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学第1篇

第一部曲：“欲”的释放弘扬与启蒙原动力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卢梭说这句话“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p.62)。经过十年民族灾难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深有体味，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重要，又有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域场的路径，渴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的尊严”(靳凡《公开的情书》)，黑暗中这急切的人的呼叫涓涓潜流为“重放的鲜花”那一脉珍贵的人性源头，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奠定了思想的足音。

噩梦初醒，阶级利刃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创伤犹在，血泪未干，人们急不可待地在天幕初启的那一抹曙光的照耀下检视累累伤痕。文学遭受久久压抑、扼杀之后所积聚的力量在此刻突破、喷发，爆裂出一幕幕家庭悲剧、英雄悲剧、青少年悲剧、知识分子悲剧、知青悲剧、农民悲剧等等，建构起一个大型的悲剧舞台，真实而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了“人群很快就变成狼群，整个社会变成庞大的疯人院”[2](p.433)这样一种人性沦丧的恐怖社会现实。不过，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此期文学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现象，其重要功能在于民众情绪的抒泻和人民意愿的表露，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痕，文学的社会批判价值置于艺术审美价值之上，泪水遮住了眼睛，呈现出政治/社会化启蒙大于文化/心理启蒙、思想情绪启蒙大于语言本体启蒙的历史缺陷，缺乏一种更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因此大部分“伤痕”创作只能说是启蒙文学的序曲阶段。

稍后的文学作品经过这番怒潮狂涛之后增强了思考力度，希求对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进行追问，个人关怀有所加强。不少文本揭示出现代迷信、极“左”思潮乃是酿成人性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思想根源，而《李顺大造屋》等文本追思的历史跨度还要久远，从小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出深刻丰富的人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族反思和个人忏悔结合起来。“反右”斗争和“”都是民族性的灾难和悲剧，而民族又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民族悲剧中都是受害者，但也有人迫于外力或者自身人格的萎缩成为伤害他人的人，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场灾难的不断升级之中，这种反思使得作品的人性关怀得以延伸，并且与“五四”启蒙思潮取得了历史性呼应。冯骥才的中篇《啊!》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非人的境遇中丧失了人的理性和尊严，杯弓蛇影，陷入恐慌，以致害人害己酿成悲剧，令人不由想起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金河的《重逢》、韦君宜的《洗礼》等则通过复职后的老干部的反省乃至痛苦忏悔深化了这一反思的精神意向，“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我亦曾刑人”(《洗礼》)，仿佛狂人深思“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一般。《芙蓉镇》(古华)、《人到中年》(谌容)、《西线轶事》(徐怀中)、《西望茅草地》(韩少功)等则在向社会索要人的价值的精神向度上更趋深入和多元。不过，上述作品固然增加了反思的力度，其社会/政治学的视野较之“伤痕”类文学也趋于开阔，但却未能进一步充分注入鲜活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尤其在人性层面上小心翼翼，难以直逼其真实的源头。与此互为印证的一个现象是，此时文化思想界的主潮尚限于重读和“回归”马克思主义，而对西方启蒙哲学、现代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人学思想心存犹疑。所以笔者认为，包括某些“反思”文学在内的这类创作也并不像人们所评价的那样标志了启蒙主义思潮的回归，仍然未能最终突破社会/政治学的坚硬外壳，其意义主要在于从外部为启蒙文学思潮的真正深入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新时期人性启蒙启动的真正标志在于从人类主义的角度将人的本能/欲望层面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进言之，“现代个人”从懦弱驯服、麻木呆滞的心理惯性和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感受着生生死死、爱恨情愁的热烈鼓荡，充盈着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使其生命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3](p.113)。这是个体独立的最基本前提。可以说，如果没有自然属性的解放，任何堂而皇之的学说、坚执胶着的启蒙都将是一个“无物之阵”、一串没有主语的符号、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造就一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会淹没在俗众里。”[4](p.275)文艺复兴和“五四”文学都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而新时期对自然属性的呼唤无疑为重返“五四”启蒙立场打开了历史的阀门。由此人性从单一的阶级层面超，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复是极“左”思潮下机械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文本世界中那日益清晰的人的影像一旦输入本能欲望的精血便愈发昂然挺立，灵光四射，以释放和弘扬的姿态真正奏响了启蒙文学思潮的宏伟交响曲。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便真实表现了本能欲望苏醒之后“崭新的世界”对人的强大诱惑和人不再压抑这种诱惑的情感历程。所谓的家庭、婚姻、孩子、妇德都抵挡不住瑶家阿姐盘青青的生活欲望与本能追求，她对绿毛坑原始野蛮生活规范的“突围”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不必羞言，“欲”原本就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力量，无论对美丽的少女还是垂老的村妇而言都无二致。而爱情无疑是压抑已久的人性对自然属性最关切、最急切的关注层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5](p.229)这种特殊的感情形式是人性流露凸显的最直观的舞台与渠道。雨煤在其作品《啊，人……》中正面描写了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昌的一段超阶级的、悖伦理的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极“左”政治思潮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石破天惊的尖锐号角，作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当时有人指斥该“小说所突出地加以歌颂、又被人称之为‘比阶级性永恒的’‘人性’，主要就是这样的一种”[6](p.124)。殊不知作家正是以坦诚热烈的“”描写突入，对压抑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了彻底否定，从而树立其启蒙价值的。

虽然上述批评者在当时颇有理论市场，但是自然属性的回归已如强箭在弦，一批敏锐的作家勇敢地向世人展示了人的天性被禁欲主义扼杀的斑斑血迹。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承续“五四”文学的“”传统，通过母女两代三种不同的爱情、婚姻状况，尤其是存妮和小豹子令人心酸的爱情悲剧，艺术化地揭示了精神荒芜和物质贫乏对自然欲望的压抑和吞没。莫言则以他那出神入化的笔墨描摹出一片跌宕着生命魂魄的“红高粱”世界，“天生的一个奇女子”与“天生的一个伟丈夫”就在这个接天连地的艺术世界里演绎着生命的激情和天性。如果说戴凤莲既坚定又轻浮，既崇高又卑微；如果说余占鳌既豪侠仗义又暴烈狂野，既是乡野土匪又是民族英雄，那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得到了有力的揭示和还原，从文明的面纱后面奔涌而出，“既……又……”所联结的是性格的统一和人性的整体，绝非大多论者所说的两种对立元素的混杂。戴凤莲临死之际质问上苍：“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本能、天性的释放弘扬多么热烈豪放。该作与意蕴相近的《伏羲伏羲》(刘恒)等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第一部曲的最强音。

第二部曲：情理激荡与人性的提升

自然属性的释放与弘扬取得了启蒙的原动力，为进一步的人性解放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并且使得人性发展跃至一个永无止境的解放和上升的链条上。这就意味着经过自然属性的释放和弘扬之后，启蒙面临着进一步提升人性的历史使命。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启蒙精神之演进的“第二部曲”所展现的文化景观。

综观西方启蒙主义发展历程可见，情与理的矛盾统一是推进启蒙文化演变发展的动力。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亦非单纯的非理性存在物，而“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这种丰富的统一性，这种单一的杂多”。[7](p.253)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人性的偏至。鲁迅在其提倡理性精神的《科学史教篇》一文别强调，科学和理性虽然是使人摆脱奴性而恢复人性所必须的，然如“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终不能“致人性于全”。因为它将会造成“美上之感情漓”，并且反过来导致“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8](p.178)这一弃情感、惟理性思潮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困扰已经非常明显。“五四”以来情感和理性的关系更是启蒙家深入启蒙思想体系时必然要面对并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感情不经过理性的过滤就变成了伤感，理性没有感情便失去了人性”，[9](p.10)二者并不是彼此对立、压抑的关系，而是相互为用彼此促进的关系，“情理激荡”构成了启蒙文学的内在张力和美学表征。

新时期文学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和文学景观首先表现为理性的回归对情感、信仰和意志的解放和提升。只有作家重新找回一度丢失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才能使笔下的人物获得深度个性，亦即情感饱满、信仰坚定、有理性的个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可谓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恢复了诗歌作为精神探索的特质，凸显出朦胧诗最坚挺的内核——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感觉、主观情绪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深情呼唤着：“人啊，请理解我吧”，“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10]北岛也大声高呼“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散文由于自身规范的特定性，更适于作家心态的真实展露，便于进行深入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催生了不少情感真挚、反思深刻的追忆性散文。巴金《随想录》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11](p.197)可见丧失理性便丧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成为非人，后果是可怕的。而寻回失却已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对非人化的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出严正抗议是启蒙文学回归伊始催生情、理风暴的重要思想背景。《苦恋》(白桦)的女主人公临死之时在雪地上爬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郑义《离离原上草》、《枫》、宗璞《红豆》、《三生石》等文本以启蒙理性向极“左”政治争取人的基本情感，而被刘再复称为刘心武“第一部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中篇小说《如意》中的老校工石义海外表普通平凡，却有高贵的心灵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为被打死的资本家盖上塑料布，就是因为觉得“他也是人”；他和贵族千金真心相爱，却不幸遭到社会扼杀。然而，正如作品在将要结束时所声称的：“从那两人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中，我却捕捉到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东西。”这应该就是经过理性涤荡的真纯的人性和情感。

情感经过理性提升之后，二者进入了一个相互冲跌激荡的启蒙阶段，新时期文学的演进构成了情理激荡的又一个重要表征。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文本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这比“五四”时期和新时期自然属性“释放弘扬”阶段的启蒙文学更为深沉有力，“封建专制主义(‘全面’)和禁欲(禁他人之欲)主义对正常人性的摧残，似乎还从来没有像这样触目惊心地、严肃而勇敢地、深入地得到表现”[12](p.423)。戴厚英的《人啊，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启蒙美学的叙述姿态：“思想不但没有妨碍我的想象和感情活动，反而推动了它们。我是一个极易激动的人，创作中更是如此。但是，任何时候，我都没有丧失清醒的理性，我一直不断地分析，思索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要暂时中断一下创作去读一点理论著作。我觉得，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认识得越透彻，我的感情的激动就越强烈。”因此，她采取的态度是“让一切思想、逻辑都自由地活动，让它们帮助我认识和分析生活，甚至构成我的作品的内容”。而这一切为叙述者能够以“一切手段奔向我自己的目的：表达我对‘人’的认识和理想”[13](后记)提供了坚实的艺术资源。得力于对启蒙叙事的自觉追求，她的文本突破了爱情婚姻题材的表层躯壳，在还原现代个体哲学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丰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追问。同时前瞻性地展示了对人的非理性关怀，在情感与理性、启蒙与反启蒙、伦理与道德诸种关系场中对人性进行了艺术的重构。而最终从理性哲学的高度直逼人性之缺陷及其根源，并在这种批判性的反思中，预示了人性启蒙前往形上思考与终极关怀发展的历史趋势。因之，《人啊，人!》可视为该逻辑阶段启蒙创作的第一座高峰。

