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化论文第1篇

经济多极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与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变动密切相关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既是南北两方、多极类型构成的且两极分化的格局又是几大国、经济中心构成的且多极化的格局。总体上说，目前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为美、欧、日三极并存。在90年代至21世纪的一个时期，不仅三极之间发生着实力消长的新变化，而且新的经济力量中心也在崛起之中。

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1989年末，日本的资产价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4%，而其市场价值是美国的5倍多，仅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就可以购买美国两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长期膨胀的。1990年，以当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为契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两个多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状况中，又遇上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对日本经济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这场金融风波既充分显露了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反过来又对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现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勉强出现0.6%的经济微弱正增长，2000年，由于国际经济比上年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7%），也由于日本近年来以国债为支撑扩张的财政政策逐渐显效，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1.5%的增长率。用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挣扎了几年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适度的复苏。

过去的1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受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的日本经济目前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犹存。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只是相对于美国而减弱或相对于泡沫经济高涨时而收缩，而并非基础经济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欧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未来10年，日本将以接近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仍是多极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三）一体化的欧盟经济

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在美欧日三者中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国；进入90年代后，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但落后于美国。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实力计，欧盟的一些主要实力指标不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占世界的29%，美国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欧盟的实力地位世界第一。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15个国家的集合，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与美、日并立，但毕竟不像美、日那样作为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极。这要求欧盟既要加强经济一体化，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即通过“集中”和“积聚”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如何在较低通胀率和较低失业率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欧盟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已出现“一高两低”的新经济现象，欧洲要逊色一些。

二、美、欧、日经济“软着陆”状况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软着陆”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一高两低”的良好态势，即经济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

（一）经济增长率

1997年以来，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是，1997年为2.7%；1998年为2.8%；1999年为2.3%；2000年经济增长率第一次突破3%，达到3.4%，为198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国；2001年，据经合组织等预计，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3%以上，从而将9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更长期的发展看，自现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已是欧盟确定的发展目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联的。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其在2.5%至3%的情况下是合适的，这既会使就业增加，又不会使通货膨胀率过于上扬。欧盟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三个指标上，只有在低通胀率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甚至比美国还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通胀率1998年为1.4%，1999年为1.3%。然而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在经济增长率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欧盟则面临着既要经济增长率突破3%，并把高失业率降下来，同时又不至于使通胀率有大的上扬的艰难任务。事实上，自1999年下半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也呈小幅攀升态势。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2000年7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率高于3%，我们所不希望的是通货膨胀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欧洲央行对影响欧元区物价稳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将继续实行“把通货膨胀压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长期战略。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欧盟2001年、2002年的通胀率将回落到2%和1.8%。

（三）失业率

高失业率一直是多年来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与美国近年来失业率压低到4%的情况相比，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是密切相联的两个指标。一方面，高失业率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压力。据欧洲的统计，欧洲每年用于失业、贫困人口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开支高达1万亿到2万亿欧元，占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开支拖累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强，欧盟的失业人数在减少——从1996年及其之前的约2000万人减少到1997年3月的1,800万人、1998年5月的

1,700万人、1999年的1,600万人和2000年1月的1,230万人；欧盟的失业率也在降低——从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预计今明两年将继续降至7.8%和7.3%。

欧美文化论文第2篇

从2000年起，国际上掀起了“电子政府”建设的热潮。2000年3月，作为日本千年工程中的重要内容，日本政府正式提出实施电子政府工程，同时向日本国会递交了“电子签名与认证法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于2000年6月6日提出建设电子政府并把这项建设的意义提到了“第二次美国独立革命”的高度，很快，参众两院迅速以高票数通过了“国际与国内电子签名法”。在2000年7月的欧盟首脑会议上，与会的十五国元首通过了针对21世纪政府管理的“电子欧盟计划”。此外，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也在积极推动本国的“电子政府”建设。“电子政府”的建设已经成为国际上新一轮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和衡量国家竞争力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成为推动全球IT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近几年国际国内电子政务发端与发展的轨迹不难看出，政策、纲要、发展规划和法律法规往往在电子政务的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引导和创造先决条件的作用。重视电子政务必需先从创造良好的电子政务政策法律环境入手，电子政务的启动，发展、普及和其对电子政务等相关一系列活动的带动等过程都需要科学、合理、有力、有益的政策环境激励和法律法规规范。基于这样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将从政策法律环境与电子政务发展的关系角度分别对国际电子政务发展中政策法律环境所起的作用，电子政务发展中的若干法律问题及解决建议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介绍和分析。 1、 美国 前不久美国布什总统签署了《2002电子政府法案》。按照该法案，美国将建立一个电子政府基金，头一年——2003年这一基金将被投入4500万美元，到2006年增长到1.5亿美元。此外，还将建立一个新机构“电子政府办公室”，以便对电子政府基金进行管理。在当前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时候，美国电子政务工程的金额之巨、规模之大令人咋舌。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政府的电子政务工程正在一步步落实布什前任克林顿政府“利用信息技术提升美国竞争力”的理想。 美国的电子政务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很大，国会和选民都要求政府削减预算，提高效率。1994年12月，美国政府信息技术服务小组提出了《政府信息技术服务的前景》报告，要求建立以顾客为导向的电子政府，为民众提供更多获得政府服务的机会与途径。并于1997年制定了一个名为“走近美国”的计划，要求从1997年到2000年，在政府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完成120余项任务；在21世纪初，政府对每个美国公民的服务都实现电子化，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政府工作的效率有极大的提高。1998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文牍精简法》，要求美国政府在5年内实现无纸工作，联邦政府所有工作和服务都将以信息网络为基础。 为确保这些应用目标的实现，近十年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文件，其中包括以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电子信息自由法案》、《个人隐私保护法》、《公共信息准则》、《削减文书法》、《消费者与投资者获取信息法》、《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电子隐私条例法案》等等；以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的《1996年电信法》；以计算机安全为主要内容的《计算机保护法》、《网上电子安全法案》、《反电子盗窃法》、《计算机欺诈及滥用法案》、《网上禁赌法案》，等等；以电子商务为主要内容《统一电子交易法》、《国际国内电子签名法》、《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网上贸易免税协议》等等；以知识产权为主要内容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反域名抢注消费者保护法》；还有，属于政策性文件的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议程》与《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这些法律和文件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

欧美文化论文第3篇

一　冷战时期的研究概况及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爆发后，欧洲成为东西方对峙的中心。美国从对苏遏制的全球战略出发，奉行大西洋联盟政策，试图联合西欧国家共同遏制苏联，而后者由于经济困难及国家生存受到苏联的威胁，也迫切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因此西欧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需求与美国联欧制苏的战略需要结合在一起，就使共同反苏成为美欧利益的交汇点，从而为双方结盟奠定了基础。1949年北约组织成立，美国和西欧国家正式结成了大西洋联盟(Atlantic A1liance)，战后美欧关系的总体特征由此确立。

冷战的爆发和大西洋联盟的建立，构成了当代美欧关系研究的宏观背景和历史起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欧美学术界就开始关注冷战新格局下大西洋两岸的互动，并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西洋联盟展开了持续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冷战时期发表的有关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的专著就有近百部，专题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从研究方法来看，有的采用微观方法，侧重对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有的采用中观方法，着重考察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美欧关系；有的采用宏观方法，对战后较长时期乃至整个冷战时期的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

就研究的内容而言，一些研究侧重从理想主义的视角解释美欧关系，认为美欧关系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基础，故大西洋联盟坚不可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及其代表作有格雷戈里・特雷弗顿(Gregory Treverton)的《铸造联盟的成功：美国和西欧》、比阿特丽斯・休赛尔(Beatrice Heuser)的《大西洋关系：分享理想与成本》、杰弗里・威廉姆斯(Geoffrey Williams)的《永久的联盟：欧美伙伴关系，1945～1984年》、托马斯・里斯卡盆(Thomas Risse-Kappen)的《民主国家间的合作：欧洲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西蒙・瑟法蒂(Simon Serfaty)的《坚持到底：欧洲联合和大西洋团结》。还有学者强调美欧关系的共同体属性，例如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1950年就提出了北大西洋共同体的思想。在他看来，美欧价值观的相互补充和对相互需要的高度反应能力，比共同安全威胁更能促进共同体的和谐团结。

与理想主义的诠释相比，更多的研究坚持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大西洋联盟虽有较牢固的基础，但由于美欧双方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双方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的冲突性。这一看法揭示了美欧关系矛盾复杂的一面，其症结在于双方在大西洋联盟内地位不平等，即美国充当盟主而西欧国家扮演从属性的“小伙伴”角色，这种不平等是美欧摩擦和冲突的根源。而欧洲一体化也带有美欧冲突的基因，因为欧盟谋求世界“一极”的长远目标与美国的霸权战略相抵触。虽然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它强调这一进程必须被纳入大西洋合作的框架，即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利益。美欧矛盾与冲突在冷战紧张阶段被抑制，一旦国际形势和双方力量对比有变，它就会显现。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冷战形势趋缓和西欧实力的增长，美欧关系初现调整，大西洋联盟内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凸显。此后双方关系虽在个别时期有所改善，但联盟总体上呈现弱化趋势。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指出，战后美欧关系的历史似乎充满了无尽的冲突，即使在北约成立后美欧合作被认为是最密切的时期，双方的冲突也几乎持续不断。

