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健康市场分析第1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9263

现代社会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对大学生而言，当今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许多大学生在踏入大学校门之后，会有诸多的烦恼，最终导致了心理障碍。由于自己各方面知识的匮乏，总觉得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脚步以及生活的快节奏。所以学校非常重视大学生的心理障碍情况，基于此，现对市场经济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原因出发，讨论其改良方法，以期对今后的学生工作有所助益。

1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状况

大学生中经济困难的学生因为我国高校的严重扩招，数量高达20%以上，西部贫困地区中经济困难的学生所占的比例甚至会更高。据统计，山西的经济困难学生已经高达40%以上。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同，消费方式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据调查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大部分是由家庭经济情况所造成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能像其他学生一样，做到衣食无忧，久而久之，就在心里埋下了阴影。很多偏僻的地方学校，在有限的条件下，很难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导致心理健康受到影响。根据相关资料的调查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家庭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即便如此，但仍然赶不上城乡居民的发展脚步，有些甚至还不能很好地解决温饱问题，与此同时，城市里有些下岗家庭、父母离异、家中有身患重病者的孩子们，和贫困乡村的孩子们一样，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卑心理。

大多数独生子女往往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之下，并把自己对孩子们的期望强加在他们身上，照这样长此以往，面对困难，他们不仅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相当大的压力，最终导致不自信、叛逆、郁闷等种种不好的心理变化。

大学生活打破了原有的高中生活，学习时间不是那么紧张，为一些自律性较强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提升自我价值的机会，而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学生，在互联网的引诱下，将时间都浪费在了网络游戏和上网聊天上，逐渐对学习失去了原有的兴趣。

2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一直在扩大，同时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制度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完善，目前多数毕业生在找工作的时候，都是比较迷茫和盲目，具体来说，刚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很少会有人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好定位，找工作过于盲目，再加上现在就业形菰嚼丛窖暇，这样更使得毕业生对找工作手足无措，陷入更大的心理误区，对此，学校相关的就业指导人员要对毕业生进行及时的就业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引导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规划，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毕业生的就业信心，而且还可以提高学校的就业率。

中学生活和大学生活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大多数同学刚进大学会有很多不适感的原因所在。对于毕业生而言，学生会产生一定的自卑感，觉得自己所学知识和社会需求差距太大，自己的能力达不到社会的实际需求，尤其是对于找工作屡战屡败的毕业生。

大多数学生在入学前一直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同学和亲人身边，人际关系相对稳定。而一旦进入大学，就面临一个重新认识别人，确立人际关系的过程。同时，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对大学中自己地位发生变化的适应过程。这种情况需要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过程。环境的巨大变化，再加之许多学生缺乏心理准备，使许多大学生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产生许多心理问题、心理困扰。

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中、后期，处在心理逐步定向成熟、完善的过程当中，在中学时，他们就开始关注异性，并希望引起异性的注意，也渴望与异往，给异性留下较好的印象。但他们往往不知如何与异性保持正常的接触，发展正常的异性间的友谊，反而自我封闭，使正常的心理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价值家庭、社会、学校舆论对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极为敏感，高考的学习压力使他们不敢有半点分心，从而造成他们面临的问题被压抑下来。而进入大学以后，他们自感压力减轻，被压抑的渴望又滋生出来，而且表现得更为强烈，导致各种心理困惑及问题的产生，从而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3新时期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改良方法

31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各个学科中，系统化地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就是学校，学习生活环境对大学生的人格塑造和未来规划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学校除了负责对学生的学习教育，还应该注重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为了更好地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高校应该定期组织相关的心理健康活动，将定量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贯穿到日常的教务工作中，敦促学生按时按量完成对相关心理学课程的学习，学校要提供良好的教学设施，包括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教师在实施心理健康课程教学的过程中，要注重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采取措施提高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使得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实际课程当中，引导学生对自身心理问题进行自查，并能够引导学生积极地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开设这门课程是为了充实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和提高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切不可太关注于学生的课程成绩。

32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首先，注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班级和宿舍是大学生生活的主要集体，如何与集体中的每一个人和谐相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和谐相处一方面可以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助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树立良好的心态。其次，学校要定期举办相关的集体活动，让更多的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营造良好的集体学习生活氛围，提高学生的情操。其中体育竞赛、文艺比赛是两大经典的集体活动项目，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同时还可以大幅度增强集体的凝聚力。

33定期开展校园学生心理健康调查

学校还要定期举办相关的心理健康系列讲座活动，一系列活动的举办务必要建立在对大学生典型心理问题的充分了解之上，为每一位大学生建立相应的心理档案，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4结论

综上所述，高等学校目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将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落到实处。社会、学校和家庭要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力争为学生构建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注重对学生专业素质、职业素养、文化素质、思想品德素质等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张锤咝4笱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及教育途径[J].西部素质教育，2016（23）.

[2]桑瑜浅谈女性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特点与营销策略[J].现代营销（下），2016（11）.

[3]曾力市场经济下当代大学生消费价值观偏差的原因分析[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7（2）.

[4]顾晓雯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医药科学，2013（10）.

[5]周燕燕加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J].科技视界，2014（9）.

[6]张祖曦，廖友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现状、挑战及对策[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4（1）.

大健康市场分析第2篇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房地产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一个稳定健康的房地产市场既能够促进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实现社会的和谐，又能够推动国民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但是，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长期后续发展的根基不稳，竞争无序，政策导向性强，价格波动大。因此，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试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更为具体的、关键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重要程度，以供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借鉴。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宏观经济向好是房地产业扩张的前提和基础。但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国情国力及体制改革进程，房地产投资及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和居民收入、消费的增长速度。而为了应对当前因外部金融危机冲击可能造成的经济下滑放松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以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景象来拉动经济增长，则会加剧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从而积累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各种数据分析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没有达到规模经济和有效竞争的程度，市场垄断导致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失灵，市场失灵造成了房地产价格的扭曲，而房地产价格是房地产市场是否稳定健康的重要标志，但市场似乎没有形成一个令人满意的价格形成机制，房地产价格容易出现暴涨暴跌。虽然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经过了多年调控，但并没有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进行根本改善，部分城市仍然存在着市场竞争无序、房地产供求结构失衡、房地产业发展不可持续等问题。

