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补习教育第1篇

关键词：中小学教育；补习；规范化管理

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关键阶段，中小学教育的总体水平关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当前，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以义务教育为主要形式，中小学生通过在学校接受全日制教育，达到教育目标。但是，随着中小学课程难度不断增加、教育要求不断提高、影视教育需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类中小学补习班和补习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开始出现，给中小学教育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近年来，中小学教育补习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对中小学教育补习机构的性质进行认定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除此以外，由于目前中小学教育的规范化管理存在许多弊端，很多侵害中小学学生及家长利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因此，加强对中小学教育的规范化管理已经势在必行。

一、加强中小学教育补习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意义

从本质上来说，中小学教育补习机构属于社会力量兴办的社会化教育机构，为中小学学生提供包括文化课、特长班、兴趣班及各类专业教育服务。根据现阶段我国对于社会化教育机构的管理政策规定，中小学教育补习在本质上是合乎政策规定的。但是，根据现有规定，如果在职的中小学教师私自组织、参与补习，则属于违纪和违规行为。笔者认为，加强对中小学教育补习的规范化管理，具有下列几方面重要的现实意义：

1.加强中小学教育补习规范化管理有助于规范教育市场。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教育市场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规范教育市场发展秩序，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各类中小学教育补习机构是社会化教育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学教育补习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因此加强对中小学教育补习的规范化管理，是规范教育市场秩序和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2.加强中小学教育补习规范化管理是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措施。教育公平是义务教育阶段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通过加强对中小学教育补习的规范化管理，一方面能够有效杜绝中小学教育进程中存在的“课堂不教、课后补习”的问题，全面提高学校教育的水平，另一方面则可以有效提高各类社会教育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让花费金钱、时间和精力的中小学生及家长得到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从而从根本上维护教育公平。

3.加强中小学教育补习规范化管理能够有效化解教育矛盾。当前，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学校及社会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与学生和家长需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问题比较突出。中小学教育补习机构的管理主体不明确、管理制度不完善、中小学教师私自参与或组织补习的问题还比较严重。通过加强对中小学教育补习的规范化管理，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将会有效地解决诸多矛盾和问题。

二、现阶段中小学教育补习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笔者认为，在现阶段中小学教育补习规范化管理过程中主要存在下列几方面突出性的问题：

1.管理主体不明确。目前，中小学教育补习的管理主体不明确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作为一种性质管理模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作为主管部门。但是如果将中小学教育补习机构视为教育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要承担相应的管理职责。由于现阶段中小学教育补习管理的主体不够明确，在实践过程中就会出现“令出多门”的现象，教育行政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甚至是公安部门等都参与管理，由于各部门之间的权责分配并不明确，就会非常容易出现管理的“真空区”，给中小学教育补习的规范化管理造成严重的影响。

2.管理制度不完善。目前，针对中小学教育补习规范化管理方面的政策规定并不完善。虽然有关部门明确规定了中小学在职教师严禁组织和参与补习，但是在实际监管的过程中却很难杜绝。此外，由于缺少相关政策规定，对于中小学教育补习机构的补习行为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也很难准确地进行定位。由于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中小学教育补习的规范化管理效果难以得到有效保证。3.中小学学生家长对于补习行为的认识不到位。当前，还有很多的中小学学生家长对于补习行为的认识不到位，其中有很多家长将其视为一种理所应当的行为，甚至认为“不补课就会落后”，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之下，很多家长就会主动找到教育机构给子女补课，给子女增加了非常沉重的课业负担，也容易给很多非法补习机构带来巨大的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给中小学生及家长的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

三、对于提高中小学教育补习规范化管理水平的建议

笔者认为，为了有效提高现阶段中小学教育补习的规范化管理水平，有效解决突出问题，应当采取下列对策和措施：

1.明确中小学教育补习管理主体。有关部门应当制定相关规定，明确中小学教育补习的管理主体。在现阶段相关政策没有制定的情况之下，应当建立联动管理的机制，即坚持政府主导，并发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等的各自职能，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共同做好中小学教育补习规范化管理工作。

2.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在加强中小学教育补习规范化管理的过程中，应当以完善制度建设为重点，制定针对中小学教育补习机构性质认定、补习行为性质认定、补习师资管理、教学效果考评等相关制度，杜绝虚假宣传，严格限制在职教师私自组织和参与补习，获得非法报酬。

3.加强观念引导和职业道德教育。要加强对中小学家长的观念引导，让他们要求子女尽量通过日常学校学习掌握知识，避免过度补习造成的沉重课业负担和经济压力。与此同时，加强中小学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要求教师认真敬业，高质量完成学校教学任务。

作者:邹韵 单位: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

中小学补习教育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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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补习教育第3篇

一、 是什么——补习教育的内涵界定

在补习教育的定义上，研究者大都采用了一种描述性定义方式，即通过补习教育特征的描述为其定义。如较早的研究者王有升认为：补习教育是指中小学生在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之外所参加的针对其文化课或艺术方面进行的辅导[2]，这个界定中包含了补习教育的三个重要特征：学习对象、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雷万鹏指出：“教育补习指除正常学校教育外，家庭购买的、额外的教育服务形式。包括聘请家庭教师为子女授课或送子女到补习班就读等”[3]。这个定义中又突出了补习教育的另一点特征：有偿性。其他研究者对补习教育的界定也大都是围绕这几个主要特征论述的。如彭湃认为，课外补习是由私人支付的主流教育之外的补充性教育，它以学术性课程为内容，以正在接受正规教育的中小学生为对象[4]。杨启亮仅从家教这一角度对补习教育作了界定，指家庭中的或者由家庭组织的与学校教学内容一致的或同质化拓展的教学活动[1]。徐政法概括性地总结了以往补习教育的特征为：一个阶段（中小学）；两种形式（“家教”和课外班）；三大特性（补充性、私人性和有偿性）[5]。通过这一系列特征的描述来界定这一领域固然直观清楚，但若结合实践推敲这些特征，却又有一些不合理之处。

例如，就补习教育学习对象而言，幼儿园阶段孩子参加的课外舞蹈班、歌唱班等与中小学生的这类补习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而为了考研、考公务员、考托福等举办的辅导班的补习与中小学生备考的补习根本上也是一致的。如果仅把补习教育学习对象限定在中小学阶段会人为地排除了其他的补习教育。再就补习形式而言，也有范围较窄的问题。除了家教和补习班之外，一些其他的校外小组活动也有补习的性质，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成熟，一些基于网络的辅导班、线上家教等实践形式也逐渐兴盛，这些也都应该是补习教育的实践形式。最后，有偿性这一特征也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实践中除了有偿的补习之外，也有一些由学校老师、志愿者或者学习者的亲属等提供的各类免费课外辅导等，这也应属补习教育的一种。

因此我们看到，除了个人选择性和学习时空在课外（补充性）这两个特征外，其他诸如阶段性、有偿性、学习内容与学校学习相似等特征虽然较普遍地体现在大部分的补习教育中，但却并非为所有补习教育所共有，我们有必要对不同的补习教育形式进行甄别分类。Mark Bray根据补习教育的提供者的不同将补习教育分为六大类：教师教自己的学生；教师教其他学生；大学生提供的补习；其他人员（大学教师、退休人员等）提供的补习；补习公司提供的和基于互联网的家教等。各大类的补习形式中又根据规模不同可以划分一对一、小组学习、大班学习等多种形式[6]。如果对不同形式补习教育的特征不加区分，泛泛地论述“补习教育”，则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如有研究者以较狭义的补习教育为对象，批评了课外补习对学校教育的冲击，称其为课程改革的绊脚石[7]，但又有人把补习看作课程改革的补充和助推器[8]。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根本上源于不同研究者对补习教育界定的不同。