情理激荡产生的思想审美张力催生了新的思想情感风貌及对生活的理解。贾平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思想动态，《鸡窝洼人家》在两对青年夫妻角色互换的世俗性、传奇性表层结构背后内隐着新思想情感星火燎原的生命活力；路遥的《人生》则在道德劝诫的外衣下掩藏着青年人灼热而感人的青想、自我情怀以及强烈的生命渴望，情感和理性的胶着激荡甚至越出了作者的思想界限。而此期理性意识最为浓郁深邃的无疑是张炜的“秋天”系列及《古船》，其文本的特出在于以反思者的目光和理性思辨从与简单化的阶级对立相对应的乡土叙事模式中解脱出来，追梦中国乡村广大深邃的历史文化力量，从“农村经济改革”的主潮中溢出了苍茫浩大的时空感、命运感与深切的生命意识，并且在传统道德、人性与科技现代性之间注入了内隐的主体性矛盾。这种主体性矛盾构成了张炜文本独特的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与弹性，并随着“秋天”系列的张扬而越来越紧张，直至《古船》达至极境。正是这种恢弘高超的品质为《古船》烘托出了云蒸霞蔚的超凡气度与悲天悯人的高贵情怀，发散出形上的光芒。启蒙文学思潮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放射着情感和理性的光辉进入了下一个逻辑环节。

第三部曲：“自我”的重构与启蒙人格

如何建构和谐优美的现代人性，怎样重塑充盈着理想人性的自我人格，这是启蒙思想链条上继“释放弘扬”与“情理激荡”之后必然牵引出的新的哲学命题，也是启蒙文学思潮新阶段的重要使命。作家们从不同立场出发追寻着人性的光环，渴望重新塑造“自我”，启蒙思潮由此跌宕分流，呈现出纷繁复沓的声响。作家们“重塑自我”的艺术努力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迂回和坎坷。

最初的“自我重构”按两种精神向度展开。向度之一表现为发掘民族文化，重铸“民族自我”。正如韩少功所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4]站在现代立场挖掘民族精神以涵养“民族自我”人格的理想是有意义的，然其深层内蕴却非如此简单，综观这类文学可见，这一精神向度在时间上朝向古老历史，在空间上朝向民族地域文化。郑义、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中坚人物均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出“规范”、“不规范”之别，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持拒斥态度，而视非主流的野史逸闻、民间传说、民俗风情、道禅思想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将“过去之存”和“别处之存”移至文化边缘地区。这样一来，作家难免陷入了自我重塑的二难悖反之中。一方面，他们从民间与传统中找寻到了一定的启蒙文化资源，为人性经由情理激荡进而抵达人格的更新提供了较之过去更为广阔而切实的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动力基础；但另一方面，在“重铸民族自我”的旗帜下却只将眼睛盯住“民族”字眼，又将“民族”进一步狭义为“地域”、“非主流”，以至越来越陷于远古、神秘(如郑义的《远村》)、偏远(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超逸现实(如阿城的《棋王》)等审美趣味，把玩民风民情，偏偏忘记了“自我”重构的重任，本末倒置，最后流于民俗风情的平面化叙写而半途夭折。李陀“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很想“有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现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的真诚“渴望”[15]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时间，汪曾祺的江苏高邮、贾平凹的陕西商州、李杭育的“葛江川”等等都成为有名的文坛驿站，却没有成为“民族自我”的精神故乡，而且呈现越来越偏远的趋势。难怪有人发出下面的诘问：“为什么一定都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村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16]

向度之二，追逐西方文化，在批判中表现“叛逆的自我”。一群“西化”派作家对现实呈现出隔离、批判的态度，认为除了西方文明可以作为理想人性的精神营养基外“别无选择”，因此他们企图割断传统的脐带，义无反顾地走向西方，摘取新的思想理念和生活观念作为养料，然后向着传统文明勇敢、泼辣地显示出新异的脸孔和身影，正像凯鲁亚克《在路上》所描述的：“燃烧的一群令人恐惧和颤抖的天使，一路拍翅而来。”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便以“变形”、“荒诞”为武器从表现方法和内容两个层面冲出重围，向现实世界亮出了叛逆的金翅。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率先用敏感的触角撩起了传统的面纱，用新的价值准则装扮自己的言行和心绪，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展示自我的冲动以及与现实、传统的彻底决裂中流露出惶惑和不安。继而，《无主题变奏》的主人公便从对西方新型文明的努力追寻转为退居边缘，以蔑视和嘲讽的姿态批判现实流行观念和人生价值。这一姿态稍后发展为王朔们躲避崇高、否定价值的“痞子文学”，将叛逆的自我推向极至，但也因此消解了重塑自我的努力和价值，成为解构启蒙的“新写实”等后启蒙思潮的先声。

为什么探向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两支精神之旅都没有抵达重塑自我的目的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启蒙思潮视角外移，将内在心理层面的“重塑自我”外化为粗线条的“文化重建”，随着新的启蒙使命的日益迫切，作家主体内蓄不足、价值观摇摆不定的思想缺憾渐次凸显。这是自近代启蒙进入中国现代化诉求视野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在表层价值结构上突破传统范式，但是其深层价值内蕴却一直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人生观、价值观之阴影，关注民族、国家大业，与以“立人”为内核的启蒙观一直构成一个悖论。对于启蒙而言，关注于“人”的内部，达到情、理的有效撞击状态才会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民族的解放”乃至民族精神重构则是一个外在的、间接的力，虽然也能产生推动力，却要弱于前者。如前所述，情感和理性的相互激荡产生了启蒙的动力，这一动力既推动着启蒙文学的发展，又是启蒙文学的外在表征和审美景观，因此，当情理有效激荡之时启蒙思潮蔚为大观；而一旦将视野外化，启蒙思潮便渐渐跌落下来。由于此期启蒙思潮正表现出从“内”而外，由“个人”而“民族”的转化，刚刚达成的“释放弘扬”、“情理激荡”的有效状态没有继承发展下来，对意识形态的疏离和现实世界的批判没有导向人性上升的链条，只是变换了一个花样——继新时期伊始启蒙文学从“政治”层面突围而出之后探向民族传统的精神之旅重陷“文化”陷阱，打着“文化与人”的旗帜却愈行愈远，重塑自我的使命被“文化”热淹没、消解。另外一个原因与此一脉相承，并且对两支精神之旅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两种精神向度非但没有彻底摆脱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且尚未形成现代化、个人化的思维方式。它们从阶级斗争模式中突围而出后，经过短暂的狂欢重新陷入了传统/现代、中/西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一思维模式决定着其各自的一元化价值立场。前者以传统文明对抗现代文明，或者津津于传统思想意境的展示(《棋王》等)，或者向人们描述丧失根性造成的人性枯萎的可怕景观(《爸爸爸》)；后者极力炫耀借重西方观念批判现实的姿态，越来越狭窄化的视阈丧失了思想、审美张力。在上述两个原因的合力包围下，前期沸腾一时之启蒙动力内蓄不足，情理激荡的文学景观和审美张力一度陷入疲软状态。

怎样才能接续启蒙的内力，以完成重塑现代自我这一人性解放的最高使命?一批有识作家开始突破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思索如何将关注焦点向“内”转，在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重构文化思想张力，重新达成情理激荡文学景观以推动启蒙思潮向前发展的问题。王安忆属于较早从机械对立的思维模式中突围而出的作家，她将传统文明的内核“仁义道德”的圣光框定在一个自足、封闭、僵硬的“小鲍庄”内，对历史、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深思和追问，执著地探寻“仍然屹立着的人生的价值”，其价值立场不再锋芒毕露，而是混融而迷蒙。她在著名的“三恋”中又以对潜意识尤其是“力必多”的探询抵入女性的主体性；另一位女作家铁凝则以一个有着原型意味的女性形象“大芝娘”(《麦秸垛》)对父权制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了强烈质疑和否定，引发人们对母亲、心灵、家园、历史、个人的连绵怀想。男性作家也作出了深切的思考。李锐在《厚土》中对传统/现代的追问表露出多元化的现代意识，“我们再不应把‘国民性’、‘劣根性’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当作立意、主旨、或目的，而应当把它们变成血液里的有机成分，去追求一种更高的文学体现……文学不应当被关在一个如此明确而又僵硬的框架内，文学应当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人的处境。在对这个处境的刻骨的体察中，人们不再祈灵于什么，因此而免于跌进虚妄的失落；由于不再去祈灵于什么，人们也才会更深刻，更真实，也更丰富地体察到人之所以是人，人之只好是人”。[17]王小波、余华、叶兆言等作家也从传统的光环中跳将出来，拨开重重遮蔽的“苍老的浮云”，站在个人立场之上对历史进行全新的个人化解读乃至戏谑地反讽，在解构霸权历史叙事的中突显“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历史本真与深厚感性，重新整合构成现代/传统悖论的内在精神文化层面与外在审美张力，以此还原人性在跌宕起伏、纷纷杂沓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丰富内涵。其中尤以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格非的《敌人》、《大年》、《青黄》，余华的《活着》、《呼喊与细雨》、《一个地主的死》，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吕新的《抚摸》，北村的《施洗的河》等文本最为典型。张炜则更成功而深刻地将传统/现代的思考浆汁渗入文本之中。如前所述，正是因为在传统、现代之间注入多元化思考及其内在主体性矛盾从而使作家的审美心灵踏上了不断上升的人性的链条，这也使得《古船》成为启蒙进程第二部曲飞跃到第三部曲的过渡性文本。一代思索者的代表隋抱朴把自己关在小磨房里，苦苦追思传统和现代、道德和人性的关联，追问人应该何去何从，怎样驱除人性丑恶的一面，涵养优美的人格：“人要好好寻思人。人在别处动脑筋造出了机器，给马戴上了笼头，这都不错，可是他自己怎样才能摆脱苦难?他的凶狠、残忍、惨绝人寰都是哪个地方、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在这里，传统和现代文明的任何一方都不单独具备重塑自我的最终合法性和权威性。他通过个体对历史苦难的悲悯和体认，发现历史的暴虐本性，认识到历史制造者自身的深重罪孽，进行赎罪的内省，并转入了道德形而上的思考，试图让人们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中走向启蒙的目标——自由的自我，从而为自我重塑提供了新的价值规范。不过，隋抱朴虽然是一个饱满而丰厚的启蒙思考者的形象，他的意义在于他永恒的思索，可是他的局限也在于永恒思索的姿态。因为要实现自我重构，完成现代人格的新生，还必须从痛苦的黑房子破茧而出，不停地寻找新的天地。