综合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总结出了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21个因子。（表1）

三、研究方法

由于表1中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因子太多，而且各因子之间可能具有相关性，因此难以对所考察的对象获得一个直观清晰的把握。而主成分分析能够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研究对象的大部分变异，使得研究更加科学、客观。因此，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将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一）问卷设计。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本研究中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因子共计21个，将其命名为变量1，2，…，21。调查表中的影响因子就是表1中的影响因素，调查表中要求各被访者对各影响因子按其重要程度评分，分值的大小表示各变量的重要程度。具体的分值评判标准见表2。（表2）

（二）样本的提取与问卷的发放。问卷调查对象的比例确定如下：40%为房地产消费者、40%为政府工作人员、20%为其他房地产研究机构人员。问卷调查采用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并且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发放。共发出问卷180份，有效回收问卷63份，其中房地产消费者24份、政府工作者22份、其他房地产研究机构人员1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35.0%。

（三）问卷的信度分析。对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影响因素的测评来讲，信度是指这些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在测评问卷中反映的可靠度，通常使用克朗巴哈α信度系数法来测量问卷的信度，计算公式是：

α＝■1－■

（四）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在问卷调查之后，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提取出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子，并找出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表3）可以看出，前9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其因子累计贡献率为68.070%，它们代表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前四个主成分的特征值都大于1.5，因子累计贡献率也达到了37.671%。考虑到本研究中因子的数目，故只提取前四个主成分作为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统计时选择旋转以帮助简化结构，旋转后的因素矩阵见表4。（表4）

通过考察与各主成分相关系数较大的有哪些变量，从剔选出的变量中分析各自含义，从中概括出各关键因素，如下：

1、第一主成分中，变量3、6对其影响较大，它们对应的系数分别为0.788、0.516，表示居民的收入水平、房地产相关产业的发展，本研究将它们概括为：房地产市场与国民经济的相适应性。

2、第二主成分中，变量11、14对其影响较大，它们对应的系数分别为0.740、0.782，表示土地出让方式、土地供需状况，本研究将它们概括为：土地政策。

3、第三主成分中，变量4、12对其影响较大，它们对应的系数分别为0.712、0.518，表示税收政策、税收法律，本研究将它们概括为：税收制度。

4、第四主成分中，变量2、19对其影响较大，它们对应的系数分别为0.572、0.724，主要为货币供求、金融制度，本研究将它们概括为：金融体系。

四、分析

根据上述结果，结合调查情况，本文针对四个关键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房地产市场与国民经济的相适应性。本研究发现，与国民经济相适应是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第一关键因素。事实上，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房地产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是把双刃剑，其快速发展可以推动国民经济的进步，也可能积累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是否有稳定健康的国民经济做后盾，在于是否与国民经济相协调、与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相适应。

（二）土地政策。土地政策是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第二关键因素，由此可见土地政策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这一方面说明了推动土地市场化很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目前我国的土地制度还很不健全。在这方面，许多受访者认为，政府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税收制度。税收制度是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第三关键因素，许多受访者认为，税收是政府调控房地产经济的重要工具，但我国房地产市场还处于发展阶段，房地产税收体系中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完善税收制度，运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选取恰当的税收杠杆作用点，推进我国房地产税收一体化，进而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金融体系。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第四关键因素是金融体系。许多受访者认为房地产行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其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服务体系，房地产市场不可能步入稳定健康发展轨道。而我国还未形成体系化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建立统一开放的房地产金融体系、加快房地产金融市场法制建设、积极建立住房贷款担保机构等是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五、结束语

从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除此，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系统，在这个总系统下的子系统如土地政策、税收制度、金融体系等共同影响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不健康是房地产市场主体（即政府、房地产企业、房地产消费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单纯寄希望于政府宏观调控并不可行，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需要多管齐下，各种措施相互配合。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关于房地产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初步分析[J].管理世界，2005.11.

大健康市场分析第3篇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保障水平;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9-0039-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9.08

一、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地居民对医疗保障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780.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4760.8元,其中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37.9%,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43.7%。从经济条件看,我国居民有提升自身的医疗保障水平的潜能。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以及永久收入消费理论都认为,消费支出来源于收入,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卫生支出是消费支出的一种,因此收入水平决定卫生支出水平[1]。但有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为11289.5亿,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75%①。这说明我国的医疗保障水平还处于较低层次,如何将居民对医疗保障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是当前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从2000年的65.48亿元上升至2007年的382.47亿元,年环比增长率为28.68%②,超过同期寿险的增长率。但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对我国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究竟是否有贡献,各地区之间是否有所不同,这些问题乃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

二、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理论分析

医疗保障水平是指一个国家对其国民能够提供的医疗保障程度,通常可以用医疗需求、医疗费用、保障范围等表示一个国家的医疗保障水平[2]。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将人们消费医疗服务的行为视为一种经济行为,那么就可以运用经济学的供求理论来分析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的贡献。

根据供求理论,医疗市场就如同其他普通的商品市场一样,由医疗价格这一“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其供给和需求,使得该市场达到均衡。如图1所示,其中纵轴代表医疗价格,横轴代表医疗需求量。在不考虑商业健康保险时,医疗市场由供给曲线S和需求曲线D1表示,此时市场的均衡是E1(P1,Q1)。当考虑商业健康保险之后,人们实质上支付的医疗费降低,将导致人们消费行为的转变,进而导致对医疗服务需求的转变。

需求的变化有两种情况:一是需求的增加,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如图1所示平移至D2,此时市场均衡为E2(P2,Q2);另一种情况是需求弹性减小,即人们对价格的敏感性降低,如图1所示转移至D3,此时市场均衡为E3(P3,Q3)。显然,当均衡为E2、E3时,P2、P3大于P1和Q2、Q3大于Q1,故此时医疗费用都超过均衡为E1时的医疗费用。以E1至E2的变化为例,原来的医疗费用为P1E1Q1O,需求曲线平移后的医疗费用为P2E2Q2O,但是保险公司提供P2-P*价格补助,即保险公司支付相当于P2E2FP*的医疗费用,则人们实质支付的医疗费用为P*FQ2O①(与P2E2Q2O相当)。也就是说,在有商业健康保险参加的医疗市场中,人们实质上支付的医疗费用没有变化,但总的医疗费用增加了,即商业健康保险提升了社会的医疗保障水平。

