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绿色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 价值研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着力开展四个深入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1]
绿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崭新形式。在2001年11月23日开幕的“中外中小学校长论坛”上，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作了题为《现代教育：绿色人文科学》的主体发言，提出了绿色教育这一新理念[2]。他率先提出的“绿色教育观”不仅直接指导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蕴涵。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绿色教育的价值研究
（一）实施绿色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亮点。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生态文明的提出，使得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内涵越来越丰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中统筹考虑。建设生态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子孙后代和世界负责的庄重承诺。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与长期以来所提倡的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等概念相比，生态文明概念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塑具有更鲜明、更广泛的导向性。通过变革经济领域的生产、消费、贸易方式，转变精神领域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创新政治领域权力运作方式，生态文明将多层次、多角度地指引中国实现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变，这必将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当前我国生态形势严峻，森林减少、植被破坏，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环境污染、水源枯竭、灾害频发、气候变暖等生态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大学生作为年轻一代，是我国未来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在主导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上具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优势。因此，担负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重任的高等教育，在重视知识传承和创新的同时，必须重视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提高，将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高等教育的全过程，让生态文明价值观扎根大学生思想，进而培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行为。
（二）实施绿色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必然要求。
杨叔子界定“绿色教育”是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而形成一个整体的现代教育，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绿色教育”作为全面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3]。
高职院校绿色教育的本质是在教育全过程中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包括有利于大学生成长的基础教育、创新教育、心理健康摘 要： 党的十报告关注生态建设，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迎来了新机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践行绿色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必然选择，是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 绿色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 价值研究念，把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标准，在培养大学生应用能力的同时，注重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达到培养大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目的。
（三）实施绿色教育是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必然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和改进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4]
绿色文化资源真实、生动，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优质的教育资源，完全可以成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与新方式。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绿色教育应切实做好顶层设计、坚持科学协调统一地开发利用绿色文化资源的总原则，区别不同类型、层次与地域特点的资源，根据两门课程的不同要求，有的放矢、分类分层、分工协调地充分发挥绿色文化资源的功能。在具体方针上，坚持解放思想、注重实效、推动教学内容充实调整；在教学方式上，大力推动专题式、案例式、访谈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改革；在实施步骤上，找准两门课程利用绿色文化资源进行教学的侧重点与切入点。
05方案规定，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门必修课，课程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绿色教育的主渠道。
关键词：生态文明思想；绿色经济；绿色法治
一、我国绿色经济法治建设现状
（一）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迅速近年来，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日益重视，绿色经济①迅速成为热点，很多地方政府把绿色发展写进规划、开始实施。新时期我国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2］各地方政府响应建设生态文明的号召，逐步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绿色发展之路。例如重庆市加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3］广州市建了国内最大的地铁光伏电站，每年可替代1623．45吨煤炭消耗，实现节能降耗、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阿拉善盟建设生态功能示范区、清洁能源示范基地、沙产业示范基地。（二）绿色经济法治建设现状在法治实践方面，一是各级立法机关非常重视绿色经济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例如全国人大先后制定或修改了《循环经济促进法》、《环境保护法》、《大气与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核安全法》。各省市也积极推进地方立法，如贵州省制定了《生态文明促进条例》，湖南省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湘江保护条例》、《固废法实施办法》，上海市修订了《环境保护条例》，安徽省制定了《环境保护条例》等。二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都比较重视加强绿色技术研发，鼓励绿色产品消费，注重环境污染治理和防护，强化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逐渐引入民众参与和监督机制。但总体而言，我国的绿色经济法治实践工作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二、绿色经济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取得许多成就的同时，在绿色经济法治建设方面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不能满足绿色发展的需要。（一）相关理论研究薄弱以“绿色经济”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等搜索引擎检索发现，相关论著和网页链接基本集中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法学领域的成果数量稀少，还止于绿色经济部门法范畴，没有关于调整绿色经济的法学（以下简称绿色经济法）基础理论方面的系统性、全局性的理论成果。由于绿色经济提出的重要背景是防治环境污染，研究者们容易重视环境保护法方面的研究，能源和材料领域也受到了学者们的青睐，部分金融业、司法机关出身的研究者也从绿色金融和司法保障改革的角度进行了理论探索。相比之下，如何在宪法的指引下综合运用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与国际法等多个部门法的力量去共同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以及面对新时期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各部门法如何应对与完善等方面的研究，则依然无人问津。（二）立法体系不够完善近年来，各级立法机关立法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为了解决绿色经济发展中的具体问题，集中于具体的部门法领域，颇有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至今为止尚没有专门的《绿色经济发展促进法》列入立法议程，其原因是主客观因素导致立法时机尚不成熟，或缺乏对于绿色经济的整体性、全局性认知而忽视了专门立法的必要性。虽然目前绿色经济的部门法立法在整体数量上不少，但是缺少一部专门《绿色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指导和统筹，已出现社会发展需求无法可依的现象。例如相当多的企业因为巨大的风险性而不愿投身绿色经济发展，因为发展绿色经济需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造和升级现有设备，甚至要实施产业结构调整。这意味着相当长时间内企业成本增加，利润却变薄甚至亏损。新兴的绿色产品为消费者群体广泛接受需要很长时间，涉足绿色产业还可能被实力强大的传统企业打压。国家往往通过短期的、随时可变的政策性引导（如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来鼓励，却没有修订《不正当竞争法》、《金融法》和《知识产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使法治保障成为绿色经济发展长期可靠的驱动力。（三）行政行为有待规范有些政府部门受片面政绩观的影响，只热衷于GDP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于长效的绿色经济热情不高。绿色经济短期投入高，获益却需较长时间，短期内甚至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而造成GDP和财政收入的大幅度下滑以及社会失业率的提高，这也是长期以来重发展轻保护现象的根本原因。同时，人口素质不高也是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4］大量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技能只能满足传统产业的需要，发展绿色经济会带来结构性失业，这也会增加政府发展绿色经济的顾虑。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和政策推动，要有发展绿色经济的专门立法，尤其要将绿色发展绩效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指标中。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受限于治理能力不足，不能在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以生态环境监管为例，有些地方生态环境管理机制没有理顺，监管与协作制度不健全，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与信息共享不通畅，导致各部门多头监管或只侧重本部门业务范围监管，甚至相互推诿，增加监管难度。监管信息公开程度不高，缺乏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公众反复举报污染却长期无人问津的现象。（四）司法保障不足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新的纠纷和矛盾，需要司法机关结合绿色经济发展要求依法排除和解决，为绿色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所强调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出积极贡献。［5］然而，由于传统理念影响、司法机关工作机制陈旧等原因，司法机关尚未全面树立绿色司法的新理念，对于绿色经济发展所需的保障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司法机关尚未建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绿色经济联动保障机制，没有综合运用法律手段对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加以保障和监督。也没有建立各地区、各省市之间的司法协调统一机制，未能打破跨地区、跨省市之间阻碍绿色经济发展的行政壁垒和贸易壁垒，未能有效联合打击危害绿色经济发展的跨地区、跨省市不法行为，导致有关绿色经济的同类案件未能形成统一的处理结果、指导案例和司法解释。同时，关于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不适应绿色经济发展的规定如何修订；不适应绿色经济发展的司法工作机制如何改革和完善，都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保障和监督作用。
[关键词]生态文化理论;绿色国家理论;绿色变革;环境政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 （1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贺青，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苏南京 210098）。
绿色国家理论是21世纪以来欧美学术界逐渐拓展的一种规范理论，是一种重要的生态文化资源，并对环境政策与治理实践发挥着影响。它的基本假定是，国家可以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国家与环境治理诉求的结合，将为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需要的绿色变革提供某种程度的推动。那么，什么是绿色国家，绿色国家如何得以实现，绿色国家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促进我们所期望的绿色变革呢？本文将依次阐述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绿色国家理论，它的主要流派及其发展，以及它对绿色变革的可能影响。
一、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绿色国家理论
为了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冲突，人类不断反思和探索实现二者间和谐共存的路径，并形成了不同形态的生态文化，比如“深绿”意义上的生态哲学与伦理、深生态学、生态审美、生态自治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红绿”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与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以及“浅绿”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公民（权）理论、绿色国家理论与环境公共管治理论等流派。绿色国家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一种环境社会政治理论。绿色国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探讨何谓绿色国家及绿色国家何以可能。
