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实证论文第1篇

开展实证项目分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题，即确定“怎么开始，亦或如何开始”的问题。选题是一个不断探索、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一般而言，需要从两个层面进行考虑：首先应该确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然后是在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中选题感兴趣的具体题目。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前者是对拟研究问题的一个总框架或总领域的确定，后者是要明晰一个具体的、真正的研究问题。当然，研究领域的确定要依据我们所学专业，亦或结合在诸多经管类课程学习过程中，自己所掌握到的知识来确定拟研究的科学领域。在对课程论文选题时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重点选择我们在经济、社会等领域中给予广泛关注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选择的问题一定是具体化的问题，而不是空洞泛泛、言之无物的问题。第二，明确研究范围。研究的范围可以是宏观领域，也可以从微观层面来探讨。第三，题目的选择不应太大。我们应综合考虑实证项目研究的条件和现实可能，如：个人理论水平层次、数据可获得性、完成项目或课题的人力资源、物质成本及时间条件等。作为本科生课程论文，题目不能选得过大而无重点，否则工作量太大，建议选择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小题目”。第四，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来源是进行计量经济学建模及研究的基础，若不能获得具体的观测变量数据，将无法进行具体的计量研究。另外，选题过程中也应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如图书、报刊、电子图书馆和网络数据库等。有效利用资料和文献，可避免做已有学者已做过的学术研究。对收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综述和评价，指出现有研究成果中存在的不足，也可从中发现自己论文写作可能的创新。文献综述和回顾是研究论文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人会将文献综述部分作为文章的引言，以保持整个课程论文结构上的连贯性。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1.模型设定。课程论文研究题目选定之后，就要考虑模型的设定和建立问题。一般来说，模型优良的判别标准有：第一，构建模型的基本准则与所得数据表现的现实相统一和一致。第二，模型构建应与经济理论一致。第三，构建的模型需要外生变量构成回归变量，且构建模型中含有明确因果关系。第四，参数应具有相对稳定性。第五，模型必须具有对数据的代表性和优良的拟合性。第六，模型应具有尽可能大的包容性。最后，模型的简洁性。设定模型首先要确定模型中的变量，其选择的依据要根据研究目的，以经济理论为指导，抓住其主要影响因素和特征，同时根据研究需要，对所选变量进行取舍并加以检验，以确保避免对变量设定的误差。当变量选择好之后，就要对回归模型的函数形式进行设定，使所设定的变量间函数形式能够体现变量间的基本关系。

2.数据收集与处理。在计量经济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包括：统计年鉴数据、对外公报、实地调查数据和人为构造数据。可用于估计参数的数据主要有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面板数据和虚拟变量数据。如何取得用于实际计量的适合的样本数据，是计量经济研究成败的关键。计量经济研究中所用数据，要力求真实、可靠、完整，数据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所估计参数的可靠性，对明显失真的数据，应当予以剔除。收集数据工作结束后，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先处理，可进行一些初步查验与分析，这样可得到调查数据的统计特征。

三、计量经济分析

当设定的计量经济模型确定之后，就可利用所获得的数据来估计模型中的参数。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普通最小二乘法、WLS法、广义差分法、工具变量等方法估计模型中的参数。接着，还需要进行模型检验，主要从其经济意义、统计推断、模型预测等方面进行。此外还有模型诊断性检验，主要包括变量检验、残差检验和稳定性检验。模型检验不存在通行的模式，每个阶段的检验需要大量地判断和验证，不同学者使用的检验方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我们要避免在没有对模型进行更多深入分析之前就仓促地下结论，也需要对其进行一系列的诊断和检验。最后，利用我们选取的统计量数值对诸多模型的优劣程度做出判断。经过检验和调整后的估计模型是符合要求的，接着就要对模型所提供的数量信息做具体的分析。根据研究目的，可能是经济预测、结构分析、政策评价或验证理论。对实证分析结果做出说明：如回归系数正负符号、大小、经济意义、检验结果解释、不同估计方法的差异性等角度。

四、课程论文范例

1.题目：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实证研究。

2.前言：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对农产品消费的研究也已成为目前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对于食品质量安全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展了消费者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和转基因食品等认知、支付意愿和购买行为的研究，且成果颇丰。区域特色农产品极具浓厚的地域特性，它们在生产后被营销到当地，会发生如何的意义？与当地消费者的互动如何？这成为了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本研究在对郑州市240位消费者问卷调查基础上，从微观层面探讨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认知状况、需求动机和购买行为及影响因素。

3.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我们以面谈形式填写调查问卷，调查人员为高校研究生。在正式调查之前，先于2011年3～4月、6～8月进行预调查，并于2012年1～3月进行了正式、全面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消费者基本情况、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认知和购买等内容，获得240份有效问卷。根据所调查数据，对消费者基本情况统计。

4.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的认知和购买、了解渠道、购买及目的、消费者对新疆库尔勒香梨的鉴别、质量安全性和价格水平的评价。

5.计量经济分析：模型采用以下函数形式表示。Y=F（X1，X2，X3…X11）+μ式中，X1，X2，X3…X11分别表示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个人月均收入、对健康的关注、对原产地的关注、销售推广介绍、亲朋好友的推荐、个人喜好、对质量安全水平的评价和对价格的评价，μ表

示随机扰动项。本研究拟采用二元逻辑斯谛（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消费者购买行为，回归模型可表述为：logP（Y1）P（Y0）--=b0+b1x1+…+b11x11+μ式中，Y1为购买过新疆库尔勒香梨，Y0没有购买过新疆库尔勒香梨；b0为常数项，

6.结果分析：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消费者购买行为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本研究构建模型主要目的不在于预测，而是定量分析与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故在回归处理过程中，采用向后逐步剔除法（回归结果略）。主要研究结论：影响消费者购买主要显着性变量有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对原产地关注、销售推介、个人喜好和价格水平评价等7个因素，另外可知它们的显着性水平不尽相同。结合实际调研结果（描述统计部分），进一步可知：新疆特色农产品有着较高的认知度，相比较而言，新疆库尔勒香梨和阿克苏“冰糖心”苹果的市场认知度有待提高；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着较高的评价，同时也认为价格较高；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需求动机存在多样性。

经济学实证论文第2篇

关键词：假设；检验；预测；描述；人文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影响可谓长久不衰，几乎引导了战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潮流。在实践领域，弗里德曼的“F论点”说服了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派经济学家对于“F论点”的坚持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另一派经济学家对于“F扭曲”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主干。关于弗里德曼方法论的研究文献虽然已经浩如烟海，但是既有的研究几乎存在一个共通的缺陷，就是就科学问题而论科学问题，而没有意识到经济学还存在人文这样一个重要维度。我们认为，单纯从科学角度看待这场争论的话，由于经济学不具备可控条件下的可实验性，是不存在解决出路的。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回归亚当·斯密的古典传统，重视人文的维度。

一、解读方法论之争的哲学基础

实际上，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都是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支持者。虽然“证伪主义”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波普尔却认为：“同分界问题做对比，指出意义问题是个假问题。但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却把我的贡献归纳为提出了这样一种建议：用可证伪性的意义标准取代可证实性的意义标准——这实际上使我的观点变得毫无意义。”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凡是能够被经验确证或否证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进而认为波普尔只不过是强调了否证的重要性。所以，许多人似乎一直把波普尔当作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把他当作一个用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的持不同意见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逻辑实证主义者也宁愿把他看作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一个批判者。所以，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的方法论之争虽然有着深厚的科学哲学基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波普尔“证伪原则”以及“实证原则”的不同理解。结合经济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的新发展重新梳理这场方法论之争，有助于提升我们对于经济学性质的认识。

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核心是所谓“F论点”：(1)科学的目的是发现预测良好的假说；(2)假设不是检验理论的所在，其现实性与理论的有效性无关。弗里德曼对预测的阐述类似于波普尔。他将经济学中的假说和其预测的可证伪的重要性放在了判断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核心标准的位置。有人统计，20世纪70和80年代出版的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证伪主义有联系，因此，布劳格(1992)把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概括为“证伪主义的故事”。在弗里德曼看来。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到底与一般性理论有所不同。实证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系统知识，其终极目标是发展能够对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有效的解释，并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既有效又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作为一种实质性假说体系，理论不仅要具有“内在一致性”，还要保持‘外在一致性”。那么，为什么弗里德曼认为证伪原则只适用于假说，而不应该涉及假设呢?弗里德曼没有引用任何科学哲学家的论点，而是通过三个典型例证证明了其观点，一个模型的目的不是接近现实。归根到底，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完全现实的模型——这个世界本身。但这一“模型”的问题是它太复杂，复杂得难以理解。一个模型的目的在于为理解这个世界的特征提供见解。如果一个简化性假设使得一个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了不正确的预测，那么缺乏现实性才是一个缺点。然而，如果这种简化并未使得该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不正确的预测，缺乏摹写意义上的现实性就是一个优点，通过更为清楚地隔离所关注的效应，这种简化使得问题更易于理解。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地球，那么这个星球本身就是个最具描述主义意义上完美性的模型；但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却大多是通过地球仪这样一个具有简化性的模拟来完成的。这种方法典型地存在故意的扭曲，而我们却不以为意。经济学中的假设起到的正是地球仪的作用，其同样不必是现实的完全摹写。正如Solow(1997)指出：好的经济模型通过“关注一两个因果或条件因素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因素，并且希望理解实体的逸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为这场论战的另一方，萨缪尔森和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等人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前提假设不需要证伪的观点，认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存在原则性错误。弗里德曼的“F论点”被萨缪尔森戏谑地称为“F扭曲”，用以指称“假设和推论的不对称性”。萨缪尔森(1964)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就是理论的表述应当是毫不含糊的，以使他们有可能被“证伪”。关于假设和假说形成的一般原理，他认为一般应该有操作意义，这种操作意义是经验性的，经验性的东西应该具有可证伪性。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operativism)后来发展为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强调加强经济学的科学描述力。他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可运用的有意义的定理”。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完全解释的愿望是科学所不能及的，因此经济学家只应力求扩大经济学的客观(科学)解释性的描述力。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原理实际上是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述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

可见，由于对证伪原则的不同理解，预测主义和描述主义在检验的范围和完善理论的方式上产生了本质性的差别。一是前者只关注对于假说和其预测的检验；而后者既要求检验假说，也重视简要假设，并且相对来说更关注于检验假设。二是在完善理论的过程中，预测主义者的方法是探寻假说成立的局限，并针对不同情况设定不同的约束条件；而描述主义者则在试图实现假设与现实经验的完全一致。

二、从科学哲学文化转向视角对方法论之争的再解读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都属于哲学上的实证主义者，他们之间的方法论之争体现了对于证伪方法的不同理解和运用。回顾这场方法论之争，对当前经济学研究有价值的问题是：这场争论的语境本身是否就有需要批判和超越之处?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反思可以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什么变化?

