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论文第1篇

[关键词]美国对日本贸易统计数据实证分析经济演化模型经济预测

一、引言

利用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历史统计数据（历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找出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规律的形式的某些方面，建立美国经济演化的一个计算机仿真模型，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以此模型为基础，根据经济学原理，可以解释这个模型各个参数的经济学意义，从而通过对各种参数的调节或变动所导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路径的偏移进行计算机仿真展示，把握住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的某些客观必然趋势,以及对我国与美国和我国与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预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增强我国的经济安全保障。

本文研究进行这一工作。

二、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经济演化模型

美国经济在建国200年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借助其科技优势、美元的支配地位等有利因素而高速发展。用计量经济学软件，我们对其1974年1月～2006年2月的对日本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1.先进行数据截取:19741月年至2006年2月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数据作为模型创建样本；用以预测2008年至2020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主要指标取值。所用数据来自历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指标数据。

2.然后对主要经济指标系例数据作出散点图（图1中的圆圈表示）。

3.据数据散点图进行回归分析。函数形式设定：因为经济系统常态发展具有最大可能值（经济系统的最大负荷）和对负荷的一定的占据速率（经济增长速率），因而有可能具有如下的函数形式：

首先确定各参数的粗略估计值。L是曲线最大极限值即经济系统的负荷，b是曲线的增长速率因子即经济系统对其负荷的本征侵占速率，a近似是曲线的缩小因子即经济系统内在的交易费用等耗散因素的作用强度，据这三个参数的意义其估计值可近似由统计数据的演化态势进行估计。我们取为：L=6000，a=7，b=0.8。

在此基础上，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对统计数据回归函数的参数进行优化估计，得出精确的统计数据回归函数完备表达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步骤可能进行多次，以便使残差最小。最后得出的优化参数值是：L=6546，a=6.7，b=0.9899，残差值为151093044。

于是我们得到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的数学模型(百万美元)：

图1美国对日本出口贸易额演化模型(据1974年1月～2006年2月样本数据）

4.据回归曲线进行主要经济指标在未来20年～30年（取2008年至2030年作为预测区间)的取值预测(图1中的加号表示）。

5.据回归曲线进行经济系统演化态势分析：由仿真曲线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加速增长期目前已经越过其相变点(仿真曲线的拐点即经济增长相变点)；但是，仿真曲线显示，缓慢增长渐渐接近其饱和值还有着巨大的区间（一直延伸到2025年以后）；在接近极限点附近（6546百万美元），就是美-日经济结构的变革期。

同样地，美国对日本进口贸易额演化模型为：

残差为：354647648。相应地，美国对日本进口贸易额模型曲线图如图2。

图2美国对进口贸易额演化模型图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美-日贸易作为一个大的复杂自适应演化的经济系统，在美国科技优势、美元支配地位等有利条件下，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得以充分开发，各种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利用，各种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得以充分沟通，科技创新借助于因大量引进各国优秀人材而使美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突飞猛进，制度创新随着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而日新月异，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机制不断趋于最优配置，使得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总体态势在经过高速增长长达20多年后，目前处于渐渐接近饱和值的稳定发展的时期。认清这一基本态势，从各个方面规划和协调我国对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等各方面的关系，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高速发展，应该是未来二十年我国对美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

四、结论

美-日经济贸易系统是一个紊乱的、以逻辑斯蒂模型为主线演化的、进出口差额越来越大的复杂自适应演化系统，它的演化值将在不发生世界大战或或严重自然灾害的条件下，缓慢接近其饱和值14686和6545（百万美元），经过20年左右的稳定期和一个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再进入新一轮的逻辑斯蒂演化。

日本经济论文第2篇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调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如果说当前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是在经历了持续10年的高速增长后的必然调整的话，那么，日本迟迟不能走不出长达10年的经济低迷、日本政府用尽增加公共开支、推进经济重组等各种办法却依然难以见效，就不能不让我们充分关注日本在从日本奇迹到日本病这个艰难的调整过程中的演变与发展轨迹。无论是对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还是正在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关键阶段的中国来说，反思这个过程都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日本因为其对于亚洲的巨额投资而直接影响到东亚各国的经济走势，同时东亚各国在学习日本模式基础上形成的东亚模式也正在受到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挑战，其典型代表就是东亚货币危机。如何看待和把握日本模式的发展演变趋势，并及时采取调整措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

2001年新年伊始，日本经济再次从2000年一度有所复苏的上升趋势中走低，经济增长乏力，日元兑美元和欧元分别下跌到近16个月和10个月的低位，反映投资者看淡日本今年的经济前景；反映日本经济走势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失业率也不断攀升，根据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预测，到2001年3月31日财政年度末，日本的失业率将冲破5%的心理关口。

一度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引人注目的经济奇迹的日本，现在则被更多的人们视为沉疴不起的重病人。日本的这个10年，无论是对于日本，还是亚洲乃至全球各国，都是值得总结和反思的10年，日本学者将这段时间称为"第二次战败"，从经济影响来说，这种说法可能夸张，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在此不打算全面分析和讨论日本从经济奇迹到百病缠身的复杂过程。即使仅仅从金融角度的考察，也难免是挂一漏万的。必须强调，任何经济模式的成功运行和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实现，不可能离开有效率的金融体系的支持。一方面，日本的政府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既是日本经济奇迹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持日本经济奇迹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的弊端日益显露，但是其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的转化也受到日本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于是，日本的金融体系在新的条件下又成为影响日本经济增长、或者说能否走出日本病阴影的关键因素之一。以金融体系为线索考察日本经济的演变轨迹，能够给予我们许多许多启迪。

基于日本的经济奇迹所形成的日本模式中，以主银行体系为代表的、政府严格管制下的产业金融体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强调通过政府引导乃至直接管制来满足政府产业政策优先发展部门的金融需求的产业金融体制在经济赶超时期有助于动员储蓄、有助于资本形成，但是这种体制也呈现出显著的政府过度干预、管制失当、较为封闭以及关系型融资的制度性特征，其中主要可以归结为关系型融资。所谓关系型融资（relationalfinancing），就是指出资者在一系列事先未确定的情况下，为了将来不断获得租金而持续增加对于少数固定借款人的融资。与关系型融资相对的是保持距离型的融资（arm''''slengthfinancing）。当关系型融资在公司的资金来源渠道中成为主导地位的融资形式时，这种关系型融资就被制度化了。日本的关系型融资的典型代表就是主银行制度。

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以主银行体制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的政府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成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这种产业金融体制难以适应日本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金融体制开始出现变革，政府的管制开始放松，与此相对应，日本的金融体制开始逐步进入向满足储蓄者的资产选择需求、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强调商业盈利、维护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为目标的商业金融体制转化的金融自由化阶段。但是，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由于制度上的路径依赖，长期形成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依然对日本的经济金融运行形成多方面的影响，在传统的模式下通过产业金融体制投入到制造业的大量金融资产因为制造业的衰微而成为新的金融体制形成和发展的重大约束之一，依附于产业金融体制之上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对于金融改革的阻碍也制约了新的金融市场机制的建立。于是，一方面传统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弊端在日益显现，一方面从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的转变也因为种种原因而推进不力，这使得日本的现行金融体制不仅难以有效地支持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本身还成为日本经济走出停滞阴影的制约因素之一。。

一严格管制性的、以主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基础上建立的产业金融体制是支持日本经济奇迹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日本经济从经济奇迹转向日本病的的重要金融背景

分析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形成，首先要全面把握日本在经济奇迹中形成的日本模式，因为日本的金融体制与这种发展模式是密切相关的。从微观上看，日本模式强调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基础的、流动性相当低的日本式雇佣制度、以法人相互持股和经营人员利益优先为特点的企业治理结构，银行体系则是在主银行相机性监控为特点的框架下介入企业的经营；企业之间则是以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和系列化为市场特色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稳定合作的企业关系；发展方向上强调以生产优先、制造业优先、出口优先；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强调市场失败，从而注重以行业团体等中介组织为纽带的紧密的政、官、财三角关系，注重政府影响下的间接金融、财政投融资和行政指导等为主要支持手段的产业政策。这是日本的产业金融体系形成的总体背景。

具体来说，日本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在理论基础上，强调"市场失败论"并加强政府干预，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远远大于欧美，是日本模式的主要特征。仅中央各省厅拥有的许可认可权就多达1万多项，此外还有无法可据的"行政指导"和"窗口指导"。直至90年代，GDP的40％仍处在政府控制之下，而美国只有6％。

（2）在技术创新方面，强调"后发优势"和模仿引进，自主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在工业化方面处于后进的日本，注重积极向欧美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在短时间形成生产能力，甚至能够通过改良和完善部分地超过欧美。

（3）在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强调生产者优先。所谓生产者优先，就是把生产者的利益放在首位，消费者的利益服从于生产者的利益。从金融体系看，为了保证生产者优先，日本建立了对于利率管制、抑制资本市场发展为代表的金融约束体系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结构，以保证对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以支持大规模的设备投资；主银行制度强调了融资关系的长期化，日本的财政投融资制度则是以生产性基础设施为重点。这些制度设计在不同程度上将部分消费者的福利转移到生产部门。

（4）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强调大企业优先。为了保证大企业优先，首先是主银行制度以大企业为融资的重点对象，保证大企业优先获得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同时建立了以大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为大企业配套的系列化产业协作体制，同时大企业的职工工资也高于中小企业。

（5）在产业导向上，强调制造业优先。生产者优先的特征和出口导向的战略体现在战略部门，必然表现为制造业优先。这不仅是因为制造业是物质生产部门和贸易品生产部门，也是因为制造业的要素生产率提高快，投资效率容易提高，产业扩散度较广。日本的制造业优先战略主要是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来支持的，而所谓产业政策，重点是通过金融、财政、外汇和外贸等政策的配合来支持建立重化工业的大批量生产体制，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的竞争力。同时对一些劣势产业部门（主要是农业和第三产业）进行保护，限制这些领域的竞争，其中也就包括限制金融领域的竞争。

（6）在外需和内需的关系上，强调以外需为主，强调以出口主导和"贸易立国"，以保证"追赶现代化"所需的外汇，日本的出口主导与东亚不同，东亚出口主要是为了偿还因国内资金不足而引进的外债。日本有力量解决国内资金需要问题，但是不能解决购进昂贵外国技术和设备的外汇问题，因而日本拼命出口价格低廉的轻工业品换取外汇。这就是"贸易立国"的实质。"贸易立国"的实质只不过是"引进技术立国"而已。

从系统角度看，一种社会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形成并持续下去，是因为构成该种体制的各种制度之间存在着制度的互补性（institutionalcomplementarily），也就是说，一种制度安排的功能会强化另外一些相关制度的功能，从而在制度之间产生一种功能放大的协同效果。从总体角度看，日本模式具有明显的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如上述各个方面实际上都是互相支持和依赖的。仅仅从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发展看，同样也是如此。

