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发展论文第1篇

【关键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哲学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370031003-8353(2004)01-0037-08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一些人仍然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马克思哲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

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纵观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名称，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1]、“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1]、“实践的唯物主义。”[1]、“我的辩证方法”[2]、“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人的科学”[3]、“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4]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把马克思和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5]、“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5]、“自觉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历史观”[5]，“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5]、“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5]、“马克思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方法”[5]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后人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上的困惑：不论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人的科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辩证方法”，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或“唯物主义方法”，都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直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然把“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念念不忘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两个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哲学人为地分割成了只是在概念推理中才能发生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部分，使活生生的马克思哲学成为了只是在概念表述上才能体现出优越性的理论教条；二是混淆了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界线，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现代哲学。有人则像海德格尔等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马克思哲学与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尼采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模式下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实际上，如果坚持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7]。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8]。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马克思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马克思在其终生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著作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哲学家必须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2.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马克思一生中都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3]，摆脱当时“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求人类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康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的关系，把“现实的阶级利益”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9]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空洞的幻想”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9]。

3.面向发展，随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与人民利益的动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仅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而且强调理论和实际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本身而不是所谓的原则，它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坚持把从社会现实中引出的原则运用于现实，运用于改造世界，不仅使这些原则适合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按照这些原则去改造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马克思哲学以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当中，人民性、利益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在理论和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动态统一，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

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的根本对立。

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最佳视角

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以相同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还是几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几经转折的阶段?二是理论的内容，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还是在同一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大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与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密切相关。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就必须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改良，把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体系，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识，并把它机械地分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由纯粹概念建构而成的学科。甚至于用一些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借来的新名词，套到马克思的头上，对其进行“新诠释”，或是构建“新形态”。

而只要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贯穿于马克思终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当中。不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其基本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利益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实。这就使理论和实际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使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实践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统一起来。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用于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包括法哲学在内)、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形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互不联系的几个部分。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叛。其后，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才真正建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个新哲学形态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基本思想散落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大量论著中，绝不能以某一论著的观点为限。并且，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都没有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进行过系统论述。因此，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我们必须从其全部产生发展过程来把握其整体性。

马克思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附注]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寻找使“在本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1]的途径。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倒”过来[1]。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虽然还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

其后，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全新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他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对传统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表现给予了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完成了由传统形而上学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指出德国哲学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批判“老年黑格尔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而“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认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根源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们不仅把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形而上学，而且把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对立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功能，致力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努力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现实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因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也正是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马克思才使自己的哲学与古典哲学和同时代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这里的“哲学”，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片面强调认识世界，必然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反之，如果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去，存在的就只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还是相互脱离的——只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人们才能实现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目的。也只有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终生所追求的，就是要使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批判施蒂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认为“在施蒂纳那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成为他的反思的创造物”[9]。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主张哲学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它不是以本体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基础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他们一生中不再对形而上学的知识论问题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人民现实的幸福”的关注，转向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现实状况的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现实中人民的尘世幸福，而不是虚幻的天国的幸福。他的哲学面对的是现实事物、现实社会，而不是纯粹的概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强调“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没有区别，也不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马克思理论是一个由其基本精神贯通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从几个不同的基本概念出发推演出来的、纯粹的学科体系。

因而，我们只有把握住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入手，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以及全部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

三、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区分马克思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

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8]。

所谓哲学基本形态，是由哲学的对象、本质、目的、功能、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类型。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以外，在哲学的目的、本质、功能、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仅仅用哲学的“两大阵营”和“两个对子”包含的四种要素，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两大哲学基本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形态的划分上，马克思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局限于“解释世界”方面，而是把它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拓展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区分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对此将另文论述)。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把这一标准用于考察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的人类哲学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1]，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这种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到近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本体论哲学，具体表现为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三种形式。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哲学是为了求知而非实用，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思维中的统一，坚持从最抽象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世界；二是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原有的“理性化”的抽象概念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但仍然坚持把人抽象化，从抽象的“感觉”、“意志”、“经验”、“生命”、“存在”、“此在”等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其本质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绝对体系，具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三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高举反对“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反对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力图面向现实，批判现实，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前期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及一切传统文化持根本否定态度，实际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和绝对，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后期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力图面向现实，着眼于社会的建设，寻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但它仍然是凭借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能从“宗教”中寻求未来社会的出路。它也没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仍然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基本哲学形态。

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相对应，马克思哲学则属于另一哲学基本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指马克思原创的、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实质上是“马克思哲学”的代名词，就是整个的马克思哲学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被后人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高规律”的那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最基本的特征是：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

同时，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整个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在哲学基本形态的各个方面，如哲学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全面对立：在研究目的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0]。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辩证法只是求知的工具，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是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它既是认识世界的世界观，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在研究对象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因而不能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世界。这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现实的哲学，它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不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哲学理论与事物的真实面目不相符，即使哲学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相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现实问题，更谈不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因此，在本质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哲学基本形态。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既不是本体论哲学的改良，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二者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的再生。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革命。

因而，只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如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区分开来。而我们目前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简单概括，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方法等等，都很难说已经准确表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充其量只能是反映了其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说为例，虽然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和唯物两方面因素及其在认识当时社会现实时形成的一些研究结论，但却无法反映马克思哲学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这些概括仍然是从哲学的“两个对子”出发，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四个因素来判定马克思哲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某些特征。由于这些概括仍然是用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因而很难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

从原则和概念出发，这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运用的却正是这样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9]这种脱离现实，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把一切都“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必须坚决予以终止。

四、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及其化解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判定标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判定标准，从而导致认识了上的混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本体论”哲学的兴起，国内用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潮流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一些人坚持用“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生存本体论”等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解不开的“本体论情结”。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哲学，是把它作为一种在目的、对象、原则、方法等各方面与“本体论哲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对待，还是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理论体系，知识体系?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一判定标准出发，对本体论的本质和特征进行认真考察。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虽然“本体论”一词直到17世纪才拼造出来，但“本体论”的研究自古希腊就开始了。“本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本体之学”。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理性心理学或灵魂学”、“宇宙论”和“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四个部分，“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4]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12]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有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以及自然神学”[13]。由于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6]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本体论”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是同义的，主要探讨超越具体事物的、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的学问。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性心理学、理性物理学、理性宇宙论都成了实证科学，逐步被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和宏观物理学等所取代，理性神学也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回到宗教之中。只有本体论始终留在形而上学内。因此，也有人把本体论等同于形而上学。

本体论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本体”的追求。而“本体”作为西方哲学中的独有概念，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它是18世纪经康德的应用而流行的哲学名词。康德认为本体是与现象(显现于一位观察者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本身。尽管本体掌握者可以理解世界的内容，但他却主张人的思辨理性只能知道现象，决不能透入本体。康德的本体作为“思想”的“对象”，理性直观的对象，是一种“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是本体论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哲学家共有的观点，但任何一种“本体”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纯粹思想的产物，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抹杀了现实社会特征的、“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2)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终极概念，具有解释一切以至在思想中“建构”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尽管形形的“本体论”哲学有着各不相同的“本体”以及由其推演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和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则是其根本特征。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哲学脱离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就以“实践本体论”而言，当把实践抽象为“本体”以后，实践主体的社会性、目的性，实践的具体社会环境，实践的效果及其与人民根本利益的关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从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抽象物”。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整个理论，只能是纯粹的逻辑推论，很难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作用。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这是马克思本人所不能容忍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时所说的那样：“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14]我们的一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从哲学形态基本变革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没有过时和被超越，而且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开创的是这样一个哲学形态：它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哲学体系的传统模式，致力于研究现实、改造现实，以使其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所具有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成长性，是任何一种受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维模式局限的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所受到的种种责难，无一不是在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只要是先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某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然后再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去衡量，那么，它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相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哲学作为一个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来认识，那么，马克思哲学之外的一切哲学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了。

与此相关，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是“在现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也是受这种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我们甚至也找不到一个“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沉淀下来的只是一些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原则，是它坚持理论与实际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资本论》虽然在从“商品”出发来揭示资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表达方式”，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出发，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绝对体系的思维模式绝不可同日而语!而目前一些学者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上，走的恰恰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路线——一种追求终极“本体”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强调实践，就要把世界解释成“实践的”，从而构建由实践产生出一切的“实践本体论”；强调人，就要由人的概念推出一切，构建“人本体论”；强调方法，就要把马克思哲学仅仅归结为方法，甚至“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这种从某一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整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与马克思哲学的主旨背道而驰的，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谓“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就只能是把今人制造的体系，硬说成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或是对“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的“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

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哲学从现实出发，理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对“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侍自己的理论[4]。既要反对“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4]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尽速构成体系”的学理主义[4]，认为二者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同年8月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更是明确地对上述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要求划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对我们纠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创新性和开放性——这不是说它有一个体系，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是它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现实是变动不居的，是开放的、发展的!“重读马克思”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重读马克思”，应着重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力图去建立形形的“体系”，并把它强加给马克思!

因此，我们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命运问题，就必须从哲学形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研究和解决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如何按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去解决好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部门或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立法、执法和监督建立起平等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问题，社会管理体系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党政领导权与人民监督权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真正得到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78，75，2，66，75，76-77，64-66，57，62，7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19，19.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0，89，8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1，688，677，688，691-692，6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8，349，349，740，347，349，465.

[6]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8，68.

[7]郝立忠.形而上学批判[J].文史哲，1999(06).

[8]郝立忠.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154，238.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13，215，262～263，301，215.

[10]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1.

[1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2.

[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578.

