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时政新闻；城市台；“大新闻”平民视角
在各个传播媒介高速发展的今天，观众每天收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少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各个电视集团的竞争却是越发激烈。在中央和省级频道的夹击中，城市台的生存环境更加严峻。凭借地方新闻节目的地缘性和贴近感，城市台创造了央视、省级卫视所没有的、专属于城市台的独有资源与发展空间。
在所有新闻节目中，时政新闻一直都是“重头戏”，其承载大量的政策和信息，代表了党和政府对重大问题的看法、主张和-方针、政策，集重要性、时效性和广泛性于一身，因此，时政新闻是城市电视台成为主流媒体的一个重要标志。如何将时政新闻这一个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成为城市台抢得市场份额的有力武器?本文以厦门广电集团《厦视新闻》为例，对城市台在时政新闻的创新、探索作一番梳理。
《厦视新闻》是厦门电视台建台以后自办的第一个新闻栏目。在以往的操作中，《厦视新闻》以传统意义上的时政题材为主，包括会议、领导活动、部门动态等等，前几年《厦视新闻》的收视率与其他新闻栏目相比，始终未见优势。2008年3月31日，栏目进行改版，时长从15分钟增加到25分钟，并且对其标识、色系、标题条、字幕等全部重新设计，同时在报道领域、报道视角和报道方式均进行了调整。2009年在新闻栏目群的收视数据呈整体下滑趋势，《厦视新闻》却逆势大幅上扬。2009年的市场份额为8.63％。改版收效成绩不俗，笔者认为，《厦视新闻》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拓宽报道领域，树立“大新闻”意识
一直以来，城市台时政新闻报道容易出现领域固定、单一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活动报道、会议报道、成就报道、典型人物报道、重大节日报道。枯燥、乏味的报道不免使观众收视兴趣淡然。
《厦视新闻》在实践探索中发现，时政新闻关注点除了领导动态和会议报道，还可以是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社会发展各领域出现的新生事物、民主与法制的进步、思想观念的冲撞与突破、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新成就、新问题以及市民生活的新动态等等，特别是要抓住当地领导和群众关注的结合点，为观众提供更有效更具可看性的新闻，并集中时间、力量、篇幅报道，形成声势，使之成为舆论热点和新闻亮点。在这样的节目理念下，《厦视新闻》既保持它原本的使命，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完成主要领导的活动、时政会议、重要部门动态的报道，同时也高度关注了社会民生，诸如应对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社会热泌话题等等。2008年，厦门确定援建四川彭州四镇之后。新闻中心主动联系厦门前方指挥部和彭州电视台，组织精干队伍前往彭州采访，推出系列报道“挺起彭州”，这组报道延续至今，反响不俗。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厦视新闻》推出“东进新曲”大型组合报道，反映厦门环东海域开发的新成就。新闻、深度报道、评论、言论多种体裁并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应对金融危机的两大背景下。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振信心的力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主流媒体的地位得以彰显。
二、调整报道角度，体现时政新闻的权威价值
观众之所以对时政新闻提不起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新闻报道的切人点没有选择好，这让本来关乎民众的新闻看起来只是政府在自说自话。只要调整报道角度，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寻不少新闻点，也能得到观众的关注。
1、新闻报道中突出“贴近性”，实现平民化视角
时政报道在操作中需要认真考虑观众的需求和收视心理，在党委、政府要传达的内容和观众感兴趣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来处理。大体说来，时政报道切人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由热点问题与本地的关注点切人；由新闻背后的故事切入；由事件引发的反思切入；由社会健全发展的关系切入……切人的角度很多，关键是要从民众的需求出发，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新闻。
在具体操作上，着力调整电视新闻的报道视角，重点选择“党委政府重视，民众关心”的事进行报道。比如，市政部门经常会举行各种新闻通气会，介绍本部门的工作进度或者工作重点，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民众比较关注的兴趣点：旧城区改造、公共设施建设、新建道路等等，一个工作简报因此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比如，在厦门人民面对交通难、就医难、就学难的时候，《厦视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厦门模式再解读”，介绍厦门在建立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和破解“就医难”方面的做法。分别以厦门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覆盖；“一老一小”都有了基本医疗保险；多层次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体系蔚然成形；社区医院“变身”，民众心态“转型”等为题目制成系列报道，通过这一系列报道给市民全方位地介绍厦门的医疗保障体系，方便市民得到厦门的医疗保障体系的救助。这一变化使新闻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一种以与人为善的姿态，建设性的思路出现在观众面前。
2.挖掘观众深层需求，体现主流媒体的权威价值
除了在选择新闻时要严格按照新闻价值来进行选择以外，时政新闻不能停留在仅仅满足观众需求的层次。很多重要问题，在它的初发阶段很难引起观众本身的主意。观众没有显示出强烈的需求，没有在社会上形成热点、难点、焦点，这些问题就形成了观众的隐性需求。所以，要保持时政新闻类栏目在电视新闻中的主导地位，就要高瞻远瞩，深入报道，发掘难点热点，担当起“社会守望者”的角色。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民众普遍对经济类新闻提升了关注度，厦门广电集团新闻中心将镜头对准我市上上下下应对金融危机、坚定信心促发展的生动实践，并在《厦视新闻》栏目中开辟“坚定信心促发展”专栏，从政策解读、行业逆势成长透析、以及基础设施、重点工程、投资片区建设情况等多角度人手，为广大市民和企业了解政府相关扶持政策和厦门建设发展打开了一扇窗口。《厦视新闻》通过“98贸洽会”、教师节、中秋节、爱牙日、无车日等等节日为由头，制造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新闻，通过爱牙日、无车日等纪念目的新闻来关心平时容易被忽视的话题，有益于促进社会的文明和对生命的关爱。
三、创新报道形式，提升时政新闻的活力
当前，城市电视台时政新闻报道模式固定、单一，其报道手法、切入角度、报道口径以及画面、语言的风格都非常雷同。这不但直接损害了时政新闻本身的传播价值，而且在观众当中也引发了或轻或重的逆反心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档节目的收视率。因此，不妨把时政新闻做“软”一点，在报道方式上尽量地人性化、趣味化、形象化，采用观众喜闻乐见的报道方式。超级秘书网
1、缩短新闻篇幅，将几条会议精炼出最主要的内容，缉合成一组，以“要闻快报”的形式集中播发。如此处理，既避免节目出现拖沓的现象，节目的信息量也得以增加。
2、采用新闻背景、特写、专访、花絮等新闻形式丰满新闻内容。如对某些有特点的、重要的会议和领导活动。对某些消息里面容纳不了的内容、不便容纳的信息，除了正常消息报道以外，就应该运用新闻背景、特写、专访、花絮等新闻形式予以锦上添花，从而形成多角度、多视点、多层次、立体的整体宣传效果。2008年中，厦门市委首次赴台湾参访，除了完成在台湾的报道之外，节目还主动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同行联系，请他们采访当地台商、专家、市民，收集他们对厦门市委参访活动的评价，并在节目中及时播出。这组报道极大拓展了空间，增加了新闻的辐射强度。
关键词：新闻;政治性;敏感性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成为新闻界长期讨论和关注的理论焦点。特别是近期内连续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人们把关注的矛头直指新闻新闻媒体，面对接连发生的新闻事件，新闻媒体所表现的态度和做出的反映以及传递信息的新闻报道受到人们的热议。应对突发事件，新闻媒体的反应能力和政治导向的把控能力决定着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效率，影响着新闻媒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众所周知，新闻是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的报道，是一种信息传递的过程。在我国，新闻媒体作为国家重要的宣传口径，承担着党和政府的喉舌的作用，成为信息和传递的重要端口，新闻的政治性占据新闻工作的重要地位。同时，新闻的敏感性又是新闻记者业务素质和职业素养的主要指标，指引着新闻工作的方向。但是，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新闻报道空洞无物、新闻敏感钝化，甚至刻意炮制假新闻的事件屡见不鲜，如此等等皆与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无不相关。
一、何为新闻的政治性