总之，从1960年代起，随着大西洋联盟内部离心倾向的加剧，欧美学术界对美欧矛盾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多。代表性学者及其著述包括理查德・贝茨(RichardBetts)的《北约的中期危机》、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的《大西洋联盟的长期危机》、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的《大西洋危机》、沃尔特・哈恩(Walter Hahn)和罗伯特・法尔茨格拉夫(Robert Pfaltzgraff)合编的《大西洋共同体陷入危机：重新定义跨大西洋关系》、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的《纷争的延续：大西洋共同体的危机和反应》、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的《欧美关系：持续的危机》、罗伯特・克莱曼(Robert Kleiman)的《大西洋危机：美国外交面对复兴的欧洲》、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大西洋联盟的危机》、约翰・帕尔默(John Palmer)的《脱离美国的欧洲?大西洋关系的危机》、伊莉莎白・舍伍德(Eliz-abeth Sherwood)的《陷入危机的盟友》、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的《西欧和美国：不确定的联盟》，以及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的《联盟的终结：美国和欧洲的未来》。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学术界的研究，欧美的一些政治家和外交官也有关于美欧关系特别是北约的著述。最著名的当属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65年出版的《麻烦的伴关系：重新评估大西洋联盟》一书，此外，还有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到了拯救北约的时候了》、让・弗朗索瓦庞塞特(Jean Francois-Poncet)的《欧洲和美国：危机的教训》、罗伯特・谢策尔(RobertSchaetzel)的《精神失常的联盟：美国和欧洲共同体》，以及保罗一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的《大西洋联盟的危机》等著述。这些著述虽试图在美欧合作与冲突之间保持平衡，但对冲突的论述偏多，这从书名和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

概言之，战后美欧关系既有合作的动力和基础，也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因素，这就决定了合作与冲突是当代美欧关系的一个持久特征。冷战期间欧美学术界的研究结论与此大体相一致，普遍认为美欧关系是一部纷争与合作的历史，基辛格用“麻烦的伙伴关系”来定义大西洋联盟当属恰当。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具有两个阶段性特点：其一，虽然合作是大西洋联盟的主导方面，而欧美学者也大都认同这一点，但他们却更多地关注和研究美欧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进入1960年代后，这种倾向尤其明

显，侧重论述美欧矛盾与冲突的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论述美欧合作的论著；强调美欧分歧的论者多为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而政治家和外交官对美欧合作与冲突的论述则相对平衡一些。其二，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北约体制下的大西洋联盟，以及美国与西欧大国的双边关系，而这也主要集中于安全关系。美国与欧共体的关系相对不受重视，相关研究数量少且不够深入。这种情况与冷战时期美欧关系的实际相符，它折射了冷战格局对双方关系的深刻影响，凸显了安全问题和安全关系在大西洋联盟中的极端重要性。

二　冷战后的研究概况及特点

冷战的结束是战后美欧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一方面，苏联威胁的消失降低了西欧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导致美欧联盟的基础发生动摇；另一方面，欧盟抓住冷战结束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加紧推进内部整合，并要求与美国发展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面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冷战后美欧关系的调整是必然的。然而，这种调整又注定是一个复杂的、艰难的过程，因为它涉及到双方不同战略和利益之间的博弈，要想在这方面达成妥协与平衡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初期国际政治的混乱和大量的不确定性，客观上也要求美欧不能立刻分道扬镳。因此，在调整中有合作、在合作中调整，就成为冷战后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

冷战后欧美学者的研究大体反映了这一特点，虽然在不同阶段其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变化。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由于美欧在有关北约前途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出现矛盾，研究内容更多地集中于美欧分歧。到了1990年代中期，当冷战后的世界逐渐尘埃落定、克林顿政府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采取灵活态度从而使美欧关系趋于改善时，研究内容又转向强调美欧一致性。但“好”景不长，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采取强硬的单边主义外交路线，导致美欧关系再起波澜。研究的侧重点也随之逆转，退回到对美欧分歧的强调。九一一事件之初，分析人士一度对美欧关系的改善抱有希望，但他们很快便发现双方的分歧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严重；分歧不仅涉及双边关系中的贸易问题，更突出地反映在国际事务层面，包括在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以及伊拉克战争和联合国的作用等问题上的分歧。

总的看，冷战后的研究所传达的信息似乎是矛盾的，论证美欧分歧增多的著述与强调美欧一致性的著述在数量上不相上下，观点明显呈两极化。欧美学术界和思想库都存在所谓的悲观派和乐观派。乐观派认为，冷战后美欧关系出现的紧张不会对大西洋联盟造成严重影响，因为联盟是建立在双方价值观共同体和经济相互依存基础上的，当前的摩擦同历史上的所有分歧一样，都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双方互示善意而及时得到解决。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美国霸权的困境》一书中表达的看法接近于这种观点。斯滕・赖宁(Sten Rynning)更是对大西洋联盟满怀信心，称北约仍然具有非常好的前途。悲观派则另执一词，称美欧关系一直以来就是紧张的，而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因为曾经使双方团结在一起的主要粘合剂已不复存在，北约也因此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大西洋联盟变得越来越敌对，北约进入了严重衰落的阶段。在悲观论者看来，欧盟加紧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表明了要摆脱美国控制的愿望和决心，这也将加速大西洋联盟的瓦解。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权力与虚弱》一文中直言：“当涉及到确定国家议程、界定威胁和挑战及制定和实施外交和防务政策时，美国和欧洲就分道扬镳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似乎证实了悲观派对冷战后美欧关系趋于恶化的基本判断。

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悲观论者的分析有着多元的角度。有的研究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人手，强调苏联解体对美欧关系造成的强烈冲击，认为一个制衡美国的超级大国的消失不仅降低了美欧在安全问题上保持团结的需要，也鼓励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单边行动，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耗费时间和精力以谋求联盟的共识和一致。也有的研究立足于国家和集团层面的分析，强调美欧双方利益和目标的差异，认为美国追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利益，而欧盟则致力于实现欧洲和欧亚大陆的地区性目标。还有的研究侧重于行为方式的分析，强调美欧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段的差异，欧洲人讲究谈判艺术，致力于取得共识和妥协，而美国则倾向于使用军事力量来消除异己。卡根对美欧这一差异的解释是欧洲来自水星，而美国来自火星；欧洲人依赖外交是因为欧洲军事上弱小，美国人偏爱军力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享有无与匹敌的军事地位，他们倾向于使用武力是因为这样见效快，又不用担心受到报复。也有分析将美欧的这一差异归因于双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源于双方在20世纪的不同经历和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在欧洲人看来，战争对于失败者和胜利者来说都是一场悲剧，今后要想避免战争，就必须放弃使用武力；而对美国人来说，除了越南战争，美国在其他战争中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甚至还有一些更微观的分析，即把美欧关系的变化与领导人和政治人物的个性联系起来，强调不同个性的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的变更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总之，伴随着冷战后美欧关系出现重大而复杂的调整，欧美学术界的研究更加活跃和深入，争论也更加激烈。从争论的情况看，乐观派和悲观论者大体上势均力敌，但后者略占上风，这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更明显一些。这种两极对立观点的交锋与冷战时期偏重于强调美欧分歧的情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或许在于，当时的欧美研究者想当然地以为大西洋联盟是不容质疑的客观存在，因而能够以相对超然和从容的心态面对美欧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但时过境迁，冷战的结束使美欧关系的基础发生了严重动摇，大西洋联盟陷入了深刻危机之中，未来美欧关系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严酷的现实，欧美研究者在关注冷战后美欧关系走向的时候，一些人的研究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对美欧关系多了一些忧患和同情。

除了上述乐观派和悲观派之间的论争，冷战后的研究还有另一个特点，这就是越来越多地关注和研究欧盟及其在美欧关系中的作用。欧盟作为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一个重要机构，其组织形式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虽然它仍存在明显的缺点，但毕竟拥有了一定的独立的政治和行政能力。就其对美欧关系的影响而言，欧盟不仅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因其政策触角的不断延伸而被美国视为一个政治对话者。面对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崛起，美国较以往更加重视发展与欧盟的双边关系。相应地，美国与欧盟关系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冷战后发表的大部分相关著述虽仍旧一般性地指向美欧关系或大西洋关系，而未将美国与欧盟关系作为讨论的重点，但已有越来越多的论述触及到了欧盟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以美国－欧盟关系为主题的论著，例如凯文・费瑟斯顿(Kevin Feather-stone)和罗伊・金斯伯格(Roy H.Ginsberg)合著的《美国和欧洲共同体：转变中的伙

伴》。此书运用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即复合相互依存范式，试图衡量美国和欧共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强度；埃里克・菲利帕特(Eric Philippart)和帕斯科莱恩・怀南德(Pascaline Winand)合编的《日益紧密的伙伴关系：美国一欧盟关系的政策制定》，则讨论了美国－欧盟关系的政策制定过程，特别强调了欧盟在美国一欧盟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约翰・彼德森(John Peterson)的《欧洲和美国：伙伴关系的前景》主要讨论的也是欧盟与美国的关系。

此外，还要指出的是，欧盟的崛起使得美欧关系中“欧洲”行为体更加多元化，从而导致欧洲国家的组织机构属性进一步重叠和交叉，特别是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国，而另有少数国家则不同时属于这两个机构；这些国家在不同组织机构内的利益诉求、政策主张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相悖。应当说，这一因素对现实的美欧关系产生了复杂影响，也给美欧关系的研究增加了难度。

三　围绕未来美欧关系走向的理论纷争

从理论的视角进行考察，就可以进一步发现，上述乐观派和悲观派对于冷战后美欧关系走向的判断属于典型的两分法，其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纷争。

如上所述，悲观论者的基本判断是冷战后的美欧(盟)关系在走向恶化。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指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深刻地改变了大西洋联盟。他认为，大西洋联盟是建立在欧美拥有一个共同敌人的基础上的杂乱联盟；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及东西方在第三世界争夺的结束，曾经将欧洲人和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已不复存在，结果是美欧关系不可避免地陷于崩溃。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说，冷战结束后，欧美已不必再为促进民主和多元主义、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和人权、推进市场经济及那些冷战期间体现西方世界与共产世界不同的价值观而战了。迈克・弗拉奥斯(Mike Vlahos)声称，冷战后世界上主要的文化地区将谋求摆脱美国的影响，以求获得更大的独立；欧洲人和日本人都不相信美国倡导的西方文明价值观，他们确实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走自己的路并主张他们自己的文化区”。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elhart)则坦言，世界上亲美国的态度有“显著的总体衰落”。