哲学发展论文第2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科学发展观

从哲学意蕴上来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实现方式。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现着对人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体现着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进一步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价值，对于我们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去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总体性与发展总体性

实践是贯穿哲学发展史的基本线索，是任何一个哲学流派建构其哲学体系都绕不过去的中心话语。因为实践表达着人们对世界真和善的感悟。但从古至今，人们对实践的解读就一直存在着分岐。

众所周知，亚里斯多德是最先提出实践概念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里斯多德也是从人类活动的总体性上来理解实践哲学的。在他看来，对超越具体功利的“善”的追求和向往，构成了人类一切活动的价值指向。这也正是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但也许是过于注重对实践的价值属性的指认，所以他又在对实践的界定上出现了二元分离，即将人的价值指向和客体存在分离开来。在他看来，实践是人类自身精神活动的自由创造，具有强烈的自我价值的属性。人的超越功利超越外在束缚的道德选择，构成了实践的本质。因此，在其总体实践框架中，以追求人类价值的道德实践与以把握外在世界及其规律的技术实践出现了必然的分离。从总体实践退守到道德实践，实际上意味着在两个方面的退守。一是将人类总体实践活动方式退守到以道德把握世界的单向选择中。为此，他将人的活动分为两类：实践和创制。实践是人的内心话语，是人自身的是非功利的道德选择，创制只是完成面对外部事物功利性的劳作活动。实践体现着人自身的目的，具有终极价值关怀的的意味，创制则是现世的短暂的应对外物的技巧和手段。二是将人类总体实践退守到极少部分人的“高雅”精神旨趣。在他看来，只有极少部分人（主要是奴隶主）可能在实践中找到自我，可以摆脱世俗的烦忧，也只有他们才有资质从事实践活动。而大部分从事劳作的工匠，不可能在实践活动中寻找和实现自我，他们往往被外在的功利所掌控，他们的活动只能是机械的没有永久意义的谋生手段。

正是亚里斯多德对实践哲学的两分法，埋下了后人以不同路径理解实践哲学的伏笔。

康德对实践哲学的理解与亚里斯多德就是同一个理路。他将实践哲学区分为道德上的实践和技术上的实践，并更注重道德实践所体现的自由价值。康德认为，真正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的纯粹自由意志活动，这种活动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左右，完全是自身对自由意志的尊重和认同。这也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即超脱的纯粹普遍的自由理性。在康德看来，人是茫茫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粒灰尘，但人的高贵和尊严就在于人“心中的道德律”，它可以使人不受特定的条件所限，超越尘俗，进入无限。因此，康德进一步强化了两种实践内涵的区别，在对现实自然界的把握过程中，实践作为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中介，其目的就是达到对因果规律的把握，这属于一种技术性的实践。而真正可以观照人的道德理想、确立人的终极价值指向，才是实践的最高层次和目的。从根本上说，实践就是要履行人类的“至善”。

创制概念尽管在亚里斯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得不到重视，但随着文艺复兴和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看到，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难以从道德的储备中自然产生，只有注重客观世界的因果变化，探索改造世界的具体法则，才能不断创造财富，推动世界发展。培根和百科全书派就开始把亚里斯多德不屑的手工业和技术工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培根认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仅仅停留在道德的沉思上是没有意义的，人要面向自然，探究自然奥秘，揭示客观真理。追求自然的因果规律并将其运用于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并不是工匠的卑微手艺，而是关系到影响人类进步的根本价值所在。知识、功用、工艺、真理成了培根阐解实践的关键词。应当说，强调实践的真理和功用价值，这当然是对的，并且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但由此消解实践哲学中人对终极价值的反思，也会使得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方式这一具有历史底蕴的概念显得单薄和片面。

马克思在吸取历史上关于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总体性的实践观，从而超越了实践二元论。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当然必须以技术和工业为基础。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摆脱动物般的受动性，就必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探究自然、挑战自然，这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根本体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表达了工业和技术的历史意义。“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人格的完善，人对善价值的获取，仅靠内心的沉思和文化心理的内在提升是难以完善的，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实践在这里成为了促进人格丰富完善、人的道德提升进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环节，也就是说，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本身就是人的理想、智慧、激情的释放，人的纯粹自由理性、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完善就是在客观的实践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感觉通过自已的实践变成了理论家”。

科学发展观是在对人类实践行为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不难看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实践哲学的二元分离，导致了发展过程和目标的偏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普遍意识到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当然无可厚非，但由此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将发展的水平和程度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的水平和程度，这当然就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这种发展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一时，以至成为掌控人类发展行为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人本身改造自然的能力充满神话般的期待。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无限的，人是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主体，完全没有必要在征服自然的征程中忧心忡忡。但时间不长，人们就已经感受到这种经济增长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经济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失业增加，政治动荡，环境污染，能源、资源日趋紧张，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指出，这种经济增长观将会带来全球性危机。

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只有从总体性意义上理解人类实践的功能，才能使人类的活动方式步入健康可持续的轨道。也就是，只有冲破实践分离的藩篱，从技术创造与人的本质内在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实践行为，才能够真正解决对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人们的经济增长的冲动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发展观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应当说还有相当的难度。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已经在表明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没有完全到位，还总是以为，经济增长是硬指标，社会发展是软指标。要纠正这一思想认识，从哲学层面上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认清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内容和价值指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离不开技术创造和文化价值选择的统一，游离于人的总体实践活动来审视技术革新创造，就必然会把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指标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归宿。

二、实践哲学与技术、制度、文化的共生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体现着一种实践总体性。在这种总体性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活动通过技术、制度、文化的相互影响，共生出一种发展文明方式。这种发展文明方式，显现出一种内在活力和历史文化传承。

马克思生活在经济增长和革命不断爆发的时代，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衍生的矛盾及其历史命运，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何走进资本主义又跳出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的走势，进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势，这一理论凝炼，无疑是拨开了社会历史上空的迷雾，为人类追寻进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分析体现着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制度与文化在实践基础上共生共长的深刻思考。

关于发展，目前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针对浪头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批评的观点：一是它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二是它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危害，如社会不平等、异化现象、官僚化、心理疾患等；三是认定发展的理性主义文化基础已经失去，人的理性和对自然的征服力已不再能包打天下了。对上述观点的反对意见也针锋相对：一是低估了人的发明创新能力；二是问题不在生产方面，而更在分配上，通过合理地调整分配，不平等等问题会得以解决；三是物质性富足与自由、民主密不可分，是它们的基础；四是从理论主张的社会分层来看，限制增长、保护环境、质量高于数量等观点往往都是富人们的主张。[2]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但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跳出发展来看发展，都没有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价值诉求。

对于发展认识的分岐，无论是来自哲学理论层面还是现实问题层面，从根本上来说，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认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历史和现实指向，从中我们会发现，对马克思发展理论的疑惑，还在于我们没有完全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宏大叙事。

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总体性要求来看待发展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总体框图中，技术、制度、文化作为实践中枢神经左右着实践活动的纵横驰骋。马克思认为“社会物质生产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3]。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创新所引起的生产力发展，是实践哲学基础和社会发展的显性的成果。重视技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功能，构成马克思唯物史观超越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技术所呈现的感性的物质力量，是实践统摄包括理论在内的一切自然社会资源的中介。这也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得以立足的基础。就这一点而言，包括阿伦特等对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指责显得很苍白，因为不讲人的感性活动在历史中的影响，不将实践从理论中解放出来，实践作为人类存在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就无法显现，人们对人类活动及其影响的分析和评估也就无从谈起。

其实，强调技术、工业的感性活动，绝不意味着将人的实践活动自然化、生理化。因为技术物质活动从来就不可能单独发生作用。从静态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找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差别，但从生产力的产生和变化来看，它从来就和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离。

技术和工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制度作用实现的。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提出，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4]诺斯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认为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单独阐述技术和工业的作用，而是将技术工业和制度统一起来，并通过制度整合各方面资源来解释经济发展的。他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5]制度是实践在社会历史产生作用的方式和结果。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本质是实践。实践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6]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必然体现着人的本质的全部。文化作为人的实践的内在要素，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外。有的国外学者包括萨林斯等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过多强调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劳动，劳动成了没有思想价值的生物驱动。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实践框图中，文化成了物质实践的结果，而不是渗透在实践结构中的。这与他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解有关，事实上，马克思是十分注重文化创造作为实践的表征意义的，有人提出，从哲学史上来看，人们对实践理解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亚里斯多德的伦理——行为的理解类型；一种是从洛克、斯密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技术——功利类型；一种就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类型。[7]笔者以为，这种归纳还是很有见地的。审美指向是马克思实践哲学超越其他上述两种实践理解的重要标志，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是人的本质在最高意义上的升华。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技术、制度、文化从来就不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谐共生的，这种有机统一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整体性和创造性。科学发展观要矫正社会发展中的唯经济主义倾向，并非是一个资源配置上的重新平衡，而必须从马克思实践范式入手，抛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简单对立的思维方式，将技术、制度、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统一纳入到实践结构，按照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内在要求，不断调整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

三、实践哲学与以人为本

实践作为人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是确证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石。对以人为本有不同的解读，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是建立在实践人学基础上的。

第一，实践确证了人是历史的本质。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离开人，社会历史也就不可能存在。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人们通常对历史本质作出两方面的解读：一是把社会历史自然化。用自然界及其规律来比附社会历史的变化。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就集中表现在用自然界来归纳人类历史的存在及其规律。马克思曾指出：“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教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8]；另一种是把生动的社会历史图景抽象化、概念化，变成人的缺位的概念、范畴发展史。针对黑格尔、蒲鲁东等把历史非人化的观点，马克思曾指出：“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9]人所以是历史的本质，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使然。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创造了历史。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物，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决定了人的劳动实践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发展观中讲的以人为本，不仅仅是讲如何维护、发展人的利益，而首先要肯定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价值，肯定人作为历史本质的主体创造意义。“‘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0]

第二，实践确证了自然的人化意义。相对自然而言，以人为本的提出既不是指人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简单的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尊重自然，而是意味着由于人的实践，人与自然的社会属性的渗入，自然逐步走向“人化”的历史进程。人的实践活动，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相互制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11]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内容和方式的限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浑然一体，人与自然和人与人都处于狭隘的关系纽带中。进入资本主义，人对自然的实践征服能力大大增强，人对物的依赖构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点。马克思指出：“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已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已支配之下。”[12]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实践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狭隘关系，生成了新型的平等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由此也形成了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也就生成了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哲学基础。

第三，实践确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由于人类实践的历史变革，形成了人对自然、人与社会、人对人的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中真正得以实现。首先讲人对自然的真正占有，人化自然的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创造的生产力自然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条件。物质产品成了属人的产品，人在客体对象中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二是讲人对社会的真正占有，是人创造了丰富的全面的社会关系，人的解放已成为现实。人的本质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全面的丰富的社会关系自然会展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自然会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三是讲人对人的真正占有，新的实践活动，创就了丰富的完整的人，人的感觉积淀了新的文明和审美，变成“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

注释：

[1]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

[2]刘森林.重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3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6（下）：113.