早在《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扎西达娃就赋予贝塔不倦行走的意志和品格，夸父逐日般渴求着灵肉统

一、情感和谐的“家园”。正如张承志所坚信的，“总会有人上路，哪怕彼此听不见足音，哪怕每一个都以为自己孤独一身。”(《荒芜英雄路》)他以《北方的河》、《金牧场》等文本诉说着“在路上”的姿态，在《黑骏马》中则首先预示了这种历史性突破。《黑骏马》描写那个充满古老原型意味的悲剧故事的同时，不期然中触及并解决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即如何在中西古今多元文化碰撞中重塑人性自我的问题。评论界一般认为白音宝力格始终陷于古今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似乎他的“出走—归来—出走”是一个永远循环的悲剧围城。我却认为，这仅仅是表面化的情绪化的现象，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人性上升、自我重塑的“三部曲”，它已经帮助主人公走向了新生。他的出走，其发端表面看来是索米娅被辱失贞，事实上从白音宝力格第一次离开起就注定了这样一个必然的分裂，这是古老文化内部的分裂，或者说，是索米娅的失贞为白音宝力格探求现代文明的欲望找到了一个“合法性”的理由。他似乎是“必须”这样做，以完成一个与传统意识分离的过程。这是他获得新生的第一步。但出走之后他心头一直萦绕着索米娅的身影，这既是他对原始传统血脉的皈依情结之表现，又是他对现代文明失望的结果，二者的结合使他重返草原。但这次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魂兮归来”，也不复是此前对现代文明的彻底抛弃，而是对二者有了更客观、更理性、更深刻同时也更复杂的体验与认识。这是他重获新生的最为关键的第二部曲。可以想见，没有出走就不会有这样的诗意的精神皈依；没有归来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寻找乃至叛逆。等他骑上那匹代表草原精神的黑骏马再次重新踏上出走的征程，一个全新的“我”呼之欲出了。在这个新的“自我”的世界中，两种文明已不再是简单的对立，亦非泾渭分明，二者的矛盾已构成了自我诞生的生命张力。白音宝力格没有像隋抱朴那样停留于传统和现代的悖论中难以自拔，而是吮吸着传统文化的乳汁，沸腾着原始文明的血液，痛苦又快然地离开精神的源泉和母体，“怀着一颗更丰富、更湿润的心去迎接明天”。通过这曲苦难和自我救赎的精神乐章，他已经属于也代表了未来。进而言之，这种艺术典型代表的也是启蒙文学重塑“自我”与人格精神的未来。从张承志到史铁生《生命琴弦》、路遥《平凡的世界》、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等等，我们不难体悟到启蒙人格求索的曲折历程。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新时期波澜起伏、风生云起的启蒙文学思潮在抵达高潮之后遽然跌落。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语境的剧变将人们带入了世纪末转型期，那些对启蒙的艰难估计不足、耐力不足、信心不足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们随风而动，“后现代”、“后殖民”、“后启蒙”甚嚣尘上，更有人高喊“告别革命”或倡导“启蒙过时论”。在创作上则往往表现为退回到启蒙思潮的“第一部曲”并决意裹足不前，自以为抓住了人生的“欲”便掌握了人性的一切秘密；或者误以为执著于人生的无奈和被动化情感便是对人本主义的回归。这在“新写实”、“后先锋”、“下半身写作”等许多创作思潮中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结果是，人们在对所谓“宏大叙事”的人性启蒙进行了“祛魅”后，又将欲望鬼魅化，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宏大叙事”(可称之为“欲望本质主义”)。然而，笔者坚信，人性提升的历史链条并没有终结，启蒙最终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说，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18](p.127)。如果历史文化逻辑所必需的文学发展阶段在实践中被人为地耽搁，那必将会用更多的时间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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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文学第2篇

眼下文坛有一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历时两年有余、规模颇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近日却遭冷眼与批评，甚至相当尖刻的否定。如认为人文精神讨论不过是某些“好事者”的一个“最大的神话”；是人文知识分子“边缘焦虑”心理的“炒作”；讨论存在“四大误区”，泛滥“道德浪漫主义”，笼罩“精英气息”“贵族倾向”及“文化冒险主义”。记得1993年6月《上海文学》由王晓明等青年学者提出人文精神的话题，意在商业主义浸迷中倡导崇高和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想。这究竟有什么错呢?否则，它也就不会赢得那么多人的参与。讨论之热持续之久，都是多年所罕见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纪交替时代需要的话题，又为什么遭致批评与否定?我想，问题不在倡导人文精神，而是出在“讨论”上。

这场讨论提出了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批判了腐败世风、精神萎缩的社会现象与文学现象，功不可没，但它确也出现了批评者指出的某些缺陷。时至今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前一阶段的富有激情的猛烈批判转化为清醒的理论建设。讨论中提出许多亟待梳理与深化的命题，如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该定位在哪里?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关系势不两立吗?人文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中心是什么?人文精神与新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如何?近年来文学作品有没有人文精神?如有，它的表现形态与特征是什么?这一系列极有魅力与冥想色彩的问号，既关系着文学价值及其走向，又令人分明感到它们极难回答，也可能是“自投罗网”，我愿将近期阅读的人文精神讨论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感受与困惑写在下面，算作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讨论吧。

二

人文精神，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的偏向”，引发了“人文精神失落”。人文精神显然是针对市场经济背景提出的，但它在批评商品社会某些弊端时，将活跃的市场经济作为人文精神的对立物和批判对象却是偏颇的。它也是这场讨论收获不显、渐遭责难、由热变冷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啊，商品大潮与魔力无比的金钱，正在摇撼文学的神圣殿堂，在颤动中它怎能不发出危机的呻吟。你看，商业资本的投向不是文学的基础工程，而是灯红酒绿的歌楼舞厅或布设迷津的庸俗影视；书商钱袋对准暴力淫秽书刊，但对高雅艺术却冷眼而吝啬。生存于市场经济环境的人们，当今之日谁能超越金钱的要挟呢?钱，钱，向来将“为稻粱谋”视为耻辱的文学家们，被金钱狂潮弄得斯文扫地。普列汉诺夫说：“在普遍买卖的时期，艺术也成了买卖，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我们要追询的是，市场经济果真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掘墓者吗?在我看来，它带来了冲击与机会的双重性。市场经济确立了商品地位与价值，当经济与金钱价值被视为包括精神产品在内的衡量一切的砝码时，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便浸入了文学的肌体，崇高被亵渎，高雅屈从世俗，通俗降格媚俗，价值关怀也变为纵欲贪婪、“活着就好”的眼下生存状态的渲染，文学载道功能与传统理论价值顿然失色了。可是市场经济终结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确立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与多元的价值观。这不但使三江五岳、五行八作充满了活力，而且与弘扬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也给文学带来从未有过的朝气与自由。打破了单一与独统，激发了个人与个性的创造力，出现了多元互补、充满竞争的文学格局。我很欣赏冯骥才说过的一句话：以往作家挤在一个梯子上，现在作家各有各的梯子。流派多样，强化个性，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这种百轲争游、比翼齐飞的文学状态，显然与充满进取活力的市场经济背景是不能割断联系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由经济发达与发展两大板块结构而成的世界文学，统观它的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学，因为商品经济冲击而使它失落与衰败。伴随20世纪钟声而发端的诺贝尔文学奖，截止到1995年的92位得主中，除来自印度、哥伦比亚、埃及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外，他们大多数生活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享此殊荣的如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加缪、肖伯纳、黑塞、罗素、海明威、斯坦贝克、贝娄、夸西莫多、川端康成、大江健三朗等这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正是在商品潮水冲击下而让世界当代文学历史更加辉煌。而且，这些赢得世界文学最高奖励的，不乏蕴含人文精神的杰作。正如福克纳1950年荣获诺贝尔奖时说的那样：“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所以说世界文学历史事实说明，巾场经济不但不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消解剂，而且是生发人文理想、激发创作活力的巨大因子。

作为有人文理想的文学家，为了自身生存与写作发展，也不必拒谈金钱或者拒绝金钱于吾门之外。事实上，作家谈钱甚至为赚钱而写出的作品，不见得都是失落人文精神的污秽不堪的废纸垃圾。巴尔扎克为挣钱偿债而写出的多卷本《人间喜剧》，却是他那个时代批判金钱罪恶的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神经有点乖谬，也为金钱急赶稿子，但并不妨碍他创作出勇于将巨额支票付之一炬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使《白痴》成为批判腐朽社会的不朽之作。契诃夫要求家人，谁提供一个故事素材他就给谁钱，与出版商他更是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所以他的心理与生活方式不能说没有庸俗的东西，连他自己也说，“我意识到我是为钱工作，而钱是我的活动中心”。然而，在他一生发表的那些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用人文精神反庸俗反小市民恶习。因此，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化的历史背景下，在金钱与文学冲突中，我不赞同传统的文人固穷论与金钱有害论，尤其反对将这种传统观念视为人文精神，并将它跟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看法。市场经济乃是经过坎坷历史、付出沉重代价而找到的，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人与文学倘若要生存和发展，怎能离开金钱?文学家怎能幻想为了人文精神的纯正而生活于象牙之塔?海明威说得实在，“经济上的保障由于使你免于忧虑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帮助”。我以为，将文学塞人钱眼里必然庸俗与堕落；但拒绝金钱而陷入“固穷论”与“有害论”的窘迫境域，静心写作不过是奢谈。在人文精神、文学与金钱经济关系方面，两个极端都是荒唐的，应该在今日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中寻找二者的辩证关系。就此而论，伦敦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得有道理：“有一些人为了文学写作，脑子里不存在丝毫金钱思想，写出来的可能是垃圾；另一些人为了金钱写作，却可能创造文学。决定因素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与才能的报酬有关的计划。”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句是，除了才能才华，一个成功的作家还须拥有丰饶的生活积累、深切的人生体验以及包括崇高人文思想在内的其他必备条件。