根据一般的特征，我们认为至少可以给出广义和狭义两种补习教育的界定。广义的补习教育指学习者个人选择的学校外进行的所有教育形式，它有补充性和私人选择性两点特征。而狭义的补习教育则特指中小学学习者个人选择的针对其文化课或艺术、体育等方面进行的有偿的辅导，主要包括“家教”和课外辅导班等形式，这里的补习结果是纳入到学校教学评价系统之中的。当前对补习教育的大部分批评声音多是来自对狭义层面补习教育的反思。

二、 怎么样——补习教育的研究方法思考

当前的补习教育研究大都是在国际比较基础上的理性思辨，因此，有学者呼吁应强调实证的研究[4]。近年来，我国补习教育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问卷调查等形式的实证方法，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结果往往较难取得一致。

首先，调查样本的代表性难以保证。补习教育研究的调查一般涉及补习教育的提供者和接受者这两方主体，两者都有较强的流动性和隐蔽性，因此很难抽取出有代表性的样本。当我们试图对补习教育的提供者取样时，由于补习教师往往并不隶属于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因此很难从官方取得相关数据；即便能找到个别补习教育的管理机构（如教育部门备案的私立补习学校，大学的家教管理中心等）可以较方便地从中取得样本，但这些样本往往并不具备代表性，因为这种隶属正规组织的补习教师往往经过了专门的培训，有较好的资历，不能代表补习市场的整体情况。同样地，补习教育接受者样本的获得也有类似的困难。由于补习教育有明显的个人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有较强的隐蔽性：学习者可能请家教，也可能参加课外辅导班或者购买网络学习的学习卡等，在学习时间上他可能是长期的也可能是短时的，这种复杂性导致了参与补习的整体的复杂性，很难用一个小样本来代表。

其次，调查中数据的准确性也较难保证。作为影子教育系统的参与者，参与补习活动的老师和学生容易对相关的调查产生顾虑而不愿配合研究。对于补习教育的个体提供者而言，一些教师可能会因为担心工作之余从事赚外快的补习工作被领导机构批评，而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做家教或辅导班的老师。就参加补习的学生而言也可能有相似的疑虑，他们也很可能不愿意让自己的课任老师、自己班上的同学知道自己的补习行为。因为课任老师可能会认为参加补习是对他们教学效果的不信任，而同学可能会因知道自己补习才跟得上学习进度而嘲笑自己的学习能力。因此，一般的调查统计可能会低估补习教育的普遍性。

正因为补习教育的难以观测和监控，相关的数据也难以准确收集，因此不容易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国内教育补习现象。已有的相关研究在结论上往往有比较大的差异，如有以某城市小学生为样本的调查表明参加补习的学生比例达100%[9]，而另一项关于城市的类似对象调查则显示只有64%的小学生参加了补习教育[10]，而一项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教育支出的数据分析得到的城镇小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为73.8%[11]。

此外，对于补习的效果也难以获得准确数据。补习教育的个人选择使得补习者往往是流动的，我们很难保证没参加补习教育的学习者不参加补习教育，同样，今天请家教的学生可能明天会去参加辅导班或进行网上学习。此外，补习教育的形式，补习教育教师的水平，学习者的家庭情况等诸多变量都与补习教育有关，而这些变量更是难以控制的，因此，我们很难“实证”补习教育的效果。

因此，在补习教育的研究上，我们应扩展思路，在比较研究和实证分析等传统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在自然情境下对一些补习教育个案作深入的探究，通过与补习教师、家长、补习学生等各方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更好的理解。

三、 如何做——补习教育应对政策的制定

狭义的补习教育有许多消极作用：它加重了补习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强化了事实上的学术竞争上的不平等；剥夺了学生学习其他内容的机会（参加补习的学生会更少时间进行独立的课外阅读、社区服务等活动）；还可能减损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影响学生正常课上学习的效率等。因此，我国的研究者对补习教育大都持一种否定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在政策制定上就是国家各相关部门颁布的一系列对于补习教育的限制性文件。早在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等部门关于1996年在全国开展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就指出：“不准举办以各种名目收取费用的补习班、超常班等。”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又指出：“不得占用节假日、双休日和寒暑假组织学生上课，更不得收费上课、有偿补课”[5]。而山东省人大常委会2009年公布的《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也明确规定：“学校和教师不得利用假期、公休日、课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补课，不得动员、组织本校学生参加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类补习班。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有偿家教活动，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各类补习班。”辽宁省最近颁布的《关于辽宁省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的规定》也明确强调“严禁学校教师违规补课”，但这些政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却遇到了双重阻力。

从理论上看，政府部门并没有权力去干涉教师个体业余时间的行为，因此，有关部门或者可以制止学校组织的补习，但若强行限制个体教师的行为则属于公权对私人领域的僭越。在同样盛行补习教育的韩国也曾明令禁止教师进行有偿的补习，但在1998年韩国高等法院明确宣布，补习是一个私人的行为而非公共的行为，因此制止这种私人行为的行政命令是违背韩国宪法的[12]。从具体实践来看，教育补习现象也并未因各种“禁补令”的颁布而销声匿迹，只是从公开转入“地下”，甚至更加繁荣。理论和现实的困境要求补习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更新理念，扩展思路。

有效的政策应该源于对实践深入的分析。分析教育补习各环节，我们看到补习教育是一个稳定的系统：[13]我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一些家长对学校教学的怀疑、升学的分数博弈等诸多因素使家长愿意为自己的孩子购买“教育”；而当前评价方式的分数取向与学校教育自身的缺陷又恰好为补习教育留下了进入的空间；教师、在校学生等补习教育供给者对利益的追求使市场上有各种能满足家长需求的“补习教育商品”。而要有效地应对补习教育带来的负面问题需要在政策制定上的系统思维，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简单思维。当前，补习教育提供者的资质是补习教育负面问题的直接来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提升补习教育的资质减少补习教育的问题。这就要求管理的着力点应该放到规范上，一方面要强化对补习教育市场的监督管理，加强对补习学校、补习班的审批和监管工作，制定可行的补习学校审查制度，各高校也应设立专门的家教管理中心，对做家教的高校学生进行相应的培训管理，从而提升补习教育的质量。另一方面，国家应依托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建设优质低廉的网络补习教育平台，扶植培育一批优质的补习教育提供方，让一般家庭的孩子可以接受到优质补习教育，从而减少补习教育带来的教育公平方面的负面问题。

参考文献

[1] 杨启亮.“家教”：一个教学论边缘的实际问题.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5）.

[2] 王有升.补习教育：一类不可忽视的教育现象.上海教育科研，1997（6）.

[3] 雷万鹏.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影响因素及政策启示.教育与经济，2005（1）.

[4] 彭湃.“影子教育”：国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与启示.外国中小学教育，2007（9）.

[5] 许政法.国内课外补习研究回顾与展望.教学研究，2009（1）.

[6] Mark Bray.Confronting the shadow education system：？what government policies for what private tutoring？[M]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2009.

[7] 唐芳丽，彭跃花.影响新课改的另一因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8（2）.

[8] 谢丽玲.课外补习：落实终身教育理念的必要措施——论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的课外补习.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3）.

[9] 卢阳.小学生课外教育情况的调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S2）.

[10] 彭湃，周自波.城市义务教育阶段课外补习研究——基于湖北武汉市H区的抽样调查.中小学管理，2008（4）.

[11] 薛海平，丁小浩.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教育研究，2009（1）.

