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论文第1篇

按照以上对文化产业学的学科属性的理解和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当前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为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氛围和条件。相关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文化部先后授予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基地”的称号，多所研究机构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学术中心。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中国文化产业三十人论坛《、中国文化报》的《文化产业周刊》《、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光明日报》的中国文化产业高峰对话及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推选等等，都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中具有全国影响的事件，不仅推出了一批学术研究成果，而且也推出了一批从事文化产业研究具有一定影响的学者，更重要的是搭建了政（政府）产（产业）学（教学）研（研究）对话、互动、促进的平台，显示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蓬勃生机。当然，在文化产业学科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如同文化产业发展本身显示出的“泡沫”现象一样，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也同样存在盲目上马、基础不稳、定位不准、培养模式同质化、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脱节等现象。第一，作为交叉型学科，文化产业相关学科之间常常相互分离、融合不足。如前所述，文化产业学是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创意学科群之间的化学融合而不是简单的物理相加，但目前部分文化产业研究者仍然简单地用原来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化产业，体现出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某些局限性。例如其中源自人文学科的一些研究往往缺乏量化手段，使得文化产业研究缺乏经济学基础；而源自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则又可能缺乏对文化特殊性、文化创意性的差异认知。而在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上，许多学校还只是将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创意学的不同模块简单组合，缺乏真正学科交叉之后所产生的学科范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事实上，文化产业经济学，并不是文化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相加，版权经济、文化折扣、外部利益等等体现的恰恰是文化产业特有的经济学特征。第二，作为新兴学科，文化产业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还比较薄弱。该领域的研究者目前大多以文化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等人文学科学者为主，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者介入相对较少，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都比较偏向于文本研究和社会研究传统，文化产业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还缺乏深入分析。到目前为止，虽然文化产业的概论性、描述性著作出版了多部，但对文化产业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国情下文化产业的经济学研究仍然比较零散和肤浅，比如对政府、企业、市场的关系以及版权经济特点、文化产业规制、国际文化贸易、文化产业投融资规律、文化产业整合与产业结构、文化市场特性、科技创新的文化价值等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都远远不能满足文化产业发展对理论研究的迫切需要。第三，作为应用型学科，文化产业学科的针对性和实践性不足。目前文化产业研究和人才培养，主要的学术力量仍然大部分来自于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文化产业的实践结合还严重不足。据对15所开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院校的统计，实践课程平均学分数为25，总学分平均数为168，实践课程占总学分的平均比例仅为15％②，缺乏经济管理学科那种比较悠久和成熟的产、学、研互动的基础和机制，导致文化产业学科的人才培养有可能学非所用、学用脱节，不能完全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甚至出现一方面产业界对能够打通文化与产业界限的人才需求如饥似渴，另一方面教育界培养的文化产业毕业生却难以找到相应的对口工作，以至于有人调侃说：文化产业有前途、文化产业最缺人的说法在现实面前似乎没有得到证明③。应该说，文化产业学科作为应用型学科，如果缺乏实践领域的呼应、检验、互动，很难体现出学科的生命力。因此，重视学科的交叉性，不仅强调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创意之间的学科结合，更要强调对文化的产业性和产业的文化性的整体认识；重视学科的创新性，在回答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同时，形成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视学科的应用性，在学科与文化产业发展的互动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假设新问题，预期新问题。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产业学科建设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的确还刚刚起步，未来任重道远。

二、当前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现状的分析

任何学科都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是形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培养与本学科定位相一致的人才。文化产业学科从1993年开始设文化艺术管理本科目录，1998年开始设置相关的公共事业管理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山西大学等高校都先后在相关专业招收与文化产业管理有关的文化管理、文化艺术事业管理等本科专业方向的学生。2004年，教育部又批准了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云南大学等全国重点高校开办文化产业管理专业。2005年，中央财经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山东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等高校和两所独立学院也相继开办了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之后，全国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专科性大学和学院纷纷开设与文化产业、文化管理相关的专业和方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开办与文化产业管理有关的学科专业的高校已超过70所。在文化产业学科中“，文化产业管理”由于应用性强、人才培养需求突出，成为了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最多、发展最快的专业方向，相关人才培养几乎涵盖了高等教育的所有层次，有的学校培养专科、本科等应用技能型人才，还有学校培养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综合性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师范类院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艺术类院校（如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如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都纷纷加入到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行列中。目前国内的文化产业相关学术机构和专业方向（包括文化产业管理、文化产业经济学、艺术管理、传媒管理、制片管理等等）主要分布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众多不同的一级学科中，甚至也包含在财经院校、外语院校、旅游院校、体育院校的相关更加专业的学科中，成为了高校发展最快的新兴专业群之一。这既是教育专业自身不断整合与分化的结果，也是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产生的回应。目前各个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上大多处在“自选动作”的试验阶段。有关研究考察了17所样本本科院校的教学计划或人才培养方案，发现各学校的专业建设往往受到所依托学科的影响，课程设置差异很大：中央财经大学着重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的课程，华东政法大学则强调法学类的课程，山东大学的课程重点在如何使文化资源变为文化资本，中央戏剧学院重视剧团和剧院的管理，北京舞蹈学院重点加强国际艺术经营与交流等等。这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学校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不同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文化产业课程体系、建设体系还不够完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高校任课教师的“因人施教”和学科的“娘家”背景。正如该研究报告所说：“专业人才储备严重不足，有些专业教师尽管在学科的大背景上与文化产业管理是相契合的，但也存在一个学科转向的问题；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素质拓展三大教学体系尚不健全，尤其是实践基地的建设严重滞后于人才培养的需要。”④

三、对我国当前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的建议

文化产业作为一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新兴交叉学科的历史相对短暂，学科的交叉性又使学科的边界比较模糊，但是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都越来越明显，这都促使要强化学科建设的自觉性和整体性，推动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的高水平发展。应该说，这种发展需要一定的学术积累和知识积淀，也需要人才培养的更长时期的探索和总结。而当下最紧迫的是：为学科建设的发展奠定基础，包括学科目录的基础、学术组织和学科平台的基础、人才培养的基础。

（一）设置相应的文化产业学科目录名正才能言顺。学科目录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科定位的基础性工作。文化产业作为交叉学科，它的学科归属一直存在争议——既可以设在经济学或者管理学学科中，也可以设立在文化创意学科群中。目前文化产业学科大多分散置于各传统学科的分类下，文学、艺术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之中都分别自设了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方向，比如艺术学科中的艺术管理、企业管理中的文化产业、经济学中的传媒经济学、电影学中的制片管理、戏剧学中的剧院管理等等。艺术管理、影视制片等存在于艺术学，传媒经济、传媒经营与管理、广告学等存在于新闻传播学，体育产业管理等存在于体育学，旅游管理存在于旅游学等等。学科设置的归属比较复杂，难以形成比较统一的学科组织、学科规范和学科共同体。因而，在学科目录设置上，考虑到文化产业学科的这种重叠、交叉的特点，以及学科内部所需要的逻辑性，将文化产业学从所有学科中完全独立出来比较困难，也未必必要——因为文化产业如果脱离了各交叉学科的背景支撑，可能会更加势单力薄。因而，我们可以考虑将文化产业学的相关分支，分别设立在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相关的文化创意学科中，各个不同分支相互依存，形成一种交叉性的学科集群。在这样的思路下，可以考虑在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13745-2009）》中，原来的“39630管理学”目录下，新增“文化产业管理”；“48790经济学”目录下，新增“文化产业经济学”；“45760艺术学”目录下，新增“艺术管理”“，54860新闻学与传播学”目录下，新增“传媒管理与经营（”替代原有内涵和外延都相对狭窄的“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具体学科设置如下所示。以上学科，既基本满足了文化产业学科的覆盖要求，又尊重了学科发展的传统和历史，同时也体现了交叉性的特点。而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这一高校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指导目录中，建议可以在经济学门类中，将“文化产业经济学”设置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在管理学门类中，将“文化产业管理”列为一级学科；在艺术学门类中，将“艺术管理”列入一级学科；在文学门类中，将“传媒经济与管理”列为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具体设置如下所示而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布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目录中，目前文化产业相关的方向也散见于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以及综合类之中，实际上也可以考虑在现有的22个大类之外，增加“文化事业与产业”的大类，将分布在各个学科中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相关的课题集中起来，使申报、评审的学科标准、学术评价相对一致。除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体育学、心理学、国际问题研究等22大类之外，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单列，其中包含文化法规与政策、文化公共管理、公共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传媒经济与管理、艺术管理、文化市场等相关内容。以上的学科划分，既满足了目前大多数文化产业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符合文化产业的交叉学科特征；既考虑了学科属性上的共同性，也考虑到了学科发展的差异性；既在科研组织上可以操作，也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可以定位，从而体现出既有差异又有共性的一个交叉的文化产业学科集群。

