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论文第1篇

（一）唯美的画风与精美却类同的人物造型

日本动画的创作者以写实的画面风格、精细的画工、细腻的画面逐步形成了一种唯美的绘画风格，这与美式动画偏向硬朗的风格迥然不同。这种唯美的风格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宫崎骏，如《龙猫》、《天空之城》、《地海战记》等。而新海诚的《她和她的猫》与《星之声》中优美的意境与逼真炫目的画面场景效果更是令人击节赞叹。说到类同的人物造型，日本动画的人物有广义类同和狭义类同之分。先说广义的类同，日本动画的人物造型基本都是：明亮的大眼睛、棱角分明的鼻子、尖尖的下巴、完美的身材比例、唯美到极致的外貌等人物设定，以上这些都成为了日本动画人物设定的标配，几乎所有的动画人物都是这样的一个样式。再说狭义的类同，日本动画在人物造型上，因为作者长期创作形成了稳定的个人画风和绘画习惯，导致其不同动画作品中的人物拥有了相似的外部特征，也就是说在每个作者的作品中人物的面孔大多很相似。例如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幽灵公主》中的珊、《魔女宅急便》中的琪琪与《千与千寻之神隐》中的荻野千寻，大友克洋的动画片《阿基拉》中的金田正太郎与《蒸汽男孩》中的詹姆斯•雷•史提姆，手冢治虫的动画片《铁壁阿童木》中的阿童木与《森林大帝》中的莱娅，高桥留美子的动画片《犬夜叉》中的日暮戈薇与《福星小子》中的拉姆等。

（二）电影化和写实化

日本动画注重利用电影镜头语言帮助讲述动画的故事情节，通常我们在看日本动画时是在看构图，看其中的镜头语言。日本动画表现一个人物的动作要划分成4～5个分镜头，每个镜头的动态效果并不明显，然而这些镜头组接起来效果却很好。②可以这样说，日本的动画创作者在制作动画时，其手法更像是在创作电影。押井守的《攻壳机动队》就是这样，该作品着力于镜头之间的切换和连接，其中游刃有余而复杂的剪辑手法完美地做出了流畅的分镜头，让观众看得目不暇接，吃惊于动画也能做出犹如电影般的效果。日本动画在画面处理上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动画创作者在对背景的处理上要求高度忠实于原素材，他们只是在色彩和场景的结构上加以完善，让画面在质感上具有更加接近照片的效果。

（三）优美的音乐

日本动画之所以如此知名，除了题材多样、故事生动、人物造型精美、画面细腻唯美、电影化的画面场景以外，恰如其分地配入相应的音乐能够突出该动画此时的场景主题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也是受众之所以如此着迷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往往这些与该动画相关的音乐也会受到追捧。以久石让的配乐为例，久石让为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创作了很多背景音乐和主题曲都十分流行，如《龙猫》、《天空之城》和《幽灵公主》的主题曲朗朗上口，曲风亲切自然，充满了童真，仿佛把我们都带回了那纯真的童年时代。

二、日本动画中的传统文化

日本是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动画大国，日本动画在很长的一段发展时期内凭借着鲜明的特征蜚声国际，在日本不论男女老少，都非常热衷于动画及其相关的产业文化。日本动画的文化定位非常准确，并非只是一种单纯只对青少年的说教工具。从《铁臂阿童木》、《圣斗士星矢》到《钢之炼金术师》等，日本动画以对社会深刻思考和人生哲理而著称，它不断演绎着人间的善与恶、美与丑、忠诚与背叛。其跌宕起伏的情节、唯美的画面和电影镜头语言化的人物场景构图等，都给人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因而深受社会各阶层的青睐，并迅速风靡全球。事实上，在这种轻松休闲的文化现象背后，包涵着日本民族浓厚的文化内涵。

（一）日本动画中的本土文化元素

日本动画十分看重并且会经常对日本本国文化进行真实的展示，创作者们充分利用动画片的特性对本土文化元素进行了加工再创作，通过神奇的想象反映创作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以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之神隐》为例，这部动画便是日本民俗大汇集的典型。首先看片名“千与千寻之神隐”，这个“神隐”就是一个充满日本民俗气氛的词汇。神隐最早见于我国南北朝时期北齐刘昼的《新论•法术》：“天以气为灵，王以术为神；术以神隐成妙，法以明断为工。”所谓“神隐”其实就是被神怪隐藏起来，受其招待，而从人类社会消失、行迹不明。这也在无形中暗自契合了动画中荻野千寻的古怪经历。这部动画电影以日本传统的温泉“汤屋”文化为背景，荻野千寻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到汤婆婆开的“汤屋”打工，“汤屋”其实就是日本传统的澡堂。《千与千寻之神隐》中出现的“汤屋”在这些部分的陈设就和古代的澡堂完全一样，古意的街道、祭祀神祗的食品街、澡堂挂着的布帘和红灯笼、澡堂内部的木质结构以及墙壁装饰画等，都体现了日式传统的风格，泡澡用的热水用火炉加热，通过埋在墙里的沟槽流入浴室的巨型浴盆里，在洗浴层的上层则是各路神仙的社交场所。从建筑造型上讲，动画片中的“汤屋”与日本四国爱媛县道后温泉非常类似。在浴室里洗去污秽的河神原型是日本小说《古事记》中的海神；无面男是日本春日大社祭经常出现的面具神。宫崎骏没有沿袭原有的思路，而是在符合动画影片本身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润色，使其造型更易为现在的观众所接受，同时赋予它们人性化的一面。

（二）矛盾的二元对立

在日本动画中，常常会表现出鲜明的矛盾二元对立的思想，两个极端的共存、对立、调和是日本动画表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也是日式审美的最重要一环。这种矛盾的民族性格正如《菊与刀》一书中描述的那样：“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日本动画在看似唯美光鲜的外部场景之下，表达的往往是或沉重或灰暗的主题，鲜艳明亮的色调与血腥杀戮形成强烈的对比。宫崎骏作品《幽灵公主》中的麒麟神就是这样，它在白天是生命和创造的化身，而到了傍晚后则变成了毁灭巨人，用无上的能力去巡视，毁灭任何威胁森林的事物。《犬夜叉》也是如此，在第120集中女主人公桔梗就低语：“净就是污，污就是净；善即是恶，恶即是善；生就是死，死就是生。”这几句偈语充分表现了日本民族这种矛盾的二元对立思想。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个人来说，性格的刚性和脆弱程度往往是成正比的。日本这样一个时刻都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民族，却又是一个十分推崇寄情于山水并欣赏的民族。这样的表现不像是一个时刻压抑的族群，实际上日本民族时常徘徊在这样的两极分化中忽左忽右，这样的忽左忽右使得他们始终处在崩溃的边缘，精神的极度压抑在脑中的弦也越绷越紧，这样的心理状态把日本人推向一个又一个濒临崩溃极限。所幸的是，日本动画的创作者已在动画中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有迷茫，才是人类。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希望自己变得更加崇高。

（三）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即对自然的崇拜，是日本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样式。日本是个岛国，不利的地理环境使日本的民族性格中具备了对自然环境根深蒂固的恐惧。古代日本人就把这种恐惧的心理转化为对一切自然的崇拜。大自然代表着日本民族对生命的向往，同时也是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基础和源头，是美的蓝本，美的母体，对自然事物的热爱和感悟积淀成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情操。继承了这些特点的日本动画也向世人充分展示了日本人的这种独特的自然审美观。比如宫崎骏作品《幽灵公主》中的狼神、山猪神，他们的体型都无比的巨大而且种群数量庞大，随时都可以向人类发起种族间的战争。这些动物神重伤后产生强大的怨念，他们还可以化身魔神对人类展开报复，这些动画形象都代表着大自然无限的力量。在《风之谷》中，随着工业文明破灭之后，自然环境破坏严重，在人们聚居的地方出现了腐海，人们认为腐海散发有毒气体，但腐海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环境净化系统，洁净森林世界。而生活在其中王虫就像是自然的守卫者，向一切破坏自然的人发起进攻。在腐海的地下有着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地下的树木努力地净化着空气中的毒。

（四）悲情主义

悲情主义是日本动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思潮，这种美学思潮自从它形成后，就始终贯穿在每个日本人的血液当中。悲情主义其实就是“物衰”，由于日本文化早期受到了中国大乘佛教、儒教、道教等的影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又吸收了西方的部分文化，便形成了既不同于国内现今的实用主义美学，又不同于欧洲近代反思去弊的美学，日本的美学学者将美学的思考引向了人生，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脉络，即“物衰”美学。日本美学深受佛教影响，强调“物衰”，万物都有衰败凋零的一天，从而进入轮回。大多数的日本动画，都具有这种“物衰”的美学。淡淡的，从容的，讲述一段段人生的绽放与凋零，从头到尾都是“哀而不伤”。日本学者们对这种“物衰之美”的认可已经如同自然法则一般，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有很深的烙印。如宫崎骏作品《龙猫》中两姐妹之间的互相依赖依靠的亲情，她们期盼母亲病愈出院的急切，以及对母亲归家不得的失望之情，还有小男孩对姐姐的情谊，等等，我们可以从这些细节体会出淡淡的“物衰”之美。

