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叙事差异；互文性；意识形态；宏大叙事；情感取向
近一时期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以下简称《激情》)是根据石钟山的短篇小说《父亲进城》、《父亲和他的警卫员》、《父母离婚记》、《父亲离休》等系列作品进行改编的。对其进行文本比较及文化研究，或许可以为我们进一步阐释这一电视剧以及我们身处的文化环境提供另一思路与角度。
一、三个文本之间互文性的叙事差异
《父亲进城》以父亲石光荣与母亲褚琴之间的爱情、生活为主线展开叙事，基本上采用的是单线索的叙事结构。其他如儿女辈的故事，作者分别用了不足一千字的篇幅展现，只是故事梗概式的介绍。电视剧《激情》对原作进行了极大的丰富与创造，按照时间自然流程纵向展现的男女主人公石光荣与褚琴一生的爱情、生活虽然是作品主线索，但同时也围绕着石光荣与战友、与蘑菇屯乡亲、与部下、与儿女等之间放射状地同时构织了人物关系与故事情节，从多侧面、多角度展现了石光荣对待爱情、友情、乡情、亲情等的性格特征与人生态度，蛛网状的立体结构避免了原作单线索表现人物可能出现的单薄问题。几条副线索和主线索之间的关系也被处理得较为自然、和谐，既保持了副线索各自的戏剧张力，又不曾因副线索的发展过度而喧宾夺主。作品中，叙事结构从主线索独立发展(石、褚从相识到结合)到主线索与副线索(几个孩子先后出世、长大)齐头并进，再到石生病后，几个孩子回到家中，主线索与副线索合并于一处，这样的安排又和人物生命自然流程的发展逻辑相一致。这样就在叙事形式与故事内涵之间形成了某种内在的关联，既自然随意，又颇具艺术匠心。编导对全剧结构高超的驾驭水准以及娴熟的场面调度保证了该剧叙事节奏的流畅、戏剧冲突的张弛得当。
如果说叙事结构的差异主要是由两种媒介本身的特点与要求内在决定的：短篇小说在故事容量上限制较大，而电视连续剧必须以更为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戏剧冲突为依托；两个文本的内在蕴涵与精神实质的差异却不单单是由媒介形式所决定的。原作以平实的笔调叙述了农民出身的我军队高级干部——“父亲”石光荣进城后多少带有捆绑式的爱情生活真相。石光荣的一厢情愿、执著蛮横与褚琴的被动冷漠甚至是仇恨怨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爱结合、无奈相守、婚姻的残破、尴尬与悲剧色彩显露无疑，与电视剧的深情、浪漫大相径庭。
原作在题材的开拓上富于新意，因为像这样细致入微地正面表现我军高级将领爱情生活的作品并不多见。但描写工农干部和小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还是有不少先例的。其中比较著名的如萧也牧于1949年创作的《我们夫妇之间》①，在50年代就曾引起过极大的争议。作品最终虽然对工农干部来自知识阶层的妻子进行了热烈的赞美，发自内心地反省了知识分子存在的弱点，但由于它直面了不同出身主人公之间的某些本质特征与差异，仍然被认为贬低了工农干部，而受到过严肃批判。《父亲进城》在表现这一问题的立足点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在情感取向上表现出对知识分子更深的理解与同情。书中的石光荣这个人物身上存在着许多很难让人肯定的东西。这两部作品之间实际上形成了某种互文性的景观。借用解构主义批评的说法，“互文”主要是指称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及其复杂关系。它“既包括文本之间空间上的组合关系，又包括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它体现空间与时间、历时与共时的统一”。②两部作品情感倾向上的差别显然是由写作年代与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建国时期与当下知识经济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显然发生了诸多变化，它必然会投射在具体作家的创作之中，通过叙事者对人物的性格塑造、情感倾向等方面反映出历史、时代、环境与文化的影响。
更有意思的是，原作中作者迥异于以前的叙事倾向在电视剧中却获得了根本的修正，在情感与价值判断上再次与上世界50年代的创作遥相呼应，石光荣与《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妻仍然是作者所讴歌礼赞的对象。由此，不难感受到影响我们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国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变换了表现的方式，《激情》一剧显然摈弃了《我们夫妇之间》在描写上留下的时代印记，把解剖思想、反省自身等外在的政治性转变为更富人情味的当代表述，不再把重点放在思想意识的冲突上，而着力于对他们夫妇之间家庭矛盾、性情性格摩擦的日常生活表现。但曾经的思想倾向仍然以其超时空的力量笼罩着半个世纪后的创作主导意识；另一方面，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小说原作与改编后作品之间的叙事差异，又鲜明地呈现出当下文化环境的内在差异性与异质性存在特征。这样，三个作品面对相同或相近的表现对象采取的不同叙事立场与情感倾向，恰好从互文的横向与纵向的联系上，说明了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微妙变迁以及对文艺创作投射的影响。
二、情感道德取向与文化环境力量
两个作品叙事基调上的根本差异是通过大面积的改写得以完成的。石光荣由一个粗鲁蛮横、并不真正懂得爱情的胡子式军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英雄——阳刚豪放、有情有义。其中，电视剧删去了他与上司胡麻子为褚琴大打出手、拔枪相见的情节，变为石以吹口哨捉弄胡、两人比饭量等饶有趣味的细节，石的不服输、有才干与孩子气被表现得真率自然。不怎么可爱的胡麻子被改造为一个年轻英武的军官，后来他与石光荣之间的肝胆相照、意气相投如陈年的醇酒绵厚悠长，是剧中塑造石性格的重要一笔。褚琴在原作中耽于幻想、自怨自艾，而又对命运无可奈何。后来竟一度背叛石，与恋人谢枫私下幽会。一生都在怨恨丈夫毁了自己的爱情与前途，一生都没有让“父亲”真正地征服过。在电视剧中褚琴则被塑造为一个忠贞贤淑、吃苦耐劳的典型；谢枫则由原作中有点不可理喻的懦弱、忧郁被改造为一个内心丰富坚强的知识分子形象。谢枫在褚琴结婚后上吊自杀，后在朝鲜战场被流弹打中等情节都在电视剧中得到根本的修改。相爱改成了单相思，自杀改成了来自谢枫充满血性的一声枪响。在朝鲜战场上的舍身炸碉堡则完成了对这个人物塑造的最富光彩的一笔。
另外，副线内容的变动也颇有特色。原作中石林在对越前线死去。石晶则是一个泼辣野蛮、性格暴烈的女人，她既不像电视剧中那般聪慧漂亮、健康勇敢，也没有美好的初恋，更缺乏美满的归宿，粗糙得有些缺乏女人味。石海则敏感病态，爱好文艺，暗恋姐姐。这一切在电视剧中也得到了根本的改造。随着这种对人物性格及其相应情节、动作、语言的调整，小人物的卑微、委琐被英雄气概——崇高、奉献所替代，凡俗人等的软弱、动摇也一变而为美好、高尚的情操。另外，父与子的冲突与对抗，是贯穿在电视文本中的一条相当明晰的线索。作品最终表现的对父亲的回归，不仅是对权威的服从，而且是心悦诚服地认同父亲的人生理想与价值理念，特别是结尾小儿子石海——一个温和敏感的男孩子，也入伍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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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小说文本试图对某种生活真相进行揭示，对人性的偏执与软弱、爱情生活中的无奈、隐忍进行描述；那么，电视文本则将这个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无爱婚姻悲剧改写成了一个革命浪漫言情(套用网上的介绍)正剧。尽管媒介形式本身并不先天地决定其本质特点，小说创作中采取大众流行文化的叙事与包装策略比比皆是。电视剧创作中也曾出现过一批如《希波克拉底誓言》、《四世同堂》、《月亮背面》、《一地鸡毛》等纯文艺作品。然而，《激情》一剧对原小说素材采取的修改、加工策略却极有代表性地说明了电视剧作为大众流行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当下文化形态的异质性。它不大可能如小说原作那样去展现我军高级将领的爱情，也不可能如原作去展现压制个人意愿、由行政命令主宰的婚姻悲剧的本来色彩。然而，这显然不是负载着道德教化与精神塑型功能的电视剧流行文化通常的情感价值取向与伦理道德取向。因而，经过改编工作中的大手术，作品就由原来的透视小人物卑微生存际遇并对历史进行反思转变为一个革命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言情剧了。它是主流意识形态诉求与文化环境制约在电视剧改编与创作中的双重投影。
同时，改编中显示的这种唯“美”、唯“善”、唯“浪漫”、唯“激情”的追求，多少压抑了原作中对人性多维度的丰富表现，对人物的塑造向着单一向度发展。在“美好”与“壮烈”中失去了与之相对的“丑恶”、“懦弱”而呈现出某种人为美化的趋向，从而在某些故事段落中不能不显得失真。对石褚爱情浪漫化结局的处理，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原作中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捆绑婚姻、权势对爱情的扼杀，对个人意志的打压等等反人性问题的审视。电视剧中谢枫的呼号本来足以构成剧中内在的颠覆与思考而振聋发聩。但对石褚爱情的渲染，却很快淹没了这个声音，也淹没了人们对石褚爱情、婚姻质量可能的质疑：褚琴对石光荣的感情是爱情吗?——自然，媒体大力造势的男女主人公扮演者的戏外戏更加钝化抵消了人们可能进行的思考，而沉浸在这戏里戏外革命言情与浪漫团圆的氛围之中。这一戏里戏外相衔接的高潮正是2002年8月23日晚播出的《同一首歌·艺术人生》节目，人们的沉醉之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当下社会日益为经济驱动力所左右，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情感价值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老年人因为历史时代的制约，情感的荒芜与淡漠显而易见，生活的惯性又让他们欲罢不能，仍然在旧轨道上维系着面目全非的感情。《激情》中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历经旷日持久的对峙、摩擦，最终彼此真正理解。这种从心底流淌的掺杂着岁月苦涩的爱情老歌足以扣响他们心底的琴弦，让情感得以宣泄并获得必要的安慰。石光荣的死而复生所带来的圆满结局又具有某种警示力量。在移情作用的影响下，观众会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忘却烦恼、保持宽容。与此同时，人们也得以规避对历史的反思、对自身命运、性格的检视——这原本就不让人轻松，从而沉醉在一个温馨、感人的白日梦中。审视这部电视剧的情感力量与教化功能，恰恰可以明晰地见出电视剧如同我们“当代的史诗”，通过审美意象、情感力量所传递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也再现了“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的想象性关系”。③一方面让传统道德的内在凝聚力作用于观众；另一方面，又与对历史、社会、人性的深度思索保持应有的距离，恰如其分地完成了它所充当的大众媒介的宣传娱乐使命。“电视剧与现实生活之间互相渗透、互相混淆、互相模仿”的情形在此得到了再一次印证。