值得注意的是，持悲观论的理论学者认为，美欧关系今后面临的危险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首先，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为他们在战略上已不再亏欠美国，因为外部威胁的降低使欧洲待在美国保护伞之外的危险减小了。而对美国人来说，冷战后继续待在欧洲的动因似乎也在消退。戴维・卡莱欧(David P.Calleo)指出，随着孤立主义情绪抬头，美国人越来越质疑继续在欧洲保持大规模高成本军事存在的理由，对继续花钱帮助已有能力为自身防务买单的欧洲人的理由也表示怀疑。关于北约的前途，有人认为它早已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从长远来看，北约注定要消失。这种看法的依据的是欧洲人希望北约消失，或者至少要把它改造成一个欧洲人控制的组织，法国特别想利用欧盟或者西欧联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来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根据这一解释，“马约”(Maastricht Treaty)带有的“传染病菌”将会导致大西洋联盟的瓦解，因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概念明显反映了欧洲谋求摆脱美国控制的意图。欧盟试图通过发展自主防务建立以法德轴心为基础的霸权，从长远看，如果欧盟直接或者通过吸收西欧联盟而发展成为一个军事联盟，将会导致大西洋联盟的解体，从而终结美国对欧洲的战略保障。1998年英法《圣马洛宣言》的发表和1999年欧元的启动，都表明了欧洲拒绝接受美国的霸权。简言之，这些学者虽不否认美欧之间的某些关系是积极的，但强调双方关系中为数不多的积极面在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冷战后欧美共同的敌人和威胁消失了，而双方争夺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矛盾在上升、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在增加，从而造成美国与欧盟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与上述悲观判断不同，乐观派学者强调大西洋关系的深度。他们不否认美欧之间存在着一些冲突，但认为这些冲突是次要的，冷战的结束并未使美欧(盟)关系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也乐观地看待北约的前途，认为它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组织，几乎所有的中东欧国家都希望加入北约即是证明。有人甚至称，欧洲人对美国的感情远没有变弱，冷战的结束反而加强了这种感情。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撤出欧洲记忆犹新，欧洲人始终都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保持着警惕；而美国也从上世纪20年代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美国非但没有放弃旧大陆，反而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在这些论者看来，美国与欧盟关系中有三个关键的成分：一是美国不反对甚至总体上支持欧盟建立欧洲安全和防务体系的努力，勒内・施沃克(Ren∈Schwok)认为，美国欢迎欧盟朝着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方向前进；二是美国同意在其不参加的情况下，允许欧盟使用北约的军事资产，包括运输和通讯系统等；最后，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所指出的，美国接受这样的事实，即除了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中立国和非欧盟成员的欧洲国家也可以参与危机管理行动，并使用北约的资源。

不难看出，悲观论者对美欧关系的解释深受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该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国际体系中大国或主要行为体之间无休止的冲突和斗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国家间不可能有持久的联盟。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waltz)指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单位，它们的互动构成了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沃尔兹不承认国际组织的作用，认为国际组织要么作为新的国家行事，抑或是如此虚弱以致于国际组织中仍将显现国家权力。受这种概念性和意识形态式思维方式的影响，现实主义者对所谓的欧洲统一表示强烈质疑，他们认为欧盟更接近于传统的国际组织，而非像德国、美国或瑞士那样的联邦国家，因此欧盟不具有国际人格。现实主义范式不承认欧洲国家可以拥有和平的关系，更不接受欧盟与美国关系可以是非冲突的情形。

从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悲观论者强调大国之间的霸权竞争，认为冷战的结束导致世界大国和集团之间出现了新的竞争，包括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竞争。由于不再拥有共同的敌人，美欧重新焕发了帝国主义的冲动，双方都寻求在世界各地获得霸权地位。美国和欧盟的竞争主要在东欧展开，美国试图把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扩展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西欧也奉行同样的政策。这些论者经常援引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份防务计划指导文件，该文件建议美国应努力防止在欧洲、亚洲或前苏联地区出现任何一个竞争性的超级大国，“阻止它们挑战我们的领导地位或是谋求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在他们看来，欧盟和美国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冲突问题上的分歧，就显示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斗争。

美欧之间的霸权竞争也反映在金融领域，悲观论者经常强调法国的一个观点，即欧元将会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的经济、商业和政治权力将会受到一个更加自信的欧洲的挑战。不仅如此，欧洲单一货币通过限制美国的政治选择，还将减少美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因此他们认为美国有理由对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保持警惕，并应尽力加以阻止它的形成。马丁・费尔德斯坦(Mar tin Feldstein)指出，美国不支持欧洲单一货币的经济、财政和政治目标，就是因为“欧洲货币联盟……将改变欧洲的政治性格，从而可能导致与美国的对抗”。

与悲观论者的现实主义理论取向不同，乐观论者坚持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所谓多元趋势论，他们对解释性的、体系性的和预测性的理论表示怀疑，而倾向于采用“复合相互依存”的分析框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是这一理论范式的倡导者。根据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国际关系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众多不同的渠道将不同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二是国际关系议程由众多的问题组成，不能将这些问题以任何清晰的或者模糊的等级固定下来；三是，当相互依存充分发展起来之后，政府将不能够使用军事力量来反对别的政府。费瑟斯顿和金斯伯格认为，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大西洋两岸的众多渠道将美国和欧盟联系起来，而大量的问题组成了美欧关系的议程，这些问题不是以某种连贯和等级方式被固定下来；由于彼此间高度的复合相互依存，美国和欧盟都不再可能对对方使用武力。不过，复合相互依存论者对其他理论也并非全然排斥，有时甚至还采纳现实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例如他们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且国家通常是理性地行事，认为欧盟和美国根据形势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但尽管如此，他们仍强调多元论之分析方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认为国家并非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行为体，而且也并不总是理性地行事；对权力的追求并非国家唯一的外交政策目标。

从多元趋势论出发，乐观论者不接受霸权竞争的观点，他们认为美欧之间的一致性远远大于竞争。在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美欧达成了管理世界事务的责任分担协定，1995年签署的《新大西洋议程》(New Transatlantic Agenda)和《联合行动计划》(Joint Action Plan)是1958年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成立以来美欧关系中的一个实质性步骤。美国认为欧盟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商业伙伴，而是成为了一支重要力量，几乎可以作为平等的伙伴同美国一起行动。文件中宣布的目标和大约120个具体行动，表明美欧之间取得了更大的共识，其程度比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和任何国家集团的共识都要高，或许只有加拿大除外。他们还认为，欧美在处理欧洲安全危机方面仍有着共同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美国介入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加强了大西洋关系；由于欧盟尚不具备独立解决重大危机的能力，美国在西方联盟和北约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加强。在金融问题方面，他们强调指出，虽然有一些美国投机者希望欧洲货币联盟出问题，但这只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实际上美国欢迎欧洲货币联盟。

除了在霸权竞争问题上的争论，两派学者还围绕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多边主义大做文章。悲观论者认为，冷战后欧盟变得越来越内向，其唯一目标就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市场、货币联盟和实行东扩来加强以西欧为核心的一体化。由于日益专注于内部问题，欧盟对国际事务的兴趣越来越少，也无意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政治影响。他们还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正趋向于建立保护主义的商业集团。欧盟通过建立统一市场和货币联盟深化内部一体化、通过欧洲经济区(European Economic Area)加强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的联系，以及通过联系协议加强与中东欧和地中海国家的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则主导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还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及中南美洲自由贸易的活动。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可能引发一系列贸易冲突，并使得冷战后的冲突日益经济化。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冷战结束后重商主义的竞争(经济民族主义)将会发展，欧盟正日益变成一个堡垒，滥用反倾销措施，而美国也使用了过分的保护主义工具如“超级301”等。美国正在丧失保障经济自由主义的能力。吉尔平预言多边主义将会被经济地区主义所取代，称“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和部门(sectoral)保护主义的混合体系正在取代多边自由主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然而，乐观派学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他们认为欧盟并没有走向保护主义，因为建成后的单一市场比最初大部分专家预测的要开放和自由得多，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也正在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也更多地反映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减少国家控制的总趋势。他们同时指出，建立内部市场，以及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中东欧、地中海国家签署联系协议，也不意味着欧盟变得越来越内向，相反却表明了欧盟对外部是开放的、非歧视性的。同样，他们也不接受“贸易集团”的概念，不认为欧盟、欧洲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构成了某种“贸易集团”。在他们看来，这些安排都不是保护主义的，也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歧视性安排，所有协议都是以自由贸易的原则为基础，符合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建立自由贸易安排的标准。美国不批评反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也证明了欧盟的非歧视性质，而欧盟同样也没有反对美国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他们还指出，美欧合作推动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取得成功，表明了双方都支持自由贸易，不想让贸易和农业冲突加剧双方政治和军事关系的紧张；这一成功确立了美欧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导地位，这是双方在世界上谋求合作领导地位的最佳证明。

四　结语

如文中所指出的，合作与冲突是贯穿战后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一条主线。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判断美欧关系中合作与冲突到底孰轻孰重，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衡量的标准。如果以某种完美的和谐团结作为标准，那么，美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显然非常突出；如果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些非正式或临时性的联盟相比较，美欧合作又确实显得非常特别，不仅紧密程度前所未有，而且联盟时间也更加持久。伦德斯塔德认为，可以通过两个事实来证明战后美欧关系的密切程度：一是“欧洲人邀请美国到欧洲建立帝国”。战后初期，西欧国家最担心美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而再次从欧洲撤退，为此它们主动采取了挽留措施，先是请求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接着要求获得美国的政治支持和军事保障，并最终通过北约建立了美国在西欧的强大军事存在。二是美国“帝国”不同于传统的帝国，后者大都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而美国则力促其控制下的最重要西欧地区实行一体化。欧洲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说，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是历史上一个大国首次一贯坚决支持建立一个将从前分裂的各个民族团结起来的一个大的共同体，而不是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应当说，从历史的和比较分析的角度看，战后建立的大西洋联盟堪称世界史上迄今最持久、最成功的联盟。虽然联盟始终都存在内部冲突的因素，但在东西方冷战的基本格局之下，双方战略利益的根本一致决定了美欧合作是主要的，而矛盾和分歧则受到抑制。同样，欧洲一体化在冷战格局下也不可能获得完全独立的发展，它实际上被纳入了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中。所以，冷战时期的大西洋联盟确实是密切合作的“特殊关系”，尽管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