（五）等级观念

日本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所包含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在一般正常的生活中，同其他人的交往中都必须明确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差距。像东亚许多国家一样，对长辈要用敬语，与此相关的要有相应鞠躬和下跪的动作相配合，而这些动作都受详细的规则和惯例支配。年轻人在家中接受了这种等级教育后，他们会把在家里学到的有关这些制度的东西用于经济和政治等更广阔的领域。他们要学会对那些地位比自己高的在特定位置上的人表示充分的敬意。在整个日本历史的发展中，日本社会是一个一个严格的阶级和卡斯特（一种世袭的等级身份制度）的社会。这一切在日本动画里就有体现，如日本20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漫画家车田正美创作的经典动画《圣斗士星矢》，虽然故事背景改成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但是整个圣域的88个圣斗士，从青铜、白银、黄金圣斗士仍然是等级森严的。圣斗士们各为其主，为了正义或者主人的目的而展开残酷的厮杀，这些效忠都是绝对、无条件的，甚至到了随时可以献出生命的程度。表面上好像看到了一场以古希腊罗马神话为背景的虚拟战争，如果仔细看下去的话，就能够发现这些都是日本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的写照。

三、日本动画中东西方的文化融合

日本是一个的民族性格非常复杂的族群。有很多学者认为日本之所以形成现在的民族性格，是历史、地理、政治等方面的因素综合而成，也就是说复杂的形成原因导致最终形成的民族性格也是复杂的，即便是复杂，有一点成为了日本人最明显的性格特征，就是对于东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对于动画而言也是这样。

（一）东西方绘画艺术在日本动画中的体现

动画自诞生以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从早期的二维平面动画发展到今天的三维立体动画，但无论是二维平面动画还是三维立体动画，画面在动画片中起着最为直接和重要的作用。画面仍然是日本动画中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而线条和色彩又是绘画艺术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元素，尤其是对二维平面动画而言，更强调张力十足的线条和丰富明快的色彩。也正因为如此，二维平面动画对于艺术创作者的绘画功底和造型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东西方的造型艺术中，东方重线条的表现，西方重色彩的表现。而日本则吸收了两种造型艺术的特点，发展出了富于日本特色的造型艺术。

1.中国绘画中线的艺术在日本动画中的体现线

在艺术上的功能，首先是勾勒物体轮廓，其次是对人类情感的象征表现力。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线条的作用从勾勒物体的轮廓向表现人类情感的象征表现能力转变。线条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独擅的一种艺术语言，并且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骨架和支点。通过线条的形态，将从外界悟得的意境与胸中所蓄之情感寄予笔端，迹化于外。所谓以手写心、心手相应、意在笔先、画成意足的高妙境界，只有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才能体会到。随着中国传统绘画传入日本，线作为艺术语言，无论从技法还是从功能而言，都得到了日本艺术家们的借鉴和学习。日本艺术家通过吸收了中国画中线的技法，以纤细的笔法和秀雅的墨色，表现了日本自然风景中的清新。这在日本动画中得到了体现，如宫崎骏作品《幽灵公主》中的背景画面是宫崎骏精心描绘出来的，这些都是对于线条的运用，线条有表现作者情绪的作用，所以这使得《幽灵公主》的画面，既具有细致精细的真实性描绘，也具有飘逸灵动性非真实的时空再现。这样，往往使我们感觉到自然仿佛就在身边，而我们似乎又离自然很远，如同在梦境中一样，产生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效果。

2.西方绘画中色彩的艺术在日本动画中的体现

色彩是日本动画中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与线条不同的是，色彩的运用源自西方的绘画艺术。色彩在西方绘画中谱写出了一番壮举，纵观整个西方绘画的发展过程，简直就是一部色彩的发展史，在经过了古希腊绘画、早期基督教绘画、哥特式等艺术形式的发展，色彩得到了广泛运用，确立了以色彩展示空间、表现空间质感的西方绘画传统。到了14世纪，经过了几代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们的发展和探索，西方绘画就此进入了色彩的世界中，当时西方的画家们摒弃了线条而钟情于光影的效果，并结合了当时的光学、透视学等学科的知识，使得色彩科学化，就此与东方绘画背道而驰，走上了理性的发展之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展了脱亚入欧的运动，日本绘画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绘画中诸如色彩、透视、明暗等技法，同时又继承了东方绘画的线条艺术，把写意与写实融为一炉，形成了日本近代绘画。《浮世绘》可以说是日本近代绘画的代表作，它充分体现了东方线条的写意风格和西方色彩的写实风格，以绘画为基础的日本动画当然也在色彩上尤为突出。以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为例，在他的动画电影中我们通常可以看到：海边的欧洲小镇，拾级而上的古老教堂，陈旧却干净的雕花窗框，布满青苔的红色屋檐，光滑的青石路，洒满树荫的乡间小道，生生不息的绿色原野，洁白的云彩，温和的海风，这些画面都表达了每一个普通人内心不平凡的爱、包容和智慧，这就是色彩的魅力。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中，色彩讲究西方色彩的科学性，在色彩变换上注重观众的主观性感受，主要以青、蓝、绿为色彩的基调色，运用这三种基调色调和再现出了自然和植物的原色。这样的色调虽然简单但却并不单一，我们可以从画面看出这三种色彩的色位差是否符合自然界颜色的真实，他借鉴了西方油画中逼真写实性的特点，色彩上又不采用西方油画中油彩的厚与浓，而是在色彩中调和了水的纯净清澈，赋予色彩水的滋润感，整个画面看上去轻快、明亮、清新，这一点倒是符合了东方的审美。

（二）西方音乐与日式画面的融合

动画是一门综合艺术，虽然画面十分重要，但是没有音乐的烘托，即便是再精美的画面也营造不出动画创作者要求的意境。好的动画音乐会配合剧情、人物性格而出现，还有音乐会帮助动画描绘动画人物的心理，这样动画会更加完美。日本动画也吸收了这一点，音乐都会在适当的地方出现，与适当的剧情相配。在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中我们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天空之城》运用许多爱尔兰民间音乐，风笛的浅唱低吟烘托出了悠远飘渺与悲伤的情愫；《魔女宅急便》糅合了吹管乐和美国乡村音乐风格，吉他的扫弦技巧所展现出的欢快与俏皮契合了本片少女的主题，充满了异域风情；《千与千寻》配乐用钢琴独奏与弦乐编曲，描绘了小女孩荻野千寻调皮、可爱、奇趣、踌躇、犹豫、不安、感伤的情感世界。这些都显示出宫崎骏动画配乐的独运匠心，在世界范围内流传至今。

（三）西方文化背景与日式画面的融合

日本动画题材的选取非常广泛，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东方的自不必说，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格局走向崩溃。与此同时，日本战后的泡沫经济彻底瓦解，整个社会陷入了经济不振和方向迷失的泥潭。日本在这个时候正好也是各种思潮迸发的时期，众多的日本动画创作者的思想都受到全球一体化的影响，很多创作者创作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动画，他们的动画都采用了西方的讲述情节的模式或直接取材于西方故事来讲述日本当时的问题。如宫崎骏的《魔女宅急便》借助一个13岁的小魔女独立和成长的故事，表达了当时很多日本人面临的处境和对生存现状的思考，以及作者对于一些日常性问题的思考。《千与千寻之神隐》改编自德国作家米夏埃尔•恩德《讲不完的故事》，虽然这是一个来自异域的故事，却配上了日本传统的文化背景，给“汤屋”的每个浴房供暖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锅炉，而给“汤屋”和日本传统街道却配上了电梯和现代的海底隧道系统，整个动画的背景既充满了日式的神秘，又不失西式的活泼自然，亦古亦今、亦真亦幻，为动画故事的开展准备了一个充满神秘奇幻色彩的舞台。

四、结语

日本文化论文第2篇

关键词：日本；歌舞伎文化；艺术

前言

日本在发展的过程中，对其本民族的文化艺术大力发展，并不断影响着每一个国民，每一个人民都怀有尊敬的情怀，所以日本的各类别文化，都一直保留至今，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歌舞伎这种艺术形式，从开始出现那一天起，歌舞伎表演中，都是针对于普通人的事情，或者是努力之后的喜悦，或者是悲苦的故事，还有一些是通过幽默的方法，表达出普通人的无奈，作为日本传统层面上的艺术，具有独特的文艺艺术性质，在这些方面予以研究，对学习日本的文化、语言等各个方面，都有重要的正面影响，也可以如何继续保留歌舞伎并且推动其发展，予以有价值的资料。

一、日本的歌舞伎的发展

第一，歌舞伎是日本独有的一种艺术层面形式，到今天为止，已经发展了四百多年，根据对相应资料的查阅，发现对于歌舞伎是如何产生的，答案不是一致的，那么相应研究人员或者是从业人员，比较认可这是由一个以跳舞为生的江户时期女子发明的，她利用音乐，来当做舞蹈的伴奏曲，在音乐播放的过程中进行演绎，无论是动作还是面部的表情，都给人美的感觉，从而也可以获得比较高加强的劳金，因为这一个方面，其他跳舞、唱歌等工作的人员，开始学习起来，并且不断进行内容的改变和丰富，歌舞伎成为了日本特有的表演；第二，在歌舞伎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阻隔，因为日本的古代也是具有级别分类的，条件富余的人们，将歌舞伎表演人员进行了分类，底层的人员在那个时候会被要求从事肉体买卖，所以日本天皇规定女子不能进行唱歌、跳舞相应的演出，所以歌舞伎有了巨大的改变，男性成为了表演人员，但是肉体交易也没有被禁止，因为这些男性人员也都是非常英俊标致的，他们表演的时候，是女子的装扮，所以也容易发现违背道德的事情，之后就开始规定未成年的男性不能进行歌舞工作[1]。但是，歌舞伎一直以相同的方法来进行表演，不久就进入了非常艰难地存活阶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一位作家将其他形式的戏剧与歌舞伎进行了结合，明治维新之后，又加入了国外艺术中一些因素，歌舞伎的内容予以了扩展，因为日本之外，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自己国家独特的戏剧，所以日本的首相开始重视自己特有的歌舞伎，不再推出限制其继续发展相应的文件，然后歌舞伎就一直在不断地发展[2]。