[4]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

[5]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8.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2）：124，169.

[7]王南湜.马克思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

[8][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

哲学发展论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哲学马克思化发展历程可能性现实性

一、中国哲学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

近代的中国哲学建设，在学科分类体系上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在内容的来源和取舍方面范围逐步拓展，从诸子学说、到汉学与宋学，以及儒学、道学到佛学都逐步纳入中国哲学的阐释范围；在路向上包含着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的不同；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哲学。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学理论准备阶段，时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各种思想还处于介绍传播过程中，而传统文化又处于一种激烈的批判之中，真正的哲学交锋刚刚拉开帷幕。2）理论创立阶段，时间在科玄论战时期。论战主要涉及到时代精神、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标准和文化走向等问题，包含了科学与哲学，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等内容，产生于中西文化大交汇与大碰撞背景下的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

因此，它标志着中国哲学新境界的曙光。3）理论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起，哲学大家纷纷推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体系”等，所以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繁荣期。4）理论转型及嬗变阶段，从50年代到7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思想，使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转折。80年代以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的逐步完善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其他各项事业一道步入新时代。

二、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可能性

一个哲学派别中各哲学家的思想即是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代表或拟代表某种本然哲学的体系。哲学是显示本然的哲学系统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对本然哲学的表达。本然的哲学体系是一般，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是个别。这样，中西哲学就有了通约的基础。中西哲学都是具体的哲学体系，其中都有哲学的一般。各自的一般相对于另外的具体的哲学体系来说就必然是特殊。中西哲学的融合，必然是中国哲学的一般（相对于西方哲学就是特殊）和西方哲学的一般的结合。

中国哲学要相对独立地发展，就必须把中国传统哲学所蕴涵的哲学问题、独特的方法和价值进一步发掘出来，为解决人类哲学和现实问题提供来自于东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智慧，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哲学解读而言，任何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必须经过一系列消化、调整和自我限定的过程，这必然有助于彰显中国思想的特质和增加中国传统思想的丰富性。

在现代的知识状况下，中国哲学只有全面深入地与西方哲学以及世界其他哲学思想开展相互交流和批判，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价值依据现代知识形态加以表现和重构，使其所内蕴的哲学问题和意义以普遍和通适的哲学形式表达出来，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原本就具有的意象性与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平面化和表面化。以哲学来论释中国传统思想，成为我们接续传统的一种门径，应当能够帮助我们接近而非疏远往昔先圣先贤们的深沉思考，深化对于他们生活世界的理解。中国哲学才能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成为建设未来世界哲学的重要力量。

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是很自然的。在今天，我们应该从跨文化的视界中去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对世界、对未来的意义。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既然是面向世界的，它必定会再次面对东西方哲学由对话生发的多缘性因素和机遇。

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就中国哲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为自身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视下，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寻找到面向现代和未来的真实途径，也只有深入参与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哲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和人类交往理性的建构中获得发展，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提供解决人类哲学问题的崭新智慧。

三、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现实性

只要人类还在思考，哲学就必然存在。只要哲学存在，哲学的学科范式就永远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之中，也就不会有终结的时候和终结的形式。一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自然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汉宋之间近千年的吸收转化，才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才孕育产生出中国化的禅宗与佛学化的理学与心学。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东西文化撞击交流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而当代中国哲学的紧迫课题是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不但要反省旧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模式，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背景，而且更应树立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以引领正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新纪元。

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理论，既是改造和创造客观世界的哲学理论，又是改造主观世界、塑造新人品格的哲学理论。中国哲学高度重视理想人格，首先，在个人的自我价值上是“谋道”，即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有所谓“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之说。其次，在人际关系上倡导“仁”，，有所谓“仁者爱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倡导“义”，即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第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既要有生的义务感，强调人生意义在于报效国家和社会；又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强调“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还要有道德教化的使命感，关心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和道德理想的追求；以及政治抱负，修身与正心，是为了“治国、安天下”（《大学》）。另外要有忧患意识，关注民族安危，国家兴亡，如林则徐所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戌程口占示家人》)中国古代哲学中倡导的为人之标准、修身之目标、正心之根据，这些积极思想经过吸收，被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

我们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论著中可以找到诸如批判性的解放思想、方向性的实践规律论断、纠错性的自律意识等等观点，现在需要揭示这些论点之间的历时关联和逻辑关联。“解放思想”不是哲学概念，蕴含其中的“实践批判性”才是哲学论断，“从国情出发”不是哲学概念，中国社会具有中介过渡性才是哲学论断。:

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通常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形式，其实其中不仅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内在地熔铸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过程。“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同时又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成果。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哲学只有发展了，世界的目光才会正眼相看，中国哲学也才能登堂入室而获得普遍认同。发展具有绝对的裁决权。中国哲学的力量以及它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民族崛起。中国的强大对中国哲学未来形态与存在方式及影响力始终都具有先决意义。

中国哲学的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中国哲学的前瞻性并不妨碍中国哲学的传统性，体认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并较好地深入中国哲学固有的精神世界之中，则是中国哲学现代建设的时代目标。中国哲学建设的前瞻强调中国哲学自主性和批判性；中国哲学建设的传统性强调中国哲学对历史的接纳性和继承性，融会贯通于二者，中国哲学的建设就会形成引领新时代的“智力支持”和“思想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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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发展论文第4篇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阶段;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哲学之名，只有经学、子学、道学、理学、心学诸说。自本世纪初“哲学”一语由日本传入，(1)这一被当时的启蒙思想巨擘梁启超、王国维等定位为“宇宙人生根本之学”的学问，才在中国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现代学术学科化意识的强力笼罩下，一方面西学如潮，大量的西方哲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学说被渐次介绍到中国，为人们诵习研究，构成了本世纪中国人知识领域的一个重要层面。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模式的范型和导引下，现代学人依样画葫芦，不断挖掘和阐释中国古代的材料，建构起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并且尝试会通二者，创造出中西合璧的现代体系。回顾这一百年“哲学在中国”或“中国的哲学”之历程，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总结方式和分析入路，(2)叙事的话语和描述的境况也常常相去甚远。本文是试图以柯文（P.Cohen）所谓“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的史学立场，［1］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对峙，弥合中哲、西哲和马哲三者之间的分歧，将20世纪的中国哲学大略分为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后、八十年代以来等五个阶段，来分别概述其主要的成绩与特点。

一、

20世纪中国哲学的揭幕，是发生在维新变法失败、今文经学宣告破产、传统经学彻底解体的情况之下。此时，诸子学复兴，异端蜂起，大批去国东渡日本的学人努力追求新知识，把大量的西方学术介绍到国内，再加之上海新的文化环境、机制、物质条件等种种助缘，使得一时间西潮汹涌，新学大盛。具有西学背景的、作为现代学术体系之组成部分的“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当中，并成为新世纪中国学术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之一。

晚清学术经历了考据学由盛渐衰的历程。伴随着汉学的衰落，经世致用之学复振，关注制度变革的今文经学崛起，具有思想解放先导作用的诸子学开始流行。正是在汉宋、今古文、经子三大争论和学风转换的过程之中，一步一步迎来了经学时代的结束。［2］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同邵懿辰、戴望、王阖运、皮锡瑞等遵守经学的游戏规则（“家法”）、与古文家构成良性学术对垒的今文经学是完全不同的。他“喜以经术作政论”，“轻古经而重时政”，［3］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掀起了一场离经叛道的颠覆性运动。梁启超在总结“其所及于思想界之影响”时，概括为四点。一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术别辟新地；二是将孔子抽象化为一创造精神；三是彻底否定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一切皆可怀疑批判；四是“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定于一尊的观念完全被打破。［4］可见康有为是经学时代的终结性人物，同时也是新学术的开山。康、梁，及谭嗣同，均是旧学营垒中冲杀出来、打破传统学术藩篱、试图将旧学新知和中外学问溶于一炉的思想先进。和今文家的“托古改制”不同，具有古文经学背景的晚清革命派，走的是复活古史、提振子学、高扬民族主义的“国粹”之路。章太炎在《谢本师》之后，与传统经学分道扬镳，不但批评儒学，将儒家降格与诸子齐列，而且将矛头直指孔子。其《订孔》、《论诸子学》等文“激而诋孔”，言词之峻烈在当时无出其右，实开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先河。当时的今古两家，除了表彰诸子、涉猎佛学之外，同时对西学也仰慕备至。章太炎至迟在《膏兰室札记》（1893年）中已经引用西书来诠释诸子。1897年，他走出诂经精舍到上海参加维新活动之后，接触和吸收西学的天地更是洞开。随后两渡扶桑，新知大增。以诸子批儒、“激而诋孔”之时也是他学习西学最为勇猛精进之日。所以，从经学阵营中冲杀出来的晚清诸大师，一手复活了百家诸子，一手援引了外来的西学。