（二）成立相应的文化产业学术和教学组织学科平台是学科逐渐走向成型的重要标志，也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条件。首先，建议成立“中国文化产业学会（或研究会）”。文化产业研究和教学的快速发展，对全国性的学科协调、组织平台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过去几年，自发组织建立的“全国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联席会议”是文化产业学科的主要信息沟通平台，联席会议除了组织信息交流活动之外，缺乏常设性的稳定的组织形态，也不能承担经常性的组织联络功能，难以对学科发展提供持续支撑。我们建议应该尽快成立全国文化产业学会，组织学术活动、集合学术力量、沟通学术信息、规范学术研究、协调学科建设，条件具备时，可以编辑出版“文化产业研究”学术期刊，推动全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发展。其次，建议组建“文化产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已有近百所大学设有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和方向，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材建设等等都需要通过全国性教学协调机构来组织交流、研讨和提供相应的指导。教育部可以尽快组建文化产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加强文化产业相关学科的教学经验交流，推进全国文化产业相关学科的教学规范化建设，组织文化产业核心课程的教材编写，强化文化产业师资的培训培养，提高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三）探索独特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模式文化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因而文化产业学科需要设计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既应该包括学历、学位教育，也应该包括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既要培养从事管理运营的行业高端人才，从事行业研究的学术专门人才，也要培养实践性强的职业实用人才。在本科阶段，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已在管理学目录下设置了“120210文化产业管理（注：可授管理学或艺术学学士学位）”，应该说已经能够基本满足本科教育的需要，不同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为不同的专业方向，如制片管理、剧院管理、演艺经纪等等。特别是应该根据文化产业发展对学科交叉的高端应用人才的需求，增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学位，与1251工商管理、1252公共管理、1253会计、1254旅游管理、1255图书情报、1256工程管理等并列，面向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甚至法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招收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人才。文化产业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强、多学科交融的应用型学科。文化产业专业硕士的培养，既符合文化产业自身的学科特点，也符合文化产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面向行业发展需求，开办文化产业专业硕士项目，是当下文化产业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适应新媒介环境进行全球传播发展，强化经济学、管理学、创意学科以及与信息学科的融合，重视实践教学、案例教学，强化产、学、研互动，推动业界、学界的密切结合，为文化产业培养高端管理人才研究生符合文化产业的学科定位和培养目标定位。建议在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积极试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博士的培养，强化文化产业高级人才的经济学背景。

（四）加强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规律的研究从目前对文化产业需求的调查、高校人才培养现状的分析、国际相关学科人才培养经验的借鉴来看，当前中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应遵循自己的一些学科规律。第一，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重视学科共性与专业个性、学科普遍性与学校特色的结合。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必须在文化产业经济学、管理学的共同基础之上，不同的学校根据资源、需求和整合条件，确定自己人才培养的定位和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特色。对于包含领域广泛、涉及行业众多的文化产业来说，人才培养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出学科特色和专业品牌。部分院校在这方面已经开始有了比较成功的探索，如上海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院校都充分结合了该校师资、教学优势以及人才培养传统，设立了影视管理、舞台策划、戏剧管理、会展策划、音乐管理等有特色的专业，在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机制和教学模式上，都形成了一定的优势。第二，在教学内容上重视学科的交叉性，真正完成多学科的融合。文化产业作为交叉学科，不能仅仅是经济学、管理学、文学、艺术学课程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开设一系列从经济学、管理学角度去研究文化产业的课程，使各学科真正在交叉中融合《。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学》《、文化产业市场学》、《文化产业国际贸易》这些基本课程，要体现出交叉学科的特殊性和创新性，培养学生从经济学、管理学视角去理解文化产业，同时也需要学生从文化特性的角度去看到文化产业。第三，在培养体系上，形成通才与专才、高端人才和专门人才的不同层次。如果说文化创意人才主要仍然需要由传统的文学、艺术相关学科培养，文化技术人才主要还是由信息科学、工程技术等相关学科培养，那么文化产业学科则主要是培养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人才。这类人才包含两个不同层次。一是通用性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主要包括文化产业公共管理、文化产业投融资、文化产业项目策划、文化企业管理、文化品牌管理、文化市场营销、版权经济管理、文化法规政策、国际文化贸易等等方向。二是文化产业各分支领域的专门人才，如制片管理、美术品经营、演艺经纪、会展策划、影院管理、剧场管理等等。前者可以考虑培养硕士、专业硕士，培养目标是文化产业的高级策划管理者，甚至还可以培养少量的从事文化产业研究和教学的博士研究生；后者则以本科、高职为主，主要培养职业化的专门人才，并与文化行业的直接需求密切结合。第四，在课程和教材建设上，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从国内外的教学实践以及文化产业对就业人员的知识结构需求来看，文化产业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学、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文化产业市场学、创意学、统计与调查、财务管理等等。此外，文化产业价值评估、整合营销、广告策划与创意、国际文化贸易、新媒体传播、创新与创业、项目管理、案例分析、实践工作坊等等也都应该是重要的课程选项。而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专业定位，还应该开设一些特色的、指向性的案例课程和训练课程，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第五，在办学思路上，重视文化产业学科的本土特色和地域特色。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有自己特殊的背景。5000年以上的悠久文化传统、多民族国家、地大物博文化多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化改革、意识形态惯性等等，都决定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两个特点：中国特色和地域特色。因此，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了解中国国情、历史阶段、地域文化，培养熟悉当地文化、了解区域市场，同时又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更好地服务于本土包括地方的文化事业和经济发展。这既能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促进本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又能为人才培养带来某种“不可替代”的竞争力和差异性，是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

学科建设论文第2篇

学科建设是医学期刊发展的基础，而医学期刊的发展也会助推学科建设。可以说，医学期刊与学科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目前的现实情况却是，医学临床或科研以及管理人员往往没有认识到甚至不知道医学期刊编辑对学科建设的作用，而医学期刊编辑也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发挥或挖掘自己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或角色。作为医学编辑，我们只有更好地理解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才会对医学编辑本身应担当的学科角色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1.1学科建设是医学期刊发展和孵化的基石

学科建设是培养高质量人才、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平台，师资队伍建设、专业特色都是通过学科建设层面的提升得以体现。在学科建设评价的诸多指标中，人才队伍建设是根本，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是关键。而医学期刊的可持续、高质量、特色发展不能脱离本学科的发展。首先，学科建设中专业的研究方向为医学期刊的特色化和专业化奠定基础，没有强大的学科建设提供支持，期刊的特色将是无源之水，其未来发展也将受到很大限制。其次，学科建设中人才梯队的组建为期刊的发展形成水平较高的作者队伍，学科领域中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代表该学科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这为期刊提供了优质的内容。医学期刊只有在全面了解其相关学科国内外研究现状、发展趋势，随着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才能寻求提升期刊学术质量的突破点，提出更多的新策略和新途径。总之，医学期刊发展不能游离于相关学科建设。

1.2医学期刊是学科建设的助推剂

医学期刊多以反映临床诊疗、医学科研成果为主，是刊载学科创新成果和科技信息重要的载体之一，是学科发展的发表者、推广者和推动者，直接影响到学科发展和成果转化，担负着发现和培育医疗科研人才以及搭建国内外学术交流平台的重要职责。促进学科建设是医学期刊的责任或使命，医学期刊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医学期刊作为发现、扶持、培养学术新秀的媒介，推动学科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最基本的任务；同时，以期刊为窗口和纽带，加强和扩大同兄弟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联系，实现优势互补，可以促进医学学科进一步发展。医学期刊见证和记录着医学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小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在不断的积淀中为学科建设的发展奠定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理论基础。以笔者所在的《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为例，医学期刊与医院学科的关系可窥一斑。神经免疫学是19世纪中期崛起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是横跨免疫学和神经病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尽管当时医学学术期刊众多，但尚无一本较权威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与神经免疫学相关的杂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于1994年创刊。《中国神经免疫和神经病学杂志》充分发挥在学科建设中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坚持以神经免疫学为办刊特色，紧密配合承办学科发展的需要，将期刊的学术发展方向与医院（学会）的学科发展相呼应，刊登了大量神经免疫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和研究进展，通过检索“知网”1994～2012年发表的典型的神经免疫疾病如重症肌无力、吉兰-巴雷综合征（格林-巴利综合征）和多发性硬化的文献共9019篇，其中部级基金项目文献共有493篇。而我刊共刊登相关文献409篇，其中部级基金项目文献共59篇，在30多种同类期刊中均排列第一，成为广大医务工作者获取神经免疫疾病相关情报信息的重要来源，为我国从事神经免疫学研究的人员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神经免疫学的发展。由此可见，医学期刊离不开学科建设的支持，而学科建设也离不开学术期刊这个重要的工具和平台。

医学期刊与医院学科建设紧密结合，除医院学科建设的相关人员认可和支持专职编辑的工作外，编辑在二者的互动共进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医学编辑应该将自己视为学科建设的一部分，提高学科意识，切实融入学科建设的浪潮当中。这就要求医学期刊编辑除做好传统编辑角色和具备编辑的基本素养外，还需要注重适当参与临床实践和科研活动等，多角度提升自己的学科素质。编辑学者化是大势所趋，在学者化的基础上实现更高一层的职业化。如此，医学期刊的编辑才能站在研究前沿，把握学科发展的脉络，才可能辨别出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使刊物成为反映高水准学科研究成果的园地，才能真正融入专业研究领域，进而引导和推动学科发展，促进学科发育和成熟。

2.1参与学科临床活动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参与临床实践活动，对日新月异的临床知识没有基本的认知，即使在高学历人才纷纷加入到医学编辑行列的今天，也很难跟上医学发展的步伐。医院的大环境为医学期刊编辑参与临床实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编辑人员在时间安排上相对灵活，在不影响正常编辑工作的同时，可以参与临床相关病房的查房活动和病例讨论会，这样能巩固所学的医学知识和更新知识库，同时锻炼了临床思维，及时了解到学科的研究热点与关键问题。《国际口腔科学杂志（英文版）》和《华西口腔医学杂志》编辑部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值得借鉴。该期刊编辑们结合自己分管的学科，在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情况下，定点与科室联系，参加医生查房及门诊诊疗等临床实践活动，及时把握学科的新进展，发现新的报道课题，积极从事组稿活动，发现优秀的作者和审稿人，邀请他们对其专业中疑难临床问题作综述，或展望，或制定标准，极大提高了期刊的学术质量。