中小学补习教育第4篇

关键词： 课外补习 影响因素 调研分析

日益加剧的就业压力使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关注教育竞争，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投资风险低、回报高。课外补习，也被称为“影子教育”，一方面提供给有需要的学生私人课外辅导机会，另一方面造成学生受教育机会不平等。优质的课外补习给学习者提供了积极的学习体会，有的课外补习徒劳无功或者带来负面影响。本文对江西省高中生课外补习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旨在分析江西省高中生课外补习现状和课外补习相关因素对学生个体产生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

本文调查对象分别为省会城市N市、设区市J市、县级市L市三所省重点高中及三所普通高中，研究者在每所学校分别选取三个年级，每个年级随机抽取一个班级，对全班学生进行调查问卷，调查共涉及18个班的学生。研究共发放问卷1118份，回收问卷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为973份，有效回收率为87%。

为了探索影响高中生参加课外补习概率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建构了一个二分类变量用来反映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情况。在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情况下，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教育补习概率的因素：

Y1=f（A，B，C，D，E，F，G，H，I，J，K，L，M，N）（1）

模型（1）中，Y1是因变量，代表高中生是否参加了教育补习，为二分变量1表示参与了教育补习，0表示未参加教育补习；研究自变量的选取均来自于已有文献中的影响因子，其中，A代表城市类型，B代表学校类型，C代表年级，D代表班级排名，E代表是否独生（为二分变量，1为是，0为否），F代表收入水平，G代表父亲学历，H代表母亲学历，I代表有效指导，J代表自己的学业期望，K代表父母的期望，L代表学生的态度，M代表父母的态度，N代表性别（为二分变量，1表示男性，0表示女性）。在具体分析时，采用Logistic回归方程探讨影响高中生教育补习参与概率的因素。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表1-1是Logistic的回归分析结果。方程中自变量的共线性检验值小于10，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十四个影响因素中的“城市类型”、“学校类型”、“性别”、“年级”为学生背景因素。“家庭收入水平”、“父亲的学历”、“母亲的学历”为家长的背景。“学生的班级排名”、“父母的有效指导”、“学生对自己学业的期望”及“父母对学生学业的期望”这四个影响因素为学生的学习现状。

1.从学生背景因素分析

（1）“城市类型”县赋值为1、地级市赋值为2、省会城市赋值为3。家庭所在城市类型对参与教育补习概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大城市的高中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比小城市的高中生大。

（2）“学校类型”赋值重点高中为1，普通高中为0，学校类型的相关系数为正，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重点高中的学生参与教育补习的可能性比普通高中大。

（3）“性别”赋值男性为1，女性为0，结果显示性别对参与教育补习的概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对应的显著性值大于0.05，说明性别的差异并不会影响高中生参与教育补习。

（4）“年级”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2、3，年级对参与教育补习概率的影响显著性大于0.05，表明年级对教育补习的参与率没有显著影响。

2.从家长背景因素分析

（1）“父亲的学历”和“母亲的学历”小学及以下赋值为1，初中赋值为2，高中赋值为3，中专、高职和大专赋值为4，本科及以上赋值为5。“父亲的学历”和“母亲的学历”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显著值均小于0.05，说明父母亲的学历对高中生参加教育的概率有显著的正影响。说明父母的学历越高，孩子参与教育补习的机率越高。

（2）研究将“家庭收入水平”划分为五个等级，并从低到高分别赋值1、2、3、4、5，家庭的收入水平对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概率有显著的正影响，收入水平越高家庭的孩子，参加教育补习的概率越高。

3.学习现状

（1）“班级排名”对高中生参加教育补习没有显著影响。

（2）父母对孩子课业指导的程度分别赋值为1、2、3、4，父母对孩子的有效指导对孩子参加教育补习的概率有显著正影响，也就是说父母越能对孩子进行有效指导，越有可能让孩子参与教育补习。

（3）“学生自己的学业期望”和“父母对自己的学业期望”分别赋值为1、2、3、4，“学生对自己的学业期望”和“父母对自己的学业期望”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显著值均小于0.05，说明学生对自己的学业期望越高，其参与教育补习的概率越高；父母对孩子的学业期望越高，孩子参加教育补习的概率越高。

4.对待补习的态度

（1）学生对于“想要成绩好，就要参加教育补习”赋值“是”为1，“否”为0，数据显示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值小于0.05，这说明学生对待教育补习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是否参加教育补习。

（2）学生父母对于“成绩不好，就有必要参加教育补习”赋值“是”为1，“否”为0，数据显示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值小于0.05，说明父母对待补习的态度对孩子是否参加教育补习有显著影响。数据显示“父母的态度”对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发生比为7.655，远大于其他因素的发生比，这说明父母对待补习的态度最有可能决定高中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

三、总结与讨论

1.江西省高中生课外补习现状分析

（1）由对江西省高中生课外补习情况调查可以发现，高中生参加课外补习人数较多，约近五成高中生有参加课外补习的经历。

（2）由江西省高中生平均每周补习强度是4.17小时可以看出，高中生的空闲时间很少，基本都是埋头苦读，不利于身心全面发展。

（3）从重点高中的学生无论在补习时间上还是补习科目数量上均大于普通高中可以看出，高中生课外补习类型主要为培优。

（4）根据江西省社保中心公布2014年度江西月平均工资为3539元，江西省高中生的平均补习支出大约为1000元/月可以看出，对于大部分高中生家庭来讲，课外补习对家庭的经济负担较重。

（5）在高中阶段的课外补习项目上，数学、英语与物理课的补习依次占据主要地位。

2.江西省高中生课外补习影响因素分析

（1）学习成绩与课外补习率无显著影响，说明课外补习不一定能提高学习成绩。

（2）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对子女学业的期望及学生对待补习的态度与高中生课外补习率呈正相关，且有显著影响。这说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父母对子女学业期望值越高越支持课外补习行为。大部分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对于补习效果给予肯定，说明补习的学生大多拥有较强的补习动机，但根据学习成绩与课外补习率无显著影响可以看出，实习效果并一定好。

（3）性别及独生子女对学生是否参加教育补习的影响不显著。说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能一视同仁。

参考文献：

[1][英]马克・贝磊，著，廖青，译.“影子教育”之全球扩张：教育公平、质量、发展中的利弊谈[J].比较教育研究，2012（2）：13-17.

中小学补习教育第5篇

[关键词]补习教育；影子教育；现状；问题

[中图分类号]G53/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2）06-0014-03

近些年，我国的补习教育发展迅速。补习教育是指中小学生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之外所参加的针对其文化课或艺术方面进行的辅导。其主要形式是聘请家庭教师和参加校外补习班。[1]国外学者将此类教育很形象地比喻为“影子教育”，即正规学校教育的影子。最早提出“影子教育”概念的是史蒂文森和贝克（Stevenson & Becker）。他们通过对日本高中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影子教育”发生在正规学校教育之外，但目的是提高正规学校的学习成绩。[2]贝磊 （Bray） 教授对影子作了系统的研究，并分析了“影子教育”的特点：影子教育只有当正规学校教育存在时才会存在；它的规模和形态因正规学校教育的变化而变化；几乎在所有社会中，它受到的关注都比正规学校教育少；它的面貌远不如主流教育那样清晰可鉴。[3]

一、补习教育在国外

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日新月异，国际竞争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世界各个方面发生着急剧变化。面对这些挑战和机遇，各国都十分重视教育的优先发展地位，重视人才的培养。从政府到家庭对教育的极度重视，促使教育的形式呈现多元化。除了最基本、最主要的学校教育形式外，补习教育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从世界范围来看，除传统的家教和教育补习机构两种形式外，通过互联网远程进行的辅导也越来越常见。补习教育在各国表现的形式不同，柬埔寨等国主要是补习性私人家教，日本盛行的是应试辅导学校，韩国主要是家庭教育课外辅导班，印度是网络家教盛行，加拿大有很多特许加盟机构。

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补习教育在各国的发展规模。综合各国学者对补习教育的研究表明：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考试占主导地位、竞争激烈的东亚、东南亚国家，补习教育最为盛行；补习教育也存在于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地，虽然补习教育活动并不普遍，但近几年发展速度呈加快趋势。有研究显示，现在欧盟大多数学生每周参加补习的时间为1～6小时，极少数为7～10小时。[5]