为了配合和支持上述特点的日本模式的顺利运行，日本相应地对金融体制进行了严格的设计，其重点是选择了政府管制性的、以主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基础上的产业金融体制。这种产业金融体制在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下，金融机构通过政府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隐含担保而形成了强大的储蓄动员能力，而且政府对于利率的管制和对于金融市场准入的严格限制，减少了银行倒闭的风险、并提高了银行吸收储蓄的能力。同时，这种产业金融体制具有较强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在管制利率维持低水平、法人持股结构导致的低分红率等制度设计下，日本产业金融体制下的企业融资成本必然相对较低。从体制运行的角度看，以主银行体制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的产业金融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信息成本，具有一定程度的隐含的风险分担功能，并且使得银行在日本特殊的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了主要的外部监控者的角色。

应当强调，这种主银行制度依赖于日本模式的大体制环境、以及管制性的产业金融的金融体制环境，例如，支持这种产业金融制度运行的因素主要包括：对于利率的管制保证了资金来源的低成本，对于金融市场的准入的严格管制保证了一定的垄断的特许权租金，银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发挥的外部监控者角色使得其享有特殊关系可能的各种租金，等等。

同时，这种管制性的金融体制也对日本模式的运行提供了金融支持，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资本市场看，为了保证日本模式运行所需要的企业出资者的相对稳定、削弱股东对企业的控制力，日本建立了法人相互持股的基本制度。这种制度满足了日本模式运行对于股东方面的要求，对于股东的分红也被抑制在一个低水平上。，在法人相互持股的结构中，主银行又居于主导的核心地位。

第二，为了从金融体系上支持日本模式的运行，日本对于金融体系实施了相当严格的控制。日本强调要实行统制金融，以保证追赶所需要的低成本的巨额资金，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体现在各个方面，尤其是通产省推行的产业政策和外贸、外汇、外资政策。要在十几年内高速度地赶上欧美先进工业国，其所需资金额的庞大可想而知。因此，如何筹措到充足的资金，而且是低成本的资金，成为政府干预的主要课题，其核心是保证"人为的低利率"。在市场机制下，资金需求的旺盛必然导致高利率。为此，日本政府通过《临时金利调整法》规定利率最高限制，实行了"人为的低利率"。为了在低金利条件下扩大储户，实行"小额储蓄免税制度"，争取城乡劳动者的零散资金。为了把筹措到的社会闲散资金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产业资金，日本政府又实行"超额放款"制度，即鼓励银行最大限度地把存款转为贷款，因此，战后日本一直流行"银行不倒"的看法。

第三，日本积极运用各种投融资政策，引导银行和社会资金进入其所重点支持的产业和部门。

第四，为了保证将有限的外汇主要用于引进技术和设备，日本实行了外汇统制，即根据《外贸外汇管理法》实行的外汇集中制：个人和法人获得的外汇必须出售给外汇银行，个人和法人需要外汇要经政府批准。这就保证了有限的外汇用于政策目标，而购买技术和设备是优先考虑的目标。外汇集中制直到1972年才被废止。

因此，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本身就成为日本模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与其他制度设计互相依赖，共同支持日本模式的运行。。

二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日本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缺陷日益暴露

日本建立的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尽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其内在的缺陷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只是在当时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这种制度运行的成本还并不高。但是，随着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以及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迁，日本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缺陷日益暴露。从理论上说，这种缺陷与日本模式的理论基础密切相连，即夸大市场失败的负面影响，高估政府干预的能力，盲目扩大政府干预的范围。

（一）日本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内在缺陷

从理论上说，日本建立的这种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利率管制必然要求政府加强对直接金融活动的控制，这必然会抑制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对于利率价格的扭曲导致了企业对于信贷的过度需求，导致企业的高负债，容易诱发企业以贷款从事高风险投资的道德风险。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制造业的收益率相对较高，过分依赖银行导致的高负债率并不一定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行，但是，在经济进入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制造业的收益率逐步下降时，银行对于企业的信贷要么成为不良资产，要么是企业容易将这些信贷资金转移到投机性的市场，从而推动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其次，在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下，金融风险过渡集中在银行部门，高负债的企业部门十分容易向银行部门转移各种经营风险。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高新技术的发展，银行难以有效地满足所有的金融服务的需求，并且有效地管理对于这些新的领域的贷款的风险。这必然会抑制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

第三，产业金融的封闭体制抑制国际资本的流动，不能适应国际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的国际趋势。在产业金融体制下，为了保证对于重点产业部门的资金支持和对于外向型部门的支持，必然会对资本项目实施严格的管制，以割断国内外金融市场之间的正常联系。缺乏国际竞争的国内金融业必然难以提高效率。

（二）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使得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面临挑战

从宏观经济环境看，管制性的金融体系在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影响到日本经济的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不能支持强调独立创新的信息技术的融资需求，这种金融上的障碍与其他体制性的因素一起，使得日本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上举步维艰

从全球范围内，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对于依赖技术引进的日本来说，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客观地说，信息产业的发展需要的良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需要有具有良好风险判断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金融资源（如风险资金）的支持。这种新兴产业强调的是个人的创造能力而不是集体主义的文化，强调的是由富于进取精神的独立的中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来开拓新的领域，因为大企业在信息产业领域的试错成本远远高于中小企业。这样，惯于集体行动、把人力资本开发锁定在特定方向的日本模式必然在发展信息产业上是低效率的。在日本的现行体制下，优秀的人才都被锁定在大企业，金融资源也主要向大企业倾斜，新技术创业所需要的风险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员市场均十分落后。这些因素必然会制约信息产业的发展。

现在，人们往往把日本发生泡沫经济的原因归结为日本政府金融政策的失败，包括1987年过急的金融缓和政策导致泡沫膨胀，1990年过急的金融紧缩政策又导致泡沫破灭，以及泡沫破灭后对不良债权问题的久拖不决。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假如80年代末日本政府实施金融缓和之际，大量游资不是流向容易形成泡沫的房地产，而是流向有成长前途的信息技术产业，那么，90年代日本经济将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景。但这种假定是无法成为现实的。这是因为日本既缺乏如同美国风险企业那样在信息技术革命中十分活跃的资金需求者，又缺乏如同美国风险资本那样具有高度风险判断能力的资金提供者。设想以当时日本企业主要依靠间接金融、资本市场不发达、教育不适应培养创新人才需要、民间企业间人才极少自由流动、大学及国立研究机构的成果难以产业化、繁杂的政府管制束缚新企业诞生、税收制度不利于企业家靠创新获取丰厚利润、社会上缺乏冒险和改革精神等等状况，怎么可能出现大量资金流向信息产业的局面呢？美国信息产业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之所以每年有大约80万家IT风险企业诞生，正是依靠了高度流动性和巨大资本市场、风险资本网络、良好的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准备、崇尚冒险和改革的文化氛围和从全世界吸收高科技人才。这些都是日本所缺乏的。从金融方面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缺乏有力的金融支持，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从具体的信息技术发展思路看，日本强调的是政府的过渡干预和金融资源的人为倾斜。本来，日本在发展"轻薄短小"产品方面，在发展进入千家万户的大众产品方面是独领的。在80年代，它在个人电脑领域与美国是不相上下的，而在电脑关键部件半导体芯片的技术和市场占有率方面是领先的。但是日本政府片面地作为判断，把重点放在发展大型计算机上。它虽然于1997年制造成功，但市场有限。日本完全没有料到个人电脑以及由此引发的信息产业会有如此巨大的市场，结果被美国远远抛在后面。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信息技术的发展主要依赖的是市场的自发力量。经过七、八十年代的酝酿、成长，美国基本上完成了艰难的产业结构调整，在90年代成功地推进了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率先进入信息化社会。而日本却仍然没有摆脱"混乱"，在产业技术进步方面步履蹒跚，落后于美国。日本政府苦苦搜寻数年，最后宣布已经找不到"一两台大马力"的主导产业，而只是"多台中小马力"的新产业群。一个依靠政府的自以为是的判断，一个依靠市场机制的力量，这正是90年代美国持续繁荣和日本持续衰退的技术发展思路方面的原因。

2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对金融业提供了过多的保护，导致其效率低下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80年代的日元升值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调整适应能力。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制造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90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状况也表明，再象工业化时代那样依靠制造业来带动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提高主导产业向信息产业和服务产业的转换。但是，日本模式中存在的生产优先、制造业优先的模式很难适应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特别是日本服务业中存在大量妨碍竞争的各种正式或者不正式的制度安排，导致日本国内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行业的效率低下，严重影响国内需求的增长。事实上，在工业化初步完成后的80年代，日本曾经试图调整产业结构，使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但是由于传统模式的惯性、以及日本制造业的外移，这一调整的设想并没有顺利实现，于是，一方面是日本国内的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度储蓄和过度出口带来的大量金融资产难以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从而涌入不动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推动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

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源是与政府对经济进行强大干预的"日本模式"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与大藏省对金融机构的过分控制和过分保护密切相关。在"追赶"阶段，在资金不足的条件下，大藏省对金融机构的严格控制，对于有限资金的有效分配，对于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获得低成本资金和金融机构获得丰厚的利润，对于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藏省也对金融实行了无微不至的保护，一旦出现问题总会帮助渡过难关，例如必要时会组织其他金融机构出面兼并面临危机的机构，甚至由政府提供巨额无抵押贷款直接帮助摆脱危机。因此，战后数十年间，没有出现一家银行倒闭，"银行不倒"曾经不是神话，而是事实。但是，由此也导致金融机构缺乏竞争活力，缺乏优胜劣汰的氛围，依赖政府的指导和保护，缺乏金融业必备的风险意识，对贷款项目审理不严，听凭大藏省指导或依靠贷款抵押品。而政府又信任大藏省的控制，对金融业的监管机制不健全。负责金融监管机构形同虚设。这些弊端在追赶阶段，在拥有后发优势阶段，在资金不足阶段，是危害轻微的。但是进入新阶段，就有可能构成巨大危害。

进入80年代，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发展迅猛，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卷入这一浪潮，逐步实现了包括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金融自由化，早已完成追赶任务的日本，正应借日元升值的时机，挟雄厚的经济金融实力，大刀阔斧地加速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旧模式，促进金融机构的活力，完善金融市场，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新潮流。但是，日本政府却进展极其缓慢，甚至是按兵不动。例如日本的外汇制度，直到1972年才废除外汇集中制，到1998年4月才实行外汇完全自由化。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建立独立的"金融监督厅"等都拖到了1998年。

3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在日本国内培育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是日本推进金融改革的重要抵制力量

由于管制会导致租金，日本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在国内培育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日本试图对管制性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必然会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阻碍。具体来说，在日本模式下，日本的产业结构是由竞争力强大的传统制造业如汽车、电子、化工等和软弱的金融、不动产、流通、建筑等服务性行业构成的。前一类产业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不断提高生产率，愈发增强了其产品的出口能力，而后一类产业却在政府的保护下，生产效率低下，由此产生的内外价格差距使得日本国内市场带有很大的封闭性，同时也造成内需严重不足，最终构成了国际贸易黑字不断增加而国内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奇特现象，也相应形成了不同领域的既得利益阶层。建筑于传统利益分配基础上?quot;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团"三角同盟的政治体制，使得执政者变得目光短浅，在重大决策上显得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常为眼前利益而放弃未来长远发展目标。例如，1985年的日元升值，为"日本模式"敲响了警钟。已经是资金过剩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更是实力倍增，日本本应该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宽松的经济环境，对"日本模式"进行重大的甚至根本的改革。但是"政、官、企""铁三角"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进行认真的改革，其别是涉及到官僚的利益。在日元升值、过剩资金倍增时，日本政府不是把力量放在模式改革上，而是放在把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上，即著名?quot;前川报告"。倍增的过剩资金用在了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扩大对外投资；另一个方面是扩大设备投资，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新的大型主导产业，设备投资的增长是无法吸收如此庞大的剩余资金的。因此，剩余的大量资金就冲向房地产和股票。在当时日元升值、资金过剩、超低金利的条件下，银行以及证券公司大量向不动产和股市提供资金，直接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

