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发展史论文第1篇

“邮递通信”的概念，过去提得较少。尽管有的文章中也有提到“邮递通信”这一词汇，但沒有引起重视或探讨，“中国邮递通信”更没有形成一个学科系统。本文旨在初步对中国邮递通信系统及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学科体系进行探讨思考，以期引起中国邮政史学界及集邮界的关注。该课题的探讨和研究，将会有助于对邮驿与邮政的关系之认识，有助于理顺上各个邮递通信组织之间的关系。

中国邮递通信，作为自古以来的客观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国邮递通信史，作为一门学科，就是要对中国邮递通信的客观发展过程进行和认识，同时探究其发展规律，进而编撰出中国邮递通信史著作，以服务于。尽管中国邮递通信发轫于古代商周时期，历史悠久，历代各省各县的志书中多有记载，然古代国家邮递通信名曰“邮驿”，人们只注意到有邮驿通信，近人只知有邮政通信，另有民信局等。殊不知，邮驿、邮政、民信局等通信均隶属于邮递通信系统，均属于邮递大家族。时至当今，人们却意识不到“邮递通信”这门学科的存在，意识不到“邮递通信史”学科的存在。所以，应尽快建构起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学科体系，并展开研讨。本文就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学科建构有关问题初试探讨。不妥之处，愿聆听赐教。

在当代，人们对于“邮递通信”这一概念提之甚少，即或提到，也没有将其作为实体概念。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当代的“邮递通信”唯独只有“邮政”一种形式，干脆直称“邮政”。从历史上看，“邮递通信”具有多种形式存在，如邮驿、文报局、麻乡约、民信局、侨批局、信客等，这些都是“邮递通信”的实体。如果邮政不是国家专营，近代的一些民营邮递业一直延续至今，甚至邮驿也延续至今，各行其职，“邮递通信”恐怕还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还会是一个邮递大家族。“邮递系统”也会像社会上的“系统”一样，成为一个庞大的独立系统。“邮递”如同“金融”一词，都是宏观概念，“邮递业”和“金融业”都是宏观概念，“邮递通信”也是一种宏观概念。什么是“邮递”？什么是“邮递通信”？什么是“邮递通信系统”？“邮递通信”的概念是否存在？“邮递通信系统”是否成立？“邮递通信史”能否成为一门学科体系？这些问题都是应该进行探讨的。特别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说，是应该认真研讨的。

所谓“邮递”，就是通信部门进行的实物信息传递，如信件、公文等传递。所谓“邮递通信”，就是以实物为载体的有组织的信息传递活动，如邮驿、民信局、邮政等均属于邮递通信，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社会活动。所谓“邮递通信系统”，就是所有的邮递通信组织按一定的关系有序地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邮递体系。这个邮递体系，从历史上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家邮递体系，二是民营邮递体系。国家邮递体系包括邮驿通信、文报局通信、邮政通信；民营邮递体系可包括私邮通信、驿驴通信、麻乡约通信、民信局通信、侨批局通信、信客通信等。这两大邮递体系就构成了整个的邮递通信系统。该邮递系统的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具体过程，就构成了中国邮递通信自身的发展史。中国邮递通信史，就是对邮递通信发展过程的总结与反思，其研究对象自然是邮递通信自身的历史，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清理总结邮递通信的历史遗产，叙述邮递通信的发展过程，揭示邮递通信的发展规律，为现实的邮递通信（邮政）提供资鉴，促进现实邮递通信（邮政）的更好发展。中国邮递通信史的研究范围，首先是中国邮递通信自身的发展历程及其规律性；其次是中国邮递通信跟其他通信的关系；再者是中国邮递通信跟历代社会的关系；还有中国邮递通信跟世界邮递通信的关系。

从研究范围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学科体系的构成，由此可以认为，中国邮递通信史可分为四个层面，第一个层次（最里层）是中国邮递通信自身的历史，这个层次直接表现其发展的规律性，涉及到学科內部的“纵通”和“横通”。所谓“纵通”，就是要纵向探讨中国邮递通信古今上下几千年的发展过程，着重研究自商周以来，以国家邮递通信为主线的中国邮递通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生、发展过程，即以研究邮驿通信、文报局通信、邮政通信为主线，同时兼顾研究驿驴通信、麻乡约通信、民信局通信、侨批局通信、客邮通信等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所谓“橫通”，就是要横向研究邮件业务、金融业务、报刊发行及集邮业务四个层面。需要指出的是，邮驿和文报局没有营业收寄，业务上仅邮件业务（公文或文书），且邮运和投递为合二为一，这是其特殊性的一面。再者是邮递通信发展到近现代之后，还要研究其设施建设、科技开发、通信，以及内部机构组织等情况。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研究的第二个层次（次外层），就是要探讨邮递通信与其他通信学科的关系，这里已走出邮递通信自身，从学术背景上探讨邮递通信发展的外部规律。这个层次体现在一个学科同别的学科的“旁通”，即研究邮递通信与远古通信、烽火通信、电信通信的关系。弄清这些关系，对于认识邮递通信在整个中国通信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认识邮递通信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认识邮递通信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研究的第三个层次（再次外层），就是要考察邮递通信与社会的关系。邮递通信的兴衰与各个时代的社会有密切关系，与国家的重视有关。一定时期的邮递通信总要反映其社会的特点，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也就是各个时代的大气侯对邮递通信有着影响。反过来，邮递通信的发展，又对社会具有反作用，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即邮递通信的社会价值。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研究的第四个层次（最外层），是要探讨与世界各国邮递通信的关系，以及与万国邮联的关系。

从上述邮递通信史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来看，其研究对象的主线就是邮递通信自身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最里层）。但由于邮递通信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它要与其他通信学科（烽火通信、电信通信等）发生联系（次外层），与历朝历代的整个社会发生联系（再次外层），甚至要与世界各国邮递通信发生联系（最外层）。这也就是说，在研究邮递通信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还存在相互间的关系史，即与其他通信学科的关系史，与社会的关系史，以及与世界各国邮递通信的关系史。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邮递通信史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其四个层次的研究内容，相互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国邮递通信史的浑然一体的学科体系，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学科体系是应该成立的。

作为一门学科，邮递通信史是史学研究者对过去一切邮递通信活动的反思，是关于邮递通信的学问，牵涉到邮递通信方方面面的理论和知识，属于邮递通信学的范畴。邮递通信史作为一门专史，是研究既往人们进行邮递通信的活动及其成就，这也是人们历史活动的一部分，因此也应属于历史学范畴。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应有自己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需要不断地研究认识及发掘积累，使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体系不断完善。

附：中国邮递系统图示

邮驿

国家邮递

文报局

邮政

中国邮递通信(系统)

私邮

驿驴

麻乡约

民营邮递

民信局

侨批局

信客

中国邮递通信历史悠久，中国是世界上使用邮递通信最早的国家之一。自殷商时期至今，中国邮递通信发展历程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纵观中国邮递通信发展史，其历史分期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或上下两卷）。第一部分（上卷）可为“古代邮递通信”；第二部分（下卷）可为“近现代邮递通信”。上卷“古代邮递通信”主要记述国家邮递——邮驿通信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同时还要记述民营邮递业的产生和发展，如战国时期的私邮通信、唐朝时期的驿驴、明清时期的麻乡约、民信局、侨批局、信客等邮递通信。下卷“近现代邮递通信”主要记述国家邮递——邮政通信的产生和发展，同时还要记述邮驿、民信局等的裁撤，以及侵华“客邮”的撤销等。

上卷“古代邮递通信”可分为五个时期：一、先秦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萌芽产生时期；二、秦汉魏晋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初步发展时期；三、隋唐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全盛发展时期；四、宋元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继续发展时期；五、明清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由盛转衰时期。下卷“近现代邮递通信” 可分为三个时期：一、大清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产生时期；二、民国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成长时期；三、人民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发展时期。

上卷一开始要探讨邮递通信的起源问题，然后是萌芽产生时期。中国邮递通信起源于远古时期的信息传递，远古时期的人类，就己经使用各种方式传递信息。在产生之前，人类传递信息主要靠呼叫、手势及面部表情来进行。语言产生之后，人类开始用“捎带口信”传递信息，这是人类通信的第一次革命。文字产生之后，人类开始用书信传递信息，这是人类通信的第二次革命。只有在文字产生之后，人类才具备了“邮递”的客观基础。分析“邮递”的含义，乃实物信息的传递。进入“邮递通信”，乃是一项活动、活动、有组织的实物信息传递活动，这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歩逐渐形成的。可以说，中国邮递通信萌芽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形成之后，产生于殷末周初的“简书”传递，这时已出现传递官府文书的“简书”（竹简），这可能是较早的有组织的实物信息传递活动，这已成为一项具有社会活动意义的邮递通信。周朝普遍使用了“邮传”通信，秦代以后，尽管邮递通信的名称不断変換，如“邮”、“置”、“驿”、“亭”等，统称“邮驿”，均属于“邮递通信”。这样的邮递通信（邮驿），一延续就是三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古老传统的邮递通信（邮驿）才被正式裁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下面着重谈一下近现代邮递通信的一些问题。古代邮递通信的几种通信形式，如邮驿、民信局、侨批局、麻乡约等邮递通信，发展到了近代，都走向了终结。这就是古代邮递通信的近代转型，随之新诞生了中国邮政通信。因而，近现代邮递通信就只剩下邮政通信一种形式，邮政通信归国家专营，代替和继承了以前所有的邮递通信，既传递公文，又传递民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里可以看出，古代的多种邮递通信都是邮政的前辈，它们之间有着同族的亲缘关系。中国邮政的诞生，标志着新一代邮递通信的开始，这就是近现代邮递通信史的开端，其上限应该在1896年。关于这个课题，在邮政史志界和集邮界，引发出不少论争，这就牵涉到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分期和断代问题。纵观中国邮递通信史，基本上是两大历史时期，其分期标志应以中国邮政诞生为分界，这也正如新中国的标志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分界。站在历史的高度，1896年大清邮政的成立，应是中国邮政的正式诞生。所以，近代邮递通信史的起始，应以中国邮政诞生为标志。至于海关邮政三十年（1866~1896年），可以看作是中国邮政的“前史”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孕育阶段、准备阶段、基础阶段。这也正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1921~1949年）的奋斗史，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八年（1931~1949年）的历史，可看作是新中囯的“前史”时期。中国近现代邮递通信史（即中国邮政史）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大清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产生时期，大致可分为四部分：一、中国邮政产生的历史背景，包括19世纪外国邮政状况及国内各邮递通信状况等，对中国邮政产生的影响。二、中国邮政的前史时期，包括海关兼办及试办邮政。三、中国邮政的正式创办，即大清邮政成立的经过。四、中国邮政的初步发展，即邮政的推广及邮政的初步业绩。第二时期，民囯邮政时期——中囯邮政的成长时期，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民国邮政的建立和近代化进程。二、民国邮政的劫难。三、民国邮政的衰败。第三时期，人民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发展时期，大致可分为四部分：一、人民邮政的前史时期，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邮政。二、人民邮政的诞生及初歩发展。三、人民邮政在挫折中前进。四、人民邮政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发展。

附：中国邮递通信史分期图示

先秦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萌芽产生时期

秦汉魏晋时期——古代邮递通信初步发展时期

古代邮递通信

隋唐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全盛发展时期（出现“ 驿驴”）

宋元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继续发展时期

明清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由盛转衰时期（出现民信业）

中国邮递通信史

大清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产生时期（海关邮政）

近现代邮递通信

民国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成长时期

人民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发展时期（报刊自投、快递公司）

国家邮递

邮驿（产生）

古代邮递

私邮

驿驴

民营邮递

麻乡约

民信局

侨批局

邮驿（消亡）

国家邮递

文报局

中国邮递通信史

近代邮递

邮政（新生）

麻乡约

民营邮递

民信局

侨批局

信客

国家邮递

邮政（发展）

现代邮递

报刊自投

民营邮递

快递公司

中国邮递通信史，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学科。说它熟悉，是因为关于这个学科的内容，即邮驿、邮政、民信局等概念和范畴，在过去邮政史研究中经常接触过；说它陌生，是因为关于“中国邮递通信”这个概念，在过去基本没有提过，更沒有作为一个学科而提升。现在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和学科，是因为有探讨其存在的必要。在过去的中国邮政史研究中，听到最多的是“古代邮政”的提法，也就是把古代的邮驿当成了“古代邮政”。这样以来，中国邮政史就包括了古代邮驿和近现代邮政。于是，在邮政史志界和集邮界，引发了一场邮驿与邮政的关系之探讨。在探讨过程中，隐约出现一种概念，这概念似曾提过，偶而提到也未引起注意与探讨。这就是“邮递通信”的概念，进而引发出“邮递通信史”的构想。经过认真思考，再进而引发出一个“中国邮递通信史” 学科的建构。邮递通信史应该成为一门学科，正如前文探讨的，在上“邮递通信”涵盖着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这就是应该研究的课题实质。

