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茶作为中国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烙印与民族烙印。而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中国的茶文化也在韩国、日本等国家被广泛传播。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礼仪和风俗习惯，更传播了蕴含在茶文化中的中国独特的儒、释、道相融合的思想精神。
关键词：茶文化；跨文化传播；儒释道精神；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55-03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仅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面的内容。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吹响了关注、研究与拓展中华茶文化的号角，从此茶文化开始渗透到宫廷和社会，深入到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有关茶的丰富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国茶文化始于神农，兴盛于宋，盛行于明清，传承至今，并将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标志之一而延续下去。中国与韩国很早就有了友好交往，茶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也传播到韩国，茶文化也随之在韩国盛行。
一、茶文化以及茶文化所代表的精神内涵
茶文化由茶“物质”和茶“精神”两个方面构成。茶文化不仅包含了与茶相关的生产劳动，比如种茶、采茶、炒茶等，也包括与茶相关的艺术创造、观念意识和习俗方式等。茶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有关茶的‘精神财富’部分”。[1]
（一）丰富多彩的茶物质产品
从茶作为物质财富的角度来说，我们从直观的角度了解到丰富多彩的茶叶种类和别具特色的精美茶具，较为隐型的是各种茶类独特的种植方法、采摘手段及饮用方法。中国的茶种类繁多，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茶具种类庞杂，涵盖了许多方面，包含采茶工具、蒸茶工具、干燥工具、冲饮工具等。不仅如此，种类不同的茶也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和与之相配套的采摘手段与配制方法。茶文化在中国完全上升到了“艺”与“道”的层面。
（二）茶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
中国茶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标志之一，在精神方面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体。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是由茶艺引申出来的茶道，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的“德”为中心，注重人的思想、品德和修养。茶文化就其精神内涵来看，既包含儒家的内省、尊敬、伦理、凝聚，又包含佛家的宁静致远、空灵、禅学，同时又包含道家的自然、养生与清静无为。冲泡茶的过程，能够舒缓人的心情，在品茗的审美意境当中消除人的烦恼，反省自身，达到精神的宁静与平和，让人体会到茶中的“道”的精神。
（三）体现中国文化的茶艺、茶礼
中国的茶艺通过表演茶艺的器具和茶艺表演过程本身体现出来，茶艺在演变和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道”，达到一种空灵的、超脱凡俗的美学意境。茶艺和茶礼当中敬让宾客的行为体现了儒家的谦让、尊重、伦理与和谐统一的特点。在茶的冲泡和品尝的过程当中，表现了佛家“悟”的精神，并延伸出“茶禅一道”的哲理。在茶的炒制和种植过程中，体现出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内涵。在茶艺的欣赏过程当中，人能够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反省，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和谐自然的处世哲学。
二、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2]
中国很早就向东亚各国传播文化，并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而“东亚文化圈实际上是一个有层次、分先后的时空结构：中国本土文明是其主干，朝鲜、韩国、越南文化为其两翼，日本文化在其边线，而东南亚华人社会则成为它伸向外部的触须”。[3]韩国，位于亚州东北部的朝鲜半岛，地理位置与中国接近，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与韩国进行友好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自远古旧石器时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这样说，中国在远古时期就与韩国有了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而茶文化，也在中国与韩国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国，并形成了独具韩国特色的茶文化。
“跨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推动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没有跨越文化的传播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没有人类的进化和文明。”[4]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进行跨文化传播，韩国在本民族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对茶文化进行了理性的选择与解读，并最终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茶文化。这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更有助于双方文化的传播和进步，在文化传播的进程当中，茶文化更加广泛的流传开来。
茶文化在韩国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在韩国兴德王三年，即唐文宗太和二年，韩国就已经从中国引进了茶种，并开始种茶、饮茶。韩国的茶文化就此萌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因此，中国与韩国便把炎帝神农氏称为“茶圣”。韩国接受中国茶文化并进行本土化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孕育茶文化的三国时期，饮茶之风盛行的高丽时代，茶文化衰微与复兴的朝鲜时代，韩国茶文化在日治时期、南北韩时代的自主与发展时代。在三国时代，朝鲜半岛分为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中国与朝鲜半岛诸国进行茶叶贸易，僧侣和贵族也开始产生饮茶这一习俗，茶道思想开始孕育，茶文化在韩国诞生。在高丽时代，由于茶树种植面积的增加，各地开始设置茶所，以便征收茶叶，茶园、茶艺以及青瓷等文化有了极大发展。高丽的青瓷艺术继承宋朝越州秘色窑的生产技术，并加以改进，形成了“象嵌青瓷”的独特艺术；高丽时代的茶礼也比较完备，在宫廷之别设有茶房，用来专门管理宫中茶汤和药汤的供应，并设有行炉军士和茶担军士，行炉军士带着香炉、茶风炉、提炉等，茶担军士则担着皇上御用的茶。不仅如此，在高丽的春之燃灯和冬之关会这两大传统祝祭活动之中，都会举行以茶为主的茶礼，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朝鲜时代时期，佛教影响力日益衰弱，茶也被当做是丧志的东西而被丢弃，茶园也因缺乏管理而逐渐荒芜，茶文化也随之衰落。后来，茶文化在草衣禅师和丁若镛等人的极力倡导下再次蓬勃发展。1910年，日本入侵朝鲜之后，由于日本政治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封锁和文化上的强制入侵，韩国茶文化受到日本茶文化的极大压制，日本式的茶室遍布韩国。1945年，韩国独立之后，日本茶道作为生活化应用的形式基本消失，日本式的茶室也改为韩国式，但日本茶文化还是在韩国产生了影响。如今，韩国现代茶文化与茶道效仿古礼，寻求高丽时代的茶文化习惯。
现在，韩国定型茶礼的基本精神内涵为“和、敬、俭、真”，传承了中国茶文化的价值观念，并继承了儒释道的基本精神。“和”代表着和谐自然，主张人与人相处和睦，互帮互助，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体现了儒家“仁”的观点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敬”不仅代表着尊敬他人，更代表着敬天地与鬼神，融合了儒家伦理观念。“俭”，即俭朴廉政，倡导节约，体现道家和佛教思想。“真”即人的本心，为人正直善良，做事不违本心，待人真情实意注重内省，体现了佛教“悟”的思想和儒家自省的观点。可以说，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更传播了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与道家、佛教相融合的中国精神。
三、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的周穆王西征、徐福东渡、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等等，是跨文化传播的重大事件；繁盛一时的丝绸之路、川流不息的遣唐使，堪称人类历史中跨文化传播的典型范例。距今六百年前，郑和船队七次跨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拉开了人类走上世界往舞台的序幕。将视线转移到西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西方伟大的探险家迪亚士、达・伽玛、哥伦布等人的足迹从欧洲延伸到世界各地，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辉煌时代，伴随而来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交往，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开始了新的篇章。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的群体、种族、民族不仅进行了器物和技术的交流，也进行了思想与文化的跨文化交流。器物与技术往往是看得见的，易被人感知的文化因素，而器物与技术之下隐含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也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交流与融合。
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不仅给韩国传授了茶礼、茶具以及关于茶的种植、培养的各种知识，也传播了茶文化所蕴含的儒释道的精神和观点，并由此对韩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就政治领域来说，茶文化已经成为韩国政府接待外宾、进行政治对话的必备之物，敬茶和请人饮茶不仅成为向他人传递友好、表达友谊、促进谈话顺利进行的礼仪，而且也成为政治上与他人斡旋的一种手段。从经济领域来说，茶文化盛行必然带动茶叶产销量的增加以及与茶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从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从文化方面来说，茶文化给人带来思想的宁静，陶冶人的身心，促进精神世界的构建。不仅如此，茶文化还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相关诗文层出不穷，为作家带来新的灵感。从饮食与健康角度来讲，茶具有保健的功能，饮茶能止渴生津、明目健脑、消食祛毒、清喉去痰，还有防癌抗癌的作用。茶文化的传播促进韩国整体风貌的改进，促进整个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提升。
四、结语
“哪儿有人类交往哪儿就有交流，交流是人们生存与社交以及保护自身文化的必由之路”。[5]在历史当中，中国和韩国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但就茶文化来说，中国对韩国进行的是单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在这一绵延不断地传播过程当中，中国将茶礼、茶具等知识传播到韩国，韩国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了民族性的改造，使韩国民众适应和接受中国茶文化，并产生了适合韩国自身的茶文化。韩国虽然改变了中国茶文化当中的一些礼仪习俗，但深深植根于中国茶文化当中的儒释道的中国民族思想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韩国人的茶文化及韩国人的思想精神，从而对韩国产生了物质和精神多层方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檀亚芳，刘学芬.茶文化与茶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周宏铎.文化传播学通论[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3]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韩流”汹涌而来。“韩流”的产生绝不是平地风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的影视产业。