三、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医疗费用的支付主体有社会保险、商业健康保险以及个人三方面。虽然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迅速,但其支付的医疗费用占比很低,仅占全国医疗费用支出的3%,个人支付比例高达78.37%②。由此可见,商业健康保险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当前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为减轻各地居民的医疗负担,提高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应拓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面。

(一)数据选取与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各地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作为衡量其发展水平的指标,选取各地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作为衡量医疗保障水平的指标。由于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历史较短,故选取的面板数据为1999―2007年全国30个省市③的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和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其中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由根据《中国保险年鉴》(2000―2008)和《中国人口年鉴》(2000―2008)数据整理所得,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8)整理所得。

构建面板数据基本模型,以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被解释变量,以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为解释变量。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可以使得数据更加平滑,并且使得回归系数更富有经济意义,令LnPM和LnPP分别代表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对数和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的对数。本文的基本模型如下:

LnPMit=?琢it+?茁itLnPPit+?着it (1)

其中i=1,2,……30,代表全国30个省市区,t=1,2,…… 9,代表1999―2007年之间的不同年份。

(二)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LLC、IPS、ADFFisher和PP-Fisher四种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所用软件为EViwes5.0,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面板数据的水平值是序列平稳的,即可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不存在伪回归现象,可以直接用该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三)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1.混合估计模型

首先,采用混合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不考虑不同省市区的个体差异以及不同时间截面上的差异,模型转变为:

LnPMit=?琢+?茁LnPPit+?着it (2)

其中i = 1,2,……30;t = 1,2,…… 9。

根据1999―2007年30个省市区的混合数据,为了减少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选择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估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显示的回归结果,LnPPit的t统计量为正数,且数值较大,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说明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与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另外,模型的R2和调整的R2接近1,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但D-W值为0.82,自相关问题较为严重。为消除自相关问题,在解释变量中加入AR(1),得到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DW值为2.28,可见自相关问题得到解决。此时,LnPPit系数的t值为7.03,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弹性系数为0.11。但只是全国总体的弹性,具体到各个地区仍需作进一步分析。

2.固定效应模型

由于本文选取全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意在研究数据本身的关系,而并非利用随机抽样来对总体进行推论,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1)变截距模型

采用变截距模型,可以考察不同省市区截距的差异性。

LnPMit=?琢'+?琢i+?茁LnPPit+?着it(3)

其中,i = 1,2,……30;t = 1,2,…… 9;?琢'代表总体平均截距;?琢i反应了不同省市区截距对全国总体平均水平的一种偏离,且αi=0;系数?茁代表各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平均弹性。该模型估计的各项统计指标见表4,对不同省市区固定效应值的估计结果见表5。

通过对各地区固定效应值的分析,可以大致了解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地域差异。事实上,各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除了受商业健康保险因素影响外,还与当地的经济水平、卫生资源、社会保障等因素息息相关,这一点也由表5的数据得到证实。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山东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固定效应值为正,而安徽、江西、河南、广西、贵州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固定效应值为负。

(2)变系数模型

为了更深入考察各省市区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差异性,建立变系数模型:

LnPMit=?琢+?茁iLnPPit+?着it (4)

其中,i = 1,2,……30;t = 1,2,…… 9。

表6回归结果显示,变系数模型的R2和调整的R2接近1,模型拟合效果良好,D-W值为1.54,不存在序列自相关,且各省市区的弹性系数?茁t的t值较大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各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不统一,验证了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的贡献存在地区差异。

以各省市区的弹性系数、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和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三种因素作为变量,用软件SPSS17.0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分类结果见表7。

第一类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在全国都处于中等,总体看来弹性系数不高,说明商业健康保险没有较好的发挥其补充作用,医疗费用的支付过多的依赖个人支出和社保支持。各个保险公司应当积极探索在以社保为主体地位的医疗保障制度下,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模式,以促进当地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

第二类只包括北京市和上海市,两地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北京的弹性系数大于上海的弹性系数,说明商业健康保险在北京市更能促进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

第三类由天津和浙江两地组成,两地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紧随北京市和上海市,但是弹性系数都较小。究其原因,可能是两地的医疗保障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处于“瓶颈”。此时应当深入市场调查,优化健康险产品结构,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需要设计险种,走专业化发展道路。

第四类地区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在较高的医疗保障水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下保持了良好的弹性系数,说明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仍有潜力可挖。

第五类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地的弹性系数也较小。笔者认为弹性系数低下与当地的经济水平有很大关系,即在整个经济状况不佳的大背景下,当地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受到制约。此时不能仅从商业健康保险方面来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更要统筹社会、经济、思想意识等各方面因素,需各个方面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第六类地区的弹性系数普遍较高,虽然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较低,说明商业健康保险在当地有良好的推广基础,适宜在各省市区进一步扩大覆盖率。

四、结论及启示

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采用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证实商业健康保险对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有促进作用,即实证数据支持理论结论。综合各个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不超过1,其中最大为0.94,最小为0.11,基本都位于0.2与0.5之间,贡献作用并不显著。同时,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得出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的贡献作用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因而商业健康保险在不同省市区理应采用不同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各地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通过以上结论笔者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专业化发展道路

根据实证回归分析的结果,在部分经济较发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逐渐面临“瓶颈”问题――在较高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医疗保障水平下,消费者对健康保险产品提出更加专业的要求,导致健康保险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缺口。显然,在这些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不能仅仅停留在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的险种,而是要提供更为高端、更大保障范围、更具个性化的健康险产品。因而,商业健康保险需进一步细分市场,走专业化发展道路。

事实上,2005年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健康”)的正式营业已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走专业化道路揭开了序幕。目前,我国共有人保健康、中国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健康”)、瑞福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福德健康”)和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健康”)四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除人保健康之外,其余发展状况均不理想。2009年1月至11月,平安健康、昆仑健康、瑞福德保费收入为7828万、4291万、2305万,位居全国54家寿险公司的末端,而人保健康以55亿保费收入跻身前11位①,并首次实现盈利,2009年净盈利为0.14亿②。可见,在此方面,德国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德国社保模式下构建严密的商业健康保险法律框架,严格分业经营,坚持产品创新,在政策变动中开创属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蓝海”[3]。