二、歌舞伎自身具有独特的文化艺术方面性质

（一）演出的样式具有多样性质

明确了歌舞伎发展之后，我们就可以了解，这种表演样式自身，每一个方面都有文化艺术方面的性质，而最为主要的就是演出样式的内容，多样性艺术性质非常明显。一方面，歌舞伎的演出样式，包括跳舞、背景音乐、独白，三个主要方面进行结合，共同来进行表演，这种艺术的样式进行细化的话，可以分为十二个细目，这就足以表现出来演出样式的多样性质；第二，因为现在的歌舞伎，就是由男性来担当表演人员，即便男性用变声的方式来模拟女子声音，用动作来模仿女子的优美，自身男性的特性是不能全部掩盖的，所以在进行演出的时候，可以进行多种样式的样式，这些人员可以唱歌、杂耍、跳舞、进行武艺展示等，而且因为男性的体力非常好，所以表演的时候，这些样式可以自由地进行转变[3]。

（二）人们看重歌舞伎的表演人员

因为歌舞伎在日本人们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加看重歌舞伎的表演人员，主要的表现就是人们并不会表达类似“我去看演出”、“去看一场歌舞伎”等语言，也不会说出某一演出的剧目名字，而是会说去看某一位表演人员的名字，或者说是剧目中角色的名字[4]。这是一种非常至极的态度，从而变成日本人们一种至极的习惯，所以这就直接导致表演人员，会为了不让观看人们失望，而且表演人员也会认为自己才是最主要的，所以无论是穿着方面，还是自身的形象，甚至是表演场所的舞美，都要以表现出表演人员为主。所以歌舞伎的表演人员，大多数都是自己编辑剧情，然后自己设计怎样表演，剧情中的内容更容易被表现出来，从而观看人员可以会在短时间内，就被带入特定的情节[5]。

（三）魍巢忝娴母栉杓恳帐趺挥懈谋

上一点中已经提到，观看歌舞伎的人们主要看中表演人员，这样的艺术特点，使表演之中，所有的是事项都有表演人员负责，感情、动作等方面，根据内容进行转变，而这些也就是歌舞伎自身的文化艺术层面[6]。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发生变化的，但是总体上没有变化，具体的方法或者是着重点的不同，使歌舞伎也有非常多的派别，像我国京剧有非常多的派别一样。但是与我国的戏曲和国外的歌剧、音乐剧等不同的是，歌舞伎这种艺术层面的事项，或者说是特点，不改变的具体表现是不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不是只遵循特定的原则或者是台词等就可以，正是这种不改变，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歌舞伎这种表演，它与以前的表演，除了表演人员变化之外，其余的都没有改变，保留和传承的性质非常强[7]。

（四）表演位置与观看位置的合体性质

歌舞伎最大程度地体现上面三点文化艺术层面的性质，就必须让观看的人，近距离地进行感受，就必须将表演位置与观看的位置进行合体，也就是不区分台上和台下，这种舞台被称为花道舞台和罗汉舞台[8]。前一个表演区域的建造是将表演的区域进行T字型设计，穿插到观看人们的座位中，后一个表演区域的建造是将一个平面分为表演位置和观看位置，中间由布帘遮住，开始表演之后，布帘升起，则表演人员和观看人员就进行了合体[9]。

（五）演出过程讲究节令

在歌舞伎的表演中，节令的分别非常大，编辑剧情的人员，将特定的剧情防放与不同的节令之中，每一个节令，都有固定的装饰，如《假名手本忠臣藏》是由真实的实践改写，主要讲解一个忠义之人的事情，这是一部冬天节令的剧目，表演人员穿着就是日本冬季的和服[10]。

三、歌舞伎表演人员装扮的文化艺术

那么明确了歌舞伎艺术方面的性质，我们对其就可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其文化艺术的内涵中，装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是日本固有的特色，通过特定的装扮，表演不同的情节，这与我国京剧中脸谱非常的类似，日本的发展的过程中，借鉴了我国唐朝女性妆容和服装的特定，那么歌舞伎表演人员的装扮非常有文化艺术的特定和价值[11]。

（一）在穿着方面的文化艺术

在穿着方面，歌舞伎表演人员总体上的就是日本的民族服装，但是从文化艺术层面来看，对其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歌舞伎。因为歌舞伎的表演人员都是男性，所以他们需要打扮成女子的形象，穿着和服，那么不同的剧目、不同的人物地位、不同的剧情，穿着都是不同的，如皇室贵族的穿着材料好，如扬卷，氛围外层、中间层和内层，每一层的花纹非常精细，而如果扮演普通的百姓，就穿着麻布制成的服装，上面基本上都是没有花纹，如《鸣神不动北山@》之中，主要人物是一个诙谐的和尚，所以穿着“抽线变装”，非常明显地表现出这个人的酒肉形象、生气的特点，而《义经千本樱》之中，其中的主要演员是狐狸的角色，他们装成人的模样，服装比较夸张，其中有一个他们在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快速地变装，变成了狐狸的形象[12]。那么在上文中我们也提到了，表演人员会变换自己的服装，这是歌舞伎最明显的一个文化艺术表现，因为其他的戏曲类别，在表演的时候现场换装，主要就是为了使剧情更能够让人们理解，正因为不同的服装代表的都是不同的信息，善良、邪恶、妖娆等角色，服装都是不同的。

（二）在妆容方面的文化艺术

那么在歌舞伎表演人员的妆容方面，也具有非常好的文化艺术层面价值。一方面，在头发方面，表演人员如果扮演女子，则需要佩戴假发，而根据调查发现，日本供男子佩戴的假发，一共有50余种，它们互相之间有非常大差别，主要的区别就是发髻的数量，分为3、5、7三个类别，一般得体的人物形象，都会用比较整齐的假发，精细梳理，而对于比较邪恶的人物形象来说，或者是鬼神、乞丐等，一般都是比较凌乱的发型，而且每一顶假发做工都是非常精密的，而且如果剧情发生的变化，具体的着装变化之后，发型也会随着变化；另一方面，在妆容方面，与日本传统的妆容非常得类似，主要运用的色彩就是白色和红色，与京剧非常类似，也是有脸谱区别，表演人员以白色打底，用红色画出不同的线条，以区别任务的性格、身份等，将眼睛吊起变成凤眼形状，狭长、灵动[13]。

四、关于歌舞伎这种文化艺术日后如何继续发展的几点思考

日本国的歌舞伎，虽然还在进行频繁的演出，但是在新世纪开始，就已经不再那么繁荣，但是这种艺术并不会消失，但是推动其继续发展，需要相应人员进行仔细的思考[14]。一方面，日本的领导人员，要注意到歌舞伎这种自己国家特有的艺术，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其予以保护，而且要举办合适的活动，可以进行比赛，让人们重新认识歌舞伎；另一方面，对于歌舞伎的表演人员来说，要注意保留传统的剧目，适当地予以改变，并且要注意对日常生活的观察，编辑新的剧目，使表演更具有时代的特色，这样就可以实现将传统层面的精华和现代的先进进行结合，让他们更加对歌舞伎感兴趣[15]。那么对于日本普通人来说，要有爱国的想法，重视培养自身的品质，学会欣赏歌舞伎，使歌舞伎不会成为”展览品“，而是每天都在演出和创新。

五、结语

总之，日本国的歌舞伎，是国家传统的文化，也被选定为无形的文化艺术资产，日本国人员对其不断地保留，实现了继承的目标，而对于学习日本语言或者教育人员，尤其是对于戏曲专业来说，明确其具体的文化艺术层面特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对于歌舞伎来说，具体的发展虽然曾经有过困难，经过表演人员的努力，仍然实现了零缺陷地保留。

【参考文献】

[1]成立.In fluenceon Local Enterprise Cul tural Development Caused by Culture Difference so Euro-America and Japanese[J].海外英语，2015（22）：215-216.

[2]李莉薇，林晓虹.论新编潮剧《德政碑》对日本歌舞伎旋转舞台的借鉴与再创造[J].晋中学院学报，2016（01）：24-31.

[3]李玲.从功法、行当和家系角度考察日本歌舞伎女形表演艺术的传承[J].戏剧艺术，2016（02）：74-86.

[4]朱琴.论元禄时代歌舞伎领域的“明星制造”――以初代市川团十郎为例[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4（12）：86-87.

[5]袁宙飞.艺术教育柔性对外文化传播的魅力与启示――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日本馆艺术课程为例[J].艺术百家，2015（02）：186-191.

[6]刘岳兵.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J].日本学刊，2015（02）：128-158.

[7]MingXU.ImplicationsofJapaneseCultureforCulturalConstructionofChineseAgriculturalEnterprises[J].AsianAgriculturalResearch，2015（06）：90-93.

[8]R小芸.再现缪斯――浅论日本女性音乐发展的历史轨迹[J].人民音乐，2015（08）：72-75.