韩剧中有着浓厚的温情和鲜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补了国内目前的道德空白。韩国既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又经济发达，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先进，世界韩国研究者有一个共识：“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儒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和“学而优则仕”的为学之道，在韩国深入人心。并演化为注重教育的传统。剧中所体现的儒教传统，那种森严的长幼尊卑关系、几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顺父母、重视家庭、谦恭有礼的人生态度，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东方文化传统。
二、韩国影视的文化视点
人性亲和力。韩剧为什么如此有生命力，不仅因为东亚文化的同质同源，还在于韩剧的叙事技巧揭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体现了全人类的善世思想。每部韩剧都有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核心。无论是青春偶像剧如《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浪漫满屋》等，还是日常生活剧如《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抑或是历史剧如《明成皇后》、《商道》等，都有一个情节曲折、细腻精致、打动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中通常蕴涵着这样一些主题：亲情、爱情、友情、信义、利益、误解、宽容，情和义、恩和怨被绵密而富于技巧性地编织到日常化的真实生活场景里，既令观众感到无比亲切，又常常被其中蕴涵的戏剧元素所打动。无论故事如何发展，韩剧总有一个情节核心如影随形，紧紧扣合，这是吸引观众看下去，并被打动的核心要素。因此。很多韩剧即使长达几十上百集，观众仍是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伴随剧情始终。比如多数韩国影视剧是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民众的精神风貌。无论轻松诙谐还是感伤忧郁，都真实而亲切。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的感觉，仿佛剧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来源于/
文化亲和力。韩剧在题材类型上显现出多样化，而且在内容上也很注重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从形式看。有历史剧、现代剧；从主题看，有历史题材的励志剧《大长今》、《海神》、《茶母》，也有现实题材的励志剧《明朗少女成功记》、《汉城奇缘》。主人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不畏艰难、不计名利、不怕打击，历尽曲折终有所成。伦理剧《黄手帕》，反映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真善美、恕道、孝道和人格救赎，《商道》旧瓶装新酒反映现代商业精神和义利之争；肥皂喜剧《爱情是什么》、《我的嫂嫂十九岁》、《我的名字叫金三顺》、《校园卧底》、《黑道千金要结婚》、《爱在哈佛》、《家族荣誉》等幽默诙谐，主人公的生活情感费尽周折而结局却皆大欢喜；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天国的阶梯》、《雏菊》，感情执著坚如磐石，悲彩凝重，让人为之扼腕悲泣，有“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凄楚之绝美。
韩剧的文化构图从基本的生活细节铺开。以家庭为点、社会为面，辐射到各个行业、各个社会阶层，人物的情感丰富和文化的立体呈现。伦理和道德的社会约束，舆论的强大作用，再加上美丽的自然景观、寓情于景的叙事手法、悠扬哀婉的主题曲等，在一种不动声色的客观性的描述中展现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在银幕荧屏上实现新写实小说的个人化书写。韩剧中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物心理的准确客观的把握。细腻细致的描摹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深得同样面临事业和家庭等各种关系困扰的中青年女性的共鸣。工作中的竞争、同事的远近亲疏、利益分配。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无论是和谐还是纷争。都有因东方文化的含蓄而有着为情义、得失难以启齿的心理较量。韩剧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感情专一，执著于理想与家庭，遇到困难隐忍坚强。一方面负有传统的家庭责任，另一方面也富有现代社会的事业女性特有的进取精神与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演员表演真实投入，感情真挚，画面干净，色彩浓淡相宜。虽然韩剧冗长繁琐，但还是在中国大陆有很高的收视率、有很强的视听效果，很富有感染力。三、当代韩国影视的立足点
韩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韩国人认为人的修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二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人所信奉的共同道德就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年来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人进行了反思，认为西方文化道德在其鼎盛期过后，已明显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如“拜金主义”使人钱迷心窍，不择手段；“个人主义”涣散集体，瓦解民心；人情淡薄漠视亲情，分裂家庭。有害社会。于是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主张不仅要挖掘发扬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而且要大力发展以儒家文化道德为主体的“文化产业”，一方面可以抵制欧美颓废文化道德对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冲击，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仅在2002年韩国就向文化产业提供资金5000亿韩元，约合4,5亿美元。同时，韩国又于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又陆续对原有的《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了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发展空间。
四、当代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
韩剧在我们国内的流行主要是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也都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观念的转型期，国人的思想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是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都很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在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芸芸众生。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在细节中。”用曲折的剧情吸引人。用唯美的画面迷倒入，用婉约的音乐打动人，在文化共通中营造亲和氛围，在文化差异中展示独特风情，韩剧就是通过对其中一个个细节的精妙把握，完成了对中国观众的一次又一次征服。无论是历史剧还是现代生活剧，当代韩国影视在电影电视剧题材选题和内容情节中面向生活与现实的个人化形态上，都体现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文化策略与文化战略方式是文化市场化运作的独特显现。韩剧注重在触手可及的家庭生活细节中，充分挖掘通俗琐事的表意潜力，在细致入微的家庭生活流程中客观呈现、主观营造厚重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并借以倡导真善美，使人物的精神得到逐步的阐发和张扬。可以将韩剧的文化价值概括为：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倡导现代观念而又尊重传统、看重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呼唤现代人的沟通理解。
五、结语
影视作为重要的传媒平台，承载着文化和社会的精神文明。韩剧的成功给了我们诸多有益的启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的影视发展良莠并存，应该从韩剧的成就中汲取精华，再现中华文明，构建和谐精神文化。中国古代是一个礼仪之邦。道德伦理观作为儒家思想核心内容，一脉贯穿于《四书》始终，成为一体，进一步完善为儒家的道德观。历代王朝很重视礼制，周礼作为社会政治制度，春秋战国之后，日趋式微，但其作为道德伦理规范并未在中国社会消失，汉代儒学家重建礼制，汉代礼制民俗也使许多传统节日成为定制，元宵、清明、重阳等节日流传到今日。周礼经汉儒调整改造，更加规范化、民俗化。尊卑观念、等级意识强化，中华民族的温、良、恭、俭、让渗入民族心理底蕴。现实中我们更应该发扬传统，在社会的转型期做好文化的传承。让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现代，泽被后世。
关键词：韩国概论波士顿环球报纽约时报韩国政治变迁
1987年6月29日，当时韩国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卢泰愚，为突破内外交困局面，扭转政治危机，发表了著名的八点民主化宣言。该宣言的核心是承诺修改总统选举法，变间接选举总统制为直接选举总统制。"六o二九"民主化宣言是韩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韩国政治实现重大突破，从此开辟了结束威权体制，创建和巩固民主政治体制的新阶段。
表面看来，韩国的这次政治变迁是威权政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顺应民主化潮流，主动与反对派合作，实行政治改革的结果。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把政治转型分为三种模式：1、变革，即由执政的政治精英领导改革实现民主；2、置换，在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下实现民主，，同时威权政府或被；3、移转，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的行动而实现民主化。⑴韩国的转型模式可归属于第三种--"移转"，本文将主要着眼于韩国市民社会兴起的历史背景来探析这次政治变迁的原因。
一、现代韩国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
二战以后，美国扶植李承晚在朝鲜半岛南部成立了大韩民国,也即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总统李承晚本人甚至曾长年在美国学习生活，接受过美式民主的熏陶，但是美式的民主体制移植到韩国却难获成功。形式上的三权分立遏制不了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体制的稳定性极度缺乏，而李承晚为了谋求连任甚至还两次推动修宪。最终，第一共和国走回了权威主义的老路。
1960年的"4.19"学生运动了李承晚独裁政权，继任的张勉第二共和国政府在向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力度很大，然而政局却更加混乱和无序，甚至影响到社会秩序。一方面执政党派系分裂、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政府权能相对于民众间爆发的政治能量和参与要求较为虚弱。据统计，从"4.19"学生运动到1961年5月期间共发生了1836次示威，有96万人参加，大学生甚至一度冲进并占领国会。刑事案件案发率也居高不下，"4.19"后的4个月期间，发生了抢劫、盗窃案件8500多起。⑵
从合法性角度看,以上事实表明张勉政府的民主化努力取向是使政权获得程序合法性，但是对社会秩序、大众福利等公共物品供应不足，政府绩效不佳，反而失去了社会的支持。民主政治失败的后果必然是威权政治卷土重来。1961年5月16日，少壮派军官朴正熙发动军事，接管政权。朴正熙任总统的第三、第四共和国（"维新体制"）时代，韩国政治的实质是以军人和个人独裁为特征的威权政治，不过政治上的反动并没有阻碍经济起飞，威权体制实现了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而朴正熙时代也是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后来享誉世界的"汉江奇迹"的开始。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之后，政治气氛较为宽松，主张民主化的各派政治势力又活跃起来，一时出现了所谓的"汉城民主之春"。然而当年12月12日军方强硬派却再一次干预并扼杀了短暂的民主复兴进程，1981年2月全斗焕将军在此前操纵修改宪法之后登上总统宝座，标志着韩国进入独裁专制的第五共和国时代，"五共"通常又称为"新维新体制"。韩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于威权统治，抗议、示威、罢工等反对运动风起云涌，1980年5月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引发政府颁布"非常令"，随后又制造了死伤达数千人的"光州惨案"，这一事件在之后相当长时间里使全斗焕、卢泰愚政权和及其本人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1987年6月百万市民在汉城广场上举行的"改宪运动"使斗争进一步达到高潮，威权政府欲行镇压时却发现时过境迁、力有不逮。在明知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而就此失去政权又心有不甘的情况下，为了在民主化改革中争得主动，在修宪后的大选中保住执政地位，民正党终于作出重大让步，由代表委员卢泰愚发表了作出民主改革承诺的"六o二九"宣言。