自古以来，新闻和政治之间都是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的信息传播从早期的肢体传播、口头传播到如今高度发达的大众媒体传播，新闻传播方式的日益演进，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伴随着人类交流方式的更迭而成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形式，如此多样的新闻信息传播的方式更加紧了其与政治的联系，新闻包含着很强的政治因素。回顾往昔，古代报纸的出现就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邸报的内容删选和出版被当权阶级把握，新闻传播媒体成为政治舆论宣传的重要工具。无独有偶，在西方亦是如此。“西方国家早期的报刊史有力地说明，近代印刷报纸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需要分不开的，是与民主自由的思想观点，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斗争密切相连的，是资产阶级用来建立自己政治统治的武器。” 足见，新闻离不开政治，新闻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
在我国，政治性是新闻事业的重要属性，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或多或少的被新闻舆论所映射，从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进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新闻舆论更是要坚守政治性，坚定不移的贯彻实施好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任何一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络媒体在进行新闻传播时，要明确新闻政治性的重要使命，发挥好党和人民的喉舌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舆论导向，始终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高度的思想统一，代替党、政府和人民发表强有力的新闻言论，表明政治立场，发出正义之声。
新闻的政治性是新闻工作的首要和必要属性，即在整个新闻传播工作中新闻媒体应该坚守的总原则和总任务，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代表政治当权者，并为其服务，新闻话语要具备相应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纵览新年以来的大事要闻，从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马航客机失联、西安某幼儿园非法喂食处方药、广州PX项目到乌鲁木齐爆炸案……一系列事件中，我国新闻媒体表现出明确的政治立场，表传达出坚定的政治观点，及时发出政治声音，以正确的舆论导向维护了社会的安稳和团结。由此可见，新闻的政治性或多或少的埋藏于新闻事业中，对于整个新闻工作的有力完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何为新闻的敏感性
查阅相关文献得知关于新闻的敏感性早已成为学界讨论的关键词，而且大多是将新闻敏感性与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相连，从业务技能上探讨新闻敏感性的对于新闻工作的意义。整理了大量文献后，发现对于新闻敏感性的思想内涵，学者们可谓是众说纷纭。“从新闻价值的角度看，记者的新闻敏感性就是对新的事实中的新的信息的发现和辨识能力。”“新闻敏感性是指新闻工作者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迅速而敏捷地辩识和捕捉生活变动的信息并衡量信息含有新闻价值大小的能力。”“新闻敏感性主要指新闻工作者，能够快速准确地识别新闻事实、判断新闻价值、洞察社会形势、把握报道特点等能力的综合反映。”“新闻敏感是记者、通讯员对社会形势和客观事物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认识能力，以及对所要报道的事物的迅速而准确的反应能力。”等等。总结上述言论可以看出，新闻敏感性常常与发现、辨别、预见、洞察、捕捉等词汇相连来启动新闻事实的信息传播。所以，笔者认为新闻敏感性就是先于新闻报道之前，准确而又迅速的感知新闻事实所具有的的新闻价值的大小的能力，是新闻记者必备的新闻素质。
在西方新闻学中，新闻敏感被称为“新闻嗅觉”或“新闻鼻子”。它是新闻记者能力的集中综合体现，其大致包含了新闻事实发生前和发生后两个部分。对于新闻事实发生前来说，新闻的敏感性即是先于事实发生前预感到事件的来临，做好准备报道;而对于新闻事实发生后来说，新闻的敏感性即是于事实发生后从已发生的事件中探寻具有高度新闻价值的线索，从旧新闻中找闪光点予以报道。既能够从危机混乱的事发现场提前预知新闻事实的来临并进行采访记录，又能从纷繁复杂的新闻事实中挖掘出高质量的新闻素材。概括起来，新闻的敏感性大致包含以下几种能力：
1、迅速地判断新闻事实的影响力以及对受众的兴趣力的能力。
2、敏锐地超前预见新闻事实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的能力。
3、洞察和发现新闻价值的能力以及准确把控事件发展动态的能力。
4、准确地把握新闻报道的方向并能随着事态的发展随时做出调整的能力。
5、对新闻事实的背景、后续影响和发展趋势有深度开掘的能力。
6、在困境中开掘新线索并迅速判断的能力。
…………
总而言之，新闻的敏感性是对新闻事实作出快速的反应能力和精准的分析判断能力，是个一闪而过的灵性思维过程。它决定着新闻报道的效率和质量，而新闻敏感性的高低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新闻记者报道新闻事实的精彩程度和作品深度，是记者职业素养的能力要求。良好的新闻敏感性，能够使新闻记者快速而准确的从杂乱的事件中挑选出具有较高新闻价值的线索，并以独到的新闻视角，创作出高质量的新闻作品。因此，新闻敏感性需要新闻记者怀着巨大的新闻热情投入到新闻报道工作中，去发现、捕捉、探索新闻事实，从纷繁芜杂的事件中突出重围，拨开迷雾来还原事实的真相，迅速准确的提升新闻价值。
三、如何培养新闻的政治性与敏感性
近年来，随着新闻报道手段和方式日益多样，报纸、电台、电视台和互联网等几大新闻传播媒体在新闻传播的舞台上异彩纷呈，纷纷绽放自己的魅力，丰富了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但是在众多的新闻媒体所传递的新闻事实中，假新闻、“标题党”、新闻失实等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新闻被当作牟利手段，新闻的真实性和深度性曾一度遭到人们的质疑。这无不反映出新闻政治性和敏感性的缺失。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语境下，新闻的敏感性首先体现的就是政治的敏感性，只有在政治思想和观念上保持敏感才能保证整个新闻报道的敏感性。因而，笔者将新闻的政治性和新闻的敏感性联系起来共同探讨培养和提升的方式方法如下：
首先，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加强政治修养，提升政治敏感性。认真贯彻实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握好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主要工作方向，把控好政治舆论导向，紧跟时代的发展脉搏，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精神动态，提升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在充分学习掌握好政治理论基础上提升新闻工作的政治性，发挥了新闻媒体的喉舌作用，尽力宣传和传达党和国家的各项理论方针和政策实践，努力做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全力传达党和广大民众的呼声。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更应该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坚定政治立场，明确政治意图，于细枝末节之处迅速捕捉到具备新闻价值的新闻素材，将其写作成篇，成为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舆论工具。
其次，加强知识储备，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积累。新闻是个混杂的综合学科，杂糅了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各学科门类的知识，要提高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就要注重在平时生活中多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广泛涉猎各学科知识，积累多方面知识从而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深度挖掘问题的能力，利用充足的知识库对所发生的事件有总体的把控和调度。另外，尽量做到对所有的新生事物保持高度的新鲜性和好奇感，拥有强烈的探索欲望。这样才能在新闻事实来临之时，于纷繁杂乱的思绪中迅速调集已有知识，以强烈的敏锐性完成对新闻事件的报道。
再次，注重新闻实践，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在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充足的知识储备之余，新闻工作者要想提高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还要注重平日的新闻实践，懂得学以致用，勤于实践练习。避免“纸上谈兵”式的新闻工作，坐到办公室或家里空想新闻是想不出好的新闻的，只有深入新闻现场，从最新的新闻现场感受新闻气氛，循环往复的从事第一线的工作，以此得出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成功的案例和失败的案例，并总结和积累这些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除此之外，还要多向经验丰富的新闻人交流探讨，努力做到理论和实践的无缝连接。
综上所述，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是关乎到新闻报道是否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是关系到新闻记者职业素养和新闻报道能力的关键成分，是关切到党、国家和人民的呼声得以表达的主要部分。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在平日的新闻工作中要充分意识到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的重要性，并努力提升和培养自己新闻政治性和敏感性，以神圣的使命感和崇高的责任感投入到新闻事业中，面对新闻事实，能够敏锐迅速的发现和深度探索新闻线索，并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写就具备较高新闻价值的新闻作品，提升新闻报道的效率和质量，尽力铸就新闻精品。