无论是预测主义还是描述主义，其坚持的都是证伪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立场。实证主义的奠基人孔德(2001)认为，认识只能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只有此范围内的才是科学，超出经验之外的只能归为“形而上学”，是非科学。所以，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这场方法论之争散发的是现性主义的科学至上的气息，即这场争论是在科学主义语境内发生的，争论双方操持的都是科学主义的语言。无论是预测主义还是描述主义都认为，只有“科学命题”——可以进行逻辑实证检验的命题——才具有学术研究的合法性，该类命题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当前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唯科学主义，试图用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判断一切经济行为，但是，这种企图在哲学上正在受到后波普尔科学哲学的批判。但是，科学主义的标准无法在经济学中贯彻始终而不自相矛盾。我们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为工具来解读主流经济学的科学主义标准。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含有两部分不同性质的假设：由不变的、专门的形而上学假设组成的“硬核”(hard core)；辅助假设的“保护带”(protective held)，它承受检验的压力，进行调整和再调整，或者完全替换，来保护硬核。根据拉卡托斯的标准，经济学界中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分享的是共同的理论“硬核”。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虽然在假设是否需要与经验事实相符的问题上观点截然相反，然而二者却共享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性假设——从个人“效用函数”出发的推理起点和作为最优化标准的“帕累托最优”原则。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给定完备性和传递性的理性定理，在附以连续性和凸性等公理，那么就能够得到一个定义良好的偏好序，这个偏好序表达了人们进行选择的依据；接着，通过设置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来度量这个偏好序，那么经济学家就可以把效用函数作为目标，给定约束条件，从而整个选择就变成了求解最优化的过程。从而，通过几个公理化假设，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的行为视为发生在牛顿力学环境之中，从而演绎的过程可以数学化，在形式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求最优解的过程典型地含有无法测量的概念或词项在内的陈述。这种状况——在经济学中最核心的选择问题上充斥着大量形而上学的假设——按照科学主义的标准原本是不可接受的，可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却都学会了对此视而不见。同时，大量的表面上有差异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在保护带内对非公理性假设的放松，如信息条件、交易成本、策略互动等等，一切放松的参照系是新古典经济学赖以产生的完全竞争市场。这种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由于作为演绎出发点的硬核内公理性假设的一致，对选择的最优化处理要求结果和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所求得的最优解——即实际选择结果必然在一开始就是决策者最偏好的。结果序实际上就是偏好序的体现。

于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作为演绎前提的公理性假设与经济学的科学主义的哲学基础相冲突；而要挑战公理性假设，就必须考虑历史和认知的因素，从而违背了经济学家希望经济学能够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愿望。改善经济学研究的出路在于改造经济学的哲学观。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当前坚持的仍然是20世纪30年代特别狭义的“实证主义哲学”鼎盛时期的哲学观点，当时对于科学的命题的理解是：这样的命题必须能够被证伪。于是，今日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的方法论争论还在围绕着对于波普尔“证伪原则”的不同理解上打转。

科学哲学的讨论从“实证原则”到“证伪主义”，再到“约定主义”、“语言学转向”、“历史主义”、“科学元政府主义”等等，体现了科学哲学文化转向的潮流，倾向于反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强调科学研究中方法论的多元化，认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实证主义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当哲学家们忙于讨论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所遵循的规则，还有基于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语言的惯例如何让表述更能得到清楚的理解时，经济学家们却在狭隘实证主义造成的无法理解的泥沼中继续挣扎了数十年的时间。当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坚持的单维度的科学实证主义标准明显是一种过时的科学观。长此以往。只能使得经济学陷入科学主义的困境而无法自拔。其后果正如布坎南(1988)所说：“假如我们围绕所谓的‘具有自然科学性’的经济学……打转……我们就会促进人类进入衰败过程”。

三、经济学回归人文传统的方法论路径

科学哲学新近发展中提出的“什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和对于命题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强调使得我们在经济研究中必须改造极端科学标准的研究方法，重归古典经济学的人文传统。事实上，古典经济学有着强烈的人文传统。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那里，对于人的心理和道德法则的分析是其理论的出发点。斯密(1988，的《国富论》的任务是寻找实现国家富足的一般经济规律，而《道德情操论》的任务就是为这种规律提供人性原理。斯密(1997)在《道德情操论》中把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这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在对利己主义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斯密竭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社会的利益。可见，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人性法则为基础的。对于这种从人性出发的研究方法，斯密的好友、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学术研究必须“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

从对科学哲学文化转向的阐述和对经济思想史的回顾可以看出，包括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各学派在其方法论最高原则上都始终坚持过时的极端实证主义，导致了经济学在哲学层面的贫困化和在意义维度上的缺失。因此，所谓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之间在预测标准和描述标准上的争论，以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观点看来，完全就是一个伪问题，是科学主义导致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深陷泥沼而不自知的体现。

一个摆脱当前经济学研究中“意义”贫困化的可能路径是回顾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有意义的命题”。在“有意义命题”中存在文化、心智与事实之间的三重纠结，我们无法回避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复杂性对于人性法则的影响。按照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观点，不同民族和国家独特的历史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而文化中的外显习俗和内在价值观则通过“心智模型”(联结“事实—认知—行动”的决策系统)影响对事实的含义的判断，就是说，相同的事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含义。可以说，由于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任何极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都是不能实现的，不论是在预测还是在描述的意义上。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所说；每个被研究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些社会——经济结构组成不同的社会——经济机器，而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机器又产生不同的因果关系。因此，应该相应地构建不同的因果模型并对这些关系中出现的数量使用不同的概率测算方法。

科学命题，有意义命题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三者的关系如图1所示：

有意义的命题是一个最大的命题集合，包括了所有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命题，而科学标准则认为只有可以进行逻辑实证检验的命题才具有学术研究的合法性。因此，科学命题是一个比有意义命题小得多的命题集合，众多伦理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因无法实证而被取消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必然是和理性人的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命题，它们中的一部分因为可以实证而属于科学命题——并因此属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另一部分因为无法实证而属于这个集合之外。古典经济学关注人文维度，其研究范围是所有与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命题，而不是其是否可以实证。这种对研究范围的广泛的界定的理由正如森所说，由于伦理考虑影响了人类经济行为中对于目标的元排序，因此，将更多的人文思考引入经济学对于增强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并能祛除主流经济学在哲学上的贫困。

当前，顺应科学哲学文化转向潮流并试图恢复古典经济学人文关怀传统的未来经济学研究路径已经初现端倪。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牵头，以阿玛蒂亚·森的工作为理论基础，由巴基斯坦籍经济学家Mahbub ul.Haq领导和组织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中，人类发展被定义为不断扩大人类选择的过程。不同于传统发展理论将经济增长当作目的的理路，人类发展路径把经济增长视为促进人类发展的手段。作为HDI的理论基础的人类发展分析路径，其内容是不断修正和扩充的，甚至“人类发展”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UNDP(2001)指出，扩大选择的基础是提高人们的能力，扩大人们可以做和可以实现的事情的范围。人类发展的基本能力是健康长寿、受教育权、体面的生活，并且能够参与社区生活。这个升级版的定义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了参与社区生活，即政治自由和集体行动的重要性，这样就把原有的三个维度的基本能力观点扩展到了四个维度。

追随森和UNDP的工作，未来人文经济学的发展在定量领域可以通过不断扩展和深化人类发展路径的研究来实现。我们可以通过心理学、伦理学、文化史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论路径，加深对人类发展的认识，并通过将治理环境等因素嵌入人类发展指数而增加经济学的涵盖性和人文性。对定量方法的重视表明人文经济学并没有完全否定实证科学原则，而是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使之从价值层面回归到工具层面，可以为人文经济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结合服务。而在未来人文经济学发展的定性领域，我们可以追随诺斯等的思路，按照各国历史和现实的特点，强调对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和物质条件之间关系的理解，将人的选择行为植入更加有文化背景和人性因素的理论框架之中。这样可以使得个人不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简单的输入——输出间的效用转换器，而是可以成为更加有主动性的“有灵魂”的人。唯有这样，才能解释集体行动、非亲属利他行为、心智变迁等一系列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的问题。按照这种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框架，我们不仅是回归，而是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文精髓。

经济学实证论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博弈论 语义分析 经济学方法论 实证分析 语言转向

“囚徒博弈”、“智猪博弈”、“懦夫博弈”、“协调博弈”等许多经典案例，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决策论、管理学等各学科领域；而这些虚构的案例能否用来说明博弈理论引发了学者们激烈的争论。直至今日争论看似逐渐平息，经典案例仍在使用，但争论其实仍是无果而终或只是暂时表面的平静，而相类似的讨论不断在经济科学的其他领域重演。必须认识到，这场争论归根到底是方法论问题。按照传统方法论提出的规范与实证二分法无法处理这一问题，本文试图从语义学的视角进行分析。

争论双方的观点

（一）质疑者的观点

较为温和的批评者认为，“囚徒博弈”等所谓的“案例”不真实，只是一个故事或寓言，不在现实中发生。激进的批评者指出，不仅上述案例是虚构的，经济博弈论中一些所谓真实的案例，也包含有假设和抽象的成分。极端反对者不仅把焦点放在质疑案例本身，而且通过分析案例与模型、现实与理论的关系，进一步对博弈论的整体研究方法提出质疑。

从理论角度看，博弈理论和模型中包含有假设的变量，这些变量无法在现实中进行观察。从案例角度看，在案例中被忽略掉的变量对结论不一定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可能是必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此整个博弈论漠视了变量可观察的重要性，无论理论建构还是案例实证都需要做出改进。

（二）支持者的观点

对案例使用的辩护者则直接从研究方法出发，首先强调博弈论研究中使用假设和抽象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门科学研究都需要假设和抽象，抽象和假设并不是博弈论的局限性，而是任何理论的局限性。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同物理学、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样，通过抽象和假设从万千变化、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找寻本质的经济规律，经济学家使用博弈模型的目的是试图完成一种可解释不同经济现象的一般理论或机制体系的建构，通过博弈模型抓住诸多现象的本质机理。

（三）观点比较及本文的思路

通过以上双方观点分析可以总结出双方的三点同识和一点分歧，如表1所示。同识在于：第一，双方都同意博弈论属于实证分析而不是规范分析；第二，无论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认同博弈理论的正确性需要在现实中得到验实；第三，真实的案例有证实或证伪博弈理论的作用。而分歧主要在于：虚构的案例能不能用以论证博弈理论？支持者表示同意，反对者坚决抵制。

传统的经济学规范和实证的二分法并不能处理关于博弈论案例使用的争端。而如果将博弈论作为一类知识，从知识论的角度对实证知识的语义进行分析，则实证知识可进一步划分为综合知识和分析知识，它们都属于实证知识的范畴，但有着不同的命题性质。本文旨在介绍实证知识二分法，阐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命题性质与逻辑关系，论证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命题的范畴，划清了博弈论案例使用的合法范围，以避免研究中的方法误用。