由上观之，韩国的民主化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中前进的过程。亨廷顿把这种威权-民主政权变迁的模式称作"二次尝试型"（second-trypatern）。此外，他还认为，"一个实行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向民主体制转移。这种民主体制的失败要么因为该国缺少民主的社会基础，要么是新民主体制的领袖们追求极端的政策，这种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或是某种大动荡瓦解了该政权。于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便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掌权。不过，最终，人们会作出第二次和更成功的努力来重新引入民主，而且成功的机会之所以有可能增加，至少部分是因为民主领袖们从以前不成功的民主经验中吸取了教训。⑶亨廷顿作出的以上归纳是一般性的，适用于众多他认为属于"二次尝试型"国家的政权变迁模式，而作为个案的韩国政治转型，仍然有一些自身的特殊性。
要进一步探究韩国政治变迁的原因，就必须探讨这样几个问题：韩国建国之初的体制为何会蜕变为威权体制？威权体制在先天程序合法性不足条件下之下何以能岿然不动？促成韩国政治转型的因素有哪些？
二市民社会的兴起与韩国政治变迁
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政治变迁的基础，二者存在高度相关性。威权政府既有可能因为经济绩效部分抵消了政治绩效的不足而获得社会支持；也有可能因为经济恶化导致多种矛盾并发，迅速。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市民社会必然进一步提出政治变革的要求。此外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与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也息息相关。
李承晚政权统治的第一共和国时期，韩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于陷入内战的深渊，国家满目创痍，人民苦不堪言。到1962年，韩国的GDP为23.2亿美元，人均GDP仅有87美元。教育水平亦相当低，停战初期，韩国的文盲率曾达到78%。经济水平低下限制了独立于政府的民间财富和新的权力来源生长，而教育落后则阻碍了知识精英成长和大众权利意识觉醒与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的缺乏的现实使发展经济与教育理所当然成为第一要务，而政治改革的要求则相对靠后。此外韩国政治文化中重秩序、重等级、和要求绝对服从的家长制等传统，这些都是有利威权政府生存的社会土壤。基于类似原因，李承晚政权之后，张勉总理西方民主政治取向的改革也夭折了。
朴正熙和全斗焕两届军人政府的战略考量是"经济发展第一"，回避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要求，并以经济绩效换取社会对威权体制的认可。韩国经济从朴正熙时代开始起飞，全斗焕时代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势头，经过近30年的发展，终于取得了誉为"汉江奇迹"的辉煌成就，昂首步入新兴工业国行列。GNP从起步时的23.2亿美元激增为1985年的897亿美元，居世界第18位；同期的人均GNP也由87美元增长到2194美元。⑷教育在韩国社会一直受到相当的重视，韩国是世界上少数教育发展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国家，教育经费支出是政府的第二大经济支出项目，而且仍然按GDP0.1%的比例逐年增加。经过多年努力，韩国教育水平取得长足进步，全民族文化素质显著提高。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威权政治体制，社会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改善的公共政策较为满意，威权政府以经济绩效换取合法性的战略设想大体取得了成功。具体可以把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因素对政治
体制的影响归结如下：
首先，韩国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使大企业、大财团攫取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从而有利于官商合作，联手统驭社会。"它选择了以国家统驭社会，以政府主导私营部门全力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⑸政府在推行发展战略、贯彻经济政策时借助于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高度融合使政府职能和国家控制社会能力显著加强。从社会结构角度看，政府大力扶持的大企业、大财团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垄断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创造的财富也迅速集中到它们手中。1983年十大财团的附加价值生产额占国内总产值的13%，⑹这个比例以后仍然逐年提高。由于国民财富分配的此消彼长关系，大财团的强势地位必然阻碍中产阶级的成长，前者成为威权政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其次，经济发展对政治变迁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经济发展促进民间财富增长，社会结构分化，催生了一批具有现代民主理念的中产阶级，他们将提出政治参与和民主化诉求并为之实现而斗争。另一方面，经济绩效也维护了威权政府的合法性。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减弱了他们对独裁政治的不满。中产阶级也是政府经济政策和稳定的国内秩序的受益者，他们希望引导斗争在一定的规模和限度以内，而往往不赞成激进的暴力革命和斗争。
再次，传统政治文化和宗教因素也对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韩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强调社会关系的层级结构，其价值目标是维护现存政治秩序，价值倾向是古典的权威主义。这样的政治文化天然地维护威权政治体制。
然而威权政治的合法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韩国政府虽然在经济绩效方面非常成功，但在保障人权、言论自由、缩小贫富差距等政治绩效方面记录不佳。而作为合法性的两个维度，二者对于政治合法化不可或缺。从这个角度看，威权政府拒斥民主，无疑是缺乏合法性的，所以国民关注的重心也日渐转移到政治改革上来。有的学者认为，威权政治的合法化有着上限和下限。下限是政府的绩效必须超过某个最低水平线；上限是如果政府绩效超过了一定的水平，它就不能为威权政治提供合法性，因为如果社会经济条件通过成功的政府绩效得到了改变，威权政治体制就完成了使命而不再是不可缺少的。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韩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后来和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几乎是同步的。全斗焕执政后期，中产阶级和激进的学生结盟，把民主化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政治文化方面，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以及西方社会思潮的输入，韩国的政治文化也受到了很大影响。韩国学者李相沃认为，韩国"无论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几乎是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或思想。这样就产生了韩国人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及互相矛盾。此种矛盾现象，从政治和社会领域到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全面地对韩国人民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⑻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基督教对韩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独特作用。
战后基督教在韩国发展迅猛，全国现有4万多座教堂，政治转型之前，教徒总数已达到全国人口的25%，主要包括城市青年、市民和中产阶级。在民主化斗争中韩国教会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一边。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鼓励经济奋斗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天然地起到促进民主政治的作用。而历来保守的天主教战后也在政治取向上发生重大变化，转而支持民众的正义斗争。基督教的传播在政治文化上弥补了儒家精神反抗压迫信念的不足。教会甚至主动承担起维护人权、促进民主的使命，为反对派提供活动空间和庇护场所，促进抗议活动的制度化。例如汉城的敏东大教堂就是当时著名的聚会场所，金友焕主教等宗教界领袖在1987年改宪斗争的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反对派直选总统的要求。而反对派领袖金泳三、金大中等人本身就是教徒。威权政府在处理教会问题上往往感到棘手，因为基督教的跨国性质，使得教会问题远远超出了一国内部事务，处理不当会造成国际影响。关于基督教的作用，一位韩国民主人士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和总结性，他认为基督教"意义重大，因为它促进了平等的观念，和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权威的尊重。"，"教会和教堂活动为人权和正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的基础，以及为分享反对意见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间……"⑼总而言之，教会由于其相对独立的特性和在精神领域的特殊影响，在韩国政治转型进程中发挥了任何其他社团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
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是市民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精英的成熟以及面对危局所作的正确战略选择。李承晚时期经济、文化精英势微，政治精英轻而易举地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而到了80年代，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也日趋成熟，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联合，通过斗争迫使当局作出让步。卢泰愚"民主化宣言"发表不久，朝野两方在推动政治转型方面通过谈判选择了稳妥的、移转型改革路径，最终取得成功。
三韩国政治变迁中外部因素的介入
有学者归纳促进韩国政治转型的主导因素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和政治精英们明智的战略选择。⑽除了以上这些内部因素以外，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韩国政治变迁的历史背景是两极格局和美苏关系。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一旦美苏关系恶化，韩国的威权政府就容易获得美国支持，而80年代中后期美苏走向缓和之后，美国就不时地对韩国当局施加民主化改革的压力。美国的作用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也非常重要，每每在关键时刻能对当局起到一定牵制作用。例如，1960年"五·一六"之后，美国曾对朴正熙政权施压，要求其结束军政，举行民主选举。韩国学者认为，在美国压力下部分恢复了自由主义传统的"三共"就比"四共"（维新体制）要民主一些；⑾1987年民众反对政府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当局曾经想动用军队镇压，但遭到美国发出的明确警告；卢泰愚发表改革讲话之前，美国副国务卿曾到访与执政党进行过磋商，其后美国方面又迅速表示支持"六·二九宣言"，以上这些举措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韩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朝鲜半岛南北对峙问题也是韩国的政治变迁的外环境之一。长期以来，韩国的威权政府一直过分渲染来自北方的威胁，并以提供安全保障作为换取国内支持的条件，这也是军方时常在韩国政坛扮演关键角色的根源。而外部安全环境发生有利于韩国的转变之后，当局就无法再以安全为由换取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国内市民社会与威权政府的矛盾迅速凸显、不断激化。
亨廷顿认为韩国的政治转型是1974年肇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所谓的第三波从葡萄牙开始，席卷欧洲、拉美，波及非洲、东亚，波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韩国的政治转型而言，既是难以逆转的历史潮流，又是影响深远的外部政治环境。由于地缘相近、情境相似，菲律宾人民的英勇斗争和1986年马科斯独裁政权的对韩国直接产生了示范效应；菲律宾天主教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韩国教会也意识到自身发挥作用的潜能，政治领袖们也深受科·阿基诺胜利的鼓舞，坚定了斗争的信心，金大中曾说："在亚洲，有许多独裁政权，但是只有在南韩和菲律宾才有人民积极地追求民主。他们在菲律宾成功了，也许我们在这里也会成功……我们对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把握。"⑿