2.2参与学科科研

编辑亲身参与学科科研工作是全面而及时地跟踪学术前沿的最直接的途径。目前国内外许多科技期刊编辑多具有特定学科的专业背景和较高的学历水平，一些科技期刊的编辑仍从事科研工作，从而具有较强的学术判断力和洞察力，不断掌握专业领域的最新进展。依托医院的医学期刊，具有与医院科研平台紧密结合的优势，医院的硬件和软件环境均为医院编辑参与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较多可从事科研活动的优势资源。编辑应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参加相关学科课题申请或科研工作，提高自己的专业学术水平，掌握更多本领域的学术前沿信息，培养编辑对学科热点敏锐的判断力和鉴赏力。否则，很容易陷入“见玉不识玉”，守着聚宝盆却不能为我所用的尴尬境地。作为医学期刊专业编辑，可从事的科研活动途径和方向非常广泛，例如参与编辑类科研项目、相关学科的科研项目等的申请和实施。医学编辑在充分了解相关学科专家研究优势的基础上，也可以为学科研究项目牵线搭桥。因此，医学编辑可以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多多尝试，锻炼提高自己的学科专业素质。

2.3参与或组织学科学术活动

密切关注国内外本专业的学术会议是医学期刊编辑掌握学科研究动态和热点的重要渠道。编辑应该根据自身工作需要，有选择地参与重要的学术活动。首先，通过参加学术活动，不仅能及时了解本专业的学科发展动态，而且有机会和相关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促进感情，进而有利于进行组稿和约稿工作。其次，医学编辑在长期的编审工作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本学科理论知识、科研设计知识、统计学知识以及编辑经验等，也可以受邀到其学科举办相关知识讲座，这不仅可以加强学术期刊与一线学科的联系，也可以为学科建设中的学术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注入新的活力。编辑参与学术活动时应注意要广结善缘，充分与本学科专家学者交流，这样才能树立良好的形象。另外，目前我国许多医学期刊是由学术团体或协会为主办或协办单位，期刊可利用协会或学术团体的资源优势和人员优势共同开展学术会议，不少知名学术期刊甚至亲自策划组织此类的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该学科的知名专家，对当前的学科前沿问题进行讨论，这不仅可以为医学期刊打造品牌，同时也可以推动该学科的互动交流。通过开展学科交流与碰撞，也为医学期刊的编辑提供大量优质的稿源。

3结语

学科建设论文第3篇

1、发展期（1984-1992）由于国家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要与世界接轨的方针，在1984-1986几年间出现了一个高潮，每年文献发表数量都在二十以上。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有：我国研究者大量翻译国外比较教育学科作品及文献；第一次提出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理论问题，如朱勃教授指出的既要研究各国比较教育家，又要将本国也纳入比较研究中，并与时俱进，研究伴随我国发展中的新课题；学科建制领域突出体现教材的建设上，不仅要把中国当作对象国研究，还要提高教材的编辑水平，同时要考虑问题和区域研究相结合。1987-1992年这段时期发展较为平和，此阶段仍然以大量翻译国外文献为重点工作内容，但不同与前一阶段的是在学科建设上更加重视内在观念与社会建制同时进行。

2、危机期（1993-2007）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埋藏已久的问题终于爆发，身份危机第一次被摆上台面，从此，比较教育学界一直引以为豪的为外界重视的所有成就感都趋向消亡，学者们更加关注自己的价值能否实现，以及自己在在该领域的地位，他们更加关注寻找能使本学科内在统一的相关理论依据。对国外的比较教育学界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开始更多的批判和反思，而不是仅仅简单的介绍，更加趋于理性。

二、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中的困境

1、没有正确的“他者”观，导致误读研判或贬低“他者”当前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中面临着为比较而比较，为借鉴而借鉴，为引进而引进的困境。没有形成良好的他者眼光并借此建构自己的教育学，要想拥有真正的他者眼光而不是根据自身需要凭空创造的，就必须要有真正的他者作为参照对象。将自己当作他者亲身体会国外教育，既能发现教育改革中自身的优点和不足，又能领会国外教育的精髓。成为他者的意义之一是以求知为动机去认识他人，走进他人的世界，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目标或其他功利性需求去认识他人；另一种意义的他者是有新的认同感的他者，而不是按照他者的形象来所造。缺乏他者眼光，不仅难以站在他者的角度上关注本国教育发展情况，而且还难以深刻体会国外教育，包活教育改革、教育背景等。

2、比较方法的不合理在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中有两种方法容易混淆，即比附而不是比较。比较和比附不同之处在于比较更趋向于异而不是同，强调的是思想的整体性，比如看人面相，单看某个器官很难分辨，而看整个面相则能十分轻易分辨。与比较相反的是比附不看重整体或是部分在整体中的作用，它超越了当前情境，单纯求同，盲目随国外教育改革的大流。因此比附既不能让我么对国外教育方面的改革有一定深度的认识，也不能对本国国情进行深入思考，空洞的信息加上模棱两可现象的单纯组合，给人盲目的感觉。

3、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意识缺乏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意识注重的是整体认识，而不是对部分或某个领域的局部看法。学科意识的出现意味着该学科已发展到成熟阶段，一门学科只有深刻的认识到自身发展历程和目前处境以及内部机制，才能主动探求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加强自控能力，进入自为的理想状态才可避免走弯路。比较教育学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之处就在于：其他学科将比较当作一种工具，而后者则是一种思维方式，是考察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而形成的一种广泛视野。

三、比较教育学学科未来发展方向

1、民族学方向比较教育学不能受限于不同国家的比较，而可以细分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等的比较。如果将国家作为单位去进行比较，那么就会忽视其国内的少数民族，然而国家间的差异往往取决于民族间的差异，这导致国家间的比较过程中弱势民族的需求和特点很难受到重视。由于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教育必将成为国内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举足轻重的领域。

2、人类学方向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时间较短，在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寻求自身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过于依赖西方教育学经验，往往忽视了本国的文化根脉，因此，比较教育学要想文化人类学方向转变，人创造了文化，又被文化所影响改变，文化的产生和创新离不开个人创造力，这是从文化方面来说的；每个人起初被文化所影响，然后才有希望成为文化创造着。

3、现象学方向在国际教育的交流过程中经常出现误读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因各自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以及接受教育不同，从而导致思维方式迥异，看问题的视角也就大不相同，用自己的文化来解读他国文化，这自然而然会产生偏差。当前比较教育学也深受“科学主义”困扰，以为科学化的比较教育学才是未来建设方向，然而它的局限性难以应对丰富的教育实践生活，因此有必要向“面向事实本身”转变。

四、结语

学科建设论文第4篇

关键词：生态学；大生态学；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化；执政理念

中图分类号：N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1007004

生态文明建设，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首现于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该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经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2]；最终在中共十政治报告中，将之列为“五位一体”建设目标，实现了由一般概念向中共意志的转化，并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的认识高度[3]。为增进共识，作者拟在过去10余年对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学科背景和科学内涵进行简要论述，供学习研究参考。

一、生态研究溯源

19世纪60年代末，德国动物学家Ernst Haeckel（1834～1919）给出了生态学定义：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从此，生态学作为一门学问被研究，140多年特别是近50年来，生态学得到了蓬勃发展，产生了许多分支学科和交叉、边缘学科，形成了庞大的生态学学科体系。经典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描述、实验、物质定量3个阶段，除利用野外观测和室内实验等实用技术开展应用生态学研究外，利用数学模型进行模拟研究是理论生态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两者促使多种生态学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形成，包括试验设计、抽样技术、种群动态、系统分析、3S技术、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多方面内容。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被引入生态研究之后，更是促进了包括个体生态、种群生态、群落生态和生态系统生态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在我国，生态学一词最早是在20世纪初被引进和使用，但没能开展有目的的研究，这门学科一直没有受到重视。1979年12月1日，中国生态学学会在昆明正式成立后，生态学和生态研究才逐步得到重视和发展：围绕国家农业、林业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应用生态学的发展需要，开展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性生态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在青藏高原对中国植被作用、中国气候与植被相互作用等方面也开展了基础性生态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国际生态学经典理论进行了补充与完善，而且为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科学决策依据。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继续坚持和发扬中国特色生态学研究的同时，现代生态学研究开始借助统计分析、模型拟合等手段探索经物质、能量、信息转化引导生物个体发育、群体动态、物种变异、种群进化和生态系统演替的作用规律。如通过水稻群体数量研究所提出的用于描述生物单种群数量消长的生态学模型――ABC模型[4，5]，就是对物种种群动态变化规律的探索；而通过水稻品种质量研究所提出的物种种性漂移及生物信息论，就是对物种种群进化演替规律的探索[6～8]；等等。

二、生态学科发展

学术界通常将研究生物的成果归位于生物学，研究环境的成果归于环境学，研究生物和环境间的成果归于生态学。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学科大融合将是必然趋势。为此，提出了大生态学（Eecology）――广义生态学的概念[9，10]：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含生物因素）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意识流等运行规律的科学。其中物质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起源、构造和发育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能量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生存、进攻和避害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信息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遗传、变异和进化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源泉；意识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反馈、控制和人为作用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灵魂。生境因素对生物物种上述12个方面的影响规律简称大生态学的十二生态法则。

借助一维时间量、二维生境因素量、二维生物量和三维空间量，可以构建出大生态学的八维构象，此八维构象共计形成四点、六棱、四面和一个立体，可以对大生态学所展开的多学科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描述[10]。依据时间、生境因素、生物和空间等4个参比点，遵循大生态学根植于普通生态学之本源，可将大生态学作以下系统的生态学科分类[10]：T分类，即以时间（Time）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起源生态学、古生态学、进化生态学、普通生态学和未来（虚拟）生态学；F分类，即以生境因素（Factors）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普通生态学、极限生态学和超限生态学；O分类，即以生物（Organisms）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和普通生态学，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等；S分类，即以空间（Space）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微观生态学、普通生态学和宏观生态学。以上述2个及2个以上参比点为依据，还可以将大生态学做更细致的分类。