4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促使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市场化和自由化，这对于日本模式的相对封闭形成了多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更多地暴露了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的内在缺陷。

首先，从产业的跨国转移角度看，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日元升值导致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和贸易摩擦的激化，迫使日本企业以对外投资的国际化战略来降低成本和部分替代出口。随着大量制造业的外移，日本国内的制造业日益空洞化。大企业外移之后，使得其与国内中小企业之间的原有系列关系受到影响和破坏，进而必然影响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纵向产业分工。于是，失去大企业稳定订货的国内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地方经济陷入萧条，失业率明显上升。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一方面继续增大对大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增大而收缩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历史地看，自80年代初开始，日本大型企业将业务大规模撤出日本国内市场后，日本的中小企业就难以得到新的投资和订单；大型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在稳定与扩大后，更加重了日本制造业与工业资金不足，引起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停滞。在1992至1997年，大多数小型日本制造业的盈利和资本回报都明显降低。除了投资和订单减少外，日本小企业目前感到他们在与国际跨国公司的谈判中已没有优势。跨国公司的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日本经济波动的萎缩趋势，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自1991年以来，日本小企业破产日益增多，与美国、英国等国小企业的崛起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东亚一大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日本模式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东亚国家拥有的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使得日本在制造业部门的比较优势不断丧失，原来日本与东亚地区在产业上的垂直分工形态日益向水平形态转移。这也对日本的产业金融体制提出了调整的要求。

第三，经济金融全球化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整合和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对于擅长制造业、而金融部门因为管制和保护相对发育滞后的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国家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日本的金融体系所具有的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以向制造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工业化为根本目的的产业金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缺乏市场约束的金融体制必然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和金融市场全球化的要求；特别是在工业化基本成熟、制造业对于资金的需求下降时，这种金融体制在满足投资者的金融投资需求、为新的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提供资金支持方面存在许多弊端，往往容易产生资源的错误配置。

从金融监管的角度看，日本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历来比较严格，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区分非常明显，交易品种单一，与目前世界范围内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迅速发展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近年来纷纷将有关业务转移到海外以摆脱管制。特别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内金融交易的成本明显上升，资本外流现象突出，已经出现了金融空心化的趋势。据调查，如果日本金融制度不进行彻底改革，在欧洲的许多日本企业将脱离日本金融业而选择服务更好的欧洲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事实表明，日本僵化落后的金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与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

从以主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来看，其在日本的新的发展阶段也面临新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1）日本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使得企业的融资渠道多元化，降低了企业对于银行的依赖；企业在与银行的力量对比中处于上升的地位，于是一些企业开始不愿意向银行提供过多的内部信息，银行不能继续享受这种信息的优势。（2）是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放松了对于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管制，使得主银行失去了相当一部分赖以生存的制度租金，促使银行盲目开拓除制造业之外的高收益、但是风险也相对高的领域，如不动产和股票等，同时，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隐含担保导致的道德风险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显然，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产业金融时代形成的关系型融资逐渐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沿袭了战时的统制经济、在日本战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日本模式，通过对于主导经济部门、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型产业等在资源配置上的倾斜强化机制，推动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日本奇迹的形成，以主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的产业金融体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基本完成了赶超任务之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政府主导、在许多方面表现为扭曲市场机制的发展模式已经逐步在丧失效率，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出现了明显的制度疲劳现象，这在金融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9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病难以好转的重要原因。

三"需要流血的金融改革"：日本金融业改革的艰难推进

如前所述，尽管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促进和支持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但是，由于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自9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业一直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金融机构不良债务数额巨大，破产风潮此起彼伏，经营丑闻屡屡爆光，国际地位江河日下。这既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的结果，也是其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僵化落后，不能适应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必然反映。如何迅速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沼，重塑日本金融业的辉煌，推动日本经济的复苏，已经成为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日本经济界开始对于日本的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事实上一直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具体来说，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已有的日本模式的调整必然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抵制。日本模式中强调的"政"（政党）、"官"（职业官僚集团）、"财"（作为大企业代表的财团）铁三角是现存体制的最大的受益者，同时又掌握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导权。因为对于日本现有模式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进行改革，必然会遭到体制内的强大的反对和阻力。

其次，在工业化时期，在政府的引导下，已经有相当规模的资源投入了制造业部门，这些资产的专用性相当高。要对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全社会可能会付出相当高昂的沉淀成本，具体表现为企业倒闭显著增加、失业率上升，在金融体系上则表现为不良资产的居高不下。

事实上，尽管经过多年的挣扎，日本的金融体系依然没有明显好转，在有的方面甚至有所恶化，这主要表现在：（1）不良债务问题严重，1996年底大藏省重新调整了这一数字，认为不良债务总额为5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可以说这一数字基本反映了日本金融业不良债务的规模，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数字仍然不是十分可信，如美国议会调查局就推算日本的不良债务总额在70-80万亿日元之间，而有些海外报纸报导这一数字高达100万亿日元，甚至有的竞认为已突破了150万亿日元。这些巨额的不良债务成为严重困扰日本金融界的难题。（2）大批金融机构纷纷倒闭。战后日本的金融业获得了超常的发展，形成了近乎神话的"奇迹"。但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金融业却显得不堪一击，纷纷破产。特别是1995年8月兵库银行宣布破产，开日本战后50年银行破产之先河，自此一发而不可收，类似于80年代美国的银行破产风潮席卷日本，各个银行长期存在的问题纷纷暴露出来，整个金融业处于恐慌与危机之中。即使没有破产的银行也都今不如昔，80年代中后期，世界500家银行排序时，前10家大银行几乎为日本所垄断，但现在日本的银行业在国际上的排名急剧下滑。此前，美国穆迪评级公司对日本的部分银行的金融能力给出了E＋的等级(等级范围从A到E)，显然这足以说明日本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相当低下，几乎完全要仰仗外部的支持，从评级结果看，其现在的状况只比克罗地亚的银行体系稍许好一点。

面对严峻的形势，实际上日本在80年代就曾经进行过金融体制改革。1981年，对实施近50年的《日本银行法》进行了修改，被称为日本"金融改革真正的元年"，1985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主要内容包括利率自由化、金融证券化、国际化等，但由于当时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许多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其改革必然是不彻底的，效果也不十分理想，甚至在某些方面使其原有的弊病有所强化。到1993年4月日本又实施了新的金融改革法，加强金融自由化进程，但总的起色并不大。正是吸取了以上改革的经验教训，日本在1996年11月提出了日本金融体制改革的三项原则，即自由化、公正化和国际化，1997年初又进一步明确把金融改革纳入整个经济、社会总体改革方案之中，并把金融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先导。从目前看来，日本这次"金融大爆炸"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解决不良债务问题。（2）对日本银行法（中央银行法）进行修改。修改的目的是要增强日本中央银行在制订金融政策和加强宏观调控方面的独立性与金融机制的透明性，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的要求，提升日本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3）修改垄断法，允许金融机构组建金融控股公司。一家控股公司可以同时拥有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等，打破金融业务的严格分界，由分业经营变为兼业经营，允许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相互渗透。（4）修改外汇法，彻底取消了外汇交易限制，实现了日元的的完全自由兑换，资本流动完全自由，企业间也可以直接进行外汇交易而不必通过外汇银行，此举目的在于提高日元的国际地位，实现日元的国际化。（5）建立直属内阁的金融检查监督厅。以改变原来大藏省既负责政策制订又负责监督执行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同时也解决原来对金融机构多头监管的混乱局面。同时为了加强企业和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建立金融预警机制，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引进国际上通行的会计制度，等等。

日本的这次金融改革在国际上被称为"金融大爆炸"，其主要目标就是要通过实施上述措施使日本的金融体制全面与国际接轨，减少政府干预，赋予金融机构更大的经营自由和权力，推动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系，增强日本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能力，以适应目前金融业务全球化、金融创新普遍化、金融服务全方位综合化的国际金融发展大趋势。

对于日本这次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景，国际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需要流血的改革"，"日本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的看法是，如果日本要彻底改革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就首先意味着要对长期形成的日本模式进行全面的改革，因为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是与日本模式的其他方面密切相关的；其次，日本必须要充分估计到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打破已有的利益格局、充分暴露银行经营弊端和不足的过程，因此，改革推进的初期阶段必然表现为较为强大的反对力量、不断恶化的银行经营状况等。应当说，这是前一阶段积累的问题的暴露，是建立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系的前提，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

事实也证明了我们的看法。从1997年日本金融改革全面铺开之后，其金融形势不仅没有出现转机，反而进一步加深了，特别是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明显增多。随着改革的推进，可以预计，这种暂时的危机状态还要延续一段时间。目前日本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尽量缩短这一负效应的延续时间，使金融业尽快走上有序发展的健康轨道。

四成也金融，败也金融：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依然在日本金融业顺利实现从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

在日本的经济起飞时期，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为日本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资金，这使得日本公司可以负担很低的资本回报率，向员工提供终生雇佣制度，无限制地追求市场份额，形成了过去的日本模式。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依然在日本金融业顺利实现从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真所谓成也金融，败也金融。

为了治疗日本病，国际经济界不少学者纷纷献计献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所开的"药方"是，设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inflationtargeting），实行"有管理的通货膨胀"（managedinflation），大量投放货币，以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克鲁格曼认为，他所开出的设定一个通货膨胀率目标的"药方"，尽管不是最好的，但在找不到最佳"药方"时，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他所提出?quot;次好"的"药方"，因为这总比坐以待毙，或者用了被他认为的"错药"要好。但是，日本金融当局的主流派并不赞成实行设定通货膨胀的政策。我们认为这完全是可以李杰的。事实上，克鲁格曼教授更多地是从如何摆脱通货紧缩的角度，对日本经济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但他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1991年以来日本所陷入的经济危机，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周期波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金融领域则是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不能适应新的经济金融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货紧缩仅仅是表面现象。对付这种类型的经济危机，仅仅依靠传统的反危机措施是不能奏效的，需要在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之下，采取全面的改革措施。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推动金融领域的改革，促使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顺利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推进日本金融体制的转向方面，首先必须解决金融机构的巨额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解决了金融机构的巨额不良资产问题，并不必然表明日本经济就能够走出阴影顺利复苏。在银行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冰山下面，还隐藏了日本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的过渡干预、市场机制的扭曲等。日本能否走出日本病，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能否顺利地转向市场化的产业金融体制，关键在于能否在其传统的日本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大规模的改革创新，探索出一种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经济金融环境的、更为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在金融领域则表现为根据国际外市场的客观要求，放松金融管制，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努力实现从政府管制下的产业金融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金融体制的转换。