今日文学与市场经济关系还不仅仅是文人文学与金钱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这一力量巨大的杠杆作用给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市场经济看来给价值观带来了某种混乱，但它击碎了陈旧过时的观念，又提供了新的人文价值观的沃土。自由、尊严、平等、公正，这些人文精神所主张的基本概念要求，其实是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出发点，只有市场经济破除“官本位”与等级制度才能实现人文的追求。现在，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文人与文学对它只是初期的阵眩与不适应，而市场经济决非是危害人文精神与文学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它创造了张杨人文精神、推进文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所以说，现在谈人文精神，谈文学的生存与发展，谈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应有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这就是顺乎历史，不能脱离(更不能对立)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大背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恰恰应该诞生那种拥有人文精神底蕴、探索现代人生存价值的伟大文学。

三

人文精神与新启蒙的关系。在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不知为什么，它轻视与排拒了另一声音的呼唤，这就是有些作家与理论家提出的“新启蒙。”如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中青年学者说，在社会转型期要“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为此，文学必须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启蒙”。声音虽然不算强大，但人文精神讨论把它视为毫不相干却是一大失误。人文主义，西文humanism。启蒙运动为enlightenment，它的词根是启发、照亮、摆脱偏见的意思，如加以引申或通俗点说，启蒙运动是以人文精神照亮蒙昧首，用知识、理性使之摆脱偏见。事实上，无论从历史抑或从现实看，人文精神与启蒙，原本相生相伴，有着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人文精神离开广泛的启蒙运动，它怎样深入到民众灵魂呢?脱离特定时代的启蒙使命，它就会变得虚泛议论而不知它价值定位在哪里。批评者为什么认为这场人文讨论“玄秘而虚空”，本来具有“建设性的话题，变成了纯粹消费性、宣泄性，甚至表演性的话匣子”?其因盖出于人文精神抽象化，脱离现实社会与世俗环境，只谈终极文化关怀理论而与现实启蒙任务相脱节，致使世纪之交的人文精神具体内涵、定位在哪里，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土地上关注的中心焦点是什么，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命题变得模糊了。

从历史说，人文主义一词的由来是伴随文艺复兴而诞生的，它也是后来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理论的旗帜。当时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的彼得拉克(亦有译为佩脱拉克)，他的名字与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彼德拉克原是科隆纳红衣主教的秘书而拥有显位，但他不迷醉于这种彪炳烜赫的生活，宁肯独守于沃克吕滋乡村幽室，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典籍，发现古代文科研究与古代哲学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意义。按西塞罗的说法，那些包括语法、修辞、艺术、历史、涛歌和道德哲学等是一种“人文学科”。而“人文主义是历史学家给15世纪这种整体现象所起的名字，文化的‘再生’或‘文艺复兴’就是人文精神所引起的文化运动”(苏珊伍德福特《剑桥艺术史》)。所谓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它关注入与信仰，人与自然，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强调个人价值与民主。从哲学层次讲，人文主义即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明白点说，在今天，它是探索与回答人活着为的是什么?它是人文，知识分子要启示民众的生存价值观和对生命意义的质问。

人文主义其实是人类的精神要求与思想现象，在西方与东方的中国它都是源远流长的。甚至在人文主义这一词语还未正式确立之前，如文学历史上的屈原《离骚》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之中，不是早已流荡着人文精神吗?人文主义当然有其特定的基本内涵，但作为一种精神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历史的。每当历史处于转型期的重要关坎，人文主义几乎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晴雨表，启蒙运动车轮的纤夫，二者不是孤立而是不可分离的。如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中，启蒙主义者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对中世纪封建的宗教的经院哲学给以致命打击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反对君权与神道的思想武器。从我国历史看，早从孔学的、与古罗马“七艺”相似的“六艺”中，就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重文人道德教化与理想人格的“修身”。尤其明代中叶以后的早期启蒙与近代启蒙，其人文精神表现了东西方相似的东西又各有特点。到了现代，在“五四”运动中借来了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但在这场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又灌注着传统的民族脊梁的人文精神，以启蒙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总之，历史事实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激荡着人文精神，有着难分难舍的“启蒙情结”。而且这种人文精神并非是人类“道德经”的最高裁判法则，也不是高悬于空中的批评标准用来对作家作品实施终极的裁决，它总是从人出发调整人文的时代定位与关注的焦点。

现在，我们需要从历史回到现实来，即20世纪人文启蒙的关注点是什么?处于“初级阶段”的今日之中国，人文精神与启蒙应该投射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它应观照人的生存状态，锲而不舍地探求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之当下与长久的生存价值理想究竟是什么。关注人与人的生存状态，早从古希腊哲人提出的“人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即已开始了。但历史进入20世纪，特别经历了“二战”这场世界浩劫之后，人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的失落，已经成为世界人文主义者与多种学科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环境对人的物与精神的双重挤压。从物的挤压说，有战争的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但“小战”从未停止过，世界不同角落时有战火硝烟而损害了清澈澄明的天空。还有世界资源的匮乏与“环境崩溃”正在使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危机，人类生命之源的水与大气惨遭污染，土地向沙漠退化。难怪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发出了“地球处于困境”的紧急信号。英国著名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思密斯提出警告，全球生态恶化可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精神挤压说，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社会，虽无匮乏之危而物质大大丰富了，但是人类却遭受着“物质丰富，精神痛苦’(马克库塞语)，人的生存意义受到质疑而精神危机愈加深重，人类面临的危机仍然是哈姆莱特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因此，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它明确表述了20世纪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道德伦理学等人文的乃至技术科学对人之生存危机与生存意义的关注。文学亦不例外。作为人之烦恼、困惑的“润滑剂”与重塑人类灵魂的文学，对于20世纪生存价值的探询，它尤应负担更多一些更为沉重的使命。也正因如此，本世纪涌现的名家名著或隐或显地盈灌着对生存的人文精神的关注。

在中国，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尤有特殊的意义。其一，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较，别人有的“二战”浩劫，我们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们还多了一重竟达十年的“文革”灾难，因此对生存价值我们当有更深重的体验。其二，我们特别习惯于小农经济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一朝进入工业文明，或者确切点说，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感到眼花缭乱而又十分陌生，于是出现价值观的混乱与人格世风的颓败。它向文学提出尖锐挑战，亟须重建商业社会中的生存信念与价值体系。其三，我们对外开放获得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与大量资金的投入，同时西方文化、后现代的生存价值观也随之而来了。其影响正面与负面同时并在，从后者看，如西方学者所痛心疾首的五个基本消失(即理性的消失，真理的消失，正义的消失，尊严的消失，价值的消失)，它在中国土地上不是到处可见吗?又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文化：现代与后现代》里所描述的思潮，哲学方面有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有如“河滩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人类的那些“瘟疫横行的城市行将崩溃”。他们认为这不只是西方的衰落，而是一切文明的终结，并推向荒唐逻辑的文学游戏。另一方面，为强调生命意识而恣写色情、暴力、冲动及非理性行为，猛烈打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与动机模式。这种轰毁生存意义的思潮，我们在现实生活许多角落及文学作品中，不是俯拾皆是吗?每个时代都有“大众神经官能症”，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这种时代的官能症状表现为“生存无意义感”。正如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V．弗兰克尔博士在1975年国际笔会专题学术讲演中所言：“今天，人们不像弗洛依德时代那样感到性的挫折，而是面临着存在本身的挫折。今天，也不像阿德勒时代那样存在着自卑感，而是空虚感，一种生存的空虚感相随而至的生命无意义感。”所以“当代文学中，某些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可以看成是生活无意义感的大众神经官能症的征兆”。弗兰克尔所指出的当代文学中播散的生存生活“无意义感”的症状，我们在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总之，对于刚刚跨入市场经济社会门槛，对于生存价值还处于相当“蒙昧”状态的人们，中国当代文学以人文启蒙精神关注生存危机与生存的信念、理想和价值，恰恰是历史赐给我们的使命。

四

新时期文学的人文启蒙思潮的起伏与得失。如果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从伤痕、反思、改革到寻根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那么，90年代的近两年，可以视为第二次启蒙。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得明白：“所谓启蒙，是指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又说：“勇敢地去认识吧！坚持自己的理解!”这两次启蒙所针对的都是蒙昧，如果说上一次是从极“左”思潮、文化专制主义与造神运动的蒙昧中解放出来；这次新启蒙主要是面对市场经济这一令人特别陌生特别困惑的商业社会环境与转型期的时代碎片，从新旧杂陈、迷惘紊乱的价值观念的“蒙昧”中走出来，构建以人之生存为中心的良知、法律、道德、信仰、理想诸方面的人文价值体系。与第一个启蒙潮不同，这次文学新启蒙没有宣言没打旗号，更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人文精神呼唤中悄然涌动一种志在改变愚盲、浮躁、孱弱、迷乱的精神状态。这次新启蒙的反思意识与上一次的反思文学大不一样，人文知识分子首先是反思自身，不是以“导师”自居，告别“张俊石时代”，而是寻找边缘化知识分子自身弱点与历史定位；同时也反思与寻找处于世纪交替的文学位置与再造辉煌的使命。