当然，对西学输入更为直截了当的是来自新学阵营的人物。清末渐次输入的西学在之后慢慢地系统化了，开始出现完整介绍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客观性著述和引进这些学科的呼声，这就和戊戌前笼统地将西学称为格致之学、以与中学相区别有了根本的不同。纯西化的新学，可以避开以中学格义西学的尴尬，以及比较中西的过程中难免附会的无奈，而直截了当地将西方学术全盘引入。当时严复就表示，为“瘠愚”计，“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只要能“疗贫起弱”，“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5］清末，介绍和传播西方哲学的重要人物首推严复，这位被蔡元培等称之为“介绍西洋哲学至中国之第一人”的启蒙思想家，开启了西方哲学作为学科形态整体移植到中国的闸门。严译名著八种，关涉到社会哲学、法哲学，特别是逻辑学，这些对于中国人来说前所未闻的新知识，第一次原原本本地被介绍进来，引起思想界的极大震动。除严复外，戊戌后的梁启超、章太炎，本世纪最初几年的王国维、蔡元培、马君武、李石曾等人亦是引介西方哲学的晓将。特别是王国维，因其学术兴趣转移，早年介绍西方哲学的业绩被其辉煌的史学、语言学成就所掩，哲学地位相比之下彰显不够。前几年，由佛雏先生系统整理的《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一书出版，从这44篇、20余万字的文献，我们不得不重新估量王国维的价值和贡献。［6］往后论说20世纪的中国哲学，王氏的行履与学术不能不是浓重的一笔。

二、

如果说清末民初的中国哲学尚能保持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那么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则面目全非，经学、理学渐成为历史概念，退隐到思想之幕的背后，而西方哲学的观念、问题、方法和典范逐一进入到学术场景的中央，形成时代的焦点。“输入学理，再造文明”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当时一切哲学思考的前提和背景，无论是激烈反传统的，还是对传统尚有一丝温情的，在学术形态的根本转换方面并无二致。冯友兰先生说：“自本世纪初以来，他们重新审查、估价的对象，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过去的观念、理想，而且有西方的过去和现在的观念、理想。欧洲、亚洲各个伟大的心灵所曾提出的体系，现在都从新的角度，在新的光辉照耀下，加以观察和理解。随着哲学中新兴趣的兴起，老兴趣也复兴了。”［7］从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到实证主义、唯意志论，直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这些19世纪在西方先后兴起的思想流派和学说也纷纷在中国复演了一遍。

缘于当时启蒙和救亡的特殊背景，不论是西哲的输入，还是旧学的翻新，无不关注于社会政治层面，而较少留意到真正的纯哲学问题（如本体论和知识论）。所以，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非哲学化的社科术语来概括此一时期的哲学思潮最为恰切。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他将近代英美文化的主导性理念作了翻版和复制，开启了20世纪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和实证论倾向之理路。胡适的哲学观念和方法均来自西方，对中国传统基本上是全盘打翻和重加改造，即以西方的哲学范式来评价和重述中国思想，改造中国的传统哲学乃至转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的《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具有学术典范转换的意义；特别是后者，堪称是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蔡元培在哲学上的贡献虽不及胡适重要，但他的教育理念和出掌北大、令人崇敬的实践活动，实充当了自由主义之守护神的角色。陈独秀、等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力主中国走俄国的道路，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正像杜维明教授所说的，陈、李痛感时艰，“把植根现代西方启蒙而又排斥欧美资本主义的马列思想带进中华大地。在五四时代，马列的革命理论只不过是百家争鸣的一种观点，而且其影响力还不能和自由主义同日而语，但在三四十年代，唯物主义、辩证法和阶级分析便成为知识界耳熟能详的概念。和陈独秀所提倡的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哲学界大行其道，固然是客观情势所迫，但初机可贵，否则历史进程究竟如何极难设想”。［8］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相比，保守主义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更多地带有中国性。但仔细分析，不论是早期的东方文化派，还是较晚的学衡派、现代新儒家，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致思背景无一不和西方思潮有关。张君劢对科学主义无限膨胀的忧思，实根植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思想界，与其说是他面对中国情景想出来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受教于倭铿等人而带回来的问题。所以科玄论战绝不是地方性知识的话题，而是全球文明视野中的问题，它和西方的现代思潮是同步的。梁漱溟的比较文明话题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激起了长久的回响，他的文化类型说和模式论，可能是当时中国人找到的能抵御全盘西化的最为有效的理论武器。

透过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之思想交锋的硝烟，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此期纯粹哲学之思考的果实是那样的模糊和不确定，以至于用哲学家的名号来称呼这些重要人物的时候总显得有些迟疑，不像叫他们思想家（或其他）时来得那么干脆。毁坏大于建设，引进多于自创，思想压倒学术，明显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除了三大主潮之外，一些边缘领域的思想也颇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其中尤以南京支那内学院系统的居士佛学和释门新派领袖人物太虚法师的学说为重要。

三、

新文化运动时期摧枯拉朽般的思想风暴为新哲学体系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大力引进的西方哲学范式和各种思想也为中国哲学的新时代叙述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正是在经历了传统学术的解体和痛苦裂变、以及学术形态的彻底转换之后，中国哲学才迎来了它的新生，开始进入一个生机勃勃地创造时期。在三四十年代，先后诞生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最为重要的几个哲学体系，产生了一批学院化的专业哲学家，奠定了现代学科形态下中国哲学的基础——包括它的专业分类、叙事框架、话语方式，以及交流的办法和训练的途径等等。这些基本游戏规则的确立，使得哲学在中国成为一门具有现代知识形态意义下的学问，进入到了大学的教育体制当中。同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完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具有很强实践性品格的哲学学说，一旦融入到人民群众伟大的实践活动之中后，便焕发出了推动社会变革的惊人的力量，深刻地影响到了20世纪的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本世纪后半段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

在三四十年代创立自己学说体系的哲学家当中，熊十力、冯友兰、张东荪、金岳霖、贺麟这五位前辈成就显著，影响也最大。(3)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平章华梵、融通中西、跨越今古，将印度佛教之唯识学、中国传统之易学、宋明理学，以及西方哲学中的某些资源溶于一炉，创造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但又不乏时代感的本体论学说，在现代哲坛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他不仅被公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宗师，学脉宏大，承续者众；而且在国际哲学界享有盛誉，被视为是20世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家之一。冯友兰的“新理学”以阐旧邦辅新命为志帜，努力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血脉中发掘有永恒价值的思想亮点，将这些观念和想法用现代哲学的术语重新加以阐释，并试图运用逻辑的方法将这些资源建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冯先生穷毕生精力，孜孜以求，先后撰写了三部《中国哲学史》，为这一学科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作为中国哲学史家的突出地位和巨大影响是无人能比的。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开了中国现代哲学知识论形态的先河，他的《新哲学论丛》和《认识论》等书，不但在西哲中移的历程当中发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在仿照西哲创立新哲学系统方面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所以汤一介先生说：“从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上看，张东荪无疑是我国20年代至40年代颇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不仅努力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而且企图建立一新的哲学体系。”［9］只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张东荪哲学几乎被湮埋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是极其不公正的。和张东荪的“内在关系说”、“间接呈现说”、“非写真说”等认识论主张不同，金岳霖创造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另一个影响重大的知识论系统。他的《论道》试图将中国哲学概念和西方思想观念捏合在一起，希望用逻辑分析和逻辑论证的方法来探究中国人的形而上心灵世界。《知识论》则直接连上了英国经验论所作的哲学思考，对休谟的归纳问题做了出色的演绎，构成20世纪中国哲学中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的某种典范。贺麟的“新心学”在系统性上似乎比不上上述几位，但他的问题意识和富有远见的指向，使之齐列于本世纪一流的中国哲学大师之列而毫不逊色。

以上的五大哲人，群峰并峙，气象各异，构成了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花团锦簇之春色的最亮丽处，他们代表了20世纪中国哲学前期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哲学专业化、学科化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一时期的哲学内容，本体论和认识论已稳居于核心的位置，最重要的哲学家都试图构建自己的本体论系统，并且熟练和自如地运用着西方哲学的范式和方法，在中西思想的会通方面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除了主流的本体论哲学之外，其他分支领域和相近的学科，如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哲学与政治思想史、宗教研究等，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一批奠基性的著作和开山元老式的学者。这其中，汤用彤和吕微的佛学研究，朱光潜和宗白华的美学研究，都具有某种学术典范的意义，因而长久地影响着这些学科的发展及其走向。

四、

50年代后，中国哲学创造的繁荣时期为不断掀起的政治风暴所打断，在随后的30年中，哲学发展的道路曲折而艰辛，留下了许多沉痛的教训。先是专业哲学家无休止的自我批判和忏悔，冯友兰写了《新理学的自我检讨》，贺麟写了《两点批判、一点反省》，金岳霖也写了《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在这些文章中，哲学家们一个个上纲上线，毫不留情地痛骂自己。随后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对胡适、梁漱溟等人的政治围剿，更是声势浩大，迫使大部分弄哲学的人都下了水。经过一系列的旨在破旧立新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运动之后，哲学界的思想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一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违背的思想学说均遭到清除，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等政治大帽子而不断地遭受敲打、一点一滴地洗涤。强大的政治压力和严密控制下的文化体制，扼杀了一切具有思想创造意义的哲学活动，真正的哲学家没有了，只剩下大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宣传者。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主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和生机勃勃的研究也陷入了僵局，马克思主义被严重的教条化了，斯大林式的教科书体系雄霸哲坛，全国从上到下只剩下一种哲学模式，只能听到一种“哲学”的声音。在三四十年代，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哲学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哲原理中国化，同时也复活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所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50年代后，随着意识形态的不断纯化和强固，马克思主义哲学却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它的人学本质被抹杀，极为丰富的思想被狭隘成了几个干巴巴的教条，创造性的精神活力丧失殆尽，哲学最终沦为了现实政治的玩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工具。到期间，封建法西斯主义横行，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分古今，无论中西，均遭受到无情地毁坏和践踏，这时的哲学界更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可言了。