(二)加强农村市场开发

根据实证回归分析的结果,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较大,适宜推广商业健康保险,而扩大其覆盖率的关键就在于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在农村的发展。

我国是农业大国,有9亿多农村人口,尤其是在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占据大多数。从需求角度出发,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低下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农民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商业健康保险在农村有较大的潜在需求[4]。从社会保障体系来看,我国城乡医疗保障水平存在“鸿沟”,要拉近两者的距离仍需一定的时间,在这一过渡阶段,商业健康保险需充分发挥对社会保险的补充作用,提升农村医疗保障水平,从而推动各省市区总体医疗保障水平向前迈进。

(三)构建新型商业健康保险模式

根据实证回归分析的结果,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较小,适宜统筹各方面因素共同提升医疗保障水平,而对于商业健康保险可尝试构建一个集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医疗服务于一体的新型模式[5]。目前,商业健康保险提供的服务都是“事后”的,即被保险人只有生病才能得到经济补偿,健康保险并不能保障购买者的健康。因此,保险公司应更多地考虑对疾病的预防,提供健康教育、健康咨询等服务,降低被保险人得病的机率,真正从实质上让购买健康保险的消费者得到健康。

参考文献:

[1]刘思.中国健康保险市场规模实证分析[J].保险研究,2009(2):22-28.

[2]布莱克,斯基博.人寿与健康保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45-48.

[3]张玲玉,薛罡.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现状及经验借鉴[J].金融经济,2008(20):93-94.

[4]董汀.我国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运营模式探析[J].商业经济,2009(1):85-87.

[5]尚汉冀,李荣敏,黄云敏.健康保险与医学统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2-33.

①数据来源:笔者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②数据来源:笔者根据2008年中国保险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①这里医疗费用仅考虑个人支付和商业健康保险的情况,忽略社会保险的作用。

②资料来源:朱俊生,武瑞.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回顾与展望[J].中国保险,2007(3):13-16.

③其中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数据缺失,故将其略去。

大健康市场分析第4篇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1909年，IrvingFisher提交国会的“国家健康报告”中提出，从广义的角度看待健康首先是个财富的形式。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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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大健康市场分析第5篇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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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大健康市场分析第6篇

摘要 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分析健康对劳动力退出的影响。非连续时间风险模型结果显示：对全体样本而言，健康是劳动力退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健康对男性劳动力退出的影响显著，对女性劳动力退出的影响微弱；健康对农村劳动力退出有显著影响，而对城镇劳动力退出没有作用。

关键词 健康 健康冲击 非连续时间风险模型 劳动力退出

一、引言

鼓励劳动力留在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往往会由于个体的健康原因退出而打折扣。研究健康与劳动力市场退出的联系，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绝大多数国外文献对健康与劳动力退出关系的研究，集中在老年劳动力的健康对退休行为的影响上（Bound et al.，1999；Disney et al.，2006；Rice et al.，2006；Zucchelli et al.，2007）。健康与退休的经济理论表明，个体对现时和将来闲暇的偏好依赖于现时的和预期的健康状态（Lazear，1986；Roberts et al.，2008）。非健康会增加劳动负效用、从工作中通过低工资得到的回报减少、给予残疾者以非工资收入的资格，这些都会使非健康者继续劳动的概率减少。有众多学者还对此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比如，Roberts等（2008）、Hagan等 (2008)发现急剧的健康冲击对退休有至关重要的作用。Riphahn (1999)的研究发现德国40―59岁之间的个体由于健康冲击的影响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增加了200%。 JiménezMartín 等（2006）对西班牙50―60岁劳动者的分析表明继续工作的概率将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而减少。Smith（2004）也发现年龄超过50岁的遭受了健康冲击的个体其继续工作的概率将会下降15％。

研究年轻劳动力的健康与工作状态转变的文献较少。 Pelkowski和Berger (2004)利用美国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持久的负向健康冲击使工资和工作时间都显著地减少，而且，年轻者的健康对劳动力产出的影响较大，40―49岁的男性及30―39岁的女性发生了持久疾病后的收入减少达到最大。Lindeboom等 (2007) 利用事件历史模型（an event history model）估计了工作和残疾状态之间的关系，发现健康冲击对就业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残疾来影响的，同时，个体如果在25岁发生残疾，在40岁时其工作的概率将会减少14.4%。Pilar 等（2010）利用英国的家计调查数据分析了16―64岁的男性和16―59岁的女性的健康对劳动力进入及退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对转变为非就业的风险有显著作用。

针对中国的研究，现有的文献非常有限，主要集中于健康对农村劳动力的参与分析及健康对城镇职工退休的影响研究上，如刘生龙（2008）认为，健康状况每增加一个等级，中国农村居民劳动力参与的可能性将会提高3.48个百分点；健康状况对中国女性农村居民劳动力参与的影响要高于对男性农村居民劳动力参与的影响。封进和胡岩（2008）的实证研究发现，健康状况是女性提前退休的一个动因，但并不是男性提前退休的原因。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健康与劳动力关系的研究内容，但是已有文献或者忽略了健康对年轻劳动力退出的作用，或者没有把城乡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

正如Currie和Madrian (1999) 所强调的那样，实证结论都支持健康对劳动力的退出有影响，但效应有多大、与其他决定因素相比哪个更强等问题还存在争议。存在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些实证中使用的截面数据无法限制个体不可观察因素。本文利用包括年轻劳动力在内的面板数据分析健康对分性别、分城乡劳动力退出的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计量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为数据与变量；第四部分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健康与劳动力退出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计量分析框架