新时期的文学启蒙潮虽曾一度断层但前后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未尝不可以这样说，近年启蒙的全新涌动，既是第一个启蒙潮的延伸又是对它不彻底性的一个弥补。前一个启蒙潮的功绩与意义，只要读一读“四人帮”覆灭之后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作品就不难理解的。就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好学生谢慧敏与坏孩子宋宝琦之间的差异是那么明显，然而在她与他均把《牛虻》当作“黄书”这一盲点上，表明二者都是蒙昧的。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引导他们阅读中外优秀文学书籍，实际是反映了当时开始的文化启蒙。颇有象征意味的是，张俊石作为优秀教师的形象处于作品的中心地位，恰好表现了当时人文知识分子在启蒙潮流中的特殊重要性。所以说，《班主任》不仅仅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其实也是开始了第一个启蒙潮的标志。这场启蒙潮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手执批判武器首先扫荡了长期思想禁锢与瞒和骗的文学妖氛，将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连接起来，打碎了个迷信与造神运动的蒙昧。启蒙大潮中涌现的像《伤痕》、《天云山传奇》、《布礼》、《蝴蝶》、《月食》、《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灵与肉》、《人到中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拥有广泛轰动影响的佳作，我们没有必要从经典意义上将它们与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谈》及诗集《爱的梦想》、佩脱拉克《凯旋》、阿里奥斯托《狂怒的奥兰多》等相比较，但你读它们与阅览那些历史名作所感受的冲击力与灵魂震撼力却极其相似。这次启蒙虽未鲜明地提出人文主义，但它用血与泪凝铸的艺术形象却蕴藉着人文精神，强烈要求发现人，把人当人，从神崇拜的蒙昧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场启蒙也有它的盲点与不彻底性，有它的局限与遗憾。当它呼唤人们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解脱出来的时候，文学并未清醒地意识到20世纪人文启蒙所关注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这一最基本的命题。文学在当时也曾为前景开了“药方”，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或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开明的路线。传统与路线固然是重要的，可它无法具体回答已经置身于八九十年代所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困惑与价值的失落。即使那些在打破禁区、开辟思想航道方面发挥先锋作用的作家，如王蒙《蝴蝶》所描绘的主人公张思远，当他平反复出担负国务院一位副部长重任之后，对历史有这样一段思考：“1949年的腰鼓，1976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这桥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显然，这是作家从开国到粉碎“四人帮”，从坎坷崎岖道路上寻找如何填平“陷阱”、发扬“光荣”的历史联系。”又如李国文的《月食》，小说篇名即象征十年动乱以及“五七”灾祸如同“月食”，悲剧历史结束之后，那“摆脱黑影”的重放光彩的月亮，将“更加明净更加高洁”。这就是说，第一个启蒙潮的文学对于打破历史坚冰是勇往直前的，但它的脚步没有去追寻人之生存危机而依然踟蹰于政治层面上，认为只要回到“十七年”、恢复革命传统与正确路线就行了。

应该说当时批判极“左”路线的文学，也注重人的发现，以人道精神呼唤人性与人的尊严，但它还没有完全超越政治层面，而是借人性与人的尊严去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如宗璞《我是谁?》本是较早较为深刻的表现人性、人道、人的价值的一部小说。即使如此佳作，主人公被变形为“蛇神”“牛鬼”“大毒虫”时，当她渴望加入“人”字形大雁队伍时，那幻想却回溯到1949年春，忆起从太平洋彼岸回到祖国怀抱“投奔共产党、投奔人民”那种“情愿跳进革命的熔炉”的经历与心迹。韦弥和许多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感情是无比神圣的，但小说那种回首往事却似倾诉与辩白个人冤屈，似乎以个人辉煌历史对于把她打成“牛鬼蛇神”的暴行提出政治抗议。那以大雁队形而对“人”的呼唤，那小说标题所寓示的“我是谁”原可以深一层探求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价值，如果从这一层面作为出发点，以大写的“人”去批判把人不当人的极“左”路线的本质，《我是谁?》将会超越拨乱反正这一政治框架，而进入人的生存终极关怀的境界。

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的一大遗憾。但它与其说是作家与文学的缺憾，不如说是历史的局限。是历史限制它的思想高度，只能如此而已。然而文学的另一缺憾，却不能归咎别的而应由文学自身承担责任。这就是80年代中期“文化热”中提出的—个口号：“文学回归文学”，或“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是一块神圣的精神领地，它的独立与尊严自应得到保护与珍视，文学一旦遭遇非文学恶性侵扰必将倒退与堕落。从这一点说，“文学回归文学”口号是对的。然而，我们也不必回避文学的一个特质，即文学离不开精神的支点。这精神支点不是单一的，是人生、社会、经济、道德、哲学等多重价值观念的融会。人们常常对文学严厉地提出“境界”的要求，请问“境界”是什么?文论早已指出，“有第一等的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所谓“襟抱”与“学识”，显然不可能局囿于纯乎又纯的“文学”。即使今天讨论的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你能说它仅仅是审美的或技艺手法之类吗?所以说，“文学回归文学”的口号既有道理又是偏颇的。“八五”文化热自有其历史功过得失，我在这里不作详论，但当时对西方“新观念…新方法”不深加辨析而无条件的狂热接纳，对“叙事圈套”、“语言颠覆”、“无价值判断”的一片喝彩，在“文学回归文学”口号下，连文学支点、人文精神与作家使命感一起抛掷一边，轰轰烈烈的第一个启蒙潮也随之夭折了。

启蒙的一时断层，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失态是有目共睹的。滑坡、下陷、低谷、危机，这是对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文学不景气状态的描述。湖南青年作家韩少功说，现在的文学存在“无魂的现象”，它反映作家们已经意识到“整个人文精神的衰竭”状态，文学亟须新的启蒙。1993年夏提出的人文精神，实际是知识分子“启蒙情结”萌发的、重新衔接一度断层的启蒙的前沿舆沦，也可以说是通过人文精神大讨论反射作家理论家的良知与启蒙使命感。它的审视目光投向从小农经济方刚步人市场经济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环境，从生存价值的蒙昧中探寻人的活法与铸造那承负跨世纪工程的伟大民族灵魂。奔小康之路自然需要物欲的满足，但人活～世该不该有信仰与道德理想?如果没有高度精神文明的民族，能够建成高度繁荣、物质充分富裕而又民主、自由、富强的理想社会吗?面对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奢糜之风，如何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的现代人物欲与精神的价值体系?这一切，无不要求比新时期第一个启蒙潮更为深刻的、任重而道远的文学新启蒙。

五

人文精神、新启蒙与近年文学新形态。人文精神讨论中另一个现象是令人惊诧的，人文精神起初显然是针对令人很不满意的文学状态而提倡的，可是当热火朝天讨论的时候，却将当下文学事实弃而不顾了。既然人文精神不是虚浮天空而是贯通于文学之中，那么，与其理论上讨论有没有人文精神，还不如面对创作实际，考察它是失落了还是存在于作品之中，当下文学表现人文精神的形态与特征又是什么?从整体说，近年文学不少方面还是令人忧虑的，如虽有许多好看的小说，但缺少有思想的小说；有风格独异的个人性，却罕见时代性与历史感；有形形色色小故事的绘声绘影，却少有大胸襟大风范；有题材多元多样的广度，却少见卓有穿透力的沉甸甸的深度与力度。不过，当平心静气地拨开平淡或平庸的作品，你将会发现，比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年文学潜动着回升，有不少佳作问世，它们透露出内在所渗润的人文启蒙精神的新特征：

第一，文学旗帜由写生存状态而趋向为生存与为人生的二者融合。为人生是我们文学历史尤其是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极“左”控制文学时那种假大空理想令人厌恶，但不能因为讨厌它连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价值理想也弃之不顾了。1987年兴起的新写实，它那关注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主题，打通了与世界文学的连接，也是对前次启蒙潮局限所作的弥补。但它仅仅连接了20世纪生存意识的一半即物质生活状态，另一半即人之生存应有什么样的信念与价值观却被略之一边了。以“感情零度”与“原汁原味”所写的实实惠惠“过小El子”的生存故事，消解了社会人生价值。这一半的忽略，恰恰反映了新时期文学由重启蒙而轻启蒙的一种退却，一种倒退。笔者文章中多次提出，不要把写生存与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对立起来，二者不是对立而应融会为一体。近年来，新写实与其他品类作品，在勘探生存状态时开始重视了人之生存的真谛与价值理想，它是作家思想的升华又透出一个讯号，即文学摄取人文精华而开始了新的启蒙。此类作品并不鲜见，如曾写过《烦恼人生》而作为新写实台柱之一的池莉，新春伊始发表的《你以为你是谁》，它所描绘的大哥陆武桥正是池莉小说没有出现过的形象，沉浮商海而又义肠侠胆，两次动武方式粗野，但那挥动的老拳与对弟弟、李板眼晓明的大义，表现了新写实小说揉入的人生意蕴。新写实曾回避人生哲学，但这部中篇小说题目本身就透出它所追问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命题的味道。至于说她的新作《化蝶为蛹》，写了一个从孤儿园里长大的小丁，当他成为腰缠万贯大亨之后，又将全部资金投入孤儿院的社会福利事业。他的人生设计与志趣所向，否定了大款流行时尚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寓示当代私人企业家重新选择生存的价值理想。方方的早期作品《风景》已经显示了独特的张力与力度，而她的《一波三折》，对于卢小波由“囚徒”而“大款”，并不是廉价的庆颂，而“我”更为敏感与警惕的是他大款之后那种毫无羞耻感的复仇方式。虽因生活“无常”而感“无奈”，但痛感其“可恶与可怜”，又示以自尊自励、好自为之的人格劝勉。读了这一类作品，你会感到它们不满足写人是怎样的活法，更为注重探求人应该怎样活法，流溢一种生存状态与人生价值交相浸渗的文学追求。

第二，文学功能由消解与拒绝批判而重振理性批判的伟力。”批判”二字在当代中国文学长期被误用与滥用了，它简直是“打棍子”、“政治宣判”的同义词，一提“批判”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原本意义的理性批判却是文化尤其文学进步不可或缺的，人类就是在批判与建设中前进的。马克思对于哲学辩证法的阐释也有益于理解文学的功能与特性，它“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社会反思的时候，其锐利与深度就在于批判。真正意义的文学批判，源于作家对人类生存现状与理想价值的人文关注，出自良知与历史使命感。所以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历史上那些杰出的作家常常“是人类本性最尖锐最严厉的批评家”。