欧美文化论文第4篇

    有许多学者关注的是英国对待加入欧洲一体化表现出来的独特态度。主要有陆梅《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王鹤的《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英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的变化。陆梅在其论文《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谈到了英国与欧州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原因主要有三因素:地理因素、历史因素、英美特殊关系。

    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指出了三个因素影响英国对待欧盟的态度:入盟涉及英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入盟侵蚀英国的主权、入盟冲击英美特殊关系。作者认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困境是由深层次英国的独特政治文化和外交传统决定的,这同时意味着摆脱这一困境的艰难。

    王鹤在其文章《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评价英国政府的欧盟政策》按照时间顺序表述了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从70年代加入加入欧共体始终是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以后自8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在欧盟中处于一种自我选择的孤立状态,主要政策可以总结为不全盘接受欧盟又不从欧盟中退出;立足点是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主要立足点。指出主要的英国与欧盟的争论点包括两个方面就是主权问题的争论和经济问题的争论。

    有的学者从议会政党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代表有李世安《英国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扞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王展鹏《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谢峰的《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这三篇文章分别从议会如何扞卫主权以及工党、保守党如何对待欧洲一体化角度来表明欧洲一体化对英国的影响。王展鹏关注与工党对欧洲政策的转变在其《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总的来讲工党政策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由反欧向亲欧方向转变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欧共体早期的政策与工党国有化、福利国家的理想是有冲突的。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欧共体自己采取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而工党自身选举的连续失败转向了第三条道路(即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二者在某些方面是有契合点的。作者认为国内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时往往重视文化差异所构成的障碍,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即文化的趋同与文化学习的过程。谢峰在他的论文《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提出了究保守党的对欧政策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各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保守党领导核心公开的对欧政策其二是保守党内部与前者向差异的个人组织和派别对欧洲一体化的意见。

欧美文化论文第5篇

[关键词]亨利・詹姆斯；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文化观

在长达5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亨利・詹姆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小说理论和题材的探索。他的国际题材作品聚焦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试图发现人们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意识。詹姆斯通过对两种文化的对比，刻画了从文化冲突到文化融合的过程，并试图将美国人的高尚、淳朴与理想主义和欧洲人的智慧、成熟与现实主义相融合以构建一种理想的社会，这正体现了他的相对主义文化观：文化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应通过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各自取长补短，和谐共处。这也是詹姆斯小说的精神向度之所在。詹姆斯对理想文化的探索与追寻贯穿于他整个人生及小说创作过程。正如E.M.Forser所说：“那种理想的文明社会正是亨利・詹姆斯及他的主人公梦想实现的，它既非欧洲，也非美国，而是一种信念……”

文化“是两三个最为复杂的英语词汇之一”，各国学者在文化的定义上看法千差万别。一些学者强调观念，认为文化通常意味着艺术、文学和意识形态，这种文化通常又被称作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而另一些则强调实践，指出文化乃社会成员共有经验的有机组合，是一个涵盖了价值判断、理解、思考和行动的标准的过程。

就詹姆斯笔下的文化而言，评论家可谓是众说纷纭。一些评论家认为詹姆斯探讨的文化是单纯、无知、自由却又散发着商业气息的美国人所代表的美国文化和历史与艺术，世故与腐朽兼具的欧洲文化与其有具体差别。哈罗德・比瓦将詹姆斯的文化视为高雅文化。他说作为一个美国人，詹姆斯是高雅文化的局外人。

笔者认为，詹姆斯在小说创作中探讨的文化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观念、文学、艺术及意识形态，即通常意义上的高雅文化。二是行为、习惯、传统和指导人的社会活动的准则。在詹姆斯看来，文化不仅意味着雕塑、博物馆等代表欧洲艺术的瑰宝，它更多的是意味着对人类行为背后的规则、传统和习俗的完美解读。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研究理论强调文化是一种社会实践，受社会属性影响的个人行为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出发点。詹姆斯的文化观念似乎与这一观点不谋而合。从他的第一部小说《罗德里克・哈得森》到《一位女士的画像》，詹姆斯表现的都是美国人在价值观念截然不同的欧洲的各种经历，强调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经验和意识。这些人对当地习俗的漠视和对阶级差别的无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民主体制也就是威廉斯文化理论中的“制度”所决定的。作为典型的美国人，这些人物并非是真正“自由”的，他们不是生活在未来而是生活在过去。亦即，他们在欧洲所有的行为都是由美国的传统、制度和意识所决定的。

詹姆斯在作品中探讨的欧美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首先是发达的物质文明与欧洲高雅的精神文化的对立。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氛围浓厚。她在文学、音乐、雕塑、建筑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与高深造诣深深地吸引着詹姆斯作品里的主人公。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伊莎贝尔刚到英国杜歇先生的宅邸时，深深地为古老的庭院所倾倒，表现出她对欧洲古老文明的向往。欧洲文化的“高雅”还体现在欧洲人尤其上流社会的优雅气质上。伊莎贝尔就曾深深地为高雅华贵、才艺超群的梅尔夫人所吸引，与此相映衬的是美国的物质文化。美国民族的基本性格和价值观是以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这就使得对社会财富或政治地位的追求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个人的追求是否成功成为评判一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美国也成为一个追求物质财富的社会。物质主义泛滥，金钱至上的思想蔓延，这也导致了人们思想和精神上的高度贫乏。

其次是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与自私自利的反差。詹姆斯作品中新旧大陆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两种道德观念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詹姆斯既看到了美国缺少高雅文化的一面，又意识到美国所具有的严谨的道德责任感。这使詹姆斯的小说具有更为深刻而严肃的道德内涵。正是通过赋予理想人物这种庄严的责任感，詹姆斯向读者展示了年轻美国的道德魅力。

再次是独立自主与墨守成规的对比。《黛西・米勒》的主人公黛西・米勒是詹姆斯刻画的追求自由与独立的新女性的代表。黛西的活动舞台是罗马，在这一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中心，传统势力尤为强大。小说中，罗马人甚至熏染了罗马传统思想的欧化美国人，个个循规蹈矩，等级观念浓重，他们是传统信条和行为准则的忠实维护者，是传统思想的奴隶。对于黛西的行为，他们先是背后议论指责，继而是沃克夫人亲自出马对黛西同时和两个年轻男子散步进行“教育”，最后对黛西进行排斥，投以漠视的目光，将其拒之于上流社会门外。作品通过黛西在欧洲的遭遇，使美国人的自由精神与欧洲人的陈腐保守形成鲜明对比。

最后是天真单纯与世故成熟的对抗。亨利・詹姆斯其它的早期作品中，大多有一个无知与单纯的主角，如黛西、纽曼、伊莎贝尔等，这些人物都透射出了欧美人在性格上的一个明显不同：美国人单纯无知，而欧洲人则世故成熟。

詹姆斯出生于富有的美国家庭，父亲老亨利・詹姆斯秉着“世界主义”的教育观，让詹姆斯兄弟从小就往返于欧美大陆，这也使得处于两种文明中的亨利・詹姆斯对本土文化进行思索并通过一生的创作实践向世人提出了一个关于美国文化的全新构想，力图建构一种理想的文化模式，亦即欧美文化的完美融合。

《美国人》是詹姆斯发表于1877年的关于国际题材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讲述的是事业有成的美国青年纽曼到法国接受文化熏陶却被法国贵族拒之门外的故事。纽曼之所以遭遇挫折是缘于欧美文化的巨大差异。贝勒伽德家族代表的是欧洲贵族文化，这些贵族后代们虽然身穿着富丽尊贵的外衣，但其道德已经开始沦丧，他们的观念到世纪末则显得愈加的陈腐和荒谬。相反，纽曼代表的却是新生力量：年轻、成功、自信、单纯、有活力，能做自己的主人。尽管詹姆斯提倡欧美文化的融合，但在《美国人》的创作中，他意识到了这种融合的困难。在谈及《美国人》的结尾时，詹姆斯说道：“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森严的‘高墙’把我们隔开”。他不得不承认，欧洲文化就是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就是美国文化，任何一方试图超越这堵“高墙”都是徒劳的。虽然詹姆斯对纽曼的道德品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他毕竟不是詹姆斯理想中的美国人，因为纽曼缺乏必要的文化修养，对异质文化缺少敏感和理解力，他担当不起文化融合的重任。在法国的“实验”失败后，詹姆斯把目光转向了英国，将他的文化融合的重担交给了来自新大陆的集德、智、美于一身的伊莎贝尔・阿切尔。

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自由、独立，追求完美的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满怀憧憬和景仰来到了欧洲，在领略了欧洲古老而深邃的文化艺术，在经历了人生的洗礼后，她一改从前的单纯、无知和天真，变得成熟而富有经验，同时又保持着美国人所共有的自由和完美的道德意识，并最终选择留在欧洲，实现了小说家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强烈愿望。