参考文献：
[1]王传寿.《论新闻工作的政治性》，《江淮论坛》，1996年第4期
[2]王艳芳，孙莉.《刍议新闻的敏感性》，《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3]刘璐.《论新闻记者的政治敏感性与洞察力》，《考试周刊》，2011年第62期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案例教学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闻教学模式”的价值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闻教学模式”，是指将社会新闻有机地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和过程中，建立“新闻式教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可操作的教学程序与方法，以提高思政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政课的生命力所系，努力回答现实问题是思政课的魅力所在。新闻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的“剂”、“催化剂”和“兴奋剂”，它能极大地促进教学信息的有效传递，促进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积极互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体系与现实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文本化的教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提炼后且“理论化”了的社会现实。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任务就是要把教材的抽象概念、范畴、理论观点、结论回归到具体的、生动的、典型的社会现象和数据资料，进行理论的实际运用，解决具体的、现实的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闻教学”，把社会新闻引入课堂，将社会热点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通过新闻分析、评论、辩论、讨论、电视节目模拟、讲评等多种教学方式展开教学，可以实现让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世界，这不仅契合于当代大学生的个性特点和要求，更重要的是能促使思政课教育实现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使思政课教学做到与时俱进，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认识和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而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成为大学生终身受益的课程。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新闻教学模式的运用有助于把思政理论课中抽象的理论知识密码“破译”为生动的新闻材料，从而增强思政课的“教学磁性”，提升高校思政理论课的“正向导性”；新闻教学模式的运用还有助于引导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和认识社会问题，做到“明辨是非”。
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闻教学模式”的运作框架
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闻教学模式，需要基于该模式的基本特征，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课程运作框架。总体来说，新闻教学实施过程应包括如下六个环节。（1）研读教材与收集新闻材料。新闻教学首先需要挖掘教材知识与现实社会新闻的交汇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现实紧密相联系，教师可以有效捕捉与教材知识点密切相关的社会热点新闻。（2）教案设计与多媒体课件制作。思政课教师在对新闻材料选取、加工和设计的基础上，根据课堂教学组织方式的需要编写新闻教学案例，并精心制作教学课件。新闻教学案例包括新闻呈现（可以是文字、图片、视频等）、问题设计与点评三个部分。（3）师生交往系统与课堂教学组织。根据新闻教学案例设计课堂教学。课堂教学组织方式可以采取教师引导讲授、新闻评论、新闻辩论、电视节目模拟（“嘉宾访谈”）等多种形式。（4）实践教学。高校思政课教师可以每学期安排5-6次学生新闻播报活动，具体做法由学生课后根据所学知识寻找新闻话题，并撰写新闻评论，在课堂中进行新闻播报。（5）教学考核。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闻教学的考核方式应加大平时考评成绩的比例，根据学生参与课堂的状况及其表现进行量分。卷面考查也应当把考查基础知识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卷面考查的导向。（6）教学效果评价与反馈。反馈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定期和相对正式的方式，即在学期中期或终结时对学生进行关于“新闻教学模式”的问卷调查，让学生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二是非定期、非正式的方式，即教师在课堂之外主动与学生沟通交流，获取关于思政课“新闻教学模式”效果的真实信息反馈，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总结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在高校思政课“新闻教学模式”的运作过程中，思政课教师需要特别注意把握和运用如下四个基本策略：以情乐学，通过新闻教学模式营造学生参与学习的氛围；培养兴趣，通过新闻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积极探究的动机；主动参与，通过新闻教学模式提供学生参与课堂的机会；学法指导，通过新闻教学模式提高学生主动发展的质量。
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闻教学模式”运用的课例解说
本文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主干课程之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选取三个章节的教学内容，在明确教学核心的基础上突显新闻教学的实施要点，以此框架性地展示新闻教学模式的运作策略。
参考文献：
框架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被很多学者定义为“研究媒介与民意关系的新典范”，其理论前提来自来两方面的研究：宏观层面的社会学研究和微观层面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新闻框架理论即框架理论在新闻传播中的具体运用，其理论可以追溯到“把关人”、“媒介拟态环境”等理论领域。新闻框架往往是指媒体框架，它是媒体认识、阐释、陈述的一种持久稳固的方式，也是媒体挑选、强调和剔除的依据。新闻框架一方面代表了社会事件如何被新闻工作者或组织主观的呈现，一方面也代表了读者如何主观地解读新闻媒介的符号系统。①戈夫曼认为，“框架”是指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一种心理模式，我们对现实生活经验的所有归纳、结构与阐释都是按照一定的框架来进行的。新闻框架常常是指媒体框架，是媒体对新闻事件进行陈述与解释的一种持久稳固的方式，也是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与忽略一种法则。②新闻中呈现出的社会真实是新闻工作者主观选择的结果，这一结果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政治、文化、利益、价值观等。
国外政府形象的构建是国际新闻报道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中日关系一直是这两年的热点话题。运用框架理论对网站国际新闻中日本政府形象进行分析，明晰日本形象的新闻报道中新闻内容、性质分布，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国际新闻报道中国外政府形象，而且对分析新闻框架对国际新闻中的建构与解释有重要意义。
二、新浪网国际新闻报道中日本政府形象分析
（一）样本的选择。本文以新浪网为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是了解国际新闻中日本政府形象新闻报道框架，为了突出时效性，特别筛选出新浪网2013年6月1日至6月27日新闻报道中涉及日本政府内容的新闻，对其进行分析。
（二）类目构建。1、新浪网国际新闻报道中涉及日本政府形象的新闻报道内容分类：政治类、经济类、领土类、军事类、科技文化类、国际事务类。为了构建起新浪网国际新闻报道中日本政府全面立体的形象，从多个维度日本政府的新闻报道进行分类，包括政治变动、经济涨落、领土争端、军事举措、科技文化策略、对国际事务的态度等多方面，构建起商业网站中日本形象的立体综合范式。2、新浪网关于日本政府形象新闻报道的定性分类：成就报道、危机报道。为了确定新浪网国际新闻报道中日本政府的正面负面形象，把国际新闻中涉及日本政府形象的新闻报道作定性分类。3、新浪网关于民众对日本政府形象新闻报道的态度分类：支持、反对。政府形象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是民众对政府的态度，民众对政府政策、行为的支持与反对是政府形象树立成败的关键。文章抽取新浪网中对政府明确表示支持或反对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力图揭示日本政府在民众中的地位与形象。