各国政府对补习教育的政策不尽相同。有的国家认为补习教育严重影响正规学校教育的质量，因此对各种形式的“影子教育”采取禁止的态度，例如韩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禁止补习教育。但事实上，由于对补习的广泛需求确实存在，禁止政策并未起到实质性作用，补习教育禁而不绝。从8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开始修正禁止政策，从21世纪开始将补习教育合法化。极少数国家认为补习教育能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对老师和学生都有利，故对补习教育实施积极鼓励政策。新加坡就是如此，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立法等途径鼓励补习教育，但同时对补习教育的监管力度也很大。一些国家不能或者不愿对于教育补习作出反应，因此采取忽略措施：一类是主动不干预政策，这类国家信奉自由市场经济，并认为自由竞争能调节补习的负面影响，如加拿大、美国等；还有一些国家因某些原因无力监管补习教育，任由补习教育自行发展，柬埔寨、越南的补习就属于这种情况。大部分国家对补习采取混合型政策，即在不影响正规学校教育质量的情况下，允许补习教育的存在。如有的国家严厉禁止正规学校的教师对自己所教的学生进行补习，以避免教师在正规学校课堂上教学质量的降低，但认可此类教师通过家教或者培训班的形式补习非自己所教学生。

二、补习教育在国内

补习教育在我国产生与发展迅速，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有很大关系。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从起跑线开始就领先于他人，从而在之后的就业及整个人生发展中处于优势地位。在我国，教育是社会成员改变社会地位的直接途径。要想在社会中处于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就必须有好的工作，而好工作的获得直接依靠受教育的水平与质量。教育发展不均衡和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也使得学生和家长不得不选择更好的、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提升升学竞争力。相对于择校，有学者将补习教育称为“择教”的途径。

补习教育主要通过家教和补习机构的形式开展“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辅导。教育补习的从业人员一般为在职教师、在校大学生、退休教师、辅导学校专任教师等。据调查，我国超过一半的中小学生均参加过不同形式的课外补习。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中国城镇居民教育就业情况调查”课题组于2005年在全国12个省进行的“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教育就业情况调查”显示：73.8%的小学生、65.6%的初中生和53.5%的高中生都曾参加过补习教育。[6]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支出调查”课题组2007年初在全国 18 个省市进行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调查”显示：补习教育支出在城镇家庭总支出中占 6%，而在农村家庭总支出中占 8%，是家庭各类支出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7]

我国政府的补习教育政策是混合型的。教育部先后出台《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以规范正规学校的办学行为，对学校举办特长班、超常班、实验班等行为，持“不准”或“报经批准”的态度，对校外补习机构持允许的态度。但校外补习机构良莠不齐，质量难以保障。2010年教育部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明确提出要规范各种社会补习机构。与此同时，在职学校教师提供课外补习一直备受争议，比如我国的“有偿家教”，全国各地的“有偿家教”政策可分类如下：一是明令禁止――以温州、武汉、济南为例；二是允许存在但应规范――以金华、南京为例；三是不提倡也不明文禁止――以广州、舟山为例。政府对非在职教师“家教”尤其是大学生“家教”持认可态度，甚至积极鼓励。[8]

三、问题与思考

补习教育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国迅速发展，得益于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规学校教育的不足，能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多样化的需求。家长乐于通过自由选择的方式更好地对子女教育进行投资，学生们也希望从校外补习中学到学校教育中无法涵盖的知识。

然而，我国补习教育的发展处在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补习教育体系。一方面，在我国尚未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现阶段，补习教育的快速发展势必会加大教育的不均衡，使社会阶层差异加大。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管和制度保证，补习教育其本身的质量难以保证，其教育效果也无法评估与预测。但不可否认，无论是教育发展不够均衡、教育制度不够完善的现在，还是教育发展更加均衡、教育制度更加完善的未来，正规学校教育由于其自身局限性，无法最大限度满足每一个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因此正规教育的影子――补习教育有其长期存在的必要。

学生多样化的需求与补习教育本身的质量难以保障，是我国补习教育长远发展中的最大问题。于是，提高补习教育的质量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其一，我国要加快教育制度改革步伐，改革升学制度，减小升学压力，还补习教育本来面目。补习教育本应该从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为出发点，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然而其现阶段多集中于应试教育，通过增加学习时间来赢得好成绩，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其二，完善补习教育体制建设。我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政府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补习教育的关注和对补习市场的调控，通过建立监督和制度保证体系，规范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办学行为，加强机构认证、教师资格、教学效果审核和评估，提高补习教育质量。

总之，希望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我国补习教育能走出升学导向、就业导向的圈子，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完善体制建设，加强与正规学校教育的互动交流，真正成为实现每一个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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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ray， M. The Shadow Education System： Private Tutor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lanners. Paris： IIEP of UNESCO，1999.[EB/OL]. http：///images/0018/001802/180205e.pdf.

[4] 马克・贝磊，廖青.“影子教育”之全球扩张：教育公平、质量、发展中的利弊谈[J].比较教育研究，2012（2）：13-17.

[5] 杨洪亮.影子教育的挑战：欧盟家教及其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解读与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2（2）：12-16.

[6]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中国城镇居民教育就业情况调查”课题组. 2004 年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报告[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5）：75―82.

[7]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支出调查”课题组.补习：正规教育难以走出的影子[N].光明日报，2012-02-04.

中小学补习教育第6篇

关键词：基础教育；学校教育；课外补习；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3）12―0074―03

为研究西安市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参加课外实习的现状，本文选取了西安市城区3所小学和3所中学对同学、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发放学生问卷1728份，有效问卷1668份；发放家长问卷654份，有效问卷556份。小学生847份，中学生821份。

一、调研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课外补习的规模

在填写有效问卷的1668名学生中，有1157名学生参加了课外补习，占69.36%；有511人没有参加课外补习，占30.64%。可见，西安城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人数和比例都比较大。

1.参加课外补习学生的比例随着就读学校教学质量的升高而增加

就读于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分别为73.53%和51%，二者相差12个百分点。通过分析，参加课外补习和学校类型在置信度为0.01时，相关系数为0.158，表现为相关性显著。这说明，就读于教学质量相对较高的重点学校的学生面临更加激烈的学业竞争，为了提升学习成绩他们不得不从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参加课外补习寻求帮助。

2.各年级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不尽相同

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为549人、608人，分别占各阶段的64.82%、74.06%，可见半数以上的小学生、初中生都参加了课外补习。初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分别为 67.64.%、79.79%、74.62%。通过分析，参加课外补习与学生就读的年级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31，在0.01水平上相关性显著。这表明，各年级的学生都在参加课外补习，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因年级不同也会有所不同。

3.学习成绩与学生参加课外补习之间的相关程度不明显

成绩良好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比例最高，达到74.48%；其次是优秀，比例为70.71%；成绩中等的比例为68.41%；成绩中下等的比例最低，为62.46%。通过检验，学习成绩与学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之间的相关程度不明显。也就是说，不管学习成绩如何，四种类型的学生都至少有一半以上参加了课外补习，说明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既有“培优”又有“补差”的性质，这与访谈调查结果相同。

4.性别对于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没有显著影响

男、女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分别为70.26%、68.38%，二者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基本上是均衡的。这与分析结果一致，学生在参加课外补习时，并没有受到性别的显著影响。这主要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性别差异已不再重要。

（二）不同背景家庭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基本情况

考虑到中小学生对家庭情况了解的不确定性，研究以家长问卷的数据为准。

1.学生参加课外补习与父母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

除了父母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家庭，参加课外补习学生的比例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有所增加，表明学生参加课外补习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学生参加课外补习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在0.01的水平上相关性是显著的，相关系数为0.099；而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相关，但不显著。说明子女参加课外补习受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影响比较大，而与母亲的关联并不明显。