通过本文前述的探讨，中国邮递通信史作为一门学科，有其研究的对象、任务及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且具备一个学科体系的特征。关于这样一个学科，过去长期以来无人问津。自1998年中国邮政史研究中，有一种意见提出一个“广义邮政”的概念。其所说的“广义邮政”，既包括了“古代邮政”（邮驿），又包括了近现代邮政。其实，该“广义邮政”的概念，经分析研究，应该是“国家邮递”的概念，因为邮驿与邮政都属于“国家邮递”，都是“邮递通信”。但“国家邮递”还应包括文报局。这样以来，“广义邮政”就应包括邮驿、文报局、邮政三项通信。实际上，这三个“种概念”的“属概念”应该是“国家邮递”，而不应该是“广义邮政。”这里的“广义邮政”，是为了把邮驿当成“古代邮政”而杜撰出来的。如果按照“广义邮政”的概念，邮驿是“古代邮政”，而文报局则成了“近代邮政”，这是不科学的提法，“古代邮政”与“近代邮政”应提为“古代邮递”与“近代邮递”。邮驿、文报局、邮政三者应该是“国家邮递”的组成部分，把三者列入“广义邮政”的范畴是欠妥的，“广义邮政”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只有把邮驿、文报局、邮政三者列入“国家邮递”通信系统，才为研究三者的关系理顺了思路，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构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除“国家邮递”外，在中国历史上还存在一个“民营邮递”通信系统，其中包括私邮、驿驴、麻乡约、民信局、侨批局、信客等邮递组织。“国家邮递”与“民营邮递”两部分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中国邮递通信”系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系统，为研究“中国邮递通信史” 学科体系，提供了強有力的坚实基础。

当研究“中国邮递通信”时，首要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邮递”。关于“邮递”的概念，以及“邮递”所包含的内容，早在二十世纪初的清末，人们已经有所认识。1904年的《大清邮政光绪三十年亊务通报总论》中提到：“中国自古原有邮递两项：一系驿站，由官府派差传送文件，业经根深源远，沿为官府成规；一系民立信局，亦系百姓久经信用。” 到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邮政亊务总论》中的《置邮溯源》开篇头一句指出：“夫邮递之发轫，考之世界史乘，古代即有。” 本文另指出：“惟民间所用之邮递方法与官立之驿站迥不相同，民间邮递之法，有明永乐以前似未尝有也。” 上述文中都指出了“邮递”自古存在，且包括驿站、民立信局两项。又指出“民间邮递”在明永乐年以前未尝有过。在当代一些论文中，也有提到“邮递通信”的，如郑揮先生在其文章中谈到：“在长达七、八十年间，民营信局实际上承担了商民以至官僚的邮递通信和汇銀带物等业务，成了我国邮递通信的主流（1840~1904年）。” 还有文章也提到：“承认中国邮递通信有3000多年的历史”。“驿铺和民信局，同为邮递通信组织，所不同的，前者为国家办理，后者为民间办理”。“经过大清邮政到中华邮政（民国邮政）的前半期，邮政终于成为全国统一的邮递通信组织。” 上述对“邮递通信”都作了具体阐述，指出邮政就是全国统一的邮递通信组织。

从以上可以看出，“邮递”及“邮递通信”一直存在于邮政史研究的课题之中。其中提到“古之邮递”、“民间邮递”，以及当代“邮递通信”——邮政。这些都为“中国邮递通信史” 学科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其学科体系并不是凭空臆造，只是缺乏研究。在“邮递通信”中，可以清楚看到，邮驿与邮政的关系，从橫向来看，是并列关系，即为两种不同的邮递通信；从纵向来看，是传承关系，即上下两代的关系，邮驿走向消亡，邮政从此新生。不能把邮驿当成“古代邮政”，只有“古代邮递”，不存在“古代邮政”。中国邮政史的编撰不应包括邮驿，只能从1896年大清邮政开始（包括海关兼办及试办邮政）。这也正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编撰，只能从1949年开国大典开始（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办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办）。不能把中国邮政史编撰成中国邮递通信史，就现已出版的中国邮政史内容却涵盖了邮递通信史，这是应该引起思考的。通过对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的研究，从而可以理顺邮驿与邮政的关系，理顺历史上所有存在的邮递通信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课题研究的意义所在之一。当然，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更多的人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数代人的不断探索和完善，需要不断在实践中经受。当代的“邮递通信”又出现了新的动向，如在国内又迅速崛起一些“快递公司”；在国外有些国家又实行了邮政私营化。有的提为“ 私营邮政”，但实际上是一些所谓的公司所经营，类似于中国的“快递公司”。如何称谓，也是值得研究的。如果纳入“邮递通信”，用其理解认识，国外的“私营邮政”应该称之谓“私营邮递”或“民营邮递”。这些公司所从亊的经营，已经失去了“邮政”的涵义，类似历史上的“民信局”，只能是“邮递通信”一种新的形式。另外，不少报业社也相继开展报纸自办发行，实行自办投递，这也是现代邮递业的一种新动向。这也许又是研究“邮递通信”学科体系的意义所在之一。愿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开展下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中国邮政亊务总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5月

《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6月

《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10月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2篇

[关键词]新形势；党史；文化建设；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史文化的定义从社会角度可以分为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党史文化，指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及领导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狭义的党史文化，仅只在自身建设及领导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党史文化是新形势下党的新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载体，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多文化思潮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的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对党史文化建设也同样带来巨大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分析遇到的问题，探索应对的策略、方法，对于适应时代潮流，凝聚民族力量，实现民族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新时期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现实价值

（一）加强党史文化建设有利于重塑高尚的精神家园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最快的时期。经济和信息的日益全球化 ，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 ，使得多元思想文化更为便利地在社会传播 ，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理想迷茫、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意志涣散、腐化堕落等等。而最具感染人、说服人、教化人功能的文化产品良莠并存，特别是一些新兴媒体、影视作品，为了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将党的历史题材娱乐化、通俗化，有的甚至恶意撰改，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亵渎革命。而更是有一部分人，将荧幕搬进现实生活中，他们对党的历史传统不知不解，也更缺乏切身的感受与认同，比较容易被错误思潮侵蚀，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对多党执政、无政府主义言论赞赏有加，对西方式的民主和生活方式顶礼膜拜，对破坏祖国稳定、分裂祖国统一的言行道听途之，甚至公开支持和参与封建迷信活动。

如何让这部分人走出虚无与浮躁，如何筑牢全社会高尚的精神家园？中共党史正是一部最切合中国国情的育人教科书。而党的优良传统和光辉历史，就是最宝贵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教材。大力弘扬党史文化，用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用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身上的伟大品格和崇高风范，感召和激励人们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追求美好、抑恶扬善、爱祖国、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

（二）加强党史文化建设有利于党员干部把握政治方向

随着干部选拔任用的年轻化力度加大，一批60后、70后的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们对中国革命史缺乏亲身感受。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缺乏系统学习，有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史缺乏系统了解，有的对党内生活和艰苦环境缺乏严格锻炼，这些都不利于他们完成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同志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命史，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同志在1999年1月11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的讲话上强调：“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两位领导人的讲话，表明加强党史学习、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可以让党员同志熟悉党的历史，夯实干部的理论基础，坚定干部的理想信念，强化干部的党性观念、宗旨观念、纪律观念，增强干部的党性修养，使广大党员干部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理智地把握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二、 新形势下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不利因素分析

（一）党史文化弘扬的主旋律受到文化思潮多元并存的干扰

互联网无国界、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约束的优势，隐匿性、广泛性、开放性、交互性、实时性的特点，打破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信息难以逾越的地缘壁垒和政治壁垒，各种政治势力在网上建立自己的“社区”，并常常以评论公共事务来造势，吸引公众眼球。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着网络技术的制高点，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推行意识形态外攻战略，全方位地输出西式民主及价值观、企图实行思想政治渗透。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冲击，不少人会从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一些腐朽思想由新奇到欣赏，逐渐走向趋同，从而导致政治观念模糊、民族观念异化、爱国情感淡化、社会主义信念动摇。

（二）党史文化传播的主渠道受到网络技术开放性的考验

改革开放前，由于传播媒介单一、传播路径单向，国家很容易引导和监控舆论的导向，用单一的内容或声音塑造统一舆论，从而主导意识形态。现在，人们可以在网上直接、自由地获得各种思潮和各类学说，可以自己制作并、自行转载传播信息和言论。据《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也就是说，新的形势下，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通讯社，宣传部门对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控制和筛选越来越困难。而网络中的党史题材叙述，不仅仅有符合中国共产党价值取向的主流声音，而且有不同流派、不同思想立场、不同传播目的、不同学术背景的其他表达。网络传播渠道的多路径，为这些表达提供了有利的空间，导致主流话语、主流思想难以形成意见领袖。

（三）党史文化的育人效果受到网络参与无序化的消解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在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党史文化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弘扬主旋律的强大武器；而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视角却对党史文化一元化特质提出了严峻挑战。网络中，公众可以采用虚拟的身份进行政治和文化参与，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恐怖组织甚至叛国集团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散布虚假信息、宣扬反动思想。网络以极强的解构性冲击着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对舆论的领导、从感性的层次上分解人们的信念，不少网民原有的政治认知发生混乱。它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上面说的话不一定是正确的，即使正确也未必是唯一正确的。党史文化建设所承载的教育、感化、解惑、引导、凝聚广大党员，进而求得党内和谐的功能和效果被削弱和消解。

三、 新时期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一）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党史文化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党史文化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共党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的历史。党史文化由明确的政治目的、鲜明的政治导向、系统的政治理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坚定的政治路线等构成，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只有做到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党史研究才能在学科体系中找到制高点、才能在民族文化复兴中找到新定位，党史文化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将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作为固本强基的政治使命，牢固树立开发党史文化就是开发党的政治优势、弘扬党史文化就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护党史文化就是保护党的优良传统、发展党史文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念，真正把党史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摆到重要位置。

（二）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遵循历史的发展和传播的规律

1、党史的革命性，决定了强化党和政府发展文化是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是通过长期的革命、建设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当时文化的首要显著特征――革命性。政府是社会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文化市场以及非政府文化单位、文化组织还在培育阶段，总体来说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仍不完善，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必须强化对文化的发展，增加投入精力，发展文化高度，提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度予以推进[1]。同时，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文化事业的发展，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从宏观方面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所以，组织引导和督促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整合丰富的党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产品，是政府不可推脱的责任。

2、党史的群众性，决定了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党的群众性，也决定了党史文化的群众性。这就要求我们恪守人民群众在党史文化建设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不仅要充分尊重他们创造者和享受者的身份，更要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同时，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也需要我们的充分引导，使他们可以吧自我表现、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充分应用于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他们多样化性、个性化的文化想象力，挖掘他们独特的创造力和消费力等闪光点，展现他们真正的价值财富[2]。

3、党史的发展性，决定了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党史文化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践的产物，是党的历史与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它必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吸取各个时代的精神以获得新的生命力。党史文化中的每一个符号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但是，党史文化应用于当前不仅仅因为它的历史价值，更在于它的现代价值。事实证明，党史文化的发展不仅仅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而且要获取新的时代精神，指导当前的社会实践，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3]。一方面，继承与弘扬优良传统与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另一方面，不断吸收和融汇了时代元素，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文化品质：如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当前，面对网络时代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还应自觉地凝聚和培育平等精神、竞争精神、法治精神、民主精神、诚信精神等更多新的文化品质。