自生态学有历史记载以来，生态科学经历了一个逐步的、间歇的发展过程。经典生态学已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11]：自1869年Ernst Haeckel提出并定义生态学（Ecology）一词到1900年，为生态学创立阶段；大致从1900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生态学成为一门公认的、独立的科学领域，但通常仍被认为是生物学的子学科，这个阶段是生态学成长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生态学依然根植于生物学，但它已经开始从生物学中跃出而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连接物理学和生物学过程，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这个阶段是生态学成熟阶段。随着各类学科大融合、获取生态学研究数据之技术越来越便捷和有效处理海量数据逐步成为现实，生态学将迎来它的第四个发展阶段，即：大生态学必将统领包括人类在内的庞大的生物科学体系，经过人类的共同努力，就可能逐步实现自然生态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对和谐。

三、生态文明内涵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和标志。文明的发展形态，既是现实化的历史运动，也是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12]。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类必须依赖集体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与渔猎，历时上百万年；铁器的出现使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人类由此走入了农业文明，历时约一万年；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工业文明，人们逐步开始了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

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达到极致。工业社会在创造辉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使人类陷入了空前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泥沼之中，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也没有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回归到生态文明来延续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换言之，生态文明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积淀到一定阶段必然显露的结果，尽管在以往的文明阶段，生态文明并未获得显性表现，但它早已默默地托起其他文明的孕育和发展。从大生态学意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一切文明之本源。

从人类文明的实践来看，伴随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到了20世纪60年代，全球关于生态与环境的话语表达愈益活跃，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生态环境保护实践运动。在我国[12]，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成为了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实践运动；1983年，保护环境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写进了中共十七大报告，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继中共十七大报告与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之后，中共十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建设布局。

四、生态文明建设

地球自形成始，便与具有还原型或惰型的太阳及太阳系其他星球不同，它是氧化型星球，这是生物起源的初始条件[13]。生物的起源、进化、演替有其自身规律，历经沧桑，并经历了5次种群大灭绝，现在正进入第六次种群大灭绝。所不同的是，前5次都是由于天体灾难或自然灾害导致的客观灭绝，而第六次却是人类的不文明掠夺导致的主观灭绝，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以抑制和逆转，大灭绝必将波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全人类要充分利用生态研究的成果，发挥生态科学的力量，逐步实现延缓、抑制和逆转正在恶化的全球生态。

中国作为决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尤应重视生态建设。中共十报告提出[3]：“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并从战略角度提出了4个方面的部署：（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二）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三）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四）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

从技术角度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着眼于4个层面的战术性安排：第一，恪守科学开发。人类要生存，必然要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物质、能源等，但必须恪守在资源互补、生态保值的基础之上取其利，杜绝无节制开发使用。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至关重要，我国粮食生产、储存、消费要符合中国国情[14]，特别是在生产环节上要统筹安排，实现生产、生态互补[15]。第二，坚持合理保护。要采取使生态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各种措施，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进行保护，使之免遭掠夺性破坏。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保护区等是保护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最重要、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必须坚持和发扬。第三，强化治理恢复。对于人工破坏、自然退化造成的生态灾害，要运用生态学原理，依据法律、制度规定，通过人工措施，对有害生物与环境资源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按照自然规律恢复其天然的生态系统。当前，沙漠化是我国面临的最大生态灾难，国家要大力支持和推广内蒙古沙柳治沙、开发利用沙漠资源的成功经验[16]。第四，酿造生态文化。为顺利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创造、创新生态文化必不可少，其关键是增强全民族生态文化的创造活力。要将科学开发、合理保护、治理恢复等生态实践所形成的优秀成果和先进事迹有效地酿造成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和文化强国的重要支撑，用先进的生态文化教育和鼓舞民众，促使生态文明建设由执政党的意志尽快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

中共十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执政党的意志，既是顺应历史发展及时代进步的担当，也是对全体中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福祉的呼应。同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与高度，更是要求执政者必须长期坚持科学发展观，把握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和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共十报告要求全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让生态文明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导向，用生态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一切发展实践，促进早日把我国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美丽。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共执政理念的总体布局，“五位一体”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意义深远，必将对建设美丽中国、造福亿万人民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2007年10月15日.

[2]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R].2009年9月18日.

[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2012年11月8日.

[4]王夫玉，黄丕生.水稻群体茎蘖消长模型及群体分类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1997，30（1）：5865.

[5]王夫玉，黄丕生.生物单种群数量消长的基本动力学模型[J].甘肃科学学报.1996，8（1）：3742.

[6]王夫玉.论水稻种性漂移及对策[J].中国稻米，2001，7（3）：3940.

[7]王夫玉.物种种性漂移研究[J].甘肃科学学报，2002，14（3）：6269.

[8]王夫玉.物种种性漂移的生物信息论基础[J].甘肃科学学报，2003，15（1）：4348.

[9]王夫玉.生态观新说[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10]王夫玉，王从.大生态学[J].甘肃科学学报，2010，22（1）：7274

[11]E.P.Odum，G.W.Barrett.生态学基础（第五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2]刘湘溶，罗常军.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日.

[13]王夫玉.生物信息起源假说[J].甘肃科学学报，2003，15（4）：3439.

[14]王夫玉.中国粮食问题[EB/OL]..

学科建设论文第5篇

一、艺术学研究

原本是附属于文学、哲学、美学、宗教研究的支系。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被学界普遍看作是“艺术学真正确立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对于获得了独立学科地位的艺术学如何建设问题，国内学者给予了热烈的探讨，也纷纷为艺术学科的独立建设提供各种方案亦或学术尝试。概观这些研究成果，有的仍限于单独的门类艺术研究(如影视、戏剧、音乐研究)而未能在学术视野上打通各个门类，甚或有的则将美术学研究名曰为艺术学研究，有偷梁换柱之嫌;有的仍未能脱离文学、哲学、美学、宗教研究的衣钵，很难说获得真正的学科独立特征;有的也做打通艺术门类的努力，然限于学术能力只是就现象论现象泛泛而论，无力上升到学理的高度和深度。总之，真正属于艺术学科，既有艺术的通约视野兼具学理厚度的务实性成果者寥寥。上述症候，只要我们检阅历年艺术学年会的提交论文便可一目了然。李倍雷、赫云《比较艺术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艺术学学科的建设提供了具有开拓价值的研究参照。“跨视域”是李倍雷、赫云《比较艺术学》的关键概念。所谓“跨视域”，包含跨国别、跨族群、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等5个内容。李倍雷、赫云《比较艺术学》围绕这一核心概念展开的学术演绎，以学理的高度和深度打通了艺术门类，构筑起比较艺术学学科的体系和框架，还为艺术学学科建设脱离其他学科的衣钵，获得独立自足的学科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例。作者认为“跨视域”是比较艺术学的基本方法论和实践原则，乃至比较艺术学生命根本。诚然，当“比较”与“艺术”连缀在一起，常常会使人落入“艺术的比较”这一思维定势。诚然，比较艺术学必然少不了要运用“比较”的方法，但“比较艺术学”的“比较”一定是建立在“跨视域”这一基本方法论上，而不是简单的比较不同艺术的异同或优劣。而且“比较艺术学”其至高目标并非“比较”，而是建立在“跨视域”原则之上的各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即“亲缘关系”、“异同关系”、“话语关系”、“科际关系”、“通律关系”。这是“比较艺术学”的基本研究视域。围绕“跨视域”，作者还建立起了比较艺术学研究框架和体系，包含比较艺术学的历史过往、本体论、方法论、视域论、门类论、类型论、范例论、思潮论等，为艺术学学科建设扩展了无限丰富的研究命题。由“跨视域”这一基本方法论出发奠定的研究视域，及生发的各种命题如“变迁研究”、“互释研究”、“艺术与自然科学关系研究”等是文学、美学、哲学、宗教学研究所无法替代或置换的。在这个意义上上讲，“比较艺术学”的建立为艺术学剥离文学、美学、哲学、宗教学的衣钵，开拓真正独立自足的学科领域，充入了强有力的底气。作者在论著中强调“作为跨越各种视域的比较艺术学，其基本特质是开放的学术视野”。在“开放性”的视野下，作者在论著中提出的各类命题仍留有深耕深挖的无限可能。毫无疑问，《比较艺术学》一书已然为后续的深耕深挖夯实了地基、铺好了前路。

二、在后续的研究中

如果说还要为“开放性”注入什么新的质素的话，笔者以为“当下气息”颇为合适。当下艺术生活在全球化语境中，各艺术之间的互动、碰撞甚或跨越、渗透更趋频繁，这使得“比较艺术学”肩负了责坚任重的时代使命。一方面，比较艺术学研究通过“跨视域”寻找各艺术之间的“关系衍化规律”，有利于各艺术之间的相互理解、交流，这于世界艺术建立健康生态来说是一支正能量。另一方面，“中国走出去”日益成为崛起后的中国面对全球化语境的新欲求。艺术是传递国族形象、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走进国际，需要借鉴比较艺术学的“比较视域”来洞悉国家形象、文化软实力的跨域传播逻辑，寻求最佳传播效果和路径。“比较艺术学”研究大有空间。

作者：章旭清单位：东南大学

学科建设论文第6篇

一、传统道德与德育的批判继承

如同我国现时代整个的社会文化一样，德育文化处于既有德育文化趋向消解、新的德育文化正在建构的文化转型阶段。新的德育文化的建构过程实质上便是既有德育文化的现代化过程。那么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究竟怎样看待传统道德与德育呢？传统道德与德育体系中又有哪些因素具有现代因子经过必要的现代转换能够纳入正在建构中的新的德育文化，并为与现实的德育所用呢？在批判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过程中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

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的精华，既是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建构新的德育文化的需要。我们不可能割断中国的历史，脱离国情。在急剧变改的社会中，对传统的维系与科学地弘扬对维护社会稳定、缓解因观念突变而出现的思想阵痛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新的德育文化的建设固然以对传统的扬弃为重要特征，但尤为重要的是科学地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的精华是我们赖以建构新的德育文化体系的基础。整个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证明：人类思想的发展并非依据基础而创造新的思想，而是依据基础而改变传统意识。对新的德育文化的建构而言，所依据的“基础”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现实，据此应予改变的“传统意识”主要包括了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体系的精华。

