环境变化，承包企业往往难以完成承包任务。
4. 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时期 (1991 ～ 1993) 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重点放在微观管理层的变革，它既是建立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前一阶段简政放权道路的延续。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两项特别重要：
(1) 取消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补贴，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由外贸企业综合运筹，自负盈亏；
(2) 改变按地方实行不同外汇比例留成的做法，实行按不同商品大类统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国外贸经营基本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外贸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外贸财政补贴的取消使外贸企业第一次被真正作为外贸经营主体和参与竞争的独立实体而受到重视，使国内外贸企业能够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从而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参与国际分工，促进市场秩序健康发展，同时，它还扩大了企业对外汇的支配使用权，有利于保持适度的进口增长，为进一步拓展对外贸易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另外，为了保证国家收汇并防止逃汇、套汇，外汇管理部门和结汇银行实行跟踪结汇，加强了对出口外汇的管理。
截止至 1993 年底，中国有外贸经营权的各类企业 ( 不包括已投产的 8 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 ) 达 8000 多家。原有的宏观管理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外贸发展的需要。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也呼唤政府建立一套多形式、多层次、既灵活又统一的管理体制。为此，国家提出按现代企业制度改组国有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外贸企业进行股份制的试点工作，鼓励专业外贸公司实行进出口代理制，鼓励工贸结合，发展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从整体上促进全国外贸规模的发展。
5. 近年来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新进展 (1994 ～ )1994 年，中国政府开始了以汇率并轨为核心的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有： (1) 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发挥汇率对外贸的重要调控作用。国务院决定，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实现双重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的、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取消现行的各类外汇留成，取消出口企业外汇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实行银行售汇制，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外汇体制改革为各类出口企业创造了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有助于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大大加速外贸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更有效地发挥汇率作为杠杆调节对外贸易的功能；有助于中国外贸体制与国际规则接轨。 1996 年 12 月 1 日，我国还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规定的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2) 运用、手段、完善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加强和改善客观管理，即管方针、管政策、管规划、管监督，在 1994 年《对外贸易法》颁布实施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并实施各种配套法规，将对外贸易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宏观上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如汇率、关税、税收、利率等调节对外贸易。对进出口总额出口收汇和进口用汇实行指导性计划。加快赋予具备条件的国有生产、商业物资企业和科研单位外贸经营权，截止 1996 年底，我国各类外经贸企业已达 1.2 万多家 ( 其中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 5000 多家 ) ，外商投资企业 14 万多家。 1996 年 9 月，外经贸部颁布了《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办法》，规定外国公司、企业可以与的公司、企业在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经济特区试办中外合资外贸公司。外商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可以在流通领域进行合资合作经营。此外，1996 年我国还在 5 个经济特区进行生产企业外贸经营登记制试点。外贸经营权将根据我国的对外承诺，最终由审批制转向依法登记制。
(3) 加快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国有外贸企业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管理，积极推进企业制度、综合商社和设立监事会、内部职工持股等试点，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我国外贸企业普遍经营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差，政府鼓励企业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跨行业、跨地区联合、兼并，向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和综合化方向，逐步形成一批以外贸公司为龙头，贸工技商结合的综合商社和以生产企业为核心，具有多种功能的产业跨国公司。对一些小的外贸企业则根据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原则，采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进行改组，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通过组建企业集团或综合商社将分散的外贸经营权重新统一起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发展的新趋势。国际经验表明，依靠建立企业集团等形式而形成的行业垄断或产品市场垄断，以及由此出现的不完全竞争条件，是防止产业内部或国家之间过度竞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和规范国际贸易秩序的一种有效方式。
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认识到，我国传统的外贸收购制的经营方式必须转变，以服务为特征的稳定、有序、高效的代理制必将是外贸经营的发展方向。通过1996 年的深入调研，我国在推行外贸代理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大力宣传推广外贸代理制；其次，建立健全外贸代理法律制度，依法促进外贸代理制的实施；第三，在加快赋予生产企业外贸经营权的同时，全面扩大外贸公司内贸经营权，将外贸代理制的推行建立在国内外流通体制一体化的基础之上；第四，将推行出口代理制与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结合起来，采取一些扶持政策，把工贸双方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4) 保持对外贸易政策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性，增加透明度。这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宏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规范之一。按照国际规范及中国的承诺，只实施正式公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5) 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进一步发挥进出口商会等中介机构的协调服务功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贸行业的律师、和审计事务所及咨询服务机制；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处力度。 1996 年 9 月经贸部成立了“中国国际商务中心”，为实现我国对外经贸管理，经营和服务的国际化、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近 20 年来，改革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体制，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中央集权，塑造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政企分开、权责分明，一直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
(1) 外贸主体沿着“国家———地方———企业”的模式演进发展，即从 1978 年之前国家主办外贸活动，转变为 80 年代后地方主办外贸活动，直至 90 年代由企业充当外贸活动的主角，逐步承认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微观主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