那么，何谓绿色国家？绿色国家彰显出国家职能的变化，即环境保护成为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在英语世界，用于表达绿色国家的词语有：绿色国家（green state）①、生态国家（eco-state/ecological state）①、环境国家（environmental state）②、生态社会国家（eco-social state）③、生态福利国家（eco-welfare state）等等。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安德烈亚斯・多伊特（Andreas Duit）教授等认为，“难以找到标准的用法，不同的分析者用这些术语时赋予了不同的规范性内容和经验内容”④。也可以这样理解，即绿色国家既有实然的层面，也有应然的层面。环境国家更强调经验的层面，而绿色国家、生态国家更强调生态价值和生态理性。
实然层面上的绿色国家指的是：国家致力于环境保护，传播环境治理理念，参与国际环境决策等。安德烈亚斯・多伊特从经验的层面描述绿色国家：“环境国家拥有一套重要的制度和惯例，以管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关系，包括拥有环境部、环境法、财政投入、科学顾问委员会和研究组织等。一般来说，这些国家已经将生态原则内部化，并且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取得进展。”⑤加拿大卡尔顿大学詹姆斯・梅多克罗夫特（James Meadowcroft）教授著有《国家的绿色化》《福利国家的去碳化》《从福利国家到生态国家》等文章，他认为，环境国家是一种现实：“在过去四十年中，我们见证了环境国家的兴起，但这并不意味着，掌控人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会使国家的其他功能削弱，而是意味着，将资金、人力、政治领导人、法律的制定、司法机构的注意力引向对环境问题的管理。”⑥他还指出，环境国家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如果第一阶段是‘清除污染、保护环境’：第二阶段是‘推动可持续发展’;那么，第三阶段应该是‘改变社会制度以尊重生态限度’。”⑦也可以这样理解，环境国家是一种历史进程，环境国家的最高阶段是绿色国家。
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阿瑟・摩尔（Arthur Mol）和弗里德里克・巴特尔（Frederick Buttel）认为，生态国家是能够提供环境公共物品的国家⑧。伊恩・高夫（Ian Gough）认为，生态国家和福利国家类似，即都要减少市场外部性的负面作用，由于“福利国家至少比环境国家早一代人的时间出现;就某些措施而言，早一个世纪出现”⑨，因此，生态国家可以借鉴福利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行为，用于环境治理。与此类似，安德烈亚斯・多伊特认为，“生态国家高于福利国家，生态国家在组织、行政及政治背景方面非常不同于福利国家”①。如果说福利国家是国家通过税收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生态国家则是“对环境的公益和公害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配”②。德国自由柏林大学戴特莱夫・雅恩（Detlef Jahn）教授认为，世界上有着三种绿色国家：“第一种是那些或多或少地遵循绿色意识形态观念、并将成功的环境活动和旨在实现绿色目标的结构性改革结合在一起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以被称为绿色国家;第二种是那些环境上成功但结构上仍遵循生产主义（productionism）精神的国家;第三种是指那些有着生产主义的结构同时环境成就低的国家。”③可见，戴特莱夫・雅恩更重视环境意识对国家绿色转型的影响。
除了对“绿色国家”进行经验层面上的阐释之外，也可以进行规范意义上的阐释。应然层面上的“绿色国家”，是一种更加能够兼顾国内环境保护诉求和国际环境诉求甚至整个人类环境诉求的国家，它更加支持生态理性或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这种意义上的绿色国家有着较高的政治理想目标，以更高的环境治理原则为指导，比如重视环境问题的整体性联系、重视环境保护的时空联系，希望能够实现代内正义、代际正义、国际正义、种际正义。显然，这是一种理想的国家观，但对于现实世界里的国家来说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它树立了国家的绿色化发展目标;国家需要重新定位，从而不断地接近绿色国家的目标。当然，更多学者把绿色国家理论定位在，既讨论实然层面上的绿色国家观，也讨论应然层面上的绿色国家观，从而实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某种平衡。
1992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罗宾・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在《环境主义与政治理论》一书中，最早提出生态中心主义政府的思想;2004年，她出版了《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一书，详细论述了绿色国家理论;2005年她和巴里（John Barry）编辑出版了《国家与全球生态危机》一书，对此后的绿色国家理论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她认为，绿色国家是生态上负责任的国家，并用“生态托管员”“生物圈监管者”或“星球托管员”等强调国家的生态责任。在她看来，国家只有担当生态责任，才能存续下去，国家的合法性才会有保障。例如，有些小岛国家在气候变化的形势下可能面临着国家消亡的威胁。在生态脆弱的国家和地区，生态风险和社会风险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态风险带来社会风险，最终影响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只有降低生态风险，才能降低社会风险;要降低生态风险，国家需要进行权力的变革;这些权力的变革，来自于国家对公民环境诉求的积极响应和相关的制度设计。国家不仅要对自己领土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负责，也要对国际环境负责，因为，地球生态是一个系统，人为划分疆界并不能割断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生态的内部联系。国家要避免生态成本的越境转移和代际转移。因此，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观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我们一般会认为，欧美等西方国家最有资格被称为是“绿色国家”。但在艾克斯利看来，自由民主国家离“绿色国家”还有一段距离，只有对自由民主国家进行改造，才能成为绿色国家。艾克斯利认为，如果说现实世界里有哪个国家接近“绿色国家”的话，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挪威和瑞典更接近于绿色国家的理想①。英国约克大学环境系研究员保罗・托宾（Paul Tobin）博士则认为，只有瑞典可以被称为绿色国家或者接近绿色国家的理想②。此后，西方学术界对“绿色国家”“生态国家”“环境国家”的思考沿着艾克斯利的思路前进，继续探讨绿色国家的理想境界和现实困境。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皮特・克里斯托弗（Peter christoff）把生态国家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想象中的“绿色国家”，它们有能力确保人类活动和生态限度相匹配③，“坚持强的生态现代化理念，具有高水平的国家环境治理和干预能力，有着高水平的经济、社会福利、环境福利政策一体化;在生态价值方面，拥有较强的生态文化及政治制度化，有着高素质的生态公民，国家高度包容并倾向于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④。第二种是“环境福利国家”，“它们承担着较为有限的减少环境伤害的责任，更多地致力于追求人的福利和持续的经济增长”⑤。这些国家“持有一种弱的生态现代化理念，有着温和的国家环境治理和干预能力;有着较弱的生态价值制度化，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环境福利，包括资源维护;拥有高素质的生态公民、国家适度包容、较低程度地致力于生态中心主义价值;更多地致力于人类福利环境主义，并将一定的预算用于生态问题”⑥。第三种是“新自由主义的生态国家”，它们反对国家干预，偏爱用市场手段应对环境问题，往往“持有较弱的生态现代化理念，拥有较弱的国家环境治理与干预能力，更倾向于采用市场机制与手段;有着较弱的环境价值制度化，国家较低程度地关注自然保护和环境修复，有着较低水平的生态公民权及参与能力，较低程度地致力于生态中心主义价值，高度致力于人类福利环境主义”⑦。第四种是“生态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它们优先考虑环境安全（质量）而不是人类的其他关切⑧，往往“有着强烈的生态现代化信念和生态价值制度化，尤其希望通过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念来建立这样的生态价值观、高水平的国家环境治理与干预能力，具有明显的威权政治或反民主特征和低水平的生态公民权及参与能力;高度致力于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较低程度地致力于人类福利与环境合一”①。克里斯托弗对生态国家的划分，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及认知、能力和制度的差异造成的国家身份的差异性。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安德烈亚斯・多伊特也是一位有着现实关切和理想情怀的绿色理论家。他把生态国家具体分为三种类型，即强生态国家、局部性生态国家、弱生态国家。“强生态国家”是一种理想的国家，这种国家通过政府管制和再分配，使环境可持续性优先于经济增长。虽然国家仍存在环境问题，但是它能够运用规制权和再分配权，使环境价值最大化②。但是他认为，“在当代世界政治图景中，还没有强生态国家的典范，即使那些有着雄心勃勃的绿色议程的国家，也并非一直坚持环境优先于经济增长。”③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是“局部性生态型国家”，这种国家有时优先考虑环境关切，但没有坚持这么做，“它们将有些环境成本内部化，而不是将所有环境成本内部化;和福利国家一样，这种类型的生态国家，往往有着十分不同的表现形态”④。还有一类国家是“弱生态国家”，它们“很少或从不将环境关切置于经济收益之前，环境成本内部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⑤，这类国家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糟糕，环境保护意识和能力欠缺，在承担国内和国际环境责任及代际环境责任方面，都显得无能为力。可见，他对生态国家的划分体现出一种现实主义乌托邦的色彩。
应该说，上述学者如艾克斯利、托宾、克里斯托弗、多伊特，对于绿色国家的理解均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道德关怀，因而，其绿色国家理论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但是，这种对于绿色国家目标的探寻，无疑会引领国家或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对于现实中的环境治理改进也是非常重要的。
国内学者郇庆治教授认为，绿色国家（环境国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环境国家”是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绿色契约”，尤其是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一方，经过法定程序获得人民（）的授权或“再授权”――依法管治国内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和开发利用――并接受人民大众的依法履约民主监督（包括撤换政府或收回所赋权力）。他认为，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这方面的最核心内容就是，一个环境法治的制度与组织架构，尤其是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立法、执法和行政监管。在他看来，广义上的“环境国家”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态理性（可持续）地从事国内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和开发利用的综合性管治能力。依此而言，它不仅关涉国家的环境法治制度与组织框架之外的更多政府部门，同时，还至少应该包括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一是“环境友好企业”;二是“环境友好社会”⑥。应该说，这种广义上的绿色国家概念，跟伊恩・高夫关于环境国家是“拥有一套致力于环境管理和社会―环境互动的制度与实践的国家”⑦的概念有不谋而合之处。当然，郇庆治对绿色国家的界定，更多是从国家的内政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理解国家的绿色转型问题。
总的来看，环境问题已经使当代国家发生了某种重大变化。至少从称谓来说，国家已经不再是只有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国家等名称了。有的国家有着较强的环境关怀，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主张环境关切优先于经济关切，主张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要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这样的国家正在走向“绿色国家”，而相比之下，有的国家还远不是“绿色国家”。因此，“绿色国家”这一术语既表达了一种未来理想，也表达了一种当前现实。当作为一种理想时，绿色国家指的是一种兼顾国内环境正义、国际环境正义、代际环境正义、代内环境正义和种际环境正义的国家政体与政治;当作为一种现实时，绿色国家是指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的某种态度、开展的相关活动、实施的某些作为，然而，其环境保护的意愿和能力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有的国家意愿或能力较强，有的国家意愿或能力较弱。因而，作为绿色国家理论核心概念的“绿色国家”，既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现实，也是一种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的发展目标。从实然层面上说，它意味着要持续探索国家治理环境、承担国内、国际环境责任的具体路径;从应然层面上说，它意味着要走在时代的前面，敢于探索更具有生态中心主义关怀意蕴、更能动员所有国家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政治可能性。也正是在上述双重意义上，绿色国家及其理论并非简单是一种新型国家或新型民主理论，也可以理解成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
二、绿色国家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其发展
如果把生态文化理论大致界定为一种绿色变革或转型理论，并将其划分为“工业文明解构”和“生态文明建构”两个维度，那么，始终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如何造就能够实现“破旧立新”的生态社会主体。而绿色国家理论所探讨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绿色国家何以能够区别于传统国家，比如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发挥国家在环境治理制度构建和主体培育中的积极作用？
目前，关于环境治理的研究更多是微观层面上的（比如地方的、非政府组织的、个体的）、宏观层面上的（比如全球范围的）和国际比较层面上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了对国家内政和外交相结合视角下的研究。许多人认为，国家层面的环境治理是受到限制的，比如在国内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制约，在国际领域受到无政府状态的制约。也有人认为，国家环境治理的影响远不如市场或国际组织的力量强大。事实上并非如此，国家在环境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如安德烈亚斯・多伊特所言，“很多决策如果没有国家的发起、财力支持及协调，其治理举措就不会持续并发挥作用。治理举措依赖于国家发挥关键性作用，比如国家创设网络、实施协作、资助较大项目、研究及政策、进行集体决策、制定规则、制定法律、制裁违法行为等”①。此外，国际环境合作也始于国家的支持。绿色国家理论旨在探讨国家框架如何进行改革或调整，以更好地服务于环境保护的目标。但是，国外对于绿色国家理论的探讨仍然处于发展和整合之中，艾克斯利在给笔者的回复信件中指出：“很难对绿色国家理论的流派进行明确的划分，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存在很多类型）、社会人、福利国家理论家、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化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吸收了马克斯・韦伯的思想）都在探讨绿色国家的理论。”