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体系博大精深，虽有糟粕，更有精华，继承其精华，有利于加强学校德育及德育学科建设，这是与会的专家学者所普遍认同的观点。与会的专家学者指出，礼、义、廉、耻、信，以及孝等传统的道德观念，传统美德所体现的整体主义（具体表现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强调集体利益）、辩证思想（具体表现在强调“为政以德”与人际和谐）以及“先义后利”等，虽然其中具有特定的历史局限，但都拥用合理内核，所蕴涵的基本价值有一定的超时代特性，经过必要的现代转换，结合现实赋予必要的时代内涵，完全可以变现实的德育及新的德育文化建设所用。在研讨过程中，有些专家还特别指出，传统道德与德育是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也包括了儒家以外其它学派（比如道家、墨家等）的思想在内，在批判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儒家的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会上，有些专家学者专门就“先秦道家的德育思想”、“《周易》的道德教育思想”作了研讨，与会者对此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传道德与德育的批判继承，既是一个理论，也是个实践问题。那么，在批判继承过程应遵循哪些原则呢？经过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普遍认识到，在新的德育文化建构过程中批判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必然要遇到三大矛盾，即精华与糟粕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矛盾；要正确解决三大矛盾，必须区分、认识和处理这三大矛盾关系，坚持三个基本原则：1.正确区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2.正确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坚持古为今用，发展创新的原则；3.正确处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通古今、融汇中西原则。在对待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的问题上，“五四”以来更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度和主张：一是毫无批判兼收并蓄，食古不化；一是全盘否定，“全盘西化”。受其影响，在批判继承的实践中也多出现过国粹主义与的错误。与会的专家学者强调，我们今天仍有必要批判和警惕这两种极端倾向的出现。基于对此现象的高度关注，有的与会者提出，在新的德育文化建构过程中批判继承传统德育文化尤其需要遵循这样四项原则：1.化为现代的而非守成的；2.实践的而非体用的；3.抽象的而非具体的；4.历史的而非学理的。

二、德育学科建设

德育学自80年代初从教育学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始终受到这样一种非议，即认为它缺乏理论，没有科学的体系。与会的专家学者勇敢地面对这种非议，视之为加强德育学科建设的一种动力，站在使德育学更为完善的维度上，就德育学的学科性质、德育学的若干基本概念，既有德育原理教科书的体系编排等问题作了研讨；与此同时，运用整体辩证思维、系统论、现代全息论等现代的新思维新方法提出了新的德育学理论及体系。

究竟怎样认识德育学的学科性质，与会的专家学者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门以理论为基础的应用学科。在这种观点看来，德育学是从德育的现实出发，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德育的本质问题，并运用从实践中总结来的德育规律去指导实践，其研究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另一种观点认为德育学是具有多种性质、多种功能的学科群，包含众多具体的德育学科，比如德育社会学、德育心理学、德育哲学、德育工艺学等，不同的具体学科有着不同的性质与功能。

一门学科的概念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学科的科学性。德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仍有作进一步界定的必要。在这一方面，与会的专家学者主要围绕“德育”的内涵、外延、功能、目标、任务等作了探讨。与会者认为，我们现在对德育所下的定义仅仅是自学校教育的维度出发的，因此无法涵盖社会及家庭教育中的德育的内涵：一般认德育的外延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但在教育学的各个领域的阐述过程中，却只有道德教育是贯彻始终的且有实在的内容；在表述上，“德育的功能”、“德育的价值”、“德育的作用”并存，有的专家主张用“功能”更为确切；至于德育功能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它既有现实的一面，也有超越一面，我们强调它的现实功能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它具的的超越现实的功能，即按照某种超越于现实的道德理想去塑造与培养人的功能；德育的“目标”与“任务”是有区别的，“目标”是概括的、相对稳定的。任务则是根据目标所制定的具体化措施，现行的《德育原理》及德育实践中将它们合二为一是不恰当的。

学科建设论文第7篇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世界大学评价的机构已有几家，并产生了许多具有较大影响的世界大学排名，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世界最佳大学(World’sBestUniversities，WBU)”［1］，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RankingofWorldUniversities，ARWU)”［2］，《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的“世界大学排名(WorldUniversityRankings，WUR)”［3］，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的“CHE大学排名”(CHEUniversityRanking，CHEUR)［4］和西班牙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entrodeCienciasHu-manasySociales，CCHS－CSIC)网络计量实验室(CybermetricsLab)的“世界大学网络计量排名(WebometricsRankingsofWorldUniversities，WRWU)”［5］等。2005年，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在各项世界大学排名的基础上，按照中心的既有理念，设计了世界大学排名指标、权重、对象和方法，分析研究了进入ESI排行的世界大学的综合竞争力，首次了“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之后，RCCSE每两年对世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现状进行综合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经验总结，此项排名不断成熟和完善，至2011年已连续4次排名结果［6－9］。另外，考虑到世界大学与学科评价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影响力和必要性及其在教育管理者和高水平受教育者中的需求性，RCCSE自2012年起将每年评价一次并出版相应的评价研究报告。同时为了迎合网络时代的新兴需求还创新性地引入了“网络影响力”这一指标，以进一步考察各学校的声望情况、科研成果的开放获取程度，并作为Web环境下科研影响力评价的补充，以达到从科研产出到现实影响再到网络影响的综合实力评价［10］。

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此次评价在往年31个排行榜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网络影响力排名。具体的排行榜分别为:国家(地区)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世界大学与科研机构分22个学科的科研竞争力排行榜(即农业科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化学、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与商学、工程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地球科学、免疫学、材料科学、数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综合交叉学科、神经科学和行为科学、药理学和毒物学、物理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社会科学总论、空间科学)、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分8个基本指标排行榜(即收录论文数、论文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数、进入排行学科数、发明专利数、热门论文数、高被引论文占有率、网络影响力)。RCCSE世界大学评价报告还给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界定，从而可以帮助读者充分认识学校及其学科发展的准确定位。评价结果中，前600名(即位居全世界前5‰的大学)定义为世界高水平大学，同时结合国内外一些大学对自己的定位与规划，又将世界高水平大学分为三个档次:前100名为世界顶尖大学;101～300名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大学;301～600名定义为世界高水平知名大学，其中世界顶尖大学和世界高水平著名大学称为“世界一流大学”。至于世界一流学科的界定，主要根据所评22个学科的不同评价单位在相应学科中的排名情况而进行划分，其标准为某学科排名前10%内的科研单位为该学科世界一流学科，世界一流学科也划分为三个档次:某学科前1%(含1%)的科研单位的学科为世界顶尖学科;1%～5%(含5%)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学科;5%～10%(含10%)为世界高水平知名学科。

二、中国高校总体世界一流水平建设分析

(一)进入ESI排名高校数量变化情况

每年RCCSE世界大学评价报告均是以美国《基本科学指标》ESI数据库中近11年来论文总被引次数排列在前1%的大学和分22个学科中大学和科研机构近11年来论文总被引次数排列在前1%的学科为总体的评价对象。但是由于ESI统计数据的变动，该评价的对象也随之有所变化，具体如表1所示。由于最初开展的两次世界大学评价还处在探索阶段，加上前期人力、物力的限制，对于评价对象中的同机构不同名称标注的情况，未能详尽的合并、更正，因此出现机构数量相对较多的情况。而在后来的三次评价中，都尽力解决这一问题。不过，评价对象数量逐渐增长的事实不可以否定，同时中国进入ESI科研竞争力排行的高校数量也日益攀升，这一点很值得欣喜。

(二)国家(地区)排名变化情况

在2005－2012年这7年内的5次评价中，均设置了“国家(地区)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主要是对排名前30位的国家或地区情况进行分析评价。我们对这5次评价中中国的总体排名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如表2所示，其中“”表示上升，“”表示无变化，“”表示下降，表3、表5亦同)，发现中国大陆一直处于排名上升的状态，从22位一路跃升至第6位;中国香港地区在这期间排名有上升、有下降，但总体相对稳定，一直保持在21名左右，这可能与其学校数量有关，在7年内，该地区进入评价的学校数量仅增加1所，对排名的影响也就不是很大;中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类似，排名变化与进入评价的学校数量变化正相关，排名由26位上升至13位。总体可见，中国在世界水平的科研竞争力发展中整体成效卓著。具体对中国大陆地区科研实力各指标在前30强中的排名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如表3所示)，发现中国大陆发文、论文被引、热门论文、高被引论文数等方面上升迅速，目前均已进入世界前10强的行列;专利数一直是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科研实力竞争中的强项，一直保持在前10名以内，并由2007年的第8位迅速跃升为目前的第3位，实力可见一斑。但是，在各项绝对指标飞速攀升的同时，高被引占有率这项相对指标(高被引论文数量与发文数量的比值)却一直下滑，由最初的18位一直降到25位，这也就反映出论文质量的提升速度并未跟上论文数量增加的步伐，也警示中国在提升科研竞争力的进程中，莫让数量掩盖质量，而要注重优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加强高质量论文的产出，从而真正提升国际影响力和世界科研竞争力。