当然，文学的批判并非是表层生活现象的指手画脚，由于它关怀的是人之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因此它以审视与批判的目光对待现实与现世种种生活状态。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文学陶醉于语言叙事圈套而丢开启蒙时，批判的旗帜也就降落尘埃了。迎合时尚、欺世盗名、拜金媚俗之作泛滥成灾。在此期间，有的作品也见批判锋芒，如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那位曾有理想追求的大学生小林，为什么在几年机关单位与家庭琐事环境中竟然变得意志消沉、心理卑俗呢?我读他的小说感到作者很有才华，从小小“单位”与家庭的琐琐碎碎之中发现磨损人的美好天性的巨大惰力。这是小说闪耀批判之光的方面。但另一面，当它揭示了单位与家庭生存的“怪圈”与惰力之后，它不是给人以忧患与危机感，不是激发那种改变生存环境的奋击精神，而是向这习惯性惰力退让与归顺。你看，小林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卖鸭子干私活赚钱之中得出一个人生信条：“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当他毫无愧意地收下县里送来价值数百元的烤箱时，反倒从这一“启示”中，相信了“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小林就这样从有理想有作为而向庸俗归顺，小说也就从理性批判又退了下来。它透示了生存环境中的怪圈与惰力，却又接受它的诱惑与归降。从这层意思说，《单位》《一地鸡毛》比起作者早期作品《新兵连》也是一种后退，它剖析了“集体”所诱发的妒忌与恶行，但不是适应与归顺，而是以一个个惨剧与悲剧，令人震悸与惊醒。对待生存的缺陷由悲剧式的提醒而喜剧式的顺应，这种文学批判的放弃，多少反映了几年年的人文启蒙精神的起落。

近两年来不少作品重新闪射出批判的光芒，在各类品种中以写商海与宦海的“二海”小说相当突出。前者如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写了一个叫寥怀宝的人从乡文书竟然登上副专员的高台阶，在一个不算长的中篇小说里，将“官本位”社会的登龙术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作者的“创作谈”令人深思，谈他在泰山冯玉祥将军墓前看到一个小孩吃力地爬向陵前一级级台阶，“我忽然意识到，这幅图景就是人生的绝妙象征：人艰难地爬完长长的一溜台阶之后，见到的却是一座坟墓，是死亡”。这就是作者所以写《向上的台阶》的最初“灵感”与“契机”，小说从批判中寓示，凭借“女人”、“裙带”之类关系与手腕，即使他的官阶爬得更高，等待的不是辉煌而是“坟墓”。至于表现商海的小说那就举不胜举了，笔者去年发表的《走出地平线的新经济小说》曾谈到，这类小说不再眷恋改革与保守的政治模式，而是从日常经济活动展示故事；描写人物也不多是政治观念与权势相争的冲突，而是从经济关系从金钱利益揭示人际关系的亲疏、恩怨与离合，甚至血缘家族以至性爱关系也都浸泡在经济利益冰水之中，动机、行为，这一切无不围绕着金钱这个魔方而旋转。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从这些作品所写的“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如《商界》《单身贵族》《梦醒时分》《落魂天》等，在那经济细节那人物故事批判中含纳着人文的几许蕴味。又如《龙山吟》，作者李肇正是文学新手，但描述的香港董老板在困苦的龙山乡兴办水泥厂时，他与当年插队的知青朋友初恋情人之间，金钱物欲与道德人格之间的冲突，折射出一种相当强烈的震撼力。再如张欣的近作《岁月无敌》所叙述的千姿与晓菲两个年轻女演员人生与艺术截然相反的道路，很有启示性。它凝聚着近些年商品经济与文化艺术、物欲与精神操守种种冲突的一个缩影。张欣长于写新都市市民与弄潮商海的形形色色，《伴你到黎明》《首席》等小说真切地绘制了商潮泛浮而起的众生相，在咀嚼人生苦涩与命运无常中给予几许真诚几许无奈。《岁月无敌》不同了，它写了母女情长与人间温馨，但透出更多的冷峻。晓菲唱歌名日艺术，不如说是傍大款的一种消闲，肉体与灵魂全卖给了金钱。千姿是张欣过去小说所没有的形象，这是一个在商海冲荡之中懂得拒绝诱惑拒绝媚俗，用真诚与良知追求艺术的人。千姿与晓菲在双双对比中强化了批判力，小说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也是人之为人的生存价值。

第三，人与自然关系，原是人文主义要旨之一，可是在这场人文讨论中却完全忽略了人之赖以生存的、日趋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文学作为人学是由两大方面结构而成的，一方面揭示人际关系；一方面还要探求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对于后者，由于长期“阶级斗争为纲”控制文学而被忽略了。即使有的作品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在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之中，人与自然理应相互依存、彼此和谐的关系却被扭曲了。随同世界与中国生态环境的险象环生，有些作家开始注意环境文学，运用各种艺术样式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忧虑，蒋子龙的《水中的黄昏》、张扬的《消息不宜披露》、陈建功的《放生》以及哲夫的《黑雪》等，都是近几年出现的好作品。像《黑雪》发生的那样极端事件，意在警示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的残酷掠夺，必遭大自然的残酷报复。传统哲学以“人类中心论”散播“人是自然的法则”，人类任意摆布自然而作为自我的恣肆享乐。然而在土地、大气与水严重污染面前，不得不认识到中国古人早已道出的“天人合一”的真谛。人与自然如此重要的命题未能进入人文精神讨论的视野，在强调终极关怀时却对当下生存环境不屑一顾，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也表明环境意识的启蒙如此迫不及待。强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环境文学，关键在于思维的变革。环境文学不是简单的一种题材、一个品种的问题，它是文学思维的一场深刻的革命。现代哲学的使命是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三大关系，环境文学必须上升到哲学层次而绝非某一特定空间或行当(如乡土文学、明星文学之类)所能框定的。它审视的对象是整个人类与大自然，作家所拥抱的对象是整个地球与人间寰宇。环境文学不仅仅面对当下，而是关怀人类生死存亡的命运。自然观是人类根本性的价值观，如果说文学的历史上对社会制度、宗教、人的尊严与权力有过这样与那样的启蒙，那么，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当代中国文学需要承担人与自然关系的启蒙，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文学则属于未来的文学。

启蒙文学第3篇

我出生后不久，我们的小山村才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小时候，我还拿着煤油票去几里地以外的供销合作社买过煤油。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生活物资匮乏，能够吃饱饭我就知足了，所以不敢奢望有一大堆书与我相伴。

那时，小伙伴们一到上学的年龄就直接读一年级，因为我们那儿没有幼儿园和学前班。我六岁半上学，同学之间不存在基础差异，都从拼音、加减法等最基本的知识学起。一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时，好几个同学因为考试不及格，被老师要求留级。我却是个例外，因为成绩一直还不错，就直接升入二年级了。小学阶段，我没有留过级，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后来，我上了中学，在班上的同学中我仍是年龄比较小的。

上学后，我才开始接触到书。那时，教科书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件很珍贵的礼物。每学期开学以后，我一拿到新书，就像高年级的同学一样，找来报纸把书的封面包起来，以免封面被弄坏。

除了教科书，我第一次接触到的课外书，是学校的一些图书。教室外的走廊上，放着一个木书柜，里面有几十本小画册，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人书”。

平时，我们是没有机会看小人书的。每年的采茶季节来临时，我们不上课，整天在学校所属的茶园里采茶。中午休息时，老师才让我们看小人书。

偏远山区的小学，条件十分艰苦。我们每天跑几里山路去学校，用铝制的饭盒从家里带午饭。上午第二节课一下课，同学们就把饭盒送到食堂去。上午放学后，食堂里的炊事员就已经把大家的饭热好了。

学校有一个很小的土操场，那儿有两个木制的篮球架，平时我们也打打篮球。这些体育设施和用品、我们脖子上戴的红领巾、期末考试时发的奖状和小奖品，都是老师用我们在茶园里采茶所得的钱换来的。所以，采茶成了我们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体力劳动。学校两侧各有一大片茶园，老师说这些茶树都是很多年前师生共同栽种的，并时刻提醒我们现在受益了，不能忘记当年的栽树人。

到了三四月的采茶季节，老师会提前通知我们哪一天开始采茶。到了采茶的那天，我们早早地来到学校，有的背着空书包装茶叶，有的背着小背篓装茶叶。我们的积极性都很高，因为平时难得有一次课外活动，大家能不高兴吗？

采茶的时候，我们是分班进行的。当时，学校只有两个老师，班干部配合老师，带领大家采茶。我们都很卖力，并且也都很熟练。因为平时在家里也帮父母采过茶，因此，大家都有经验，干活自然是轻车熟路。当然，我们更期待午休时间早点儿到来。因为中午休息时，老师会拿出小人书来给我们读。

这些小人书，算得上是我的文学启蒙教材了。那时，我利用休息时间看遍了老师提供的所有的小人书，看得如痴如醉。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看过的小人书——《铁道游击队》《地雷战》《燕子李三》《神笔马良》《西游记》《雷锋》《上海滩》《地道战》等等，这些小人书在我的眼中真是太有趣了。它们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书籍。在那个还没有电视的年代，小人书充实了我的课外生活。我对当年看过的小人书记忆犹新，十分怀念。后来我离开家乡去外面闯世界后，家乡的村小学停止了招生，当年的启蒙老师也退休了，教室被村干部卖了。

当我想回去寻找几本当年的小人书，以保存孩时的记忆时，发现一切物是人非，学校还是当年的学校，教室还是当年的教室，可是室内经过整改后，已经不是二十年前我们坐在里面读书识字的天堂了。

我站在学校的操场上，仿佛看到了我当年的身影，看到那个年迈的启蒙老师的背影，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却又是那么陌生，我的心中无比惆怅。

我在心里不停地说：“我看过的小人书，你们去哪里了？我无比地想你们——小人书，我的文学启蒙书。”

[作家登台]

彭绪洛，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儿童文学作家、探险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原创儿童探险小说领军人物。

土家族，笔名洛清、清江水，1981年1月出生于湖北长阳土家山寨，15岁开始发表作品，21岁时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27岁开始专职从事儿童文学创作，30岁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启蒙文学第4篇

小学低年级学生所掌握词汇量较少，缺乏生活经验以及沟通能力，同时其写作技巧尚未入门，因此很难写出真正的作文。倘若教师在这一时期操之过急，对学生提出过高的不合理要求，往往会“欲速则不达”，不仅难以收到满意教学效果，还可能导致学生从心理上对作业产生厌恶之感。笔者就此浅谈了小学作文启蒙教学的有效策略，希望有所指导和帮助。