从发展方向看，无论是日本的发展模式、日本的金融体系，都可以说存在三种可能：一是在政府的主导和协调下，形成统一的改革目标，对现有的体制进行强制性的变革，不过，这种变革的难度相当大，而且考虑到目前缺乏清晰的变革目标，因而采用的可能性较小。二是以民间的自发努力和企业的探索为主，，通过以市场化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即所谓诱致性的制度变迁，逐步建立新的体制。三是过大的传统体制的惯性、传统体制上依附的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等使得日本的现有体制迟迟不能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相适应，不能及时作出调整和有效的改革，或者强制性的变革遭受失败，于是，在这个阶段，旧的体制已经崩溃，新的体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必然会陷入混乱。目前来看，第二种方式可能是相对比较理想的途径，这种基于企业的多样化的自发探索尽管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但是最后作出的制度选择应当是较好的，特别是在目标模式不清晰和准确的条件下，以企业自发探索为基础的诱致性变迁是比强制性变迁更为有效的途径，日本的模式变革、日本病的医治应当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表现在金融业方面，就是一种渐进的变革和制度完善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对于日本经济、以及日本金融体系的过于短期的、盲目乐观的看法，都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客观地说，这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制度演进的过程。

最后要提及一点的是，在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阶段，日本经济学界提出了日本特殊论的主张，认为日本的经济体制中包含了许多不同于欧美的、特殊和异质的模式特征，有些制度特征看起来已经违背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但是依然可以保证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过渡干预、对金融体系的严格管制、对外部市场的隔离等。经过日本10年代的经济停滞，我们不能不承认，尽管市场规律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但是，在不同的体制下，市场规律的内在逻辑是基本一致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一点表现得相当明显，任何借口本身的国情特殊而否认市场规律的一般性的企图，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必然在长期内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

主要参考文献

李晓，《东亚奇迹与"强政府"》，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卡拉姆·亨得森，《亚洲在衰落》，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

张捷，《奇迹与危机－东亚工业化的结构转型与制度变迁》，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查沫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日本经济论文第3篇

【论文摘要】 日本对华的经济援助（以下简称ODA）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给两国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6年日本发表对华ODA白皮书，称在2008年全面停止对华ODA，而学术界对日本对华ODA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因此，笔者期望在一个中正的立场分析日本对华ODA对两国的作用进行客筧鄯治觥? 【论文关键词】 ODA 政治 影响 一、日本对华ODA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接受了来自24个国家的经济援助。从1979年开始，经过28年的援助，日本成为中国的最大援助国，总援助资金占所有对华援助国家资金的60%以上，而中国，也是日本对外援助中最大受援国。日本对华ODA长期以来被视为中日友好的重要象征，但因为各种原因并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知。近年来，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日趋冷淡及其自身出现的重大变化，日本对华ODA日渐成为我国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 日本对华OAD以有偿资金合作旧元贷款、无偿资金合作和技术合作等三种形式为主。自1979年以来的28年中，日本对华ODA总额约达33，000亿日元(协议额：约合1，649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2003年度在内的对华日元贷款(含2000年度提供的特别日元贷款)的协议总额达到30，471亿8，100万日元，占ODA总额的91.6%；截至2007年度，无偿援助为1416亿日元，占ODA总额的4.3%;截至2007年度技术合作为1385亿日元，占ODA总额的4.1%。中方实际使用日元贷款19400亿日元，由此可见，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华ODA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二、日本对华ODA对中日两国的作用分析 1.日本对华ODA对中国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政府的对华ODA，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发挥了不可抹煞的巨大作用。可以说，不了解日本的对华ODA，就不能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对中国来说，日本对华ODA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有： (1)日本对华ODA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日本是最早向我国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由此打开了中国引进外国资金发展经济之门。同时，日本也是提供政府贷款数额较多的国家，贷款协议累计额占外国政府对华贷款总额的60%以上，在所有24个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和地区性金融机构中金额最大。 近20多年来，日元贷款己成为中国经济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其年平均数额大约占中国国家基本建设预算的20%左右，最高的年份曾达到40%以上。以第四次日元贷款为例，年平均数额为1933亿日元，超过日本对印尼日元贷款年平均1800亿日元的规模，居日元贷款受援国首位。据我国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7年底，日本政府总共向我国提供了约合474亿美元的优惠日元贷款及其他形式的贷款，其对华援助规模超过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 (2)日本对华ODA缓解了国内经济增长的“瓶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都由日本援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的建设资金均来自日元贷款。武汉钢铁集团和宝山钢铁集团等企业的设备引进中也使用了日元贷款。仅是在长江上就有五座大桥出自日本的经济援助。在中国电气化铁路总长度13000公里中有大约4600公里(相当于35.4%的比率)利用日元贷款建成；在中国大约470个大型泊位中有大约60个泊位(相当于12.%的比率)利用日元贷款建成。 (3)日本对华OAD还在农业开发、环保、扶贫、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1980年开始，日本对中国在医疗保健、环境保护、人才培养和教育等基础生活领域以无偿援助的形式开展了援助，支持了中日友好医院等一批项目。1988年，中日友好条约10周年时，竹下登访问中国，签订日中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协议，日方出资105亿日元，1996年5月，该中心开始运行；1999年，日本提供160亿日元无偿援助在中国100个城市建立环境情报计算机网络系统；日本在2001年10月制定了“对华经济协力计划”。按照该项计划，对华援助的重点领域从以往重视沿海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转向环境保护、提高内陆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社会开发、人才培养、健全制度、技术转让等方面，日元贷款的重点领域随之改变。就在2011年10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与日本首相小泉会晤时，还对日本的对华经济援助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日元贷款对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和人民 对日本的援助是有充分的认识和很高的评价的，并不存在所谓“不知道感激”的问题。 2.日本对华ODA对日本的作用与影响。对日本而言，对华ODA除了出于感情和经济弥补以及人道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从始至终贯穿着日本自身利益的考虑。事实上，日本从对华ODA中也获得了很大好处。 (1)通过对华ODA，日本获得巨大的政治、安全、外交利益。首先，美日在20世纪70年代恢复对华正常外交关系是基于“反霸”这一共同国家利益的原因，为此美日实施了“联中抗苏”的战略，这一战略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日本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就是这一战略的体现，目的是通过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经 济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倒向苏联的可能，而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中苏之间现有的“不战不和”的关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国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众议，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日元贷款。结果，日本通过提供援助，不仅提高了中国实力，增强了对抗苏联的力量，也有利于美日东亚战略的实 现及日本本国的安全。 (2)通过对华ODA，日本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不仅对维持两国的友好交往产生积极影响，它本身也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很大好处。20世纪70年代，日本遇到了石油危机，日本国内物价狂涨，中国把大量石油和煤炭出口到日本，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日本的能源危机。20世纪80年代，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这时日本恰恰出现了资金剩余。20世纪90年代，这种互补关系越来越明显，日本经济出现泡沫崩溃而陷入了萧条，而中国恰恰在快速增长，增加了进口需求。这为日本企业的发展和日本经济的复苏提供了良好条件。而对华ODA恰恰是日本打开中国市场，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一把钥匙。 (3)ODA大量用于中国西部开发与环境治理，也有利于日本的环境保护和建立其环境援助大国的地位。 由于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且北半球温带季风自西向东先后吹过中、日领土。因此，中国，特别是中国西部环境脆弱地区(如黄土高原) 的环保危机，将直接威胁日本本土的自然环境。日本政府在1991年东京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地球环境东京宣言。行动计划》；在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特别会议上提出“支援面向21世纪的环境与开发”的政策构想，承诺五年内提供9000～1万亿日元的环保援助；到1996年已拨款9796亿日元，提前一年完成所承诺的数字指标；在1997年12月京都会议上努力促成与会各国签署了关于削减二氧化 碳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日本还先后两次主持召开“非洲开发会议”，提出以 人道主义、环境保护、相互依存、经济开发为理念的“新开发援助战略”和“东 京行动计划”，得到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OAC)成员国的一致赞同，成为国际社会援助非洲的指导性政策方针。日本加强环保OOA是想在政治、安全以外的国际事务上掌握主动权，为在国际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打下坚实而广泛的基础。外务省地球环境大使赤尾信敏对此毫不隐讳：“地球环保事业迄今为止尚无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不管是哪一国，只要对这一事业做出最大贡献，就理 所当然地居于领导地位。”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中国成为日本谋求环保OOA领导大国地位的主要实施对象，而对华环保援助对日本提高国际地位有着明显作用。 三、冷静看待日本对华ODA的终结 从2011年开始，日本大幅削减对华援助金额。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全面调整其对华援助政策。21世纪以来，用于政府开发援助的预算总额不断减少。 我们要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对华ODA退出历史舞台，是早晚都要到来的事情，也是符合中日经济健康发展基本逻辑的历史趋势。金熙德曾经表示：“日本最终彻底停止对华经济援助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这种双方政府间的经济合作能够转化成为一种双赢互利的良性互动模式，既有利于中国借鉴日本的先进技术及经验，又有利于日本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那将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其实，不单单是日本，加拿大等一些国家也已经减少了对华援助。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中国应该做好准备，争取和日本政府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好日本对华ODA的相关问题。 20世纪60年代，中国曾经遭受苏联一夜之间撤走所有专家、撕毁所有合约的冲击，然而中国政府和人民顶住压力，艰苦奋斗，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此一时，彼一时，今日中国的国力与那个年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伴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日益丰厚和外资的不断涌入，现在每年不到10亿美金的日本对华ODA，其影响力可以说已经越来越微不足道。因此，我们不必有过激的反应，应该以大国风范和平常心待之。 今后，我们在欢迎和接受外国经济援助的同时，仍将坚持自力更生的基本国策。正如李肇星部长在回应日本政府有意终止对华援助时所说：“没有日本援助，中国也行。”他又强调，“中国人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智慧、决心和自信，建设自己的国家。”

日本经济论文第4篇

六、七十年代，以日本三大经营支柱——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为核心的、强调职工对企业忠诚以及企业内上下团结一致的具有浓厚儒家学说色彩的日本管理哲学模式，推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旧有的管理哲学模式面临着危机和挑战，西方祟尚个性、重视自我能力和创造性的价值观念在日本逐渐深入人心。这实际上是以中华儒学为代表的东方式的管理理念与西方价值观念在日本的又一次交锋。是完全放弃东方式的管理理念、接纳西方的价值观念，还是将属于东方文化圈的日本管理哲学进行改造，在继承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本文在论述日本管理哲学的特征、思想文化渊源、面临危机与挑战的背景及原因的基础上，阐释了日本应如何面对新世纪、建立起适应新世纪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哲学新模式。

一、日本的管理哲学模式

管理哲学是企业或组织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它是管理科学的哲学基础。企业除包括管理硬件即管理技术、手段和方法外，还包括管理软件即企业的思想、精神、共同理想、共同价值观等，这些管理软件就属于管理哲学的范畴。