[9]庄焰.读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兼谈日本文学史叙述传统[J].外国文学，2015（04）：40-47+157.

[10]莫文沁.解读歌舞伎《忠臣藏》中“情义”的束缚[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5（07）：6-8.

[11]樊天.中国京剧与日本歌舞伎的角色比较研究――以“男旦”和“女形”为中心[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4（01）：154-155.

[12]，赵倩.由日本歌舞伎剧“劝进账”探析日本国民道德精神中“忠义”的内涵[J].戏剧文学，2014（05）：61-64.

[13]彭琳，赵智聪.“心意传承”与“模型传承”――文化景观中非物质文化要素保护的日本模式借鉴[J].中国园林，2014（04）：67-70.

日本文化论文第3篇

1. 耻感与罪感文化

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1887-1978)被看作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但她对日本文化的名作“菊花与刀”却表现了她对文化研究中人格与心理的独特层次的视角，这首先是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的西方文化中的学者在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研究中感受到的强烈的文化感情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主要地表现在日本的社会、结构中，而是广泛表现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行为背后的强烈的心理感受和内在的冲突性，日本人的行为的特别性在于具有一种自反的对立性，如尚礼而又黩武，祥和而激烈，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创新而固执等等，这种对立性主要和直接地由情感因素和感受性支配的，只有人类的情感方式才具有这种自反的转化性，本尼迪克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

耻感与罪感的差异性如果仅仅只是情感性或道德意义上的，并不能完全表现日本文化的动力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于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的下意识，因此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对立的行为不会特别感到心理上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不只是社会心，实际上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性，本尼迪克所说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是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对应性，只有在西方的宗教意识中才有这种对应的罪感，但它们也大不相同。

本尼迪克以她敏锐的揭示了日本文化中特有的 “恩”与“报恩”、“人情”等社会现象与心理情结之间的文化关系，本尼迪克大体上区分了恩与情义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历史性因素和，本尼迪克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她只是指出，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关于它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准则。

本尼迪克以她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独有的范畴，她说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商务版)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本尼迪克从她自身的西方文化体会出发，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2. “中魂和心”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本尼迪克自然想从更深刻的背景上理解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并不完全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深刻性，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生存基础环境上没有多少选择，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因此在文化上缺泛自身的更多的创造性条件，这种环境使人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和优先权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因此日本人重视本土自然环境并能形成密切的等级化社会，但这些先天因素没有得到历史自身的表达形式，而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意识直接沉积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情感：“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这种原始的生存自觉意识在历史中不断地以具体化、形式化的方式被强化在社会生活中，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就是在社会形态和个人行为中被具体化了的无形的规范和准则，但是真正的在于，这种心理文化形态是由一种来自中原大文化所整合完成的，具有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的内在矛盾。

日本历史上由大量小国组成，政治上的统一进程是缓慢的，中国文化的输入带来了文化上的统一意识，但由于日本文化本土起源的不一致性，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人所真正消化，因此日本在输入中国文化时失去了中国文化真正的自身历史性和基于这种历史性的文化精神，比如大化革新(645年)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日本的封建政治体制与真正的中原王气的帝制官僚体系本质上不同，奉天承运的天子与被视为神的后裔的天皇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上区别，前者由文化上的大统一意识支持，因此一个皇帝好坏或朝代的更替并不会影响到超家族、超民族的文化大统一，这种整合性的统一性是文化的灵魂，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种基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性，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具有同一性的自然起源意义，明治维新（1868）前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但明治维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与天皇神裔论却能并行不悖，这种统一就是源于他们自然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性与文化整合性并不相同，明治椎新前双重统治的幕府政治能够长期有效存在也说明在日本政治结构后面没有一种政治后面的中心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多次政治上的分裂，但文化的统一意识和文化的同化性总是克服分裂而趋向统一的中心价值和动力。一些日本人内心常隐藏着一种自己的文化的傲慢与优越感，但他们不懂得这种大文化意识却是来自中原文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不会从岛国的土壤中出生，后者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只会有海盗式的掠夺性而不会有儒家仁的宽容自守和政治上的怀柔理性。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的本质是文化意义上的进步性分别，而不是政治上的疆界或歧视，比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就是强调人类社会中礼仪文化高于其政治体制结构的观念，“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等都是以指进步文化的坚持和传播，而不是政治上的武力侵略和占领或者是歧视，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化理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经济关系，即便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汉、唐、宋也没有产生主动地以武力吞并东、南、中亚诸国的思想，以文化方式通夷和番是主要国策，德化天下，传播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使命。中国大文化的理想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历史进步，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不能为日本文化所接受，造成了一种狭隘的扩张的野心，它导致了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的结果。

3. 心理文化的自反对立性

日本文化论文第4篇

首先，在日本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中，道歉是礼貌的表现。中国的古话：礼多不伤人，意思是对别人要有礼貌，多施礼不会得罪对方。到了日本，这种传统文化被得到很大的继承并发扬，甚至得到了高度的升华。中国人以问好当作礼貌的标志，可是需要认错、道歉的时候很多人可以说是宁死不道歉，即使自己是真的错了，表现了很强烈的个人尊严感。和中国表现不一样的是，日本人在表达时好像是矮人一截一样，没有语言的强势，他们为道歉时刻准备者，他们以道歉为荣，他们把道歉的表达方式的正确使用作为一个人基本礼貌和道德修养水平的体现。从实际的交流效果来看，日本的这种挂在嘴边的道歉，让他们赢得了更多的助力，可以说道歉作为一个剂，就像是现在商业文书中所指的免责声明一样，让他们在人际交往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在日本的道歉方式的表达中，虽然道歉词汇的使用频率比较高，并不代表日本人在任何场合、针对任何事情和对象会做出相应的道歉，这和日本民族所奉行的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具体来说，日本人在自己的内部人之间，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工作的同事之间或者朋友之间，他们会用积极主动的道歉方式来促进彼此关系的深化和开展。但是对于和他们自己有着利益冲突，特别是涉及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荣辱时，他们道歉的嘴巴则显得非常吝啬甚至绝口不提，这也就是时间过去近70年的今天，日本对二战时期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造成的严重的损害和创伤，一直保持缄默，甚至公开拒绝道歉的原因之一吧。再次，根据日本语的表达方式，我们发现日本人在道歉时虽然是简单坦诚的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有一个渐进的道歉过程，或者是一套语言体系，从道歉前期，到道歉中期再到道歉后期都有一套逻辑严密的语言结构，让人不得不佩服日本语道歉方式的博大精深，复杂莫测，让人生不出气，无话可说。日本人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遵循明确的善行标准做事，不能权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人际交往中的尔虞我诈，就是一种“耻辱”。他们认为，耻辱为美德之根。碰上这么道歉的民族，连上帝来了都会说：阿门。

最后，日本的道歉还是存在差别的。比如说，日本有着很强的序列感，换句话说，一般是下级通常给上级道歉。这种序列感的产生原因语日本的传统文化和集团意识有很大的关系。所谓序列就是最简单的男女有别，上下有别，这种清晰分明的集团原则对于维护集团内部秩序的稳定发挥着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在一个家庭，家长是最高行政长官，还是在企业，老板是需要员工听从的领导，这些在日本的各个组织都有着严格的执行。这种序列，用现在管理学的理论来看，就是尊重前辈，尊重差异，尊重不同的劳动贡献之后价值不同而带来的待遇的不同。可以说具有很好的管理效果。日本人常常强调的行动要有“分寸”,表述了言谈举止须符合自己在集团中的位置的思维方式。同时,个体成员也要约束自己,以维护集团和自己在集团中的荣誉。所以,在自我与群体保持微妙而复杂的平衡方面起着杠杆作用的,不仅是“忠诚”意识,而且主要是“中和”意识,以和求存。当然，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这种序列的尊重不是强迫性的，而是一种从内向外的，自发的对序列的尊重。这种尊重建立在个人和集团的和谐与统一而不是对立或斗争，个体和团体是一体的关系。这体现在道歉方式中就是下级给上级道歉。

日本文化论文第5篇

关键词:类型化表演 武士道 歌舞伎 能剧 传统思想 现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1-

一、引言

1951年,黑泽明的《罗生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后,日本电影开始以一种高姿态进入到世界电影的舞台。而随着日本影视登陆中国市场并占据了中国市场的相当的份额后,关于日本影视发展的模式和特点的思考也越来越普遍。本文试图从武士道、能乐、歌舞伎以及日本的其他传统文化中解读日本影视表演的类型化。

“类型化”在影视范围内一般是指“类型化电影”即“类型片”,而在本文的解读中,影视表演的“类型化”更多的指向于模式化、规范化以及程式化。

二、类型化表演的角度分析

日本传统的黑社会电影中大都充斥的是英雄主义的悲壮之举。这种悲壮除了通过汗血淋漓、刀光剑影、尸横遍野等表现外,更是由演员的表演传递出来。通常,这些演员的表演已经趋于类型化。演员要表现出角色的重情重义、肝胆相照,这时的演员则需要冷峻的眼神、霸气的动作以及相对的残忍。早期高仓健的表演不仅代表了崛起于日本黑社会电影时期的绝大多数男演员的表演风格,而且对于后来日本男演员的表演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去男演员们的正义凌然之外是一般女演员的类型化表演,表现在夸张的表情和更加夸张的动作。这种现象自日本电影诞生就普遍存在着,比如《青春残酷物语》中久我美子的表演。