（三）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准确把握党史文化丰富的内涵

党史文化是党的历史与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包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蕴涵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及丰富的革命精神。然而，却总有人把党史文化狭隘地理解为专题文化、节庆文化、应景文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同志指出，精神层面的党史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为灵魂，以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为核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题，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精髓，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以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为本质特征的党史文化。以物质形态为载体的党史文化主要表现为：其一，建党90多年以来，党领导人民为完成“三件大事”，通过改革、革命和建设取得的重大物质成就；其二，党史遗址、相关档案文献和党史人员遗物等历史活动中党凝聚的物质文化实体。其三，传递党史文化的纸质媒介以及党史著作、资料汇编、人物传记、党史通俗读物和戏剧、小说、诗歌、影视作品等物质形式的党史文化[4]。只有准确、全面把握党史丰富的文化内涵，才能更好地应用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四）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用好管好互联网这个阵地

1、高度重视互联网在推进党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互联网是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作为先进的传播技术，仍将经历一个很长的高速发展期，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力日渐扩张。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党史文化的前沿阵地，

充分发挥互联网“高速路”、“直通车”和“加油站”的功能，利用其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沟通交互化、资源可共享的优势，推进党史文化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

2、主动占领互联网阵地、传播主流声音。

网络不仅不能成为党史文化传播的盲区，而且必须占领、利用好，开辟成为党史文化宣传传播的前沿阵地，增强党史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一方面，在互联网上创建网站，出版电子刊物，形成宽领域、多层次的党史文化的“发声平台”，放大正面主流声音，为广大干部群众获取党史知识、学习党史、了解党史提供便利；另一方面，用正确的、正面的舆论及时覆盖歪曲历史事实、有损党和政府形象、破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等不良信息，努力营造积极正面、健康向上的党史网络文化氛围。

3、利用现代技术传播手段，丰富党史文化的表达和传播方式

党史文化是主流文化、正统文化，是严肃的、崇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史文化表现形式就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抽象的原则、教条式的说教、呆板的面孔、公式化的号召。党史文化要外化为形象生动的表达形式和先进的传播方式，要善于链接新兴文化产业，利用现代技术传播手段，创新开展以电子媒介为基础平台的新文化产业道路[5]。

四、结语

我国的文化领域，正在经历广泛而又深刻的变革，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主旋律引领多样化要求。网络的迅猛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在这种新形势下，探讨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完善我党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它顺应了信息化时展的需要，使党史文化建设得以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增添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岳彬， 廉武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J]：理论探索2012，（1） ：第22页.

[2] [3]韦秀康.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党史文化大发展[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8）： 第9页.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l（2016）03-0032-0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1997年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并将其视为基础教育的DNA、人才培养的指针。因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等不同，不同国家所提出的核心素养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强调合作与交流能力、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掌握、公民素养、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等等。核心素养，将成为未来基础教育改革的灵魂。钟启泉认为：“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借助学校教育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素养与能力。”由此可见，核心素养强调的不是知识和技能，而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吴伟先生指出：教育部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中，就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定位在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学科”，尤其指出“掌握历史知识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则指出：“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历史课程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人文性，即“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同时，在“课程基本理念”和“课程设计思路”两部分中，都明确提出了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并把其作为宗旨和出发点。

为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迫切需要立足国情，结合时代特点，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把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具体化，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号角正式吹响。与上述要求相适应，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研制随之启动，其主体是研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朱汉国教授指出，所谓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所谓学科核心素养，是以学科知识技能为基础，整合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内的，能够满足特定现实需求的综合性品质和相关能力。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历史课程的总目标，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历史课程学习中的具体体现，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获知的关键能力和个人修养品质，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体现。

基于上述背景，2015年新课程高考历史试题在依据考试说明基本规定的前提下，融人和渗透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本文以2015年新课程高考全国I卷第40题为例，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例题]（2015年新课程I卷，40）（25分）阅读材料，完成T9l要求。

材料1：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宣等《韩愈评传》

材料2：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写的《诗经》《札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至升平（世），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1）结合材料1及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孔盂儒学的不同之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阐释），并概括宋学在哪些方面对儒学有所发展（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阐释）。（10分）

（2）根据材料1、2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价值观）。（8分）

（3）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与儒学（历史理解、历史价值观）？（7分）

一、从时空观念角度辩证地看待儒学思想的历史演进。

时间和空间是在历史进程中对历史事物进行定位的两大维度，它们都表述了一种“序”的概念，反映了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考生具有时空意识，是正确认知和解读历史现象，建立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基础。如何从时空观念理解掌握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呢？其一，运用有关时间、空间的各项技能（包括使用有关时间的各种术语；制作年表、时间轴；阅读地图），熟悉重要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活动发生的地域、时段及其先后顺序；识别历史地图中的相关信息。其二，区分不同史实的历史阶段特征和地域特征，理解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及其依据；对所学重要史事依时间顺序编制成图表。其三，准确判断相关史料的时空范围；辨识历史著述中不同的历史分期方式；准确运用历史的时间术语和分期方式对历史发展进行自己的论述。

第40题的材料涉及儒学的发展与创新，问题求答的内容包括孔孟儒学、汉代儒学、唐代韩愈的儒学观、宋学和当代对待孔子与儒学的态度等。据此而论，要全面理解和掌握儒学的发展与创新，就要依据“古今贯通”的原则，综合梳理儒学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和时代特征。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是同步的。儒而成为学，始于孔子。孔子指出：“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溷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日‘儒’。”（见《礼记・儒行》）孑L子通过这种努力促成了早期“儒”者的分化，奠定了创立儒学的人才基础，进而通过整理和继承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和文化精神而初步建立了儒学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强调文化传统，提倡人文精神；第二，重视道德修养，在人伦关系中实现人生价值和人格完善；第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第四，追求“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王道理想；第五，信天命“敬鬼神而远之”，更重人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之后，儒学薪火相续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传统，是为传统儒学。传统儒学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先秦儒学初步发展时期。以子思、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后期儒学，将孔子创立的儒学由初步的理论框架过渡到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等～批相对系统化的理论成果。

第二个阶段为两汉儒学经学神学化时期。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逐渐结束了各学派思想的平等竞争，儒学由一家之言上升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入经学化时代。两汉经学，由于所据文本和师承渊源不同，因而在阐发和解释儒学经典中形成了思想与风格迥异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无论是今文经学或古文经学，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意愿，都与统治者所崇信的谶纬之学相结合，与儒学的经学化相伴而生的则是儒学的神学化。总体上说，两汉儒学构建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并贯彻于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促进了儒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发展和巩固。同时，由于经学神学化，儒学的形成发展完全依赖于皇权，因而必须服从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上层建筑的发展。随着东汉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步加深，经学神学化的儒学亦必然步入没落的境地。

第三个阶段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及其与佛、道交融的时期。汉末迄魏晋，玄学流行，加速了经学神学化、儒学衰微的进程。玄学对儒学的冲击，一方面有些玄学家致力儒学名教与道学自然的调和，从而在内容上摈弃了两汉神学目的论，拉开了儒学传统天道性命之学与神秘“天”意的距离，这是对儒学发展的一种有益抑制；另一方面，玄学将先秦儒学开创的性命之学、理想人格、外王之道的现实性品格等与道学的自然原则、无为本体结合起来，从而强化了儒学宿命论的消极因素，进而使儒学与其“王道”理想相背离。在玄学冲击和三教并争的过程中，儒学虽然努力保持先秦时期形成的传统品格和人文精神，但总体上呈现出在纷争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发展的曲折进程。唐中期以后，韩愈等人公开打出排佛扬儒的旗帜，于是形成儒学在低迷数百年后的一次强有力的复兴态势，为开启宋明理学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第四个阶段为宋明儒学的理学化（道学化）时期。宋明儒学继承吸收前人丰富的思想资料，综罗古人，吞吐百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学（道学）体系，集中反映了儒学的基本立场、观念、方法和风貌，从而成为传统儒学发展最为成熟的理论形态。理学虽然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内核，吸纳佛、道思辨哲学、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等理论及精神修养方法，而最终形成的一种既有精巧的思辨形态，又有极为现实的纲常伦理内容的哲学体系，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理学形成以后，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成为六七百年间（宋、元、明时期）居于正统地位的社会思潮，从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经济、政治及文化思想的发展。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为始于明清之际儒学渐趋衰颓的时期。儒学的衰颓表现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其一是出现了以“崇实致用”为特征的早期启蒙思想，对宋明儒学作了总结性的批判，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时代风貌；其二是出现了以考据为目的乾嘉汉学，一时学风趋向“避世”，从而使宋明以来形成的儒学基本精神成为思想界的幽魂。

以上传统儒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表明，儒学在不同的时期具有各自鲜明的时代个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正因如此，儒学才能虽曲折而终究发展、虽低落而必将复兴。尤其当儒学发展中出现偏差从而动摇其思想地位时，这个基本精神愈会特别地被儒学学者所强调。始于韩愈，延及宋明理学家们一再关注儒学的所谓“道统”，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典型表现。现代儒学重构所延续的也正是这一缕命脉，直接透过这一缕命脉，从而在宏观上把握传统儒学的基本特点，是评价现代儒学重构得失的必要前提。

二、从史料实证角度分析材料。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

试题对考生处理历史材料的能力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历史材料的搜集和鉴别。这是研究和探讨历史问题的基础准备阶段。由于高考考试特点的限制，不可能复制在历史学习过程中考生自己搜集历史材料的过程。因此，只能通过某种方式加以适度的体现。（2）获取和整合历史材料信息，解决历史问题。对历史材料的阅读与解读有层次之分。一种是浅层次的理解，即理解材料的语言符号结构，获取材料的表层信息。另一种是属于深层次的对信息的解读。浅层次的历史材料阅读需要简单技巧就可以完成，但并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材料处理能力。通过历史材料的处理，让考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才是高考历史考查的重点。

具体而言，史料实证能力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能够从多种渠道和不同类型的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能够表现出对所提供的文献史料的理解；其二，能够对各类相关历史材料进行整理和辨析，识别材料中的客观性表述和主观性认识，认识史料的性质和价值；能够运用有价值的材料支撑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解答。其三，能够识别、比较、分析不同观点的材料，判断材料的真实性、权威性和可靠性，规范地选择运用相关材料论证问题；能够使用史料的证据来检验自己提出的假设。

第40题的材料来源于对《韩愈评传》和《中国近代史》的摘选，属于第二手史料。解题依据是“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求答内容是“汉代儒学与孔孟儒学的不同之处”，“宋学对儒学的发展”及“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据此，需要抓住材料和所学知识关于孔孟儒学、汉代儒学、韩愈的儒学认识、宋学、康有为的儒学认识等相关信息进行思考和说明（见表1）。

三、从历史理解角度分析历史现象的特征，透过历史表象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

历史理解是历史学习的一般性能力要求。它主要是指抓住历史事物的特征，从本质上把握历史知识，即透过历史表象去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在试题中，考生进行历史理解的客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史实，二是人们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如历史叙述和历史结论等。当前，历史叙事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间接的、情境式的微观叙事，一种是直接的、结论式的宏观叙事。两种方式虽然殊途同归，都是要求考生通过历史现象把握其本质特征，但是对考生历史思维方式、思维品质却有着不同的要求。

由于历史知识积累、历史思维运用、历史方法选择的不同，不同的考生对相同的历史现象的理解在全面性、准确性和深刻性上会存在较大差异。两种不同的认识，体现了考生对同一历史问题理解深刻性的差别。具体而言，历史理解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了解主要的历史人物、事件和文明成果等；认识重要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人物活动的基本事实及其性质、特点、影响和意义并归纳出要点，全面理解重要历史概念的含义。其二，了解重要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分析历史的原因与结果、动机与效果、必然与偶然、局部与整体、普遍与特殊等关系，正确理解历史事件、人物及文献等的地位和作用。其三，了解历史事实、历史变迁之间的关联，理解历史叙述或历史材料的客观性、主观性及其历史局限性，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历史发展规律。

第40题对历史理解的考查是全方位的。从材料和设问角度看，第一，考查的历史人物包括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宋学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等；第二，考查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包括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第三，考查历史线索和规律性认识侧重对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变迁的关联的理解，以及运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儒学演变的历史规律等。据此，需要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全面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发展和创新的基本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等。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特殊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农耕文明使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伦理型政治，家族本位是人们最基本的道德判断，由此引出了对祖先的崇拜，而家族宗法观念也因此渐渐得到强化，这直接影响到后来以人伦关系、以“孝道”为主导的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东汉史学家班固概括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汉书・艺文志》），这段话说明，儒家的源头来自于原始宗教中的一个职能分工（据甲骨文记载，商代的儒，专职为贵族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