三、中国高校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展

(一)中国高校科研竞争力总体排名变化情况

通过前文阐述，我们已经发现中国高校在世界水平上的数量可见度已经越来越高。接下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些进入世界大学排名的中国高校整体排名情况。对世界一流大学(前300名)中中国高校名次分布情况分析(表4)可以发现，中国不仅在进入ESI排名的总体学校数增加，同时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学校数也不断提升。大陆由最初的3所学校增加到9所，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目前分别有2所和4所，它们分别是:北京大学(72)、清华大学(84)、浙江大学(94)、上海交通大学(122)、复旦大学(172)、南京大学(20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15)、中山大学(273)、武汉大学(295);香港大学(121)、香港中文大学(170)、香港科技大学(261)、香港城市大学(296);台湾大学(71)、台湾成功大学(202)。中国高校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的已有4所，其中大陆有3所，可见高水平大学建设已初具规模。这些高校在世界排名中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它们各自的竞争实力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我们对RCCSE公布的2012年中国大陆高校排名前10的学校在历年世界大学评价中变化情况进行统计(表5)发现，中国一流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多呈现稳步上升的局面，虽然个别学校在2009年有下降的现象，但是总体上升幅度较大。目前在中国大陆前10强已有8所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国内排名前3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也荣升世界百强(即世界顶尖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提升幅度最大，都由600名以外逐步发展进入了世界一流的行列;相比之下，南京大学的发展进度略显缓慢，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中国高校科研竞争力分指标排名情况

为了进一步探究中国高校科研竞争力提升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脉络，并寻找其中的关键因素，我们对2012年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内中国高校分指标排名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表6)，发现中国高校中最有优势的科研指标在于发文数和专利数，部分学校的网络排名情况也值得肯定。但是这些优势还很微弱，而且不够稳定，在能够真正充分体现科研竞争力的主体指标实力方面，如总被引、高被引和热引等质量型指标上仍有很大欠缺，需要引起教育监管部门、高校管理者的广泛重视，加大力度，提升科研质量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高校在世界上的科研竞争地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还注意到中国科技大学作为国内高校排名中逐渐下跌的一所重点高校［11］，其科研力量不容小觑。它自2005年以来，一直处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并已在8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其中化学、工程学、材料科学和物理学均已进入世界一流学科的行列(即排名前10%)，在国内的专业优秀率也居于领先地位。可以说这个“短小精悍”且容易被人忽视的国内重点高校，在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甚至超过了排在它前面的很多知名高校，也是这些学校在国际化进程、世界一流化建设中的榜样。

四、中国高校之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进展

(一)学科总体发展情况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离不开世界一流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我们对中国进入ESI排名学科总数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如图1所示)，发现中国大陆从最初的16个学科已经发展到目前在ESI分设的22个学科的全部进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非常值得肯定。但是详细分析后发现，中国大陆高校真正进入排名的却只实现了由9个到19个学科的发展，增加了10个学科，但仍然在免疫学、综合交叉学科和空间科学3个学科处于空白，这也是中国香港和台湾同样面临的问题，这便是中国高校在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建设进程中所要攻克的重要难关之一。另外，从各地区内世界一流大学进入ESI学科排行的平均学科数统计情况看(如表7所示)，在连续5次评价中，中国的平均学科数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过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三个地区的平均学科数增长速度较快，尤其是中国大陆由最初的5．67增至11．11，已经逐渐缩小了与世界平均值的差距，但仍需继续努力，向世界高水平国家看齐。虽然22个学科均有中国大陆的大学或科研机构进入ESI排名，但是对于每所大学或科研机构而言，进入ESI学科排名的学科数量却参差不齐。绝大多数中国大陆大学都只有1～9个学科进入ESI排名。除了中国科学院在20个学科均有进入以外，重点高校情况也相对较好，大陆排名前6强的高校均有10个以上学科进入，且都有排名前10%的学科存在，尤其是前3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均有4个世界一流学科(表8)。同时重点高校仍然能够呈现与国内排名类似的文史综合类院校学科广而全、理工类院校学科少而精的特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国内高校发展策略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规划不谋而合。国内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可以促进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的建设，科研竞争力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亦可推进整体实力不断加强。

(二)优势与劣势学科分析

从进入ESI排名的学科数量和具体排名情况看，中国高校在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领域占有相当优势。2012年的评价结果显示，中国大陆高校的农业科学、化学、工程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等14个学科都进入了世界一流学科的行列，尤其是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化学、工程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物理学和植物学与动物学等8个学科还有顶尖机构存在，不过除了清华的工程学，其他所有的顶尖学科机构均被中国科学院独揽。同时在科研机构的统计中，中国科学院在发文量、被引总量、热门论文数、高被引论文数和进入ESI学科数5个指标上都名列前茅，这些都深刻印证了它作为国内第一研究巨头的科研竞争实力。另外，总排名前10位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学科都很齐全，并且每个学科影响力都很大，如哈佛大学有15个学科位于世界前10强，斯坦福大学有9个学科位于世界前10强。中国大陆高校只有北京大学的数学和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和材料科学3个学科排在世界前10位，其他高校在世界前10强的学科领域则仍然处于空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大陆高校在学科建设上仍然表现较弱。纵览2005－2012年5次世界大学评价结果，中国大学或科研机构总体上在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材料科学、数学、物理学等学科上的优势相对明显，但也呈现出学科建设相对集中的现象:优势学科愈益强大，劣势学科发展缓慢。因此，在发展这些优势学科的同时，高校管理人员、教育发展监管人员也要注意到在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经济学与商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空间科学、免疫学、社会科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以及临床医学这8个学科中，中国大陆还没有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学科的行列，这也正是我们的劣势所在，急需加大投入，力争消除劣势，平衡发展，争创全面一流。总之，要真正实现与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的接轨，中国大陆的科研创新和学科建设仍任重道远。

五、结语

学科建设论文第8篇

虽然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在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从教育体制来看，虽然素质教育开展多年，但是高考的指挥棒还在发挥着作用，考试成绩依然是决定考生升学去向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高中生进入大学学习后首先摆脱掉巨大的学习压力后，对学习和研究的兴趣荡然无存，其次由于学习方式的机械化、技巧化导致学生思维模式固化，这种僵化的头脑直接阻碍了大学生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形成。另外，许多高校对大学生科技创新宣传、组织的力度还不够，认为这仅仅是一项任务，甚至有的学校将学生创新成果的多寡看作政绩。而多数院校，在组织过程中甚至把自己的课题拿来让学生参赛。从师资队伍建设来看，多数高校还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指导学生开展科技创新的专门指导教师队伍，许多指导教师基本上都是在正常的教学、科研任务之外指导学生，或者在自身研究的项目课题中分配任务给有志参与科技创新的学生，这样学生的创意得不到施展。从以往学生提交作品的方向和创新内容看，许多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选题过于宽泛，致使研究难以形成实用的成果，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类作品中尤为明显，在研究方法上往往不能突破学科，没有形成多学科、多专业的组合、交叉。当然，依然有高校对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宣传组织没有提升到带动学风建设的高度，没有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出现了学术氛围不浓厚，参与面不宽的现象，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或影响着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有效开展。

二、完善大学生科技创新带动学风工作的路径选择

1.通过完善课程体系培育科技创新在学风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随着高等教育对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和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过去忽视时间、缺少创新的传统教学模式、方法等受到极大冲击。网络公开课等第二课堂的开发、开放，各高校开展的科技创新课程的实践，在网络上平台上逐步建立，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教育体系呼之欲出。大学生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是重塑高校学风的要素。各高校发挥自身行业特色和传统学科优势，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平台建设以及营造创新学风的实践活动的维度、广度、深度依然有空间去研究探索。重新审视大学生科技创新在推进学风建设中发挥的潜在价值，开展协同创新，建立更完善的教育体系制度，构建大学生科创引导学风建设新机制，协调各方面的新问题，综合社会、学校、教师、学生、企事业单位、国际合作办学等的优势，构建更加完善的大学生科技创新体系来推进学风建设。

2.以传统为基础，以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建设学风

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取决于高校学科建设和教育体系建设的结构和目标的合理设置。学科建设是高校教育发展的核心，而学科建设的目的是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素质，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学科建设水平能否带来学生教育质量的提高体现的是一所高校的教育质量的核心竞争力。当今社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发展仍然是高校的三大主要职能，而大学的人才培养、学风建设又是其他两个职能的基础，更是其他两个职能的体现。专业设置应按照从事某类或某种社会职业所需要的专业素养和技能设置，培养方案应结合学科体系与社会职业需求。只有不断提高大学的学科水平，才能更好地培育符合社会需求的学生，承担起服务社会的职责，这一切都要求高校学风建设要以科技创新为目标，科技创新又应该是学风建设的题中之意。因此，高校应进一步立足、发展自身特色优势学科，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发挥其对人才培养影响因素的作用；同时要紧跟时展需求，加强专业建设的时代性，培养创新氛围，营造良好学风，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最终为大学生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服务。

3.创新和拓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载体和形式

第一，开展学生学术活动，建设科技创新宣传平台。营造良好学风，吸引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应该加大学生活动中大学生科技活动的宣传。高校要组织科技活动来普及科技创新信息、培养科学兴趣、组织经验交流会交流科研心得，邀请专家学者和指导教师开展讲座、指导课，丰富科技节的内容，提高科技节的水平，吸引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从而营造人人关心、知晓，人人志在参与，实践知识提升动手能力的学习氛围。通过这些活动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科技活动，带动学风建设。第二，积极组织学生参加观摩大型科技赛事。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应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等各类高层次科技竞赛。完善选拔机制，组建专业固定的指导教师队伍，有制度、有程序的组织学生、选拔培养优秀人才，帮助学生将创意、想法转化为作品。在检验大学生科技创新实力的同时，培育良好的校园科技创新氛围，激发更多学生的科技创新热情。

4.营造鼓励科技创新的校园文化氛围

创新活动的深入开展需要高校科技创新文化氛围的培育和推动，因此高校应重视科技创新文化氛围的培养工作，将其作为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设计、积极培育、推广，加强制度规范建设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创新项目，提升大学生参与学术创新和科研项目的积极性。对参与创新活动并取得成果的学生予以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奖励，例如：申请专利、发表学术论文，在大学生综合素质考核体系中加入创新能力指标，在奖学金评定体系中增加科技创新的类别，以形成大学生追求真知、勇于实践的育人氛围。高校管理者还应重视为学生组织营造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和平台，鼓励学生参加校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各种学术论坛，开放科研文献检索平台，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公开课等形式开展交流活动，开拓学生视野，鼓励学生发展多元化思维能力，以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文化氛围，从而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三、结语