三、类型化表演的文化渊源

(一)武士道精神的衍化

“大和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武士道精神渗透在每个阳刚的日本男人血脉里。”11世纪开始,武士道精神已经成为日本封建社会主导的道德规范,而在当代,它标志着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黑社会团体合法化的国家。在日本,黑社会团体有着自己的准则,黑社会成员也有着相应的行为规范。青春动作片、任侠片、实录片等一系列黑社会电影的出现在内容上是对武士道精神的宣扬和追捧。于是,银幕上出现的一个个黑社会的成员成了武士道精神的代名词。即使是日本影视业发展到现在,武士道精神的传输依旧没有间断。

(二)绘画、戏剧等传统技艺的启发

法国著名影评家皮埃尔•比耶尔曾说过:日本电影的优点来源于日本文化,同时又体现了日本文化,所以它给予人们的印象是和日本的文化实质完全相同的。的确,日本电影受日本传统文化影响颇深。首先,日本绘画喜欢以四季为主题,而画面中的人物则成为了陪衬。在潜移默化影响下的日本电影多用远景来表现主题,而其中的人物则变成了景物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要想在相对宏大的空间中突出角色、突出自己,夸张的表情和夸张的动作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元素。

除去绘画,戏剧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存日本最早的电影则是由歌舞伎演员作为主角的《赏红叶》。虽然,在电影发展的初期,歌舞伎是看不上电影的,“不过电影却从这个江户时代的大众戏剧那里吸收了很多养分。战前的古装戏演员从艺名到扮相,甚至化妆、肢体动作、发声都受到歌舞伎演员的影响。”如同中国的京剧一般,置身于一个华丽的大舞台上的歌舞伎表演有着自己的程式,“程式是规范的、夸张的,不是简单直接地反映生活。它虽来自于生活但却是生活素材的高度提炼、加工、装饰。”受此影响的日本电影,尤其是无声电影在其表演上也会有不自觉的夸张,在他们看来这不是做作,而是生活的高度真实。

在歌舞伎之外,能剧对日本电影有着深远的影响。能剧中的每个主角基本上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面具,而这个面具就是角色的象征和最直接的体现,无论是相貌还是性格。而在除去了面具的电影中,每个演员都面临着给自己的角色进行定位的问题。此时,“脸谱化“成为标榜角色的一个特征。这里的脸谱化并非指的是京剧中的脸谱,而是指脸谱化的表演,即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人物特点、性格。同时,“面剧是能剧表演外侧的较直观的属性,将一个角色的内心逼真的刻画在‘脸’上,而不再需要任何多余的表情,既是‘无表情’,又是‘无限表情’”。因此,可以说作为特例的北野武的反戏剧化表演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戏剧化。

(三)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碰撞

在日本,等级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同时男尊女卑的思想也深深地刻在日本人心中。因此男女不同也是电影演员力图通过表演传达出来的,这也就出现了演员突出自己性别特点的表演,男性更加阳刚凸显封建家长的姿态而女性更加阴柔凸显了母性的一面。

同时,当下的影视剧表演也受日本漫画的影响颇深。许多影视剧都是由漫画改编而来,而漫画当中的人物绝大多数的时间是运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体现人物性格特点、推动剧情发展。而在日本,漫画产业已经相当成熟,产业覆盖面波及男女老少。因此,影视表演受其影响也不足为怪。

就是在传统和现代的交互影响下,日本影视的表演越来越倾向于类型化,越来越具有日本本国自己的特色。

[1]陆彭.高仓健的表演艺术与日本文化.代传播.2009(1).

[2]四方田犬彦.日本电影100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日本文化论文第6篇

关键词： 中国禅宗；日本茶道文化

禅宗和茶道曾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的日本社会生活中，其深刻的内涵和特征依然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并继续对日本社会文化和生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不论从内容、形式到社会作用来看，中国禅宗和日本茶道之间有着很深远的历史渊源关系，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日本茶道文化研究者武野绍鸥所提出的“茶禅一体”，正是二者关系的精辟阐述。探究和分析中国禅宗思想和日本茶道文化精神的融合，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禅宗文化和日本茶道文化的精髓，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1. 中国禅宗的基本精神

传说南北朝梁武帝时期，印度菩提达摩传法于中国。菩提达摩始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之后宗派林立，枝叶茂盛，盛唐时得以定型。这期间主要由唐代六祖慧能所确立的南宗禅盛行，其宗旨为“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并以其“不离世间，明心见性”的修行理念和庄子哲学思想相互融合，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南宗对禅的修行方法和教义进行了简化，主张“顿悟”的空无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主张“相对论”，这种近似道家的阴阳转换思想；认为佛在“心内”，提倡修行不必苦修身心，也不必出家坐禅，只要在日常生活起居中保持一种心灵境界的超凡脱俗，做到无心不动念就是成佛。这种中国化的教义和修行理念很快被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老百姓接纳并盛行起来，慧能的“顿悟成佛”之说也就成为了禅宗正法中的核心思想。到了晚唐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佛坛。唐末五代时期，南宗一系分流，发展为五个流派。临济宗是其较大流派，临济宗在北宋中期又分成杨岐派、黄龙派。南宋以后最为盛行的流派是南宗五派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

定型于盛唐的禅宗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变异和同化并进而形成的另一种佛教宗派形态。它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接纳和认同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是东方文化的一朵奇葩。因为，从印度传教过来的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宗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精品。它融合了中国的道家、儒家以及印度的佛教精华，成为最适合中国士大夫另一种口味的宗教形式，是中国化的佛教，是中国哲学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道以修心达成真人，儒以诚心修成圣人，佛以明心见性成佛，其思辩性和思想性对于中国乃至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思想、艺术、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约公元1192―1333年，日本镰仓时代，贵族佛教和国家佛教逐渐丧失统治地位，这时注重内心信仰的人们，对禅的钟情和强烈兴趣开始重新唤起。与此同时，荣西明庵（公元1141―1215年）传中国临济禅于日本，道元 （公元1200―1253 年）传中国曹洞禅于日本，并由此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荣西明庵和道元两位禅师成为最先将中国禅宗传入日本的佛教大师。他们将中国禅宗发扬光大，在吸收中国南宗的同时，将其运用到日本生活及茶道、武士道等诸多领域，使其成为日本禅宗文化的思想主流。

2. 日本茶道的文化内涵

纵观日本茶道的发展史，我们知道茶道并不是日本传统文化所固有的，而是由中国传入并演绎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世界上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度。据战国时代《神农本草》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期，中国就已发掘和开始利用野生茶树了；从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可知，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记录是在我国西汉。唐代肃宗乾元元年，陆羽的《茶经》深刻论述了当时中国的种茶、制茶和饮茶理论并初具规模和体系。

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年―805年），日本高僧最澄为学习中国的佛法，来到中国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拜道邃禅师为师，贞元21年，学成回国，将中国的茶树种子携带回了日本，种植在日本的近江（即贺滋县）台麓山上。这是中国茶种最早传向海外的文字记载。日本茶祖荣西禅师（公元1141―1215）两次来中国研究和学习临济佛法，他不仅对中国寺庙的点茶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对禅院里罗汉贡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研究。后来，他将中国不同种类的茶籽和全套的茶具都带回日本，并完成了对日本茶道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吃茶养生记》。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日本高僧南浦昭明来到浙江余杭径山寺，拜师于虚堂和尚，学成后，把著名的佛教径山的吃茶、斗茶、茶宴等中国文化茶习俗也带回了日本。

传入日本后的中国茶文化，历经几代日本茶人的潜心研究、不懈努力和改革创新，将日常这种简单的饮茶活动升华到了极具内在美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这种独具特性和审美价值的日本茶道是中国禅宗日本化后孕育出来的一种高度讲究的文化修养，一种新型的文化式样。它在吸取中国禅宗精华的同时，结合了本民族特色，最终形成了体系完整、独具魅力的文化思想，即日本茶道。提出“茶道”一说的村田珠光和尚在参禅中将禅法融入饮茶之中，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之道，而把茶道技艺提升为艺术的高度，是受中国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体味了吃茶的“本心”，使吃茶摆脱了外界物质因素的束缚，进而提出了“和、敬、清、寂”茶道“四谛”思想。

从形式上来讲，以“茶汤”为主要形式的日本茶道实际上是一种仪式化的、供奉客人的饮茶之事，是有关饮茶和沏茶的礼仪，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交手段，只不过经过几代茶人的创新和发展，演变成了以品茶为主的特殊文化现象了。其本质是通过程式化的形式，体现修身养性之品行，增进情谊之目的，研习礼法之效果，并以善心去济度人世。体现日本艺术结晶和文化象征的茶道，它在反映日本人生活起居和准则的同时，也反映了日本的国民性。时至今日，这种方式都在影响着日本国民的日常起居和文化生活。

3. 中国禅宗主张与日本茶道精神的内在联系

日本茶道随着与本土文化，特别是本土皇道文化、神道文化和武士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不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殊异于中国茶道，蕴含大量“禅”的元素，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成为宗教性质的禅门茶道文化。这就是日本茶道所体现出的“茶禅一味”思想。这也充分体现了日本的“茶道宗教”理念以及有异于中国茶文化的本质属性。