珍爱独立自由的伊莎贝尔对欧洲文化满怀憧憬和向往，古老的贵族文化对她有着无限的吸引力。“这个小小的成熟的国家，对她来说，就像十月的梨子一样甜蜜。”与这种崇拜如影相随的是她的无知。与詹姆斯前期作品《美国人》中刻画的人物纽曼不同的是，伊莎贝尔对于自己的无知和不足有着清醒的认识。为了达到完美，伊莎贝尔充分地利用欧洲文化，努力让自己熟悉欧洲传统、制度和风俗。在詹姆斯看来，欧洲文化尽管有腐朽的一面，但也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如果说美国人最大的特点是率直、自由、待人热情、真诚，那么，欧洲人最突出的特点恐怕就是优雅、尊贵、拥有艺术、思想和文学，亦即高雅文化。詹姆斯所指的高雅文化指的是能够铺就成功之路，使人温文尔雅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知识就等同于对某一特定社会的传统、制度、习俗和礼仪的了解。作为一种间接经验，这种关于社会习俗的认识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可以后天习得。

为了获取知识，伊莎贝尔嫁给了奥斯蒙德。他们的结合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是两性之间的结合，同时也是美国人的无知与欧洲人的经验的融合。准确地说，天真、单纯的伊莎贝尔希望通过婚姻来了解欧洲，见识欧洲；而奥斯蒙德在某种程度上则代表着旧大陆所有美与丑的事物。伊莎贝尔误以为奥斯蒙德是欧洲文化的代表，认为他贫穷但非常有绅士风度、有涵养，所以崇拜他并最终将自己的一生托付于他。随着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会发现伊莎贝尔最终通过审视自己悲剧性的婚姻实现了自我的成熟。最终伊莎贝尔选择回到丈夫奥斯蒙德身边，是出于非常重要的文化层面上的原因。这就是詹姆斯在他国际题材中期创作中体现的对欧美文化差异的态度。伊莎贝尔回到罗马既是出于责任感，也是出于对欧洲文化的认同。伊莎贝尔的回归反映的是一种新旧大陆的跨文化关系。回到丈夫身边意味着她意识到自己的不成熟，而这正是她的悲剧的根源。伊莎贝尔婚前的无知和幻想使她未能认识到两个大陆之间的文化差异，冲突也由此而生。伊莎贝尔回到欧洲回到丈夫身边，表明她已经从无知走向了成熟。

詹姆斯在晚年重新回到国际主题的创作并发表了三部相关作品――《金碗》《鸽翼》和《专使》，并再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三部作品再次说明美国人完全能够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感化欧洲，因而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欧美文化的互动，揭示了文化能使人成熟以及欧美文化融合的可能性。

1867年，在文学领域还是无名之辈的詹姆斯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他关于美国文化的伟大理想：

欧美文化论文第6篇

【关键词】高校；音乐鉴赏课；美育；欧洲音乐作品

一、欧洲音乐作品的特点与发展

高校音乐鉴赏课作为促进学生审美情操发展的重要课程，需要根据大学生自身独有的特点进行课程制定，保证能够在音乐鉴赏课中充分锻炼学生的欣赏点评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欧洲音乐作品作为一门涉及历史、人文、音乐史等多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内容，其综合性和历史性令其能够展现出不同历史时期欧洲音乐文化的巨大变革与发展。设定欧洲音乐作品作为鉴赏课的内容，对于学生学习性、理解性和综合性的考察，对于其自我独立思考和音乐知识分析整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欧洲音乐发展中，从中世纪开始，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维也纳古典时期还是浪漫主义时期，都有着不同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不同音乐风格。当时涌现出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以及音乐家，都需要学生需要利用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去欣赏和聆听经典的音乐作品，充分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风格与特点，这样才能够保证以高校的音乐赏析课为基础，在未来进一步深度探索欧洲音乐作品。

二、高校音乐鉴赏课对美育教育的作用

据上述，当前高校音乐鉴赏课中利用欧洲音乐作品来进行典型内容分析鉴赏必不可少，除了能够充分锻炼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之外，对于创造力和审美能力的美育教学也非常重要。从美育教育的角度来说，作为培养学生健康审美观念的内容，其教学需要充分对音乐中的美好事物进行辨析和探索，利用音乐分析、音乐聆听、音乐欣赏等多种方式来塑造自我健全的音乐审美观念。在音乐教育之中，对于学生的美育教育不仅仅局限于音乐领域之中，对于其未来的心理构建、趣味人生和创造力提升都有着重要的帮助。在现代化的音乐赏析课程中，以欧洲音乐作品为例来进行学生的美育教育，可以充分保证美育教学以经典文化音乐作品为例进行教育的实质化转变，以提升学生的现代美育特点为核心，充分保证欧洲文化中的经典音乐内容能够对学生的自我音乐审美和理论起到提升作用。在相关的欧洲音乐作品赏析课中，为了充分提升学生对于美学观念的认知，教师可以从著名的欧洲音乐家入手，根据当时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来引导学生聆听其一生中不同年龄层次所创作出来的不同作品，无论是曲式结构、创造手法还是作品内容，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发展和音乐家自我对于审美观念的不断转变和提升。这样的音乐赏析方式是对于学生的不同审美内涵的考验和探索，保证了其利用对比法、聆听法、参与法等多种音乐赏析方法进行探索之后能够深刻理解欧洲音乐作品中的美学特征。对于高校来说，其开设音乐赏析课，就是为了能够让学生在音乐的聆听和了解中充分扩展自我音乐知识领域，以此来陶冶学生的情操，这样自我音乐素养和道德素养也就能够随之提升。一般来说，鉴赏和理论相结合的课程才是美育教学的美学观念传递的核心保障。所以在进行欧洲音乐作品赏析的过程中，先从理论基础上向学生传递欧洲音乐作品的特点，再通过实际的聆听和鉴赏课来塑造音乐形象。这样的结合方式不仅能够坚实学生的理论基础，还能够以美育教育为核心来提升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保证在实践和创新探索中了解和吸收多元文化，能够激发起学生性格中积极、乐观的特点，从而保证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三、总结

对于高校来说，开设音乐赏析课就是为了使学生能够从经典的音乐作品中吸取知识和文化内涵，以此来提升和丰富自我思想和内涵。欧洲音乐作品作为音乐领域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在时代的变迁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艺术特征，设定其为基本的鉴赏内容，就是对学生美育能力的锻炼和自我创造力的丰富，这样的鉴赏课程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自我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设定，保证欧洲音乐作品中的经典内涵能够充分影响学生对于美学的认知和对于自我审美能力的构建。总体来说，音乐鉴赏课中对于学生美育教育的方式和材料选择是决定其教育效果的基础，音乐未来的教育改革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够充分保证教育的综合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管建华.“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J].中国音乐，2005(04).

[2]林彦君.普通高校音乐欣赏课中的审美素质教育[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05).

欧美文化论文第7篇

在《现代主义伦理学》中，欧瑟关注的问题是：人性是否生而有之？通过艺术或文学的教化，人类是否可能成为有道德的人？欧瑟通过对文学中“人性”的考察将现代主义纳入西方的文学传统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吗？在现代主义时期，人性发生变化吗？具体到文学领域的讨论中，叶芝、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五位作家在作品中如何呈现和发展他们的现代主义伦理观点？

欧瑟认为现代主义延续了唯美主义传统，其本质是否认人性的存在。他分析了现代主义最经典、最有影响力的五位大师的作品，试图证明现代主义道德是基于脱离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个人意识。他指出笛卡尔哲学的传统之一便是否认人性的存在，并依次梳理了笛卡尔对一系列思想家的影响：从康德、威廉詹姆斯、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莱维纳斯、德里达，一直到福柯。而与唯美主义传统相对的是两大确信人性存在的思潮，分别为“新达尔文主义”（Oser1)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Oser5)。这两种思潮虽截然不同，但都“目标宏伟也具有缺陷”（Oser1)。新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品克（StevePinker)。在《白纸一张：现代主义对天性的背弃》一书中，品克阐述了他对“天性与教化”（NatureVsNurture)的这一古老争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是有天性的，而且经过亿万年进化形成的天性以复杂的方式预设了我们的身份和行为方式。可见，品克对人性的理解显然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欧瑟并不认同品克的人性观，而是推崇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观与道德观。他指出过去的二十年里出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坚持“具体而真实的道德生活”的信仰的复兴（Oser5)。“亚里斯多德式的身体”一词也在本书中不断出现，指的是与真实世界接触的、并在群体中行使特定道德行为的个体。“亚里斯多德式的身体”是自然的、真实的、具有目的性的，并且是头脑与身体的统一。而与之相对的是头脑与身体分离的“现代主义的身体，。从16世纪以来，笛卡尔式对人性的误解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现代主义正是笛卡尔式“头脑与身体分离”在文化上的表现。欧瑟认为现代主义的目的就是用“现代主义的身体”、“美学的身体”、以“头脑里的影像（animageinthemind)”（Oser9)来取代“亚里士多德式的身体”。

厘清了现代主义伦理观的理论源头之后，欧瑟对比了两位杰出的维多利亚时期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和瓦特帕特的不同观点，并指出两人观点的对立预示了现代主义伦理和亚里士多德伦理观的冲突。阿诺德“为人性作了最后一次辩护”，此后佩特的观点在现代主义潮流中独领风骚。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阿诺德将身体和头脑相结合的行动置于诗歌的中心，提倡从行动中得出“伟大的人类情感”（Oser11)。而佩特却恰恰相反，从大众的人类经验中疏离出来，转向个性化的和抽象的人类意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将美德建立在习惯的基础上，而佩特却认为，习惯窒息了他在艺术和生活中所推崇的独特而强烈的经验表达。

在此基础上，欧瑟提出了他最有创见的观点，即现代主义延续了佩特的唯美主义思想，追求的是“与亚里士多德式的普遍标准世界相敌对的纯粹的美”（Oser15)，而这最终将导向“虚无主义最后的胜利”（Oser133)。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真正完成现代主义的“道德课题”，唯有建立亚里士多德式的人性观，追求阿诺德所提出的“全面完善的人性”（humannaturecompleteinallsides)(Oser11)。欧瑟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五位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叶芝、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解释现代主义“用艺术改变人性”的道德课题，挖掘和探讨作品中的伦理思想，勾画出现代主义唯美思想清晰的发展脉络。