（三）数据分析。1、新浪网国际新闻报道中涉及日本政府形象的新闻报道内容分类。在新浪网国际新闻板块中，关于日本政府的新闻共6709条，经济类新闻占据首位有3915条，其次为政治类新闻为1079条，这与一般国际新闻报道报道规律相契合。但是，由于日本与中国矛盾的复杂特殊性，在国际新闻对日本形象的构建中，军事类与领土类新闻比重占据重要地位，仅此于经济类和政治类新闻，军事类新闻有556条。2、新浪网关于日本政府形象新闻报道的定性分类（以新闻报道中明确标注成就或危机的新闻为分析对象）：成就报道、危机报道。这其中样本选择有1249条，成就类报道有137条，危机类报道有1112条。新浪国际新闻板块中明确对日本形象做出定性的新闻报道在总数中并不占据优势，但是在所有的定性报道中，危机类新闻报道比例远远高于报道日本政府所取得的成就类新闻报道比例。3、新浪网关于民众对日本政府形象新闻报道的态度分类（以新闻报道中明确表明民众支持与反对的新闻为分析对象）：民众支持类报道、民众反对类报道。关于此类新闻总数有402条，民众支持类有162条，民众反对类有240条。从分析可知民众反对日本政府态度与行为的新闻报道多于民众支持日本政府态度行为的新闻报道。
（四）结论。综合以上三个层面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新浪网六月份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对日本形象的新闻报道总数相当多，内容主要涉及到日本政府的经济、政治、军事、领土等方面，军事类和领土类报道相对于其他国家政府的报道更具重要地位，由于经济的重要性，经济框架仍然是商业网站采用的主要框架类型。在对日本政府形象的定性已经民众态度方面，负面框架占首位。商业网站在对日本形象报道中，之所以经济框架占首位，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日本与我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日本经济形势的涨落、经济方针的变动同样会影响到国内变动，这符合一般国际新闻报道的框架。其次，对日本政府的报道中，表现出特殊性，即军事和领土类报道占据重要地位，这也很容易理解，我国与日本的领土争端一直是国内舆论的焦点，近半年来，钓鱼岛问题持续受到关注，日本的军事理论调整足以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在对日本政府新闻报道的性质以及民众对日本政府态度的新闻报道中，负面框架远远多于正面框架，在新闻报道中，对日本政府不利的相关事实因素被突出强调了，某些被强调、突出的框架要素解释或暗含了各自新闻框架中所蕴含的主题、价值倾向。
三、新浪国际新闻报道中日本政府形象新闻框架的启示
1、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基于媒体的描摹与构建，在国际新闻中，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和客观报道，国际新闻报道服从服务于国家、民族利益，有鲜明的国家性。中日矛盾一直存在，随着钓鱼岛问题的升级，矛盾也随之扩散，国内舆论反映激烈，此时，新闻媒体在构建日本政府形象时要坚定立场，维护国家利益，多构建日本政府的负面形象。其次，为了调和国内舆论，媒体在议程设置方面也要综合考虑，为了维持稳定局面、避免过激行径，在构建日本政府形象时也要顾及到社会整体文化环境，兼顾其国家形象的政府方面，避免由于言论偏激而引爆社会愤怒情绪。
关键词：新闻评论；社会责任；要素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22-03
新闻评论不是新闻，不是事实报道，而是事实评价，是基于新闻事实或有新闻意义的事实而发表的意见。相比于新闻报道，由于新闻评论对社会制度情境的依赖更强，因而，新闻评论带有鲜明的价值属性，对社会所要承担的责任也更为突出。
一、新闻评论社会责任的提出
无论是以事实描述为特征的新闻报道还是以价值规范为特征的新闻评论，都属于大众媒介的传播内容，因而都处于一定的传播及媒介制度中，进而处于规定传播及媒介制度的整体社会制度之下。所谓制度，就是系统。社会制度就是社会系统。从社会学意义上的系统论角度而论，处于社会系统内人化的各个要素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同其他人化的要素相互制约，并统一受制于整个社会系统，服从并服务于该社会系统。就传播媒介及其传播内容而言，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脱离了自在状态而进入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的整个社会系统之内，从而受制于整个社会系统。大众传播媒介因其大众性而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它理当更多地体现为公共的意志（“公意”）和公共的利益（“公益”）。正是从这个意义说，作为大众媒介传播活动的新闻评论不仅是个人和媒体机构的一种权利或自由，更是一种义务和责任。
针对大众传播媒介为追逐利润而逾越新闻自由的界限和抛弃应对社会担负的基本责任，西方人很早就提出了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思想和理论。1788年，被美国人誉为“自由开创之父”的托马斯・杰斐逊在支持制订旨在保护新闻自由的联邦宪法修正案的同时，就指出：“报界有义务向公众提供可信的、准确的和重要的消息与意见。”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制订了《记者信条》《新闻法规》等规约，业界要尊重公民自由和对公众尽责的行业规范。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非政府机构―新闻自由委员会（“哈钦斯委员会”）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有关媒体社会责任论的基本思想：现代传播媒介应当“将自己视为公共讨论的共同载体”，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社会中所有重要的观点和利益都应该在大众传播机构上得到反映”，要描绘出“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以及要使人们便于获得当前发生的重要事件等。[1]其后在50年代，美国学者T.B.佩特森（Peterson）提出了作为“现代社会公众通讯工具”的媒介所应承担的包括以提供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讨论或辩论来服务于政治制度，启发和提高公众的自我决策意识，对政府进行监督等各项职责和任务，他认为：“自由伴随着一定的义务，享受着政府赋予的特权地位的报刊，有义务对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2]70年代，美联社编辑主任协会制定伦理规则明确要求：“报纸应当为人们交流评论与批评提供论坛，特别是当那些评论与社论立场相左的时候。”[3]凡此种种，表明的是新闻媒介在追求和享受新闻自由的同时所应承担的方方面面的社会责任。在所有这些对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规约中，几乎都涉及到发表意见的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
迄今为止，新闻（包括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即新闻责任问题一直是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界及其整个社会的公共议题，西方的新闻业始终处在追逐商业利润、享受新闻自由与接受新闻审查、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
中国自近代引入新闻学以来，对新闻的认识和理解就包含了对新闻责任的关切。在论述报纸社会功能和意义时，无论是梁启超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严复的文章《国闻报缘起》，还是徐宝璜的著作《新闻学》，都涉及报业即新闻业的社会责任、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使命和道德。[4]尤为突出的是，鉴于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和革命的时代主题，联系国事是报纸的第一要务，报纸所担当的更多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和义务，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备受重视。由此，基本上可以说，报纸不是以新闻而是以新闻评论为本位（只是到了后来，报纸才向新闻本位回归），而报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则更多地是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新闻界的这种评论本位主义盛行至改革开放前，并存留至今。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于西方，中国人所谓的新闻责任首要地不是新闻报道即新闻本身的社会责任，而更多地是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其中的政治责任。
一般而论，从人类新闻实践来看，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上说，新闻报道要早于新闻评论，因此，对新闻评论社会责任的关注要晚于对新闻报道社会责任的关注。作为广义的新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项主观性更强的新闻实践活动，相比于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因其与新闻本身的差异而使其社会责任问题更难以被评判，更难形成公认的标准。但是，基于新闻评论更强的社会性及对公众的社会影响力并不亚于新闻报道，对新闻评论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媒介批评同样成为一种媒介实践的必然。因此，迫切需要对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加以主题化研究。
二、新闻评论社会责任的要素
基于新闻与社会的多重关系，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这三重社会责任成为对新闻评论媒介批评的主要标准和依据。
（一）政治责任