电视文本中对父子冲突的表现也是主流通俗剧文化观念的有力说明。在亲情的感召下，子辈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各自对人生可能的多元化抉择。这是为大众伦理观念所认可的，“顺”即是孝的别解，无论是石林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还是石海的人生选择，都首先是符合父亲意愿的好儿子；同时，这个父亲又是为主导文化所肯定的，是传统、秩序与理想的化身。回归父亲，让父亲满意，也就是向父亲所代表的传统与秩序的回归。这样叙事就以隐喻的方式，透露了作品的情感立场与价值取向，与新时期小说、影像叙事中子辈对父辈的挑战、抗争与超越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后者的作品中，子辈常常是要克服伦理道德与血亲情感的力量，最终听从新生活的召唤。比如《人生》、《老井》等等。《激情》则明显代表了相反的情感价值取向，是子辈向父辈抒发的由衷的敬服心曲。
三、微观真实与宏观虚幻的巨大反差
在这些添加的叙事段落中，叙事策略上存在着一个极明显的特征，这就是微观真实与宏观虚幻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作品展现的人物近40年的生活里程，恰好与建国前后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如抗美援朝、、三年自然灾害、、知青上山下乡、打倒“”、改革开放等有关，但除了对抗美援朝等事件进行了正面表现以外，对其他历史事件与人物行为、命运之间的关系明显回避着。只把历史作为一个模糊的远景放置在人物活动的舞台深处，同时几乎找不到当代史上各个历史阶段文艺、影像进行的所谓宏大叙事。这样人物命运的变化、人物之间的冲突也由此与历史时代产生了疏离感、断裂感。比如，表现石光荣与石林之间的父子冲突，作品有意模糊了时代背景——前后，仅仅将其处理为父子间在择业问题、对待磨炼意志品质问题的冲突；由于单纯强调石光荣对军队生活的痴迷与热爱，割裂了人物性格行为与历史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样就在把人物塑造推向鲜明个性化的同时，失去了通过人物性格行为折射历史社会的时代蕴涵，造成了生活细节的真实与宏观情境的虚幻之间的反差，使人物的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处于不大平衡的态势之中。
石林参军后在部队锻炼的表现以及石晶热情浪漫、富于诗意的部队生活也多多少少抽离了当时那个时代的特征，不大经得起现实主义创作准则的审视。尽管编导、演员都赋予了作品人物过人的光彩与个性，还是很难让人真正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与真实感。对警卫员小伍子在中受冲击的描写，也避开了正面表现，石的思想情感显得模糊暖昧，简单地将其处理为保护、调整与重返阵地的过程。石光荣一家与蘑菇屯乡亲的故事很可能是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或前后，但编导者更明显地绕开了这个敏感的问题，把它编写为家长里短的夫妻打闹，通过展示城乡矛盾、性格冲突这一超历史的家庭纠葛的同时，在孩子们充满谐趣的“一个老藤结三个瓜”的童谣中将真实的历史面目遮蔽并有意淡化了。于是，人们在分享石、褚家庭冲突的烦恼与趣味的同时，完成了对沉重过往的遗忘、超越与消费。电视剧中的故事结束在建国35周年之际，这一安排颇具深意，这样可以自然地让作品收束在一个辉煌、热烈的场景之中，同时在叙事上呼应了作品开篇，对表现人物心理、情感极其有力。同时，它又自然地规避了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诸多现实尴尬，如军队经商、高干子弟腐败等问题，只将一个美好、光明的画面定格在观众心中，再次绕开了对问题的发现与批判。
90年代以来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这就是不再像当代史上文艺作品中展示的宏大叙事那样去表现历史，世俗化、平民化的创作倾向成为主流，在赢得生活实感的同时，剥离了宏大叙事拥有的历史重量与丰实。它反映了创作者身处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以及遵循市场法则的大众文化彼此交织、影响的文化环境里，有意识或下意识的创作心态，这就是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最大可能地规避政治风险。在这种主导心态的左右下，一切可能引发争议的对历史的反思与评价就都尽可能地被淡而化之，而把焦点集中在故事的亲和力、可视性与趣味性上。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电视剧在戏剧冲突的组织上、在生活细节的设置方面较为成功，但也存在一些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比如，晚年的石光荣与褚琴之间的对峙、厌烦在电视剧中一再表现，如褚琴嫌石给菜浇大粪，在屋里也戴口罩，两人开始分居。在这个矛盾没有办法解决时，老战友胡、柳夫妇的到来，一席话让石茅塞顿开，随后行动产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让人感到颇突兀；剧中，石林十八年不回家也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石晶与旧日恋人胡达凯的火车相遇，尽管演员的表演都相当自然，细节设计得生动感人。但是，手法却仍然逃不脱传统说书的“说曹操，曹操到”的窠臼，缺乏生活逻辑链条发展的必然性：一个女人会用七年的生命等待一个人，却从不去寻找打听，而只能傻傻地等着编导安排的火车一遇，方可投身新的生活?随后，成子路遇逃犯，两人英勇配合，石晶终于投入男友的怀抱，则更是草率糊涂得只能借助于无巧不成书来给人物安排归宿了。然而，这一结局又与石、褚爱情的完满同样显示了言情剧大团圆的模式特征。
注释：
①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3版。
中、西职业经理人的差异 “未来,市场中的稀缺资源不再是资本,而是优秀的人才”,这是美国企管界大师史考特·派瑞博士不久前在北京演讲时的开场白。派瑞博士在这场名为“全球化与变革中的企业文化”的演讲中指出了中西方职业经理人的差异所在。
通过对全球7万多名经理人的研究,派瑞博士得出结论,东西方经理人主要的不同在风格,而不是在能力上。
派瑞博士进一步分析,如果把管理风格分成麦克奎格(DOUGLUS MCGREGOR)所说的X理论和Y理论,也就是“父母型”和“成人型”两种不同的管理风格,西方工业化国家较多采用成人型的管理,授权、建立团队、共识这些字眼,说明了员工和主管的关系。在亚洲,长久以来盛行的是父母型的管理,主观扮演父母的角色,期望员工担任忠诚、负责、顺从的孩子角色。这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社会、家庭比个人更重要,公司也比个别员工重要。
在能力方面,按“MAP管理才能评鉴”所设定的12项基础能力考察,中国经理人在“目标与标准设定”方面的能力表现最为突出,与17个国家、7万余名经理人做过评鉴的经理人相较,指数为75%,显示该项能力的水准在全球处于前1/4的位置。其他较高的能力为“计划与安排工作”,指数为67%、“决策与风险衡量”,指数为59%。
作者：不详
如何实现消费者体验的差异化呢？设计师必须掌握大量的信息，具备精湛的行业知识，拥有不断创新的能力。中国家具行业缺的就是这种由信息知识和创新思想组合出来的创造力。本文以铟琦诚的产品差异化策略为例，对差异化策略加以具体说明。
差异化的起点
家具业发展的原动力在于产品的设计，所以，原创产品对于优秀公司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铟琦诚的原创性选择了从两个方面来区分于其他家具企业：产品风格设计和技术难度的优势保持。特色的产品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样自然也就跳出了价格战的泥潭;技术含量方面主要突出了铟琦诚的特色，以工艺性的产品，通过实用性的展示，以达到差异性的效果。
独特的产品风格
营销界内有一名词叫差异化营销，引用到家具设计之中就是差异化设计，引用到产品研发之中，就是产品的差异化策略。产品向多元化、差异化方向发展。独特的外观，是标新立异的基础，公司产品的开发带有强烈铟琦诚特色，并不断延续和发展。款式不断更新，特色一直保持，各类家具的整体配套性做得恰如其分，铟琦诚在软体家具领域不断创造适合自己的天空。
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核心技术的差异化
沙发中木材的装饰是铟琦诚产品的一大独特亮点，但木材的变形和开裂是很多公司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铟琦诚为了避免此类问题，在硬件设备和工艺流程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现在木材的处理工艺是已经完全能够满足南北气候的差异以及客户的独特要求。
铟琦诚的产品特色还体现在沙发扶手的木装饰上，大量采用雕刻的手法对沙发进行独特的装饰。手工雕刻是提升木材及沙发品质、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价格的重要环节。铟琦诚拥有多名具有十年以上雕刻经验的技术工人。雕刻让沙发在造型上具有丰富的内涵，经过精雕细刻的打造，最终用凝固的语言表达出对生活的理解，对独特设计的态度，产品由此变成了艺术品。
油漆对于木材来说，相当于衣服对于人的作用，所谓“人靠衣装，家具靠涂装”。油漆工艺的好坏直接影响木材的表现效果。铟琦诚通过两个方面来做好木材的“衣服”：一是物的方面，二是人的方面。物的一方包括无尘喷房、恒温烘干房等，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产品的好坏最重要的还是人的作用，所以油漆技工的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公司对于人员的培养和稳定作了很大的努力。人员的稳定保障了油漆质量的稳定，最终的表现就是铟琦诚产品质量的稳定。
差异化的品质保证：质量年活动