【关键词】

小学作文 启蒙教学 策略

对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而言，启蒙教学是起重最为基础的一个环节。做好启蒙教学，保证其有效性，才能实现预期教学目标，收到满意的教学效果。小学学生自二年级起开始学写作文，如何训练并指导学生实现从遣词组句到组段成篇这一潜移默化的写作过程呢？笔者从基础句子训练、看图说、写话能力训练以及写作训练三个方面入手，浅谈了小学作文启蒙的有效性教学。

一、基础句子训练

句子训练应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对教材中涉及的各类句式展开强化训练，并遵循由浅入深、从易到难的、从简单到复杂的基本原则，做到持之以恒。首先应进行句子完整性的相关训练，鉴于低年级学生在遣词组句时经常出现遗漏、缺项的问题，例如主语或者谓语缺失等等，因此教师应在一年级针对句子完整性予以加强，指导学生早期形成句子的完整性概念。明确告知学生句子的构成与功能、所包含的要素，指导学生对句子加以辨别，纠正其中存在的错误，或者将残缺句子补充完整。然后可以引导学生尝试造一些内容相对充实的句子，以强化训练其作文能力。课堂上可以通过口头造句的方式来锻炼学生，这样不仅可有效节省课堂时间，同时又有利于强化学生反应能力，直接增强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而对于书面造句则应要求句子通顺且完整，不可有缺项（包括标点符号）。例如在二年级语文上册识字3中，在带领学生们识读“笔”“灶”“尖”“歪”“尾”“看”这些生字后，笔者结合图形讲述字义，然后要求学生用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字自行造句。很多学生都能给出简单的句子，如“我用铅笔写字”“我不小心把笔尖弄断了”“我看到一棵树”等等，而有些较为聪慧的学生在句子中嵌入了多个生字，如“我看到××（同桌）咬着笔尖，歪着头往窗户外边看。”，这一句较之前的句子显然更为生动活泼，更富有场景化，其内容更为充实。笔者在课堂上表扬了这位学生，并指导其他学生将自己所造句子进一步充实，如“我用铅笔写字很漂亮”“我看到窗外有一棵树”等等，虽然有不少都是依样画葫芦之举，但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已殊为不易。总而言之，遣词造句是作文启蒙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引导学生造句时不仅要重视结构完整性，还应确保内容充实，高质量完成该环节起步教学任务。

二、看图说/写话训练

教学大纲明确指出应从一年级开始重视培养学生的作文能力。于写而言，说则是重要的基础；于命题作文而言，写则是必要前提。对于低年级学生而言，看图说话是训练其说话与写话能力的一个基本形式，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应做足功夫，重视培养学生看图说话的能力。教材中具有丰富多样的训练形式，此类训练形式各自训练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形式始终服务于教学目的，因此教师应对教材深入研究，对教学训练要求以及目的有充分认识，合理设计训练步骤。就一部分说话以及写话课来说，教师不仅应做好备课工作，还应进一步设计板书词语或者搜集素材、写好例文，由此才能在课堂上有效引导学生，使其有话可说，这也有利于增强学生参与作文练习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小学二年级下册《快乐的节日》一文教学为例，笔者首先播放了《快乐的节日》这首欢快的歌曲，并向学生们展示了相关图片，有的是林间倏起倏落的飞鸟；有的是园中五彩缤纷的花朵；有的是风中挺立的白杨树；还有的是一群群穿着美丽衣裳戴着鲜艳红领巾的孩子。笔者在播放这些幻灯片后要求学生看图说/写一句或者一段话。学生们在看到直观的图片得到启发，其对于文中的所描述的场景有了具象认识，很容易就能完成教师给出的任务。

三、写作训练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于学生而言，兴趣无疑是最好的老师，而单纯枯燥无味的讲学很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视作文如同苦差事。教师应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学生兴趣，通过生动有趣的素材写作训练来吸引学生注意力，使之感受到写作的乐趣。首先应基于学生年龄特点，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激发其学习热情。例如笔者在课堂上讲述了《龟兔赛跑》这一经典小故事，要求学生们听完后对故事情节加以复述，或者分角色表演，学生们纷纷踊跃发言，这就为写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因为从“有话要说”到付诸于笔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倾诉过程。其次笔者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要求学生每天帮爸爸妈妈做一件家务事，然后根据家务劳动来写作文，这样学生们在亲身体验下所写内容显得特别真实、且富有生活气息和个人情感。以李某某学生所写的《我和爸爸妈妈包饺子》一文为例，文中这样写到：“今天爸爸妈妈决定包饺子吃，我也想为他们做点儿什么，于是也动手包了起来……爸爸妈妈很耐心地教我按住饺子两端，轻轻一捏就好了。可是我不会包，每次捏完的饺子不是方的，就是扁的……这次包的饺子，很多都破了，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手包的饺子。”笔者在课堂上表扬了李某某同学，并将这篇作文读给其他同学听，学生们表现的很有兴趣，听完后好奇地问这位李同学包饺子的技巧和感受，并纷纷表示晚上回家也要和家人一起包。笔者微笑着及时制止了同学们的讨论，然后选择其他几篇同样优秀的作文开始讲评，引导学生们从不同角度了解并体会写作的乐趣，其积极性大为提高。

启蒙文学第5篇

关键词：低段语文；启蒙教学；方法

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同时也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小学不仅是义务教育的起始阶段，同时是语文教学的“第一课”。这一阶段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喜欢学习语文，形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是我国语文义务教育效果得到体现的重要时期。

今天的小学生语文学习的结果令人很不满意。虽然阅读数以百计的文章却从中得不到经验或学习的一些“营养”；尽管写了上百篇日记，但是找不到一句可以表达自己愿望的话。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小学写作教学的启蒙教育稍晚，所以，语文启蒙教育应该从低年级开始。

一、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1.建立情深义重的师生关系，让学生对教师产生兴趣

身为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首要的任务不是怎样将教材讲好，而是要使绝大多数学生依靠你、信赖你，对你的教学内容产生兴趣。在我的班级里有40多名学生。60%是城市户口，25%为城镇户口，15%为农民工子女。在这样一个经济条件不同、生活环境不同的学生的班级里，无论学习哪门课程，让他们站在一个起跑线上都是非常难的。尤其是生活在困难家庭和单亲家庭的孩子，性格内向，非常敏感，自卑，孤僻，早熟，缺乏沟通。

在相关的语文教学实践中，我针对不同个性的学生因材施教。例如：对于性格外向、家庭生活优越、富有表现力的学生，经常提出一些他们所熟悉、了解的有趣的问题，尽量满足他们表达自我、表现自我的欲望。对于性格内向、贫困的学生，尽量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写作过程中表达自己。对于那些“单亲”的特殊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方式，我从来没有在课堂上或班级里提及他们“特别”，因为他们是非常敏感的。在休息的时候，摸摸他的头，赞美他，日记写得很好；写作业时，拍一拍背，告诉他，学习有所进步。课余时间经常和他们谈谈心，交流学习经验，经常给他们一些小刀、铅笔或其他小礼物会让学生有“老师喜欢我”的感觉，即使只是对他们一瞥，那充满爱与自信的目光，也会让他们的心产生“涟漪”。教育需要关怀，也要培养爱。没有爱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没有爱的教育是死亡的教育。这要求每个教师必须充分爱学生，要有爱学生的心，让每一个学生都得到爱，使学生能理解在灵魂深处的你的人格魅力，对你有兴趣，进而对其所学的东西产生兴趣。

2.建立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让学生对老师所授课程产生兴趣

心理学研究表明，9岁是智力发展的最佳时期，也是书面语言形成的最佳培养期，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时机，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学生年龄小，注意力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较差，特别是多动症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尤为重要。教师应充分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运用教学语言和身体动作表演感染学生，如灵活的组织形式，或做一个游戏、一个小节目，甚至在课堂上卖弄一个调皮的、有趣的“小把戏”。这些都不亚于给学生打上一剂兴奋剂，会使疲惫的学生转变状态，进入主动学习的状态。

二、寻找闪光点，启发和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观察、思考、写作

苏霍姆林斯基说：“骄傲和自信是孩子心中最敏感的部位，它们激励孩子向上、向前。”教师应抓住这一特点，帮助学生提高自尊、自信，使他们积极地、健康地、快乐地成长。在低年级语文教学的“写”的阶段，学生的语言技能已远远超出了写作的能力。所以，寻找和挖掘每个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闪光点”，及时表扬、鼓励和评价。同时，教师也要抓住机会，挑起争论，巧妙地引导，使他们走出迷茫。

三、在小学生学习知识的启蒙阶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学校里的爱国主义教育，应涉及所有的教学，尤其是语文教学。除了完成教学任务，我经常给学生讲解一些高年级的课本和读本。一方面，提高低年级学生对高年级课文的感悟，另一方面，向他们阐述祖国美丽的风景、美丽的人、美丽的事物，完善爱国主义教育。

在低年级的语文教学过程中，要时刻铭记这段时期是学生对形象、对语言、对世界的理解特别敏感的时期，老师要把民族气节，祖国的尊严，我们光荣的历史与语文课堂教学生动地结合起来，在他们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使其有一个深刻的影响，如播种一样，终究会发芽。使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成为青少年的精神支柱，使他们的道德情感、人格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启蒙文学第6篇

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文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把握当代文学的启蒙意义进行文学教育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反之，进行文学教育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代文学的启蒙意义。

1.1进行文学教育的意义

文学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审美属性是文学的基本属性，所以文学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审美教育。阅读主体通过阅读感受文学的审美方式，从中受到熏陶，也使得文学实现其自身的价值。文学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文学素养、审美情趣和审美追求的培养，让学生通过阅读、欣赏作品发现作品中的自然美、艺术美和人性美，达到唤起潜藏在学生心中的美感的目的。与此同时，也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增强他们对美的感受、鉴赏以及创造能力。文学教育能够让学生领略语言的魅力。语言造就了文学，文学的魅力源自语言的魅力，而文学作品的语言都是经过作者反复推敲、锤炼成就的艺术语言，能够经受学生的反复思考与琢磨。读者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总是对其中的语言美寄予深厚的期许，希望感受到文学作品中通过语言所传递出的情感与人性的力量，从而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进行文学教育还可以使学生认识生活的能力得到提高。文学源于生活，反映现实生活，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让学生对各个时代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进行了解，使他们能够对各个阶段的文学进行思考，丰富他们的文学知识，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文学艺术是一种诉诸人的情感的精神产品，所以文学教育又为学生提供一种精神价值观。阅读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一般的人文素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精神境界，而情感教育的作用，又可以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与作者形成感情上的共鸣，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