（一） 退出风险模型

因为本文的考察重点是健康对劳动力退出的影响，所以我们选择了那些在初始年份有工作的个体，追踪其首次转为不工作或其数据截断（截断意味着某个个体或者脱离了调查或者一直在调查样本中但仍在工作）为止。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状态s的持续期可以纳入风险函数中，风险函数可以测量在时间为t时转变工作状态的即时概率，即直到时间t时工作状态的条件生存概率。以非连续时期代表连续时期的风险率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

hsit=pr（1）

式（1）中Xit是随着时间t变动的协变量向量，Ti是非连续的随机变量代表劳动力退出被观测到的时期。

持续期样本似然对数函数可以通过引入二元变量yit得以简化，当t=Ti或个体没有被截断时，yit=1，否则yit=0。相应而言，对那些一直工作的个体，全部时期的yit=0；对退出者而言，除退出期为yit=1外，其他时期yit=0 。这样，似然对数就可以通过yit的引入简化为下式（Allison，1982；Jenkins，1995）：

logL=∑ni=1∑tik=1yitlog(hik/(1-hik))+∑ni=1∑tit=τlog(1-hik) （2）

为了用不连续的风险模型代替潜在的连续时间风险模型，Prentice和Gloecker（1978）用双对数风险函数形式表示出风险hit：

hit=1-exp(-exp)(Xitβ+θ(t))) （3）

式（3）中的θ(t)表示基础风险，它是哑变量表示的各个时期风险的阶梯函数。

（二） 潜在健康指数

用主观方法测度出的健康用于分析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时，可能存在着误差。其一，有着相同潜在健康水平的个体回答健康分类问题可能会用不同的门槛值不同（Lindeboom and Doorslaer，2004）。其二，劳动市场的状态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健康。其三，非健康是一个处在工作年龄内的人离开劳动市场的法律托词，个体以非健康为由不工作的行为可以合理化，对一些继续工作而报酬较少的个体而言，为获取病残收益资格往往低估自身的健康，这被称作退出的残疾路线（Blundell et al.，2002)。

为消除主观健康测度存在的误差，Bound（1990）、Disney等(2006 )把主观健康作为一些客观健康因素的函数，计算出潜在的健康指数来消除这些误差。考虑健康因素Zit影响个体的劳动市场转变决策HRit，有下式：

HRit=Zitβ+εiti=1,2,…,n;t=1,2,…Ti （4）

式（4）中的εit是与Zit不相关的时变误差， HRit不能直接观测，但可以观察自评健康Hsit，设定Hsit潜在对应部分为H*it，则有下式：

H*it=HRit+ηiti=1,2,…,n;t=1,2,…Ti(5)

式（5）中的ηit代表从H*it到HRit映射中的测量误差，并且与HRit不相关。把式（4）带入式（5）得到如下式子：

H*it=Zitβ+εit+ηit=Zitβ+viti=1,2,…,n;t=1,2,…Ti （6）

式（6）中的ηit代表当直接用H*it估计健康对劳动力市场转变影响时的误差来源，因为ηit或者为随机分布或者是劳动状态的函数，前者会削弱健康对退出的影响，后者则会过高估计健康对劳动力市场转变的影响，为此，需要用预计的潜在健康指数*it来缩小误差。

当把二元或序数的Hit与潜在的H*it联系起来，并且假定vit分布形式已知时，我们可以估计出β参数。如果自评健康为序数时，有以下形式：

Hit=k 当μk-1

其中μ0=-∞,μk≤μk+1,μm=∞。设定vit为正态分布，式（7）就可以使用极大似然的序数Probit模型计算，预测值则可以作为潜在健康水平。

为减少健康与劳动力退出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模型中同时包含了期初健康和滞后健康，滞后健康可理解为健康冲击，滞后健康比期初健康含有更丰富的内涵，因为劳动力市场状态的调整需要时间，而且该方法可以控制个体不可观察的与健康相关的异方差。

三、数据与变量

(一) 样本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取自“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 数据集。该调查覆盖9 个省(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 的城镇和农村,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1989 年开始,该调查迄今已进行了7次（1989 年、1991 年、1993 年、1997 年、2000 年,2004年，2006年），其数据集中有一部分是同一被调查者在不同年份的数据。包含了所有成人的工作情况、个人健康状况及社会人口学特征等信息。因为关于健康的完整信息在1997年以后该调查才开始涉及，所以本文样本的时间选择为1997―2006年，样本包括在起始年份（1997）有工作并且在其后的年份中都参与了该调查的个体，其中16―59岁的男性1185人，16―49岁的女性864人；城镇人口369人，农村人口1680人。

（二） 变量

1. 劳动力退出

从事经济活动到不从事经济活动的过渡被用于劳动力退出的测量。本文的劳动力退出变量以个体自报告方式界定，该调查的问题之一为你现在有工作吗，我们把在1997年有工作而在以后的年份回答没有工作的作为劳动力市场退出。农村劳动力中回答“有工作”的个体其职业以农民为多，处于无雇工的个体经营者的地位（其工作单位类型多为家庭联产承包农业、小集体等）。值得指出的是，该调查在“是否有工作”之后，还对个体为什么没有工作进行了询问，正在找工作、做家务、残疾、学生、退休、其他是其中的回答选项由于调查资料的限制，本文不能区别出个体退出劳动力市场是换工作临时退出还是由于健康原因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因为在回答为什么没有工作选项答案中的人都有可能再返回劳动力市场，所以，本文的退出更多带有暂时性或初次退出的特征。。

2. 健康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提供了个体对其健康与同龄人对比来评定的四个等级：非常好、好、一般、差。用于预测潜在健康指数的疾病变量包括有无甲状腺肿大、口角炎、高血压、糖尿病等变量，体测及疾病变量用二元哑变量表示，1代表有，0代表无。详见表1。

3. 其他变量

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提供了工资、奖金、补贴及其他收入汇总生成的家庭、个体总收入，并且分别以1988和2006的辽宁省城市消费品价格指数对收入进行了平减。本研究使用2006年平减的收入数据。收入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一般会减少，为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我们把退出前的个体收入取对数后再取平均数，退出发生后的收入则以平均数的滞后值代替。当然，内生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身体健康有可能影响工作类别的选择，即有的人健康状况差，但是选择了一项对身体健康要求不是很高的工作，所以即使是身体差，影响劳动力的退出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除非是很严重的疾病。由于资料所限，本文无法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未对这种内生性进行处理。家庭规模、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职业及医疗保险状况的具体定义见表2。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分析