新闻是观念的产物。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新闻实践活动是一种界定和调整权力关系的权力话语活动。如果说，新闻报道是“用事实说话”，是把报道者的倾向寓于对事实的客观报道之中，因而表达的是“无形的意见”，那么，新闻评论则是“有形的意见”，是基于事实的立场和观点的价值偏向性表达，它总是受一定的权力即政治意识形态框架支配。而作为意识形态机构的新闻媒体把关后的新闻评论，更是一种制度性（而非个人性）行为，因而其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或“党性”完全是一种必然的品性。在意识形态的框架效果即筛选、过滤机制作用下，新闻评论具有鲜明的价值特征和价值观差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评论是一套言说定义（或规范）现实世界的权力话语，新闻评论活动是政治性的活动，从事新闻评论就是从事政治。恩格斯曾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么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5]从事政治活动的新闻评论当然要承担一定的政治责任，这是一项必然的逻辑。在自由主义的社会语境下，新闻评论要承担充当“社会公器”和被喻为的“看门狗”（watchdog）的角色，为社会（公益）服务，肩负起对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公司企业进行新闻舆论监督的政治责任，要求成就为“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语境下，新闻评论要承担充当执政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及舆论支持、舆论引导（导向）和舆论调控工具的政治责任。新闻评论履行舆论监督和政策宣传等政治功能，就是在承担政治责任。这种对政治责任的承担集中表现为合政策性，即要为一定的政策所约束，服从和服务于政党和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
（二）法律责任
从法律学的角度看，新闻评论是一种关涉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人的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等社会关系的新闻实践活动。基于新闻评论的权利和自由是有底线和疆界的，新闻评论的法律责任更多地表现在不作为上，力求避免评论权利的滥用和误用。新闻评论因此主要成为被社会规范的对象（而非社会规范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评论的法律责任基本上是消极性的、否定性的责任。事实上，新闻评论承担法律责任主要表现为合法性，即要合乎法律精神的要求，要受一定的法律规范的约束（应该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合法之法或“良法”。从原则上说，对不良之法或“恶法”，作为社会舆论工具的新闻评论不但不能在精神上受其束缚，而且在行动上要通过新闻批评的方式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使之尽早得到修正）。[6]换而言之，新闻评论要在法律允许的界限内进行，具体是指新闻评论主体选择评论的新闻事实和人物及得出的相关结论必须是法律（主要是新闻传播法）允许传播的内容，不会对他人或某个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及整个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不得侵犯他人的个人权利，不得损害法人的利益，不得危害国家安全，不得败坏社会的公序良俗，不得造成干扰独立司法审判的“新闻审判”现象。
（三）伦理责任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新闻评论是一种辨别善恶并影响社会价值取向的软权力话语行为。“言论是一种试图影响人、改变人―改变人的价值观、行为和信仰―的文本，因此，它不能不受到伦理的审视。”“就像论说可以用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定并改变他们的生活一样，‘论说’也可以破坏和伤害人们。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和‘私民’，我们必须以监督和批判的眼光审视我们所制造和接受的论说。”[3]作为一种广为传播的社会言论（“论说”），新闻评论的伦理品性是显而易见的。新闻评论的伦理目标应当是使传播对象或者说受众“耳聪目明”，更具思考力、鉴别力、批判力和创造力，总之，更自主、自由，更有个性，而不是相反―更易于被人所操控、役使和同（质）化。换而言之，新闻评论者即“论（说）者的伦理”旨在“强化个人和社群”（strengthening the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使之更有力量。而要实现上述伦理目标，就必须要求新闻评论者像古希腊圣人苏格拉底那样，做知识和真理的“助产士”，通过“辩证法”与人“理论”，目的不在驳倒对方，而在于共同达到真理，达成共识。事实上，今天的新闻评论者更应平等对待传播对象，平等交流，做到理性劝服。如果说新闻评论的法律责任主要是一种消极性作为的责任，那么，新闻评论的伦理责任更多地表现出积极性作为的责任一面，它要积极作为，执行一定的社会基本职能。譬如，新闻评论要尽可能多地提供全社会的各种声音，搭建“开放的话语空间”和“意见的自由市场”，尤其是确保话语权和发言机会的均衡分配，让弱势、边缘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有，新闻评论要尽可能地彰显人性中的光辉，显示人道主义和推崇人文关怀，弘扬和释放道德力量的正能量，以凝聚社会共识和舒缓社会情绪。当然，从根本上说，新闻评论的伦理责任要求新闻评论合道德性（“合德性”），即要求新闻评论遵守德性社会的道德约束，其评论主体所选择评论的、作为公开传播对象的新闻事实或人物及得出的结论都应该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和规范，为之所接纳。概括起来说，新闻评论的道德责任包括：在内容上，要“公正”（fairness，而非不偏不倚，impartial），不要碰触和突破民主、法治和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底线；在形式上，要公开，不得隐匿或模糊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得使用不利于读者全面、深刻地理解、把握事实，独立、合理地进行判断、推论的论证方法或修辞手段。应该指出的是，基于伦理界限和规范不像法律界限和规范那么硬性和明确，新闻评论的道德责任比其法律责任要宽泛也要宽松一些，承担新闻评论的道德责任也就要求更自觉、自主一些。
三、结论
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内生的，是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形态的内在属性所规定和赋予的。一般而论，新闻评论的三重社会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与伦理责任―是统一的，但不可否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新闻评论的政治价值标准、法律价值标准与伦理价值标准即合政策性、合法性与合道德性并不完全一致。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言论―“每个社会都有维持和平和秩序的权利，因此就有权禁止宣传报道带有危险倾向的意见……执政者在限制他所认为的危险意见时，他在道德上或神学上可能有错误，但是他在政治上则是正确的。”[4]―恰好从对立面上反映了这种多重价值标准的非统一性。因此，承担新闻评论的三重社会责任就成为一种讲求周全、兼顾的平衡艺术。此外，承担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还要求注意一种情形。上述政治、法律和伦理三重标准有可能与新闻价值标准都不一致。譬如，有些事实具有新闻价值，以新闻价值标准来衡量是值得评论和传播的，但从政治、法律或伦理的角度看，又都不适合评论和传播。因此，在承担新闻评论的社会责任时，还有一个平衡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与传播责任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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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马少华.新闻评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
[4]董岩.新闻责任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注释：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第21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3列宁《未写成的文章〈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的材料》，《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4参阅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第20爷，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转引自《报刊的四种理论》，第84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8月创刊于上海。
8见[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参阅时同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10参阅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上册）第八章，[台]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年版。
多棱观点之剑：电视国际新闻评论的题材特色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新闻评论作为发出一国声音、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利器，在传递国际新闻的同时，起到了抢占舆论先机、引导舆论方向的重要作用。①国际顶尖电视媒体都十分重视新闻的评论工作，评论不仅能够提升新闻报道深度和传播力，还能明确地表达一国或者新闻媒体自身的立场和观点。因此，中国新闻媒体要想加深国际新闻的报道力度，提高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必须提高自身的国际新闻评论实力，真正发出中国的声音和表达出中国的观点。鉴于电视国际新闻评论的题材广泛，很难完整地将所有的评论囊括在内，因此笔者尝试按照国际新闻的分类和国际新闻评论的功能将其分为政治经济类、文化体育类、生态环保类。