1.2文学教育的必要性

进行文学教育不仅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社会进步，也是为了完善语文教育和促进文学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当代文学的启蒙意义所在。文学教育从实质上说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因为文学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性，强调“人”的作用，满足人的精神世界。而使学生了解当代文学，学习当代文学，能够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学生在文学中获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塑造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要进步，人类要发展，就要重视文学事业，促进文学的发展、繁荣与兴盛。

二、当代文学启蒙意义下的启示与策略

文学与教育的关系是天然的、相互作用的。文学的教育功能需要借助语文教材来实现，教育的教学目标又要通过文学来获得完善。文学的发展对教育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而文学教育也推动着文学的发展。在文学繁荣的当代，文学的启蒙话语与当代文学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21世纪的当代文学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这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让我们不禁想，要怎样做才能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呢？

2.1重视文学教育的本质属性———审美

文学教育中的审美教育，并不是单纯将文学作品用来进行读写训练，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是要让文学作品成为传播爱与审美的源泉。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净化读者的心灵，让读者享受到精神世界的愉悦，情感得到慰藉。文学教育的审美功效就是让读者以审美的眼光阅读文学作品，获得这些精神上的感受。审美的属性让文学教育成为真正的人文教育，它让学生沉浸在彰显人文性的作品中，获得对人文知识的感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与思想境界，让文学教育走进每个学生的心中，体现文学教育的价值。

2.2以人为本

当代文学的启蒙意义要求文学教育以人为本。文学本就是人学，它的价值追求就是以人为中心，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也要具有人文关怀的情结，要将人文关怀的情结作为自己的社会职责。但凡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会以人文精神为主，寄予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从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的主体是人这一角度来说，文学教育的主体也应该是人，所以文学教育实质上是人的教育。以人为本的文学教育应当充分认识到人是文学接受的主体，要充分调动文学的本体性与师生的主体性。文学教育以课堂为进行活动的场所，将文学作品作为师生共同欣赏的对象，使教师与学生进行交流对话，从而实现文学教育对学生的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在课堂上，教师要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引导学生解读作品中的人性的光辉，感受其中的情感力量，使学生在学习作品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获得情感的愉悦与精神的享受，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思想境界。以人为本是现代化教育手段的体现，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人的主体地位，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学生进行创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总结

启蒙文学第7篇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启蒙文学第8篇

（一）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人拒绝学科学、懒于动手动脑。胡适有一句名言：“自古成功在尝试”。古往今来，有成就的人，都是勇于尝试的人。灯泡的发明者爱迪生为了找到一种合适的材料作灯丝，竟不屈不挠地进行了8000多次尝试。“一次尝试，就有一次收获”，他的这句话正道出了他成功的秘诀。

（二）提高自身的科学理论素养，多学，多看，多做，永远拥有科学技术进步的积极性

1、相信自己！你能成为科教达人！

听到一则新闻，说许多农民工如果肯花半年时间，花钱学一门技术，其收入会增加很多，找工作的机会也会增加许多，可是，他们没有信心去做。缺少应有的科学技术进步的积极性。我们现今的幼儿教师队伍中有一部分是转岗老师：转岗之后，有许多困感，比如由于教育对象、教学理念、教学手段等的不同，经常表现出对学前儿童的年龄特点缺乏认识，对儿童观、教育观缺乏理解与感受，对教学特点不能很好地把握，而表现出极强的能力需求。这种需求包括专业理论引领的需求、专业技能获得的需求。这些需求的及时满足，有利于减少工作挫败感，建立职业的胜任感。也就是说您这个时候也非常需要专业理论、专业技能进步的积极性。

2、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成为幼儿科学教育达人？

再艰苦的环境也挡不住一颗想要飞翔的心；兴趣是通往成功的大门，而勤奋则是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蝴蝶穿破茧蛹，成就美丽的传说。这三句话可以成为我们成功的法宝！“转岗教师”和非师范类在岗教师工作中困难重重，困难面前怎么办？努力，只有努力，比别人付出更出的努力。在网上有大量的关于幼儿园科学教育方面的文章，如果我们花功夫钻研，不用一年时间，一定会有极大的收获，进步得让你自己都惊喜。

二、了解掌握幼儿的科学启蒙领域目标、知识的主要特点、教与学的主要特点

幼儿教育与义务教育是有差异的。只有了解掌握幼儿启蒙领域教育教学目标、知识的主要特点、教与学的主要特点，运用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才能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才能为孩子提供一个优秀的教学环境，才能满足儿童发展的各项需要。

（一）幼儿科学启蒙领域目标

1、对周围的事物、现象感兴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2、能运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

3、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交流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4、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并体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趣

5.爱护动植物，关心周围环境，亲近大自然，珍惜自然资源，有初步的环保意识。幼儿的科学启蒙领域目标是教师科学活动的风向标，指引着教师向着高效正确的方向发展，有些转岗教师由于有中小学教学经验的影响，经常会表现出小学化、成人化的的教学倾向，心中有了科学的目标，可以及时纠正您的教学，了解学前儿童的年龄特点，明确教学领域的目标，是组织有效的幼儿园教育教学的前提。

（二）幼儿的科学启蒙领域知识的主要特点

1.情景化

幼儿的科学知识都是依附在情景化的趣味故事中和情节中的。例如：问他水的三态方面的知识，他会想到故事《小水滴的旅行》，《冰娃娃漫游记》问他动物的生长，他会向你说《小蝌蚪找妈妈》，或《我们的动物老师》再比如你问参加《一分钟赛场》活动的小朋友一分钟的长短，他会同你讲飞机起飞、能数很多钱、能做很多很多笔，讲他今天的游戏等等

2.过程化：过程是事物发展所经过的程序、阶段。幼儿的科学知识是通过幼儿的探索、研究、实践逐步构建起来的。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一分钟赛场》，要幼儿获得一分钟认知，需要感受一分钟，猜想一分钟、合作一分钟等等环节，逐步完成。

3.活动化

幼儿学科学是真正通过“做”来完成的，在游戏中学，做中学。“做中学”课题研究小组强调“动手做”，强调以探究为核心，培养幼儿的求知欲。他们认为：听――会忘记、看――能记住、做――能理解，应鼓励孩子多动手操作、多探索。有的转岗教师原以为与孩子们做游戏就是玩玩耍耍，简单，其实幼儿园的游戏是大学问

4.经验化

经验是从多次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或技能，是人亲身经历。幼儿的科学知识

经验化，是他不断地探索、积累的结果。从机械记忆为主的学习到主动建构为主的学习：过去要求记住1+2=3，现在要求知道为什么等于。

从符号为主的学习到实际意义为主的学习：几乎每个学前儿童都通过各种形式熟悉数字这种符号，如年龄、电话号码、饼干数等，但在幼儿园，却有一些幼儿对数学产生厌倦心理，甚至产生“数学焦虑”情绪。这就要求老师改变以往教法，多重视实际意义的学习。

从注重“掌握”知识到注重“构建”知识：新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要求科学领域的学习摒弃许多传统教育的弊端，传统教育中之所以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就是教师思想上重知识轻实践造成的。

三、结语

启蒙文学第9篇

关键词：启蒙教学；良好习惯；识字写字

小学低段的学生正处于培养习惯、吸收新事物的学习阶段，美国凯恩斯说过：“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在小学生的启蒙教育阶段，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语文是汇聚了各种文化与人生道理的学科，在语文课堂上从识字、阅读、听说读写等各个方面入手，加强对小学生的启蒙教育。运用各种正确的方式，带动学生自主学习，做好启蒙教育工作，在启蒙教学阶段真正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一、养成良好习惯，塑造优秀榜样

教师在语文课堂上是影响学生最直接的主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小学生模仿，小学生启蒙阶段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教师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榜样作用，因此，教师要懂得运用学生善于模仿的特点，正确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比如写字的时候应该牢记正确的写字姿势，看书时应该把握眼睛与书本的正确距离，完成作业时应该独立自主等等习惯，小学低段的学生在启蒙阶段尤其要把握正确的学习方式，一旦他们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利于他们今后的学习，教师一定要仔细耐心地加以指导。

二、加强培养学生识字写字的能力

小学低段的学生在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和辨识能力方面都不太成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时候，对于基础的识字写字需要教师正确的指导，在识字的时候要先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让学生自主积极识字；小学生在写字方面开始存在一定的难度，他们对汉字的理解能力还不成熟，教师一定要多加指导，教他们简单易懂的写字方式，适当地结合学生的生活加以描述，让学生对原本陌生的汉字化解成生活中的某个单词。比如“木”字就是学校校园里的树木，而“森”就是好几十个校园里的树木加起来那么多，这样树木的海洋就被叫做“森”，用这样简单易懂的解释方式不仅让学生分辨出这两个汉字的不同，更加加深了他们对汉字的理解。在识字的过程中，用正确的书写方式告诉学生这两个字的不一样，学生对写字也没有了恐惧感，反而激发了他们学习写字的兴趣，提升他们对汉字的识字写字的能力。

三、提高学生阅读与交流的能力

小学低段的学生基本的语文技能就是能够与其他人进行正常的交流，教师应该在语文课堂上引导学生大声朗读课文，比如在学习新的课文时，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讲一个与课文相关的故事，从学生感兴趣的方面着手，激发学生对新课文的好奇心，让他们积极地阅读，带着问题与热情参与语文教学；阅读的时候，以小组为单位，让每个小组推荐公认阅读读得最好的人，让这些同学在班级里大声朗读，学生在听其他人朗读的过程中学习他人的优点，审视自己的不足，在交流中进步，在竞争中成长，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启蒙教育阶段，提高他们与人交流的能力。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应该积极把握学生在启蒙教育阶段的教学，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学习习惯，变化教学方式，努力适应小学低段的学习需求，全面培养学生学习的能力，促进学生在启蒙教育阶段的道德品质、学习能力和身心健康的发展，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这才是做好语文启蒙教学的真正目的，是作为一名教师的职业操守，更是培养祖国下一代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