经济学实证知识的二分法

（一）经济学实证与规范二分法

经济学以实证方法描述经济事实、发现经济规律。实证与规范二分法最早追溯到休谟（D.Hume），休谟砍刀（Hume`s guillotine）提出不能从是中推出应当，经济学实然知识与应然知识是截然不同的，需要分别采取各自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穆勒（J.S.Mill）、韦伯（M.Weber）、西尼尔（N.W.Senior）和凯恩斯（J.N.Keynes）的著作对这个划分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与运用。弗里德曼（M.Friedman）著名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再次提出，并且对它进行了详细地讨论，“斯诺命题”加深了人们对两类知识差异的认识。当前关于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二分法，在经济学领域是被普遍接受的。

（二）经济学实证知识二分法的提出

将经济学知识视为整体知识体系中的一类，则按照研究方法将经济学实证知识划分为分析知识和综合知识。在第一个层次，经济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是通过命题语言来表达，命题语言既包括文字语言，也包括符号语言、数学模型或公式。在第二个层次上，按照传统划分，经济学分析划分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在第三个层次上，经济学实证命题可划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同时根据实证原则将命题划分为无意义的实证命题和有意义的实证命题。

经济博弈论实证知识类型证明

（一）从主词指称上

从语义学上看，命题的主词是概念词或是专名。概念词表述某类事物或属性，专名表述个体事物。弗雷格对命题主词的涵义与意谓做出明确划分，指出在数学中，a=a和a=b之间的差别，只是表达形式上的差别。前者使用相同的符号，后者使用不同的符号。由于它们表示相等的数量关系，所以可以用a代替b，或者用b代替a，等式仍然成立。但是在命题语言中情况就不同了。在命题中要考虑语义的关系，即同时要考察主词的意义与意谓，这不像代数的等式中那样只考虑数量间的相等关系。

主词的意义是主词表述的思想，主词的意谓是主词指称的对象。“苹果”是有意义且有意谓的概念，“理性”是有意义但无意谓的概念，“地球”是有意义且有意谓的专名，“智猪”是有意义但无意谓的专名。对于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命题，主词必然有意义，但不一定都有意谓。有意义的命题，主词一定有意义，但不一定有意谓。综合命题的主词必须同时有意义与意谓，即在实现中的相对应的对象。

根据命题主词指称分析，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命题。从博弈理论看，理论的真与主词的意谓无关；从案例看，如“智猪博弈”中用任何一个概念代入x或y，或替换“大猪”和“小猪”，案例结论仍成立。

（二）从命题与现象的时空关系上

在命题与现象的时空关系上，又体现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根据不同。引用张庆熊等学者说明赖尔（G.Ryle）“范畴错误”所使用的五个命题：“（1）一只苹果正挂在树上。（2）苹果服从万有引力定律。（3）我剪断了它的柄。（4）苹果因为万有引力掉到地上。（5）苹果掉到地上因为它的柄被剪断了”。

分析命题具有超时空性，分析命题的真包含一切可能的世界，求证分析命题的真与时空无关。时空是综合命题真的必要条件，综合命题描述的对象一定位于现实世界。时间、空间是综合命题必然的、普遍有效的形式，是因为综合知识如果是可以理解的话，或者说如果是综合命题的话，就必定带上时间、空间和因果性的印记。空间、时间和因果性是综合命题的可能性的条件。

于是，句（1）、（3）与句（2）在逻辑上是不同范畴的实证命题。句（1）和（3）属于综合命题，它们报道发生的事情，人们可以提问句（3）在什么地方剪断苹果柄，它在什么时候发生，它花了多少时间等。句（2）不是综合命题而是分析命题。句（2）是理论或假设而不是一个事件，它并不发生，它假设命题在一切可能世界都为真。对这样的句子不能提问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它是理论或假设。根据命题与现象的时空关系分析，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命题。从博弈理论看，命题的真与时空无关；从案例看，案例的发生与时空无关。

（三）从命题间的因果关系上

从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上分析，用分析命题作为原因的命题仍是分析命题，用综合命题作为原因的命题是综合命题。句（4）和（5）都在解释苹果掉到地上的原因，都属于实证分析范畴。用句（4）作为苹果落地的原因，再用句（2）作为句（4）的原因，是采用逻辑演绎方法进行推理，因此句（4）是分析命题。用句（5）作为苹果落地的原因，再用句（3）作为（5）的原因，是通过经验观察获得的知识，因此句（5）是综合命题。尽管句（4）和句（5）中都有“因为”这两个字，都属于实证分析的范畴，但是这两个“因为”在各自的句子中所起的逻辑上的作用是不同的。但前者是分析知识，后者是综合知识，不能犯“范畴错误”。

与此相联系，分析知识的真是必然的，综合知识的真是偶然的。用句（2）作为句（4）的原因是必须的，它的反面是不可能；用句（3）作为句（5）的原因是偶然的，它的反面是可能的，即苹果有“我剪断了它的柄”之外的原因落地。分析命题的真假通过逻辑规则推论出来，综合命题是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其真假通过经验加以检验。

根据命题间的因果关系分析，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命题。从博弈理论看，命题间的因果关系是必然的；从案例看，案例的结论与前提的关系是必然的。

（四）从命题的验证方法上

从命题的验证方法上分析，分析命题通过逻辑规则，综合命题通过实际观察。分析命题依据矛盾律从一些先天的概念、原则演绎出来；综合命题通过归纳一类事物的性质或事物间的关系得到结论。验证分析命题，只要看看它们是否在逻辑上自相矛盾；验证综合命题，则要看看它们是否与现实中情况相符合。

对此托马斯·谢林（T.C.Schelling）也指出，博弈论是抽象的和推论的，而不是一门研究人们如何决策的经验主义科学，但它是一种附有以下相关条件下的演绎原理，即参与者的决策必须是“理性的”、“一致的”或“非矛盾的”。

根据命题的验证方法分析，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命题。从博弈理论看，它不能被综合命题证明或证伪，因为它的检验不依赖于经验事实而依赖于逻辑规则。从案例看，无法被经验观察所证明或证伪，因为它的检验来源于理论模型内部的正确性。

通过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的五个性质区分（见表1），本文证明了博弈论及其所使用的案例均属于分析命题的实证知识范畴。

结论及启示

（一）结论

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知识。根据传统方法论分析，经济博弈论属于实证知识而不是规范知识，是关于“真”的知识。而根据语义分析，在知识类型上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知识而不是综合知识。如图1所示，分别用实线框和虚线框表示属于和不属于经济博弈论的语言区域。在求真方法上，经济博弈论通过演绎、推理获得，而不是通过经验观察从现象中获得。

不仅是虚构的案例，任何案例运用于博弈理论研究中，既无效又无益。本文业已证明博弈论知识属于分析命题范畴，博弈论的真与案例无关，试图用空想的案例或抽象的案例来“实证”博弈理论的做法是无效。用案例去论证博弈理论，是用综合知识的研究方法去处理分析知识，是对博弈论研究方法的破坏，对整个博弈论研究是无益的。

博弈论案例使用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是对的。反对者绝不允许用虚构的案例去论证实证知识的做法是正确的，是对实证精神和实证方法的捍卫。支持者绝不允许实证知识只停留在抽象思维的层面，坚持用案例证实或证伪理论的做法是正确的。产生争论的真正原因是误把作为分析知识的博弈论当作综合知识。如表2所示，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是对的。

经济学实证论文第4篇

传统的经济法学研究太过于注重对宏观、单纯的理论方面的研究，脱离了实际需要，因而理论对实际的指导作用太过有限，所以对经济法学进行实证研究以弥补理论研究上的不足，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对于经济法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每个人的看法总是不尽相同的，所以笔者的论点必然会受到质疑。有人认为对于实证的过度关注，会出现单纯研究实证却缺乏理论支持，进而导致经济法学研究太过于肤浅的现象;对实证做的研究不能提升研究的水准，只能使当时的问题得以解决，当所关注的实践内容不再是热点的时候学者就会寻找新的实证这样就会造成对策式理论的产生，但对策式理论只能带来经济法学界一时的繁荣，是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所以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的生命力和高度问题是当前大家的主要忧虑，笔者认为:第一，对于经济研究法的生命力应该体现在对于现实存在的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方法上，传统的研究方法虽说对于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但传统的研究方法太过于脱离实践，不能做到与时俱进，不能应对中国多变的经济法的未来，这样的研究那就更加没有生命力和高度可言了。第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违反经济法的事件却还是时有发生，这就要求我们的立法和司法过程与实证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经济法学和实证的结合就更加重要了，只有真正立足实证，把握实证才能真正具有现实意义，所以笔者认为经济法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高度的。

二、在选题上，经济法学实证研究要立足中国当前国情

近年来，随着经济法学研究的日渐兴盛，涌现出一大批以经济法学社会地位、经济法学价值、经济法学存在的意义等为主题的研究论文与学术著作。那么这些研究所选择的主题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其中不乏有大部分论文的选题都是通过对一些学术书籍的阅读、引申得来的，甚至会出现一些“旧瓶装新酒”的现象将他人写好的论文拿过来直接改写一下就行了。这些方式得来的选题，往往是过于热衷于构建理论体系，脱离了社会实践，忽视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有些经济法学学者喜欢借鉴、吸收外国的先进理念和经济法学知识，这没有错，但是，我们在吸收外国的经济理念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立足中国当前国情，选择适合中国特色的选题方法。经济法学研究不应是仅从宏大的理论出发，更应该立足中国当前的国情，只有结合国情选出适合的主题才能使经济法学的研究真正落于实处，发挥其应有的价值。经济法学的选题应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不能脱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多关注社会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对其中涉及到的经济学问题进行吸收总结，作为论文的选题。例如，“王海打假事件”，1995年，山东青年王海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关于消费者若购买假冒伪劣产品可向经销者索要加倍赔偿的规定，他故意四处购买假货然后向销售者索求双倍赔偿。由于王海这种知假买假的行为带有明显的投机牟利的心理，所以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各方人士对此意见各异，中国消费者协会对他的行为持赞扬态度，并颁发给了王海第一个“消费者打假奖”，同时许多支持者认为王海这一行为属于消费者积极维权的行为，使不法商家制假售假的行为有所收敛。也有许多反对者认为王海这种个人打假谋取暴利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购假索赔与商家私了是不合法的等。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会热点比如，有些因为产品质量严重不过关导致消费者健康受到侵害的行为，像是有些劣质奶粉造成大批大头婴儿，危害婴幼儿身心健康;有些明星利用自身的明星效应收取高额报酬，为一些不良商家的假冒伪劣商品代言，引发购买狂潮后又爆出质检不合格的丑闻;有些食品添加有害身体健康的添加剂等行为。再比如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加大执法监督力度的行为，像是价格听证会，药品监管等。经济法学者可以通过加大对上述社会热点现象的关注，立足中国国情，抓住这些引发争议的点，通过筛选综合作为自己论文研究的选题。

三、在论证上，经济法实证研究要从具体的案例出发

经济学实证论文第5篇

摘 要：卡尔·波普尔（1920-2002）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其创见性的提出证伪主义科学哲学，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提出新的解释。不仅对西方科学哲学带来深远的影响，更广泛的影响了经济学并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虽然如何在哲学上评价这一创见还有待讨论，但其哲学方法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是空前的。本文旨在简要介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了解证伪主义被运用到经济学的发展经历并由此探讨哲学思想对我国经济研究及经济学方法论的启示。