激进的政治生态学家和环境主义者认为，只有环境运动才能造就绿色国家，其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危机是一个“阶级问题”，北方国家是剥削阶级和消费阶级的化身，南方国家则是被剥削阶级和生产阶级的化身。两类国家的绿色转型有着不同的模式。他认为，资本主义蕴藏着自我破坏或变革的潜能，这种潜能明显地体现为新社会运动特别是环境运动的兴起上，这些运动试图挑战资本主义的破坏性趋势①。也就是说，奥康纳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激进变革从而走向绿色的可能性。他认为，如果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需要形成一种民主的联盟，即形成新社会运动（包括劳工和环境运动）的联盟，使国家和公民社会成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②。奥康纳所指的生态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生态可持续性只是理论上的，无论前苏联还是现存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都证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难以真正走向生态可持续发展。因此，取代现行资本主义的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与生态学结合的社会主义”③。这种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态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这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④。原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倡导“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设想建立一个由绿党、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和一切进步的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的大众联盟，从而推动国家的绿色转型。法国左翼理论家安德列・高兹（Andrè Gorz）认为，社会主义左翼力量和生态运动结盟有助于国家的绿色转型。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戴维・佩珀（David Pepper）认为，可以通过“从红到绿”“红绿交融”和“绿色红化”三个阶段实现国家的绿色转型。从这种意义上说，绿色国家理论不是孤立存在的，“红绿”的生态转型理论同样有助于国家的绿色转型。
自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亨利・舒（Henry Shue）认为，需要对国家的权力进行严格的生态限制，这可以用自由主义的伤害原则加以证明。他说：“如果一个国家在追求值得赞赏的经济目标时，对无辜的外国人造成严重的伤害，则是不正义的。国家可以优先实现自己国民的利益，而不是外国人的利益，但在这样做时，不能对外国人造成严重的伤害。国家应该为特定情况下的每个受影响的人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公民承担环境责任。”⑤皮特・彭兹（Peter Penz）则建议，用国际机构来促进国家的绿色转型，用“环境联邦主义（environmental federalism）取代现行的联邦制国家系统。环境联邦主义作为一个较好的生态管理的治理架构，将设有一个全球环境保护权威机构，由世界公民而不是国家来民主地代表，负责预防国际环境伤害。由于环境变化主要是由经济政策而不是环境政策造成的，因此，这一权威机构应该被赋予权力，可以进入各种经济多边主义制度的决策过程，比如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过程”⑥。尼古拉斯・洛（Nicholas Low）、布莱丹・格里森（Brendan Gleeson）则建议，作为制定“世界环境和生态正义宪法”的第一步，“应该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建立世界环境理事会和世界环境法院。世界环境理事会代表的是公民而不是国家，负责从话语上构建全球环境正义和法律原则，强化现有的多边机制中的‘商谈秩序’”①。可以看出，上述建议都明显具有一种超国家的特征，对现存国家和国际秩序构成很大的挑战。
而有些环境政治理论家通过比较福利国家和环境国家之间的异同，提出应在福利国家的基础上对国家进行改造;或借鉴福利国家干预经济的经验，对环境保护加以干预。总之，在他们看来，发展生态福利型国家已成为当代西方国家的新趋向。但是，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内环境治理上，这一点和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的关注点比较类似。生态现代化理论源于德国等核心欧盟国家，但生态现代化不等于技术决定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分为“强生态现代化理论”和“弱生态现代化理论”。强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实施更加生态友好的技术是必要的，但仅仅靠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层面的环境治理。比如，马丁・耶内克（Martin J■nicke）等就认为，“环境能力并不局限于环境政策，相反，还包括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性方案的结构性前提，比如生态的、技术的、行政的知识，法律资源和物质资源，政策制度、政治参与、反对经济利益的环境组织的力量等”②。可以看出，“强生态现代化理论”也认为需要国家介入环境治理以纠正市场的失灵。随着生态现代化研究的深入，我们既看到了绿色增长的前景以及绿色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看到了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可能路径。
但在这些关于绿色国家的讨论之中，当属澳大利亚学者罗宾・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阐释论证得最为深刻、影响也最大。艾克斯利认为，在环境治理中，国家是必要的行为体，但绿色国家和现存的自由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国家都是有区别的，绿色国家致力于承担其国内、国际的环境责任。因此，现存国家必须进行自我调整或重建，以实现生态保护的目标;环境问题也不再是国家事务以及国际事务中的边缘性问题，而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性或日常性事务。
艾克斯利从“批判性政治理论”的视角出发，系统阐述了“绿色国家”或“绿色民主国家”的概念：在国内层面上看，现代民主国家的规制理想及民主程序要求其符合生态民主的原则;在国际层面上看，这些国家需要担当起生态托管员和跨国民主的促进者的角色。艾克斯利认为，绿色民主国家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折衷，它所追求的是一种“漫无边际的政治想象与对现实的悲观屈从之间的适当平衡”。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治理的实践表明，环境治理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比如在1997年12月的京都气候变化谈判中，“非国家行为体的数量超过了国家的数量，非国家行为体能够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如互联网、移动电话）和正式会议中的相关代表及谈判文本保持联系，并及时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委托人的反应”③，但国家的并没有被遮蔽或取代，因为“国家议会或地方议会及其行政机构将是这种新的跨国机制的最后把关人及实施者”④。虽然环境主义者不满于国家在环境治理上的低效，甚或抨击国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但艾克斯利认为，当代国家依然是应对环境难题的主要政治制度，可以通过、甚至必须通过国家的渐趋绿化而创立绿色的国内外政策与法律。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理论为国家保留了位置，但也呼吁国家承担国际环境责任，这既不同于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的世界主义，也不同于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等人的社群主义，因为后者没有考虑在国家边界之外的受环境影响者的利益。艾克斯利从绿色、绿党、生态民主三个层面阐述了绿色国家的生成路径，而这三个层面都呈现出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思想综合的倾向。
首先，艾克斯利肯定了自由民主国家的作用，并强调要依托国家进行环境治理。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国家不是障碍而是出路，国家可以部分让渡。正因为如此，有些国家在环境保护领域进行合作，并出现了多边主义合作机制。因此，绿色国家是后自由主义的，而不是反自由主义的，而且只能通过对既存自由民主制的规范性理想的批判来实现，就像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于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一样。国家的环境治理能力虽有差别，但致力于国际环境合作的意愿和行动更加重要，这更能显示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成为生态上负责任的国家。比如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美国的国际合作意愿显然并不强烈，尽管其国内环境治理水平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绿色国家的生成得益于当代国家的绿色转型，特别是通过政党制度的变革来推动国家的转型。在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运动中，西方国家产生了绿党，当时的绿党还持有较为激进的绿色立场和言辞，但为了能够走上政治的前台，“绿党在政治主张上日渐接近一种‘正常性’政党，而不再是一种‘反制度’或‘替代性政党’……相应地，对多元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的信奉与遵从，逐渐成为当今绿党政治的主流”①。艾克斯利对绿党的现状也是不满意的。她认为，目前的政党制度还不能很好地维护环境受害者的利益，因为，“自由民主制度下许多决策采取的是政党间的相互协调，使自由民主社会不能够更加系统地保护环境。而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无法应对大规模的、不可化约的生态问题，因为它往往为了某一受害方的利益对环境问题进行分解”②。但即便绿党和主流政党正在靠近，它和主流政党相比仍还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比如缺乏资源、政治力量上处于边缘性地位。因此，艾克斯利认为，绿色国家的建设还仰赖于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变革，而绿党仍要坚守生态主义的目标和原则。
再次，逐渐实施和促进生态民主。生态民主原则是从环境受影响者的角度考虑民主的设计和实施的原则，“生态民主是一种为了受影响者的民主，而不是一种由受影响者构成的民主”③。受影响者包括青少年、儿童、婴幼儿、尚未出生者或非人类的物种等。他们不可能直接参与决策，但决策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因此，决策者必须考虑到他们的环境利益，就像决策时他们“在场”一样。预防原则和举证倒置原则是从受影响者的视角实施的原则。预防原则最早产生于1970年代的联邦德国，后来被写进1992年的《里约宣言》。预防原则强调的是，不能把缺乏充足的科学确定性作为推迟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环境恶化的理由。在对待诸如物种灭绝、气候变化、核泄漏、转基因有机物释放到环境中导致的基因污染等问题时，要采用这一原则④。生态民主也必须是一种包容性民主，因为受影响者的来源广泛，民主的设计和实施要考虑到当代人的利益和未来人的利益、各地区的利益和各国的利益、人类的利益和其他物种的利益。为此，艾克斯利设计了一种民主讲坛。“在这样的讲坛上，有关的地方代表可以为国外普通公民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代言”⑤。
艾克斯利主要从国家内外职能的转变的角度探讨了绿色国家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她认为，各种行为体有着各自的优势，可以相互补充。绿色国家的成长，并非仅仅依靠国家自身，还依赖生态公民的成长、非国家行为体如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国际组织的推动等，因为它们对于生态问题的解决及规则的制定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绿色国家理论的核心是，何谓绿色国家以及绿色国家何以可能的问题。总体而言，大多数学者认为，国家在环境治理面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并且应该有所作为。有所不同的是：有的学者提供的方案更为激进，主张通过国家基本制度的变革来实现绿色转型，而环境运动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还有的学者则采取较温和路线，主张通过国内技术更新、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等，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也有的学者不仅关注一个国家的内部绿色转型，还关心这个国家的国际环境责任，因为环境问题是一个最具有整体性联系的问题，作为地球一部分的每个国家，都对地球的可持续性负有责任。
三、绿色国家理论与绿色变革
基于对欧美国家环境治理经验的总结和反思，西方学者形成了不同流派的绿色国家理论。绿色国家既是一种形成中的现实，也是一种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的理想或目标。在较为激进的理论家那里，绿色国家的生成，需要通过国家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才能实现;而在较为温和的理论家那里，绿色国家可以在现有民主国家的基础上建成，比如通过生态现代化、生态福利制度建设、通过实施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民主转型等。其中，罗宾・艾克斯利的理论阐释与论证最具有代表性。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理论不仅关注国家的对内环境治理职能，也关注国家的对外环境责任。艾克斯利认为，环境问题具有整体性、全局性，国家不能仅仅关注自己辖区内的环境治理，还要关注国家之间的环境合作。为此，艾克斯利明确阐述了“生态共同体”的概念，它是一种源于生态联系而结成的共同体，是超越国界的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是各国围绕着环境问题进行跨国协商治理的产物。生态共同体不仅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即要把代际正义纳入到生态共同体的建设之中，这是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理论具有前瞻性的地方。此外，在创建绿色国家的过程中，艾克斯利提出，自由民主国家不宜采取环境制裁或环境干涉来对待后进国家，是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的。她强调，国家在创建绿色国家的进程中，也要加强自律，主动避免伤害其他国家的环境利益，这就需要其改变跨国投资、生产和消费模式，防止环境风险外溢。艾克斯利对国家原则的重新阐释，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其颇具特色的生态民主理论，该理论强调实施基于时间、空间连续性的环境正义。