2.学生参加课外补习与家庭收入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从家庭收入情况看，随着家庭年收入水平的提高，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也随之增大。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以上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82.76%，远远高于年收入为1万元以下家庭的46.88%，二者相差36个百分点。同时，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1～2万元、2～4万元、4～6万元、6万元以上的学生每学期花费在课外补习上的费用支出依次为793.86元、1206.37元、1462.69元、2341.71元、3209.13元。很显然，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与家庭年收入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三）课外补习的费用支出及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

调查显示，学生平均每学期课外补习的费用支出大部分在500～1500元之间，占总数的80.38%，13.98%分布在1501～3000元，4.30%的学生在3000元以上，只有1.34%在500元以下。课外补习的费用支出给不同背景家庭带来的影响也所差异，73.92%的家长认为课外补习的费用支出并没有给家庭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认为产生较大影响的家庭只占2.15%，这表明多数家庭都是根据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为孩子选择相应的课外补习形式。

（四）课外补习的形式及强度

1.课外补习的主要形式

到校外教育机构参加培训占86.00%，最为普遍；其次为到老师家中参加补习，占37.25%；请老师到家上课的学生占 18.41.%；而通过学习网站或其他方式进行补习的学生只占 8.73%。

2.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强度

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强度通过参加课外补习的时间和科目数两个指标反映。从时间安排上看，为不影响正常学校课业，补习多数都安排在周末或者寒暑假，也有22.56%的学生选择在周一至周五的晚上。从平均每周参加课外补习的时间来看，每周平均为5.51小时，其中小学生为5.04小时，中学生为6.32小时。很显然，课外补习已经成为一种长期、持续、常态化的校外教育活动，占用了学生正规学校教育以外大量的业余时间，从而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

从参加课外补习的科目数来看，分别有29.87%、32.64%、27.8%、9.69%的学生参加1门、2门、3门、4门科目的补习。课外补习的科目因人而异，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不具有普遍的相关性。

（五）参加课外补习的效果及评价

调查显示，认为参加课外补习之后成绩“进步一点”的占 72.26%；认为成绩“进步很大”的占 18.93%，两者合计为 91.19%；认为成绩“没什么变化”的占 7.00%；还有 1.81%的学生认为参加课外补习后学习成绩反而“退步了”。可见，多数学生都认为参加课外补习后成绩进步比较明显，对课外补习持积极认可的态度。通过访谈，学生家长也表示孩子参加课外补习是有所收获的。

（六）西安市城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主要原因

调查显示，“自愿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最多，占58.25%，“父母要求”去参加课外补习的占28.35%，受“同伴影响”参加课外补习的占10.29%，学校任课“老师要求”去参加课外补习的仅占 3.11%。可见，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生自身和家长，他们是推动课外补习活动蓬勃发展的主力军。

二、西安市基础教育阶段课外补习诱因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性别、成绩排名、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等对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没有显著影响，而学校的教学质量、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情况等对其参加课外补习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可见，对于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学生来说，他们更容易获得课外补习，且获得的补习质量也相对较高。而对于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来说，面对高昂的补习费用只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因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而不得不选择放弃让子女参加课外补习；一种是家长为能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勉强让其参加，这无疑加重了本就拮据的家庭的经济负担。导致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正规学校校际间教学质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学生竞争的核心主要围绕着教育的质量和类型展开，课外补习和择校就是这种竞争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基本实现普及的背景下，学生家长已不能仅仅满足于孩子能够上学，更主要的是希望孩子能够进入教学质量较好的重点学校，希望孩子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因而才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围绕着教育质量和类型为孩子提升竞争能力，参加课外补习提升课业成绩就是重要的途径之一。

三、对策

（一）针对课外补习的盛行，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适时反思正规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不足，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课外补习的盛行反映出正规学校教育的不足，说明当前正规学校教育还存在着一些偏差。应试教育把分数作为衡量学校、教师、学生的硬性指标，分数、升学率成了学校、教师追求的终极目标，使得学校的整体环境仅仅围绕着学生的成绩，而不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和发展。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应改革评价体系，依据新课改的要求，建立有利于学生自身长期发展的综合评价机制，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学生做出客观评价。这样的评价体系将使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提升自身综合能力，发展自己，而不是仅仅为了考试随波逐流地参加课外补习。

（二）推进校际间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实行以效率优先的精英教育和重点学校制度，使得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少数的重点学校，校际间教育发展不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从而导致公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热烈渴求与优质教育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学生则期许通过课外补习来缩小因校际间教育质量的差异而导致的教育收益。因此，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均衡发展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在政策与投入上对教学质量相对薄弱的普通学校加以扶持和照顾，引导其走上良性的发展道路，进而缩小校际间教学质量的差距，建立均衡化发展的正规教育体系，从教育层面上实现教育公平。

（三）正确定位并规范课外补习。尽管课外补习是导致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引发新的教育不公平，教育主管部门也不能绝对禁止、阻拦，而是采取承认并规范的政策，允许其在一定的时期内长期存在下去，既承认课外补习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要赋予其一定的合法地位并对其进行监管。这样以正规学校教育为中心，以课外补习为辅助的模式既可以加强对课外补习市场监管，也可以使课外补习在一个可控范围内健康发展。

（四）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观念，理性看待课外补习现象。很多家长都是受“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思想诱导，盲目跟风攀比，要求孩子参加各种形式的课外辅导。孰不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把孩子培养成拥有独立精神和健康人格的人，启发孩子的兴趣，培养其自立、自主、自强的能力才是当前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应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观念，理性地看待课外补习现象，避免盲从。应在客观了解学生自身学习状况的基础上，因人而异，在孩子学有余力的情况下选择可以让孩子身心得到长足发展的课外补习，避免由于参加课外补习而使学生负担过重。

（五）改善课外补习的内部、外部环境，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课外补习氛围。校外的补习机构是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主要场所，因此，校外补习机构应为参加补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满足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目的。虽然校外补习机构仅仅是正规学校教育的“影子”，但是它也要遵循教育规律，遵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依法办学，积极主动地了解正规学校教育的教学动向，根据需要随时调整课程安排与教学方法，努力使课外补习与正规学校教育的教育影响一致化，使二者相得益彰，努力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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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鸿霞.城市初中生教育补习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以甘肃省为个案[D].西北师范大学，2011.

中小学补习教育第7篇

一、校外补习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本课题组对娄底市和湘潭市中小学生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收回有效学生问卷 3773份，有效家长问卷1620份，在“参加校外补习后，学习成绩是否有提高”这一题的调查中，55.09%的学生认为有一点提高，27.98%的学生认为有很大提高，12.13%觉得提高不明显，4.8%的学生感觉自己没什么提高；69.49%的家长认为孩子有进步，但并不明显，20.56%的家长感觉进步明显，9.96%的家长感觉没有进步。调查结果显示，校外补习对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成绩是有正面影响的。补习教育不一定提高整体教育水平，但对个体具有功利性效果，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成绩，但这种影响关系是否是因果关系，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证明。补习能否促进学生成绩，笔者认为还要看以下几点：一是补习的内容与教学模式；二是参加补习者的动机水平，这既包括学生的，也包括授课教师的；三是补习的强度与持续时间；四是参加补习的学生类型。如果这四点跟学生的补习需求很好地贴近，那么补习必然能促进学生学业成绩提高。但如果情况相反，补习不能提高学业成绩，反而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成绩较差，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能在一个培优性质的大班里取得成绩进步。我们也很难相信，一个白天在学校上完课已经很疲劳的学生，能在晚间的补习班上学习和消化多少新的内容。

二、校外补习对学生校外生活方式的影响

课题组在对中小学生进行访谈时，很多学生抱怨学习压力大，作业多，还要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节假日、寒暑假都被校外补习挤占，甚至有学生说“没完没了的校外补习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可见，高强度高压力的学习生活会使学生心理、生理产生不同程度的疲劳、压抑，会扼杀学生的创造能力，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有些孩子不愿意参加补习辅导，而家长强制要求，这不仅使学生丧失了学习兴趣，也有可能导致两代关系紧张甚至恶化。