在第一章“叶芝超越自然”中，欧瑟追溯了诗人早期对象征主义、布莱克和雪莱的探索，后期对尼采、伯克莱和温德汉刘易斯研究，以及形成“存在的统一”（UnityofBeing)的这一美学思想的过程。欧瑟认为，叶芝试图塑造一种“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统一性”(Oser43)，一种整体性的幻象，但却拒绝用自然科学来支撑这种独立的主体性。与尼采一样，叶芝怀疑科学的基础和价值，笃信“科学和艺术必须严格地区分开来”（38)。叶芝试图用形而上的理想主义来取代科学，从而陷入了笛卡尔主义带来的怪圈。他全盘否定了科学的指导性力量，使个人思想成了作品的全部内容。他不仅将艺术置于自然之上，也只通过艺术来理解自然。欧瑟认为由于受制于这样的指导原则，在叶芝的世界里，“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物质却不存在了”（Oser43)。

在第二章“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现代亚里士多德”中，欧瑟将艾略特作品评论与亚里士多德、哲学家布拉德雷和阿诺德的观点紧密结合在一起。欧瑟不仅细致地分析了艾略特与亚里士多德和阿诺德的关系，而且深入挖掘了阿诺德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继承。欧瑟把诗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像但丁一样“通过神经系统和血液”与社会相连的诗人，另一类则是与社会毫无联系的“文学流放者”（Oser53)。早期的艾略特应该属于第二类诗人，尽管艾略特的宗教诗却需另当别论。欧瑟借用了布拉德雷对于进化论式的自然主义伦理观和清教徒式的神学伦理观的区分。根据布拉德雷的观点，人们的文化常规一般来源于第一种伦理观，而第二种伦理观教导人们疏离于自然，将自我意愿完全交给上帝。欧瑟认为，艾略特的《鸡尾酒会》中西莉亚孤独而“神秘的英雄主义”（Oser63)与爱德华、皮特等被社会所谴责的道德观戏剧性地展现了这两种伦理观的区别。

在第三章“詹姆斯乔伊斯：怀疑主义者之爱”中，欧瑟认为乔伊斯的道德观具有“浪漫的讽刺”的特点，是一种“通向道德权威的健康的怀疑论”（Oser66)。他指出乔伊斯的怀疑论是一种自由形式，它既抵制了将人们导向战争和暴力的狂热，也丰富了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尽管乔伊斯大量使用了浪漫主义讽刺，但他追求一种建设性的道德目标，而他的作品本身也成为了一种道德教育形式。在《一个青年画家的肖像》中，斯蒂芬的成长经历了初期的自我意识到改良的（refined)自我意识的转变，为作者和读者确立一种真实的生活和自我统一的模式。斯蒂芬拥有一种艺术和精神上的优越性，而这恰恰是佩特的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在艺术的梦工厂中，身体沉睡了”，斯蒂芬完成了“美学洗礼”（Oser69)。如果《斯蒂芬英雄》中的斯蒂芬拥有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身体，那么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斯蒂芬已经转变为现代主义的身体。

在第四章中，欧瑟将伍尔夫置于与乔治摩尔及其《伦理学原理》的联系中，来探讨其美学观所蕴含的道德意识。根据摩尔的理论，美的意识本身就具有伦理道德的蕴涵，而“善”则是“意识的一种非自然的特性”（Oser89)，它的存在并不依附于亚里士多德式的身体。“善”存在于“对平凡的世界的存在和事物的意识”中，而亚里士多德却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Oser86)。欧瑟认为，摩尔理论对伍尔芙产生了的极大影响，她的几部主要小说都凸显了美学化意识的重要地位。伍尔芙的美学意识是一种“革命性的意志，在涤荡心灵的同时重建人类现实世界”（Oser92)。她相信，只有在美学家眼中世界才是一个美的存在。《到灯塔去》中的画家莉莉布里斯科将一位母亲和儿子转变成了紫色的三角形形状，《波浪》中的小说家伯纳德消融了世界和自我的区分，将其融合在“形式化思想的复杂的整体中”（complexwholeofhisformalizedmind)(Oser101)。欧瑟指出在伍尔芙的美学观里，“形式主义战胜了人性”（Oser92)，而佩特的人性观取代了阿诺德的人性观。在伍尔夫的艺术世界里，“艺术的美，因其美本身，超越了对生活的否认”（Oser101)，而这种观点的实质便是以对美学意识的追求而抹煞了真实世界的存在。

欧美文化论文第8篇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采用例证分析的方法，简述国际和国内化妆品行业的现状，通过对欧莱雅的跨文化营销战略进行分析，发掘出欧莱雅集团通过对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运用，在现阶段将公司的全球化策略细延伸为跨文化战略，目的在于给我国的化妆品行业的发展做出三大启示:品牌跨文化，销售跨文化和研发跨文化。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不断深化，企业经营国际化己成为势不可挡的热潮。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将自己所拥有的资本、技术管理技巧、市场联系、研究与开发等方面与东道国当地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乃至市场规模等优势结合起来，利用跨文化优势，展开跨国经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势互补，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主要形式。在跨国经营中产生的国际企业，由于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地域环境中，必然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有效地进行跨文化管理，是国际企业在跨文化背景、地域下成功运营的保证，这尤其对正在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企业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世界化妆品市场概况

1993-2003年世界化妆品和美容品的总销售额为每年24%的速度增长，2002年全球美容化妆品销售总额是2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25，西欧占30，日本占15}，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所有国家总共占30%的份额。美国《财富杂志》对全球日用化妆品行业进行排名，宝洁、吉利、欧莱雅、高露洁、雅诗兰黛、汉高、雅芳、资生堂、莱士集团、花王获得全球10大国际品牌。如图1所示，世界化妆品市场的分割图中，西欧的市场份额最大，中国未入前三名。

二、我国化妆品市场态势

(一)化妆品市场格局

1.市场产品普及率最高的为护发品

据统计，中国化妆品市场销售额平均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最高的年份达41%，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且具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2007年1-11月份化妆品累计实现零售128. 3亿元，同比增长24. 11%，其中护肤品累计实现50. 2亿元，占化妆品零售总额的39. 1%，彩妆品累计实现12. 2亿元，占化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9.5%; 2008-2009年1-11月我国化妆品制造企业销售总额达46529424千元，同比增长15. 01%:2009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规模超过1000亿元。

这些产品的主要目标对象直指白领阶层，其中主要的增长力量来自于护肤品和彩妆。六类主要化妆品之中，市场普及率最高的为护发品，美容类化妆品市场远未饱和，大部分人还是素面朝天，市场空间广阔。

2.品牌垄断愈演愈烈

目前，中国已成为亚洲第二大、世界第八大化妆品市场，行业品牌化竞争格局己经形成。在中国化妆品市场上，外资或合资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己接近80%;而国内化妆品生产只有通过中外合资，推出中低档产品才能迎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中高端市场基本被外资、合资企业所占据，欧莱雅、宝洁、资生堂、雅诗兰黛等几家国际巨头形成了寡头竞争之势。

如图3所示，化妆品占有率前十名品牌分别是:美宝莲、羽西、玉兰油、雅芳、欧莱雅、高丝、大宝、安利、小护士、资生堂。其中，排名第一的美宝莲、第二的羽西、第五的欧莱雅、第九的小护士，均属于欧莱雅集团旗下品牌。和护肤品市场相类似，彩妆品市场也是进口、合资品牌占主导地位。

(二)化妆品市场发展趋势

2009年我国化妆品市场销售总额仍高达800亿元左右。这一历史性突破意味着中国的化妆品市场己经达到了一个市场迅速扩容的临界点，即将到来的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也会拉动消费需求，未来几年市场将会表现出鲜明的跳跃特征。预计市场跳跃将主要来自以下四方面:

第一，消费需求细分的深化与不断多元化，使得市场已有主流产品的销售空间将进一步扩容，形成整个市场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竞争加剧，促使企业把产品链的重心由以往集中度较高的类别转移到关注度较低的产品类别上来，如彩妆、运动用与旅游用产品等;

第三，消费主体多元化，以往比较边缘的消费群体如儿童、老人、男性等也将获得生产企业更多的关注。

第四，大众化市场发展态势愈加明显。

三、欧莱雅集团跨文化营销战略的形成与启示

(一)欧莱雅集团简介

欧莱雅集团是世界著名的化妆品生产厂商，创立于1909年。现在的各类化妆品畅销全世界，广受欢迎。除化妆品以外，该集团还经营高档的消费品，并从事制药和皮肤病研究。欧莱雅在中国的商务始于1966年设立在香港的经销处。事实上，该公司1933年就曾对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进行过市场调查。旗下的主要有L’Oreal- Maybelline等十多个国际知名品牌。

(二)欧莱雅集团跨文化营销战略形成的理论背景

被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称为“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一个国际生产模式”的邓宁(John Dunning)的折衷理论就是体现为这样优势的理论。邓宁认为，企业只有同时具备所有权、内部化、区位的特定优势，才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FDI)的。

邓宁的理论道出了在企业跨国经营中存在一种潜在的优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社会文化习俗、信仰传统、市场状况、技术水平、人力自然资源的条件，能给国际企业创造丰富的市场机会和丰厚的利润回报。这就可体现为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所带来的“跨文化优势”。

从经营学的角度讲，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之前，必须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作出具体的分析与评估，从而作出理性的决策。而在投资环境的因素中，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子，尤其是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这会给企业跨国经营带来一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阻碍，但从上述的分析中可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优势也是十分明显的。正确全面分析和评价跨国经营的文化风险，根据公司特性发掘文化优势而作，是企业把握机遇，实现成功跨国经营的保证。欧莱雅在中国的成功经营堪称是实现跨文化优势的典范。两国之间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信仰习俗等方面的文化差距很大，然而文化的互补性也潜隐着跨文化的巨大优势。可以说，有效分析利用跨文化优势，是欧莱雅集团全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欧莱雅集团的跨文化营销战略的启示