【关键词】企业；管理文化；差异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跨国公司蓬勃发展，而公司经营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跨文化的差异。有人举例说：“一幢各国人群居的大楼起火，犹太人背出来的是钱袋，法国人背出来的是情人，中国人背出来的是母亲。”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了不同文化的差异，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即使是同样的环境，同样的问题其思维和行动却是大相径庭的。具体到一个企业，不同的文化差异必然导致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不同。因此，比较分析中外管理文化特别是中西管理文化的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西文化渊源不同
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既是一种以农民社会为主体的农业文化，又是一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宗法制度文化。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在早期发展中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忽视商业经济。而农业经济是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安于现状、乐天知命，缺乏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另外，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这种宗法制度文化把人以家族、宗亲为单位紧密的联系起来，宗族成员的行为规范要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它要求人们把自己看做是家庭、社会的一员，所以东方人强调群体意识，强调一切以大局为重，个人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组织。宗法制度导致了“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形成了重人治、轻法制的传统。以欧美等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有三个历史渊源。第一个是古希腊文化，这种文化强调一种科学精神，强调人要正确的认识自然，按客观规律改造自然。所以西方人特别崇尚科学，讲究理性主义。第二个是古罗马的法律制度。这种文化思想主张以法律制度规范每个公民权利和义务，主张产权清晰，私人财产不受侵犯。所以西方人重法制、守规矩。另外，古罗马法律里强调的是个人，保障个人的权利、履行个人的义务。所以在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主张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自己的财产和地位。第三个是希伯来民族的宗教。这种文化强调人应该有信仰，崇尚个人奋斗精神。由于中西方文化渊源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人格特质构造和发展取向的整体差异。东方人格是在是儒家文化、农业文明熏陶下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依靠宗族荫护；强调集体，追求和谐，封闭，感性；西方人格是在西方宗教文化、商业文明熏陶下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依靠个人奋斗； 追求民主；重开放，理性。
二、价值观不同
价值观是管理文化的核心，从价值观的不同可以看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最根本的不同。价值观主要指人们对事物不同的评价与认识，是衡量人们信仰、价值和心态的一个测量工具。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首先，西方企业员工崇尚个人奋斗，主张通过个人奋斗获取财产，拼命奋斗也拼命享受，追求从自身的努力工作中得到更多的物质满足和乐趣；而中国人受到安分守己的小农思想的影响，习惯平和、懒散的生活，不热衷改变现实，重视维系人际关系，把工作时间看作是同事间交往的机会。其次，西方人喜欢挑战和冒险，他们热衷于运用新的技术、开拓新的市场和开发的新产品，只注重过程，不在乎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相反，中国人崇尚团队精神和协调，缺乏一种冒险精神，墨守成规而且害怕变革也害怕承担责任。再次，西方人认为个人与企业之间只是工作关系，而且下级对上级有一定的建议质疑权，有较大的自，敢于直截了当的指出上级的错误。而中国员工一切听从领导的安排，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注重对领导的服从。
三、管理行为不同
西方文化以制度为基础，企业管理讲究原则、追求效率，注重实施的是制度化的理性管理。西方企业管理重视一种硬性安排，分工明确，职责清晰，讲究用法律条文作为主要依据约束人的行为，注重实证与依据的规范性和严谨性。但中方尤以国有企业为代表，更多的强调上下级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管理人员行动的主要依据是上级的指示，上级为至尊。而规章制度成为摆设、形式，甚至可以随着个人主观意志的改变而改变。在中国企业中，管理者实施的是关系化的情感管理，制度往往不被企业管理者所重视。企业管理者对制定制度毫无兴趣，即便制定出来制度，员工在执行时，也常常因为所谓的特殊情况或者特殊照顾而“灵活”放弃。中国企业管理依赖于人治，讲究一种情感的互动，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是管理的主要手段。
四、人力资源上的不同
西方企业人力资源配置主要是依靠外部劳动力市场。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达，企业一般直接通过市场招聘所需人员。个人与企业的关系靠契约维系，只是一种简单的劳动雇佣关系。这种简单的法律关系使得员工与企业之间双向流动，一旦发现对方不适合自己的发展，就马上解除契约关系，所以可以实现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最优配置。在人力资源的使用上采用多口进入和快速提拔，企业只注重员工的能力，只要良好的工作绩效就可以很快得到提升和重用。而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主要是靠考核、内部培训的方式，一般员工流动性不大。在人力资源使用上往往要熬年头、论资排辈，重视个人历史和人际关系即家庭背景，重视德才兼备，政治素质等。另外，在企业人员的工资组成上，西方企业主要以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来进行发放，而中国一般都纳入员工的资历、经历和学历等要素，并且这些还是区分员工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
五、管理决策方式不同
西方管理文化思想是在崇尚自由、平等、法制的社会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因此，西方管理者的决策非常民主，主观性也比较强，管理者一般都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善于听取各方意见，所以上下级之间的权力距离较小，谁最了解问题，谁最有发言权。西方企业常常是习惯于个人做出决策，并由决策者承担最终责任。而中国管理文化思想是在等级森严的家长制集权专制制度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内部等级秩序严格。在决策方式上，中国企业的决策常常由集体做出，效率低下，实际上大多数仍是主要领导相互妥协作出的决策。这种集体决策没有明确的责任人，所以不管决策对否，都无须承担责任。中国企业不善于对下级进行授权，也不善于听取下级意见。而下级也不敢轻易越权，只要是领导说的，都是对的，对上级有着强烈的依附心理。所以企业上下级之间存在较大的权力距离。
六、约束方式和激励方式不同
西方管理文化认为，人是自利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所以通过物质刺激就可以很好的约束和激励员工。中国管理文化主张用伦理道德来教化人，是一种关系化的情感管理。通过管理者的自我修养对员工产生一种人格影响力，促使这个被管理者也从主观上对自己加以管理，而惩罚等都只是一种辅助力量。
总而言之，我国的管理文化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单纯的分辨哪个好哪个不好，它们都是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外管理文化也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例如不管是以家庭为本的中国企业还是以个人为本的西方企业，都在管理中突出了人的重要性，重视个人的发展。另外，各国企业都倾注极大热情在企业的价值观、目标、宗旨等管理文化建设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使中国经济融入到整个世界经济中，也导致了中外管理文化的相互取长补短、交融汇合。
参考文献
[1]武，康星华.《现代管理学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芮明杰.《管理学教程》.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3]程国平，刁兆峰.《管理学原理》.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一、物业管理概念
物业管理概念是我国房地产业较早开始“炒作”的一个概念。作为房地产开发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某一个项目物业管理水准的高低是影响业主作出购买选择的重要因素。因为业主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全、方便、体贴周到的环境里。因此，我们常常见到稍大的楼盘和高档楼盘，往往打出“引入香港顶尖物业管理”之类的旗号。
为适应房地产业的发展需要，我国物业管理机构应该建立自己的经营管理服务理念，探索先进的物业管理服务模式和崭新的物管企业运营机制，充分发掘企业文化和社区文化，着眼于打造物业管理品牌，才能在房地产营销中保持主动。
二、绿色生态概念