不可否认，让孩子参加校外补习，往往可以解决家长因工作忙没有时间照看孩子的困难，使孩子得到有效监管，避免了孩子放学后在校外逗留、染上不良习惯的隐患，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参加合适的校外补习对学生健康的校外生活方式的影响是有益的。但总体来说，校外补习占用了学生大量的课外时间，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也使学生和同学朋友的交往越来越少，与家长的交流更是日益减少，弱化了家庭教育，这是不能被忽视的。

三、校外补习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笔者认为，校外补习对学校教育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它对减轻学生负担，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对学校教育的正面影响也不可忽视，校外教育具有弥补正规学校教育体系不足的功能。当然，这种影响因学生、学校、补习情况而异。根据调查，校外补习基本上有三种形式：由任课教师私自开办的辅导班、由社会上培训机构开办的补习学校以及大学生家教。

第一种是由任课教师私自开办的辅导班。这一类补习如果过于兴盛，可能导致任课教师因提供校外补习而无心学校教学，也可能会对参加其补习的学生区别对待，给他们更多的“照顾”，造成学校教育的不公平。所以这一类补习国家是明令禁止的，可受教师待遇不高，教育主管部门督查不到位，丰厚利润的驱动等因素的影响，这一类补习屡禁不止。本课题组在实施问卷调查中，部分学生及家长出于对自己教师的保护，有意隐瞒此类补习的情况。

第二种是由社会上培训机构开办的补习学校。这是目前最为普遍的校外补习形式，是学校教育的影子。一方面，校外补习加重了学生的负担，成为了应试教育的助推器。另一方面，这种“影子”教育体系与学校教育体系相伴而生，互为补充，在结构和功能上弥补了正规教育的不足。首先，校外补习小班制甚至一对一的方式在教育形式上满足了“因材施教”的特点。其次，补习教育中有一部分是特长教育。特长教育弥补了学校素质教育的不足，满足了学生们日益多样的兴趣要求。最后，义务教育以班级授课制和基准化为根本特征，它可能忽视学习困难和超常儿童的存在。这无疑也为上述第三种补习形式――大学生家教留下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四、校外补习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据本课题组的调查统计显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水平与职业等级越高，子女参加校外补习的比例就越大。城区与农村比较，农村中小学生参加校外补习的比例明显低于城市。城区中小学生正在参加校外补习的占47.00%，还有31.77%本学期没参加的，但寒暑假是参加，而农村正在参加的只占13.52%，50.24%的农村学生从来没有参加过校外补习。农村32.2%的家长表示没参加补习的原因是补习费用太高，城区也有20.32%的家长因此而未参加补习。据调查了解，

参加补习的学生中，部分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已经感到了补习支出的压力。

因此，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决定了补习教育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可以享受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子女，因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较低，使得其获得更高一级优质教育资源时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校外补习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的程度，补习教育可能会扩大社会阶层间已经存在的差异

五、校外补习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中小学补习教育第8篇

［论文摘要］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兴起了一场职业教育运动，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三老”之一的江问渔也同样做出了他的贡献。江问渔的职业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他对职业教育含义的理解、对职业补习教育的认识及其关于师范教育的论述。

江问渔（1885～1961），名恒源，别号补斋，江苏灌云县人。1928年7月，他受聘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后任总干事、评议会评议长、副理事长，同时兼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2～1950年间，先后任中华职业教育学校校长、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校长、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校长、比乐中学校长等职；1938年任重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并任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9年9月，作为教育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务委员。作为近代职业教育界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员，他和黄炎培、杨卫玉并称中华职教社的“三老”①，同心协力，共同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了33年，为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对职业教育的理解

江问渔所理解的职业教育不仅指学校开展的一种职业技术培训，而是由“以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

职业指导三件来构成的，可以说这三件是职业教育的三大骨干，如鼎有三足，缺一不可。以往一般人，多以为职业学校就是职业教育，职业学校以外，即无职业教育可言。对于职业教育是绝对看不起，对于职业指导更是漠不关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一种偏见吧”。②除了这三大骨干之外，他还提出了职业教育的两大台柱。他说：“再说办职业教育的目的吧！有一技以谋生，可用解决个人生计问题，这一句话固然是不错的，但本社所主张的职业教育，决不是这样狭义的谋生主义”，“要青年训练好生产知能，同时也要青年训练好公民品格，服务道德，民族精神”，“可以说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于全部职业教育，皆是以生产技能的训练和品行道德的修养为两大台柱，认为这两大台柱，恰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无论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任何种类；无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任何方式；无论都市、乡村，任何方面；无论青年男女老幼，任何对象，皆是一致如此。”③ 概括起来，江问渔所理解的职业教育就是三大骨干和两大台柱，这共同构成了他的职业教育观。他提出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为职业教育的三大骨干，主要缘于当时社会普遍认为职业教育就是职业学校教育，存在把职业教育狭隘化的现象。同时，当时职业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脱离社会实际生活的，在就业方面出现了“学职业不能就业”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把学校教育与职业补习教育及职业指导三者结合起来。同时，提倡职业补习教育也是当时社会教育的一部分，是突进教育普及化和识字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他强调“两大台柱”基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从教育来说，教育不仅要把学生培养成才，还要关注学生的“成人”，把学生培养成有精神文化的、有鲜明的个性的人；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东北沦陷，整个国家陷入了民族危亡的阶段，扩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就非常必要。

二、对职业补习教育的极大关注

江问渔对职业补习教育非常关注，认为职业补习教育在社会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他看来，职业补习教育具有十种重要性：

其一，“有了职业补习教育，便可来为一般受过小学教育（或初级或高级）预备入职业界或已入职业界的青年，供给他适宜的训练。”④

其二，主张把职业补习教育和识字教育结合起来。“在文字中加入之职业的材料，在文字处要有职业的练习。如此则大多数失业青年和成人如何教育的问题，皆可拿职业补习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他了。”⑤

其三，职业补习教育可以弥补学校教育昂贵，农民子弟无钱上学以及学后无业可就的问题。“子弟小学毕业，不必一定升学，尽可送入职业界。虽然农场、商店、工厂，学不到什么新知识，但是有了职业补习学校以应其需要，白天做事，早晨或晚上入学，所学的一部分是职业课程，一部分是文化课程，学一点，得一点，和升学所得的是一样，或者还要切实些，而父兄忙学费之苦，青年忧虑学费不给之苦，完全没有了。”⑥

其四，职业补习教育可以解决青少年继续深造的问题，通过职业补习学校分别入高一级的补校读书。这样“个人升学的目的达了，职业知能也特别增进了，同时职业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了，所有社会青年懑闷不平之气，也完全消灭了。” ⑦

其五，对于中学毕业和大学毕业的学生，如若没有工作，那么可以提供相应的职业补习教育，便可解决学生出路的问题。

其六，就教育政策来说，国家办教育，希望改良社会，而职业补习教育可以“使整个职业届的青年和成人，人人皆得着适当的训练，使他们增加生产知能啊！”⑧

其七，“就教育效用上说，固应认定职业补习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就改进全国产业，增加全国富力来说，也不能不特别谋职业补习教育的推广。”⑨

其八，职业补习教育可以弥补职业教育不足之处，促进教育的普及。

其九，职业补习教育可以给一般职工中有天才出众的人接受更进一步的选练的机会，使他们“蔚成大器”。

其十，就教育经费来说，职业补习学校可以借用已有的校舍、仪器标本，不必另有设备，而教育目的已达，这样便可以节约教育经费。江问渔关于职业补习教育重要性的论述实际上更多的是强调职业教育的作用，确立补习教育具有正确合理性，可以解决很多学校教育和职业学校教育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他的论述也把职业补习教育的功能扩大化了，是不是职业补习教育真的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这值得商榷。但是他的这些观点在我们提倡职业教育的今天，给我们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职业教育中关于师范教育的论述