任何管理都是某一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价值观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管理哲学模式。日本管理哲学就是如此。日本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自然资源贫乏，造就了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感和极强的群体意识。日本人深深感到，必须与别人合作，依靠群体力量，才能与大自然抗争，维持自身的生存。因此，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有忠于团体、维护团体名誉、重视团体和谐的团队精神。

同时，日本又是一个善于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民族。自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日本吸取中华儒家文化的精华，并把它融入自己的民族精神之中。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和魂汉才”文化取向转向“和魂洋才”，在制度和技术上全面效仿欧美，但在伦理道德上仍将儒学道德作为国民的基本准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虽然大力引进欧美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但是其价值观、道德规范仍然建立在传统儒学基础之上。日本人以中国儒学为哲学基础，同时注意吸收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并将这些外来文化与本国国情、企业特点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的独具特色的日本管理哲学模式。正是这种洋溢着浓厚儒家学说色彩的企业管理哲学，支撑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管理哲学模式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以和为贵”的经营理念，强调团体内部的和谐与共同进取精神，使企业或组织形成上下团结一致、内和外争；家族色彩浓厚的命运共同体。

号称日本经营三大支柱的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其核心就是为营造职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和企业内“人和”的观念。企业对职工终身雇用，使职工有稳定感；职工把企业当成“家”，从“家”中按照自己的年龄、资历领取相应的工资；企业内即使出现矛盾包括劳资矛盾，都属于家庭内部矛盾，由企业内工会解决。因此，企业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在这个“家”中，管理者象“家长”一样爱护职工，职工蒙受企业之恩，“忠诚”于企业，为企业拼命工作。企业上下一致，体戚与共。

2．“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重视“人”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使企业职工心甘情愿地为企业效力。

根据儒家管理思想，日本企业在经营中推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他们不但重视经营中的硬条件，还重视软条件(思想、文化、精神之类的东西)，注重发挥“人”的第一因素的作用。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企业最好的资产是人”。日本企业家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把“得人心”作为发挥“人”的内在积极性的前提，因而千方百计地照顾本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使职工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出力。他们特别重视“感情投资”，企业的管理者一般都熟悉每个职工的情况，亲自参加职工家里的红白喜事。企业还经常组织运动会：联欢会、纳凉会、恳谈会、野餐会和外出旅游等，每次不仅职工参加，职工家属也参加。

3．“以德为先”的经营理念，强调正人先正己的管理者作风。

日本管理哲学依据儒家“正人正己”的理论，突出道德导向，由自我管理而管理他人，十分重视管理者率先垂范和道德人格建设。日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创办的跨国企业——京都高科技陶瓷公司之所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情况下仍立于不败之地，除了他“以心为本”的经营哲学外，更重要的是他个人巨大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员工。他不断培养自己的自律能力和美好心境，注意培养自己的意志力，提高做正确决定的能力。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全体员工的尊敬和信赖，激发出员工极大的工作热情。被誉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倡导经济与道德合一，提出“论语与算盘”并行悖的“儒教资本主义”。他主张应严格遵循商业道德去获取利润。这些思想，在日本具有重大影响，被许多企业管理者不同程度的接受，并融入到日本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中。

正是因为日本管理哲学具有上述特征，才提高了职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及工作热情，使日本企业拥有了一支世界上最忠心耿耿的职工队伍和一批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同时，职工在同一企业内长期就职，使管理者十分熟悉职工的情况，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这种融洽的关系使企业形成上下同欲、齐心协力、气氛和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创造了战后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劳动生产率。

但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以后，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曾提出废除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这种以造就员工“忠诚”“顺从”意识为目的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因为它不利于人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但是，由于许多大企业都是靠员工的忠诚和一致使发展起来的，这种意识已深深扎根于日本员工的心灵之中，因此，祟尚个性和创造性的西方价值观念一直未能占据支配地位。

二、日本管理哲学模式的思想文化渊源

日本管理哲学模式是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与近代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是中西文明结合的典范。

日本民族历来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自大化改新，日本全盘接受了中国盛唐时期的文化，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发展；到明治维新，日本又引进了西方文明，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样，东西方两大文明便在日本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人称之为“懦教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大力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并与本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独特的经营管理方式，创造了现代的经济发展奇迹。到七十年代，日本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与它善于吸取东方文化遗产，并借鉴西方的科学文明成果有着密切关系。正是这种善于高度融合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一切有价值文化的能力，才使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

1．日本管理哲学模式之“源”——儒家文化

日本管理哲学是建立在凝聚着无数思想家认识成果及道德观念的儒家学说基础上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儒家文化是日本管理哲学之“源”。

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日本人一直处在中国古典文化影响之下。当时倡导“和魂汉才”，吸取中华文明的精华。大约在公元6世纪，中国的佛教、道教、懦教几乎同时经朝鲜传入日本。公元603年，大化改新的积极倡导者——圣德太子提出一整套模仿中国政体的设想，颁布十七条宪法。第一条便规定：以和为贵，无忤为宗，把“和”视为一切社会交往的首要原则，强调社会成员之间要和谐。这种“和”的意识在企业管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体现在企业内劳资关系的和协、员工之间的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上。而这种“和”正是中国儒家学说的最基本思想。

中国儒家学说奠基人孔子历来主张“和”。它将先哲“和”的思想，用于政治、经济方面，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于倾。”。其中“和无寡”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做到“和”，则在经济上“贫”不致缺乏。孔子的弟子冉有亦有句名言：“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维护等级、贵贱的“礼”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和”。继孔子之后，孟子也倡导“和”。孟子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天地人三才中，孟子重人，重“人和”。孟子认为，“得到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民心的背向作为战争胜负和政治成败的关键，就是“人和”思想在军事、政治学上的应用。孟子重“和”，还在于它在天人关系上提出系统的“天人和一。”观点，这是中华民族深邃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和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

日本吸收中国儒家文化不是盲目地接受，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加以改造，并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式儒家学说。中国儒学重“和”，这种“和”反映在价值观上是一种“中庸之道”和“知足心理”，是强调和谐共存、维系现状；而日本式儒学既吸取了“和谐”的精华，又强调开拓进取，强调团结和谐的共同进取。中国懦学强调“仁”，以“仁”作为伦理道德的核心；而日本儒学则强调“忠”，以“忠”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忠”在日本被放到伦理道德准则的金字塔尖，是涵盖一切伦理标准的最高美德，而“仁”被排除在日本伦理体系之外，日本人在接受中国儒家思想时，滤掉了“仁、义、理、智、信”中的“仁”，而代之以“忠”，忠孝被视为百姓绝对的义务和责任。

这种日本式儒学的价值取向和道德伦理观念，造就了日本人具有极大的向心力、责任感、自我牺牲精神和历史使命感。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日本懦学之核心“忠”的价值观念基础上。在企业中，一个人一旦被公司录用，就意味着建立一种终身契约关系，他必须把一生都消耗在这个集团里，努力证明自己对所属集团的忠诚。其忠诚程度通常是以为所属集团所作出的牺牲程度来衡量的。“忠”是日本企业内在凝聚力的基础，是团队精神的精髓。正是日本这种独特的文化动因，使其以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踏上成功的现代化之路。

2．西方文明的冲击

19世纪中叶，日本还处在幕藩统治时期，美国海军舰队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强行要求通商，从此西方文化渐渐传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着手建设近代国家。整个日本社会进入大规模的文化转型时期，即从明治维新前的全面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和魂汉才”文化类型转向引进西方文明的“和魂洋才”文化类型，倡导“脱亚入欧”，吸取欧洲文明精华。

这一时期，日本接受西方文明主要表现在从各种制度上尽取西方之长。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首先派专人去收集西方各国的信息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区别优劣，确定具体领域的引进对象。如对现代企业经营制度，日本引进西欧的股份公司制度，并进行商法的制定。在教育制度上引进法国的学校区划制度；警察制度上效仿德国；电报通信和铁路技术学习英国；大学以美国为样板；明治宪法和民法以德国为原型；刑法则以法国为样板；日本帝国海军学习英国皇家海军，陆军则受拿破仑帝国陆军影响较大。当时的日本明治政府十分重视博采各国之长。虽然以引进英国的先进管理制度为主，但对西欧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也十分重视，如德国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思想和富国强既念，法国的立法制度，美国的企业经营管理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几乎成了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地，日本人认为，在每一个领域都尽量采用最好的模式将会使日本加快自身现代化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很快接受战败的事实，大力引进美国的科技成果，使之摆脱战争的阴影，推动经济的复苏和腾飞。五十年代中期，日本引进了美国的企业常务会制度；六十年代引进了美国的事业部制以及经营决策制度。继而在先进管理技术和现代管理手段两方面大量引进了美国的方法，包括：统计式质量论，人事劳动管理和作业管理，动作研究和工程分析、价值分析、管理图表等；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引进了美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的技术和处理技术。在引进这些先进的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同时，日本注意将“引进”与日本国情相结合，注意消化能力与“配套”相结合，从而使引进的管理技术、制度和方法能迅速产生经济效益。这一时期，正如日本管理学家高宫晋在《现代经营是什么》一书中所说的：“日本企业在战后获得迅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勇敢地排除传统和因袭的枷锁，大胆的引进新的技术和方法，而且巧妙地将它与传统的习惯相结合”。

3．东西方管理哲学的冲突与融合

日本管理哲学是将东方的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技术和方法相互融和而形成的一种经营管理理念，它既包括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精髓，又包含现代西方的管理方法与理念，是以中国儒学为哲学基础同时兼容西方管理精华的“东方管理学”，是东西方管理的冲突与融合，这也体现了整个日本社会经济的共同特征——“论语加算盘”的资本主义，也就是用合乎道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遵循道德伦理。

日本在其近代化过程中，并非全盘西化，在“软件”的经营管理层面，仍然把中国儒家思想巧妙地加以运用，因而谈经营管理则有“儒道”一说。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日本许多企业家都精通《论语》，曾有人说“孔夫子讲道理，日本人实践道理”。如著名丰田汽车公司三代领导人均以儒家学说指导商务活动。日本现代经济学家伊藤肇指出，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家只要稍具水准，都熟读《论语》，孔子的教导对他们的激励、影响甚巨。在日本企业家看来，儒家学说中“义利并举”的价值方针，以“人为中心”的道德信念，祟尚“和谐”的人际关系，“正人先正己”的领导艺术等都具有推动经济行为合理化、经济活动秩序化的功用，完全可以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文化底蕴和伦理动因，从而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洋溢着浓厚儒家学说色彩的企业管理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虽然掀起了效仿美国管理的热潮，但在企业的管理软件上，还是保持了日本管理哲学的特色。日本的管理哲学与美国管理哲学有很大区别，但它也部分包容了美国管理科学的精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企业哲学上，美国注重企业管理中的“硬性三S”，即策略、结构、制度等，过分强调管理中的技术和理性，认为只有“硬性三S”才便于进行理性的、数学化的、合乎逻辑的、有条理的分析和研究；把“软性四S”即人员、作风、技巧、最高目标等看作是“软心肠”人的不科学管理，是在管理中讲人情。日本企业不但重视“硬性三S”，而且重视“软性四S”，在管理中重视感情、精神等因素。日本在引进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注意提炼民族文化中有益的东西，使西方的唯理主义与东方的灵性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