房地产业内绿色生态概念风行。绿色营销理论的核心是，企业营销活动应该是以人类的绿色消费为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营销活动，是实现公司赢利、消费者需求满足和社会长远利益三者动态平衡的新型营销。绿色营销观念强调企业的营销活动要保护环境，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减少污染，避免资源浪费，提供亲近自然的、无害化产品和消费。
这股绿色生态概念之风自然很快吹向房地产业。企业在房产营销中打出了环保、绿色、生态的口号，在营销全过程力图体现“绿色”关怀。例如，地段选择尽可能远离污染源，墙体和窗户采用新型保温隔热隔音材料，拒绝使用粘土红砖（减少土地资源消耗），装修装饰使用新型无污染、无刺激、无公害的材料，房屋建筑尽可能减少光污染、降低噪音、污水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等等。在生态营造方面，则普遍强调小区景观的配套和环境的绿化，强调居住环境的舒适性、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和谐性。这些都成为楼盘中的USP，成为吸引顾客的“卖点”。
三、欧式概念
欧式概念几乎是全国房地产市场上最普遍、最常见的概念模式。从我国房地产业起步伊始的沿海和南方城市，到今天的内陆城市，欧式概念之风一直在热吹之中，成为竞相模仿和攀比的焦点之一。无论是建筑的外观造型，还是小区环境的布局，力图体现欧式建筑的古典美、现代美。在很多城市，稍有实力的开发商，稍大的楼盘，就要请海外设计师担纲设计。外观设计则往往是欧式圆形拱门，欧式窗户、罗马立柱，欧式门楼、檐口和墙面浮雕装饰；小区景观则城堡式建筑、欧式雕塑小品、欧式风景树、欧式花园草坪等；还有实力雄厚的开发商，甚至将整个小区“欧化”。
四、品位概念
追求品位，是现代社会逐步富裕起来的人们的共同向往。
有一句几乎成为经典的广告语——“我选择的是家，不是房子”。这句话似于把房子和家对立了起来。其实不然，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它恰恰体现了房子之于家的重要性。房为家的载体，没有房，何以为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房子是家的代名词。对普通百姓而言，房子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大件商品”，它是人们享受生活的基本条件。无房的人梦想有房，有了房的人则无不希望把“家”建设得温馨、高雅和舒适。因此，在善于制造概念的房地产营销人士头脑里，品位概念自然又是一个重要的“噱头”。
五、人文概念
现代都市人，每天奔波于繁华闹市，车水马龙，喧嚣尘扬，更希望能寻得幽雅高尚之所，置业安家，与高尚人士为邻，受文化环境熏陶，修身养性，让自己和家人在享受生活的安逸、温馨的同时，还能够浸润在一个文明、高尚的文化氛围里。对人文氛围的追求，是都市人在满足了基本温饱之后，生活境界和精神境界上的更高要求。
于是，在房地产营销的概念演进中，人文概念的流行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开发商和企划人都希望借助人文概念来提升楼盘的内涵和品质。什么“与高尚人士为邻”、“某某家园，墨香中的家”，什么“某某花园，书香门第”之类的广告，一个比一个喊得更响亮。
六、旅游休闲概念
现代人在紧张。工作之余，希望获得休闲、旅游度假，调节心情，放松精神。休闲将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生活方式。因此，那些在城郊结合部开发的项目，特别是别墅项目区，则着力营造旅游休闲概念。如泳池、沙滩、戏水池之外，辟有野趣烧烤乐园，随物业赠送小型花圃或农庄（可代为打理），还有的项目干脆建在远郊的旅游度假区。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公开发表一种观点——拥有两套住房才算小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他所说的另一套房主要被用作周末和节假日度假之用。可见，学者分析的和身体力行者们“想到一块儿去了”。这说明旅游度假概念反映了房地产开发的一种重要趋势，难怪开发商和企划人们开始热衷于营造这一概念。
七、会所概念
从字面意思上讲，会所就是项目业主或小区内居民聚会之所。顾客在接受房地产广告信息和作出购房选择时，面对的大多数是期房或半期房，所以尽管很多发展商在楼书和规划图中展示了漂亮的会所“效果图”，但更多的发展商主要是把它作为一个销售卖点而已，至于会所何时能真正建成，提供哪些服务，由谁经营和如何经营等细节问题，并没有确定，所以顾客得到的仅仅是一个美丽含混的承诺。
然而，深入考察一下，可以发现，会所概念在实际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一是会所的功能定位问题。一般大型社区或比较成熟的物业，均配备有专门的物业管理机构。那么，会所为入住的业主提供的服务如何同物业管理区别开来，避免重复或空白呢？这就需要对会所作功能定位。我认为，会所应该定位于人际沟通和社区文化交流，应该成为社区居民人际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场所、渠道。让小区居民从家庭自我封闭中走出来，多作人际沟通，开展有特色的小区文化活动，如文化沙龙、小型图书馆、游艺活动、健身、聚会、社区教育等，面向社区大家庭，敞开心扉，亲善友好，至于洗衣送餐、孩童托管之类的家政服务，则应该由物业管理部门承担。
二是会所经营权和经营方式问题。即会所应该由谁经营，如何经营的问题。也许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缘故，我们看到会所普遍由开发商经营。由于开发商的主业不在于此，如果开发商经营上出现问题，这就容易造成与业主的矛盾。因此，我们提倡会所可以引入社会的专业机构来经营，以提高经营水平和服务水准。在如何经营的问题，有开放式经营、封闭式经营和半开放式经营三种观点。因服务的对象范围大小不同，经营方式和对业主的影响也就有不同。更多的业主希望会所实行封闭式经营，以享受优越的服务，但这也会增加经营成本，提高会所消费代价。
八、亲水概念
水也是21世纪最珍贵的资源。而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在很多城市尤其是北方城市，缺水严重，水就更显珍贵。因此，生活在都市的人们，如果能选择亲水居住，是一种亲近大自然的惬意人生。在这种追求下，亲水概念不知不觉风行房地产界。不少开发商把项目用地由原来首选地段因素转向临水因素。于是乎，那些临湖、临江、临河的项目开发一下子热了起来。只要看看如今楼盘项目的名称，便可以看到与水的关系：蓝湾俊园、金色港湾、银河湾、秀水公寓、海岸花园、恋湖公寓、玫瑰湖畔、碧水湾、锦绣香江、星河湾、山水庭苑、临溪居……。
九、智能E化概念
智能E化概念是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从近几年的房地产文章和大量的房地产广告中，“智能”、“E化”概念的热炒，似乎标志着入住的业主能一夜跨入智能社会、数字时代。然而，对大多数市民和购房者来说，“智能化”仍然是雾里看花。不少人认为，上网、宽带、可视对讲、红外线监控、远程抄表就是“智能E化”，也有些开发商出于“炒”概念的目的，不管够格不够格，故意朝这个概念上套，以时髦的词汇“蒙”人。
张祖群（1980―），男，湖北应城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管理与遗产旅游。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JY088）、2011年度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资助（PHR201108319）、国家教师科研基金“十一五”教育科研规划2009年度重点课题（CTF09003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0BGL049）、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BG125YB012）资助。
【摘要】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方面差距很大，需要合理借鉴，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尊重古人，服务今人”。本文从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等6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方面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但相关部门、行业、政府往往合谋拆旧建新。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文化悖论
一、引文
本文试图从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六个视角对比分析，分析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差距。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管理经验与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土壤结合起来，特别是根据我国具体的遗产国情和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阶段与长远发展的不同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改善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改变“十八龙治水，浑水摸鱼”的混乱局面，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最后“尊重古人，服务今人”，这才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分析
（一）比较视角一：组织结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管理都只设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与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互相扯皮、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符合了亨利.法约尔的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的管理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中国目前文化遗产分别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即建设部、文物局共同管理。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垂直序列，各自依法律和部门政策对遗产地资源进行管理，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设在景区内的所有单位都应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1]。