关键词：儒家文化德育高校韩国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对大学生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目前，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实效性低迷，大学生不守诚信、挥霍浪费、个人主义等违反公民道德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引起了政府、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今世界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随之出现的信仰危机、道德失衡等一系列现代问题，使儒家文化又一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目前，韩国是世界上儒家文化传统保留最多的国家，韩国将其作为自己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韩国对儒家道德思想的发展和实践，不仅对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促进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完善、提高大学生道德规范和道德水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积极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
由于儒家文化存在某些封建思想等消极因素，致使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儒家文化被多次批判，几乎被全盘否定。
在现代韩国社会，传统悠久的儒教道德思想至今还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例如爱国守法、敬业奉献、孝敬父母、尊重他人、遵守秩序、注重礼仪等。同时，儒教文化主张仁政，强调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威，宣扬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激励民众为集体和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这些都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韩国对儒家文化的实践表明，儒家道德思想在规范人们道德行为方面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我国高校应该积极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挖掘其丰富内涵，并与高校德育工作相结合，切实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正视儒家道德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儒家文化在我国近现代史上遭到多次批判，最主要的原因是儒家文化存在消极的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从社会宏观层面上分析，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伦理关系虽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社会缺乏以法律为基础的制约力量，并且监督机制不完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品行和才能；从社会微观层面上分析，儒家文化注重家庭生活，强调上下的人际关系，这些思想淡化了公平和法律意识，无视平等的人际关系，导致了社会各项活动中“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等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大大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效率。
韩国推行“文化立国”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挖掘儒家文化的精华，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发挥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儒家文化是值得我们乃至全人类都应该珍惜的精神财富，我们在肯定其德育价值和弘扬儒家道德思想的同时，要正视其时代局限性。同样，我国高校在积极发挥儒家文化道德规范作用的同时，一定要正视儒家道德思想的时代局限性，采取有效的教育措施。
三、汲取韩国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
韩国在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时，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方式，这为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3.1德育内容具体化
目前，我国高校德育工作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育内容过于抽象和理想，脱离现实生活，这一方面使受教育者不容易理解德育内容，另一方面更不利于他们去实践。韩国政府开展道德教育的内容都注重与现实生活相结合。面对个人生活，主要进行“端正、诚实、节制、深思、创造”的教育；面对社会，主要进行“宽容、爱家庭、和睦、亲切、公益精神、责任意识、团结合作以及公正”教育；面对国家和民族，进行“三爱”教育，即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
德育内容的具体化有助于大学生的理解和接受，也有助于他们进行德育的实践。
3.2德育工作层递性地展开
韩国的道德教育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阶段，并且层递性地开展。小学道德教育包括“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三大部分；初中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的教育，提倡学生之间互敬互爱和协作精神，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思想；在高中，主要教育学生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培养“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精神；大学里设“国民伦理”科目，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把吸收近代科学技术与自立意识结合起来，奠定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基础。
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也应该遵循这种层递性，根据不同年级学生不同的心理和思想状态，设置不同的德育内容，逐步帮助大学生建立起全面的道德情操。
3.3形成社会道德教育氛围
道德教育是一个民族问题，只有得到整个民族的支持，才可能取得显著的成效。在现代韩国社会，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昔日儒家道德文化的统治地位正受到严峻挑战，为继承传统，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比如在儒家学术界和民间，设立了很多研究儒家文化的学会、研究所和研究院等，这些组织经常举行年会和各种研讨会，学术气氛非常浓厚。他们以弘扬和实践儒家文化为己任，对推行儒家文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韩国整个社会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形成了整个民族的道德基础，有助于整个社会道德取向的形成。所以，我国社会应该努力形成浓厚的德育氛围，这对高校的德育工作的开展无疑具有强劲的推动作用。
高校德育工作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新时期背景下，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实践和发展，为我国高校开展德育工作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我国高校要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高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努力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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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韩国政府大力推行对外文化输出政策的支持下，“韩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迅速在中国崛起，并对我国娱乐消费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韩流”来袭与渗透，不仅体现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及其影视文化的发展上，而且也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思维及其生活当中。与此同时，“韩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也给我国文化产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关键词：当代 “韩流” 中国文化 娱乐消费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过程必然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及日渐形成的富有阶层对精神生活领域中的渴望和需求也将上升到一个新台阶，而“韩流”的出现也正成了这些阶层的文化商品需求的首选。所以，“韩流”的一系列表现也必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文化产业领域的体制转变和中国文化政策的适当调整。
一 “韩流”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影响
我们从流行音乐的文化特征来看，具有时尚性、娱乐性以及商品性等，同时流行音乐一定程度上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大众化的特征。常常，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流行音乐的突出表现：其创作背景往往依附于社会环境、生活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社会文化现象的反映。因此，流行音乐文化更好地满足了普通大众精神娱乐生活的需要。“韩流”在中国的发展，无论是从作品内容，或者是作品形式，都很大程度地具备了上述优势，而且有着自己独特而新颖的发展思路。
自韩国电视剧成功登入中国以来，韩国歌舞也开始进军中国市场。H.O.T、NRC、神话、BABYVOX、FIN.K.L、SUPER JUNIOR等先后在中国内地闪亮登场，受到中国歌迷的热烈欢迎。尤其是H.O.T组合，2000年在北京举办演唱会以后，创下连续5个月居发行量逾百万份的音乐杂志《当代歌坛》排行榜之首的纪录。韩国的现代流行歌舞以其狂放不羁而又充满活力的鲜明特点，征服了中国年轻的歌迷。近几年，一个由李秀满发掘并管理的韩国男子组合SUPER JUNIOR更是风靡亚洲。
随着“韩流”在中国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也积极地从适应大众需求的角度出发，促使国内流行音乐的一些创作个人或团队有意识地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和调整，如吸取和借鉴韩国流行音乐的创作方法，结合自己的主导思想进行新的创作。从演唱风格来看，我们未尝不可追求像酷龙、NRG、安在旭以及女歌手李贞贤等，他们以“韩”气逼人的狂歌劲舞之势，令无数的哈韩一族目瞪口呆。当然作为继HOT红透京城之后的火爆青春组合NRG，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着与HOT 类似的风格，但其个性造型，经典服饰，以及更加洒脱的舞蹈，也必然影响着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
我们知道，韩国流行音乐的某些风格如POP、Hip-hop、soul、Rap等，基本上都是欧美流行音乐的舶来品。从这一方面讲，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也同样可以吸收大量的欧美元素。在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发展与变迁的过程中，如何打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风”品牌，笔者认为借鉴和吸收“韩流”文化现象的经营创作模式和传播途径，合理的融合“韩流”、“欧美”等主导下的外来文化，中国流行音乐也大有作为。在歌手组合上，如“劲舞娃娃”、“中国力量”、“羽泉”、“花儿乐队”等等，都值得期待成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崛起的强劲力量。尽管有的人士认为，这些组合缺少突出特点，但后来涌现出的一些新组合，如“F4”、“SHE”、“twins”、“飞轮海”等，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的转型。