关键词 ：波普尔 证伪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

一、波普尔证伪主义主要内容

（一）划界问题

划界问题是波普尔学术生涯的起点，是他全部科学哲学的基石。1919年发生了广义相对论“推翻”了牛顿引力论这一震惊世界的科学事件，此次事件给他带来巨大的震动。促使其开始思考，如果像经典力学这等经受了长达两百余年的亿万次检验的理论尚有错误，那么什么样的科学理论才能真正称之为正确科学的呢？由此，他认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不是因为它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的例证。宗教、玄学等都可以找到这种成功的例证，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科学。

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是因为它与一切非科学不同，要接受经验的检验，要在经验事实的发展中不断发现自己的错误，否定或证伪自己，以便过渡到更新的理论。也就是说，科学并不在于它的可证实性，正好相反，恰恰在于其可证伪性。可证伪性和不可证伪性，就是一切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本界限。

进一步的，如果连科学这种人类迄今为止最可靠的认识形式都是一些暂时的猜想或假说，都有错误，都可以或必将被否定，那还有什么思想观念有权充当绝对权威或永恒真理呢？由此可见，波普尔科学的可证伪性思想也决定了其反权威主义、反教条主义等的坚决态度。

（二）归纳问题

归纳问题是划界问题的必然发展，波普尔认为可证实性的工具即归纳法是无效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理论都隐含着可能的错误，这也就向传统的归纳主义提出了挑战。因为按照归纳主义，科学理论是从观察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或至少是已经得到了相当数量的经验材料的证实。因此，由归纳而得来的科学真理是可靠的真理，即使不是绝对的正确，也是具有一定概率的真理。波普尔对归纳法的否定主要针对其经验和理论即观察和假说的关系上，他根据科学实际的发展历程反驳了归纳主义的假说来自于观察的观点，认为观察是来自于假说的。例如哥白尼地动说、牛顿引力论等理论最初的形成都只是一种假说，进而促使人们对其给予关注，形成一定的观察。因此，他认为不仅假说先于观察、理论先于经验，甚至观察来源于假说，假说创造了观察。

进一步的，他认为观察来自于“自由创造”、“自由猜测”，而这种猜测、创造并不是凭空得来的，它来自“问题”，也就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已有的理论与新的经验或新的理论之间的矛盾。问题就是矛盾，正是经验世界中的这些实际矛盾才激发了人们的创造。他强调，只有人的创造精神，人们把他们对大自然的永无穷尽的好奇心像探照灯一样不断地把光线聚焦到一个照明圈内，才能推动科学不断的发现新的现象，提出新问题，发现新的假说与理论。

（三）猜想-反驳方法论

波普尔突破了把知识看做静态的积累的理论束缚，认为科学知识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进而提出著名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其中，尝试性解决就是所作出的科学发现，它们往往有许多个，需要通过排除错误来做选择。他认为，这时才需要经验发挥作用，即接受那些较好的经受住经验检验的理论。还引入确认度这一说法，把较好的经受证伪的理论称为确认度高的理论。根据这个知识增长图式建立了它的“猜想-反驳方法论”。

他提出，科学发现包括猜想和反驳两大环节。科学家根据问题大胆进行假设，努力按照可证伪度高的要求提出假说，这样的假说具有较多的真性内容。尝试性的理论即假说提出来后，就进入反驳阶段，这时要根据经验，按确认度高的要求进行排除错误，从而保证所接受的理论假性内容减少或不增加。这样，通过猜想-反驳，科学发现便获致逼真度高的理论。

他还分别为猜想和反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论原理。猜想的原理包括四点：理论不是始于观察，观察中渗透着理论；形而上学起重要作用；科学发现的心理学；猜想应该满足简单性、可独立检验性和不会很快就被证伪这三个要求。反驳的原理可归结为三点：批判；排除错误；判决性实验。

二、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波普尔是一位在经济学家中有巨大影响的科学哲学家，其证伪主义方法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19和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新旧观点的分水岭。波普尔伪证主义更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方法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就把波普尔置于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核心地位，将其中一章的标题定为“证伪主义者，20世纪的全部经历”以此来评价波普尔对经济学的影响。汉兹也如此评价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过去十年间，经济学方法论已发展成为一个小的产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卡尔·波普尔联系在一起。波普尔传统比任何其他传统更能代表现代方法论话语中的优势声音。”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发展历程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引入、发展高潮以及最后的批判与革新。

（一）引入阶段

特伦斯·哈奇森在1983年出版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中第一次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引入经济学领域，这是一部把科学哲学观点尤其是波普尔证伪主义引入到经济学方法论的开创性著作。他将科学家的活动表述为：对前人的工具、结论以及其方法的使用与检验，如果有必要的话，当对它们的改进与发展成为可能时，按照公认的标准拒绝这些工具、结论及其方法，并且从事又轮到他传递给后继者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一门科学的最终命题必须包括经验内容，那么这些命题一定可以进行经验检验，或可以通过逻辑或数学的演绎导出这种可以检验的命题。因此，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学命题就需要经得起经验的检验，只有波普尔的“可检验性”能规定经济学命题的科学性。

他提出的用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主旨是要否定当时经济学界盛行的先验主义方法论，否定先验和内省的方法，强调经验的作用。虽在刚提出时，该理论并没遭到太多非议，但不久就受到了奥地利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马克卢普的批评，称哈奇森为极端经验主义者。但从1983年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设》到1992年的《变化中的经济学目标》他都一直强调和支持证伪主义原则，称自己为一名坚定的证伪主义者。继哈奇森之后，马克·布劳格、克兰特、博兰德等人也加入了哈奇森的队伍中，成为了专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使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更加被人重视，并成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二）发展高潮

真正把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推向高点的当属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假定之战”，而引起“假定之战”的导火线就是弗里德曼1953年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的论点。文中提出一个主要观点，也被称为“F论点”，其大致内容是：检验一个理论或假说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是其对现实的预测与实际数据的比较，理论假定的实在性与理论的检验毫不相关。他反对当时主张的要对假说自身的假定与现实二者之间进行检验的观点，他批判说：“这一为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它是许多谬误产生的渊源。”F论点遭到了强烈的攻击，也获得了许多有力的支持，“假定之战”成为了一场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并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

在“F论点”中，弗里德曼对理论或假说检验所采取的正是证伪主义标准，他认为如果一个假说或理论的预测与经验相抵触，而且这种抵触并非只发生了一次，而是发生得很频繁，那么该假说就该遭到拒绝；相反，如果一个假说或理论的预测没有与经验相抵触，它就被接受了。而这正是同波普尔所主张的“我们永远也无法证明一个理论，只能说理论没有受到反驳”的观点是一致的。且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弗里德曼还十分强调预测在检验理论中的作用，这也类似于波普尔检验理论路线中的一种，弗里德曼在方法上对证伪主义的运用还体现在许多方面。

方法论之争使得经济学家们更加重视证伪主义思想，对其运用也愈加广泛和普遍，萨缪尔森、哈耶克等人都是经济学中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跟随者。在持续近四十年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中不仅使经济学者更加重视了对方法的探讨与研究，促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方法论取得了较为完备的形式。更使经济理论本身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众多经济理论蓬勃发展。

（三）批判与革新

波普尔的影响是空前的，一度被经济学家热情接受。但波普尔证伪主义本身的缺陷以及在经济学中践行证伪主义存在一定的困难等问题使得其在经济学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运用，以至于在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中被评为“现代经济学家常常鼓吹证伪主义，但他们很少付出实践：他们所使用的科学哲学可以恰当的称之为‘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

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了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过于严苛，于是经济学方法论上也出现了放弃证伪主义的倾向，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转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如理查德·利普西在196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导论》第一版中就坦率的支持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认为科学理论能够被单独一项决定性检验挑出差错，而又在第二版的出版时转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放弃了波普尔关于驳斥的观点，转向关于检验的统计学观点，即承认驳斥或确认都决不会是最终的，并认为我们只能数量有限的不完全知识，发现两种互相抗衡的假说之间的概率关系，而不能判定假说的真伪。

同时，也有如西德尼·舍夫勒在《经济学的失败》中阐述的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这类的观点诞生，他认为经济理论化的整个假设—演绎传统是死胡同，经济学家必须研究整个社会结构，放弃其妄称经济学能自行服从规律的说法；科学预测只在有不受环境限制的普遍规律是才属可能，既然经济体系总是受到非经济力量和机缘作用的影响，那就决不可能有经济预测这样的东西。

由此可见，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经历了一个从受到热情欢迎到冷静的批评到最后的放弃的历史过程。尽管在波普尔证伪主义之后又出现了诸如精致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等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方向，但证伪主义对经济学及其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三、哲学思想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启示

（一）重视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

科学哲学是对一般方法论的研究，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必要前提，而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又有助于充实和发展科学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相对于哲学来说是具有特殊性的，作为特殊应该重视和关注哲学作为一般性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哲学思想。

从波普尔哲学思想对经济学产生广泛影响来看，促进哲学与经济学的合作会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完善产生推动作用。哲学立场是思想的基础，同时也是各种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因此，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方法论意识，更要有哲学意识，学习用哲学指导经济学方法论。例如，在西方经济学界无论是流行的教科书还是专业学术论文都会广泛的融合现代科学哲学的众多内容。对于诸如库恩的常规科学、革命与危机的关系、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以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等哲学的术语相当熟悉，也善于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入手分析现实。相比较来说，我国有很多学者就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对于尚有的科学哲学知识了解的不够，就更难以吸收其优秀成果来充实经济学方法论，深化经济理论的分析。

对于科学哲学的学习，不仅要了解和学习其基本内容，还要学习其科学怀疑与批判的精神。波普尔能够在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毅然的提出反归纳的证伪主义，表明其不拘泥于传统，敢于突破传统的怀疑与批判精神。而这一科学批判态度也正是我国当下经济研究所缺少的，大部分经济学者人云亦云，缺乏独立的思考。由此，学习科学哲学中大胆预测、反对权威的怀疑态度也将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性对待哲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

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意识不仅有助于提高我们陈述问题的能力、分析的角度，而且有助于我们运用经济学进行政策问题分析。但要注意，经济学家对哲学的关注与运用并不意味着是毫无意义的接受指令，例如当有哲学观念反对经济学方法时，不能立即放弃这种经济学方法也不能漠视这种观点，而是要适当的对待哲学及其方法，了解其反对的原因，以不断的修正自己的经济学方法。

同时，虽然波普尔的方法论曾受到强烈的追捧与欢迎，但用一个独立的哲学原则去指导一切科学研究是必然不会成功的。无论经济学家们如何的修正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难以得到改善，不能够独自完整的指导经济学理论。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要注意将科学哲学中有积极作用的部分利用起来，剔除不合理因素，对其进行改造并内化，直至可以为我所用的地步。了解不同的方法论中的可学习借鉴的因素与不完善的方面，以不断完善自身方法论。