这一时期流寓港台海外的一批中国哲学家，相对来讲，有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稳定的工作条件，所以能不间断地从事哲学思考和著述活动，创造出了一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这其中，尤以港台新儒家诸哲的成绩显赫，影响也最大。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均是熊十力先生的弟子，所以他们的学术工作和三四十年代的哲学有明显的延续性。唐君毅学术堂屋甚广、哲学视野开阔，在比较哲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和中国思想之现代诠释方面，均有重要的建树。他晚年的集大成之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以“三向九境”的大会聚、大融通，构筑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唯心论系统，可能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最为庞大的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哲学体系。诚如其学生吴森所说：“从他的哲学使我们可以发现对东方与西方的空前全面的综合。”牟宗三是迄今为止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中国哲学家之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中西哲学的比观与融合，以及原创性极强的哲学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近十来年的学术论辩中，牟宗三始终是中国哲学话题的焦点之一，正像傅伟勋所说的：“牟先生是王阳明以后继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真正水平的第一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10］徐复观相比较而言，更具有思想家的气质，敏锐而仗义，是一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对形而上哲学兴趣不大，所以并无严密体系的着意建构，著述参差而散。除了新儒家之外，诗哲方东美、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佛学大师印顺、士林哲学中坚罗光，也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十年代后的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的离散，在紧张的政治对峙和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的氛围之中，哲学话语往往荒腔走板，哲学家说了许多非哲学的话，做了许多和哲学无关的事。两岸的长期隔绝也使得话语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夹层，同是中国哲学，但言说方式和思考理路，甚至用语，都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最令人担心的。政治上的短暂分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上的裂散，只要中国文化的凝聚态保持坚强有力，任何分裂的图谋终究是不能得逞的。

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又焕发了勃勃生机，一扫30年死气沉沉的阴霾，而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2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中国哲学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将左倾路线所带来的蒙昧主义、唯心主义、专制主义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解放思想，激发起了人们从事哲学思考和理论探索的勇气，麻木的心灵开始复苏了。尽管这个开端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但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哲学来说，仍不失为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随后的人道主义大讨论和《手稿》热，进一步冲破了僵化的政治教条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所谓哲学的党派性原则受到了根本的质疑，哲学的政治化标准开始瓦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学术化的取向日渐占了上风，从马恩的经典著作而不是领袖的意志和某些理论程式来解释和探索问题逐渐成为学者的共识，各种理解和观点都可以畅所欲言、展开争鸣。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人学研究等，先后形成热潮，具有相当大的学术规模和容量，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说和理论观点也潮水般地涌来，像法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等人的思想，不仅为人们所熟悉，而且被自觉地运用到各种新哲学系统的建构当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和繁荣之外，一批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影响的哲学家也开始创立自己的学说。如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坚持以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为体，以“工艺社会结构”为本，强调客观的历史规律，明显承袭历史唯物论之余绪。但当他回到美学、走近康德，大讲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时，却又引向一种情感本体。“情本体”赋予自然以生息，使宇宙感情化，外在的客观描述、规律揭示、理论架构反而都显得不重要了，本体就成为某种当下的感受。这套情本体论显然超出了马哲的论域，而是李先生自己的创造。冯契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贯通中西的学说，既深受马哲基本原理的影响，又试图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挖掘出民族性的智慧。他晚年所著“智慧说三篇”，实际上是将三种资源作了高度的融汇：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体系；二是西方的逻辑经验论，也间接继承和光大了乃师金岳霖先生的学问；三是中国古代儒、道各家哲学中的重要思想。

更直接地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各种理论系统中寻找滋养，为治中西哲学史的学者所采用。张岱年针对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提出了得到普遍响应的综合创新说。他将自己30年代就已主张过的文化创造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旧说翻新，结合中西哲学会通之路几十年来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强调中西哲学的互补和合则两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性原则。肖楚夫反思中国哲学近展的道路问题，重新提出了启蒙解释说，从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的角度分析20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汤一介借鉴西哲的认识论学说，试图从范畴概念的分析入手，来建立中国哲学思维结构的现代诠释系统；又大力提倡“中国解释学”的探索，将古老传统引向现代性的论域。庞朴着力追寻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从古史考辨和文化人类学的启示获得灵感，展示出古代儒家和古代道家哲学智慧的源头活泉。张世英则在相当深入的层面上，将中西哲学的资料化约为可资比照的问题，将中西哲学比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了目前从哲学问题而不是从一般的文化层面来进行中西比较的最新趋势。张立文通过弘扬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而提出了创建“和合学”的系统构想。

近20年的另一个大转变是学术的交融，对外开放，给中国哲学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经过30年天各一方的隔绝之后，中国哲学作为民族大团结的符码重新得到了整合，相互交流，互动互惠，已成大势。海外新儒学在第二代人物形而上体系建构已达其极的情况下，又开始向其他的领域拓展，并且日益活跃在国际学术的前沿地带。杜维明无疑是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他的第三期儒学发展的构想曾顷动一时，声扬海内外；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等议题，也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刘述先是当代新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他对新儒学发展历程所作的总结和展望，以及对当代西方思潮的积极回应与吸纳，都给新儒学的发展增添了重要的活力。除了新儒家人物之外，海外的华裔学者以开阔的视野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作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贡献。如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唐力权的“场有哲学”等等。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在经历了欢欣与痛苦的种种曲折艰难之后，今天终于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前景。当利科尔、哈贝马斯等当代哲学大师的身影出现在北大的讲台上时，不禁令人想起五四时代的杜威、罗素。和国际哲学界的紧密联系与频繁交往象征着中国哲学的开放与活力，预示着它的创造性的美好未来。当哲学家们勇敢地从事思想的探险，百无禁忌，一凭真理，说自己想说的话，有独辟蹊径之志，存创立学派之想，那么中国哲学的再度繁荣也就为时不远了。

注：

（1）日本哲学家西周在《百一新论》（1874年）中首次使用了“哲学”一词翻译Philosophy，之后日本学术界迅速流行。可能过了25年左右，才渐渐影响到中国。在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当时是最大的译书机构）1899年印行的《东西学书录》上，哲学类译著尚用“理学”之名，到1904年印的《译书经眼录》才改为“哲理”类。文廷式是当时与日本学术界交往较深的人物之一，他写于1900年前后的《纯常子枝语》一书有四、五处探讨及哲学的译名问题，所据皆为日人著作。大约在1902——1905年间，围绕学术分类和学堂章程等，就哲学概念的合法性问题，在保守的文化大员和开放的知识人之间曾有过种种辩论，背景均与日本学术界有关。

（2）大约有三种不同的基点和叙述模式：一是长期居于权威地位的官方话语，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线，围绕这一核心来选取材料，展开讨论。二是以西方哲学的进入和影响作为基本的线索，用西哲的范式和观念系统来清理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走过的道路。三是较具本位色彩的表达，强调“中国的”哲学，而努力追求一种历史的延续感，把传统的资源及其现代转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而叙事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当前哲学界的三拨人马（马哲、西哲、中哲）基本上是各执一端，按照自己熟悉的套路和运作惯性来描述百年中国哲学的历程，所以讲的内容往往有很大的不同。

（3）十多年前，我曾提出过“四大哲人”之说，即认为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是三四十年代自创体系的中国哲学家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见《熊十力与中国现代哲学》一文，载《东西方文化评论》，深圳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现在看来，遗漏掉张东荪是很大的缺憾，应该说有“五大哲人”，而不仅仅是四位。在编选《百年中国哲学经典》（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时，我们已将张氏补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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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杜维明.百年中国哲学经典序［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哲学发展论文第5篇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科学根据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来自伟大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实现是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科学分析当今世界、当代中国和我们党自身状况发生的重大变化，深刻总结我们取得的丰富实践经验，以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智慧，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结果。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是时代、实践和科学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实践和科学迅速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当今时代提出的许多重大课题进行科学探索的伟大成果。正如同志所指出：“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632页。)

就世情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许多严峻挑战；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多极化的发展是曲折的，多极与单极的斗争十分激烈；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但它象一把“双刃剑”，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又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世界科技突飞猛进，不仅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使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通讯方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而对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提出了新的课题；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目前仍处于低潮，国际上一些执政时间很长的大党老党相继丧失了执政地位。这些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思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这种新的国际条件的必然产物。

就国情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快速而巨大的转型期，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在攻坚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如何使党的领导更加切实有效地覆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广阔领域，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如何使党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协调好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把全国人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好、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这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产生的国内历史条件。

就党情看，经过80年的发展，我们党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如何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的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但是，从党的现实状况看，正如同志所指出的，还存在三个“相当不少”，即“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也相当不少，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我们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也相当不少。”如何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展的要求，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所有这些都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总结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在理论上作出新概括，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是13年来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我们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异常复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准确地把握时展的脉搏和特征，坚持以改革总揽全局，咬住发展不放松，集中力量解决事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受住了来自国内国外以及自然界的考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外交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取得历史性进展，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一切充分展示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驾驭全局、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带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的高超领导艺术。

在这一伟大实践中，我们党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处理好的十二个重大关系。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在199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同志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十一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系统总结了13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个方面的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统一，理论指导性和实践操作性的统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有机统一，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这些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

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历史责任，积极倡导理论创新，努力进行理论创新，在全党兴起创新的热潮。同志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就是不能用本本去框现实，而只能用实践去发展本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坚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指引社会主义中国胜利前进的同时，倾注了极大的心力，探索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同志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亲自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潮流，把创新作为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坚持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中最重要就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决定我们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创新。

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注意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3年来的实践经验，而且注意总结我们党80年来的历史经验；不仅注意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而且注意认真吸取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正是在充分总结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和最新实践的基础上，集中了全党的创造和智慧，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关注的视野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十六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境界，最根本的表现就是继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总结新的实践，针对新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地回答了一系列新的时代课题，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党的十六大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直接涉及世界观方法论的新思想和新观点，而且在总结实践新经验、开拓理论新境界、规划建设新蓝图的全过程中，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十六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境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的重大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动力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在社会发展规律和动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不同的论述，归纳起来，就是认为发展是由多种力量构成的动力系统推动的结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有机地联为一体，看作是社会发展中最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动力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同志多次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这一精辟论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动力和规律的基本原理。