“韩流”以其流行音乐大举进军中国文化市场的同时，必然会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无论是大批的歌手或是组合，不断的在中国文化市场中活跃起来，久而久之必然会抢占中国大量的受众群体和文化产业经济利益。那么，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业内人士只有加快步伐，转变思想，加强培植新的流行音乐元素，并在文化推销过程中，革新商业化运作模式，打造自身文化发展优势，从而占据文化市场中的重要地位。
二 “韩流”对中国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包括“韩流”在内的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对中国年青一代产生影响。正如心理研究学者张向葵所说：“青少年是社会中的人、环境中的人和文化中的人，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环境的日渐复杂、文化的不断多元，都渲染着、影响着成长中的青少年。”下面笔者将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其影响展开评述。
1 积极因素
（1）开启新的视野和新的思路
“韩流”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播，本身也承载了许多年轻人的新视野和新思路。一些韩剧在人们面前呈现出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交相辉映，进一步描绘出韩剧中生活的格外美丽的场景，让人欣赏之余心里不失轻松而又充满着无限的希望。一些俊男靓女的不俗演技，加之浪漫风景和精致画面，使其表达的爱情、亲情、友情三大主题得到完美演绎。此外，较为时尚的元素和巧妙的包装把民族的精华、传统美德与现代都市生活的场景，用健康向上、坚定执著的生活基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极大地吸引着青少年的向往和追求。《蓝色生死恋》即是一部成功的代表作。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段关于秋天的童话恋曲，它从感性而又现实的电视剧中脱离出来，在如诗般的画面和优美的自然景观中传递给观众一种安逸的抒情映像以及强烈的童话色彩，伤感的音乐似乎总是在缅怀人生的短暂和爱情在世俗中的苦涩轻缓而悠扬……无论怎样，记忆仿佛总是永不消退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韩流”以其个性的文化发展特征促进了广大青少年创新模式的培养和思想理念的转变，也就是说促进了他们正确对待文化发展的态度和平和挑战新的生活方式的冲击。作为新的时代语境下的青少年受众群体，他们已不再是完全的依附思想，他们已懂得寻求自己的个性发展空间，寻求适合自己开心而又能施展自己的舞台。“‘韩流’之盛行，既表明了传统主流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也体现了当代青少年对各种亚文化的需求，更是社会转型期青少年人生价值观自主选择的体现。”但无论如何，“韩流”所体现出的年轻人反个性张扬，却又不失成熟的判断，无疑在培养青少年为人处世及其生活的态度上有所帮助。
（2）理性的思考和价值的追求
“韩流”在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得以广泛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当代青少年的价值认同结构与追求的尺度。“韩流”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青少年理性的形塑和人生价值的追求。作为富有青春朝气和充满活力的青少年，会随着成长的过程逐渐的产生一些自己的体验和看法，不断的接受包括“韩流”在内的新事物的考验，从而在社会的背景和生活的现实中去寻找理想在现实中的表现。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青少年所具有的躁动、浪漫、狂热、执著等，构成了他们人生多元文化生活的主体。“韩流”迎合了这种生活方式，给青少年指明了对待“韩流”文化的时尚、娱乐性和自我个性的张扬。其以风格各异的流行音乐元素，超越和别具特色的时尚发型和另类、洒脱的衣着方式，让中国的青少年似乎找到了理想到现实的支撑。
在价值追求过程中，青少年所追求的往往是自我独立、自我无疑的一种价值观念。当然，青少年必然有其时代背景下的需求，更多的是一种适应于社会竞争的需要，以及对待自己崇尚文化的时尚性、娱乐性及其它方面的选择。“韩流”所能表现出来的前卫、疯狂，当然也有影视中的甜美及爱恨交织的抒情场面，这些也正是青少年所要追求的一种走出世俗以及要和陈旧观念对峙的存在方式。例如，《冬季恋歌》是一部关于冬天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段弥漫着蓝色忧郁的悲情故事。由韩国人气偶像裴勇俊与女星崔智友主演，在韩国曾创下极高的收视记录，并几乎红遍了整个东亚。两位影星演绎的这段爱恨交织的动人故事，陪伴观众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剧中唯美的画面，柔美感人的情歌无不充满了浪漫、温情、激情和感动。
2 不利因素
“韩流”作为一种音乐、影视等文化方式的表达，无疑要比直言的教育方式更渗透接收者的意识领域中。我们知道，“青少年学生模仿性强，许多良好行为的形成靠的是模仿，但由于他们年龄较小，识别能力差，在对模仿榜样的选择上可能缺乏是非标准。”
“韩流”在中国大众文化市场的出现，一方面以其自身所表达的娱乐性、时尚性、商品性等特征为主要目的，再加上科技手段更多的融入创作过程，必然会形成大众文化接受程度的风靡和狂热，一定程度上能够构建青少年思想多变和有时精神空虚下的生存理念和思想方式。“青年人大都喜欢表现自己，但如果表现不好，就容易给人一种夸夸其谈、轻浮浅薄的印象。”而对于“韩流”的迅猛发展态势，在这种文化现象极度扩张的文化视野中，一些作品的内容表现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叛逆、格调低下、思想颓废情绪的写照，对于这些极度追求和盲目追随的青少年来说，无疑形成了一种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下的侵蚀和错误的导向作用。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看待问题应该一分为二。从“韩流”文化现象看，我们不仅要看到对青少年思想培养和行为构建的健康模式，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对青少年生活方式及其审美模式构建中的不利因素。认清“韩流”文化的一些低级庸俗的思想，以及过度的宣泄表达，使青少年摆脱“韩流”发展背景下的一些直观体验和感性化的情感表达，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 “韩流”对中国当代影视及其它领域的影响
众所周知，自中央电视台从韩国引进第一部电视剧《嫉妒》开始，韩剧在中国的热播就一浪高过一浪，以及后来引进的《爱情是什么》、《澡堂老板家的男人》、《花样男子》、《一枝梅》、《灰姑娘的姐姐》、《检察官公主》、《个人趣向》、《oh my lady》等等都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韩国电视剧不仅剧情对白和艺术表现过程当中不断呈现出美丽的画面，以及自然背景下蕴含着浪漫的格调，而且还融入传统元素在现代的再现，再加上主演或者是个人魅力情感表达的超群实力，都促成韩国时尚文化以某种新颖的姿态呈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中国影视领域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与此同时，韩国电视剧在制作上与中国电视剧生产的异同，也为中国电视剧的制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目前，中韩两国经济往来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韩国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随着“韩流”来袭，中国也是韩国纺织品以及服饰行业的重要消费市场，从一定程度上说，“韩流”给中国的服装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文化观念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人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的文化因素的熏陶。正如吕莎所说：“韩国服饰在中国迅速蔓延，这种接受构成了中国服饰文化的变异。人们随着对韩服越来越多的了解，在穿着的思维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在考虑的不仅仅是穿着韩服的感觉，更想要追求和达到的则是韩国人穿着韩服的那种神韵。”由此可见，一些个性较强的韩国服饰成为“哈韩”一族追求时尚的一种文化表达。诚然，“韩流”所带给中国饮食、网络游戏、旅游等领域的影响也非同小可，一定时期内促进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
注：本文系2009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我国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韩流”现象研究》，项目编号：2009FYS00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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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部长在贺信中说，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和而不同”的思想。并将追求内在的和谐与统一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佳境。相信此次学术论坛的召开将为增进亚洲各国文化艺术界的相互理解。促进亚洲多元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柳仁村部长在贺信中也表达了对此次高层论坛衷心祝贺，认为韩中建交16周年以来。两国因经济互补性和文化相似性，在各方面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进展，希望“中韩暨观察员国家文化艺术界高层学术论坛”不仅是一次学术活动，更愿其成为对亚洲各国文化艺术方面创造出新价值的盛会。
王文章院长发表致辞时说，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地的区域合作日益密切，亚洲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日益加强。举办首届“中韩暨观察员国家文化艺术界高层学术论坛”。为亚洲各国文化艺术界的艺术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实践提供了一个交流研讨平台。亚洲各国人民曾经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创造。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21世纪的今天，亚洲各国人民必将以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文化艺术的交流合作与相互促进，离不开沟通理解与相互尊重。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境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首先是发现、热爱自身之美，然后是包容、相互学习他人之美，得到相互欣赏、赞美。不同的美和谐与共是一个多彩的世界、多元的文化，进而达到相互尊重、世界和谐的大同之美。相信亚洲各国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会热情携手，共同努力。以卓越的文化艺术创造，为自己国家、民族在21世纪的文化艺术发展开拓出新的境界；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努力促进亚洲文化的和谐、繁荣和发展。
韩国韩中文化艺术协会会长柳在沂致答谢辞。他认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亚洲各国日益关注本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来自韩国、中国、日本、越南和新加坡等国的专家学者和文艺界精英一起聚首北京，深入探讨亚洲文化的发展。相信各国专家学者和文艺界人士能为亚洲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论坛的成功举办，一定能为亚洲未来的文化艺术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韩国代表团团，长崔祯镐和观察员国代表、越南文化通讯研究院院长阮志坚也作了大会发言。
来自中国、韩国以及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文化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围绕论坛议题“二十一世纪亚洲文化发展展望”，分文化文学类、电影类、戏剧美术类、音乐舞蹈类四个类别，以大会发言与专题讨论形式，展开了深入探讨和广泛交流，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此次论坛吸引了中韩两国以及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文化艺术界的学者。韩国方面组成了专门的代表团，代表团由三十余位在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影视、书法等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构成，包括韩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柳宗镐，著名诗人金炯德。著名小说家金周荣。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朴范薰。著名舞蹈评论家张光烈，著名导演林权泽、朴洗真、著名电影演员姜受延。著名芭蕾舞演员金惠植等。日本琵雅株氏会社社长矢内广、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饭容，新加坡著名华裔画家林祥雄、戏曲学院院长蔡曙鹏。越南文化体育旅游国家合作局专员陈一皇、广宁省文化通讯厅厅长黎全等共50余位外国学者、艺术家出席了论坛。