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理论建立在共同体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等对国家在环境治理问题上的作用的综合思考的基础之上，并且超越了世界主义民主思想。因为，艾克斯利所提倡的生态共同体、生态民主观，不仅跨越阶级、跨越时空，还关注人类和非人类物种之间的公平正义，是一种规范理论意义上的国家目标。而将这样的目标付诸实践仍面临着较大的现实障碍，例如，有些国家坚持在水权问题上遵守“先到者先得”的原则，而不是坚持“生态第一”的原则;再比如，史蒂文・沃格尔（Steven Vogel）认为，想象一棵树或者一个湖泊如何通过“言说”来回应任何建议，显然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能力①。那么，非人类的他者的利益究竟应如何来代表？艾克斯利提到了英国基尔大学安德鲁・多布森的方案，即“在代议制机构中，由那些来自环境可持续性游说团体的代表来代表非人类的物种和未来后代”①。但艾克斯利仍然坚持，面向弱势少数、非人类的他者和子孙后代的特殊程序性措施或适当过程是必要的，而且要超越代议制民主的形式②。此外，艾克斯利还设想了一种非公民的法庭，以代表非本国公民的利益。尽管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理论受到诸多质疑，但这种设想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一种纠正。如果将这种生态共同体建设的理念和生态民主的制度设计结合起来，那么，它对于全球森林管理、水资源管理等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理论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环境政治理论，为国内环境政治研究和国际环境政治研究架起了一座桥梁，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绿色国家理论研究仍有巨大的成长空间。正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卡琳・柏克斯坦德（Karin B■ckstrand）和隆德大学安妮卡・克罗塞尔（Annica Kronsell）在其新著《重思绿色国家：走向气候和可持续转型的环境治理・导言》中所说：“虽然许多学者在沿着艾克斯利的路子走，但这个领域的研究仍缺乏理论性、缺乏系统的经验证明，在气候治理领域尤其如此。这为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留下巨大的空间，以讨论国家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实现去碳化、可持续未来的前景。”③国家仍是环境政治的主要研究对象和视角，这和艾克斯利对国家的判断是一致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仍是主要的社会政治权力场所，当前政治秩序的任何绿色变革都将是依赖国家的。因此，无论喜欢与否，那些关心生态破坏的人必须和现存制度进行斗争，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依托现存制度进行变革。如果国家和生态破坏有关，则必须研究使国家发生变革的可能性，或者研究对国家进行温和改革的可能性，使国家至少更有助于生态可持续。”④即使像欧盟这样高度一体化的区域组织，其环境领域的任何决策也要各个成员国同意才可以制定、实施。因此，研究国家作为一种主要的环境治理推动力量，仍具有重要的价值。2015年，国际著名期刊《环境政治》刊登了关于环境国家的系列文章，重申“国家仍是环境政治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⑤，因为，“正是国家管理自然资源或者不当地管理自然资源;减少或增加有害物质向空气、水和土壤中的排放;激励或压制公民有益于环境的行为;选择合作还是逃避国际环境条约”⑥。
绿色国家理论既总结了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环境治理经验，也提出了更加高远的目标，即国家不仅要充当环境资源的开发者和领土的保卫者，还要充当生态环境的保护者、托管者，充当地球公共物品的监管员。那么，欧美的自由民主国家离绿色国家还有多远的距离，绿色国家的建设究竟是一种意识自觉还是不得已而为之？此外，基于西方环境治理经验的绿色国家理论：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性话语，基于西方环境治理经验的绿色国家理论是否会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时也具有适用性，绿色国家理论是否可以在对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经验的研究基础上有新的补充和拓展，中国的绿色转型经验可以为绿色国家理论提供什么养料，绿色国家的创建只是国家行为转变的自然结果吗？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北欧的瑞典等国离绿色国家的目标较为接近，而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仍需要进行革新。艾克斯利认为，自由民主国家被很多人视为是当前最好、也是最后的政府形式，但自由民主国家应该追问自己是否具备反思性的学习能力，从而容纳强生态现代化理念以及更加能够体现出环境正义的风险评估①。依此，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仍需要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最初也并非是自觉自愿地进行。艾克斯利认为，“当代国家差不多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国家职能向环境管治领域的进一步扩展”②。如果说资产阶级建立了自由民主国家，劳工运动建立了社会民主国家或福利国家，那么，绿色民主国家的建立可能要仰赖环境运动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绿色运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众环境抗议的矛头都更多是指向政府，比如反对核武器，而自70年代初开始，世界各国都普遍接受了创建一种适当的环境法律与行政监管体制的国家责任。
而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更多地是伴随着全球化及现代化进程展开的，是对西方经验的一种学习。在绿色国家理论的研究中，较多地是结合西方（尤其是德国、荷兰、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经验进行的探讨。生态现代化理论也可以被视为是绿色国家理论中的一个派别，而基于西方经验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对于这一点，生态现代化的创始人之一马丁・耶内克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而国外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问题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近些年来，西方开始关注生态现代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比较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开始探讨环境治理理念的跨国传播及影响问题，这将会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问题及国际环境合作。2015年，卡尔・戴斯（Carl Death）在《环境政治》杂志发表了《非洲的绿色国家：超越常规性的质疑》一文③，概述了非洲的环境运动及绿党发展情况，并探讨了埃及、南非以及卡万戈―赞比西（Kavango-Zambezi）边境保护区的环境治理实例。
在部分学者着力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成长路径的同时，有的学者开始思考绿色国家理论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主流性话语。过去发展中国家努力追赶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如今发展中国家又要追赶西方国家的环境治理水平，因为西方出现了在环保领域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或曰绿色国家，而欧洲则被认为是一支绿色的规范性力量。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因而开始学习西方的环境治理理念与做法，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在思考：“绿色国家”理论是否会像“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绿色增长”“绿色资本主义”“气候政治”等话语一样，正在使发展中国家步入一个新的陷阱？在保护环境的逻辑之下，西方国家以这些术语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始终无法追赶上西方，甚至是受制于西方，比如在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谈判问题上、在气候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劣势。如此看来，我们也许应该在一个全球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审视绿色国家理论。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实现对硫化物排放、铅、汞、损害臭氧物质等的控制，许多发达国家的空气和水质量已经改善;但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环境政策并没有成功地遏制人类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压力的增大”①。这也充分说明，必须从全球视角寻求环境治理的出路，环境国家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情，而必须从生态主义的角度思考人类的未来。绿色国家不只是反映了国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还反映着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观主张在现有基础上对国家的民主制度进行绿色改造，主张约束国家的政治、经济等行为，既不对他国造成环境伤害，也不采取军事的手段干预他国的环境事务，尤其是要从环境决策受影响者、环境受害者的角度重新设计民主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理论不同于主张以个人生态价值观革新为变革动力的“深绿”理论。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理论被划定为“浅绿”意义上的环境社会政治理论，但实际上，艾克斯利关于国家是“生态托管员”“生态拯救者”的定位，其目标是高远的，而这样的目标似乎更应该通过“深绿”“红绿”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就此而言，她的绿色国家理论并不简单是一种“浅绿”的学说，而是一种关于现代民主国家的“深绿”“红绿”意义上的深刻转型的思考或设想。无论如何，要想创建一种真正的跨国性生态民主国家，离开了“深绿”的个体价值意识革新和“红绿”的制度结构性变革或重建，是难以实现或无法想象的。因而，绿色国家的生态民主转型，其理念和目标和前文中所讨论的“深绿”理论（比如深生态学）和“红绿”理论（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远非是一种对立性冲突，而是可以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对此，至少艾克斯利本人是清晰而明确的。换言之，只有自由民主国家的绿化这一看起来也许不够激进的目标深深内置或嵌入到更为深刻与宏大的“深绿”“红绿”背景之中，才能真正实现其凤凰涅式的绿色变革或重生。也就是说，真实而深刻意义上的绿色变革，就其目标和进程而言，只能是综合性的、系统性的。
共管理发展的实践需要等都有着积极意义。
一、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及其内涵
(一)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
“公共部门历来就有借鉴私人部门管理经验和技术的传统。”［2］追根溯源，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同样受到了私人部门绿色管理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是公共部门适应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绿色文明转变而在管理理念和模式进行创新的必然结果。
绿色管理是英语“GreenManagement”的中译文，一般认为这一词汇是德国的瓦德玛尔·霍普分贝克在1990年出版的《绿色管理革命》一书中较早提出的。作为一种管理新思想和新途径，绿色管理开始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生态农业和绿色消费意识，但因为全球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20世纪中后期全球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恶化，人类环境意识空前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来绿色运动浪潮席卷全球，其核心内容是以绿色发展新模式与低碳生活新方式代替过去的黑色经济发展模式与高碳生活方式。私人部门最先把握到这种时展的新变化并应运而生出“绿色管理”新思路，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广，收到了显著效果。据统计，单单在2000年，德国绿色产品数量已有5000多种，占全部产品总量的30%;美国有近1/3的家用产品是在“绿色旗帜”下推出的。［3］
目前，绿色管理思想和模式在越来越多的私人部门发育成长，正成为21世纪工商管理发展的一种新趋势。随着绿色管理理念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个原本是私人管理领域中的概念逐步拓展和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而促使公共部门绿色管理迅速兴起有其国内外理论与实践背景。实践上，近年来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问题持续恶化，尤其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人类面临的经济与资源环境等多重危机的集中体现，人们更加认识到进行以创新政府传统管理理念和模式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绿色变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于是2008年底以来一场以提升政府绿色领导力为基本要义、绿色政策改革为基本保障的“绿色新政”(GreenNewDeal)风暴席卷了全球。理论上，一些西方学者密切关注环境问题对政治与政府管理的挑战并提出实现政府绿色变革的某些建议，推动了绿色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如美国学者A．H．Aurrell认为:“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对现有政治经济构成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和组织的严肃课题。”［4］英国学者An-drewDobson在其2005年所著的《绿色政治思想》一书中从生态政治角度系统分析了如何实现绿色社会变革等的战略。另一英国学者AnthonyGiddens在2009年出版的《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更加强化国家的作用，建议采用碳税和碳交易市场等政策工具来实现等。
在国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累积以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公共管理绿色化是公共管理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公共管理理论研究领域对于政府绿色管理模式变革研究开始逐步升温，一些学人出版或是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政府生态管理、政府绿色管理、生态型政府、绿色政府、低碳政府”的著作或论文，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但是，这些主题存在着诸如研究对象相对局限于政府本身、其概念无法体现出当前政府管理研究已从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范式变化特征等不足，故需要引入绿色公共管理这个新的语境，它既是对前者的继承，更是适应当前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需要的新发展。
(二)理解绿色公共管理的内涵
在理解绿色公共管理内涵之前，我们还是应先回到其所借鉴的私人部门绿色管理之定义的理解上。目前，学界对私人部门绿色管理定义的理解基本上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别从生态学、环境学、管理学、资源学、经济学等角度进行了界定。如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绿色管理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手段，对人、财和物进行统一的组织和安排，协调各个部门的职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资源学的角度来讲，绿色管理意味着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应做到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利用、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项资源。［5］私人部门绿色管理之定义尚未统一的现状，一方面为人们呈现了不同的研究角度，另一方面则不利于人们对于绿色管理定义的明确把握。
现在再来看看绿色公共管理的定义。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绿色公共管理作为专门术语出现还比较少见，没有对此概念内涵作一个明确界定;或者把绿色公共管理概念等同于政府绿色管理，如认为“政府绿色管理是以生态文明和绿色经济为根本取向，全力推进科学发展和经济社会生态化进程的公共管理”［6］有关绿色公共管理概念界定空白或者模糊的现状与绿色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要求是不相吻合的。这里在理解公共管理与绿色管理的内涵基础上，试图给出一个所谓绿色公共管理比较清晰的定义，那就是:绿色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以绿色文明、科学发展和人本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实现公共管理的绿色转型为途径，以全社会共同参与、全过程控制为特征，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方法与技术以有效实现经济、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机统一目标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绿色公共管理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绿色生产和低碳生活方式变化在公共管理理念和模式上的反映，是一种治理传统市场经济和传统政府管理在环境规律面前“双重失灵”，以及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的管理途径。