江问渔关于师范教育的论述，也与他的职业教育思想有很大关系。首先，开展职业教育要有师资准备，而师资从哪里来，这就需要师范教育。其次，在江问渔看来，任何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一种职业教育，“无论何种教育都是职业的预备”⑩，那么师范教育自然也就纳入了职业教育的范畴。江问渔在《关于师范教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认为师范教育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师范生实习问题

“师范生在终了一学期，一定要带小学实习，实习时间大约一千分到二千分钟，为期不过数星期。所实习的有国文、算术、史地、自然等科。同时并实习教务、训育、事务等。实习时有本校各教师批判指导。如国文教师指导教国文；算术教师指导教算术；而附小或实小的主任、校长、教员指导实习教务、训育及事务。”但是他在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此种实习不但牺牲了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而且也使学校蒙受了经济损失。针对解决的方案，江问渔认为，“就是把高中师范分作两段，前二年为修养时期，后一年为实习时期。在实习时期内，让他们实地去办小学教育。假定一班四十人，便可分二十组，每组二人，在学校周围附近，择定古庙或商店民屋为施教地点，由此两人亲到各地调查学龄儿童多少，拟定办学计划。学校如何设备，如何编制，如何教育，请学校当局加以指导。”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实地去做，可以得着真经验，养成真能力。因为这样做去，不是纸上谈兵，乃是躬行实践，可说是真正的实习。”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普及教育”。 但是他也提醒大家这样办实习必须注意两个问题，那就是必须联络当地的县教育局，另定课程。

（二）师范生毕业后的指导和待遇问题

1.指导问题。“普通中学生毕业和本校毫无关系。师范生毕业后，因为有介绍位置的责任，比较上稍有联络，稍有感情。但师何以不进一步呢？每校的毕业生，往往就在他所领导的教育区去服务，本校负责指导的责任。每年母校可派两位教师出去且实际指导。这个办法的好处很多：（1）调和冲突。省立师范毕业生和本地形立师范毕业生往往存有门户之见，互相排挤。省立师范的实小和本县小学，城市的小学和乡村的小学往往发生隔膜，不能融成一片。地方小学认为实小的理想太高，不容易采纳；而实小方面，因为本地有了这种观念，就不去和他们联络。这种情形，指导教师都可以负调和的责任。（2）弥补行政之不足。指导教师所到的地方，可以随时做社会调查的工作，与师范生共谋改良的方法。如何转移风俗习惯，如何利用正当娱乐，这些都是应负的责任。”

2.待遇问题。“师范生初入社会，对于小学教育都是兴高采烈。隔了几年以后，往往冷淡起来，竟至改换职业。这是因为小学教员的月薪，不过三十元左右，不能和其他职业相比。起初对于教育事业兴趣尚有自己研究学问的志向；后来这兴趣和志向则渐渐地消失了，就不免有责任很重、酬报很轻的感想，因此就灰心起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想出了几个办法：（1）精神方面。师范生毕业以后，学校方面宜随时随地和他们联络，用赞助的方式，鼓励他们的精神，使他们勇于进取，毫不灰心，这就是我上面所提出的指导教师的办法。（2）物质方面。我们有一个建议，最好由省每年提出十万元，做奖励小学教师的款子，优良的教员，到学期终了的时候，酌量奖给。当局应当提出一笔款子，做他们（小学教师）子女入中学大学的费用。如此不是对于他们很大的安慰吗？在养老金和年功加俸外，同时还应奖励储蓄。其奖励办法，可用私九公一，即每人能月储九元，公家则添储一元。每年能储九十元，公家则添助十元。如此便可安心乐业了。”江问渔关于师范教育的论述还是比较全面的，他关于师范生实习的见解可谓立意颇新，为师范生实习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其关于师范毕业生的指导问题和待遇问题，对我们今天的师范毕业生以及非师范毕业生的就业都有莫大的启示。他主张对毕业生进行职业指导，这样可以更有利于学生的就业。他的针对提高教师待遇的几项主张在今天都可以看到其痕迹，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双向鼓励都给师范生就业提供了一定的动力和帮助。

四、江问渔职业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江问渔的教育思想虽然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但他的观点和主张对我国今天的职业教育仍具有借鉴价值。

（一）职业教育不仅要传授职业技术，更要关注学生的品德教育

江问渔关于职业教育的两大台柱问题，即“成才”和“成人”的观点，给今天的职业教育敲响了警钟。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追求一种绩效主义，在教育层面上一味追求职业技术的培养，对学生的品德教育关注不够，致使职业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才无德”或者道德水准低下。因此，职业教育要想持续稳定的发展下去，必须在关注学生技术培养的同时，关注学生的品德教育。教育者不仅要传授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公德教育以及起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理论知识，还应当在教育实践中让学生充分感受道德教育的魅力所在，让学生在“成人”中“成才”。

（二）职业补习教育和职业指导对职业教育的补充作用

江问渔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解具有全面性和创新性。职业教育不仅是学校层面的职业技术理论知识的传授，还应包括在职的补习教育和职业指导。而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还是一种单纯的学校教育，对职业补习教育和职业指导关注不够。特别是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和就业日趋紧张化的今天，单独一种职业技术知识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这就要求人们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掌握多种职业所需的技术，为谋得新的职业做准备。职业补习教育和职业指导的辅助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两者机构的设置是我国职业教育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各个地区应当设立职业补习所性质的教育机构以及职业指导服务中心，为缺乏职业技术知识的人们提供一种再就业所需的生存本领，同时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特点，指导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三）师范职业的实习、指导和待遇对我国当前师范教育的借鉴意义

江问渔的职业教育观包含的范围很大。在他看来，师范也是一种职业，这类似于黄炎培的“大职业主义”。师范生就业前必须要有一个实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可以帮助准教师们初步感受教师这个职业的工作状态，掌握做好教师所必须的一些知识和技能，为以后从事教育工作打好基础。同时，在实习和就业的过程中又需要学校的指导，给学生一个指引，为他们就业起到一个方向标的作用。此外，教师待遇问题也是师范教育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从整体上来看，教师职业的待遇与其他职业相比处于中等水平，如何防止教师的职业倦怠，也是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关心和解决的问题。江问渔认为从物质和精神两个纬度来鼓励教师比较合理，可以为教师全心投入教育事业提供一种内在的动力源泉。

总之，江问渔的职业教育思想和主张比较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他关于职业教育含义、职业补习教育的论述都是在当时整个乡村教育运动背景下提出的，有其合理性。他关于师范教育的论述切合当时的实际状况，也为当时的师范教育提供了理论的建设性贡献，即便在当今也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三老”之一的江问渔对当时的职业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缺少的一页。

［注释］

①尚丁.黄炎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6.

②李益生.江问渔的职业教育观［J］.教育与职业，1995（11）：20-21．

③荒原.江恒源的职业教育思想［J］.教育与职业，1996（4）：38-39．

④⑤⑥⑦⑧⑨江问渔.职业补习教育的十种重要性［J］.教育与职业，1936（174）：228-230.