表3汇报了全部样本及分性别、城乡的样本均值情况。从全部样本看，不工作者健康等级为好的比例比有工作者下降，而健康等级为一般和差的比例都有上升。男性没工作者和有工作者相比健康等级为好的比例降低了将近0.1，而健康等级为一般和差的等级分别下降了0.047和0.041；而女性的各个健康等级在工作者和没工作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太大。农村没工作者与有工作者相比健康等级为非常好的比例降低0.044，城镇降低0.014；农村没工作者与有工作者相比健康等级为差的比例增加了0.068，城镇增加了0.033，增降幅度均低于农村。

其他变量在不同工作状态之间也有所不同。如没有工作的个体的收入无论是在分性别还是分城乡以及全体样本中都比有工作的个体收入为低；在婚者工作的比例高于不工作的比例；没有工作者享有医疗保险（因为CHNS对社会保障调查涉及的较少，为引入社会保障控制变量，本文以个体享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代替社会保障）比例均低于有工作的个体。

注：城乡以居住地划分，城市的调查点中也包括郊区的农民，所以城市的调查点中有农民职业。农村调查点包括县城，所以有非农职业。

图1―图3描绘了全部样本、分性别和分城乡的自评健康的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和生存函数相同的Logrank 和PetoPetoPrentice的χ2检验（和概率）情况。从图1中可以看到身体越健康的个体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就越小，生存函数相同的假设被拒绝；图2分性别的图示表明越健康的男性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越小，女性健康与退出的关系不明显；图3则表明越健康的农村劳动力其留在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越大，城镇劳动力健康与退出的关系不明显。

（二） 计量分析

1. 潜在健康回归

表4汇报了以自评健康为因变量的广义序数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因为自评健康是以1表示最高等级，4表示最差等级，所以，如果有疾病问题，预期回归系数应该为正号。从表4中可以看出，除口角炎、双臂缺失或双臂功能丧失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显著的正号。用该回归模型的预测值构建个体的潜在健康指数（健康恶化），用于下面的分析。

2. 退出风险回归

非连续时间退出风险模型的回归结果汇报于表5中，变量的风险率及标准误差分全部样本、性别及城乡列示，风险率测量了某个自变量变化一单位导致的退出风险的比例效应，所有可能使退出概率增加的因素，其风险率大于1，而所有使退出概率减少的因素，其风险率在0到1之间。非连续时间退出风险模型用STATA软件中的pgmhaz8命令执行(Jenkins, 1998)。

注： ***, **,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对于全体样本来说，潜在健康指数（健康恶化）每变动一个单位将使得劳动力退出风险增加137%。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小学组（基础组）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降低53％，即高素质的劳动力比低素质的劳动力更可能留在劳动力市场。

从分性别的样本看，男性潜在健康指数（健康恶化）每变动一个单位将使得劳动力退出风险增加210%，女性潜在健康指数（健康恶化）每变动一个单位将使得劳动力退出风险增加73%，但女性的退出风险并不显著本文还使用了自评健康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健康对退出有性别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女性生病对于家庭生产活动比男性生病更具有破坏性，使得女性即使在遭受健康冲击的情况下也不轻易离开劳动力市场。刘国恩等（2004）的研究表明当丈夫的健康状态下降时，妻子的一周工作时间从45.44小时上升到50.06小时，当妻子的健康状态从“很好”变为“不好”时，丈夫的一周工作时间不仅未增加，反而从43.34下降到37.15小时。Wu(2003)发现妻子的健康打击比丈夫的健康打击会给家庭财富带来更大的损失。在婚男性比未婚男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减少34％。相比与小学组，受过初中教育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增加，而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减少。女性退出风险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更小。

从分城乡的视角看，农村劳动力潜在健康指数（健康恶化）每变动一个单位将使得劳动力退出风险增加146%，而城镇劳动力的健康对退出没有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农村劳动力主要以体力活动为主，使得家庭收入更加依赖于个人的体力和身体状况，所以农村劳动力即使患有某些不易观察的疾病也不及时行医而继续工作，日积月累的小病造成的大病冲击往往使其更易退出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享有现对健全的福利保护，受到的长期大病冲击较少，即使受到健康冲击，他也会选择制度安排允许的休病假，而不会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导致健康对城镇劳动力退出的影响不显著。相对于小学组而言，受过大学教育的城镇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减少，城镇在婚劳动力比未婚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也减少。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退出风险减少，而城镇劳动力的退出风险增加。

相比于高级或一般专业技术工作者、管理者、行政官员、经理、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等职业，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非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农民、渔民、猎人、服务行业人员等职业退出概率显著增加。而医疗保险对退出的影响不大，这可能是由于医疗保险覆盖面不广、医疗保险补偿水平不高造成的，比如，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我国医保基金年度结余率较高，平均年度结余率在26％左右，最高的年份达到36％。按国际经验结余率应控制在10%，长期过高的结余率会降低基金使用效率降低参保人的待遇。

五、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分析健康在劳动力退出中的作用。我们把在起始年份就业的劳动力（16―59岁的男性和16―49岁的女性）作为储备样本，把劳动力退出风险纳入非连续时间模型，同时，在自评健康与肌体功能问题进行广义序数Probit回归基础上取得潜在健康指数。分析结果显示：对全体样本而言，健康是劳动力退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健康对男性退出的影响显著，对女性退出的影响微弱；农村劳动力健康对退出有显著影响，城镇劳动力健康对退出没有作用。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应该设法为增进劳动者的健康提供便利，使其不因健康问题而非自愿、过早地离开劳动力市场。

我们的研究表明有以下两个问题可能值得进一步探索，第一，健康对劳动力进入有无影响，其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如何？第二，健康对分性别、分城乡的劳动力进入是否同退出的结论一样也有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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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市场分析第7篇

国内送礼与送健康的概念

自保健品市场打响送礼送健康以来，其消费概念将日趋成熟，主要原因是消费观念的逐渐转化，社会文化的不断变迁，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导致人民对健康的认识由治疗型向保健型迈进，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药健字号退出与医药结构的调整，引导健康消费工作这几年变的更加频繁，健康的意识日渐与国际接轨。