二、绿色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
绿色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新瓶装旧酒”，相反它是一种与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有着显著区别的公共管理新途径(表1)。
(一)主体更广泛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存在着“重政府管理、弱社会参与”的弊端，且在政府内部环境管理体制方面也存在条块分割的状态，环保部门力量薄弱，监管乏力。在全球公共治理浪潮下，绿色公共管理的主体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全社会相互协作的绿色治理模式。首先是全政府参与。表现为:其一，强调全体政府部门皆是绿色管理的参与者和责任者。当今环境与生态问题日趋复杂化，单一的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力量无法有效治理，需要协同整合各部门，构建有主有辅、各司其责、相互配合、全面系统的政府绿色管理主体网络，发挥监管的合力。其二，政府本身及政府工作人员还是节能减排的践行者。政府及工作人员应从自身做起，采取有效措施带头搞好节能减排，对全社会起到示范作用。其次，全社会参与。绿色公共管理意识到传统政府环境管理的失灵困境，注重发挥非营利组织、企业、媒体、公众等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共同推进绿色公共管理目标的实现。
(二)地位更显赫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主要对象为环境生态污染以及与此相关的某一部分环境管理问题，是政府诸多职能管理之一，长期以来在政府的整个管理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随着全球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特别是当前人类面临着多重危机，实现管理理念和模式的绿色转型不仅是一个解决当前危机的战术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战略性问题。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正是公共部门适应全球绿色低碳浪潮的战略选择，也是公共部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因此，突出探索环境、经济、人三者综合治理模式的绿色公共管理在整个公共部门管理中的战略性地位必将日益凸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是一种行动策略的话，那么绿色公共管理就是一种管理战略，其地位更显赫。
(三)内涵更丰富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以环境保护为管理出发点，并运用各种管理手段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而绿色公共管理具有更高远的目标价值取向，即除了环境保护外，还包括发展绿色经济、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实现公共部门自身的绿色目标等，实质是追求人、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管理实践上不仅仅是采取各种手段来实施环境管理，而是更多地要求公共部门赢得绿色竞争优势。绿色公共管理正是通过对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继承，汲取了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中的营养成分;同时绿色公共管理更是对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超越，使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成为了绿色公共管理的组成部分之一。
(四)管理方式更积极主动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焦点主要集中在控制或消除已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及事后的补救等环节，而在预防或减少新增环境问题出现及事中监管方面比较薄弱，属于比较消极的末端治理型，在变化莫测的环境问题面前往往力不从心。而绿色公共管理因其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必须更加强调人类的长远利益，其管理方式也必须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面向全过程的新型管理方式。所谓“积极”是指绿色公共管理视环境威胁为公共组织机会，试图通过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有效管理赢得公共部门的绿色竞争优势，而不是消极地应对环境问题;所谓“主动”是指绿色公共管理把管理起点前移到“预防新增的环境问题”，强调管理决策应能预见环境因素的变化趋势并提前采取措施预防;所谓“面向全过程”是指绿色公共管理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公共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和公共部门的一切工作中，每一阶段每一步都要加强监管，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五)行动更自觉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大多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来实施对管理对象的外部控制，不善于激发管理对象的自我约束动力。绿色公共管理强调“以人为本”，倡导绿色管理由外部控制向管理对象的内部自我控制逐步转变，如推行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组织内部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工作以及环保公开承诺等比较有效地自我约束方式，藉此激发管理对象实施绿色管理的内在驱动力。绿色公共管理不能成为一场“绿色做秀”，从长远来看，它的真正实现需要建立在各方特别是管理对象提高自觉意识去实实在在贯彻执行的基础之上。
(六)管理效果更佳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在处理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关系时未将发展经济与治理污染有机融合，往往顾此失彼，一些管理措施即使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很难收到很好的治理效果。而绿色公共管理在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冲突时，本着“经济与环境双赢”原则，努力追求既能保护环境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方案，这就是大力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转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因经济行为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生态问题并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目标的管理方式，无疑会取得比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更佳的管理效果。
三、绿色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主题
绿色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新途径，其兴起时间还比较短暂，运作体系尚未形成统一的框架。然而，面对迅速变化着的我国公共管理实践情况，我们需要明确绿色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突出近期亟待研究的重点，才能更好服务于我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
(一)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与绿色管理职能重构
政府角色定位与绿色管理职能转变是推进绿色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经济模式的重大转变，几乎无一例外地引起了政府角色定位的重大转变。”［7］
在当前绿色治理实践过程中，政府管理边界不清、公共服务职能薄弱、地方分治和部门职能分割乱象突出等关于政府角色定位与职能的问题还比较多，损害了绿色行政效率，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和优化原有环境管理职能成为必然选择。可侧重在以下几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明确政府在绿色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划清政府治理的范畴和边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分工关系;二是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契机，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公众提供更为优质的绿色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三是根据环境和生态本身统一性与外部性的特征重新建立绿色管理权属体系，实现绿色管理职能集合化;四是实现政府部分绿色管理职能的外部化(或社会化)，即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绿色管理，夯实绿色职能的社会基础。
(二)现代化的绿色公共管理技术
现代化的绿色管理技术是走向绿色公共管理的重要技术支撑。在公共管理实践中，我国公共管理水平长期以来并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手段较为单一，缺乏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和现代化”。［8］146
目前学界对于绿色公共管理技术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因此应着力构建起现代化的绿色公共管理技术和方法体系。这一主题研究的焦点主要有:一是抓紧厘清绿色公共管理技术的基本内涵，包括深入探讨其概念、特征、功能、原则和分类等。二是如何有效筛选和整合绿色公共管理技术的研究。筛选绿色公共管理技术时应认真研究可能的影响因素并做出判断;整合绿色公共管理技术是为了使技术使用更协调、发挥整体功效，克服单一技术使用的片面性。三是绿色政策工具的创新研究。当前应着重开展政策、规划和投资的环境评估与环境公示，优化政府决策程序;探索碳预算、碳排放市场交易、碳基金、环境税等新型政策工具的开发与运用。
(三)构建全方位的绿色公共管理体制
构建全方位的绿色公共管理体制是绿色公共管理的内在要求。一是政府自身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政府在绿色发展中起领导作用，应全力推进自身管理制度的绿色转型。重点包括建立绿色采购、绿色投资与招商制度;引入政府绿色绩效考核体系，这被人们认为是政府绿色治理的突破口;参照ISO14001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建立政府部门的环境管理体系;执行绿色审计制度，加大对政府部门内部的监督等。二是构建社会参与绿色公共管理的体制与机制，包括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对环境事务的知情权;建立公民对有关环境政策的评议制度，加强包括公众和媒体在内的社会监督;激发和培育绿色环保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参与绿色治理的动力与能力;建立在全社会开展公众环保意识及绿色消费方式的宣传教育机制等。三是建立健全促进企业开展绿色管理的市场体系，形成家家争创“绿色企业”、全力推进绿色技术与绿色产品开发的良好市场环境。
(四)塑造绿色的公共管理文化
“一种公共管理行为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物质性要素，也取决于、甚至主要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精神性要素，即文化要素。”［9］
当前，中国公共管理文化正经历着空前的变革和转型，传统的以“忽视自然内在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公共管理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时展的需要，必须塑造以“绿色发展价值观”为核心的绿色公共管理文化。在这过程中，营造绿色行政文化是关键。绿色行政文化建设旨在通过塑造和培育为广大行政管理者所认同和共同遵守的“绿色”价值观，改善他们的心智模式与价值取向，规范他们的行为，进而实现政府行为绿色化。而培养全社会的绿色共识是另一项要长期坚持的工作。绿色公共管理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基础，包括绿色企业文化建设和公民绿色意识培养。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和实践，全社会逐步认同并遵循绿色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有助于促进绿色公共管理文化的建构。
(五)公共组织绿色化的变革
公共组织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是履行包括绿色管理职能在内的所有管理职能的物质承担者。目前公共组织理论的研究状况是“国内公共管理学界研究比较薄弱而亟待加强的一个主题领域”。［8］150
在全球绿色运动浪潮下，应加快构建公共部门绿色管理的组织网络，改进绿色公共管理的绩效，这无疑是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自身的一场“绿色革命”。具体而言，一是优化具备绿色管理相应职能的各部门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包括整合设置绿色管理的专门领导机构、探索建立相关部门间以任务为导向的团队运作模式、构建环保部门垂直管理体制等。二是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低碳减排和人员精简研究，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应起表率作用，千方百计降低本身公务活动对环境的污染，杜绝人力资源和办公资源的浪费，节省行政资源。三是公共组织绿色管理的业务流程再造研究，根据价值链原理，通过电子政务、“一站式办公”等创新形式，全力推进公共组织绿色管理的业务流程再造，提升公共组织对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力。
以上绿色公共管理研究的五大核心主题中，绿色公共管理文化是内在价值体现，处于变革的核心层;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与绿色管理职能重构是关键、公共组织绿色化变革是保障，绿色公共管理体制是突破点，这三者处于中间层;绿色公共管理技术是实现捷径，处于外层。五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
图1来示。
图1绿色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主题体系
关键词 绿色公共投资；经济增长；实证分析；比较分析
一、引言
绿色公共投资，亦被称为自然资源环境公共投资，是与绿色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投资中有关于绿色项目建设的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投资。在公共投资及其效率方面， Aschauer（1985）提出的生产函数法把公共投资作为一种投入，加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再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从而分析公共投资存量是否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投资研究上，国外学者Douglas Trevor Kuzmiak 1995？雪在其文章中提到现在发展的环境问题，探讨重视环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研究美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是其影响力和方向探讨。对于绿色公共投资，国外系统研究较少。