第二，在领导哲学上，美国人重视个人领导，日本人则强调合作领导。日本的管理者认为企业成功的关键是靠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因此，鼓励员工参与管理，日本的管理者是“无情的情人”，既注重无情的“硬件”，又注重有情的“软件”，企业对职工终身雇用，使职工有稳定感；而美国管理者则强调计划、目标、任务、指令、规章、纪律对人的严酷无情，动辄解雇工人，美国企业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日本企业则实行自下而上的管理，企业的重大决策，由生产、销售等部门的第一线职工提出建议，然后上级领导进行集中，体现员工共同参与管理的原则。

第三，在组织哲学上。美国的各种组织中往往最高主管个性非常鲜明，他们常常表现出个人特质，而日本组织中即使是最能干的管理者也会与该组织融为一体；美国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石，要么是“经济人”(古典管理理论以“经济人”为哲学基础)，要么是“社会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以“社会人”为哲学基础)、“能动人”(管理中的Y理论是以“能动人”为哲学基础的)、“复杂人”(管理中的Z理论是以“复杂人”为哲学基础的)，就是不讲“组织人”，而日本的管理理论不仅讲人的经济性、社会性、能动性、复杂性，还讲人的组织性；美国人强调自我、独立、个性、分离性身份，管理者更注重职务、权利、个人名义，日本人则强调“和”，认为“和为贵”。“和”在日本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和管理概念，它是互助、合作、和谐、团体和团队精神，管理者重视这种团体的和谐和团队精神，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互信赖关系。正象日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所说：“互相信任的同仁共同于事业，无疑任何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总之，日本管理哲学是东西方管理理念冲突融合的产物，它已融入日本的民族精神之中，成为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

三、九十年代以后日本管理哲学面临困境与挑战

进入九十年代，伴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纷纷掀起兼并、重组的热潮，大量经营不佳的企业倒闭破产。日本年轻人逐渐认识到与其对企业忠诚、顺从，不如培养自己具备适应市场经济的各种能力和技能。因此，原来靠员工的一致性和“忠诚”心发展起来的家族式企业逐步走入困境，人员流动频繁，以儒学价值观为基础的、曾经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管理哲学面临西方价值观念(崇尚个性、重视自我能力)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日本管理哲学面临困境与挑战的背景及原因是：

1．背景。从国际上看，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体制的结束，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为了扩大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各国企业纷纷掀起并购、重组的热潮；同时，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许多亚洲公司纷纷取消或推迟订货，严重影响了世界上一些大工业集团的经营，致使这些大公司不得不关闭工厂、大量解雇员工。如飞利浦公司于1998年11月2日宣布将其1／3的工厂关闭。这样，由于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及企业裁员是世纪之交的一大热点。

从日本国内看，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之中。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期，曾号称世界最强的日本金融机构背上了巨额坏帐的沉重包袱，变得寸步难行。随着作为融资担保的土地贬值，呆坏帐问题严重到用“小打小闹”的对策根本无法解决的地步。最后终于发生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倒闭破产的悲剧，日本经济体制中的缺陷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以及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日本的企业经营者不得不大量裁减员工，以减轻企业压力，提高竞争力。据1999年3月15日的英国《金融时报》报道，1999年3月日本索尼公司宣布将解雇1．7万名员工，这是日本企业第二轮大规模裁员举动。以前，即使经济萧条、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时，日本企业也不会裁减过剩人员，因为企业相信经济状况会很快好转。那时只是采取“出向制度”，让一部分多余人员暂时“出向”到子公司或同一集团系列内的企业，以减轻工资负担，防止企业业绩进一步恶化。一旦经济恢复景气，“出向”的员工仍可回到原来的公司。但是，九十年代以后，这种“出向”逐渐变成了实质上的失业者。企业内失业者的大量增加，使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度彻底崩溃。

2．原因。

①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以美国为中心的外资企业打入日本，使欧美企业的经营方式逐渐渗透到日本国内，使祟尚个性和创造性的西方价值现逐渐被日本人接受并在劳动力市场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甚至比美国和英国年轻人更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最近日本二家机构对日本和欧美国家的1000名年龄在13岁到24岁的年轻人进行调查，29％的日本人认为，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而有这种想法的美国人仅为7％，英国人为10％。另外，90％的美国人和88％的英国人认为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有这种想法的日本，人仅有59％。这些数据表明，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老一代日本人的价值观越来越显得陈旧和不符合现实，西方价值观正逐渐占据主流支配地位。

②企业经营思维体系的变化。随着日本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企业面临着全面进行改革的任务。许多学者指出，经济的持续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赶超欧美”型的模仿式思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封闭的日本社会必须走向开放。这就要求日本不仅要进行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还要进行企业经营制度的现代化改造。而要进行企业改造，就需要有新型的劳动力，即愿意承担风险和创新型的企业人才。因此，提倡能力主义、奖勤罚懒，成为企业经营者的法宝。企业纷纷买行按员工的能力发放报酬的工资制度，打破了以前论资排辈型的工资体制。1997年4月武田药品工业公司，大幅度提高了工资总额中相当于工作成果报酬的“职务工资”比重，实际上导入了按能力取酬的工资制度。松下电器公司为了更多地吸引专业技术人才和特殊人才，从1998年4月起，对新职员实施了“全额工资支付型员工制度”，即新职员只要提出申请就可将退职金加到工资中提前发放。同时，该公司为了体现注重工作成果和个人能力的原则，从1999年4月起，对约11000个课长以上的管理职位实行完全年薪制。由此可见，长期以来被日本人深信不疑的随工龄、资历的提高而上升的企业工资制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按能力取酬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本来二十年后可以稳拿的退休金以及企业所拥有的福利设施的利用方法等也正面临着彻底改革。现在日本企业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工资已经普遍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对一般管理人员的工资也导入了年薪制。最近甚至在企业的普遍员工间也开始推广年薪制。

③日本式经营逐渐暴露出弊端。号称日本式经营三大支柱的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曾经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这种经营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弊端，越来越不适应时展的需要。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要求企业间人才自由流动；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企业要生存更需要有能力和创造性的人才。而实行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不仅限制了人才合理流动，而且不利于企业员工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劳动力的优化组合。这样，如果企业不进行经营方式和管理哲学的变革，就不可能生存下去。正如松下电器公司人事部经理原田所说：“象松下公司这样一些靠员工的忠诚和一致性发展起来的企业越来越不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要求，现在重要的是培养员工的个性。我们希望有更多与众不同的出色人才加入松下公司”。

④政府的“新就业政策”。由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在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习惯了终身雇用制的人们很难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转职，因此，造成已经过剩的产业和企业积累了大批过剩劳动力，劳动者不能人尽其才。大而全的企业所拥有的大批人才不能转移到今后可望发展的产业，致使整个日本产业竞争力下降。为了更快地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政府实行了“新就业政策”。这项政策的特点是对学习新技术、希望转职的职工和支持职工转职的企业，提供优厚的失业保障和补贴。

新就业政策包括：为职工掌握新技术等增加机会的“人才再训练一揽子计划”；援助与就业流动化相配合的企业“人才流动化计划”；制定旨在实施“人才再训练一揽子计划”和“人才流动化计划”的“企业改革援助法”。根据上述计划和政策，不仅维持企业内的就业，对企业支援职工再就业也进行补贴。这项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员工根据自己的能力重新寻找工作，以利于人尽其才。其颁布实施表明终身雇用制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只有实行彻底的改革，促进人员流动，企业才有出路。

综上所述，日本式经营管理正在走向崩溃，以“忠”为核心的东方儒学价值观念正在逐渐被祟尚个性的西方价值观念所代替，东西方管理哲学与理念在日本又一次发生严重冲突，如何面对世纪之交这一冲突和挑战，建立面向21世纪的日本管理哲学新模式，是致力于日本研究者的根本任务。笔者认为只有用和合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和探索，实现东西方管理哲学的冲突、融合，从而达到社会全体的和谐、协调即和合，才能建立起面向21世纪的日本式管理哲学新模式。

四、面向21世纪的日本管理哲学新模式

1．中华文化的精髓——和合原理的倡导

世纪之交，以中华儒学为基础的日本管理哲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西方文化及价值观的冲击与挑战，日本管理哲学应该如何回应，是完全放弃东方式的管理思维来接纳西方的价值观念，还是将属于东方文化圈的日本管理哲学加以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继承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这实际上足以中华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日本面临的又一次交锋。

从19世纪中叶的日本近代文明冲突可以看出，解决东西方文化冲突，应寻找两种文化的衔接点，创造性地扬弃东方传统文化，有选择的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实行两种文化的“融入”，这是解决日本近代文化冲突的道路。涩泽荣一改造儒家思想，提倡“论语加算盘”的思想，就成功地推动了日本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这说明面对不同文明的冲突应采取冲突融合之路。

日本又一次面对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挑战，这种互相异质的文化发生碰撞，是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和国际化时代的到来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不仅仅在日本，整个人类社会在21世纪都将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解决这些冲突的最佳文化方式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应是和合原理，即走冲突融合之路。而和合原理以及和合人文精神正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是中华文化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形式。

2．21世纪日本管理哲学新模式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扑面而来，它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它是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内的空前流动，它能极大地提高各民族、各地区间经济生活的相互依存度。其实质是现代化和一体化，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为更广阔的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扩张开辟道路。