西欧国家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意大利在行政上的划分同我国有相似之处，行政区划如同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意大利始终强调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在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一致奉行这种垂直管理的制度，使得所有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预管理[2]。这种统一管理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难以摆正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体现得很明显。笔者曾经分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问题，北京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胡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到底是选择经济的短暂繁荣与官员业绩，还是选择牺牲长久的经济利益、保存修缮名人故居，缅怀名人，传承文化精神，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名人故居保护与遗产传承，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文化悖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学术界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有效借鉴意大利这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制度，那么决策层在做出任何一个拆迁决定之前，会权衡文化因素及经济因素，顾及更多的群众因素，舆论导向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比较视角二：权利配置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只有一个领导部门，其他部门只有协作和监督的责任，并不承担管理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在遗产遇到困难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是文化、城乡规划、旅游、宗教等部门同样拥有对部分文化遗产的管理职权，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都承担着相关职责[3]。我国现在多部门共同拥有对文物的管理职能，导致每个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利益都不同，不利于遗产管理方式的统一。
我国的遗产管理组织结构和西欧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欧国家是典型的直线制，而我国的遗产管理直接涉及到8个部门，分别是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旅游局、宗教局、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等，这些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主管文物类、农业类、自然保护区类、海洋水下考古类、A级以上风景区、寺庙道观、民族文化类、水利风景区类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各自为政，互有重复；同时我国遗产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8个部门。而国家文化部是国家文物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国家文物局业务工作，同时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审核等。教育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单位。每个部门都拥有对遗产的管理职能，谁都能够管理，条块分割严重。甚至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也承担着相关职责（图1）。
早在2004年，九部委就联合了《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提出：①要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②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在这种水平管理模式下，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同时，每个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例如，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4]。所以国家旅游局看重的是对于挖掘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旅游资源；而国家文物局可能更看重的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容易引起平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国家提出的新政策无法顺利的实施。
图1 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模式简介
（三）比较视角三：法律法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具有统一性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且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就英国而言，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就有很多，主要有： 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1913年的《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1944年的《城乡规划法》，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1962年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1990年的《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这些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有了根本性依据。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我国诸多专门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且多以国务院及其部委或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指示、办法、规定、通知”等文件形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很少[5]。没有相关的法律体系对管理制度、机构设置、各方面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也没有相关法规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定[6]。再加上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结构的混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
遗产管理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法规问题，法律是管理的基础，有了法律作为保证，再加上一个合适的遗产管理制度，才能促进我国遗产管理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法律很明确的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决性，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该向公众传达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态度。同时，法律法规也应该明确遗产管理的程序，以及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还要对资金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就不会存在像名人故居在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也不会存在遗产机构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四）比较视角四：资金筹集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自筹资金等形式。