创造性地提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这一范畴，并强调它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致性，揭示了历史规律的层次性。党只有坚持“三个代表”，才能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归根结底是因为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要服从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因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最具决定作用的因素。党的先进性之所以是具体的历史的，其根源也在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是变化发展的，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把最终动力和直接动力、物质动力和精神动力等统一起来，强调了社会发展动力的系统性。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杠杆，革命和改革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形式，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些都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它们分别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生产力、文化和人民利益三个方面，用“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加以概括整合，集中体现并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发展动力的系统和机制理论，发展了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合力”思想。

突出了生产力和文化的“先进”性，强调了“创新”是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灵魂”和“不竭动力”；突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利益”动因，并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种具体的利益和内部矛盾”结合起来。这些新思想、新观点，以及关于新的社会阶层构成和性质的新判断，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一系列新方针、新举措，都既坚持了唯物史观“动力论”的基本原理，又充分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当代中国实践的新经验，赋予这些基本原理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全面发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突出地体现在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观上。他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解决发展问题，又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就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目标。

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先进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而且提出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弘扬主旋律与全面繁荣文化市场相结合，科学教育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相统一，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推进文化创新与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相促进，发展文化事业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相配套等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举措。这一切，都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社会意识各种具体形式特别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既相区别又相统一的基本原理。

科学阐明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自身的全面进步。十六大第一次把“政治文明”范畴郑重地载入党的代表大会文献，强调了物质文明的基础地位、政治文明的中介作用和精神文明的导向功能，把邓小平倡导的“两个文明一起抓”发展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深化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不同领域发展既相对独立又内在统一的基本原理。

明确提出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十六大报告在谈到新世纪新阶段“发展要有新思路”时，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规划建设新蓝图时，更是将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四个方面之一；强调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不仅重申了马克思原本阐发过、而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遗忘了的生态哲学思想，而且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历史观的基本范畴，纳入社会的“全面发展观”，从时代的高度开拓了唯物史观的新境界。

再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提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并把它作为主体价值观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这一问题，最初是他在“七·一讲话”中提出来的，后来又在“5·31讲话”中加以重申，最后在十六大报告中以党的文件确定下来。

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由“原始的丰富”即自然经济下狭小范围内人的完整性，经过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下的“异化”和“片面化”即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片面发展，最后在共产主义下达到全面发展。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提出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无疑是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把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深化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以民为本的价值观。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291-292，382页。)落脚点是人民群众需要的满足，而人的全面发展则强调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并且这种提高，不仅指群众，也包括个人。

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统一起来，并付诸实践。十六大既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更把它作为党执政兴国的最终目的和归宿。这就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

最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辩证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革命性变革，不仅表现在彻底地贯彻了唯物主义，创立了唯物史观，而且也表现全面地坚持了辩证法，特别是注重运用辩证法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等分析社会历史问题，创立了社会辩证法，从而深刻地揭示并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历史领域的一系列矛盾运动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改革时期，都对社会主义辩证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深刻分析和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辩证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发展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就在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把社会发展所要经历的工业化和信息化两个过程合并为一个过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过程论思想。

在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深刻分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矛盾运动，明确提出并科学阐述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十二大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把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十大关系”思想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针对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推进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在描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的同时，十分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明确提出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提出要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提出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继续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尽快使尚未脱贫的农村人口解决温饱问题，并逐步过上小康生活。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他明确提出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中部地区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东部地区要加快发展。这些重要思想丰富并发展了邓小平的“先富”、“后富”和“两个大局”的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科学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在新的世纪里，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任务，从理论上作出的新的概括和回答，是我们党在新世纪里高高举起的理论旗帜和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它不仅为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而且为繁荣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新境界指明了方向。

首先，与时俱进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内在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开辟了人类认识真理的道路，而不是终结人类认识的终极真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承认任何绝对真理、永恒真理的神话，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81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论特征和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超越自身的内在动力。能不能与时俱进，不仅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而且是判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新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291-292，382页。)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分别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新的概括，特别强调与时俱进的重要性。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与时俱进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展开。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不断发展的科学真理的统一体。继承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最好的继承。既不能丢掉老祖宗，又要说新话；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既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要像同志强调的那样，做到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与时俱进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法宝，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特征。没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理论勇气，就没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我们学习、研究、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定要坚持与时俱进，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认识，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地用新的思想观点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的实践。

其次，理论创新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世纪里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都是毋庸置疑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发展。同志曾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他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解怠，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把理论创新同治党治国联系一起，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理论创新的高度重视和对理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我们这里所说的理论创新，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树立对理论和理论创新的正确态度。一方面要反对把理论、理论创新简单化、庸俗化。重复不是创新，简单地照搬照套也不是创新。动辄就把一些还不成熟的理论观点或别人已经提出过的东西自诩为创新和发展，这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学风和夜郎自大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要反对把理论和理论创新神秘化。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291-292，382页。)他把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精髓归结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活的灵魂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有的人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解得非常片面，固执地认为只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新论点，才谈得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诚然，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新论点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发展和创新的涵义绝不仅限于此。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本国实践，提出具有时代特征和符合国情世情的新的理论观点，解决了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也是一种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种更重要的发展。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在实际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应用范围，使理论上的普遍性在新的实践领域中变成为可以确证的经验；另一方面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本国实践过程的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会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在理论和实践的交互作用中，必然会形成一些新的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中又总会有一些普遍性的意义。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一般不能离开个别而存在。离开当代中国的实际，侈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妄自菲薄，轻视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造，也只会在事实上堵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用邓小平理论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和我们党的新变化，不断总结新经验所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创新，是新世纪推进中国共产党建设伟大工程的伟大纲领。但它的意义不止于此。由于它建立在深入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的基础上，因而它所提出的理论观点也不限于党建范围内，而是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全面体现了党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实现新任务、新目标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是一个完整的有内在联系的理论体系，是一次全面的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了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事业的巨大贡献，这也使得指导这一伟大事业的理论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意义。一切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人们都将会从中得到启迪，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本国的实际，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再次，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根本方向。

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推向新境界，最重要的是选择和确定理论创新的主题。理论创新的主题构成了理论创新的基本内容，决定了理论创新的根本方向和成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它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公然声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二是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重视实践的作用，把“实践性”规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任何旧哲学的显著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应用、检验、修正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而其它仅仅是流而不是源。因此，要实现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的理论家轻视实践，淡漠实践和群众的呼声，热衷于在象牙塔里做学问，从经典著作中找研究主题，看不起实际问题的研究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总以为那样出不了“大成果”，登不了“大雅之堂”。其实，他们这样做恰恰颠倒了源和流的关系，他们所做的学理性的梳理至多是一种正本清源的理论创新的准备工作，而不是理论创新本身。真正的理论创新主题只能到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去寻找。面向实践，深入实践，倾听群众的呼声，总结群众的创造，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之树就会常青常绿，长成参天大树。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要求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就提出了理论创新不仅要以实践为中心，而且要以当代实践为中心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向。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过程，高度重视理论工作和理论创新，并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邓小平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这个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过程中的重大飞跃。这说明，社会科学工作者只要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注重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加强对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就能够在研究和解决重大课题上取得突破，奉献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发挥出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最后，宽广的新视野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重要条件。

哲学发展论文第6篇

关键词中国管理哲学；高校教育，传统文化

所谓的中国管理哲学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背景而形成的管理模式。它既包括对他人的管理，更包括管理者自我的塑造。日本管理学家廉田胜先指出：“企业成功与否，经营管理占80％的作用，尤其是管理思想、思维方式又是重中之重。”可见，管理者自身思想境界的高低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参照中国管理哲学的这一准则，我们可以很好地反思一下我国高校教育模式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但在叙述这些内容之前，我们必须从中国管理哲学的特点说起。

一中国管理哲学的特点

西方定义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中国定义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所以西方管理重法制，即以法制人。中国管理用道德，即以德服人。因而，中国管理哲学的特点是鲜明的，即重视管理者的个人修养。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提出中国的“九流十家”，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和杂家。“九流”在加上属于文学范畴的小说家，合称为“十家”。中国管理哲学对这些流派的思想大多有所涉及。其原因在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凝聚了诸多“何以为人”的精华。也就是说，中国管理哲学极为重视人格的塑造和自我的完善。又由于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显然这一特点是值得我国高等教育借鉴的。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高校就培养大学生“如何作人”这点来讲却是差强人意。

二、我国高校教育的现状

随着我国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远胜于精神。这种表象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以至于我国高等教育也会因此而“随波逐流”。就目前的状况看，高校课程设置已经出现“重经济实用”而轻“内在修养”的倾向。关于这一状况美学大师朱光潜早有洞察，他就曾指出：“教育必须以发展全人为宗旨，德育、智育、美育、体育、群育五项应同时注重。就目前实际状况说，德育在一般学校等于具文，师生的精力都集中于上课，专图授受知识，对以做人的道理垒不讲究。”结合现在来说就是，高校教育过于重视应用学科的传授(如经济学、计算机、艺术设计等)，而对人文学科(哲学、美学、伦理学、中国传统文化)却置若罔闻。

对于上述状况加以分析，我们认为原因有二。第一，在今日物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们更加看重经济。在高考填报志愿时，考生更青睐选择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专业。第二，由于考生的此种需求，各个高校也相继迎合考生的“品味”，将经济，营销、管理等专业视为学校招生的王牌，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生源。这一现状在我国的民办高校中表现的最为突出。例如，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各个民办高校的招生简章列举经济、管理、财会、市场营销、计算机、艺术设计等实用性较强的专业。但通过我们的调查，似乎国内还没有一家民办高校开设哲学(或中国传统文化)专业。我想这种情形的原因不证白明。由于哲学是经济实用性不强的专业(但哲学是一个生活实用性很强的专业)，因此从这一学科中很难看到直接的经济利益，为此遭到多方排斥。