欧莱雅公司历来把尊重个体差异，并以多样化的产品和品牌满足各类消费者的需求当做是自身的使命。每个消费者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外表和身体特征，在年龄、肤质和发质类型上各有不同。文化的多样性同样多姿多彩。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对美。对化妆品和个人护理品都有着不同的认知，且这一认知还将随时间不断发生变化。消费者对头发造型、护肤、彩妆和香水产品的个性化选择表达了个体的独特性

欧莱雅的跨文化营销战略中给我国化妆品行业带来的最为突出的启示为以下三点:品牌跨文化、销售跨文化和研发跨文化。

1.品牌跨文化

(1)占领中国市场

从欧莱雅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欧莱雅的中国市场占领进入计划实际上是一个由多品牌管理战略和品牌当地化战略结合而成的“中国金字塔”。

金字塔第一层:收购美宝莲。1996年欧莱雅集团〔L’Oreal)以7. 58亿美元收购了市场占有率较低的美宝莲品牌后，将美宝莲总部从孟菲斯迁到纽约。从此海外市场的美宝莲商标后增加了“纽约”两个字，一些原先躺在美宝莲研发实验室里的成果，因此也迅速推向了市场。该举动宣告了科技创新将与彩妆权威更完美的溶合在一起。同年欧莱雅公司和苏州医学院合作成立了苏州欧莱雅有限公司，并且在苏州建立了第一家化妆品生产厂家，专门生产美宝莲(Maybelline)系列产品口这一时期的欧莱雅集团，显然对企业为什么出去投资了然于心。该集团发挥了美宝莲的无形资产的优势，为进军中国市场奠基。

金字塔第二层:引入巴黎欧莱雅。欧莱雅公司于1997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总代表处，负责在中国经销欧莱雅公司各类产品。两年后，欧莱雅充分利用了区位优势，在苏州建立第二家生产厂家，生产巴黎欧莱雅(L’ Oreal Paris)系列产品，以期扩大市场规模，实现利润最大化。显然，引入欧莱雅是邓宁的内部化优势的完整体现，欧莱雅集团将拥有的财产通过内部化转让到中国子公司，这样就比通过市场转让给局外人得到更多的利益。同时，该集团还将自身拥有特殊优势(peculiaradvantage)发挥得淋漓尽致，巴黎欧莱雅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技能和产品特性、商标牌号，对中国市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和影响。

金字塔第三层:收购羽西和小护士。2003年，欧莱雅中国收购了“小护士”品牌。所获包括“小护士”品牌、除了创始人李志达之外的所有管理团队、所有销售网点以及位于湖北省宜昌一生产基地等。欧莱雅的中国此举，是为了借助一个我国本土成熟低端品牌，完善其在中国竭力打造的品牌金字塔的塔基部分。欧莱雅公司邀请了华裔电影明星巩俐作为其在大中华区的形象代表，力图全方位的将欧莱雅这个集团品牌本土化。紧随其后，欧莱雅集团又宣布已经和科蒂集团签定协议，收购其旗下的品牌羽西。这一时期，欧莱雅集团利用品牌优势进行并购力图将品牌本土化的意图完全暴露在中国消费者眼前。欧莱雅收购小护士、羽西，是为了实现所有权优势中的商标权。通过对中国本土品牌的一系列并购，欧莱雅公司把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很好的结合起来运用，不断扩大在华的市场投资，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收入和发展前景。

欧莱雅在美国先后收购了Softsheen和Carson两个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美发品牌，并讲这两个品牌合二为一，从而提高运营效率，他还提出为新的品牌加强研发的支持力度。为此，欧莱雅专门在芝加哥设立了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不同族裔发质特点。

除了占据美国非洲裔消费者的市场之外，欧莱雅集团的整合举措使得Softsheen·Carson品牌可以远征非洲大陆，甚至把目光锁定在了伦敦和巴黎等欧洲城市大规模的黑人社区。

如今欧莱雅旗下的十九个国际品牌中，除了巴黎欧莱雅，还包括了日本的植村秀，中国的羽西和小护士，意大利的阿玛尼香水，法国的薇姿和雅漾，美国的美宝莲和THE BODY SHOP等多个国家的知名品牌。

欧莱雅集团利用特殊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同时，也与当地某些生产要素投入相结合，即把投资企业的优势和当地的优势结合起来，以达到取得比单纯出口得到的更多的利益。这就是欧莱雅集团在跨国经营中为什么选择一些国家而不选择其他别的国家的解释原因。

2.销售跨文化

欧莱雅的营销战略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药房专售和百货公司柜台出售相结合。化妆品入市一般会进商场、超市，很少考虑药房。而欧莱雅公司则换了一种思维，认为在化妆品上市时，可以采用迂回战术，通路选在药房，按保健品终端来操作，待取得一定赢利后，再延伸到超市、商场，这样更能扩大销售，创造佳绩。

欧莱雅旗下的品牌薇姿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药房销售的化妆品品牌。但只是药店一种营销渠道，显然不符合传统女性的消费主流市场的观念。于是欧莱雅集团将药妆品牌推向了百货专柜。通过一系列的分析调查，欧莱雅集团认为百货专柜定位对旗下的碧欧泉这个品牌更为合适。于是，开始着手强化碧欧泉在百货公司渠道的表现，用生活方式味更浓的形象，使之与倩碧和娇韵诗等竞争对手区分开来。

在美国，欧莱雅的团队正在尝试让销售渠道更加多元化，摆脱过于依赖百货商店的情况。据《金融时报》报道，欧莱雅过去在美国近80%的业务都依托于百货商店这类渠道。这样的举措也在全球很多地方展开。欧莱雅的产品正在积极进入专业化妆品连锁店销售，不但进入像了Lidl这样的折扣零售商。还强化了互联网销售这样的渠道，甚至开拓像家庭购物网(HomeShopping Network)这样的电视购物渠道。

3.研究跨文化

近年来，欧莱雅集团在公司的发展战略上，已将研发视为目前阶段优先级最高的工作。此外欧莱雅还倡导，除了科学家外，各个地区高级市场人员也会参与到产品的研发和创新中去，与科学家们共同合作，一同发掘最有趣的信息，捕获机会，而遍及全球的研发中心之间又可以共享知识。比如，亚洲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位亚洲女性在涂睫毛膏时，通常每只眼睛会涂60下，而欧洲的数据却显示，欧洲女性通常只会涂10下。这些巨大的差异，都会成为欧莱雅研发中心的科学家开发新产品的依据。

据悉，欧莱雅2008年的研发预算高达5. 8亿欧元，合8. 53亿美元，研发支出占了总销售额的3. 3%，例。这些预算不仅仅支持了位于法国的视为该行业内最高比发实验室，在该公司主要的业务地区，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和巴西，都有相应的研发中心，共有3000多位科学家在这些研发中心工作。

四、总结:

当前，我国的化妆品市场有新的增长空间，但是却面临着外国品牌占领中国市场份额加大以及本土品牌被收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现状。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国的化妆品企业大多品牌单一，所面向的消费群体也呈单一趋势。未能在掌握了本国消费者心理的同时，寻找国际化的比较优势。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市场上竟争力都处于弱势。

欧美文化论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美国；法国；国家关系；观念利益；转型；根源

一、两国国家关系驶入转型轨道

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国际事态演进，美国和法国的国家关系经历了深刻变化。战争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多次表示，谋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双边关系。

旧的跨大西洋主义概括了美国与法国双边关系的基本特征和范式。美法关系作为美国与欧洲盟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针对苏联威胁。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但通常采用协商和对话方式协调大西洋两岸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行动。这种方式被表述为协商、达成一致、存在分歧、谈判的程序。

布什就任总统后，尤其在伊拉克战争中，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抛开欧洲盟国(包括法国)，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姿态。布什先后退出一系列国际条约，拒签一系列国际协议。使多年来国际合作的成果毁于一旦或受到严重挑战。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做法把关法关系拖入一种新的范式。针对伊拉克战争，法国分别在北约和联合国等重要国际舞台对美国的颐指气使给予杯葛，强化了旧的跨大西洋主义范式的渐行渐远。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双方为弥合分歧所作的努力遮遮掩掩，使人们越发认识到美法双边关系的确发生了某些根本性改变。回到布什上台之前的老路上缺乏现实性．同时鉴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维持现状也非明智之举。美法迫切需要确立一种区别已往的新型双边关系。一种后大西洋主义的范式。

美法这种新型国家关系必须超越分歧。针对共同威胁。面向共同目标，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二战后，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危机并非没有发生过，也并非只出现一次．但面对来自苏联的巨大威胁，大西洋两岸始终能够克服困难，团结为重。1966年，由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国力提升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北约面临生存的严峻挑战。1967年，由比利时外长哈默尔(PierreHarme1)领导的小组提交的哈默尔报告(Ha硼elReport)兼顾美欧立场，为北约采用建立在共识之上的缓和(Detente)战略，兼具进攻和防御、军事和政治双重手段，继续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由佩尤中心(PewC~nter)所作的民意调查也显示，74％的法国人认为法美矛盾的根源是布什和它的施政方针，只有2l％的法国人把法美矛盾与美国本身联系起来。历史和现实都为美法两国缓和紧张，建立新型双边关系创造了积极条件。

综上所述，美法关系已步入转型期。深入探究造成传统跨大西洋主义终结和新的后大西洋主义诞生的根源，是正确理解人们拭目以待的未来两国关系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表现形式以及发展方向的重要基础。