遗产单位保护资金既包括传统上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和税赋优惠，还包括来自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投入、资助与捐赠，其中也包括通过发行彩票来募集资金，而我国用于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过分依赖一种资金来源途径，有很大风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是需要经过预算的，像医疗、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拨款，所以一旦政府加大了对于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和管理的经费投入就会减少，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遗产保护工作的停滞。而西欧国家实行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则更为保险。一条筹措资金的渠道出现问题，还有其他方式，不会造成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停滞。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募集资金的新渠道，摆脱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这样才能推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从资金来源上看，渠道比较单一，除获得上级政府预算投资以外，遗产机构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收入，但是门票收入大都用来保障日常管理。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政府拨款[8]。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多、级别不一，仅仅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遗产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分类别、多样化的融资、收入模式。
（五）比较视角五：公民参与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在公民参与上，善于调动民间和私人积极性参与文化遗产管理。将公众利益、公众服务置于遗产管理工作的关键地位，已成为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特点。笔者在欧洲考察期间，见到一些城市博物馆主体游客都是社区居民，居民义务讲解，参观者在其中培育与社区、家乡、民族、国家的感情。他们公民参与积极性高，以博物馆为荣，将博物馆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和其他民众。
真正健全的遗产管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公众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欧洲，可以看到各种民间遗产组织、公众活动、社会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存在，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参与。积极的公众参与使遗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与人才得到不断补充，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7]。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程度都较差。因为文化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同时限于国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实行现状保护，只求最低程度的防盗、防雨等，甚至一些遗迹面临被破坏、拆毁的命运。例如，为了城市建设，北京众多胡同、名人故居被拆除，星巴克一度“入侵”故宫，一些高级别单体古建筑出租打造成商业会所；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壮丽的三峡激流景观不复存在，产生了“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如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之中，那么民众的呼声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相关部门的草率决定，有公民参与的决策会实行更有效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公众的参与，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公众对于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参与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不足有关，也和我国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问题上，公众能够很好的发挥舆论和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保护故居的重要性，那么梁、林故居可能就会免遭拆除的厄运。
（六）比较视角六：经营机制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营机制体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放权，即进行“私化”改革，私化改革的基础是文化遗产经营实行“非营利化”，这种模式无碍于遗产的文化价值，且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8]。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内容就是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经营机制，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经营的核心就是“私化”，基础是“非营利化“，从本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也可看出这种“私化”的经营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实行是成功的。
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各部门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导致了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矛盾[9]。我国的文化遗产经营与西欧国家有着鲜明的对比。中国遗产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归国家所有，行政部门对遗产机构进行直接管理，有的遗产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10]。文化遗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机构并不掌握遗产资源的产权（如土地权、林权等），而只有对资源的部分管理权。这样导致了遗产管理结构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定位于“非盈利的”遗产管理部门还是“盈利性”的遗产管理组织。定位的不明确，会导致管理责任的不明确而且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将以上所述内容汇总如表1所示。
三、总结
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开创了相对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体系，遗产多由某一部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或将管理权交由某一机构管理。大多由一个专门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化解保护与开发悖论。例如美国的直属于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公园体系；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英国的中介机构模式等。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这使得中国的遗产管理以一种“多部门协调”的方式进行，最后“十八龙治水”，越搅越混。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相关责任的交叉、行政分割等，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多个部门管理、人为管理 、重复管理、最后出了事情谁都不管理。
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科学管理、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严谨的数据测量、技术分析等方式对遗产进行严格的保护，修缮，维修，谨慎性地重建等。针对不同的遗产对象，采取精细化的遗产保护技术方式。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往往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割裂。甚至在旅游开发的商业驱动之下，拆了原真的“旧古董”，大量仿造和重建“新古董”，这不仅破坏了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使之成为了旅游开放商、地方政府追逐现实利益的工具，最后还要将这种污名强扣在“旅游管理”的头上。其实不是旅游管理本身拆旧建新，而是其他部门、行业、政府合谋拆旧建新，最后给“旅游管理”戴了一顶破坏文化遗产的坏帽子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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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嵩龄.第三国策：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78-79.