参考文献:

[1] K.R.波珀. 科学发现的逻辑. 科学出版社，1986

[2]“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 三联书店，1987

作者简介

经济学实证论文第6篇

经济学方法论及其争论从来都是经济学领域不可避免的主题。该主题也引起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并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本文在其文献基础上以四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来统领方法论的发展逻辑，从而为解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及其方法论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框架。

关键词

观察-归纳逻辑；假说-演绎逻辑；证实与证伪；解释性理论；逻辑批判

一、国内文献及其缺陷

国内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黄少安(1994)认为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学的思维原理或方法；经济学的技术方法。在逻辑主义和证伪主义上，张斌(1998)指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经验主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特征。蔡仲(1998)对证伪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起因及其发展的历史线索进行了探讨。韩永进(1999)对波普的证伪主义及其对二十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和评价。桂起权(1999)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评价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可以通用的概念框架，并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比较分析，并(2002)扼要的阐述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脉络和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若干代表性成果。在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上，林岗、刘元春(2001)对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个体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制度个人主义将陷入“人与社会相互决定、无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汪浩瀚(2002)则认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将出现整合的趋势。在方法论发展问题上，郭箭(2001)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和进化经济学在经济理性、多样性以及时间和过程等问题上的差异。杨燕青、吴佳(1998)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仍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内。汪浩瀚(2001)认为主流经济学的演进正出现方法论、范式转换；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为微观经济学构建宏观基础；非主流经济理论不断融入主流；基本假设宽泛化等特征。付耀(2002)将科学方法伦的发展划分为四阶段：前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并认为历史主义方法论将取代逻辑主义方法论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然而上述文献集中于西方方法论中的若干科学哲学问题而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逻辑或完整的解释框架，从而给人以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

本文认为，关于理论的方法论必须回答下述四个构成递进关系的问题：1.理论是如何形成的；2.什么样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3.什么样的理论是有效的理论；4.理论是如何发展的。上述四个问题的递进逻辑如下：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形成的理论是否正确？如果理论正确，那么理论是否有效？理论又是如何发展的？前三个问题关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第四个问题则关乎理论的发展问题。本文将遵循上述逻辑展开对理论方法论的论述。我们发现，上述逻辑为我们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方法论问题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

二、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及其发展

（一）理论是如何形成的

显然，我们需要理论来对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然而紧随而来的问题是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我们是如何获得理论的？

1.观察-归纳逻辑及其缺陷

按照经验主义认识论，理论的发现和形成来自于对经验的观察与实验并进行归纳。穆勒(J.S.Mill)在《逻辑、推理和归纳体系》一书中对归纳逻辑作了系统的阐述。然而，休莫(Hume)指出观察-归纳逻辑所隐含的一个难题：即单纯由过去的经验推断未来在逻辑上是否可行。没有什么正确的逻辑论证容许我们确认“那些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事例类似我们经验过的事例。”因此，“即使观察到对象时常或经常连结之后，我们也没有理由对我们不曾经验对的对象作出任何推论”。波普(KarlPopper)继休谟之后重新提出归纳逻辑的缺陷。“理论，至少是一些基本的理论或期望，总是首先出现的，它们总是先于观察。”如果我们一直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越来越原始的理论和神话，“这里并没有无穷倒退的危险。”最后我们将找到无意识的、天生的期望。波普认为人生来就有期望，就有“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规则性。波普由此反对休莫将人类因为类似现象在经验中多次重复而产生的认为类似事件今后还会发生的习惯、联想和信念作为归纳法则的心理学解释，波普声称，科学发现的方法不是归纳法，而是试探错误的方法，即“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或“演绎检验的方法”。

2.演绎逻辑的心理学基础

然而波普对理论发展的回答是有缺陷的，人们生来可以有期望或需要，但期望和需要与知识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心理学或遗传学先天所给予人们的并不是知识，而是人类头脑的记忆和思维功能，人类根据大脑记忆的信息进行逻辑推理，即演绎推理，演绎推理是人们思考因果关系问题的唯一方式。归纳推理正是来自于人类头脑的演绎推理能力，由此，归纳逻辑只是演绎逻辑的反面，或者更进一步说，归纳是一种演绎。

一旦我们将人类的演绎逻辑思维能力作为观察和归纳推理的前提，观察与归纳便不再仅仅是对事物属性的“客观”描述。观察总是以逻辑演绎推理能力为基础，这种演绎推理能力包括，对观察的事物要问一个为什么，即寻求因果关系的答案，这一点是与目的性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是，演绎推理使人们能够从观察中推论出因果关系的结论，并根据演绎推理使用已有的知识或理论。这样，演绎逻辑成为归纳逻辑的前提，演绎推理成为问题的来源从而成为理论的源泉，而归纳推理仅仅是演绎推理的一个环节。当我们将逻辑演绎推理作为人类思考因果关系的唯一思维方式时，我们也将不得不放弃理论形成的观察-归纳逻辑，转而寻求基于人类生理和心理的、与人类演绎推理思维方式相一致的假说-演绎模型(Hypothetica-deductiveModel)。

3.假说-演绎模型

观察-归纳逻辑由于上述无法解释的难题而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假说-演绎模型”所代替。逻辑实证主义包括6项主要原理：1.科学论题的一致性；2.理论结构的有前提演绎模式，所有的学科都使用理论，这些理论可能被正式表达为公理、有前提的理论结构；3.间接验证原理：并非所有的判断都具有经验主义的解释，特别是包括概念的判断。但这些判断并非便是被认为“缺乏认识意义”的，在其所嵌入的理论被证实时，这些判断也便被证实从而间接的获得了认识意义；4.内涵实证原理（确认主义）：作为理论判断的原则，理论是可证实的，则是科学的，从而是可接受的，可接受的程度取决于可验证性的程度。若经验主义的标准不适用，则采用非经验主义的评价标准如简洁、优美；5.演绎列线逻辑和归纳或然性涵盖科学科学解释定律：所有的学科解释必须采用演绎形式来表达；6.对称命题：科学解释和科学预言在逻辑推理结构上是相同的，唯一的差别是临时性：科学解释所描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事后概念；而科学预言则是事后概念，事情尚未发生。在亨普尔和奥本海姆(1965)看来，这种对理论的逻辑结构的公理化的表述被称作“假说-演绎模型”，用以表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做出预言。

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公认的作为理论结构的三段论演绎推理的前提假设解释为一种假说从而避免休莫难题，并通过上述间接验证原理得以证实。这样，假说-演绎模型重新获得了经验论的基础，理论演绎前提来自于由经验观察和对这些经验观察的不完全归纳所获得的假说。

（二）什么样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

然而我们如何判断我们所得到的理论是正确的理性呢？在穆勒看来，理论本身只要是从真实的假设前提出发进行逻辑推理得出，那么理论本身在任何场合都是正确的。凯尔恩斯(JohnElliotCairnes)认为，要否定经济原则，必须要么否定其演绎的前提假设，要么否定理论本身的逻辑推理过程，但无论何时都不应将被否定的预言作为抛弃某项经济理论的理由。

按照上文的逻辑，要判断理论是否正确，我们只需要通过逻辑实证来判断该理论在从假设前提到逻辑推论过程中是否保持逻辑一致性。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对理论的逻辑正确性与经验有效性作出区分，在讨论理论的逻辑正确性时，我们既肯定凯尔恩斯将否定理论本身的逻辑推理过程作为否定理论的理由，又不同意他将否定前提假设作为否定理论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默认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假设无关论(Irrelevance-of-assumptionsThesis)”。只有在涉及理论的经验有效性时，我们才对理论演绎前提假设的合理性或科学性进行判断。

如果理论不能保持逻辑一致性，那么我们称该理论存在逻辑悖论。然而理论是否都存在逻辑悖论呢？罗素所说的逻辑悖论的普遍性只是一种可能性，虽然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最终的公理，但只要在理论演绎推理过程中将研究对象严格限定在假设范围之内，对概念的应用也严格限定在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范围之中，那么我们将可以避免逻辑上的矛盾。一旦我们超出了定义所允许的假设和概念范围，逻辑悖论就会出现。而一旦我们发现理论本身存在逻辑不一致或逻辑错误，那么就可以断言，理论本身肯定是错了。我们将这种通过寻找理论本身的逻辑错误来否定理论的方法称为逻辑批判。在这里，我们仍然没有涉及理论的有效性或经验的证实和证伪。

（三）什么样的理论是有效的理论

如果形成的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再考证理论是否有效。在这里，理论的正确性是指通过逻辑实证判断理论在形式逻辑上的一致性，而理论的有效性则指通过经验检验即证实和证伪来判断理论与其现实解释和未来预测是否一致，从而二者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1.原理论对证实与证伪的拒绝

然而，如果经验能够支持理论，我们是否便认为理论是有效的，或理论被证实呢？而如果经验不支持理论，我们是否便认为理论是无效的，或理论被证伪？证实的逻辑由于休莫难题而难以成立。波普证伪主义采用了休莫的非对称性论断进一步对归纳逻辑进行批判：如果A为真，则B为真；B假，则A假；因此，不存在证实的逻辑，而仅仅存在证伪的逻辑。波普由此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进行否定：“应作为分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也以充满波普主义色彩的文字写到：“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的正确性；它只能证明假说的不正确性。”

然而波普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本身由于理论的假说-演绎逻辑结构而存在逻辑缺陷。“杜海姆认为没有哪一个个别科学假说可以对之进行结论性的证伪，因为我们总是检验全部前提，特定的假说是和辅助的论证连结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我们所证实的或拒绝的是假说本身。这样，任何假说都能够不顾反对的证据存在下来。”。这即是著名的杜海姆不可驳斥性论题(DuhemCsirrefutabilityThesis)。波普意识到了证伪主义方法的这种困难，他写道：“从事实方面看，永远也不能得出对一个理论的结论性的反驳；因为人们总是有可能说实验的结果是不可靠的，或者断言在实验结果和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的，这些差异随着我们理解的进展而消失”。波普朴素证伪主义陷入尴尬局面：既不能构成证伪的逻辑，也不能构成证实的逻辑。

2.解释性理论的证伪

按照假说-演绎逻辑构建的理论拒绝证实与证伪，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无法通过证实与证伪触动到该理论呢？事实上，当我们进行经验解释和预言时，我们并非直接根据原理论进行，而是自觉不自觉的在原理论狭窄的假设前提和概念基础上加入新的假设和概念以符合检验现实的要求，我们称其为解释性理论，用以对经验事实进行解释和预言，从而所有的经验证实和证伪问题，事实上都是与解释性理论有关而与原理论无关。

然而对于解释性理论，证实的逻辑同样是不存在的，而证伪的逻辑是否同样不存在呢？由于解释性理论在原理论基础上新加入的假设或变量是经验的或现实的因素而非定义式因素，因此证伪的逻辑是存在的，杜海姆所谓的不可驳斥性并不成立。这样，当实际中出现了反例或根据解释性理论进行的预言失败了，我们就可以否定这种解释性理论。然而否定解释性理论并不等于否定原理论，因为并不是原有的理论错了，而是我们在应用原理论时即加入新的假设和变量构建解释性理论时可能构建得并不恰当。只要没有出现一种新的更好的理论，人们总是会在原理论的基础上再加入新的因素来解释那些反例。

（四）理论是如何发展的

当我们不能用经验或归纳法去证实和证伪原理论，也不能用归纳方法去形成一种新理论时，原理论是怎样被否定和被发展或新理论是怎样产生的呢?