关键词：新中国；韩国文学；古文献整理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9-0072-03
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开展，而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得到迅速进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本文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状况。
一、朝鲜―韩国文学研究
“朝鲜”一词，历史上曾经是两个时期使用过。一是始于公元前2333年，终止于公元前194年的，含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的“古朝鲜”。二是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1392―1910）（或“朝鲜朝”），简称“朝鲜”。其统治时期则称之为“朝鲜时代”、“朝鲜时期”。1897年（高宗34年），此王朝国号改称“大韩帝国”，13年后被日本并吞（1910）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北部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此，在当代“朝鲜”一词被用作为它的简称。
“韩国”一词，用于1897年至1910年由朝鲜朝改称的“大韩帝国”。日本投降后，在半岛南部建立了“大韩民国”。因此，在当代“韩国”一词用作为大韩民国的简称。
“朝鲜”“韩国”名词虽然代表这些，但是也将之用于整个朝鲜半岛由古及今的历史与地理等上，如：“韩（朝鲜）半岛”、“韩（朝鲜）民族”、“韩（朝鲜）语”、“韩国（朝鲜）文学史”等。
我国对韩国文学的介绍、评论与研究，始于20年代。1925年，《语丝》杂志1月26日第11期发表了开明的《朝鲜的传说》，是现在可以查到的最早的介绍朝鲜文学的文章。此后一直到1949年，有关朝鲜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处于零的状态。1949年，《小说》杂志第2卷第3期发表了浦剑的文章《北朝鲜的人民文艺》。50年代，我国的有关报刊杂志每年都有两三篇以上的朝鲜文学的评介文章。主要是介绍北朝鲜的文坛状况。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70年代，这个时期韩国文学的全面介绍都没能展开。
进入80年代，中国学界对韩国文学的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恢复了硕博学位制度，形成了学术自由的氛围。我国的朝鲜文学介绍和研究由北朝鲜而及于韩国。评论和研究的范围也从古典文学一直到当代文学。
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随着中韩交流的蓬勃发展，再加上对韩国文学研究的一定的经验与理论基础，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也迈出了稳健的步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以往的代表性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论文有蔡美花的《中韩建交之后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中韩建交后的韩国学研究现状和展望学术会论文集，2012年8月）、尹允镇、金顺女的《建国50年来中国的朝鲜文学研究状况与未来》（《东疆学刊》，2000年7月）、刘介民的《转型期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概述――以延边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为例》（《延边大学学报》，2011年2月）、牛林杰、张懿田的《中韩建交二十年来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当代韩国》，2012年）等。
本文在参考上述论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中国韩国学的特性、韩国研究丛书与文学史编篡、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古文献整理与研究，梳理中国韩国文学的研究的发展历程。
二、韩国学的特性
早在1980年，在韩国就已提出“韩国学”（korean studies）的概念。郑判龙曾指出：朝鲜学（韩国学）是研究朝鲜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文学、教育、艺术等专门学科，在中国属于外国学。蔡美花在《中韩建交之后在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文中阐述了中国的韩国学学科特性。她认为，所谓中国的韩国学，在中国属于外国学，它同时具有地域学的性质以及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中国的韩国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化。中国的韩国学学者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人的学术思考和价值观来研究韩国的人文科学。中国韩国学学者的心中潜在地扎根着中国式的学术视野和学问的经验，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这样的潜在意识，会成为研究中国韩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所谓的“中国的韩国学”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研究团队或个人，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阐述韩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文化的学问。此基础上，决定中国韩国学的研究方向，决定韩国学的方法论，选择韩国学的研究课题。
三、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概况
1.韩国学研究丛书和文学史。1992年中韩建交之初，国内大学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不到10所，随着中韩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国内高校的韩国语专业快速增加，如今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已超过200所。其中延边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等50多所大学招收韩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这些高校中，其中已经有9所开始招收韩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
国内的韩国学研究中心有100余所；按地域分布形成来看，它们有以中央民族大学朝鲜文学系为首的京津地区，以延边大学和吉林大学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复旦大学为首的江苏地区，以中国海洋大学和山东大学为首的山东半岛等。
这些研究中心出版了许多学术丛书。如：延边大学的《朝鲜学研究》、《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朝鲜―韩国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的《韩国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朝鲜学》、山东大学的《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中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天津师范大学韩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中韩语言文化研究》等。
中国的韩国文学史著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出版。它们有许文燮的《朝鲜古典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文学社，1985年）、韦旭升的《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朴忠禄的《朝鲜文学简史》（延吉延边教育出版社，1987年）、文日焕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李海山的《朝鲜汉文学史》（韩国文化社，1999年）、《朝鲜―韩国当代文学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许辉勋、蔡美花合著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金炳珉、许辉勋、崔雄权、蔡美花合著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崔雄权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尹允镇、池水涌、丁风熙、权赫律合著的《韩国文学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金英今的《韩国文学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朝鲜―韩国文学史》（上、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金明淑的《朝鲜近现代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朝鲜现代纯粹文学思潮史》、《多角度解读现代文学》（韩国亦乐出版社，2010年）、金宽雄、金晶银合著的《韩国古典汉文小说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林国雄的《韩国文学简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3年）等。
其中，李岩的上中下卷编篡的中文版《朝鲜文学通史》长达120万字，把朝鲜文学史上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主要思想、主要影响关系、主要典籍等多角度多层次展现的一部大作。
2.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直以韩国古典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由于中韩两国文化和文学具有悠久的交流历史和密切的关系而产生的必然现象。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诗歌文学研究。研究对象是崔致远、李奎报、李齐贤、徐敬德、李辍⑷近、李达、许筠、许兰雪轩、申钦、洪万宗、李尚迪、丁茶山、朴齐家、李德懋、高敬命、金泽荣等汉诗作家与其作品。
代表性的汉诗研究成果有徐东日的《李德懋文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朴正阳的《朝鲜乐府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李永男的《清代文化与茶山汉诗关联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温兆海的《李尚迪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雪花的《朝鲜朝闺阁汉诗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1年12月）、郑日男的《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关联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孙德彪的《明清与韩国文学诗歌交流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曹春茹《论朝鲜汉诗对韦应物及其诗歌的接受》（《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2月）、柳昌娇《韩国古典文学史上唐诗的影响与接受》（《文史知识》，2010年5月）等。
韩国古典小说研究比汉诗研究数量少。金柄珉、徐东日合著的《朝鲜实学派文学与中国之的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孙惠欣的《冥梦世界中的奇幻叙事―朝鲜朝梦游录小说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李官福的《汉文大藏经与朝鲜古代叙事文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金哲的《朴齐家诗文和中国文学关联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汪燕岗的《韩国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谭红梅的《朝鲜朝汉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肖伟山的《三国演义和韩国传统艺术盘骚里》（《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王治理的《朝鲜时代汉文小说用典考》（《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11月）等。
诗话诗论研究是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者所关心的研究领域。诗话和诗论的研究大概始于1980年，至今诗论研究所占的比例大概有总论文的25%。蔡美花主编的《中韩文论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孙德彪的《朝鲜诗家论唐诗》（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王佑夫的《论朝鲜―韩国古典诗歌理论批评的自立与开放》（《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4月）、李春青的《略论许筠文论思想要点及其价值》（《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5期）、张震霆的《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理论观察》，2010年2期）、王成的《朝鲜诗家李对韩愈诗学观的审学批评》（《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年4期）等是代表性的著作或论文。