中小学补习教育第9篇

研究表明，课外补习的规模在一些国家有不断扩大之势，如韩国的家庭补习支出占GDP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1.2％增至1998年的2.9％。通过研究以增进对课外补习的了解，一方面政府可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补习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另一方面学校也可改进教学服务，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成绩。

一、相关研究

国外对课外补习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文献比较丰富，主题也较广泛。限于篇幅，本文只概述几项较有影响力的研究。

Stevenson与Becker在对日本教育的研究中，首次提出课外补习是一种“影子教育”，并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子女要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子女获得更多的补习机会。

Lee、Russell、de Silva、Tseng等人，分别对中国香港、日本、斯里兰卡和中国台湾的课外补习规模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课外补习规模相当庞大，中国香港有45％的小学生参加补习，日本有近70％的学生在中学毕业前参加各种补习，中国台湾有81％的高中生参加私人补习。其基本规律是：年级越高，离升学考试越近，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就越高，年级与参加补习的比例呈正相关；从科目看，外语、数学、科学是最受学生青睐的补习科目，极少有学生补习母语；从补习者的学业表现看，学生成绩与参加补习的比例呈正相关，即学生成绩越好，参加补习的可能性越人，这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补习更多是一种培优。但研究并未发现补习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也未发现参加补习的学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Bray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课外补习进行研究，并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得出结论：亚洲地区较高的教育私人收益率是家长热衷于让子女补习的重要原因；韩国家长在子女私人补习上的支出已是政府教育支出的1.5倍，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据。Bray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所有国家的可得数据作了系统化处理，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国内的实证研究中，雷万鹏对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高中补习主要为补差，而非培优；地区、城乡和家庭背景因素对补习支出有显著影响。卢阳通过对成都某小学学生的抽样调查得出结论：几乎所有学生都参加了旨在强化学校教育的补习(如奥数和作文)，学生参加补习主要受父母决定的影响。上海教育信息调查队在对全市中小学课业负担的调查中发现，请家教的学生占到被调查总数的42.8％，请家教的原因主要为“自己想参加”(占73％)和“家长要求参加”(占15％)。

综观国内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成果不多，远未形成规模；二是部分研究只针对学校的个案，少见较大规模的调查；三是针对补习的特定方面进行研究的较多，缺少较全面的分析。有鉴于此，我们试图通过抽样调查，全面了解课外补习的规模、强度、科目分布、年级分布，并初步探究补习的成因、途径、支出、意愿等因素。

二、研究设计及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本研究聚焦于义务教育阶段，未涉及普通高中；只关注城市学校，未调查农村学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四至九年级(六年级即初一，依此类推)的学生。

同时，本研究未把学校统一安排的补课算作课外补习，因为这种补习在政策上是不允许的，具有隐蔽性和敏感性。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于2007年5月―6月对武汉市H区的抽样问卷调查。调查以班级为单位，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进行。调查共涉及办学质量中上及中下水平的4所学校6个年级(四至九年级)12个班的学生，发放问卷712份，回收677份，回收率为95.1％；其中有效问卷613份，问卷有效率为90.5％。

对数据的分析结果如下：

1、课外补习的规模

课外补习可分为上补习班和请家教两类。有的学生只参加一利，形式的补习，有的学生两种形式都参加，有的学生两种都不参加。用接受调查学生总数减去两者都不参加的学生数，得出的就是参加补习的学生数(见表1)。

从总体上看，在本年级期间参加补习的学生占66.2％，有56.8％的学生上补习班，23.6％的学生请家教，其中有一些学生既上补习班，又请家教。除九年级外，上补习班的学生均多于请家教的学生。在各科目的补习中，上补习班的比例也高于请家教的比例，此结论同样适用于不同办学水平的学校。这说明补习班更受学生欢迎，主要原因是补习班的价格较低、方便找到、适合学生班级上课的习惯。此外，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补习班的学生在15人―25人之间，远低于学校的班级规模，这种小班制的学习方式对学生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从年级来看，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随年级上升而增加，初中要高于小学3个百分点。这说明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随着升学压力的加大而增加。但到初三年级，参加补习的学生比例急剧下降至43.9％。其中，上补习班的只占23.5％，在所有年级中最低；而请家教的则占35.5％，在所有年级中最高。经调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学校集体补课占据了初三学生的周末时间，学生已无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参加补习班；而家教的优势在于上课时间较为灵活，且补习较有针对性。这一现象也说明，在课业负担极重时，上补习班和请家教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

从补习科目看，学生参加数学补习的比例最高(39.6％)，其次为英语(36.0％)、科学(32.0％)，只有24.6％的学生参加语文补习。

从校际看，办学水平较高的学校参加补习的学生比例高于力、学水平较低的学校近16个百分点。这说明，学生补习比例与学校办学水平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α=0.01)，相关系数为0.07。学校办学水平越高，学业竞争越激烈，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也越多。

2、课外补习的强度

学生补习的科目数和补习时间可测量课外补习的强度(见图1)。在所有参加补习的学生中，参加1门与2门科目补习的学生比重最高，各约占35.0％，其次为3门和4门，共约占30.0％。学生平均每周每科补习2小时，保守估计，学生每周补习时间约为4.2小时。

3、课外补习的作业负担

学生参加课外补习，还会增加他们的作业量。但调查发现，补

习作业与学校作业相比，负担要轻得多。绝大多数学生(近80.0％)每周各科补习课的作业低于1小时，还有约28.0％的补习课不布置任何作业。而调查数据显示，学生每天做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的时间均为2小时以上，其中初中生在3小时左右。

4、课外补习的原因

问卷中设计了一个多项选择题，以分析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原因。学生在回答为什么参加补习时，居于前3位的选项是“为了在考试或竞赛中取得好成绩”(27.4％)、“培养自己的学习兴趣与能力”(26.3％)、“课外补习的内容更全面”(13.6％)，这说明学生补习的最主要日的是提高成绩。而部分学生对学校教育的不满足或不适应也是他们参加补习的原因。比如：初中实施新课程改革以来，科学成为原来物理、生物、化学等科目的综合课程，学校一般让原来的单科教师讲授科学课，教师感到力不从心，学生也感到理解困难，而课外补习还是把科学分科目来上，满足了部分学生的需求。此外，还有9.3％的学生是因为“其他学生都去参加补习，所以我也去”。而回答“家长让我去，我本不愿意”的有7.3％。

学生在回答为什么没有参加补习时，居于前两位的选项是“作业太多，没有时间”(26.1％)、“家长没叫我去”(21.3％)。

5、参加补习的途径

在回答“参加补习的主要途径”时，居于前两位的选项是“家长的朋友或同事介绍”(38.0％)、“学校老师介绍”(26.0％)，远远高于“同学的介绍”(15.0％)和“广告的介绍”(16.0％)。这说明学生在选择补习班时，家长和学校教师的意见最重要。

6、课外补习的支出

调查显示，课外补习已成为城市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问卷数据估算(见表2)，有学生参加补习的家庭中，月平均补习支出为224.8元，占武汉市H区城镇居民月可支配收入(1063元，2006年数据)的21％。这个数据明显高于其他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的研究显示，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占年消费的18.2％(剔除无教育支出户)。可供解释的原因有：参与补习的家庭，大多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支付能力更强，因而补习支出大；此外，在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越来越规范，课外补习的支出已开始在教育支出中占据重要位置。

7、补习史及补习意愿

从表3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学生在小学就开始参加补习，只有极少数学生到初中才开始补习。这说明学业竞争压力已下移至小学低年级。

在补习意愿方面，有47.5％的学生打算在暑期或下一学年参加补习。补习意愿最强烈的是初一年级，而四年级和初三学生打算参加补习的比例最低。事实上，尽管同属义务教育，但初中比小学更注重成绩排名，而学生在小升初时，感受到的竞争压力最大，因此这时学生参加补习的意愿最为强烈。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初三学生仍有三成以上愿意在中考结束后补习，以应对竞争更加激烈的高中学习。

8、补习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从学生对“参加补习后学习是否进步”的回答看，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参加补习后学习“进步很大”或“进步了一点”。说明从学生的主观感受来看，补习对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有促进作用。

三、几点启示

1、课外补习需求广泛存在

从调查结果看，课外补习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单凭禁止政策不可能奏效。近年来，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为减轻学生负担，明令禁止公办学校在节假日给学生补课，但这种政策只会使补习活动转入地下，更难以监管；一些地方禁止学校教师为学生提供补习服务，但仍然有部分教师在“暗中作业”，可见课外补习是有“群众基础”的。政府如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考虑，应允许学校对学习成绩位于最底层的学生进行补差，以提高其学习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