国际政治经济新闻评论。政治经济新闻（以下简称政经新闻）一直是国际新闻中最重要的一个类别，也是最受关注的一个类别。政经新闻评论能够起到解释深化国际新闻的作用，也代表着一国的声音和观点，在争夺国际话语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政经评论在媒体评论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每逢国际重大事件发生，国际社会都会关注中国的声音，因此国际政经评论就扮演着传声筒的作用。如在美国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财经频道等采取多种报道形式，彰显我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上的一贯立场。新闻频道滚动播出《美国业界敦促国会不要紧逼人民币》《人民币汇率再创汇改以来新高》等新闻，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及时报道中国商务部回应操纵汇率说法，以及美国资深议员等反对国会对人民币问题施压的表态，并组合播出新闻快评，分析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背后的政治意图。财经频道多档栏目及时播发商务部声明，表明中国政府立场；采访权威专家学者，分析中方的应对方法；连线路透社驻纽约的财经评论员，分析美国这一举措的真实意图。中央电视台的经济评论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政府的声音，体现了中国对人民币升值采取的强硬态度。此评论受到了西方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和CNN在内的广泛关注和报道，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姿态，起到了发出中国声音的作用。
文化体育新闻评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之间的交流日益加深，文化交流活动和体育赛事都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际文化体育评论（以下简称文体评论）在传播国际交流活动和加深各国之间的了解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际文体评论并不只是观点的传声筒，也是传播一国形象和文化价值观的工具。国际文体评论以其趣味性和生动性吸引了很多受众，同时在艺术和体育爱好者中间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文体评论较之政经评论，形式更加鲜活，语言更加生动，内容更加丰富，是提升一国软实力的重要工具。就一般模式而言，电视文体新闻评论通常穿插在国际重大文化体育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比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经常邀请体育评论员做客演播室，对体育赛事进行专业点评。随着电视频道专业化的进一步加深，专业的国际文体节目也开始涌现，如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旗下的五星体育频道，专辟了一个国际体育评论栏目《今日体育快评》，及时更新对国际赛事的评论；上海外语频道ICS的一档文化谈话类评论节目Culture Matters（说东道西），主持人和嘉宾借用轻松愉快的话题架设起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理解的平台，节目时长一小时，多位中外知名文化学者或名人在节目中轮番上阵，就当下的文化热点与主持人及现场观众展开热烈探讨，而现场乐队的加入也让节目更时尚。与文体新闻相比，此类节目既提供相关新闻热点剖析，也将背后的一些现象生动地展现出来，而且丰富生动的节目形态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
生态环保新闻评论。国际性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生态环保类题材的新闻成为国际新闻的一类重要主题，不论是自然灾害、气候问题，还是环境污染、环境保护等都成为全球共同探讨的一个话题。而生态环保类评论在责任担当和表达方面发挥出的巨大作用以及激发的公众倡导力逐渐受到了新闻媒体的热捧。美国CNN在新闻栏目中专辟Eco Solutions（拯救生态）栏目，将生态新闻和评论结合起来，倡导绿色世界和环保理念。而中国在生态环保方面的表态和责任担当，将更多地通过新闻媒体的国际生态环保新闻评论表达出来。如凤凰卫视的《地球宣言》，每天讲一个故事，展现一个话题，关注地球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发展以及人类生存的可持续发展，并在节目中阐释官方、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学者、公司高管、普通民众等不同阶层的群体对于环境保护的看法，全方位地对国内外生态环保话题进行评述。此类国际评论在国际传播中能够表达中国对全球环境保护的担当和责任，从而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
确立传播目标：
做好电视国际新闻评论的作用和价值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国内舆论环境十分复杂。在西方媒体主导的国际新闻话语修辞中，关于中国的新闻被烙上了负面印象，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中国电视媒体应该重视国际新闻评论的价值，使中国在国际社会舆论的引导和国家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笔者将分析做好电视国际新闻评论的作用和价值。
摘要： 定义新闻评论，本文提出了有关意见。根据定义阐述了新闻评论的特性，即新闻评论传播的时效性，新闻评论论说的理论性，新闻评论内涵的思想性，新闻评论的指导性。
关键词：网络媒体；新闻评论；新闻评论特性
要想讨论新闻评论的特性，我们首先要知道新闻评论的定义，了解什么是新闻评论。
关于新闻评论的定义，传播学界一直没有统一过，呈各抒己见的样态。恩格斯说过：“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但是，了解其发展变化的过程，找出其中的差异，我以为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理解新闻评论的特性。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先生认为：“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
时代是在发展的，特别是当网络媒体迅速发展之后，我们是否可对新闻评论作一番新的定义或者说诠释：所谓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
新闻评论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文字、或声音、或音像结合、或图文并茂，在新闻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定义是从两个方面界定的，首先，从新闻评论的内涵着眼，即新闻评论与其他新闻形式的区别、它的生产过程、它的内容要求等；其次，是从新闻评论的外延指示，即指出新闻评论在当今时代有哪些表现形式和传媒形式。内涵和外延是相互联系，共为一体的。
对于这个定义有以下两方面需要注意：
一方面、关于传者与大众传媒。在这里传者与作者是有很大区别的。作为一位现代传播者，不可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坐在家里“闭门造车”，而是需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学习和接受广博的知识与信息，同时他还需要掌握和了解大众传播的一般规律。只有这样，他的生产产品才能做到“适销对路”。同时我特别提到“借用大众传播工具”，这是因为，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表意见，但这些私下议论是不能算做新闻评论的。只有那些在大众传媒上公开发表的意见（通过一定的文字、声音、音像等信息符号表现）才算得上是我们所研究的新闻评论。这是当今传媒时代的新要求。
另一方面、新闻评论是一种传者意愿的直接表达，或代表传媒单位，或是代表传者个人，他的所文所言，都是一种有形意见的表达：反对什么、批评什么，赞成什么、表扬什么，都是主观反映于客观的一种直接的真实的思想表白。它比消息报道更深刻，更理性，因而也更能打动人说服人。
新闻评论必须依赖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问题或现象，它有别于小说家的创作和理论家的演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问题和现象是第一性的，新闻评论是第二性的，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思想反映。新闻评论的写作不能同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它不能杜撰事实，也不能夸大或缩小事实，丁是丁，卯是卯，在新闻评论依赖的事实上来不得半点虚假。同时，它也不是理论家纯粹的逻辑演绎和推理，仅仅研究和传播一种理论。新闻评论需要有理论作支撑，但是，它必须反映事实反映时代，以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为依托，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针对性。这是新闻评论有别于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根本所在。
学术界对于新闻评论的理解，因受着时代的影响，因受着自身工作媒体的限制，因各自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产生差异是很自然的事。所谓新闻评论的特性，实际上就是要找出它与其他新闻形式的本质属性上的区别或需要特别强调的地方。这种特性要从新闻评论一般的广泛的表现形式来讲，而不能只讲刊登在党委机关报上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的特性；这种特性要从新闻评论论题的广泛性来讲，而不能只举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评论员文章。已经出版的许多新闻评论的著作，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更应该取名为“党报社论、评论学”，因为，它们主要是针对党报的评论而论述的，对于其他媒体，特别是大众评论谈及较少。而本文要强调的却是十分广泛的新闻评论，它既包括党报的社论也包括其他媒体的评论，既包括代表媒体的评论，也包括大众参与的个体评论。于是，新闻评论的特性也由此产生。