一、实行工作目标差异化管理的意义
（一）差异化管理是服务和促进辖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南岸区几年来经济的发展定位来看，南岸区将以消费类电子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为支撑，在茶园打造千亿级园区；以会展和物流为支撑，在南坪打造百亿商圈；实施“两心一带”、“北斗计划”，建设“五个南岸”等等。区委、区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不同定位，而在这些不同定位的经济区域，工商所要如何有效发挥职能，如何有效作为才能更好的服务辖区经济发展，这是需要工商部门思考的问题，也是实行差异化管理的初衷。
（二）差异化管理是体现工商部门工作特色的需要。市场主体不同，工商部门工作任务和特色就不相同。南岸区的市场主体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色：南坪片区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租赁及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业占的比重较大，四公里、弹子石片区制造业比例较大，南山片区住宿、餐饮业比例较大，长生桥片区农林牧副渔业比例较大，而全区规模以上企业中多数在茶园和弹子石片区。这些差异导致不同工商所辖区的工作对象、特点不同，监管任务不同，监管责任也不一样，因而工作重心和特色也不尽相同。只有实行不同的管理，其工作思路、方式、重点、着力点才能适应区域工作的需要。
（三）差异化管理是适应当前工商职能转型的需要。“两费”停收以后，工作重点逐渐转到加强监管执法服务上，工商转型提上了议事日程。南岸分局因势利导，引导工商所因地制宜，结合监管辖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工商工作需要，推进差异化管理，对各个工商所进行准确的职能定位，从而促进职能转型。
（四）差异化管理是为工商干部提供成长平台的需要。干部的成长在基层，但需要相应的平台，差异化管理无疑是调动干部工作激情的平台。差异化管理要求针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特点、市场主体分布特点等因素进行监管。这要求工商所合理调配工作人员、工作任务和工作量等，对工商所所有人员特别是所长提出了考验，并迫使每个人去思考、探索、实践。同时，差异化管理由于没有固定模式，也要求干部去调研辖区经济发展情况，去思考问题监管服务问题，在奖勤罚懒机制建立的同时，也促使那些善于思考、勤于调研、精于工作的干部崭露头角。
二、工作目标差异化管理四种模式的运行及成效
南岸分局根据7个工商所的不同情况，分别实行“3+1”工作模式、监管执法办案所模式、农村（景区）工商所模式、园区工商所模式。
（一）“3+1”工作模式。以商贸中心工商所为代表，由于地处商贸繁华的中心地带，企业占全区的50%，个体工商户占全区的33%，12315申诉举报占全区的70%左右，重点行业、公共聚集行业占全区30%左右，大型市场商场占全区的44%，市场主体量大集中，12315消费调解数量多，监管任务重，维护稳定任务艰巨。工商所工作目标主要放在消费维权、市场监管、行政执法、维护稳定上。因此工商所人数较多，历年来均在22-25人之间，职能定位综合全面，内部组织设置分工较细，内部管理采用“3+1”模式，即设内务登记组、消费维权组、监管服务组3个小组和1个经检中队。分设组长和中队长各1名，成员向组长、中队长负责，组长、中队长向所领导负责。实行该模式管理，在规范监管上出重拳，开展声势浩大的查处家庭旅馆、黑网吧等专项整治活动，并将有关情况上报政府，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将此纳入综合治理的内容，促使区政府出台《关于整治规范无证无照行为的实施意见》，将前置许可部门作为无照经营的第一责任人，成功地将“查无”由部门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该所在行政执法上更是向电子商务新领域延伸，已经查处两起涉网案，罚没金额达32万元，实现历史突破。
（二）监管执法办案所模式。以四公里、弹子石、龙门浩工商所为代表，辖区家具、服装、皮革等制造加工业占较大比例，制假售假、无照经营的黑作坊、黑窝点较多，媒体关注度高；辖区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经营者结构复杂且流动性强，辖区经营秩序不太规范，工商所工论文作目标主要放在规范监管和行政执法上。这些工商所规模适中，人数在13至20人，一般设置内务登记组、监管巡查组和经检中队，各组和中队不设负责人，直接向所领导负责，内部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这些所实行该模式管理，执法办案成效显著。四公里工商所2009年突破办理案件100件，罚没金额100万元，被市局评为全市工商系统“十佳办案单位”；龙门浩工商所办理了1件罚没金额超100万元的大要案件。同时，这些工商所端掉多个制假售假黑窝点，媒体广为宣传报道，百姓拍手称好，工商在经济领域的监管权威形象得以树立。
在管理会计学中，以成本性态可分为基本假设，成本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变动成本法是相对于完全成本法而言的，它从无到有、从一开始不为人们所认识到被普遍重视并被广泛应用，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具有突出的优点。本论文通过比较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概括其差异。管理学论文提供参考。 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的差异 一、产品成本构成内容不同。完全成本法，是指在产品成本的计算上，不仅包括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还包括了全部制造费用（变动性制造费用和固定性制造费用）。变动成本法则是指在产品成本的计算上，只包括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中的变动性部分，而不包括制造费用中的固定性部分。如表： 方法产品成本期间成本 完全成本法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性制造费用 固定性制造费用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 变动成本法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性制造费用固定性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 二、存货成本的构成内容不同。由于两种方法下产品成本的构成内容不同，所以存货成本的构成内容也不同。完全成本法下，不论是库存产成品、在产品还是已销产品，其成本中均包括固定性制造费用。变动成本法下不论是库存产成品、在产品还是已销产品，其成本中只包括变动性制造费用，而固定性制造费用则作为了期间成本。所以变动成本法下期末存货的成本必然小于完全成本法下的期末存货的成本。 三、计算损益的方法不同。在不考虑税金问题的情况下，完全成本法下，利润总额=销售收入--销售成本—期间成本。变动成本法下，利润总额=销售收入—变动成本—固定成本。现举例如下： 某企业从事单一产品的生产，连续三年产量均为600件。而销量分别为600件、500件和700件。单位产品售价为150元。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年度总额为20000元。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性制造费用为80元，固定性制造费用为12000元。要求：采用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计算利润总额。 损益计算和年份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合计 变动成本法：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固定性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利润总额 90000 48000 12000 20000 10000 75000 40000 12000 20000 3000 105000 56000 12000 20000 17000 270000 144000 36000 60000 30000 完全成本法：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利润总额 90000 60000 20000 10000 75000 50000 20000 5000 105000 70000 20000 15000 270000 180000 60000 30000 第一年，产销均衡，两种方法下的利润总额相等。第二年由于产大于销，有存货，变动成本法下固定性制造费用都作为期间损益 在管理会计学中，以成本性态可分为基本假设，成本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变动成本法是相对于完全成本法而言的，它从无到有、从一开始不为人们所认识到被普遍重视并被广泛应用，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具有突出的优点。本论文通过比较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概括
一、美国企业比我国国有企业更注重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相结合。美国企业对雇员的招聘雇佣和培训、使用，更注重与企业发展战略相结合。其工作重点不仅是对雇员问题的急救处理，而是从招聘开始就注重质量，要使所招聘的雇员，一定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需要，在使用上积极鼓励雇员参与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的拟定，激励雇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挑战性，满足其成就感，营造雇员和企业共同的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旨在使雇员更有效地进行工作，帮助企业成功地实现战略目标。