国内送礼与健康挂钩，也就这几年的工夫，送礼市场与保健品挂钩也同样，我们注意到重视健康的社会体系正在形成，保健在这个送礼方面打响第一炮，且比较响亮，无论如何国人思想中健康的概念越来越重要，作为送礼送健康，健康与保健品的互相串联就更加紧密，事实也就如此，所以送礼送健康，健康的消费使者---保健品在年节中旺销就不足为奇了。

送保健品是送健康的唯一选择吗

我们在年节这段时间观看到许多卖场、超市排队的人群，蜂拥而至来形容恰如其分，大车小车推出来的大多数是红红的礼品包装，铺在上面的就是不同品种的保健品，而且还是成堆的，一眼看确实隆重与耀眼，送礼最好不过。

我们不去分析礼品的种类，不去分析价格，不去分析其他因数对消费的刺激，就送礼来看，送健康与保健品的互相影响恐怕就验证了“送礼就送***”的广告词。

那么卖场里面的那么多礼品为何只选择保健品？

习惯了红色喜庆场面的国人当然在这方面更加注意，因为送礼商品中也只有保健品比较醒目，再说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当作礼品进行赠送，烟酒大部分只送领导，鲜花还不流行，书籍送学生，送什么呢？由于保健品喜欢在媒体上大面积广而告知，所以保健品的优势就突现出来了。

传统文化与保健品的互相配合

传统文化中到现在为止礼上往来是有了变化，变化中只是多了现实的阔气，小米加步枪的年代就连老一代的也不提它了，何况送礼的大部分是现代派，讲究流行。

保健品时代的到来，为送礼的难题帮了不少忙，一方面传统文化不能丢，一方面又要顾及现代的时尚，所以浅薄的来讲，传统文化与保健品的交融就能够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刚好处于两者都在革新中，在我们看来传统文化与保健的意识是2003年的集中表现。

炒作与消费跟随造就年礼市场的火爆

许多商家在年前的集中采购与炒作在同一时间，节前的消费积蓄将与传统的年节互相连接，集中爆发就在年节前的两个星期，年礼市场中保健品的优势更加集中，这些我们能够从大量的商超批发中发现，琳琅满目的商品与包装，多数出自保健品，大有一口吞下礼品市场的架势。

消费者的跟随要说也是站在时代前沿，什么吆喝的猛就向什么看齐，这就是目前的消费心理，送的人与接受的人都互相能够理解，总之，年节的礼品市场大部分处于非理性状态，购买礼品时好象又到了产品紧缺时代，拼命抢购，造就一大节日礼品与保健品的景象。

年礼中保健品的自身优势

要说保健品在年礼中的优势，主要还是保健品企业平时在默默无闻中多多少少积累下来的，由于平时保健品的消费没有形成规模，加上产品鱼龙混杂，市场竟争的不规范，使得保健品在自我完善中不断进取，不断改造自己产品的各项性能，加上多年来已经形成比较实际的营销模式，才能反映出年礼市场中的特殊地位。

大健康市场分析第8篇

经济学的效率观和管理学的效率观有重大的区别。经济学把管理效率称为技术效率，它的评价指标是投入产出比，投入一定时产出最大；产出一定时投入最大。经济学的效率是分配效率，认为只有配置合理才能提高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评价配置效率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利润最大化，企业追求最大利润，由于自由竞争而使大家的利润趋向平均化，利润率低的部门资源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转移，最终在利润平均化的情况下实现合理配置。但是，自由竞争是理想，现实世界是竞争不自由，市场机制调控失灵。因为存在公共产品，有的产品有外部效应，有的地方垄断，有的地方信息不对称如此等等。于是，有了一个终极的配置效率指标，就是效用最大，满意度最大，社会福利最大，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是瑞典大经济学家。效用最大，满意度最大，社会福利最大这个效率评价指标就是他用数学公式证明的。

帕累托最优是指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在这种状态下，资源配置的改变不会在任何一个人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其他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处于这种状态的资源配置就实现了帕累托最优，或经济效率。反之，如果经济上可以在不减少某个人效用的情况下，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而提高其他人的效用，则这种资源配置状态可称为“帕累托无效率”（Pareto Inefficiency）。这时候，改变资源的配置会提高效率，这种改变称为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

传统的市场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最好办法。然而，现代市场经济学逐渐认识到，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分析仅仅是理论上的。在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发地引导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卫生服务的市场环境经常大量的出现市场失灵现象，不可能指望依靠市场机制纠正资源配置无效率状态，实现帕累托最优。政府通过经济政策和卫生经济政策可以纠正市场失灵现象。通过卫生经济政策来实现经济效率就是重要的卫生政策目标。

如果我们把“效用”改为满意程度，把“效用”改为社会福利程度，那么，前面这段文字就比较好理解了。效用就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物品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这就是说，一个物品的使用价值是用它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来评价的。大量现象可以证明，边际效用递减。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如果推导到极限，就是富人富到极富，穷人穷到极穷。在这个情况下，把富人的财富的一部分重新转移配置给穷人可以提高他们的效用，同时对富人的效用并没有什么减少。这种改变符合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的原则。既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又增强了社会的公平性。这种改进必须依靠政府权力。

多一点“雪中送炭”，少一点“锦上添花”

我说了这么多的话，应该回到我们大家关心的主题：健康的公平性和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中国的卫生政策是否应该多一点“雪中送炭”，少一点“锦上添花”，从财政支出中把原来拨付给城市政府大医院的经费收回，转移支付给农村解决特困人口医疗救助的经费。城市人口不会因为少了100亿元的政府拨款而减少多少效用。而农村特困人口却可以得到很大的实惠，所增加的满意度不仅是直接受益农民，没有直接受益的农民也会为此高呼“共产党万岁！”。我曾经经历过这种场面。表达农民对卫生部结核病免费治疗项目的拥护心情。什么是健康的公平性？这就是健康的公平性。虽然不是水平公平性，但确实是垂直的公平性。什么是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是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因为它可以大大提高资源配置的边际效用，提高卫生资源配置的满意度。实现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什么是区域卫生规划和资源优化配置？这就是区域卫生规划和资源优化配置。只要能够跳出卫生部门的狭隘视野，不难得出共同的结论。我们可以在大家讨论公平和效率对立和冲突背后，看到了它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城市医院可能会因为减少拨款而暂时困难，但是，却可能加速这些医院体制改革的步伐。断了后路的城市医院将会勇往直前的走上“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康壮大道。告别政府母亲的奶水，去接纳市场的五谷杂粮。