学科建设论文第9篇

文艺美学学科产生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呼唤美与文艺应有地位回归的 历史 背景之下。它是一种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并以 艺术 的审美经验为其 理论 出发点。这就同当代的 哲学 —美学转型密切相关，也有利于 中国 传统文艺美学精神在当代的发扬。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一种中介性、关系性和情感性内涵使得文艺美学学科起到对我国当代美学—文艺学学科改造的作用，也是对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种 总结 与提升。文艺美学学科以审美经验现象学为其主要 研究 方法 ，也适当吸收其它有关方法。

【关键词】 文艺美学—建构中的新兴学科—艺术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

一

文艺美学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由中国学者胡经之教授提出的。它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正如文艺理论家杜书瀛研究员所说：“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提出和理论建构，是具有原创意义的。虽然它还很不完备，但它毕竟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首先命名的，首先进行理论论述的。”[1]从1980年至今，20多年来，经过几代美学工作者的努力。 目前 ，文艺美学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同的我国文艺学、艺术学和美学高层次人才和 科学 研究方向，正式列入 教育 部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简介。全国重要高校大多开设文艺美学必修课或选修课，专职从事文艺美学教学科研的人员数以千计。文艺美学学科呈现繁荣 发展 之势。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与美学、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它是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美学与文艺学领域“拔乱反正”的必然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受极“左”思潮 影响 日益严重，被极端化了的“文艺为 政治 服务”的口号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发展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更是走向践踏一切优秀文化的地步，以其所谓“政治”取代一切，将一切美与艺术统统宣布为“封资修”而予以扫荡。这样的被扭曲的历史，终于在1976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治领域的“拔乱反正”，美学与文艺学领域也相应“拔乱反正”。这就是对“十年”极“左”美学与文艺学思想的批判，对美与艺术应有地位的恢复。“文艺美学”正是这一“拔乱反正”的产物，是对美与文艺这一人类文明表征的应有尊重。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十年”是对美学与艺术应有地位的严重偏离，那么，新时期之初“文艺美学”的提出则是对其应有地位的回归。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将其运用于 现代 并介绍到世界的一个重要成果。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指出：“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做出贡献。现在，有许多人开始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整理，运用了集体和个人结合的力量，这一定会使中国的美学大放光彩”。[2]宗白华先生还谈到，在西方美学是大哲学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史的内容，是哲学家的美学，但中国美学思想却是对艺术实践的总结，反过来影响艺术的发展。如谢赫的《六法》、公孙尼子的《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等。当然，还有宗先生没有谈到的大量的文论、诗论、乐论、画论、园林建筑论等等。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确极少西方那样的哲学美学，但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文艺美学遗产。对于这些遗产的发掘整理与当代运用一直是诸多美学家与文艺学家的强烈愿望。在新时期之初，在冲破各种藩篱的良好学术氛围中，文艺美学学科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宗白华先生等广大中国美学家总结弘扬中国古代特有的美学传统的强烈愿望，因而得到广泛的认同。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经历的由外到内转向的反映。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政治的 社会 的 分析 、出现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这样的明显倾向，后来干脆以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1978年新时期以来，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开始纠正偏颇的美学与文艺学思想。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论的不再提出，学术领域出现了明显地由外向内转向的趋势。这就是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由侧重社会政治的外部研究转向侧重艺术与形式的内部研究。于是，盛行于西方20世纪50年代的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开始流行，学术界对文学艺术的内在的审美特性及其 规律 重新重视。这也成为文艺美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学术背景。而从更宽广的世界思想文化与哲学背景来看，文艺美学的产生则同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来由抽象的思辩哲学——美学到具体的人生美学的转变有关。众所周知，整个西方古典美学从柏拉图开始都侧重于“美本身”（即美的本质）的探讨，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更演化成完全脱离生活实际的有关美的本质[美的理念]的抽象逻辑探讨。1830年黑格尔逝世后，宣告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终结，从叔本华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的克罗齐、尼采，乃至此后的诸多美学家开始了对抽象思辩哲学——美学及与其相关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突破，从抽象的本质主义逐渐走向具体的艺术与人生。因此，整个20世纪的美学与文艺学主潮，抽象的美与艺术之本质主义探讨式微，而对于具体的审美与艺术的探讨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李泽厚先生在概括这一世界美学与文艺学发展趋势时指出：“他们很少研究‘美的本质’这种所谓‘形而上学’的 问题 ，而主要集中在对艺术和审美的研究上，而审美的研究主要通过艺术（艺术品、艺术史）来验证和进行。”[3]文艺美学恰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美学领域局限于本质研究的一种反拨。从50、60年代到70、80年代我国两次大的美学讨论，都存在脱离生活与艺术的严重缺陷，无论是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还是社会性派，都将自己的理论支点放到抽象的美与艺术本质的探讨之上，而对鲜活生动的文艺事实与实际生活置之不顾。文艺美学恰是对这种偏向的纠正。正如文艺美学的提出者胡经之教授所说：“从我自己的体验出发，如果美学只停留在争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样抽象的水平上，这并不能解决艺术实践中的复杂问题。审美现象，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美学，要研究审美现象，实乃审美之学，必须揭示审美活动的奥妙。人类的审美活动产生于实践活动（生产、交往、生活等实践），这审美活动又生发为艺术活动。”[4]

关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目前有文艺美学是美学的分支学科；是美学与文艺学的中介学科；是艺术哲学；是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之边缘学科等多种界定，大约有七八种之多。当然也有的学者完全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认为文艺美学最多只是美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意见均应共存，继续进行讨论。但我们却认为，文艺美学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它既不是美学与文艺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是两者之间的中介学科，更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哲学，而是既同文艺学、美学、艺术学密切相关，但又同其有着质的区别的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具有明显的建构性、交叉性、跨学科性和开放性。所谓建构性，是从皮亚杰发生心 理学 借用的一个概念，是对知识形成过程的一种科学描述。着重强调了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作为文艺美学，其建构性表现在学科本身是众多美学工作者积极参与，并正在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学科。所谓交叉性，说明文艺美学学科所特具的对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各有关内容的包含和兼容。正由于其交叉性才决定了它的跨学科性。不仅跨越以上学科，而且跨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充分体现了现代新兴学科的特质。而正因其是建构的所以是开放的，动态的，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或将要吸收众多文艺美学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它永远是这一学者群体集体研究的产物。

华勒斯坦认为，任何学科“必须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各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对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5]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文艺美学具有以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基本出发点的理论体系和审美经验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正在形成的学者群体，基本具备华氏对一个学科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为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的学科。

二

当代文艺美学学科之所以能够成立最重要的是它具有自己特有的有机的知识主体，或者也可以叫作是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之重要表征就是具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最重要根据就是认为它没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因而构不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就明确提出不赞成“文艺美学”这一提法，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文艺美学没有自己特定的独有的对象，因为美学就是研究各种艺术领域的美学问题，如果文艺美学也研究这些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由此可见探索文艺美学特有理论出发点之必要。目前，在文艺美学的理论出发点上可谓众说纷纭，异彩纷呈。有的将其仍然归结为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研究；有的从分析审美活动着手剖析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的着重探索文艺主客体具体关系的存在方式，双重主客体的组合；有的从人类学这个视角考察和揭示文艺的审美性质和审美规律；有的从文艺本质入手着重论证文艺的结构之“再理解——表现——媒介场”三个层次等等。以上只是举其代表者介绍，不可能一一涉及。应该说这些探索均有其道理和价值。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文艺美学这一新兴学科提出的主旨，符合其产生的 时代 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前已说到文艺美学学科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世界和

关于文学 艺术 审美经验之具体内涵，正因为其极为复杂，所以我们试图通过综合的途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指导，以审美经验现象学为 方法 ，吸收各有关资源之有益成分，加以加以综合。由此，我们从一个基本特征和九个关系的角度加以具体阐述。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如康德所说是一种关系性、中介性内涵，而不是实体性内涵。这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所特具的不凭借概念的个人的感性体悟与趋向于概念的 社会 共通性的二律背反。正如黑格尔所说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关于美的第一句合理的字眼。[9]这就是康德有关审美判断特具的“二律背反”特性的对于审美经验的界说。正因为审美经验特有的这种二律背反，才使其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魅力、模糊性和情感性。对于审美经验阐述的九个方面的关系是：第一，经验与社会实践。在西方美学 理论 中，文艺的审美经验完全是主体的产物，因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我们却将文艺的审美经验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从具体的审美过程来看，不一定能明确看出社会实践之基础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审美经验的基础肯定是社会实践。当今西方 哲学 ——美学在突破思辩哲学主客之二分思维模式突出主体作用之时，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也曾试图回归“生活世界”。但这种“回归”未免虚弱，而从哲学的彻底性来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之社会实践观更能从根本上说清经验的来源内涵。但唯物实践观的理论指导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地位仍是在理论前提的位置之上，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审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以哲学代美学，以普遍代特殊的弊端。第二，经验与主体。当代经验论美学之经验当然是以主体为主的，但又不是英国经验主义纯主体之经验。而是包含着消融了主客二分，包含着客体之经验。有的是通过行动（生活）来消解主客二分，如杜威实用主义的艺术经验论。有的是通过主体的接受或阐释来消解主客二分，如阐释学美学。有的则是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悬搁”来消融主客二分，如现象学美学。第三，经验与想象。文艺的审美经验之发生是必须通过艺术想象之途径的。艺术想象犹如一个大熔炉，能将感性、知性、情感等等熔于一炉，最后形成完整的审美经验，并使审美者进入一种特有的审美生存的境界。第四，经验与表现。当代经验论美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将经验同情感之表现密切相联。例如，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构说”，杜威也强调审美经验之“情感特质”。第五，经验与。经验论当然肯定感觉、，并以其为基础。但当代经验论美学又不仅仅局限于、感觉。如果仅仅局限于那就会脱离审美的轨道。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判断先于”的命题，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我们认为这仍是美学的铁的定律，难以和颠覆。许多美学家在承认的同时，也是强调对之超越的。例如，杜威论述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相异性也是试图超越日常经验其之生物性。杜夫海纳运用现象学“悬搁”之方法，更是强调对“此在”的超越走向形而上的审美存在。第六，经验与接受。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当代阐释学相结合，强调阐释的本体性。这样，在阐释学美学之中所有的“经验”都是此时此地的，都是当下视域与 历史 视域、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这样，我们就将当代经验论美学与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结合了起来。第七，经验论与心 理学 。经验论美学肯定包含许多心理学 内容 ，如感觉、想象、意向、情感等等。但审美的经验论又不等同于心理学，如果等同的话，文艺美学就将走向纯粹的 科学 主义，从而完全抹移了文艺美学特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文主义内涵。这是包括现象学美学在内的许多美学家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在承认审美经验所必须包含的心理学内容时，还更应承认其具有拓展到社会的、哲学的与伦理学的深广层面。第八，经验与真理。这是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存在论美学紧密相联所必具的内容。当代存在论美学将审美活动同认识活动相分离，由此审美经验并不导向认知理性的提升，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实现对遮蔽之解蔽，走向真理敞开的澄明之境，从而获得人的“审美地生存”、“诗意地栖居”。所以，审美经验、艺术想象、真理的敞开、诗意地栖居都是同格的。这正是当代文艺美学所追求的目标。第九，经验与对象。传统美学都把审美对象界定为一种客观的实体， 自然 物与艺术品等等。但我们认为审美对象是意向性过程中的一种意识现象，在主观构成性中显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只有在审美的过程中，面对具有审美知觉能力的人，并正在进行审美知觉活动时才能成立。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对象，但并不否认作品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