社会变革影响儒学的发展，儒学的演变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变化是儒学具体形态发展演变的深刻根源；同时，儒学，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或影响。儒学是维护和巩固传统宗法社会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开始了关于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诸方面的课题，即关于人的价值的探讨。战国时代的孟子，忠实地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兴“王道”，行“仁政”。后人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从孔子主张“德治”到孟子提出“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大发展。孔子提倡的“仁”的基本内容属于道德伦理范畴，孟子将“仁”的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为后世儒家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秦汉至隋唐时期，儒学发展出现了两个高峰。一是在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黄老之学兴盛之后，董仲舒以儒家义理架构为基础，吸取法家、道家、墨家、阳阳五行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天人之学”，通过“天人三策”说服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略，将儒学第一次创造性地用于指导中国大一统王朝政权和礼乐刑政制度建设的实践，并取得巨大成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表现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二是在经历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一度兴起和佛教的普遍流行之后，隋末大儒王通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通过门生影响唐太宗推行儒家王道仁政。同时，王通还第一次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直接影响唐王朝实行尊儒、崇佛、礼道，三教共奉的开放文化政策，形成“三教鼎立”、多元文化相互包容并存的气象。

结束五代十国战乱、重建纲常伦理、加强中央集权的客观形势，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儒学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主观要求与活力，是宋代儒学以理学形态出现的深刻的社会背景。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仁道主义为价值内核，批判吸纳佛学、道教思辨哲学的某些理论命题、范畴及精神方法，建构起较为精致的形上本体（天、道、理）与心性相贯通的道德形上学，为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理学论证了“理”的本体地位和道德理性的至高无上性，一方面为宋元明清宗法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合理性与永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用儒家道统限制封建政统，抑制君主和官僚专制权力滥用，对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宋、元、明、清王朝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中国，儒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原本就具有开放、会通、融合潜质的儒学，适应时代变迁，努力寻求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现实价值，构成了近代儒学的兴衰交替。儒学对西学的认同、接纳，可以上溯到龚自珍、魏源、林则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沿着“师夷长技”思想的逻辑发展，儒学与西学碰撞的直接结果，就是“中体西用”理论模式的出现。中学为体，就是坚持形而上的中国孔孟之道；西学为用，就是采纳形而下的西方科技之器。显然，“中体西用”学说是儒学初步认识西学、寻求中西结合的一种理论模式。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汇日益频繁，儒学与西学的会通从器物层次提升到了制度层次。这不但反映了中国人学习西方认识的深入，而且也体现了儒学自身命运的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力图构建近代中国思想理论体系和建设蓝图。康有为以儒学思想为基点，兼采吸收西方的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试图通过对文化传统的重新解释，寻求变法维新的历史依据。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建立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过程中，吸取了西方文化中的民权、平等思想和共和国方案，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继承了“民贵君轻”等民主精神和大同社会的思想。同时，还对封建君权、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顺利进行扫除了障碍。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了救国救民道路的新探索。为了宣传民主与科学，他们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更加猛烈的批儒反孔运动，造成了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严重冲击。

四、从历史阐释角度对历史信息进行整合和重组。

历史阐释和历史表述是考生根据考试要求对自己所具备的历史信息进行整合和重组的过程。它不是对既有观点的背诵，也不是对史实的简单堆砌，而是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重新构建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考生所具备的历史知识、历史理解能力、历史思维能力、历史方法、历史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展示。

具体而言，历史阐释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能够运用多种方法理解历史（包括比较、归纳、推理、移情、想象等方法），能够对所学重要史事的基本情况做出条理、清晰的描述；能够准确阐释史事发生的前因后果。其二，从不同的视角解释历史，运用多种方式表述历史（包括概述、叙述和论述），能够讲清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线索和各种联系；能够运用历史术语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阐释与评价，并形成完整的历史概念。其三，能够选择、组织和运用相关材料和信息，准确地运用历史术语来建构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能够对不同的历史著述或历史观点作出恰当的评价（即逻辑上做到论点、论据与论述一致；价值观上体现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对人类共享价值观的认同等）。

例如，作答第40题时，考生需要提取、调动和整合两方面的信息，一是材料所提供的新信息，二是以往所学和问题相关的时代背景信息。考生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性的重组，才能在情境、问题和史实之间建立起正确的逻辑关系，从而产生全面、正确的历史认识，进行客观的历史评价。进行历史表述时，要做到史论结合，不能空发议论。也不应简单的罗列史实；要运用恰当的历史思维，立论正确，观点鲜明，逻辑合理；要采用正确的历史方法，使表述符合题目要求，语言通顺，表述完整、准确。

以汉代儒学和宋代儒学的发展为例，如何从历史阐释的角度认识儒学的发展和创新呢？

秦朝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汉承秦制，从上层建筑方面巩固和加强君主统治。汉武帝时期儒学被定于一尊。在此背景下，汉代儒学成为一种丧失了早期儒学中孔子“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董仲舒的儒学虽然吸取了孔孟关于人格完善的学说，但更多地吸取了荀子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思想。在二者的结合点上，他附会《公羊春秋传》，利用阴阳家的神学观把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论、荀子的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为皇权装饰圣光，从而使儒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他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在政治学领域，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却有利于国家的巩固，而且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西汉时期，儒学虽然推崇孔子，但他们所说的孔子已经不是本来的孔子。这种神化了的儒学失去了早期儒学生动的理论思维，成为后来封建礼教的发端。同时，“人格”观念逐渐演化成为明确的“国格”观念，这比“夷夏之辨”进了一步。中国儒学中的“国格”观念尽管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但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却使许多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不惜牺牲个人而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独立，由此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从11-19世纪中期，程朱理学用一套思辨的唯心哲理修正了孔子学说的那种缺乏哲理抽象的朴素的政论形态，同时便也取代了汉儒那种专讲灾异感应的粗鄙的神学形态。程朱理学在抛弃佛、道宗教外衣的形式下，巧妙地用佛、老哲理构筑起一个“天理”论作为儒学政治、伦理观念的哲学基础。他们把这种儒学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的“天理”论，同《孟子》《中庸》和《易经》中的一些哲学命题揉在一起，建立了唯心的理气论。于是，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格物致知”的训练方式，保守倒退的社会历史观点，使一个庞大博杂、看上去无所不包的儒学体系建成了，它标志着儒学发展成哲理化的新阶段。明朝初年，程朱之学被统治者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学术成就并不突出。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心学达到主观唯心主义的高峰，“知行合一”学说达到了历史上知行观发展的新水平。明末清初，出现总结理学的著作，黄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学案》、补续《宋元学案》是这方面的巨著。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理学的批判，早期启蒙思想的出现表明理学已走向没落。

五、从历史价值观角度对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考查。

历史解释本身具有主观性和选择性，而选择就需要以相应的立场和价值观为根基。所以，不同的历史解释和学术观点反映了对待历史的不同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考生对这些不同的历史观点进行评价时，不同史观的运用、不同的阐释和评价也反映了考生的立场、态度和历史价值观。具体而言，对历史价值观的考查：其一，与历史知识相结合，让考生通过试题了解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成果，深刻体会一定的观念、价值观、行为和制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其二是与历史认识相结合，运用有关人文历史知识，明辨历史叙述中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考查考生运用内化的历史态度和价值观，客观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评价和阐释的能力，进而独立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其三，与历史体验和感悟相结合，注重历史反思，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客观、全面地看待社会历史与现实问题，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认识中外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形成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的信念系统，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确立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和发展道路，并深刻影响其凝聚力和感召力。党的十报告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相比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以伦理为中心，道德为灵魂，强调“德”性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文化资源。

第40题以历史上儒学的发展与创新为线索，要求学生梳理从汉代至晚清儒学在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思想特色，并对孔子与儒学进行评价。众所周知，儒学是我国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其所倡导的仁爱、信义、和平等观念很早就传播到整个东亚文明圈，至今仍在影响人们的行为与精神世界。该题一方面考查了学生的历史素养与人文情怀，另一方面使学生加深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加热爱祖国历史文化，进而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增强国家意识。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4篇

论文摘要：我国学界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二是关于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据；三是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四是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主旨；五是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在上述五个问题的研究上成果颇丰，但也存在分歧。

1972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注释，并写有长篇绪论，在荷兰出版，引发了国外学者的晚年马克思研究热潮，涌现不少专著、专论。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他们一方面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中的合理结论，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又独辟蹊径，对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凝炼，成果颇丰，但也存在分歧。笔者拟就其中一些问题的研究加以枚举和综述，以期推动国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

与国外学者蓄意制造的所谓“晚年马克思”不同，我国绝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一生不同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加以区分，是以整体马克思为基点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趋于清晰，但也凸现分歧。

如有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时间作出了大致界定，指出：就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来说，一般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以唯物史观理论的制定、发展和完善来说，它被分为早期的制定阶段；中期的《资本论》写作的唯物史观从假设变为科学的中期阶段；《资本论》之后的研究，可以说是马克思为这一历史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的研究阶段，即晚年笔记，表现为《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关文献。[1]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明确界定了马克思的晚年时间。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注重新的重大理论课题是以俄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1870年12月底至1871年1月初，马克思以自己掌握的俄语直接研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著作。可以说，这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又一新阶段——晚年时期的开始。[2]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是指1872—1883这12年。[3]还有学者认为，如将马克思的一生作若干个阶段的划分，那么从1873-1883年的最后10年，无疑是马克思生命的晚年时期。[4]

研究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是以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旨为依据的，下文将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二、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

随着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文本的发掘和出版，我们已知马克思在其晚年期间有重要的著作和大量的书信和笔记手稿。大体看来，有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1877年开始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信稿(1881)、关于俄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论著和官方发表的资料所作的笔记、札记；1882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写于1879-1882年期间、内容及其丰富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手稿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晚年主要思想的文本依据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些学者认为，研究马克思的晚年思想应考察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以及围绕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信稿和札记。[5][6]有的学者则指出，只有研究上述文本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才能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研究作出合理判断；关于俄国社会问题的书信、序文、札记才是确切表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的点睛之作，其基点应是马克思于1881年2月底至3月初用三周时间草就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一组信稿。[2]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四大笔记，即古代与东方社会笔记、研究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哥达纲领批判》笔记、追溯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起源的世界历史笔记、关于俄国发展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笔记，展现了晚年马克思的理论空间。[3]

然而，一些学者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据存在简单化、片面撷取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检视国内马克思晚年思想方面的研究论著，却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论者都以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一些书信(比如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里奇、《祖国纪事》编辑的信)为研究对象，而把一部篇幅巨大、反映马克思晚年思想重要动向的《历史学笔记》排挤出研究视野。……由于没能充分揭示马克思思想由中年向晚年过渡的复杂的动机与过程，特别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整体的事实，这些论点很难说是科学的、令人信服的。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就是没有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晚年丰富的思想资料。[7]这种倾向至今仍然存在。

三、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

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是人们展开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鉴于马克巴晚年的多种笔记中多涉及到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和古代村社制度，于是就误以为马克思晚年在理论上出现了“困惑”，马克思对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理论“行不通”了。有代表性的“困惑说”认为，马克思由对西方资本主义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解剖转向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对他以往发现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产生了“困惑”。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书信和手稿的写作缘由经历了由“困惑说”、“复归论”、“转向论”到冷静和全面的分析，从由单一文本的研究导出结论到通过对综合文本的考察导出结论的过程，从而对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的认识走向全面和深入。

对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研究者们有单一原因或多重原因两类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是出于完善唯物史观理论的需要。如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动因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8][9]马克思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旨在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整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完整地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统一的总体进程。[5]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动因是马克思出于对俄国前途和命运等现实革命斗争问题的深切关怀，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10]而有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马克思晚年从事的理论活动与所谓“革命实践需要”，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从属于马克思自己“弄清问题”、“探索新理论”的理论需要的。人类学笔记的写作意图应是探索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问题，并非直接来自于所谓“革命实践的需要”。[11]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直接与《资本论》有关。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在其总体目的上从属于《资本论》创作。“人类学笔记”包含着马克思试图建立起与资本主义的狭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和逻辑上紧密相联的完整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从而完成广义经济学体系的建构)的愿望。[12]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正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和解决创作《资本论》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的。马克思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为了把自己的唯物史观建构成具有坚实的现实和历史基础的完整学说，成为涵盖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13]有些学者指出，晚年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的研究，既是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对现实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对俄国前途问题的思考与探索；[4][14]若从更宽广的意义上来说，则是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统一东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各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对历史之谜的文化求解，以破解历史之谜。[4]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需要。其次，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是为了健全和发展自己的唯物历史观的需要。再有一点就是，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有健康方面的原因。[15][16]