日本经济论文第5篇

日本对华ODA是指日本政府对中国提供的用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种官方援助行为。1979年底以来日本开始的对华ODA，不光提高了中国的经济生活水平，还推动了两国间的关系，成为中日友好的主要象征。不过，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走入困局，日本对华ODA开始趋于政治化。近年来，日本对华ODA“毕业论”一度甚嚣尘上。关乎中日两国总体关系走向的日本对华ODA政策正在步入另外一个阶段。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新世纪日本对华ODA政策变化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日本对华ODA的新支柱。这将有助于中国握住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主动权。 一、中日关系困局下日本对华ODA政策变化的原因 日本对华ODA由有偿资金合作（也称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三部分组成。其中，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华ODA的主要部分，约占80%，它凭着0.75%～1.5%的低息以及30年～40年的还款期限等宽松的贷款条件，支持着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大规模资金项目。日元贷款与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三管齐下，对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建设资金不足、技术管理落后的情况下，作用极为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成为对我国提供ODA数额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各国对华ODA总额的三分之二。截止到2011年，中国已经接受日本对华ODA3·1万亿日元（合1651多亿人民币）。日本对华的0DA，帮助中国不断完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环境保护、教育、医疗设施以及人才培养等项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小泉上任以来，完全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其强硬和偏执的行径事实上导致了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急速滑坡，两国民众互信的根基不断发生龟裂。在中国民众眼里，日本在中日关系陷入谷底的时候不断削减对华援助的数额，甚至提出有关的对华ODA“毕业论”，玩弄对华援助牌，居心叵测。日本违背一直以来的“政经分离”的援助原则，把“政经挂钩”的做法运用到中日温热的经济合作中。日本这种卑劣的行径必将动摇中日两国间仅有的经济共同利益，从而破坏中日关系的大局。 不过，从日本ODA实施的标准来看，从冷战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日本的发展状况、中日国力变化的对比情况来看，中国民众倒是应该冷静地认识到：日本不断削减对华ODA乃至最终停止资金援助乃大势所趋。 首先，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国内财政紧张。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对华长期处于绝对贸易优势的日本，随着优势地位的丧失，日本试图通过削减对华ODA来抑制中国的发展，缓解自身经济衰退的压力。 其次，当前日本国内社会总体走向保守化，政治右倾化以及该民族根深蒂固的岛国心理是影响日本削减对华ODA，甚至炒作对华ODA“毕业论”的社会原因。长期生活与海岛的日本人危机意识强烈，面对世界上各国激烈的综合竞争，特别是看到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心理紧张，自卑情绪开始作祟。而当前在总体趋于保守化的日本社会里，右翼势力、保守分子处于强势地位，他们竟然把本国经济的不景气归咎于中国的经济崛起，把中国看成是对外输出“通货紧缩”、造成日本出现“产业空洞化”的元凶。“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甚嚣尘上，在这种思想的误导下，日本国民认为日本无须再向一个壮大的威胁国家提供援助，助长了日本国内对华ODA“毕业论”的论调。 再次，中日两国在能源开发上出现的矛盾成为日本对华ODA缩减的导火线。当初日本对华ODA，其中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日本看准中国的能源，以经济援助换取中国的能源供应。但是，自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两国原先的垂直分工的互补性资源条件不复存在，而且走向竞争的关系。中日在俄罗斯石油管道、东海油气资源开发和海洋划界等问题上纠纷不断。世界能源危机造就中日间原有的贸易形态，从互补性转向竞争性，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华ODA的供应项目和金额。 最后，日本削减对华ODA，其根本原因在于冷战后日本基于变化了的国际政治环境而部署的国家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宣称要走向政治大国，公开将日本的ODA政策纳入本国的外交战略体系。日本毫不掩饰其ODA政策要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相挂钩，ODA要作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性投资资本 ，发挥超越纯经济领域的政治安全效应，借助日本在ODA方面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以占据亚洲地区的主导权。在迈向“国际大国”的道路上，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冷战后中国经济不断崛起，在国际事务中不断表现出重大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这对于经济景气不再、政治总体走向保守化的日本来说，从亚洲地区崛起的中国从现实的权力政治角度来看至少是一个战略竞争对象，日本如果一如既往地援助中国，无异于“养虎为患”。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从2011年底开始，日本对华ODA的去留问题开始被政府提上议事日程。从此，日本国内关于停止对华ODA的论调一直甚嚣尘上。2011年11月28日，小泉曾表示，“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而在去年的3月23日，日本政府宣布，“冻结新财政年度的对华贷款计划”。日本显然是在对华打ODA 牌，试图借此扭转外交劣势，附和极端右翼的反华言论，对华摆出“隐性经济制裁”的姿态以软化中国的对日政策。只不过日本不得不考虑到对华ODA特有的历史意义及其政治背景，全面停止对华ODA尚需一段缓冲期，故而于6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外相麻生太郎等阁僚，在首相官邸召开“日本政府海外经济合作会议”，决定解冻2007年度对华ODA援助。 其实，抛开两国间的爱恨情仇不谈，据日本ODA政策既定的实施标准，日本停止对华ODA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首先，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援助标准，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P达到1500美元后，日本不再提供无偿援助；当一国的人均GNP达到3000美元后，日元贷款将被停止，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P达到5000美元后，技术以及人才方面的援助也终将停止。中国2003年人均GNP约1100美元，按照目前中国约9%的经济发展速度，4年后的中国就可以达到日本外务省“1500美元”的标准。另外，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日本高层如小泉、町村信孝等曾在不同场合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日本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停止对华ODA。诚如冯昭奎所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从1979年开始的日本对华ODA总有一天是会结束的。日本对华ODA终将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历史过程，它将成为从1972年中日复交直至21世纪的中日关系史的一段重要插曲。 二、探寻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新支柱 按日本实施ODA的标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在中日存在战略竞争的情势下，日本对华停止ODA将是大势所趋。对此，中国应该坦然面对，在中日关系陷入困局时，中国不应该对日本ODA的续留问题上过分敏感。去年3月12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绪方贞子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她透露日本将在2008年取消日元贷款。这意味着，到2008年日本将正式停止ODA对华项目中的日元贷款，ODA在中日经济交往中发挥的主要使命也将正式完成。不过，她也表示“2008年取消日元贷款，并非取消全部项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技术合作项目还在实施”。而在7月19日，日本驻华使馆经济部参赞石川浩司在北京召开的新闻会上就表示，“尽管到2008年日本将正式停止ODA对华项目中的日元贷款，但它不会影响到ODA的另一部分，即对华技术合作”。可见，明确在“后日元贷款”时代如何与日本进行技术合作为主导的经济合作，关系到中日能否继续保持符合双方利益的经济“双赢”局面。 就现实而言，推动ODA的实施方向由资金援助型向科技合作型转变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这或许成为缓解当前两国紧张政治局势的突破口。这是因为，对中国来说，无论从近期还是中长期考虑都极具重大意义。从近期看，中国承诺在2008年夏天为世界举办一场“绿色奥运”。于是，借助高技术治理北京等地区的“沙尘暴”等环境问题关乎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从长远看，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务必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和环境保护等两大问题。步入经济体制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还需要大先进的技术，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而日本，在发展战略层面，历来强调“人类安全保障”问题，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日本只有将ODA等政策资源运用于环境、疾病等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才能切实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更何况中日一衣带水，两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两国在环境问题上休戚相关，共同致力于环境的保护，符合日本的国家战略利益。在器物层面，日本拥有先进的智能管理技术、能源开发能力，而作为一个岛国，自身的市场和能源供给却极为有限。以技术为商品进行海外贸易成为冷战后日 本提高自身综合国力的关键。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的垄断性已经难以为继，其在跨国转移过程中实现商品化，成为一种商品，而且技术市场正步入买方市场。在国际市场可供选择和谈判的机会逐渐增多。中国在实施“引进来”战略的过程中，全方位的对外政策形成“左右逢迎”的局面，倘若日本对中国的技术需求置若罔闻，中国尚可转而求助美国、欧盟。可见，日本害怕对华技术合作而给自身带来“飞去来器效应”，进而限制对华技术输出必将事与愿违。综上所述，在 “倒计时”的阶段乃至“后日元贷款”时期，中日两国在技术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大有空间，也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基于此，对处于中日关系困局中的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借助媒体力量向本国民众客观、积极地评价日本对华ODA的实绩，以消除民众的误解和猜疑；另一方面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出发，以中国当前的信息革命和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计划为契机，拓展对日本NGO和NPO的沟通渠道，通过中日间多层次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影响日本对华经济合作的方向，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加强双方在能源开发的技术合作领域；并寻求中日双方在东北等内陆地区的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共同利益，把握日本对华援助的主动权。

日本经济论文第6篇

目前，日本政治正处在极度动摇之中。1955年，时任总裁的鸠山一郎联合自由党，成立了自由(自民党)，创建了超稳定的政治体系――“55年体制”。在这个体制下，除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自民党分裂，出现了短时间的自民党下野的情况之外，其他时间均属于自民党执政，或者是自民党联合其他政党执政。

但是“55年体制”在2009年8月的大选中行将崩溃，日本将首次出现执政党轮替现象。鸠山一郎的嫡孙鸠山由纪夫率领的，很有可能赶自民党下台，抢夺到执政党的地位。

日本政治的动摇今后将会延续多长时间?自今年4月开始出现的日本经济的复苏，是否会夭折?日本GDP总量在退出世界第二的地位后，将何去何从?中国及世界对这些问题都十分关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经济并没有因为政局的动摇而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经济在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正常运行。不存在出现混乱、失控的可能。用日本经济蓝皮书的话来说，“日本国内金融秩序仍较稳定，经济社会基础层面尚好，经济本身依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可遵循的经验教训，陷入类似20世纪90年代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不大。”

该如何看待日本经济?白皮书从“缩小贫富悬殊”、“公平分配”、“金融”、“贸易投资与区域经济合作”几个方面，对日本经济进行了分析。这些基本上是2008年全年及2009年上半年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总报告里，张季风认为：“2008年日本经济受到了比美国和欧洲更严重的冲击。股市暴跌、出口骤减、工矿业生产迅速下滑、企业收益下降、失业率攀升，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在恶化。”日本经济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谭晓军、王海涛在论文中分析说：“日本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个政策是导致日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解决贫富悬殊的方法在于公平分配。樊勇明、贺平从日本经济战略的制定方面，分析了该国“一切以国民生活富裕为出发点的民本思想。”

崔岩则从金融的角度，分析了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认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长期经济停滞中，金融因素不仅贯穿始终，而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子。”

日本经济论文第7篇

【编者按】：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这种文字体裁是随着现代科学研究活动计划性的增强和科研选题程序化管理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论文频道为您提供各类开题报告范文参考，以及开题报告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开题报告写作中的难题。

选题依据：黑龙江省是新中国解放最早的省份。50多年来，黑龙江省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发扬伟大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取得了历史性辉煌成就，把昔日的“北大荒”建成了文明富庶的“北大仓”，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黑龙江省经济总量已达到一定规模和水平。但是黑龙江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很低，与先进省区相比差距较大。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现状、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十分强烈，不加快经济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就将十分尖锐。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告诉我们，如果按照原有的发展模式，在人口多且素质差、资源有限且耗费严重、生态日趋恶化的条件下，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持续或持续不够。黑龙江省应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资源调控和环境保护体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口资源。只要黑龙江省坚持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使本省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可行性论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人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现在黑龙江省面临国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粮食主产区、资源型城市(地区)支持的难得政策机遇。因此，清楚地认识黑龙江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优势和障碍，采取适宜的措施，使经济发展与人口再生产、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保证黑龙江省经济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的课题。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黑龙江省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 第一部分：可持续发展的概述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作用和地位及国内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现状的简单阐述来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况作一个简要的叙述。第二部分：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现状拟对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剖析，通过对问题的剖析来达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作用。同时介绍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第三部分：黑龙江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通过对黑龙江省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问题的剖析来寻找并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然后相应地采取解决问题的措施来对现存问题加以解决。

2004年09月25日—2004年10月25日收集资料，拟订论文题目和开题报告。2005年03月01日—2004年05月1日在黑龙江省进行调研，撰写论文初稿。2005年05月02日—2004年05月31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二稿。2005年06月01日—2004年06月08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三稿。2005年06月08日—2004年06月15日修改论文，做好答辩前准备。2005年06月15日—2004年06月20日左右进行答辩。

日本经济论文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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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层次

学制

主要课程

音乐教育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声乐、基础和声、合唱与指挥基础、基础钢琴、艺术概论、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欣赏、中学音乐教学法、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基础钢琴实践、基础声乐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音乐史、中外音乐欣赏、和声学、音乐作品分析、歌曲写作、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简明配器法、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实践、视唱练耳实践、毕业论文

经济法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公司法、经济法概论、刑法学、合同法、税法、国际经济法概论、劳动法、计算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两年

英语（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学、国家赔偿法、经济法学原理、企业与公司法、行政法学、劳动法、金融法概论、房地产法、环境法学、税法原理、行政诉讼法、财务管理学（辅修）