对于公共投资及其效应、绿色投资及其效应的研究，我国学者也做了不少的努力。马拴友2000？雪把公共投资作为一种投入，加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再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从而分析公共投资存量是否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于长革（2006）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并以中国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得出结果公共投资与产出正相关；并且，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出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投资的最优规模。殷强2007？雪实证分析了我国公共投资的宏观产出效率、配置效率、微观X效率，并用制度变迁、制度分析来诠释我国公共投资宏微观效率的损失。孟耀、张启阳（2005）在解析了绿色投资含义的基础上，分析了绿色投资与循环经济的关系，提出了绿色投资的方向和发展思路，以及构建绿色投资制度，发展绿色投资，实现循环经济的建议。邢秀凤、刘颖宇（2006）选取1988-2002年的山东省环境与经济数据，建立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和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对山东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蔡珞珈、黄蔚（2006）选取 1985-2004年湖北省的环境与经济数据，建立人均 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对湖北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证明了湖北省的环境曲线不符合典型的 EKC特征，而呈显著的三次曲线特点。肖蓉蓉（2007）利用湖南省 1988-2004年的数据，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证明了受众多因素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 U型只是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一种。对于绿色公共投资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很少，较为完备的是郭涛、朱永杰的相关研究。郭涛、朱永杰（2010）研究了我国绿色公共投资宏观效率，实证分析了我国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效率、规模效率和结构效率，并对宏观效率缺失情况和增减变化做出初步评价。
目前，国内外对于公共投资及其效应的研究比较多，都较为系统、全面的阐述了公共投资的宏观效率、规模效率、结构效率等。但是，对于绿色公共投资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还很少。我国学者还没有集中突出对绿色公共投资领域研究，没有聚焦绿色公共投资的核心问题——绿色公共投资的效率，还缺乏对该理论框架的系统和专门的论述。
本文将基于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以及自治区的特殊情况，故不作考虑）的地方绿色公共投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政府绿色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特别是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政府绿色公共投资的宏观产出效应；其次，本文将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将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的相对量和绝对量与其他27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绿色公共投资的相对量和绝对量进行对比分析。
二、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效应实证分析
近年来，江西省通过优化支出结构，努力压缩一般性支出，重点支持以民生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从2005年起，省财政每年安排约10亿元支持林权制度改革，促进生态公益林建设；2012年江西将再安排90亿元，实施50项公共政策，涉及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农业农村等7个方面。
江西省不断加大绿色公共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本研究将从以下方面讨论。
（一）绿色公共投资产出效应计量分析
1.绿色公共投资产出效应分析的理论方法
根据对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主要是国内研究文献来看，绿色公共投资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以绿色公共投资和国民经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来测算。而且，产出效率的衡量主要有以下有三种不同思路
（1）可以用生产函数法，把绿色公共投资作为一种投入，按时间序列拟合回归分析法直接测算；
（2）把人均GDP的增长率分解为资本一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
（3）用绿色公共投资生产率来测度，经济增长率可近似分解为绿色公共投资生产率增长率与绿色公共投资增长率之和。
2.本文采用的绿色公共投资的理论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的生产函数法对绿色公共投资的宏观产出效应进行度量分析。利用2004-2010年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从而分析绿色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多大贡献。
本研究主体采用的也是此类方法，部分根据本研究所采用数据的具体情况进行变更，但不影响其主体结构。本文的生产函数回归模型如下：
GDPRit=Ai+αlnGGIit+βlnLit+γTIMEt+δWESTi+θMIDDLEi+μit
其中，GDPRit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Ai常数项，代表广义技术水平；GGIit代表绿色公共投资额，ln表示对其取对数；Lit为就业人数，ln表示对其取对数；TIMEt为定义的时间变量，TIMEt=1，2，3，4，5，6，7；EASTt、MIDDLEi、WESTi为定义地区变量（根据中经网上地区分布来区分东、中、西部）；α、β、γ、δ、θ分别代表，GGImit、Lit、TIMEt、WESTi、MIDDLEi的边际产出系数；μit为误差项。
3.样本数据
（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R）数据。采用2004—2010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现价）以及2004—2010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2004年=100）计算各省、市、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2）就业人数（L）的数据。采用2004—2010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28个省、市、自治区的年末从业人员数。
（3）绿色公共投资GGI？雪的数据。根据前人的研究，本文采样时主要包括环境污染治理公共投资和森林营林国家投资这两大项。绿色共投资额=环境污染治理公共投资额+工业污染源治理公共投资额+森林营林公共投资额，绿色公共投资额利用CPI指数（2004年=100）进行指数化处理。
其中，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又分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三项。
（1）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包括燃气、集中供热、排水、园林绿化、市容环境卫生；利用2004—201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其计算公式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投资额=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中的国债资金+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中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2）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投资额，包括治理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其他；2004—2010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其计算公式为工业污染源治理公共投资额=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总额—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中的自筹资金。
（3）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额，包括新建、扩建、技改中的“三同时”环保投资额。根据本文查找数据过程来看，本文认为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额是已经被纳入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中，故不作重复计算。
森林营林投资额源自2004—2010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共投资数据。其计算公式为森林营林公共投资=森林营林投资额中的国家预算内资金=森林营林投资额中的国债资金+森林营林投资额中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4.计量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拟合优度R方和调整后的R方分别高达0.972450和0.971725，残差平方和为较小数值15.0918，可见模型的拟合程度比较高；F统计量为1341.312远大于临界值F0.05=2.21，线性关系非常明显。在T检验中，LNGGI、LNL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T0.05的值，而且，LNGGI、LNL、T、C的P值都很小，在接受的范围之内。
具体回归模型如下括号内为T统计量：
GDPRit=2.285194+0.46191lnGGImit+1.477330lnLit
（11.59164） （11.74179） （42.49865）
+0.145198TIMEt-0.479694WESTi-0.186112MIDDLEi+μit
12.26056） （ -9.101471） （ -3.643975）
R2=0.972450 F=1341.312
总体来看，回归效果比较好。其中，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462，对GDP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其产出弹性小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1.48。可以看出，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效率低于劳动力，绿色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小于劳动力投入。
（二）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效应对比分析
至此，本研究已经证实：绿色公共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成正相关关系，并且，基于本研究数据，其产出弹性为0.462。但是，对于中国每个省份的具体情况，我们还不是很了解，下面，根据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以及自治区的特殊情况，故不作考虑）的具体情况，江西省与其他27个省、市、自治区进行比较。
近年来，江西省的绿色公共投资的相对量与绝对量变化的情况如下：
以上三个图显示，江西省从2004—2010年期间，绿色公共投资额和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的变化趋于一致，都是总体呈现上涨趋势，绝对量有所增加：绿色公共投资额在39.5-42.5亿元之间波动，而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则在92-100元之间波动，2004-2008年呈明显上涨趋势，但是2009年有大的下降，2010年有所增加。但是，从图1可以看到，三大比重没有显现上升趋势，反而有弱微的下降趋势，相对量下降。根据人均GDP、人均GI、人均GGI、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聚类分析将28个省、市、自治区分为3类，江西省处于第2类，与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云南、陕西、青海省归于一类。
三、结论与相关建议
（一）实证分析结论
1.从回归结果可以得出，我国绿色公共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显著影响，其产出弹性可观。
2.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和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绝对量呈上升趋势，而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相对量没有增加，反而有轻微下降。
3.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和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相对于其他省份而言处于低位。2010年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和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在研究的28个省、市、自治区中分别以41.035亿元和95.790元排名13、18位，处于中、后阶段。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与第一名江苏省144.255亿元相差100亿元，是其28.44%，不到三分之一；江西省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与第一名北京市433.152元相差337.360元，是其22.11%。
4.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占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其他省份也低。从表2（按绿色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降序排列）可以看出江西省排在第9位，而在绿色公共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江西省却只高于少数几个省份，位于倒数。
（二）可行建议
加快生态江西建设、实现绿色崛起，鉴于绿色公共投资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江西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政府就应转变公共投资结构，增加绿色公共投资支出。江西省从绿色公共投资方面应该尽量做到：
1.不断健全和完善环境保护体系和政府绿色投资监管评价体系，加强技术创新，引进先进生产模式，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创建以生态文明为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
2.扩大造林面积，增加植树造林投资额，不仅是绝对量上，还要在相对量上有所增加。森林植被是经济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经济、社会、自然的生态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因此，切实保护森林植被、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是根治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森林营林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和权力，政府加大森林营林支出，为实现绿色经济发展奠定绿色基础。
3.引进能源科学发展技术，不断发展清洁能源，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增加财政支出用于激励企业减少排放、降低污染。
4.加大污染治理的强度，增加污染治理经费，特别是要大幅增加农村环境整治投资。以往的政府的绿色投资多倾向城市，农村的环保问题严重，资金少，环境整治工作难以开展，农村垃圾随处堆放，造成环境严重破坏，加大农村环境整治投资有利于农村的绿色发展。
参考文献
1 Aschauer P. and J Greenwood.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M. Carregie 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1985，vol.23，pp. 91-138.