对历史学笔记的写作缘由，学者们大致有两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历史学笔记》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唯物史观。如有学者认为，研究者通常倾向于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和研读笔记主要与《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有关的推想，不能解释他晚年研读和写作笔记的范围为何那样广泛。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时，确实怀有一致的动机和思绪。马克思当时实际上是要从世界通史的广阔视野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统一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关系，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再探索，而这种探索的目的，仍如他此前在革命低潮时期从事的类似探索一样，是为了进一步检验和阐发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17]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以前是通过对资本主义这个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社会形态的分析来得出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的。马克思更关心的是他的理论的诊释范围，更想把他一生所得引向长远与广阔，马克思晚年的学术活动并不是《资本论》研究与写作的中断，恰恰相反，是一种继续；但探索的动机就在于想把中年期通过对资本主义分析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放到全部社会历史领域当中，去检验其普遍适应性。[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流行的马克思晚年放弃或暂时搁置了《资本论》的写作而致力于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法，缺乏文本依据，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主观臆猜。马克思晚年的土地所有制研究是他经济学写作计划的重要内容，在生前无法出版《资本论》第2、3卷的情况下，马克思系统研究了土地所有制问题。为了熟悉欧洲土地所有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而做的《历史学笔记》，只是马克思就特定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所做的基础性工作，这比笼统地说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着重从不同的历史和国际条件的研究，探讨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道路更符合马克思晚年研究的实际情况。[18]

此外，有些学者则把《人类学笔记》、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信稿及札记、《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和《资本论》相联系从总体上考察，认为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形成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5]

四、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主旨

研究者们根据已有材料作出了大致的概括。总体看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马克思晚年通过对历史学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唯物史观。第二，马克思关于俄国问题的信件和札记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或理论。另外，还存在着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即有学者把马克思晚年思想概括为“东方社会发展理论”，[19]以区别于中年期所谓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笔者认为，这实质上把整体马克思思想一分为二，与西方某些学者蓄意制造的中、晚年马克思对立论殊途同归。

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分歧点，主要在于对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或最重大理论贡献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唯物史观的完善和发展。如有学者指出，应根据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花费的主要精力来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如同《资本论》一样，都是对人类历史典型形态的实证研究，它们都服从一个重要的历史学的科学任务：实证地探讨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属于唯物史观的跨越理论的合理发展。历史跨越理论不是马克思晚年的新设想，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就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每个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都一一通过实例进行了研究。《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涉及这一研究范围、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东方发展道路”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献的主旨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都属于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理论的完善体系。[1][6][20]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的探索，研究了东方社会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现了研究领域和视角的转换，由抽象转向具体，从特殊转向普遍，从西方而东方而全人类，真正清楚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及其规律。[13]也有些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笔记摘录的对象虽是人类学著作，但其理论目的却是为了完善革命的唯物史观，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家制度的存在的暂时性和灭亡的必然性。马克思晚年思想是一个视野开阔、涉猎极为广泛的思想整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仅仅是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归结为“探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是没有根据的。[11][21]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思考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准则。马克思有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但是把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想说成是“跨越论”并进而夸大为社会发展的“东方道路”，这种观点值得商榷。[16]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花大力气研究人类学材料和东方社会，主旨就是谋求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新的出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主要是就这一问题而提出来的。[22]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源于革命实践而绝非仅仅是理论研究上的需要。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23]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是俄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马克思晚年对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这一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时代未来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发现，也不仅仅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深化，而是可以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相并列的第三个伟大发现。[2]

五、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学者们普遍关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多层面的意义，从各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发。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改变了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东方各国期待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而实现社会革命的看法，达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高度统一的理解。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不仅为俄国的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其他民族也有参照的意义。[4][13]马克思认为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环境，因此就必须寻求适合自己个性的发展道路。即使在东方，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也应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走不同的道路。历史之谜随着晚年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研究而得到了破解，从而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普遍规律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高度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科学探索和理论贡献。[4]有的学者指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为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指明了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的苦难而走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即通过革命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而后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新路。[2]也有学者认为，晚年马克思在探索俄国与东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道路时，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开了一道口子，逻辑上蕴涵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相结合的可能性，利用国际国内市场体系作为中介环节、以取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必要性，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在东方落后国家的相容性。晚年马克思的这一新思想、新观念，为列宁后期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东方落后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世界市场作为必要中介，这是“晚年马克思”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启迪。[3]

有的学者提出，如果只孤立地看待他的“人类学笔记”，或许它只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如果将它放到他的整个理论的有机体系中去考察，进而联系我们当今的社会实际；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发掘出更大的理论价值和得到更多的理论启示。认真研读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及当代学术研究等问题的思考与认识。[14]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思想极其丰富，所撰写的“人类学笔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许多空白。尤其是史前理论，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找到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解体的逻辑，对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最后的回答，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对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丰富了唯物史观，蕴涵着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渐进性与突变性的辩证关系，为东方社会走向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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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启良.关于马克思晚年探索的几个问题[J].求素，1995,(5).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5篇

【摘 要 题】理论纵横

【关 键 词】理论图书馆……

1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与历史任务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应当是系统总结19～20世纪世界图书馆学的理论成果，在准确把握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历史基础的同时，确定新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建设——理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而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设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理论图书馆学的基本任务一般可归纳为3个组成部分：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通过建立起上述两个系统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构筑图书馆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1.1　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

（1）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应具有如下理论功能：

①准确把握并系统阐述图书馆的哲学本质

对图书馆的名称与概念的准确把握是对其哲学本质理论把握的前提。关于图书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称谓，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关于图书馆的概念，各国也往往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认识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这些具有不同民族和历史文化特征的社会称谓和定义不仅直接反映了图书馆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而且对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中图书馆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就图书馆的社会称谓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院”、“馆”、“楼”、“阁”等一系列名目繁多、各具细微语义差别的社会称谓[1]。就图书馆的概念而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大体而言，世界各国对图书馆概念的定义基本上有3种不同的角度。其一是从图书馆的内容角度加以定义，指“为阅读、研究和参考而收集的一批书”；其二是从图书馆作为一种具有藏书和阅读功能的建筑和场所的角度加以定义；其三是从图书馆作为一个具有文献收藏和利用功能的社会机构的角度加以定义[2～7]。然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伴随社会的进步、图书馆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化，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将关于图书馆概念的最终认识统一在分别从上述三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的统一之上。

根据以上对图书馆概念的认识，图书馆的哲学本质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记录、承载于一定物质载体和社会载体并传输于相应传通媒介的人类知识的集合。即图书馆的本质是其知识本质、技术本质与社会本质三者的统一。这三合一的统一体由作为精神层的知识本质、物质层的技术本质和社会层的社会本质三个层次结构而成。就是说，图书馆作为人类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其精神内容，而且有其物质存在手段和物质存在形式，同时还有其社会存在手段和社会存在形式。即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在精神、物质、社会这三者关系中，图书馆精神层面的知识本质是图书馆本质即其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基础与核心要素，即图书馆本质的核心层；图书馆物质层面的技术本质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赖以物质性存在的技术手段，是人类知识的物质外壳，是人类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中间层；而图书馆社会层面的社会本质则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与技术本质的统一体赖以社会性存在的社会手段，是以信息技术为表现手段的人类知识的社会外壳，是人类精神、信息技术与具有相应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的现实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外层。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整体。吴慰慈教授所提出的图书馆中介性的本质，其深层意义即应是以这一由精神、物质和社会这三层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性综合性很强的哲学本质为基础的[8]。图书馆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其中介性这一本质特性，以信息和知识为内容，以信息技术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手段，在人类历史上有效发挥着精神媒介、物质媒介和社会媒介的传通作用。

②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是：与具有一定历史文明特征的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相联系的人类知识的集合。这一知识集合是表现为人类知识的历史文明形态。

③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技术本质。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是：关于人类知识、信息的记录、存储、传输技术的社会应用形式即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形态。

④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社会本质。图书馆的社会本质是：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

⑤阐释构筑在上述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基础之上的社会属性（基本属性和一般属性）的社会功能。

⑥阐释图书馆社会功能的社会实践形态——社会职能。

⑦阐释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

⑧揭示通过上述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所反映出来的由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内在的社会生存依据、社会发展基础和社会发展动力所构成的关于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

⑨揭示图书馆在与其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时代背景这些外在因素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这些外部联系所构成的图书馆的社会运动规律。

⑩揭示通过上述内在规律与其社会规律的互动与融合所形成的关于图书馆本质与其事业发展的总规律[9～10]。

（2）在阐述图书馆事业发展总规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阐述其社会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其理论关键是在准确把握图书馆本质的基础上，把握以下图书馆与相关社会要素的互动原理。

①图书馆与其知识本质的现实基础——人类知识的互动。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是图书馆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对象，是图书馆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依据，其发展和发达程度是人类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所达到的历史水平的历史标志。人类知识发展的直接结果对图书馆而言就是其本质和内涵的深化。而图书馆本质和内涵的深化反过来又为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构成了具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意义的重要一环。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资源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作为人类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系统的社会标志的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构成了人类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图书馆与人类知识以及人类文明三者内在的统一与一致以及这种统一与一致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准确把握21世纪图书馆本质与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依据。

②图书馆与其技术本质的现实基础——信息技术的互动。

图书馆是信息技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所揭示的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因此，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具有天然的和本质的内在联系。正因其如此，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信息技术的每一次变革与飞跃，无不引发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剧变与进步。而图书馆作为信息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主要的社会应用领域，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促进信息技 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当然，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同时交织着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发展的互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互动与同步发展的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所引发的历史效应决非图书馆的消亡，而恰恰相反，是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迅速发展与历史深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正在给传统图书馆带来根本性冲击的今天，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意义重大。

③图书馆与其社会本质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和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在与其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与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对人类知识资源进行整序、存储、传通和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所形成的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构成了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沿革。

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反映在社会表象上，相应表现为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三种性质不同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特质形态的结合与统一构成了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即图书馆的社会形态是其具有一定历史时代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现实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统一。

在人类文化史上，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各国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往往呈现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形态。

以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形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类客观知识得以空前活跃与便捷的方式生存与交流的虚拟空间。这一虚拟的知识空间，启动了人类客观知识虚拟化的历史进程，结束了人类客观知识只能固化在物质实体之上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知识形态——由单一的物质实体形态转变为实体形态与虚拟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消长的互动形态。图书馆信息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的质变，必然引发其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发达国家所十分重视并竞相实施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已经启动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21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其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趋向不仅仅是理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图书馆界所十分关心和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构成了图书馆与其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的互动原理。对这一原理的准确把握，是把握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前提。与人类文明相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与历史进步的方向相一致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规律。

1.2　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

以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为基础构建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应考虑以下研究内容：

（1）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

通过对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结合对图书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把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与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建立起内在联系，构筑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基础。

（2）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基于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必须把其研究工作深入到关于图书馆的本质——人类知识的研究。这样就必须把哲学及其分支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作为其核心层次——哲学层次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对知识的研究，不仅关注人类个体认识和个体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的个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同时更十分关注作为社会群体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这样，社会学与其分支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学、社会认识论必然是其第二个层次即与其核心层次相对应的社会知识层次的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的信息技术本质，图书馆学必然十分关注信息技术与社会特别是与图书馆之间互动关系与相互影响。这样，科学学、信息科学便构成了当代图书馆学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与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一社会本质，传播学和与之相关的知识交流学、文献交流学、情报学、档案学、知识社会学等，以及文化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分别从社会知识信息交流、社会经济、社会管理乃至社会文化诸方面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社会与文化理论层次的科学基础。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信息知识资源是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在这一形势下，越是高层次的社会竞争，越体现为对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组织管理与开发利用的科学水平上的竞争。因此，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管理的核心领域。与此同时，以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信息管理科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社会管理学学科群的核心研究领域。从研究对象角度加以分析，21世纪的图书馆学显然是信息管理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11～13]。基于整体大学科群与小学科群乃至具体分支学科的关系，社会管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层次和理论层次构成了21世纪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学与众多学科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图书馆学在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图书馆学应在与上述各相关学科的交流与互动中，一方面及时吸收这些学科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理论营养，一方面用自己的学术思想促进这些学科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当代科学的整体发展。就是说，21世纪的理论图书馆学应该发展成为上述众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成果，形成21世纪综合性最强，最能代表本世纪科学整体发展趋势的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