3.1“和”与禅

茶道“四谛”中的“和”是指在整个茶事进行过程中内心情感的一种和悦、具体形式的一种和谐。这是日本茶道整个过程中重要的支配力量。它包括主与客之间的和睦、客与客相处的和悦以及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和谐。不管是侧重于形式的和谐，还是侧重于内在情感表露的和悦，“和”的精神氛围始终是茶室里的主旋律。从茶事中茶碗的手感、茶室中茶内的熏香以及茶具的摆设看，既要与茶事的目的和氛围相一致，又要与室内的布置相协调，还要与季节的变化相适应。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别和不平等十分鲜明，这就对人的交流相处造成了一定的拘谨和阻碍，只有在茶室中，这种封建等级观念的束缚全都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沟通和交流，赏心的愉悦和自然，这就是中国禅的精神追求和体现。中国禅法提倡地位的人人平等，体现出的是“我心即佛”、“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的真谛，追求的是“和”的境界。这也正与以原始“神道”为根基的日本本土文化相吻合，与日本茶道之“和”相吻合。茶道不仅是禅宗自然观外化的艺术形式，还是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减少纷争，实现内心的宁静与平和，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的剂。

3.2“敬”与禅

“敬”指的是在茶事过程中相互有礼有节、谦卑恭敬、真诚交往。既体现主客之间的相互谦恭和尊敬，又体现客与客之间的恭敬坦诚。

如，为表达恭敬之意，主人将茶碗端出来给客人喝，只能正面对着客人来把茶端出，客人为表谢意，也尽量避免从正面饮茶带来不恭。茶事中原有的“贵人入口”一律取消，不分贵贱，所有的客人都必须从同一出口自由进出，就连武士的佩刀也不准带入茶室，必须放在室外。客人进茶室后得先对茶室内悬挂了体现茶会主题的字画行礼，来表达客人对主人的尊敬和谢意。日本茶道中，“敬”体现的是“心佛平等”的禅意，是平等敬爱之心，实际上与中国禅宗汉传佛教所倡导的“二部四众、平等互重”的主张是一致的，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皇权贵族，在真如面前，人人都得到尊敬和爱护。禅宗认为人的一切欲望和杂念皆源自“我执”与“自我主心”。要想成佛，就得超越自我，达到无意识的内心自悟。日本茶道它吸取了中国南宗的“心佛平等”主张，融入了“心佛归一”的精神，并加以提炼和升华，促成了“敬”的思想情感的形成。由此可见，在追求人的平和敬爱方面，中国禅宗和日本茶道的主张是一致的。查阅日本茶道文化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建立”，指的就是茶事活动中，人人平等，相互尊重，共创和谐茶室的理念和氛围。

3.3“清”与禅

“清”指的是茶事活动中茶室茶具的整洁和干净。它既是对茶室内部装饰物品的描述，也是对茶室外部自然环境的表达，同时也是对饮茶者心灵纯净的要求。茶室庭院茶人经常要清扫，保持整洁干净。而茶室内部更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室外环境鸟语花香、清幽逼人。室内环境娴静幽美、朴素典雅。茶人们心灵恬静，无私心杂念，面对滚烫的茶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茶事表演。由此洗净身外的污浊，实现心灵的纯净和美丽。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既是日本茶道通禅的一种化境，也是禅宗自然观的一种体验，同时也是茶道特有的审美情趣。一代宗师千利休在他的《南方录》中写道：“茶道就是要在茶室中实现清净无垢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千利休所说的“清”，实际上是指人该“拂去浮世俗尘”之意。既要清除人身上的尘埃，还应洗涤心灵的尘埃。日本茶道的“清”体现的是用独特文化式样所表现出来的“物我合一”的禅宗意境。禅宗的“禅”意为“静虑”，可见“清静”是禅宗空无观最明显的特点之一。禅宗认为只有“本心清静”，才能“物我两忘”，只有清除干扰、清心静虑，才能 “梵我一如”。

3.4“寂”与禅

“寂”是日本茶道最高美学境界，也是日本茶道最根本的精神内涵，它要求茶人们摈弃欲望和凝神沉思，达到一种宁静、幽闲和幽雅。它鼓励茶人们将世间欲望和凡尘俗世统统抛开，保持思维的独立和完整，获得更多拓宽想象的空间和新的启迪。在梵语中，“寂”为“静寂”、“和平”、“静稳”之意。在佛典中，“寂”为“死”、“无”、“涅般木”之意，可以理解茶人或禅者在人死后，自然而然地进入无色无声的“皆无之域”之境界。这里没有色彩、没有声音，甚至无我。“死”是“无”的世界，同时，也是“有”的根本和源头。人世间那种凤凰涅的希望其实它源于佛教的轮回思想。就像坡先生所云：“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寂”是“四谛”中体现出的最高层面的禅宗法则。它倡导人们无论世间如何纷乱都要秉持一种谦虚做人、坦荡无私的心寂。如果心有杂念人生既不会圆满，也不会闲寂。这和中国禅宗的“物我两忘”同出一辙，所表达的情感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禅境。正是基于这种禅境的空寂体悟，茶人们和禅僧才能将有色的大千世界悟至枯淡闲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达到一种清静无我的境界。禅宗和“四谛”是日本茶道统一的精神所在，“禅”的精神境界与“四谛”的精神内涵一脉相通，浸润着禅宗出世思想的茶道文化已成为人们追求精神超脱和心境恬静不可或缺的心灵寄托与媒介。

4.结束语

日本茶道文化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佛教禅宗有着不解之缘。中国茶文化和禅宗文化传入日本后，经过日本民族多元文化的相

互交融、演绎、发展，禅宗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命哲学，茶道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生活艺术，正是有了中日禅僧对中国饮茶之风的发现、引进和发展，才有了日本的茶道文化，才使得中国禅宗与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而历久不衰。正因为日本茶道吸取、融汇了中国禅宗的精髓，才形成了日本茶道文化“和、敬、清、寂”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文化，才有了“茶禅一味”的日本茶文化现象，才使日本茶道有了生命的支撑，有了艺术的高度。日本茶道与中国禅宗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李红.和敬清寂 茶禅一味[J].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2）：132―136.

[2]焦毓芳.论日本“茶禅一心”的必然性[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1）：89―95.

[3]蔡荷.茶道中的哲学意味[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4）：36―39.

[4]陈文华.人心需静，以茶通禅，由禅悟道[J]. 农业考古，2014（2）：235―238.

日本文化论文第7篇

关键词： 中国文化 日本文化 律令制度 儒学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纳和融合。可以说，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以及佛教等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中日文化，师徒名份，早在唐朝就已定论。正是在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4―5世纪日本就渡过了蒙昧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

第一，儒学对日本的影响。

汉朝曾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大批汉人从朝鲜移民日本。据井上清的《日本历史》记载：雄略天皇时期（457―479年），在日本的大陆移民就多达18000人之多，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传播者。公元三世纪，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到公元五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较好地运用汉字了。继体天皇七年（513年），日本建立了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熟谙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人才。到圣德太子（593―621年）时代，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的文明制度。一千多年来，《论语》和《孟子》在朝鲜和日本成为精神修养和文化素养的教科书。

第二，律令制度对日本的影响。

公元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发动，皇极天皇退位，革新派拥立孝德天皇，以中大兄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僧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顾问），建元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新政府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废止私有土地、部民，行公地公民制，皇室贵族、地方豪族的部民和屯仓、田庄，均收归国有，但保留朝廷的手工业部民，国家赐大夫以上的高官以食封。确定中央、地方的行政区划和组织，中央分京师和畿内。地方分国、郡、里。整备军事、交通制度。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世袭制。编制户籍、计帐，行班田收授之法。废旧贡纳制，实行租庸调的新税法制度。

20余年后，藤原不比等于大宝元年（701年）编成日本封建国家最完备的法典《大宝律令》，最后完成大化革新。大化革新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起点。大化革新后，日本进一步汲取中国文化，遣唐使就多达十几次，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僧。吉备真倍留学17年，回国后在日本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典章制度，官至右大臣。

第三，汉字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在汉字传入之前没有自己的固定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称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公元8世纪，留学生吉备真倍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高僧空海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了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随着平假名、片假名的使用，日本文学出现了日语的表现形式――和歌和物语文学，但在内容上也同样受到中国诗文以及古小说的影响。在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中随处可见中国六朝诗以及唐小说《游仙窟》的痕迹，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被指出是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启发。

第四，佛教对日本的影响。

当时日本派出遣唐使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中国学习佛教理论。日本虽然佛教盛行，但是受戒制度尚未确立，中国的高僧鉴真和尚为了弘传佛法，毅然前往日本传道。途中遭遇七十余次危难，历时十二载，以至双目失明，才终于抵达日本，为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信徒授戒，并开创律宗。鉴真还携去数百卷佛经，东大寺设置了写经司，从鉴真处借出经卷加以抄写。鉴真由此受到日本人民的敬爱，直到死后一千多年的今日，日本在鉴真圆寂之日还要举行纪念活动，可以说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第五，佛教对日本的影响。

中学教材初中第一册《第5课 海内存知已》，有两幅货币插图，一幅是《开元通宝》，一幅是《和同开》。“开元通宝”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始铸，主要是铜质、铁质，多为私人民间盗铸，又叫开通元宝，为圆形方孔，通宝用了1300多年至清。因此开元通宝为后世通宝、元宝之起源。为什么叫“开元通宝”呢？通宝为通行宝货之意，统一货币的称谓，以后各代所铸钱币大都是以当年年号纪年，且形制尺寸、大小重量与开元通宝差别不大。结构严谨匀称，方圆兼济，隶书中带有楷意。