2Douglas Trevor Kuzmiak.America's economic future and the environmentshap-ing tomorrow through an awareness of yesterdayN.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Vol. 10 Iss 8，pp.3-14.
3Towards green growthR.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 Germany 2012.
4马栓友.中国公共资本与私人部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 2000，（6）.
5于长革.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J.财经研究， 2006，（2）.
6殷强.我国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家，2007，（5）.
7孟耀，张启阳.循环经济发展中绿色投资问题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5，（11）.
8邢秀凤，刘颖宇.山东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计量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
9蔡珞珈，黄蔚.湖北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J.当代财经，2006，（8）.
【关键词】绿色发展 制度治党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绿色发展是当代社会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们通过自身的劳动，引起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要消耗自然资源用于生产，而又将生产的废料和消费的残渣（马克思称之为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排放给自然。这种通过劳动而引发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只要人类从事劳动生产，物质变换的过程就不会停止。
马克思敏锐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一方面，“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那些被人消费掉而不能回归土地的部分又成为了污染的源头。《资本论》面世以来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带来了物质变换裂缝的不断扩大，高产出伴随的是高消耗和高排放。高消耗造成了资源的日益枯竭，高排放则造成了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而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正是当代生态危机的两大基本表现。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撕裂了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使人与自然处于紧张的对抗关系之中，将人类命运引向了危险之境，是一条“不归路”。
党的十以来，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从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视角出发，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做到：持续发展生产力，保持高产出；持续降低消耗和排放，从而不断消弭物质变换的裂缝。要实现这一目标，绿色发展是必然选择。
绿色发展就是要实现发展过程的绿色化，即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转变将自然看作材料来源地和废弃物存放地的传统观念，将自然资源环境纳入到发展的内在因素中来，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永续发展。离开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就会沦为美好但空洞的梦想。因此，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巩固和加强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开宗明义地规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治党是党建工作的基础工程、保障工程。2015年《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了“绿色化”概念，即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方面面，制度治党绿色化、建立健全绿色制度理应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
巩固和加强党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中的核心领导地位，首先要深刻认识绿色制度。绿色制度既是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制度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既要深刻认识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和战略布局，以及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与主要内容；也要辩证认识绿色发展与党的制度建设的关系：党的制度建设关乎绿色发展的前途，绿色发展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此，我们更要深入认识党绿色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逐步建立健全针对领导干部的绿色制度体系。
其次，要不断完善绿色制度。从党的建设内容来看，除了强化绿色政绩考核、绿色责任追究、绿色党内监督等制度建设外，还要加强党的绿色思想制度、绿色组织制度、绿色作风制度和绿色廉政制度建设。从绿色发展内涵来说，既要建立领导干部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绿色制度，也要建立领导干部发展绿色经济、构建绿色产业，以及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等方面的制度。
此外，还要严格执行绿色制度。党内绿色制度目前虽然还不尽完善，但已经制定了相关制度。我们不仅要认真学习关于绿色发展、从严治党系列讲话精神，增强领导干部执行绿色制度的自觉性，还要深刻领会相关绿色制度的要求，这是执行绿色制度的前提与基础。
建立绿色考核制度，落实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
厘清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之间的关系，形成绿色党内监督制度。2013年，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性的民生福祉。我们要把自然生态问题上升到政治生态问题的高度，以对待政治生态问题的严肃态度来对待自然生态问题，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怠慢。推动制度治党绿色化，需要将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当前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党内监督，用好巡视这把“利剑”，加大环保督察巡视力度，督促党政领导干部落实绿色发展主体责任，引导领导干部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确保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同时，也要确保自然生态山清水秀。
厘清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建立绿色政绩考核制度。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经济，最终将无以为继；为了生态环境保护而暂缓经济发展，获得的将是更加持久和有效的发展。在当前生态环境趋向恶化的情势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推动绿色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绿色政绩考核制度，将资源、环境、生态等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中，促使领导干部自觉围绕绿色发展开展工作。
厘清不同生态环境责任人之间的关系，完善绿色责任追究制度。推动绿色发展要抓住“关键的少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定落实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绿色发展责任制，对造成严重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责任人进行严格追责。2015年7月，《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正式出台，为党政领导干部严格履行生态环境责任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在实践中，生态环境问题因其特殊性和复s性，可能会使绿色责任追究制度处于有责难追的尴尬境地。生态环境问题具有滞后性，有些环境后果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显现，而原来的责任人可能早已离开、不在其位。此外，生态环境问题具有跨地域性，其环境后果可能在异地显现。因此，厘清不同生态环境责任人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责，各担其职、各负其责，是当下完善绿色责任追究制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前，绿色发展之路已成为民众的共识。我们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坚持推进制度治党绿色化。
（作者分别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幸福观视角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反思与前瞻研究”（项目编号：13BKS0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德]卡尔・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②蔡陈聪、王艳：《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一、树立“绿色教学”理念，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的前提
在高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人们喜欢纯净的“绿色”，吃“绿色食品”，用“绿色产品”。什么是“绿”？杨叔子院士说：“：绿者，自然也。第一，‘顺’人、事、物本身之自然，‘扬’此自然的积极方面，不为违背自然之事；第二，‘和’人、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协调而共同发展，不为不‘和’之事。显然，对人的教育不‘绿’，对人脑的开发不‘绿’，那人同他人、同社会、同自然的关系又怎么能‘绿’？”绿，是生命之色，生命之源，也是教育之色，教育之源。“绿色”代表生命代表未来。“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现代教育应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而形成一体的‘绿色’教育！”实施“绿色教育”，其基本目标是要向社会播种“绿色”的种子，让学生和周围的人，维护和关爱生命之色、生命之源。所以“绿色教育”，实质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在“绿色教育”理念指导下，我们的课堂也应该进行“绿色革命”，提倡“绿色教学”。什么是“绿色教学”？那些流淌着生命活水，注重情智生态平衡，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定基础的教学，就是“绿色教学”。绿色教学的本意，应该是顺着学生自然的天性，发掘学生的内在潜力，使学生愉快地学习、接受知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
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要求政治教师充分认识和尊重学生的自然天性，明确学生一生发展中真正需要什么知识、能力、情感等。只有尊重学生现实的特点和未来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才会真正有生机和活力。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开展教育教学，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有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的基础
互相尊重、坦诚相待的新型师生关系，有利于提高课堂学习的实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情商，有利于学生开展健康的人际交往，因而有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尊重学生天性的需要，是构建思想政治课“绿色课堂”的基础。
要赢得学生的尊重，先要学会尊重学生。要想成为受学生尊重和喜欢的教师，首先要学会尊重和喜欢自己的学生，学会尊重学生自然的天性。思想政治课教师所带的班级多，接触的学生多，因而与学生个体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少，这就需要政治教师更要深入了解学生。其实，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风景，我们也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个性，提供展示个性的平台，允许学生说说自己，谈谈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当学生在老师面前真正说心里话，谈真实想法，教育教学就已成功了大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让学生认识到老师在说真话，在真关心自己。一副师道尊严的样子，是难 使教师走进学生中间的。学会与学生一起学习，学会向学生学习，让学生感到老师离自己很近，教师就是一个真正指引自己不断成长的朋友。当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能记得与老师一起学习、一起探讨的情景，懂得运用所学的知识造福于社会，这样的教学才富有绿色的生命力。
三、实现课堂教学“四化”，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的关键
对思想政治课，许多学生会觉得“难”、“枯燥”，甚至“假、大、空”。那些现成结论式的、步骤教条式的、书山题海训练式的教学，带给学生的只能是对思想政治课的厌恶。要让课堂成为师生乐教乐学的地方，需要改变这些传统的落后的教学模式，要求构建让学生愉快学习的平台，还思想政治本来面目。实现课堂教学“四化”，即实现教学情景生活化、教学方式活动化、教学手段现代化、教学评估多元化，这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的关键。