1.波普的理性批判

波普对科学理论或知识的来源的回答是：通过批判其他人的以及我们自己的理论或猜测。波普声称，该回答概括了他所谓的“批判理性主义”的立场。波普关于理论增长的“四段图示”如下：

P1TTEEP2

其中P1表示问题：指的是一种理论内部，或两种不同的理论之间，或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TT为试探性理论；EE为排除错误：通过观察和实验的严格检验，对尝试性的猜想，假说或理论进行批判、反驳或证伪；P2为新问题。由于科学理论都是可以被证伪的，因此，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四个阶段的永无止境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然而假说-演绎逻辑的结构导致波普朴素证伪主义既不构成证实的逻辑，也不构成证伪的逻辑。这样，上述理论增长的“四段图示”便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理论不能被经验所证伪，那么人们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波普的回答是，我们所凭借的是猜想和反驳。这样，在波普看来，科学发现依然是一种猜想、直觉和非逻辑过程的跳跃。

2.理论发展的逻辑：从理性批判到逻辑批判

波普的理性批判主义并未告诉我们如何批判。事实上，在前面采用假设和变量表示的演绎逻辑理论结构中，一个逻辑要求就是，作为模型的各个变量和参数必须相互独立，从而使模型保持稳定并通过比较静态方法来讨论参数值的变动对变量的影响从而作出预言。这一点是通过定义式的假设来保证的。而对于解释性理论，其理论结构是根据具体情况增加原理论模型中的假设和变量而得到的，正是这种根据经验现实加入假设和变量对理论进行应用的方法，蕴含着解释性理论逻辑矛盾的可能性，这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解释性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有效性。

在讨论理论正确性时我们曾经指出，一种逻辑一致的理论在其假设和概念范围内肯定不存在逻辑矛盾，但只要超出其假设和概念的范围就必然会产生逻辑矛盾，经验证伪就会出现。当解释性理论被经验证伪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理论本身的正确性或逻辑一致性出现了悖论。解释性理论的这种逻辑悖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否定(或肯定)原理论的方法，即逻辑批判。由于加入了新的假设和变量，我们转而需要重新检验解释性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或正确性，借助逻辑批判由解释性理论指向原理论，而经验证实和证伪却无助于我们将问题指向原理论，因为经验不可能检验最初的理论，而检验的解释性理论却可能是一种带有逻辑错误的理论。逻辑批判要求我们指出解释性理论中新加入的假设前提的合理性，或新加入的变量与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即变量向量之间的相关性，并通过重新建立假设或对变量进行重新定义来解释包含新变量的问题以保持解释性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同意弗里德曼的“假说无关论”：假设条件的科学性对于理论能否经受经验检验而不产生逻辑错误同样是重要的。

通过逻辑批判，我们可以在新理论的假设和变量向量中包含新的因素而不导致逻辑悖论，从而可以比原理论更能够逻辑一致地或更有效地解释更大范围的问题。只要排除掉新加入的因素，这种新理论就可以还原为原理论，或者说原理论只是新理论的一个特例。这样，我们可以明确地断言，这种新理论是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增长或理论增长。然后我们再检验新理论的有效性，如此循环。

借助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把解释性理论作为通过逻辑批判从一种旧理论到一种新理论的过渡阶段。正是逻辑批判使科学家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或牛顿所说的“巨人肩膀上”并使观察建立在演绎推理的基础上，它使理论研究不再是靠波普意义上的直觉、猜想或非逻辑过程而变成非常的确定：只要我们知道原有的理论和所要研究的问题，依靠我们的演绎逻辑思维能力——即逻辑批判方法必然会使理论获得发展。

3.理论发展的形式

可以肯定，每一种解释性理论都可能带有逻辑悖论，那么是否每一次证伪和逻辑批判都将导致一种新理论的产生？这一点显然与科学史不相符。库恩(Kuhn,1962)由此向波普的证伪主义发起了反击，一种理论一旦产生后将会是相对稳定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成为理论科学家解释问题的基础和应用科学家的有效工具，这就是库恩所谓的规范科学和范式(Paradigm)。拉卡托斯(Lakatos)试图将波谱的进攻性方法论(AggressiveMethodology)和库恩的防御性方法论(DefensiveMethodology)相融合并提出“科学研究框架(ScientificResearchPrograms)”概念及其退化和进步性质。与朴素证伪主义不同，人们并不是根据经验证伪来否定原有的理论，一种旧的理论要被否定和取代，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或科学研究框架与之相竞争，该理论必须不仅能够解释另一个研究规划所不能预测的事实，而且还要能够解释更多的能够被经验证实的事实。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更一般的理论来取代旧理论，以免出现科学的真空而使人们无所适从。

三、结论

上文分别回答了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理论的四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我们发现，上述逻辑为我们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方法论问题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遵循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发展的逻辑而得到发展的，而其对方法论的讨论则无非是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1]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2]波普著：《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0页。

[3]蔡仲：“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主义”，《自然辨证法研究》，1998年，Vol.14，No.11。

[4]付耀：“试析经济学方法论演进的四阶段及其内在逻辑”，《当代财经》，2002年第5期。

[5]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

[6]桂起权：“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家》，1999年第6期。

[7]郭箭：“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财经研究》，2001年，第27卷第1期。

[8]韩永进：“波普尔与二十世纪西方经济方法论”，《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Vol.15，No.4。

[9]黄少安：“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10]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第28页。

[11]考德威尔(BruceJ.Caldwell)：“实证主义(Positivism)”，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陈岱孙主持翻译，《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12]廖士祥主编：《经济学方法论》，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13]林岗、刘元春：“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4]马克·布劳格著，石士均译：《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6页。

[15]汪浩瀚：“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经济科学》，2002年第2期。

[16]汪浩瀚：“论主流经济理论演进的若干新特征”，《经济评论》，2001年第1期。

[17]杨善解：“波普论科学知识的增长”，《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经济学实证论文第7篇

会计研究方法是指会计研究为发展和完善会计理论在搜集和整理会计实践经验数据并开展理性思维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这是会计研究方法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显然这里的会计研究方法只是一种研究工具，是独立于会计理论的外在因素。但笔者认为，会计研究方法跟会计理论同等重要，甚至构成了会计理论的核心。

1、新的会计实务呼唤新的会计研究方法，新的会计研究方法催生新的会计理论，会计研究方法与会计理论相伴而生。“初期研究的障碍乃在于缺乏研究方法，无怪乎人们常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的头等大事乃是制定研究方法”（巴甫洛夫，1995）①。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中也指出，会计理论的演进过程就是会计研究方法的演进过程。

2、会计研究方法是会计理论体系的核心。“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研究方法”（加里。S.贝克尔，1992）。这不仅说明了经济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还将经济研究方法上升到与经济理论同等的高度。我国著名会计学家吴水澎（1996）也曾说道：“我们认为会计研究方法是一种更为本质意义的理论，并把它作为会计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列为会计理论体系的最高层次。”

3、会计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与层次性。不同的会计研究方法服务于不同的会计研究目的并形成不同的会计理论，目前会计研究方法有实证法、规范法、评估法等数十种，其多样性显而易见；同时多样性的会计研究方法又分处不同层次，有划分为传统方法与科学方法的（吴俊、段闻祥，1994），有分为上层哲学方法、中层一般科学研究方法及下层特殊研究方法的（卢永华，2000），有分为实证法与论述法的，也有分为实证研究、实验研究、分析研究、表述研究、会计史研究及其他研究的（苏锡嘉，1992）。

4、会计研究方法体系具有互补性。会计研究方法是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系，任何会计理论的研究都必须是多种会计研究方法的密切配合。实际上各种会计研究方法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晰，如就很难严格区分归纳法与演绎法，熊彼特甚至曾经说过“要对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作清楚的区分近乎不可能也毫无意义”②。在会计研究方法体系中，各种会计研究方法取长补短密切配合，共同满足会计理论研究的需要，这由各自的优缺点所决定。以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为例，一些人认为，规范研究不可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判断，“经济学之所以保留早期沉默科学的称号，是因为太多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对待政策”，规范研究缺乏严格的证据支持，“不能用确凿的证据验证的理论是模糊不清的”，而实证研究的诞生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精密的科学、令人激动的科学”（张五常，2000）。但另一些人认为，实证研究也并非无懈可击，但我们并不会“仅仅因为理论无法完美地进行预测并不足以促使研究人员或使用者放弃该理论”（齐默尔曼，1999）。

二、会计研究方法在我国的运用

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间，会计研究“采用了规范研究方法”（陈信元，1999）；期间，“由于受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潮的影响，会计工作和会计理论研究都进入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陈信元，1999）；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会计界才开始恢复性的工作，忙于建立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会计研究方法也只局限于规范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西方会计理论的引入以及新一代会计学者的成长，一些成熟的西方会计研究方法开始被介绍到我国但尚未付诸实践。因此我们的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统计的内容以介绍会计研究方法的文章和论著与会计理论文章中会计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为主。

（一）介绍会计研究方法的文章和论著情况

总的来说，我国介绍会计研究方法的文章和论著较少。据笔者对《会计研究》创刊以来所刊文章的统计③，直接介绍会计研究方法的文章共计25篇。我国第一部西方译著是瓦茨和齐默尔曼的《实证会计理论》，我国第一部论述会计研究方法的专著是周忠惠编著的《会计研究方法论》，此后张朝据也出版了专门介绍实证研究方法的论著《实证会计研究入另外一些有关会计理论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介绍了会计研究方法，如吴水澎主编的《中国会计理论研究》。单从文章和论著的数量来看，我国对会计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但正是这些寥寥可数的文章为会计研究方法在我国的运用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舆论宣传，直接推动了新会计研究方法的传播及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

（二）会计理论文章中会计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

我们的统计以《会计研究》为主，为了比较时有所参照④，还统计了《经济研究》上所刊文章中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按规范研究、实证研究、问卷调查、案例研究⑤四类统计（见表1、表2），结果显示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方法运用的现状。

1、会计研究方法单一，是制约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使我国的会计研究仅仅局限于规范会计行为而无法前瞻性解释、预见会计实务。

2、无论是会计还是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研究方法均以规范研究为主，说明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水平总体偏低。同时期，美国最著名的会计专业刊物《AC－countingReview》和《JournalofAccountancy》95％以上的文章都是实证研究。当然美国也有大量以规范研究为主的会计刊物，还不能妄下实证研究优于规范研究的结论，但有数据事实作为佐证总比逻辑演绎的结论更具说服力。