其实，从我国目前的大学生就业现状来看，专业对口的就业几率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乐观。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的大学生将从事与本专业不相关或是间接相关的工作。这样一来也就造成了大学(特别是本科阶段)的专业无用武之地。然而，我们现在也不能否认，很多学科在大学中的学习效率要远低于社会。以市场营销为例，毋庸置疑，四年的大学生涯对本专业的帮助要远远低于四年的社会实践所带来的专业感悟。所以，高校教育的重点不应该过于偏向(注意这里说的是不要过于偏向)专业本身的教学，而应付诸于大学生人格的培养和价值观的建立。也就是说，“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一切皆以传道为先。因为，个人自身修养的完善是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根本。高校学子毕业后，也许会放弃自己的专业(无论是专科、本科、硕士或是博士)，但他们不会丢掉自身的作人原则。所以从持久性上看，对学生“如何作人”的培养益处也更为长久，甚至一生。鉴于此种情况，下面规划一下我国高校教育的未来发展就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高校教育的未来发展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高校学生“如何作人”的培养比专业技能的传授更有意义。但值得追问的是，应如何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呢?中国管理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重再次为我们的困惑提供了答案。

哲学发展论文第7篇

论文摘要：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转化的规律，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作出了对当代世界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邓小平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是他对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他观察和分析社会形势，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根据之一。深刻领会这一判断的精神实质，必须对邓小平理论在形成这一判断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作一番考查，揭示它所蕴涵的哲学含义。

一、时代主题问题的提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

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是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作出的概括。党的十三大在叙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时，把“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列为12个观点之一。十四大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更明确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时，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大问题提出来的。1984年5月29日，他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他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一般说来，它产生于三种情况：一是新的观察与旧的理论的矛盾；二是原有理论之间或某一理论内部的矛盾；三是要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和超越传统的价值观念。邓小平之所以能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两大全球战略问题揭示出来，既基于一定的事实判断，又包含新的价值判断。

邓小平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变化作出的事实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一方面，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因其在进行军备竞赛，因而世界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现代战争的高科技条件成为美、苏两家企图直接毁灭对方的冒险举动的制约因素；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似乎已走进了“死胡同”。在南北关系上，一方面，在五六十年代殖民体系瓦解后，集中在南方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它们同大部分集中在北方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矛盾越来越深；另一方面，在70年代，北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南北合作的重要性，并开始了南北对话；南北合作形成了一股改变南北不平等关系的力量，从而促进了南北关系的改善和矛盾缓和。

邓小平在考察世界形势变化时所蕴涵的超越传统的价值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和平问题之所以凸显，重要原因之一是，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同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使世界任何国家，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综合国力，乃至不同对外政策的国家，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就南北关系而言，发展问题之所以突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南北差距的拉大阻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人口数量同国民收入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使发展成为南方国家最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北方国家的资本、贸易和市场的出路受到限制；同时，社会主义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发展与提高。因此，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这些判断，同样也反映了邓小平对整个人类的忧患意识，以及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很明显，邓小平的思维判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一是以人类的利益为重，二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没有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可能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强烈地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二、时代主题的概括过程：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时代主题相互关系的把握

邓小平对当代全球性战略问题的概括，是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一步变化了的世界格局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面对60年代开始的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以及苏联对中国威胁的增加，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新形势，在1971年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在第六届联合国特别大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两个阵营”的传统观点，客观地反映了世界局势的新变化，也为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提供了理论根据。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没能透过世界的变动进一步揭示出蕴涵其中的时代主题演变的端倪，以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他正确地看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后果的严重性，却夸大了战争的现实危险性；他正确地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形势的发展，却忽视了这些国家反霸斗争的注意力已更多地转向发展经济的事实，从而高估了它的革命性质以及世界革命的形势。

邓小平考察了8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把它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这一概括继承了划分“三个世界”格局的基本思想。首先，在划分标准上，同“三个世界”理论一样，“东西南北”格局的划分也超越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划分方法；其次，在基本态势上，“东西”格局包含了“三个世界”格局中的“第一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格局则体现了“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因此说，“东西南北”格局的概括发展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的转化，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概括出对当代世界最突出问题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和平；“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发展；由于和平离不开发展，因此，“南北”问题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对当代世界格局和问题的分析，体现出了当今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放眼全球，透析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势的气魄与胆识。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才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时代主题”。这是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思维逻辑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各种力量开始重新分化组合，新的格局尚未形成。邓小平从“东西南北”格局中揭示出来的时代主题，是否会因两极格局的终结而改变呢?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首先，苏联解体后，和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西方某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延续了冷战思维，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两极对抗时期被掩盖着的、反映大国利益的一些地区性矛盾，不时酿成局部冲突。其次，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差距仍在扩大，而冷战思维也被一些人用于对付落后国家。再次，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两极对抗时期一些世界热点趋向缓和，加之反对霸权主义意识的增强，表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依然存在。总之，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三、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对经济、政治、战争、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

如果说，作为科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的提出，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其中包含了观察现象的理论视角的转移的话，那么，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思维方式作出调整。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了他科学的思维逻辑和唯物辩证的哲学方法，观察和分析世界形势，敢于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经济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和作必要调整，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这种战略思考与判断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走向进步和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首先，邓小平在1987年曾提出：现在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苏美两个国家，我们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和平力量的支柱，也把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看作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他在1987年又说：“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平力量”在不断增长，革命并不是消除战争的惟一手段。

其次，邓小平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运用“和平方式”或“非和平方式”是解决世界争端的“新办法”，战争并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惟一途径。

再次，邓小平认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应把和平的希望寄予发展。这一思维方式调整的重要客观根据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对当代世界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改变。

哲学发展论文第8篇

关 键 词 ：“接缘性” 哲学 文学 戏曲

哲学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得到进化和升华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它既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原始历史痕迹，也会不断地从相关事物中吸取最适合本身发展的“养料”以促成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最后形成与相邻事物既相互联系又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事物。因此每一个新事物的诞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临近事物的特征和痕迹，而且在吸收了周边相邻事物的特色和优势后，展现出独树一帜的全新面貌。我们将一个事物从周围关系紧密的事物当中吸取营养，以此主动地融入自身使其成为自身的有机成分，从而完善自己，形成特质进化特征事物的特性称为“接缘性”。

根据舞蹈自身的运动性特质，它与哲学、文学、戏曲、心理学、美学、医学、生物力学、遗传学……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分割的接缘性关系。可以说，舞蹈是众多学科大综合的智能化产物，研究其舞动规律非常有必要从与它有关联、有接缘性的交叉学科入手。为此，笔者有选择地从哲学、文学、戏曲三个方面简单地论述它们与舞蹈的接缘性关系。

一、舞蹈与哲学

在一般人心目中，舞蹈与哲学，一个是艺术，一个是世界观；一个高度形象，一个高度抽象，不说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也是两个极难相接更难相融的问题。也许有的人一辈子也从未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思考过。包括从事哲学研究的，也包括从事舞蹈专业的。

但是，在一些艺术大师和哲学大家那里，上述两个问题竟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变成对艺术家和哲学家都颇具启发性的东西，尤其是舞蹈在“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和被荣为20世纪世界三大艺术巨匠之一的玛莎·格雷姆大师（另两位是：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画家，毕加索）看来，哲学是他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舞蹈所必需要涉及的学科。有人说：“舞蹈的核心是人脑的意识，舞蹈创作的法则是辩证唯物手段的科学运用”。哲学思维不仅仅是其他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高级思维专利，也是我们舞蹈人所要追求的创新思维目标，更是舞蹈人科学用脑的前奏。

邓肯说：“哲学概念似乎被当作人的最高度的满足”“只有靠尼采的指导，才有可能……充分显示舞蹈的表现力”“尼采哲学的魅力，使我入了迷”“叔本华对音乐与意志的关系予以哲学阐释，这一启示使我倾倒不已。”邓肯把尼采视为“世界上第一个哲学舞蹈家”，并将尼采的哲学称作是“精神上的舞蹈”。至于玛莎·格雷姆，则经常在排练时用尼采的话来启发学生。

为什么尼采的哲学会对邓肯等舞蹈大师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陈俊明认为，邓肯的“灵魂、肉体、思想浑然一体”的艺术主张，与尼采的舞蹈、音乐、抒情诗是“狄奥尼索斯（酒神）型”艺术的哲学见解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或者说尼采哲学的“狄奥尼索斯型”艺术沉浸在充满自然欢喜和忘我兴奋的跃动生命中，达到了人类相互间以及自然和人之间和谐的见解。

笔者认为，尼采的哲学舞蹈思想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邓肯、格雷姆等大师改造舞蹈、创新舞蹈的前进路程。邓肯的“灵魂、肉体、思想浑然一体”其实就是尼采的哲学思维意识延伸，是邓肯挣脱了古板、机械、程式化了的旧的舞蹈形式之后，用哲学意识去紧紧粘贴现代思维，用灵魂去升华舞蹈，以达到一种超越肉体的全新的哲学舞动概念。从这一点来看，将舞蹈视为人脑哲学思维的高级形式并不过分，舞蹈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需要认识过程的进一步升华。舞蹈与哲学的接缘性关系，也是舞蹈自身直觉性特征所决定的，舞蹈的直觉在认识事物、升华哲学思维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它主要不是作为抽象的辅助工具去沟通推理的渐进步骤，而是给舞蹈编导和舞蹈者的智慧插上幻想的翅膀，直接跳跃和飞翔到最普遍的原则和最高的公理上去。它在舞蹈认识和创新活动中具有这样的作用：即直觉使舞者直接反映事物的本质；直觉使舞者的认识出现了创造性；直觉还使舞者的思维向科学家的“毛估”思维一样，顿悟性增强。一般来说，幻想、想象、形象、潜意识常常是直觉过程的准备与运行阶段，是诱发产生舞蹈创新思路的直觉形式，而灵感、启示则往往是直觉过程的形式和闪现阶段，是获得创新思路产生结果的直觉形式，这种相对独立的直觉活动，有时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创造性结果。