（3）21世纪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

在继承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历史成果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当代历史高度和当代科学认识的历史水平上，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科学目标、学术规范等基本问题作纵深研究，对这些问题作出具有信息和知识社会时代特征的科学回答，以与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体系相统一相适应。

（4）21世纪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

一门学科的研究和深化，须依赖一套与之相应的科学方法。研究方法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一门学科研究方法的状况，既与这一学科的自身情况相关，也与这一学科与其相关学科的交流互动水平相关，同时又与相应历史时代人类科学思维 的总体水平相关。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当代人类科学整合性特征很强的综合性学科，不仅需要一整套系统的能够满足各不同层次研究需要的方法论体系，而且需要采用能够反映当代人类科学思维最高水准的科学手段，与此同时，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不断实现科学方法的创新。惟有如此，才能有效地完成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任务。因此，关于研究方法的研究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14，15]。

（5）比较图书馆学研究

图书馆是一种世界性社会文化历史现象。图书馆的发展一方面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联系，受人类文明历史发展总规律的制约，一方面与特定地域和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相联系，受本地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制约。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图书馆事业的比较研究，无论对探讨人类图书馆事业的总规律还是对探讨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域图书馆发展的特殊规律都具有其他研究方法所无法取代的重要意义。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无论在社会现代化程度上还是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上，与发达国家均有较大差距。比较图书馆学研究对引进、理解、消化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有效开展前瞻性研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历史差距以适应国家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深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6）对世界和中国图书馆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关注

信息时代的深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世界图书馆界面临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理论图书馆学有必要将实践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宏观性问题及时纳入理论思维的视野，在深化理论研究推进学科建设的同时对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外图书馆事业提供理论支持。

2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研究思路

为了科学地组织研究力量，在进行学科理论整体建设的同时，及时回应现实的理论需要，有必要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宏观方面致力于学科理论建设的整体推进，微观方面致力于对具体的重大现实问题的重点突破。宏观研究和整体性学科建设为微观研究和对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的探讨提供学科建设方向上的把握和基础理论方面的支持。而微观研究和对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重点突破，则不断推动宏观研究和整体性学科建设持续走向深入。微观研究以宏观研究为指导为基础为依据，宏观研究以微观研究的突破为动力。没有以整体性学科建设为目标的宏观研究所提供的理论基础、科学依据和学科建设方向上的指导，一切以具体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研究势必陷于就事论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盲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出能够经受住历史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而以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研究决非对现有基础理论成果的简单照搬和机械套用，更非对其在实践层面的僵硬图解，而是以科学的批判精神对现有理论成果加以检验。在继承其学术成就的同时，对其学术局限加以诘难和挑战，以此推动基础理论和宏观研究的深化。在这种情况下，以具体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研究，其最终的研究成果绝非仅限于微观层次应用性的实践层面，同时应导致宏观层次基础性理论层面的学科建设的整体突破。若达不到这种整体突破的学术效果，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从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入手，最终实现宏微观研究的统一，实现具体现实问题研究和学科整体建设两方面的全面性整体性突破。就是说，没有对以具体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层次研究的突破，便无以实现以学科整体建设为目标的宏观层次研究的实质性进展。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深化应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基础与应用、具体与整体这两个层次研究的互动中不断加以实现。

总而言之，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从宏微观两方面同时进行。宏观研究重在对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整体框架的构建。这一整体性建设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对历史基础的总结和对历史起点与历史高度的确定；以时代的变迁和学术思想的深化为依据对理论图书馆学研究视角加以调整；为适应历史的发展和图书馆事业的变革不断对研究内容加以丰富与更新；充分发挥综合性学科的学科优势，致力于研究方法的创新，在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深化提供方法论保障的同时，丰富人类科学体系的科学方法体系，在促进图书馆学学科地位提高的同时，推进人类科学的整体发展。微观研究则在宏观研究整体思维的基础上，对当代图书馆社会实践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开展纵深层次的理论研究，通过此类问题的解决和突破带动和推进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建设不断走向深化。即宏观重在整合，微观重在突破。在整合的基础上不断实现突破，在突破的基点上不断实现新的整合，通过这一宏微观互动的发展模式，完成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历史任务[16]。

【参考文献】

1，10，13　杨文祥.21世纪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

2，8　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3　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4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

5　宓浩.图书馆学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6　袁咏秋，李家乔.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7　[日]石冢正成著；抚顺市图书馆学会编译组译.图书馆通论.沈阳：辽宁省图书馆学会，1984

9，11　杨文祥.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方向、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见：中国图书馆学会编.21世纪图书馆：发展与变革.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12　吴慰慈，杨文祥.从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与过渡.图书馆，2001（1）

14　吴慰慈.开拓创新　再铸辉煌——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六届学术研究委员会成立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4）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6篇

关键词：博物馆；历史情境；展示；台湾；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259-02

博物馆历史情境的展示是一个文本再创造过程，是将概念思维转换成各种直观形式的展示，这种文化符码解读受到了物质条件、文化背景、语言符号等限制。其在有限空间内展示博物馆特殊语言，让观众直接感官的解读，使其文化价值得到体现。莉沙·罗伯茨（lisa roberts）谈展览与诠释：“博物馆有职权来选择、解释及呈现他们认为有价值或意义的文物。文物被抽离原始时空背景及功用后，往往会赋予新的意义，并且常隐含不自觉的利益关系，有些博物馆从业人员忽略了展览其实在本质上是一项诠释（interpretation）行为。选择和安排文物的过程，在根本上即为一种展览的构成者，对文物的诠释亦是如是。”

但是，博物馆历史情境的展示，比莉沙·罗伯茨诠释单纯的文物展览内在的逻辑要强。其必须运用文物将一个一个历史事件串联起来，突破了单纯文物展览。但长期以来社会人文科学的二元对立思维也介入到博物馆的历史情景展示理念。同时博物馆毕竟是西方产物，在国内历史情境展示理念不可避免西方文化偏见的限制。那么如何突破这种限制？本文试着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神缘部分展示为例，探讨博物馆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通过博物馆空间叙述，如何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展示海峡两岸文缘相承，同宗同祖认同的构建。

从上世纪80年代，随着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真实》（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出版，以文化结构论的立场，突破了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在社会人文科学产生广泛的影响。博物馆的展示发展或多或少受到这一人类学概念的影响。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真实》提出以文化的视野来看历史，强调文化如何制约（condition）历史，突显文化如何在历史中繁衍（reproduce）自己。而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神缘部分展示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是一座反映大陆（福建）与台湾历史关系的部级专题博物馆。这样一座政治性与专业性结合的博物馆，其陈列文本叙述的背后涉及国家认同或族群认同理论。从目前可查的材料，关于国家认同或族群的认同的理论大概有原生论、结构论与建构论。原生论（primordialism）认为共同的血缘、语言和生活方式构成了族群认同基础，族群认同是与生俱来的，是建立在客观的有形文化与血缘基础上，亦被称为本质论；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强调族群认同随情境（context）而调整，也被称为况遇论 （circumstantialists），族群认同作为追逐集体利益的工具（故称工具论），甚至是族群菁英为了竞争有限的资源而建构的，所以也被称为建构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二楼基本陈列《闽台缘》则采用的原生论，提出闽台关系五缘关系（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法缘相循、商缘相连、文缘相承），整个陈列以此为基础，分为七个部分二十一单元进行布展。

该博物馆自2006年5月开馆以来，在海峡两岸有一定的影响。2006年5月审定组认为整座博物馆的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定位和政策的把握都非常准确，展示的角度也十分丰富，很好地体现了政治性、思想性、真实性、科学性、趣味性和参与性。特别是综合主题馆，通过闽台“五缘”关系，分七个部分全方位地展示了福建与台湾深厚的渊源，凸显了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7年5月中央电视台十套推出《中国记忆——文化遗产博览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全国2000多家博物馆，作为全国十座有特色博物馆专题介绍。2007年在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展评选中，闽台缘主题展被评为“最佳内容创作奖”。从观众的反馈上看，如台湾江丙坤先生参观时说，因为自己也研究过台湾历史，的确过去很多在福建的我们的祖先，渡过海峡，到台湾来发展，他们是蛮辛苦的。从刚才的那个图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先民怎么样在台

开垦，过去祖先渡海来经营台湾的这种苦难精神，值得我们追思和纪念。台湾林丰正先生说，参观这个博物馆，让我受到很多感动。他还说，台湾文化就是闽南文化的延伸、传承，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台湾话其实就是闽南话。认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展览的内容丰富，是一座质量上乘的精品工程，参观者到这里参观能受到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享受。那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如何通过历史情境塑造，通过博物馆空间叙述，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展示海峡两岸文缘相承，同宗同祖认同的构建呢？

首先，在博物馆人与人、人与物的历史情境展示中，神缘部分相对于法缘部分的展示，更能突出文化结构的特质，侧重展示两岸文化的延续性。同时在历史情景的展示中，“展览是博物馆呈现价值的容器，但是价值不全然是美的、艺术的，同时也是记忆或符合的感应。展品是展览语言的必备品，同时也是一项媒介物，从传统的价值，到现代性的展览意义、知识、经验、环境布置与社会发展，同属博物馆展览要件。”因此博物馆展览选点带有某种选择性与价值取向有重大关系。因为是对台交流博物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神缘部分展示，通过诸神同祀阐释了闽台宗教信仰关系的发展，是与福建人民移居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活动相互融合。这个部分分为道教信仰、佛教信仰、民间信仰三大部分。其中，道教信仰展示了道教南北两大派系，全真教和以正一教。运用实物与图片对比，体现了道教同源、道教诸神同源。如通过图像具体展示台湾宜兰县再兴宫的法主公香火是由福建德化县的移民带去的，宜兰县苏澳晋安宫的法主公是福建永春人传去的，台北大稻埕的法主公庙是从福建安溪县分香的，从而使得道教历史场景展示得到一一体现。佛教信仰，则通过连横所记，台湾“佛教之来，已数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运用一个个历史人物展现了佛教同宗，同时模拟闽台龙山寺建筑模型展现佛教的传承。民间信仰部分，求个同字，展示了闽台两地同建城隍庙、同筑土地庙、同祀妈祖娘、同拜关帝爷、同尊大道公、同崇开漳王、同祭郭圣王、同求临水娘、同信王爷神、同仰青山王、同供三山神。这些部分展示，通过诸神同祀这一概念，有机将各个历史场景串联起来。“当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宗教通常是整合社会最主要的象征符号系统，宗教往往也就能提供一个地区或者民族认同的最主要的元素”。如佛教以其内在的超越性与永恒性，来面对外间一切外缘的实践方式。如证严法师在行动依据《无量义经》中：“静寂清澄，志玄虚漠，守之不动，亿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这是这种内在的文化特质，构建了诸神同祀历史文化情境。

其次，在文缘部分诸神同祀，也通过一个个历史场景仪式的展示，体现文缘相同。人类学者特纳“透过仪式，充满冲突的人群得以重新整合。而仪式不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脉络中进行，仪式实践本身更是一社会过程：它既在社会冲突或变迁的脉络中发挥作用，也产生社会本质的改变。”因此，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展示中通过一组妈祖绕境仪式的展示，通过的闽台两地同胞绕境造景场景，体现大陆母体文化的张力。以张珣《宗教与政治：以大甲镇澜宫及其妈祖进香仪式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原本，大甲镇澜宫妈祖每年会前往历史更为悠久的北港朝天宫进香。但随着庙宇地位的提升，大甲镇澜宫不愿意在臣服于北港妈祖之下。1987年，台湾尚未戒严时，大甲妈祖便前往妈祖故地福建湄洲进香，取得了新的灵力位阶，成为台湾妈祖信仰的代表，既然位阶已经改变，大甲妈祖不再需要岛北港“进香”，而改变成“绕境”，并将绕境路线改变至嘉义新港奉天宫，不再前往北港朝天宫。至此，大甲妈祖已经成为台湾大社会的再现。参与年度绕境也愈来愈大，形成每年春季的全台盛事。仪式的性质、内容也改变了，所塑造出的台湾社会，也已有从前面对面方式沟通范围为单位的地方社会，扩展岛不需要面对面方式沟通的跨地域社会。”这种通过“回娘家”提升灵力位阶而改变社会秩序塑造。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正是通过这种历史情境展示，这种形象的仪式场景的再现，从而体现了大陆母体文化。更从人类学仪式的角度，论述文化结构在交流中的地位。

再次，运用多种感官模式的展示，“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方式，先是有观察、图

像、肌体表达、音乐、语言；之后，而发展出文字。文字出现之后，其优点是多了一个可以极为方便地传递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其缺点是令人类原先综合运用各种感官的全观能力却逐渐退化。网络出现后，其本意虽然是为了方便文字的交换与传播，但却演变成注定要为人类提供一个文字以外的阅读与沟通平台。”因此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神缘部分展示，通过龙山寺的造景通过视听效果中加强与观众的互动，通过感应机器呈现出各种传统签语。如吉人天相、岁岁平安等祝福语。通过视听效果播放，让观众全方位体现全方位的体验历史情境。

最后，文化展示是两岸交流的公约数。运用神缘这样的文化视野来阐述历史，整合两岸最主要的象征符号以及历史情境仪式的构建，一方面，原生论在展览中内在的逻辑得以体现，论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另一方面，诸神同祀为两岸提供最主要的元素。通过这样空间叙述，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促进了认同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黄光男.博物馆展览的真实性.新世纪的博物馆运营，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2002年．

[2]丁仁杰.进步、认同、与宗教救赎取向的入世性转向：历史情境中的人间佛教及其行动类型初探.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六十二期.台北：2006年6月．

[3]刘阿荣.族群记忆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与族群和谐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23-24日于台北教育大学国际会议厅与国父纪念馆中山讲堂．

[4]陈智勇.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接受国家部委审定.泉州晚报，2006年05月18日．http：//qzwb.com/gb/content/2006-05/18/content_2087588.htm.