3、我国实证研究开始于1991年并逐年上升，现占文章总量约10％的份额。

4、会计研究方法有逐渐多样化的趋势。问卷调查一直被人们喜闻乐用，实证研究的比例逐年上升，案例研究在经济研究上广泛运用但会计研究未足够重视。

5、会计实验研究方法根本未被我国会计研究人员所接受。实验研究是指在一个模拟的环境中通过观察受试者的行为来检验假设的方法，用于管理控制与管理报酬方面问题的研究。这种方法在西方已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在国内会计界尚未见到此类文章的发表。

（三）会计研究方法涉及的领域

由于规范研究涉及的领域过于广泛，我们只统计了其他三类所涉及的领域。

1、实证研究主要涉及的领域。这类文章较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功能锁定或过度反应现象，如张人骥等的《上海证券市场过度反应的实证检验》（经济研究，1998），沈艺峰与吴世农的《我国证券市场过度反应了吗？》（经济研究，1999），赵宇龙与王志台的《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锁定”现象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9）；（2）盈余管理或利润操纵，如陈小悦等《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经济研究，2000），陆建桥的讲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会计研究，1999）；（3）资产重组，如陈信元等的《资产重组的市场反应——1997年沪市资产重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9）；（4）系统风险，如施东辉的《上海股票市场风险性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6），吴世农等的《我国上海股市投资组合规模和风险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8），《风险度量方法与金融资产配置模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9），《我国上市公司系统风险与会计变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9），陈浪南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0）；（5）股利分配，魏刚的《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8），吕长江等的《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9），杨淑娥等的《我国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会计研究，2000）；（6）资本结构，如陆正飞的《企业适度负债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6），忻文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分析》（经济研究，1997），陆正飞等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素之实证研究》（会计研究，1998），陈晓等的《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1999），孙永祥等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绩效》（经济研究，1999），陈晓等的《股权多元化、公司业绩与行业竞争性》（经济研究，2000）。

2、问卷调查涉及的领域。问卷调查是采用邮寄方式从大范围的样本中收集跨部门或跨行业数据，进行行为描述和假设检验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缺点是，问卷设计和结果分析过程难以避免调查者的主观偏见，问卷回收率通常不高，回收样本的结构可能不同程度地脱离原抽样框架的结构设计，从而导致代表性偏差。但由于简单易行，还是受到了我国会计研究者的广泛青睐，问卷调查也成为最早运用的除规范研究方法以外的会计研究方法。我国会计研究问卷调查的范围主要包括：裘宗舜的《关于会计法执行情况的调查》（会计研究，1988），曲晓辉的《关于我国会计准则建设问题的问卷调查及分析》（会计研究，1998），王立彦的《我国企业环境会计实务调查分析》（会计研究，1998），林文雄的《中国管理会计实务调查报告》（会计研究，1998）；吴联生的《关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使用者信息需求情况的调查》（经济研究，2001），南京大学会计系课题组的《关于中国会计、成本方法等情况的调查》（会计研究，2000、2001）等。

3、案例研究涉及的领域。案例研究主要是一种定性研究，通过研究企业管理会计制度的运作，为大样本的实证研究提供微观基础，为新理论的构建提供素材和指导。案例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必须对组织行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定性研究方法有较好的掌握。由于我国的会计教师和学生还不具备全面的素质，加之我国会计教学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我国目前的会计本科生、硕土生及博士生课程几乎没有涉及此类，会计教师也很少运用案例教学方法。尽管如此，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还是不乏优秀的案例教材和案例分析文章。比如：《企业改组、兼并与资产重组中的财务与会计问题研究》课题组的《我国上市公司换股合并方法选择：案例分析与现实思索》（会计研究，2001），《管理会计运用与发展典型案例研究》课题组的《作业成本法在我国铁路运输企业运用的案例研究》（会计研究，2001）等；除此外，还有大量的著作：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汤谷良编著的《点评中国财务案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张文贤编著的《中国会计案例选》，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宝震编著的《审计案例》，另外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乔世震编著的系列案例教材也很有影响力。

三、我国会计研究方法运用情况之原因分析

上述统计显示，我国现阶段包括会计在内的经济理论研究仍以规范研究为主导，实证研究的比例约占10％，而实证研究在西方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我国会计研究方法落后西方国家达半个世纪之多，我国的会计理论水平也远远落后于西方。究其原因是，实证研究主要用于资本市场研究与行为研究两大领域，要求研究人员必须具备数学、统计、哲学、思维、逻辑、计算机、经济等方面的综合知识，而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这些条件。

（一）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缺乏实践的基础

资本市场是实证研究赖以生存的土壤。虽说我国上市公司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但质量还很差，不能纳入实证研究的范畴。

1、会计信息质量低下。自股票市场建立以来，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近来审计署的审计结果和财政部所作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的结果显示，这一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以这样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的实证分析的意义自然不大。

2.资本市场数据不全面，缺乏可比性。首先，我国资本市场尚处于成长阶段，上市公司数量呈几何增长，样本不具可比性。我国目前的实证研究中有相当比例的文章，存在用部分样本谁知总体量特征的逻辑错误。其次，我国资本市场形成的时间过短，还不能满足时间序列分析的需要，我国目前就有用三年时间的数据提炼出会计实务规律的实证研究。最后，我国没有权威的数据库系统，实证研究所需数据由研究者个人搜集，费时成本过大且真实性难以保障。

（二）缺乏掌握实证研究全部技能的研究人员和培养这些人才的教育机制

我们还注意到了在《会计研究》、《经济研究》发表实证研究论文的作者，赵宇龙、王志台、陈小悦、吴世龙、沈艺峰、原红旗、陈晓、吕长江、魏刚等人无一例外是学院派或有海外经历的工作者，而且集中于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精华大学及北京大学等高校。这说明高校教师开了我国实证研究的先河，并艰难地扛起了实证研究的旗帜，但曲高和寡终难成气候。笔者认为，关键在于缺乏掌握实证研究全部技能的研究人员和培训随些人才的教育机制。

1、会计教学内容陈旧，跟不上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时代需要。依据我国会计教学大纲，本科、硕士、博士分别按通才、通专兼顾、专才的目标培养，教学技基础课、必修课、选修课三个层次进行。通过登录主要财经院校网站，我们浏览了各院校会计专业主干课程的设置，并作了粗略的比较，发现绝大部分院校的会计专业主干课程均为会计原理、财务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审计，区别在于广度和深度的不同。遗憾的是，除了本科阶段开设有简单的经济数学与统计常识外，研究生阶段再没有这类课程。然而据笔者所知，美国的博士生有一年的时间学习数学和管理统计，而我国的会计教学根本上是轻视数学的。

2、会计教学观点落后，重理论灌输轻方法介绍。给我一条鱼我可以活一天，教给我钓鱼的方法我可以此过一生。我国的会计教育从来就是向学生灌输现有会计理论，一味告诉学生应该怎样做，从而批量生产了大量“死才”。只有加强会计研究方法介绍，告诉学生为什么这样做，才能培养出合乎时代要求的“活才”。

3、会计教学严重脱离会计实践。会计教学应面向市场，然而我国会计教学却严重脱离会计实践。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会计教师可以下基层锻炼接触会计实践，会计学生也有广阔的实习机会；如今会计教师只能在图书馆里空想会计理论，会计学生只能在实验室里摹拟会计实习。从而形成了我国独有的现象，做实务的不搞研究，搞研究的不懂实务。当然部分院校正着手会计教学改革，结合市场需求开设了一些新科目，如资本市场会计、财务、审计研究等。

经济学实证论文第8篇

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关键词：经济学；数学化；实证化

作者简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经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经济学实证论文第9篇

关键词：《哲学的贫困》；主流经济学；基本方法

中图分类号：F0-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2-0072-04

1846年10月，蒲鲁东（1809-1865）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问世。正是在这本书中，蒲鲁东自认为他用哲学真正拯救了政治经济学，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保守主义”，又批评了社会主义的“激进主义”。次年7月，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在巴黎出版。马克思在书中系统分析了《贫困的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错误，深刻揭露了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历史起源的无知，对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斗争伟大意义的无知。马克思认为事物是抽象的起点，逻辑范畴是抽象分析的结果，抽象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离不开事物本身与逻辑范畴对立统一的两极。历史的东西决定逻辑的东西，逻辑应与历史相一致这一重要的理论方法。正是在对蒲鲁东的经济哲学进行有力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关于经济研究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得到明确的展示，且影响深远。然而在当前，国内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经济研究中形式化问题突出，脱离现实的倾向比较突出，尤其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更加暴露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乏力。实际上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沿着“一乱一治”的怪圈蹒跚前行。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对此始终束手无策。因此讨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哲学基础，在今天看来实为必要。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困惑

纵观主流经济学的文献，其主要特征可以归结如下：

（一）似是而非的“科学化”

主流经济学片面认为数学才是一门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唯一原因，这实质上却是对数学最肤浅的认识。今天，主流经济学的文献充斥庞杂的数学表述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数学的滥用极大歪曲和亵渎了真实的科学主义精神。马克思关于数学及其应用有着精辟的见解。“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 [1]8但对于社会科学，比如“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8因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1]8充满着人类活跃的意识和思维的社会科学不同于纯粹的自然科学，一切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因素都在这里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学本身是精确的语言，然而我们运用数学的具体过程中却不一定精确，甚至存在运用错误的危险。比如1+1=2，但是数字1或者2是否科学抽象了具体事物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经济研究中常见一些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比如，面对同样的一组数据，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数学只是一种研究问题的工具，工具总是服从于人的价值判断和知识结构。说到底，科学的形式与科学的本质绝不是可以混同的概念，忽视数学本质精神而仅仅在乎经济学的数学化形式的做法其实和运用计算机算命一样荒唐可笑。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目前成为时髦的把物理科学的公理应用到人类的生活上去，那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2]所以，科学运用数学无可厚非，但滥用数学恰恰背离了科学的实质。

（二）对现实问题关注的缺失

在所谓 “科学化”完美形式的追求下，主流经济学与一切带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立起来，使得主流经济学面对诸多现实问题却一筹莫展。首先，从经济危机的角度看，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经济危机就一直周期性地反复爆发。面对经济危机，种种反思却始终在形而上的思维中徘徊，危机的症结总给予牵强附会的解释，治理措施总是治标而不治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始终摆脱不了“一乱一治”的怪圈。其次，从自由市场的角度看，主流经济学相信市场的威力，一切问题都会在市场中自生自灭，任何干预措施都只会加重经济社会中的问题，理论主张与无政府主义极为相似，然而现实中，却无可辩驳地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反证：在企业的内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计划却令人眼花缭乱，月度计划、年度计划、投资计划和管理、财务计划与管理、生产计划、销售计划等等。在全社会范围，二战以来的资本主义政府在经济中的行为越来越普遍，政府宏观调控已经司空见惯。不言而喻，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已经渐行渐远，理论的生命力正在遭到重创。目前，各种被主流经济学视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态马克思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在越来越强的程度上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再次，从全球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等问题看，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与经济的本意已经相去甚远。Economy一词本来意义即节约，然而主流经济学在“生产利润最大化”、“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基本假定下，一切预算约束和资源禀赋约束成为“软约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据英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的《2004年世界状况》报告说，目前世界上出现的消费势头不仅对富国产生了严重影响，同时也无助于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近30年来，人类消耗了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可利用资源。经济学研究与经济学的本意即节约已经渐行渐远。