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实际上是对当代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一种改造。长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学科都在一种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指导之下，将美学与文艺学的任务确定为对美与文艺本质的认识。这不仅抹杀了审美与文艺之情感与生命生存的特性，将其同科学相混淆，而且抹杀其作为人的存在的重要方式的基本特点 ，将其降低为浅层次的认识。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既包含了审美与文艺的情感与生命体验特点，同时又包含了它的由“此在”走向“存在”之生命与历史之深意。这是对传统的本质主义与认识论美学的一种反拔。也是对审美与文艺真正本源的一种回归，必将引起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重要变革。而且，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也是对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中正在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的一种理论 总结 与提升。从20世纪中期以来，以影视文化、大众文化、文化产业为标志的大众文化方兴为艾，表明这一种新的文化转型已经不可避免地来到我们面前。这是一种由纸质文化到 电子 文化、由精 英文 化到大众文化、由纯文化到文化产业的巨大转折。在这种大众文化的背景下，审美与文学艺术发生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巨大变化。唱片、光盘、广告、模特、 网络 文学……等等新的文学艺术生产与存在的样式纷至沓来，目不暇接。审美与生活、艺术与商品、文化与文艺、欣赏与之间的界限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从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有关文学艺术的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评价、文学的文化 研究 的评判等等 问题 的讨论与争辩。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试图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一文艺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认识以上大众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种理论指导，也以此对这次讨论提供一种也许是不成熟的见解。我们认为，当代文艺美学的审美经验理论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中审美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化两个相关的部分起到指导作用。其实是审美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是两个紧密相联、统一为一体的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 工业 文明以来艺术与生活分裂，走向异化的严重问题的解决。所谓审美的生活化，是解决艺术与生活的脱离，承认并正视审美所必然包含的内容与文艺所必然包含的生活内容。使艺术走向生活与万千大众，成为人们休息娱乐的方式之一。同时也不可否认某些艺术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并给人们带来某种 经济 效益。早在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针对艺术脱离生活的现状和大众文化之方兴未艾，充分论证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延续关系”。但这只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理论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只是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的一个方面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不仅包含着原生态的生活，更要包含对这种生活的超越；不仅包含必不可少的感性，更要包含体现人类生存之精髓的意义。如果说审美的生活化是一种回归，那么生活的审美化则是一种提升。没有回归与提升结合，那么真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都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审美与文学艺术要旨之所在。因为没有前者，审美与文艺必将脱离大众与当代文化现实，而没有后者则审美与文艺又不免陷于低俗与平庸。而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审美与文艺 发展 的坦途，也才能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审美经验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完整性”和“理想性”。成为全书的中心界说，值得我们借鉴。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也是为 中国 传统美学的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美学发展从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发生了某种程度断裂。此前是传统形态的美学，此后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 影响 ，则是接受西方美学理论话语。这前后两种美学形态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所联系，但在理论内涵、话语范畴和精神实质上均有明显区别，是一种明显的理论断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不可兼容”，而是“宿命的对立”。中国传统美学的 现代 价值问题被严峻地提到我们面前。而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则为中国传统美学进一步发挥当代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国传统美学的确没有西方美学那样借以反映审美与艺术本质的概念范畴，而主要以对创作与文本的体悟作为理论的基点。这恰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从先秦时期的“兴观群怨说”，到汉魏时期的“言志说”、“意象说”，到唐宋时期的“意境说”、“妙悟说”、“心物说”，到清代的“情景说”、“性灵说”与“境界说”等等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对文艺审美经验的独特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美学理论不仅给我国文艺家与美学家以滋养，而且也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西方美学家以理论的滋养。我们相信，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为理论出发点，并自觉地以之总结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必将在新时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论述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时遇到了审美是不是文艺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审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观点。但我们所说的审美不是狭义的优美，而是广义的美。也就是包含着优美、崇高，以及悲剧、喜剧和丑这些广泛内容之美。只不过在审美心理效应上都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评价，而不是相反的否定性的情感评价，诸如恶心，嫌弃之类。这就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包含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

三

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一文中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⑩由此说明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及世界观是一致的，从而彰现出方法论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文艺美学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决定了它必然采取以自下而上为主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由具体的审美经验出发的研究方法，迥异于从抽象的本质或定义出发的传统研究方法。从而使研究对象由传统的理论文本扩充到鉴赏文本，进一步扩充到文学艺术的审美体验。这种研究方法更加全面，更加符合文艺美学学科的实际，也会更加彰现出理论家的理论个性。但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又不是托马斯.门罗所说的自然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而是现象学理论家杜夫海纳所使用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方法。这是一种在审美直观中将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之对立加以“悬搁”，并进而直接面对审美经验的方法。诚如胡塞尔所说“现象学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直观是相近的”。[10]这种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并不完全排除同时包含一定的自上而下的内容。因为任何理论研究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具有共通性的理论规范，否则就会完全成为只有个人能够理解的自言自语，从而缺乏 应用 的理论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艺美学不只是对单个审美经验的研究，更要研究其中所包含的具有人类共通性的对在场的超越，走向人类“诗意地栖居”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这就使审美经验本身包含了深刻的意义与鼓励人类前行的精神的力量。文艺美学的产生就是一种由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的转向，因此文艺美学当然应该以内部的研究为主。也就是以审美经验为核心深入剖析其对象、生成、前见、发展、形态与比较等等，从而构成独特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内部研究又不完全是独立自足的，而并不排除外部的研究，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等等视角。从社会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不仅是审美的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具有 政治 的、经济的、 时代 的等诸多社会属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社会政治与经济，乃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诸多特性。而从文化的视角说，当前文化研究的方法已经成为文艺研究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诸如，种族的，女权的、后殖民的、生态的、文化身份的等等崭新角度的确能给文学艺术以崭新的阐释。但我们向来认为文化研究只不过是文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我们并不同意当前西方某些研究者以文化研究取代或取消文艺研究的做法。我们认为对文艺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还应是最符合审美特性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研究方法。19世纪上半叶，黑格尔创立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思辩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是十分适合的。但对于以情感体验为其特征的美学，是否都要运用这一思辩哲学的方法，尚有待于进一步讨论。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美学史家鲍桑葵在其《美学史》研究中就采用了历史突破逻辑的方法，使这本美学史在诸多方面颇具创意。由此，我们认为对于我们所说的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其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也不能采用思辩的方法，而应采用以审美经验的研究为主，辅之以逻辑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的基本着重点在历史的、当代的文艺的审美经验事实，包括作者自身的审美体验，主要以此为据提炼出理论的观点。当然也要借助当代流行的各种理论的概念和话语，但不为其所束缚，而以审美经验的事实为依据，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充实、发展和突破。我们的另一个主旨还试图将当代的对话理论作为重要的方法维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想采取传统的教化与灌输的方式，而是采取作者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理论出发点是审美经验，经验既具有社会共通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个人感悟性。所以，我们所提供的只是我们的一种感悟。期望以此唤起他人的共鸣，甚至产生一种新的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在这一点上，读者是有着充分的自由度和广阔的空间的。这就是一种新型的互动式的科学研究，希图激起读者更大的主动性，充分调动其探索新问题的兴趣。同时，我们还试图采用心理学的，阐释学的以及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方法的多样性也是我们的探索之一。

我们试图对文艺美学学科进行一种新的探索，有探索就必然会有失误。因此，我们热诚期望广大学术界的朋友参加到探索的行列之中，给我们以批评与指正。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仅仅走过了20余年的历史，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朋友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培养，使之健康成长。我们期待文艺美学这一新兴的正在建构中的学科在大家的呵护下更加走向成熟，成为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美学园地的一个新的贡献。

注释：

[1]《美的追寻—胡经之学术生涯》第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2]宗白华：《艺境》第2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李泽厚：《美学三书》第54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胡经之文丛》第41—42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8月版。

[5]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第13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