我国国有企业现有人事管理，大多数还是延用计划经济体制那套人事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相脱节，强调人事管理本身管理功能的发挥，着重规章管理，以解决企业当前的问题和执行交办事项。这种体系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基本无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虽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仍还处于传统的人事管理阶段，职能多为工资分配方案的制定和人员调配、晋升、培训等，还没有完全按照企业发展战略的需要将员工包括管理层作统一的规划，更未制定出符合国家政策的选择、培养、任用、激励等规定，以达到尽可能的利用人的创造力，增加企业及社会财富的目的。传统的人事管理使我国企业人员很难做到人事相宜，人事配置手段较弱，形不成合理流动的优化配置的机制，企业的人事安排往往因人设岗，情大于法的人事管理仍然很普遍。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大型企业对招聘雇员的要求，并不仅限于职位的要求，还包括测试人际技能、热爱生活和乐于助人以及是否对职业进取方面有强烈的紧迫感等等。也就是在招聘员工的过程中，把员工的素质同企业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了。这一举措在我国大中型企业的招聘中还不多见。
二、美国企业比我国企业更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员工素质的培养。人力资源开发是通过有计划、持续性的组织实施培训、教育和开发计划，以改善员工和整个组织的工作绩效的活动。在美国，企业对雇员的培训并不仅仅是象我国企业进行的岗位技能培训，而是有计划、针对性强的实施系列培训项目，其目的是提高雇员岗位技能，更重要的是开发人的能力、培育有潜在能力的高级管理人才。摩托罗拉在中国推行管理本土化的战略，通过培训的手段，培训高素质高技能的员工，帮助将来有可能成为有才干的高级管理人员成长。目前，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公司的大部分中层管理人员都是中国雇员。1997年在中国对中国雇员培训方面投入500万美元，项目有“中国雇员的管理计划”和“领导效率强化发展”计划，还派出300名雇员到海外受训。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人力资源培训，其高层管理人员认为教育的关键是改变公司员工对公司的态度，要求他们以股东的心态对待工作。比如在职工培训中，一项“发展创造力”课程就是针对全公司在100多个国家的5．5万名雇员为对象，以节省公司开支和增加收入为目的而提出的，结果员工提出的方案使公司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其“管理人员培训”课程是针对有潜质的管理层雇员，派他们到高级管理人员和资深高层主管身边的学习至少8个星期，象影子一样陪伴。目的是使他们作为一个工商领导对经常遇到的挑战者有全方位的了解，尤其是资源调配问题在紧急情况和长远目标相冲突时的决策，在短时间内掌握跨部门处理问题的技巧及全局观。
在我国，国有企业的培训工作通常是与人事部门分离的，一般都由各业务部门分别举办短期培训班，这种培训仅限于岗位培训，常着眼于当前。这常见于企业引进先进设备和IS09000系列达标验收等的应急培训。企业人事部门还没有从开发人的能力的角度，制定培养符合企业未来发展需要的、有潜质的经理人的规划。就目前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现状看，职工自身素质不适应企业的发展需求，人才得不到发掘，企业的兴衰多系于主要领导人身上。
三、美国企业人事部门比我国人事部门更注重努力营造雇员的良好工作环境，构建企业发展所需的企业文化。美国企业的人事管理部门具有沟通雇员与企业关系的职能。其工作人员常通过参与雇员的生日、聚会、向离开企业的雇员调查，倾听雇员对企业和人事管理的意见，引导雇员了解企业的发展目标，参与企业管理，满足雇员的成就感，使雇员感到自己的存在和对企业的影响力。人事部门人员还向各管理层反映雇员所关心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帮助企业上下建立开诚布公、互相尊重、关心、协作的工作环境。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创始人保罗两兄弟就经常和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参加雇员的聚会、婚礼，解决雇员关心的问题，不断满足员工实现自我发展的成就感，使公司积聚了许多优秀人才和忠实于企业的员工。美国西面航空公司总裁克莱赫就授权人事部雇用那种服务意识强，能与他人和谐相处，有幽默感的人，公司的经理们也鼓励员工带配偶出席公司活动。这个公司形成很强的凝聚力。事实上人事部门的这些职能和工作，是在营造和推进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指企业内部具有明确统一的思想、意识、精神、信仰和价值观。企业文化所蕴涵的管理哲学和企业核心价值形成的企业人格，对于企业的经营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国有企业的人事管理部门是不负责营造和推进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工作的，或很少过问。而这项工作基本上是由企业的工、青、妇、群、团组织来推动的，与人事部门未形成合力。职工个人的价值取向与企业的经营理念、发展战略不易形成一致。事实上，我国国有企业人事部门未把企业文化纳人人力资源管理，使企业文化在一个企业中所具有的动力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力功能、融合力功能、约束力功能没有被很好地挖掘出来，没有被作为经济发展本身的一种科学规律加以总结和应用，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成了一句空话，人才难留。
四、美国企业比我国企业更注重不断地完善符合企业激励雇员、留住人才的激励机制。在美国，企业的人事部门都能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工资福利来强化对雇员的激励。企业给雇员的工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逐年有所变化。同一职位都有上限下限的幅度工资。刚进入同一职位的人，无论能力怎样，都处于下限工资水平，每年有所上升，但升幅不一定相同。工作好的升幅大，反之则小。愈往上，则升幅愈大。达到上限则需要晋升才可能升资。这就不断地激励雇员向价值高的职位挑战。例如，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1BM)是一个拥有34万员工，520亿美元的巨型企业。该公司把员工的工资问题作为人事管理的根本工作。他们认为，在工资上有不合理的地方，会使员工对公司和上司感到失望，影响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司根据各部门的不同情况、工作难度和重要性，将职务价值分为五个系列，各系列都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额和最低额。每个系列的工作按其困难和复杂程度依次递增，其职务价值也愈高。低级系列的最高额并不是第二系列的是最低额，相当于第二系列中等偏上，而比第三系列最低额稍高。若做第一系列工作的只对本职工作感兴趣，那么他可以从低级系列最低额慢慢上升，只限于最高额。对于不满足本职工作的职工，当他们的工资水平超过第二系列的最低额时，就会提出“请给我做再难一点的工作”，向第二系列工作挑战。各部门的管理者也会向他建议，从而引导员工渐渐向价值高的工作挑战。员工个人的成绩大小是由考核评价来确定的，通常有直属上级负责对职工工作情况评定，上级领导进行调整。评价往往与做类似工作的其他员工相比较，评价指标大体分十到二十个项目进行。对凭感觉评价的工作，如秘书、宣传、人事、总务等部门的评价，则设法把感觉量化。以宣传为例，他们把考核期内的报刊杂志上刊登的关于IBM的报导收集整理，把有利的报导与不利的报导进行比较，以便作为衡量一定时期宣传工作的尺度。
在职工工资类别等级上，我国国有企业与之多有相似之处。但在职工升资上，却缺乏激励性。只要企业有效益，职工于好干坏都能升资；对职工的业绩考评，则更是情高于法，激励作用荡然无存。
五、美国企业人事部门工作人员比我国企业人事部门工作人员，更具有综合工作能力。与传统的人事管理比较，人力资源管理更具有战略性。人力资源是国际竞争、企业竞争的最主要的资源。这就使人力资源成为企业管理方面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人力资源部门也就上升为战略部门。在美国，企业公司的人事副总裁已成为决策班子中举足轻重的成员。这就突出说明了美国企业对人才的重视，对人力资源的重视。新时代的人力资源需要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来帮助企业提高经营效能，促进其成长与发展。这就要求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据美国口香糖公司国际人事部门负责人WarrenBarshas比先生指出，当前美国大中型企业专业人事管理人员应具备的关键知识和能力主要有：
1)具有善于交际的技巧，能够倾听和理解他人的需求和想法。
2)具有较高的语吉表达能力。
3)具有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即协调雇员关系)。
4)能运用统计技巧阐述劳动及相关状况。
5)具有法规方面的知识(如劳工法雇佣标准法及相关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