（三）知识结构、方法的封闭性和单一性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做出了这样的慨叹，即随着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极端贫困化的趋势。首先，其理论的知识来源渐趋单一和贫乏。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有大约140万学生接受了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学习，最为畅销的20本经济学教材基本都是新古典的，只有不到1%的学生使用的是非古典的经济学教科书。”[3]据南开大学贾根良教授的研究，“西方许多大学经济系的课程安排里，经济思想史已经从核心课程表中排除。在微观-计量模式的推动下，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们被训练成既毫不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更不关心周边的经济生活，而是沉溺于虚构的数学公式、‘鲁滨逊孤岛’、大炮与黄油的替代、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自由贸易神话等等，经济学成为一种‘智力游戏’。”[3]其次，片面追求形式的完美。主流经济学研究花费大量时间专注于如何构思一个巧妙的模型以描述经济，模型构建基本从一些假定出发，而事实上这些假定恰恰应该是经济研究不能回避的核心和关键，需要探究是什么和为什么。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显著特点。由于经济是人造的多因素、多变量的复杂的社会系统，而不是处于真空中，因而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重复做试验，也不存在与假设前提相似的单纯社会，对经济学的研究远比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困难和复杂得多。简单的数学模型只适合于某些特定的时间里或特定的情况下。事实上，有些简单的数学模型背后蕴藏着更为复杂的因素。在经济科学中要测量数学模型与现实经济现象之间差距的计算标准是很困难的。所以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怀疑的。原本是经济学母体的历史学、哲学统统被置于经济学之外，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正是主流经济学知识结构的单一和学科发展中的夜郎自大观念引发了理论本身的危机重重。

二、哲学的贫困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陷于局限的根源

时至今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各国，尤其是欧美主要大国居于主流地位，对我国的影响也客观存在。主流经济学研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哲学基础正是其存在种种狭隘性的原因。

（一）论据一：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上的偏狭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哲学上的感性认识论和理性认识论是狭隘的，前者是机械唯物主义，后者则是唯心主义辩证法。可以说从西方哲学的构建之初就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重看法：感性认识论者认为只有历史归纳法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唯一有效路径，他们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对理性认识论者的关于科学理性可以解决人类发展中的一切难题的批判之上，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研究只能从人类的认识经验中寻找答案，所谓的事实后面的本质问题是不存的，或者即使存在，凭借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也不能为人类所了解和利用,人类只能认识经验以内的东西，至于超出经验的东西不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而应该交给哲学家去研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感性认识论者只相信经验的东西，强烈反对用逻辑和思辨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对人类的认识能力推崇备至，认为人类可以凭借自己高超的思辨和逻辑推理能力来解决现实中的任何问题，可以发现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规律性的东西，不断强调人类要剥去感性认识虚假的外衣，用理性来审视一切，用理性来重估一切价值判断，这一认识方法甚至在西方哲学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能够在实验室里面模仿现实世界，进而建立模型来进行仿真，而只有凭借科学家的理性思维通过建立一整套严密的逻辑规则，运用数学的方法建构起一个个严谨的数学模型，从而把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可以直观的认识的问题，或采用局部均衡或采用整体均衡的方法进行求解。理性主义者只相信经过人类的理性加工过的东西，不相信感性的东西，从而把理性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

由此，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论战，从哲学基础看，与160多年前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论战相比，丝毫没有新意，争论也没有更不可能产生创新和突破。主流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者和规范主义者在辩证运动和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倾向以及形而上学的机械性造就了各自经济哲学上的痼疾，面临彼此的指责与不满却不能给予令人信服的答案也就不难理解了。实证主义者的所谓客观的现实性事实上往往变成一堆僵化的随时可能陈旧过时的经验数据。弗里德曼具有极高的统计天赋，而且具有丰富的统计实践经验。然而统计数据往往是历史的数据，对于过去的经济情况进行总结和反思也许有准确性和积极意义，但未来经济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对象，机械的参考过去的数据，最主要的是严重忽视科学逻辑的作用，怎么可能做出有价值的预测呢？事实正是这样。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有人能精确的测算金融危机或者其他经济事件，然而马克思却用唯物辩证的逻辑推理，得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结论，1825年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反复爆发的事实对这一科学的逻辑见解提供了最有力的例证。规范主义者沉溺于优美数理模型的构建，在数理符号的纯粹抽象运动中对所谓的理论沾沾自喜和孤芳自赏，然而，脱离现实的逻辑范畴与活生生的经济生活相去甚远，最终陷入“只开花而不结果”的唯心主义泥沼。

主流经济学的争论无果而终，历次的论战却始终走不出其共同的狭隘的哲学视域。客观而论，唯物辩证法能为实证与规范的真正融合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经济哲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实证的分析方法是获得资料的有效手段，使人类获得真理性认识的起点，但还需要人类对这些感性材料做出取舍，从中提升出对研究有用的东西，并充分发挥人类的认识能力，挖掘出事物的真正的本质，从而形成真理性的认识，用来指导实践。

( 二) 论据二：实证与规范分析方法的局限

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是实证科学。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里，弗里德曼认为，“在目前的西方世界里，尤其是在美国，在公正无私的公民间存在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分歧, 主要源于对所采取的行为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的不同预期（这些不同，从原则上说可以通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予以消除），而不是基本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分歧”。因此,“人们对‘正确’ 经济政策的‘一致’意见, 较少的取决于规范经济学的发展, 更多的是有关实证经济学的进步 。”[4]其实在这里已经非常明显了，弗里德曼的“公正无私的公民”已经预先排除了个人价值判断的存在。弗里德曼始终认为经济学重在预测，经济学也应该是实证科学。弗里德曼的观点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他一方面大谈经济学只是实证的科学，另一方面却忘了自己疲于各种实证分析工作背后的目的性，他的一切关于政策的主张就没有意义，除非政策主张是没有价值判断因素的，但这可能吗？悖谬性显而易见。

萨缪尔森的观点与弗里德曼截然不同。他认为科学只是提供描述，最多的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测。他认为：“理论作为可观察和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用来描述很大范围的可观察的现实的描述（方程式或其他形式）毕竟是我们在此能够得到的全部解释，一个解释，就像在科学中正当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的东西。”[5]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只是对经济现实进行的解释，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是否相一致也就十分重要。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这个理论暂时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和摈弃。不难看出，在萨缪尔森的意识里，事物总是可以划分出对与错，真与伪，萨缪尔森的辩证法水平又回到了100多年前马克思所深刻反对那种蒲鲁东式样。蒲鲁东所谓辩证法就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6]87。但是这种辩证运动却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即马克思所指出的，“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6]88脱离事物本身的纯粹观念上的辩证法难免不能自圆其说，成为形而上学的悖谬。自然，这种哲学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也难免产生经济学中的悖谬。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是，倘若理论仅仅是为了解释不断变动的现象，那不解释之又有何妨？显然萨缪尔森不懂得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逻辑范畴要到哪里去的问题。100多年前的马克思却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深刻的预见性――理论不仅在于揭示现实世界，更是为了改造世界。

新剑桥学派的琼・罗宾逊强调实证和规范相结合，认为经济学决不可能是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渗入价值判断。新制度学派缪尔达尔也认为实证和规范之间不存在鸿沟，经济学不可能摆脱价值判断，指出规范是实证的前提条件，规范分析为了更好的实证。他认为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完全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完全脱离人们的意愿和希望, 不可能检验经济假说的真伪。马克・布劳格也认为：“要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假装能这样做只不过是自我欺骗。”[7]上述三位的观点与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各执一端的信念明显不同，但规范与实证的所谓融合实质上往往流于貌合神离的“杂凑”。其中的症结依然在于未能深刻认识到事物总是在运动，逻辑的运动高于事物本身却又离不开现实基础。一句话，关于实证与规范无休止的争论如果没有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永远不可能有实质的一致结论可言。

当前，主流经济学的文献往往遵循以下的步骤：提出假设，构建模型，统计检验，得出结论。如果实证的数据完美无缺，或者说一组数据已经能够反映经济的状况，是上升或下降，是某一问题的解释性原因或者不是，那就够了，何必迂回复杂地用模型来说明？假设和模型的构建似乎变成为多余；如果基本假设和模型演绎真切符合现实和历史，模型能反映经济生活的本质，另一个矛盾又出现了，那么高度集中的的计划经济完全可以实现，因为既然模型能够囊括一切反映经济现实的变量，我们就可以依据变量的具体状况制定计划进行调节经济了。问题出在哪里呢？也许从主流经济学一贯敌对并长期予以轻视的唯物辩证法那里能够得到答案。基本假设和模型构建运用什么样的抽象分析的逻辑方法？实证检验是否具有适应事物发展变化的灵活性？一个时期内的定量分析是否能代替其他时期的定量分析（即预测），定量分析能否代替定性分析？主流经济学在历次的方法论争论中都不能得出实质的进步，因为论战各方实际上都是在用同一种哲学上的狭隘反对另一种狭隘，即片面、静止和孤立地看待经济问题，所以争论无果而终没有什么可奇怪。

三、结论及启示

以上分析表明，主流经济学的哲学缺陷是一个客观存在。这种缺陷的直接结果便是对经济现实解释与预测的苍白无力。无疑，经济学的研究需要认真考虑基本方法，也即经济哲学的选择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它尊重事物，承认现实和历史，又不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唯物辩证法运用科学的抽象分析所归纳出的逻辑范畴最终回到我们生活的现实，为人类实践的发展服务。因此它又是科学的方法论，也是经济学应当遵循的基本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崭新尝试，改革的实践并非乏善可陈，一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均可上升为我们民族的经济学理论。借鉴西方智力精华和优秀文明成果固然重要，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具体的特殊矛盾，因此借鉴不等于复制和照搬外国经验，应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以批判的眼光，本着严肃的学术精神对待一切经济学。

就经济学的方法论而言，根本的方法或者说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至关重要。不同意识形态的哲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是主流经济学在理论和现实中说服力陷于苍白的根源，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蒲鲁东“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激动、挣扎和冲撞”[6]88一样，主流经济学的实证与规范依然犯着蒲鲁东当年的陈旧错误，实证并非真实，它实质上存在机械唯物主义（即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缺陷；规范并非科学，因为它在追逐数理逻辑的严密的同时，严重忽视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重大差别。《哲学的贫困》发表已经过去160多年，但马克思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就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许良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98.

[3] 贾根良,崔学锋.当前西方经济学界主流与异端的分裂及其发展趋势[J].当代经济研究，2005（6）：3-39.

[4] Milton Friedma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rgo press （1953），1970，pp.3-43.

[5] Samuelson,P.Theory and Realism:A Repl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4: 736-740.

[6]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7]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77.

Analysis on Basic Research Method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in the West

CHEN Kai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