在这些特性中，我以为有两点是不能作为新闻评论的一般特性的，一是政治性，一是指导性。
关于政治性。把政治性作为新闻评论的特性，是一种时代的产物，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产物。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提新闻评论的政治性，我以为是不妥当的。现在的评论不仅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步入世界大家庭的行列，民众的议题涉及越来越广泛，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有更多的文化、教育、学习、生活等议题需要评论。在这些评论文章里是很少或完全没有政治性的。
关于指导性。首先在这里“指导”是一个动词，不能用来定义特性。但是新闻评论确实具有指导舆论的作用。对于一般出现的新闻评论，我更倾向于称之为指导舆论的有益性。
当然，对于党报和主流媒体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来说，还是要强调政治性和指导性的，这也是不容不得置疑的。这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
【摘 要】中国的士子阶层，自古以来就有清议的传统。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山河的破碎，传统的封建文化秩序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原本处于话语权中心位置的士子阶层身份急剧转变。在中西思潮不断冲击交汇的过程中，“开民智”又成为中国文人这一知识分子阶层的历史使命，因此“文人论政”也就随之成为近代新闻报人的最大特色之一。本文梳理了近十年间学界对于“文人论政”这一新闻思想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采用了布迪厄的场域综论作为切入角度，探讨了近代新闻场中的“文人论政”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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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人论政 新闻场域 幻象
一、“文人论政”传统
中国的文人，或说士这一阶层，自古以来就有清议的传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言，“中国有一个强烈却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明辨是非，敢言能谏是属于中国文人的独特风骨。纵观现有的文献资料，大多都是从近代报人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种政治主张和新闻思想切入，概括性论述了在新闻界中“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由来和逐渐消隐的过程。
第一，文章的内容结构分布相似
首先是梳理近代有名的办报实业家、著名记者、撰稿人、作家等等的生平、办报历程、撰稿情况和新闻思想。近代时期，随着清政府的倒台，科举制度的取缔，原有的封建文化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原本处于话语权中心位置的中国文人的身份急剧转变。在中西思潮不断冲击交汇的过程中，“开民智”又成为中国文人这一知识分子阶层的历史使命。许多知识分子都将目光转向了新闻界，一时间办报、撰写政论文章就成为他们实现这一使命的最好手段和平台。
“文人论政”的开先河者是王韬，他每天在《循环日报》首栏撰写的“论说”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后，又有梁启超先生用他的铁笔书出的论政文篇，影响力极为深远。自《时务报》开始，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的众多论政文，针砭当局时弊，臧否天下人物。此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论政文，启迪了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学子，振聋发聩，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同时，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胡适先生从原本对政治避而不谈二十载，再到按捺不住心中热血提笔上阵，在《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等报纸刊物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还有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等数不清的名字在中国新闻史中永被铭记。在近代的炮火和动乱中，新闻界也如同承载它的这方土地一般，遭遇了种种折磨，喋血的报人却如春芽一般不断涌现，他们的名字，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为这一事业牺牲了性命，贡献了一生。为了实现自己的办报理想，在多灾多难的年代里，《申报》、“新民”报系、“世界”报系却不曾被历史的尘埃掩埋，陈铭德、邓季惺、成舍我等人的名字，也永远和新闻密不可分。
其次是联系“文人论政”这一历史渊源，论述“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产生条件及其特征。比如傅国涌认为“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产生条件包括民间报刊的空间、经济独立与知识分子能够保持人格独立①，其特点有五：公正客观理性、论政而不从政、富于责任感，勇于负责、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笔锋常带感情；而其他学者如甘惜分却认为“文人论政”是政治家型报人办报的特点，这些报人具有政治家的一些重要素质；②王永亮则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直接指出文人借助报刊来参与社会并进一步干预社会，认为这些人都是具有强烈爱国心、敢于触及社会弊端和丑恶之处、学识渊博且对政治有深刻的洞察力、政治活动能力也较强、注重人民的呼声等等。③“文人论政”被称为一种办报思想，其内涵包括：从治国的角度对待报纸、报纸是国事的耳目喉舌，有“去塞求通”的作用、报纸文风应浅近义明，通俗易懂、报人精神独立并商业性经营报纸。④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者从个案研究出发，通过对《循环日报》《大公报》、《观察》周刊以及指出这些近代报人不但“论政”，而且主要目的是“立言”：向统治者进言、报刊要主持“清议”、“立言”要推动社会改革、报刊发言自由、内容需经世致用、关注国家外交、民生、救亡图存等主题；⑤在后续的研究中，还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产生的条件，报刊开辟的新言论空间以及传统士人在吸收传统儒学以及西方文化之后，逐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这一主体条件，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出发，审视了“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中存在的内在悖论。⑥西方新闻人崇尚自由，却为政治所困。而中国的文人恰恰相反，他们甘愿为政治所囚，追求的往往不是纯粹的自由。近代中国无数新闻人以牺牲理想或者生命为代价，均是以失败告终。政治书写的历史，远非一支笔或者一个人就能改变其奔涌而去的方向。“文人论政”这一传统其内在的相悖性就决定了其惨淡的结局。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虽然从个人角度而言，他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未曾活着实现，但是他们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将弥足珍贵，如夜空中闪烁的明星，为后来的新闻人指明了前行的道路，为人民大众民族存亡意识的觉醒立下了盖世功勋。
此类文章均是简要评价这些近代报刊报人的思想及其贡献，大都或褒扬，或赞颂，或客观评价，等等不外如是，在此不做赘述。
第二，关于近代报人“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研究方法大多都是以纵贯性研究为主，也有一些同时期的横贯比较研究。从现在的时间点出发，一直追溯到王韬、梁启超等近代报人“文人论政”思想之先驱者，此外大多还会提到自古时起中国文人就有“清议”的传统，以及古代士子阶层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的文化政治职责。横贯研究大多都会对一些典型的近代报刊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比如《大公报》、《观察》周刊、《循环日报》、《申报》等的办报思想，主要承办的报人及其相关言论、个人背景以及其对当代新闻界的启迪等等，不一而足。
第三，研究领域囿于文学性的总结论述，缺乏跨学科的视野。对于“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研究大多遵照上述结构，不过也一些将这一传统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作比较的研究成果，比较其认同和区隔，论述二者内里所涵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同取向及在近代中国新闻领域相互交融的部分。⑦
二、场域、资本与新闻场
1、场域
“场”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提出，后又被法拉第用于电磁领域。场域理论最早被用于格式塔心理学概念中的“心理场”，后又被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一如社会学研究领域。他认为，“场应该理解成一种研究方法：一种分析因果关系和建立学科结构的方法。”⑧由于勒温的学科背景，他对于场的研究大多只囿于心理学范畴。