和同开是我国考古人员于1970年10月在陕西西安市南郊发现的五枚日本银钱，圆廓方孔，名曰和同开。“”是“”字的简化，“和同”是日本奈良朝代和铜年号的省略，西安出土的“和同银币”始铸于和铜元年――即公元708年，此时正值唐中宗景龙二年。从两货币形状看，日本受中国圆形方孔钱影响，也说明日本思想上深受中国天圆地方观念影响。

第六，技术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的技术同样深受中国的影响。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时，“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中国的瓷器、丝绸、制铜、制铁等技术传播到日本。建筑方面，日本建筑早在公元1世纪便形成了自己基本的特点，即使用木构架，通透轻盈。这些特点可能是在中国南方和南洋各地的影响下形成的，也是因为日本岛屿上盛产木材的缘故。后来，中国的影响显著地占了主导地位，木构架采用了中国式的梁柱结构，甚至也有斗拱。它们平行排架，因此空间布局便也以“间”为基本单元，几个间并肩联排，构成横向的长方形。它们具备了中国建筑的一切特点，包括曲面屋顶，飞檐翼角和各种细节，如鸱吻、扇等等。于是，大致可以说日本古代建筑隶属于中国建筑体系。京都是在公元794年仿照中国唐朝的都城长安建造的，不过规模要小很多。京都城市道路呈棋盘状，贯穿南北的大街朱雀大道将城市分为左京和右京。京都的各个建筑都体现中国隋长安的风格。

参考文献：

［1］日本历史.

［2］源氏物语.

［3］中学教材初中第一册.第5课 海内存知己.

日本文化论文第8篇

关键词： 茶道文化 日本社会 影响

1.日本茶道的历史

1.1日本茶道的起源和形成

茶在中国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相传“尝百草”的神农氏偶然间发现了茶具有解毒功能，从而把茶用作解毒的药物。780年陆羽的《茶经》问世，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日本遣唐僧侣最澄、空海、永忠把唐朝的茶文化带回日本，形成了以嵯峨天皇、贵族、高级僧侣为主体的“弘仁茶风”。据史料记载，日本高僧最澄把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种在日吉神社，这里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日本后记》弘仁6年（815年）记载了僧侣永忠为嵯峨天皇煎茶献茶。不过此时日本的饮茶法还只是效仿唐代的饼茶煮饮法。

镰仓时代，曾来南宋学习临济宗的僧侣荣西仿照《茶经》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身记》。书中主要讲述了茶的药用功效，并把当时宋朝的末茶饮茶法――日本茶道的抹茶饮法传入日本。中国的寺院饮茶茶礼在日本寺院盛行，日本茶道的茶礼就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

镰仓时代末期到室町时代中期，从中国宋朝传入的游戏性的“斗茶”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室町时代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为中心的东山文化，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诞生了以鉴赏唐物为主要目的的饮茶活动――书院茶道。

被称为茶道开山祖师的村田珠光将禅的思想引入到了茶道中，开创了朴素自然的草庵茶风。珠光通过禅与茶道的结合，把饮茶由一种饮食娱乐形式升华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武野绍鸥将日本的歌道理论与茶道相结合，补充和完善了珠光的茶道思想，推进了茶道的民族化和规范化。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继承了珠光、绍鸥的茶道思想，进一步完善深化了草庵茶。千利休精减了点茶的程序，不使用端庄华丽的中国茶碗，而使用厚重朴素的高丽茶碗和日本乐窑茶碗。他还特别规定了茶花、怀石料理的法则及作为茶人的资格，创造了茶道中日本特色美的完整的艺术体系。至此草庵茶道，也即日本茶道正式形成。

1.2日本茶道的现状

1592年千利休去世后，他的子孙和弟子们继承了他的茶道，至今大约形成20多个流派。千利休的子孙分为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个流派，现在日本流行的茶道主要指这三个流派。其他还有二十几个流派，主要有：远州流、织部流、三斋流、薮内流、宗遍流、庸轩流等。这些流派虽然有各自的茶道风格，但都以千利休的茶思想为指导思想。茶道的多样化促进了茶道的发展，茶道迅速普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自明治维新以后，女性也加入到茶道活动中来，茶道成为许多女性出嫁前的必修课之一。

如今，茶道已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被视为一种修身养性、提高文化素养和进行社交的手段。茶道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象征，已完全融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对其生活乃至整个日本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茶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2.1茶道倡导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理念

《南方》中记载了利休的话：草庵茶道最重要的目的是领悟佛法，修行得道。茶道的本意在于禅，倡导人们通过茶事活动修炼身心，升华思想境界。“和敬清寂”是茶道的根本精神，成为400多年来日本茶人的行为准则。

按照久松真一的观点，“和敬清寂”的理念不应只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必须是对“事物人境”而言的。“事物人境”涵盖整个茶道内容，包括茶道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细节。具体说来，“事”指点茶、喝茶、清扫、茶室的布置等诸事情；“物”指茶碗、茶勺、茶罐、茶刷等茶道具；“人”指主人、客人；“境”指茶庭、茶室等环境。只有在茶道中贯彻对“事物人境”的“和敬清寂”，才是真正的茶道。理解了这点，才会体会出复杂茶礼的奥妙，体会到日本人所推崇的审美观。点茶的手法、茶道具摆放的位置、在茶室中行走的路线和步伐、饮茶的步骤等，这些环节是茶人在反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最稳妥、最合理的路径和程式。当人们信手而为就符合茶道礼法时，才能真正领悟茶道“和敬清寂”的精神，最终达到“茶禅一味”的境界。

茶道把待客、吃饭、喝茶等日常的生活行为提炼成极具传统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正如桑田忠在《茶道的历史》前言中所说，茶道已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文化生活的规范和理想。它完善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日本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2.2茶道形成了日本传统建筑风格

茶道建筑由茶室和茶庭两大部分组成，茶室和茶庭是供人举行茶事的场所。茶道建筑是日本传统建筑的代表，对后世日本建筑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日本茶道的茶室因其外形与农家草庵相似，又被称为“草庵茶室”。茶室使用竹、木、草、石等材料建造而成，秸秆屋顶、砂土掺稻秸涂抹的墙壁、不剥树皮的原木做的柱子，尽显其古朴、自然的风格。茶室的标准面积一般为四张半榻榻米。茶室虽小，但每一个细节的设置，每一种材料的选择，茶人们都力求独具匠心。茶室的小入口、壁龛、地炉、小天窗等都是茶道大师们几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利休的茶室、织布的茶室、远州的茶室等各具特色，这些茶室所体现和追求的美感，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阶层和上层市民阶层的房屋建筑风格有很大影响。人们把这种代表日本传统建筑风格的建筑称之为“数寄屋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茶庭，顾名思义是指与茶室相配的庭园。禅宗中把领悟的境地称为“白露地”，受此影响日本茶道中称茶庭为“露地”。茶庭的面积不大，大多在100～200平方米，分为外露地和内露地，内外露地以中门分隔开来。客人先在外露地静心安神，而后经中门进入内露地，也就进入了忘俗的境界。在茶室门口首先要洗手和漱口，就是要人们洗涤心灵，除去杂念的意思。茶庭中设置等待室、厕所（雪隐）、尘穴、石制洗手钵、石灯笼等。茶庭中的小路，大多以脚踏石和碎石铺就。庭中除去一条条迂回曲折的小路，均被常绿树木所覆盖，营造出“山中草庵”的风情。

脚踏石、石制洗手钵、石灯笼已成为现代日本庭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论是日本庭园还是居家院落，都受到了茶庭的影响，历经时间锤炼的茶庭是当代日本庭园建筑的代表。

2.3茶道促进了日本陶艺制造业的繁荣

茶碗是茶道具中品种最多、最重要的用具。在茶道兴起的初期，使用的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茶碗，其中端庄华丽的天目茶碗最受追捧。随着草庵茶的确立，随着草庵茶道的确立，茶风趋向朴拙自然，外形粗糙、色彩朴素的高丽茶碗开始大行其道。为了更好地表现草庵茶道的风格，千利休与陶工长次郎一起设计制造了乐窑茶碗。优雅厚重的乐窑茶碗是草庵茶中规格最高的茶碗，是日本茶陶的代表。

江户时期，茶道的普及使日本陶艺技术迅速发展开来。织布窑、远州七窑、仁清窑、志野窑等，日本的民窑遍地开花，并传承至今。茶碗在品类、造型、釉色、装饰艺术等表现手法上的多元化极大地推进了日本陶艺民族化、本土化风格的发展。

日本茶道不仅是点茶、饮茶的过程，而且是包括吃饭在内的招待客人的整个过程。茶道中用到的道具多达上百种，涉及陶艺、漆艺、木艺、竹艺、纸艺等行业。这些行业里的艺术家们都以创作出符合茶道理念的独特作品为最高追求，可以说茶道的影响渗透到了日本的各个工艺制造业。

2.4茶道丰富了日本人的饮食文化

在茶道形成初期，点茶之前吃的饭一般写作“会席”，在《南方》中开始写作“怀石”（日语中，怀石与会席都读作“kaiseki”）。“怀石”原本指禅僧为了抵御寒冷而塞在怀里的温热石头，喻指简单的饮食。近代以来日本人把茶道中的饭称为“怀石”。

茶怀石的内容最初是由千利休规定的，一般为一汤三菜。菜品简单，但烹饪却极为讲究。选材崇尚应季的天然食材，注重搭配的协调，将茶道精神与饭菜融为一体。考究的器皿，宛如工艺品般的菜肴，每一道菜都给人味觉和视觉上的美好感受。

在江户初期大名和武士的茶道中，茶怀石不再拘泥于简素，变成菜品丰富的豪华料理，成为茶道外也可享用的料理――江户中期，在东京、大阪等地的高级餐馆就出现了“会席料理”（即现在的“怀石料理”）。新鲜的食材、上好的烹饪、精致的器皿、优雅的环境，怀石料理已成为日本传统料理的主流，成为日本高级料理的代表。

3.结语

历经400多年的日本茶道已发展为集宗教、哲学、美学、艺术和建筑设计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不仅影响了日本国民的精神文化、建筑风格、陶艺制造和饮食文化，还在其生活习惯、服饰、书法甚至文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茶道，就没有日本文化史。研究茶道，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社会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立花山.南方.京都造形芸大学.茶のを学ぶ[Z].京：角川店，1999.