[5]孙虹.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感慨“两岸同根，血脉相连”.中新社泉州2010年2月28日电，http：//news.sohu.com/20100301/n270476807.shtml.

[6]林志党.踏上泉州土地，就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泉州晚报，2006年05月23日http：//qzwb.com.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7篇

【关键词】文化自觉意识 历史教育 文科生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001-02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认识了解，对文化规律纪律正确准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担当担任。[1]中学生处于自我同一性形成的重要阶段，而作为一个文科生，是否能够能形成对历史学习的自觉意识，能否形成对自己的发展诉求、对社会的文化期许、对国家的信心建立是中学教育的一个需要经常思考的问题。本文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讨中学历史教育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一、文化自觉意识的内涵

文化自觉，是1997年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发展逐步成熟起来的一种学术理论。从存在论来看，文化自觉其实是人的自觉，人的自我觉悟、自我觉醒，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从价值论来看，文化自觉即是价值的自觉，是人对价值的追求和选择。[2]对于高中生、尤其是文科生而言，因当在文科学习中主动积累历史文化知识，并且在不断的实践运用中明确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存在状况、现实使命和未来走向，并根据自己的规划确立自己今后在文化事业中的发展目标。

二、历史教育对培养文科生文化自觉意识的意义

文化的自觉历史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世界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程和各国探索具有自身特色文化发展道路的历程，便是文化逐渐走向自觉的过程。在当代，一个不能理性认识本国和世界历史的人是不能具备现代化精神的、是难以拥有独立人格的、是无法把握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的。因此，中学历史作为基础教育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精神文明、培养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对于文科生而言，历史则更是在塑造独立人格、培养高尚情操、树立长远眼光和分析问题的态度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人类已经步入信息化社会，作为新媒体的直接体验者和推广者，中学生从网络中获取了大量有关自身群体文化、社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政治形势等信息。而且中学文科生较之理科生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阅读量更大，在加上文科学习的倾向性，使得他们对于此类文化具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和发散能力，加之与丰富的网络信息相互刺激，使得文科生更加容易形成文化的自觉意识。文科学生一旦形成文化自觉意识，就能够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3]

三、影响文科生文化自觉意识形成的因素

（一）对文科方向的选择

高中生在进行学科方向选择时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我们在教学中不难发现，在文科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无论个人对选择文科报以或功利或随意的动机，理科成绩不理想似乎都会成为他们选择学业方向的最终决定因素。由此可以看出文科生在文化选择上普遍相对被动，文科生对于社会科学的态度由“兴趣”自主转变为“探究”的情况比较少，大部分学生的文科意识乃至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都是靠后期的文科教育和训练而逐步实现。这其中，历史教育担当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身经历和兴趣是决定中学生对某门课程学习态度的主要原因。建构主义学说认为，人的学习是基于自身原有的认知结构，通过教师的引导和帮助来实现知识的新的建构。在历史教学中，自身兴趣和历史素养往往成为文科生取得历史学习成果先机，而这些学生也成为在文科学习中最先获得开启文化自觉之门钥匙的人。然而对于多数文科生而言，选择文科本就是一个无奈且被动的过程，更遑论对历史及文化的自我感知和探索动力了。因此，通过结合历史的学科特点分析及以往的教学经验来看，学生主体对历史文化的初始选择观念，是排除一系列教学因素之后，影响学生文化自觉意识形成的根本原因。

（二）对自身形象的塑造

文化自觉意识首先体现为对人的关注。人物贯穿于文科生历史学习的始终，因此相较于理科生，文科生更容易较早确立自己的崇拜对象。根据美国教育家皮亚杰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高中生（17～18岁）处于自我同一性形成的最终关键阶段，如何确立自己在群体中的形象，如何实自我审视和他人评价的统一，在高中生迈向成人阶段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阶段中，崇拜对象无疑是高中生评价自己、规划自己的重要的参考，通过了解崇拜对象的生平事迹，善于接纳和思考的高中生必定会从中汲取到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在高中生之后的学习生活中产生潜移默化的思想道德、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影响。

（三）对多元信息的把握

对于文科生而言，各类有关历史的影视作品是增长见闻、扩充知识的良好途径。尤其在国家文化事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各类影视的制作、传播和再传播不再是少部分专业人士的专利，信息资源的普及和人民欣赏要求的提高也使得社会观念逐渐变得更加多样，以往看似观点鲜明、内容严肃的历史题材影视所传达的内容也随着这种风潮而改变。对于善于利用网络资源的高中文科生而言，除去在课堂时间观看的纪录片或者历史影视资料以外，在课余时间则可以通过网络观看多种国别、各个时代、各类严谨程度和面向各种群体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因此，是否能够有意识的选择有历史学习价值的影视，是否能够区分影视和史实之间的距离，是否能够在影视中发现并思考问题，是能够反映文科生文化素养和自觉意识的一个侧面检验方式。

（四）对历史知识的管理

文化自觉意识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各种信息的概括能力和对各国文化的把握能力。在信息资源空前丰富的今天，青少年应当具备一定的对信息的筛选、理解、接受、使用能力，学会对获取的知识进行管理，从而保证有效的积累和合理的应用。更为重要的是要端正接纳新知识的态度，用客观的态度看待获取的信息，避免来者不拒和全盘否定等错误观念。事实上，高中文科生在文化自觉意识形成的初步阶段对于此类问题仍然表现的相对被动，学习历史对他们而言获取的更多是“方法”本身而不是真正的方法。到了第二阶段，即高二正式分科之后，程度较好的文科生在分析当代国际问题时，会逐渐认识到历史因素只是考虑问题的一个方面，不能生搬硬套，陷入形而上的错误。对于文科生而言，获取这种能力是文科学习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五）对学科价值的判断

当今文科学生基本都有一定的实践精神，能够有意识的将自己的学校生活同社会生活链接，通过提高文科科目学习能力从而积累对社会问题的处理能力。首先表现为有一定的前沿思维，能够主动规划全球化形势下自己应当具备的素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次是有一定的自觉意识，认为个人的文化素质同社会的文化风气是紧密相关的，自己有权利且有义务为此发挥积极的作用。

同样的，一些相对消极和非常消极的想法也广泛存在于文科生的思维当中，不少文科生基本或者完全否定了进一步学习历史的必要性，乃至历史的现实实用价值、高考择选专业的方向和未来的就业前景。这些想法不仅存在于成绩较差的学生当中，部分“好学生”同样有此类疑惑。

事实上我们不难估计这种现状产生的原因。

首先，这源自于历史的学科性质，历史学习注重思维和积累，历史素养也不是一种通过大量练习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的“技能”，所以历史就成为了文综中的一块“难啃的骨头”。如今教育改革后部分可自行选择除了语、数、英之外的科目，历史因为不容易拿分便往往被寻求高考分数保障的学生和家长放弃，这之后历史学习的唯一价值似乎就成了通关考试的培训，在考试结束后就彻底失去学习的价值。

其次，困难的就业前景遏制了学生在高中毕业后进一步学习历史的想法。同样，历史学科的性质决定了以历史为专业的学生就业后无法为需要快速建设的社会创造高能效的贡献，因此在同等学历背景下，历史生很难获取与自身成才代价所同等的社会回报。文、史、哲专业学生就业困难的社会现实影响了学生和家长的报考选择，此类学生因就业压力过大产生的极端负面心理和行为也成为了教育和心理研究者的关注的课题。甚至有学者建议大学不应将历史作为本科的学习科目，青年人也不应把历史作为自己的谋生之路。更有学者提出合理的学习方式应该是在保证经济来源的前提下把历史作为一个终身爱好来进行研究。

种种现实使得本就以“通识”为目标的中学历史教育变得更加专注于考试成绩，而对学生的情感价值观教育也往往被课本的编写、教师的能力和学校的安排所束缚，在这三种因素当中，教师和学校是相对灵活的因素。由于学生的主观感受绝大程度影响了他们对于一门科目的学习态度和认识水平，所以，历史教育者应当合理探究学生学习心理，认识到学生对于历史学习有哪些对分数之外的要求，并且结合学生的接受程度来制定培养计划，让学生从作为一个文科生的自觉逐渐建立起对文化的自觉。

四、对历史教育在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的实施建议

当代历史教育对于社会文化建设的任务首先在于教育学生反思人类社会几千年文化的得失，从而引导学生逐步认识全球化和信息化带给人类社会的挑战和任务。而作为一个以文化社会科学为主要学业方向的学生，历史学习的作用则更为面对文化冲突、文化转型时的态度和选择。

中学生的历史学习不应局限于传统意识里的水平，那些对人文社会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学生和那些有着懵懂文化意识的学生，教育就应该更进一步，在他们萌生文化自觉意识之初就应当把握珍惜的发展机会，尽力为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减少阻力、创造机会，打造属于文科生自己的学习空间，而非是效率和直接利益催动的社会发展基本需求所挤压。对于文科生而言，因当在文科学习中不断积累历史文化知识，并且在不断的实践运用中明确其文化存在状况、现实使命和未来走向。学生一旦形成文化自觉意识，就能够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当今社会的发节奏已经决定了学校不再是一个与社会隔绝的知识传递机构，而更应该是一个与社会不断保持连接、发生互动的重要关系点。中学教育也不应再仅以通识为教育目标，而因在学生对社会和自我产生初步同一性定为之初就应该开始为他们搭建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唯有不断的反思和进步，我国的文化才可以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下生存，唯有教育的积极作为，我国文化人才才可以推动我国的文化事业继续向前不断发展，不断迈进。

参考文献：

[1]杜开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1

[2]张冉.文化自觉论[D].华中科技大学.2010

[3]郑卫中.试论校本课程开发中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C].国家教师科研专项基金科研成果（语文建设卷2）.北京，2013：210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8篇

这种现状能否改变？我个人的回答比较悲观。因为在崇拜GDP和货币数量，重视感官享受与现实利益，忽视文化发展和人的精神品位的当下，过去长期被视为传统“显学”的历史学科早已风光不再，单凭历史文献学自身的努力不可能改变被边缘化的局面，而且现代学术的发展已经开拓了相当多的学术领域和门类，这一趋势并没有衰减，在学术领域不断拓展和扩张、知识分类处于漂移的状态下，传统学科的裂变、领地被蚕食、在知识结构中位置重组、甚至被边缘化也毫不足奇。即便没有发生学术研究领域的重大变化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也不意味着中国历史文献学今后不需自身的努力和改进，就可以维持现在的状态和规模。以下，对一个每天都与历史文献打交道，但基本是历史文献学门外汉的我，想借张舜徽先生曾经强调的“读无字书”为题，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从历史文献学的外侧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将来进行思考，下面的粗浅想法一部分超出了自己的学术训练，一部分是外行的隔靴搔痒，诸多不妥和错舛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有字书：“汉字帝国主义”