市场营销专科两年政治经济学（财经类）、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财经类）、大学语文（专）、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消费心理学、谈判与推销技巧、企业管理概论、公共关系学、广告学（一）、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两年英语（二）、高等数学（二）、市场营销策划、金融理论与实务、商品流通概论、消费经济学、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企业会计学、国际市场营销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含实践）

公共关系本科两年人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口才、现代谈判学、公共关系案例、国际公共关系、公关政策、企业文化、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领导科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现代资源管理（一）、广告运作策略

行政管理专科两年大学语文（专）、政治学概论、法学概论、现代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市政学、人力资源管理（一）、公文写作与处理、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社会研究方法、秘书工作 、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两年英语（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共政策、领导科学、国家公务员制度、行政组织理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社会学概论、中国行政史、中国文化概论、普通逻辑、财务管理学、秘书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

汉语言

文学

专科

两年

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外国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

本科

两年

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二）、外国文学史、语言学概论、英语（二）、两门选修课、毕业论文

涉外秘书学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专）、公共关系、外国秘书工作概况、涉外秘书实务、涉外法概要、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经济法概论、秘书语言研究、公关礼仪、交际语言学、国际商务谈判、中外秘书比较、口译与听力等

对外汉语

本科

两年

现代汉语、实用英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化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英语表达与沟通（实践环节）毕业论文等

英语翻译

专科

两年

英语写作基础、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笔译基础、初级英语笔译、初级英语口译、英语听力

本科

两年

中级笔译、高级笔译、中级口译、同声传译、英汉语言文化比较、第二外语（日 / 法）、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毕业论文

日语

专科

两年

基础日语（一二）、日语语法、日本国概况、日语阅读（一二）、经贸日语、日语听力、日语口语

本科

两年

高级日语（一二）、日语句法篇章法、日本文学选读、日汉翻译、第二外语（英/法）、现代汉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日语口译与听力、毕业论文

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二）、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听力，口语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外贸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英语听力、口语、外贸英语阅读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外贸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公共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社会学概论、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社会调查与方法、行政管理学、文教事业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秘书学概论、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非政府组织管理、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管理信息系统、毕业论文等

工商企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国民经济统计概论、企业管理概论、生产与作业管理、市场营销学、中国税制、企业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经济法（辅修）、民法学（辅修）；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国际贸易管理与实务、管理学原理、财务管理、金融理论与实务、企业经营战略、组织行为学、质量原理、企业管理咨询、合同法（辅修）、行政法学（辅修）。

国际贸易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英语、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商法、中国对外贸易、WTO知识概论、市场营销学等

本科

两年

国际市场营销学、世界市场行情、国际商务谈判、企业会计学、国际运输与保险、西方经济学、外国经贸知识选读、涉外经济法、经贸知识英语等

金融管理

专科

两年

证券投资分析、保险学原理、银行会计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法概论、基础会计学、管理学原理等

本科

两年

管理会计实务、国际财务管理、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英语（二）、电子商务概论、组织行为学、风险管理、高级财务管理、审计学、政府政策与经济学等

会计（电算化）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数据库及应用、财政与金融、会计电算化、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本科

两年

高等数学（二）、、英语（二）、数据结构、审计学、管理学原理、通用财务软件、计算机网络基础、财务报表分析（一）、金融理论与实务、高级财务软件、操作系统。加考课程：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基础会计学、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人力资源

管理

专科

两年

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人力资源经济学、企业劳动工资管理、劳动就业论、社会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公共关系学、应用文写作等

本科

两年

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人力资源培训、人事测评理论与方法、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理论与策略、管理信息系统等

文化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写作、中国文化概论、文化管理学、文化行政学、文化政策与法规、文化经济学、文化策划与营销、艺术概论、社会学概论、民间文学、计算机

文化产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国文化导论、文化产业与管理、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文化市场与营销、外国文化导论、媒介经营与管理、文化服务与贸易

经济信息

管理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经济信息导论、计算机信息基础、信息经济学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应用数学、中级财务会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社会研究方法、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数据库及应用、电子商务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应用数理统计、经济预测方法。

游戏软件

开发技术

专科

两年

英语（一）、高等数学、计算机游戏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游戏作品赏析、计算机网络技术、游戏软件开发基础、市场营销、动画设计基础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游戏创意与设计概论、可视化程序设计、艺术设计基础、多媒体应用技术、DirectX、Java语言程序设计、游戏开发流程与引擎原理、游戏架构导论、软件工程、游戏心理学等

电子商务

专科

两年

电子商务英语、经济学（二）、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市场营销（三）、基础会计学、市场信息学、国际贸易实务（三）、电子商务概论、商务交流（二）、网页设计与制作、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综合作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数量方法（二）、电子商务法概论、电子商务与金融、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互联网数据库、网络营销与策划、电子商务安全导论、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商法（二）

信息技术

教育

本科

两年

英语（二）、物理（工）、数据库原理、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计算机系统结构、软件工程、数值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辅助教育、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字逻辑、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与实践研究

计算机

及应用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英语（一）、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计算机应用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导论、计算机组成原理、微型计算机及其接口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操作系统概论、数据库及其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物理（工）、离散数学、操作系统、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电子政务

专科

两年

行政管理学、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共事业管理、行政法学、经济管理概论、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科

两年

日本经济论文第9篇

专业

层次

学制

主要课程

音乐教育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声乐、基础和声、合唱与指挥基础、基础钢琴、艺术概论、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欣赏、中学音乐教学法、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基础钢琴实践、基础声乐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音乐史、中外音乐欣赏、和声学、音乐作品分析、歌曲写作、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简明配器法、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实践、视唱练耳实践、毕业论文

经济法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公司法、经济法概论、刑法学、合同法、税法、国际经济法概论、劳动法、计算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两年

英语（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学、国家赔偿法、经济法学原理、企业与公司法、行政法学、劳动法、金融法概论、房地产法、环境法学、税法原理、行政诉讼法、财务管理学（辅修）

市场营销 专科 两年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财经类）、大学语文（专）、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消费心理学、谈判与推销技巧、企业管理概论、公共关系学、广告学（一）、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二）、市场营销策划、金融理论与实务、商品流通概论、消费经济学、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企业会计学、国际市场营销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含实践）

公共关系 本科 两年 人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口才、现代谈判学、公共关系案例、国际公共关系、公关政策、企业文化、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领导科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现代资源管理（一）、广告运作策略

行政管理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专）、政治学概论、法学概论、现代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市政学、人力资源管理（一）、公文写作与处理、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社会研究方法、秘书工作 、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共政策、领导科学、国家公务员制度、行政组织理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社会学概论、中国行政史、中国文化概论、普通逻辑、财务管理学、秘书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

汉语言

文学

专科

两年

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外国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

本科

两年

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二）、外国文学史、语言学概论、英语（二）、两门选修课、毕业论文

涉外秘书学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专）、公共关系、外国秘书工作概况、涉外秘书实务、涉外法概要、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经济法概论、秘书语言研究、公关礼仪、交际语言学、国际商务谈判、中外秘书比较、口译与听力等

对外汉语

本科

两年

现代汉语、实用英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化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英语表达与沟通（实践环节）毕业论文等

英语翻译

专科

两年

英语写作基础、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笔译基础、初级英语笔译、初级英语口译、英语听力

本科

两年

中级笔译、高级笔译、中级口译、同声传译、英汉语言文化比较、第二外语（日 / 法）、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毕业论文

日语

专科

两年

基础日语（一二）、日语语法、日本国概况、日语阅读（一二）、经贸日语、日语听力、日语口语

本科

两年

高级日语（一二）、日语句法篇章法、日本文学选读、日汉翻译、第二外语（英/法）、现代汉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日语口译与听力、毕业论文

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二）、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听力，口语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外贸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英语听力、口语、外贸英语阅读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外贸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公共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社会学概论、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社会调查与方法、行政管理学、文教事业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秘书学概论、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非政府组织管理、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管理信息系统、毕业论文等

工商企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国民经济统计概论、企业管理概论、生产与作业管理、市场营销学、中国税制、企业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经济法（辅修）、民法学（辅修）；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国际贸易管理与实务、管理学原理、财务管理、金融理论与实务、企业经营战略、组织行为学、质量原理、企业管理咨询、合同法（辅修）、行政法学（辅修）。

国际贸易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英语、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商法、中国对外贸易、WTO知识概论、市场营销学等

本科

两年

国际市场营销学、世界市场行情、国际商务谈判、企业会计学、国际运输与保险、西方经济学、外国经贸知识选读、涉外经济法、经贸知识英语等

金融管理

专科

两年

证券投资分析、保险学原理、银行会计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法概论、基础会计学、管理学原理等

本科

两年

管理会计实务、国际财务管理、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英语（二）、电子商务概论、组织行为学、风险管理、高级财务管理、审计学、政府政策与经济学等

会计（电算化）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数据库及应用、财政与金融、会计电算化、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本科

两年

高等数学（二）、、英语（二）、数据结构、审计学、管理学原理、通用财务软件、计算机网络基础、财务报表分析（一）、金融理论与实务、高级财务软件、操作系统。加考课程：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基础会计学、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人力资源

管理

专科

两年

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人力资源经济学、企业劳动工资管理、劳动就业论、社会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公共关系学、应用文写作等

本科

两年

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人力资源培训、人事测评理论与方法、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理论与策略、管理信息系统等

文化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写作、中国文化概论、文化管理学、文化行政学、文化政策与法规、文化经济学、文化策划与营销、艺术概论、社会学概论、民间文学、计算机

文化产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国文化导论、文化产业与管理、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文化市场与营销、外国文化导论、媒介经营与管理、文化服务与贸易

经济信息

管理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经济信息导论、计算机信息基础、信息经济学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应用数学、中级财务会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社会研究方法、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数据库及应用、电子商务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应用数理统计、经济预测方法。

游戏软件

开发技术

专科

两年

英语（一）、高等数学、计算机游戏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游戏作品赏析、计算机网络技术、游戏软件开发基础、市场营销、动画设计基础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游戏创意与设计概论、可视化程序设计、艺术设计基础、多媒体应用技术、DirectX、Java语言程序设计、游戏开发流程与引擎原理、游戏架构导论、软件工程、游戏心理学等

电子商务

专科

两年

电子商务英语、经济学（二）、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市场营销（三）、基础会计学、市场信息学、国际贸易实务（三）、电子商务概论、商务交流（二）、网页设计与制作、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综合作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数量方法（二）、电子商务法概论、电子商务与金融、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互联网数据库、网络营销与策划、电子商务安全导论、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商法（二）

信息技术

教育

本科

两年

英语（二）、物理（工）、数据库原理、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计算机系统结构、软件工程、数值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辅助教育、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字逻辑、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与实践研究

计算机

及应用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英语（一）、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计算机应用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导论、计算机组成原理、微型计算机及其接口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操作系统概论、数据库及其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物理（工）、离散数学、操作系统、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电子政务

专科

两年

行政管理学、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共事业管理、行政法学、经济管理概论、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电子政务理论与技术、政府经济学、信息化理论与实践、网站建设与管理、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电子政务案例分析、信息与网络安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