[2]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3]久松真一.茶道の哲学[M].京：社学文813，1987.

日本文化论文第9篇

论文摘要：中日文化有着非常深的渊源。日本的能乐是中国文化对日本音乐方面的影响较为突出的一种艺术形式，无论是从它的起源，还是发展演变都可以说是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从古至今无论是在文化还是经济方面一直都在不断地影响着与之相邻的其他国家，当然同时也吸收了各国很多领域里优良的文化知识，从而不断充实自己。日本作为中国东部隔海相望的邻国，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开始了，两国人民在经济和文化上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彼此互相影响，这是两国史籍所记载并且被各国历史学者在研究和探讨中不断阐明的。两国都有着各自灿烂的文化，并且都较为擅长吸取各国的优秀文化知识，当今仍然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能乐表演就是两国文化交流和传承古代文化的一个代表。

一何为能乐

能乐，在日语里意为“有情节的艺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传统艺术形式之一。就其广义而言，能乐包括“能”与“狂言”两项，两者经常同时同台演出，且一起发展起来、密不可分，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却是大相径庭。前者是极具宗教意味的假面悲剧，后者则是十分世俗化的滑稽科白剧。其实能乐是一个出现非常晚的名称，从平安时代中叶(78a一118s)直至江户时代(1603 -1868)，这种艺能一直被称为“猿乐”或者“猿乐之能”。而且，以日本南北朝为界，前期猿乐与后期猿乐面貌迥异，故现今日本学术界将前者称作“古猿乐”，而将后者称作“能乐”。

二中国文化在能乐艺术起源中的影响

关于能乐的起源，虽然在具体分析上存在着许多分歧，但能乐是“古代日本本土艺能与外来艺能之集大成”，可谓学术界的共识。许多文化样式都对能乐的形成，发展和定型起到过作用，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古代文化。

1.能乐产生前的文化背景。

在奈良、平安初期，(我国唐朝时期)，大陆各国及朝鲜半岛的伎乐、舞乐、散乐陆续传人日本后，长期在宫廷演出。这样就使日本古代的艺术，以中国、朝鲜、林邑为媒介，和印度以及欧洲国家等早期一些表演形式联系起来，大大提高了日本的音乐、舞蹈和表演艺术的水平，培养了很多艺术人才，甚至还保存了后来别国已经失传的宝贵艺术财富。在室盯时代，日本的表演艺术在我国宋代大曲和元代杂剧的影响下，产生出了比较成熟的戏剧形式。

2.中国文化对能乐艺术诞生最直接的影响阶段。

日本于公元607年派出遣隋使、630年又开始派遣遣唐使，中国的音乐舞蹈也以此为契机，开始传人日本。藤原真敏(807-897年)作为遣唐使于83s年人唐都长安，随当时的琵琶博士廉承武学习琵琶。据说他后来携唐的琵琶归国，还带回了唐的乐谱，而且回国后一直保持教授琵琶之业，那么唐的音乐也无疑传人了日本音乐领域。当时中国大陆经由朝鲜半岛或直接流传到日本列岛的乐舞，主要有伎乐，舞乐与散乐。伎乐是指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即我国的乐舞，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人日本后或称伎乐舞。相传在隋场帝大业八年(612年)，在昊国学习乐舞的百济人味糜之归化了日本以后，开始在日本传授伎乐，由于当时的圣德太子十分喜爱伎乐，便召集了一批日本的青少年跟从味糜之学习，并且在雅乐寮职员令里设了伎乐师、伎乐生，最后更把这种舞蹈定为佛教祭仪，随后伎乐在日本逐渐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有:《狮子舞》《吴公》《金刚》《迎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称为十伎乐。

三中国古代乐舞“散乐”在日本能乐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散乐本是中国古代乐舞，《周礼。春宫。旎人》中载有“掌教舞散乐，舞夷乐。”郑玄注:“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矣。”原指周代民间乐舞;到了南北朝时期，成为百戏的同义词。包括各种杂技，幻术(如扛鼎、吞刀、吐火)，装扮人物的乐舞，装扮动物的鱼龙曼妙以及带有简单故事的《东海黄公》等。散乐传到日本以后，散乐先由奈良宫廷指定的散乐户传习，延历元年(公元782年)，即平安时代之始，废止散乐户。于是散乐流传于民间，于是产生了许多变化发展。散乐经由中介形式猿乐而发展成为能乐的说法，几乎为所有的日本当今演剧史著作，艺术史教科书所采纳。流行于日本列岛的散乐的面貌，可从至尽收藏在奈良市的正仓院的《弹弓图》、《信西古乐图》中得到印象，它包括抛球、顶竿、弄枪、高跷等杂技，吞刀吐火等魔术，傀儡戏、口技以及滑稽模拟表演等，与中国散乐面目几乎完全相同。在宫廷中，散乐是作为与舞乐对应的俗乐，作为相扑节会、神乐的余兴表演。奈良皇朝施行保护散乐户的政策，但到平安朝廷自掌权之口便解散了散乐户，散乐艺人流向民间，供奉于各地神社、寺庙、以及在庙会社祭等场合上表演。平安中叶以后散乐也走向了分化，一部分杂技因素被田乐等民俗艺能继承，模拟表演在其后裔猿乐中得到发扬，并最终从中引导出成熟的戏剧形式一能乐。

延年在散乐到能乐的转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延年又称为遐龄延年或延年舞曲，是寺院里大法会的会后游宴，是神社祭礼后宴会上的酬宾节目。开始于平安时代中期，极盛于镰仓时代，而到了能乐兴盛起来的室叮时代中期以后，便衰退下去了。这种艺术形式在连接散乐到能乐的发展脉络中起到了很好的连接作用。延年的曲目是多种多样的，各自独立、互无关联。既有宫廷贵族的雅乐，包括舞乐、神乐、催马乐、朗咏等，也包括平安时代以来的杂艺及中世流行的模仿性演出。可以看出，延年体现了这一时代文化转型时期过渡性的特点，及保持了宫廷公卿贵族的文化特色，又体现了艺能向民间普及发展的趋势。

四日本能乐是在与中国文化不断交流中发展的

从能乐诞生到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中国的文化和各种艺术形式对其的影响就更加的突出了。能乐是在吸收中国民间曲艺和唐朝散乐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滑稽性的表演、对白艺术。中世纪的能乐受到中国摊舞和傀儡戏的影响。13世纪的观阿弥、世阿弥父子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歌舞为主体的能乐。由于受到当时统治者的推崇，能乐成为上层阶级所喜好的宫廷艺术。1603年，江户幕府将能乐定为宫廷音乐，民间不能擅自演出，能乐在日本艺术形式中的地位就此也被抬到了相当高的位置上。当时的日本人民都把习读能乐台本视为一种衡量自身具备很高文化素养的一个标准。能乐发展到室叮幕府时期基本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程度，已经具备了戏剧文学、表演艺术、音乐、舞蹈、舞台艺术等各种类型的表演因素，但它主要还是以歌舞为主的音乐剧，简短精练，不追求情节的变化发展，着重叙事抒情。其题材多取自日本著名古典文学作品，如《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伊势物语》

五能乐发展中的衰落期中日佛教文化“禅学”对其影响

在能乐的发展过程中比较低迷或者说几乎衰落的时期一般要从“应仁之乱”以后说起，幕府体制弱化和寺社的衰退，对能乐的发展打击很大。仅仅只有服部小次郎信光、其子长俊、金春禅凤等通过创造华丽并富有戏剧变化的曲目获得了一般观众的好评。而此时的田乐和近江猿乐几乎已经消亡了。16世纪后半期，大部分能乐演员逐渐投靠那些有势力的大名以寻求支持和保护。其实纵看历史中的各种艺术形式的兴衰起伏往往都是因当时的统治者的喜好而变化的。能乐重新又回到宫廷和人们的视线中是因为织田信长这位人物。织田信长是活跃于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战国大名，日本战国“三天下人”第一位。他对能乐的爱好是人所共知的。而其后的秀吉，更是狂热的能乐爱好者，他除了自己观赏，甚至自己也经常参与表演，并在经济上支持了大和猿乐四座，使之得以在乱世生存下去。从此，能乐演员就逐渐脱离了寺院、神社转而投靠武士，由武家来支配了。经过这样的变化，除了一些残存的小型表演团体(乐座)以及投靠武家的大和猿乐四座，其他的乐座基本上在这个时代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