1、教学情景生活化。思想政治课难 得到师生的喜欢，一方面因为其内容的理论性过强，使师生觉得它高高在上难教难学；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教学中确实存在“从课本来，到课本中去”的问题，缺少与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实际结合，使教学缺少“绿色生机。定位课堂，应该通过引入生活事件，设计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营造逼真的教学环境，使学生在特定的情境、角色、任务中去学习思想政治。变狭小的课堂为广阔的交际空间，使思想政治教学不是孤立的死记硬背，而是活生生的反复亲历体验的过程。在”绿色“的养料中，让学生主动汲取知识，激发兴趣，培养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素质。教学情景生活化可以缩短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缩短学生与教材的距离，缩短学生与生活实际的距离，这无疑能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知识、学会运用知识，有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2、教学方式活动化。美国教育教学流行一句话：I hear ， I forget . I see ， I know ， I do ， I understand！（我听了，我忘了。我看了，我知道了，我做了，我懂了！）这句话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师，在具体工作中应该充分考虑学生，不要让学生成为听众，应组织他们多看，多做，多参与合适的活动，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我们可以让学生带着问题看书、讨论问题、辨论问题等；可以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如要求学生一学期内至少调查、研究一个问题，形成初步研究成果（如调查报告、小论文等）；可以组织学生，针对一定的学习内容和事例，开展演讲比赛、知识竞赛、漫画比赛等。这种寓教于活动中的做法，易受学生的欢迎，易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合作和科学探索的精神。教师要敢于放开手脚，大胆让学生参与活动，创造思想政治课堂绿色生命。
3、教学手段现代化。“绿色教学”，要注意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即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运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传统的教育媒体，幻灯投影有像无声，录音机有声无像，录像电视虽声像俱全，但制作需要专门的设备。教学手段要不断创新，利用计算机开展辅助教学，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到图文声像并茂，向学生提供形式多样、功能各异的感性材料。形象生动的画面，言简意赅的解说，悦耳动听的音乐，以调动各种感官功能，增加教学的魅力。由于思想政治课每周教学的内容不多，一般一周两课时，这比其他学科在课件制作上要省力，我们有条件的学校，应该坚持用课件上课。教师要学会自己制作课件，更要学会利用网上现成的资源，采取“拿来主义”做法。一般我们应先下载网上课件，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修改，一个个方便实用、材料丰富的课件就可以为教学服务了！
关键词：转变方式；政治教学；绿色发展
在当前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背景下，绿色发展已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十二五规划首次以绿色发展为主题，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规划”，标志中国进入“绿色发展时代”。绿色发展的核心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教育发展的核心是以学生发展为本。教育绿色发展的实质要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最早提出绿色教育理论的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提出的。他在一次中小学校长论坛上作了题为《现代教育：绿色・人文・科学》的主题发言，提出了“绿色教育”这一新理念。他指出“以‘绿’育人，而非其他。”杨叔子说：“人是有感情、思维能力、精神境界与个性的，或者说是有‘灵魂’的。‘育人’主要是开发人脑，化育‘灵魂’，而绝不能加以污染与破坏。”
应“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因材施教。作为教育者，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学生成绩是绿色的吗？学生成绩的“单位能耗”是多少？我们的教育发展是否也存在“三高两低”的现象？如果存在，那我们教育“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又是什么？作为一名从教二十年的政治教师，应顺应时展的趋势，及时转变政治教学方式，推进教育绿色发展。那么怎样转变政治教学方式，从而促进教育绿色发展呢？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转变学习方式，促成绿色发展
教师要转变教学方式，学生首先必须得转变学习方式，从死记硬背到灵活运用，从“逼着我学”到“我要自主学”，比如，在讲必修一《经济生活》时候，可以让学生去参观本地的中小企业，讲必修二《政治生活》时可以让学生组建社会团，比如模拟法庭，模拟联合国，访问身边的人大代表，观看视频“明星参政议政”等等诸如此类活动，在高一、高二都可以展开，这样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老师的教学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学习方式的转变既是丰富了学习内容，更是转变了学习方式，促进了人才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促成了教育的绿色发展。
二、打造高效课堂，促进绿色发展
要打造高效课堂，提高教学活动的单位时间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首先必须对教材加工处理即根据知识本身的内在联系重新整合，然后确定各种课型，节约讲授成本；其次导入新课既要新颖又要简明扼要，最好是三分钟左右要进入正题。第三，课堂讲授不要面面俱到，要有的放矢，教师只讲重点、难点、易错易混点，学生能自学完成的部分坚决让学生自学完成。第四，合作探究，知识拓展一定要精心设置，知识的拓展要有针对性和时政性，而且要有思维度。第五，课堂内（外）的练习都要精心准备，精挑细选，做完之后，必须先让学生呈现答案，再由学生进行互评，尽量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在长期的政治教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活而不乱，实而不死，新而务实，严而有爱”。
三、提升学科素养，推进绿色发展
政治学科的素养既有时政素材的积累，更有新闻评析的能力、辩证思维能力、自我展示能力以及长期的政治学习中形成的既严谨又开放，既规范又变通的处世能力。政治教学特别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对时事政治的积累，可分两步走：一是在平时注意把当月的重点时政记录下来，稍作归类。可以分为政治类、经济类、文化类、科技类、体育类等；二是利用课前五分钟，根据时政材料，进行展示和评析，引导学生从政治的角度进行思考。利用课堂来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比如举行辩论赛来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自我展示能力，利用课间五分钟来提升学生的新闻评析能力等。
关键词:发展理念;创新路径;思想政治教育
一、坚持创新发展，立足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
创新为发展提供有效动力。思想政治教育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其理论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实践发展的价值诉求，都需要创新发展。只有坚持创新发展，才能有力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才能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第一，借助互联网新平台，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当今世界是互联网技术大热的时代，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也日益多样化。以新媒体为代表，其个性化、大众化、便捷性、交互性等特点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极大增强了教育效果。因此要充分挖掘互联网技术的优势，找到互联网平台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契合点，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效推进。第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充分施展载体功能。充分发挥载体功能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至关重要。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业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互动交流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要适应新时代，坚持创新发展，利用科技进步带来的平台，积极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类App，增强教育效果。第三，立足育人本职，创新教育评价和反馈机制。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环境与时代背景的变化相适应、相融合。新的时代背景产生新的实践活动，因此，为了更好地检测教育效果，增强教育的效度，充分发挥教育的育人功能，就必须有新的评价和反馈机制。第四，更新实践活动方式，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学科。新的时代关照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开展文明城市、文明社区线上评比等活动，提高人们的思想品德，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行社会调查访问等，进而加强对社会基层的了解与掌握，使受教育者加深理解党的理论与政策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参加有意义的社会公益活动，到边远地区支教、做义工等，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二、坚持协调发展，注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效果
协调发展理念强调把握整体的发展态势，合理优化部分，统筹外部资源，协调内部活动。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要与其他教育活动协同推进。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系统的一个要素，因此为了满足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自身诉求，教育者要科学合理地制定教学任务与计划，注重发挥整体效果，统筹各方优势，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活动协调发展、协同推进。第二，教育内容要与教育环境相协调，做到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时代的巨轮急速航行，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时代进步的浪潮中，要坚定发展方向，始终以党的政策为导向，把握主流意识形态，针对受众具体情况科学调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三要素相和谐。也就是要处理好教育者、受教育者与教育媒介三者的关系。首先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要平等对话，建立新型教育关系。其次，教育媒介要与教育双方相适应，教育媒介包括教育方法的运用、教育内容的选择等，教育媒介的选择要以人为本，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自身情况着手，视具体的教育情形而定，灵活运用才能事半功倍。
三、坚持绿色发展，追求思想政治教育健康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关注的是发展的可持续性、长远利益、全面性和健康的发展。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绿色”。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长“绿”常新，既要顺应时代，积极学习新思想，也要去粗取精，呼唤责任担当意识，发扬我国传统优良文化，为传统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要“绿色”。牢固树立生态意识，在形式上体现生动具体而又丰富多彩的特征，在效果上体现出弘扬正能量的时代特性。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要“绿色”。不断深化绿色、低碳、环保等理念，构建生态教育与人文关怀融合的绿色教育模式，构建社会民众精神领域的绿色家园，培育健康的“生态人格”，打造合格的绿色公民。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要“绿色”。基于绿色理念，创优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和运行机制的发展完善，加强网络空间传播内容和行为的法制监管等。
四、坚持开放发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活力
当今社会是开放性、全球性的社会，坚持开放发展，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活力。全球化时代，固步自封难以进步。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应开放胸怀，迈开步伐，既要以学习的姿态吸收外来文明的优势，以他人之长来补己之短，更要借此传播我国优秀文明成果，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必须秉持开放的态度对待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过的问题和教训，以开放的理念对待不同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内容的实践探索，从中得到启迪;还要以开放的理念借鉴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新模式，在观点的交流碰撞中实现双赢;必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开放性，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有利因素，坚持为我所用;必须秉持开放态度，不受传统形式的禁锢，重视当前青年一代的思想意识发展现状，选择合适的教育载体，发挥互联网的思想政治教育阵地作用，传播主流意识声音，实现正面思想的价值引导作用。
五、坚持共享发展，回归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党为了培养阶级所需的、符合一定社会规范与要求的人才而进行的教育活动，是党的众多工作的一部分，因此这一教育活动要体现和贯彻党的工作宗旨: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为人民服务，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的理念。
作者:苗琪琪 单位: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