在讨论历史文献学理论的论著中，有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历史文献学处理的对象是王朝时期的文字记录，即自有甲骨文以来的各种材料记录的文字资料。这里所说的王朝，其下限虽为清朝，但除少数文献以外，清末以来的文字资料大多通俗易懂，通常在历史文献学研究整理的视线之外。

中国在约3500年间积累起来的文字资料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数量庞大。但几千年积累的总量实际上不如20世纪的后50年，甚至不如21世纪最初的10年之多。能留下的王朝时代的文字资料主要是各个时代的精英制作、整理的。留存至今的文字资料又多是经过人为筛选与处理，以及战火、自然灾害、风雨岁月淘汰过的。在人为的筛选过程中，文字资料基本纳入了经史子集这一传统分类框架中，经典受到特别关注。这些文字资料的内容当然包罗万象，但我们可以视其为社会精英的文化成果。

迄今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主要建立在由各个时代的精英俯视社会群氓以及仰视远古圣贤姿势下制作出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与文献整理中，汉字、古代汉语资料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元朝、清朝，我们也基本忽视了处于王朝和政权中枢位置的皇帝、大臣们的蒙古和满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在地理上位居边陲、历史上与中原王朝一直有极为复杂的战和、经济交易、文化交流关系的边疆地区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的研究整理似与中国历史文献学无缘，主要被归类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中。另外，汉译佛教在整个宗教史、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我们研究、整理的仍然是汉字资料，挑战梵文（Sanskrit）转换成古汉语过程的高难度研究或为仅见。在考虑过去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特征时，也许可以说，“汉字帝国主义”这一隐形的庞然大物实际上画地为牢，影响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整理的展开。

二、“六经皆史”与“日常性”结构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期这数十年，随着电讯技术、信息处理与传递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地区，普通的个人已不再受“君子德风，小民德草”这类身份与社会功能的认识局限而被忽视，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

互联网，尤其“博客”这种信息生产与传递形式的普及，一直被行政系统、法律制度以及经济成本等因素制约的文字、音声、影像等的发表，出版的大门在理论上已面向所有人敞开。无论社会、政治地位如何，无论受教育水准如何，在不超越道德伦理底线、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可以通过高速通信网络几乎零成本地发表自己创作／制作的文字、音声、影像作品。在这种被称为“总体表现”的时代，过去难以进入历史文献视野的极为个别的、普通的、具有隐秘的私人性，亦即过去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信息，如最近颇遭物议的《烟草局长日记》，自作自唱、自我表演的《私奔之歌》视频等，无论信息的主体主动还是受动，在一瞬之间通过互联网为数亿人共有，数十年默默无闻的邻家妇女苏珊也因互联网等媒体之力，一夜之间成为红遍全球的明星，这些“普通人”的相关信息无疑将成为后世研究我们这一时代的重要文献。一个由48位核心成员组成的日本美少女音乐团队的领导，既不经老板、经纪人指定，也不由48个成员互选，而是经由互联网，通过设置在东京、首尔、香港、台北等地众多会场的几百万爱好者的互动与现场投票决定，这一形式可能意味着俯视群氓与仰视神圣的时代一去不返，注重自己、关注邻人的平民视线愈来愈重要，地球开始真正成为我们每一个小小个体所共有的地球。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种社会变动。

通信发展史论文第9篇

关键词：博物馆；历史情境；展示；台湾；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259-02

博物馆历史情境的展示是一个文本再创造过程，是将概念思维转换成各种直观形式的展示，这种文化符码解读受到了物质条件、文化背景、语言符号等限制。其在有限空间内展示博物馆特殊语言，让观众直接感官的解读，使其文化价值得到体现。莉沙·罗伯茨（lisa Roberts）谈展览与诠释：“博物馆有职权来选择、解释及呈现他们认为有价值或意义的文物。文物被抽离原始时空背景及功用后，往往会赋予新的意义，并且常隐含不自觉的利益关系，有些博物馆从业人员忽略了展览其实在本质上是一项诠释（Interpretation）行为。选择和安排文物的过程，在根本上即为一种展览的构成者，对文物的诠释亦是如是。”

但是，博物馆历史情境的展示，比莉沙·罗伯茨诠释单纯的文物展览内在的逻辑要强。其必须运用文物将一个一个历史事件串联起来，突破了单纯文物展览。但长期以来社会人文科学的二元对立思维也介入到博物馆的历史情景展示理念。同时博物馆毕竟是西方产物，在国内历史情境展示理念不可避免西方文化偏见的限制。那么如何突破这种限制？本文试着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神缘部分展示为例，探讨博物馆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通过博物馆空间叙述，如何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展示海峡两岸文缘相承，同宗同祖认同的构建。

从上世纪80年代，随着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真实》（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出版，以文化结构论的立场，突破了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在社会人文科学产生广泛的影响。博物馆的展示发展或多或少受到这一人类学概念的影响。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真实》提出以文化的视野来看历史，强调文化如何制约（condition）历史，突显文化如何在历史中繁衍（reproduce）自己。而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神缘部分展示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是一座反映大陆（福建）与台湾历史关系的部级专题博物馆。这样一座政治性与专业性结合的博物馆，其陈列文本叙述的背后涉及国家认同或族群认同理论。从目前可查的材料，关于国家认同或族群的认同的理论大概有原生论、结构论与建构论。原生论（primordialism）认为共同的血缘、语言和生活方式构成了族群认同基础，族群认同是与生俱来的，是建立在客观的有形文化与血缘基础上，亦被称为本质论；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强调族群认同随情境（context）而调整，也被称为况遇论 （circumstantialists），族群认同作为追逐集体利益的工具（故称工具论），甚至是族群菁英为了竞争有限的资源而建构的，所以也被称为建构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二楼基本陈列《闽台缘》则采用的原生论，提出闽台关系五缘关系（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法缘相循、商缘相连、文缘相承），整个陈列以此为基础，分为七个部分二十一单元进行布展。

该博物馆自2006年5月开馆以来，在海峡两岸有一定的影响。2006年5月审定组认为整座博物馆的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定位和政策的把握都非常准确，展示的角度也十分丰富，很好地体现了政治性、思想性、真实性、科学性、趣味性和参与性。特别是综合主题馆，通过闽台“五缘”关系，分七个部分全方位地展示了福建与台湾深厚的渊源，凸显了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7年5月中央电视台十套推出《中国记忆——文化遗产博览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全国2000多家博物馆，作为全国十座有特色博物馆专题介绍。2007年在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展评选中，闽台缘主题展被评为“最佳内容创作奖”。从观众的反馈上看，如台湾江丙坤先生参观时说，因为自己也研究过台湾历史，的确过去很多在福建的我们的祖先，渡过海峡，到台湾来发展，他们是蛮辛苦的。从刚才的那个图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先民怎么样在台湾开垦，过去祖先渡海来经营台湾的这种苦难精神，值得我们追思和纪念。台湾林丰正先生说，参观这个博物馆，让我受到很多感动。他还说，台湾文化就是闽南文化的延伸、传承，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台湾话其实就是闽南话。认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展览的内容丰富，是一座质量上乘的精品工程，参观者到这里参观能受到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享受。那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如何通过历史情境塑造，通过博物馆空间叙述，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展示海峡两岸文缘相承，同宗同祖认同的构建呢？

首先，在博物馆人与人、人与物的历史情境展示中，神缘部分相对于法缘部分的展示，更能突出文化结构的特质，侧重展示两岸文化的延续性。同时在历史情景的展示中，“展览是博物馆呈现价值的容器，但是价值不全然是美的、艺术的，同时也是记忆或符合的感应。展品是展览语言的必备品，同时也是一项媒介物，从传统的价值，到现代性的展览意义、知识、经验、环境布置与社会发展，同属博物馆展览要件。”因此博物馆展览选点带有某种选择性与价值取向有重大关系。因为是对台交流博物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神缘部分展示，通过诸神同祀阐释了闽台关系的发展，是与福建人民移居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活动相互融合。这个部分分为道教信仰、佛教信仰、民间信仰三大部分。其中，道教信仰展示了道教南北两大派系，全真教和以正一教。运用实物与图片对比，体现了道教同源、道教诸神同源。如通过图像具体展示台湾宜兰县再兴宫的法主公香火是由福建德化县的移民带去的，宜兰县苏澳晋安宫的法主公是福建永春人传去的，台北大稻埕的法主公庙是从福建安溪县分香的，从而使得道教历史场景展示得到一一体现。佛教信仰，则通过连横所记，台湾“佛教之来，已数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运用一个个历史人物展现了佛教同宗，同时模拟闽台龙山寺建筑模型展现佛教的传承。民间信仰部分，求个同字，展示了闽台两地同建城隍庙、同筑土地庙、同祀妈祖娘、同拜关帝爷、同尊大道公、同崇开漳王、同祭郭圣王、同求临水娘、同信王爷神、同仰青山王、同供三山神。这些部分展示，通过诸神同祀这一概念，有机将各个历史场景串联起来。“当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宗教通常是整合社会最主要的象征符号系统，宗教往往也就能提供一个地区或者民族认同的最主要的元素”。如佛教以其内在的超越性与永恒性，来面对外间一切外缘的实践方式。如证严法师在行动依据《无量义经》中：“静寂清澄，志玄虚漠，守之不动，亿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这是这种内在的文化特质，构建了诸神同祀历史文化情境。

其次，在文缘部分诸神同祀，也通过一个个历史场景仪式的展示，体现文缘相同。人类学者特纳“透过仪式，充满冲突的人群得以重新整合。而仪式不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脉络中进行，仪式实践本身更是一社会过程：它既在社会冲突或变迁的脉络中发挥作用，也产生社会本质的改变。”因此，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展示中通过一组妈祖绕境仪式的展示，通过的闽台两地同胞绕境造景场景，体现大陆母体文化的张力。以张珣《宗教与政治：以大甲镇澜宫及其妈祖进香仪式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原本，大甲镇澜宫妈祖每年会前往历史更为悠久的北港朝天宫进香。但随着庙宇地位的提升，大甲镇澜宫不愿意在臣服于北港妈祖之下。1987年，台湾尚未时，大甲妈祖便前往妈祖故地福建湄洲进香，取得了新的灵力位阶，成为台湾妈祖信仰的代表，既然位阶已经改变，大甲妈祖不再需要岛北港“进香”，而改变成“绕境”，并将绕境路线改变至嘉义新港奉天宫，不再前往北港朝天宫。至此，大甲妈祖已经成为台湾大社会的再现。参与年度绕境也愈来愈大，形成每年春季的全台盛事。仪式的性质、内容也改变了，所塑造出的台湾社会，也已有从前面对面方式沟通范围为单位的地方社会，扩展岛不需要面对面方式沟通的跨地域社会。”这种通过“回娘家”提升灵力位阶而改变社会秩序塑造。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正是通过这种历史情境展示，这种形象的仪式场景的再现，从而体现了大陆母体文化。更从人类学仪式的角度，论述文化结构在交流中的地位。

再次，运用多种感官模式的展示，“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方式，先是有观察、图像、肌体表达、音乐、语言；之后，而发展出文字。文字出现之后，其优点是多了一个可以极为方便地传递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其缺点是令人类原先综合运用各种感官的全观能力却逐渐退化。网络出现后，其本意虽然是为了方便文字的交换与传播，但却演变成注定要为人类提供一个文字以外的阅读与沟通平台。”因此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神缘部分展示，通过龙山寺的造景通过视听效果中加强与观众的互动，通过感应机器呈现出各种传统签语。如吉人天相、岁岁平安等祝福语。通过视听效果播放，让观众全方位体现全方位的体验历史情境。

最后，文化展示是两岸交流的公约数。运用神缘这样的文化视野来阐述历史，整合两岸最主要的象征符号以及历史情境仪式的构建，一方面，原生论在展览中内在的逻辑得以体现，论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另一方面，诸神同祀为两岸提供最主要的元素。通过这样空间叙述，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促进了认同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黄光男.博物馆展览的真实性.新世纪的博物馆运营，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2002年．

[2]丁仁杰.进步、认同、与宗教救赎取向的入世性转向：历史情境中的人间佛教及其行动类型初探.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六十二期.台北：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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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志党.踏上泉州土地，就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泉州晚报，2006年05月23日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