健康筹资的公平性

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进行健康筹资绩效的衡量。衡量的结果在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位次排在188位，属于健康筹资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从事这项研究的专家组就使用了经济学边际效用评价方法分析健康筹资的公平性。运用了经济学关于垂直公平的概念。他们对居民家庭贡献给健康事业的资金数量和他们的可支配收系起来分析。认为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健康的资金贡献应该是累进的。通俗的讲，收入低的家庭对健康事业的贡献可以少些，甚至可以不贡献。但是，收入多的家庭对健康的贡献应该多些。收入越多，贡献率应该越大，这才符合经济效率的原则。这个原则叫做累进性原则或垂直公平性原则。因为穷人对健康贡献1元钱所减少的满意度（边际效用）大；富人对健康贡献1元钱所减少的满意度小。甚至因为贡献了1元钱在心理上得到很大的满意度。台湾的王永庆出资办医院不要回报，那是因为做慈善性的投入能够给他的灵魂带来极大的满意度。

中国健康筹资不公平表现在贫困家庭的健康筹资贡献率（家庭对健康贡献的金额/家庭可支配收入）甚至比富裕家庭的健康筹资贡献率高。我国大部分比较富裕的家庭几乎都享受免费医疗，而大部分贫困家庭几乎都是自费医疗。所以，我国健康筹资贡献率是累退的，不是累进的。和垂直公平原则背道而驰。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如下：第一，必须进行经济学垂直公平性原则的宣传教育，进行资源如何才能优化配置的宣传教育，进行福利经济学的启蒙教育；第二，大力开展低保人口的医疗救治，积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第三，把替高工资阶层服务的锦上添花公立医院改造为对低保人口弱势人口服务雪中送炭的平民公立医院。第四，征收健康筹资的累进所得税和累进工资税。社会医疗保险的投保费用占工资的比重也应该是累进的，工资高的群体应该实行高累进费率。

参考文献：

Wagstaff A, Van Dorrslaer E. 1999. Equity in the finance of health care: some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8(3): 263-90.

Wagstaff A, Van Dorrslaer E, Rutten F eds. 1993. Equity in the finance and delivery of health car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Medical Publications. Chapter 3.

*Xu K, Knaul F, Lydon P, Ortiz de Iturbide JP, Musgrove P, Kawabata K, Florez CE, Wibulpolprasert S, Murray CJL. 2000. Analysis of the fairness of financial contribution in 21 countries. Geneva: WHO (GPE Discussion Paper No. 25).

大健康市场分析第9篇

关键词　休闲保健　市场调查

社会财富在不断增加，人们生活逐渐富足，近10年来，广西人们保健意识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健康休闲保健，来消除身心疲劳，极大的促进了广西健康休闲保健产业的发展。为了进一步了解广西保健行业现状，在“广西亚健康产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项目支持下，本课题在南宁抽样调查了部分健康保健场所，报道如下。

1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南宁市健康休闲保健场所为调查对象，采取单位走访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了解并分析南宁健康休闲保健行业现状。此次调查共走访了南宁40家健康休闲保健场所及其经营者、技师、管理人员和客人。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传统与现代结合，中医特色品牌优势凸显调查发现，南宁健康休闲保健行业，主要以中医传统健康服务为特色，包括穴位针灸、推拿按摩、刮痧、足疗、拔罐、药浴、经络减肥、香熏等。南宁休闲保健行业以民间投资为主，吸引了大批中医保健专业人才，为社会提供了一批就业岗位，为广西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最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如元之源，以祖国传统医学为支持，融合现代企业运作方法，围绕健康产业，深入保健行业，重点面向社会亚健康群体，提供高层次、高品质的保健医疗服务，形成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广西保健第一品牌，为中医药系统首创现代化连锁保健企业，在区内外共开设了11家保健中心，另外还有数家正在筹建当中，总经营面积1万余平方米，保健床位1000余张，从业人员1000余人。充分显示了中医特色在做大做强亚健康产业中的优势。

2，2休闲保健发展迅速，规模、档次差异显著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工作及生活压力增大，人们已不再满足基本的生存状态，为了消除身心疲劳，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健康休闲保健。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广西每年有2800万人次接受休闲保健，在南宁，已有上千家各种各样、规模不一的按摩保健店。

根据对南宁健康休闲保健场所的实地调查情况来看，规模的大小、档次的高低存在着显著差异。装修豪华典雅、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休闲保健场所占到市场份额15％左右，中等规模的保健场所占整个市场份额的60％，小规模保健场所占市场的25％。

2，3专业技术人员的供求不均衡随着保健行业的蓬勃发展，各种健康休闲保健机构的增加，对休闲保健从业人员的需求也相应地增加。由于保健技术很全面，理解和贯彻能力强，能够很好的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医院校推拿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

调查显示，在南宁拥有100人以上保健人员的场所不足10％，规模在50至100人约占30％，50人以下的占60％。多数保健机构管理者反映，中医院校专业人才难求，技师流动性较大，缺乏持有上岗证的技师，有上岗证的反射疗法技师尤其缺乏。可能与从业人员观念有关，据广西反射疗法保健协会会长杭婉静介绍，目前广西仅有反射疗法师200多人，远远达不到市场的需求。相对而言，规模大、档次高的场所，其保健技术人员专业化程度较高。在调查中还了解到，具有专业保健知识的管理人员非常缺乏，远不能满足需求。

2，4城市居民收入增加，中等收入者构成主要消费群体据广西南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南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77元，比上年增加1684元，增长16.52％；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7882元，增长7.9％。

在本课题健康服务需求调查中，有8％的中等收入者表示经常进行保健按摩。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在15％到20％之间，由此推算，南宁市城镇居民目前有260万，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超过40万人。随着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而健康医疗消费成本不断升高，人们健康意识增强，更多的人愿意把钱投资到增进身心健康的活动中，尤其中等收入人群是休闲保健产业稳定的消费群体。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