从哲学视角来审视舞蹈，舞蹈这种艺术形式是根据人体在时间、空间中的运动来创造美的形象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它与其他艺术学科或交叉学科之间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是舞蹈得以发展的本源，更是舞者健全脑思维的一种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单打一”的知识结构决不能使一个哪怕是十分刻苦勤奋甚至“玩命”的人成为舞蹈家。同样，哲学也是如此，只不过它具有明显的不断反思的特征而已。吕艺生老师在《舞蹈家：智能结构的选择》一文中，就运用心理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新老舞蹈家的观察力、记忆力、模仿力、思维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哲学的反思。他对舞蹈家最佳智能结构的三线划分理论和哲学的客观辨析，反思出我国中青年舞蹈家在成长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辩证地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合理的带有哲学意识观点的创新思路。

二、舞蹈与文学

文学艺术的特征，是以形象来思维。舞蹈也是这样，形象思维对于舞蹈创作来说，一个重要特征应该是舞蹈化。舞蹈编导从他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在生活中得到主体的启示，到他对大量的生活素材进行分析、研究和具体的艺术构思，在这一系列活跃的思维运动中，他应该是一刻也没有离开对未来作品“舞蹈形象”的有机思索。这种思索就是使舞蹈编导在对客观世界的体会、感悟、表现中，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即舞蹈圈内人士常说的“舞蹈思维”方法。应该说“舞蹈思维”是舞蹈编导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种合乎舞蹈艺术特征与规律的思维方法。然而，这种舞蹈思维方式的形成不仅离不开编导对无限广阔事物想象空间的全面探索，更离不开编导从“文学思维”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在文学的思维空间里，作品的“叙事性思维”“倒叙性思维”“插叙性思维”“变异性思维”……无不被舞蹈编导所“套用”“吸收”与“转化”。对于一个舞蹈作品或一部舞剧作品的检验，其好坏优劣取决于舞蹈编导对生活、对舞蹈认识的思维深度，而对舞蹈作品深度的研探与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要经受“文学性”的衡量与判断。换言之，舞蹈、舞剧作品的深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自身的“文学性”所决定的。实际上任何的情动于形或意动于形，其情其意其舞均是在一定的文学思维流动与引导中形成的。

陶景杜老师在《书写舞蹈》中提到，中国文联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谭谈先生在《湖湘舞苑撷英——湖南舞蹈五十年》画册的前言中指出：“舞蹈是文学大军中的重要一旅”，陶老师对此分析认为：站在舞蹈艺术的立场，谭谈先生的这种“艺术归类”，似乎有悖于我们对舞蹈艺术独立性的强调，但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第一，当文学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总体工具时，舞蹈在文学中所占有的位置及其相对独立的品格。第二，当文学思维与舞蹈思维相互撞击、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时，所形成的一种“文学思维”与“舞蹈思维”共存的基本思维状态。第三，从生活——舞蹈的整个创作过程，舞蹈编导离不开意识的决定，而舞蹈意识的形成与流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以文学思维为工具、为路径的对一切生活感知的作用。因此，从这种意义而言，把舞蹈看作是“文学大军中的一旅”并不为过。

对这一问题笔者这样认为：舞蹈与文学把任何的一方看作是自己大军中的一旅都不合适，历史证明，有舞蹈的时候还没有文学，文学不能包揽舞蹈，二者都有各自的特质，特质的接缘才能有利于双方的发展，舞蹈从文学中汲取营养与之有机结合，有助于舞者丰厚文化知识底蕴，提高舞蹈的创新能力。但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需要舞者具备多项知识能力基础，如：观察能力，对获得知识信息的分析能力，对创造性思维分析的能力，对创新实践分析的能力，还有紧扣主题的文学写作能力。无论是舞蹈编导作品创作构思、编舞体会，还是作品脚本的完成、最后的总结论文，都是需要用文字来表述的，编导的创新成果如果不通过文字来表述，交流起来就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即使用现代媒体进行传播，文字的说明也非常重要。舞蹈编导能否把自己的创新成果用文字规范、系统、简明地表述出来，主要取决于编导的文学写作能力，舞蹈编导如果缺乏文学写作能力，其创新成果就无法准确表达。文学写作是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运用语言文字符号以表达对舞蹈领域某事物认识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舞蹈与文学结缘性关系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文学思维与舞蹈思维的紧密粘贴是产生复合型优秀编导的重要基石之一。

三、舞蹈与戏曲

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独创的综合性及表现力极强的表演艺术形式之一。戏曲之所以有十分强大的艺术魅力，重要的原因是这种艺术形式对我国古代传统艺术形式作了成功的吸收、应用、变革和发展。今天，艺术的边缘化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相互邻近的边缘地带往往也是艺术门类之间界限模糊的地带。作为身体艺术的舞蹈艺术很早就与关系十分密切的姐妹艺术——戏曲有着边缘互渗、难以分割的联系。戏曲在它形成的过程中，汲取了许多传统舞蹈的精髓，使古代传统舞蹈中许多技术技巧和表演手段得以“存活”了下来并流传于后世。同样，中国舞蹈的发展创新离不开对戏曲的吸收与转化，尤其是中国的古典舞和民族民间舞，在发展进化的历程中无不渗透着中国戏曲之精华。舞蹈界老前辈吴晓帮老师说：“中国古典舞”这一概念最先是由我国戏剧家和戏曲舞蹈家欧阳予倩提出并得到文艺界广泛响应之后流传开来的。从“中国古典舞”的创立到发展，这其中尽含着许多著名戏曲艺术家的智慧和辛勤劳动成果。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参与和献计献谋，现今的中国舞就不会有如此完美的科学训练体系，更不会有如今骄人的成绩。

在很早以前，川剧艺术家们在吸取了中国舞蹈之精华后，系统地创造出了一套用于训练川剧演员舞蹈基本功的“口诀”教材。即：“天地日月夜，风云雷雨雪，山水石鱼浪，草木鸟花香，你我来去转，步眼开闭关，美容眼眉口，心胸膀皮拳……这些“口诀”的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手势”或一个单一舞蹈“动作”，乃至一套舞蹈“组合”。后来这些“口诀”又反馈到舞蹈中，经舞蹈老师们改进、补充、发展，对当时创新舞蹈教学训练体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还有，戏曲演员紧紧掌握角色气质的能力和对眼睛的熟练运用，对中国舞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表演、发展与创立完美的训练体系不能说没有帮助。戏曲表演很重视角色和观众的头次见面，一个好的出场亮相外加独特的表演气质能马上抓住观众，角色的身份、性格、情绪一目了然。我们的舞蹈表演虽然与戏曲表演有所区别，但戏曲的气质与亮相却与舞蹈有基本相通之处，具有表演上的共性。另外，戏曲中对眼神的运用有着很高的要求，戏曲界有句名言：“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眼睛是最能传神的东西，当然眼睛传神做戏的基础是要有充分的内心体验和良好的内心感觉。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在《粉墨春秋》里光谈看就有十三个字；梅兰芳大师为了练眼神每天清早看鸽子；盖叫天在家看香火。这一切锻炼眼睛的方法都是为了完美地表现角色。在我们的舞蹈中也有一句行话，叫做“舞蹈凭多情”，笔者认为情应该是通过舞蹈者的眼神来传递的，情对于舞蹈表演来说犹如命根，缺少了情，就像戏曲中缺少脸与眼一样。从这一点来看，舞蹈与戏曲中以眼来传情有着相通之处。可见，舞蹈与戏曲的接缘性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割不断的渊源联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充分的资料来证明它们。

结语

实践证明，舞蹈是综合性非常强的艺术门类，多学科在舞蹈中的交叉作用使得它丰富多彩、魅力无穷，如果说知识、智慧是美的高级形式、高级产物。那么，舞蹈就是这多种知识、多种智慧的包揽物，研究它与多学科中知识、智慧的接缘性关系，有助于我们对舞蹈深层美的追求。

参考文献 ：

[1]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引自（美）伊莎多拉·邓肯.朱立人，李梦垄译.邓肯自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3]高岸起.论直觉在认识中的作用[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8期.

[4]陶景杜.书写舞蹈[j].舞蹈. 2003年第5期.

哲学发展论文第9篇

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

1体现了物质和意识辩证关系：

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实际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符合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实际，因而是正确的意识；正确意识能促进事物发展，它必将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体现了因果联系：一定结果都是由一定原因引起的，要求我们善于从某一后果中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非典”疫情蔓延，暴露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和谐问题。坚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是我们抗击“非典”所带来的重要启示。坚持科学发展观有利于提高人们活动自觉性和预见性.

3、体现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

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推移；同时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科学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进一步深化，是由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牢固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体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科学发展观是针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是抗击“非典”给我们的启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促进作用。科学发展观必将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着巨大积极作用。

(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1、以人为本：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3、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4、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支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四：科学发展观的实质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坚持以()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经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着眼点，就在于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五：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

“以人为本”体现了哪些哲学道理？

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这要求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上述观点。

②、以人为本体现了主要矛盾有关原理，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抓重点。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哪些唯物辩证法观点?

唯物辩证法:联系、发展、矛盾

从联系方面看：

①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要求我们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内部经济条件与外部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②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办事情从整体着眼，寻求最优目标，统筹全局。

③人们可以根据事物的固有联系建立新的具体联系，以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④因果联系：一定结果都是由一定原因引起的，要求我们善于从某一后果中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原因和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从发展方面看：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要求我们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统观事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体现了上述观点。

从矛盾方面看：

①矛盾具有普遍性,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法要求我们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努力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人的全面发展。

②科学发展观揭示了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矛盾的普遍性，对于全国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又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条件和发展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采取措施，不能搞齐步走、一刀切。这充分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

③主次矛盾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办事情既要抓住重点，又要统筹兼顾。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发展，要一心一意谋发展，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体现了上述原理。

④坚持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观点，促进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真正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课堂讨论:

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谈谈我们应该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1、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尊重自然，认识自然，使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2、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使主观与客观具体地历史地统一。

3、重视意识的反作用，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4、尊重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材料：2004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部署2005年经济工作时提出，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大力节约能源和重要资源，加快发展循环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