将场域理论彻底推上研究工具和元理论位置的学者，当属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由于他人类学的背景，布迪厄特别钟情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他早期受到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冷/热社会”观点的影响，并没有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是后期他又受到保罗·拉宾诺对一个特定群体的人类学研究启发，提出了场域理论。⑨
在布迪厄看来，他所引用的这一研究方法，是将传统社会学的两种研究取向结合起来的中观研究范式，目的是打破当时知识界的客观/主观与宏观/微观的二元对立结构⑩。他在惯习（habitus）与资本（capital）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场域理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型购。”⑾
2、资本与场域的特征
场域是按照某种特殊逻辑建构的。在某个特定场域中，位置由资本决定，同时资本的分配也仰赖位置的高低。布迪厄所定义的资本主要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通常是由处于场域中的个体通过直接体验与间接体验累积而成，通常包括家庭背景、工作性质和遗产继承等等。场域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一，场域由特殊逻辑构建，这种逻辑是客观而非主观的，它是一个结构化了的空间；其二，场域的客观逻辑是一种固定结构，所有进入此场域的个体必须接受这一前提条件，但这种条件本身可能是隐蔽的，通常作为特定场域的“常识”出现；其三，场域的常态是持续竞争，这种竞争包括对于资本的争夺，还有对于场域内部规则的制定权的竞争；其四，场域是一种内在不定常场，外在定常场。场域的内部规则具有历史性，是不断更新变化的结果，这种结果通常来源于场域之中的竞争。此外，场域与场域之间的规则通常是不可通约的。⑿
3、新闻场
布迪厄在1996年座谈法国巴黎一台，做了《关于电视》和《记者场与电视》两个讲座，并同年整合为一本小册子《关于电视》出版。在这本不长的著作中，布迪厄在总结电视场与新闻场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场（Media Field）的概念。新闻场作为媒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媒介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主要指代新闻场的相关研究。
布迪厄对于媒介场的研究重点落在“符号暴力”的形成机制上。简单来讲，就是指在新闻场中，资本与位置都会变成一种象征符号，对整个场域的运行规则、运行状态以及运行结果产生支配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符号暴力”。布迪厄指出，较之其他的场域，新闻场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新闻场更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并且利用娱乐化、共谋、舆论监督、反映民意的名义同时干预其他相关场域的自治。
三、近代新闻场中“文人论政”的幻象
1、中国近代新闻场的特殊性
在中国近代语境中，宏观的政治权利是不可忽视的，对于新闻场内部的参与者的身份分析也应该加入进来。近代新闻场中的社会阶层分布集中于文化知识分子阶层，大多数成员是传统中国士子、乡绅阶层经过西学东渐的洗礼而转变过来的，多有留洋经历。因此，比起西方新闻场中的成员，中国近代新闻场域中的参与者身上留下了中西两方的文化痕迹。这体现为他们在文化场中的立场是公平民主自由，而在现实之中又会由于人情、利益以及强权压迫等等因素，不得不放弃新闻场中的游戏规则而选择政治场靠近，本身的身份认同处于矛盾之中，因此有些人因为忍受不了对现实的绝望而选择自杀。
2、“文人论政”幻象
烽火连天，军阀割据混战，列强欺侮，人民生活得痛苦不堪，这就是近代中国的最真实写照。在这一时期，涌现了众多新闻人和革命者。他们大量进入了新闻场，想要借此传播新思想新观念，警醒国民，救亡图存。在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合法民办报刊、非法民办报刊以及官报和各种政党报纸也全部都进入了新闻场，借由不同的报人、时评家、革命家以及爱国文人的笔锋，坚信可以借此改变国家与自身的命运，为了这一目标，很多人都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在新闻场激烈的搏杀争夺中，其实质是在争夺超越这一场域本身规则的力量，那就是占领新闻场中的制高点，制定新闻场中的规则，并分配更多有利于宣传自己主张的资本。
但是，对于人类而言，生命尤为宝贵，死亡意味着永恒的沉寂。为何他们甘愿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本文暂且不谈民族大义与个人道德境界的问题，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个自古以来的清议传统，“文人论政”幻象。
“幻象（illusio）”一词，布迪厄在研究媒介场的时候就曾使用过，它是源自拉丁语的ludus，意为游戏。他认为，游戏的意思就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在某一时空范围内进行；游戏规则是游戏参与者自愿接受的，但又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它以自身为目的，而且伴有一阵紧张、愉快的情感及对于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⒀从这一定义中总结有以下三点：（1）游戏其实等同于场域中的竞争，玩游戏的过程就是竞争的过程，它必须决出胜负；（2）游戏的运行有不可抗的规则，但是参与者可以自愿选择接受或不接受；（3）不接受规则的游戏者，就是规则和秩序的破坏者，有可能受到惩罚或是被流放于场域之外。
“文人论政”是一个幻象，也是一种新闻场域中的“游戏”。但是这一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却是权利与资本：有可能是新闻场内部的，也有可能是来自外部的，比如说政治场，经济场等。近代报刊，一方面受到各方军政权力的逼迫，另一方面也要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获得自生的生存。
支持他们继续这一游戏的，就是“文人论政”这一新闻思想。新闻场的运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一场域浮动在众多场域之间，被影响或者施加影响，这使得新闻场有时候看起来可以超越权利与资本的游戏规则。⒁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其原动力在于他们相信新闻场内的拼斗是有意义的，胜利者可以获得改写历史的权利，并因改变国家与自身的命运而永垂史册。
对于他们而言，“文人论政”这一思想代表的是自古以来的士子“清议”的风骨，他们相信，自身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一个革命的先驱者，一场救亡图存运动的领导者，他们肩上担负的是民族的希望和使命，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书写的是明天的历史，他们唤醒的是麻木的国民，他们建设的是民主自由富强的未来中国。这就是“文人论政”的终极目的，立言参政。这种蓬勃的历史情怀，这种沉肃的历史使命感，这种强烈的爱国愿望迫使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揭露黑暗，鞭挞丑恶，臧否人物，怀着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渴望，为理想献身，这是他们终极的追求。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新闻场中的个体会不顾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约束和限制而摸索前行。
他们的探索不是没有意义的。场域中的幻象与惯习并非消极被动的被场域决定，它们还会主动地去改变场域规则。今天的底层游戏者在谋得高位之后，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⒂。近代报人在新闻领域的探索，不但是警世的长钟，激发了国民的爱国图存的情怀，还为后来的中国新闻实践带了颇多的启迪，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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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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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王永亮，《近代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6）
④王永亮、邓相超，《近现代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J].《新闻爱好者》,2002（3）
⑤洪梅，《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研究——以〈循环日报〉、〈大公报〉、〈观察〉周刊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2008
⑥张丽萍、陈培爱，《试论我国近代报刊的“文人论政”传统》[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⑦赵云泽、涂凌波，《“文人论政”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区隔与认同》[J].《现代传播》2010.10
⑧Kurt Lewin: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NY:Harper & Row.1951：201
⑨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2002（4）
⑩⑿⒀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06
⑾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导》[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⒁⒂赫伊津哈:《人，游戏者》[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