二、两国对21世纪世界蓝图的设计之间横亘着战略鸿沟

美国设想的世界新秩序是美国霸权主导和操纵的世界秩序，被称之为布什主义的核心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宏观上看，布什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霸权稳定理论，具体上则是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当代霸权稳定理论发端于经济学家奥尔森(MantlrOlson)建立的静态公共产品模型(staticpublicgoodsmode1)和集体行动理论。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从国际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角度分析近代以来英国(19世纪后期)和美国(20世纪中叶)两个霸权模型后，认为国际经济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国际体系中供不应求。除非某一占据控制地位的国家有兴趣并且有能力提供。于是国际经济的稳定系于这样一个具有霸权特征的稳定者。20世纪70年代，以吉尔平(RobertGilpin)为代表的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经济学流派扩大到国际关系领域，确立了具有广泛影响的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基础。

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与国际秩序的稳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霸权国家依赖其超群实力。为国际社会提供以国际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公共产品，促成国际秩序的形成和稳定。而且霸权实力越强，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越稳定。时下全球治理理论被广泛接受和运用，将全球治理狭义化并嫁接到霸权稳定理论而形成了新的霸权治理理论，使霸权建立和维持不仅具有“客观需求”，而且被涂抹上西方的价值观。具有了“人道”、“人权”、“民主”色彩。

源自斯特劳斯学派(Straussianschoo1)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主义的具体理论基础，伴随布什主义的演化而逐渐炽热。极端保守的《旗帜》(TheWeeklyStandard)杂志主编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1)是曼斯费尔德(HarveyMansfidd)的学生，另一代表人物、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PaulWolfuwitz)是布鲁姆(AIlanBloom)的学生，而两位老师都是被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教父”、曾培养100余名博士的施特劳斯(LeoStrauss)的骄傲弟子。

施特劳斯在其代表作《自然权力与历史》(NaturalRightAndHistory)一书中阐述了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强权领导国际社会完成其目标是智慧和强力发展的“自然权利”。古罗马帝国是自然权利的典型，其最终法律都是自然法：有些自然正确，有些自然错误。由这种自然权利不可避免地派生出“无限正义”(InfiniteJustice)。显然，掌握这种“无限正义”的国际实体就是具有霸权特性的国家。

1981年，里根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自由不只是少数幸运儿独有的特权，而是全人类的天赐权利。里根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与布什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纳入“邪恶轴心”，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即美国拥有判断善恶的“自然权利”和“无限正义”，美国成为事实上的“道德帝国”。新保守主义主张处理与美国安全相关联问题时。必须同时推广美国价值观，珏要时，须使用其超群的强大军力，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手段。表现为布什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继承了其前任里根总统对抗思维和军事遗产、其父老布什的政治抱负、克林顿总统丰硕的经济遗产，在后冷战条件下，特别是9·11事件后的总爆发。

美国今天建立“新罗马帝国”的鼓噪也深深孕于其建国史中。美国国父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笔名都是古罗马时期军事统帅普布利乌斯的名字，美国议会和国会山也都借用了古罗马的称呼。当年，这种借用更多地体现了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民主理念，今天人们联想的则是古罗马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帝国形象。

而法国主张世界多极化(multipolarite)，仅对华关系中，希拉克总统就曾在与江泽民、胡锦涛会谈中和在中国春节招待会上多次强调这一点。希拉克说：只有一种主导力量的世界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欧洲也必然会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法国未来世界的蓝图设计与美国截然不同。

无论是“霸权稳定论”向外输出霸权化机制。还是“新保守主义”向外输出霸权价值观，都是围绕霸权的诞生、维持和强化而展开，因此，必然在行动上都表现为相似的进攻性、掠夺性和单边性。2002年9月，布什政府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原则”，把布什主义的政府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布什主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霸权稳定论”和“新保守主义”。

而按照所主张的世界多极化蓝图，总结法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法国国情和未来发展设想，法国采取的是和平对话与平等协商的方式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法国历史上战乱不断，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使法国愈发珍惜可贵的和平国际环境。同时，法国拥有西欧最大的穆斯林社区。总数达四至五百万，占法国人口总数的近1／10。海湾战争中法国的参战曾在法国社会造成文化、宗教的分裂气氛。当时，法国实施了名为“PlanVigipirate”计划，也加强了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内务安全措施。这些都使法国进一步认识到在不同文明之间激化矛盾和冲突的危险。

希拉克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可能导致冲突，导致’文明冲突’或’文化冲突’或’宗教冲突’的事情。最重要的结论是互相尊重，在掌握真理的问题上没有人更有特权。”2002年被法国定为“阿尔及利亚文化年”，2003年又被定为“中国文化年”。法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增进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和睦共处。上述举措正是法国所主张的区别于关国的多极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两国对21世纪法国国际地位和作用引发的认知冲突

关法两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国未来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尖锐对立。

法国认为。法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保证了法国在21世纪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从经济角度看，欧盟与美国伯仲之间，伴随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成员规模扩大，欧盟将越来越有能力发出影响世界的强音。处于这一进程核心位置的法国凭借自身大国的综合国力以及欧盟的雄厚依托，必然在21世纪获得更加充分的话语权和享有更加广泛的行动自由度。法国不是欧洲衰落的象征，而是力量重新凝聚的代表。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希拉克才表现得自信而果敢。我们姑且称之为希拉克主义——面向21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戴高乐主义。与对其它崛起国家的态度类似，美国对法国同样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认为21世纪是亚太世纪，法国不过是正在衰落中的欧洲的一员而已，欧洲一体化的实质是一群无助的乘客拼命挤上一艘正在下沉的航船之中。美国有理由漠视和忽略它。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势微论”；

另一相反的观点认为，欧盟成员国部分主权让渡的结果将导致未来形成一个再生的强大欧洲，新欧洲经济上与美国平起平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必然构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和威胁。而美国冷战结束后所力图避免的正是这样性质的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势力出现，即使这一假设挑战来自它的盟友。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威胁论”。

无论是“法国势微论”，还是“法国威胁论”，其结果都是相同的，即打破传统跨大西洋主义的束缚，在全球范围推行霸权战略，对法国也不例外。科索沃战争以来，美国不仅对联合国采取有用拿来、无用踢开的策略，而且逐渐摸清了欧洲的军事软肋。伊拉克战争终于为美国提供了抛开联合国和北约的契机。美国的轻蔑还表现在布什上台后不与欧洲盟友协商，单方面退出一系列国际条约。

针对欧洲联合自强的趋势，美国还对欧洲采取“分化”(disaggregation)策，大力扶持英国和“新欧洲”担当“特洛伊木马”，发挥牵制和制衡作用，实质是发动针对欧盟的先发制人式的搅局攻势。显然，在这次美法伊拉克危机中，美国一方面分化欧洲，给法国贴上“旧欧洲”标签，另一方面把欧洲当成一个任意选择玩具的盒子，通过组成临时性的自愿联盟(CoalitionoftheWilling)壮大美国势力，削弱欧洲团结，破坏欧洲一体化进程。

四、两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能源利益存在根本矛盾

中、近东地区既被欧洲，也被法国看成它的后院，正如拉丁关洲被美国当成后院一样。

法国除对因美国发动战争引发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心存顾虑之外，更有其积极推动的一体化欧洲与美国在21世纪的长期能源利益矛盾。

世界能源贸易的90％来自石油。从上表可以看出。欧盟和美国基本实现了石油进1：2来源的多样化(其中，美国在西半球进12：中，加拿大占16％，委内瑞拉占15％，墨西哥占10％)，似乎在中东地区并不存在能源利益的聚积和冲突。

2002年，美国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的25．4％，欧盟占18．1％；美国石油消费的52％需要进1：2。欧盟也是52％。从表面上看，美国与欧盟大体相当，也并不矛盾。然而。两者的潜在矛盾非常突出。2002年，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65．4％在中东地区，余下依次是中南美、欧洲与中亚、非洲、北关和亚太，分别为9．4％、9，3％、7．4％、4．8％、3．7％。中东地区石油储量占据绝对优势。而当年，中东地区石油产量仅占世界产量的28．5％，其它中南美、欧洲和中亚、非洲、北关和亚太地区，分别为9，4％、22％、10．6％、18．7％、10．7％，均相当或超出其储藏量所占比例。据预测，2010年后，以中东地区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世界石油产量份额，将由目前的39％增加到50％以上。2015年前，世界石油供需大体平衡，当年产量达到45亿吨峰值，其后趋于紧张，石油供给更加依赖于中东地区。欧盟扩大将增加石油进口，石油消费量与关国更加匹敌。21世纪，欧盟若要发挥与它政治预期相称的作用，不可减轻在中东地区的发言分量，否则它所设想的多极化将成为空中楼阁。法国从来不会对事关其未来大国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的中东能源利益这一原则问题与美国作任何交易。美法因此而较量也就不言而喻了。

五、政治历史造就的民族心理特征差异

从政治史和心理学角度看，法国与关国双边关系始终在波折中演进，造就了法兰西针对美国的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

1778年，法国同美国签订同盟条约，法国对美国反英的民族独立力量给予支援，法美关系正式展开。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关英《巴黎合约》就在凡尔赛签署。然而。1793年，华盛顿总统撕毁美法同盟条约，发表著名的中立宣言，拒绝帮助法国大革命者反抗英国领导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武装干涉。法关矛盾由此而产生，也首次在法兰西民族心底埋下对关不信任的种子。而且拿破仑战争遗产之一的民族主义在其诞生地法国更加深入人心，使法兰西民族的遇美反弹心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得尤其强烈。

戴高乐曾说过：在法国的伟大与它国的自由之间有着绵延2000多年的公约。历史上，法国始终作为欧洲和世界强国而发挥作用，长期的传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以及作为先进政治文化诞生地孕育了自豪、甚至自大的民族心理，大国观念往往同道义使命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法国人特有的心理特征。

战后，法美既能合作，又有争斗，而法国是西欧国家中唯一长期不畏于同美国直接争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盟国。法关最重要的矛盾焦点事件包括美国反对法、英、以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1956年)，提出填补中东力量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戴高乐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1966年)，提出“缓和、理解、合作”、“从大西洋到鸟拉尔的欧洲”的东方政策；法国公开反对美国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1983年)等，贯穿整个冷战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