3.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的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起步较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数量上占大多数是现代小说。其次是诗歌。
小说研究中涉及最多的作家是李光洙、此外还有金东仁、廉想涉、蔡万植、金东里、李箕永、崔曙海、韩雪野、朴泰远、朴启周、李无影、金承钰、申采浩、崔仁勋、李文烈、崔仁浩、孔枝泳、申京淑等。诗歌研究中涉及的诗人有尹东柱、金素月、郑芝溶、李箱、金光燮、白石、沈连洙、金朝奎、李陆史、李庸岳等。
代表著作有金虎雄的《在满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国学资料院，1998年）《来华朝鲜人离散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崔玉善的《文学家丹斋申采浩新论》（韩国晓明出版社，2006年）、朴银淑的《日据时期朝鲜人文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金长善的《满洲文学研究》（韩国亦乐出版社，2009年）、田月梅的《在中朝鲜诗人眼中的满洲》（韩国亦乐出版社，2014年）、尹允镇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李春梅的《金史良文学的后殖民主义象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崔昌的《现实主义与韩国现代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方龙南的《来华朝鲜人移居民小说研究》（韩国文化社，2011年）、许莲花著《金东里小说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崔鹤松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晓明出版社，2013年）、崔美兰的《金亿的汉诗翻译与创作诗的关系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13年）、金海鹰的《沈连洙诗文学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06年）等。
论文有牛林杰的《论韩国战后文学中的少年战争体验小说》（《东岳论丛》，2009年12月）、金春仙的《论20世纪60年代韩国纯粹文学与参与文学的争论》（《当代韩国》，2002年）、王巨川的《试论余光中与郑芝溶的现代乡愁诗之异同》（《徐州师范大学》，2011年）、李圣华的《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中州学刊》，2007年4月）、温旭的《素月诗辉意象化――韩国诗人金素月诗歌意象性质分析》（《青年文学家》，2011年8月）、杨倩、史哲的《浅析韩国诗人郑芝溶童诗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初期诗歌为主》（《科教导刊》，2012年1月）等。
近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和出版方面，延边大学朝鲜文学研究所编篡的《中国朝鲜民族文学大系》（全30册）（韩国图书出版宝库社，2007―2009年）收录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之间在东北三省创作活动的安寿吉、沈采浩、朴荣F、金泽荣等作家的作品，给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4.古文献整理与研究。中韩建交之后，中国学者对韩国文学的关心急剧增加。再加上东亚文化圈形成了以比较的视觉，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汉文学的热潮。中国学者们认为，在东亚的汉诗研究中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很重要，但必须挖掘原始材料，进行各国汉诗原文的基本的统计和分析。同样，汉文小说领域中首先解决的是相关资料和原文的整理与出版。在这样的氛围下，以中国上海师范大学为中心，韩国高丽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台湾成功大学合作设立了《东亚汉文小说丛刊》研究团队。团队决定先收集约1000万字的亚洲汉文小说，其次把这些庞大的资料集在中华书局出版。根据这些资料编篡《韩国汉文小说述略》、《越南汉文小说述略》、《日本汉文小说述略》。东亚汉文文学的整理与出版给国际学术界开拓了新的领域。先后出版了邝健行等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料选萃》（中华书局，2002年）、党银平的《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赵季的《箕雅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等。根据这些文献，研究出版的著作有赵季《箕雅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伯伟《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凤凰出版社，2011年）。2009年以延边大学为中心，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和韩国延世大学合作设立了“韩国诗话研究”团队，团队于2012年出版了蔡美花、赵季主编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全1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全12册近1000万字的文献资料集《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以系统的结构，成为了诗话研究的最基本的材料。
本文在检索中难免出现很多遗漏的部分，并且这篇论文几乎没提及中国学者在韩国发表的专著以及期刊论文。估计这部分的论文数量也不少。
总之，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韩国文学领域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同时，研究队伍的日益扩大与壮大，形成了比较稳健的学术期刊阵地，为今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仍有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学 韩国语 教育 方法 学习 活用
韩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性的提高，在国际上对韩语的关注度也有所增加，关于作为外语的韩国语教育而言，韩国语教育的方法也需要有一个积极模范的阶段。即不仅仅是学习其他先进国家的外语教育，要根据韩国语和韩国文化，制定一个模范的教育方法。比起具体的通过文学作品来学习日常沟通，培养学生本质性的韩国学或者韩国文学学习，是方法论理论的基础。
还有像这种方法性的模范化的必要性。根据韩语教育学支配的原理，语言不仅仅是”使用”层面的活用，更要是”文化”原理层面的活用为重点。这样要求的韩语学习的必要性，不仅仅是日常沟通，文化学习或者文学学习要呈现扩大的趋势和密切关联。再加上，最近研究学习韩国语的专门家也在增多。这些专门学习韩国语的人，也会让韩国留学的人数增多，韩国语学习的必要性和期待水准，从现在起，要展开其他的形式。韩国语学习的必要性要呈现多样化，韩国语学习方法论也要有新的模范性的理论体系出现。
一、在韩国语教育中文学的地位
一般来说，对于外国语的学习，以一般日常沟通为目的。如果想上升到学习文化和文学的话，目前还没有完善的理论体系。以英语为例，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也是学术研究领域的先行者，但是仍然没有完善的理论基础，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困难。还有，英语教材中，可以用来学习韩国文化和高级语言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内容完全废除了。韩国文化不仅仅是对韩国情况的理解，是可以帮助学习者运用韩国语的能力，关于文化或者文学，不能和读写能力相连接。这些现象不仅仅是教育者和教育机关的问题，实际上关于韩国语文化的教材的收录地域间有很大差异，作为外国语教育来讲，资料也没有做到活用。
文学是学习语言的学习者的重要资料。在学习韩国语的过程中，文学可以成为优秀的听力和阅读的资料，通过积极的阅读和听力的练习，写作和说的表现也会有好的方向的发展。即，通过文学可以对韩国语的理解和表现有整体性的执行。
二、韩国语的整体性的学习方法和文学
我们以以上论述为基础，文学在韩国语教育中到底要怎样学习，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首先要考虑的是，文学知识不仅仅是教育，是培养文学活用的语言能力。通过相比较而言更广阔的了解文学作品的语言性的表达，可以更好的了解韩国语这门语言的表达和韩国人的思考方式。比如金素月的《金达莱花》这个作品，不要只是考虑这个作品的文学性的意义，而是要以从诗的表现来段炼说和写的活用为中心。通过具体的对诗的朗读，可以对诗的内容有所理解，可以展开对作者的思想的讨论。即以具备比喻性的表现或者强调性的表现的语言构成能力为中心，不是教文学本身，要选择学习文学属性的方法。
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引下，教授学习的方法首先从学习者的语言应用能力出发，组织学习者的语言活用。特别是根据文学作品，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读写能力的活用。学习者学习的过程中，漫画，广告，文件，新闻报道，杂志等中收录的评论，旅行记录文等也可以作为文学学习活用的材料。通过这些实际的资料，可以慢慢培养韩国语的运用能力，解决现在韩国语教育中的困难。也可以把自己背的单词不费力的在生活中见到并且就可以运用。多样化的媒体表现和文学性作品的理解可以包含创意性的能力思考，这种能力可以对说和写的运用有帮助。并且还可以结交韩国朋友了解最新的科技动态，对于学习新的词汇，网络用语流行语的学习也有帮助。韩国语教材的开发是以后核心的迫切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教材的多样化和位界化和因材施教，根据学习者不同制定不同教材是中心问题。首先，我们在教材开发的过程中先以文学活用为基准。提供多种的语言学习场景，学习者可以通过实际语言背景，对语言的学习有效果性的提高。
三、结语
这篇文章主要是以韩国语教育中文学教育为次元来展开讨论的文章。通过文学的学习对于高级的语言学习者的帮助。
这样的论述方向，在以后的语言等级教育中，方法教材等的问题，不仅仅是韩国教学研究中的软件问题，也是关于韩国语教育的政策指导性的硬件性的要素出现。比如，没有对于韩国语教育的一惯性的促进的机关部门，体系性的教授研究韩国语的教育机构也没有。针对外国人学习韩语的课程的体系性的指导要开始养成。专门性的研究的学会逐渐设置。特别是在大学中，首先系统化的设立。通过这样的专门化的学习，可以对韩国语语法更准确的来学习，可以学到生活中更实用的韩国语。实用性的日常沟通的必要性，韩国文化教养的必要性，韩国学研究，作为专门研究者的必要性，可以实现学习者多方面的要求。
最后，关于韩国语教育的问题，可以很好的受用于讲授学习者的方法的研究的成果，积极的起到模范作用。特别是最近新出现的研究，新出现的观点，更要带着新的理念和研究成果，用于韩国语的学习和实践中。积极的实践，才可以开拓出更受用的韩国语教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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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之争；“嫌韩情绪”；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D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294-02
中韩两国的密切交往始于1992年，随着冷战结束，根据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界定的国际外交政策发生改变，两国开始发展新的外交关系。2008年，两国将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得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1]。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交往有利于两国人民的交流与往来，但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民间中韩人民互相嫌恶的“暗涛”不断汹涌。这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两国人民都是不利的，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在官方层面的友好合作之下民间交往的不良情绪产生的原因，以求得解决的途径。
在中国，文化之争是引发民间“嫌韩”情绪的重要原因之一。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引发了中国民众大规模的“嫌韩”情绪；2008年联合国卫生组织将韩医的穴位作为标准参考而引发了韩国多数民众要求将中医改为韩医的争论，形成了第二波中韩文化之争，这使得中国民间的“嫌韩”情绪达到了又一高峰。综观两次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中韩两国同属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圈中，历史上的交流往来不断，因而在文化上表现出极大相似性；共同使用阴历计时、医学上的东方传统等都是这一表现；同时，这些相似的文化特质与其特殊的半岛地理环境特征相适应，加之受周边地缘政治的影响又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异的特点，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化渊源关系，使得以韩剧、歌舞等为载体的韩文化进入中国曾产生“韩流”效应。因此，可以说两国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为传统节日“申遗”却使得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引发两国之间的文化争夺，进而使两国人民产生嫌厌情绪则是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这场文化之争是以“江陵端午祭申遗”事件为导火索，以互联网传媒为主要战场，具有新时代民族主义的大众群体为主体展开的。本文意在从这三个方面分析文化之争引发中国民间“嫌韩”情绪产生的原因，以期提出解决对策。
从文化事件本身来说，20世纪90年代韩文化在中国的强大影响力使得中国人已然为本国文化感到些许忧虑，然而“申遗”与“韩医”事件使得这种忧虑更加升级。其实为保护传统文化而向联合国卫生组织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无可厚非，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初衷是相符的，即希望世界上不同的群体和团体随着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历史条件的变化，使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增强他们所属的群体的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激发人类的创造力，丰富人类的文化遗产[2]。多样性是文化的本质也是其得以延续的保证，保护多样性就是保护文化。然而在现代全球化语境之下向国际组织提出申报对于中国大众而言则具有了将此文化标注为占有的嫌疑，2008年的韩医与中医之争也是如此，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绘制针灸穴位图的参照标准，使得针灸疗法在中韩两国民间出现了“归属”之争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两次事件引发的中韩两国民众的嫌厌情绪是由于中韩两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所导致的，由于互联网的影响极其容易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进而引发中韩民众的嫌恶情绪。可以说冷战结束之后，亚洲地区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本土化即对非西方文化的复兴方面，“文化软实力”这一名词由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运用传统实力资源如军事力量来达到目的的时代已然结束。约瑟夫・奈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曾说，“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硬实力正在广泛分散，以“文化和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3]。因此，中韩两国均重视“文化软实力”对国家经济实力的影响以及国际地位的重要作用，使得两国大众群体保护弘扬本民族文化意识加强。同时，在全球化时代，民众切身感受到文化传播速度之快，并意识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国家的经济以及国际形象影响力之大。以韩国为例，韩国是新兴的文化产业大国，由官方引导的自上而下地注重文化的重要性始于1998年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韩政府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2001年又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并且每年获得政府5 0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韩国只有4 900万人口，却在海外有12个韩国文化院。2004年韩国文化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韩国成功地输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韩国经济[4]。韩文化强大的影响力使得中国青少年掀起一股“哈韩”风潮。在这样强大的文化攻势之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开始反思在新的国际环境之下，应该寻求什么样的发展道路。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把文化产业列入国家战略，大力推动和扶植文化产业。2011年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5]。然而，韩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已经领先中国近10年之久，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当韩文化席卷中国之时，中国媒体戏称之为“韩流”，实则是暗指这一强劲的韩文化潮流使中国的广播电视市场遭遇“寒流”。这是一种自嘲，是对国内文化产业发展的担忧，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式微的忧虑。此时“江陵端午祭”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使得早期的担忧似乎得以确认；世界卫生组织以韩医针灸穴位为标准，更是让此前的忧虑化为事实。尽管中国的端午节在2009年也申报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世界卫生组织事后向中国致歉，但是两次事件已将中国大众的民族主义意识激发出来。此时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达恰好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提够了有效的平台，成为了中国民众“嫌韩”的主战场。
21世纪是信息时代，互联网作为新媒体，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麦克卢汉在《理解传媒》一书中提出媒体，即信息的观点，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在对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方面，媒体传播的内容不如媒体本身重要，由于我们的窗户既朝向世界，也朝向自己，我们看到什么，以及如何看到，都是由大众传媒决定，到头来，如果我们对传媒使用的足够多，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社会，我们都会被传媒所改变。”[6]很多学者也看到了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体对中国民众“嫌韩”情绪的影响，例如，在“江陵端午祭”申遗事件中，媒体在互联网平台上报道时只注重端午，而未强调其后的“祭”与“节”的差异；只看到表面文字上的相似，而未深究其文化内涵的差异。电影批评家大卫・汤姆森总结说，面对媒体确定不移的声音，怀疑意见显得软弱无力。媒体依靠其强大的舆论影响力以及互联网技术支持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迅速使其所传递的信息占据大多数民众的大脑，因此民俗学者发表的解释端午节与端午祭差异的言论早已被淹没在一片“保卫中国端午节”的呐喊中了。尼古拉斯・卡尔在他的著作《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害我们的大脑》一书中论证说：“人们都认为现象是表面的，本质才是真正所要追求的。但是互联网多媒体技术融多种不同类型的信息于一屏，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内容的碎片化，也进一步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人类的思维也正在变得碎片化。几段文字，一段音频或视频，就在互联网向我们呈现信息盛宴的同时，它也把我们带回了彻头彻尾的精力分散的天然状态。碎片化使我们的思维无法再深刻下去，因为显然我们不再拥有保持深刻所需要的注意力。”[7]可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民间的“嫌韩”情绪主要在互联网平台上显得尤为突出的原因。但是对于认为删除影响中韩关系的不良言论、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即是解决之道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这难免有掩耳盗铃之嫌，而且删除言论更是违背了互联网作为自由开放平台的本质，用封锁言论的方式解决问题只会适得其反，这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也并非解决中韩嫌恶情绪的有效措施。许娜《中国网民涉韩话语研究》一文对中国最大的网络论坛天涯社区论坛的涉及韩国的主贴和跟贴进行了分析。对这些话语的分析表明，在网络论坛中，现象式思维已成为主流，恶言恶语成为说服他人的主要工具。这些言辞犀利的文章及回复占据了论坛的主要内容，之后又从恶言相向转向冷幽默，根据两次文化事件来制造类似言论，将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发明都称之为韩国人的，以此在网络上建立起韩国文化侵略的形象。这种恶言攻击并不利于中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韩国的文化产业领先中国10年之久，我们更应当秉持的是学习的态度。文化传播本无高级向低级的方向，只有一个文化中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时才能够向外扩散。中国大众网民更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加强本国文化的吸引力，而非仅注重表面的言语争论。诚然，大多数人并无心讨论此问题，或认为一己之力难做贡献，或认为是国家和学者的责任，此时我们不得不思考大众群体成为“嫌韩”情绪的主体的原因。
通过对论坛上的涉韩话语的分析，以及在生活中的各种涉韩冷幽默，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网民在关于韩国的态度上出现了一种群体心理，即“嫌韩”心理。“嫌韩”言论在民众之间互相传播，形成连带效应。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中分析道：“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的自觉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状态，一个心理群体，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同一律的支配。” [8]自觉的个性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都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这是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国家大事的影响会使得群众产生一种狂暴的情绪，孤立的个人会获得一种群体的心理特征，这也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民族国家时代如此强烈的原因。这有效地解释了中国民间大众形成这种“嫌韩”群体心理的原因，文中提及在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特征，这个国家大事即是中韩的两次文化之争事件。中韩建交仅20年来，中国民间大众群体就经历了“哈韩”到“嫌韩”两种极端情绪，在思考引发这些情绪的根本原因时我们还应当反思群体这一特殊的社会学心理学概念在实际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就论坛中的各种涉韩言论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存有一些基于理智判断撰写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却遭遇了来自大多数人的否定。抨击共同的反对者是群体心理得以加强的重要因素，当群体已经形成某种心理时，就很难允许反对的声音存在。盲目“嫌韩”的人成为了抨击的对象，如同当年反对“哈韩”的人被嘲笑落伍一样。这使得原本得以澄清的文化之争成为历史，然而中国民间的“厌韩”情绪却仍在继续。
基于上述分析，应对中国民间“嫌韩”情绪的解决措施应当有以下几点。第一，就两次文化事件成为引发消极情绪的原因来说，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文化观点。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是全世界人民多共享的，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多样性。同一文化体系经由传播以及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会形成新的文化，注重创新使文化得以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是关键，而非过于关注文化的归属问题。第二，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说，距离引发这种情绪的文化事件已有5―7年之久，试图删除互联网的相关不实报道和虚假信息并非是有效的解决途径，而是应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予以报道，让民众了解真相比封锁消息更为有效。第三，从群体的角度来说，需要通过加强个体的交流来增进群体的理解。中韩之间青年的交流沟通不失为有效的解决措施，同时中韩的教授学者与两国的青年之间的交流也是应当加强的，以使理性的沟通消解民间的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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